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298节
从1870年开始，经过种种活动、努力，清政府同意英国大东公司和丹麦大北公司在海上敷设电报电缆，之所以答应就在于清政府认为不经陆路就对中国主权无损、就不会“惊民扰众、变乱风俗”。
“惊民扰众、变乱风俗”，只不过是公开的理由，内在的原因的其实是怕激起民变。
清王朝的驿传系统在陆地，基本不包含海洋，所以，清政府放开海路的电报铺设而堵住陆路。
到1871年6月，中国实际上已被纳入世界电报网络之中。这样，外国在中国经商、谈判各种事项都可以“瞬息万里”传递信息、下达命令，而中国依然故我，不许架设电报线，仍靠马匹驿道传递信息、下达命令。在这种“信息战”中，优劣对比委实太过悬殊。
在这鲜明对比中，很多反对创立电报的官员改变了自己的观点。1870年出使法国的崇厚就经常用大北海线与“总理衙门”互通电信，主管“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开始认识到电报的便利。曾国藩在上海租界内实情观看电报，赞不绝口。
崇厚出使法国，如果不使用电报，就只能派人乘船回国汇报，现实的考验逼迫他改变自己的思想。
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沈葆桢为钦差大臣率兵援台，深感台湾孤悬海外，与福建联系极不便利，“欲消息常通，断不可无电线”，必将影响军机大事。
如果说曾国藩、崇厚等人反对铺设电报有考虑民众生活的一面，那么，顽固派的顽固就太悲哀了。
工科给事中陈彝在1875年9月的一道奏折中坚决表示要禁止架设电线，认为电线可以“用于外洋，不可用于中国”，因为：“铜线之害不可枚举，臣仅就其最大者言之。夫华洋风俗不同，天为之也。洋人知有天主、耶稣，不知有祖先，故凡入其教者，必先自毁其家木主。中国视死如生，千万年未之有改，而体魄所藏为尤重。电线之设，深入地底，横冲直贯，四通八达，地脉既绝，风侵水灌，势所必至，为子孙者心何以安？传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藉使中国之民肯不顾祖宗丘墓，听其设立铜线，尚安望尊君亲上乎？”
陈彝的“中国视死如生”并不是我们理解的“革命烈士视死如归的慷慨就义”而是“把死去的祖宗的灵魂安葬看重于活人的利益”。
陈彝的意思是说，在大陆的土壤里埋设电线，必然影响灵魂的休息，“为子孙者心何以安”？
这个？意识形态害死人啊！
1879年，李鸿章从军事需要出发，借天津鱼雷学堂外籍教习贝德斯的协助，在大沽、北塘海口各炮台间架设电报线直通天津，长约64公里，在当年五月便开始使用。
上述电报试办成功后，李鸿章便于1880年9月16日上奏清廷，以电报有利于防务，便利通讯为理由，建议敷设天津至上海的电报线，使南北信息灵通，特别从军事方面论述了架设电报线的重要意义。在津沪电报线架设期间，李鸿章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派盛宣怀为总办，郑观应襄理局务。
电报、铁路这些公共设施需要经过太多的省区，牵扯到太多的利益，放到今天就牵扯到拆迁，有些争议还马马虎虎理解，那么，开办工厂呢？
1872年，侨商陈启源创办继昌隆缫丝厂，采用蒸汽机和传动装置，雇女工数百人，“出丝精美，行销于欧美两洲，价值之高，倍于从前，遂获厚利。”
机器生产必然将土法缫丝行业挤出了市场，在嫉妒憎恶的情绪中，这些土法缫丝的商人，最终与封建顽固势力联合在一起，以高烟囱破坏风水、男女工混杂有伤风化等为借口，对陈启源的工厂进行抵制，甚至捣毁了机器。陈启源见势头不对，最终选择将工厂移到了厦门。
落后而封闭的国人，攻击近代企业的理由很搞笑：1、高烟囱破坏风水；2、男女工混杂有伤风化。
落后的人往往关注裤裆。
19世纪的西方列强在打开中国市场的同时并不对中国搞技术封锁，而且，为了盈利，就是最先进的铁甲巨舰也很正常的出售给中国。
也就是说，中国能否向近代化迈进，责任无关西方列强，人家并不封锁我们，封锁我们的是我们自己的思想。
19世纪中国的落后是拒绝进步，这截然不同于1949年之后中国的艰难——西方列强对于中国大陆的全面封锁。
作为最积极近代化的洋务主将，李鸿章的思想，我理解，就是利用西方列强对于中国的经济侵略大搞近代军工企业、电报、铁路、煤矿、轮船等等，至于李鸿章大搞海军建设其实是李鸿章洋务运动的核心。
李鸿章这种思路是正确的，一个正常国家的建设可以协调的自然发展，但，作为一个被欺凌的落后国家的进步，尤其是不知道如何发展的国家，搞龙头带动是一种极正常的思路——1958年的大炼钢铁也是这种思路，思路是正确的，错误的是过分了。
李鸿章时代的中国当然不能建设军舰，但，为购买回来的军舰服务也能够有利于中国的近代化。
李鸿章的大搞海军建设，就长远目标才是维护国家的独立，就直接的最迫切的战略目标是与日本搞竞争。
作为落后的国家，刚刚向西方学习的中国很难追的过西方列强，但，开始于1861年的中国的近代化应该比得过日本。
日本有非常开放的心态，这一点我们知道而李鸿章未必知道，但，和日本相比，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与日本，大家都是半殖民地，中国毕竟块头太大，如果能够集中力量发展海军，日本是无论如何比不过的。
在李鸿章看来，无论日本野心有多么巨大，在相当时间里都不可能和欧美列强相抗——日本在1905年能够战胜俄罗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消化吸收了甲午战争在中国掠夺的财富。
甲午战争，日本实际从中国得到的赔款数目如下：（1）军费两亿两；（2）赎辽费用3000万两；（3）威海卫驻军费150万两；（4）以“库平实足”为名勒索的1325万两；（5）从“镑亏”一项多得的约1500万两。共计约2.597亿两，折合日元为3.895亿元，是日本实际军费支出的2.6倍，日本年度财政收入的4.87倍。
这笔财富的支出分配：1、日清战争的战费（记入到临时军费特别款里）7896万日元，占21.9％；2、扩充军费2亿2606万日元，占62.6％（陆军5680万日元15.7％，海军1亿3926万日元38.6％，军舰鱼雷艇补充基金3000万日元8.3％）；3、其他15.5％（建钢铁厂58万日元0.2％，运输通信费321万日元0.9％，台湾经营费补助1200万日元3.3％，皇室专款2000万日元，5.5％，防灾基金1000万日元2.8％，教育基金1000万日元2.8％）。
甲午战争阶段，日本共有工业资本7000万元，银行资本9000万元，年进口额1.7亿元，年出口额9000万元，年财政收入8000万元。
日本从中国弄来的这笔财富，不但有利于日本的经济发展，最要命的就是84.5％共3亿502万日元用于战争费用和扩军费用。
请注意：就一般国家而言，军工企业和国防开支要有一个合理的额度，如果“要大炮不要黄油”就会伤害国民经济发展，但甲午战后的日本不同于一般规律，人家用的是外财，这样庞大的外财投入国防预算也能够极大的促进日本的整体经济发展。
日本利用这样庞大的财富发展军事，才能够在1905年获得对俄罗斯战争的胜利。
也就是说，因为甲午战争的结果，日本才跻身世界列强而中国才丢失了在远东内部的领导权。
在整个清晚期签订的赔款，实际执行大约是库平银956814007两，合关银941375451两。其中日本获得三笔：1、1874年琉球事件赔款库平银50万两；2、甲午赔款约2.597亿两；3、庚子赔款3000万两。
清晚期，英国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也给中国的近代化打开了大门——强迫式，俄罗斯得到中国北疆广阔的欠开发土地，日本得到了最巨大的赔款。
就一般理解而言，领土要比金银更加重要，因为金银的丢失后人相对容易获得而领土极难恢复。但，就近代中国而言，就不是如此了，因为俄罗斯获得的土地确实还欠开发，而欧美列强在中国获得赔款大多是在1901年之后，这个时候的日本已经完成了腾飞，中国已经丢失了和中日争夺的主动权。
日本在1895年获得的赔款，不但是日本的翅膀，也抽掉了中国复兴的根基。
我绕来绕去，其实就一个思想，我们盼望中国主权独立而强大，如果迫于形势而无可奈何需要倒霉，那么，我们可以倒霉给英法、倒霉于美国，甚至于倒霉于俄罗斯，但尽一切可能不要倒霉于日本。
因为，对于中国而言，世界列强仅仅是要钱，日本是要命。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299节
清晚期的中国有太多的失败，有太多的赔款和损失，经过洋务运动的努力，取得了中法战争在广西战场的胜利和左宗棠在新疆的胜利，但，我强调一句：和甲午战争的巨大损失相比，近代战争的所有的损失都并不重要，和甲午战争的损失相比，中法战争的那一点胜利和左宗棠在新疆的胜利，微不足道。
在此，我解释一下我这个观点。如果站在更长远的历史来看，左宗棠在新疆的成就是巨大的，但如果站在1895年的中国视角看，左宗棠进军新疆确实分解了中国的努力。
我的意思是说，左宗棠对于中国的第一敌人的战略判断远远不及李鸿章。
在“塞防与海防并重”的思路下，因为新疆的威胁更加现实而日本的威胁是潜在的，最重要的是，除了李鸿章等有限的人物，盲目自大的中国人谁看得起日本呢？
清晚期的中国士大夫集群，有一个特点：如果被打败就怕的要死而在潜在的敌人面前偏偏还盲目夜郎自大。
因为林则徐的预言、因为左宗棠的影响、因为现实的战争需要，1875—1884年十年间西征和塞防军费为8000万两，而就在1875年，清政府议决每年给海军的军费是400万两，而实际上，1875—1894年的20年间，海防经费总共筹款为4200万两，其中约1000万两被清廷挪作它用。
即使这样，北洋海军也曾经起到抑制日军的作用。1881年10月，中国向英国订购的轻型巡洋舰“超勇”、“扬威”抵北洋后，李鸿章便开始在东北亚实施海上威慑。1882年7月朝鲜发生“壬午之变”，李鸿章派丁汝昌率“威远”、“超勇”、“扬威”编队赴朝，后又调广东水师战船运兵赴朝，与日本兵船对峙，平息了事变。1884年朝鲜发生“甲申之变”，北洋舰队快速反应，开赴朝鲜，再次平息政变并阻止了日本的干涉企图。
也就是说，历史不能只歌颂左宗棠收复新疆，还要铭记李鸿章曾经两次抑制了日本吞并朝鲜的图谋，而抑制日本对朝鲜的侵略就是抑制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就中日在朝鲜半岛的三次对抗，李鸿章发展海军对抗日本的思路是正确的。
也正是1884年中日海军在朝鲜的对抗，日本在1885年提出10年扩军战略，1890年后更是加大扩军步伐，将国家财政收入的60%用来发展海军陆军，随后日本天皇更是每年从自己宫廷缩减开支挤出30万元、并让百官挤出十分之一的薪水用于海军建设。
当然，就历史的发展而看，命运其实非常非常的眷顾中国。从1874年开始，中国最关键的三边危机的出现其实是错落出现。
左宗棠指挥西征军，在1877年攻克了被外寇侵占的南疆八城，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领土。在这之后，清政府和俄罗斯的斗争的主轴已经转移到军事力量为后盾的外交战场。
中法战争的时间是1883年——1885年，清政府其实是可以相对集结力量用于西南战线。
就中法战争的结局而言，孤弱的中国能够勉强应对欧洲老牌强国而取得海战惨败而陆战扳回一局就已经很不错了。
如果清政府能够吸取收复新疆和中法战争的教训，认识到中国海军太弱而加大投资，如果中日从1885年开始在海军方面搞军备竞赛，以中国的体量，我们还是能够抗的过日本的。如果没有甲午之败，中国即使弱也不会极苦。
那么，中国，或者说那个时候清政府，为什么丢掉了这个机会呢？
我个人认为，除了满清士大夫集群的对于海权的整体短视、对于日本的轻蔑之外，还有一个极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无聊虚名”的拼死坚持，那个“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真正害死人。
我强调一句：中国古代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并不是说士大夫集群多么坚持大义凛然，他们坚持的“节”一般都不是利国利民的“浩然正气”，他们坚持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误国误民”东西，比如，要尊孔读经啊，比如，女人要裹脚啊。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命运相当大程度掌握在最高领导人手里，即使三权分立的民主国家如果摊上一个比较差劲的领导人，在关键的节点操蛋几年，即使不会万劫不复也够倒霉的苦不堪言。
至于集权体制下的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能力和手腕对于国运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民主当然是管理者追求的目标，但民主是有发展历程的。
竖着女神的美利坚也曾经有黑奴制度，他的民主制度也有一个日益进步的过程，而且还继续进步着，有时候还退步一下子，比如，麦卡锡主义时代。
中国管理的最终方向当然是民主，不过，实现这个目标是需要一定过程的，在向民主体制过渡过程里，尽量推选优秀的领导人是相对合理的选择。
满清时期是帝制，帝制的特点有两个：1、掌握最高权力；2、最高领导权掌控具有家天下特点。
即使算上满清，古代中国的最高领导权掌控一般分成三类型：1、帝王正常掌权；2、太上皇、太后、皇后等等帝王家人掌权；3、权臣或者宦官专权。
汉武帝曾经处死钩弋夫人而托孤霍光。
如果帝王实在弱政或者太小，代行最高领导权的选择是帝王家人更好还是权臣更好呢？
当然，按照最理想的政治原则是民主最好，但，现在我们讨论的是，如果不能民主，代行最高领导权的选择是帝王家人更好还是权臣更好。
按照正常的逻辑，冲口而出的第一选择当然是权臣相对较好，因为国务管理是一个极高品位的脑力劳动，帝王的家人，主要是帝王的母亲、老婆，在那个男女授受不亲的时代里，能够成为帝王的家人，一个是靠家族势力，一个是靠美貌，当然还有机遇，她们一般不熟悉国家，也没有国务管理的能力。
咸丰之前，清朝有两次长期的权臣摄政，一次是顺治初年，一次是康熙初年，皇帝的母亲和祖母们都不能垂帘听政。
可是呢，权臣摄政有一个结构性的麻烦：容易与逐渐长大的小皇帝发生冲突，比如多尔衮和鳌拜，前朝的张居正等等的下场也不好。
权力这个玩意非常有瘾，一旦掌握就极难放下，往往就你死我活。
中国古代比较著名的“清正权臣”一般理解就伊尹、周公、霍光、诸葛亮等。就这么几个人，还有一个“周公恐惧流言”，至于诸葛亮那个“鞠躬尽瘁”还不能算数，因为他的北伐大业没有成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抢果子的时代还没有到来。霍光倒是比较忠诚，不过，他死后也被反攻倒算，仅仅比张居正好一点而已。
就皇权的自然过渡而言，如果出现了幼主，如果能够胜任国务管理，太后临朝要比权臣好的多。
当然，太后垂帘因为受社会的影响，难免依赖娘家和宦官。
不过呢，近代中国由于国际大环境的影响，社会进步的一个极大极大的内容就是女权运动。
中国近代历史对于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评价有两个极错误的倾向：1、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否定太后垂帘的正当性而推崇权臣理政的正当性；2、把清晚期的落后挨打的责任推给慈禧太后的垂帘听政。
这两种倾向都是极端的错误。第一，评价太后垂帘是否正确只能根据她的国务管理结果而不能恪守女子不能干政的传统，而且，从女权进步的角度讲，应当轰轰烈烈的歌颂慈禧太后参与国务管理。第二，评价慈禧太后国务管理是否正确，不能仅仅根据她的管理结果，还要考虑朝廷守旧大臣对于慈禧太后国务管理的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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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00节
和中国不同，西方相对尊敬女权。
比如，英国的王位继承。
1700年的《王位继承法》规定了英国王位继承原则。君主的王位世代相袭，儿子优先于女儿，而女儿又优先于侄子或者侄女。如果男嗣死亡或者放弃王位，而且他也没有其他继承人，那么也由君主的女儿出任国王。
英国的王位的继承也体现了长子继承权和儿子继承权优先的原则，但，英国的这个儿子继承权优先仅仅体现在“同等血缘”的状态下，一旦血缘出现差别，那么，就近不就远，比如女儿的继承权就优于侄子。
有些朋友可能说，这无所谓国运啊！
我说，这太有所谓了，因为人类的一半由女人组成，女权不但决定了人权的高度，也决定了女性劳动能力的解放程度。
1955年，毛泽东提出“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这不仅仅是中国历史上、世界历史上女权进步、人权进步的巨大辉煌，也为社会生产的进步提供了巨大的人力资源。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是1688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邀请国王的女儿玛丽和女婿荷兰执政威廉担任英国国王，实行双王政治。
从1688年到现在，英国的国王依次如下：
一、斯图亚特王朝
1、玛丽二世（1689——1694）和威廉三世（1689-1702）；
2、安妮女王（1702-1714）。
二、汉诺威王朝（1714—1901年）
1、乔治一世（1714-1727）；
2、乔治二世（1727-1760）；
3、乔治三世（1760-1820）；
4、乔治四世（1820-1830）；
5、威廉四世（1830-1837）；
6、维多利亚女王（1837-1901）
三、萨克森-科堡-哥达王朝（1901-1917）；
1、爱德华七世（1901-1910）
2、乔治五世（1910-1936在位）
汉诺威王朝的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与欧洲诸多王室有姻亲关系，姓氏来自德国萨克森-科堡-萨尔费尔德公国，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卷入其中。仗打到了1917年时，因为巨大的牺牲，英国民众非常的痛恨德国人，乔治五世为了安抚民心，舍弃了自己的德国姓氏，将王室改称“温莎”，所以，乔治五世在位的1910-1917年是萨克森-科堡-哥达王朝国王而1917—1936年是温莎王朝的国王。
1901-1917年的萨克森-科堡-哥达王朝一共只有两个国王，除了改姓的乔治五世之外，另一个是他的哥哥爱德华七世，他是历史上真正的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典范。
我为什么列这个表格呢？是想通过1840年到1912年的清晚期的帝王对比英国国王看出差别来。
鸦片战争的时间是1840年，清朝灭亡于1912年，这个阶段世界最强大的英国正好处于维多利亚女王的“日不落时代”。
维多利亚女王，出生于1819年，1837年，也就是18岁的那一年登基为王，去世于1901年，在位时间长达64年。
近代英国对中国的军事入侵几乎都发生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中国从封建国家一步一步堕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正好是整个维多利亚女王时代。
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都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既然最高领导是维多利亚女王，英国女性的地位当然也彰显时代的需要。
对于沉睡的中国而言，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一次意外的遭遇战，1850年，咸丰登基，这个出生于1831年的青年帝王接过了最高国务领导权。
咸丰这个皇帝，一共就活了30岁，当了11年的皇帝，清代以及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手中握有实际统治权的皇帝，也是清朝最后一位通过秘密立储继位的皇帝。
