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351节
中共领导人对于国际合作的无经验和偏激般的意识形态，在合作的价格无问题上表现的特别突出。
中国向苏联寻求武器装备等方面的支持，埋下了日后“还债”的伏笔。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苏联对中国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支持，往往附加了条件。
早在1950年2月毛泽东访苏期间，中苏双方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宣布对华提供3亿美元贷款用以购买机器等物资。苏联要求“将中国不再使用的全部剩余的钨、锑、铅、锡提供给苏联政府”，期限为14年，前4年以易货方式提供，从1955年开始作为偿还贷款的供货。苏方要求的数量令在莫斯科谈判的周恩来颇感为难： “钨第一个两年每年8000吨，第二个两年每年9000吨，最后10年每年10000吨；锑第一个两年每年6000吨，第二个两年每年7000吨，最后 10年每年8000吨”。上述战略物资中国确有一定储藏量，但开采和生产极为落后。如解放前钨砂最高年产11458吨，而1949年仅2767吨。这些战略物质自给略有剩余，要到达苏联提出的要求，却显然力所不及。
经过周恩来斡旋，苏方最后接受了中方要求“免除铅、减少锡和锑的供货”的请求。不过，苏联提出的这个附加条件使毛泽东感到莫斯科处事的盛气凌人。针对这种情况，中方在起草关于贷款的议定书时，特意首先提到：“鉴于苏联缺乏战略原料(钨、锑、铅、锡)的困难状况，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帮助苏联政府，同意将中国不再使用的全部剩余的钨、锑、铅、锡提供给苏联政府”。
这个文件发回北京让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刘少奇给远在莫斯科的毛泽东发去电报说，政治局会议认为贷款议定书前言中帮助苏联政府数句似可删去。但毛泽东坚持这种说法，他在复电中称：“借款议定书前言数句，意即为中国对苏联之报酬，不宜删去。”显然，因为这种条件表明中国得到苏联贷款并非是单方面的求援，而同时也为苏联提供了帮助。
1950年2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苏联的谈判，属于国与国之间正常的经贸关系，没钱也没有近现代工业的中国，需要苏联帮助，人家苏联虽然是社会主义国家，毕竟不是地主，不可能让中国“打土豪”——就是地主也不肯随随便便让人打土豪。
共和国的第一次关系国运的外交，最重要的三个当家人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第一次和完全西方的斯大林开始打交道，首先是潜意识的民族习俗的交锋。
汉族人是最标准的宗亲社会，是最标准的“小集团不分你我”。
《红楼梦》创作于清朝中期，非常形象的描写了中国的传统社会，功勋贾家是宁荣两大支，在财产方面是有各自的系统，其实，就是在荣国府内部的管理也是非常有规可依的。但是，宁荣两府在财产方面的最高拥有者，其实并不那么一清二白。荣国府要迎接贾元春省亲，修建省亲别墅，宁国府的贾珍非常大方的将宁国府的一块园地献了出来。
普通的人家，父母养了几个孩子，父母不但是财产的拥有者，也是生产劳动的组织者，更是财产的分配者和协调者。
父母如果有三个孩子，首先是集结力量让老大成家立业，然后是集结力量让老二成家立业，集结力量让老三成家立业。在这个过程里，兄弟们力量的集结一般是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并不讲回报的。
当然，贫门小户，兄弟们为了财产争的头破血流也是正常的，但，中国的文化规矩：既然是兄弟，账不能太清楚——当然，亲兄弟有时候也要明算账。
马克思创立共产主义的时候，最高的追求是整个社会财产公有而按劳分配，财产共享的阵线标准是阶级而不是国家。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中国的传统思想非常的贴合——中国的确是最有共产主义民族传统。
《礼记》规范了汉民族的最高理想：“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 选贤与能， 讲信修睦。 故人不独亲其亲， 不独子其子， 使老有所终， 壮有所用， 幼有所长， 矜、 寡、 孤、 独、 废疾者皆有所养， 男有分， 女有归。 货恶其弃于地也， 不必藏于己； 力恶其不出于身也， 不必为己。 是故谋闭而不兴， 盗窃乱贼而不作， 故外户而不闭， 是谓大同。”
大同社会的憧憬与马克思的设计相比，更加的形象而合理，只不过实现的途径是“思想教育的不患寡而患不均”而不是“科学大生产”。
共产主义的实现，必须依靠科技大进步。
就政权的获得而言，无论政治斗争还是军事斗争，都是最残酷的，那一个两万五千里长征，到现在为止，是人类历史远征的最高纪录，如果没有崇高的意识形态追求，仅仅是个人利益，不会有如此崇高的集体吃苦。
共产党理所应当的认为，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大家人人平等而真诚的相互帮助。新政权初建，非常的困苦，当然要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求帮。
苏联虽然是中国的邻国，但，两国的文化根基是不同的。中国的文化根基是追求互帮互助的大同，西方的文化根基，不管是农业文明还是牧业文明，都特别强调“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资本来到世间，残酷的剥夺和生产的无序，让一部分思考者看到私有的局限和罪恶，于是，提出了废除私有制的思想。
中国人对于“大同”是从骨头里追求，西方人对于“共产”是理性的思辨。表面看，理性的思辨比感情的追求更加逻辑，但，实际生活里，理性的思辨是斗不过感情的追求。
西方人信仰共产主义是为了解决现实的问题，如果实践出现了偏差，他们很容易调整方案而没有心理的负担。中国人信仰共产主义是几千年的文化传统，这是骨头里的民族记忆。
就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实践而言，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经济困难都是最巨大的经济失误，几亿人口竟然能够齐心协力共度危难而没有发生大规模的骚乱，就理性和人性而言是不可理解的。唯一的解释，已经憧憬大同社会几千年的中国人愿意跟随毛泽东、跟随共产党苦熬。
就心机而言，拥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绝对是一个智慧的民族，但，从骨头里带来的“大气”，让刚刚登上国际舞台的中共领导人艰难的适应着国际关系的“阴暗”。
面对苏联在正常国际贸易里的过分刁难，周恩来的态度是“斡旋”，苏方最后接受了中方要求“免除铅、减少锡和锑的供货”的请求。
作为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感受到也不能忍受莫斯科处事的盛气凌人。
我不是来求人的——从真实的国情而言确实是求人——我是来搞友好交往的。
因为国家的贫穷必须求人，毛泽东也只能忍一口恶气，但，毛泽东一定要在外交上找回国家的体面。
按照苏联的文件，中国必须用苏联需要的矿产还贷款。
毛泽东改变了这种思路，他说：“鉴于苏联缺乏战略原料(钨、锑、铅、锡)的困难状况，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帮助苏联政府，同意将中国不再使用的全部剩余的钨、锑、铅、锡提供给苏联政府”。
毛泽东说，中苏之所以能够达成协议，不是中国需要苏联的贷款，而是苏联需要中国的战略资源。
刘少奇在北京的政治局会议讨论认为毛泽东给苏联提供帮助的讲法似可删去，因为他不符合实际。
毛泽东坚持这种说法，他绝不肯输掉这口气。
建国初期就中苏贷款的争议，表现了周恩来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也缺少大方向的缺点，表现了刘少奇的实事求是和对于经济的关注，表现了毛泽东对于民族尊严的刻意追求。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352节
对于抗美援朝，即使历史演进到现在，仍然有太多的人强调中国为社会主义阵营做出了多么巨大的贡献和对朝鲜做出了多么巨大的帮助。
什么是抗美援朝？答案是八个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抗美援朝，是手段。
保家卫国，是目的。
站在朝鲜的角度，中国出兵挽救了朝鲜政权的存在。
站在中国的角度，中国出兵朝鲜，在朝鲜的土地上挡住了可能侵略中国的美军。
站在苏联的角度，中国出兵朝鲜，是苏联对外争夺里获得一次外交胜利。
美军已经侵略朝鲜、美军可能侵略中国、美军不可能直接侵略苏联。
因此，抗美援朝，苏联只卖武器，他之所以付出最少是因为利益伤害最小。二战之后，斯大林在整个欧亚大陆和美国展开激烈的争夺，朝鲜只不过是战场之一，胜利了是一场胜利，失败了无关大局。
抗美援朝，对于朝鲜来讲，是活命的必须，是悬崖边抓住的救命索，他不但要集结一切可以集结的人力、物力，还必须提供战场。
对于中国来讲，抗美援朝不仅仅是保家卫国的现实需要，还是共产主义信仰的追求，也是革命后对于百年国耻的出一口恶气。
得到苏联提供的军需装备后，志愿军在朝鲜是意气风发。1953年初，志愿军在朝鲜战场的军事实力，无论是兵力、装备、训练、工事和交通，还是弹药和粮食储备，都处于开战以来的最佳状态。在朝鲜领导人越来越感到战争造成的疲惫不堪，越来越感到必须休战的同时，中国志愿军部队则是“决心大、信心足、情绪高”，准备打好赢得最后胜利的“过关仗”。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针对美国新政府宣扬的“放蒋出笼”、封锁中国等威胁性政策，毛泽东于2月7日做出了铿锵有力的回答：中国准备将战争进行下去，“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志愿军帮忙帮上了瘾，帮的朝鲜心焦如焚，因为这战争继续打下去，朝鲜的经济就太苦了。
对于毛泽东和中共而言，决定抗美援朝，实在是一场太大的军事冒险和政治豪赌。因此，中共认为自己抗美援朝是对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巨大贡献：你苏联都不敢出兵，我来了，你们必须感激吧？
朝鲜战争爆发后，为了解决战场的燃眉之急，中国不得不一再向苏联提出贷款的要求。斯大林出于对苏联远东利益的考量，急切希望中国参战，表示可提供所需各种武器，苏方还提供技术和设备帮助中国建设兵工厂。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苏联总共向中国提供了64个陆军师、23个空军师的装备，大部分装备系有偿(半价)提供，为此中国欠下苏联军火债30亿人民币，在当时折合13亿美元。后来苏军从旅顺撤退时，又移交了折价9.8亿人民币的装备。这些军事欠款，占了上世纪50年代中国对苏欠款总额的六成左右。
师哲曾回忆说：“我们和苏联谈判时，只谈到军火的数目，而没有谈军火的价格。”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长期过惯了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对商品经济很不熟悉。一向以办事精细著称的周恩来私下对师哲说：“我们接受苏方的军火，是作为他们对抗美援朝的贡献而接收的。”长期在苏联生活过的师哲回答说：“他们办具体事情的人不会同意我们不付钱的想法。”
事后证明，并非是 “办具体事情的人”要同中国算账，斯大林本人的态度也是如此。作为替代，1953年5月15日中苏两国签订的协定规定，在1954年至1959年间，中方向苏方提供钨砂16万吨、铜11万吨、锑3万吨、橡胶9万吨以及相当数量的农产品，作为对苏联援建项目补偿的一部分。相比之下，“二战”中，苏联从美国得到的约100亿美元租借物资，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象征性地偿还了3亿美元。
根据《中国财政统计》中公布的数字，从50年代初至1960 年，中国对苏联已经还债33亿元人民币，即已将所欠的武器债务基本还清，此时所欠的债务不是抗美援朝的军火债务，而多是“大跃进”两年间因不能按合同交货拖欠下来的贸易债务，以及接受旅顺苏军撤出后所留装备的收购费，其总额折合23亿人民币。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提出召回在华的全部苏联专家。随后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倡导自力更生，他指示周恩来算一下要多少年还清苏联欠帐。周恩来把帐算出来，说最快也得十年。十年太长了。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延安时那么困难，我们吃辣椒也不死人，现在比那时好多了，要勒紧裤腰带，争取五年内把债务还清。于是政治局决定，各省成立外贸小组，挤出东西来还债。
当时，尽管全国普遍遭遇大跃进后的大饥荒时期，但国家还是拿出苹果、鸡蛋等农产品来还债。对于当时的情形，北京大学学者李零曾回忆说，“后来，两边(中苏)越搞越僵。我只记得，我牙不好，怕酸，苹果和梨，我挑梨。大家都说，好苹果都送到苏联还债了。只要是苹果，肯定是酸的。”据说最初中国抵债的农产品曾遭苏联方面刁难——“鸡蛋、苹果过筛子，大了小了都不要；猪肉要卡一下膘，肥了瘦了都不行”。
4年后，中国最终提前一年还清了50年代苏联的全部贷款和利息，为此，周恩来在当年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曾说明：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十四亿零六百万新卢布，已经按期偿还了十三亿八千九百万新卢布，剩下的尾数一千七百万新卢布，我们已经向苏方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
1965年10月，中国又还清了苏联1961年的50万吨蔗糖贷款和贸易欠款。至此，所欠苏联的全部债务完全还清。同年12月3日，外交部长陈毅接见日本记者时宣称：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没有任何外债的国家。这时，由于政府一并清偿了国内公债，“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成为国内宣传中自豪的话语。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对苏联的还债，一方面经受了朝鲜战争以及大跃进后国内大饥荒的严峻考验，另一方面，中国在国际债务中严守信用，也成为此后多年国外愿意对华大量投资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很大程度上显示了中国人的志气。
站在今天的历史视角，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之间的的争纷大部分是政治纠纷，多年后，我们也不能说我们都对，也不是说我们都错，唯独这个外债纠纷，中国感觉非常的愤怒和不舒服，但，我们必须实事求是的讲，借贷是讲究效益的，而且，底线是必须有政治成本——谁都不会借钱给自己抵触的政治势力。
国际间借贷非常正常，这种借贷除了经济利益更有政治利益，贷方讲究利益，借方也讲究利益，国际借贷关系正如一般社会的借贷关系，合同缔结前，贷方是想方设法的提高条件，合同缔结后，借方是想方设法赖账。
苏联是否借钱给中国，正如我们是否借钱给朋友，考虑的唯一因素就是个人利益。
新中国成立，中国搞建设需要物资和技术，自然而言的心理感觉就是苏联理所应当给予中国帮助。
汉民族的这种理所应当的兄弟互帮心态，一直到今天仍然非常负面的影响着对于历史的评价，特别是影响着中苏关系的评价。
从领导人到民众，都感觉苏联的无情无义，是评价中苏关系的致命障碍，也是评价中朝关系、中越关系的巨大负面心理。
我们是兄弟，所以，你们理所应当给予我们帮助。
我们，虽然是兄弟，但你们也要珍惜我们的付出。
作为中国人，作为共产党员，我有基本立场，我爱党，我爱国，不过，我的理智告诉我，国际交往正如人际交往，除了不可调和的敌我矛盾——日本一定要吞并中国——之外，有相当一部分矛盾的诞生是因为偏激的认为自己一切都对，有相当一部分矛盾的扩大是因为偏激的认为自己的一切是真理。
人世间有无数的热恋，这无数的热恋并不一定能够成为伴侣，走进婚姻殿堂的伴侣又有多少最终同床异梦乃至于分道扬镳。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353节
中国和苏联，因为有太长的陆界——中亚的哈、吉、塔等三国还没有独立，美国和加拿大的边界长度是8891公里，蒙古独立后，中苏边界是7600公里。两个国家有如许长的边界，无论如何都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苏联成立之前，沙皇俄国是鲸吞土地的强盗，中国是列强盘里的一盘大菜。中国有这么一个恶邻居，实在是倒霉的很。
十月革命后，基于共产主义的信仰，苏共对于领土的追求降低了烈度，但，大国沙文主义的历史影响和在帝国主义世界里构建安全防波堤的战略需要，苏共也有侵略的倾向。不过呢，时代毕竟是变化的，苏联的时代已经不可能像沙俄时代那样肆无忌惮的欺负人。比如，1945年，美苏英大国协商对日作战，美国逼迫中国让步给苏联以换取苏联对日宣战，按照过去的国际算账，苏联一般是要直接拿掉土地的，格于国际潮流，苏联谋划了外蒙古的独立。这外蒙的独立与苏联的直接吞掉，与中国的利益相比，差别并不大。不过，对于苏联的外交而言，还是有构建正常国际关系的一点运味。
新中国成立，迫于外交的孤立和国力的贫弱，还必须寻求苏联的帮助。
中国是大国，历史时期有“奉天承运”中华帝国的心态，现在国弱求人，难免特别的敏感。
新中国初期的领导人，也真的很难，想扬眉吐气的当家作主，腰杆子不硬啊。
新中国初期，毛泽东利用抗美援朝和斯大林讨价还价，作为大战略家，斯大林已经非常准确的判断出毛泽东的民族志气和政治手腕的天分，于是，坚定的压抑着毛泽东。
二十余年来，毛泽东和中共受了斯大林太多的气，毛泽东只能忍受，虽然共产党人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仿制成功了相当一部分军工，但，距离独立的完备的重军工体系，还有巨大的差距，这种差距，如果以中国科学家的聪明和能干以及苦干，确实可以干出一定的事业，不过，关起门来搞建设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还了。
这是一个必须相互交流相互帮助还要相互提防的时代。
赫鲁晓夫是命运送给中国的机遇。
