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等闲汉饺 2017-07-02 06:25:26
朋友你好,想和你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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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谢光顾。我工作比较忙，晚上同时鼓捣好几个帖子，较少有单独的交流机会。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317节
以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能够胜任进军华东的内战需要，但，如果美军直接介入，独力未必能支。1948年12月12日，淮海战役打的热火朝天的时候，中央军委提出中原、华东野战军共同发起渡江战役的战略设想。
1949年2月11日中央军委同意渡江战役总前委直属中央,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职权。
总前委是一个专管作战的机构，一般不管地方，但，渡江作战的战区在华东，总前委和华东局的关系如何协调？于是，最高层决定增补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陈赓等4人为华东局委员。
这个时候，邓小平身兼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中原局第一书记、华东局委员、中原军区政委、二野政委等5个重要岗，可是，华东局那边的饶漱石是一个老资格的领导人，为人也比较强势，中共七大和李富春一起担任副秘书长——秘书长是任弼时——牛气的不得了，华东这边，陈毅这老资格的“红军阿叔”让饶漱石真的丢盔弃甲，最有趣的是，解放战争初期，华中局的三老人，曾山、邓子恢、张鼎丞给中央电报支持粟裕反对陈毅，然后，三个老资和饶漱石相处的倒不错。
新中国成立后，饶漱石向毛泽东检讨华东战场有几仗打的不好。
这个很实在，华东战场有几仗打的确实不好，不过呢，解放战争初期各大战场开局打的都不好，除了彭德怀的西北战场——粟裕在华中就战役指挥是完美的，但丢失了根据地屁股向后逃之夭夭进入山东，这战场的胜利就打折扣了。
林彪的四平保卫战、刘邓的张凤集大战惨败，毛泽东也好，后人评史也好，没有理由仅仅指责饶漱石的华东战场。
可是，华东局系统的不团结是比较突出的。干部们不团结当然不能仅仅把责任归给领导，但，领导毕竟有责任，或者是“态度责任”，或者是“能力责任”，也就是说，或者是对于团结不重视，或者对促进团结的能力不够。
能够让部下齐心协力干工作原本就是最顶层的能力。
饶漱石在华东的上位，有能力、有资历，更有毛泽东要在全党树立权威的大背景，陈毅和毛泽东在红四军初创时期的矛盾、陈毅和周恩来非常亲密的个人感情。就解放战争初期的华东战场的表现看，饶漱石在整肃地方主义加强集权方面是有贡献的。
可是，饶漱石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缺点：极强的权欲。
饶漱石出身富裕家庭，一生却过着俭朴的生活，没有任何恶习。饶漱石是党内在建国前唯一长时间在英、法、苏、美工作或考察过的高级领导干部，精通英语、俄语，饶漱石是颇有卓越才华和见识的重要领导人。
而且，饶漱石是经过残酷刑讯逼供考验的高级领导人。
1930年4月，饶漱石因所谓“满洲破坏案”，与赵尚志等30人一同被逮捕入狱，内定为枪决，后经党组织派人做张学良的工作，才改为监禁。在狱中，饶漱石经受了各种酷刑，但他坚贞不屈。他在狱中建立了党团支部干事会，领导难友们与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自己带头绝食，并取得了胜利。后又染上了瘟疫，险些丧命。
口号喊的惊天动地，到头来可能是一个懦夫。
杨奎松依据台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史稿》说，从1933年秋到1934年秋，一年的时间里，国民党在全国捕获的共产党员是4505人，而自首叛变者则达到4213人，“自首叛变率”竟达95％，“这足以证明国民党这时的自首政策，对被捕的共产党人影响极大”。
在现在文艺作品中，我们经常看到，有江姐就有甫志高。有李玉和就有王连举。其实，这不是为了剧情的需要，增加矛盾冲突。情节好看而特意设立的，而是客观事实的真实再现。而且剧中的投敌变节人物只是特例，是个别人的现象，其实，真实的地下工作是充满危险和背叛的。
之所以有太多的背叛，是因为国民党也好、日军也好，对付被捕者所采用的刑罚已经超出了人的正常意志承受的限度。
按照这个比例，从事地下工作被捕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竟然没死而获得自由，基本面是已经背叛而被国民党故意释放混进组织内部搞破坏。
无穷无尽的是叛变。
事实上，革命胜利之后为革命欢呼的革命者里有相当一部分人曾经是叛徒。
有些朋友可能说：这个，不好理解啊。
我说：这个太好理解了，因为革命的精神追求未必能够转化为革命的坚强意志管控肉体的背叛。
比如，一个私生活非常严谨的人，能否禁的住美女的撩逗呢？
比如，如果你面对的是潘金莲，你能够当武松吗？
一边是残酷的肉刑，一面是诱惑，能够挺过来的几乎都是圣人。
一个人的革命意志是不能随随便便的考验的，因为一个人对于革命的忠诚是培养出来的而不是考验出来的。
傻女人考验男人：妈妈和妻子同时掉进河里，你先救谁？
这种考验的结果，大约是四种：1、忠于爱情的逆子；2、丢弃爱情的孝子；3、趴在岸边的冷血——两不顾；4、左右为难、左右不成、娘三个最后都淹死的笨蛋。
革命的意志正如热烈的爱情，不能随便考验，弄不好就考验出几个懦夫，再不考验出几个烈士，还有一个可怕的地方，弄不好考验出几个心灰意冷的走路人。
所以，组织选拔干部正如纯情者选择爱情：没有被捕者固然缺少被考验的奉献但毕竟心底无阴影。
邓小平评价自己：“我们在上海做秘密工作，非常的艰苦，那是在吊起脑袋干革命。我们没照过相，连电影院也没去过。我在军队那么多年没有负过伤，地下工作没有被捕过，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
林彪事件之后的1972年8月1日，的斜坡给毛泽东一封信，8月14日毛泽东批示：“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毛泽东肯定了邓小平在历史上的功绩后，最后还加上了一句：“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邓小平虽然搞过地下工作，但因为没有被俘活，没有被考验，也“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也就“没历史问题。”
曾经被捕的任弼时铁定无疑的铁骨铮铮，曾经被捕的饶漱石也铁定无疑的铁骨铮铮。
坐牢而铁骨铮铮正如爬雪山过草地，在革命的队伍里永远有崇高的位置。
有能力、有资历，外加有铁骨铮铮的考验和最高领导的喜欢——还有刘少奇的奖掖——饶漱石快速主管一个大战略区而且还参与决策“军调”。这党务、政务、军务、统战统统的干，能力大大的有！
饶漱石个人生活十分俭朴。他在战争年代与普通干部、战士一样穿着带补丁的衣服，并且只有两套衣服供换洗，从不许增加。建国后，他也不跳舞，不宴请任何人。他平时好读书，很少与任何人交往。平时无论是见到上级、同级或下级，他都很严肃，很少说话，更不与人开玩笑。在工作方面，也表现出对自己和部下都要求很严格的样子，给人一种原则性强，作风严谨，处事平稳的印象。但是由于他的个性，他没有朋友，许多与他共事过的人，对他印象并不太好。
我个人认为，饶漱石严谨的生活作风如果向雷锋方向、周恩来方向演变，就容易被塑造成党内圣人，但，饶漱石有一个缺点，有权欲，或者说基于对别人的看不起而有承担更重要岗位的思想。
可是，饶漱石已经是中共七大的中央委员、副秘书长、组织部长、华东局书记、华东军区政委，往上走就是位列领导中国革命的核心层。
可是，核心层的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的地位都有历史继承。
邓小平评价刘少奇：“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恰当。”
刘少奇是有缺点的，周恩来对刘少奇有时思想的“偏”和用人的“狭“也是有看法的。
不过，刘少奇在党内的资历是极深的、能力是极强的，下一层的干部要想跨越是比较“可笑的”，除非得到毛泽东的特别提拔。反过来讲，如果连刘少奇这种人物都不能让毛泽东满意，等闲人物谁插一腿谁最终必然倒霉。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318节
为什么如此呢？
我们知道，毛泽东上井冈山的时候，部队里只有他一个人是党的高级领导人，其他人在党内都没有名分。最早与毛泽东合作的名人是朱德——他在党内虽然没有名分但在整个中国的军界是有极大名望的“护国将领”。
朱德是解放军历史上唯一的永远的总司令，这个不仅仅是资历，更有能力。
在整个解放军里，公开在军事上批评过朱德的只有林彪，但，林彪在军事上对朱德的批评是建国后，而且林彪每一次骂朱德的时候都是选毛泽东在场的时候骂，私下里去看朱德时则对朱德毕恭毕敬，他在“文革”中也看过朱德，看朱德的时候非常尊敬朱德。
从1929年的朱毛之争，林彪在政治上就选择了毛泽东，但，林彪内心里不敢不尊敬朱德的军事能力。
可，彭德怀不同，一个不那么可靠的材料，一位从江西时代就与彭德怀很熟悉的老将军对彭的个人评价只有很无奈的一句话："彭总这个人吶，他连朱总司令都看不起！"
这种看不起，很大程度就是在公开场合的不理会。
1952年4月7日彭德怀从朝鲜战场启程归国，朱德为缓解老战友的疲劳，拉着彭德怀到中南海小舞厅去跳舞。建国之初没有什么娱乐，中南海专门备了一个管乐队和一个文工团来为中央领导人伴舞。没想到彭德怀来到舞厅嘟哝了一句：‘没事磨什么肚皮？我要主持军委工作，第一刀就将这个管乐队砍了--朱德一听，赶紧拉着彭德怀的胳膊将其拽走。"
这是彭德怀个性里非常不好的一面。
圣人之所以是圣人，是精神感召引领而不是往狠里杜绝人的基本情欲。
我们知道，抗战时期的延安，固然条件比前线好一点，也是穷的不得了——毛泽东视察南泥湾，没吃完的烧鸡就很高兴的接受了“打包带走”。就在吃不饱的环境里，延安照样有舞会，领导人照样跳舞。
这不是前线流血牺牲后方歌舞升平，而是反映了革命的初心。
革命的目的是让每一个人都精神愉悦的生活，为了革命的整体利益在某一个阶段在某一个方面控制自己的正常的欲望，但并不是说把奉献绝对化。
茹志鹃的小说《百合花》里的小战士，“背的枪筒里不知在什么时候又多了一枝野菊花”，这才是真正的热爱生活奉献革命——奉献的时候也有革命的“情”和“趣”。
1952年4月，朝鲜战场打的热火朝天流血牺牲的厉害，中南海小舞厅里跳舞是否应该呢？
我的观点是，如果这种跳舞有利于身心健康也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那么就是理所应当的娱乐，如果是男女乱勾搭，那就是胡闹。
不过呢，朱德、周恩来都出席舞会，就他们二人的品德，大约证明这舞会的精神面貌是健康的。
彭德怀主军时期，这个舞会最终还是被取消了，就表面看是“与民同苦”，就实质而言，这是打着革命旗号的禁欲主义，其实也是错误的倾向。
以领兵打仗而言，解放军历史上朱德是永远的第一，而且，在未来，也不可能有人超越，因为不太可能有那样残酷的战争环境和那样巨大的战争规模了。
以“和稀泥隐忍为公”和“搞统战”论，战争时期的共产党人里，周恩来大约也“顶峰”了。
在共产党内，以无私无畏而论，大约无过任弼时，1927年他硬怼了陈独秀，宁都会议干挺了毛泽东，然后，回过味的他又怼博古、怼夏曦、怼张国焘，促进了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在延安，他以革命的骆驼（叶剑英评价）赢得党内的尊敬。
可是，在毛泽东之外，政治局高层里，在红军时代思考共产国际路线错误的他是第二人，而公开批判共产国际总路线的，刘少奇是第一人。
在遵义会议，毛泽东还是讲了革命的策略。
延安整风时期，刘少奇成了白区路线的正确代表，把长期领导白区工作的周恩来降了格。
我认为这“格”降的正确，因为周恩来是一个干具体活的人，掌握政策大方向还真比不过刘少奇。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陕北后，朱德还没有从彭德怀手里接过军队的指挥权——其实，红军时期的彭德怀并没有真正获得军事指挥权，他不但指挥不动红四方面军的部队，贺龙以下红二方面军的绝大多数将领其实是和彭德怀“不交心”的，周恩来去白区和张学良、蒋介石搞统一战线。刘少奇呢，他去了北方局。这北方局有多大呢？抗战时期共产党创建的晋绥、晋察冀、晋冀豫、冀鲁豫、冀热辽、山东等等根据地统统在北方局的管辖范畴。比如，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的最高决策机构并不是晋察冀军区，更不是政府，而是北方分局，后来改叫晋察冀分局，分局书记是彭真。聂荣臻非常讨厌黄永胜，但，彭真很看重黄的军事能力，聂荣臻就没有办法调整黄永胜。
李运昌在冀热辽、黎玉去山东、张霖之在冀鲁豫，都是刘少奇为根据地创建布局。
朱德、彭德怀过河，就抗日的总路线而言，彭德怀和毛泽东发生了激烈的分歧。彭德怀有依靠统一战线和日军正面硬怼的思想，林彪也有这种思想。毛泽东坚持山地游击战和有条件的平原游击战。
毛泽东用人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特别的惜才而能够自我委屈，一般是采取思想交流，可是，一旦到了临界点，无论如何矛盾不能调和，那就是一撸到底。
所以，毛泽东时代干部有一个古怪特点：倒台前的一天，毛泽东对他们往往很温柔，那其实是最后的争取，那是对友谊的告别。
八路军、新四军开辟根据地，高层是有斗争的，大体是体现在三个方面：1、毛泽东和共产国际的斗争；2、毛泽东和八路军的彭德怀、新四军的项英的斗争；3、刘少奇的北方局与彭德怀的八路军总部的斗争，刘少奇在中原大发展挖项英墙根的斗争。
长征结束，毛泽东在党内、军内有崇高的威望，但，在党内的高层，就抗战的方针而言，他其实是少数的。宁都会议之后，教条宗派之所以没对毛泽东下绝情的斗，是忌惮毛泽东在苏区的崇高威信。长征结束后，就政治局层面而言，毛泽东其实是相对弱势，王明拿着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压人，白区工作的周恩来，八路军系统的彭德怀，新四军系统的项英，都唧唧歪歪和国民党搞真正的统一战线，要放弃革命军队抗战的独立性和借机发展力量的大局，真正支持毛泽东的是王稼祥、任弼时、朱德和刘少奇。抗战前期，刘少奇基本在前线，较少参与最高层的路线争斗，不过呢，刘少奇最大的贡献是在北方、在中原实实在在的开辟根据地。请注意，根据地的创建，其实是两个系统共同努力的结果，一个是地方党务机构，一个是主力军队。不过，中共有规矩，党的中央局拥有巨大的权力，在没有获得中央的明确授权之前，即使是野战主力也必须接受中央局的领导。尤其是，抗战时期，实行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对自己辖区的军队拥有绝对的指挥权——军队也不能不接受指挥，因为各中央局拥有地方管理权，也就拥有后勤的决定权。
路线问题是至关重要的，落实路线呢？依托的是干部。
王明从共产国际归来，他知道毛泽东不肯执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毛泽东也明白，王明去武汉和周恩来搞依托统一战线的片面抗战。彭德怀在华北、项英在新四军，或明或暗的对抗毛泽东，毛泽东也没有办法。
请注意，落实正确的政治路线是必须依靠优秀的干部，如果没有优秀的干部，正确的路线落到一般的干部手里，最终结果也白搭。
这就好比说，以雨花石的学问，即使我相信核裂变、核聚变，也没有用处，因为我无论如何研究不了那玩意。
天生万人，人人有用所以人人是人才，但，所有的人都是专才而不是通才，比如，罗荣桓指挥打仗肯定比不过陈光，但，全面领导山东根据地，陈光肯定白搭。
抗战初期的中共顶层，非常的怪异。斯大林支持的只知道服从苏联利益的那一帮“国际派”干部，和，面对国土沦陷只知道拼命而不知道发展力量的民族主义者，联合起来要主导中共的政策。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经过和国民党十几年的斗争，更加上对中国革命实践的分析，他们坚信，中国的独立、中国的富强是和共产党的发展壮大直接关联而且是唯一关联，在这个过程里，民族应该记忆、民族应该感谢为中华民族独立富强而奋斗的所有的集团和所有的人，这里头包括为抗战流血牺牲的张自忠，但，如果他们不能最终成为共产党革命的一部分，历史将决定他们成为过客而被淘汰，比如，廖耀湘和孙立人，如果他们把握住历史最后的关头给予的机遇，他们就铭入共和国历史的永远记忆，比如傅作义、比如陈明仁。
历史的评价，原本就是“道义评价”和“逻辑评价”相结合。“道义评价”就是只讲道理不讲结果。“逻辑评价”是只讲“解释”不讲“道义”。其实，这两种评价都是有适用的范围。比如，孙刘联军在赤壁和曹操打架，谁赢谁输都不过军阀的狗咬狗，哪里有什么“道义评价”？但，关羽舍弃曹操千里走单骑这就有“兄弟情深”的“道义”。
把“道义评价”和“逻辑评价”绝对化是评价历史的死胡同。
毛泽东领导共产党和蒋介石打了22年，最终赢得一个新中国，而且，这个新中国固然有过相当的管理失误，最终还是走上了世界强国的行列。
所以，后人评价国共之争，就必须以“逻辑评价”为主而以“道义评价为辅”，这个大原则之下，评价国民党给共产党搞破坏就是负面的破坏革命，评价共产党给国民党搞破坏就是长远布局运筹帷幄。
有些人说：你这不成王败寇吗？
对啊，历史评价的主旋律就是成王败寇，因为历史评价的权力就是掌握在胜利者的手里。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318节
大陆的历史教科书在谈到抗战胜利的原因，第一条就是抗日统一战线下的全民族抗战，然后承认国民政府领导下的正面战场的巨大贡献。
任何一个王朝一旦建立就掌握了话语权，对于自己建立政权的合法性都是绝对小心翼翼的维护。比如，今日的我们说暴秦的灭亡，开端于陈胜吴广，主力军肯定是项羽，可是呢，刘邦打败项羽建立汉王朝后，就必须突出刘邦在推翻暴秦过程里的贡献以增强自己政权的合法性。
这刘邦当了皇帝，总不能说：我实实在在的感激项羽，我这皇帝当的其实非常的侥幸。
刘邦当了皇帝多次和功臣讨论得天下的原因，其实就是在树立自己政权建立的主体性地位。
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中苏友好协会举办一次酒会，邀请国共双方代表及各报社记者参加。席间，一位国民党方面的记者说：“我出个谜语给大家猜。谜面是“日本投降的原因”，谜底是“一人名”，结果出现几个谜底“屈原”、“苏武”、“蒋干”、“毛遂”、“共工”。
这个故事有好多版本。
“屈原”，是说日本的投降是屈服于美国的原子弹，往大里讲就是强调美英等西方集团在抗战胜利里的贡献。
“苏武”，即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摧毁日本的精锐部队关东军。