这个咸丰，刚刚登基就迎来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暴动——太平天国，1853年，太平军定都天京，然后，1856年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然后，1860年10月，英法联军火烧了圆明园，然后，1861年8月，咸丰死了。
就后人读史而言，咸丰接过的是一个最标准的烂摊子，其实，这是后人逆推历史。比较公道的讲，咸丰接过的这个摊子虽然比不过他的祖宗们，但，远远好过他的子孙们。
咸丰继位的时间是道光30年正月26日，也就是1850年3月9日，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的时间是1851年1月1日，也就是说，命运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前给咸丰提供了9个月零22天。9个月零22天，对于一个王朝的历史来讲，所占的比例是非常的小，但就决定历史命运的节点而言，这个时间是相对宽裕的。
咸丰登基的时候才19岁，放今天，大学还没毕业呢，连考最基础的公务员都没有最基本的条件，突然就当皇帝了，要胜任工作当然不容易。如果要求咸丰能够在9个月零22天里能够及时洞见太平天国的爆发并熄灭火焰，这个确实太过分。不过，我们也必须承认，咸丰还是很有一些眼光的。1849年秋，云贵总督林则徐因病重奏请开缺回乡调治，1950年3月返抵侯官。到了9月，咸丰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去广西镇压拜上帝会的反清武装起义。结果，1850年11月22日，林则徐病逝于潮州普宁行馆，在报丧奏折到京前，清廷于11月27日）还命他暂署广西巡抚。
林则徐是从1845年重新担任高管的，署理陕甘总督、实授陕西巡抚、云贵总督，所到之处未必一定政清民和，但，管控乱局的能力确实是突出的。
咸丰帝积极启用林则徐，说明他还是很有眼光的，但，命运不给于林则徐这个机会。而且，到了1852年，向咸丰帝推荐林则徐的“一代帝师”杜受田竟然也病故了。
封疆缺人而中枢折柱，刚刚登基的咸丰的日子当然不好过。
1856年，天京内乱非常意外的给咸丰帝一个喘息的机会，万不料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了。
第二次鸦片战争是英国扩大对华侵略权益的战争，其发动权由英法掌握，咸丰只能是被动接受。
咸丰在位11年，内忧到北伐军到达天津的静海，外患到首都丢失，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非常的惨。
自明成祖迁都北京到现在的600年间，中国内忧外患同时叠加最惨的无过三次：1、明崇祯时期的西北民乱和满清的东北边患；2、咸丰帝的1856年到1860年的太平天国和英法联军；3、1931年“九一八”到1936年“双十二”的期间的南京国民政府。
我们知道，1931年“九一八”到1936年“双十二”的期间的南京国民政府，内部有国共两党的斗争，外部有日本侵略者的步步进逼。但，就形势而言，红军始终不能影响国民政府的核心地区，而且，就整体而言，从“九一八”事变后，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入川而红二军团被夏曦杀的伤筋动骨。所以，如果就军事威胁而论，从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国民政府核心区受到的压力就已经趋缓。然后从1934年10月开始，三大主力红军相继开始大长征，余部最后云集大西北。南京国民政府最大的压力是来自于日本，而日本在东北、在华北。所以，1931年“九一八”到1936年“双十二”的期间的南京国民政府固然内外压力都非常的巨大，但，伴随着外部压力的加大而内部压力确实在趋缓。
明王朝的灭亡固然有各种各样的内部必然，但，如果细细分析，其实形势并不危殆。一直到李自成进入北京城，明军仍然牢固的控制着山海关，最重要的一点是：满清政府的内部压根就没有做好入主中原的思想准备。满清入主中原非常的不同于蒙元统一中国和日本对中国的全面战争，蒙元和日本都有全面占领中国的整体战略并且为此进行了认真的制备，满清则不然，对于是否入关与明王朝死掐，皇太极是持反对态度的。满清入主中原是特定时期特殊的机遇下的应急反应。
还有一点，和洪秀全的太平天国相比，冲州撞府的李自成的力量其实并不多么强大。李自成和张献忠具有非常突出的流寇性质，并没有相对巩固的根据地，所以，一直到1644年1月在西安称帝，其固定的地盘和物资供应区都非常的狭小，因此，李自成非常的缺饷、缺物。可是，为了获得乱民的支持，李自成宣布“闯王来了不纳粮”，所占之地三年免征。
三年免征当然有巨大的诱惑力，激发了民众的破坏欲望，但这个口号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极端反动的：你政府三年免征，政府如何运作？军队如何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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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01节
李自成的这个“三年免征”冲撞了政府运作的基本规律。
很多人其实不能真正理解政府的职能。
我身边有些人经常愤愤不平的说：政府为什么不多给农民发补助？政府为什么不更加重视教育？政府为什么不更多的修桥补路？
有了困难找政府是对的，但也要明白政府不是“万能膏药”，首要明白的一点是政府的金钱来自于民众。
所以，有些疑问应该是民众和政府为什么不多给农民发补助？民众和政府为什么不更加重视教育？民众和政府为什么不更多的修桥补路？
就财政而言，政府确实有“生产”的功能——古代的官府也有大量的“国营生产单位”，但，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于税收。所以，政府发放农业补助、重视教育、修桥补路的主要财政来源是税收。
政府的主要功能是“调和”，所以，古人把宰相的职能比喻成“调和鼎鼐燮理阴阳”。杜甫 《上韦左相二十韵》：“沙汰江河浊，调和鼎鼐新。韦贤初相汉，范叔已归秦 。”孔尚任《桃花扇•媚座》：“调和鼎鼐费心机，别户分门恩济威；钻火燃寒灰，这燮理阴阳非细。”
所以，从某种角度讲，政府的职能就是收取某些群体的财富重新进行分配。
比如，2005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经表决决定，《农业税条例》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同日，国家 胡锦涛签署第46号 令，宣布全面取消农业税。
中国全面取消农业税，意味着在中国沿袭两千年之久的这项传统税收的终结，不仅减少了农民的负担，直接惠及9亿农民，同时还体现了现代税收中的“公平”原则，符合“工业反哺农业”的趋势。
为什么取消农业税呢？根本原因就是工业时代的农业生产是薄弱产业，但，农业还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如果不给予特殊的保护一旦被伤害就会影响社会稳定的根本。
取消农业税和补助农业，是建立在工业经济大发展的基础之上，如果没有强大的农业，任何政府都不敢也不能取消农业税。
1949年解放军进入新区后为稳定生产保障供应并没有立即搞土改。1950年2月，邓小平给刘少奇和中共中央的关于西南局工作的综合报告中提出：“土改问题，西南宜于争取明冬后春开始分配土地”。并在呈交中央的《西南区减租暂行条例(草案)》中，明确“在1950年至1951年秋季以前的两年内，尚不可能进行土地改革。在这期间，为减轻封建剥削，初步改善人民生活，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团结各阶层人民支援前线，建设西南起见，必须实行减租”。
大军南下到达新区，必须解决吃饭问题，而农业生产有特定的规律，邓小平选择1951年的冬天和1952年的春天这个农闲阶段搞土改就是把土改对于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而在经济秩序没有稳定之前，邓小平认为新区是不适合搞土改的。
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虽然搞土改，但绝对不“免公粮”。
仅仅就公粮征收而看，李自成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
既然提出了“免粮”的口号，就不能面向社会征收公粮和税收，那么，怎样解决吃饭问题呢？
唯一的办法就是“冲州撞府的流寇主义”，说直白一点就是“抢”，文雅一点就是“吃大户”，因为普通老百姓没有抢劫的必要，但，如果饿急了，那就不管不顾了。
所以，李自成的军队，一开始是到一地抢一地，如蝗虫过境。建立政权之后，为了笼络人心，抢劫的目光主要是宗藩官员。比如崇祯十四年攻下洛阳，李自成就在福王王府中抢了上百万的钱粮，并且开仓赈民，收拾民心。
这种抢劫的最大麻烦就是在固定的区域内可供抢劫的对象是有限的，而且，暴民组成的农民军纪律又比较的差劲，抢劫之后的肆意吃喝也会加剧财富的消失。
李自成进入西安后，要建立政权，开支更大，必须抢劫富户。“贼大宴关中缙绅，出秦府金银器皿分与之，谓曰：‘饷乏，公等皆墨吏多金，宜各出之以助军需。’且令左右露刃胁之。皆战栗署诺惟谨。”“责渭南南氏饷一百六十万，礼部尚书南企仲遇害，南家的儿子侄子都被炮烙而死。”
不仅向官员索饷，还以大钱换银的方式应付开支。在西安，农民军“铸大钱直白金一两，次当十钱，当五钱。平物价。”也就是说铸造大的铜钱能低白银一两，以这种手段平抑物价。
1929年，在闽西，就红军的根本方略，毛泽东和朱德发生激烈的争论，核心问题就在根据地建设。
毛泽东认为，红军不但要攻城夺地，而且要在占领区搞土改、搞生产，一句话，红军要有巩固的根据地。
毛泽东认为，红军的后勤来源除了战争缴获、打土豪之外，主要的是征收公粮。
征收公粮就必须对占领区搞经营而不是吃光就走。
毛泽东和朱德争论并不是两个人的争论，是独具慧眼的毛泽东和整个传统思想在斗争，只不过，传统的思想在闽西的代表人物是朱德而已。
红军的工作重心和发展方向早在1928年就在最高层展开了讨论。1928年2月2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收到了2月20日刚从中国回来的共产国际代表阿尔布列赫特的信，第一次具体了解了一些中国红军的情况。信中写道“建立红军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由于中国现实生活的特点，军队有过分扩大的倾向。而由于这些军队没有根据地和供应来源，所以它就成了农民的很大负担。更有甚者，一部分军队是半土匪出身，例如毛泽东的队伍，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瓦解并遭到农民的反对。这方面特别糟糕的是，这些军队常常撤走，留下农民为与军阀部队交战付出代价。”
共产国际代表阿尔布列赫特关注到毛泽东领导的部队的两个特点：1、“军队没有根据地和供应来源，所以它就成了农民的很大负担”，因为农村太贫苦了；2、因为敌我力量的对比太过悬殊，早期的红军抵不过强大的国军，当其被迫转移的时候，曾经支持革命的农民就要付出代价。
阿尔布列赫特的意思是说，如果在农村不能建立稳定的地盘，如果红军吃了农民太多的积蓄，如果红军被迫转移，很可能对革命产生不利的影响。
阿尔布列赫特的潜台词是讲：如果不能正面影响革命，那么，在农村的武装暴动反而有害。
阿尔布列赫特的报告对共产国际领导人产生了影响。1928年4月7日，布哈林在给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米特凯维奇的电报中，就红军行动问题谈了他的看法，说“我们不赞成把力量集中在一个地方，最好在不同地区都有一些根据地。夺取大的中心城市的大规模行动只有在我们的力量占压倒优势的情况下才能采取。”
布哈林的观点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如果不能夺取大城市，那么，红军就不能集中，因为超出了农村的粮食供给，他建议红军流动游击。
布哈林的思想其实和朱德的思想有一定的共性：避实击虚满世界游击，吃到哪里算哪里。
有些朋友可能说，这种思想太落后了。
错！这种思想其实非常有效。
流动游击，其实就是有目标的“破坏”，“破坏”总比建设容易的多。刘邦、项羽推翻暴秦，李自成推翻明朝，都是“流动游击”。
朱德的观点是：先破坏后建设，这种思路其实有太多的成功实例。
吃着、吃着就把敌人吃光、吃完蛋了。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302节
斯大林也不重视农民游击战争，不认可其在中国革命中的战略作用。1928年6月9日，斯大林在同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周恩来等人的谈话中说“农民游击战争并非暴动。有些地方取得政权，组织红军，但不能持久。”“俄国1905年后农民暴动还在发展，但不能（动）摇到整个政权。”中国“农民游击战争是农民革命行动的宣传。过去有的，将来也是有的。是不是它们可以取得一省政权？不可能的。”他认为“农民的游击战争如没有得到重要城市的援助，决没有改变社会制度的性质。即使有（取得）胜利也不能巩固。故城乡的关系不能建立，则胜利无望。”“游击战争能从为土地革命（作）斗争（的）分子中集中军队的力量，其意义在为工人用。假使我们能从农运中吸收几万军队，集中到一个或几个城市，其意义将更重大。无论在何时，农民不会指导工人，不会指导革命，而需要工人阶级指导他。”“工人阶级及党在能利用农民运动在党指导内为工人用，非是为相反的目的。”
基于城市领导乡村的生产关系，斯大林认为，乡村不能脱离城市而独立生存，所以，单纯的农民暴动没有前途，必须接受城市无产阶级的领导。
斯大林的这个判断，是根据俄国的历史，“俄国1905年后农民暴动还在发展，但不能（动）摇到整个政权。”
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作的《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中，对他反对红军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主张流动游击的思想作了进一步说明。他认为红军是不参加生产的，长期集聚在一个地方，就会把老百姓的最后一只老母鸡吃光，一定会遭到老百姓的反对。因此，他主张“不要将红军聚到一个地方，最好将它分成几个部分。……分聚到各地方，经相当的时间再转一个地方，在这个地方住一些时，杀一杀土豪劣绅，吃一吃饭，喝一喝鸡汤，再到另外一个地方。到另外的区域中，还是照样的杀土豪，吃鸡。过了相当时间之后再前进。……不然便会像一个肥胖的大肚子女人，坐到某一个地方，便在那里大吃大嚼个精光。”
布哈林的“吃鸡论”，是他依据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报告，加上自己的想象推论出来的。
因为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很多人蔑视的嘲笑布哈林的“吃鸡论”。其实，如果没有毛泽东，布哈林这个“吃鸡论”就是正确无比的东西。
布哈林的“吃鸡论”包含如下几点：1、在毛泽东之前，中国乃至于世界的绝大多数军队是且仅仅是战斗队而不直接从事生产经营，其后勤供应必须依托社会生产；2、农民参加暴动最直接的目的是“享受生活”，农民武装没有革命的觉悟，维系他们的革命热情必须提供精美的食品，布哈林说“杀土豪，吃鸡”，其实中国古文化里出自《水浒传》有一个更形象的说法，“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否则，农民为什么跟你“吊着脑袋”革命？3、农民暴动可以破坏国民政府的统治秩序，所以，其战略任务就是满世界转着圈子“杀土豪，吃鸡”，等待机会配合城市的无产阶级革命。
你看，布哈林、斯大林、朱德等人对于中国农民革命的作用的判断都非常的接近，所以，他们对于革命道路的选择都不具有独创性。
虽然，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有流动作战而胜利的太多例子，比如，刘邦入咸阳灭了暴秦，比如，赤眉军杀入了长安，比如，李自成意外杀入了北京城，但，刘邦之所以能够战胜项羽依托的是萧何管理的关中为根据地，至于朱元璋最终能够夺取天下，与刻意经营应天根据地大有关系。
朱元璋是1352年参加农民部队的，和刘邦、项羽以及近代的毛泽东不同，朱元璋的起点非常的低，郭子兴的亲兵九夫长，也就是警卫班的班长。但，进步非常的快。1353年六月中旬，朱元璋回故乡招募徐达、周德兴、郭英等七百多人，回到濠州，郭子兴十分高兴，就提升朱元璋做了镇抚。然后，朱元璋挑选了心腹徐达、汤和等24人离开濠州，南略定远。攻下滁州后，朱元璋的部队就发展到30000人。
你真的没有看错，朱元璋带领24人用几个月的时间扩张为30000人。
就拉队伍而言，朱元璋真是天生的魔力。
《亮剑》里楚云飞惊叹共产党拉队伍的能力惊人，可是，朱元璋就更惊人了。
1355年，郭子兴去世，朱元璋在和州实际掌控一个独立的军政集团，粮食供应成了致命的问题，于是，在1356年朱元璋带兵渡江攻占集庆，改名应天，刻意经营根据地。
朱元璋常年在外指挥作战，李善长是根据地建设的实际负责人，也是明政权的主要缔造者之一。
明朝建立后，论功行赏，朱元璋表态“我既为君，善长当为相。”
洪武三年朱元璋大封功臣时说：“善长虽无汗马劳，然事朕久，给军食，功甚大，宜进封大国。”于是授给他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封为韩国公，岁禄四千石，子孙世袭。
当时封公之人，仅有徐达、常遇春子常茂、李文忠、冯胜、邓愈及李善长六人，而李善长位居第一。
武将当然不服气：我们战场流血，坐江山的竟然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儒生？
对此，朱元璋做了解释：“朕起自草莽间，提三尺剑，率众数千，在群雄的夹缝中奋斗，此时善长来谒军门，倾心协谋，一齐渡过大江，定居南京。一二年间，练兵数十万，东征西伐，善长留守国中，转运粮储，供给器械，从未缺乏。又治理后方，和睦军民，使上下相安。这是上天将此人授朕。他的功劳，朕独知之， 其他人未必尽知。当年萧何有馈晌之功，千载之下，人人传颂，与善长相比，萧何未必过也。 ”
自周秦之后，从陈胜开始，所有的暴力革命的领导人，朱元璋虽然并不是起步最低——石勒曾经当过奴隶——也是非常的低，参加革命仅仅三年就创建并指挥几万人的大军，虽然不是唯一，也是非常惊人的——毛泽东1927年9月开始搞武装，到1930年8月红一方面军成立的时候，也不过30000人。
毛泽东搞军事的初期成就和朱元璋相当，不过，毛泽东搞秋收起义的时候有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名分，上井冈山的时候还有成建制的一支部队。最重要的一点，毛泽东是中共的创始人，在湖南领到过学运、工运和农运，有巨高的知名度和威望，而朱元璋只不过是一个和尚。
不过，在周秦之后所有暴力革命的领导人中，朱元璋是唯一一个独立建立、经营根据地并领导革命成功然后在根据地定都的人。
在朱元璋之后，大革命时期以广东为根据地，但革命胜利后政治中心立即北移武汉最终定都南京。至于毛泽东，从井冈山开始，有瑞金、延安、西柏坡等一系列在农村的革命领导中心，最终定都是北京。
1945年的中共七大，选出13个政治局委员，没有出国经历的有毛泽东、彭真、高岗、彭德怀等4人，在书记处里没有长期出国经历的有且仅仅有毛泽东一人。
好读书是毛泽东的特点，他当然可以通过读书看报了解世界的形势，不过，毛泽东的雄才大略相当部分来自于对中国历史的批判继承。
如果硬性比较军旅指挥，毛泽东确实比不过刘邦，更比不过朱元璋，但，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而言，毛泽东确实有天才般的感悟。