就国家而言，斯大林留给苏联一个强大的重军工和横扫了欧亚大陆的红军。1945年二战胜利后，要说苏联是世界第一，那个差距太大了，可是，世界第二那是无人敢于不承认的。为了这一天，斯大林想尽了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极端牺牲了民众的生活利益，尤其是农民的利益。实事求是的讲，如果站在1945年看斯大林的治国方略，我们必须承认他是伟大的战略家，当然，他的治国方略其实是托洛斯基的。不过呢，和斯大林相比，托洛斯基有远见、有能力，短缺的是政治家的手腕。
如果，苏联领导人，借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雄伟，缓慢调整经济体系全面发展，试看将来的世界，必有苏联的赤旗飘扬。
二战结束，斯大林在尽可能与美国展开争夺的同时，以政治家的手腕掌控着节奏和强度，在西线，1949年5月15日，苏联和美英法达成协议和平解决了第一次柏林危机，在东线，面对麦克阿瑟的联合国军，斯大林表现的非常的稳定。
就朝鲜战争而言，因为彭德怀指挥志愿军挡住了麦克阿瑟，于是，毛泽东的决策就成为天才。
从10月1日晚 要求中国出兵，到19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渡过鸭绿江，仅仅18天。但对毛泽东来说，却似乎是走了一个漫长的路程。在这决策的过程中，一个一个的困难出现在他的面前。他要对世界大势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对敌我友三方的情况和发展趋势进行全面的了解。在复杂多变的情况下，要能应付自如，迅速作出决断。更重要的是，要以充足的理由耐心地去说服自己的战友和同志。
如果没有彭德怀，毛泽东这个决心是艰难的，而且，即使下了决心，如果将领们怯战而明顶暗抗，毛泽东也没有办法。
解放战争时期，林彪和粟裕，一个就辽沈战役，一个就跃进江南，都和毛泽东发生了长期的争论。
1948年2月7日，毛泽东曾电问林彪：“你们上次电报曾说锦州方向无仗可打，该方向情况究竟如何？”并以商量口吻说：“如果我军能完全控制阜、义、兴、绥、榆、昌、涞地带（即锦州地带），对于应付蒋军撤退（关内）是否更有利？”
林彪则担心主力从北满南下，远道攻打锦州，如攻不下，敌援军一到，将陷我军于被动地位。所以，他再三提议先打长春。
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直到10月4日凌晨，毛泽东和林彪才实现了思想一致。
争论了八个月！
朝鲜战场的紧张局面，哪里给毛泽东如此从容不迫的机会和将领们协商？
有些朋友可能说：领导下令谁敢抗命？
问题是，如果将领在出战之前很明确的说“出战必败”你还敢派他出征吗？
有些朋友可能说：那个将领散布消极言论砍了他。
这不讲理！
打仗，打的是后勤，这是国家力量，与一线将领无关，负责的是最高领袖；打仗，打的是兵源，这是国家力量，与一线将领无关，负责的是最高领袖；打仗，打的是指挥，这是野战军司令员的综合能力，其是否能够与敌人对决，一个取决于野战军司令员自身的判断——自信——一个取决于最高领袖对于野战军司令员的信任。
麻烦在于，如果将领不自信，这仗没法打。
比如，秦赵长平大战，战败之后的廉颇坚守不出，赵王虽然免了廉颇的职但并不砍廉颇的头。
朱德反对抗美援朝，毛泽东并不生气，林彪主张在朝鲜北部跨江布阵有限介入，毛泽东也不生气，因为，每一个人的思考不同。
陈毅不但反对抗美援朝，而且主张借朝鲜战场示好于美国协调中美关系。
毛泽东有一个非常伟大的特点：允许别人和他有意见分歧，前提是争论的范畴局限于手段而不是目的。
陈毅主张借朝鲜战场示好于美国协调中美关系，固然是对美示弱且背离社会主义阵营，但，中国的确弱于美国，而且，陈毅的这种思想的出发点是中国利益——毛泽东是共产主义者，但也是民族主义者，他珍惜共产主义事业在世界的传播，更看重已经取得巨大胜利的共产主义事业的中国阵地。
陈毅有陈毅的思考，林彪有林彪的意见。毛泽东有毛泽东的思想，有了彭德怀的共鸣，才有了朝鲜战场的豪赌。
赢了，无比的光辉灿烂，输了，万劫不复。
毛泽东赌赢了，因为，不管毛泽东如何示弱，美国都不会真诚的拥抱共产党的中国，而苏联，还有可能。
已经赢得苏德战场和关东军的斯大林没有豪赌的必要。
1929年斯大林在赢得中东路战争后也仅仅夺取了一个黑瞎子岛，这种夺取虽然伤了中国的利益，但，我们必须承认，斯大林确实比较谨慎。
从1929年到1949年到1950年，斯大林在处理对外关系里一直是比较谨慎的，这种谨慎就是苏联综合国力的担忧。
斯大林，不但是苏联建设的最高领导人，就个人而言，他对于赫鲁晓夫也有奖掖之恩。
从任何角度讲，赫鲁晓夫都不应该否定斯大林，因为，否定了斯大林，就一定否定了苏共的历史。斯大林可以有缺点，甚至于犯错误，乃至于有罪行，但，绝对不能全面否定。
否定了斯大林，仅仅依托列宁是支持不住苏共执政的法理基础的。
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当然代表了苏共党内一部分人的思想，但，更伤害了与斯大林有联系的那部分人。
为了稳住乱七八糟的苏共内部和社会主义阵营，赫鲁晓夫向中共做出了巨大让步。
除了现实政治的需要，赫鲁晓夫向中国让步，还有一个个人思想：这家伙特别迷信核武器，极端低估了常规武器的作用。
于是，赫鲁晓夫对中国展开了人类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完整的大规模的军重工体系的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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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54节
于是乎，从新中国成立开始，不到十年的时间，解放军不但完成了全军换装，统一了武器的制式，并拥有了必须存在的常规军种和兵种。
历史发展到今天，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还没有完成武器制式的统一，尤其是印度的武器来源特别复杂，制式特别的混乱。
最难以想象的是，通过一五计划，中共不但拥有了完整的重工业体系为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实现了国防工业的全部自我生产。
固然，50年代中国的国防工业与美苏的军工存在代差，但在仅仅十几年的时间里，共产党人就已经能够独立生产步枪、机枪、手枪、榴弹炮、迫击炮、高射炮、坦克、汽车、舰艇、飞机、导弹，最后是原子弹，实在是了不起的伟大成就。
放眼世界，没有一个国家、一个政权，在基础如此薄弱的状态里能够完成如此巨大的成就。
毛泽东时代国民经济建设的第一个大检查是在1962年的中印边界冲突。
1962年中国和印度的边境冲突，就国际形势而言是绝对的一边倒，美苏都不可能向中国输出武器。
近代以来，中国军队的打仗，不管是内战，还是外战，武器的主来源都是国际市场，红军、八路军穷的溜光，也没有海关，固然不能国际市场购买武器，但，他们缴获的武器的主要来源也是国际输入。
在近代中国，没有国际市场的支持，中国不可能赢得对外战争——共产党的敌后战场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形态，他的致命缺点是必须把敌人放进来才能聚歼敌人缴获武器。而且，依靠缴获获得武器本身就极端限制了战争的模式和指挥的技巧。
带着脚镣手铐而在刀尖上跳舞，太难了。
1962年，解放军和印军的战争规模并不大，解放军之所以能够胜利，当然与朝鲜战争结束时间较短，解放军的敢战意志和将领的指挥技能有关，而最重要的一点其实是红色中国已经拥有了完整的武器自我生产能力。
印度固然可以在国际市场获得武器，问题在于，国际市场的武器的价格一定高于国产。
就严格意义讲，1962年的中印边界冲突才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赢得的第一次对外战争。
在这之后，中苏在珍宝岛展开了激烈的角逐。
最能代表珍宝岛冲突的是1969年3月15日和17日，因为是有准备的正面交手。
1969年3月15日的激战中中国边防部队抗击苏军50余辆坦克和装甲车以及大量步兵的轮番攻击，激战9个多小时，历经6次较大规模的炮战，粉碎了苏军3次冲击，共击毁苏军坦克1辆，装甲车8辆，击伤坦克、装甲车5辆，击毙苏联边防总队长列昂诺夫上校、杨辛中校等60余人，打伤80余人。我军牺牲12人，负伤27人。
对比1929年张学良的狼狈，我们是否感到骄傲呢？
在3月15日的战斗中，我军击毁了行进于封冻江面上的苏军当时的主力坦克T-62坦克，迫使其乘员弃车。
共产党人拥有惊人的复制能力，苏联现在更紧张的是这辆坦克被解放军缴获，他太先进了。
1969年3月17日-4月2日，在争夺苏军T-62坦克的作战行动里，我军发射炮弹1900余发，击毁、击伤敌坦克各1辆，打死打伤苏军步兵30余人。
4月，中方派出海军潜水员将这辆坦克打捞出来，之后坦克被放在北京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并以此为原型作为中国自制坦克的蓝本。
中苏珍宝岛之争，战斗的规模非常的有限，但，苏军动用了坦克、装甲车、飞机和当时的“秘密武器”“冰雹”火箭炮。解放军使用了反坦克炮、无后座力炮、40火箭筒等轻武器和岸上的纵深炮火。
和解放军相比，苏军拥有武器的优势，但，解放军也拥有武器的生产能力和研制能力。
在珍宝岛之战中，我军装备的主要反坦克武器，如75毫米无后坐力炮、85毫米加农炮和56式火箭筒等，都无法有效地击穿T-62的正面装甲，这刺激了中国坦克和反坦克技术的大发展，我军开始进行重点进行打坦克的训练，军工部门则组织了大规模的反坦克武器会战，73式100毫米滑膛反坦克炮、69式火箭筒、105毫米无后坐力炮等一系列应急装备首先投产，其后一直到80年代。红箭-73反坦克导弹、86式100毫米反坦克炮等都能够有效对付苏军T-62坦克，基本解决了当时的战备需要，并使我国的反坦克装备和技术储备至今仍居于世界前列。
珍宝岛冲突的最终结果是中方打退了苏军的进攻，战斗之后中方控制全岛。
这场冲突里，一般认为中国方面的人员损失低于苏联。
在这之后，苏联集结雄师于中国北疆，最终没敢对中国出刀。
二战后，能够敢战场上硬挡苏军的，大约只有美军和解放军，而真正挡了苏军的，只有解放军。
苏联红军好解放军都有共产主义的信仰，军队的体制战斗作风有一定的相似性，拥有武器优势和国力优势的苏联最终不敢动手，又各种各样的因素，特别是国际外交格局的影响，不过，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毛泽东时代国防工业已经有了系统性的大发展，固然还不尖端，但已经可以独立支撑一场巨大的对外战争。
十年后，解放军又杠了越军。越南之与中国大陆，面积人口均非一个量级，赢了好像并不光荣。
错！
1979年的解放军能够赢越军是巨大的胜利，因为越军刚刚赶跑了美军。越军，从上到下，全部是血战精兵，而解放军，顶层固然还是老将，中层还有一点老底子，下层军官和士兵，基本就没有战争的考验了。
毛泽东的社会建设，是否只有军重工呢？
当然不是。
最刺激中国人心，也最容易被理解为毛泽东末年中日差距的大约就是日本的高铁。
1978年10月26日，邓小平在访日期间乘坐新干线从东京前往京都，看到列车风驰电掣般行驶，他深有感触地说：“像风一样快，新干线推着人们跑，我们现在很需要跑。”
于是，随着邓小平乘坐新干线的画面在中国的电视节目里播出，一种被称为“子弹头”的、科幻一样的火车开始为中国人所熟知。邓小平这次日本访问，“意外”地成了高铁概念在中国的一次大普及。
日本高铁的牛，邓小平在高铁的讲话，正如刘华清在美国航母上的可怜巴巴。
一个民族的崛起，必须有领袖，正有马群不可以没有头马，可马群之所以不同于羊群，就在于落了单的马也是有骨气的烈士。
毛泽东对于中国国民的改造就是不认输。
中国的铁路人绝不认怂。
就在邓小平访问回国不久，中国铁路人决定进行一次高速试验。试验路段选在了线路条件相对较好的京广铁路石家庄至保定段，试验段总长131公里。线路有多好呢？有好多的平交道口。不但经常有小狗小猫自由地穿行，而且还有很多农民开着拖拉机或者牵着牛羊从这些平交道口穿过。没办法，这已经是当时条件最好的线路了。
石家庄至保定铁路隶属北京铁路局，所以这次试验由铁道部组织，北京铁路局具体实施。
为了保证冲高试验能够取得预想的效果，北京铁路局也拿出了压箱底的家伙事。牵引机车由当年从联邦德国进口的NY型内燃机车担当，5辆客车则都是国内生产的。
这是一次永载史册的高速试验。时间是1978年12月，地点是正值寒冬的祖国北方河北省。
实验的模式是，在火车头司机室里有三个人。第一个是司机，第二个人是卫生员，也就是医生，随时测量司机的脉搏与血压。第三个人是速度报告员，随时报告列车的速度。
后面5节车厢也没有空着，坐了大约100多人。主要包括铁道部有关司局的人、北京铁路局的人、铁科院的试验人员、新闻记者，当然还少不了医生。
这么危险的试验竟然坐了这么多人？干什么？要体验御风飞行的感觉吗？答案是：他们是来干活的。刚上车时，他们每个人都领到了一张表格，上面密密麻麻地标着线路第几号弯道、车站的第几号道岔等。干什么？做大数据调查。他们要忠实记录火车经过线路第几号弯道、车站第几号道岔时候的感觉，主要选项有三个：一，没有摇晃；二，有摇晃但是比较轻微；三，摇晃得很厉害。
就是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在充满了浓厚的手工特色的氛围中，这次冲高试验获得巨大成功，最高时速165公里。中国铁路的一项崭新纪录诞生了！
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让我们欢呼吧！虽然，他隐藏在历史的深处，因为宣传的不够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敬。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355节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是邓小平巨大威信的确立。在2017年的今天，毛泽东已经去世41年，邓小平也已经去世20年，相对可以公允的评价两位领袖的贡献了。
很多人因为日常生活的贫苦而过低评价了毛泽东在解决民生方面的贡献，也就不能理解为什么有那样多的民众真诚的尊敬毛泽东。
1980年10月25日，邓小平就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对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功过和毛泽东思想，讲了十分中肯、十分深刻的意见：“关于毛泽东同志功过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写不写、怎么写，的确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找警卫局的同志谈了一下，他们说，把我前些日子和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谈话向战士们宣读了，还组织了讨论，干部、战士都觉得这样讲好，能接受。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
邓小平说：“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
邓小平提到与毛泽东密切关联的三个集团：老工人，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同他们联系的一大批干部。
邓小平这个讲话很好，可是，这个讲话不能解释，历史进入21世纪后，同毛泽东密切关联的老工人、土改时期的贫下中农以及与他们相联系的大批干部都已经脱离了社会生产乃至于去世，为什么毛泽东的威信仍然居高而且稳步上升呢？
大约十几天前，我在回老家的路上，偶遇一个高中同学——我们已经30年未见了。
我们谈到了收入这个非常敏感的话题。这个啤酒厂的老职工对于改革开放充满了刻骨的愤怒，对于毛泽东有着炽烈的热爱。
他提出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社会主义的体制是按劳分配，那么，薪酬代表的是劳动体现的应有价值呢还是“社会体系里的可以获得的价值”呢？
直白一点，一个企业的总经理，他的劳动价值应得的报酬与熟练工人的比率如何？
1871年3月28日成立的巴黎公社规定由工人团体管理工厂，公社还规定工作人员薪水最高不得超过工人最高工资。
任何一个社会都有顶尖人员，顶尖人员的社会分工，一个是社会需要，一个是个人爱好，一个是阴差阳错。
一般模式下，相等的劳动应当获得大体相当的报酬。比如，一个物理教师和一个历史教师一样辛苦的劳动，在学历相等、能力相当的条件下，报酬应当相当。
政府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薪酬大体体现了这个标准。
企业比较麻烦，简易的标准不能有效的调动工人劳动的积极性，“我能故我做主并拥有一切”成了企业管理的逻辑。
比如，一个企业半死不活产品积压的没有办法，大家都没有饭吃，突然有一个家伙说交给我就可以大家发财。结果，这企业还真的起死还生然后蒸蒸日上了，那么，这个企业的事业如何计算？如果经理说，这个企业成功的所有功劳归他一人所有，是否真实？如果经理说，员工们最多享有他没有到任之前的薪酬，在这之后创造的更多财富理所应当归他一人所有，是否合理？问题的麻烦在于，如果没有替代者，这经理撤身一走，工人们能自生吗？
问题是，一个好好的企业生产的产品为什么就不能销出去，这责任在谁那里？企业管理当然有责任，社会管理的责任更大。
计划管理的缺点是呆板，市场管理的缺点是瞎乱造成资源浪费。
工人是企业的主人还是被雇佣者？
宪法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农民可以拥有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可以算土地的主人，工人仅仅拥有一纸合同和被滚蛋的权力，这是哪门子的主人公？
市场化后，有几个工人还敢说自己是企业的主人？
一切都在向效益看起。
让我们如何不想念毛泽东？
比如，毛泽东时代的火车为什么就不能快跑呢？
我所在的家乡正好有京沪铁路斜穿而过，我小的时候，不到40里的路程，竟然有4个小站，我们可以非常便捷的乘坐火车，缺点是慢，问题是，如此多的小站不可能不慢呀。
那么，为什么不能撤掉小站而快跑？
简单，那个时候，汽车太少公路交通不便捷，火车的多小站起到弥补汽车交通不足的现实。
1990年，我考取一个师范类专科，求学之路分三段：1、坐马车6里到乡镇的火车站；2、花一元钱乘火车走30里到邻县；3、花一元五角的路费乘汽车走60里。
为什么要这样走路？简单，公共汽车不通乡下。
1978年10月26日,邓小平一行乘坐新干线“光-81号”超特快列车由东京前往京都，列车的时速是210千米。1978年12月，中国实验的列车速度是165公里，正好是日本速度的四分之三。之所以不能用165公里的速度快跑并不是没有技术，而是没有配套的交通体系。
1978年12月，中国要实验铁路的最高速度，就要封闭道路。这条试验线路上有好多好多的平交道口，经常有小狗小猫或民众穿行其间。为了保障冲高试验的顺利进行，北京铁路局石家庄分局特意与沿线的人民公社都打了招呼，派出了大量人员在平交道口守卫，在试验列车经过时，保证不能有行人穿行。