“蒋干”主要突出的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在抗战的最初阶段，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战场是抗战的主战场，虽然最终无力阻止优势敌人的进攻，失去了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大片领土，但国民党正面抗战的功绩，不容抹杀。
“毛遂”是突出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敌后抗日的作用。
“共工”可以理解为各个方面“共同”努力——当然，也可以理解为共产党的贡献——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是一种相对模糊而又有巨大包容性的观点，最重要的一点是符合抗战胜利的真实原因。
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和外强独挑，第一次是1842年兵败于英国，第二次就是1895年兵败于日本。1861年中国开始洋务运动，1868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这是两个被欺负的满地找牙的东亚落后国家的自强运动，谁赢了谁就掌握了东亚的领跑权。
从1895年到1937 年，中国经过了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辛亥革命等一系列的外患和内乱，至于辛亥革命之后，军阀混战是没完没了，一直到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才马马虎虎获得一个喘息的机会，然后，九一八就开始了。
从甲午之后的中国，进步非常的缓慢，但，没完没了的割地、赔款、内乱等三大灾难拉大了中国与先进国家的差距。
反过来看日本，从甲午之后，割台澎、战俄国、吞并朝鲜，一直到吞并东三省，人家是得赔款、得土地，不但补课第一次工业革命而且参加了第二次产业革命，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中国山东还挑了德国。
历史发展到1937年，中日之间，不仅仅是工业、军工、军事训练、战斗意志有差距，而且处于中日之间领土、人口差距的最少阶段，也就是中日差距的最大时期。
1936年7月16日，即在西安事变前5个月，卢沟桥事变前12个月，毛泽东在黄土高原的保安窑洞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就已经一般地估计了中日战争的形势，并提出了争取胜利的各种方针。
斯诺问：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呢？
毛泽东答：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
斯诺问：你想，这个战争要延长多久呢？
毛泽东答：要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实力和中日两国其他许多决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即是说，除了主要地看中国自己的力量之外，国际间所给中国的援助和日本国内革命的援助也很有关系。如果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有力地发展起来，横的方面和纵的方面都有效地组织起来，如果认清日本帝国主义威胁他们自己利益的各国政府和各国人民能给中国以必要的援助，如果日本的革命起来得快，则这次战争将迅速结束，中国将迅速胜利。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很快实现，战争就要延长。但结果还是一样，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只是牺牲会大，要经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
斯诺问：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来看，你以为这个战争的前途会要如何发展？

毛泽东答：日本的大陆政策已经确定了，那些以为同日本妥协，再牺牲一些中国的领土主权就能够停止日本进攻的人们，他们的想法只是一种幻想。我们确切地知道，就是扬子江下游和南方各港口，都已经包括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大陆政策之内。并且日本还想占领菲律宾、暹罗、越南、马来半岛和荷属东印度，把外国和中国切开，独占西南太平洋。这又是日本的海洋政策。在这样的时期，中国无疑地要处于极端困难的地位。可是大多数中国人相信，这种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只有各大商埠的富人是失败论者，因为他们害怕损失财产。有许多人想，一旦中国海岸被日本封锁，中国就不能继续作战。这是废话。为反驳他们，我们不妨举出红军的战争史。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所占的优势，比内战时红军的地位强得多。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就是日本能占领中国一万万至二万万人口的区域，我们离战败还很远呢。我们仍然有很大的力量同日本作战，而日本在整个战争中须得时时在其后方作防御战。中国经济的不统一、不平衡，对于抗日战争反为有利。例如将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割断，对于中国的损害，绝没有将纽约和美国其他地方割断对于美国的损害那样严重。日本就是把中国沿海封锁，中国的西北、西南和西部，它是无法封锁的。所以问题的中心点还是中国全体人民团结起来，树立举国一致的抗日阵线。这是我们早就提出了的。
斯诺问：假如战争拖得很长，日本没有完全战败，共产党能否同意讲和，并承认日本统治东北？
毛泽东答：不能。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样，不容许日本保留中国的寸土。
斯诺问：照你的意见，这次解放战争，主要的战略方针是什么？
毛泽东答：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这并不是说要放弃一切重要的军事地点，对于这些地点，只要有利，就应配置阵地战。但是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必然要是运动战。阵地战虽也必需，但是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二种的方针。在地理上，战场这样广大，我们作最有效的运动战，是可能的。日军遇到我军的猛烈活动，必得谨慎。他们的战争机构很笨重，行动很慢，效力有限。如果我们集中兵力在一个狭小的阵地上作消耗战的抵抗，将使我军失掉地理上和经济组织上的有利条件，犯阿比西尼亚的错误。战争的前期，我们要避免一切大的决战，要先用运动战逐渐地破坏敌人军队的精神和战斗力。 除了调动有训练的军队进行运动战之外，还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须知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仅仅是表示了全国农民所能动员抗战的潜伏力量的一小部分。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伏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时，使之疲于奔命。必须记住这个战争是在中国打的，这就是说，日军要完全被敌对的中国人所包围；日军要被迫运来他们所需的军用品，而且要自己看守；他们要用重兵去保护交通线，时时谨防袭击；另外，还要有一大部力量驻扎满洲和日本内地。
在战争的过程中，中国能俘虏许多的日本兵，夺取许多的武器弹药来武装自己；同时，争取外国的援助，使中国军队的装备逐渐加强起来。因此，中国能够在战争的后期从事阵地战，对于日本的占领地进行阵地的攻击。这样，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伏力一天一天地奔腾高涨，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争。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地的堡垒和根据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击，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
毛泽东在1936年7月16日就已经预言了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扬子江下游和南方各港口”都必定陷落，而且“日本还想占领菲律宾、暹罗、越南、马来半岛和荷属东印度”进而“独占西南太平洋。”
中国抗战最难的不是人，中国有人，也不是钱和物，中国虽然落后，毕竟还可以集结资源，中国最艰难的是武器的获得，因为中国压根就没有近代军工。
对于抗日武装武器的获得，毛泽东的答案是“在战争的过程中，中国能俘虏许多的日本兵，夺取许多的武器弹药来武装自己；同时，争取外国的援助，使中国军队的装备逐渐加强起来。”
两种途径，一个是来自于战场，一个是来自于国际市场。武器这个玩意，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商品，他的买卖不同于普通的商品，一般来讲，特别是战争期间，买卖双方大多是盟友关系。
正是基于这种思考，毛泽东分析抗战胜利必须的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319节
大陆的历史教科书在谈到抗战胜利的原因，第一条就是抗日统一战线下的全民族抗战，然后承认国民政府领导下的正面战场的巨大贡献。
任何一个王朝一旦建立就掌握了话语权，对于自己建立政权的合法性都是绝对小心翼翼的维护。比如，今日的我们说暴秦的灭亡，开端于陈胜吴广，主力军肯定是项羽，可是呢，刘邦打败项羽建立汉王朝后，就必须突出刘邦在推翻暴秦过程里的贡献以增强自己政权的合法性。
这刘邦当了皇帝，总不能说：我实实在在的感激项羽，我这皇帝当的其实非常的侥幸。
刘邦当了皇帝多次和功臣讨论得天下的原因，其实就是在树立自己政权建立的主体性地位。
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中苏友好协会举办一次酒会，邀请国共双方代表及各报社记者参加。席间，一位国民党方面的记者说：“我出个谜语给大家猜。谜面是“日本投降的原因”，谜底是“一人名”，结果出现几个谜底“屈原”、“苏武”、“蒋干”、“毛遂”、“共工”。
这个故事有好多版本。
“屈原”，是说日本的投降是屈服于美国的原子弹，往大里讲就是强调美英等西方集团在抗战胜利里的贡献。
“苏武”，即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摧毁日本的精锐部队关东军。
“蒋干”主要突出的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在抗战的最初阶段，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战场是抗战的主战场，虽然最终无力阻止优势敌人的进攻，失去了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大片领土，但国民党正面抗战的功绩，不容抹杀。
“毛遂”是突出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敌后抗日的作用。
“共工”可以理解为各个方面“共同”努力——当然，也可以理解为共产党的贡献——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是一种相对模糊而又有巨大包容性的观点，最重要的一点是符合抗战胜利的真实原因。
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和外强独挑，第一次是1842年兵败于英国，第二次就是1895年兵败于日本。1861年中国开始洋务运动，1868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这是两个被欺负的满地找牙的东亚落后国家的自强运动，谁赢了谁就掌握了东亚的领跑权。
从1895年到1937 年，中国经过了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辛亥革命等一系列的外患和内乱，至于辛亥革命之后，军阀混战是没完没了，一直到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才马马虎虎获得一个喘息的机会，然后，九一八就开始了。
从甲午之后的中国，进步非常的缓慢，但，没完没了的割地、赔款、内乱等三大灾难拉大了中国与先进国家的差距。
反过来看日本，从甲午之后，割台澎、战俄国、吞并朝鲜，一直到吞并东三省，人家是得赔款、得土地，不但补课第一次工业革命而且参加了第二次产业革命，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中国山东还挑了德国。
历史发展到1937年，中日之间，不仅仅是工业、军工、军事训练、战斗意志有差距，而且处于中日之间领土、人口差距的最少阶段，也就是中日差距的最大时期。
1936年7月16日，即在西安事变前5个月，卢沟桥事变前12个月，毛泽东在黄土高原的保安窑洞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就已经一般地估计了中日战争的形势，并提出了争取胜利的各种方针。
斯诺问：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呢？
毛泽东答：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
斯诺问：你想，这个战争要延长多久呢？
毛泽东答：要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实力和中日两国其他许多决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即是说，除了主要地看中国自己的力量之外，国际间所给中国的援助和日本国内革命的援助也很有关系。如果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有力地发展起来，横的方面和纵的方面都有效地组织起来，如果认清日本帝国主义威胁他们自己利益的各国政府和各国人民能给中国以必要的援助，如果日本的革命起来得快，则这次战争将迅速结束，中国将迅速胜利。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很快实现，战争就要延长。但结果还是一样，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只是牺牲会大，要经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
斯诺问：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来看，你以为这个战争的前途会要如何发展？
毛泽东答：日本的大陆政策已经确定了，那些以为同日本妥协，再牺牲一些中国的领土主权就能够停止日本进攻的人们，他们的想法只是一种幻想。我们确切地知道，就是扬子江下游和南方各港口，都已经包括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大陆政策之内。并且日本还想占领菲律宾、暹罗、越南、马来半岛和荷属东印度，把外国和中国切开，独占西南太平洋。这又是日本的海洋政策。在这样的时期，中国无疑地要处于极端困难的地位。可是大多数中国人相信，这种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只有各大商埠的富人是失败论者，因为他们害怕损失财产。有许多人想，一旦中国海岸被日本封锁，中国就不能继续作战。这是废话。为反驳他们，我们不妨举出红军的战争史。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所占的优势，比内战时红军的地位强得多。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就是日本能占领中国一万万至二万万人口的区域，我们离战败还很远呢。我们仍然有很大的力量同日本作战，而日本在整个战争中须得时时在其后方作防御战。中国经济的不统一、不平衡，对于抗日战争反为有利。例如将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割断，对于中国的损害，绝没有将纽约和美国其他地方割断对于美国的损害那样严重。日本就是把中国沿海封锁，中国的西北、西南和西部，它是无法封锁的。所以问题的中心点还是中国全体人民团结起来，树立举国一致的抗日阵线。这是我们早就提出了的。
斯诺问：假如战争拖得很长，日本没有完全战败，共产党能否同意讲和，并承认日本统治东北？
毛泽东答：不能。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样，不容许日本保留中国的寸土。
斯诺问：照你的意见，这次解放战争，主要的战略方针是什么？
毛泽东答：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这并不是说要放弃一切重要的军事地点，对于这些地点，只要有利，就应配置阵地战。但是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必然要是运动战。阵地战虽也必需，但是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二种的方针。在地理上，战场这样广大，我们作最有效的运动战，是可能的。日军遇到我军的猛烈活动，必得谨慎。他们的战争机构很笨重，行动很慢，效力有限。如果我们集中兵力在一个狭小的阵地上作消耗战的抵抗，将使我军失掉地理上和经济组织上的有利条件，犯阿比西尼亚的错误。战争的前期，我们要避免一切大的决战，要先用运动战逐渐地破坏敌人军队的精神和战斗力。 除了调动有训练的军队进行运动战之外，还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须知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仅仅是表示了全国农民所能动员抗战的潜伏力量的一小部分。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伏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时，使之疲于奔命。必须记住这个战争是在中国打的，这就是说，日军要完全被敌对的中国人所包围；日军要被迫运来他们所需的军用品，而且要自己看守；他们要用重兵去保护交通线，时时谨防袭击；另外，还要有一大部力量驻扎满洲和日本内地。