就在共产国际讨论中国农民革命的同时，朱德带领湘南暴动的农民武装开上了井冈山，但，庞大的没有经过训练的农民武装压根就不能在井冈山立足，贫困的山区压根就不能养活这样多的人口，于是，黄克诚等指挥的湘南农民的主体部分被遣返——其实是送死。然后在8月的南下湘南的军事行动中，湘南农民编成的红29团获得缴获后跑散了。
朱毛遣返湘南农军的大部和红29团在郴州的跑散，实实在在的证明了两点：1、农军如果不搞“流动游击”打土豪吃大户，后勤极难保障部队的扩大；2、农民参加革命固然有朴素的阶级利益诉求，但也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野蛮土匪倾向。
朱毛红四军在1928年的历史证明布哈林“吃光了鸡”就跑路的论断是真理，没有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农民的暴动顶多也就改朝换代而已，而且，中国古代农民起义完成改朝换代的也只有刘邦、刘秀、朱元璋而已。
我们知道，农民运动具有天然的劫掠倾向，《水浒传》里，因为宋江生病未好，吴用独立指挥了第三次大名府战役，虽然吴用接纳柴进的建议传令休叫杀害良民但城中已经伤损近半。成功的农民暴民领袖，刘邦、刘秀、朱元璋都非常注意严整军纪，因为严格的军纪不但是打胜仗的保障，不但是改善军民关系的核心，更通过压抑军人的抢劫欲望整肃队伍。
李自成的军队纪律非常的坏。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303节
绝大多数人不能理解1927年在农村建立根据地的艰难，也就不能真正理解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伟大意义。
西方的入侵将古老的中国强行拉入资本主义近代经济军事体系，袁世凯练兵成功后，中国军队已经完成了从冷兵器向枪炮的转变，而且，军队的相当部分后勤保障，比如通讯工具（电话和电台）、医疗，这两个大兵团作战不可或缺的技术保障就必须依托近代工业。
因为古代的社会生产是自然经济，有巨强的自给性，所以，古代战争具有割地称雄的经济基础。
古代中国虽然也有大批的城池，乃至于有超过百万的特大城市，但，古代的城市性质基本是消费型的政治中心或交通中心，但，古代中国的城市不是生产型城市，即使城市里有手工业，不过，那个时代城市里的手工业一般可以转移到农村完成。
近代就大不同，因为交通的必须和市场的必须，近代工业，比如面粉业、纺织业、发电厂必须在城市或者城市周边，如果是在荒野出现了工厂，那么，有大批工厂的地方也就必然会发展成为城市，比如，石家庄。
我们看古代中国，有太多的独立的军政实体，但在近代，虽然有太多的军阀，但这些军阀都不同于古代的军阀，他们的枪械、通讯、医疗的主体部分必须依赖国际市场，中国的城市虽然并不生产这些玩意，但，关于这些玩意的销售网络是在城市，比如，要买电台的干电池一般是要去城市的，而盘尼西林之类的东西需要去大城市。
古代的城市，因为是消费型城市，任何一个军事集团如果不能控制农村征收粮草，仅仅占有城市是没有意义的。比如，赤眉军撤离长安、黄巢撤离长安、李自成撤离北京，最重要的原因都是无法解决粮食问题。
城市不能生产粮食，近代也是如此，但农村不能获得近代工业产品的麻烦却是近代的特殊性。
1933年7月1日，名作家叶圣陶写了名篇《多收了三五斗》，其中有一段描写近代城乡关系的文字：“旧毡帽朋友今天上镇来，原来有很多的计划的。洋肥皂用完了，须得买十块八块回去。洋火也要带几匣。洋油向挑着担子到村里去的小贩买，十个铜板只有这么一小瓢，太吃亏了；如果几家人家合买一听分来用，就便宜得多。陈列在橱窗里的花花绿绿的洋布听说只要八分半一尺，女人早已眼红了好久，今天粜米就嚷着要一同出来，自己几尺，阿大几尺，阿二几尺，都有了预算。有些女人的预算里还有一面蛋圆的洋镜，一方雪白的毛巾，或者一顶结得很好看的绒线的小囝帽……有些人甚至想买一个热水瓶。这东西实在怪，不用生火、热水冲下去，等会儿倒出来照旧是烫的；比起稻柴做成的茶壶窠来，真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洋肥皂、洋火、洋布、蛋圆的洋镜、雪白的毛巾、绒线的小囝帽，这些玩意都是近代大工业的产品，中国的传统手工业虽然不能生产这些玩意，但毕竟能够有替代品，可是，热水瓶这个玩意，中国的传统手工业是不能生产的，也没有替代品。
洋肥皂、洋火、洋布、蛋圆的洋镜、雪白的毛巾、绒线的小囝帽、热水瓶这些玩意，都是农村生活的日常用品，在非特殊状态下，在农村，这些工业品必然逐渐取代传统的手工业产品。近代中国的农村，虽然还可以脱离城市而独立存在，但随着近代工业产品日益深入农村，农村也开始依赖城市生存——现在的中国农村，已经开始步入现代科技农业，脱离了城市已经不能搞农业生产，至于日常生活，农村也已经高度依赖电力和矿物燃料，也已经高度依赖城市。
说的跟直白一点，如果没有现代工业产品，今日的农村连生火的办法都没有，如何吃饭？
也就是说，在古代，城市不能脱离农村而独立存在，而近代，城市固然不能脱离农村而独立存在，如果不能获得工业产品，军队也不能脱离城市而在农民独立存在。
最要命的一点，近代的中国已经有了火车、汽车、轮船、飞机等近代交通工具，这些玩意的运营都必须依托城市调度。
汽车相对灵活，但，汽车的配件和油料也来自于城市市场。
我们知道，古代战争指挥大兵团作战往往是旗语、篝火等等，近代战争的战场更加广阔、协同的需要更高，如果没有电台、电话这些通讯工具，林彪不可能指挥几十万大军搞辽沈大战，粟裕也无法和刘陈邓的中野搞战役协同。其实，如果没有电台、电话这些近代通讯工具，毛泽东也不能指挥红一方面军完成四渡赤水。
我们知道，因为城池的堡垒作用，古代战争里，除非缺少粮食到了无可奈何，防守方一般是不肯放弃城池的。所以，古代军事集团的根据地建设一般是以城池为中心，比如，朱元璋的根据地就是应天。
在近代，割据独立的军阀一般也是要控制城市和交通线的，比如，阎锡山就刻意经营太原。
红军时期，其实也在邻国一些重要的城市，比如彭德怀占领长沙（湖南省城）、长征的红军占领遵义（贵州第二大城市），为什么就不能像朱元璋那样建立以城市为中心的根据地呢？
简单，近代中国的城市的生产功能和商业功能必须依托工业体系和商业体系而存在，如果仅仅占领一个城市，而没有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商业体系，那么，城市就成了最纯粹的消费城市，红军能够占领而无法给予市场体系保障，所以，只能放弃。
共产党能够管理城市是解放战争时期，首先是在东北，那里有相对独立而完整的工业体系。
在新中国建立之前，中国的农村虽然已经开始使用一些近代工业品，但，因为中国的农村太落后了，外加喜欢生孩子——当然也没有什么节育措施——农村极少有财富积累，就是有，也集中在富户地主，所以，农民没有钱购买昂贵的外洋工业品，中国的农村还保持着对城市、对近代工业的独立性，这是农村根据地建设的经济可能性。
这一点，是生活在大城市的斯大林、布哈林所不能了解的。
毛泽东在1929年，和朱德的争论，并不仅仅是看重根据地建设——朱德也不是不想搞根据地——而是提出了根据地建设的关键：军队不仅仅是战斗队，他还是生产队和干部培训基地。
我们知道，古代的军队在江山底定后固然要论功行赏，但国家行政管理的文官系统一般是独立于军队的，特别是隋唐搞了科举制度后。
我们知道，辛亥革命后，政府的主体部分并不是军人，北伐之后，政府的主体干部也不是军人。
毛泽东的根据地建设出现一个截然不同的特点：所有的革命者都拥有军队的身份，所有的革命者都是穿军装的战士。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这些老同志和邓颖超、蔡畅、贺子珍这些女同志和红军战士一样爬了雪山、走了草地，虽然他们并没有直接参加战斗，但，没有任何人敢否定他们的战士身份。
毛泽东的根据地建设，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分兵以发动群众”，这里的“发动群众”就是部队派出干部搞行政管理和政权建设。
毛泽东根据地建设的特点是：分兵就搞根据地建设，形势需要的时候完成集结就是战斗队。
战争时期，根据地的县委书记往往兼职县大队的政委，就体现了军政的一体化。
毛泽东根据地建设思想最最核心的一点，我个人认为，很少有人注意，但，这一点其实最关键：改造吃粮当兵的军队为“自觉奉献”的革命者，并进而改造民众的劣根性。
近代中国，因为被欺负的太狠了，不但是政治上“一盘散沙”，而且，特别喜欢窝里斗打黑枪。
在民国早期，给军阀当兵是种活命方式，简称“吃粮”，军队缺乏兵员也会抓壮丁，老百姓闻风而逃，大喊：“粮子来了！”

@yc雨花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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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和和和和和车 2017-06-14 11:18:36
颜老师跑哪去了几天没更了
是不是这段学生考试忙着监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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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大的倒霉。
我习惯用U盘写东西，前两天使用不当弄得受损，麻烦别人花钱弄什么软件重新恢复，中间就耽误了几天，顺手集中力量鼓捣了那个“是什么毁掉了祁同伟”。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304节
军官也把部队当私产。原属晋西北军系的韩复榘就是个典型，中原大战后他从1930年起当了8年山东省 ，是山东土皇帝，1938年初板垣师团登陆山东杀向济南时，他不战而逃。韩 以富于智慧的语气说：俺们有这些部队，到哪里都可以自立；带着民生银行，到哪里都有花的和吃的。
最典型是吴化文，带兵有方，头脑清楚，算账精明，深得其师韩复榘的真传——确切地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韩复榘都不敢当汉奸，他老先生敢。投降日本当汉奸之前，有部下提出质疑，说老大啊，这样搞下去会没有光明前途的！他给部下做思想工作，大谈了一番前途：“如果日本打胜了，我们当然有光明的前途，如果老蒋赢了，他肯定要我们去打共产党，我们一样有前途，万一老蒋不要我们了，我们就去投奔共产党，怎么能说我们没有光明前途呢？！”就此一番言论，吴将军就委实称得上是军阀中难得的识大体，识时务的英雄好汉了。
这是当年的主流意识，每个大小军阀都认同这个生存宝典。
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国民革命军之所以能够以少胜多完成北伐，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国民革命军的初期是有理想有信仰的。当时，国民革命的理想和信仰是有局限的，不过是国家独立、民众自由劳动而已。
国家独立、民众自由劳动难道还不是最高奋斗目标吗？
当然不行，因为近代中国太特殊。
中国的大、中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中国或者彻底独立，或者是列强争夺的对象，或者是列强竭力封堵的对象。
也就是说，中国要想独立、要想发展，压根就没有新加坡等小国家借西方列强空隙发展的可能，而且，到现在为止，整个亚非拉，除了依靠卖资源的富国之外，真正能够完成工业化追赶欧美列强的能有几个？
太少了。为什么呢？这就好比绕着操场长跑，中国发现落后开始追赶的时候，人家欧美列强已经领跑了，人家会让你赶超？人家不但会继续领跑而且经常在弯道并行的时候给落后国家下绊腿。
所以，中国要想赶超世界列强，要想获得真正的独立而不是名义上的独立，绝对不能仅仅遵循一般民族崛起的道路，而必须另辟蹊路，走别人没有走过的道路。
1921年的1月，一个叫鲁迅的人，写了一篇叫《故乡》的文章，原本富庶的浙江绍兴，“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
悲痛而沉重的鲁迅，找不到民族复兴的道路，在坚信民族自信力不可或缺的大前提下，“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鲁迅的意思是说，留学日本的他，也“邃密群科”，但找不到任何一条可以救国救民的道路，而鸦片战争之来的社会变革，压根就没有缩小中外差距，希望在哪里呢？鲁迅不知道，他大概率的不相信命运会堵死中国勃兴的路，“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唯一的办法就是乱闯、乱找，“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大家没完没了的乱闯，走错了路的，或者跌下悬崖而死（泸定桥），或者误入沼泽而死（草地），或者雪山上冻死，乱闯的过程里侥幸不死就算走对了路，冲破腊子口到了陕北，“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荒凉的黄土高坡，怎么可能是革命的大本营和大后方呢？但，四支长征的竟然在一年内都乱闯着风云际会到黄土高坡然后东渡黄河纵横决荡，到如今已经蓬勃发展了80年，这里头有太多的侥幸，有太多的不可理解，也许是巧合，也许还有更多的道路，但，历史最大的特点是只能解读而不能假设。
当四支红军云集陕北而得生路的时候，西北就是正确的方向，当过河东征扛起民族大义的旗帜而发展的时候，过河东征就是正确的路。
1934年6月4日，鲁迅先生又写了《拿来主义》，暗含的哲学含义那就是“乱闯乱试”，这个过程里必然充满无数的失败，必然有无数的牺牲，每一次的牺牲都不是无谓的牺牲而是以死亡昭告陷阱和绝路。
可是，身临绝境而乱闯，必然有无数的牺牲，问题在于，汉民族从1644年以来，已经当了二百余年的亡国之奴，这二百余年的亡国之奴，创造了大中国历史上最长最辉煌的封建盛世——康乾盛世。平心而论，从1644年到1851年的200年间，固然也有兵戈，但，放眼整个中国古代历史，几乎绝无外患而内部和谐，于是，有了经济的快速恢复和发展，有了人口的巨大繁衍。
西汉末的2年，有了第一项全国性人口登录总数，59594978人，东汉桓帝的157年人口数字是56486856人，隋炀帝大业五年是46019956人，唐玄宗天宝十四年人口是50975543，北宋徽宗大观四年的人口是46734784人，这是北宋最高登录数（不含金），元朝统一的1291年总人口是59519727人。
明朝是中国最后一个汉人的王朝，1403年明成祖永乐元年，总人口66598337口，到了1562年，也就是明嘉靖41年，总人口63654248口，这个是明代人口持平数。
从西汉到朱明，从公元前202年到1644年，一共1805年，大中国疆域变迁颇大，但汉民族的核心区变化不大而周边少数民族生活的地区一向人口稀少，所以，总人口数量的多少大体可以反映国家管理的成效。所以，如果仅仅以人口多寡论，清朝的管理是最优秀的。即使从1851年到1912年，内忧外患而兵戈不断，中国人口在咸丰元年的峰值4.3亿左右，其后经历了太平天国、八国联军，而到1912年据内务部的人口统计，当时中国的人口大约为4.058亿，不考虑人口隐漏和流民统计上的问题，实际上减少不过几千万。
人口削减以千万计，在任何时候都是无边的罪孽，但，我们毕竟要考虑人口总量，因为在清末之前，大部分王朝末期的大战乱造成的战祸的死亡的总人口都在半数以上，都绝对超过千万，而清王朝，一直到最后的时刻，仍然没有全局性的大屠杀。
从西方殖民者走出欧洲，带给世界的固然是无边的杀戮，但能够武装抵抗而获得胜利，除了殖民者后裔的美国和学步的日本，还有吗？没有，因为拉美的那种独立革命的胜利太马马虎虎了，而且，领导拉美革命的主要领导人偏偏还是欧洲移民的后裔。
鲁迅说，“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
鲁迅这种明白人都说，突破先进国家的封堵而民族复兴的独创之路，可能有——希望本所谓有，也可能压根就没有——无所谓无。
如果，我们付出巨大的牺牲，没头苍蝇般乱闯、乱撞，如果条条小路都不通罗马而全部是死路，弄得连忍辱偷生当奴才都晚了好几步，岂不是因为“气节”而误了苍生的命？
有些朋友可能不理解这种心态，因为这些朋友有非常崇高的民族气节，有民族独立自由气节的人很难理解汉奸的思路。
近代中国当然是一个汉奸巨多的时代，最著名的汉奸，我个人理解，思想文化上无过胡适，政治上无过汪精卫，因为，溥仪作为逊帝并没有接受完整的气节教育，汪精卫是曾经热血的革命党人，而且是号称革命的国民党副总裁。
汪精卫对内毕竟有革命的历史，而胡适其实是利用其学识误导民众。
《胡适全集》，第4卷，第666、第667页，有一段文字：中国这个民族是“又愚又懒的民族……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长进的民族……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不如人，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知识，文学，音乐，艺术……连身体都不如人”。
胡适对于近代中国人的评价非常的有道理，但，过于偏颇，偏颇的地方是，我们并不是完全的“不如人”，而是在一些方面不如欧美先进国家，我们并不是在整个世界全面倒数第一，而且，如果我是在整个世界全面倒数第一，就无法解释中国曾经在世界长期的领先。
雨花石绝对不是一个护短的人，我坚定的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某一个致命的方面有重大的缺陷，因此，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缺陷并努力的学习，比如，长袍马褂的确不如西装革履体面，汉人的传统留发和满清的长辫都不如西洋发型有利于梳洗。
偌大的中国，在近代竟然没有出过一个世界冠军，所以“连身体都不如人”这句话是对的，我们非常悲催的是“东亚病夫”，因为我们穷苦，营养不良而且吸食鸦片。如果我们经济发达，营养均衡而不烟酒更不毒品，我们为什么就不能龙马精神在世界体坛争雄呢？
承认缺点、承认落后奋起直追且赶超，这才是我大中华有志男儿和女儿的自信所在。
我可以落后一步，但，我必然可以赶超，因为这个世界给有志者必然机会。
胡适则不然，面对欧美的先进，他丧失了民族的自信心，潜意识已经有了反抗无疑不如接受管理的思想。
1914年，日军以对德宣战占领山东，到了1915年，日本以逼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为代价归还山东，青年胡适在《日记》中抄录了《二十一条》条约全文，称赞说：“（一）吾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 能柔亦能刚，此则历来外交史上所未见。吾国外交其将有开明之望乎？（二）此 次日人以青岛归我……岂亦有所悔悟乎？”
对于袁世凯的这种外交，胡适说“余之乐观主义终未尽销 。”（《胡适全集》第28卷第89页）。
胡适进而发表《致留学界公函》，谩骂爱国学生们是“理智失常”，得了“爱国癫”（同上第129页）。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305节
对于中国民众把签订《二十一条》的五月九日定为“国耻日”，胡适作《提议废止国耻纪念》批评“这种机械的纪念，毫无意思。”（《胡适全集》第29卷第240页）
直到1929年，胡适仍尊卖国贼袁世凯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伟大的英雄”。
近代的中国，甲午之后的客观是日强我弱，无可奈何之际为保全大局而暂时妥协退让是难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妥协的目的应当是为民族的复兴争取战略缓冲而不是无耻的捞取个人利益。
一个民国的大总统复辟而称皇帝，你说他大公无私，雨花石是不信的。
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截然不同于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因为，李鸿章在签订这个条约的时候，毕竟没有个人的政治目的，便是清王朝，也是战败后的无奈。