但是，意外还是发生了，有位农民驾驶着一辆手扶拖拉机，闯过守卫人员的劝阻，强行穿越平交道口。他的手扶拖拉机刚刚跨在两条铁路线上时，意外发生了！他的手扶拖拉机竟然熄火了。
关键时刻掉了链子，更要命的是，火车已经来了。保命要紧的他，撒腿就跑，身形异常矫健——手扶拖拉机被迎面而来的试验列车撞了个粉碎。
我参加工作的1992年，因为学校临近火车站，每天都要很多次穿越平交道口。这客车一般有准点，货车就没有准头了，有时候一停就半天，有时候“拔轮就走”，这鸟火车纵窝在车站的平交路口，我们就经常的“钻火车”，就是连人带自行车在火车的两轮之间爬过去。
我们一女同事，时运赶的不巧，人刚进去，列车开动了，紧爬慢爬，人出去了，自行车碾了个稀烂。
一直到20世纪末期，我们都是过这样的日子，之所以如此，就在于铁路平交道口的另外两种选择，一个是高空立交，一个是地下涵洞，不仅仅是技术手段问题，最要命的是财政支持的问题，还有平交道口的社会建筑的问题。比如，在铁路的平交道口修建高空立交，因为高度的需求，仅仅两侧的引桥最低也需要半里路，这个引桥如果建设在一般地方倒也罢了，如果火车站附近正好有居民区——火车站附近一般比较繁荣，大面积的拆除易建需要太多的投入。
20世纪90年代，我们乡镇又通建了一条铁路，全部采取高架桥模式，从根本上解决了平交道口问题，不过呢，这种高架桥模式修建的成本相当的大，技术要求也太高，我们不可能要求毛泽东将从旧中国继承的那一点铁路全部拆掉重建高架桥模式。
从1978年12月中国铁路人的这一次实验，我们大体类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整体科技和生产力水平远远超出一般的理解，也不是一般统计数字体现的高度。
历史发展进入21世纪，“中国高铁”成了一张强有力的名片，那么，这一张名片的印制难道没有毛泽东时代的奠基和努力？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356节
反应共产党创业艰难的重要指标之一是“发电”，因为列宁曾经说过社会主义需要“电气化”。事实上，“电气化”是反应一个社会整体生产、生活水平的最恰当的指标，因为电的使用不但是生产力，更是生活力。
有一个反应河南逃荒人新旧社会两重天的电视剧叫《叶落长安》，有两个非常有趣的镜头。一个是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为贫民窟的公共厕所安装电灯照明；一个是女主人公因为粮价问题直接给毛泽东写信并解决了问题。
对于电，毛泽东在1956年写了“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豪迈诗篇。三峡发电，是从孙中山开始，无数仁人志士奋斗的目标，毛泽东孜孜以求，最终不能上马是因为科学家们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一直延续到他去世之后，一直延伸到三峡水电建成并为国家提供巨大的综合效益的今天。
什么都不懂，是旧中国留下的最艰难的遗产。新中国初建，因为国际封锁，中国需要自己解决天然橡胶问题。
天然橡胶，在国民经济里，在军工生产里，是不可短缺的战略物资。可是，基于纬度的因素，建国前中国基本没有天然橡胶的生产，而且，科学界铁论：天然橡胶只能生存在北纬17度以南，中国不存在这种条件。
怎么办？种，而且必须成功。
对于毛泽东时代经济建设的一个评价：不注意经济规律。
毛泽东确实有不尊敬经济规律的特点。
问题在于，落后国家赶超发达国家有些时候必须有自己的独创性，比如，北纬17度以北种植天然橡胶。
为了种植天然橡胶，中共成立了叶剑英为局长、邓克明为副局长的华南垦殖局，颜丹晨主演的电视剧《青春燃烧的岁月》里有一个很有趣的镜头，天天叽叽歪歪闹腾着去前线打老蒋的猛虎团团长听说叶剑英担任华南垦殖局局长，非常惊讶：那么大领导，给我们当局长？
对呀，没有办法呀，因为落后的中国人实在没有几个懂橡胶种植的，叶剑英虽然不是科学家，但，年轻的时候他曾经在马来西亚当过华侨。中国搞天然橡胶种植的最早的胶苗就来自于马来西亚，而且动用了海外情报网。
叶剑英最起码见过天然橡胶。
如果完全的遵循旧有的规律，中国海有天然橡胶的生产吗？
毛泽东是新中国社会建设的奠基者和建设者，他确立了大的方向和基本框架，在他去世后40年，中国虽然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如果仔细品味，所有的生产、生活方面，都还有他深深的痕迹。
比如，2017年8月15日，台湾发生了大面积停电事件，这一事件的出现的表面症结是因为反“核四”造成台湾电力生产已经跟不上生产生活对电力的需求，其根本原因实际是台湾社会对于社会生产理解的偏差：无论有什么样的缺点，社会必须搞基础建设。
社会建设，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急功近利的“旗杆”，一种是缓慢推进的“大楼”。
我们知道，立一根十米高的旗杆是很简单的事情，建设一幢三层的大楼就需要动用相当多的机械，推土机、吊车、搅拌机等等。
立“旗杆”肯定比建“大楼”快得多，立竿见影嘛，比如，搞旅游开发肯定比搞高铁研制、“大飞机研制”的投入少得多、见效快的多，而且，不会走弯路，不会交学费。
可是，你见过哪一个世界强国的基础是搞旅游起家？
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为搞三峡大坝和南水北调，还有那个青藏高原的天路，透支巨大，都会在短时期造成财政紧张，也必然影响国民经济的增速，也必然影响民众的生活，不过，当这些投资巨大的基础工程发挥作用的时候，整个社会建设就会一日千里。
比如，一个工程师可以很正常的建设20米的高楼，但，你平地立一根20米的旗杆就相当的困难。
当今中国，超过百米的高楼已经多到无法统计的程度，请问：你见过平地而起的百米旗杆吗？
工程师能建500米的高楼，谁能立500米的旗杆？
历史发展到21世纪，我们谈论中国的经济发展之所以必须讨论毛泽东，就在于毛泽东对于中国是创建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及社会生产的大方向，我个人理解，大体是以下几个方面。1、所有制方面的公有制和集体制基础，这一点在今天仍然是社会经济主体，大工业的国有为科研进步提供了物质基础，土地的集体所有稳定了农村的基本生活，教育、医疗、供销的国有体系确保了基本民生——改革开放后，很多人诟病供销系统，90年代后期，供销系统生存的非常艰难，现在，拥有完整的网站体系的供销社起死还生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2、毛泽东确立了中国经济发展“只管需要”而不讲效益的“供给体制”，这种轻市场或者压根不管市场的体制，在管理方面的确缺少灵活性而且也不利于效益，当然，在某种程度也不利于发挥积极性，可是，他特别有利于国家集中力量搞基础建设和科技攻关。3、毛泽东领导社会经济建设，非常偏重人的主观能动性而忽略客观规律，这确实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不过，他这种思想又具有相信人的自我奉献强调人的自我成功的一面，最起码，毛泽东时代被宣传的大多是底层的小人物，这种对人性的相信加上分配的“平均性倾向”，非常容易被弱势群体喜欢，特别有利于塑造主人公心态，很多人不能理解，为什么在毛泽东时代，巨多的人享受着最低的生活标准甚至于被委屈着偏偏还有巨大的贡献，比如袁隆平搞杂交水稻，其关键就在于毛泽东给与每一份工作，从工程师到掏粪工人，一个祖国需要、服务人民的意义，反过来讲，改革开放在经济刺激方面确有成效，但，他的致命缺点是将人生等同于钱——生活绝对离不开金钱，如果社会整体向前看，那也是大麻烦。4、毛泽东确立的社会主义经济从骨头里重计划，固然他本人经常突破计划。
前一个阶段，有一个台湾朋友发帖子，谈论大陆社会发展性不同于国际舞台的一点。
“近几天，美国、欧洲等地区的媒体，都惊讶中国的科技井喷，说中国在被国际技术封锁最残酷的情况下，居然能弯道逆袭，并开始对西方进行技术封锁，对此感觉很不可思议和震撼。”
这个朋友以自己的思考格勒解读：“而这一切，跟中国超强的规划能力和执行能力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这种超强的规划和执行能力，跟制度又有着因果关系。”
这个朋友说：“现在，中国的规划远景和行动措施已经到了2040年了。而每个5年计划，只是对这些规划和措施的具体分解而已，他们是按照早已制定的策略在走路。”
这个朋友感到，大陆人真的是一个“奇怪”的民族，“他们还很年轻，很多科技工作者才30多岁，但他们已经在给下一代人做铺路了，想着如何给下一代人打基础了，他们可以用两代人甚至三代人去完成一个规划，这样的民族，怎么可能不强大？！”
这个朋友说：“反观台湾，根本不知道战略为何物？别说想到、看到、规划40年后的目标和工作了，他们最多只想到四年后。”
前瞻性和计划性，是社会主义中国社会建设截然不同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一点，而且，文革结束后，邓小平领导下，就世界的整体形势作出“和平发展是世界主流”后也将中国的社会建设确定为“经济建设为中心”，在这之后，面对国际形势的突然，党的高层固然就基本战略有相当分歧，最终还是坚持了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战略。
毛泽东时代经济建设特别强调以我为主的基本政策，这一点在毛泽东的最后岁月，仍然发生了风庆轮的激烈争议和运十的巨大成就。
国家力量的对外输出和国际交流以及国内的生产生活断乎不可或缺的资源之一，就是交通。
我们知道，新中国从旧时代接过的是一个“一穷二白”且被日本蹂躏、国共拉锯的烂摊子，如何搞建设，就是今天，重新让我们选择，大约也只有两种道路：一种是依托市场的利润推动；另一种就是紧紧抓住国民经济的核心产业搞强力推动，简单的说，在国家产业全面短缺的落后状态里，不管是社会力量还是国家力量都不适合“全面出击”而是必须搞龙头带动。
毛泽东的选择是钢铁元帅升帐而交通先行。
毛泽东的错误是把钢铁工业极端化，尤其是搞了钢铁运动——疯狂——但，我们不能否定这种强力拉动的思路，因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每一步都必须基础材料的支持，就是交通先行的铁路、汽车、飞机等等也离不开钢铁。
钢铁是一种最基础的材料，他本身并不是生产生活的最终产品，钢铁这玩意冶炼成功后，需要经过加工才可以直接满足社会需要，比如，火车，菜刀，自行车、钢筋锅等等。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357节
毛泽东时代，乃至于毛泽东之后相当一段时代，中国都是物资短缺的时代，钢铁生产不能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国家的财政也无法胜任国家建设全面推动的需求。
简单说，在社会没有进入物资富裕时代之前，国民经济的发展没有绝对的平衡只有相对的平衡——相对平衡是绝对必须的。
比如，医疗卫生的进步是社会生产生活的绝对必须，可是，在社会资源相当丰富之前，我们也不可能要求社会集结所有力量全面投入医疗卫生事业——美利坚也做不到——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投入就无法满足社会的实际需求，有限的医疗卫生资源也就不可能平均使用，为了确保国家战略安全，毛泽东时代的军队医院不但体系完整而且最为先进。
在大炼钢铁取得一定成绩后，或者说伴随着钢铁工业进步的同时，中国的交通运输事业也全面推动，比如，一五时期的武汉长江大桥和文革时期的南京长江大桥，其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拉动和服务民生是巨大的无可估量。
近代中国的落后，最直接的体现是造船业，英国之所以撮尔小国战胜大中国，最直接的体现不是“巨炮”，而是英国的军队可以把“巨炮”安装在舰船上沿海沿江选点攻击——清政府的不可能在沿海、沿江所有的战略要点全部安装巨炮。
1949年1月，在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中，毛 就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建立海军的问题。亲笔为刚诞生的华东海军题词:“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海军，这支海军要能保卫我们的海防，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的可能的侵略”。
就在这一年的10月24日，三野十兵团贸然发动的金门战役，最终因为没有船舶运送后续部队，更没有军舰抢夺制海权，只能眼睁睁看着9千将士牺牲，留下台湾后患。
对于一个有着漫长海岸线和江阔水深的长江的中国而言，造船业的崛起是国民经济的必须，也是国家安全的必须。
1953年2月，毛 深入海军部队，乘坐着海军舰艇和水兵共同生活了四天三夜，先后为接受检阅、视察的5艘舰艇分别郑重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
搞海军的基础不是人，而是船舶。
1958年6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必须大搞造船工业，大量造船，建立海上‘铁路’，以便在今后若干年内，建设一支强大的海上战斗力量。”“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1958年，中国建成了5000吨级沿海散货船“和平25”与“和平28”号。
就在1958年的9月，苏联专家帮助设计的新中国第一艘万吨远洋货轮跃进号”在大连造船厂开工。
跃进号采用当时最新的技术装备，排水量22100吨，载货量13400吨，能够续航12000海里，可以中途不靠岸补充燃料直接驶抵世界各主要港口，能在封冻的区域破冰航行。船上装备全套机械化、自动化、电气化设备。
“跃进”号自1958年9月开工建造，从船台铺底，到船体建成下水，只用短短58天时间，其船台周期记录是世界的创举，标志着中国船舶工业水平的飞跃。
1963年4月30日，跃进号展开首航，载着1.3万吨玉米前往日本名古屋西港。5月1日中午，“跃进号”触礁沉没在苏岩礁。
跃进号的沉没是触礁，无关造船技术。
即便是触礁而沉没，跃进号的远航也是中国造船业的巨大跃进。
1968年中国第一艘自行设计建造的万吨级货轮“东风”号下水；11月“高阳”号万吨远洋巨轮下水；1969年4月“大庆27”号万吨油轮下水；7月，“劲松”号万吨挖泥船下水；10月，“大应”号万吨油轮下水；12月，3200吨大型破冰船下水；1970年5月，万吨远洋货轮“风雷号”下水；10月， 天津新港船厂建造的万吨货轮“天津”号试航成功；12月，“长征一号”核潜艇试航成功。相继全国各地造船厂鼓足干劲，一批导弹驱逐舰、护卫舰、万吨远洋货轮就像下饺子一样下水。
在造船业大发展的同时，领导层还有“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思路。
历史风云已经过去，我们平心静气的评价这两种思路。
如果仅仅从经济效益的思路来讲，“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思路是非常有道理的。比如，现实的社会生活里，绝大多数人都不造车，相当多人买不起车，打出租是很正常的选择。
尤其高铁这玩意，没听说自己建造一条自家用的。
新中国初期，在相当方面都强调独立自主，为什么在船舶这个方面出现“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呼声呢？
造船这个行业，拥有投资巨大、牵扯行业广泛、建造周期漫长、行驶风险巨大的缺点。
比如，万吨级的货轮“跃进”号是在苏联帮助下开工的，1958年9月开工建造，1963年4月30日首航，即使其船台周期记录是世界创举，其时间也是4年半还多。如果，中国人不搞这个跃进号而将其投资用来租赁外轮搞国际贸易，这4年半的时间里能够获得多么巨大的利润？
在现实的经济生活里，有巨多的人租赁摊铺搞商品经营而不是购买店面。
对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而言，造船还有一个极大的压力：让原本就供应紧张的钢铁更加紧张。
比如，如果我们不造跃进号而仅仅拿出一点资金搞租赁，然后拿出大部分资金和全部的钢铁在长江上建桥如何？
经济生活里有租赁船舶的没听说租赁大桥的。
所以，从经济效益的角度讲，租赁船舶的确比造船划算。
在现实生活里，我们也遇到买房和租赁的选择。
在我们这小县城，2017年行情，100平米的房子装修完正常入住，一般在60万左右。即使最稳定的理财，比如银行存款或者购买国债，60万的利息也在1万5千以上，在我们这个小地方，租赁一套100米的学区房也不过这个价格而已。
可是，我们都努力的买房而不租赁，原因简单，没有自主权：你住的正意气风发呢，人家突然说自己的儿子要结婚，一定要赶走你。
现实生活里还有一笔账。在我们这小县城，10万左右的车属于正常标准，如果真能稳稳妥妥开到15年报废，年投资大约6600元，每年的油、保险等等，最少也需要15000元，而且，这个10万元每年最低的利息也是3000元。也就是说，购买、养护一辆10万元的车，每年的投资最低是2万5千元，每天最低是70元的消耗。就我们这小县城的生活，说真的，如果打出租，普通工薪阶层，只要需要就打出租，估计用不了这么多钱。
可是，如果有条件，雨花石也买车而不租赁，原因简单：打出租有时候真的不方便。
同样的道理，也可以类比造船和买船和租赁的差别，买船可以缩短建设周期和节省资源、租赁还可以暂时省下大批的财力。可是，在特定时期，人家不卖、不出租你怎么办？
比如，你倒是购买、出租几艘航母让我们看看？
对于一个有漫长海岸线的国家而言，强大的造船能力已经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是国家存在的基本，如果，中国只买不造，什么时候能够拥有强大的造船能力？什么时候拥有制造航母的工业体系？
1982年5月7日，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做出了按照1143.5设计方案建造第三代航母（苏联称之为“重型载机巡洋舰”）的决定，它们均由涅瓦设计局设计。继第一艘航母“定单105”（1143.5设计方案的工厂编号，曾被命名为“第比利斯”号，就是现在俄海军的“库兹涅佐夫”号）于当年9月开工后，1983年苏联军方决定建造第二艘航母“定单106”（1143.6），同样由当时乌克兰联盟共和国的尼古拉耶夫黑海造船厂承建。
“定单106”的第一个名字是“里加号”。 1990年7月，鉴于拉脱维亚局势不稳，“里加”号被改名为“瓦良格” 号（意为俄罗斯古代的北欧维京人），以纪念日俄战争中于1904年2月9日在仁川海域被日舰击伤后自沉的“瓦良格”号巡洋舰。截至1991年11月，“瓦良格”的建造率已达68%，舰上机炉舱已安装完毕，电站隔舱接收供电，舰上机械设备也开始试运转。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358节