在战争的过程中，中国能俘虏许多的日本兵，夺取许多的武器弹药来武装自己；同时，争取外国的援助，使中国军队的装备逐渐加强起来。因此，中国能够在战争的后期从事阵地战，对于日本的占领地进行阵地的攻击。这样，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伏力一天一天地奔腾高涨，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争。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地的堡垒和根据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击，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
毛泽东在1936年7月16日就已经预言了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扬子江下游和南方各港口”都必定陷落，而且“日本还想占领菲律宾、暹罗、越南、马来半岛和荷属东印度”进而“独占西南太平洋。”
中国抗战最难的不是人，中国有人，也不是钱和物，中国虽然落后，毕竟还可以集结资源，中国最艰难的是武器的获得，因为中国压根就没有近代军工。
对于抗日武装武器的获得，毛泽东的答案是“在战争的过程中，中国能俘虏许多的日本兵，夺取许多的武器弹药来武装自己；同时，争取外国的援助，使中国军队的装备逐渐加强起来。”
两种途径，一个是来自于战场，一个是来自于国际市场。武器这个玩意，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商品，他的买卖不同于普通的商品，一般来讲，特别是战争期间，买卖双方大多是盟友关系。
正是基于这种思考，毛泽东分析抗战胜利必须的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320节
1936年，毛泽东将中国抗日的胜利战略保障规划为三个方向：1、国内的抗日大联合；2、国际的抗日大联合；3、日本国内阶级矛盾的尖锐引发内乱。
我们知道，为了建立国内抗日统一战线，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是费了老劲的。
1936年5月5日，红军发表东征回师宣言,宣告“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停战抗日的目的”。
这是红军主力第一次由“反蒋抗日”转变为“逼蒋抗日”，这“五五通电”之后，非常的巧，“双十二”就初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思想的革命，也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西安事变之所以能够和平解决，并不仅仅是国内抗日力量的大妥协和大集结，还是支持中国抗日的国际力量的隐形集结，共产党背后面的苏联和蒋介石背后面的美英，虽然还没有正面接触，但在支持中国抗战以牵制日本力量在东北亚、在太平洋的扩张方面心有灵犀。
斯大林和罗斯福都是战略大家。
毛泽东会见斯诺，并通过斯诺打开宣传的窗口，其目的也是统战。
抗战的胜利，确实是国内、国际抗日力量共同努力的结果。
抗日的胜利，是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相互配合的结果，共产党的敌后战场，基本是自力更生，枪械和弹药，重要依靠缴获。国军的正面战场，其军事物资的消耗虽然远远比不过美英等外军，但和红军相比，那也是“大户人家”的消耗，仅仅依靠战场缴获是不可以的，而且国军打仗也极少有“歼灭战”，缴获也比较的少，在没有国防工业的大前提下，苏联和美英市场是必须的依赖。
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和同盟国势均力敌，可，这大战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俄罗斯内部来了两次革命并宣布退出大战，然后奥匈帝国发生了分解，捷克、匈牙利先后独立，然后德国发生了基尔军港水兵起义，于是，德国也被迫宣布战败。
我们必须承认，毛泽东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原因然后判断中日战争的走向，寄希望于日本本土以及日本占领的殖民地发生革命的思想是大有道理的。
抗战爆发后，中共在战场积极抗战的同时，也竭尽所能的在日本军队内部搞“反战同盟”。日军是被武士道和法西斯思想影响下的反动军队，但，无论多么反动的军队毕竟是由人组成的，生活在现实生活里的人毕竟是能够感受日本军国主义的阶级压迫。
1940年９月的一天下午，一名日军士兵从赵家棚据点只身逃出投奔了李先念领导的鄂豫边区敌后抗日根据地。
这个日兵叫坂谷义次郎，原来是大阪的一名纺织工人，家里有年迈的母亲、未成年的妹妹和亲爱的恋人，突然的被征入伍通知书让他走上了中国的战场，６年的杀戮给他痛苦的思考，最终选择了反战。
在反战同盟的影响下，1942年10月14日，湖北的应县发生了日军第三师团的46名日军士兵的集体反战。
截止到1945年8月，在敌后战场参加反战同盟的日军士兵已经多达一千余人。
一千余人，这是一个极端令人震惊的数字，极端令人震惊的成就！
中日战争，就其本质而言是日本军国主义影响下的日本军阀对于中国劳苦大众的侵略，但，他确实穿着民族战争的外衣。
共产党人需要用多大的努力才能够让日本战俘抛弃狭隘的民族意识而能够从阶级战争的角度认识到联合中国人反战日本军阀？
要知道，抗战前期，中国战场能够获得日本战俘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策反一个日本战俘，实在太艰难了。
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策反日军的艰难好比识读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外文，要不停的猜想才能够弄明白第一个单词，一旦能够识读几个单词，那就容易生根发芽了，一旦形成千字的规模，不得了，那就有识读一篇文章的可能了。
反战盟员石田雄是胶东支部的宣传委员，他有一副清脆甜润的歌喉，并且能根据日本士兵的要求唱日本各地的曲调。1943年深秋，他到山东文登县城据点喊话。敌人正想开枪，石田雄用优美哀伤的男高音缓缓地唱了起来：夜半人静月更明，寒光斜射照进窗。期待在渺茫异国的丈夫啊！妻子和孩子非常寂寞和悲哀……歌声随风吹进碉堡，里面的士兵不寒而栗，思乡厌战之情油然而生。“你唱得太悲哀了，我们很难受。”碉堡里传出了声音，喊话就自然地开始了。
公元前202年，垓下之围，一曲曲的楚歌散尽了项羽的战斗意志。
反战同盟之所以在中日战争里没有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那是因为美国的原子弹、苏联红军的直接参战促使日军突然雪崩。外力的巨大打击，隐藏了内部的裂痕。毛泽东这一长远布局促敌内变的思路，因为抗战的快速结束而没有得到彰显，但在解放战争时期，经过不断的耕耘，从邯郸战役高树勋起义开头一直到大进军，约有177万的倒戈部队，包括陆军153个整师，海军大小舰艇74艘，空军飞机26架，起义投诚将军1400余名。
如果没有原子弹——这个玩意非常赶巧在1945年8月能够投放战场，如果苏联红军不积极参战，中国领土的收复就要以中国抗日军队来承担。战争的时间必然要拉长，但，敌后战场在1945年就已经开始了局部的反共，其最典型的代表是沁源围困战。
沁源在山西，属于长治地区，是上党的核心区域。长治，古称上党，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有“得上党而望中原”之说。
1937年，日军在平津得手后立即向山西进军，山西是中国抗战的主战场。
为什么？
山西多煤而日本缺少资源，这就是抗战时期中日在山西残酷争夺的关键。如果日军能够稳固占领山西，利用山西的战争资源弥补日本的物资匮乏，就可以彻底占领华北，反过来，如果中国军队可以将日军逼出山西，那么，日军在整个中国战场的战略布局很快就会崩盘。
抗战伊始，八路军的三个主力师全部布局山西，贺龙的120师布局晋西北并屏藩陕甘宁，刘伯承的129师布局晋东南经略河北大平原，聂荣臻、林彪先后经营晋东北和晋西南。
和八路军的刻意经营山西不同，日军是跨海异国作战，即使他认识到山西的重要性，但因为山西深入中国内陆，日军也只能向山西派出一线机动部队，在山西以东的广阔区域，日军还必须全面经营以保障山西日军的后路。
这就是重点进攻和全面经营的关系。
历史发展到1942年，因为太平洋战役的开辟，日军的兵力使用已经达到极限，物资的匮乏也已经体现，在华北战场进行了最后的重点进攻。
1942年10月20日，日伪军7000余人兵分七路突然“扫荡”太岳根据地。日军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试图以沁源交通道路为链，以据点为锁，以囚笼战术困死沁源军民。同时以临汾屯留公路和安泽沁源大道为主要补给线，对沁源进行分割清剿。
沁源县委书记刘开基回忆：“我们主力部队，38团、25团已经转向外线作战。那天我们正在开县委会，一听到消息，便很有秩序地把县委机关和城关群众立即从城内转移出来。当敌人黄昏时分侵占沁源时，已是一座空城了。”
大股敌人来了，我们就有组织的大撤退，敌人“野无所掠”搞一番破坏就会撤退，我们就在屁股后面冷枪欢送。
有些朋友说，你这游击战有鸟用处？
当然有用处，因为日军在华兵力紧张是不可克服的战略短板，他集结几千人跑到沁源搞武装大游行，其他地方就必然兵力短缺，我们就借助人民战争的情报灵通拔他几个兵力薄弱的据点，消灭他百儿八十个日军。
日本的工业生产有限，久练精兵更加有限，消灭一个就少一个，他连补充的机会都没有。
可是，这一次日军在重兵占领沁源空城后却一反常态，并未马上离开，而是，一面在全县重要村镇扎据点，进行分区“清剿”；一面开始大兴土木，筑碉堡，修公路。
这一次日军不走了，因为他们看破了沁源极突出的军事位置，要在这里和八路军死磕。
怎么办？
岗村宁次这一招非常的高明，实际就是楔进根据地一个铁核桃，以此为诱饵逼迫八路军集结力量打硬仗。
日军已经修了工事，拥有武器优势，八路军要拔出这一颗钉子，必须集结数倍主力。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运动，必然无法瞒过日军，一旦战役打的胶着状态，日军主力既可以赶来支援内外夹击，也可以围魏救赵。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321节
接受彭德怀关家垴战斗的教训，这一次，刘邓陈的部队不是和日军正面对掐，而是采取了“竭泽而渔”的围困战。
1942年11月11日，太岳区党委书记薄一波以太岳区党委名义发出《关于反扫荡的决定》，提出了在党委和军区、纵队的领导下，依靠广大群众，广泛开展人民游击战争，长期围困敌人的方针。
薄一波在《七十年奋斗与回顾》中回顾沁源人的斗争策略：“当时根据太岳区党委的决定，沁源县委又作出了具体部署，动员一切力量严密封锁和彻底地围困敌人。主要是通过在敌占点、线周围彻底转移群众与空舍清野，做到距离据点10里以内，距离交通线5里以内，保证没有一个人与一点可利用的东西(粮食、柴草、水源等)。同时组织临时脱产的武装民兵，帮助转移出来的群众，树立同舟共济的对敌观念。”
既然你占领了一座空城，很好，我就把空城周边弄的更空。
沁源对外交通的重点二沁大道近百里的交通线两旁10里以内，15000名群众迅速实行了有组织的大转移，1600平方公里的地方成了“没有人民的世界”。群众自动毁掉不能带走的东西，连村里的水井也填平或者倒入粪便。“他们背井离乡，备尝艰苦，敌人不退，绝不回家。”
按照薄一波的强调：这是一场党政军民的长期艰苦的总体战。
在军事上，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的指示精神是：“只打巧仗，不打硬仗，不做赔本买卖，要积蓄力量，准备大反攻。”
日军初占沁源后，从临汾到屯留的临屯公路和从安泽到沁源的安沁大道成为沁源日伪军最初的主要补给线，同时还起着将太岳军区南北分割的作用。八路军太岳军区利用主力部队配合民兵、群众，全力开展破路战。
你重兵屯守沁源空城，我偏偏不理不问，我只管破坏你的交通线。
八路八路，只管扒路。
问题是，你长达百里的后勤补给线，一旦被我深更半夜扒的乱七八糟，我就可以切割游击。
长期围困和打击，迫使日军在1943年1月撤出阎寨、中峪等外围据点，4、5月间放弃了城关东门外的大片阵地。到了1944年春，日军已经被迫退守到城内草坡下的一片地堡和窑洞中，没有大部队的情况下，很少敢于走出据点。到1945年初，日军只得龟缩在沁源城西草坡上下的两个碉堡和一排窑洞中。1945年3月14日，沁源军民开始对被围日军的总攻。“1945年总攻命令发布后，一共打了28天仗。当时光地雷就准备了10000颗。最后用了4000颗。”民兵轮战队和群众近万人轮流到敌人据点昼夜呐喊、点篝火、放鞭炮、打冷枪，以疲惫日军。
1945年4月11日，沁县日军出动上千人前往沁源，接应沁源日军从山道逃回沁县。
沁源以全县近八分之一的生命牺牲为代价，创造了一个永载史册的经典：8万没有任何重武器的沁源人，以一场永不妥协的围困和艰苦卓绝的坚忍，以883天内2730余次大小战斗，毙伤日伪军4200余人，并最终迫使残忍的日本人逃离沁源。
在将日军据点和道路周边变成无人区以围困敌人后，沁源军民在一开始甚至面临着比日军困难得多的处境。“沁源是日本山区剿共的试验田。八路军是寸步不让，我也搞试验，就是不让你成功！”。但是日军在沁源的反复扫荡彻底破坏了群众的生存环境。在撤退到山区后，由于没有想到日军会在扫荡后长期驻留，群众没有做好长期在山里生活的准备。“由于缺衣少食，山里的生活艰苦至极。敌人就利用这一点要老百姓回来建立维持会。但是沁源人不但一般老百姓不当汉奸，乡绅地主也没有投降日本人的，就连大烟鬼地痞流氓二流子也没有一个人为日本人服务。”
雨花石认为，沁源之战，其实是近代中国对外战争的第一个也是至关重要的转折点，也是中华民族开始复兴的转折点，其意义之伟大，不在于杀敌之多少而在于民众团结的自我牺牲精神。
近代中国之所以落后挨打关键在于一盘散沙，面对外来侵略，民众缺少民族利益的认同，各个利益集团，基于旧有的仇怨，甚至于有借外力而消灭异己的龌龊心态。
为了借军功而政治进步，文廷式等人鼓动光绪对日宣战，为了难为李鸿章，翁同龢明明知道北洋舰队缺少军饷却逼着他和日军死掐。
沁源围困战，表现出非常特异的战争模式，八路军集中了大量兵力参与围困，但始终没有和城内的日军正面交战。日军也一直坚守在城内，还时不时就出城扫荡，双方对抗了883天，竟然没有正面决战。之所以出现这种特殊的战争模式，是八路军顶层看破了日军这种磁石吸附分散游击的八路军决战的潜在危险，而至关重要的核心是八路军和沁源民众已经形成鱼水深情，为了保护自己的主力不被吸附，沁源民众选择了以自己的“苦困”这一“拼耐苦”的模式。
敌后抗日战场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发展，就在于民众和军队的子弟兵一家亲关系。
军队本来是保护老百姓的，在特定状态下，为了长远的利益，民众选择了自我牺牲保护自己的子弟兵。
这种状态，说起来极其简单，实践里非常艰难，第二次世界大战里比较突出的战例是敦刻尔克大撤退。
英国政府和海军制定“发电机行动”的时候，原本计划救回三万人。
1940年5月26日晚十八时五十七分，英国海军部下令开始执行“发电机行动”，此时形势比制定计划时更险恶，原准备使用的法国三个港口只有敦刻尔克可以利用，布伦和加莱分别于23日和27日被德军占领。尽管英国海空军竭尽全力，但由于缺乏小型船舶，无法迅速将人员从海滩接到停泊在近海的大型船只，撤退速度很慢，5月26日晚，即“发电机行动”的第一个晚上，在海军努力下，首批1312人，主要是后勤部队，顺利离开敦刻尔克回到英国。
按照这个速度，英法联军就完蛋了。
撤退行动一开始，就不可能再有机密可言，加之形势紧急，英国海军部开始在沿海和泰晤士河沿岸征用船只，甚至通过广播呼吁所有拥有船只的人前往敦刻尔克，这些船主非常明白撤出远征军对于英国意味着什么，无数业余水手和私人船主也应召而来，他们驾着驳船、货轮、汽艇、渔船，甚至花花绿绿的游艇、内河船只，冒着德国飞机、潜艇和大炮打击的危险，往返穿梭于海峡之间，将一批批联军官兵送回到英国本土。
先后有693艘英国船只和168艘法国、荷兰和比利时船只，共861艘各种船只加入救援行列。
从1940年5月26日至6月4日结束，共撤出338226人，其中英军约21.5万人，法军约9万人，比利时军约3.3万人。
时任英国首相的温斯顿•丘吉尔用“解救奇迹”来描述这场撤离，“敦刻尔克精神”一词也是这时诞生的。
敦刻尔克之所以能够成功，关键是三个方面：1、面对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民众的自我牺牲精神；2、面对德军的进攻，后卫部队英勇抗击着德军的进攻，掩护主力撤退，特别是最后的后卫法军第1集团军，在明知自己已难以脱身的情况下，依然拼死战斗，守住了阵地；3、撤退部队的官兵，在等待上船和登船的时间里，保持了严格的组织纪律，秩序井然，没有发生争先恐后的混乱，使整个撤退过程非常顺利，撤退的组织者，那些海军军官以杰出的组织才能，统筹协调数以百计的各种船只。
在大撤退里，虽然德军飞机的轰炸威胁并不大，但毕竟是有威胁的。等待撤退的士兵们见状，纷纷从隐蔽处走出，有的在海滩上踢足球，打板球，有的在海水里洗澡，甚至悠闲地玩起了沙雕，似乎对近在咫尺的死亡，毫不在意，充分显示了对德军的轻蔑。有一名军官就站在海滩上精心地修着胡子，身边的勤务兵还为他拿着镜子；还有一个士兵竟然坐在船尾悠然垂钓，部队洋溢着对德军轰炸毫不在乎的蔑视。而那些坚守在阵地上的部队，则在坚持战斗，一些奉命后撤登船的部队也一边还击一边后撤，一直战斗到登船那一时刻。
面对可能的伤亡，英法联军以及闻讯而来的民众表现出极其崇高的从容不迫和自我牺牲精神，这就是民族素质。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322节
1912年4月10日，泰坦尼克号从英国的南安普顿出发，开往美国纽约。这艘巨大的船舶最终沉没了。
面对死亡的威胁，泰坦尼克号响起《上帝离我们更近了》的宗教歌曲。在人们的回忆中，这首节奏舒缓，旋律恬静安然的宗教歌曲是牧师侯伯最先唱起的。侯伯牧师是因为应邀到美国芝加哥布道登上泰坦尼克号的。在船遇险之后，他马上把船上的几十名基督教召集到一起。大家手拉手围成一圈，侯伯牧师庄严地说：“弟兄姊妹们，我们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我们信主，有了永生的信念，不用惧怕。可是，船上还有不少没有信主的人，我们千万不要和他们争用逃生设备。”
我们是有信仰的人，面对死亡，必须表现出我们的信仰。
基督教徒们在侯伯的带领下，唱起了《上帝离我们更近了》的圣歌。歌声感动了船上的其它乘客，大家秩序井然地接受船上工作人员安排，让妇女儿童先登上救生艇。这个时候，泰坦尼克号上的乐队领班哈特利和其它的乐手站到他们身边，用手中的琴为表情凝重的基督教徒伴奏。在《上帝离我们更近了》的歌声中，锅炉爆炸、电力中断、船身断为两截，海水把这些基督教徒和乐手一起卷进大西洋冰冷的海水里。
人，最终一定要死亡，区别仅仅是时间的长短，在最后的刹那，面对别人的从容，我们必须有自己的尊严。
