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楼主：yc雨花石
时间：2019-05-28 13:08:27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268节
黄继光，1931年出生于四川中江县一个山村，家境贫困而父亲很早去世，他10岁就给地主打工。因为地理的影响，直到1949年11月南下大军解放四川，他才投入革命。抗美援朝爆发后，停止军人复员并大量征兵，1951年3月，黄继光参军在15军45师135团2营6连任通讯员。
1952年7月，黄继光加入青年团并荣立三等功一次。
1952年10月19日，在上甘岭，黄继光完成了他本人，更是中国军人惊天地动鬼神的事业。
在上甘岭，我们没有飞机，也没有战车，也没有足够的大炮，甚至于没有足够的反坦克手雷。当时前沿阵地上的战士们惟一希望的是多给配点手雷，因为这个东西“一炸一片”，炸碉堡也比手榴弹威力大多了。可是，黄继光手里仍然只有一颗手雷，因为这个东西我们造不出来。美国人可以动用B-29去轰炸一辆自行车，而我们手里的反坦克手雷只能留给敌人的坦克，用来炸碉堡就算是很奢侈了。当年的美国随军记者贝文•亚历山大写道：“（中国）部队进攻时，通常主要依靠轻兵器、机枪和手榴弹。只有对付最有利的目标时，才肯动用迫击炮。”
可是，我们赢得了上甘岭。原本是二等部队的15军45师，基本上打光，但是她从此昂首跨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等主力的行列，因为她的战绩是——上甘岭。
上甘岭的对决，挑战了军事家可以理解的沙盘推演，唯一的解释就是有信仰在。
从1927年发端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迎来他90岁的光辉2017年，铭刻在军旗上的“特级战斗英雄”仅仅有杨根思和黄继光。
杨根思是江苏泰兴人，出生于1922年11月6日，比出生于10月24日的毛岸英小13天。杨根思在8岁的时候父母去世成为孤儿，12岁，也就是1934年随哥哥到上海在资本家的地毯工厂做童工。杨开慧牺牲后，毛岸英兄弟来到上海，也曾经流浪街头。
同是天涯流浪人。
1941年，杨根思打工的地毯工厂关闭，他回乡后又给地主家做“牛倌”。
1944年2月，杨根思加入新四军，成为老1团1营3连3排9班的一名新战士，开始了南征北战的生活，1945年11月入党，历任华东第1纵队第1师副班长、班长、副排长、排长，第20军第58师第172团1营3连副连长、连长。杨根思作战英勇顽强，荣立大功一次，两次被评为战斗模范，荣获“爆破英雄”、“ 华东一级人民英雄”、“ 华东三级人民英雄”等称号。1950年9月，杨根思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是全国有名的战斗英雄。
抗美援朝打响后，20军在九兵团编制下入朝，参加了第二次战役对长津湖地区的美海军陆战1师、美步7师的分割围歼。杨根思率本连3排的任务是攻占咸镜南道长津郡下碣隅里外围1031高地东南小高岭阵地，并在攻战后坚守，这里被围美军南逃的唯一通道，是志愿军的必守之地。
11月29日拂晓，战斗打响。美军一个营的兵力，在4架飞机、30余门火炮、8辆坦克的配合下,对仅有一个排兵力据守的小高岭高地先后发动了多次冲锋。美军动用了包括凝固汽油弹、重磅炸弹在内的一切手段，对小高岭高地进行了密集的长时间的反复轰炸。杨根思仅仅以一个排的兵力、简单的步兵轻武器、依靠抢修起来的简单野战工事顶住了一个营美军的七次冲锋，最后阵地上只剩下6名战士了。
为夺路，美陆战1师用一个营的兵力发起了集团冲锋，杨根思带领战士们再一次打退了美军的第八次冲锋，阵地上也仅剩他和一个战士了。
为保护武器，杨根思让战友带重机枪撤下阵地，抱起仅剩的一包炸药冲向敌人。一声巨响，英雄杨根思与40多个美军同归于尽。
杨根思牺牲于1950年11月29日，在这之前的11月25日上午，毛岸英已经死于美军的轰炸。
这一对同龄的在上海滩流浪的中国男孩都死在朝鲜战场。
如果说杨根思是受党教育多年的久战精兵，那么，1951年3月才参军的黄继光是最标准的新兵，肯定没有接受过系统的训练，竟然壮烈在上甘岭，唯一的解释就是新旧社会的两重天。
曾经被西方列强轻蔑的战士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遥远的朝鲜战场，面对着武器配备、后勤保障无与伦比的美军，他们从不和自己的祖国讲条件，没有任何奢求，决不会因为没有空中支援就放弃进攻，决不会埋怨炮兵火力不够，决不会怪罪没有足够的给养，只要一息尚存，他们就绝不放弃自己的阵地，他们身着单衣在长津湖零下20华氏度的气温里整夜潜伏，他们可以在烈火中一动不动，他们中的每个人都随时准备着拎起爆破筒和敌人同归于尽……
上甘岭，不是一两个伟人的胜利，也不是几十个将军的胜利。当一个辉煌了两千年的民族破落后重新找回自信的时候，这种力量是巨大的。伟人与将军们所做的，只不过是合理地利用了这股力量。
共产主义的中国的崛起遇到了刚刚民族独立的资本主义的印度，因为地缘政治，二者对于“落后国家崛起的旗手”的位置必然展开激烈的争夺。
印度是文明古国，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而且古代印度的文明是对中国产生深刻影响的，佛教是古印度创造的而深刻影响中国的。
雨花石不敢数典忘祖，但我承认在古代世界的思想交流里，是印度启迪了中国而不是中国启迪了印度。
佛教对于中国古文化的影响太深刻了，四大文学名著的核心正面人物都有佛教缘：《三国演义》关羽在玉泉山的普净、《水浒传》鲁智深最后成佛圆寂、《红楼梦》贾宝玉最后出家，然后就是《西游记》，那就是佛的故事了。
你说，一个有学问的印度人，是否比较骄傲？
有些朋友可能说，就印度人还看不起中国人，姥姥，他们被英国人完全殖民地而我们还维持了名义上的领土完整和独立，怎么讲我们也比他印度有底气吧！
错了，这种对于印度民众心理的理解错了，错的一塌糊涂。
每一个民族在独立发展的时候都是自信的，在对外发展里一旦战胜、征服周边民族往往就有民族自豪感，如果没完没了的胜利，很容易就“堕落”为民族优越感。
在这里，我用了三个词：民族自信、民族自豪、民族优越。
一个没有“自信”的人、集团、民族都是没有希望的，一个人、一个集团、一个民族老是不能“自豪”也是要沉默的。
鲁迅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所以，有见识的政治家，一定要发现并鼓吹民族自豪，如果没有，就想办法制造一个，比如，奥运会弄个奖什么的，如果实力足够，也可以举办一次奥运会。
20世纪80年代后期，雨花石读高中，在那个狂热政治的时代，在那个狂热文学的时代，诺贝尔奖是我们最沉垫垫的期盼。
为什么呢？简单，国家贫困而且落后，连刘华清都垫着脚眼巴巴“馋”航空母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热血青年总不能都闲着吧？可，连刘华清都见不到航空母舰，我们都一窝蜂造航母也不合适是不是？穷文富武的，青年们文学兴国增加民族自信、自豪总可以吧？所有嘛，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大家都一窝蜂的读经典、学经典，连电视剧都四大文学了——没有如此肥沃的民众心理，你拍的多好也不行。
第1268节
黄继光，1931年出生于四川中江县一个山村，家境贫困而父亲很早去世，他10岁就给地主打工。因为地理的影响，直到1949年11月南下大军解放四川，他才投入革命。抗美援朝爆发后，停止军人复员并大量征兵，1951年3月，黄继光参军在15军45师135团2营6连任通讯员。
1952年7月，黄继光加入青年团并荣立三等功一次。
1952年10月19日，在上甘岭，黄继光完成了他本人，更是中国军人惊天地动鬼神的事业。
在上甘岭，我们没有飞机，也没有战车，也没有足够的大炮，甚至于没有足够的反坦克手雷。当时前沿阵地上的战士们惟一希望的是多给配点手雷，因为这个东西“一炸一片”，炸碉堡也比手榴弹威力大多了。可是，黄继光手里仍然只有一颗手雷，因为这个东西我们造不出来。美国人可以动用B-29去轰炸一辆自行车，而我们手里的反坦克手雷只能留给敌人的坦克，用来炸碉堡就算是很奢侈了。当年的美国随军记者贝文•亚历山大写道：“（中国）部队进攻时，通常主要依靠轻兵器、机枪和手榴弹。只有对付最有利的目标时，才肯动用迫击炮。”
可是，我们赢得了上甘岭。原本是二等部队的15军45师，基本上打光，但是她从此昂首跨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等主力的行列，因为她的战绩是——上甘岭。
上甘岭的对决，挑战了军事家可以理解的沙盘推演，唯一的解释就是有信仰在。
从1927年发端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迎来他90岁的光辉2017年，铭刻在军旗上的“特级战斗英雄”仅仅有杨根思和黄继光。
杨根思是江苏泰兴人，出生于1922年11月6日，比出生于10月24日的毛岸英小13天。杨根思在8岁的时候父母去世成为孤儿，12岁，也就是1934年随哥哥到上海在资本家的地毯工厂做童工。杨开慧牺牲后，毛岸英兄弟来到上海，也曾经流浪街头。
同是天涯流浪人。
1941年，杨根思打工的地毯工厂关闭，他回乡后又给地主家做“牛倌”。
1944年2月，杨根思加入新四军，成为老1团1营3连3排9班的一名新战士，开始了南征北战的生活，1945年11月入党，历任华东第1纵队第1师副班长、班长、副排长、排长，第20军第58师第172团1营3连副连长、连长。杨根思作战英勇顽强，荣立大功一次，两次被评为战斗模范，荣获“爆破英雄”、“ 华东一级人民英雄”、“ 华东三级人民英雄”等称号。1950年9月，杨根思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是全国有名的战斗英雄。
抗美援朝打响后，20军在九兵团编制下入朝，参加了第二次战役对长津湖地区的美海军陆战1师、美步7师的分割围歼。杨根思率本连3排的任务是攻占咸镜南道长津郡下碣隅里外围1031高地东南小高岭阵地，并在攻战后坚守，这里被围美军南逃的唯一通道，是志愿军的必守之地。
11月29日拂晓，战斗打响。美军一个营的兵力，在4架飞机、30余门火炮、8辆坦克的配合下,对仅有一个排兵力据守的小高岭高地先后发动了多次冲锋。美军动用了包括凝固汽油弹、重磅炸弹在内的一切手段，对小高岭高地进行了密集的长时间的反复轰炸。杨根思仅仅以一个排的兵力、简单的步兵轻武器、依靠抢修起来的简单野战工事顶住了一个营美军的七次冲锋，最后阵地上只剩下6名战士了。
为夺路，美陆战1师用一个营的兵力发起了集团冲锋，杨根思带领战士们再一次打退了美军的第八次冲锋，阵地上也仅剩他和一个战士了。
为保护武器，杨根思让战友带重机枪撤下阵地，抱起仅剩的一包炸药冲向敌人。一声巨响，英雄杨根思与40多个美军同归于尽。
杨根思牺牲于1950年11月29日，在这之前的11月25日上午，毛岸英已经死于美军的轰炸。
这一对同龄的在上海滩流浪的中国男孩都死在朝鲜战场。
如果说杨根思是受党教育多年的久战精兵，那么，1951年3月才参军的黄继光是最标准的新兵，肯定没有接受过系统的训练，竟然壮烈在上甘岭，唯一的解释就是新旧社会的两重天。
曾经被西方列强轻蔑的战士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遥远的朝鲜战场，面对着武器配备、后勤保障无与伦比的美军，他们从不和自己的祖国讲条件，没有任何奢求，决不会因为没有空中支援就放弃进攻，决不会埋怨炮兵火力不够，决不会怪罪没有足够的给养，只要一息尚存，他们就绝不放弃自己的阵地，他们身着单衣在长津湖零下20华氏度的气温里整夜潜伏，他们可以在烈火中一动不动，他们中的每个人都随时准备着拎起爆破筒和敌人同归于尽……
上甘岭，不是一两个伟人的胜利，也不是几十个将军的胜利。当一个辉煌了两千年的民族破落后重新找回自信的时候，这种力量是巨大的。伟人与将军们所做的，只不过是合理地利用了这股力量。
共产主义的中国的崛起遇到了刚刚民族独立的资本主义的印度，因为地缘政治，二者对于“落后国家崛起的旗手”的位置必然展开激烈的争夺。
印度是文明古国，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而且古代印度的文明是对中国产生深刻影响的，佛教是古印度创造的而深刻影响中国的。
雨花石不敢数典忘祖，但我承认在古代世界的思想交流里，是印度启迪了中国而不是中国启迪了印度。
佛教对于中国古文化的影响太深刻了，四大文学名著的核心正面人物都有佛教缘：《三国演义》关羽在玉泉山的普净、《水浒传》鲁智深最后成佛圆寂、《红楼梦》贾宝玉最后出家，然后就是《西游记》，那就是佛的故事了。
你说，一个有学问的印度人，是否比较骄傲？
有些朋友可能说，就印度人还看不起中国人，姥姥，他们被英国人完全殖民地而我们还维持了名义上的领土完整和独立，怎么讲我们也比他印度有底气吧！
错了，这种对于印度民众心理的理解错了，错的一塌糊涂。
每一个民族在独立发展的时候都是自信的，在对外发展里一旦战胜、征服周边民族往往就有民族自豪感，如果没完没了的胜利，很容易就“堕落”为民族优越感。
在这里，我用了三个词：民族自信、民族自豪、民族优越。
一个没有“自信”的人、集团、民族都是没有希望的，一个人、一个集团、一个民族老是不能“自豪”也是要沉默的。
鲁迅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所以，有见识的政治家，一定要发现并鼓吹民族自豪，如果没有，就想办法制造一个，比如，奥运会弄个奖什么的，如果实力足够，也可以举办一次奥运会。
20世纪80年代后期，雨花石读高中，在那个狂热政治的时代，在那个狂热文学的时代，诺贝尔奖是我们最沉垫垫的期盼。
为什么呢？简单，国家贫困而且落后，连刘华清都垫着脚眼巴巴“馋”航空母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热血青年总不能都闲着吧？可，连刘华清都见不到航空母舰，我们都一窝蜂造航母也不合适是不是？穷文富武的，青年们文学兴国增加民族自信、自豪总可以吧？所有嘛，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大家都一窝蜂的读经典、学经典，连电视剧都四大文学了——没有如此肥沃的民众心理，你拍的多好也不行。
楼主：yc雨花石
时间：2019-05-28 13:08:27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269节
可是，文学这个玩意，尤其是长篇小说，这个玩意的创造，一个发端是作者的悲苦，另一个发端是民族的悲苦，否则就没有深度。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说：“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文中的“俶傥”的意思是“豪迈不受拘束”。
这写流芳千古的东西，必须有天分——信马由缰的乱跑是不可以的——还必须“倒霉”，因为只有“倒霉”才可以“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那，问题来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进步太快，雨花石小时候满眼的红高粱、谷子地，到如今，我们一个4万人的乡镇，你找一棵谷子、半亩高粱也不可能了，这镰刀割麦子正找到一点感觉呢，突然就收割机了，就联合收割机了。
今日的我们那旮旯的农村，一个中午就可以收获几十亩地麦子，而主人竟然可以不进地，比地主都地主，而且，还可以叫粮食贩子直接地头交易。
雨花石曾经两个小时收获、出售7亩地的麦子，然后轻松惬意的回家喝啤酒。
有些朋友可能说，这怎么就影响创作呢？
他怎么就不影响呢，我的朋友们，一部伟大的作品是必须反映生活的实践的，你生活变化的如此的快，积累的东西、经验的东西很快就被淘汰了，你写到作品里就成了历史题材，意义就不大了。
新时代写作品还有一个麻烦：没有痛苦感或者痛苦感被稀释的没有实际感。
伟大的作品都是“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可现实的生活是跨越式向上发展，连小县城的夜晚都是灯火通明笙歌燕舞的“小呀小苹果”大妈们满城热舞，你怎么痛苦？痛苦血脂高、血糖高还是昨儿个饭局喝的有点高？
有些朋友说：祁同伟痛苦！
是的，和有家庭背景的陈海等等同学相比，祁同伟有理由痛苦，但，如果汉东大学政法系毕业生因为分到岩石山司法所工作而痛苦，大部分中国人是感觉到好笑的：你也太不知足了。如果把这玩意写到作品里呻吟，那些大学毕业后满世界自我谋生为了一个岗位考了多年还不能实现的人，怎么办？
新时期文学遇到了文学发展历史上最大的问题，随着影视剧的全面影响生活，小说，必须服从影视剧的创造要求，某种程度讲已经成为影视剧的仆从式底本。
影视作品最大的优势就是声光，这是任何文学作品都无法取代的。对于大部分民众而言，阅读的乐趣远远不及影视。而且，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优秀的文学作品一般都会被拍为影视，但其影响是否扩大，这个就只能看影视作品的拍摄能力了。反过来，即使一部文学作品并不优秀，在拍摄影视作品时，如果演员演技高妙或者扮相惹人怜爱，一般也能获得较高收视率。比如，雨花石现在欣赏《北方大地》是因为颜丹晨、欣赏《民兵葛二蛋》是因为阎娜、童瑶。
有相当部分文学作品的被阅读是因为被拍摄成功了影视作品，甚至于影视作品成功之后而文学原著仍然不温不火。
比如，雨花石非常欣赏殷桃的《历史的天空》，但确实没有看过原著。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30年间，伴随着经济的大跨越，艺术获得巨大的发展，文学的阵地却日益萎缩，其关键处，就是社会变革的急剧上升降低了文学作品的吸引力，致命的原因是影视的大发展。
大约是1987年的冬天，我读了《红高粱》原著，惊诧于“我奶奶”牺牲时的描写：“还是我的父亲最先发现我的奶奶，父亲靠着某种神秘力量的启示，在大家都目不转睛地盯着缓缓逼近的汽车时，他往西一歪头，看到奶奶像鲜红的大蝴蝶一样款款地飞过来。……奶奶飘然而起，跟着鸽子，划动新生的羽翼，轻盈地旋转。黑土在身下，高粱在身上。奶奶眷恋地看着破破烂烂的村庄，弯弯曲曲的河流，交叉纵横的道路；看着被灼热的枪弹划破的混沌的空间和在死与生的十字路口犹豫不决的芸芸众生。”
这种笔法，非常意外的类似川端康成的《雪国》里叶子的死的描写：“消防队员把一台水泵向着死灰复燃的火苗，喷射出弧形的水柱。在那水柱面前突然出现一个女人的身体。她就是这样掉下来的。女人的身体，在空中挺成水平的姿势。岛村心头猛然一震，他似乎没有立刻感到危险和恐惧，就好像那是非现实世界的幻影。僵直了的身体在半空中落下，变得柔软了。然而，她那副样子却像玩偶似的毫无反抗，由于失去生命而显得自由了，在这瞬间，生与死仿佛停歇了。如果说岛村脑中也闪过什么不安的念头，那就是他曾担心那副挺直了得女人的身躯，头部会不会朝下，腰身或膝头会不会折曲。看上去好像有那种动作，但是她终究还是直挺挺地掉落了下来。”