为建造这两艘航母，苏联政府动用了800多个行业的专家和大约7000多个工厂、科学研究院以及设计局，特别是拨款对黑海造船厂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技术改造。
苏联解体后，在分家时出于“因地制宜的考虑”，“瓦良格”号由今天的乌克兰共和国获得（在最初的几年之内，名义上仍归属俄黑海舰队）。但由于乌克兰经济状况不佳，船厂缺乏中央财政拨款和配套设备供应，无力继续建造。工程于1992年1月停工，就此半途而废。三易其名的“库兹涅佐夫”号航母被俄海军匆忙开走，正在建造中的“乌里扬诺夫斯克”号新型核动力航母被匆匆拆毁，而还没有完成舾装的“瓦良格”号则瘫痪在厂区外的南布格河口，成为黑海造船厂乃至苏联的“纪念碑”。
据说，克拉夫丘克在1991年竞选乌克兰第一届总统时，曾面对黑海造船厂的工人们满怀信心地说：“乌克兰需要‘瓦良格’号，我们一定能建成它！”在场的所有人谁也不愿意将倾注了成千上万人心血的航母从此废弃。然而，直到克拉夫丘克落选下台之后，“瓦良格”号航母依旧在舾装码头上任凭风吹日晒，没有得到拨款。
这条航母本来是苏联政府拨款建造的，乌克兰方面要求俄方付出全部造价（约20亿美元），即以一条完整的军舰出售，而不是俄方认为的未付的30%。老厂长马卡罗夫此时报告道：“‘瓦良格’号不可能再完工了……”大家问道：“为了将舰完工，工厂究竟需要什么？”马卡罗夫回答道：“苏联、党中央、国家计划委员会、军事工业委员会和九个国防工业部。”马卡罗夫说，只有伟大的强国才能建造它，但这个强国已不复存在了。所有在场的人终于明白了：在国家解体的情况下，再要将“瓦良格”号建成已经没有可能。1993年11月，乌克兰政府正式下达停建“瓦良格”号的命令。此后俄乌之间对此船仍有协商，但都是无果而终。1995年，已经成为乌克兰总统的库奇马决定：将“瓦良格”号的命运交给黑海造船厂处置。
于是，各种各样的处理方案出台，目的是得到更多的钱。
然而，在此期间，一些人无情的盗拆销赃还是令航母丧失使用价值。
1997年底，通过总建造师维尼克穿针引线，乌克兰主动以废船价格向中国推销“瓦良格”号船体，中国迅速作出积极回应。
1999年6月14日清晨，澳门公司雇用荷兰“国际运输合约公司”的拖船，拖着“瓦良格”号开始了漫长的航程。
可是，从1999年8月，瓦良格号被美国谋划的土耳其阻挡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之外，一直到2001年9月土耳其才最终放行，中国付出的交换是向土耳其军方出售“卫士”火箭并开放对土耳其的旅游，争取每年有200万人次中国观光客到土耳其，可为土耳其创造20亿美元的外汇。2002年3月3日，历尽艰险的“瓦良格”号航母终于抵达大连，中午12时正，“瓦良格”号安全靠泊在大连内港西区4号散货码头，胜利结束了航程15200海里、耗时4个月（123天）的艰难远航。
2005年4月26日，瓦良格号被拖进大连造船厂的干船坞，开始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更改安装及继续建造。2012年9月25日，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在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大连造船厂正式交付海军。
如果没有购买瓦良格号，中国不可能在2012年9月25日拥有一艘续建、改装的航母，也正是通过对瓦良格号的续建、改装，中国拥有了生产航母的能力。
苏联解体的时候，瓦良格已经完成了68%的施工，苏联解体后，即使能够有后续的投资，老厂长马卡罗夫也判断说：“‘瓦良格’号不可能再完工了……”
因为，完成瓦良格号的后续工作，需要“苏联、党中央、国家计划委员会、军事工业委员会和九个国防工业部。”
完成瓦良格号的建设，需要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各种各样的技术人才，仅仅图纸的重量就有10吨。乌克兰虽然成功建造过航母，但，其依托的是整个苏联的军工体系和人才，因为分家，仅仅依靠乌克兰已经没有建造航母的能力。
中国成功对瓦良格号的续建和改造，难道仅仅是改革开放后的金钱和国际技术输入？
雨花石认为，我们的成功必须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也就是尽一切可能购买技术、盗窃技术、盗版技术，实实在在的搞拿来主义，但，以我为主的自我研制心态必须牢牢把握。
建设跃进号，如果仅仅就效益而言，确实比不过购买外船，可是，建设跃进号给中国带来的是生产万吨级巨轮的技术以及完整的工业链条，可以培养无数的人才。
建造跃进号之所以效益不突出，我个人理解，为完成跃进号的建造，中国必须建设一些工厂或者车间生产一些特需件，这些特需件因为整个中国经济的落后而并没有广阔的市场，也就没有什么利润。这些闲置的生产力只有在国家更大规模建设里需要更多的工业链条时才可以形成“网接”而产生利润。
比如，轴承是重工业乃至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有无数的轴承，有的极小而精密，有的非常的巨大。
那么，我们就建设一个轴承好了。
哪有这样简单？
轴承这个玩意，类型太多了，其对于材料的需求也非常的不同，而且，轴承这玩意的单体利润非常的微薄。什么意思呢？社会生产里需求最多的轴承是常规标准的轴承，利润非常的微小，一旦牵扯到生产创新，比如，国家毅然生产几艘万吨巨轮，就大有可能需要一批社会生产里极少使用的轴承，这轴承固然是特需，轴承厂也不能给人家要几条生产线的钱，扩大生产呢，又没有销路。
《红楼梦》第35回“白玉钏亲尝莲叶羹”。贾宝玉挨了打，一大拖人疼爱的不得了。
王夫人又问：“你想什么吃？回来好给你送来的。”
宝玉笑道：“也倒不想什么吃，倒是那一回做的那小荷叶儿小莲蓬儿的汤还好些。”
凤姐一旁笑道：“听听，口味不算高贵，只是太磨牙了。巴巴的想这个吃了。”
贾母便一叠声的叫人做去。
凤姐儿笑道：“老祖宗别急，等我想一想这模子谁收着呢。”
因回头吩咐个婆子去问管厨房的要去。
那婆子去了半天，来回说：“管厨房的说，四副汤模子都交上来了。”
凤姐儿听说，想了一想，道：“我记得交给谁了，多半在茶房里。”
一面又遣人去问管茶房的，也不曾收。次后还是管金银器皿的送了来。薛姨妈先接过来瞧时，原来是个小匣子，里面装着四副银模子，都有一尺多长，一寸见方，上面凿着有豆子大小，也有菊花的，也有梅花的，也有莲蓬的，也有菱角的，共有三四十样，打的十分精巧。因笑向贾母王夫人道：“你们府上也都想绝了，吃碗汤还有这些样子。若不说出来，我见这个也不认得这是作什么用的。”
凤姐儿也不等人说话，便笑道：“姑妈那里晓得，这是旧年备膳，他们想的法儿。不知弄些什么面印出来，借点新荷叶的清香，全仗着好汤，究竟没意思，谁家常吃他了。那一回呈样的作了一回，他今日怎么想起来了。”
说着接了过来，递与个妇人，吩咐厨房里立刻拿几只鸡，另外添了东西，做出十来碗来。
王夫人道：“要这些做什么？”
凤姐儿笑道：“有个原故：这一宗东西家常不大作，今儿宝兄弟提起来了，单做给他吃，老太太，姑妈，太太都不吃，似乎不大好。不如借势儿弄些大家吃，托赖连我也上个俊儿。”
以荣国府的富贵，这借味造型的鸡汤，“这一宗东西家常不大作”，因为这玩意太稀奇的风雅，成本太贵——“厨房里立刻拿几只鸡，另外添了东西，做出十来碗来”——享受的不过是汤。
就荣国府而言，这一套模具从造成一共就使用了两次，其中一次还是贾宝玉耍娇，这成本实在太高了。
有些朋友说：这是吃饭，可以不鸟他。
是的，那么，纽扣呢？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纽扣非常单调，不过呢，也不怎么影响国计民生，之所以如此，就在于这玩意虽然利润高，民生也离不开，但，稀里糊涂的凑合也可以，在国家资源短缺的时代，单调的纽扣生产是可以接受的。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359节
比如，2017年1月9日，太钢厂的圆珠笔头研制成功，填补了国内的空白。
圆珠笔是极常见的用品，现在的中国每年有30亿支圆珠笔下线，这个数字放大到全国，是3000多家制笔企业、20余万从业人口。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圆珠笔生产国，光鲜数字的背后，却是核心材料高度依赖进口的尴尬局面。
圆珠笔头，生产它需要二十多道工序。笔头里面有不同高度的台阶和五条引导墨水的沟槽，加工精度都要达到千分之一毫米的数量级。在笔头最顶端的地方，厚度仅有0.3-0.4毫米。极高的加工精度，对不锈钢原材料提出了极高的性能要求。
中国竟然生产不了圆珠笔的圆珠？
圆珠笔1895年就被发明了，我国是从1948年开始生产圆珠笔，至今也六十多年了。共和国建立后这六十多年里，飞机、大炮、原子弹、高铁、航天飞船都造出来了，居然不能生产看上去既普通又廉价的圆珠笔珠？
简单的很，这圆珠笔珠在国家的经济生活里并不是绝对不可取代。
我小的时候，20世纪70年代，是不用圆珠笔的，铅笔、钢笔，教师改作业用量太大，用一种蘸笔。
21世纪，中国山寨或者说攻克这圆珠笔珠用了几千万，这个费用对于任何单纯的笔企来说，成本都太高了。薄利多销也能挣钱，何苦冒风险投入巨资研发山寨呢？
最要命的是，生产圆珠笔头球座体所用的“超易切削钢丝”是国民经济体系里用途非常的单一。而且，生产圆珠笔珠使用的钢铁实在太少了，一家正儿八经的钢铁厂一天的产量，可能就够制笔行业消化一年。对钢厂而言，这点利润微不足道，它没有动力去搞研发生产，制笔企业也没有足够力量，因而依赖进口。
如果仅仅从效益而言，投入几千万研发圆珠笔珠，实实在在比不过进口，原因简单，即使你垄断了整个中国的圆珠笔生产，多少年的利润才能够换回投资？
这是一个无论如何都不效益的投入。
可是，如果某一天，更有几项产业需要“超易切削钢丝”，这个科研就赚大发了。
和圆珠笔珠相类似的还有，中国相当长时间不能生产易拉罐。1983年，国内进口了第一条易拉罐生产线，艰难生产少量铝材，2005年后先后建成热轧，才算是正式实现国产化；直到2012年，建成3机架铝带冷连轧生产线，中国才在完全意义上摆脱了铝罐体料的进口。
易拉罐，当然关系民生，问题是，只要有用的东西，都关系民生，国家的项目排列必须有轻重缓急。
新中国初建，如果毛泽东把目光盯着纽扣、圆珠笔珠的效益方面，什么时候可以研制出两弹一星？
两弹一星，这玩意不能吃，但，如果没有他们，你什么都捞不着吃。
1959年7月23日早晨，毛泽东在批评彭德怀的讲话里对大跃进有一点辩护：“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没有肥皂，比例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也紧张。”
毛泽东的“头发卡子少了”非常等同于“纽扣单调”。
对于这个大跃进，我的评价，实践必须否定，因为他把国民经济可以接受的“相对平衡”弄成了“绝对失衡”，可是，落后的中国的社会发展选择“重军工钢铁、交通”搞核心突破的思路是绝对正确的。
比如，长江水电的开发最早是由孙中山提出的，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也曾经搞过方案。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结为盟国，美国向国民政府提供了大量资金、技术援助。1944年4月，时任国民政府战时生产局顾问的美国专家潘绥提交了一份题为《利用美贷筹建中国水力发电厂与清偿贷款方法》的报告，提议由美国贷款9亿美元并提供设备，在三峡地区修建一座装机容量为1000万千瓦的水电站和一座年产量500万吨的化肥厂，工程完工后以向美国出口化肥的方法还贷。这个工程当时被命名为“Y.V.A” (YangtzeValleyAdministration)译作“扬子江流域工程局”，音译为“扬域安”。
1944年5月，世界著名水坝专家、美国垦务局总工程师萨凡奇应聘抵达陪都重庆，对长江上游的水利资源进行勘察，先考察了大渡河和岷江，接着便冒险勘察了长江三峡中的西陵峡。当时正值抗日战争相持阶段，三峡峡口外的湖北宜昌业已沦陷，日军前哨就在南津关。在经过一番详细勘察论证后，萨凡奇提出了《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并在报告的附信中说：“三峡计划之初步报告，是我从事工程40年之一大快事。我能参与研究此项空前伟大的工程，至为欣幸。”
萨凡奇在南津关至石牌之间地域选定了坝址，预计坝高225米，总装机容量1056万千瓦，工程建成后兼有防洪、航运、灌溉的功能。萨凡奇的这个以发电为主的综合利用方案，被视为当时水利工程的一大创举。一时间，在大后方掀起了一阵“萨凡奇旋风”。
对于萨凡奇计划，中美双方都感到工程太大。国民政府认为修建一个装机容量1000 万千瓦的水利工程，既费时又费钱，况且当时的中国工业落后，没有可以消容这么多电力的市场，而且对如期还债也没有信心。美国人则主要担心当时的中国时局不稳，一旦投资多了，时间一长，倘若中国政局发生变故，则有可能无法收回投资。此外，美国人还担心中国工业会因三峡工程的带动而获得发展机遇，对美国形成竞争。
最后，萨凡奇计划被送交美国国务院一个专门负责对外投资的委员会进行审核遭到否决。这个委员会认为：拟议中的三峡水电站一旦建设成功，其电力市场将主要在三峡周围的7个省———湖北、湖南、贵州、西康、四川、陕西和河南。在当时，这7个省的工业潜力总共可以消纳的电力资源只有735万千瓦。这样，一旦工程完工，就会有大约350 万千瓦的电力没有市场。为消耗这些电力，中国势必会大力发展农业灌溉、化肥制造等产业，并借此东风奖励民间发展实业。这不仅会使美国的农产品和化肥失去中国这个人口众多的市场，而且也会威胁到对中国工业产品的出口。但美国这样的考虑不便直接告诉中国政府，遂通过外交渠道告知宋子文：美国暂且无意投资此项目。至于国民政府行政会议的决议，只不过是结束此事的一种形式而已。
原来如此。
之所以有基础工业和轻工业的区别，不仅仅是生产研发的投资区别，最关键的是对于国计民生的推动。比如，纽扣、头发卡子的生产，就工艺而言，研发的难度非常的小，研发之后在其他领域的推动力也非常的小，因为他在其他领域压根没有用处，而且，其需要的原材料可以非常轻松在国际市场获得。钢铁就截然不同，国际累的吭哧吭哧在草原包头建了一座钢厂，这钢铁在日常生活里不能直接使用，为了消耗这样多的钢厂，国家就要在包头附近建设机械厂，于是，就有了一系列的生产线。
文革时期，因为错误的群众运动太多，极左思想走到了极致状态，造成国计民生的极端艰难，国民经济的发展持续走在“平衡崩溃”的边缘。
谈论文革，一个关键是对文革国民经济的评价，而且，其评价南辕北辙的很，有的说，成就巨大，有的说已经面临“崩溃”。
我个人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些偏激。
文革是毛泽东的晚年，在强调自力更生的政治气氛里和美苏联合封杀的大环境里，整个国民经济都处于“备战备荒”的急迫状态，重军工的建设更加突出而轻工业生产更加边缘。所以，如果从国民经济基础建设的角度而言，文革确实有相当成就，如果从效益和民生而言，文革后期确实走到了“崩溃边缘”。不过，对于文革后期“经济崩溃边缘”的认识，要有一个合理的界定：他是错误社会运动的负面影响和国家政策对于重军工的偏颇，只要政策轻微调整就可以进入“相对平衡”状态。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一部分相对理性的领导人，主要是1973年复出的邓小平等老干部，考虑到国民经济已经处于“失衡状态”，民生工程已经非常艰难，国家持续在重军工方面投资跃进，实在过于艰难。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360节
为了平衡国民经济、舒缓社会矛盾，压缩造船业的思想再一次抬头，强调轮船主要靠进口或租赁外国。
其实呢，对于国民经济落后的国家，一个方面积极搞自我研发和民族工业，一个方面利用国际市场，二者相配合是理所应当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造船能力严重不足，我国的造船能力，大约只能满足需要的十分之一。周恩来曾说过：我国是一个海岸线很长的国家，应有一支与之相适应的远洋船队，在造船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就必须向国外购买船只。为尽快发展中国的远洋运输业，早在1964年，周恩来就作出造船和买船并举的决定，得到毛泽东的同意。
周恩来的思想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因简单，造船虽然关系国计民生，中国政府也不能将有限的国力全部投入到造船方面。
买船乃至于租赁以弥补生产能力的不足，这是极正常的经济政策，问题是文革的极左思潮将一切“策略性”的思想均看成“投降”。
国家需要船舶，我们必须造，不够用怎么办？忍着，不能忍就是“洋奴”、就是卖国。
文革在思想上有两个致命缺点：1、无限拔高人的主观能动性；2、无限要求人的自我奉献精神。
人，当然要有一点奉献精神，比如，纽扣单调一点，其缺点是不利于审美，那我们就实际一点好了，粗磁大碗吃肉也香，但你不能说粗茶淡饭是无产阶级的追求——贫苦人民、革命的人民奋斗的终极目标不是奉献而是享受。
所谓极左，就是思想绑架了实践。
比如，台湾那边，因为无核家园和环保的理念，确实有绿色发电的思潮。就本质而言，这种思潮是有合理内核的。问题是，台湾有限的国土，风能、水能、太阳能发电绝对不能保障国计民生，比较稳定的火电和核电是必须的选择。
问题的复杂在于，民进党以“无核家园”为抓手攻击讲究实际的马英九以图谋总统选举，于是，经济管理就和争权夺利直接联系，于是，攻防就带有“为路线而路线”的味道了。
蔡英文说：可以用爱发电。
原本国民经济管理的思想分歧，一旦牵扯到争权夺利，很容易泛政治化而本末倒置。
现实生活里，这种想象比比皆是。
比如，几个朋友为了消闲，为了打发时光，搓麻将、打扑克，无可厚非，结果痴迷到耽误家务、耽误吃饭乃至于工作，那就是本末倒置。
同样的道理，表现在竞技体育方面。竞技体育，原本体现了人类的自我挑战精神，但并不能误走为自我毁坏行为。
江青为首的文革集团，一个致命的缺点，也是错误，那就是把对人的要求“标杆化”，你在思想上可以提倡的东西在现实里并不能全部落实。
比如，我们强调人人平等，11个人怎样均分1斤蛋糕？
文革集团的这种思想，反映在现实生活里，就演变成“特别能挑刺”，而且是“扣着帽子挑刺”。
毛泽东评江青：“江青敢于反潮流，但不注意斗争策略，不能团结大多数人。对我的思想理解的很深刻！是无产阶级事业的忠实捍卫者，江青这个人得罪人太多，一心为公，容易把人推到墙角里去，逼得人家造反。我看我要死了她是不好办的，人家都是敷衍她，不买她的账嘛，我就教育她要她团结大多数，她是不会听的。”
任何两个人之间，思想都不可能绝对一致，毛泽东和江青之间当然也有思想分歧。不过呢，从毛泽东的这个批评来看，江青对于毛泽东的基本思想的理解是非常准确的，缺点是不讲策略，“容易把人推到墙角里去，逼得人家造反。”
江青，出生于1914年，1933年入党。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江青的资历是很深厚的，而且年轻，而且有正儿八经的学习经历。