胡适对于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的推许，并不是没有看到日本对于中国的侵略，而是过于看重日本介入中国后对于中国的改造，这背后的根子就是对中国人格的轻蔑。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胡适妥协投降思想的表现更突出。胡适不仅“反对对日作战”，“反对对日绝交”，还亲自另搞一个以“兴办实业为宗旨”的“自觉救国会”，来抵制“抗日救亡”， 他公然所处“我情愿亡国”，“决不主张对日作战”。
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胡适竟然主张主动向日方让步。他要政府以日方提出的“谈判”条件为基础来谈判，并“自动地主张东三省解除军备，中、日皆不得在东三省驻兵”。
如果说，妥协还有一点无奈，胡适竟然提出说日本不能用“武力征服中国”，“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可以征服中国”，这就是“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有些朋友可能理解为，这是胡适忽悠日本人“放下屠刀”为中国争取战略缓冲。
我更认为，胡适就是在卖国，因为三国时期马谡就给诸葛亮提出“攻心为上”。
其实，胡适确实发现了侵华日军的致命错误：完全依赖武装进攻而忽略的“攻心为上”。
因为清朝二百余年的管理，大中国其实有相当浓厚的当亡国奴的思想基础。
和满清相比，日本人就过于凶残了，凶残到中国人想安稳当奴才而不可得，比如，慰安妇这个东西，满清也没有。如果日本人能够像满清人那样对待中国人，问题就麻烦了。
北大教员李祖萌有一个《胡适宣扬三日亡国论受窘北大礼堂》的文章，“1934年秋季在第三院大礼堂召开的全校师生大会。那天天气晴朗，出席人数相当多。大礼堂内已经挤满，外面也站着许多人……胡适先生讲演……当时我站在讲台旁边，眼见胡适在台上面红脖子粗，他说一句，嘘一阵，我只听见‘打仗三日就亡国’的谬论，余多听不清楚。”
面对北大学生强烈的嘘声，胡适“想压下这场想也想不到的下马威”，他说：“你们不是北大的学生，北京大学的学生是有理智的，北大学生应该站起来，保护'真理'。”
“此言一出，如火上加油，轰轰然愤怒之声、叫骂之声，越来越厉害，胡适不得不从讲台上下来，抱头而去。从此以后，胡适就很少在北京大学公开场合里露面了。 ”
1935年，胡适终于主张放弃东北四省。他致信政府，建议“承认”伪“满洲国”。在日军进而侵占我热河省、染指我华北时，胡适仍坚持妥协，反对抵抗。他说如若抵抗就会“糜烂华北”。蒋介石是事先征求胡适等人意见后，才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的。
胡适不同意蒋介石“七七”抗战。1937年7月31日的胡适《日记》中有记载：“蒋先生约午饭……蒋先生宣言决定作战，我不便说话，只能在临告辞时说了一句话：‘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他说，‘我知道他，我是要找他谈话’。”
因蒋表示决心抗战，当时在场人多，胡适当众“不便”讲妥协的话。 私底下，胡适是积极鼓动议和的，胡适1937年8月6日的《日记》中写到：“回寓见蒋先生约谈话的通知……先作一长函，预备补充谈话之不足。主旨为大战之前要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第一步为停战：恢复七月七日以前之疆土状况。第二步为‘调整中日关系正式交涉’---在两三个月之后举行。”
日军已经取得战场上的绝对优势，已经不能接受蒋介石局部的妥协，此方案未能实现。
因为蒋介石有速胜的观点，投降派颇感失落。当胡适看到高宗武、汪精卫对日妥协信心不足时，亲自去为汪、高打气、鼓劲。胡适1937年9月8日的《日记》中有记载：“十点钟到铁道部官舍，见汪精卫先生……我劝他不要太悲观……十二点钟到高宗武家，我也劝他不要太悲观……”，胡适劝他们要创造妥协的“奇迹”。
《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第142页材料，“汪精卫出走后，原来和汪精卫一起搞‘和平运动’和‘低调俱乐部’的亲日派何应钦、胡适、熊式辉、陈济堂、何健、张发奎、陈寿农、彭学沛、张道藩、甘乃光、王世杰等人，都噤若寒蝉。”
作为低调俱乐部的重要成员，胡适的活动引起公愤，国民党元老“程潜在最高层会议上曾指责胡适为汉奸，居正声言应该逮捕胡适”。蒋介石要继续依靠胡适保持与日方的“联系”，才未逮捕胡适。
从1840年以来，中国就有了各种各样的对外“妥协”，这种派别在各国都有，在每个时代都有，也就是所谓“鸽派”。
“妥协”不同于“投降”，不等于“卖国”。
如果以签订“妥协条约”论，整个中国历史大约是李鸿章居多，但，如果以此批判李鸿章为卖国，那不但是错误，乃至于无聊，因为李鸿章的“妥协条约”是中外国力对比下做出的无奈。
那么，汪精卫和李鸿章的不同何在？
因为日本疆域的小和人口的少，有其是因为日本是中国的海上邻国，在千余年的文化里，中国将其视为不懂事的赖皮但并不视为威胁。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国防的战略大讨论里，唯独李鸿章认识到日本的可怕，认识到中日之间国运发展的不可调和：永远的你死我活。
距离李鸿章和左宗棠针锋相对的大讨论已经过去一百余年，中日之间的国力对比已经发生天翻地覆，但，进入21世纪之后，中日之间的对立丝毫不见缓和，这里头的原因难免有美国的搅和，但根子还是在日本不能和中国和谐共荣的心态。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和谐崛起的大国，作为一个拥抱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不管中国未来国运如何，都不能不容纳日本，这是中日近邻的地理条件决定的，但，我们时时刻刻要对日本保持清醒的警惕，在战略上，日本永远是中国的竞争对手，这也是中日近邻的地理条件和日本不服输的心态所决定的。
19世纪80年代，李鸿章不但看到日本的巨大威胁，而且，作为那个时代大中国唯一了解国际政治的外交家，李鸿章更发现了英国在远东扶植日本对抗俄罗斯的更大麻烦。
几乎所有的评论家都没有注意到一个可怕的历史症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整个欧美日列强都把中国看成侵略的对象而不是可以“合纵”或者“连横”的对象。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国际政治环境：你没有一个朋友，面对你这一块肉，所有人都想啃一口。
日本则不然，因为他的小，因为他国家资源的贫瘠，西方列强有些时候懒的鸟他。因为日本很快发现了自己的落后，当他奋起直追的时候，英国愿意扶植他当自己在远东的小弟。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环顾世界，中国是一个孤零零的存在，这是当时最恐惧的国际政治。但，命运也给中国留下了机会，英法俄美这四个最早侵略中国的世界强国，因为国力、因为地理，都没有一口吞下中国的战略谋划，即使野心最大的俄罗斯，也仅仅是觊觎长城以北建立“黄俄罗斯”而已。
但是，命运给中国设置了一个巨大的麻烦：小小的日本有吞并中国的野心，虽然，日本一开始的战略方向也仅仅是空中日本海西北的朝鲜半岛、中国东北和俄罗斯的远东。不过，日本和俄罗斯的不同点在于，俄罗斯的政治中心在东欧，其战略方向是向西争霸，侵略中国仅仅是“闲暇”时候的消磨时间，日本则不同，作为东北亚孤零零的岛国，他侵略的对象只能是跨日本海而向西，一旦在满洲得手，因为西伯利亚的地广人稀，他就必须越长城而进，这是日本觅食的地理路线，任何政治家都无法更改。
李鸿章之所以对日避战，并不是“妥协卖国”而是避开对日作战最不利的节点——1894年。
很多朋友没有认识到1894年对于中国的特殊性。
就国际政治而言，1894年是非常普通的一年，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载入历史的事件：战争或者科技进步。
甲午战争，非常悲催的填补了这一空白，以中国的最大耻辱和日本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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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06节
1894年，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间节点。
掌控晚清实际最高决策权的慈禧，固然有巨大的权欲，但，毕竟是一个母亲，作为伯母、作为姨娘、作为名分上的帝母，她对光绪是有真正的感情的。
光绪入宫，慈禧对臣属说：载湉“常卧我寝榻上，时其寒暖，加减衣衿”，“我日书方纸课皇帝识字，口授读四书诗经，我爱怜惟恐不至”。
对于这一点，后人必须相信，因为慈禧是一个明白人，她早晚要离开这个世界，光绪是她血缘上最亲近的男孩，她不可能不疼顾。
光绪读书很用功，慈禧夸赞：“非常爱好学习，坐着、站着、躺着都在朗诵诗书。”
慈禧和光绪的麻烦出现在1887年，17虚岁的光绪亲政，退居幕后的慈禧以训政的模式继续掌控权力。
几乎所有的主流史学家据此批判慈禧的权欲。我认为，这是这个世界最可笑的观点。
一个17岁的孩子，高中可能毕业，然后领导一个群狼环顾的国家，你们放心吗？
比如，今天，一个17岁的孩子因为父亲的去世继承了一个上市公司，如果你是持股员工，你放心吗？如果你是管理层人员，你实实在在的愿意接受领导吗？
这不扯淡吗？
有些朋友说，主流史学界也说，有翁同龢等大臣帮助。
我说，这话说的更加扯淡，不要说绝大多数大臣都有自己的小利益，即使他们忠诚，不同的屁股也决定了不同的思维。
任何一个大臣，只要不死，任何人都不能对于其政治野心下断语。所以，皇帝可以使用任何一个大臣，但，在大臣没死之前，不能给予绝对的信任。
961年7月初9日晚朝时，宋太祖与石守信、高怀德等禁军高级将领喝酒时讲了的苦衷，说：“我若不是靠你们出力，是到不了这个地位的，为此我从内心念及你们的功德。但做皇帝也太艰难了，还不如做节度使快乐，我整个夜晚都不敢安枕而卧啊！”
石守信等人惊骇地忙问其故，宋太祖继续说：“这不难知道，我这个皇帝位谁不想要呢？”
石守信等人连忙叩头说：“陛下何出此言，现在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呢？”
宋太祖说：“不然，你们虽然无异心，然而你们部下想要富贵，一旦把黄袍加在你的身上，你即使不想当皇帝，到时也身不由己了。”
在封建时代，受忠君思想的教育，没有几个人生下来就想当皇帝，但，一旦为形势所迫，就会被形势推着不停的向前走。
210年，曹操在《让县自明本志令》里谈论了自己人生志向的变化。
“孤始举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
曹操最初的梦想是当一个郡守，放到今天，就是地级市的一把手。这个志向不算远大，但很实在，不过，就是今天，绝大多数人也做不到。
“后徵为都尉，迁典军校尉，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
非常意外，曹操和朝廷发现曹操竟然有极强的军事能力，曹操就想当一个征西将军名垂青史。
征西将军，对应近代，大约就是彭德怀那个西北野战军司令员——不是镇西将军对应的西北军区司令员——这个志向已经非常的大了，因为在曹操之前160多年的历史里，东汉只有4个征西将军。从1927年建军以来110年，共产党方面的指挥打仗的野战军司令员不过是朱德（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徐向前（红四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红一方面军司令员）、贺龙（红二方面军司令员）、林彪（115师师长）、刘伯承（129师师长）、聂荣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叶挺（新四军军长）、陈毅（新四军代军长）、罗荣桓（山东军区司令员）、粟裕（华中野战军司令员）、陈赓（代理志愿军司令员）、邓华（志愿军司令员）等13人。
我这个名单入选的范畴是必须执行独立的战略任务的野战军作战的战区统帅，名单排序以第一次入选为标志。红军时期的军区司令员陈毅并不指挥野战军团所以不能入选，抗战时期的陈毅确实指挥了新四军所以入选，抗战时期的大军区直接指挥打仗，所以，聂荣臻、罗荣桓入选。杨得志、杨勇虽然也担任过志愿军司令员，但那个时候朝鲜战场已经停战，所以，不能入选。至于1979年对越作战的许世友、杨得志，因为战役的规模和承受的战略压力有限，也不能入选。
这个名单之所以没有解放战争初期担任中原军区司令员的李先念，是因为延安从来就没有把他看成一个野战军司令员的选择对象。
抗战即将胜利的前夕，中共已经看到李先念的新四军五师所在的鄂豫皖的重要性，在1945年8月12日，成立了独立于新四军之外的鄂豫皖中央局，书记由徐向前担任，徐向前未到任之前，由副书记郑位三代理。10月30日，鄂豫皖中央局改名中原局，书记徐向前，未到任之前郑位三代理，李先念为副书记。
解放战争时期，野战军司令员不兼中央局或者中央分局书记的，只有刘伯承、陈毅和粟裕等三人，反过来讲，这是因为邓小平、饶漱石、邓子恢等三人不能独立指挥野战军。
只要政委成长到能够指挥打仗，单纯的军事干部就要让出位置。比如，粟裕（他原本是政工干部）、陈毅、聂荣臻，这也是中共军队发展过程里的一个小规律，这一规律的另一体现就是邓小平在文革后期担任总参谋长这一纯军事岗位。
除了1927在海陆丰担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师第10团党代表外，徐向前在鄂豫皖的基本身份就是顶级军事干部，所以，1945年8月12日发表他为鄂豫皖中央局书记其实是安排他独立领导一个战略区。
1945年8月11日，中共发出指示，要求各战略区编组“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8月20日，中央军委决定各战略区就现有兵力迅速抽出二分之一或五分之三，编为野战兵团，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和实现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
1945年10月24日，成立张鼎丞为司令员的华中军区，到11月10日成立粟裕为司令员的华中野战军。
中共在任命徐向前为中原方面的中央局书记的同时任命李先念为中原军区司令员，其实是以李先念暂时指挥打仗，一旦徐向前到任，李先念的基本工作面是地方军区，估计，徐向前就以中原局书记兼中原野战军司令员。
从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西，中共方面经略大西北的野战军层面的司令员依次是徐向前（西路军）、刘伯承（援西军）、贺龙（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彭德怀（西北野战军暨第一野战军），巧得很，也是四个。
彭德怀到达陕北的时间虽然是1935年，一直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前，毛泽东的战略方向都是东进抗日，彭德怀虽然指挥部队在1936年有过西征，但，那不是毛彭的战略方向。
曹操原本是想做汉王朝的忠臣良将的，形势的发展让他掌握了太大的权力，不管主观如何，客观威胁了皇权。
曹操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或者人见孤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评，言有不逊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
面对方方面面的猜疑，曹操为什么不能“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
辞去本兼各职，如何？
曹操说：不可以。
为什么？
“何者？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前朝恩封三子为侯，固辞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复以为荣，欲以为外援，为万安计。”
曹操说，当家三年狗都嫌，我只要放弃了权力，必死无疑，而且会被灭族。
曹操在196年8月迎接了多灾多难的汉献帝，到了199年4月，才吃了几年安稳饭的献帝就给董承一个斩杀曹操的衣带诏。
曹操说，“胡亥之杀蒙恬也”，蒙恬很悲催的说：“自吾先人及至子孙，积信于秦三世矣；今臣将兵三十余万，其势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
曹操说，“孤祖、父以至孤身，皆当亲重之任，可谓见信者矣，以及子桓兄弟，过于三世矣。”
我家已经四代官宦了，给皇帝当忠臣，已经是极端的危险了。
这皇帝和大臣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微妙的，弄不好就被杀了或者篡了：康熙杀了鳌拜而袁世凯篡了位。
一个十六七岁的半大孩子，亲政当皇帝，弄不好就被架的空空的，当娘的不在一边下指导棋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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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07节
2016年4月17日，据台湾《联合晚报》报道，据了解，马英九平均一个月用掉一本笔记本，笔记本全都按日期归档，只要将笔记出版就是一套完整的回忆录。民进党“立委”庄瑞雄称，马英九若愿成为交接笔记的第一人，相信对未来“总统”的“国政”参考，可以有很大的帮助，“他不是很喜欢历史留名吗？应该考虑一下”。民进党“立委”徐国勇说，“总统”笔记属于私人物品，不是交接标的物，马英九不愿意不能强迫，若他有诚意提供给蔡英文参考，当然最好。
蔡英文出生于1956年，是台湾那边的政坛人物，60岁掌权还想参考前任的笔记本呢。
光绪亲政，肯定需要顾问什么的，或者是朝廷大臣，或者是慈禧。在1887年的中国，唯一有过全面领导中国经验的就是慈禧一人，当然是最适合顾委主任。
皇帝一天一天长大，必然一天一天熟悉政务，身边必然聚集一个工作班子，这些人就要谋划通过皇帝的当家作主而自己掌权——皇帝有限的精力不可能处理所有的国务。
慈禧虽然掌握最高决策权，但权力毕竟在缓慢的流失，最要命的是，她已经在老，这是不可更改的自然法则。
一个寡妇，累的吭哧吭哧的干了26年，在取得相当成绩的53岁退休了，失落感是难免的，于是，她挪用海军经费修颐和园，目的是养老院。
1894年之所以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就在于这一年是慈禧的60大寿。
中国人对于十年大寿是非常在乎的，老百姓在乎，帝王也在乎。60大寿就更加在乎，因为这是民间通俗称之为老人的开始。一直到现在，宾客齐聚正儿八经过生日，一般从60岁开始。
光绪早在两年前就下旨开始为慈禧大寿做准备，拨出3千万两银子的专款。
这里头的政治盘算是和谐的。光绪以风光的寿宴表示对于嗣母的尊敬，慈禧吃完这顿寿宴也就开始全面退休。
毕竟皇帝已经23岁了，大学本科学历都拿到了。
李鸿章等大臣都知道这里头的猫腻，为了这个政治交换，大清朝挪用了海军经费以及其他的经费。
只要能够平稳的撑过1894年，大清国的财政就好过的多，即使日本多么努力，他的经济体量也无法与大清国搞军备竞赛。
日本已经开始干涉朝鲜，已经在边角挑事情。怎么办？李鸿章的观点是：学习廉颇在长平的办法，坚守不战，实在不行，就保持实力一步一步的后撤。
李鸿章的观点是：宁肯放弃国防要点也绝不和日军打大会战，因为日本有限的国力不可能一口吞掉中国，而大清朝的国防力量需要一个战略积淀阶段——老太太能否过七十大寿毕竟是十年之后的事情。
可是，光绪稀里糊涂就对日宣战了。