海难中，有1500人葬身大海，其中大部分是男人。危难时刻，那些“绅士”依然恪守“儿童优先，女士优先”的原则，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在生与死的抉择面前，没有富商，没有学者，没有官员，只有儿童、女人和男人。 在死去的男性乘客中，还有亿万富翁阿斯德、资深报人斯特德、炮兵少校巴特、著名工程师罗布尔等，他们纷纷把自己可能生还的机会让给那些脚穿木鞋、头戴方巾、目不识丁、身无分文的农家妇女。
在社会生活里，因为教育、因为能力的不同，每一个人体现的社会价值不同，比如，著名工程师罗布尔的价值肯定在普通的农妇之上，但，恪守妇女优先的原则对于社会规范的感召，远远超过实际价值。
为什么儿童优先？因为儿童是最弱势的群体，因为儿童是民族的未来。一个民族，不管他多少繁荣昌盛，不管他有多少俊杰之士，一切的一切，都必须通过对儿童的教育继承。
1900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写了《少年中国说》，开篇就是痛苦的自我批判，“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之言也。”
梁启超说，“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
这个是绝对的真理，中国的落后当然由历史时期的中国人承担，总不能要求2018年出生的小孩子承担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的责任。
梁启超说，“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彼老朽者何足道，彼与此世界作别之日不远矣，而我少年乃新来而与世界为缘。”
这话也绝对是真理，因为一个落后的民族的复兴不能一蹴而就，他需要时间，即使崛起最快的日本，从明治维新的1868年到1895年也用了17年，而日本的崛起，某种程度讲，不是日本的努力而是中国人自身的落后将“民族崛起的机会”交给了日本。日本之外的其他落后民族的崛起，都需要几代人的时间，所以，一个民族的崛起，其核心是对少年的教育。
危难关头，如果不保护儿童，如果跑掉的都是成年的男人，这个民族有什么希望？
为什么必须保护妇女？因为这个世界是由男人和女人组成的，女人因为自然的生理分工，承担着生育、哺乳的责任，有其一责故有其相对一短，就体力和意志而言是比不过男人的。因此，正常的社会，男人必须承担保护女人的责任。
即使素昧平生，即使仅仅同船而渡，不管对方是白人还是黑人，不管对方是无神论者还是虔诚的教徒，只要你是成年男人，就有保护她们的责任。
大家同船而渡，面对浩瀚的大西洋，面对如此大的巨船，面对如此大的冰山，除了发出求救的信号，男人能有什么办法？男人也没有什么责任啊。但，面对死亡，男人总要承担自己既定的社会责任，将活命的机会让给妇女和儿童。
一个没有精神追求的民族，不管占有多么广阔的领土，不管有多么众多的人口，不论有多么丰富的物资，最终的结果必然灭亡，因为人类生存的必然是精神。
拥有广阔土地、拥有众多人口的明王朝最终亡于撮尔小族满清，无他，一盘散沙也。
地裂天崩之际，史可法之外汉民族有几个敢于牺牲的人？
曾经被歌颂的所谓的东林党，他有一个领袖叫钱谦益，1644年任南明王朝的礼部尚书。1645年5月，清兵近逼南京，他的妓女出身的继室柳如是劝钱谦益与其一起投水殉国，钱谦益沉思无语，最后走下水池试了一下水，说:“水太冷，不能下”。柳如是“奋身欲沉池水中”，却给钱谦益硬托住了。
就这种东西，还东林党精神领袖！还有美女痴迷！王八蛋！
钱谦益这种文坛领袖的政治选择和精神状态，极端恶劣了影响了民族精神。
1982年7月11日，第四军医大学24岁的学生张华为救69岁的掏粪工魏志德而献出生命，在这之后，引发全国“值不值”空前讨论。
坦白的说，我对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竟然出现这种讨论感到耻辱——深深的耻辱。
救人是一种本能，救人也要讲究方法，一个把安全教育纳入民族基本教育的民族是一个值得学习的科学的民族，一个讨论救人值不值的民族是一个悲催的民族。
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当然有权力享受美好的生活，但，每一个人都必须有紧急状态下自觉牺牲的精神。
1940年的英国成功组织了敦刻尔克大撤退，在这之前的1937年年底，日军在南京搞了大屠杀，日军是残暴的，但，竟然将几十万民众和近9万成建制守军丢在南京城，请问：蒋介石的军事统帅部是干什么的？
第二句话，我问的更狠一点，近九万建制性军队在完全可以战斗的状态里竟然
大部丧失战斗精神，放弃抵抗，扔掉武器，脱下军装，混入民间，任由宰割，这责任难道也由日军来承担？
就这种战斗精神，如果不被改造，即使侥幸躲过南京的大屠杀，也是没有希望的军队。
自从毛泽东搞根据地建设以来，从井冈山到瑞金到延安，都有过大撤退，每一次撤退都有牺牲，但都没有南京的混乱。
1947年3月11日，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撤离后仅7小时，国民党军飞机即开始大规模轰炸延安。1947年3月13日，国民党军南线集团组成左右两个兵团，分别由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和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指挥，共6个整编师15个旅共约l4万人，由宜川、洛川等地向延安发起大规模进攻，国民党军飞机对延安及附近地区再次实施轮番轰炸。胡宗南坐镇洛川，要求“三天占领延安”，彻底解决西北问题。
从1947年3月13日起，解放军西北野战部队和地方武装在延安以南地区，依托既设阵地，对来犯之敌进行了坚决顽强的抵抗，为掩护中央机关和群众转移赢得时间。
其实，这个时候保卫延安的解放军野战部队和地方武装其实还没有建立一线的指挥系统，虽然毛泽东的最高战略机构中央军委和朱德的解放军总部都在延安，但，他们这两个机构以及这个人的工作都是宏观决策而不是具体指挥这么一点军队一线搏杀。
这个时候的西北战场，正如整个解放战争时期的毛泽东，手头确实缺少能干的独当方面的干部。
毛泽东之所以放弃延安，关键就在于手头没有能够支持的军事干将，在这之前的西华池之战，胡宗南重创了解放军。
1947年2月9日清晨，胡宗南在三原的整编第29军军部，召集攻击“囊形地带”作战会议。胡宗南的用意是占领延安，驱赶共产党在陕甘宁的党政军过黄河。

@吴焱2017 2017-07-16 07:44:13
楼主文章很好！但是有疑问，不正是矮子把中国带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吗？自己在法国糟了资本主义罪，为什么还要害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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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讨论，后面答复。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323节
1947年2月10日，为了统一作战指挥和提高作战能力，毛泽东的中央军委决定以进驻陕甘宁边区的晋绥军区第一纵队及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所辖新编第四旅、教导旅、警备第一旅、警备第三旅等部组成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共2.8万人。张宗逊任司令员， 任政治委员。
张宗逊是中央苏区的红一方面军里非常稀罕的陕西人。张宗逊在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政治科，是共产党里少有的科班军事干部，尤其是红军时期残酷的战斗牺牲了太多军事干部。
张宗逊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三湾改编后随毛泽东上井冈山。朱、毛会师之后，张宗逊任红四军的一名连长，成为“我军创始阶段的少数几个连长之一”。红军时期，张宗逊先后任红1军团第12军第36师师长、第12军军长、第14师师长兼广昌警备司令、红军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红3军团第4师师长、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红军大学参谋长兼高级指挥科科长、中央军委第一局局长后兼任延安等五县警备司令。抗战爆发 ，张宗逊在贺龙的120师任358旅旅长。
以张宗逊的资历而论，在解放军是特别深厚的。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为夺取大同，毛泽东命令晋绥、晋察冀两个军区合兵进攻大同，并组成大同前线指挥部，以晋绥军区副司令员张宗逊为总指挥，以晋察冀军区副政委罗瑞卿任政委，调集两战区全部主力，17个旅51团十几万人，这样的大兵团作战，是从抗战到内战开始后空前的大规模的战役。
傅作义说，中共集结在大同的是“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贺龙所部、聂荣臻所部，以及张宗逊、陈正湘、姚哲等的全部主力。”
共产党起家的基本部队。
在解放军的高级将领里，张宗逊拥有北方将领、黄埔出身、秋收老干部、井冈山老干部等基本身份，是非常罕见的。
秋收失败后，张宗逊调特务连任副连长。特务连的主要任务是护卫毛泽东和团部，张宗逊带领一个排，专门担负毛泽东的贴身警卫，实际上成了毛泽东的首任卫士长。
毛泽东和张宗逊有非常特殊的个人感情，但，毛泽东对张宗逊的评价是有保留的。
1947年8月23日，毛泽东专程到西北野战军野司驻地来祝捷，接见了旅以上干部，赞扬彭、张指挥果断，部队打得好。在同张宗逊谈话时说：“彭德怀同志提出，让你到他身边工作，我们都同意了；到野司来担任第一副司令，就不要再兼一纵司令了，由你的副手贺炳炎接替你；在你的任职命令上，‘副司令’三个字前边，我加了‘第一’两个字 ，是想让你增强点责任感；你的长处是稳重厚道，不足的地方是该厉害的时候厉害不起来；这一点你应该向彭老总学习；对上，该坚持的一定要坚持，对下，该批评的一定要批评。”
就张宗逊的人生而言，在党内斗争里是摇摇摆摆的墙头草，患得患失，其最成功之处就在于从秋收起义就非常真诚的拥护毛泽东。但，其性格的缺点被毛泽东看的清清楚楚。
政治摇摆，对于高级干部而言，这是一个很要命的缺点。明知张宗逊有这种缺点，毛泽东在彭德怀要求张宗逊到西北野战军司令部任副司令员的提议之前还加上“第一”，可见毛泽东对张宗逊的刻意提拔。
请注意，西北野战军是和东北野战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平起平坐的战略区级别的野战军，因为彭德怀是各野战军司令员里唯一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 ，所以，这野战军虽然实力并不雄壮而排序最高，这个时候，东北民主联军有周保中、吕正操、肖劲光等副总司令、华东野战军有粟裕一个副司令员，毛泽东给张宗逊一个“第一副”是很高的名义。
如果张宗逊指挥大同战役胜利，他就成长为独当方面的高级将领，因为他在中央委员会里已经拥有了名分。
1945年中共七大，在选定候补中央委员名单时，毛泽东拿下了陈光和李井泉而决定了张宗逊和 。
然而，大同—集宁战役失败的非常的惨，获胜的傅作义在1946年9月20日《奋斗日报》发表了一封《致毛泽东的公开电》。在电文里，傅作义描述了解放军惨败的景象：“在这次战役中，你们摆在战场的尸体，至少在二万人以上，我们流着眼泪，已经将他们掩埋了。你们在溃退途中，因恐怖国军追击，竟至拼命奔逃，口鼻冒血，倒身路旁着比比皆是，这是一幅如何悲惨的画面。”
解放军有一非常重要的规定，不是极端危险，在撤退之际，必须掩埋烈士的尸体。大同—集宁之战，解放军竟然遗尸“至少在二万人以上”，可见失败的突然和残酷。
傅作义的电文对中共和毛泽东极尽挖苦之能事，引起中共全党全军的愤慨。据说，毛泽东当时说了八个字：“不报此仇，誓不为人。”
集宁战役是华北关键战役，其失败影响是极其重大和深远的，罗瑞卿后来评论说；“大同战役，实际上是一次败仗！这是起了战略性的影响的。主要的还不是影响了张家口的过早失守，主要的是影响了晋察冀地区在大半年时间内，在对敌作战中都处于被动地位。这是一次战役方针不对，在执行战役时又无明确计划（如究竟重点是攻城还是打援？是没有明确预见的。先着重打城，而后又被迫打援）以及轻敌不慎重初战，不集中兵力等完全违反 军事思想的一相当典型的战例！”
毛泽东用人非常不同于蒋介石的一点：允许工作失误。
抗战胜利，毛泽东手头确实比长征结束宽裕了太多，但，集结晋察冀、晋绥两个军区十几万人毕竟是大手笔，这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晋察冀那边和晋绥那边，聂荣臻是政工出身，贺龙是老行伍，指挥大兵团弱一点，毛泽东就遴选了张宗逊，可是失败的非常的惨，毛泽东原谅了张宗逊，因为没有那个人愿意打败仗，难免有失误。
遵义会议毛泽东复出，在土城那仗，败的更惨，但不能说明毛泽东不会打仗。
久在河边走岂有不湿鞋？名将都是打出来的，名将也是在倒霉堆里倒出来的。
所以，1947年2月10日，在组建只有2.8万人的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的时候，毛泽东再一次任命张宗逊为司令员，给他独当方面的机会。
可惜，西华池战斗的结果，暴露了张宗逊确实不能胜任战略集团的指挥能力。
2月14日拂晓，按照胡宗南决定的作战方案，刘戡命令部队从三面开始向“囊形地带”进攻。当胡宗南的部队进入这一地区时，原在该地区的陕甘宁部队新4旅早就从容主动向北撤走了。除胡宗南的第12旅在爷台岭一度与解放军掩护撤退的部队发生战斗外，几乎没打什么仗。胡宗南的进犯部队除了占领这块地方外，什么也没有得到。胡宗南旋即命令整编第76师师长廖昂率该师（欠第144旅）和整编第17师所属之第48旅（欠144团）向陇东庆阳、合水进军，企图吸引我军西调，然后集中主力袭取延安。廖昂率领的这支部队均系胡宗南的精锐，共15000余人。
面对敌情变化，中共方面决定以教导旅、警备第7团等部队保障延安安全，还留警备第1旅收复关中分区坚持斗争，集中第1纵队及新编第4旅、警备第3旅(缺7、8团)，打击进犯陇东之敌，相机出击关中国民党统治区，粉碎敌军袭击延安的计划。
毛泽东的打法是对攻，也就是陈毅比较喜欢的外线出击。
2月28日，何奇率领国军第48旅进占赤城镇。因解放军主力已撤退，3月1日，第48旅没有经过任何战斗到达板桥，正准备宿营时，突然又奉命向合水进发。因天色昏暗、人疲马困且羊肠小道沟深壁陡，一直到3月2日下午4时许才进抵合水。
这个时候，国军24旅、144旅进占了庆阳。
这个时候，国军感觉第48旅过于前出，有被切割的危险，所以，黄昏时刚刚在合水宿营的国军被地雷弄的像惊弓之鸟，又接到军部新的电令：第48旅在攻占合水后仍由原路撤回宁县。
这累的吭哧吭哧的忙了一天，立即回撤是危险的。即使敌情紧张，不长于夜战的48旅其实不适合紧急回撤。
可是，国军的战斗意志比较差劲，长官既然给了撤退的命令，谁不快跑呢？何奇急忙召集旅部负责人研究退路，多数人认为，经西华池到宁县是一条捷径，昼夜兼程一日可达，最后决定经西华池南下。
西华池位于合水县南源上，是陕甘宁边区合水县的一个城镇。镇内南北大街长达2华里多，商号居民共约1000户。该镇北通甘肃陇东各县，南通陕西关中，为陕甘两省货物集散重地。从地形来看，西华池和陇东其他地区一样，具有高源沟壑地区的特点，镇东西两侧都是南北向的大沟，在军事上利于防守，而不利于进攻。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324节
我军侦知敌第48旅南撤至西华池后，中央军委于3月2日电令陕甘宁野战集团军：“集中全力歼灭其一部，即可推迟敌进攻延安计划”，“迅速消灭敌四十八旅，我主力转向关中，歼守备之敌”。
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指挥部遂以第1纵队第358旅和新编第4旅进攻西华池。
结果呢，何奇从两个方面获得了解放军向西华池进攻的情报。首先，国军从给国军送粮草的老头那里得知 “解放军正在沟东八里远的九龙川做饭吃，人多得很。”
其次是“刚才西安绥署来电报，据飞机侦察得知，我旅由合水出发后，有大批解放军在我旅东侧10里左右跟进”。
经过恶战，解放军虽然击毙了骄傲的48旅旅长何奇，但，因为情报的泄露，解放军丧失了奇袭的震慑力。第48旅在伤亡过半之际，副旅长万又麟命令配属的重迫击炮连以两门美式重迫击炮对准西大街中段的解放军占领区，从北向南连续发射了100多发炮弹，其中不少是燃烧弹，一时火光四起，满天通红，人喊马嘶，很多人被炸死炸伤或烧死烧伤。
炮火猛烈解放军攻不上去，再加上地形不熟悉，侦察不周，未能集中兵力连续攻击，暂时撤出村外，敌第48旅旅部转危为安。
这时，国军第24旅赶来增援，解放军吃不掉48旅，只好命令攻击部队撤出战斗。
西华池一仗歼敌1500人，还击毙少将旅长何奇，解放军伤亡也高达1200多人。这种仗，对世界绝大多数军队来讲，是胜仗，最起码不是败仗。但对于1947年的解放军而言，这是惨败。这不仅仅是因为解放军有牺牲，解放军打仗也难免有牺牲，重要的是解放军在付出牺牲之后不能全歼48旅，既不能缴获枪械物资，也不能抓俘虏补充部队。
惨败。
最重要的是，西华池战斗，解放军与国军的兵力对比是4：1，竟然情报泄露而攻击的节奏如此的缓慢，可见张宗逊确实不能胜任战略区指挥。
所以，仗刚打完，中央军委副 兼总参谋长彭德怀就拍起了桌子：“乱弹琴嘛！跟胡宗南这么拼下去，我们这点家当经得几回拼？”拍完桌子还觉得余怒未消，又把张宗逊、 训斥了一番。这位解放军的总参谋长对我军西华池一仗非常不满。张宗逊、 和整个358旅、新4旅、警1旅干部都清楚这一仗没能打好，没能彻底摸清敌情，也没能抓住战机，部队损失太惨重了。从陇东一撤到富县，他们就开起了检讨会，从司令员到每名战斗员，一个不少都要作反省和自我批评。
张宗逊既然如此的不能支持，既然外线出击的机遇已经丢失，谁来指挥这两万多人和胡宗南打架呢？
毛泽东手里缺人啊！缺的华东那边陈毅不支持也只能用粟裕——虽然他一开始选择的是徐向前，徐向前也病的厉害。
没有办法，毛泽东只好让贺龙离开晋绥来陕甘宁来和胡宗南蘑菇，正好呢，傅作义的主要方向是逮着晋察冀的聂荣臻掐，晋绥方向压力较小，更何况，晋绥和陕甘宁原本就是一个大战略区，保卫延安原本就是贺龙的基本责任。
问题是，毛泽东原本是让张宗逊对付胡宗南的，现在，时间这样紧急，他就是插上翅膀也赶不过来，更何况，晋绥方向也必须交接工作。
于是，彭德怀以中共中央军委副 兼总参谋长的身份部署延安保卫战，掩护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转移。
彭德怀不但有极强的军事指挥能力，而且，他特别喜欢亲临最基层了解情况。
他这一特点，一直延续到朝鲜战场。
1950年10月19日拂晓，彭德怀和高岗离开北京坐专机飞抵沈阳机场，二人在东北军区司令部，交代李富春、贺晋年、李聚奎等以东北地区为志愿军后方基地。然后，彭德怀和高岗乘专机在4架战斗机护航下到安东，这时，各路渡江部队正等待着出发的命令。为抢在渡江部队之前入朝和 面商，彭德怀向13兵团领导人传达了在北京研究的作战方案。
然后，10月19日傍晚，冷风夹杂着细雨，彭德怀在江畔与前来送行的高岗和志愿军领导人匆匆握手告别，乘汽车离开安东直取朝鲜。