公允的讲，即使不考虑毛泽东的影响，1933年入党、1937年去延安并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老同志也是重要的培养对象。
1955年的少将，平均年龄43岁，也就是1912年出生，江青是1914年出生。
1958年，林彪成为党中央副 ，最年轻的常委，出生于1907年，比江青大7岁。
所以，比毛泽东小21岁、比刘少奇、周恩来小16岁的江青成长为接班群体的一个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很多人评论江青，一个极坏的先入为主的观点：她一个女人，又没有战功，凭什么是领导？
没有战功的女人，凭什么就不可以当领导？
问题在于，你要当领导，就必须团结干部。
周恩来评江青：“ 想把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交给江青张春桥这些人，可是他们要团结多数呀。”
周恩来的意思是说，江青当最高领导的致命缺点是不团结大多数。
什么叫团结大多数？非常简单，知道妥协，允许别人有缺点甚至于犯错误。
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的人，所有的集团之所以能够成为集团，正如男女能够成为家庭，都必须妥协让步。
江青和她领导的中央文革，不知道战斗的主要方向，只知道夺权而不知道用人，没有矛盾也要创造矛盾，有矛盾一定要扩大矛盾。
林彪评价江青：“这个江青同志，如果没有矛盾她就觉得没事干了。非得要找点事干。她和谁也弄不到一起去。”
江青这个人，“看问题很尖锐，很准确，也很认真”，毛泽东亲口说“我应该向她学习，你们也要学呢”，问题就在于，她把“看问题很尖锐”演变成“待人很尖刻”，在政治上必然是孤家寡人。
20世纪70年代初，石油能源危机影响到世界各国，运输业萧条，远洋运输也不景气，一条万吨级的轮船花原价的20%就能买来。于是，周恩来提出要买一批船，以加强我们自己的运输力量。经周恩来批准，外贸部门便动用贷款买了一批外轮。
这本来是很正常的经济管理。
中国缺船，造船业不能满足需要，国际市场有利，我们借机购买，其实并不与自力更生的精神相违抗。
就在这个时候，1973年，上海江南造船厂建造成一艘万吨巨轮风庆轮。
这原本是一件非常喜庆的事情。中国的造船业取得一个成就，从最低的角度思考，我们可以少买一艘船舶，庞大的投资开始获得回报。
交通部所属的中国远洋运输公司上海分公司买下风庆轮后认为：该轮的主机性能不适于远洋航行。规定其只能在近海航行。但在“批林批孔中，”船厂工人和该轮海员贴出大字报，要求风庆轮远航。
我个人认为，交通部这个思考是比较理性的，新完工的船舶在近海航行经过考验之后远航是正常的选择。
1912年，永不沉没的泰坦尼克号在处女航里触冰沉没了。
1963年5月1日，中国的第一艘万吨巨轮“跃进号”触礁沉没在苏岩礁。
慎重初战，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个要点。
1936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里提到“反攻开始问题，即所谓‘初战’或‘序战’问题。”
毛泽东说：“许多资产阶级军事家都主张慎重初战，不论在战略防御或战略进攻皆然，而以防御为尤甚。我们过去，也曾经严重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建国初期的中国是一个科技落后的国家，所谓的“国货”，绝大多数是仿造或者借鉴，独创确实较少。承认我们技不如人，固然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毕竟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
风庆轮一开始搞近海航行，经过检验之后搞远航，这个非常正常。船厂工人和该轮海员，在特定的文化氛围里贴出大字报，要求风庆轮远航，我个人理解，这不是敢于战天斗地，多少有一点轻率。
问题是，这帽子太沉了。于是，交通部分析了风庆轮的建造以及轻载、重载两次试航的情况，批准了上海远洋运输分公司要求风庆轮远航的报告，决定在近期让风庆轮远航罗马尼亚。为不让风庆轮带着故障去远航，周恩来明确指示要在它出航之前好好检查。上海远洋运输分公司派工作人员验收并接船的时候，也提出过一些意见。这些意见都是正确和必要的，在实际中也被造船方所采纳。
但是不久以后，这些意见竟全被歪曲。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361节
其实，文革派叽歪风庆轮，压根就不是关心“国货”的生产，而是“国货”拥有一般意义的“政治正确”，以此为抓手批斗而已。
如果我们不借鉴、不仿制发达国家的科技，完全“独创”，历史会给我们如此从容的时间吗？
电视剧《开天辟地》里一个镜头。1921年毛泽东在长沙搞焚毁日货运动，正热火朝天呢，何叔衡拿着火柴说：这也是日货。
焚毁日货是拒绝使用日货，可焚毁日货必须使用火柴，逻辑进入了悖论。解决这个悖论，有三个方案：1、使用美国或者他国的火柴，但，就保护国货的逻辑而言，美货和日货没有区别；2、退回1840年之前的时代使用国产的取火手段，但，他明显不能适应近代生活，尤其，我们不能废除电灯吧？3、仿制，但仿制进步到一定阶段就牵扯到科技引入，购买外国的科技与购买外国的产品的区别是投入与产出的比率，就民族志气而言，毫无差别。
1974年的毛泽东在风庆轮事件里的态度坚定的支持邓小平而批评王洪文，就在于毛泽东固然是一个思想家有意识形态的追求，但，更是一个干具体工作的人。
风庆轮满载11000多吨大米，首航32000公里远赴罗马尼亚，胜利了固然长志气，遇挫呢？印度洋维修47个小时，的确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
关于毛泽东时代国家建设的争论，还有一个是“运十”的成就和下马。
中国人对于飞机的梦想，开端于冯如，而冯如折戟之后，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中国基本没有自己的民族飞机制造。
从国防工业的民族建设而讲，旧中国不但不能拥有完整的陆地，更没有一寸海洋也没有一丁点天空。
一个船舶、飞机依靠进口的大国，只能是地图上封疆拓土的画饼。
飞机设计师程不时回忆：“我下决心学航空，是因为抗日战争时期，我亲身受到日本飞机的轰炸扫射，我们躲在田埂下面，上面铺着简陋稀疏的树枝作为掩蔽，从稀疏的树叶看出去，看到飞机飞得非常低，日本人非常猖狂，也看到日本驾驶员的头、帽子，大的红膏药，很低很低地飞，盘旋轰炸。所以，我当时就下决心，我将来一定要为祖国设计飞机。”
一场抗战打下来，告诉有思考的国人，财富不仅仅需要创造，更需要保护，家里没有飞机大炮军舰，在这个强盗世界里，你除了挨揍还是挨揍。
程不时考取了清华大学，他说：“记得在那个时候，作为清华大学的学生是很骄傲的。”
这真是一句废话，现在，我们这县城，考核教育成绩的唯一标准就是“清华北大”考取了几个。
按理说，清华航空毕业，何等的骄傲！其实，在旧中国读航空是一种尴尬。
“读航空系，其实在旧中国出路并不好。什么叫出路不好？就是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我们的系主任跑到新生接待会上来讲，你们投考航空系，但是航空系毕业以后找工作不好找，你们来找我系主任，我也没办法给你们找好的工作。如果可能的话，你们还有其它志愿的话，你们最好转到其它系去。
果然，从第二学期起，就有不少人转到其它系。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有个同学转到建筑系，发现建筑系非常好，就来说服我。他说，建筑系是技术与艺术结合得最好的地方，他知道我平常喜欢画画，而且还有一定基础。他说，你到这里来，这里是技术与艺术结合，而且毕业后好找工作。我当时听了略有心动，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小事一桩，重要的是为国家设计飞机。最后航空系留下大约三十几个人，实际上我们班里后来设计飞机的只有我一个人，所以这个机会也是很少的。”
航空的急速发展，其根基的发展已经是整个国民经济基础乃至于可以利用的国际科技、经济支持，能工巧匠和科学家个人的奋斗是科技进步的巨大因素，但，物质基础的彰显愈来愈明显。
国家的经济越落后，越没有高科技发展的基础，而且也没有高科技的市场，个体的科学家反而没有发展的机会。
1949年10月1日，清华大学航空系学生程不时和同学们一起制作了一架飞机模型，参加了庆祝游行。
“我们参与制造的第一架飞机，也出现在那个典礼上。但是，那架飞机现在想来，让我们觉得既骄傲又心酸，因为它是一架如此硕大的纸飞机。
白天是开国大典，晚上举行提灯游行，我们既然是航空系，就打算做架大飞机好了。我们那架大飞机并不是按照灯笼的结构做的，而是按照飞机的结构做的，有大梁什么的，这样才能够支撑起结构，蓄电瓶充电把灯笼打亮。当我们这个车推过去的时候，天安门上一片掌声，群众一片欢呼，然后有人在里面高喊，希望你们将来真的为我们祖国造出大的飞机来。我当时走在队伍的中间非常激动。”
程不时们整的这压根就不是飞机的模型，不过是飞机外型的“灯笼”。
1958年7月， 空军试飞成功了中国研制的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教练机——第一个试飞的试飞员于振武，30年后当了空军司令员。
可是，这个时候，国际舞台给中国一个机会。中国可以购买捷克的教练机。掏钱就买，当然比“还要研制，还要再试飞，还要无数次试”省事还效益，于是“选了进口的”，中国的“生产停下来。”
可是，中国“使用了10年还是20年以后，发现外国没有了，中国的教练机就断档了。”
这个，实在不是中国能够决定的事情。
于是，中国重新设计教练机。
这种被欺负人的事情，也发生在今天的印度。
比如，卫星导航。
当今世界最先进的卫星导航当然是美国的GPS系统，直接使用美国的导航当然最经济，问题是，如果和美国发生矛盾，人家还会“市场”给你使用吗？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苏联军方需要一种能为弹道导弹提供指导的卫星系统，于是，研制了格洛纳斯系统，最终发展成为一种海陆空导航系统。并在1994年完成24颗卫星的组网工作，属于世界上第一种完成组网的导航系统。这也是成为美国加快GPS组网的原因之一 。但是因为苏联在微电子领域的落后，导致格洛纳斯导航卫星的寿命都很短。尤其是苏联解体解体后，格洛纳斯系统遭受较大冲击，导航卫星青黄不接，在轨可用卫星少，不能独立组网，就连俄罗斯自己导航都存在问题，更不要谈跟GPS在民用市场的竞争。直到伊拉克战争后，俄罗斯在经济复苏的情况下，开始重新发射新的卫星为格洛纳斯系统组网。
问题是，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长期面临财力不足的麻烦，独立支持格洛纳斯实在太吃力了。
中国的北斗导航系统也面临能力不够的压力。
自2007年发射第一颗导航卫星开始，截止到现在，北斗导航系统已经拥有16颗在轨卫星。导航范围已经覆盖亚太地区，预计在2020年前后，一共会有35颗卫星在轨，包括5颗静止轨道卫星和30颗非静止轨道卫星，将具备全球导航的能力。目前，无论是北斗还是格洛纳斯的用途主要是军事，民用范围暂时很小，而且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导航系统，中国的30颗卫星的传输能力不可能满足需要。
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有了将格洛纳斯并入北斗的意图。
俄罗斯格洛纳斯导航系统同中国北斗导航系统完成了系统兼容试验工作，这排除了两个系统合作的技术障碍，鉴于俄罗斯经济状况，已无力继续在该领域投入，该系统并入中国北斗系统将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格洛纳斯导航系统一旦同中国北斗联合，将拥有50颗以上的卫星，不管是军事上还是民用上都能无缝隙的覆盖全球，因为中国北斗的后发优势，北斗导航精度高于美国GPS十倍以上。
中国和俄罗斯的这一个双赢合并，对于印度是一个糟糕到极限的消息。印度同美国的GPS和俄罗斯的格洛纳斯都签订了购买军用信号的授权合同，一旦格洛纳斯并入中国北斗系统，印度将面临窘境。
一旦格洛纳斯导航系统并入中国北斗，印度那些使用格洛纳斯导航系统的战斗机和其他设备怎么办？这不是将印度军事部署完全敞开了给中国看么？
中俄在卫星导航上的合作不是今天才开始，而是早就开始了。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印度开始了武器装备全盘美军化，即使是被痛宰，也要花100亿购买美军落后的F-16生产线。
印度固然是人口大国，疆域也非常的辽阔，没有独立国防科研，通过俄罗斯购买武器和导航服务，原本是最合乎“效益”的选择，万不料风云变幻，俄罗斯竟然和中国合作了，于是，印度的一部分武器竟然赤裸裸的暴露在中国的枪炮下，这也太坑爹了吧。
同样的道理，中国原本已经研制了教练机，偏偏购买捷克的，风云变化，竟然不能购买了，给钱也不卖你。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362节
新中国成立后，民航进步非常缓慢。60年代，周恩来出访欧洲。中国在与世界多年隔绝之后，第一次看到外面世界空运的发达。当时，我国尚没有喷气客机，周恩来是乘坐租赁的外国航空公司飞机出访的。
外国报纸据此说“中国尚未进入喷气时代”、“中国是一只没有翅膀的鹰”。
周恩来针锋相对地允诺说：“将来中国有了自己的大型喷气客机，一定邀请各国记者乘坐环游地球。”
1970年7月，毛泽东视察上海时指示：“上海工业基础这么好，可以造飞机嘛！”
同年8月21日，国家计委、中央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原则批准了航空工业领导小组提出的《关于上海试制生产运输机的报告》，这就是“708”工程，即大型客机的运十。
程不时回忆：“当时在祖国的大江南北，调集了300多人，所以说我们中国研制飞机的各支队伍里都有人参加。比如，我是从战斗机的地方来的，有从轰炸机的地方来的，有从运输机的地方来的，有从直升飞机的地方来的，有从水上飞机的地方来的，有从无人飞机的地方来的，还有从放卫星的地方来的，就是航天的部门。都是专业人员，这些人员重新组成一个队伍。这个队伍，我想倒体现了某种优势，像我们的技术标准向世界接轨，飞机的尺寸是从10米的一展，向40米扩大，这么大跨度的变化。”
中国航空比较落后，人才非常的短缺，研制运十，首要的任务就是在全国范围内集结人才。
这个运十，当时的任务目标是研制中央和国家领导人的出访专机，性能要求主要是高航速、大航程。据说当时对大航程有个形象的标准，就是东能飞到美国，让周总理坐它去开联大会议；西要能飞到当时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
根据这种标准，航程大概在7000公里左右。
1975年1月，运十飞机的图纸设计基本完成。1976年7月制造出了第一架用于静力试验的飞机，1978年11月全机静力试验一次成功。1979年 12月制造出第二架用于飞行试验的飞机，于1980年9月26日首次试飞一次成功，此后进行了各种科研试飞。先后转场北京、合肥、哈尔滨、乌鲁木齐、昆明、成都等地，并先后7次飞抵起降难度最大的西藏拉萨贡嘎机场，飞西藏时“一周飞行5次，连续出勤无事故”。 到1985年，“运十”共飞了130个起落，170个小时，最远航程3600公里，最大时速930公里，最高飞行升限11000米，最长空中飞行时间4小 时49分。从性能上看，“运十”客舱按经济舱178座，混合级124座布置，最大起飞重量110吨，已经达到了“大飞机”的标准。
运十，作为我国首次开发的大型飞机项目，设计人员就能够综合集成当时国内老旧的苏式设计体系、工业制造体系和当时初次接触的欧美飞机标准规范的不同要求，最终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设计，在总体上达到了与波音707基本相当的水平。从后来的试飞结果看，运10飞机在高速性能指标，最大航程和最大载荷航程的指标上，都达到了与国外同类型飞机相当的水平,在某些指标上还略超过“伊尔－62”，这在中国，乃至于整个世界已经是个奇迹了。
1986年，运十被迫下马，公开的报道是“由于市场和经费等原因运十飞机未能继续研制下去”，直接的原因是没有获得“三千万”买油的钱。
对于今天而言，三千万几乎不是一个数字了，一个农村乡镇中学搞校舍改造，投资也在两千多万。可是，1986年的中国，缺钱啊。我1983年上初中，记忆深刻，一个学期的交费是5元，1987年上高中，按照规定需要购置校服，交费是12元。我1992年参加工作，劳动者的工资已经大踏步了极多数量级了，月工资183元。
所以，在那个时代挤三千万真的很难。
运10最后的悲剧在于它的设计与当时国内薄弱的工业基础的不兼容。
航空工业是一个国家工业体系发达程度的顶级体现。中国的现代工业体系，是从1949年以后，在前苏联的支持下，完全按照前苏联的标准建立的，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中苏关系恶化以后，中国自己又进入了一轮一轮的政治动乱，中国整体的工业能力确实是比较落后的。
运十设计，开始也采用苏联1953年规范，计算结果结构超重。1972年7月改按英国民航适航性要求，算出第二轮载荷，基本满足重量要求。“728会议”后，设计组决定以美国运输类飞机适航性标准FAR－25部为设计依据，同时也参考相应的英国、苏联民航规范。这是国内飞机设计首次采用美、英规范。
运十，在设计上广泛参考引进的波音707、“三叉戟”机型，但，因为中国整体工业能力的不足，在材料、制造工艺、装配等方面全面遇到问题，设计能力被迫向制造能力妥协。
在运10飞机全机的14个大系统共435项成品和附件中，有305项必须进行全新研发，其中难度最大的是研发适合大型飞机的发动机。为争取时间，提高可靠性，决定在测绘波音707所用的“JT-3D”发动机，仿制“涡扇8”发动机的同时，把引进波音 707飞机时同时引进的4台备用“JT-3D”发动机直接装上运10飞机使用，另外还选用了关键的58项进口成品，这使运10飞机的主要性能有了支撑。
关键设备可以采用引进的办法解决，在材料加工、装配工艺上的差距却无法靠引进来改善。“运10”作为按欧美规范设计的新产品，整体结构多，大锻件、机加大蒙皮和大型材多。而当时的中国没有相应的基础工业和科技支撑，缺乏机体龙骨所用的5万吨级以上的巨型水压机，没有高强度的爆破焊接技术，复合材料的生产加工不过关，也缺乏适用的导航和雷达系统。面对这些情况，只能采取因陋就简的办法解决。
这样做的结果，使“运十”空重大幅度超标，将机体长度减少了几米后，空重仍然重于“波音707”，而且还使整个飞机的结构强度降低，无法保证安全。
不仅材料加工，零部件生产，装配工艺控制也是问题重重。“运十”第一架飞机用于静力破坏试验，为保证静力试验成功，数据准确，从1976年10 月起，对这架静力试验飞机的质量进行全面复查，共查出各种故障1650余条。经采取补救措施，共排除各种故障1386条。其中重要受力部位左、右机翼10号肋就排除了127条。