《国闻备乘》说：光绪“亲政后，（翁同龢）以军机大臣兼毓庆宫行走，尝蒙独对，不同值诸大臣不尽闻其谋。通州张謇、瑞安黄绍箕、萍乡文廷式等皆名士，梯缘出其门下，日夜磨砺以须，思以功名自见。”
光绪亲政后，他的老师翁同龢不但掌握了巨大的权力，而且，身边聚集了一群门下弟子，这些家伙成了光绪的亲信工作班子，翁同龢“尝蒙独对”，他和皇帝交流的内容并不对政治局委员们通报。
有皇帝和翁师傅这样绝佳的政治环境，这帮科举官僚“日夜磨砺以须，思以功名自见”，想找个机会政治进步。
问题是，国家承平，就只能熬资历，哪能坐政治的直升飞机呢？
“及东事发，咸起言兵。”
朝鲜突然出事，这帮家伙就嚷嚷着“打架”。
为什么呢？“是时鸿章为北洋大臣，海陆兵权尽在其手。”
李鸿章从平太平军开始，打了很多大仗，在曾国藩、左宗棠去世后，是大清国唯一健在的野战军司令员，而且“孝钦以旧勋倚之”——就是慈禧非常依仗李鸿章——如果不打几个大败仗，没法剥夺李鸿章的军权。
甲午宣战，“屡战不胜，敌逼榆关”，慈禧“令即日驰赴天津诣鸿章问策。”
翁同龢见了李鸿章，“即询北洋兵舰。”
“鸿章怒目相视，半晌无一语”，过了一会，转过脸去，“徐掉头”，反问：“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
你翁同龢拨给我几两银子，你不知道？
翁同龢说：“计臣以撙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
你李鸿章知道利害得失，为什么不坚持给皇帝要？
李鸿章说：“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
我要不多个心眼，早就被你们鼓捣死了。
翁同龢当然知道李鸿章缺钱，也知道没钱的军队不能打仗。李鸿章一个劲强调“自以海军弱、器械单，不敢开边衅”，翁同龢知道李鸿章说的是事实，但翁同龢一定要逼迫李鸿章打仗。
翁同龢说：“正好借此机会让他（李鸿章）到战场上试试，看他到底怎么样？将来就会有整顿他的余地了。”
从1840年以来，大清国打过几回胜仗？这李鸿章已经怯战，这仗基本就胜不了，胜不了就可以收拾李鸿章。即使李鸿章侥幸胜了，对不起，这仗只要打起来，就有缺憾，就可以鸡蛋里挑骨头整李鸿章。
历史课本上光绪是一个明君，这是非常扯淡的笑话。
《清史稿》的“德宗本纪”记载：“六月己酉，诏停道、府捐。癸丑，京师霪雨，祈晴。乙卯，见日使小村寿太郎于承光殿。戊午，命翁同龢、李鸿藻与军机、总署集议朝鲜事。壬戌，停海军报效。乙丑，谕：‘湖南京漕折价，备顺天赈。向有济荒经费，亦报解存储。’皆自今岁始，岁以为常。丁卯，命南澳镇总兵刘永福赴台湾。戊辰，召刘锦棠来京。辛未，上二旬万寿，御殿受贺筵宴。命徐用仪为军机大臣。壬申，召免出使日本大臣汪凤藻回国。”
“秋七月乙亥朔，日本侵朝鲜，下诏宣战。”
1894年阴历的7月1日，光绪对日宣战。在之前的6月“戊午，命翁同龢、李鸿藻与军机、总署集议朝鲜事。”
要说光绪的中枢机构也对战争搞了一些谋划，一个是“命南澳镇总兵刘永福赴台湾”加强战备，另一个是起用刘锦棠。
刘锦棠在1890年就上奏申请开缺养病，此后他一直在籍休养。大战之际的1894年，清廷令湖广总督张之洞前往湘乡传旨，令其召集旧部速赴辽东。结果，刘锦棠抱病启程，刚到湘乡县城，忽患中风，左体偏瘫，8月去世。
有这么选拔干部的吗？
“赵以数困于秦兵，赵王思复得廉颇，廉颇亦思复用于赵。赵王使使者视廉颇尚可用否。”
打仗是一个非常耗费精力的工作，决战之际，连轴转不能吃饭睡觉是很正常的事情，军事首长的身体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当然，军事指挥他还是一个脑力劳动，病夫也可以指挥军队打胜仗。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的野战军司令员里林彪、粟裕、徐向前都是病夫，林彪、粟裕还可以勉强支持，徐向前在山西就累趴下了。但，一直到彭德怀到达太原之前，徐向前始终掌握军队最高决策，不过，为了稳妥，中共给徐向前配置了周士第这个资历极老、能力超强的干部当副手，以备关键。
赵王最终被郭开蒙蔽，但，起用廉颇之前，考察一下他的身体是非常正确的思路。
清廷要起用刘锦棠，就大目标而言是对的，但，对于一个47岁就称病辞职的巡抚的起用，必须谨慎。
能上一线固然最好，实在不行，可以进京以备顾问，即使必须上一线，如果身体太差劲，就要配置一个体健的副手。
在清史的光绪本纪里，对日宣战之前，就这么一点记录：也太拿打仗不当干粮了吧？
“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日内阁奉上谕”对日宣战，这个文件一共两大段，第一段398个字，内容就是日本多么的不对，欠揍。
第二段如下：“著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厚集雄师，陆续进发，以拯韩民于涂炭；并著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及统兵大臣，整饬戎行，遇有倭人轮船驶入各口，即行迎头痛击，悉数歼除，毋得稍有退缩，致于罪戾。”
我的个亲娘亲爹亲二大爷哎，这是什么王八蛋文件！
中日正式开打，战场从国外的朝鲜到中国的沿海，如果战略反攻，可能打到日本去。这种全国一盘棋的军事行动，必须确定统一的指挥系统，中枢正常的领导班子，各大战区的划分，各大战区的指挥机构，粮饷后勤的补给，预备役的征召。
这一些统统的没有。光绪说了，朝鲜战事“著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那个意思就归李鸿章负责了。李鸿章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现在又负责朝鲜大战，他是去朝鲜指挥呢？还是在天津指挥？因为地理，东三省肯定是朝鲜战争的陆路补给通道和大略后方，李鸿章以什么名义统筹指挥呢？
不知道，反正光绪没给李鸿章名义。
在这之前，每逢大战，需要战略区协调，清政府都给一线统帅“钦差大臣”的名义，比如林则徐禁烟、左宗棠入新疆。
命令一个公开反战的朝廷重臣跨国指挥打仗，太搞笑了。
光绪还说了，日本兵不懂规矩，万一战场脱离朝鲜而打到中国本土，“并著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及统兵大臣，整饬戎行，遇有倭人轮船驶入各口，即行迎头痛击。”
光绪的意思是说，万一日军沿长江、沿海进犯，所有的地方官员，你们就给我狠狠的打。
我实在不明白，光绪这个圣旨为什么把“沿江”放在“沿海”之前，难道日本的军舰能够不“沿海”而“沿江”？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308节
中日开打，可能是两个战场，一个是海战，一个是陆战，如果海战败了，日军可能在大沽登陆威胁北京——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光绪不可能不知道，他刚刚给慈禧修了园子，如果陆战败了，日军顺势可能进入东北。
沿江沿海之外的东北，是否需要战备呢？
日军最终没有沿江进犯，但在山东登陆了，山东这边的地方官什么都不知道，压根就没有做战备。
1895年1月20日中午，日军到达荣城湾。由于海岸水浅，军舰无法靠岸，日军使用小船陆续登岸。日军二万五千人经过四天才完成登陆。堂堂大清朝竟没有一兵一卒阻击敌人登陆！荣城县，城门大开，清朝官吏和驻军早已逃之夭夭。 日军在荣城湾从容登陆后，在荣城休整两天，1月25日，分南北两路进犯威海卫。
李鸿章管海军，管威海卫，不属于北洋舰队系统的山东地方军政与李鸿章无关，日军在荣成登陆，山东的地方官员竟然不管不问，这个责任归谁？归李鸿章，这太不讲理了。
光绪本纪记载：（阴历七月）“己卯，谕遣道员袁世凯往平壤抚辑。丙辰，命台湾布政使唐景崧、南澳镇总兵刘永福助邵友濂筹防。辛巳，谕李鸿章扩充海军，慎选将才，精求训练，通筹熟计以闻。乙酉，免宾川等州县田租。丙戌，敕神机营兵防近畿，驻通州，旋移南苑。戊子，命端郡王载漪、敬信练旗兵，以满洲火器营、健锐营、圆明园八旗枪营暨汉军枪队充选。载漪寻管神机营。谕停不急工程。允吴大澄请，统湘军赴朝鲜督战。丁酉，赈会同、会乐二县灾。己亥，命叶志超总统驻平壤诸军。敬信、汪鸣銮均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癸卯，重订中外保护华工约。”
还别说，这一个月里还真没完没了的在处理打仗，不过呢，牵扯到李鸿章的就“辛巳，谕李鸿章扩充海军，慎选将才，精求训练，通筹熟计以闻。”
“谕遣道员袁世凯往平壤抚辑”、“允吴大澄请，统湘军赴朝鲜督战”，然后是“命叶志超总统驻平壤诸军”，可见皇帝亲自指挥，李鸿章只负责海军。
“光绪二十年六月初十日午刻”，叶志超给李鸿章一个电报：“倭日益猖獗，韩急望救援。各国调处，卒无成效。此时速派水陆大军由北来，超率所部由此前进，择要扼扎。托名护商，若至决裂，免致进兵无路。此上策也。否则，请派商轮三四只来牙，将我军撤回。盖我军为剿匪而来，匪既受抚，随即撤回，亦系正办。撤后行文各国公使并日廷，申前次同撤之约。如彼不依，秋后再图大举。是为中策。若守此不动，徒见韩人受困于日，绝望于我。且军士既无战事，久役露处，殊为可虑。”
叶志超的意思是说，我们以“剿匪而来”牙山，已经完成了任务，“军士既无战事，久役露处”，疲惫的很，“殊为可虑”，万一和日军开战，我们孤军远离祖国，太危险了。因此，叶志超请求“此时速派水陆大军由北来，超率所部由此前进，择要扼扎”，保护他的后路，避免孤军奋战。如果实在不行，“请派商轮三四只来牙，将我军撤回”。
叶志超的意思是说，日本在朝鲜已经有野心，清政府如果不愿意放弃朝鲜，就派出大军玩真的，如果实力不济，那么就干脆保存实力全线撤退，置孤军于牙山，一旦开打，必败无疑——连后勤都没有。
李鸿章回电“钧署正与日商，未便遽添大兵，致生疑阻。上策似须缓办。其中策与袁道同见。前钧电有或撤或移之说，鸿初虑示弱。惟所称军士露处受病，亦系实情。可否照办？请速核示。”
李鸿章的意思是采纳叶志超的“中策”，派船撤回叶军。以后“再图大举”。对于淮军将士困守牙山，“露处受病”，他也深感忧虑。可是清廷仍是以 “天朝”“大国”自居，看不起日本“蕞尔岛国”，感到撤军是“示弱”。而对于叶志超上策“速派水陆大军由北来，超率所部由此前进”，南北夹击日军，虽然很感兴趣，高调嘉许，又因正在“和谈”，“调停”，“ 未便遽添大兵，致生疑阻”。
李鸿章当然不缺心眼，派水陆大军入朝，他不但不当家，也知道缺钱的清政府玩不了。最好的办法是撤军，袁世凯也提出了这种建议，但，李鸿章“初虑示弱”的并不是对日本示弱而是对内示弱。
一枪不放、全师而退，翁同龢和光绪能饶了他？
甲午战争里最古怪的一点是：李鸿章避战保船不允许北洋舰队主动迎战。
很多人对此的错误理解是李鸿章要保住自己的军事实力。
请注意：李鸿章不但不是清政府的最高统治者而且也不是军阀，北洋舰队压根就不是他个人的军事力量，如果大战失败而仅仅保住北洋舰队，他承担不了政治追究。
尤其，他招架不了翁同龢的政治追究。
李鸿章没有那么缺心眼。
李鸿章之所以要北洋舰队避战保船是正确分析了中日两国的军事力量对比。
1874年4月，日军组成所谓的“台湾生番探险队”3000人，由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舰队侵略台湾，并在琅峤登陆。清政府得知日军侵犯台湾消息后，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率军直赴台湾。沈葆桢等到达台湾后，一面与日军交涉，一面积极备战。日军由于不服台湾水土，士兵病死较多。经过一番外交斗争后，清政府与日本政府于10月31日签订《北京专条》，清政府付给“日本国从前被害难民之家”抚恤银10万两和日军在台“修道建房等”40万两。12月20日，日军从台湾全部撤走。
1874年，日军在台湾登陆的仅仅有3000人，清军拥有地利、人和以及后勤补给的优势，对不起，最后是花钱买平安，这不是清政府不想打，而是，清朝的陆军压根就不是日军的对手。
1894年9月17日，在黄海的大东沟，北洋舰队和日本舰队进行了世界近代史是罕见的大海战。这一战，李鸿章没有管控，当时的形势也没有给他这种机会。
黄海海战历时5个多小时，北洋水师损失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广甲5艘军舰，来远受重伤，死伤官兵约600人；日本舰队松岛、吉野、比睿、赤城、西京丸5舰受重伤，伤亡239人。
日舰受创十分严重。旗舰松岛被打得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吉野甲板舱面设备被炮火扫地以尽，仅剩一具躯壳。赤城、比睿重伤。西京丸几乎被打沉。其余舰只受创颇重。北洋舰队受伤各舰，海战后不到一个月即告修复，而日本旗舰松岛，由于损伤过重，直到11月尚未修复。因此，不得不以八重山弥其缺；并改桥立为旗舰以代松岛。可见，日本未沉各舰有不少已失去战斗力。北洋舰队损失较大，但，舰队主力定远、镇远两铁甲舰犹在，其余各舰经修整后仍可任战。舰队尚拥有与敌作战能力，并非一败涂地，不可收拾。
问题在于，日本人不可能将自己的实际损失通报北洋舰队，但，北洋舰队被打沉5艘军舰，这是显性损失，敌我都知道，重伤谁能知道？北洋舰队知道吗？
海战非常不同于陆战，决定胜负的核心因素不是依靠兵员，甚至于不依靠舰艇的数量，核心主力舰的战斗力是决定性的，因为海战不同于陆战，甚至于不同于空战，没有躲避的空间。
李鸿章曾经是陆战的野战军司令员，对于军舰有特别的感情，他不可能不懂这个道理，不管北洋舰队有多大的损失，只要有定远和镇远这两个装甲巨舰，北洋舰就有战斗力。
很多研究中日大战的朋友们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关键：海军大战高度依赖后勤保障，而且海军的出动也高度依赖后勤。
因为陆战的战场在朝鲜展开，即使是陆战，无论是兵力的运送还是给陆军保障后勤，这一切都给日本海军的后勤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清军就不同，因为朝鲜是中国的陆邻，陆军的后勤保障可以通过陆路运送解决，所以，清军的陆军行动对于海军的后勤压力较小。
甲午战争的战场在朝鲜和中国国土展开，中国方面是不停的丢失土地，就战争的最终结果看，中国是巨大的损失，但就战争的进程而言，反而对清军非常的有利，日军占领的地盘越多，一线兵力就越稀薄，后勤压力就越大，因为日军很难在占领区获得后勤支持，顶多粮食，枪弹什么的是不可能的。
1894年的日本的国土基本和现在基本一样，人口比现在要少太多，大约是4114万，而且，那个时候的日本经济不比今天，其战争的动员能力也是非常有限的。
中日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中国广阔的地盘、庞大的人口，决定了日本，尤其海洋日本没有一口吞下中国的可能性，除非中国投降——李鸿章绝对不想投降。
也就是说，如果日本不能用极快的时间对占领区建立起有效的管理，日军的战斗力就越差劲，对后勤的压力就越大。
请注意，日本的海军一旦不能保护日本的船队提供后勤，跨国远征的日军很快就饿死的。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309节
有些朋友可能说，那你抓紧让北洋舰队去砍断日军的海上供应线啊！
李鸿章当然不傻，他知道该去，问题是，谁敢保证一定能打赢？不要说光绪、李鸿章，就是直接参战黄海的丁汝昌、刘步蟾也不会知道日军主要战舰受了重伤啊，但，北洋丢失了5艘战舰是铁定无疑的。如果进行战役预推，北洋剩下的7艘军队对阵日军的12艘军舰，北洋凭什么能打赢？中国方面可以给北洋舰队的除了兵员补充之外，就只剩下精神鼓励了。
如果有一个人竟然敢于预言已经损失了5艘军舰的北洋舰队能够打败日军的舰队，除了疯子之外，还有一个可能，乱碰冥冥之外年的好运气，比如，定远舰一炮就击沉日军旗舰，比如，正好来了海啸把日舰给裹了乱。
有人可能说，估计丁汝昌就是这想，北洋舰队不出战，日本海军控制制海权，没完没了的保护船队向战场提供后勤支持，清军岂不只挨打不还手？
这种思想忽略了一个要命的事实，对于日军来讲，北洋舰队虽然损失很大，但，因为主力尚存，日本的海军就必须集结主力才敢正面应对北洋舰队，比如，日本海军就不会将舰队一分为三巡海。在这种大前提下，北洋舰队躲在威海卫不出动，但，日军不知道北洋舰队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出动，他就必须不停的集结力量给日军的船队护航。
在这种状态下，即使北洋舰队不出动，即使日本的舰队没有战场损失，时间长了，日本的舰队也招架不住——军舰是必须要维修的。
也就是说，北洋舰队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日舰的巨大压力。
我个人理解，李鸿章清清楚楚的知道清朝的陆军压根就不是日军的对手，这仗越打，陆军的损失就越大，丢失的地盘就越大，但日军也不可能没有一丁点损失。
我个人理解，李鸿章对日军采取的打法就是“象大撑死蛇”。
人心不足蛇吞象，就是讽刺蛇没有吞掉大象的肚量。
我撑死你！
而且，我们必须注意一个历史，在甲午战争之前，西方列强和中国的三大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中法战争的时间都在两年以上，第二次鸦片战争更加长达四年，这四年就是半个八年抗战，以当时的日本国力绝对不可能和中国打4年，就是2年也打不起。
1894年的日本，科技和工业都是非常落后的，他也不能制造军舰，他的军舰也只能到欧洲去购买。这仗如果打上两年，如果经常的开动，即使日舰没有大损失，就零配件的损失，也是一个要命的事情。
甲午战争有一个非常怪异的地方：日军明明在辽东战场取得巨大的胜利，为什么累的吭哧吭哧的跑到荣成湾登陆？
对于日军有限的兵力而言，另外开辟一个战场是巨大的危险。
而且，请注意，山东不同于辽东，虽然是临海省份，但毕竟是汉民族的核心区，清朝的淮军、湘军以及其他的军队要驰援山东可比驰援辽东容易的太多。
还有一点，1937年日军在华北事变后，八月就在淞沪方向发起攻击，这里头除了淞沪宁是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外，淞沪宁平坦的地形也是日军选择的重要原因。还有一点，长江航线也便于日军深入内地对国军完成切割。
就地理位置而论，山东距离日本是非常近的省份，应该是日军对中国侵略的重要切入点，但，自京津而南一直到淮河以南的大别山，广阔无边的大平原之东侧，唯独山东中部南部横亘着连绵的山地。山东有漫长的海岸线，尤其是山东有前出的山东半岛，好处是中国的海防前哨，缺点是位置前出，容易被攻击。
对于日军而言，山东半岛易于第一波攻击而不利于纵深扩大。抗战时期，中国的沿海各省，山东是八路军、新四军主力较晚的身份，但就一个省而言，竟然能够成长为中一个独立的大战略区，除了罗荣桓的领导能力和共产党扎根能力外，广阔的山区便于八路军山区屯兵和外线扩张。
1895年的日军，如果要攻击中国的政治中心，那么，就应当选择英法联军、八国联军经天津进攻北京的路线，如果要重创中国经济，那就是沿江西进隔断南方财富尤其是粮食的北运。可是，日军开辟的第二战场竟然是在荣成湾登陆，其目的非常清楚，海陆聚歼威海卫北洋舰队。
日军之所以如此选择，就在于决定甲午战争胜负的唯一标准，不是丢失土地和损失军队，以中国的大，丢失大块土地是弱国对强国作战的必须付出的代价。1894年的日本还不是经济强国和军事强国，他的战争潜能是绝对不能持久的，这一点要比1937年更加明显。战争的扩大和持久，不但日本的经济招架不住，最要命的是，日本拿什么去英法德购买军火尤其是军舰的配件。
打仗这个玩意，胜利是可以逼迫战败国搞战争赔款，归还战争期间的内外债，万一失败了，对不起，不要说需要支付巨大的战争赔偿，已经民穷财尽的战败国拿什么归还战争期间的内外债？
中国太大，固然经济落后，但，经济总量是庞大的。日本就比不过了。
如何快速结束战争逼迫中国屈服，是日本最重要的大战略。
从1840年以来中外大战的战例看，除了左宗棠在新疆之外，清军没有取得过陆战的大反攻胜利——左宗棠在新疆打败的也不是俄罗斯的军队而是浩罕国等等的弱军。以日军在朝鲜半岛在辽东的一触即溃，没有几个人相信清军能够反攻成功——无论是淮军还是湘军。日军已经实际灭掉了朝鲜，日军为什么就不能退守鸭绿江巩固阶段性战果呢？
不可能！
取得战役胜利是艰难的事情，但，经营占领区是更加艰难的事情，没有三年两年是极难获得战争损失赔偿的。一旦日军选择战役的中场休息，那就是日军的战争机器即将耗干的前奏，这个时候的北洋舰队修养的军队和士气都非常的高涨——丁汝昌已经代表舰队向李鸿章请战。