对于1987年的雨花石等青年人，阅读着川端康成的《雪国》，是何等的五味杂陈，人家川端康成能够诺贝尔一下子，我们就为什么不可以？尤其是，川端康成是日本人。
诺贝尔文学奖最早颁布于1901年，在1987年之前，亚洲共有泰戈尔在1913年、阿格农在1966年、川端康成在1968年获得这一世界大奖。
泰戈尔是印度人，印度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他们的知识分子可以娴熟的使用英语，阿格农出生在波兰长期在欧洲生活，他们的作品确实拥有被西方接受的客观优势。对于他们两个，中国青年可以自欺欺人的解脱，唯独受不了的是川端康成的获奖，因为，他是日本人。
司马迁说：苦难的结果是圣人发愤。
百年中国的苦难超过日本万万倍，中国的青年也在感受着民族不振的痛苦，即使因为方方面面的限制，我们不能上天入地，难道我们连“技巧的表达痛苦”都不会吗？
川端康成的成就给予我们太多的耻辱！日本人在战场上打败我们、在经济上战胜我们，难道，连表达痛苦我们都不会吗？
20世纪的80年代，是中国文艺青年的悲愤时代，然后，伴随着经济的大发展、社会的大发展、生活的大发展，文学欣赏的热度就快速退潮了。
文学欣赏 是一个非常艰涩的感觉，当然也是一个美妙的感觉，问题是，在这个时间比较紧张而休闲选择太多的时代里，在蔼蔼的黄昏里欣赏文心雕龙确实是高雅的、难得的。
在今天，几乎没有人特别的关注优秀的作品——雨花石已经相当时间没有特意的欣赏文学了——这是因为目不暇接的伟大成就填补了我们的民族自豪的心理需求。
1956年毛泽东长江畅想：“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1965年5月，毛泽东在《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里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2012年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水力发电站和清洁能源生产基地。
关于三峡枢纽的兴建确实有一些副作用，但，他更有巨大的正能量，从孙中山到毛泽东都有一个长江开发的梦想，这个梦想终于实现了。
2009年3月1日16时13分，嫦娥一号卫星在控制下成功撞击月球。为我国月球探测的一期工程，划上了圆满句号。
2012年7月，“蛟龙”号在马里亚纳海沟试验海区创造了下潜7062米的中国载人深潜纪录，同时也创造了世界同类作业型潜水器的最大下潜深度纪录。这意味着中国具备了载人到达全球99．8%以上海洋深处进行作业的能力。
除我国外，目前世界上只有美国、俄罗斯、日本、法国拥有深海载人潜水器。
“西江石壁”屹立而“九天揽月”而“五洋捉鳖”，我们已经有太多的民族自豪！
2017年4月26日，中国国产航母正式下水，距离1917年6月英国将巡洋舰改装为世界第一艘航空母舰“暴怒”号已经百年。
这一日，是中国大崛起的标志，但，这一日的中国在平和里渡过，因为太多的成就已经习惯了民族的自豪。
中国已经崛起，大批的有志青年已经不刻意民族自豪感了。
我们充满了自信，我们创造着自豪，我们能够平和的生活。
第1269节
可是，文学这个玩意，尤其是长篇小说，这个玩意的创造，一个发端是作者的悲苦，另一个发端是民族的悲苦，否则就没有深度。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说：“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文中的“俶傥”的意思是“豪迈不受拘束”。
这写流芳千古的东西，必须有天分——信马由缰的乱跑是不可以的——还必须“倒霉”，因为只有“倒霉”才可以“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那，问题来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进步太快，雨花石小时候满眼的红高粱、谷子地，到如今，我们一个4万人的乡镇，你找一棵谷子、半亩高粱也不可能了，这镰刀割麦子正找到一点感觉呢，突然就收割机了，就联合收割机了。
今日的我们那旮旯的农村，一个中午就可以收获几十亩地麦子，而主人竟然可以不进地，比地主都地主，而且，还可以叫粮食贩子直接地头交易。
雨花石曾经两个小时收获、出售7亩地的麦子，然后轻松惬意的回家喝啤酒。
有些朋友可能说，这怎么就影响创作呢？
他怎么就不影响呢，我的朋友们，一部伟大的作品是必须反映生活的实践的，你生活变化的如此的快，积累的东西、经验的东西很快就被淘汰了，你写到作品里就成了历史题材，意义就不大了。
新时代写作品还有一个麻烦：没有痛苦感或者痛苦感被稀释的没有实际感。
伟大的作品都是“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可现实的生活是跨越式向上发展，连小县城的夜晚都是灯火通明笙歌燕舞的“小呀小苹果”大妈们满城热舞，你怎么痛苦？痛苦血脂高、血糖高还是昨儿个饭局喝的有点高？
有些朋友说：祁同伟痛苦！
是的，和有家庭背景的陈海等等同学相比，祁同伟有理由痛苦，但，如果汉东大学政法系毕业生因为分到岩石山司法所工作而痛苦，大部分中国人是感觉到好笑的：你也太不知足了。如果把这玩意写到作品里呻吟，那些大学毕业后满世界自我谋生为了一个岗位考了多年还不能实现的人，怎么办？
新时期文学遇到了文学发展历史上最大的问题，随着影视剧的全面影响生活，小说，必须服从影视剧的创造要求，某种程度讲已经成为影视剧的仆从式底本。
影视作品最大的优势就是声光，这是任何文学作品都无法取代的。对于大部分民众而言，阅读的乐趣远远不及影视。而且，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优秀的文学作品一般都会被拍为影视，但其影响是否扩大，这个就只能看影视作品的拍摄能力了。反过来，即使一部文学作品并不优秀，在拍摄影视作品时，如果演员演技高妙或者扮相惹人怜爱，一般也能获得较高收视率。比如，雨花石现在欣赏《北方大地》是因为颜丹晨、欣赏《民兵葛二蛋》是因为阎娜、童瑶。
有相当部分文学作品的被阅读是因为被拍摄成功了影视作品，甚至于影视作品成功之后而文学原著仍然不温不火。
比如，雨花石非常欣赏殷桃的《历史的天空》，但确实没有看过原著。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30年间，伴随着经济的大跨越，艺术获得巨大的发展，文学的阵地却日益萎缩，其关键处，就是社会变革的急剧上升降低了文学作品的吸引力，致命的原因是影视的大发展。
大约是1987年的冬天，我读了《红高粱》原著，惊诧于“我奶奶”牺牲时的描写：“还是我的父亲最先发现我的奶奶，父亲靠着某种神秘力量的启示，在大家都目不转睛地盯着缓缓逼近的汽车时，他往西一歪头，看到奶奶像鲜红的大蝴蝶一样款款地飞过来。……奶奶飘然而起，跟着鸽子，划动新生的羽翼，轻盈地旋转。黑土在身下，高粱在身上。奶奶眷恋地看着破破烂烂的村庄，弯弯曲曲的河流，交叉纵横的道路；看着被灼热的枪弹划破的混沌的空间和在死与生的十字路口犹豫不决的芸芸众生。”
这种笔法，非常意外的类似川端康成的《雪国》里叶子的死的描写：“消防队员把一台水泵向着死灰复燃的火苗，喷射出弧形的水柱。在那水柱面前突然出现一个女人的身体。她就是这样掉下来的。女人的身体，在空中挺成水平的姿势。岛村心头猛然一震，他似乎没有立刻感到危险和恐惧，就好像那是非现实世界的幻影。僵直了的身体在半空中落下，变得柔软了。然而，她那副样子却像玩偶似的毫无反抗，由于失去生命而显得自由了，在这瞬间，生与死仿佛停歇了。如果说岛村脑中也闪过什么不安的念头，那就是他曾担心那副挺直了得女人的身躯，头部会不会朝下，腰身或膝头会不会折曲。看上去好像有那种动作，但是她终究还是直挺挺地掉落了下来。”
对于1987年的雨花石等青年人，阅读着川端康成的《雪国》，是何等的五味杂陈，人家川端康成能够诺贝尔一下子，我们就为什么不可以？尤其是，川端康成是日本人。
诺贝尔文学奖最早颁布于1901年，在1987年之前，亚洲共有泰戈尔在1913年、阿格农在1966年、川端康成在1968年获得这一世界大奖。
泰戈尔是印度人，印度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他们的知识分子可以娴熟的使用英语，阿格农出生在波兰长期在欧洲生活，他们的作品确实拥有被西方接受的客观优势。对于他们两个，中国青年可以自欺欺人的解脱，唯独受不了的是川端康成的获奖，因为，他是日本人。
司马迁说：苦难的结果是圣人发愤。
百年中国的苦难超过日本万万倍，中国的青年也在感受着民族不振的痛苦，即使因为方方面面的限制，我们不能上天入地，难道我们连“技巧的表达痛苦”都不会吗？
川端康成的成就给予我们太多的耻辱！日本人在战场上打败我们、在经济上战胜我们，难道，连表达痛苦我们都不会吗？
20世纪的80年代，是中国文艺青年的悲愤时代，然后，伴随着经济的大发展、社会的大发展、生活的大发展，文学欣赏的热度就快速退潮了。
文学欣赏 是一个非常艰涩的感觉，当然也是一个美妙的感觉，问题是，在这个时间比较紧张而休闲选择太多的时代里，在蔼蔼的黄昏里欣赏文心雕龙确实是高雅的、难得的。
在今天，几乎没有人特别的关注优秀的作品——雨花石已经相当时间没有特意的欣赏文学了——这是因为目不暇接的伟大成就填补了我们的民族自豪的心理需求。
1956年毛泽东长江畅想：“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1965年5月，毛泽东在《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里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2012年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水力发电站和清洁能源生产基地。
关于三峡枢纽的兴建确实有一些副作用，但，他更有巨大的正能量，从孙中山到毛泽东都有一个长江开发的梦想，这个梦想终于实现了。
2009年3月1日16时13分，嫦娥一号卫星在控制下成功撞击月球。为我国月球探测的一期工程，划上了圆满句号。
2012年7月，“蛟龙”号在马里亚纳海沟试验海区创造了下潜7062米的中国载人深潜纪录，同时也创造了世界同类作业型潜水器的最大下潜深度纪录。这意味着中国具备了载人到达全球99．8%以上海洋深处进行作业的能力。
除我国外，目前世界上只有美国、俄罗斯、日本、法国拥有深海载人潜水器。
“西江石壁”屹立而“九天揽月”而“五洋捉鳖”，我们已经有太多的民族自豪！
2017年4月26日，中国国产航母正式下水，距离1917年6月英国将巡洋舰改装为世界第一艘航空母舰“暴怒”号已经百年。
这一日，是中国大崛起的标志，但，这一日的中国在平和里渡过，因为太多的成就已经习惯了民族的自豪。
中国已经崛起，大批的有志青年已经不刻意民族自豪感了。
我们充满了自信，我们创造着自豪，我们能够平和的生活。
楼主：yc雨花石
时间：2019-05-28 13:08:27
@无缘归于山野 2017-05-03 06:41:40
要收关了吗？在总结各种意得志满的辉煌成就？寻觅一些自我欣赏的心情。不过非常意外的发现雨老师似有高理良的特质---我记得《历史的天空》只有张丰毅等一群汉子的形象，那个殷桃是干什么的好像没什么印象？呵呵，多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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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桃，《历史的天空》里的东方闻樱，美女。
要收关了吗？在总结各种意得志满的辉煌成就？寻觅一些自我欣赏的心情。不过非常意外的发现雨老师似有高理良的特质---我记得《历史的天空》只有张丰毅等一群汉子的形象，那个殷桃是干什么的好像没什么印象？呵呵，多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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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桃，《历史的天空》里的东方闻樱，美女。
楼主：yc雨花石
时间：2019-05-28 13:08:27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270节
每一个民族都需要自尊、自信和自豪，但是，如果过多的自豪导致民族心理的恶性膨胀发展而成为“民族优越”，那么，带给世界的就是无边的灾难。
这就好比一个人，出身名门望族、长相英俊挺拔，学习成绩优秀的不得了，偏偏还琴棋书画吹拉弹唱洋洋精通，什么空手道、跆拳道、直升飞机不是飞机只是飞行器道都知道的有模有样。这等人，当然就自尊、自信更加的自豪。但是，你这个人无论多么优秀，因为精力的有限也只能涉猎掌握极其有限的一点知识和技能，而且，因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造成一个人的天赋只能适应社会的部分需要。比如，一个高个子适合打篮球就不适合练习体操，一个人有诗歌的浪漫就不适合法律的谨严——歌德就是一个不合格的律师。
面对繁杂的生产生活，我们必须承认，人的精力太有限了，能力的结构只能是偏重，比如，比较多才的苏东坡对于棋类就非常的差劲。
苏轼在《观棋并引》里说：“予素不解棋，尝独游庐山白鹤观。观中人皆阖户昼寝，独闻棋声于古松流水之间，意欣然喜之。自尔欲学，然终不解也。”
苏东坡是大杂家，又极聪明，对于棋类“意欣然喜”而“自尔欲学，然终不解”，因此，他对于棋类的理解是“胜固欣然，败亦可喜”的无奈的达观。
多才多艺如苏东坡，也有才分的不足，谁还敢说：老子无所不能？
老子的《道德经》里说：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民族也是如此！
比如，中国的运动员相对偏长技巧性项目而弱于对抗性大赛，尤其弱于爆发力要求极高的短跑、跨栏什么的——刘翔确实是比较意外的惊喜。
地球正如花园，民族正如百花艳，牡丹的娇艳、桂花的暗香、菊花傲霜各有各的魅力而相互不能取代，桃花硬和梨花比白、铁树要和月季一样繁花似锦，这不扯淡吗？
每一个民族都有在地球生存的权力，但因为民族的偏长不同、命运的机遇不同，发展的机会也不同，因此，各个民族在尽量全方位发展的同时也要知道自己的偏长和短板，一旦认识不够，一个可能是丧失信心而成为“民族虚无论”，一个可能是自信心膨胀成为“民族优越论”。
比如，蒙古这个民族，因为特别长于骑射，在13世纪横绝欧亚大陆，那是冷兵器时代的巅峰。可是，游牧民族的“游无定所”必然弱于文化教育，难免弱于科研，火器的日益发展必然从根本上影响“胡服骑射”的战斗力。近代以来，海权在掌控世界里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游牧民族与海洋天然隔绝——没听说过在波涛里放马牧羊——蒙古还是一个内陆国，他要不落后就奇怪了。但是，蒙古这种内陆国家资源是比较丰富，是可以大力发展工业的，也是可以发展航空工业的，至于他是否抓住机会是他的事情，但就地缘而言是有这种可能的——反证没有发展航海业的机会，即使里海沿岸的一些内陆国也没有这种机会。
所有的民族在他的历史发展上都可能遇到倒大霉的历史阶段，每一个民族在这个阶段最正确的选择就是保持一线生机等待未来的机会，反过来，任何一个民族在鼎盛时期都不要有民族优越论而要思考着如何应对未来的挑战。
一个民族在鼎盛时期欺压落后民族一旦形成习惯，优越心态一旦形成，也正如精神鸦片，有效也有毒。
比如，新西兰的查塔姆群岛生活的土著居民是莫里奥里人，他们和新西兰的另一土著毛利人虽然相近但在文化上其实有巨大的差别。查塔姆群岛自然资源丰富而与世隔绝，在英国殖民者没有到来之际，因为科技水平和生产力的落后，莫里奥里人没有向外扩张的可能，为了减少内争而和谐生活，作为一个人口很少的民族，为了避免内讧，他们的文化是以和平的形式和宗教的各种仪式来调解部落和家族纠纷的。这种和谐文化必然弱化了战斗能力。
18世纪末，莫里奥里人被英国殖民者发现时大约有1000多人。
1835年，英国殖民者支持毛利人对莫里奥里人搞了残酷的大屠杀。毛利人征战者“按照我们的习俗抓住了所有的人，没有一个逃走”，莫里奥里人被“（毛利人）像宰杀羔羊一样地屠杀我们”。大屠杀之后，幸存的莫里奥里人不但成了毛利入侵者的奴隶，而且被禁止种族内通婚，更不允许生儿育女。许多莫里奥里人绝望而死，不少莫里奥里女人为他们的毛利人雇主生儿育女。
英国殖民者和毛利人对于莫里奥里人采取的是种族灭绝政策，1933年最后一个纯种莫里奥里人去世。
如果说对莫里奥里人的大屠杀还带有地域扩张和资源掠夺的因素，那么，霍屯都的维纳斯就是最残酷、最无耻的民族优越论实践。
霍屯都的维纳斯并不是一件艺术品，她是一个叫做萨拉•巴特曼(Sarah Baartman)的女人。
萨拉•巴特曼，出生于1789年，那一年的8月26日，大革命的法国颁布了资产阶级的《人权宣言》，可是，出生在1789年的萨拉•巴特曼，不但没有享受所谓的民主、自由、博爱，而且被崇尚博爱的西方科学界极端蹂躏。
萨拉•巴特曼，是西方科学界和人权思想最大的耻辱。
因为英国人夺取了南非的开普殖民地，在南非的荷兰殖民者，也就是后来的布尔人开始向内陆扩张，萨拉•巴特曼的家乡被荷兰殖民者统治着，她成了荷兰人彼得的一名小奴隶。
巴特曼生活的时代正值人类学家有了初步的科学思想的时期，已经有了“人是从动物变来的”这样一种思想——达尔文还在童年时期，他的进化论也是人类思想进步的积累而并不是独创。
“人类来自动物”的生物进化理论，很容易被误导成民族生存权争夺的“适者生存”和“优胜劣汰”。
大航海带来的欧洲殖民者对于亚非拉国家残酷的掠夺和屠杀，必然冲击旧大陆固有的伦理道德和博爱精神。为了掩盖殖民者的无耻和提供“理所当然”的哲学依据，殖民者必须塑造白人的“种族优越论”和亚非拉的“劣等种族理论”。彼得和他的兄弟“发现”巴特曼硕大凸出的臀部是欧洲流行的“非洲人种落后论”的佐证，便于1810年把巴特曼诱骗至欧洲。
萨拉•巴特曼，是一个天分非常的聪明的女人，她能把3种欧洲语言讲得和她的母语科伊桑语一样流利，还能熟练地表演吉他演奏。正因为多才多艺而对未来有更高的期盼，于是被诱骗来到欧洲寻找希望。
21岁的巴特曼在伦敦开始了她非人的生活。她的吃住条件如同猪狗一般，被当做怪物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裸体展览。她的臀部和下垂裸露的阴部成为人们讥讽的对象，还给她取了艺名“霍屯督维纳斯”（“霍屯督”是欧洲白种人对非洲黑人的蔑称），并别出心裁地将其受洗为基督徒。