1978年第一季度，对“运十”第二架用于试飞的飞机进行了全面质量复查，发现其中铆接部件质量问题5312条，较大故障127条，需报废换新的零件有825件。
这样因陋就简制造的“运十”，尽管从外表看光鲜闪亮，与“波音707”差异不大，但在内在质量上却有着天壤之别， 不仅无法在材料工艺、制造装配上对安全进行保障，在运营成本和维护成本上也大得令人难以想象。
这就是当年整个中国工业水平的反映。
“运10”一直试飞到1985年2月，约完成了一半的试飞任务，拨付的经费耗尽。
运十，最终因为没有拨款而下马。
有一种说法，据说当时的民航总局的负责人接受了西方几个大的飞机公司的贿赂，故意不使用“运十”，使“运十”饿死。“运十”因此失去了国内市场，失去了发展的资金来源。
当时的民航总局内有一些腐败分子，这个是正常的，正如今日的各省各部都有腐败分子一样，但“运十”这样硕大的工程下马，并非仅仅可以由几个腐败分子来操作的。1981年1981年1月 8日，民航总局以（81）民航工字2号文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提出《对国产运十飞机的几点看法》的报告，认为：“运十型飞机基本上是测绘仿造波音 707/720型飞机，改换了机翼，缩短了机身，减少了起飞重量和商载”，“运十飞机还有不少重大技术问题有待解决”，“要能投入航线使用还要经历一个较 长的时期”。“即使运十飞机达到了波音707型机的水平，也不过相当于六十年代初期国外第一代喷气客机的水平”，“由于能源危机引起油价上涨和1985年国际民航组织将对超过噪音和烟雾标准的飞机实行限制，波音707飞机已属淘汰机种”。1982年5月24日，民航总局向国家经委报送了对组织“运十飞机国内长途航线货物运输试飞工作”的意见，认为：1.根据中国民用航空机务条例，飞机的放行须有完整的技术文件，其中包括适航证。2.国际民航公约规定航空器 应进行必要的飞行试验，以证明它符合适航性要求。运十的试飞工作离试飞大纲要求相差甚远。3.目前适于运十飞机起降的机场仅有几个，且都是国际航班经停站，试验型飞机在那些机场飞行是不适宜的。根据以上情况，我局认为运十飞机在取得适航证前，不宜加入国内长途航线货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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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63节
以当时中国的政治形态，一个民航总局的局长，是决定不了“运十”这种大型科研的命运。
“运十”的建成，证明了我国有能力设计出与当时较为先进的大型飞机水平相当的大飞机，也证明了当时国家的工业体系还不能独立支撑大型飞机的制造。
中国的工业体系，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从日本引进彩电生产线，然后又引进了德国大众汽车的生产线等等以后，工业体系才开始在原本苏联输入的基础上接受西方体系，程不时对于“运十”的设计主体是参考了西方理念，这就与中国原有的工业体系和管理模式发生了结构性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加大投资，优点是整个中国的工业体系转轨有了实实在在的核心——围绕运十提升工业能力，缺点是，没完没了的投资在经济崛起的时候是一个极其沉重的压力。
运十的研制，确定于讲政治不讲效益的文革，如果中国不搞改革开放，因为没有国际市场的运用，就必须不断向运十投资，在取得阶段性成果后就敢于投放国内市场——在讲政治的大框架下，即使有安全风险，正如风庆轮的远航，也是敢于赌一把的。改革开放后，国家经济有“无原则讲政治”转向“讲效益”，运十，这样漫长而巨大的投资，就纠缠了整个国民经济。
按照一般的逻辑，既然“运十”已经设计成功，既然中国已经向西方打开了国门，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借对外开放的有利政策进口西方科技完成“运十”的中国制造呢？
这种思路太正确了，所以，太一般了，所以，也就不会成功。
为什么？很简单，中国打开国门的目的是利用西方的科技、资金和管理，西方进入中国是为了市场和利润。西方如果对中国搞科技输入或者高精尖产品输入，是一定要考虑中国“仿制”和“吸收”的利益损失。
一句话，我不怕你“吸收”和“仿制”，因为我们有太大的代差——一个清华大学的学生给一个初中生补课，等闲是不怕被赶超的。
可是，如果一个初中生和一个清华大学的学生在一起“交流”的时候，初中生如果非常明确的说：我将来不但清大，而且赶超你。
即使，这清大学生有非常的自信，内心总要犯嘀咕。
运十，就是中国民族工业的“梦想”，就是与世界争雄的野心。
《上海滩》的末尾，许文强、丁力称雄法租界。长贵向阿力汇报说，有两个外地人霸占了程普的地盘，并且不愿意逢十出二，丁力的表态是连根拔起。
许文强说，当年冯如果像阿力你今天这样处理这种事情，就不会发生任何事情了。
我们看世界历史，世界的霸主是风水轮流的，但，虽然也曾经被侵占，在长达两千年的历史里，因为庞大的人口和忍耐力，最强大的民族当然是汉民族。作为最强大的移民国家，美国在世界上能够有几个敌人？中国当然是美国需要盯着的竞争对手，尤其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引用邓宁格《工会与罢工》的名言：“资本在逃避混乱与纷扰，它的性质是胆怯的。这是极真确的，但还不是全面的真理。像自然惧怕真空一样，资本是惧怕没有利润或利润过于微小。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胆壮起来。10%会保障它在任何地方被使用；20%会使它活泼起来；50%的利润会引起积极的大胆；100%会使人不顾一切人的法律；300%就会使人不顾犯罪，甚至不惜冒绞首的危险了。叫嚷和斗争如果会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这二者。走私与奴隶贸易，充分证明了这里所说的一切。”
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生产都会出现过剩，资本总在寻找等多的国际市场，而中国，因为拥有庞大的人口，即使经济落后，也必定是资本追逐的重要的目标。
而且，美国以资本剥夺中国，对于中国而言，积极层面是对中国的资本、科技、管理输入，缺点是美国对中国的吸血。
二战之后的新兴国家，除了中国大陆这个大个子之外，潮起潮落，很多国家都有利用外资的成功经验，但能够正儿八经成长为新兴工业体的毫无例外都是交通便捷的小国，而且大部分处于中国东部边缘的岛弧链上。
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就在于美欧发达国家的强盛的外因就是以亚非拉国家为商品输出、资本输出的目的地，养肥了吸血或者剪羊毛，是西方，特别是美国屡试不爽的手段。
中国庞大的体量、落后的经济、勤劳的民众、储蓄的经济特点，是最恰当的商品输出、资本输出选择。
可是——历史为什么有那么多可是呢——中国有两个很可怕的特点：1、中国以来有仿制的传统——独创性不够；2、庞大的中国市场、贫穷的民众，有扶植“仿制”产品成长的经济可能。
什么意思呢？和外来高科技产品相比，“仿制品”的质量和性能是非常差劲的，在一般的国家——即使经济不太落后的国家——仿制品是没有市场的，不过呢，中国不同，市场的广阔给仿制品提供了巨大的成长空间。
举例说。20世纪80年代，中国进口了电视机等家电，同时也进口了家电生产线。就一般的竞争而言，真正的国货的质量是比不过进口产品的。中国的庞大人口当量决定了对质量较差而廉价的国货的需求可以养活中国的仿制品。如果国家人口太少，市场狭隘，仿制品的市场有限，就很难以“仿制”手段追赶发达国家。

@ufostar668 2017-09-12 18:08:14
也许，是向西方的见面礼，军事上，打越南，经济上，停运十，停止核潜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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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与我心有戚戚焉。
麻烦的是，下一节算你的还是我的？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364节
对于运十的下马，有些人从“运十”是文革时期有关部门奉“最高指示”匆匆上马的一点别有解释：运十下马带有否定文革的意味以及其他的政治意味。
文革结束，逐渐展开的拨乱反正，带来两个理所当然的思考：1、毛泽东的评价；2、毛泽东领导中国社会建设的道路的评价。
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上上下下都充满了思想斗争，如果说前半截是政治纠左和经济纠偏，后半截就“当前任务主要是防右”了。
事实上，整个八十年代思想斗争的核心就是围绕对毛泽东的评价展开的，因为毛泽东是社会主义的社会建设事业的奠基者、是共和国的第一缔造者、是解放军的第一缔造者、是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最重要的是，毛泽东是井冈山道路的开创者、领导者。中共早期的历史当然不等于毛泽东的历史，但，如果没有了毛泽东的历史，中共的历史就黯然失色。
毛泽东在中共历史上的分量和影响，不要说某一个人无法比拟，就是一个群体都无法比拟。
确定无疑的政治逻辑，对毛泽东的评价就等于对中共的评价。
如果类比苏联，毛泽东一个人的分量相当于“列宁加斯大林的和”。
毛泽东不是共产党的第一创始人，这一点比不过列宁。毛泽东领导的社会经济建设比不过斯大林。但是，中共的最初力量远远比俄共弱小，中共的敌人却比俄共的敌人强大了太多太多。中共革命的艰难和复杂，在整个近代革命战争史上都是无与伦比的光辉乐章——两万五千里的漫长征途和南方丛林山地的坚持，都绝对是人类战争史的奇迹。
军事成就之巨大、政治斗争之复杂，是中共的巨大优势，也是毛泽东的巨大功绩，这两点，都远远超过了苏共、列宁和斯大林。
如果丢掉了毛泽东的旗帜，中共固然不是一无所有，但，还能够有多少？
一个集团的成功，当然是团队的胜利，共产党的胜利当然也是团队的胜利，同样，一个集团的胜利，也必须是领袖的胜利。
民主体制的美利坚，其民族独立、其民族团结，如果没有了华盛顿、林肯，还有历史可供书写吗？
同样的道理，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如果不讴歌毛泽东，巨大的历史空缺，哪一个人物能够填补？朱德、彭德怀，周恩来、刘少奇？
自从赫鲁晓夫毁掉了斯大林，苏共的历史就被阉割的不成体系，最终而亡党亡国，因为，亡人之国先去其史。
仅仅一个列宁，因为去世较早，因为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卫国战争的是斯大林，列宁是支持不住苏联历史的根基和骨架的。
所以，文革之后，中国的一切思想斗争的总根子都围绕着“毛泽东思想”展开——官方定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并不等同于毛泽东个人的思想，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建者毕竟是毛泽东。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和全国关注的一件最大的事情。如何评价毛泽东晚年仍然坚持的“文化大革命”，又成为评价毛泽东的焦点。
1979年6月，中央决定，在10月建国30周年国庆时，由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作一个讲话，对建国以来30年的历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一个总结性的评价。时间紧迫，起草任务落在了“党内一支笔”胡乔木肩上。
邓小平对起草国庆讲话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先后4次找负责人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9月4日，他对胡耀邦等指出：现在的稿子，对毛 的地位、作用、贡献讲得太弱了。要使人们看了文章以后得出一个总的印象，我们的党和人们现在是在真正搞毛泽东思想，完整准确地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是真正将毛泽东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付之实现；无论如何不能叫人看了以后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否定了毛泽东。9月12日，他看过再次修改稿后说：“现在这个稿子，对毛 讲够了，这样很好。”
10月30日，胡乔木、邓力群在北京西城区前毛家湾1号的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召集有关人员会议传达了邓小平同胡耀邦、姚依林、邓力群的谈话：中央常委研究，准备为明年五中全会、六中全会和后年十二大做准备工作。起草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决议，现在就着手，明年底六中全会讨论通过。邓小平宣布，决议的起草工作在中央常委领导下进行，邓小平主持，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组织实施。胡乔木负责起草工作，邓力群负责组织和交流工作。他还说，有了国庆讲话，历史决议就好写了。以讲话为纲要，考虑具体化、深化。《决议》的起草工作正式拉开帷幕。
《决议》起草历时20个月，较大的修改共9稿。
经过三个多月的讨论，根据胡乔木的设想，1980年2月，起草小组拿出了第一份提纲。提纲分五个部分，其中第三部分“文化大革命”和第四部分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是重点。
邓小平看了提纲，3月19日第一次找胡耀邦、胡乔木等人谈起草小组的提纲。他说：我看了起草小组的提纲，感到铺得太宽了。要避免叙述性的写法，要写得集中一些。对重要问题要加以论断，论断性的语言要多些。当然要准确。
邓小平说：“中心的意思应该是三条：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第二条是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要作出公正的评价。第三条是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作个基本的总结。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的决定传达下去以后，一部分人中思想相当混乱。有的反对给刘少奇平反，认为这样做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有的则认为，既然给刘少奇平反，就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对的。必须澄清这些混乱思想。
邓小平指出，要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就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同时他又指出，要对“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4月1日，邓小平再次找胡耀邦等人谈话，补充指出两条：“总起来说，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
6月27日，邓小平看了第一稿后找胡耀邦等人谈话，一针见血地指出：“《决议》草稿看了一遍。不行，要重新来。我们一开始就说，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现在这个稿子没有很好体现原先的设想。”他强调说，重点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晚年错误要讲，但是要概括一点，要恰当。他还说，单单讲毛泽东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7月3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胡乔木对起草中没有实现邓小平的要求，即举起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作出完整准确的解释，统一全党的思想，作了自我批评。随后，起草小组开了三天座谈会，胡乔木作了八次讲话。他给毛泽东思想总结了三条基本原则：一是实事求是，二是依靠群众，三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重写中，关于“文化大革命”部分，他总感觉写得不满意，就自己动手写，提出了一个“内乱”的新说法，解释说：“内乱”不一定是反革命，里面有反革命和叛乱的因素。对于毛泽东思想，他也提出了一个新说法：毛泽东晚年错误，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这就解决了批判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与同时肯定毛泽东思想的“互相打架”问题。
当时，有传言说，这个历史决议只是暂时维护团结用的，将来要翻案，要全面否定毛泽东。8月10日，邓小平同胡耀邦、邓力群谈话说：所谓有些人将来要翻案，无非是翻 功过的案。只要我们把 的功讲够了，讲得合乎事实，我看翻也不容易翻。至于他的错误，太明显了，但毕竟是第二位的，有这句话就行。邓小平还说，错误不止是 一个人有。五七年反右，我就是个积极分子。“大跃进”，总理、少奇我们这些人也发热嘛，也相信亩产多少多少斤。现在宣传总理、少奇有神化的现象，我们不能宣传个人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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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65节
9月10日，起草小组写出了第二稿，采取主要讲正确方面的写法，大大加强了正确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分量，起点有很大提高。印发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讨论再次修改后，10月作为第三稿提交党内4000名高级干部讨论。参加讨论的有省军级以上干部，老同志，党内有思考见解的专家。