除了司机，随行的有参谋杨凤安和警卫员郭洪光、黄有焕。还有一辆装电台的卡车紧紧跟随。
彭德怀率领的这两辆车是最早进入朝鲜的志愿军部队，也是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次进入外国的战斗部队。
汽车在雨雪中抵达朝鲜边境城市新义州，这才发觉在安东匆忙上车时，没把翻译带上，语言不通，无法问路。正焦急为难时，朴宪永遣人来街口迎接。
朴宪永在1919年参加了朝鲜“三一”反日运动，失败后流亡中国上海，加入高丽共产党，长期在中国革命，当然精通汉语。
约两小时后，朴宪永请彭德怀同去水丰发电站与 联系具体会面地点。
彭德怀感慨地对身旁的参谋说：“我带兵打仗几十年，还没有遇到像今天这样既不明敌情，又不明友情和地形的被动情况。不过我已告邓华、洪学智通知各军要有打遭遇战的准备，那时还得要采取以运动战大胆穿插分割包围的老办法去歼灭敌人。”
经过几个小时的颠簸行程，彭德怀一行于20日黎明前到达鸭绿江南岸的水丰发电站，在与 取得联系后，傍晚又乘车向平安北道昌城郡之北镇进发，彭德怀、朴宪永等乘车和撤退的朝鲜党、政、军、民的人畜车辆碰头挤在一起。小车还可勉强开进，但电台卡车却掉了队。
经过一夜走走停停的艰难行程，彭、朴于21日黎明前到达 指定的会晤地点：位于东仓和北镇之间山沟内的小村庄大洞。
就在 、彭德怀会谈的前一天，前线战况发生了重大变化。10月20日，美军空降兵第187团1000多人在平壤以北的肃川、顺川地区实施空降。麦克阿瑟命其空军掩护地面机械化部队分东、西两路以最快速度北进。西线南朝鲜的3个师抢先前进到顺川、成川、破邑之线；东线南朝鲜的首都师攻占了志愿军原定进行防御的五老里、洪原等地。而过江入朝的志愿军5个师，距离原定防御地区尚有120—170公里。
但美军实施空降和大举北进的消息未能及时传到大洞。因为，10月21日上午 和彭德怀在大洞会谈时， 未带电台，彭德怀带的电台车掉了队尚未赶到。 他们只看见大批敌机掠空而过，听到隆隆的炮声由远渐近，对前线的情况却不明。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上不通中央，下不联部队，急得在茅屋内踱来踱去。下午，他索性跑到房后小山头上去瞭望，希望能发现志愿军的先头部队。但他看见的是身背各式包裹，沿着山路向北逃难的人群。彭德怀回到屋内，气呼呼地坐在土炕上说：“我现在真正成了个光杆司令了！”
因为此时此刻，彭德怀身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包括他自己在内总共只有5个人：一个司令，一个参谋，一个司机和两个警卫员。
正是人少目标小，也给他们带来了幸运。1968年9月25日，彭德怀在被监禁受审中回忆当时的情景，写道：“我与 会谈时，问了当前敌情，金答：‘还在德川附近，离此约二百里。’其实敌军异常骄横，如入无人之境。当时敌先头部队由德川经熙川窜到我与金会谈的大洞东北方向的桧木洞，已绕到我们住的大洞后边去了。我志愿军刚过江不远，即与该敌遭遇，我与 )幸免被俘。”
10月22日毛泽东切切电示彭德怀和邓、洪、韩：“此次是歼灭李伪军三几个师，争取出国第一个胜仗，开始转变朝鲜战局的极好机会，望彭、邓精心计划实施之。彭、邓要住在一起，不要分散。”
彭德怀一生最光辉的事业就是抗美援朝，几十万大军跨江作战于陌生的国土，作为志愿军总部的军政一把手，彭德怀必须的工作是协调北京最高层、东北后勤保障基地、朝鲜方面乃至于苏联的斯大林等4个方面，并且决策志愿军军事指挥。以上五个方面，都必须由彭德怀最终决策。
古人有诗描述下象棋：
两国争强各用兵，
摆成队伍定输赢；
马行山路当先遣，
将守深营戒远征；
乘险出车收散卒，
隔河飞炮下重城；
等闲识得军情事，
一着功成定太平。
“将守深营戒远征”，一个方面是说，作为军事首长，其必须能够随时掌控部队，因为军情万变，军事首长如果缺位而没有能够顶岗的干部，弄不好就全军完蛋，另一个方面说，作为军事首长，其能够成为首长，并不是说有多么优秀的个人单兵，而是指挥能够胜任任务，简单说就是心眼比敌人的高妙，所以，单兵较弱的多心眼是可以担任司令员的，比如宋江的指挥能力确实比卢俊义强一截。
和国军相比，解放军的将领确实有深入一线的特点，这个与解放军干部的带头冲锋作风有关。国军的整体思想教育就是当兵吃粮，积极的卖命比较稀缺，解放军初创的红军时期就确立了军队的崇高意识形态，牺牲是自觉自愿的“光荣”，党员干部带头冲锋是优良的作风。而且，红军初创，力量确实过于弱小，而且缺少已经卓有名望的高级将领（只有朱德等有限几人），没有几个是必须保护的军事首长，大家都必须拼命才能为集团争取一线生机。红军时期起步较低的粟裕、徐海东、陈赓都是一身的伤。
可是，红军的军事干部，一旦被证明是不可多得的顶级人才，在人才非常短缺的军队里，就要给予相当的保护。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325节
1935年1月的土城战役，红军遇挫。紧急关头，朱德决心亲临火线指挥作战。毛泽东连抽了几支烟都没有点头。朱德把帽子一脱，说：“老伙计，不要光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
看到此情，陈赓端着的一碗酒也无心送上，正想泼掉，被毛泽东接过来，双手递给朱德。
朱德很激动：“不必兴师动众，不必兴师动众。礼重了，礼重了。”
毛泽东说道：“理应如此。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你我手足情嘛。祝总司令多抓俘虏，多打胜仗！”
毛泽东和政治局领导们很庄重的为朱德送行。
土城之战，损失巨大，危急关头是压上最后的预备队死掐一赌，还是看破危险“三十六计走为上”，已经不是战略家所能确定而只能由最优秀的军事首长判定。
朱德当然在解放军历史上最优秀的军事首长。
问题是，枪弹无眼，冷枪冷炮最难提防，万一朱德遇险，仅仅对士气的伤害就是巨大的不可承受之重。
从1911年到1935年，二十余年枪林弹雨，朱德非常“天眷”的毫无伤残，对于“刀头上舔血”的革命者而言，也是对革命必胜信念的一个寄托。
就古今中外的战争史而言，共产党22年恶战之惨、之苦，最终规模之大，成就之大，整个世界历史独一无二，华盛顿指挥大陆军苦战八年赢得独立、玻利瓦尔指挥部队翻越安第斯山，和中共的抗战、中共的长征相比，就从容的太多。中共革命成功最核心的党和军两个领袖，毛泽东和朱德，竟然都毫发无损，这也是冥冥之外的好运气。
《道德经》第五十章，有一段谈论天命的文字：“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于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盖闻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
嘛意思？
活在世界的人，属于长寿的人有十分之三，属于短命而亡的人有十分之三，本来可以活得长久却自己走向死亡之路的也占十分之三。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太过分的享受生活。据说，善于养护自己生命的人，在陆地上行走，不会遇到凶恶的犀牛和猛虎，在战争中也受不到武器的伤害。犀牛于其身无处投角，老虎对其身无处伸爪，武器对其身无处刺击锋刃。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没有进入死亡的领域。
老子说“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这个是唯心主义的宿命论，按道理要否定而批判的。可是，古籍里、生活里有巨多的宿命论怪例。我小时候身体比较的弱，1992年和一个身体非常壮健的同学参加单位组织的爬山，闲遇一老头卖卦，瞎搅着玩，人家提醒我同学一定要注意养生，否则什么什么的，吓的身体孱弱的我一个劲的讨问，老头说我天命尚好。那个时候，我们还小，这老头又如此的颠倒黑白，我们认为他一定是为了蒙钱——我那同学穿着气质明显有钱。现在呢，我那同学已经去世四年多了，我呢，还侥幸的苟延残喘。偶然的时候，朋友聚会，喝高了，在场的朋友忆及当年，感慨万千苦笑不得稀奇古怪的发蒙。
历史，有些时候，真的非常怪异，这种怪异，我个人理解为历史规律，只不过是一般正规史学家不能认识的而一部分别有认识的人朦朦胧胧的模糊着的另外一部分历史规律。
1904年10月4日，流亡日本的杨度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呼唤应答《少年中国说》的《湖南少年歌》。
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气势磅礴，曾经入选初中语文课本，激情荡漾了无数的中国少年。
其实呢，梁启超这“少年中国说”完全可以扩展为“少年印度说”、“少年巴西说”乃至于“少年地球说”，统统的可以，因为这“少年”乃是一种概论。
杨度这《湖南少年歌》是一首长诗，122联，开篇就是“我本湖南人，唱作湖南歌。湖南少年好身手，时危却奈湖南何？”然后长篇大论的述说湖南的光辉历史以及近代中国的悲催，还辩论了曾胡左湘军平定太平天国对于中国的影响，最后，面对中国的沉沦，杨度下断语：“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杨度“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一句，对湖南的爱国青年产生了强烈的鼓舞作用。
可是呢，杨度的《湖南少年歌》没法当正面教材教育祖国的花朵们，因为，他有一个过于狭隘也过于“确定”的论断，他认为中国是希腊的尚武斯巴达，还是德意志尚武的普鲁士，他将挽救祖国民族复兴的任务绝对的给了湖南。
这挽救中国命运，全国各族大好儿女都抛了头颅撒了热血，各省各地都有骄傲的民族脊梁，在1904年，康有为、梁启超这两个广东人闹腾着搞君主立宪、还有孙中山这个广东人闹腾着要革命，在这之前，还有一个闹宗教革命的洪秀全也是广东人，有这么四个领导潮流的广东人珠玉在前，在湖南的曾胡左都已经去世后，杨度凭什么就把领导中国复兴的责任给了湖南人？
我假设，如果不是共产党成功，如果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坚持下来，那么，救国救民就只能是抗日战争而没有了抗美援朝，领导中国革命的就是蒋介石这个浙江人，哪里有湖南人什么什么呢？
可是，1949年中共革命成功了，这个革命成功的领导集团，现在我们分析一下中共七大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省籍。
中央委员44人，以得票多少排序：
毛泽东：湖南
朱德：四川
刘少奇：湖南
任弼时：湖南
林伯渠：湖南
林彪：湖北
董必武：湖北
陈云：江苏
徐向前：山西
关向应：辽宁
陈潭秋：湖北
高岗：陕西
李富春：湖南
饶漱石：江西
李立三：湖南
罗荣桓：湖南
康生：山东
彭真：山西
王若飞 ：贵州
张云逸：广东
贺龙：湖南
陈毅：四川
周恩来：江苏
刘伯承：四川
郑位三：湖北
张闻天：江苏
蔡畅 ：湖南
邓小平：四川
陆定一：江苏
曾山：江西
叶剑英：广东
聂荣臻：四川
彭德怀：湖南
邓子恢：福建
吴玉章：四川
林枫：黑龙江
腾代远：湖南
张鼎丞：福建
李先念：湖北人
徐特立：湖南
谭震林：湖南人
薄一波：山西
陈绍禹（王明）：安徽
秦邦宪（博古）：江苏
书记处5人：湖南人3位、四川人1位、江苏人1位。
政治局委员13人：湖南人6位，江苏3人，四川、山西、湖北、山东各1人。
中央委员：湖南13人，四川6人，湖北5人，江苏5人，山西3人，江西2人，广东2人，福建2人，辽宁1人，陕西1人，山东1人，贵州1人，黑龙江1人，安徽1人。
候补中央委员33名：
廖承志：广东
王稼祥：安徽
陈伯达：福建
黄克诚：湖南
王首道：湖南
黎玉：山西
邓颖超：河南
陈少敏：山东
刘晓：湖南
谭政：湖南
程子华：山西
刘长胜：山东
粟裕：湖南
王震：湖南
宋任穷：湖南
张际春：湖南
乌兰夫：内蒙古
李葆华：河北
王维舟：四川
万毅：辽宁
古大存：广东
曾镜冰：广东（今海南）
陈郁：广东
马明芳：陕西
吕正操：辽宁
罗瑞卿：四川
刘子厚：河北
张宗逊：陕西
陈赓：湖南
王从吾：河南
：陕西
肖劲光：湖南
刘谰涛：陕西
这33人里，湖南黄克诚、王首道、刘晓、谭政、粟裕、王震、宋任穷、张际春、陈赓、肖劲光等10人，广东廖承志、古大存、曾镜冰、陈郁等4人，陕西马明芳、张宗逊、 、刘谰涛等4人，山西黎玉、程子华等2人，河南邓颖超、王从吾等2人，山东陈少敏、刘长胜等2人，河北李葆华、刘子厚等2人、四川王维舟、罗瑞卿等2人，辽宁万毅、吕正操等2人，安徽王稼祥、福建陈伯达、内蒙古乌兰夫等各1人。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325节（修订稿）
1935年1月的土城战役，红军遇挫。紧急关头，朱德决心亲临火线指挥作战。毛泽东连抽了几支烟都没有点头。朱德把帽子一脱，说：“老伙计，不要光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
看到此情，陈赓端着的一碗酒也无心送上，正想泼掉，被毛泽东接过来，双手递给朱德。
朱德很激动：“不必兴师动众，不必兴师动众。礼重了，礼重了。”
毛泽东说道：“理应如此。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你我手足情嘛。祝总司令多抓俘虏，多打胜仗！”
毛泽东和政治局领导们很庄重的为朱德送行。
土城之战，损失巨大，危急关头是压上最后的预备队死掐一赌，还是看破危险“三十六计走为上”，已经不是战略家所能确定而只能由最优秀的军事首长判定。
朱德当然在解放军历史上最优秀的军事首长。
问题是，枪弹无眼，冷枪冷炮最难提防，万一朱德遇险，仅仅对士气的伤害就是巨大的不可承受之重。
从1911年到1935年，二十余年枪林弹雨，朱德非常“天眷”的毫无伤残，对于“刀头上舔血”的革命者而言，也是对革命必胜信念的一个寄托。
就古今中外的战争史而言，共产党22年恶战之惨、之苦，最终规模之大，成就之大，整个世界历史独一无二，华盛顿指挥大陆军苦战八年赢得独立、玻利瓦尔指挥部队翻越安第斯山，和中共的抗战、中共的长征相比，就从容的太多。中共革命成功最核心的党和军两个领袖，毛泽东和朱德，竟然都毫发无损，这也是冥冥之外的好运气。
《道德经》第五十章，有一段谈论天命的文字：“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于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盖闻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
嘛意思？
活在世界的人，属于长寿的人有十分之三，属于短命而亡的人有十分之三，本来可以活得长久却自己走向死亡之路的也占十分之三。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太过分的享受生活。据说，善于养护自己生命的人，在陆地上行走，不会遇到凶恶的犀牛和猛虎，在战争中也受不到武器的伤害。犀牛于其身无处投角，老虎对其身无处伸爪，武器对其身无处刺击锋刃。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没有进入死亡的领域。
老子说“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这个是唯心主义的宿命论，按道理要否定而批判的。可是，古籍里、生活里有巨多的宿命论怪例。我小时候身体比较的弱，1992年和一个身体非常壮健的同学参加单位组织的爬山，闲遇一老头卖卦，瞎搅着玩，人家提醒我同学一定要注意养生，否则什么什么的，吓的身体孱弱的我一个劲的讨问，老头说我天命尚好。那个时候，我们还小，这老头又如此的颠倒黑白，我们认为他一定是为了蒙钱——我那同学穿着气质明显有钱。现在呢，我那同学已经去世四年多了，我呢，还侥幸的苟延残喘。偶然的时候，朋友聚会，喝高了，在场的朋友忆及当年，感慨万千苦笑不得稀奇古怪的发蒙。
历史，有些时候，真的非常怪异，这种怪异，我个人理解为历史规律，只不过是一般正规史学家不能认识的而一部分别有认识的人朦朦胧胧的模糊着的另外一部分历史规律。
1904年10月4日，流亡日本的杨度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呼唤应答《少年中国说》的《湖南少年歌》。
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气势磅礴，曾经入选初中语文课本，激情荡漾了无数的中国少年。
其实呢，梁启超这“少年中国说”完全可以扩展为“少年印度说”、“少年巴西说”乃至于“少年地球说”，统统的可以，因为这“少年”乃是一种概论。
杨度这《湖南少年歌》是一首长诗，122联，开篇就是“我本湖南人，唱作湖南歌。湖南少年好身手，时危却奈湖南何？”然后长篇大论的述说湖南的光辉历史以及近代中国的悲催，还辩论了曾胡左湘军平定太平天国对于中国的影响，最后，面对中国的沉沦，杨度下断语：“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杨度“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一句，对湖南的爱国青年产生了强烈的鼓舞作用。
可是呢，杨度的《湖南少年歌》没法当正面教材教育祖国的花朵们，因为，他有一个过于狭隘也过于“确定”的论断，他认为中国是希腊的尚武斯巴达，还是德意志尚武的普鲁士，他将挽救祖国民族复兴的任务绝对的给了湖南。
这挽救中国命运，全国各族大好儿女都抛了头颅撒了热血，各省各地都有骄傲的民族脊梁，在1904年，康有为、梁启超这两个广东人闹腾着搞君主立宪、还有孙中山这个广东人闹腾着要革命，在这之前，还有一个闹宗教革命的洪秀全也是广东人，有这么四个领导潮流的广东人珠玉在前，在湖南的曾胡左都已经去世后，杨度凭什么就把领导中国复兴的责任给了湖南人？
我假设，如果不是共产党成功，如果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坚持下来，那么，救国救民就只能是抗日战争而没有了抗美援朝，领导中国革命的就是蒋介石这个浙江人，哪里有湖南人什么什么呢？
可是，1949年中共革命成功了，这个革命成功的领导集团，现在我们分析一下中共七大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省籍。
中央委员44人，以得票多少排序：
毛泽东：湖南
朱德：四川
刘少奇：湖南
任弼时：湖南
林伯渠：湖南
林彪：湖北
董必武：湖北
陈云：江苏
徐向前：山西
关向应：辽宁
陈潭秋：湖北
高岗：陕西
李富春：湖南
饶漱石：江西
李立三：湖南
罗荣桓：湖南
康生：山东
彭真：山西
王若飞 ：贵州
张云逸：广东
贺龙：湖南
陈毅：四川
周恩来：江苏
刘伯承：四川
郑位三：湖北
张闻天：江苏
蔡畅 ：湖南
邓小平：四川
陆定一：江苏
曾山：江西
叶剑英：广东
聂荣臻：四川
彭德怀：湖南
邓子恢：福建
吴玉章：四川
林枫：黑龙江
腾代远：湖南
张鼎丞：福建
李先念：湖北人
徐特立：湖南
谭震林：湖南人
薄一波：山西
陈绍禹（王明）：安徽
秦邦宪（博古）：江苏
书记处5人：湖南人3位、四川人1位、江苏人1位。
政治局委员13人：湖南人6位，江苏3人，四川、山西、湖北、山东各1人。
中央委员：湖南13人，四川6人，湖北5人，江苏5人，山西3人，江西2人，广东2人，福建2人，辽宁1人，陕西1人，山东1人，贵州1人，黑龙江1人，安徽1人。