1814年巴特曼被运往巴黎，被视为没有感情的动物，与从非洲掠夺来的奇特鸟类和动植物一起在植物园里展出。1816年1月，在合同期满３个月前，27岁的巴特曼病死在巴黎一间简陋的住所。
死亡的巴特曼仍然被耻辱的解剖。
法国的乔治•居维叶是一位国际知名的解剖学家，他在破除围绕人体而产生的迷信和无知方面贡献巨大。居维叶对巴特曼的兴趣在两个两面：1、她的臀部是由脂肪还是由骨骼组成的？2、检查她的生殖器，这也是当时科学研究会对其怀有巨大兴趣的地方。
巴特曼被公开展览时，她的阴部是被遮住的，居维叶和当时的一些高级医学人士曾经被允许的近处仔细检查她，有记录表明，当她被迫在他们面前来回走动时，她还能用一块小手帕遮羞。
死去的巴特曼的阴部不但被彻底检查，而且，居维叶写了一篇论文，论证“霍屯督人”和澳大利亚土著人更接近于动物而不是人。
巴特曼的生殖器和头盖骨作为研究“原始”种群的参考物被装在瓶中，在法国人类博物馆公开展览。
为解救更多的人，用于医学的器官捐献和医学解剖是最大的功德无量，问题在于居维叶对巴特曼的解剖不是出于医学的进步和科学的积累，而是一种对于弱势群体的非人类蔑视。这不是科学技术的骄傲而是“科学道德”的耻辱。
巴特曼事件并不是单纯的民族种族主义歧视的结果，还是科学主义疯狂扼杀人性的结果。如果没有人类学家的观念，也就不会有巴特曼的屈辱。南非人不仅仅是民族尊严受到了严重侵犯，还有他们被当做动物这样一种烙印而感到莫大的羞辱。
巴特曼事件是民族优越论的恶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轴心国法西斯集团都是狂热的“民族优越论”者。
第1270节
每一个民族都需要自尊、自信和自豪，但是，如果过多的自豪导致民族心理的恶性膨胀发展而成为“民族优越”，那么，带给世界的就是无边的灾难。
这就好比一个人，出身名门望族、长相英俊挺拔，学习成绩优秀的不得了，偏偏还琴棋书画吹拉弹唱洋洋精通，什么空手道、跆拳道、直升飞机不是飞机只是飞行器道都知道的有模有样。这等人，当然就自尊、自信更加的自豪。但是，你这个人无论多么优秀，因为精力的有限也只能涉猎掌握极其有限的一点知识和技能，而且，因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造成一个人的天赋只能适应社会的部分需要。比如，一个高个子适合打篮球就不适合练习体操，一个人有诗歌的浪漫就不适合法律的谨严——歌德就是一个不合格的律师。
面对繁杂的生产生活，我们必须承认，人的精力太有限了，能力的结构只能是偏重，比如，比较多才的苏东坡对于棋类就非常的差劲。
苏轼在《观棋并引》里说：“予素不解棋，尝独游庐山白鹤观。观中人皆阖户昼寝，独闻棋声于古松流水之间，意欣然喜之。自尔欲学，然终不解也。”
苏东坡是大杂家，又极聪明，对于棋类“意欣然喜”而“自尔欲学，然终不解”，因此，他对于棋类的理解是“胜固欣然，败亦可喜”的无奈的达观。
多才多艺如苏东坡，也有才分的不足，谁还敢说：老子无所不能？
老子的《道德经》里说：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民族也是如此！
比如，中国的运动员相对偏长技巧性项目而弱于对抗性大赛，尤其弱于爆发力要求极高的短跑、跨栏什么的——刘翔确实是比较意外的惊喜。
地球正如花园，民族正如百花艳，牡丹的娇艳、桂花的暗香、菊花傲霜各有各的魅力而相互不能取代，桃花硬和梨花比白、铁树要和月季一样繁花似锦，这不扯淡吗？
每一个民族都有在地球生存的权力，但因为民族的偏长不同、命运的机遇不同，发展的机会也不同，因此，各个民族在尽量全方位发展的同时也要知道自己的偏长和短板，一旦认识不够，一个可能是丧失信心而成为“民族虚无论”，一个可能是自信心膨胀成为“民族优越论”。
比如，蒙古这个民族，因为特别长于骑射，在13世纪横绝欧亚大陆，那是冷兵器时代的巅峰。可是，游牧民族的“游无定所”必然弱于文化教育，难免弱于科研，火器的日益发展必然从根本上影响“胡服骑射”的战斗力。近代以来，海权在掌控世界里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游牧民族与海洋天然隔绝——没听说过在波涛里放马牧羊——蒙古还是一个内陆国，他要不落后就奇怪了。但是，蒙古这种内陆国家资源是比较丰富，是可以大力发展工业的，也是可以发展航空工业的，至于他是否抓住机会是他的事情，但就地缘而言是有这种可能的——反证没有发展航海业的机会，即使里海沿岸的一些内陆国也没有这种机会。
所有的民族在他的历史发展上都可能遇到倒大霉的历史阶段，每一个民族在这个阶段最正确的选择就是保持一线生机等待未来的机会，反过来，任何一个民族在鼎盛时期都不要有民族优越论而要思考着如何应对未来的挑战。
一个民族在鼎盛时期欺压落后民族一旦形成习惯，优越心态一旦形成，也正如精神鸦片，有效也有毒。
比如，新西兰的查塔姆群岛生活的土著居民是莫里奥里人，他们和新西兰的另一土著毛利人虽然相近但在文化上其实有巨大的差别。查塔姆群岛自然资源丰富而与世隔绝，在英国殖民者没有到来之际，因为科技水平和生产力的落后，莫里奥里人没有向外扩张的可能，为了减少内争而和谐生活，作为一个人口很少的民族，为了避免内讧，他们的文化是以和平的形式和宗教的各种仪式来调解部落和家族纠纷的。这种和谐文化必然弱化了战斗能力。
18世纪末，莫里奥里人被英国殖民者发现时大约有1000多人。
1835年，英国殖民者支持毛利人对莫里奥里人搞了残酷的大屠杀。毛利人征战者“按照我们的习俗抓住了所有的人，没有一个逃走”，莫里奥里人被“（毛利人）像宰杀羔羊一样地屠杀我们”。大屠杀之后，幸存的莫里奥里人不但成了毛利入侵者的奴隶，而且被禁止种族内通婚，更不允许生儿育女。许多莫里奥里人绝望而死，不少莫里奥里女人为他们的毛利人雇主生儿育女。
英国殖民者和毛利人对于莫里奥里人采取的是种族灭绝政策，1933年最后一个纯种莫里奥里人去世。
如果说对莫里奥里人的大屠杀还带有地域扩张和资源掠夺的因素，那么，霍屯都的维纳斯就是最残酷、最无耻的民族优越论实践。
霍屯都的维纳斯并不是一件艺术品，她是一个叫做萨拉•巴特曼(Sarah Baartman)的女人。
萨拉•巴特曼，出生于1789年，那一年的8月26日，大革命的法国颁布了资产阶级的《人权宣言》，可是，出生在1789年的萨拉•巴特曼，不但没有享受所谓的民主、自由、博爱，而且被崇尚博爱的西方科学界极端蹂躏。
萨拉•巴特曼，是西方科学界和人权思想最大的耻辱。
因为英国人夺取了南非的开普殖民地，在南非的荷兰殖民者，也就是后来的布尔人开始向内陆扩张，萨拉•巴特曼的家乡被荷兰殖民者统治着，她成了荷兰人彼得的一名小奴隶。
巴特曼生活的时代正值人类学家有了初步的科学思想的时期，已经有了“人是从动物变来的”这样一种思想——达尔文还在童年时期，他的进化论也是人类思想进步的积累而并不是独创。
“人类来自动物”的生物进化理论，很容易被误导成民族生存权争夺的“适者生存”和“优胜劣汰”。
大航海带来的欧洲殖民者对于亚非拉国家残酷的掠夺和屠杀，必然冲击旧大陆固有的伦理道德和博爱精神。为了掩盖殖民者的无耻和提供“理所当然”的哲学依据，殖民者必须塑造白人的“种族优越论”和亚非拉的“劣等种族理论”。彼得和他的兄弟“发现”巴特曼硕大凸出的臀部是欧洲流行的“非洲人种落后论”的佐证，便于1810年把巴特曼诱骗至欧洲。
萨拉•巴特曼，是一个天分非常的聪明的女人，她能把3种欧洲语言讲得和她的母语科伊桑语一样流利，还能熟练地表演吉他演奏。正因为多才多艺而对未来有更高的期盼，于是被诱骗来到欧洲寻找希望。
21岁的巴特曼在伦敦开始了她非人的生活。她的吃住条件如同猪狗一般，被当做怪物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裸体展览。她的臀部和下垂裸露的阴部成为人们讥讽的对象，还给她取了艺名“霍屯督维纳斯”（“霍屯督”是欧洲白种人对非洲黑人的蔑称），并别出心裁地将其受洗为基督徒。
1814年巴特曼被运往巴黎，被视为没有感情的动物，与从非洲掠夺来的奇特鸟类和动植物一起在植物园里展出。1816年1月，在合同期满３个月前，27岁的巴特曼病死在巴黎一间简陋的住所。
死亡的巴特曼仍然被耻辱的解剖。
法国的乔治•居维叶是一位国际知名的解剖学家，他在破除围绕人体而产生的迷信和无知方面贡献巨大。居维叶对巴特曼的兴趣在两个两面：1、她的臀部是由脂肪还是由骨骼组成的？2、检查她的生殖器，这也是当时科学研究会对其怀有巨大兴趣的地方。
巴特曼被公开展览时，她的阴部是被遮住的，居维叶和当时的一些高级医学人士曾经被允许的近处仔细检查她，有记录表明，当她被迫在他们面前来回走动时，她还能用一块小手帕遮羞。
死去的巴特曼的阴部不但被彻底检查，而且，居维叶写了一篇论文，论证“霍屯督人”和澳大利亚土著人更接近于动物而不是人。
巴特曼的生殖器和头盖骨作为研究“原始”种群的参考物被装在瓶中，在法国人类博物馆公开展览。
为解救更多的人，用于医学的器官捐献和医学解剖是最大的功德无量，问题在于居维叶对巴特曼的解剖不是出于医学的进步和科学的积累，而是一种对于弱势群体的非人类蔑视。这不是科学技术的骄傲而是“科学道德”的耻辱。
巴特曼事件并不是单纯的民族种族主义歧视的结果，还是科学主义疯狂扼杀人性的结果。如果没有人类学家的观念，也就不会有巴特曼的屈辱。南非人不仅仅是民族尊严受到了严重侵犯，还有他们被当做动物这样一种烙印而感到莫大的羞辱。
巴特曼事件是民族优越论的恶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轴心国法西斯集团都是狂热的“民族优越论”者。
楼主：yc雨花石
时间：2019-05-28 13:08:27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271节
伴随着欧美殖民者的“西方民族优越论”的盛行，累战累败的亚非落后国家非常容易产生“民族虚无论”的思想。
近代中国一次又一次的对外战争的交涉失败，将拥有几千年文明“民族优越”思想的中国打的体无完肤。
就中外文化交流而言，中国长期是“思想文化出超”。比如，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非常认真的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不去寻求是错误的，不去寻求是有罪的。”
据明代何乔远《闽记》记载：唐武德年间（618年－626年），穆罕默德遣四贤徒来华，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和四贤则传教泉州。唐太宗的622—628年之间，穆罕默德的大弟子艾比•宛葛素奉穆圣之命来华传教，主要活动与广州，建广州怀圣寺。三贤和四贤活动与泉州，《闽书抄》说他俩一名沙谒储，一名我高仕。
伊斯兰教虽然是世界性的大宗教，他确实有极突出的历史贡献，他对于今日的中国也确实有极重要的影响，但在历史时期，他对于汉民族的思想影响非常有限。雨花石认为，其关键的节点，汉民族从骨头里虽然尊重领袖和统一，但也强调“君臣佐使”的一致性。直白一点：“桃园结义刘关张”的那种“外君臣而兄弟”的关系才符合汉族人对领导体制的审美意识。宗教其实是民族心理在精神世界的投射，宗教当然可以引领、塑造民族心理，但这种影响，在一般状态下是一种两情相悦——正如热恋。
殖民者在亚非拉的强制性传教当然不同于一般的宗教传播。
汉民族固然崇拜神，但，汉民族在尊敬神的同时也喜欢创造“新神”——比如关羽就升格为神。
汉民族接受的多为“多神教”。
就在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时候，一个叫玄奘的僧人突破政府禁令而敢于“舍身求法”，只不过，他求来的是佛教。
佛教对于中国，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他不仅仅是影响了汉民族，还影响了藏族、蒙古族等等民族。
就思想文化的影响而言，除了印度的佛教而言，中国长期处于“思想出超”状态，几千年的历史积淀，汉民族和中国统治者形成了相当的“民族优越论”。
不过呢，汉民族的“民族优越论”截然不同于近代西方的“民族优越论”。
中国历史上“华夷之辨”的衡量标准大致经历了三个演变阶段：血缘衡量标准阶段，地缘衡量标准阶段，衣饰、礼仪等文化衡量标准阶段。
任何一个民族的初建阶段都是“血缘纽带”，汉民族当然也不例外。
《国语•郑语》说：“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荆、戎、狄之人也。非亲则顽，不可入也……夫成天下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
也就是说，诸夏的基本血缘团体包括夏、商、姬、姜四族，也就是姒姓、子姓、嬴姓、姬姓、姜姓等中华文明的初创氏族。以周王室为核心的鲁、晋、郑、卫、韩、魏、燕、虞、虢等都是姬姓国；齐、申、吕、许等是姜姓国；徐、黄、郯、江、赵、秦等嬴姓国；商王朝灭亡后备，子姓的政权是宋国。
那么，为什么这几个氏族是“诸夏”最早的“血缘纽带”呢？
《周易•系辞下》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也就是说，“诸夏”和其他氏族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重衣冠礼仪。《春秋左传正义•定公十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衣冠、礼仪，是中华文明的核心，这种特点，决定了“诸夏”在发展的初期很容易跨越“血缘纽带”而进入更高级的阶段。
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二大确立了党在现阶段的革命任务是：“(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这里头有一个名词，“中国本部”。
“中国本部”这个名词，是近代东西文化交流过程里出现的，大体是西方影响给中国人的一个名词。
“中国本部”是西方世界对近代以来由汉族人口大量聚居、汉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中国核心地带的称呼。
由于汉族聚居地带随朝代不同而扩张或缩小，中国本部的范围也随之变动。近代所用的“中国本部”，与中国最近的汉人朝代明朝的疆域的汉族聚居区，即两京十三省（亦称关内十八省、内地十八省等）大体一致。
学习中国古代历史，我们认可的秦王朝之后的大一统王朝，并不是完全统一了今日的疆域，而是指统一了汉民族聚居的地区。比如，因为没有统一汉民族传统的聚居区“幽云十六州”，我们说北宋并不是一个曾经完成统一的王朝，至于明王朝，他虽然并没有真正管理蒙古内外，甚至于他也并没有实际控制台湾，我们都承认他是一个完成了统一的政权，其关键就在于他“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近代以来，因为孙中山坚持“驱逐鞑虏”，汉族主流民意对于东三省是否属于中国发生了思想分歧。
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根据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理论，指出远东各被压迫国家人民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
受列宁的影响，中共二大承认了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决，所以，其革命的直接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对于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设立“民族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就是在“大一统”管理的体制下对“民族自治权”的一种制度安排。
不过，和孙中山相比，中在建党之初就坚定的认识到“东三省”属于“中国本部”之内。
也就是说，从“诸夏”思想的出现到1949年共和国成立，汉民族确确实实有一个“中国本部”的思想，也就是说，汉民族对于的聚居区域有一个大体的概念。这个概念，大体就是汉民族历史时期搞农耕生产的区域。
汉民族确实有“地缘边界”的思想。
当然，汉民族的心胸是比较广阔的，在先秦以后，在“华夷之辨”上占据主流的是思想文化因素，以血缘及地域进行衡量的观点一般出现在遭遇严重入侵才稍占主流，而这主要也是为了保护华夏文明与尊严。
东周时期，管仲辅佐齐桓公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对此，孔子评价极高：“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被发左衽”点明了“诸夏”文明与“夷”的最大区别在于“衣冠”。
春秋时期，“诸夏”们诸侯争霸血雨腥风，孔子凭什么看不起“夷”呢？
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对于这句话，《正义》解释说：“此章言中国礼义之盛，而夷狄无也。举夷狄，则戎蛮可知。诸夏，中国也。亡，无也。言夷狄虽有君长而无礼义，中国虽偶无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礼义不废。”
孔子最关注的并不是“君主”如何而是“礼仪”是否得到传承。这是中国古文化一个极重要的一个思想。
很多朋友不能理解汉族知识分子为什么能够和满洲贵族共同管理中国？
满汉之所以成功联合，比如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对满清是忠诚的，就在于“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这句话有一个几麻烦的推导：外族君主如果接受并推行“礼仪”，那么，也就无所谓血缘族权。
古代中国人严格地以文化严格区分先进的华夏族与落后的“蛮夷”，而不以血缘、地域等单一因素区分。
在清王朝之前，华夏融合了太多的民族。比如，楚国自称蛮夷，其后文明日进，中原诸侯与之会盟，则不复以蛮夷视之；而郑国本为诸夏，如行为不合义礼，亦视为夷狄。
我们知道，推翻暴秦的项羽绝对是楚国人，而大汉王朝的建立者刘邦是很能“楚歌”的，他那个名垂千古的《大风歌》里“兮”来“兮”去的，明显受屈原的影响。
项羽和屈原，是绝对的楚国人，在楚国的文化与“诸夏”文化完成交融后，大家都是中国人。
汉族人能够接受项羽、能够接受有胡人血统的杨坚，为什么就不能接受满清呢？
雨花石认为，满清贵族对于大中国的管理是有相当进步意义的，但，他对于汉民族的发展有巨大的负面影响，或者说，正是满清的统治造成了中华民族在近代的跌落。