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学员大约1600人，也参加了讨论。参加讨论的实际总人数在5500人以上。
讨论从10月中旬到11月下旬，进行了一个多月。随时集中反映有代表性的意见，写出各期简报上报中央，简报共写了1000多期。起草小组先分散在北京各组听取意见，然后到全国各地听取意见。
这是党内一次民主大讨论。气氛十分热烈，大家畅所欲言，出现了热烈的议论和争论，焦点集中在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上。
“文化大革命”虽已过去几年，但有不少遭受打击和冲击的人的感情偏激，仍然沉浸在“揭、批、查”运动之中，一些被迫害致死干部的遗孀把讨论与平反冤假错案联系起来。加上还没有“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资料和研究论著，对过去的许多事件真相并不十分清楚，有些未经核实的传闻在会上散布后，也激起了不少情绪化的发言。因此，出现了一些对毛泽东严厉批判甚至否定的言论。
大多数人认为毛泽东功大于过。许多老同志以亲身经历说明，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是无人可比的。
李维汉说，是谁第一个发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是谁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是谁第一个打起了井冈山的红旗？是谁同教条主义斗争，创造性地把中国革命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只能是毛泽东！
何长工说，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时期，顶住了斯大林的压力，推翻了国民党政府，他在关键时刻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傅钟说，西安事变和抗美援朝战争前夕，形势错综复杂，都是毛泽东提出了正确的主张。
阳翰笙说，有些人只看到“文化大革命”中自己“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忘记了毛泽东率领我们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功绩。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动摇。
有些人认为，毛泽东思想里有很多错误，不是科学理论体系，不应当再提；把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等于毛泽东个人的思想不代表毛泽东思想，在逻辑上讲不通。胡绩伟建议，十二大修改党章时，应该把毛泽东思想去掉，因为八大党章就没有提毛泽东思想。王若水说，如果我们开了这样一个先例，正确的算毛泽东思想，不正确的就不算，那对其他人可不可以这样？
多数人同意提毛泽东思想。有人从科学发展史上专门作了解释：为什么不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也算作毛泽东思想呢？这些同志不了解，在科学发展史上，凡是以个人名字命名的“理论”“主义”“定律”“学说”，都指他对某一科学的新贡献、新创造，不包括他的其他思想和言论。达尔文主义、康德主义、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都不包括达尔文、康德、黑格尔、马克思个人言行，就是他们的著作，也不一定都代表他们的主义和学说。王观澜说，说毛泽东违背了毛泽东思想，是不矛盾的，是实事求是的，区别开来很有必要。
起草小组成员在听取中对一些史实进行了澄清说明。如一位文化界的老同志质疑说：毛泽东取得领导权后，张闻天在延安时期为什么被撤销 职务，是不是“非法”？胡乔木特地查阅了研究文章，给他写信说明：1937年12月，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中央书记处进行了改组，不再设 ，由张闻天、毛泽东等数位同志组成书记处进行领导。胡乔木并就此事问了陈云，陈云也说这一段时期没有明确的 职务和名义，1941年后张闻天不再召集书记处会议，并不是到那时才不担任 。
我们看今日的史学界，有相当多的人以尊敬张闻天的笔调暗示毛泽东的领袖位置的某些、某些不恰当，也以张闻天后来的结局批评毛泽东的能力或者心胸。
美国人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写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有对张闻天妻子刘英的访谈。
“长征途中不论遇到多大危险，刘英从来都是处之泰然的，但在述说丈夫临终前的情况时，七十五岁的刘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她攥着手帕，揪着衣襟，两眼闪烁着泪花。他们罗织罪名，指控他是间谋，说他是苏联特务。”
刘英说：“中国的封建传统历来是：丈夫落难，妻子受株连。”
“（张闻天）因未得到适当的治疗，于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死去，终年七十六岁。死后没有开追悼会。一九七八年，他和彭德怀等人一起得到平反。最后开了追悼会，刘英也得到平反。在胡耀邦 的支持下，她成了一名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成员。”
文革结束后，有相当一部分被迫害致死的老同志的妻子愤恨难平。
张闻天，因为曾经是党的负责人，因为在庐山会议的讲话，成为一部分拔高其评价批评毛泽东的由头。
讨论中的一些错误言论虽然是极少数，但言辞激烈，影响很大。
由于对前述问题存在着比较大的分歧，因此讨论中周扬、贺敬之、赵守一等不少人从维护党的团结出发，提出是否暂时不作这个决议了。理由是：对毛泽东的评价、写不写毛泽东思想，认识不统一，粉碎“四人帮”才几年，离六中全会只有几个月时间了，时间紧迫，也不能做一个妥协的混合物。担心仓促中作不好决议，引起争论，影响今后的建设，不如留待十二大以后去作。李一氓、焦若愚等认为，如果达不到统一思想的目的，决议可以暂时不对毛泽东评价，只对“文化大革命”作出结论。黄华、冯文彬等人则认为，这个稿子已经很好，决议不能再拖了，我国已经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不分清是非，就不能领导人民完成建设四个现代化任务。不拿出决议，国际上也会众说纷纭。而且，老一代革命家还健在的时候，作这个决议最有利。他们转述叶剑英的话说：要抓紧啊，老同志一天比一天少了，要有紧迫感。
文革时期，有太多的老同志被迫害，对毛泽东有相当大的情绪，但，就整体而言，老同志经历了太多的枪林弹雨，对于毛泽东的历史贡献有深刻的贴身感受。这个群体一旦不能掌控舆论，对毛泽东的评价就困难。
4000人讨论的后期，胡乔木总结了讨论中的18条意见并进行说明，同时，安排改写第四稿。由于长期处于极度紧张疲劳之中，他病倒了，在陈云一天三次催促下，才住院治疗休息。
由于受讨论中少数言论的影响，起草小组11月22日写出的第四稿仍然加重了写毛泽东错误的分量；删去了肯定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观上还认为是在拯救、保护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等动机的话；增加了“有他个人政治品质和思想作风方面的原因”等话；又提出一个犯错误的“毛泽东晚期思想”，与毛泽东思想的概念互相牵扯不清；对建国以来的成就也讲得不够，有“国民经济被拖到崩溃的边缘”内容。调子比较低沉。
胡乔木住院期间，五次从医院出来同起草小组谈修改问题。他要求大家不要怕压力，不要受讨论中一些消极意见的影响。他说，这次稿子，吸收了好的意见，也受了消极影响，把反面的东西突出得有点过分，似乎把错误讲得慷慨激昂就是实事求是。现在的写法，1957年到1966年的十年，似乎我们就是在那里搞斗争、“反右倾”，没有做其他的事情。应该把这十年的建设成就写出来，说明我们现在赖以前进的基础主要是那十年搞起来的。关于建国以来的错误，胡乔木说，毛 要负重要责任，但不能归到他一个人身上。现在党内有一股空气，似乎别人的错误可以放过，毛泽东的错误不能放过。研究党史也有一种倾向，就是要翻案，把毛 的历史作用推翻，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366节
邓小平看了部分简报，敏锐地发现了讨论中的偏向。还在讨论中的10月25日，他找胡乔木等谈话，首先肯定了讨论中好的意见说：“这次党内四千人参加的讨论还在进行，我看了一些简报，大家畅所欲言，众说纷纭，有些意见很好。决议讨论稿的篇幅还是太长，要压缩。可以不说的去掉，该说的就可以更突出。”
然后，他严肃、尖锐地指出：“关于毛泽东同志功过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写不写、怎么写，的确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找警卫局的同志谈了一下，他们说，把我前些日子和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谈话向战士们宣读了，还组织了讨论，干部、战士都觉得这样讲好，能接受。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
“我们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都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
“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这是我们从决议起草工作开始的时候就反复强调的。
“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作。
“现在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品质上。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即使是品质很好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不能避免错误。红军时代中央革命根据地打AB团，打AB团的人品质都不好？开始打AB团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也参加了，只是他比别人觉悟早，很快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到延安时候就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
“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这是邓小平13次谈话中分量最重的一次。他着重讲评价毛泽东的重大利害关系，要从党的大局出发，不能导致否定党的旗帜和历史。因为中国共产党不比苏联共产党，否定了斯大林，还有列宁作为旗帜。邓小平现身说法地指出，不能光以个人恩怨，把错误都归结到毛泽东个人品质上。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两次被打倒，遭到批斗，身心受到折磨，长子致残，他说“文化大革命”是自己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所以，邓小平尽释前嫌，以博大的胸怀从党的根本利益出发，肯定毛泽东，是有资格的，是令人心服口服的。
对于暂时不作决议的意见，邓小平认为，决议一定要作。他后来回顾其必要性说：“这个《决议》，过去也有同志提出，是不是不急于搞？不行，都在等。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
与此同时，陈云也发现讨论中出现了较大偏差。11月上旬，他两次找胡乔木谈话，针对讨论中一些人专攻毛泽东的个人品质和责任问题提出了三点意见：一、毛 的错误问题，主要讲他的破坏民主集中制，凌驾于党之上，一意孤行，打击同他意见不同的人。着重写这个，其他的可以少说。二、整个党中央是否可以说，毛 的责任是主要的。党中央作为一个教训来说，有责任，没有坚决斗争。假如中央常委的人，除毛 外都是彭德怀，那么局面会不会有所不同？应该作为一个党中央的集体，把自己的责任承担起来。在斗争时是非常困难的，也许不可能。三、毛 的错误，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毛 老讲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待在北京，这些话的意思，就是不愿同中央常委谈话、见面。总之，党内状况的形成，不是一个人，是个复杂的过程。
这个时候，黄克诚发表了长篇的讲话。
黄克诚非常敏锐的感觉到北京西单墙上的部分言论过激贬低毛泽东把矛头直接指向共产党。而党的高级会议弥漫着批判否定毛泽东的声音，内外相互影响的后果是极端严重的。
1980年11月，中纪委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会议。黄克诚不顾年迈体弱，抱病出席会议。会议安排他讲一讲，他没有客气。
早在会议之前，他就确立了要讲的主题——谈谈评价毛泽东的问题。针对党内和社会上一度出现肆意诋毁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倾向，他要以马列主义的科学态度，以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事实，对毛泽东思想作出科学的评价，批判某些人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采取的轻薄态度和不负责任的做法。
“对毛 的评价问题，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表示过原则性的意见。小平同志讲：（毛 ）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上，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小平同志还说过，‘没有毛 就没有新中国'，‘他多次从危急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 ，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在谈到毛 晚年的错误时，小平同志说，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成是毛 一个人的，我们老一辈子的人，也是有责任的。我们今后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在评论和处理党内的某些历史问题时，小平同志曾讲过‘宜粗不宜细'。就是说，对那些不太重要的问题，不要过分纠缠。小平同志的这些原则意见是代表中央讲的，我完全赞成。所有共产党员应该本着这些精神去考虑对毛 的评价问题。”
接着，黄克诚针对社会上个别人对毛泽东的谩骂和丑化行为，从历史的角度讲述了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功绩。然后，他激动地说道：“毛 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远远不止我讲的这些……毛 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缔造者，多次在危急中挽救了革命，这是我们党内任何人都不能比拟的。”
接着，黄克诚又实事求是地指出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但话锋一转，他尖锐地指出：“有些同志把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党犯的所有错误都算在毛 身上，让他一个人承担责任。这样做不符合历史事实，也违背了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小平同志讲了包括他自己在内，我们这些老同志都是有责任的。有一个同志曾问我：‘不让毛 一个人承担错误的责任，你承担不承担？'我说：我也要承担一些责任。但对搞文化大革命我不承担责任，因为那时我已不参加中央的工作，没有发言权了。我认为，凡是我有发言权的时候，我没有发表意见反对错误的决定，那么事后我就不能推卸对错误的责任。比如反右派扩大化，错整了很多人，就不能只由毛 一个人负责。我那时是书记处成员之一，把有些人划为右派，讨论时未加仔细考虑就仓促通过了。自己做错的事情怎么能都推到毛 身上呢？全国为什么错划了好多右派？我看各级党委都要负一定的责任。‘大跃进'中，许多做具体工作的人盲目地浮夸，将事实歪曲到惊人的程度，使错误发展到严重地步，也是有责任的。”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367节
黄克诚说，“毛 逝世了，给我们留下宝贵的财富，也留下消极因素。他的消极因素只是暂时起作用的东西，经过我们工作是可以克服的，而毛泽东思想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现在有些人要丢掉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或要批判毛泽东思想主要部分，我认为这是危险的，是要吃亏的，是会碰得头破血流的！”
黄克诚的讲话引起了轰动。这就是著名的“黄公讲话”。
1981年2月，起草小组写出第五稿。调子有所提高，删去了“国民经济被拖到崩溃的边缘”，毛泽东“制定和推行了一条左倾路线”等说法。
邓小平看了后，感到仍然没有解决问题，3月9日在谈话中再次重申：现在稿子的调门不对头，和原先设想的方针不对头，好像错误都是老人家（毛泽东）一个人的，别人都对。总的说来，我们犯错误还是没有经验，大家都有责任。他强调，中心问题还是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他尖锐地指出：千万注意，不要把30多年的历史写成黑历史。如果这样，产生的效果就会使人们痛恨我们的党，痛恨我们的决议，痛恨我们写决议的人。3月18日，他再次坚定地指出：这个问题写不好，决议宁肯不写。这是中心，是关键。
但是，究竟如何才能既写透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性质，又肯定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是个难题。毕竟毛泽东从1957年就开始不断犯错误，直到去世前夕还在坚持他的“文化大革命”严重错误。正像胡乔木当时所说，压力很大，总感觉这样兜圈子兜不出去。这时，胡乔木已经去外地养病，接替他主持起草的胡耀邦提出一个新方案，写个简单的稿子，着重联系历史经验，写当前的任务和今后的做法，不算细账。但是，这就不像一个历史决议了。胡乔木表示不同意，邓小平也支持胡乔木的意见。