候补中央委员33名：
廖承志：广东
王稼祥：安徽
陈伯达：福建
黄克诚：湖南
王首道：湖南
黎玉：山西
邓颖超：河南
陈少敏：山东
刘晓：湖南
谭政：湖南
程子华：山西
刘长胜：山东
粟裕：湖南
王震：湖南
宋任穷：湖南
张际春：湖南
乌兰夫：内蒙古
李葆华：河北
王维舟：四川
万毅：辽宁
古大存：广东
曾镜冰：广东（今海南）
陈郁：广东
马明芳：陕西
吕正操：辽宁
罗瑞卿：四川
刘子久：山东
张宗逊：陕西
陈赓：湖南
王从吾：河南
：陕西
肖劲光：湖南
刘谰涛：陕西
这33人里，湖南黄克诚、王首道、刘晓、谭政、粟裕、王震、宋任穷、张际春、陈赓、肖劲光等10人，广东廖承志、古大存、曾镜冰、陈郁等4人，陕西马明芳、张宗逊、 、刘谰涛等4人，山西黎玉、程子华等2人，河南邓颖超、王从吾等2人，山东陈少敏、刘长胜、刘子久等3人，四川王维舟、罗瑞卿等2人，辽宁万毅、吕正操等2人，安徽王稼祥、福建陈伯达、内蒙古乌兰夫、河北李葆华等各1人。

@卡佩王族 2017-07-20 10:26:02
刘子厚1909年生，河北省任县人，原名刘文忠，化名马致远，1929年10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并参加革命工作，师范文化。早年读中学时参加秘密革命活动。1929年至1937年在河北省任县从事中共地下工作，参加组织并领导冀南暴动、为主要负责人之一，任中共任县县委书记，中共冀鲁豫特委冀南地区特派员，中共冀南滏西特委组织部部长、军事部部长，中共滏西特委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兵运领导小组副组长等职，在北平从事地下工作。是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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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326节

第1326节
在中共七大选出的领导人里，湖南人在书记处、政治局里都拥有绝对优势，即使在军队系统里，十帅里也有4位——整体实力弱于四川，十大将里有6人是绝对优势。
中共七大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共77人，湖南人有23人，排序第二的是四川省8人。
1945年的中共七大到1956年的中共八大，正是中国革命凯歌行进的阶段，如果说，中共七大的中央委员会里的干部是革命战争时期的干部布局，那么，1956年的中共八大就带有相当成分的论功行酬。
1956年的中共八大选出的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6人（湖南2人），政治局委员政治委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 彭真、 罗荣桓、陈毅、 李富春、 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等17人（湖南7人），政治局候补委员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 、陈伯达、 康生、薄一波等6人（没有湖南人）。
中共八大选举中央委员96人，毛泽东、刘少奇、林伯渠、邓小平、朱德、周恩来、董必武、陈云、林彪、吴玉章、陈伯达、蔡畅、李富春、罗荣桓、徐特立、陆定一、罗瑞卿、徐向前、邓颖超、刘伯承、陈毅、彭德怀、廖承志、李先念、陈赓、聂荣臻、林枫、张鼎丞、彭真、乌兰夫、黄克诚、滕代远、肖劲光、谭政、柯庆施、粟裕、贺龙、王首道、王维舟、邓子恢、李克农、杨尚昆、叶剑英、宋任穷、张云逸、刘晓、李维汉、王稼祥、康生、叶季壮、刘澜涛、刘宁一、薄一波、胡乔木、程子华、陈郁、刘长胜、杨秀峰、舒同、赖若愚、张际春、伍修权、肖克、钱瑛、王从吾、邓华、马明方、张闻天、谭震林、刘亚楼、李雪峰、陈少敏、李葆华、许光达、王震、曾山、林铁、郑位三、徐海东、肖华、胡耀邦、赵尔陆、欧阳钦、 、刘格平、谢富治、安子文、贾拓夫、李立三、黄敬、李井泉、吴芝圃、吕正操、王树声、陶铸、曾希圣、陈绍禹。
新增柯庆施（安徽）、李克农（安徽）、杨尚昆（四川今重庆）、李维汉（湖南）、叶季壮（广东）、刘宁一（河北）、胡乔木（江苏）、杨秀峰（河北）、舒同（江西）、赖若愚（山西）、伍修权（湖北）、肖克（湖南）、钱瑛（湖北）、邓华（湖南）、刘亚楼（福建）、许光达（湖南）、林铁（四川）、徐海东（湖北）、肖华（江西）、胡耀邦（湖南）、赵尔陆（山西）、欧阳钦（湖南）、刘格平（河北）、谢富治（湖北）、安子文（陕西）、贾拓夫（陕西）、黄敬（浙江）、李井泉（江西）、吴芝圃（河南）、王树声（湖北）、陶铸（湖南）、曾希圣（湖南）等32人。
新增的32人里湖南人李维汉（湖南）、肖克（湖南）、邓华（湖南）、许光达（湖南）、胡耀邦（湖南）、欧阳钦（湖南）、陶铸（湖南）、曾希圣（湖南）等8人。
新增的32人里，曾经在1945年之前当选过中央委员或者候补委员的有李维汉、杨尚昆等2人，他们在七大的失势都是因为左倾中央的负面影响。
大革命失败后，李维汉长期是重要干部，参与了党在第二次革命战争时期发生的三次“左”的错误。
第一次是指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它源于八七会议，形成于上海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于中共“六大”。当时李维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担任中央的组织部长。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说：“我写这篇回忆录，把上述情况全部摆出来，其目的在于解剖和和批判秋白为首的临时政治局的盲动主义错误，同时也是解剖和批判我自己，因为我是临时中央政治局的主要成员之一。” 第二次是指1930年6月至9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它源于中共“六大”。立三路线包含了李维汉的意见。第三次是指1931年1月至1935年1月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在反“罗明路线”中李维汉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罗明路线”就是发现的。正因为于此，1941年9月13日下午，毛泽东在政治局临时会议上说，在苏维埃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中，博古应负主要责任，李维汉次之，张闻天又次之。
中共七大，李维汉退出了中央委员会，就历史现实看是合理的，不过呢，李维汉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方向错误与具体工作能力是两回事情。
杨尚昆是“二十八个半”的重要人物，虽然并没有突出的个人错误，毕竟是“教条派”的人物，而且，杨尚昆在红三军团、在北方局都和彭德怀情投意合有密切的交往，彭德怀也是延安整风的重要对象，两大因素结合，杨尚昆也被挂了。
不过，李维汉、杨尚昆都是极有能力的人物，在解放战争时期和解放初期做了很多工作，所以，在历史问题基本搁置的1956年都得到了正常的名份。
柯庆施和陶铸，就其资历、能力以及在党内的影响而论，中共七大完全可以进入中央委员会，最起码是候补，之所以不能进入，是因为他们二人和刘少奇个人不睦，他们非常反对刘少奇的崛起，都被刘少奇整的苦。
1947年，刘少奇、朱德率领中央工委到达西柏坡，朱德直接指导下，晋察冀军区解放了石家庄。
解放石家庄战役，开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采用攻坚战，夺取大城市的先例，拉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大城市的序幕。
在之前，解放军占领了某座城市，也因为国共实力相差悬殊，无法固守，出于“赶快抓一把物资供给战争”的目的，共产党一般会将这些城市中国民党政府经营的企业及非民族资本的企业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或没收运走，或分一部分给贫民，对不可能搬运的铁路、公路及可用于军事用途的重要设施，如工厂、码头、车站等则进行破毁，时称“搬运”政策。这种对城市做“十日京兆”的打算，把城市“当作旅馆暂住”，动辄搬这搬那的做法，显然“对城市的破坏是不堪设想的”。换言之，估计是否能够长期占领一座城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共在这座城市会秉持什么样的方针和政策。
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后，由于石家庄处于交通要道，又有机场，对于中共而言，如果能够控制石家庄是巨大的成就，同理，如非实在无奈，国民党是不可能放弃石家庄的。
所以，对于能否经营石家庄的判断，其实牵扯到对于国共内战大走向的战略判断。
1947年11月中旬，刘少奇判断，国共之攻守大致已经易势，石家庄“是我们的了，蒋介石不可能再拿去了，至少有百分之九十的把握他不会再拿去”，否则，国民党不会派飞机轰炸破坏石家庄市。既然石家庄市已经不同于以往占领其它城市时朝不保夕的形势，那么在石家庄市就不能再行“搬运”，而应做“长期打算”，“采取建设政策”，“采取长期建设方针”。
刘少奇决定在石家庄摒弃“搬运”政策，而代之以长期占领、“长期建设”方针。
近代中国的机器工业大多集中在城市，故在中共看来，要完成革命，要实现国家工业化，城市中“最宝贵的是机器”。现在，既然要建设城市，刘少奇就着重强调，“一切机器，不管什么机器，要好好保存，要用一切力量保存机器，不管什么人，任何同志进城之后都要注意”。为此，晋察冀中央局成立了以副书记黄敬为主任的“石门市敌伪物资管理委员会”，专门负责接收和保存这些机器、物资。为使事权统一，刘少奇还要求，“如未经黄敬同志登记与批准，任何人不准拿走东西。至于各种消费品，奢侈品，花花绿绿可以拿，也应该拿，但不是乱拿，要统一接收，统一分配，而且要快分”。
对于进入石家庄市后的工作，刘少奇密切关注。他不但阅读石家庄市委创办的《新石门日报》，还不断听取陈用文、黄敬、彭真、朱德等许多视察过石家庄市工作的领导人的汇报。刘少奇对“石家庄的问题研究了很久”，最终认识到，在城市“和我们在农村习惯搞的一套，完全是另一个问题，是党进入到大城市后遇到的新问题”。以此为出发点，12月14日，他向黄敬谈了对石家庄市工作的新想法。刘少奇的这些想法或朦胧或清晰地触及了中共工作重心从农村向城市、中共任务从革命向建设、中共角色从在野向执政转变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特别关注石家庄的刘少奇，当然关注干部的配置。1947年11月上旬，在石家庄解放前夕，中共中央工委（书记刘少奇）和中共晋察冀中央局（书记彭真）商定，根据这座城市所处的重要地位，要按照区党委（省级）的建制配备干部。随即从中央局机关和边区所属的察哈尔省、冀中区、冀晋区等根据地抽调大批领导骨干，并在中央局驻地阜平组建了石门市党政军的领导机关。
解放后的中共石门市委，由八名委员组成，均由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直接任命，他们的分工是：
市委委员、市委书记毛铎（原察哈尔省委副书记兼省委宣传部长）；
市委委员、市委副书记魏震（原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政治部主任）；
市委委员、市长柯庆施（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和晋察冀边区行政处长）；
市委委员、市委组织部长魏士珍（原中共晋察冀四地委城工部长）；
市委委员、市委宣传部长曹裕民（原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秘书长）；
市委委员、警备司令部司令员曾涌泉（原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
市委委员、市委社会部长陈守中（原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组织部秘书长）；
市委委员、晋察冀边区铁路管理局政治委员栗再温（曾任中央组织部行政处长，冀晋四地委书记）。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327节
石家庄第一届市委的八人，当然经过了刘少奇的审核，他同意自己特别讨厌的柯庆施为市长——压低为三把手，那就是因为柯庆施在城市管理方面确实是人才。
刘少奇用人有非常明显的“偏”和“狭”，如果手头有人，他是不会用柯庆施的。
为什么如此呢？我的理解，是因为1948年5月1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正式在西柏坡办公。这样一来，石家庄不但成了保护中共中央重要阵地，而且，因为有飞机场和火车站，石家庄成了进出西柏坡的必经之处，成了中共中央对内、对外的接待站。这时的石家庄成为党中央的前哨，成为全党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的实验基地。
为了适应这一需要，市政府专门成立了交际处。据时任石家庄副市长的臧伯平回忆：“石家庄紧靠西柏坡，又是我们解放的第一个较大城市，于是，石家庄便成了前线的后方基地，接待过往的中央领导、各野战军首长和国际友人，是重要的工作。那时，各野战军首长到中央开会、汇报，都先到石家庄，再到西柏坡，然后再取道石家庄分赴各地。”
1949年1月3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华，飞机就在石家庄机场降落。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加强对石家庄的领导是可以理解的正常。
1948年6月，中共中央华北局根据中共中央“要中央同志任石家庄市委书记”的意见，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城工部副部长罗迈（即李维汉）兼任中共石家庄市委书记。
市委领导机构设置和市委组成人员任职情况是：中共石家庄市委员会由罗迈、刘秀峰、毛铎、柯庆施、曾涌泉、栗再温、魏震、魏士珍、叶楚屏、吴立人等十名委员组成。其中：罗迈、刘秀峰、毛铎、柯庆施、栗再温、曾涌泉、魏震七人为常务委员。
市委领导成员的分工是：
罗迈，市委书记；
刘秀峰，市委第一副书记兼警备区政委；
毛铎，市委第二副书记兼任宣传部长（陈荒煤为副部长）；
柯庆施，任市政府市长；
曾涌泉、叶楚屏，分任警备区正副司令；
栗再温，任铁路局党委书记；
魏震、魏士珍，分任组织部正副部长；
吴立人，任市委秘书长。
市委第一副书记刘秀峰主持全面工作。
1948年6月的石家庄领导人大调整里，柯庆施虽然从排序第3变成第4。但，现在排前的李维汉在中共党史上曾经是巨大的人物，刘秀峰也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而且1946年1月刘秀峰任中共张家口市委书记兼卫戍区政治委员——张家口是中共在晋察冀掌控的一个极重要的城市，其争夺牵扯到国共实力的消长，在那个时候，在共产党手头重要的城市管理干部。
我的意思是说，柯庆施在这一波人事调整里保持原有职务，说明是城市管理干才，最重要的一点，刘少奇原本选定的排序在柯庆施之前的市委委员、市委副书记魏震降为排序第7的组织部长。
1949年4月，三大战役结束，石家庄的地位下降，干部再一次调整，李维汉已经专职中央工作，刘秀峰升任为石家庄市委书记兼市长。
柯庆施呢？调离石家庄去了南京担任副市长。
什么意思呢？柯庆施在石家庄担任市长期间的表现太优秀了，被空降为南京市副市长。
1948年5月9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晋冀鲁豫、晋察冀两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两个中央局合并为中共中央华北局，刘少奇兼第一书记、薄一波第二书记、聂荣臻第三书记，实际工作由薄一波负责。
实际负责华北局的薄一波很赏识柯庆施的能力，
而且认为柯庆施“在1936年营救我们出狱和1937年营救王若飞出狱中表现不错”，所以，薄一波准备提名柯庆施进入华北局，遭到刘少奇的坚决反对。薄一波坚持使用柯庆施，刘少奇说：“那好，但后果会是严重的，你可要负责。”
柯庆施最终还是没有在华北发展，而是去了南京，因为刚刚解放的南京需要他。
南京刚刚解放的时候，市委书记和市长都是刘伯承挂名，因为共产党需要以刘伯承的威风威震国民政府的南京老巢。
中共南京市委由刘伯承、宋任穷、张际春、陈修良、李达、陈士榘、柯庆施、张霖之、彭涛、周兴、黄华、陈同生、段君毅、涂平羽、江渭清、王明远等16人组成，刘伯承、宋任穷、张际春、陈修良、陈士榘为常委，刘伯承、宋任穷任正、副书记。刘伯承还以军管会主任的身份兼任南京市市长，柯庆施、张霖之任副市长。此外，南京市还成立了警备司令部，陈士渠任司令员，袁仲贤、江渭清分任正、副政委。
不过，刘伯承是打仗的军事首长，不可能实际管理南京，其实，这个时候的南京领导机构大部分人是负责军管和接收，实际干活的是柯庆施和张霖之等人，不过，张霖之排序在柯庆施之下。
南京解放时的市委常委里那个陈修良，是一个女性，是1946年派入南京的地下党市委书记。
陈修良在南京“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到了1948年9月，陈修良接到新任务，“积极进行策反工作”。
陈修良策反成功的是轰炸机八大队飞行员俞渤。
1948年12月16日，特别重视空军的蒋介石正在空军那里开会，俞渤等5人驾机起义。起义之前，为了蒙骗敌人，他们以轰炸根据地为由头装载了炸弹，他们飞越南京上空的时候投下5枚炸弹。
炸弹没有炸中预定的总统府，为什么呢？因为俞渤等人演戏演的太厉害了，投弹系统早在头一天晚上被潜入机场的内线人物破坏了。正在给空军训话的蒋介石听到轰炸声后，从侍卫手中接过军帽，没有向任何人打招呼，就气冲冲转身走了。
俞渤成为首位驾机起义的国民党空军飞行员，他的飞机就是在柯庆施担任市长的石家庄降落的，因为，那里有共产党掌握的飞机场。
柯庆施应该理解地下党的贡献，而且，柯庆施本人也长期是地下党。但，解放后组织对曾经的地下党的政策曾有一个“新十六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太多的人对于地下党们在建国后的地位旁落有些同情，他们确实有巨大的贡献。
可是，这些朋友们忽略了一个要命的原则问题和一个必须注意的因素。
共产党搞革命的成功，关键是根据地建设和武装斗争，根据地撑死天也只能辅助贡献，比如，潜伏可以获得情报，但打败敌人的只能是根据地的军队。
所以，大军南下的时候，中共的基本原则是以“南下大军为主”。
这个大原则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地下党在国统区潜伏，为了能够潜伏下去，方法是“红心白皮萝卜”，有些时候“白皮”的比国民党还“白皮”，生活习惯难免保留非根据地作风。