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华夷之辨”就养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尊孔读经”，两个基本点是：“衣冠”和“礼仪”。
请注意：“衣冠”和“礼仪”是绝对不可相互取代的。
第1271节
伴随着欧美殖民者的“西方民族优越论”的盛行，累战累败的亚非落后国家非常容易产生“民族虚无论”的思想。
近代中国一次又一次的对外战争的交涉失败，将拥有几千年文明“民族优越”思想的中国打的体无完肤。
就中外文化交流而言，中国长期是“思想文化出超”。比如，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非常认真的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不去寻求是错误的，不去寻求是有罪的。”
据明代何乔远《闽记》记载：唐武德年间（618年－626年），穆罕默德遣四贤徒来华，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和四贤则传教泉州。唐太宗的622—628年之间，穆罕默德的大弟子艾比•宛葛素奉穆圣之命来华传教，主要活动与广州，建广州怀圣寺。三贤和四贤活动与泉州，《闽书抄》说他俩一名沙谒储，一名我高仕。
伊斯兰教虽然是世界性的大宗教，他确实有极突出的历史贡献，他对于今日的中国也确实有极重要的影响，但在历史时期，他对于汉民族的思想影响非常有限。雨花石认为，其关键的节点，汉民族从骨头里虽然尊重领袖和统一，但也强调“君臣佐使”的一致性。直白一点：“桃园结义刘关张”的那种“外君臣而兄弟”的关系才符合汉族人对领导体制的审美意识。宗教其实是民族心理在精神世界的投射，宗教当然可以引领、塑造民族心理，但这种影响，在一般状态下是一种两情相悦——正如热恋。
殖民者在亚非拉的强制性传教当然不同于一般的宗教传播。
汉民族固然崇拜神，但，汉民族在尊敬神的同时也喜欢创造“新神”——比如关羽就升格为神。
汉民族接受的多为“多神教”。
就在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时候，一个叫玄奘的僧人突破政府禁令而敢于“舍身求法”，只不过，他求来的是佛教。
佛教对于中国，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他不仅仅是影响了汉民族，还影响了藏族、蒙古族等等民族。
就思想文化的影响而言，除了印度的佛教而言，中国长期处于“思想出超”状态，几千年的历史积淀，汉民族和中国统治者形成了相当的“民族优越论”。
不过呢，汉民族的“民族优越论”截然不同于近代西方的“民族优越论”。
中国历史上“华夷之辨”的衡量标准大致经历了三个演变阶段：血缘衡量标准阶段，地缘衡量标准阶段，衣饰、礼仪等文化衡量标准阶段。
任何一个民族的初建阶段都是“血缘纽带”，汉民族当然也不例外。
《国语•郑语》说：“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荆、戎、狄之人也。非亲则顽，不可入也……夫成天下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
也就是说，诸夏的基本血缘团体包括夏、商、姬、姜四族，也就是姒姓、子姓、嬴姓、姬姓、姜姓等中华文明的初创氏族。以周王室为核心的鲁、晋、郑、卫、韩、魏、燕、虞、虢等都是姬姓国；齐、申、吕、许等是姜姓国；徐、黄、郯、江、赵、秦等嬴姓国；商王朝灭亡后备，子姓的政权是宋国。
那么，为什么这几个氏族是“诸夏”最早的“血缘纽带”呢？
《周易•系辞下》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也就是说，“诸夏”和其他氏族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重衣冠礼仪。《春秋左传正义•定公十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衣冠、礼仪，是中华文明的核心，这种特点，决定了“诸夏”在发展的初期很容易跨越“血缘纽带”而进入更高级的阶段。
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二大确立了党在现阶段的革命任务是：“(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这里头有一个名词，“中国本部”。
“中国本部”这个名词，是近代东西文化交流过程里出现的，大体是西方影响给中国人的一个名词。
“中国本部”是西方世界对近代以来由汉族人口大量聚居、汉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中国核心地带的称呼。
由于汉族聚居地带随朝代不同而扩张或缩小，中国本部的范围也随之变动。近代所用的“中国本部”，与中国最近的汉人朝代明朝的疆域的汉族聚居区，即两京十三省（亦称关内十八省、内地十八省等）大体一致。
学习中国古代历史，我们认可的秦王朝之后的大一统王朝，并不是完全统一了今日的疆域，而是指统一了汉民族聚居的地区。比如，因为没有统一汉民族传统的聚居区“幽云十六州”，我们说北宋并不是一个曾经完成统一的王朝，至于明王朝，他虽然并没有真正管理蒙古内外，甚至于他也并没有实际控制台湾，我们都承认他是一个完成了统一的政权，其关键就在于他“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近代以来，因为孙中山坚持“驱逐鞑虏”，汉族主流民意对于东三省是否属于中国发生了思想分歧。
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根据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理论，指出远东各被压迫国家人民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
受列宁的影响，中共二大承认了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决，所以，其革命的直接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对于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设立“民族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就是在“大一统”管理的体制下对“民族自治权”的一种制度安排。
不过，和孙中山相比，中在建党之初就坚定的认识到“东三省”属于“中国本部”之内。
也就是说，从“诸夏”思想的出现到1949年共和国成立，汉民族确确实实有一个“中国本部”的思想，也就是说，汉民族对于的聚居区域有一个大体的概念。这个概念，大体就是汉民族历史时期搞农耕生产的区域。
汉民族确实有“地缘边界”的思想。
当然，汉民族的心胸是比较广阔的，在先秦以后，在“华夷之辨”上占据主流的是思想文化因素，以血缘及地域进行衡量的观点一般出现在遭遇严重入侵才稍占主流，而这主要也是为了保护华夏文明与尊严。
东周时期，管仲辅佐齐桓公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对此，孔子评价极高：“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被发左衽”点明了“诸夏”文明与“夷”的最大区别在于“衣冠”。
春秋时期，“诸夏”们诸侯争霸血雨腥风，孔子凭什么看不起“夷”呢？
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对于这句话，《正义》解释说：“此章言中国礼义之盛，而夷狄无也。举夷狄，则戎蛮可知。诸夏，中国也。亡，无也。言夷狄虽有君长而无礼义，中国虽偶无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礼义不废。”
孔子最关注的并不是“君主”如何而是“礼仪”是否得到传承。这是中国古文化一个极重要的一个思想。
很多朋友不能理解汉族知识分子为什么能够和满洲贵族共同管理中国？
满汉之所以成功联合，比如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对满清是忠诚的，就在于“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这句话有一个几麻烦的推导：外族君主如果接受并推行“礼仪”，那么，也就无所谓血缘族权。
古代中国人严格地以文化严格区分先进的华夏族与落后的“蛮夷”，而不以血缘、地域等单一因素区分。
在清王朝之前，华夏融合了太多的民族。比如，楚国自称蛮夷，其后文明日进，中原诸侯与之会盟，则不复以蛮夷视之；而郑国本为诸夏，如行为不合义礼，亦视为夷狄。
我们知道，推翻暴秦的项羽绝对是楚国人，而大汉王朝的建立者刘邦是很能“楚歌”的，他那个名垂千古的《大风歌》里“兮”来“兮”去的，明显受屈原的影响。
项羽和屈原，是绝对的楚国人，在楚国的文化与“诸夏”文化完成交融后，大家都是中国人。
汉族人能够接受项羽、能够接受有胡人血统的杨坚，为什么就不能接受满清呢？
雨花石认为，满清贵族对于大中国的管理是有相当进步意义的，但，他对于汉民族的发展有巨大的负面影响，或者说，正是满清的统治造成了中华民族在近代的跌落。
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华夷之辨”就养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尊孔读经”，两个基本点是：“衣冠”和“礼仪”。
请注意：“衣冠”和“礼仪”是绝对不可相互取代的。
楼主：yc雨花石
时间：2019-05-28 13:08:27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271节
伴随着欧美殖民者的“西方民族优越论”的盛行，累战累败的亚非落后国家非常容易产生“民族虚无论”的思想。
近代中国一次又一次的对外战争的交涉失败，将拥有几千年文明“民族优越”思想的中国打的体无完肤。
就中外文化交流而言，中国长期是“思想文化出超”。比如，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非常认真的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不去寻求是错误的，不去寻求是有罪的。”
据明代何乔远《闽记》记载：唐武德年间（618年－626年），穆罕默德遣四贤徒来华，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和四贤则传教泉州。唐太宗的622—628年之间，穆罕默德的大弟子艾比•宛葛素奉穆圣之命来华传教，主要活动与广州，建广州怀圣寺。三贤和四贤活动与泉州，《闽书抄》说他俩一名沙谒储，一名我高仕。
伊斯兰教虽然是世界性的大宗教，他确实有极突出的历史贡献，他对于今日的中国也确实有极重要的影响，但在历史时期，他对于汉民族的思想影响非常有限。雨花石认为，其关键的节点，汉民族从骨头里虽然尊重领袖和统一，但也强调“君臣佐使”的一致性。直白一点：“桃园结义刘关张”的那种“外君臣而兄弟”的关系才符合汉族人对领导体制的审美意识。宗教其实是民族心理在精神世界的投射，宗教当然可以引领、塑造民族心理，但这种影响，在一般状态下是一种两情相悦——正如热恋。
殖民者在亚非拉的强制性传教当然不同于一般的宗教传播。
汉民族固然崇拜神，但，汉民族在尊敬神的同时也喜欢创造“新神”——比如关羽就升格为神。
汉民族接受的多为“多神教”。
就在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时候，一个叫玄奘的僧人突破政府禁令而敢于“舍身求法”，只不过，他求来的是佛教。
佛教对于中国，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他不仅仅是影响了汉民族，还影响了藏族、蒙古族等等民族。
就思想文化的影响而言，除了印度的佛教而言，中国长期处于“思想出超”状态，几千年的历史积淀，汉民族和中国统治者形成了相当的“民族优越论”。
不过呢，汉民族的“民族优越论”截然不同于近代西方的“民族优越论”。
中国历史上“华夷之辨”的衡量标准大致经历了三个演变阶段：血缘衡量标准阶段，地缘衡量标准阶段，衣饰、礼仪等文化衡量标准阶段。
任何一个民族的初建阶段都是“血缘纽带”，汉民族当然也不例外。
《国语•郑语》说：“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荆、戎、狄之人也。非亲则顽，不可入也……夫成天下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
也就是说，诸夏的基本血缘团体包括夏、商、姬、姜四族，也就是姒姓、子姓、嬴姓、姬姓、姜姓等中华文明的初创氏族。以周王室为核心的鲁、晋、郑、卫、韩、魏、燕、虞、虢等都是姬姓国；齐、申、吕、许等是姜姓国；徐、黄、郯、江、赵、秦等嬴姓国；商王朝灭亡后备，子姓的政权是宋国。
那么，为什么这几个氏族是“诸夏”最早的“血缘纽带”呢？
《周易•系辞下》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也就是说，“诸夏”和其他氏族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重衣冠礼仪。《春秋左传正义•定公十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衣冠、礼仪，是中华文明的核心，这种特点，决定了“诸夏”在发展的初期很容易跨越“血缘纽带”而进入更高级的阶段。
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二大确立了党在现阶段的革命任务是：“(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这里头有一个名词，“中国本部”。
“中国本部”这个名词，是近代东西文化交流过程里出现的，大体是西方影响给中国人的一个名词。
“中国本部”是西方世界对近代以来由汉族人口大量聚居、汉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中国核心地带的称呼。
由于汉族聚居地带随朝代不同而扩张或缩小，中国本部的范围也随之变动。近代所用的“中国本部”，与中国最近的汉人朝代明朝的疆域的汉族聚居区，即两京十三省（亦称关内十八省、内地十八省等）大体一致。
学习中国古代历史，我们认可的秦王朝之后的大一统王朝，并不是完全统一了今日的疆域，而是指统一了汉民族聚居的地区。比如，因为没有统一汉民族传统的聚居区“幽云十六州”，我们说北宋并不是一个曾经完成统一的王朝，至于明王朝，他虽然并没有真正管理蒙古内外，甚至于他也并没有实际控制台湾，我们都承认他是一个完成了统一的政权，其关键就在于他“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近代以来，因为孙中山坚持“驱逐鞑虏”，汉族主流民意对于东三省是否属于中国发生了思想分歧。
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根据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理论，指出远东各被压迫国家人民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
受列宁的影响，中共二大承认了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决，所以，其革命的直接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对于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设立“民族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就是在“大一统”管理的体制下对“民族自治权”的一种制度安排。
不过，和孙中山相比，中在建党之初就坚定的认识到“东三省”属于“中国本部”之内。
也就是说，从“诸夏”思想的出现到1949年共和国成立，汉民族确确实实有一个“中国本部”的思想，也就是说，汉民族对于的聚居区域有一个大体的概念。这个概念，大体就是汉民族历史时期搞农耕生产的区域。
汉民族确实有“地缘边界”的思想。
当然，汉民族的心胸是比较广阔的，在先秦以后，在“华夷之辨”上占据主流的是思想文化因素，以血缘及地域进行衡量的观点一般出现在遭遇严重入侵才稍占主流，而这主要也是为了保护华夏文明与尊严。
东周时期，管仲辅佐齐桓公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对此，孔子评价极高：“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被发左衽”点明了“诸夏”文明与“夷”的最大区别在于“衣冠”。
春秋时期，“诸夏”们诸侯争霸血雨腥风，孔子凭什么看不起“夷”呢？
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对于这句话，《正义》解释说：“此章言中国礼义之盛，而夷狄无也。举夷狄，则戎蛮可知。诸夏，中国也。亡，无也。言夷狄虽有君长而无礼义，中国虽偶无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礼义不废。”
孔子最关注的并不是“君主”如何而是“礼仪”是否得到传承。这是中国古文化一个极重要的一个思想。
很多朋友不能理解汉族知识分子为什么能够和满洲贵族共同管理中国？
满汉之所以成功联合，比如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对满清是忠诚的，就在于“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这句话有一个几麻烦的推导：外族君主如果接受并推行“礼仪”，那么，也就无所谓血缘族权。
古代中国人严格地以文化严格区分先进的华夏族与落后的“蛮夷”，而不以血缘、地域等单一因素区分。
在清王朝之前，华夏融合了太多的民族。比如，楚国自称蛮夷，其后文明日进，中原诸侯与之会盟，则不复以蛮夷视之；而郑国本为诸夏，如行为不合义礼，亦视为夷狄。
我们知道，推翻暴秦的项羽绝对是楚国人，而大汉王朝的建立者刘邦是很能“楚歌”的，他那个名垂千古的《大风歌》里“兮”来“兮”去的，明显受屈原的影响。
项羽和屈原，是绝对的楚国人，在楚国的文化与“诸夏”文化完成交融后，大家都是中国人。