这个时候，就是北洋舰队战斗力最强的时候，也是日本舰队最疲惫的时候，敌我力量相比，是北洋舰队获胜的几率最大的时候。如果，北洋舰队能够重创日军的舰队，日本对朝鲜半岛和辽东半岛的补给船队就会被北洋舰队轰的七零八落，日本这仗还能打吗？
反过来讲，如果北洋舰队完蛋了，即使日本的军舰也完蛋了，中日双方都不能控制制海权，日本的船队就可以对在朝鲜的日军搞补给，即使日军不能继续进攻，也能够守住已经占领的土地。
战场在中朝的过境开打，只要中国方面没有了还手的可能性，没有一个国家会给中国帮助。
甲午战后，俄罗斯搞了一个“三国干涉还辽”，那仅仅是中日的战略方向争夺，俄罗斯绝对不会因为中国的利益而和日本拼命。反过来讲，如果俄罗斯为了中国和日本拼命胜利，俄罗斯在中国要谋夺的利益也绝对吓死人。
所以，当日军在朝鲜半岛击溃清军的时候，中国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只有两个可能性：1、陆军“驱逐日军”出中国，能够出朝鲜当然更好；2、保住北洋舰队熬死日本的战争潜能，因为中国有巨大的战争忍耐力，能够忍耐长时间的消耗，一个太平天国就内耗了14年。
就后人而言，无法理解长期的战祸，就绝大多数明白人而言，绝不希望战祸，但，李鸿章是打了十几年的仗，知道战争的残酷，也知道牺牲是战争胜利的一种手段。
历史发展到1938年，延安窑洞里的毛泽东写下了军事名著《论持久战》。中国确实用持久战取得了胜利，但，大家忽略了一个要命的事情，如果没有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对日本海军的致命打击，即使中国能够大反攻，以中国的独力，也极难取得全胜，事实上，即使有世界方法西战线的大力帮助，一直到1944年正面战场还是没完没了的溃败。
可是，如果国民政府有一支能够支持的海军，性质就截然不同了。
李鸿章的“保船”是1894年中国唯一的能够战胜日军的可能性，只要北洋舰队能够获得机会修理战船补充兵员，只要获得一个机会取得对日军舰的胜利，只要切断日本的船队补给，中国的陆军就可以大摇大摆慢悠悠的发起反攻，就可以收复失去的土地。
而且，北洋舰队还可以袭击日本本土船队的海外贸易，逼迫日军投降，逼迫日本拿出战争赔偿。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310节
北洋舰队在甲午战争里的重要性体现在1895年2月中旬的三天。2月11日，丧失了信心的丁汝昌自杀殉国、2月12日北洋舰队残余部队向日军投降，2月13日，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赴日议和。
光绪帝早就被打得没有了锐气，早就谋划议和了，因为这种毫无战争指挥经验的愤青也许有激情，但，面对意外的挫折，也往往毫无办法。
1934年，红一方面军渡过湘江竟然损失30500多人！望着江面上漂浮的和遍地横卧的红军战士的尸体，渡江后的博古悲痛万分，一种难辞其咎的恐惧感使他举起手枪，指向自己的太阳穴。就在他将要扣动扳机的时候，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正朝这个方向走过来，聂荣臻一眼看到博古对准脑袋的手枪，立刻喊道：“你要干什么？”在博古的惊愕之中，聂荣臻已三步并作两步来到博古面前。聂荣臻毕竟比博古经历的事情要多，他语重心长的对博古说，“越是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
博古出生于1907年，指挥湘江之战的时候才28岁，就指挥大兵团作战的年龄而言，他比林彪等等还大好几岁了，但，博古的专长是书本上的马列主义理论搞宣传而不是干具体的工作，尤其不长于决策大兵团作战。博古有崇高的革命激情，这原本很好，但激情一旦变成狂热，那就很容易自信心膨胀的头脑发热，这种头脑发热一旦遇到巨大的挫折，又容易从一个极端跌入另外一个极端。
对革命激情荡漾的张国焘、陈昌浩，一个最终背叛了革命，另一个在西路军兵败的时候脱离组织潜回老家。也许，他们受了一些委屈，这是真的，不过，张国焘最终背叛革命，其根子除了个人利益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对革命最终胜利丧失了信心——如果他们坚信未来的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即使在共产党这边被委屈，也不能投奔一个没有明天的蒋介石。
张国焘最终背叛革命、博古几乎自杀，都是激情膨胀之后面对不可遏制的失败而毫无办法的无奈。
1895年的中国，就实力而言和日本的差距还不是极大，中国缺乏的是三点：1、凝聚民族战争潜力往死里打的领袖意志和民族意志；2、面对泼天大祸，士大夫和民众是没有国破家亡意识的，大大的不团结；3、光绪也好、慈禧也好，都缺少民族利益至高无上的心态。
《马关条约》传出后，康有为组织了公车上书，康有为提出了：“伏乞皇上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而已。”
“下诏鼓天下之气”是精神层面的，“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是慢镜头的经国大业，这“迁都定天下之本”是实实在在的国家大政。
一个国家的首都并不仅仅是国家的象征，而是国家的根本，因为他不但是国家的政治活动中心、文化中心，他还是经济重心和交通中心。
首都必定是国务活动中心，即使经济重心的功能弱化，也必定是交通中心，最起码要邻近交通中心，否则，就无法提供粮食运输——各地的领导开会也需要交通条件。
首都定位，一个是便于连接全国各地，一个是便于国防安全。
公车上书说：“何谓定天下之本也？自古都畿皆凭险阻。自非周公盛德，不敢以洛邑为都，故娄敬挽辂，汉祖移驾，宋汴梁无险，致敌长驱，徽、钦之辱，非独失德使然也。方今旅顺已失，威海既隳，险阻无有，京师孤立。近自北塘、芦台、神堂、涧河，远自山海、抚宁、昌黎、乐亭、清河、蚕沙，处处可入，无以为防守之计。此次和议即成，而诸夷窥伺，皆可扬帆而达津、沽。《易》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既失矣，国何可守？故今日大计，必在迁都。’”
“自古都畿皆凭险阻”，是指首都周围险阻可以减缓敌人的军事压力。
抗战初期，毛泽东非常明确的指出：八路军是山地游击战。
抗战初期，面对久经训练兵锋极锐日军，在台儿庄之前，国军是每战必败，淞沪会战失败后几十万军队大溃败。在这种时候，就共产党的那点军队，如果和日军正面交手，一个大会战下来能剩几个人？
所以，毛泽东明确为山地游击战。
为管理崤山以东广阔的地盘，周公刻意经营洛阳，但，那仅仅是陪都而不是大本营，“自非周公盛德，不敢以洛邑为都”。在这之后，刘邦接受刘敬的建议迁都长安躲开了洛阳，宋太宗坚持以开封为首都——这地方的险阻地形连洛阳都不如——结果“宋汴梁无险，致敌长驱”。
清朝定都北京是非常恰当的选择，因为他的老巢是东北，最重要的是1840年之前的中国压根就没有来自于海洋的威胁。
可是，从1840年以来，中国的国防遇到一个一个要命的问题，北京和南京距海都太近了，不但没有险峻的地形，南京更加别扭：沿长江西犯。
李鸿章之所以特别经营北洋舰队，就在于渤海是首都的海防，一旦外军舰队突破海防，在没有巨炮和强大陆军的前提下，首都就太危险了。
所以，“方今旅顺已失，威海既隳，险阻无有，京师孤立”，这是清政府被迫派李鸿章去日本议和的根本点。
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了圆明园，侥幸保住了皇宫，如果英法联军没完没了的烧个没完，即使能够议和，甚至于仗最后打赢，皇帝、皇帝的他娘、皇帝的老婆们回来住哪里啊？而且，朝廷各部如何办公呢？
那个时候的清政府有点类似今日的韩国，国家的政治中心始终存在巨大的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康有为提出迁都以抗战的重大建议。
皇帝啊，咱就焦土抗战好了，你和你的家人以及政府官员统统离开北京而西迁，日军虽然厉害但毕竟人少，我们有广阔的地盘和人口和他磨，只要我们不议和、不投降，一分银子都不给他们，这仗只要打倒猴年马月，他们就胜不了，他们胜不了，我们就赢了。
康有为当然也是那个时代极有眼光的人物，他对于中国抗战胜利的思路其实和李鸿章一样：熬。
可是，李鸿章看出了时代的艰难、康有为不知政治的艰难。
清政府和中国古代的王朝一样，是家国一体化的，国是皇帝的村落，首都是皇帝的家，随随便便丢下家就走，没有几个皇帝能做到的。皇帝搬家，不是今天我们购置房产，不但牵扯到活着的皇族，更牵扯到已经入土为安的死去的皇帝们的陵墓什么的。
这日军是那么的不是东西，万一掘了光绪列祖列宗的陵墓——孙殿英那样——你让光绪怎么活呀？
不要说光绪，就是普通老百姓，祖坟还有家庙如果被毁了，也要命。
王羲之有一个《丧乱贴》
“羲之顿首:丧乱之极，先墓再离荼毒，追惟酷甚，号慕摧绝，痛贯心肝，痛当奈何奈何!虽即修复，未获奔驰，哀毒益深，奈何奈何!临纸感哽，不知何言。羲之顿首顿首。”
王羲之的先墓有两次造荼毒的事件。
王羲之书写的转折圆活流纵，字侧仄更甚，墨色枯燥相间而出，至纸末行笔更为快疾。可以想见作者当时啜泣难止、极度悲痛之情状。
家、太庙、陵墓，对于皇家而言，都是难以摆脱的巨大羁绊，这一点是截然不同于近代国家和现代国家的。
康有为理解光绪的艰难：“然推皇上孝治天下之心，岂忍上负宗庙，下弃其民哉！良由误于议臣之言，以为京师为重，边省为轻，割地则都畿能保，不割则都畿震动，故苟从权宜，忍于割弃也。”
康有为批评这种思路：“诸国知吾专以保都畿为事，皆将阳为恐吓都畿，而阴窥边省，其来必速。日本所为日日扬言攻都城，而卒无一砲震于大沽者，盖深得吾情也。恐诸国之速以日本为师也，是我以割地而鼓舞其来也，皇上试召主割地议和之臣，以此诘之，度诸臣必不敢保他夷之不来，而都畿之不震也，则今之议割地、弃民何为乎？”
皇帝啊，我们必须“放下包袱”迁都和他们拼了，不然，即使我们侥幸躲过这一劫，如果我们不能发愤图强，早晚也完蛋。
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集团、一个国家，一定有弱点，保护弱点是必须的选择，但，面对死亡的威胁，有时候必须壮士断腕。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311节
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于中国的影响远远超过了鸦片战争和后来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中国人一直有骄傲自大的世界中心思想，但，因为地理的隔绝以及欧洲国家的众多——他们确实太多了，今日的大本毕业生也未必能比较准确的说出欧洲的比较有影响的国家的名字——突然杀来什么英吉利、法兰西，而且长相还非常别扭的邪，如同《西游记》里的妖魔鬼怪，失败了的中国人还马马虎虎看不起“淫巧之器”而骄傲于天朝大国的“中学为体”，但，日本的崛起并打败了中国，无情的扯落了中国最后的遮羞布，逼迫中国奋起直追的同时，也重创了中国人的民族自信。
甲午战争后，大批的中国人跑到日本去学习，就积极层面看是向西方学习，就消极的反面看，就是民族自信力的动摇。
李鸿章从1874年对于日本的重视最终成为现实，日本成为中国最可怕的敌人。
通过甲午战争的锤炼，日本在中国榨取了争霸世界的第一桶金。日本的崛起必然是中国的灾难和没落，为了确保自己的势力范围，日本必须死死的压制住中国。从1874年开始到2017年，日本始终是中国最可怕的敌人。
甲午战争之后，翁同龢搅和康有为搞了失败的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的失败，责任的追究一般铁定给慈禧太后以及后党。
这有道理，但，不完整。
甲午战败对于整个清政府的打击是沉重的，新科的读书人康有为呼吁变法，朝廷大臣难道不知道需要变法？
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领袖，难道不积极变法？张之洞难道不积极变法？
甲午战争之前，李鸿章没完没了的给清王朝提出实实在在的改革，难道他不是改革家？
翁同龢其实受旧思想影响非常的深刻，原本是看不起李鸿章搞洋务的，但，甲午战后，连翁这样的老君子都惴惴不安于孔孟之道是否真能抵挡坚船利炮，于是支持变法。
1861年，曾国藩创建安庆内军械所，拉开了洋务运动的大幕，李鸿章是重要人物。甲午战争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但不能完全否定洋务运动的成果。
洋务运动的失败说明制度变革比可以革命更重要，但，制度变革并不排斥科技进步，虽然，如果制度不变革也没有办法搞科技进步。
甲午战争的失败，说明制度落后已经成为中国进步的障碍。
这一点，便是翁同龢也已经感悟了，就积极层面看，制度变革乃至于思想的变革已经达成了共识，下一步是怎样改革。
很多人认为改革就是破除落后的制度，对，但这不是根本。
所谓改革，一个是利益调整，一个是财富的创造，归根结底是财富的创造，否则，改革就是毫无意义的瞎折腾。
任何一个既有的制度的诞生都必然有其历史的原因，都代表了某一种利益的保护，现在，你要改革制度就必然带来利益的调整，比如，废除科举制度必然要伤害科举官僚的利益，所以，真正成熟的改革家都是从创造财富入手而不是从调整分配入手。
比如，1981年的“个体户”合法。
建国前后，中共对私营经济的看法和战略，其实基本来自苏联当年对待私营工商业的做法，即：在困难的情况下，可适度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私营经济)，以提升生活水平，活跃经济，达到稳定社会的功效(苏联叫新经济政策)，然而最终目标仍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其退出经济领域，全面国有化。
所以，共产党在1956年完成了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后，很快就出现了机动灵活性不能适应民众的“小生活”和“小生产”的缺点，因此，民众生产的积极性颇受影响。共产党人革命奋斗，固然要“打破一个旧世界”，但归根结底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建设一个新世界”。所以，能否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不仅仅是管理与税费问题，而是上升至意识形态层面的“大是大非”问题。
文革结束，随着大批知青的返城，就业的压力已经沉重到有压垮政权的可能，走投无路的旧思想被迫揭开一个边角：既然不能养活人家，就允许人家自己养活人家。
于是，出现了“个体工商户”这个颇具时代色彩与中国特色的名词。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雇工人数作为区分资本家与工人的标准，他认为雇工8人以上就是资本家，在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而雇工8人以下，和工人一起劳动则为一般商户。再我国1978年以前实行的是完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允许任何私有成分的存在，自从改革开放，我国才出现私有经济，“个体户”称谓是改革开放初期的特殊产物。当时私营经济尚未萌芽，用“个体户”特指白手起家的创业者很合适。
个体工商户的名称是特定时期的中国为回避资本家的称谓而设立的，因为，那个时候的中国决策层里大部分人对资本家是有禁忌的，妥协一下就好了。
如果以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到现在已经接近40年了，就中国历史上的改革而言，已经是持续时间最长的变法了，而且也是人类历史上成就最大的变法，最有趣也最奇怪的一点就是，这历经了4代领导人的改革虽然有一些争议和起伏，现在形成的共识就是“改革是社会进步的常态而决不能墨守成规”。
与时俱进，在哲学上、在制度上、在创新上都是理所当然的。
邓小平改革之所以能够成功，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如下：1、面对激烈的反对，如果能够绕过去，就尽量不争论：2、面对内部的分歧，不搞大一统的强制而是两种甚至多种体制并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3、在条件不具备的大前提下，不搞全盘推进。
1、面对激烈的反对，如果能够绕过去，就尽量不争论，因为“干实际工作固然一定有利于实现最高意识形态”，但“干实际工作难免要迁就各种各样的现实而需要迂回一点”，这玩意只要争论，干活的就一定争不过搞意识形态的。
比如，医疗保险该不该设置报销的最高上限。最可怜而无助的就是得了稀奇古怪的病，漫长的治疗过程和经济压力是底层民众所不能承受的，医疗保险“应该”为他们买单。可是，医疗保险的开支是社会的财富，社会能够用于医疗开支的财富是有一个社会承受限度的，一旦过于超限，身体健康不那么生病的群体就有退群的巨大危险。
正是因为这一点，相当多国家对于医保是有巨大争论的，美国的总统特朗普废了奥巴马的医改。
在刚刚开始新农合医疗保险的时候，相当多身体健康的农民是相当排斥的。
很多朋友可能说：国家可以承担嘛。
有了困难找政府是正常的思路，否则要国家干什么？但，国家是民众的集合，他的钱就是民众的钱，如果国家用钱过于倾斜，民众也是有意见的。
就是否提高医疗保险报销额度的问题上，悲天悯人就占领了意识形态的最高点：治病救人嘛。
这玩意没法争论，谁争论谁倒霉。
比如，中国政府是否应该接纳国际难民？这玩意就不能讨论。
救助国际难民有至高无上的意识形态，无论就旧道德，还是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新思想，公开的说出“不接受”这个词固然可以保护民族利益，但就气魄和胸怀论，就“小气”了。
这鸟事情，挑起谈论就没带有故意挑事情的味道。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312节
国际难民的诞生，一般是三种原因：1、特大自然灾害；2、外源性国际战争，比如1931年日军侵占东北就有巨多的东北人流亡关内；3、内战或者被国际势力挑起的内乱。
对待难民，国际力量采取的措施，一般也是三种：1、直接的物资援助；2、直接接纳难民；3、采取种种措施通过种种途径从根源上铲除难民产生的土壤。
直接的物资援助这个最现实也最简捷，接纳难民这玩意就复杂的太多。这就好比说，赞助亲朋好友买房子是非常正常的社会活动，但，帮助亲朋好友带孩子或者养老人就是比较沉重的话题，如果接纳朋友一家在自家安营扎寨长期和平共处，那就太不便了。
从中国的历史看，接纳难免也是不现实的。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到1949年，几亿人卷入战争，有多少战争灾民？1949年，中国人口5.4亿，1950年世界人口25.2亿，中国的战争难民随随便便就在千万以上，请问，那个国家能够养活？
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难民产生的机制，仅仅靠“难民”的直接“收留”是无法解决问题的。所以，采取种种措施通过种种途径从根源上铲除难民产生的土壤是最合理的有效的方法。
1904年，孙中山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显而易见，要想解决这个紧急的问题，消除妨害世界和平的根源，必须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这样一来， 中国不但会自力更生，而且也就能解除其他国家维护中国的独立与完整的麻烦。”
孙中山说，解决中国问题的真办法就是“自力更生”。
抗日战争胜利之时，针对一些人迷信武器，不相信人民群众力量的错误认识，毛泽东在1945年8月13日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演说中，提出了"自力更生"的原则。他说:"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
“自力更生”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