我们看比较热播的《潜伏》，里面的翠萍原本是根据地作风的女游击队，在保密局天津站慢慢习惯了丰裕生活，天津解放后，她要恢复过去的习惯是需要时间的，至于余则成，要想和长征的游击队干部，比如《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石光荣，情投意合，那太需要时间了。
陈修良和大军汇合的时候，烫发而旗袍，那些钻山头的干部，即使曾经搞过地下党的一些干部，内心可以理解工作的需要，潜意识也是排斥的。
胜利会师时，陈修良和秘密党的干部来不及换装，仍穿旗袍、皮鞋、西服。于是在解放军官兵中，流传起这样一个描述城市妇女的顺口溜：
“头发是火烧的——烫发。
胳膊是摸鱼的——旗袍和短袖衫。
腿是过河的——小腿外露。
鞋是跌人的——高跟皮鞋。”
有一次，陈修良因穿了一件有垫肩的外套，柯庆施竟然拍着陈的肩膀、当着许多战士的面说：“大家看看，这就是资产阶级服装。”
把历史的视角拉到今天，我们会非常理解陈修良等地下党的作风，但，如果我们回到解放初期，枪林弹雨里杀出来且生活极苦的战士们，看到自己队伍里竟然有人那种作风，没有意见是不可能的。
周恩来、董必武、饶漱石、柯庆施这些曾经白区的大干部，思想信仰和生活作风已经非常的自律，他们进入根据地后的自我节俭比根据地的一般干部还节俭。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328节
生活作风之外，还有贡献的评价。
陈修良以前在策反和情报工作中，曾经强调为了配合解放军解放南京，“使战士少流血”，却被说成“言下之意好像地下党很有力量，可以不依靠解放军打进来，就能先解放南京。”（陈修良工作笔记）柯庆施在一次常委会上说：“过去地下党同志有一个口号叫做‘保管好工厂，将来就好当厂长’，那么说，你保护好了总统府，总统就是你当了？”（陈修良《关于南京党的几个问题》）陈修良当场驳斥没有这回事，但邓小平却相信了。后来在南京全体干部4000人大会上，也当着大家的面批评陈修良。
公开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选中，对解放战争中其他战役，指示很多，很详细，唯独对渡江战役最少，只有一份。但他对南京解放后的局势最为关注：部队进城表现如何？解放军与单独派出的南下干部与地方党会师情况如何？“土八路”进国民党首都这个大城市后如何管理？等等。
毛泽东通过特别渠道知道解放军进城后像“闯王进京”，大行抢掠，甚至从“美国之音”中听到部队闯入美国大使馆，引起美国政府的抗议时，他怒不可遏。绝不做“李闯王”、“洪秀全”的毛泽东除电令立即纠正外，全面总结了“南京经验”，经过精心策划，做出了以下两条重要决定：
一、必须整顿军队纪律，在南京以后解放的城市中，特别是下一个上海，必须使军队进城后秋毫无犯。
毛泽东指示到达已在丹阳的总前委，陈毅在驻丹阳的部队中也了解到军队中确有如南京那样的情况。5月10日他在丹阳大王庙院子里向军队干部和接管干部作报告，严肃指出：“这种情形不搞好，到上海一定要天下大乱。”指出“我们野战军的‘野’，在城里不能‘野’！吸取南京的教训，总前委和华东局还对部队进驻上海后的驻地不知、入城程序、入城纪律、涉外问题都作了周密部署和具体规定，还就入城纪律作了演习。真正做到“持军整齐，秋毫无犯”，军队进城后不进高楼大厦和民宅，而是露宿街头，获得中外舆论的一致好评，与解放南京形成强烈对比。
二、毛泽东明确规定新解放城市的领导班子，必须“以南下干部为主”。
陈毅在把上海坚持了十几年的秘密斗争做出了极大贡献的上海领导刘晓叫到丹阳，令其向尚在上海地下斗争的其他领导同志传达，必须绝对执行，并特别强调“地下党的主要认识是在配合与协助解放军，当上海解放后，地下党的任务即告结束”；“要真正从思想上使全体地下党员了解以解放军及解放军区干部为主体的重要性，因为他们不仅有长期政权工作与接管城市的经验，而且他们多年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对党政策由研究和了解。他们是我党政治影响的代表，他们代表着一种伟大力量”。反复叮咛：“解放军进入上海后……执行军管会一切决定……党的接管工作委员会，以军事代表为主任，并须坚决服从军事代表，此点万分重要，也须作思想准备，希特别注意。”
5月23日，南京市委就会师问题向中央、华东局写了报告。毛泽东看了这个报告作为“正确处理”解放军和南下干部与地方党组织关系的经验，立即转批给中共华中局和西北局：“兹将南京市委关于外来党和本地党会师问题的经验转发你们，请你们充分注意此项问题，务必抓紧指导，不要再蹈我党历史上对比问题处理不善的覆辙。”（《宋任穷回忆录》）
1950年6月，在苏联学习参观后的陈修良回到南京故地，看到了她的副手组织部副部长（南下干部）给她整的黑材料（给华东局组织部的报告），如说“地下党对自己力量似乎估计过高，据说当初想依靠自力进行接收，后来客观情况与主观想象均有出入，认识分歧，思想纷乱，由是其开端……”陈修良感到非常委屈。（1950年9月陈修良给华东局组织部的信）
为什么写入陈修良这一段呢？通过陈修良在解放后的被排斥，我们发现，在突出南下大军边缘“地下党”这个方面，就解放南京、解放上海这方面，毛泽东、邓小平、饶漱石、柯庆施、陈毅等保持高度的一致，尤其是邓小平表态非常的坚定。
请注意，大革命失败后，邓小平、饶漱石、柯庆施都是长期搞地下党工作的，饶漱石还曾经被捕。作为长期领导过地下党、也长期领导根据地和大军的高级领导人，对于地下党干部和大军干部，都是手心里的肉，他们对于地下党出身的干部的边缘化，就不是个人利益的倾向而是思想认识的倾斜。
南京解放后的市委书记更替：
1、刘伯承1949年5月1日—1949年6月；
2、粟裕1949年6月—1950年5月；
3、唐亮1950年5月—1950年8月；
4、柯庆施1950年8月—1954年10月。
5、彭冲1954年10月—1960年9月。
南京解放后的市长更替：
1、刘伯承 1949年5月—1950年7月；
2、柯庆施 1950年7月—1952年12月；
3、惠浴宇1952年12月—1954年8月；
4、彭冲1955年4月—1959年8月。
从南京解放的1949年5月到1954年10月，南京换了4个市委书记，前三个都是领兵打仗的刘伯承、粟裕和唐亮，明显是挂名不管事，之所以后来才交给柯庆施，是因为柯庆施在军队没有威望和根基，这柯庆施虽然是南下干部但不是大军领导。
从南京解放到1954年8月，南京的市长有3任，刘伯承、柯庆施、惠浴宇。
从1950年8月—1952年12月，柯庆施是市委书记兼市长。
请注意，就大军南下之后的接受而言，最重要的城市应该是是5个：上海、南京、武汉、广州和重庆。上海是中国的经济重心，南京、武汉、广州和重庆都曾经是国民党的政治中心，就国际影响而论，南京是最重要的城市，柯庆施这个石家庄市长竟然能够在非常时期担任南京的主要领导，就业务而言，必定是突出的。
柯庆施在1952年11月到1954年8月担任了新组建的江苏省省委书记，1953年1月到1955年2月担任江苏省政府 的是谭震林。
谭震林这个华东局的第三书记竟然和柯庆施搭档，而且是省政府 。
建国之初，固然干部短缺，但老同志巨多，如果没有很强的工作能力，想主政江苏是不可能的。
在这个阶段，饶漱石倒台而陈毅进京，在颇有老干部的华东系统，柯庆施竟然于1954年秋由江苏省委调上海，接替陈毅主持中共上海局。
柯庆施在中共八大进入中央委员会是很正常的。
李维汉、杨尚昆、柯庆施之外，崛起于八大的还有陶铸。
这个陶铸，是黄埔学生而且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红军时期在福建搞兵运，抗战初期和李先念等一道在豫鄂边地区建立起各级民主政权和抗日根据地。1940年，陶铸去了延安，担任了中央军委秘书长，因为不服气刘少奇，挨了整，所以，不能得志于七大。不过呢，陶铸和林彪的关系非常的亲密，去东北后担任多省省委书记，1948年8月任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随大军入关、南下。解放初期，陶铸在广西通过搞土改边缘了张云逸，然后在广东取代了叶剑英成为华南分局和后来的中南局核心领导。
1956年新进入中央委员会32人，后来进步到政治局委员的有柯庆施、杨尚昆、胡乔木、胡耀邦、谢富治、李井泉、陶铸、李雪峰等8人。李维汉后来虽然不是政治局委员，但在1982年是中顾委副主任，级别在政治局委员之上。
以上9人里，湖南人有李维汉、胡耀邦、陶铸等3人。李维汉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政治局委员，陶铸崛起于文革之初然后像一颗流星直线跌落，胡耀邦在文革之后是非常重要的领导人，但，在他的时代，党章和实际的政治生态都是元老政治负责决策而政治局实际一线，政治的当家人是“政坛八老”，名分上 胡耀邦只能理解为一般意义的政治局常委。
不过呢，即使以毛泽东为最高领袖的1956年，就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的比例都已经远逊于1945年的中共七大。
1945年的书记处5人，等同于1956年政治局常委6人。不过呢，如果就湖南籍而言，这有巨大变化。1945年书记处的5人，除了去世的任弼时，毛刘周朱仅仅发生了排序变化，但，他们的崇高的四大天王定位没有变化。事实上，在中共七大，新组织中央军委的时候，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是 和副 ，彭德怀也是军委副 ，任弼时却没有进入中央军委，这说明，就能力结构的全面性而言，任弼时是比不过四大天王的。
文革之后，中共审视党史，确定了毛周刘朱的最终排序，也确定了任弼时、陈云、邓小平等老干部以及之后的党领导无法与“四大天王”等列的基本定位。
虽然，任弼时比不过四大天王，但，1950年任弼时去世后，环顾党内，无人能够接替，顶岗的陈云虽然比较优秀，但在毛泽东心目里是“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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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29节
中共八大新增的两个政治局常委陈云和邓小平，以能力论、以资历论是比不过任弼时的，但，就这两位也是四大天王之下也是无人可比的。
任弼时去世后，毛泽东增补政治局常委，在湖南干部里就找不到合适的。就毛泽东时代的湖南干部而言，横空出世的是陶铸。可是，他在党内的相对能力如何呢？
曾志在谈及陶铸同邓小平之间的关系时说：陶铸说，“1949年，二野进军西南，路经武汉时我才第一次见到邓小平。邓小平调中央后，也仅是公事来往，交往不深。1958年‘八大’后，邓小平担任 ，之后接触就多了，关系也更密切。我对邓小平的感觉，确是好的。在1954年的党代会上，曾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党内允许拜师的话，当 的学生我不够格，但我愿拜邓小平为师。”
陶铸自己都认为自己的能力比不过邓小平，而邓小平表态高岗改变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的提议是不妥当的。
1956年的政治局常委与1945年书记处相比，就省籍而言都还是湖南、四川、江苏等3省，区别是1945年是湖南人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等3位、四川人朱德1位、江苏人周恩来1位，到了1956年演变成湖南人毛泽东、刘少奇等两位、江苏人周恩来、陈云等两位、四川人朱德、邓小平等两位。
这说明，湖南干部已经较难推出领袖了。
共产党执政后，地盘多、人口多、工作复杂，所以，1956年的政治局委员扩编为17人还有6个候补。
1945年中共有13个政治局委员，湖南人有5人，任弼时去世后湖南人剩下4人，高岗自杀后，1945年的政治局委员还有11人。到了1956年大扩编为23人，湖南人在保留毛泽东、刘少奇、林伯渠、彭德怀之外新增了李富春、贺龙、罗荣桓等3人。
我在第1325节总结1945年政治局委员时犯了一个错误，湖南人不是6人而是5人，但，就5人也占了38.5％, 1956年的7人就只占23人的30.4％,这比率下降的够快的。除此之外，湖南新增的三个政治局委员李富春、贺龙、罗荣桓，贺龙出生于1896年、李富春出生于1900年、罗荣桓出生于1902年，和邓小平1904年、林彪1907年、李先念1909年相比确实没有年龄优势。
文革之后，政治生态稳定后，湖南向国家贡献的政治高管并不多，常委里，除了老革命的胡耀邦外，我统计不完全，可能还有贺国强。
湖南的人才井喷时代异乎寻常的集中在1853年之后到红军初创这一阶段，也就是1853年到1931年这78年间，除了1949年欢呼新中国成立的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等人外，就共产党内还有蔡和森这个牛人，可惜牺牲的太早了——党的创始人之一。建党时期，“无产阶级理论家”除了毛泽东之外,在党的理论建设方面多有论述的刘少奇也被冠以此称号，而在二人之外,这一称号的获得者还有建党初期瞿秋白、蔡和森等人。
在共产党之外，辛亥时期的优秀湖南人还有黄兴、宋教仁、陈天华、蔡锷。
在辛亥之前，还有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谭嗣同。
近代中国历史上，在地裂山崩而能够力挽狂澜的，大约有5件事情：1、曾国藩平定洪杨邪教政权维护中华世俗儒家文化的主体性；2、孙中山、黄兴领导辛亥革命；3、蔡锷指挥护国军打倒袁世凯复辟逆流维护民主共和的大体方向；4、蒋介石、毛泽东领导国共两党联合抗日；5、毛泽东决策、彭德怀指挥的抗美援朝。
对于文化的评价，我尊敬一句话：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我的观点，任何一个民族都可以也应当保有自己的特立于世界的文化，比如，汉民族使用汉语和汉字，但，任何一种文化也必须是世界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能够最终存在于世界的而不被灭掉的文化必须有正能量，比如中国的裹脚文化就是残害人体的反人类文化。
现在有些人张嘴闭嘴就是发扬传统文化，给人一种传统文化优良的错觉，其实，社会是进步的，人是不能生活在过去的，周汉唐明都是不断进步的，你让明朝人拿着刀子没事刻写文章就是一种反动，同理，在明明有简化汉字的新时代竟然使用繁体字，也不是继承文化而是反动。
我个人认为，一个民族的落后首先是文化的落后，偶然的机遇会起巨大作用但不是决定作用。也就是说，中国在鸦片战争里的失败和倒霉的主要原因是中国自己的问题而不是英国的问题。
你落后当然要挨打，即使别人不打你，你也要被淘汰。
比如，近代西方是相对尊敬女权的，最起码不残酷的禁锢女性，东西文化对撞而来，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和儒家文化都受到巨大的冲击，相较而言，中国社会进步最快，我说的这个中国社会进步最快，包括香港和台湾，在清除封建落后思想方面都比较的彻底，尤其在尊敬女权方面相对比较彻底。
我之所以说，相对比较彻底，就是男孩家族符号的心理追求。
即使在全面放开二孩的今天，我始终往死里坚持计划生育，这个里头不仅仅是资源问题——资源问题随着科技进步是马马虎虎可以解决的，虽然不能彻底解决——最要命的问题在于，中国人生孩子没有节制的问题不是出在热爱孩子的天性，也不是出在民族利益的需要，中国人只要是汉族人生孩子有极浓烈的男孩崇拜，这个毛病不改变，不管你经济如何发展最终一定还要落伍。
我们以中国大陆为范畴进行类比，在社会制度、资源大体相当的大前提下，女性地位大体与经济发育程度相当。
我们以世界为范畴进行类比，不管社会制度、资源区别如何，女性地位也大体与经济发育程度相当——仅仅靠天赐的资源吃饭早晚是要落伍的。
我们看当今世界，瑞士一个小国，人口、疆域、资源都轻薄的很，但人家生活的非常有尊严，英国也不是什么大国，人口、疆域、资源也轻薄，人家为什么能够称雄于世界？
人口、资源是非常主要的因素，但，一个民族能否站立，关键还是文化，当然，我这里的文化是包含社会制度的广义文化。
谈到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思考：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经济大发展的原因是什么？
有些朋友可能说我无聊，改革开放后经济大发展的原因就是向西方学习呀。
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我们必须通过比较才能得到答案。
我网络了一个来源于《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卷》的中印两国1949年和1978年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比较的数据。
煤炭产量：1949年，中国3243万吨，印度3220.4万吨；1978年，中国6.18亿吨，印度1.02亿吨；
原油产量：1949年，中国11.8万吨，印度25.3万吨；1978年，中国10405万吨，印度1127.1万吨
铁矿石产量：1949年，中国56万吨，印度182.4万吨；1978年，中国5889.5万吨，印度2477.6万吨
生铁产量：1949年，中国24.6万吨，印度163.6万吨；1978年，中国3479万吨，印度973.2万吨
粗钢产量：1949年，中国钢产量仅为15.8万吨，而印度则有137.4万吨，是中国的8.7倍。1978年中国3178万吨，印度995万吨，是印度的3.2倍；
硫酸产量：1949年，中国4万吨，印度10.1万吨；1978年，中国661吨，印度208.6万吨；
发电量：1949年，中国43.08亿度，印度49.09亿度；1978年，中国2565.5亿度，印度1101.3亿度；
汽车产量：1955年，中国100辆，印度2.35万辆；1978年，中国14.9万辆，印度8.3万辆；
水泥产量：1949年，中国66万吨，印度214万吨；1980年，中国7986万吨，印度1780万吨；
化肥产量：1949年，中国0.6万吨，印度2万吨；1980年，中国1232.1万吨，印度302.2万吨；
电视机：1949年中国无，印度无；1980年中国249.2万部，印度8.8万部。
棉纱产量：1949年中国32.7万吨，印度61.6万吨；1978年中国238.2万吨，印度110.7万吨；
棉织物产量：1949年，中国1890百万平米，印度3445百万平米；1978年，中国11030百万平米，印度8758百万平米
合成纤维产量：1958年中国0.3万吨，印度2.9万吨；1978年中国28.2万吨，印度21.1万吨。
印度独立于1947年，中国新政权成立于1949年，到1949年的时候，尼赫鲁和毛泽东从旧时代接过的摊子大体差不多，但，考虑到印度的人口比中国少一些，印度1951年是3.61亿，中国1949年是5.4亿，所以，中国的状况更加差劲一些。
1976年，毛泽东去世的时候，留给中国的不但是比印度强大的工业还有9.3亿人口，印度的人口在1976年接近6.3亿。
就中印的人口对比而言，在毛泽东时代，中国都接近印度的1.5倍，但人口总量的差距拉大了1亿多。
我个人出生于1971年，感觉那个时候生活非常的苦，改革开放后生活比蜜甜，但我比较理性的评价毛泽东，那个时候生活为什么苦呢？1、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把人际关系搞的太残酷；2、国家力量向重工业方向倾斜的太厉害，而且体制管理确实欠缺灵活；3、人口增长太快，经济发展的成果，尤其是农副业发展的成果被吃掉了。