汉族人能够接受项羽、能够接受有胡人血统的杨坚，为什么就不能接受满清呢？
雨花石认为，满清贵族对于大中国的管理是有相当进步意义的，但，他对于汉民族的发展有巨大的负面影响，或者说，正是满清的统治造成了中华民族在近代的跌落。
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华夷之辨”就养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尊孔读经”，两个基本点是：“衣冠”和“礼仪”。
请注意：“衣冠”和“礼仪”是绝对不可相互取代的。
第1271节
伴随着欧美殖民者的“西方民族优越论”的盛行，累战累败的亚非落后国家非常容易产生“民族虚无论”的思想。
近代中国一次又一次的对外战争的交涉失败，将拥有几千年文明“民族优越”思想的中国打的体无完肤。
就中外文化交流而言，中国长期是“思想文化出超”。比如，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非常认真的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不去寻求是错误的，不去寻求是有罪的。”
据明代何乔远《闽记》记载：唐武德年间（618年－626年），穆罕默德遣四贤徒来华，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和四贤则传教泉州。唐太宗的622—628年之间，穆罕默德的大弟子艾比•宛葛素奉穆圣之命来华传教，主要活动与广州，建广州怀圣寺。三贤和四贤活动与泉州，《闽书抄》说他俩一名沙谒储，一名我高仕。
伊斯兰教虽然是世界性的大宗教，他确实有极突出的历史贡献，他对于今日的中国也确实有极重要的影响，但在历史时期，他对于汉民族的思想影响非常有限。雨花石认为，其关键的节点，汉民族从骨头里虽然尊重领袖和统一，但也强调“君臣佐使”的一致性。直白一点：“桃园结义刘关张”的那种“外君臣而兄弟”的关系才符合汉族人对领导体制的审美意识。宗教其实是民族心理在精神世界的投射，宗教当然可以引领、塑造民族心理，但这种影响，在一般状态下是一种两情相悦——正如热恋。
殖民者在亚非拉的强制性传教当然不同于一般的宗教传播。
汉民族固然崇拜神，但，汉民族在尊敬神的同时也喜欢创造“新神”——比如关羽就升格为神。
汉民族接受的多为“多神教”。
就在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时候，一个叫玄奘的僧人突破政府禁令而敢于“舍身求法”，只不过，他求来的是佛教。
佛教对于中国，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他不仅仅是影响了汉民族，还影响了藏族、蒙古族等等民族。
就思想文化的影响而言，除了印度的佛教而言，中国长期处于“思想出超”状态，几千年的历史积淀，汉民族和中国统治者形成了相当的“民族优越论”。
不过呢，汉民族的“民族优越论”截然不同于近代西方的“民族优越论”。
中国历史上“华夷之辨”的衡量标准大致经历了三个演变阶段：血缘衡量标准阶段，地缘衡量标准阶段，衣饰、礼仪等文化衡量标准阶段。
任何一个民族的初建阶段都是“血缘纽带”，汉民族当然也不例外。
《国语•郑语》说：“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荆、戎、狄之人也。非亲则顽，不可入也……夫成天下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
也就是说，诸夏的基本血缘团体包括夏、商、姬、姜四族，也就是姒姓、子姓、嬴姓、姬姓、姜姓等中华文明的初创氏族。以周王室为核心的鲁、晋、郑、卫、韩、魏、燕、虞、虢等都是姬姓国；齐、申、吕、许等是姜姓国；徐、黄、郯、江、赵、秦等嬴姓国；商王朝灭亡后备，子姓的政权是宋国。
那么，为什么这几个氏族是“诸夏”最早的“血缘纽带”呢？
《周易•系辞下》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也就是说，“诸夏”和其他氏族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重衣冠礼仪。《春秋左传正义•定公十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衣冠、礼仪，是中华文明的核心，这种特点，决定了“诸夏”在发展的初期很容易跨越“血缘纽带”而进入更高级的阶段。
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二大确立了党在现阶段的革命任务是：“(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这里头有一个名词，“中国本部”。
“中国本部”这个名词，是近代东西文化交流过程里出现的，大体是西方影响给中国人的一个名词。
“中国本部”是西方世界对近代以来由汉族人口大量聚居、汉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中国核心地带的称呼。
由于汉族聚居地带随朝代不同而扩张或缩小，中国本部的范围也随之变动。近代所用的“中国本部”，与中国最近的汉人朝代明朝的疆域的汉族聚居区，即两京十三省（亦称关内十八省、内地十八省等）大体一致。
学习中国古代历史，我们认可的秦王朝之后的大一统王朝，并不是完全统一了今日的疆域，而是指统一了汉民族聚居的地区。比如，因为没有统一汉民族传统的聚居区“幽云十六州”，我们说北宋并不是一个曾经完成统一的王朝，至于明王朝，他虽然并没有真正管理蒙古内外，甚至于他也并没有实际控制台湾，我们都承认他是一个完成了统一的政权，其关键就在于他“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近代以来，因为孙中山坚持“驱逐鞑虏”，汉族主流民意对于东三省是否属于中国发生了思想分歧。
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根据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理论，指出远东各被压迫国家人民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
受列宁的影响，中共二大承认了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决，所以，其革命的直接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对于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设立“民族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就是在“大一统”管理的体制下对“民族自治权”的一种制度安排。
不过，和孙中山相比，中在建党之初就坚定的认识到“东三省”属于“中国本部”之内。
也就是说，从“诸夏”思想的出现到1949年共和国成立，汉民族确确实实有一个“中国本部”的思想，也就是说，汉民族对于的聚居区域有一个大体的概念。这个概念，大体就是汉民族历史时期搞农耕生产的区域。
汉民族确实有“地缘边界”的思想。
当然，汉民族的心胸是比较广阔的，在先秦以后，在“华夷之辨”上占据主流的是思想文化因素，以血缘及地域进行衡量的观点一般出现在遭遇严重入侵才稍占主流，而这主要也是为了保护华夏文明与尊严。
东周时期，管仲辅佐齐桓公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对此，孔子评价极高：“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被发左衽”点明了“诸夏”文明与“夷”的最大区别在于“衣冠”。
春秋时期，“诸夏”们诸侯争霸血雨腥风，孔子凭什么看不起“夷”呢？
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对于这句话，《正义》解释说：“此章言中国礼义之盛，而夷狄无也。举夷狄，则戎蛮可知。诸夏，中国也。亡，无也。言夷狄虽有君长而无礼义，中国虽偶无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礼义不废。”
孔子最关注的并不是“君主”如何而是“礼仪”是否得到传承。这是中国古文化一个极重要的一个思想。
很多朋友不能理解汉族知识分子为什么能够和满洲贵族共同管理中国？
满汉之所以成功联合，比如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对满清是忠诚的，就在于“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这句话有一个几麻烦的推导：外族君主如果接受并推行“礼仪”，那么，也就无所谓血缘族权。
古代中国人严格地以文化严格区分先进的华夏族与落后的“蛮夷”，而不以血缘、地域等单一因素区分。
在清王朝之前，华夏融合了太多的民族。比如，楚国自称蛮夷，其后文明日进，中原诸侯与之会盟，则不复以蛮夷视之；而郑国本为诸夏，如行为不合义礼，亦视为夷狄。
我们知道，推翻暴秦的项羽绝对是楚国人，而大汉王朝的建立者刘邦是很能“楚歌”的，他那个名垂千古的《大风歌》里“兮”来“兮”去的，明显受屈原的影响。
项羽和屈原，是绝对的楚国人，在楚国的文化与“诸夏”文化完成交融后，大家都是中国人。
汉族人能够接受项羽、能够接受有胡人血统的杨坚，为什么就不能接受满清呢？
雨花石认为，满清贵族对于大中国的管理是有相当进步意义的，但，他对于汉民族的发展有巨大的负面影响，或者说，正是满清的统治造成了中华民族在近代的跌落。
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华夷之辨”就养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尊孔读经”，两个基本点是：“衣冠”和“礼仪”。
请注意：“衣冠”和“礼仪”是绝对不可相互取代的。
楼主：yc雨花石
时间：2019-05-28 13:08:27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271节
伴随着欧美殖民者的“西方民族优越论”的盛行，累战累败的亚非落后国家非常容易产生“民族虚无论”的思想。
近代中国一次又一次的对外战争的交涉失败，将拥有几千年文明“民族优越”思想的中国打的体无完肤。
就中外文化交流而言，中国长期是“思想文化出超”。比如，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非常认真的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不去寻求是错误的，不去寻求是有罪的。”
据明代何乔远《闽记》记载：唐武德年间（618年－626年），穆罕默德遣四贤徒来华，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和四贤则传教泉州。唐太宗的622—628年之间，穆罕默德的大弟子艾比•宛葛素奉穆圣之命来华传教，主要活动与广州，建广州怀圣寺。三贤和四贤活动与泉州，《闽书抄》说他俩一名沙谒储，一名我高仕。
伊斯兰教虽然是世界性的大宗教，他确实有极突出的历史贡献，他对于今日的中国也确实有极重要的影响，但在历史时期，他对于汉民族的思想影响非常有限。雨花石认为，其关键的节点，汉民族从骨头里虽然尊重领袖和统一，但也强调“君臣佐使”的一致性。直白一点：“桃园结义刘关张”的那种“外君臣而兄弟”的关系才符合汉族人对领导体制的审美意识。宗教其实是民族心理在精神世界的投射，宗教当然可以引领、塑造民族心理，但这种影响，在一般状态下是一种两情相悦——正如热恋。
殖民者在亚非拉的强制性传教当然不同于一般的宗教传播。
汉民族固然崇拜神，但，汉民族在尊敬神的同时也喜欢创造“新神”——比如关羽就升格为神。
汉民族接受的多为“多神教”。
就在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时候，一个叫玄奘的僧人突破政府禁令而敢于“舍身求法”，只不过，他求来的是佛教。
佛教对于中国，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他不仅仅是影响了汉民族，还影响了藏族、蒙古族等等民族。
就思想文化的影响而言，除了印度的佛教而言，中国长期处于“思想出超”状态，几千年的历史积淀，汉民族和中国统治者形成了相当的“民族优越论”。
不过呢，汉民族的“民族优越论”截然不同于近代西方的“民族优越论”。
中国历史上“华夷之辨”的衡量标准大致经历了三个演变阶段：血缘衡量标准阶段，地缘衡量标准阶段，衣饰、礼仪等文化衡量标准阶段。
任何一个民族的初建阶段都是“血缘纽带”，汉民族当然也不例外。
《国语•郑语》说：“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荆、戎、狄之人也。非亲则顽，不可入也……夫成天下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
也就是说，诸夏的基本血缘团体包括夏、商、姬、姜四族，也就是姒姓、子姓、嬴姓、姬姓、姜姓等中华文明的初创氏族。以周王室为核心的鲁、晋、郑、卫、韩、魏、燕、虞、虢等都是姬姓国；齐、申、吕、许等是姜姓国；徐、黄、郯、江、赵、秦等嬴姓国；商王朝灭亡后备，子姓的政权是宋国。
那么，为什么这几个氏族是“诸夏”最早的“血缘纽带”呢？
《周易•系辞下》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也就是说，“诸夏”和其他氏族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重衣冠礼仪。《春秋左传正义•定公十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衣冠、礼仪，是中华文明的核心，这种特点，决定了“诸夏”在发展的初期很容易跨越“血缘纽带”而进入更高级的阶段。
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二大确立了党在现阶段的革命任务是：“(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这里头有一个名词，“中国本部”。
“中国本部”这个名词，是近代东西文化交流过程里出现的，大体是西方影响给中国人的一个名词。
“中国本部”是西方世界对近代以来由汉族人口大量聚居、汉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中国核心地带的称呼。
由于汉族聚居地带随朝代不同而扩张或缩小，中国本部的范围也随之变动。近代所用的“中国本部”，与中国最近的汉人朝代明朝的疆域的汉族聚居区，即两京十三省（亦称关内十八省、内地十八省等）大体一致。
学习中国古代历史，我们认可的秦王朝之后的大一统王朝，并不是完全统一了今日的疆域，而是指统一了汉民族聚居的地区。比如，因为没有统一汉民族传统的聚居区“幽云十六州”，我们说北宋并不是一个曾经完成统一的王朝，至于明王朝，他虽然并没有真正管理蒙古内外，甚至于他也并没有实际控制台湾，我们都承认他是一个完成了统一的政权，其关键就在于他“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近代以来，因为孙中山坚持“驱逐鞑虏”，汉族主流民意对于东三省是否属于中国发生了思想分歧。
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根据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理论，指出远东各被压迫国家人民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
受列宁的影响，中共二大承认了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决，所以，其革命的直接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对于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设立“民族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就是在“大一统”管理的体制下对“民族自治权”的一种制度安排。
不过，和孙中山相比，中在建党之初就坚定的认识到“东三省”属于“中国本部”之内。
也就是说，从“诸夏”思想的出现到1949年共和国成立，汉民族确确实实有一个“中国本部”的思想，也就是说，汉民族对于的聚居区域有一个大体的概念。这个概念，大体就是汉民族历史时期搞农耕生产的区域。
汉民族确实有“地缘边界”的思想。
当然，汉民族的心胸是比较广阔的，在先秦以后，在“华夷之辨”上占据主流的是思想文化因素，以血缘及地域进行衡量的观点一般出现在遭遇严重入侵才稍占主流，而这主要也是为了保护华夏文明与尊严。
东周时期，管仲辅佐齐桓公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对此，孔子评价极高：“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被发左衽”点明了“诸夏”文明与“夷”的最大区别在于“衣冠”。
春秋时期，“诸夏”们诸侯争霸血雨腥风，孔子凭什么看不起“夷”呢？
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对于这句话，《正义》解释说：“此章言中国礼义之盛，而夷狄无也。举夷狄，则戎蛮可知。诸夏，中国也。亡，无也。言夷狄虽有君长而无礼义，中国虽偶无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礼义不废。”
孔子最关注的并不是“君主”如何而是“礼仪”是否得到传承。这是中国古文化一个极重要的一个思想。
很多朋友不能理解汉族知识分子为什么能够和满洲贵族共同管理中国？
满汉之所以成功联合，比如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对满清是忠诚的，就在于“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这句话有一个几麻烦的推导：外族君主如果接受并推行“礼仪”，那么，也就无所谓血缘族权。
古代中国人严格地以文化严格区分先进的华夏族与落后的“蛮夷”，而不以血缘、地域等单一因素区分。
在清王朝之前，华夏融合了太多的民族。比如，楚国自称蛮夷，其后文明日进，中原诸侯与之会盟，则不复以蛮夷视之；而郑国本为诸夏，如行为不合义礼，亦视为夷狄。