作为正义的国际力量，要解决国际难民问题，其基本出发点就是相信难民所在国家的民众能够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解决自己的问题，因为，一切外力都必须通过内部机制才能够产生作用。这就好比说，在亲朋好友需要的时候，你该出手时必须出手给予必要的帮助，但，不能因为帮助朋友而捆住自己的手脚。
佛教的《百喻经》有一个《老母捉熊喻》。
“昔有一老母，在树下卧。熊欲来搏，尔时老母，绕树走避，熊寻后逐，一手抱树，欲捉老母。”
老太太在树下休息，遇到狗熊，围着树绕来绕去。
这危急关头，“老母得急，即时合树，捺熊两手，熊不得动。”
老太太临急生智，借助树的特殊位置，“捺熊两手
”，但，老太太也只有两只手，无法反击，局面形成僵持，不过，大家知道，狗熊这玩意有的是耐力，老太太必输无疑。
“更有异人来至其所”，巧得狠，来了一个人。老太太说：“汝共我捉，杀分其肉。”
捉了狗熊同吃肉。
那么大的狗熊，肉当然肥美而多，诱惑太大了。
这家伙，也不分析形势，“信老母语，即时共捉”，帮助老太太按住熊掌。已经筋疲力尽的老太太，借这个机会，“老母即便舍熊而走。”
留下“其人后为熊所困。”
就局面而言，老太太如果寻找一个树枝或者石头之类的武器进攻狗熊的极要害位置，可能重创狗熊而吃肉，但，狗熊是一个皮厚能挨的家伙，背后面的极要害无过一个狗腚眼，被骚扰之际万一爆发而回击，老太太必死无疑。
老太太如果留下，也许可以寻找到解决狗熊的办法，但，老太太走了，暴露了人的自私自利。
金庸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第第二十九回还有一个李代桃僵的故事。
郭靖和黄蓉去求一灯大师治病，这一灯大师如果给黄蓉治病就必须损耗内力如同寻常人，如遇强敌就危险至极，所以，等闲不肯给人治病，他的徒弟们也层层阻拦求医者。
郭靖黄蓉“只见山坡上一头黄牛昂首吽鸣，所处形势却极怪异。那牛仰天卧在一块岩石上，四足挣扎，站不起来，那石摇摇欲堕，下面一人摆起了丁字步，双手托住岩石，只要一松手，势必连牛带石一起跌入下面深谷。那人所站处又是一块突出的悬岩，无处退让，纵然舍得那牛不要，但那岩石压将下来，不是断手，也必折足。瞧这情势，必是那牛爬在坡上吃草，失足跌将下来，撞松岩石，那人便在近处，抢着托石救牛，却将自己陷入这狼狈境地。”
郭靖“救人要紧，挨到农夫身边，蹲下身去举手托住岩石”，道：“我托着，你先去将牛牵开！”
“那农夫左手也就松了”，于是，“跃上山坡，要去牵开黄牛”，不自禁向郭靖望了一眼，“看来这少年还远在自己之上，不觉大起疑心，再向坡下望去，见一个少女倚在石旁，神情委顿，似患重病，怀疑更甚。”
这农夫“也不去牵牛，从坡上跃下地来。”
聪明的“黄蓉见这情状，早已猜知那农夫心意，存心要耗却郭靖的气力，待他托着大石累到精疲力尽，再来援手，那时要撵二人下山，可说易如反掌。”
黄蓉也设了一个圈套。她说拿起软猬甲一抖，道：“这是桃花岛至宝软猬甲，刀剑不损，请大叔去给他垫在肩头，再将大石压上，那么他既走不了，身子又不受损，岂非两全其美？否则你毁了他的手掌，我师父岂肯干休？定会来找你师父算帐。”
我背后有靠山，你不要把事情干绝了。
农夫拿着软猬甲，挨到郭靖身旁，将甲披在他的右肩，双手托住大石，臂上运劲，挺起大石，说道：“你松手罢，用肩头抗住。”
在黄蓉的指挥下，郭靖只觉手上一松，又听得黄蓉呼叫，更无余暇去想，立时右掌前引，左掌从右手腕底穿出，使一招降龙十八掌中的“飞龙在天”，人已跃在半空，右掌复又翻到左掌之前，向前一扑，落在黄蓉身旁，那软猬甲兀自稳稳的放在肩头，只听那农夫破口大骂，回头看时，又见他双手上举，托着大石动也不能动了。
当今世界或者世界从来都是，都是一个尔虞我诈的世界。每一个国家的进步，都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自己实力的积累，一个是对竞争对手的封堵。在这两个方面之外，还有一个极关键的地方：因为地缘的不同，某些国家可能掌控了世界必须的核心资源，其他国家要想廉价获得，就必须搅乱他而渔利。
比如，中东这个地方，原本是统一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曾经打的分裂的欧洲东跑西颠无可奈何开辟新航路。当欧洲列强沿海路来袭的时候，土耳其帝国慢慢的被分解了。土耳其帝国的被分解，有深刻的民族矛盾，那么，阿拉伯世界能否统一呢？阿拉伯世界的精英们看到自己的悲苦命运的关键就在于分裂，于是，谋求阿拉伯世界的世界的联合。如果，阿拉伯世界完成革命的大联合，因为地缘，因为掌控的石油财富，号令天下谁敢不从？
是啊，拥有石油宝库这把屠龙宝刀，要钱有钱要资源有资源，凭什么不能执世界之牛耳？即使不能执牛耳，羊耳、猪耳如何？
可是，现实里的阿拉伯世界不但被分解的支离破碎而且内乱的一锅粥。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313节
世界要搅毁中东，一个是封堵掌握资源和财富的阿拉伯世界成为工业强国，一个是通过乱搅掌控石油的出售渠道和定价权。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追求，每一个民族内部都有不同的道路选择，从某种意义讲，落后国家的追赶和进步，唯一的前提就是内部整合为全国一盘棋。面对民族的整体利益，自觉的牺牲自己的利益，或者，面对民族的集体利益，某一个强劲的集团对另外一些集团实行彻底的封杀。
一块肥沃的土壤，种植玉米收获玉米，种植土豆收获土豆，种植西瓜收获西瓜，玉米、土豆、西瓜的最终收益是有区别的，但，毕竟有收益就是进步，因为，这个世界需要玉米、需要土豆、需要西瓜，最怕的是，种玉米、种土豆、种西瓜的争夺种植权而打的不可开交。
中国有句俗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当今的绝大多数世界强国都有一个内乱阶段，英国、法国有武装革命，美国有南北战争，这就是国内各阶级争夺国家发展的道路。这种争夺就是以强有力者对弱势方的杀戮来完成国家意志的统一。
任何一个国家一旦以武装完成内部的整合，也就为大进步提供了前提。
1949年4月，国共在北平谈判，国民党的张治中举了个例子说，我们中国这个大家庭原来长子当家，可是没有当好，把家管得很糟糕。后来弟弟能干，能把家管好，当然哥哥就该把钥匙交给弟弟。但不管怎样，兄弟总是一家人嘛！不能把哥哥当成罪犯。这就是“兄友弟恭”。
张治中的意思说，对于国家管理的道路，国共有深刻的分歧，经过残酷的斗争，国民党失败了，那么，就应该愿赌服输，大家和谐发展咸与维新。
周恩来立即反驳：你举的这样例子很不恰当。这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你们难道像兄弟一样对待我们了么？你们国民党从1927年算起，杀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这笔帐人民是要清算的。你们一小撮反动派挑起了全面内战，这些难道仅仅是没有管好家吗？孙中山先生当年革命的时候，对清叶赫那拉氏进行的斗争，就不是兄弟之争；对袁世凯的讨伐，就不是兄弟之争；对曹、吴的声讨，就不是兄弟之争。都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如果说是兄弟之争，孙中山先生是不会同意的。
周恩来的讲话，是基于共产党人的高度意识形态，不能把共产党人的崇高革命等同于普通的兄弟之争——真正的共产党人是超越了一般的兄弟观念而仅仅从阶级利益考虑——我们要解放的是全人类。
可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张治中的讲话有道理。大家虽然有意识形态的分歧，毕竟是一个民族，荣辱与共。当竞争已经落下帷幕，继续无所谓的抗争就不是坚持而是对民族元气的损耗，于是傅作义、董其武、程潜、陈明仁、陶峙岳、刘文辉、卢汉纷纷交出了降表——历史曾经给我们一个机会，我们失败了，现在，我们愿意给你们一个机会。
很多果粉拿出种种理由为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辩护。
我个人认为，仅仅一点就证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无能。
1950年10月25日，彭德怀带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抛却其他方面我们不评价，仅仅就军队的国家意志而言，这是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军队第一次在相对和平状态的跨国出战——某种程度讲，带有主动求战的心态，虽然不同于抗战时期的中国远征军的抗日大环境的被动应付。
1931年9月18日，日军进攻东北的时候，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在名义上已经完成了对国家的统一而且打败了国内的军阀，那个时候，蒋介石的最大对手，共产党仅仅在贫困的农村拥有几块根据地，那个时候，中央红军是5万人，鄂豫皖红军是3万人，红二军团不过1万多人，全国的主力红军不过10万人左右。
也就是说，1931年9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固然有内部的敌人，但，面对日军的进攻是退让退让继续退让。
1950年10月，中共管理的地盘和1931年9月的国民政府大体相当，但，这个时候败退台湾的蒋介石不但拥有独立的地盘，而且海空军拥有对解放军的绝对优势，而且其陆军总量绝对在10万以上。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跨江出战的同时，刘邓的二野派出张国华的18军向西藏进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的时间是1951年10月26日。
也就是说，从1950年10月开始，到1951年10月，解放军除了在朝鲜战场血战，还在雪域高原进军，而且，在新解放的土地上，剿匪打的也非常的残酷。
请注意，解放军在东南沿海继续和蒋介石争夺。
1950年10月的共产党，就军事而言，最起码有东南的蒋介石和西南的西藏两大威胁，实实在在不应该开辟波澜壮阔的朝鲜战场，但，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的去了，然后，在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嘴里夺下半个朝鲜半岛。
如果历史允许假设——历史不允许假设——如果在台湾的是共产党而在大陆的是蒋介石，请问：他敢挑战美军吗？
志愿军在朝鲜正面迎战的“联合国军"由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荷兰、新西兰、加拿大、法国、菲律宾、土耳其、泰国、南非、希腊、比利时、卢森堡、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共16个国家的作战部队及瑞典、印度、丹麦、挪威、意大利5个国家的医疗队组成，而且还有南朝鲜的军队。在这之后，解放军重创了印度的军队，在珍宝岛和苏联的军队恶战，然后是中越边界战争。
1949年以来，不算和蒋介石的内战，解放军正面交手了20个国家的军队，有些是大胜，有些是平手，正儿八经的溃败还没有一次。
二战以来，能够和20个国家的军队正面交手的国家还真没有几个，能够每战都体面的结束而不窝囊的，只有中共领导的解放军——哦，我忘了，中共和日军交手的时间最长。
美军被迫撤出越南，苏军在阿富汗是窝囊的很。
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在过去是一个没脊梁的政府，在现在，台湾的那些政客们仍然是没有脊梁的弱者。
很多人说，台湾那边的民进党不是东西，其实，跟随蒋介石败退到台湾的那些人也非常的不理智。
从孙中山搞革命开始，同盟会开端，这个政党就非常的不团结，特别的缺少战略眼光和吃苦精神。经过陈炯明的背叛，孙中山明白国民党已经不可救药，于是，采取了非常危险的是党内合作模式引进共产党人帮助改组党组织。国共合作创造了崭新的群众运动，于是北伐取得巨大的胜利。
国共分家不过4年，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就已经堕落了锐气，已经不敢应战日军在东北的挑衅。
三大战役兵败后，国民党内有政治远见的人已经看破了国民政府的不可挽救，连张治中这种蒋介石非常器重的人物都选择了跟随共产党搞新政，这说明理智的政治人物已经认识到继续抗争在政治上已经没有了意义。
可是，这个时候出了一件非常幺蛾子的事情，斯大林来电报了。
1956年，毛泽东说，1949年，我们眼看就要过长江的时候，还有人阻止，说千万不能过长江，过了，就会引起美国出兵干涉，中国就可能出现南北朝。我们没有听他们的，我们过了长江，美国并没有出兵，中国也没有出现南北朝。如果我们听了他的话，中国倒真有可能出现南北朝。后来我见到了阻止我们过江的人，他的第一句话就说：“胜利者是不应该受责备的。”
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在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又一次提到那封电报。他相当不满地说，斯大林在最紧要的关头“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在这一点上“犯了很大的错误，与季诺维也夫一样”。
这封电报确实成了毛泽东对斯大林抱怨最多的一件事，也是最能体现他愤懑情绪的一件事。以至于他在同尤金谈话时毫不客气地说：斯大林对于中国革命所做的这些事，“我在死以前，一定写篇文章，准备一万年以后发表”。
据师哲回忆，斯大林的电报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不快，甚至很生气。毛泽东说：“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搞斗争，民族就会灭亡?”
共产党人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斯大林为什么不支持解放军过江呢？斯大林的理由是美国出兵干涉，那斯大林为什么就不能出兵干涉呢？
实际上，消息灵通的苏联大约已经猜中杜鲁门不会干涉中国内战了，如果自己不帮一把，蒋介石就彻底完蛋而中共就统一中国了。
斯大林没有见过毛泽东，但，斯大林见过刘少奇和周恩来，斯大林见过林彪和刘亚楼，能够让周恩来当副手的人，当然厉害的不得了。就云集黄土高坡的那几万条破枪竟然能够席卷大半个中国，如果掌控了东亚大陆，这世界到底是双雄争霸还是三国演义？这美利坚他妈的老窝在北美大陆，人家进可以船舶天下，退可以孤立主义，苏联呢，从最西边的挪威一溜溜到远东，除了他自己的东欧、中亚和北亚的辽阔土地，北欧、中欧、东南欧、西亚、南亚、东亚他都能插一腿，反过来，苏联在多少战略方向存在压力？他肯让毛泽东领导中国和他搞竞争？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314节
中国如果完成了统一而且发愤图强，对于国际共运、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独立运动是一个巨大的成就，但，对于苏联国家自身的利益，那就是相当负面的。
帝俄时代，沙皇有浓厚的“黄俄罗斯”情节，谋划割占中国长城之外的满洲、蒙古和新疆等三北地区。民国时期，内乱不断，帝俄和后来的苏联最终挑拨外蒙完成了事实独立，同时，苏联在新疆进行全面渗透，新中国成立前夕，苏联在新疆挑起的内乱已经到达分离的关键时刻。
帝俄时代和苏联，最关注的还是满洲以及满洲的旅顺、大连。
帝俄和苏联虽然在远东有从中国抢占的海参威，就他们已经获得的领土而言，海参威是优良的军港和商港，但，如果和旅顺、和大连相比，就差劲的太多了。
海参崴港口的年吞吐量约700万吨，港区结冰期约4个月，借助破冰船可全年通航。夏、秋两季多雾，有时妨碍航行。
大连港港阔水深，不淤不冻，万吨级以上泊位 40 多个。
2015年，大连港全港货物总吞吐量4.15亿吨，排名位居中国第八，世界第十一位。
一个港口的吞吐量，一个是周边的经济需求，另一个就是港口自身的能力，海参威实在无法与大量相比。
2016年，大连的生产总值约7800亿人民币，而这一年，俄罗斯全国的生产总值不过1.33万亿美元，人民币不过73683亿元，大连一市超过俄罗斯全国的百分之十。
大连以及其所在东三省的经济能力以及地缘政治位置都远远超过海参威。
旅大地区是旅顺口、大连湾一带的统称，它位于辽东半岛南端，东、西、南三面被黄海和渤海包围，其中旅顺港是举世闻名的天然良港，隐蔽险要，终年不冻。中国清政府于1880年开始斥巨资建造旅顺港，作为北洋舰队的海军基地。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清政府失败告终，被迫将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但在俄、法、德三国干涉下，由清政府以3000万两白银赎回。
沙皇俄国对旅大地区觊觎已久，1897年，俄国以“干涉还辽功臣”自居，逼迫清政府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条约规定，旅顺口、大连湾及附近水面租给俄国，为期25年，其中旅顺口为沙俄太平洋舰队基地。
1905年，沙俄在日俄战争中败北，旅大地区转为日本人占有，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对于沙皇俄国和后来的苏联而言，日俄战争的失败无疑是奇耻大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在决定远东未来命运的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明确的要求恢复1904年日本破坏的原属沙皇俄国的各项权益，这一条款堂而皇之的写在了雅尔塔会议关于远东问题的秘密协定中。
苏联想在远东地区有所作为，就必须在中国取得它所需要的利益。就蒋介石而言，他还是希望尽量能够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在1945年6月30日开始的中苏谈判当中，斯大林的态度异常强硬。他在会谈一开始便粗暴地要求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团长宋子文必须把苏美英背着中国签署的雅尔塔秘密文件作为谈判的依据。双方在外蒙古问题、旅大问题和中东铁路归属等一系列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对于外蒙古问题，斯大林坚持把雅尔塔协定中提到的“外蒙古现状必须维持”这一条文解释为外蒙古独立。对于旅大问题，国民政府的底线是不能让苏联单独占有或租借旅顺港并保留中国的主权和全部管辖权。而苏联要求的不只是港口问题，还加上了“陆地和邻近海域”内容。旅顺和大连周围地区虽由中国的民政部门管理，但管理人员的挑选却要由苏联批准；大连城市由中苏共管，大连港口要成为中苏专用的海军基地，而且由苏联管理，旅顺港虽由中苏共同使用，但苏联要求获得行政管辖权。
斯大林很清楚，战争胜利后，在远东问题上有发言权的主要是美国和中国，因此必须要通过与美国的合作与争夺，在中国取得它所需要的利益。而美国人的外交政策也很明确：一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尽量满足苏联的要求，从而换取苏联在东欧特别是波兰问题上对英美的让步。另一方面则尽量扶持中国的大国地位，以便遏制苏联，将苏联在远东的影响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
为了进一步扩大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影响，斯大林当然希望能在远东获得一个不冻港和出海口。不过，斯大林的眼光不止盯在大连和旅顺，他还对日本的北海道和朝鲜半岛的釜山、济州和仁川提出了控制要求。只有控制了这些地区，旅大的战略价值才能体现出来，苏联海军才算有了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出海口。