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一个是结束了政治运动，一个是计划生育更加严格，一个是经济管理变的机动灵活，于是，人际关系和谐、物资丰富，大家感觉就愉快了。
中国改革开放后，和印度相比，这差距没有缩小，经济总量中国相当于印度的5倍，印度人口即将赶超中国，所以，中印人均财富大约也相差5倍，最重要的一点是，和中国相比，印度的工业体系尤其是军事工业体系差劲的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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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30节
也就是说，如果以中印为比较，毛泽东时代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军工体系，尤其是扫荡了封建主义，当邓小平结束了政治运动和增加了经济体制的灵活性，中国就取得对印度的绝对优势。
就中印比较，毛泽东给中国留下的社会主义体系和对封建主义的扫荡，还有一个相对独立的民族工业，还有一个极端高效的社会力量动员机制。
那么，邓小平和改革开放留给我们什么东西呢？邓小平自己说得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
你说谁的贡献大呢？
有些朋友可能说，你看你那点出息，你就知道和印度比？
那么，我们和日本比。
我网络了一个中日经济总量对比的材料。
1952年日本是173.92亿美元，中国是304.89亿美元，日本相当于中国57.0%。；
1953年日本196.08亿美元，中国316.51亿美元，日本相当于中国62.0%；
1954年日本217.47亿美元，中国330.02亿美元，日本相当于中国65.9%；
1955年日本232.49亿美元，中国349.76亿美元，日本相当于中国66.5%；
1956年日本261.73亿美元，中国395.15亿美元，日本相当于中国66.2%；
1957年日本301.62亿美元，中国410.63亿美元，日本相当于中国73.5%；
1958年日本320.51亿美元，中国502.83亿美元，日本相当于中国63.7%；
1959年日本366.4亿美元，中国550.39亿美元，日本相当于中国66.6%；
1960年日本444.71亿美元，中国556.93亿美元，日本相当于中国79.9%；
1961年日本537.13亿美元，中国495.95亿美元，日本相当于中国1.083倍；
1962年日本609.52亿美元，中国467.64亿美元，日本相当于中国1.303倍；
1963年日本697.59亿美元，中国502.22亿美元，日本相当于中国1.389倍；
1964年日本820.59亿美元，中国591.25亿美元，日本相当于中国1.388倍；
1965年日本912.94亿美元，中国697.54亿美元，日本相当于中国1.309倍；
1966年日本1060.28亿美元；中国760.86亿美元，日本相当于中国1.394倍；
1967年日本1242.51亿美元，中国723.16亿美元，日本相当于中国1.718倍。
1968年日本1471.53亿美元，中国702.8亿美元，日本相当于中国2.094倍；
1969年日本1730.25亿美元，中国790.39亿美元，日本相当于中国2.189倍；
1970年日本2029.68亿美元，中国918.57亿美元，日本相当于中国2.21倍；
1971年日本2292.62亿美元，中国989.22亿美元，日本相当于中国2.318倍；
1972年日本3036.1亿美元，中国1129.51亿美元，日本相当于中国2.688倍；
1973年日本4124.89亿美元，中国1360.55亿美元，日本相当于中国3.032倍；
1974年日本4578.77亿美元，中国1397.68亿美元，日本相当于中国3.276倍；
1975年日本4978.92亿美元，中国1529.5亿美元，日本相当于中国3.255倍；
1976年日本5595.81亿美元，中国1503.29亿美元，日本相当于中国3.722倍；
1977年日本6887.01亿美元，中国1750.57亿美元，日本相当于中国3.934倍；
1978年日本9676.51亿美元，中国2119.31亿美元，日本相当于中国4.566倍；
1979年日本10071.73亿美元，中国2621.02亿美元，日本相当于中国3.843倍；
1980年日本10709.97亿美元，中国3050.75亿美元，日本相当于中国3.511倍；
1981年日本11837.9亿美元，中国2753.02亿美元。日本相当于中国4.3倍；
1982年日本11004.11亿美元，中国2765.52亿美元，日本是中国3.979倍；
1983年日本12001.87亿美元，中国3046.37亿美元，日本是中国3.94倍；
1984年日本12755.63亿美元，中国3270亿美元，日本是中国3.901倍；
1985年日本13641.64亿美元，中国3070.22亿美元，日本是中国4.443倍；
1986年日本20208.87亿美元，中国2975.85亿美元，日本是中国6.791倍；
1987年日本24486.75亿美元，中国3239.84亿美元，日本是中国7.558倍；
1988年日本29710.34亿美元，中国4041.54亿美元，日本是中国7.351倍；
1989年日本29726.67亿美元，中国4513.03亿美元，日本是中国6.587倍；
1990年日本30580.38亿美元，中国3902.83亿美元，日本是中国7.835倍；
1991年日本34847.70亿美元，中国4091.63亿美元，日本是中国8.517倍；
1992年日本37961.13亿美元，中国4882.13亿美元，日本是中国7.776倍；
1993年日本43500.13亿美元，中国6132.25亿美元，日本是中国7.094倍；
1994年日本47789.92亿美元，中国5592.26亿美元，日本是中国8.546倍；
1995年日本52643.81亿美元，中国7279.85亿美元，日本是中国7.231倍；
1996年日本46425.46亿美元，中国8560.9亿美元，日本是中国5.423倍；
1997年日本42618.43亿美元，中国9526.53亿美元，日本是中国4.474倍；
1998年日本38570.28亿美元，中国10194.6亿美元，日本是中国3.784倍；
1999年日本43687.35亿美元，中国经济总量10832.8亿美元，日本是中国4.033倍；
2000年日本46674.48亿美元，中国11984.8亿美元，日本是中国3.894倍；
2001年日本40954.83亿美元，中国13248.2亿美元，日本是中国3.091倍；
2002年日本39183.54亿美元，中国14538.2亿美元，日本是中国2.695倍；
2003年日本42290.98亿美元，中国16409.7亿美元，日本是中国2.577倍；
2004年日本46059.39亿美元，中国19316.4亿美元，日本是中国2.384倍；
2005年日本45521.91亿美元，中国22366.2亿美元，日本是中国2.035倍；
2006年日本43625.78亿美元，中国26584.1亿美元，日本是中国1.641倍；
2007年日本43779.61亿美元，中国34956.64亿美元，日本是中国1.252倍；
2008年日本48775.59亿美元，中国45218.27亿美元，日本是中国1.079倍；
2009年日本50304.53亿美元；中国49905.52亿美元，日本是中国1.008倍；
2010年日本54609.37亿美元，中国59266.12亿美元，日本是中国92.1%；
我搜的材料来源有些乱，2011年之后另外一个材料：
2011年，日本是61607.11亿美元，中国是75757.20亿美元，日本是中国的81.32%；
2012年，日本是62036.59亿美元，中国是85602.76亿美元，日本是中国的72.47%；
2013年，日本是51512.65亿美元，中国是96112.58亿美元，日本是中国的53.60%；
2014年，日本是48559.7亿美元，中国是104833.65亿美元，日本是中国的46.32%；
2015年，日本是43814.51亿美元，中国是110630.89亿美元，日本是中国的39.60%；
2016年，日本是49386.44亿美元，中国是112182.81亿美元，44.02%；
一些组织对2017年的预测如下，日本是41706.43亿美元， 中国是122539.75亿美元，日本约为中国的34.04%。
20世纪90年代，我曾经见过一篇文章，以中日差别论述社会管理的优劣，暗含的意图就是指向社会制度，时过境迁也已经20余年，如果仅仅以中日的差别论述社会制度，是否得出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结论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打了一个稀巴烂，日本打了一个烂稀巴，但是，中国是“一穷二白”而日本是“一穷二全”，什么意思？“一穷”就是“缺钱缺粮”，就好比雨花石这穷老师比不过亿万富翁有钱。“二白”就是指国民经济基础极差和国民文化素质极差。
1949年中日两国经济类别比较：
1、发电量，日本415亿度，中国43.1亿度；
2、粗钢产量，日本311万吨，中国15.8万吨；
3、生铁产量，日本160万吨，中国24.6万吨；
4、煤炭产量，日本3974万吨，中国3243万吨；
5、焦炭产量，日本258万吨，中国54万吨；
6、原油产量，日本19万吨，中国12.1万吨；
7、天然气产量，日本0.6亿立方米，中国0.07亿立方米；
8、化肥产量，日本62万吨，中国0.6万吨；
9、硫酸产量， 日本161万吨，中国4万吨；
10、烧碱产量，日本14.6万吨，中国1.5万吨；
11、纯碱产量，日本12万吨，中国8.8万吨；
12、精炼铜产量，日本7.4万吨，中国0.2万吨；
13、铝产量，日本2.3万吨，中国10吨；
14、黄金产量，日本4.1吨，中国4.07吨；
15、汽车产量，日本2.9万辆，中国0辆；
16、卡车产量，日本2.8万辆，中国0辆；
17、机床产量，日本0.7万台，中国0.16万台；
18、化纤产量，日本5.7万吨，中国0吨；
19、水泥产量，日本328万吨，中国66万吨；
20、纸板产量，日本51万吨，中国11万吨；
21、手表产量，日本76万只，中国0只。
以上21项，其实包含两个类别，一个是中日之间有量的差别，包括发电量、粗钢、生铁、煤炭、焦炭、原油、天然气、化肥、硫酸、烧碱、纯碱、精炼铜、铝、黄金、水泥、纸板、机床等指标，中日之间最接近的是黄金和煤炭这两个没有科技含量的东西。
中日之间的汽车、卡车、化纤、手表，中国没有基础，其实，还有飞机、大型船舶，中国都是毫无基础。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331节
二战结束之后，中日两国的经济总量，中国虽然占优势，但，日本的国民素质和工业基础比中国强大的太多太多。
打一个比喻，一个农场主和一个企业家，在一场火拼乱战里折腾了一个溜光，然后大家都从头开始，农业是简单生产，只要有种子，相对容易恢复，企业呢，要恢复生产就麻烦的多，问题在于，企业一旦进入良性运作，其利润就远远超过农业。
1945年二战结束，整个世界都进入经济恢复阶段，在正常状态下，日本这个工业国肯定比中国这个农业国更加有希望。
刨除中国和日本，就世界范围，二战之前的工业强国，美英法德意苏联，都很快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并进入快车道，而亚非拉国家，即使没有被战火燃烧的印度、巴西，到现在还是比不过美英法德意，即使英国的殖民地独立的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虽然已经今日发达国家的行列，但就工业体系的完整性，尤其是军工的强度，是无法和美英法德意相比的。
我们知道，19世纪下半叶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起的美德超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英法，为什么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没有出现落后国家全面赶超呢？
比如，印度到今天也不能赶超日本，为什么呢？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科技革命，就深度和难度而言，还可以给“拼命三郎”一些机会。比如，莱特兄弟能够制造飞机，旅美华侨冯如也可以制造飞机。也就是说，只要有良好的环境和投资，只要有“拼命三郎”的科学家，比如学历并不高的爱迪生，是可以赶超的。但是，第三次科技革命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特点，投资太大、部门的协同性更强，个体的科学家和部门，极难完成技术赶超。比如，如果冯如活在21世纪的美国，他能够独立另搞大飞机的制造吗？不可能。同样的道理，二战之后，能有几个落后国家独立研制出航空母舰？坦白的说，一个都没有，今日的中国研制国产航母，也必须借鉴先进国家的科技成果。要求一个落后的民族独立的白手创建一个可以和美国航母舰队一决高低的航母舰队，谁能做到？苏联军工那么发达，做不到建造航母抗衡美国，希特勒德国做不到，日本曾经拥有抗衡美军的航母技术，但，经过几十年的时过境迁，即使美国放手让日本搞，日本今天的航母军工能力和美国也有差距了吧？
中国搞航母研究，必须有民族的自己的科技进步，但，必须有国际科技借鉴，原因简单，一个落后的国家的科技能力，正如一个小学生的学习，可以自学成才，但，不能要求一个小学生与外界切割独立研究所有的人类知识积累。一个落后的国家，比如巴基斯坦，如果不“山寨”、不偷抢，什么时候才能够建造一个和美国抗衡的航母编队呢？
为什么出现这种状况呢？这就与二战之后国际政治出现的新状态有关：1、先进国家对落后国家进行技术封锁；2、先进国家对落后国家的赶超意志进行破坏。
这两个因素无关意识形态，比如，先进的美英法日意绝对不肯向落后的印度、巴西进行科技输出，尤其不肯搞军工输出。
很多朋友认为这个世界是一个自由民主和谐讲理的世界，这是绝对错误的，今日的世界是一个强盗的世界，“枪国”和“富国”相比更加拥有“道理”。
2016年印度的经济总量是世界第7、巴西第9、加拿大第10、韩国第11，俄罗斯呢，第12。可是，在今日的国际政治舞台，印度、巴西、加拿大、韩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明显比不过俄罗斯，这就是“穷国军工”压倒“富国”的现实政治。自从前苏联解体后，无论俄罗斯采取什么样的外交政策，美国、欧盟主导下的北约都不依不饶的对俄罗斯进行压制和分割，其关键不是俄罗斯有多么强大的经济力量而是俄罗斯有太发达的军工。
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与世界的斗争，就是经济强国与军工大国的斗争，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进入最后的阶段，如果俄罗斯失败，欧盟就以经济封锁熬死了军工强国，如果俄罗斯挺过这一斗争，最终能够在国际市场获得经济支持，那么，最终倒下的就只能是欧盟。
就当前的国际斗争的预测看，因为中国的背后支持，欧盟和北约在经济上不能封死俄罗斯，但俄罗斯也被封堵的半死不活缺少活力，结局，可能是两败俱伤渔翁得利。从某种角度讲，欧盟和俄罗斯的恶斗，为一部分国家的进步提供了历史机遇。
二战结束后，中日经济发展相对而言，日本的缺点是受到了美国的压制，但美国军事占领也对日本的封建影响进行了清算，从某种角度讲，美国的占领为日本进入现代社会进行了政治、文化革命。
二战结束后，中国出现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内战，这内战当然极端负面了经济恢复和发展，但，这内战是国共两党内斗的逻辑发展，后人评价历史，只能说内战的确影响了经济而不能绝对将责任推给某一集团。
当然，从历史评判的角度讲，以存在就合理来评论，国共内战，某种程度就是项羽和刘邦的楚汉战争，胜利者因为胜利拥有最高道德。
历史的评价，固然有所谓的道义，但评价权最终是胜利者掌控。
不管内战的责任如何评价，内战在短期负面了中国经济恢复和发展。
国共内战刚刚结束，中国主动卷入了朝鲜战争。朝鲜战争，将远东彻底分裂为两个集团，在将中国与帝国主义集团切割的同时，因为战争的规模和远东政治的需要，美国不但放松了对日本的管控，而且以军事订单复活了日本经济。
作为后人评价历史，我们比较公允的讲，朝鲜战争的确给日本提供的机会，但，即使没有朝鲜战争，中国即使没有战争带来的巨大投入，帝国主义集团也不会让中国崛起于世界，比如，没有搞抗美援朝的印度，到现在也并没有崛起为世界大国。
抗美援朝对于中国的正面影响是三个方面：1、中国以落后国家能够在国际战场挡住二战第一军事强国美国的军事进攻，正如霍元甲打败了俄国大力士，最大程度凝聚了民族精神振奋了自信，中华民族有了只要努力我们也可以的底气；2、共军以相对落后的装备挡住最发达的美军，向世界宣告，在陆地上，我们可以捍卫主权——在二战之后，没有几个军队有这样的荣耀；3、中国以巨大的贡献为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纳下“投名状”从而在斯大林之后获得苏联对中国的国民经济体系输入。
1953年展开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共军——请注意我用词——的浴血苦战为中国换来一个工业体系。
1952年—1957年，中国大陆的经济总量从304.89亿美元进步到410.63亿，6年进步105.74亿美元，增长34.68%，从任何角度讲，我们都必须承认这个成绩是伟大的，更何况，这个成绩还不是简单的经济恢复和简单的扩大再生产，最重要的就是从苏联引入的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跨越发展。
从1952年到1957年，日本经济173.92亿美元进步到301.62亿美元，增量127.7亿美元，增率73.42%，无论经济增长的增量还是增长率都超过了中国大陆，尤其是6年73.42%，是非常令人艳羡的。
我为什么将1952年到1957年这个阶段的中日对比单独划为一个阶段呢？从1952年到1957年，因为共军在朝鲜战场挡住的美军，共产党获得了管理中国的绝对合法权，民族凝聚力和建设热情空前高涨，苏联对中国的技术、资金输入，共产党管理的高效，国内政局的安定和统一，从任何角度讲，都是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最高潮时代。事实上，新中国谈论国民经济发展，一五计划的伟大成就都是最光辉灿烂的一页。
可是呢，就是这个最光辉灿烂的阶段，日本经济的发展仍然对中国经济发展拥有绝对量优和率优，而且，就整个世界而言，这个阶段的日本经济发展都拥有绝对量优和率优。
请注意，二战爆发之前的日本不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而是世界第6经济大国，其经济总量不但比不过美苏德，竟然也比不过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