我们知道，推翻暴秦的项羽绝对是楚国人，而大汉王朝的建立者刘邦是很能“楚歌”的，他那个名垂千古的《大风歌》里“兮”来“兮”去的，明显受屈原的影响。
项羽和屈原，是绝对的楚国人，在楚国的文化与“诸夏”文化完成交融后，大家都是中国人。
汉族人能够接受项羽、能够接受有胡人血统的杨坚，为什么就不能接受满清呢？
雨花石认为，满清贵族对于大中国的管理是有相当进步意义的，但，他对于汉民族的发展有巨大的负面影响，或者说，正是满清的统治造成了中华民族在近代的跌落。
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华夷之辨”就养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尊孔读经”，两个基本点是：“衣冠”和“礼仪”。
请注意：“衣冠”和“礼仪”是绝对不可相互取代的。
第1271节
伴随着欧美殖民者的“西方民族优越论”的盛行，累战累败的亚非落后国家非常容易产生“民族虚无论”的思想。
近代中国一次又一次的对外战争的交涉失败，将拥有几千年文明“民族优越”思想的中国打的体无完肤。
就中外文化交流而言，中国长期是“思想文化出超”。比如，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非常认真的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不去寻求是错误的，不去寻求是有罪的。”
据明代何乔远《闽记》记载：唐武德年间（618年－626年），穆罕默德遣四贤徒来华，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和四贤则传教泉州。唐太宗的622—628年之间，穆罕默德的大弟子艾比•宛葛素奉穆圣之命来华传教，主要活动与广州，建广州怀圣寺。三贤和四贤活动与泉州，《闽书抄》说他俩一名沙谒储，一名我高仕。
伊斯兰教虽然是世界性的大宗教，他确实有极突出的历史贡献，他对于今日的中国也确实有极重要的影响，但在历史时期，他对于汉民族的思想影响非常有限。雨花石认为，其关键的节点，汉民族从骨头里虽然尊重领袖和统一，但也强调“君臣佐使”的一致性。直白一点：“桃园结义刘关张”的那种“外君臣而兄弟”的关系才符合汉族人对领导体制的审美意识。宗教其实是民族心理在精神世界的投射，宗教当然可以引领、塑造民族心理，但这种影响，在一般状态下是一种两情相悦——正如热恋。
殖民者在亚非拉的强制性传教当然不同于一般的宗教传播。
汉民族固然崇拜神，但，汉民族在尊敬神的同时也喜欢创造“新神”——比如关羽就升格为神。
汉民族接受的多为“多神教”。
就在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时候，一个叫玄奘的僧人突破政府禁令而敢于“舍身求法”，只不过，他求来的是佛教。
佛教对于中国，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他不仅仅是影响了汉民族，还影响了藏族、蒙古族等等民族。
就思想文化的影响而言，除了印度的佛教而言，中国长期处于“思想出超”状态，几千年的历史积淀，汉民族和中国统治者形成了相当的“民族优越论”。
不过呢，汉民族的“民族优越论”截然不同于近代西方的“民族优越论”。
中国历史上“华夷之辨”的衡量标准大致经历了三个演变阶段：血缘衡量标准阶段，地缘衡量标准阶段，衣饰、礼仪等文化衡量标准阶段。
任何一个民族的初建阶段都是“血缘纽带”，汉民族当然也不例外。
《国语•郑语》说：“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荆、戎、狄之人也。非亲则顽，不可入也……夫成天下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
也就是说，诸夏的基本血缘团体包括夏、商、姬、姜四族，也就是姒姓、子姓、嬴姓、姬姓、姜姓等中华文明的初创氏族。以周王室为核心的鲁、晋、郑、卫、韩、魏、燕、虞、虢等都是姬姓国；齐、申、吕、许等是姜姓国；徐、黄、郯、江、赵、秦等嬴姓国；商王朝灭亡后备，子姓的政权是宋国。
那么，为什么这几个氏族是“诸夏”最早的“血缘纽带”呢？
《周易•系辞下》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也就是说，“诸夏”和其他氏族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重衣冠礼仪。《春秋左传正义•定公十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衣冠、礼仪，是中华文明的核心，这种特点，决定了“诸夏”在发展的初期很容易跨越“血缘纽带”而进入更高级的阶段。
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二大确立了党在现阶段的革命任务是：“(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这里头有一个名词，“中国本部”。
“中国本部”这个名词，是近代东西文化交流过程里出现的，大体是西方影响给中国人的一个名词。
“中国本部”是西方世界对近代以来由汉族人口大量聚居、汉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中国核心地带的称呼。
由于汉族聚居地带随朝代不同而扩张或缩小，中国本部的范围也随之变动。近代所用的“中国本部”，与中国最近的汉人朝代明朝的疆域的汉族聚居区，即两京十三省（亦称关内十八省、内地十八省等）大体一致。
学习中国古代历史，我们认可的秦王朝之后的大一统王朝，并不是完全统一了今日的疆域，而是指统一了汉民族聚居的地区。比如，因为没有统一汉民族传统的聚居区“幽云十六州”，我们说北宋并不是一个曾经完成统一的王朝，至于明王朝，他虽然并没有真正管理蒙古内外，甚至于他也并没有实际控制台湾，我们都承认他是一个完成了统一的政权，其关键就在于他“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近代以来，因为孙中山坚持“驱逐鞑虏”，汉族主流民意对于东三省是否属于中国发生了思想分歧。
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根据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理论，指出远东各被压迫国家人民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
受列宁的影响，中共二大承认了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决，所以，其革命的直接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对于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设立“民族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就是在“大一统”管理的体制下对“民族自治权”的一种制度安排。
不过，和孙中山相比，中在建党之初就坚定的认识到“东三省”属于“中国本部”之内。
也就是说，从“诸夏”思想的出现到1949年共和国成立，汉民族确确实实有一个“中国本部”的思想，也就是说，汉民族对于的聚居区域有一个大体的概念。这个概念，大体就是汉民族历史时期搞农耕生产的区域。
汉民族确实有“地缘边界”的思想。
当然，汉民族的心胸是比较广阔的，在先秦以后，在“华夷之辨”上占据主流的是思想文化因素，以血缘及地域进行衡量的观点一般出现在遭遇严重入侵才稍占主流，而这主要也是为了保护华夏文明与尊严。
东周时期，管仲辅佐齐桓公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对此，孔子评价极高：“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被发左衽”点明了“诸夏”文明与“夷”的最大区别在于“衣冠”。
春秋时期，“诸夏”们诸侯争霸血雨腥风，孔子凭什么看不起“夷”呢？
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对于这句话，《正义》解释说：“此章言中国礼义之盛，而夷狄无也。举夷狄，则戎蛮可知。诸夏，中国也。亡，无也。言夷狄虽有君长而无礼义，中国虽偶无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礼义不废。”
孔子最关注的并不是“君主”如何而是“礼仪”是否得到传承。这是中国古文化一个极重要的一个思想。
很多朋友不能理解汉族知识分子为什么能够和满洲贵族共同管理中国？
满汉之所以成功联合，比如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对满清是忠诚的，就在于“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这句话有一个几麻烦的推导：外族君主如果接受并推行“礼仪”，那么，也就无所谓血缘族权。
古代中国人严格地以文化严格区分先进的华夏族与落后的“蛮夷”，而不以血缘、地域等单一因素区分。
在清王朝之前，华夏融合了太多的民族。比如，楚国自称蛮夷，其后文明日进，中原诸侯与之会盟，则不复以蛮夷视之；而郑国本为诸夏，如行为不合义礼，亦视为夷狄。
我们知道，推翻暴秦的项羽绝对是楚国人，而大汉王朝的建立者刘邦是很能“楚歌”的，他那个名垂千古的《大风歌》里“兮”来“兮”去的，明显受屈原的影响。
项羽和屈原，是绝对的楚国人，在楚国的文化与“诸夏”文化完成交融后，大家都是中国人。
汉族人能够接受项羽、能够接受有胡人血统的杨坚，为什么就不能接受满清呢？
雨花石认为，满清贵族对于大中国的管理是有相当进步意义的，但，他对于汉民族的发展有巨大的负面影响，或者说，正是满清的统治造成了中华民族在近代的跌落。
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华夷之辨”就养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尊孔读经”，两个基本点是：“衣冠”和“礼仪”。
请注意：“衣冠”和“礼仪”是绝对不可相互取代的。
楼主：yc雨花石
时间：2019-05-28 13:08:27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271节
伴随着欧美殖民者的“西方民族优越论”的盛行，累战累败的亚非落后国家非常容易产生“民族虚无论”的思想。
近代中国一次又一次的对外战争的交涉失败，将拥有几千年文明“民族优越”思想的中国打的体无完肤。
就中外文化交流而言，中国长期是“思想文化出超”。比如，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非常认真的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不去寻求是错误的，不去寻求是有罪的。”
据明代何乔远《闽记》记载：唐武德年间（618年－626年），穆罕默德遣四贤徒来华，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和四贤则传教泉州。唐太宗的622—628年之间，穆罕默德的大弟子艾比•宛葛素奉穆圣之命来华传教，主要活动与广州，建广州怀圣寺。三贤和四贤活动与泉州，《闽书抄》说他俩一名沙谒储，一名我高仕。
伊斯兰教虽然是世界性的大宗教，他确实有极突出的历史贡献，他对于今日的中国也确实有极重要的影响，但在历史时期，他对于汉民族的思想影响非常有限。雨花石认为，其关键的节点，汉民族从骨头里虽然尊重领袖和统一，但也强调“君臣佐使”的一致性。直白一点：“桃园结义刘关张”的那种“外君臣而兄弟”的关系才符合汉族人对领导体制的审美意识。宗教其实是民族心理在精神世界的投射，宗教当然可以引领、塑造民族心理，但这种影响，在一般状态下是一种两情相悦——正如热恋。
殖民者在亚非拉的强制性传教当然不同于一般的宗教传播。
汉民族固然崇拜神，但，汉民族在尊敬神的同时也喜欢创造“新神”——比如关羽就升格为神。
汉民族接受的多为“多神教”。
就在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时候，一个叫玄奘的僧人突破政府禁令而敢于“舍身求法”，只不过，他求来的是佛教。
佛教对于中国，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他不仅仅是影响了汉民族，还影响了藏族、蒙古族等等民族。
就思想文化的影响而言，除了印度的佛教而言，中国长期处于“思想出超”状态，几千年的历史积淀，汉民族和中国统治者形成了相当的“民族优越论”。
不过呢，汉民族的“民族优越论”截然不同于近代西方的“民族优越论”。
中国历史上“华夷之辨”的衡量标准大致经历了三个演变阶段：血缘衡量标准阶段，地缘衡量标准阶段，衣饰、礼仪等文化衡量标准阶段。
任何一个民族的初建阶段都是“血缘纽带”，汉民族当然也不例外。
《国语•郑语》说：“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荆、戎、狄之人也。非亲则顽，不可入也……夫成天下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
也就是说，诸夏的基本血缘团体包括夏、商、姬、姜四族，也就是姒姓、子姓、嬴姓、姬姓、姜姓等中华文明的初创氏族。以周王室为核心的鲁、晋、郑、卫、韩、魏、燕、虞、虢等都是姬姓国；齐、申、吕、许等是姜姓国；徐、黄、郯、江、赵、秦等嬴姓国；商王朝灭亡后备，子姓的政权是宋国。
那么，为什么这几个氏族是“诸夏”最早的“血缘纽带”呢？
《周易•系辞下》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也就是说，“诸夏”和其他氏族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重衣冠礼仪。《春秋左传正义•定公十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衣冠、礼仪，是中华文明的核心，这种特点，决定了“诸夏”在发展的初期很容易跨越“血缘纽带”而进入更高级的阶段。
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二大确立了党在现阶段的革命任务是：“(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这里头有一个名词，“中国本部”。
“中国本部”这个名词，是近代东西文化交流过程里出现的，大体是西方影响给中国人的一个名词。
“中国本部”是西方世界对近代以来由汉族人口大量聚居、汉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中国核心地带的称呼。
由于汉族聚居地带随朝代不同而扩张或缩小，中国本部的范围也随之变动。近代所用的“中国本部”，与中国最近的汉人朝代明朝的疆域的汉族聚居区，即两京十三省（亦称关内十八省、内地十八省等）大体一致。
学习中国古代历史，我们认可的秦王朝之后的大一统王朝，并不是完全统一了今日的疆域，而是指统一了汉民族聚居的地区。比如，因为没有统一汉民族传统的聚居区“幽云十六州”，我们说北宋并不是一个曾经完成统一的王朝，至于明王朝，他虽然并没有真正管理蒙古内外，甚至于他也并没有实际控制台湾，我们都承认他是一个完成了统一的政权，其关键就在于他“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近代以来，因为孙中山坚持“驱逐鞑虏”，汉族主流民意对于东三省是否属于中国发生了思想分歧。
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根据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理论，指出远东各被压迫国家人民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
受列宁的影响，中共二大承认了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决，所以，其革命的直接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对于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设立“民族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就是在“大一统”管理的体制下对“民族自治权”的一种制度安排。
不过，和孙中山相比，中在建党之初就坚定的认识到“东三省”属于“中国本部”之内。
也就是说，从“诸夏”思想的出现到1949年共和国成立，汉民族确确实实有一个“中国本部”的思想，也就是说，汉民族对于的聚居区域有一个大体的概念。这个概念，大体就是汉民族历史时期搞农耕生产的区域。
汉民族确实有“地缘边界”的思想。
当然，汉民族的心胸是比较广阔的，在先秦以后，在“华夷之辨”上占据主流的是思想文化因素，以血缘及地域进行衡量的观点一般出现在遭遇严重入侵才稍占主流，而这主要也是为了保护华夏文明与尊严。
东周时期，管仲辅佐齐桓公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对此，孔子评价极高：“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被发左衽”点明了“诸夏”文明与“夷”的最大区别在于“衣冠”。
春秋时期，“诸夏”们诸侯争霸血雨腥风，孔子凭什么看不起“夷”呢？
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对于这句话，《正义》解释说：“此章言中国礼义之盛，而夷狄无也。举夷狄，则戎蛮可知。诸夏，中国也。亡，无也。言夷狄虽有君长而无礼义，中国虽偶无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礼义不废。”
孔子最关注的并不是“君主”如何而是“礼仪”是否得到传承。这是中国古文化一个极重要的一个思想。
很多朋友不能理解汉族知识分子为什么能够和满洲贵族共同管理中国？
满汉之所以成功联合，比如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对满清是忠诚的，就在于“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这句话有一个几麻烦的推导：外族君主如果接受并推行“礼仪”，那么，也就无所谓血缘族权。