二战结束后，美苏在远东博弈的结果是，外蒙彻底独立，苏联控制中国的满洲、朝鲜的北部和日本的北方四岛，形成非常有利的防波堤，是帝俄在远东经营以来最辉煌的时刻。
国共内战中共产党在各条战线上的节节胜利从根本上来说改变了远东的政治格局，使得斯大林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即将取得全国政权的新对手。从1947年夏天到1949年初，经过一年半往来电报的沟通和试探，中苏两党领导人的直接会面终于实现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一行受斯大林委托秘密访华，从1月30日至2月8日，他与中共领导人共进行了12次正式会谈。会谈是从新疆、蒙古和东北的一些具体问题谈起的，其中就涉及了旅大问题。
在1949年2月4日毛泽东与米高扬的会谈中，毛泽东曾提出：一位女资产阶级活动家找到他，提出了一个问题，说革命政府在中国掌权之后，对苏联来说再继续保留旅顺口的海军基地已无意义，对中国来说收回这个基地则是一件大事……
但是毛泽东同时指出：这位妇女不懂政治。这个提法不太合适。中国共产党人赞成继续保留这个基地。美帝国主义呆在中国是为了压迫，而苏联留在旅顺是为了保护中国防御日本军国主义。当中国真正强大起来能防御日本侵略时，苏联就无需保留旅顺基地了。
毛泽东以一种委婉的方式向斯大林表明了新中国应该收回旅顺口，但是暂不收回的态度。
对此，米高扬在电报请示斯大林之后是这么答复毛泽东的：关于苏中条约问题，我们认为苏中关于旅顺地区的条约是不平等条约。缔结条约的目的在于阻止国民党勾结日本、美国反对苏联和中国的解放运动。这个条约在某种意义上说对中国的解放运动有利，但是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此，苏联政府决定废除这个条约。等对日和约签订以后，从旅顺撤出军队。如果中国共产党认为立即撤军合适的话，苏联准备实行……
毛泽东以非常委婉的方式提议收回旅大，斯大林的回答非常的直白：1、旅大是中国的；2、如果你们需要收回，我们认为最佳时间是苏联与日本缔结和约之后，如果你们认为需要，我们可以立即交付。
毛泽东显然对苏联承认这个条约是不平等条约的说法始料未及，不过他还是表达了希望苏军能够暂时留在旅大地区的愿望。毛泽东说：“中国人民感谢苏联的这个条约，当我们强大起来时你们再离开中国。”
如果毛泽东表态立即收回，这斯大林站在国家利益的立场上，还不知道憋什么样的坏呢？
与苏联在旅大问题上做出的重大让步相比，斯大林在外蒙古独立这一问题上的态度依然强硬。毛泽东在与米高扬的会谈中曾指出：“此时共产党政权巩固了，一切走上了正轨，这时外蒙古可以宣称，它曾脱离了中国政府，因为那时政府由国民党领导。现今，共产党执政，外蒙古可以与内蒙古联合在一起成为中华民国的成员。”
米高扬明确反对毛泽东的意见。因关系重大，他还专门给斯大林发了电报，斯大林复电说：“外蒙古领导人主张把内蒙古同外蒙古联合起来，在独立的旗帜下成立一个统一的蒙古国。苏联政府表示反对这一计划，因为这要从中国分割出去一连串的地区……”
斯大林的表态太可怕了：如果你们强行收回外蒙，那么，我们就会挑动内蒙和外蒙的合并。
面对斯大林的强硬态度，毛泽东只好表示中国共产党尊重外蒙古的愿望，如果他们不愿意与内蒙古统一，我们并不反对。
毛泽东提出的外蒙古回归中国的问题显然触及了苏联的底线，因此斯大林反应强烈。而旅大地区在斯大林看来并没有外蒙古重要，因此是可以归还中国的，苏联方面居然主动承认与国民政府签署的《关于大连之协定》和《关于旅顺口之协定》是不平等条约。
米高扬访华是中苏两党高层的第一次正式会面，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并没有达成什么实质性的协议，但斯大林大体摸清了毛泽东在国家利益层面的立场：要回一切应该要回的东西。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315节
对于斯大林来讲，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的壮大，就有利的角度讲，是国际共运意识形态的胜利，就负面而言，苏联的利益被严重挑战。
所以，从狭隘的苏联利益言，斯大林反对解放军过江，因为南北朝的中国是不可能向苏联提出领土要求的。
可是，不信邪的毛泽东愣是发起了渡江战役，而美国竟然没有干涉，这一刻，估计斯大林内心恨的一个劲咬牙，恨共产党的大发展、恨杜鲁门不争气。
毛泽东那时非常清楚，斯大林根本就不信任他。他在私下里曾开玩笑说，他不在乎斯大林是不是信任自己——他还被认为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但是，毛泽东依然需要斯大林的认可，依然希望能在莫斯科获得某种形式的尊重。1949年4月，他向斯大林驻北京的私人代表伊万•科瓦廖夫中将表达了有意访苏的想法。这一次，尽管斯大林再次拒绝了毛泽东的请求，但莫斯科的反应似乎温和得多——公开称赞毛泽东是伟大的中国革命领导人。
1949年12月，毛泽东终于得到了让他期盼已久的访问邀请，赴莫斯科庆祝斯大林70岁生日为名巩固斯大林对苏联乃至共产主义阵营的长期领导。
为给斯大林祝寿，中共中央委托中央办公厅选定和筹集赠送给斯大林的祝寿礼品。江青闻讯后迫不及待地插手选送礼品一事，她再三建议，带些能表明中国国情的礼品去：首先是山东的大白菜、大葱、大白萝卜，其次是绣有斯大林形象的湘绣制品、景德镇陶瓷、浙江龙井茶、杭州刺绣、江西的竹笋等。
江青的选择也非常的有道理。
毛泽东对江青插手选送礼品极为恼火。一次，他问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出国带的礼品选好了吗？”杨尚昆说：“选了一些，江青同志正在帮我们一起选。”毛泽东一听，脸色顿时就沉了下来。杨尚昆连忙解释道：“ ，这是我们找江青同志帮助办的。”毛泽东挥了挥手，口气很严厉：“你们不要找她，她不懂这方面的事，这是和外国人打交道。”杨尚昆继续解释：“江青同志最近刚从苏联回来，有些情况她可能比较了解。”毛泽东真动了气，声色俱厉地说：“你们怎么非要她插手呢？”杨尚昆见毛泽东如此生气，只好按毛泽东的意见办。
毛泽东第一次出访斯大林，代表的是新的国家的第一次隆重出访，代表的是毛泽东对于苏联、对于斯大林的感情。
最后，礼品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足有两车皮。一车皮是山东的大葱，一车皮是江西的蜜橘。
送蜜橘很好理解，但用大葱作礼品却让人费解。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组长阎明复后来解释说，山东人打架的时候，给他吃大葱马上不打了。“共产国际时代苏联做了很多工作帮助我们，但在斯大林时代也做了很多对中国革命不利的事情。双方之间，用毛泽东的话来讲，就是总有一肚子气。”他说，毛泽东是想用大葱这个方式来消气。
我个人不同意阎明复的理解。
中国产蜜桔额的省份比较多，江西虽然重要，毕竟还有其他省，为什么是江西的蜜桔？
山东人固然喜欢吃大葱，但，山东人的爱好多的很，特产也多得很，比如肥城的桃，比如山东半岛的花生，好像都比大葱体面的很。
我个人认为，江西的蜜桔代表江西革命在中国革命里的特殊位置，大葱代表山东的个性，因为中国近代革命的重要节点就是巴黎和会对山东问题的处理。
山东又是孔子的故乡，以大葱代表中国人生生不息的民族气节。
革命的蜜桔、传统的大葱，毛泽东给斯大林的是一个革命胜利后的中国的两大土特产代表。
毛泽东访苏，其主要目的是废除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苏联重新缔结盟约。但是斯大林从一开始就反对改变原有的中苏条约，他在1949年12月16日与毛泽东的第一次会谈中指出：众所周知，苏中之间是根据雅尔塔协议缔结这个条约的……鉴于这一情况，我们在小范围内决定暂时不改动这项条约的任何条款，因为哪怕改动一款，都可能给美国和英国提出修改条约中涉及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等条款的问题提供法律上的借口。因此要寻求一种可行的办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即形式上保留苏联在旅顺驻军的权利，但按照中国政府的建议，撤出那里的苏联军队。最好是根据中国方面的请求采取这样的措施。
不过，在毛泽东的强硬态度面前，斯大林不得不同意签订新条约。
中共代表团与苏联关于旅大问题的谈判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率领庞大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并于22日参加了斯大林与毛泽东的第三次正式会谈，旅大问题依然是这次会谈的重要问题。
斯大林：对的。我们认为，旅顺口条约是不平等的。
毛泽东：但是，改变这个协定要牵扯到雅尔塔会议的决定？！
斯大林：是的，要牵扯到———那就见它的鬼吧！既然我们已选择了修改条约的立场，那么就要走到底。当然，这对我们会有些不便，我们不得不同美国人作斗争了。但是，我们已经不在乎这些了……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需要考虑考虑。我们同意斯大林同志的意见。我们认为，在签订对日和约以前，旅顺口协定应继续有效，签订对日和约后失效，苏军撤走。但是，希望在旅顺我们进行军事合作，我们也可以训练自己的海军。
斯大林：大连问题。我们不打算在大连保留苏联的任何权利。
毛泽东：大连是否保留作为自由港？
斯大林：既然我们放弃自己的权利，那么，中国应当自己决定大连问题：它是自由港或者不是……
毛泽东：我们认为，旅顺口可以作为我们军事合作的基地，而大连可以作为苏中经济合作的基地。大连有许多企业，没有苏联的帮助我们没有能力经营。我们要在当地发展经济合作。
斯大林：就是说，旅顺口协定在签订对日和约以前依然有效。签订和约以后现协定失效，俄国撤走自己的军队，我可以把说过的意思这样归纳吧？
就旅大问题而言，简而言之，毛泽东和斯大林在两方面达成了一致意见：（1）宣布在签订对日和约之前旅顺口和约依然有效，对日和约签订后，苏军撤出旅顺；（2）苏联放弃在大连的权利，由中方决定大连的问题。
1月23日，中苏双方代表开始谈判，关于旅大问题经过双方讨论确认达成以下协定，缔结对日和约后，但不迟于1952年底，苏联军队撤出旅顺海军基地；在苏军撤退及移交之前，成立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管理旅顺口地区的军事事宜，而民事行政直属中央政府管辖；大连的行政权力及苏联借用和租用的所有财产立即移交中国；大连港的问题待对日和约签订后处理。
到此，中苏谈判好像皆大欢喜，可是，协定还规定，一旦缔约国一方受到日本或其他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侵略因而被卷入军事行动时，经中国政府同意，苏军可与中国共同使用旅顺海军基地。
苏联的意思是说，如果中日之间、苏日之间发生战争，苏联将继续使用中东铁路和旅大军事基地。
这是一个非常要命的“备注”！
不算东北的抗日联军，仅仅就主力红军而言，他们和日军在关内就打了八年，即使武器落后、后勤困难，他们以巨大的牺牲收复了广阔的国土。历史发展到1950年1月，毛泽东领导的解放军和刚刚获得新生的共和国会担忧日军的威胁？
谁信呢？
1905年，日本确实在远东单挑打败了俄罗斯，这对于俄罗斯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耻辱。但是，自从苏联建立后，苏联红军对于日军就是每战必胜，胜的干净利索。
以1950年苏联对于日本压倒性的综合国力以及苏联红军占领日本北方四岛的现实，日军能够威胁苏联？
鬼都不信！
所以，“一旦缔约国一方受到日本或其他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侵略因而被卷入军事行动时”，这里头真正的字眼并不是“日本”而是“其他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侵略”，这个“其他与日本相勾结”的国家，当然是指美国。
以1950年美国的综合力量，无论苏联还是中国，都是极端沉重的压力。
那么，为什么不直白的点出美国呢？
美国、苏联、中国的蒋介石和中国的毛泽东都曾经是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战友，现在分裂为两大阵营，但，毕竟没有直接的撕破脸，中国和苏联签订一个向世界宣布的条约，当然不能直接点名美国。
也就是说，1950年的中苏两国在达成旅大归还中国的同时，出于共同对抗美国在远东军事威胁的需要，预留了允许苏联红军继续使用旅大的条件。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316节
斯大林是一个非常难缠的人，迫于形势，他被毛泽东逼迫吐出了中东路和旅大，这是帝俄以来在远东的第二次巨大挫折。
就斯大林这种人，苏联红军付出巨大牺牲占领的土地和利益，能够心甘情愿的在谈判桌上丢失？
所以，斯大林在答应归还旅大的1950年1月，就在朝鲜半岛给毛泽东和中国挖坑了。
1945年7月波茨坦会议召开时，各大国设想的对日战争战区划分：由美国全歼太平洋地区和日本本土的日军，由苏联对付驻扎在中国东三省的关东军，由中国军队歼灭除东三省以外驻扎在中国大陆的其他日军。会议对各国军事行动区域大体作了上述划分，但究竟由谁来解决朝鲜半岛的日军问题没有提及。
请注意，朝鲜半岛是一个非常大的半岛，因为这个半岛和日本列岛环绕着日本海，是日本本土连接满洲的重要通道，无论美国还是苏联都不会忘记朝鲜。之所以没有提及，不是战略家的忽略而是战略家的“故意忽略”。
朝鲜半岛是大陆的一部分，直接与苏联邻接，苏联只要愿意，就很容易抢在美国之前占领朝鲜。
美苏之所以都不愿意明确划分朝鲜战区，就在于他们对于和日军作战的难度、牺牲没有明确的预测，他们都有一个进退自由的盘算：如果牺牲过大，那么，就把朝鲜推给对方，如果自己在战场非常顺利，那么，就利用“模糊协议”强行占领朝鲜。
当时日本管理的朝鲜，原本就体系有些乱。在行政区划上，朝鲜已被日本列为日本版图的一个行省——美军有理由占领，而朝鲜半岛上的日军又隶属于驻扎在东三省的关东军——苏联红军也可以借消灭关东军序列的日军而进军朝鲜。
也就是说，如果美军进展顺利，他可以以朝鲜已被日本列为日本版图的一个行省为借口进军朝鲜，如果苏联红军进展顺利，也可以以而朝鲜半岛上的日军隶属于关东军序列而进攻朝鲜。反过来，如果进军不顺利，美军和苏联红军也可以来回的踢皮球。
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朝鲜半岛被沿北纬“三八线”分割了。
二战结束后，美苏在激烈争夺的同时也小心翼翼的拉开相互的距离，尽量“采取代理人争夺体制”，因为两个国家的实力都太大，而且，随着战争的胜利两国都有过于强烈的民族自尊，万一在直接的争夺里吃了亏，为了民族尊严就要死掐，这美苏如果正面热战，妈妈的，这世界可真乱套。
斯大林、杜鲁门虽然比较难玩，毕竟不是希特勒和东条英机，他们一定要为自己代表的集团负责，至于中间地带，对不起，是获得和平还是战争，就只能根据大国的需要了。
可以肯定地说，苏美双方最初都不想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发生正面冲突。北朝鲜政府刚成立，苏联就在未照会美国的情况下，于1948年底实施单方面全部撤军。这种境况，使得美国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日军已投降，苏军已撤离，美军没有任何理由滞留在朝鲜半岛。因此，美国国防部下达了撤军命令。李承晚极力挽留，流露出在美军撤离后对 可能组织军事进攻的担忧。最后，经麦克阿瑟同意，美军将撤军时间延迟半年，并帮助李承晚训练了约5万人的部队。
李承晚、 都想统一全国，而且都有采用军事手段达到目的的强烈愿望，这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问题，这是国家兴旺发达的大前提。可是，他们的力量都太小了，为此，双方展开了争取外援的较量。苏军撤离后，最早作出反应的是 。1949年3月，他以签订经济文化协定的名义访问了莫斯科。在同斯大林的谈话中， 问：将来统一了怎么办?我是否应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半岛统一问题?斯大林答，绝对不能采取军事行动，你要多搞点宣传，做好群众思想工作，多在舆论上作些文章。同时，要做好军事准备，除非李承晚首先进攻，如果你反击过去，将他打败，这样的统一是可以接受的。
斯大林从内心深处不想由苏联来承担挑起这场战争冲突的责任，而且，他也不想在朝鲜半岛挑起冲突。苏军撤离时，仅给北朝鲜留下巡逻艇、机枪等武器用于维护社会治安，而将飞机、坦克、大型军舰等重型武器全部带走。美国方面亦然。
在莫斯科， 没有如愿，悻悻返回，后来他又派朝鲜人民军总政治部主任金一悄悄来到中国，时间大概在4月底。那时，毛泽东还没有进北平，住在香山别墅。在香山，金一见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他说，据我们掌握，解放军东北部队中有很多朝鲜族战士，你们的仗打得也差不多了，人民军缺员严重，能否让他们回去?毛泽东回答没问题，我们现在有3个由朝鲜族战士充实的整编师，都是林彪四野的部队，它们是164师、166师，分别驻扎在东北的沈阳、长春;另外一个师随林彪南下，正在打仗。你们可把东北的两个师先带回去，待中国战事结束，再把另一个师带走。你们想运用军事手段解放南朝鲜，解决统一问题，这个原则没错，我也是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现在，我们统一大业尚未完成，等我统一了，再去帮你统一。
毛泽东的回答非常实在：我非常感谢朝鲜的同志们对我们的帮助，我也非常珍惜感情，所以，你们可以带走属于你们的两个师，但，我们还没有办法对你们进行帮助，等我们胜利，就李承晚那点力量，是打不过我们的。
对此当然不高兴，但中共讲的也有道理，中国有自己要解决的问题。
可， 是比较性急的，既然毛泽东对于朝鲜的思考是中国革命成功之后，那么，就寻求斯大林的帮助。
大约在1949年7月份，美军刚刚撤离时， 就给斯大林拍电报，提出在瓮津半岛实施作战的计划。瓮津位于朝鲜半岛西部探出的一个小角，半岛的三分之一处于三八线以南。 意在投石问路：在此地先打一仗，看看各方的反应，如果美国没有动作，他就可将部队投放在三八线，一线排开，全线推进，争取一个星期内攻占南朝鲜。苏联驻朝鲜大使捷科夫看了电报，感到很满意，认为这样做进可攻，退可守，回旋余地大，就将计划报到莫斯科。斯大林考虑再三，前后用了两个月时间，于9月24日主持召开苏共中央政治局专题会议，否决了这个计划，理由是：瓮津作战势必引发一场战争，况且现在也没有做好任何军事斗争准备，希望北朝鲜要一如既往地抓好宣传，和平统一朝鲜半岛。
斯大林坚持不打第一枪， 非常苦闷。
1949年10月，中共建立共和国， 又给毛泽东拍电报，说你们战事结束，下面该轮到我了。
你们革命成功了，请落实你的承诺。
毛泽东感觉很难答复，因为四川、云南、广州、台湾、西藏等地尚未收复。于是，毛泽东给斯大林发电报，说明情况，请斯大林出面帮助解释。
11月5日，斯大林复电，答应 的工作由他来做。
估计， 是窝囊的没有办法。
毛泽东真心支持 ，因为毛泽东骨头里是一个汉族的大丈夫。大丈夫可以坑人，但不能坑朋友，除非朋友成了叛徒。
毛泽东拖延对朝鲜的帮助是因为中国的内战还没有结束，蒋介石的国民党还掌握着广阔的地盘，面积人口军队都远远超过整个的朝鲜半岛。
就国际共运而言，毛泽东的决策是正确的。
斯大林一直怀疑毛泽东是民族主义者，毛泽东当然是民族主义者，但，毛泽东也确实是共产主义者，他对共产主义事业有真诚的追求，相反，斯大林倒是大国沙文主义思想非常的狂热。
二战后期，斯大林在欧洲、在远东，不停的分解民族国家，德国、中国、朝鲜都被分解为两截。
毛泽东是一个明白人，他即使没有看破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的龌龊，但，也知道渡江战役发起后，美英直接介入的巨大风险。
为了应对可能的巨大风险，为了应对中美的直接军事对抗，毛泽东在将淮海战役总前委顺势改称渡江战役总前委的同时，还有一个巨大的举措：改组华东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