陈云，别有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
3月24日，邓小平去医院看望陈云。在谈话中，陈云提出了把中共建国前后60年历史联系起来写的意见，使邓小平长久思考的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他高兴地对邓力群说：“前天我去看陈云同志。陈云同志对修改决议稿又提了两条意见：一是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六十年一写，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这个意见很好，请转告起草小组。”
从更加宏观的角度评价历史，也就看到了毛泽东对于中共的巨大贡献和中华民族的贡献。
仅仅这一点，就看到陈云胸怀的宽广和目光的远大：为什么一个劲纠缠毛泽东在建国后的失误呢？为什么就不能联系毛泽东建国前的伟大贡献呢？
其实，如果我们把眼光更加开阔一点，并不仅仅局限于中共60年的历史，如果联系1840年以来的140年的中国历史而评价毛泽东，会有更加准确的评价。
1949年，树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时候，毛泽东起草了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毛泽东这文笔！
据说，1948年11月8日，蒋介石在中央党部会议上严厉斥责“主和派”，是向共产党投降，并声明一切和谈谣言“绝不影响战斗到底的决心”。据陈布雷的副官陶永标回忆，布雷先生开完会回来，紧锁眉头，一根接一根地猛抽烟，饭后到寝室来回踱步，长嘘短叹，此时的蒋介石对经济形势不满，对军事形势不满，对外交不满，对陈布雷的宣传舆论工作也很不满意。
蒋介石对国民党宣传这块，他非常地不满意。在1948年的2月份的时候，他的日记里面就专门讲到过就是说身边的人不得力，其中也写到陈布雷，他就说陈布雷啊很能干，但是现在意志有点衰退，未老先衰，笔艺文气就远不如从前。
有一天在总统府开会，蒋介石叫所有的高官都去，商讨怎么写这个“总体战”这么一个方案。陈布雷想了几天也写不出来，后来又一天开会蒋介石就问他，意思就是说你写好了没有，他说他还没写好，蒋介石就很生气了。
陈布雷辩解说，蒋先生，实际情形不应有很大距离，竭诚盼望许多实际问题应有改善，宣传自易取信于民，否则徒责宣传之不能尽责，而诿过于宣传，是不公平的。
有记载说，1948年初，蒋介石看了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深感中共所提出的各项政策与策略，无不击中了国民党的要害，令他失望的是，国民党的人才一大堆，却没有人能写出直击共产党要害的文章，包括自己的“文胆”陈布雷。一天蒋介石在官邸召见了陈布雷，面带愠色地说，布雷先生，你看看人家的文章。岂知陈布雷一激动，竟脱口而出，人家的文章是自己写的，蒋介石半晌作不得声，最后只好一言不发而去，陈布雷灰头土脸地待在那里。
领导人不是只能干具体工作，首要的是能搞意识形态，能写。
有些人认为，文件是秘书写的，这当然有道理，但，以中国之大，文笔之多，秘书可以选择的范围之广，秘书文章能否使用最终决定权必然操在领导手里，如果领导不能写文章，是不可能胜任工作的。
比如，来天涯看帖子的都懂文字、懂意识形态，区别是程度，大家经常看帖子，选择看那些帖子，其实就是意识形态的追求。这种看帖子时间长了，必然有自己的思想，也就必然能写文章，之所以一些朋友不愿意写帖子，或者是没有时间，或者是弱于文字组织能力。可是，这样的朋友如果当了领导，就可以把自己的思想告诉秘书，于是就有了领导的文章。
秘书可以组织文字，但秘书不能取代领导的思想，如果秘书既有文字，也有思想，秘书很快就会进步为领导。
蒋介石要求陈布雷写文字在宣传战线和共产党一决高低，这样一来，对于陈布雷就不是文字修饰了，因为毛泽东方面的宣传是和具体的政策相一致，其出发点并不仅仅是宣传，陈布雷当然对抗不了。
比如，我们今天政治宣传的“一带一路”，其实是“经济溢出”的陆权选择——高铁——对抗美国的“海洋霸权”，这种宣传配合了国家对外政策，这种大战略绝对不是秘书、文胆所能胜任，其决策权当然是最高领导。
又比如，我们今天的社会发展搞供给侧改革和环保道路，宣传口只能是配合而不可能最终决策。
又比如，我们今天搞雄安新区，其成就不能归功于宣传口。
毛泽东写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是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集的中共中央会议上所作的报告。这个报告是对当时形势的一种分析和判断。报告在分析新形势的基础上，提出了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后需要解决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政策问题。报告正确分析和总结了二年来人民解放战争的形势，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质的文件。
我们知道，两军对垒，对于敌我形势的判断以及决策的出台，只能是军事首长独决，参谋长只能是配合。打了败仗，当然不能说参谋长无能。
中共要和蒋介石在全国死掐，对于形势的判断，对于战略的选择，当然是最高层的工作，主要是毛泽东的工作。
我们知道，整个1948年，毛泽东和林彪就是否南下北宁线争吵的非常厉害，林彪最终接受毛泽东的战略发起辽沈战役，取得巨大成绩，这说明，就最高决策而言，辽沈战役的发起，毛泽东第一而林彪第二，其他的都是配角。
如果，蒋介石批评陈布雷，在东北战场上，我们的宣传抵不过共产党，所以我们失败了，这就太胡扯了。
共产党的胜利，是政策的胜利，宣传起到巨大的作用。
国民党的失败，是政策的失败，宣传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
因为，共产党这边宣传的最终决策是毛泽东做出，乃至于毛泽东亲自写了文章，蒋介石只知道依靠陈布雷蒙骗，当然抵不过毛泽东的真文章。
这就好比说，“为赋新诗强说愁”的“无病呻吟”绝对抵不过“却道天凉好个秋”的“深沉悲痛”一样。
一个领袖，文字能力的高低，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意境。
比如，毛泽东在《沁园春》里说“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陈布雷做不到，蒋介石想不到。比如，毛泽东在《七律》里说“不可沽名学霸王”，陈布雷做不到，蒋介石也想不到。因为，陈布雷不是领袖，他没有领袖的气魄，蒋介石是“孤寒地主”，魄力不够。
毛泽东的“文魄”最出人意料的地方就在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第三节，“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毛泽东的气魄就在于，我们之所以胜利，是因为我们的政策符合中国的实践、代表中国的方向，但，我们尊敬爱国人士在历史上的探索。

@去0疾 2017-09-26 23:19:37
@yc雨花石 30502楼 2017-09-26 20:01:00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367节
黄克诚说，“毛 逝世了，给我们留下宝贵的财富，也留下消极因素。他的消极因素只是暂时起作用的东西，经过我们工作是可以克服的，而毛泽东思想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现在有些人要丢掉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或要批判毛泽东思想主要部分，我认为这是危险的，是要吃亏的，是会碰得头破血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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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68节
比如，1940年张自忠壮烈殉国，5月28日，重庆国民政府举行隆重葬礼。这是应该的，因为张自忠是国军的高级将领。8月15日，延安各界人士举行张自忠追悼大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分别送了挽词。这体现了共产党的博大胸怀，张自忠和共产党没有历史仇怨，毕竟是两个阵营，延安很穷，搞追悼会是需要资金和人力的。
1946年6月，冯玉祥提议：在北平市选三条道路或三个城门以纪念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三位将军，这三位恰好都是冯将军的老部下。一个月后，北平市临时参议院提案函请市政府实施命名方案。大概是为了促进命名方案的实施，冯玉祥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名义发起，于1946年7月28日为同日殉国的佟、赵两将军在北平中山公园举行两将军殉国九周年公祭，会后至柏林寺（佟将军遗体一直被该寺方丈隐藏于此）和龙泉寺（当年赵将军遗体由陶然亭西龙泉寺方丈将遗体抬回装殓入棺隐藏）起灵，将二位将军重新安葬于香山佟将军的故居之侧和卢沟桥。
11月25日，北平市长何思源签发《府秘字第729号训令》，将原南河沿改称“佟麟阁路”，北河沿改称“赵登禹路”，铁狮子胡同改称“张自忠路”。
何思源签发训令后，北平市政府于1947年3月13日颁令将铁狮子胡同改为“张自忠路”。
1949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一个重要决议是中央领导机关进城之后不要用中央领袖的名字命名街道地名。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共产党在根据地也曾经以牺牲的革命烈士命名过一些县，左权县、靖宇县、黄骅县、晓峰县、云彪县等等。七届二中全会后，不但没有出现新的纪念性命名，而且，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晓峰县、云彪县等都已经取消。
在这种大环境里，“佟麟阁路”、“赵登禹路”、“张自忠路”能够长期使用，就在于中共对国军方面民族英雄的尊敬，也是对国民党抗日的一种变相的尊敬。
1952年6月11日，毛泽东，亲自为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签发了烈士证书，他们的抗日功绩，得到新中国认可，并庄重给予纪念。
打开中学历史教科书，我们可以看到共产党对国军抗战贡献的正面评价，而影视剧里，国军英勇抗战的镜头铺天盖地。这不仅仅是对历史真实的反映，也是一个博大的胸怀。
改革开放之后，共产党对于曾经的对手蒋介石的评价，也逐渐变的合理而真实。
1986年4月，《血战台儿庄》在香港举行了首映式。万民争看，轰动香港。台湾中央社在香港的负责人谢忠侯看完影片后，当晚就给蒋经国打电话说：“我刚才看了中共在香港上映的一个抗战影片，讲的是国军抗战打胜仗的，名叫《血战台儿庄》，里面出现了先总统（指蒋介石）的形象，跟他们以前的影片形象不同，这次形象是正面的。”
在电影《血战台儿庄》中，蒋介石正面形象的一个情节：国军师长王铭章英勇牺牲后，蒋介石亲自主持了追悼会，日本战机飞来扫射轰炸。面对危险，蒋介石临危不乱，发表讲话，镇定自若。
这个经典的镜头画面，与大陆此前反映国民党、蒋介石的影片确实有着显著的不同。
这场戏是根据历史档案拍摄的。
《血战台儿庄》的录影带很快飞到台北。
宋美龄和蒋经国和国民党中常委的全体人员都很快地观看了影片。蒋经国说：“从这个影片看来，大陆已经承认我们抗战了。这个影片没有往我父亲脸上抹黑。看来，大陆（对台湾）的政策有所调整，我们相应也要作些调整。”不久后，蒋经国终于决定同意国军老兵回大陆探亲，海峡两岸同胞在骨肉分离了37年后，终于把苦苦的乡愁化作了喜悦的重逢，从而揭开了海峡两岸公开互动往来的序幕。
共产党人对于曾经铁血屠杀自己战友的蒋介石的评价都能够公允而合理，对于自己的犯过错误的领袖为什么如此的苛刻？
毛泽东固然有过失误乃至于错误，这是不容回避的事实，问题是，我们评价毛泽东，为什么仅仅看建国后27年的历史——何况，27年历史的基本走向也是光辉灿烂值得大书特书——我们为什么就不能从五四运动之后的历史全方位评价毛泽东？我们为什么就不能上溯到1840年之后的历史评价毛泽东？
从1840年到1949年，我们正式丢失了太多的国土，我们事实上也丢失了太多的国土，我们的同袍被旅顺大屠杀、海兰泡大屠杀、济南大屠杀、被日军三光、被生物实验，我们的沈崇被美国大兵强奸，我们的尊严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香港人拍摄的永恒的《上海滩》，固然有儿女情长，而其背景，是外敌入侵屠杀我同袍，中华儿女是一盘散沙血泪情仇。
这是港人的历史视角。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固然还没有崛起为世界强国，但，挫美帝于鸭绿江畔，驱印军于喜马拉雅山前，抗苏联于珍宝岛上，放眼整个世界历史，上下五千年，纵横几万里，领导一积弱积贫之国，而先后抗击两个世界军政集团的，还有几个如此辉煌？
我个人认为，陈云提议以完整的中共党史视角评价毛泽东，是非常正确的思路，也为正面评价毛泽东奠定基础，但，我认为还远远不够，应当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百年国耻的角度、从中华儿女前赴后继争取独立和富强的角度评价毛泽东。
在这之后，邓力群去见陈云，陈云在四次谈话中更加详细地谈了他的看法。要点是：“决议要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要达到这个目的，使大家通过阅读决议很清楚地认识这个问题，就需要写上党成立以来六十年中间毛泽东同志的贡献，毛泽东思想的贡献。因此，建议增加回顾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段落。有了党的整个历史，解放前解放后的历史，把毛泽东同志在六十年中间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那么，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说毛泽东同志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说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
陈云还回顾了遵义会议、西安事变、延安整风等重大关头上毛泽东所作的正确决断。他说：“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威望，是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建立起来的。即使毛泽东同志犯错误的时候，许多老干部被整得那么厉害，可是大家仍然相信他，忘不了他的功绩，原因就在这里。老一代人拥护毛泽东同志是真心诚意的。”
胡乔木在第六稿基础上按照陈云的意见组织修改。1981年3月底，拿出了第七稿。最大的变化，是增加了建国前28年党的历史部分。中央决定，6月召开六中全会，准备讨论通过。在此之前，先把第七稿发给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成员和一些老同志看，根据意见继续修改。
1981年4月初，按照陈云建议修改的第七稿送彭真、徐向前、邓颖超等几十位老同志审阅，大家普遍肯定了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评价，认为比较恰当。但是，仍有个别同志坚持自己在4000人讨论时提的不正确意见。一位担任过副总理的老同志说：4000人大讨论时我提的意见，几乎一条也没有接受。讲毛 犯路线错误，已经很客气了，不要回避。“文化大革命”是文化反革命。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不合法，这点我不让步。
1981年4月，文革结束已经4年半，对于文革时期犯过错误的老干部的清理工作大体完成，能够也敢于批评毛泽东的曾经担任副总理的必然是老同志。
网络在1981年4月之前担任副总理的干部是一件极容易的事情，把1981年4月之前已经去世的排除掉，只剩下陈云、郭沫若、邓小平、乌兰夫、李先念、聂荣臻、薄一波、谭震林、陆定一、 、华国锋、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徐向前、耿飙、方毅、康世恩、陈慕华、王任重、姚依林、姬鹏飞、赵紫阳、万里、杨静仁、张爱萍、黄华。
到底是谁如此恶评，我费了劲也找不出来，大体在以上的名单里，虽然能猜，找不到证据而不敢结论。
4月7日，邓小平听了汇报后说：“决议稿已经经过几轮的讨论。讨论中间有许多好意见，要接受。也有些意见不能接受，比如，说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是非法的。如果否定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的合法性，那我们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党还存在，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就站不住了。”他不为所动地说：有的同志不高兴，想不通，对这样一些意见我们就是要硬着头皮顶住，坚定不移地按原来的设想改好决议。
为了说明合法性的问题，胡乔木专门查阅了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时周恩来关于出席人数合乎程序要求的说明。邓小平根据这个资料具体地解释说：“八届十二中全会时周恩来同志有个说明，说十位中央委员去世，从候补中央委员中补上十位，这样，中央委员出席的就是五十位，过半数了。这就是讲的合法性。”“有的同志说，‘文化大革命’中党不存在了。不能这样说。党的组织生活停止过一段时间，但是党实际上存在着。否则，怎么能不费一枪一弹，不流一滴血，就粉碎了‘四人帮’呢？‘文化大革命’中间，我们还是有个党存在。如果现在否定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的合法性，就等于说我们有一段时间党都没有了。这不符合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