古代中国人严格地以文化严格区分先进的华夏族与落后的“蛮夷”，而不以血缘、地域等单一因素区分。
在清王朝之前，华夏融合了太多的民族。比如，楚国自称蛮夷，其后文明日进，中原诸侯与之会盟，则不复以蛮夷视之；而郑国本为诸夏，如行为不合义礼，亦视为夷狄。
我们知道，推翻暴秦的项羽绝对是楚国人，而大汉王朝的建立者刘邦是很能“楚歌”的，他那个名垂千古的《大风歌》里“兮”来“兮”去的，明显受屈原的影响。
项羽和屈原，是绝对的楚国人，在楚国的文化与“诸夏”文化完成交融后，大家都是中国人。
汉族人能够接受项羽、能够接受有胡人血统的杨坚，为什么就不能接受满清呢？
雨花石认为，满清贵族对于大中国的管理是有相当进步意义的，但，他对于汉民族的发展有巨大的负面影响，或者说，正是满清的统治造成了中华民族在近代的跌落。
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华夷之辨”就养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尊孔读经”，两个基本点是：“衣冠”和“礼仪”。
请注意：“衣冠”和“礼仪”是绝对不可相互取代的。
第1271节
伴随着欧美殖民者的“西方民族优越论”的盛行，累战累败的亚非落后国家非常容易产生“民族虚无论”的思想。
近代中国一次又一次的对外战争的交涉失败，将拥有几千年文明“民族优越”思想的中国打的体无完肤。
就中外文化交流而言，中国长期是“思想文化出超”。比如，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非常认真的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不去寻求是错误的，不去寻求是有罪的。”
据明代何乔远《闽记》记载：唐武德年间（618年－626年），穆罕默德遣四贤徒来华，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和四贤则传教泉州。唐太宗的622—628年之间，穆罕默德的大弟子艾比•宛葛素奉穆圣之命来华传教，主要活动与广州，建广州怀圣寺。三贤和四贤活动与泉州，《闽书抄》说他俩一名沙谒储，一名我高仕。
伊斯兰教虽然是世界性的大宗教，他确实有极突出的历史贡献，他对于今日的中国也确实有极重要的影响，但在历史时期，他对于汉民族的思想影响非常有限。雨花石认为，其关键的节点，汉民族从骨头里虽然尊重领袖和统一，但也强调“君臣佐使”的一致性。直白一点：“桃园结义刘关张”的那种“外君臣而兄弟”的关系才符合汉族人对领导体制的审美意识。宗教其实是民族心理在精神世界的投射，宗教当然可以引领、塑造民族心理，但这种影响，在一般状态下是一种两情相悦——正如热恋。
殖民者在亚非拉的强制性传教当然不同于一般的宗教传播。
汉民族固然崇拜神，但，汉民族在尊敬神的同时也喜欢创造“新神”——比如关羽就升格为神。
汉民族接受的多为“多神教”。
就在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时候，一个叫玄奘的僧人突破政府禁令而敢于“舍身求法”，只不过，他求来的是佛教。
佛教对于中国，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他不仅仅是影响了汉民族，还影响了藏族、蒙古族等等民族。
就思想文化的影响而言，除了印度的佛教而言，中国长期处于“思想出超”状态，几千年的历史积淀，汉民族和中国统治者形成了相当的“民族优越论”。
不过呢，汉民族的“民族优越论”截然不同于近代西方的“民族优越论”。
中国历史上“华夷之辨”的衡量标准大致经历了三个演变阶段：血缘衡量标准阶段，地缘衡量标准阶段，衣饰、礼仪等文化衡量标准阶段。
任何一个民族的初建阶段都是“血缘纽带”，汉民族当然也不例外。
《国语•郑语》说：“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荆、戎、狄之人也。非亲则顽，不可入也……夫成天下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
也就是说，诸夏的基本血缘团体包括夏、商、姬、姜四族，也就是姒姓、子姓、嬴姓、姬姓、姜姓等中华文明的初创氏族。以周王室为核心的鲁、晋、郑、卫、韩、魏、燕、虞、虢等都是姬姓国；齐、申、吕、许等是姜姓国；徐、黄、郯、江、赵、秦等嬴姓国；商王朝灭亡后备，子姓的政权是宋国。
那么，为什么这几个氏族是“诸夏”最早的“血缘纽带”呢？
《周易•系辞下》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也就是说，“诸夏”和其他氏族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重衣冠礼仪。《春秋左传正义•定公十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衣冠、礼仪，是中华文明的核心，这种特点，决定了“诸夏”在发展的初期很容易跨越“血缘纽带”而进入更高级的阶段。
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二大确立了党在现阶段的革命任务是：“(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这里头有一个名词，“中国本部”。
“中国本部”这个名词，是近代东西文化交流过程里出现的，大体是西方影响给中国人的一个名词。
“中国本部”是西方世界对近代以来由汉族人口大量聚居、汉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中国核心地带的称呼。
由于汉族聚居地带随朝代不同而扩张或缩小，中国本部的范围也随之变动。近代所用的“中国本部”，与中国最近的汉人朝代明朝的疆域的汉族聚居区，即两京十三省（亦称关内十八省、内地十八省等）大体一致。
学习中国古代历史，我们认可的秦王朝之后的大一统王朝，并不是完全统一了今日的疆域，而是指统一了汉民族聚居的地区。比如，因为没有统一汉民族传统的聚居区“幽云十六州”，我们说北宋并不是一个曾经完成统一的王朝，至于明王朝，他虽然并没有真正管理蒙古内外，甚至于他也并没有实际控制台湾，我们都承认他是一个完成了统一的政权，其关键就在于他“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近代以来，因为孙中山坚持“驱逐鞑虏”，汉族主流民意对于东三省是否属于中国发生了思想分歧。
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根据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理论，指出远东各被压迫国家人民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
受列宁的影响，中共二大承认了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决，所以，其革命的直接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对于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设立“民族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就是在“大一统”管理的体制下对“民族自治权”的一种制度安排。
不过，和孙中山相比，中在建党之初就坚定的认识到“东三省”属于“中国本部”之内。
也就是说，从“诸夏”思想的出现到1949年共和国成立，汉民族确确实实有一个“中国本部”的思想，也就是说，汉民族对于的聚居区域有一个大体的概念。这个概念，大体就是汉民族历史时期搞农耕生产的区域。
汉民族确实有“地缘边界”的思想。
当然，汉民族的心胸是比较广阔的，在先秦以后，在“华夷之辨”上占据主流的是思想文化因素，以血缘及地域进行衡量的观点一般出现在遭遇严重入侵才稍占主流，而这主要也是为了保护华夏文明与尊严。
东周时期，管仲辅佐齐桓公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对此，孔子评价极高：“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被发左衽”点明了“诸夏”文明与“夷”的最大区别在于“衣冠”。
春秋时期，“诸夏”们诸侯争霸血雨腥风，孔子凭什么看不起“夷”呢？
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对于这句话，《正义》解释说：“此章言中国礼义之盛，而夷狄无也。举夷狄，则戎蛮可知。诸夏，中国也。亡，无也。言夷狄虽有君长而无礼义，中国虽偶无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礼义不废。”
孔子最关注的并不是“君主”如何而是“礼仪”是否得到传承。这是中国古文化一个极重要的一个思想。
很多朋友不能理解汉族知识分子为什么能够和满洲贵族共同管理中国？
满汉之所以成功联合，比如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对满清是忠诚的，就在于“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这句话有一个几麻烦的推导：外族君主如果接受并推行“礼仪”，那么，也就无所谓血缘族权。
古代中国人严格地以文化严格区分先进的华夏族与落后的“蛮夷”，而不以血缘、地域等单一因素区分。
在清王朝之前，华夏融合了太多的民族。比如，楚国自称蛮夷，其后文明日进，中原诸侯与之会盟，则不复以蛮夷视之；而郑国本为诸夏，如行为不合义礼，亦视为夷狄。
我们知道，推翻暴秦的项羽绝对是楚国人，而大汉王朝的建立者刘邦是很能“楚歌”的，他那个名垂千古的《大风歌》里“兮”来“兮”去的，明显受屈原的影响。
项羽和屈原，是绝对的楚国人，在楚国的文化与“诸夏”文化完成交融后，大家都是中国人。
汉族人能够接受项羽、能够接受有胡人血统的杨坚，为什么就不能接受满清呢？
雨花石认为，满清贵族对于大中国的管理是有相当进步意义的，但，他对于汉民族的发展有巨大的负面影响，或者说，正是满清的统治造成了中华民族在近代的跌落。
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华夷之辨”就养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尊孔读经”，两个基本点是：“衣冠”和“礼仪”。
请注意：“衣冠”和“礼仪”是绝对不可相互取代的。
楼主：yc雨花石
时间：2019-05-28 13:08:27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271节
伴随着欧美殖民者的“西方民族优越论”的盛行，累战累败的亚非落后国家非常容易产生“民族虚无论”的思想。
近代中国一次又一次的对外战争的交涉失败，将拥有几千年文明“民族优越”思想的中国打的体无完肤。
就中外文化交流而言，中国长期是“思想文化出超”。比如，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非常认真的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不去寻求是错误的，不去寻求是有罪的。”
据明代何乔远《闽记》记载：唐武德年间（618年－626年），穆罕默德遣四贤徒来华，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和四贤则传教泉州。唐太宗的622—628年之间，穆罕默德的大弟子艾比•宛葛素奉穆圣之命来华传教，主要活动与广州，建广州怀圣寺。三贤和四贤活动与泉州，《闽书抄》说他俩一名沙谒储，一名我高仕。
伊斯兰教虽然是世界性的大宗教，他确实有极突出的历史贡献，他对于今日的中国也确实有极重要的影响，但在历史时期，他对于汉民族的思想影响非常有限。雨花石认为，其关键的节点，汉民族从骨头里虽然尊重领袖和统一，但也强调“君臣佐使”的一致性。直白一点：“桃园结义刘关张”的那种“外君臣而兄弟”的关系才符合汉族人对领导体制的审美意识。宗教其实是民族心理在精神世界的投射，宗教当然可以引领、塑造民族心理，但这种影响，在一般状态下是一种两情相悦——正如热恋。
殖民者在亚非拉的强制性传教当然不同于一般的宗教传播。
汉民族固然崇拜神，但，汉民族在尊敬神的同时也喜欢创造“新神”——比如关羽就升格为神。
汉民族接受的多为“多神教”。
就在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时候，一个叫玄奘的僧人突破政府禁令而敢于“舍身求法”，只不过，他求来的是佛教。
佛教对于中国，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他不仅仅是影响了汉民族，还影响了藏族、蒙古族等等民族。
就思想文化的影响而言，除了印度的佛教而言，中国长期处于“思想出超”状态，几千年的历史积淀，汉民族和中国统治者形成了相当的“民族优越论”。
不过呢，汉民族的“民族优越论”截然不同于近代西方的“民族优越论”。
中国历史上“华夷之辨”的衡量标准大致经历了三个演变阶段：血缘衡量标准阶段，地缘衡量标准阶段，衣饰、礼仪等文化衡量标准阶段。
任何一个民族的初建阶段都是“血缘纽带”，汉民族当然也不例外。
《国语•郑语》说：“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荆、戎、狄之人也。非亲则顽，不可入也……夫成天下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
也就是说，诸夏的基本血缘团体包括夏、商、姬、姜四族，也就是姒姓、子姓、嬴姓、姬姓、姜姓等中华文明的初创氏族。以周王室为核心的鲁、晋、郑、卫、韩、魏、燕、虞、虢等都是姬姓国；齐、申、吕、许等是姜姓国；徐、黄、郯、江、赵、秦等嬴姓国；商王朝灭亡后备，子姓的政权是宋国。
那么，为什么这几个氏族是“诸夏”最早的“血缘纽带”呢？
《周易•系辞下》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也就是说，“诸夏”和其他氏族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重衣冠礼仪。《春秋左传正义•定公十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衣冠、礼仪，是中华文明的核心，这种特点，决定了“诸夏”在发展的初期很容易跨越“血缘纽带”而进入更高级的阶段。
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二大确立了党在现阶段的革命任务是：“(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这里头有一个名词，“中国本部”。
“中国本部”这个名词，是近代东西文化交流过程里出现的，大体是西方影响给中国人的一个名词。
“中国本部”是西方世界对近代以来由汉族人口大量聚居、汉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中国核心地带的称呼。
由于汉族聚居地带随朝代不同而扩张或缩小，中国本部的范围也随之变动。近代所用的“中国本部”，与中国最近的汉人朝代明朝的疆域的汉族聚居区，即两京十三省（亦称关内十八省、内地十八省等）大体一致。
学习中国古代历史，我们认可的秦王朝之后的大一统王朝，并不是完全统一了今日的疆域，而是指统一了汉民族聚居的地区。比如，因为没有统一汉民族传统的聚居区“幽云十六州”，我们说北宋并不是一个曾经完成统一的王朝，至于明王朝，他虽然并没有真正管理蒙古内外，甚至于他也并没有实际控制台湾，我们都承认他是一个完成了统一的政权，其关键就在于他“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近代以来，因为孙中山坚持“驱逐鞑虏”，汉族主流民意对于东三省是否属于中国发生了思想分歧。
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根据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理论，指出远东各被压迫国家人民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
受列宁的影响，中共二大承认了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决，所以，其革命的直接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对于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设立“民族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就是在“大一统”管理的体制下对“民族自治权”的一种制度安排。
不过，和孙中山相比，中在建党之初就坚定的认识到“东三省”属于“中国本部”之内。
也就是说，从“诸夏”思想的出现到1949年共和国成立，汉民族确确实实有一个“中国本部”的思想，也就是说，汉民族对于的聚居区域有一个大体的概念。这个概念，大体就是汉民族历史时期搞农耕生产的区域。
汉民族确实有“地缘边界”的思想。
当然，汉民族的心胸是比较广阔的，在先秦以后，在“华夷之辨”上占据主流的是思想文化因素，以血缘及地域进行衡量的观点一般出现在遭遇严重入侵才稍占主流，而这主要也是为了保护华夏文明与尊严。
东周时期，管仲辅佐齐桓公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对此，孔子评价极高：“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被发左衽”点明了“诸夏”文明与“夷”的最大区别在于“衣冠”。
春秋时期，“诸夏”们诸侯争霸血雨腥风，孔子凭什么看不起“夷”呢？
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对于这句话，《正义》解释说：“此章言中国礼义之盛，而夷狄无也。举夷狄，则戎蛮可知。诸夏，中国也。亡，无也。言夷狄虽有君长而无礼义，中国虽偶无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礼义不废。”
孔子最关注的并不是“君主”如何而是“礼仪”是否得到传承。这是中国古文化一个极重要的一个思想。
很多朋友不能理解汉族知识分子为什么能够和满洲贵族共同管理中国？
满汉之所以成功联合，比如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对满清是忠诚的，就在于“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这句话有一个几麻烦的推导：外族君主如果接受并推行“礼仪”，那么，也就无所谓血缘族权。
古代中国人严格地以文化严格区分先进的华夏族与落后的“蛮夷”，而不以血缘、地域等单一因素区分。
在清王朝之前，华夏融合了太多的民族。比如，楚国自称蛮夷，其后文明日进，中原诸侯与之会盟，则不复以蛮夷视之；而郑国本为诸夏，如行为不合义礼，亦视为夷狄。
我们知道，推翻暴秦的项羽绝对是楚国人，而大汉王朝的建立者刘邦是很能“楚歌”的，他那个名垂千古的《大风歌》里“兮”来“兮”去的，明显受屈原的影响。
项羽和屈原，是绝对的楚国人，在楚国的文化与“诸夏”文化完成交融后，大家都是中国人。
汉族人能够接受项羽、能够接受有胡人血统的杨坚，为什么就不能接受满清呢？
雨花石认为，满清贵族对于大中国的管理是有相当进步意义的，但，他对于汉民族的发展有巨大的负面影响，或者说，正是满清的统治造成了中华民族在近代的跌落。
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华夷之辨”就养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尊孔读经”，两个基本点是：“衣冠”和“礼仪”。
请注意：“衣冠”和“礼仪”是绝对不可相互取代的。
第1271节
伴随着欧美殖民者的“西方民族优越论”的盛行，累战累败的亚非落后国家非常容易产生“民族虚无论”的思想。
近代中国一次又一次的对外战争的交涉失败，将拥有几千年文明“民族优越”思想的中国打的体无完肤。
就中外文化交流而言，中国长期是“思想文化出超”。比如，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非常认真的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不去寻求是错误的，不去寻求是有罪的。”
据明代何乔远《闽记》记载：唐武德年间（618年－626年），穆罕默德遣四贤徒来华，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和四贤则传教泉州。唐太宗的622—628年之间，穆罕默德的大弟子艾比•宛葛素奉穆圣之命来华传教，主要活动与广州，建广州怀圣寺。三贤和四贤活动与泉州，《闽书抄》说他俩一名沙谒储，一名我高仕。
伊斯兰教虽然是世界性的大宗教，他确实有极突出的历史贡献，他对于今日的中国也确实有极重要的影响，但在历史时期，他对于汉民族的思想影响非常有限。雨花石认为，其关键的节点，汉民族从骨头里虽然尊重领袖和统一，但也强调“君臣佐使”的一致性。直白一点：“桃园结义刘关张”的那种“外君臣而兄弟”的关系才符合汉族人对领导体制的审美意识。宗教其实是民族心理在精神世界的投射，宗教当然可以引领、塑造民族心理，但这种影响，在一般状态下是一种两情相悦——正如热恋。
殖民者在亚非拉的强制性传教当然不同于一般的宗教传播。
汉民族固然崇拜神，但，汉民族在尊敬神的同时也喜欢创造“新神”——比如关羽就升格为神。
汉民族接受的多为“多神教”。
就在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时候，一个叫玄奘的僧人突破政府禁令而敢于“舍身求法”，只不过，他求来的是佛教。
佛教对于中国，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他不仅仅是影响了汉民族，还影响了藏族、蒙古族等等民族。
就思想文化的影响而言，除了印度的佛教而言，中国长期处于“思想出超”状态，几千年的历史积淀，汉民族和中国统治者形成了相当的“民族优越论”。
不过呢，汉民族的“民族优越论”截然不同于近代西方的“民族优越论”。
中国历史上“华夷之辨”的衡量标准大致经历了三个演变阶段：血缘衡量标准阶段，地缘衡量标准阶段，衣饰、礼仪等文化衡量标准阶段。
任何一个民族的初建阶段都是“血缘纽带”，汉民族当然也不例外。
《国语•郑语》说：“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荆、戎、狄之人也。非亲则顽，不可入也……夫成天下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
也就是说，诸夏的基本血缘团体包括夏、商、姬、姜四族，也就是姒姓、子姓、嬴姓、姬姓、姜姓等中华文明的初创氏族。以周王室为核心的鲁、晋、郑、卫、韩、魏、燕、虞、虢等都是姬姓国；齐、申、吕、许等是姜姓国；徐、黄、郯、江、赵、秦等嬴姓国；商王朝灭亡后备，子姓的政权是宋国。
那么，为什么这几个氏族是“诸夏”最早的“血缘纽带”呢？
《周易•系辞下》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也就是说，“诸夏”和其他氏族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重衣冠礼仪。《春秋左传正义•定公十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衣冠、礼仪，是中华文明的核心，这种特点，决定了“诸夏”在发展的初期很容易跨越“血缘纽带”而进入更高级的阶段。
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二大确立了党在现阶段的革命任务是：“(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这里头有一个名词，“中国本部”。
“中国本部”这个名词，是近代东西文化交流过程里出现的，大体是西方影响给中国人的一个名词。
“中国本部”是西方世界对近代以来由汉族人口大量聚居、汉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中国核心地带的称呼。
由于汉族聚居地带随朝代不同而扩张或缩小，中国本部的范围也随之变动。近代所用的“中国本部”，与中国最近的汉人朝代明朝的疆域的汉族聚居区，即两京十三省（亦称关内十八省、内地十八省等）大体一致。
学习中国古代历史，我们认可的秦王朝之后的大一统王朝，并不是完全统一了今日的疆域，而是指统一了汉民族聚居的地区。比如，因为没有统一汉民族传统的聚居区“幽云十六州”，我们说北宋并不是一个曾经完成统一的王朝，至于明王朝，他虽然并没有真正管理蒙古内外，甚至于他也并没有实际控制台湾，我们都承认他是一个完成了统一的政权，其关键就在于他“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近代以来，因为孙中山坚持“驱逐鞑虏”，汉族主流民意对于东三省是否属于中国发生了思想分歧。
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根据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理论，指出远东各被压迫国家人民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
受列宁的影响，中共二大承认了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决，所以，其革命的直接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对于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设立“民族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就是在“大一统”管理的体制下对“民族自治权”的一种制度安排。
不过，和孙中山相比，中在建党之初就坚定的认识到“东三省”属于“中国本部”之内。
也就是说，从“诸夏”思想的出现到1949年共和国成立，汉民族确确实实有一个“中国本部”的思想，也就是说，汉民族对于的聚居区域有一个大体的概念。这个概念，大体就是汉民族历史时期搞农耕生产的区域。
汉民族确实有“地缘边界”的思想。
当然，汉民族的心胸是比较广阔的，在先秦以后，在“华夷之辨”上占据主流的是思想文化因素，以血缘及地域进行衡量的观点一般出现在遭遇严重入侵才稍占主流，而这主要也是为了保护华夏文明与尊严。
东周时期，管仲辅佐齐桓公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对此，孔子评价极高：“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被发左衽”点明了“诸夏”文明与“夷”的最大区别在于“衣冠”。
春秋时期，“诸夏”们诸侯争霸血雨腥风，孔子凭什么看不起“夷”呢？
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对于这句话，《正义》解释说：“此章言中国礼义之盛，而夷狄无也。举夷狄，则戎蛮可知。诸夏，中国也。亡，无也。言夷狄虽有君长而无礼义，中国虽偶无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礼义不废。”
孔子最关注的并不是“君主”如何而是“礼仪”是否得到传承。这是中国古文化一个极重要的一个思想。
很多朋友不能理解汉族知识分子为什么能够和满洲贵族共同管理中国？
满汉之所以成功联合，比如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对满清是忠诚的，就在于“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这句话有一个几麻烦的推导：外族君主如果接受并推行“礼仪”，那么，也就无所谓血缘族权。
古代中国人严格地以文化严格区分先进的华夏族与落后的“蛮夷”，而不以血缘、地域等单一因素区分。
在清王朝之前，华夏融合了太多的民族。比如，楚国自称蛮夷，其后文明日进，中原诸侯与之会盟，则不复以蛮夷视之；而郑国本为诸夏，如行为不合义礼，亦视为夷狄。
我们知道，推翻暴秦的项羽绝对是楚国人，而大汉王朝的建立者刘邦是很能“楚歌”的，他那个名垂千古的《大风歌》里“兮”来“兮”去的，明显受屈原的影响。
项羽和屈原，是绝对的楚国人，在楚国的文化与“诸夏”文化完成交融后，大家都是中国人。
汉族人能够接受项羽、能够接受有胡人血统的杨坚，为什么就不能接受满清呢？
雨花石认为，满清贵族对于大中国的管理是有相当进步意义的，但，他对于汉民族的发展有巨大的负面影响，或者说，正是满清的统治造成了中华民族在近代的跌落。
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华夷之辨”就养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尊孔读经”，两个基本点是：“衣冠”和“礼仪”。
请注意：“衣冠”和“礼仪”是绝对不可相互取代的。
楼主：yc雨花石
时间：2019-05-28 13:08:27
@少妇养狼狗 2017-05-05 22:08:55
颜老师的井岗路线注定失败。
在体制内已经呆了十多年了，一个厅级的执法单位，借着刚刚刷完的《人民》，说说看到的一些令人绝望的现实吧。
刚工作是在基层里面，工作经常加班什么的，还有周围的同事，都没觉得有啥特别感觉，几年年后通过竞争上岗去了同类业务的总部机关，又呆了几年，这次单位大交流，被调走了，离开了工作十多年的业务岗位，去了一个新的业务基层科室，相当于从头开始吧，在新科室呆了几天，感受了......
-----------------------------
我这两天出了点意外。
第一，我的帖子备料因为电脑差一点没有找到，花了29元费了老大劲才找回来。等发帖时，网络又出了问题，所以，连发了多次。
特此解释这两天的意外。
第二，闲着没事，就写了一点祁同伟，没写完，找到了原材料，昨天决定放弃，现在有写一下的想法。
颜老师的井岗路线注定失败。
在体制内已经呆了十多年了，一个厅级的执法单位，借着刚刚刷完的《人民》，说说看到的一些令人绝望的现实吧。
刚工作是在基层里面，工作经常加班什么的，还有周围的同事，都没觉得有啥特别感觉，几年年后通过竞争上岗去了同类业务的总部机关，又呆了几年，这次单位大交流，被调走了，离开了工作十多年的业务岗位，去了一个新的业务基层科室，相当于从头开始吧，在新科室呆了几天，感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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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两天出了点意外。
第一，我的帖子备料因为电脑差一点没有找到，花了29元费了老大劲才找回来。等发帖时，网络又出了问题，所以，连发了多次。
特此解释这两天的意外。
第二，闲着没事，就写了一点祁同伟，没写完，找到了原材料，昨天决定放弃，现在有写一下的想法。
楼主：yc雨花石
时间：2019-05-28 13:08:27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272节
如果说礼仪更多的是规范人际关系，那么，衣冠更多的是代表一个人内心的文化审美。衣冠，是除吃饭之外，一个人最不可或缺的需要。任何一个民族在发展过程里，其对于衣冠的选择，不但适应了生产生活的环境，而且代表了社会文化的积累。
某种意义讲，衣冠，就是民族特色的自我界定。
自从周平王被迫动迁后，明清易代之前，华夏——汉族，有过太多次的被异族入侵，甚至于有多次大规模的南迁。
唐刘知几《史通•邑里》：“异哉，晋氏之有天下也!自雒阳荡覆，衣冠南渡，江左侨立州县，不存桑梓。”
史学界之外，诗文里有更多“衣冠南渡”。
唐代詹琲有一首诗，题目挺长：
永嘉乱，衣冠南渡，流落南泉，作忆昔吟
忆昔永嘉际，
中原板荡年。
衣冠坠涂炭，
舆辂染腥膻。
国势多危厄，
宗人苦播迁。
南来频洒泪，
渴骥每思泉。
安史之乱，中原板荡，局面危殆，李白的《永王东巡歌》里说：
三川北虏乱如麻，
四海南奔似永嘉。
但用东山谢安石，
为君谈笑静胡沙。
这个“四海南奔似永嘉”就是中原士大夫对于异族入侵的担忧——安禄山是少数民族。
汉民族发展史上有三次大规模的“南渡”：西晋末年、安史之乱之后、靖康之耻。
史学界比较严格的承认“晋衣冠南渡”、“宋衣冠南渡”，根据年号，又称之为“永嘉衣冠南渡”、“建炎衣冠南渡”。
为什么安史之乱之后中原流民的大规模南迁不被史学界承认为“衣冠南渡”呢？因为，自从安史之乱到979年北宋灭掉南方割据政权的224年间，北方虽然长期被少数民族威胁，汉民族也丢失了基本地盘幽云十六州，但，除了幽云十六州之外，中原的战乱，虽然有异族入侵的威胁，但，主体是军伐混乱。这就好比1840年之后的中国，虽然时时刻刻被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日军铁蹄也曾经血染了大半个中国，但，就长时间的跨度讲，近代的战乱，主要是中国人自己的内乱。西晋和北宋灭亡后，中国北方不但陷入长期的战乱，最重要的是，这个战乱的性质主要的民族战争，而且，少数民族政权长期统治了北方。
明清易代，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汉民族的抵抗非常的弱，北方士大夫的南迁非常的不明显，清军的南下非常的快。
从1644年清军入关到1664年8月夔东十三家抗清失败李来亨全家自焚，汉民族在大陆的抗清运动仅仅20年。满清以偏居关外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仅仅用20年就灭掉汉民族在大陆的所有政权完成江山易代和统一，这个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近代历史上，中华民族曾经有过八国联军侵华和日军全面侵华两次最大的威胁，中华民族的抵抗还是有力的——最起码没有清军入关那样的摧枯拉朽。
明朝灭亡已经几百年了，我们无法完整体会当时的士大夫和民众心态。大约，士大夫集团的内讧，极端降低了民族凝聚力和战斗力。
在这种背景下，满清政权对于汉民族搞了“易服剃发”政策。
1644年清军入关后，为了摧毁汉族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自尊颁布“剃发令”，因引起汉人的不满和反抗，于是公开废除此令。1645年清兵进军江南后，多尔衮再次颁发“剃发令”，规定：“全国官民，京城内外限十日，直隶及各省地方以布文到日亦限十日，全部剃发。”其执行口号是：“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在发布剃发令的同时，还颁布了“易服令”， 1645年7月9日，清廷颁布“易服令”规定“官民既已剃发，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
“衣冠”遂成为汉满民族斗争的关键。
清军入关之后，之所以就“衣冠”问题提上战略高度，是因为他们对于汉族的“衣冠”文化有深刻的认识。
1636年11月，皇太极召集满洲贵族和重要官员时说：“朕思金太祖、太宗法度详明，可垂久远。至熙宗哈喇和完颜亮之世尽废之，耽于酒色，盘乐无度，效汉人之陋习。世宗即位，奋图法祖，勤求治理，唯恐子孙仍效汉俗，预为禁约，屡以无忘祖宗为训，衣服语言悉遵旧制，试试联系骑射，以备武功。虽垂训如此，后世之君，渐至懈废，忘其骑射。至于哀宗，社稷倾危，国遂灭亡。”
皇太极的这个讲话太厉害了。他看到了少数民族生产、生活、文化的落后，即使有强大的军事征服和高效的行政管理，一旦国家承平，“渐至懈废，忘其骑射”，回归正常社会生活，“子孙仍效汉俗”，于是，民族特点就被汉民族的广阔人口和经济文化生活同化掉。
西晋末年进入中原的五胡“匈奴鲜卑羯氐羌”和曾经强大的“契丹辽”、“女真金”就不仅仅“社稷倾危”，而且是民族融亡。
我这里用的是“民族融亡”而不是“民族融合”，这里头就有无数的血泪情仇。
金庸武侠《神雕侠侣》的第10回，金国灭亡后，女真皇室之后完颜萍图谋刺杀蒙古高官耶律楚材，双方有一段精彩对话。
耶律楚材缓缓说道：“完颜姑娘，你已行刺过我三次。我身为大蒙古国宰相，灭了你大金国，害你父母。可是你知我的祖先却又是为何人所灭呢？”完颜萍微微摇头，道：“我不知道。”耶律楚材道：“我祖先是大辽国的皇族，大辽国是给你金国灭了的。我大辽国耶律氏的子孙，被你完颜氏杀戮得没剩下几个。我少时立志复仇，这才辅佐蒙古大汗灭你金国。唉，怨怨相报，何年何月方了啊？”说到最后这两句话时，抬头望着窗外，想到只为了几家人争为帝王，以致大城民居尽成废墟，万里之间骨积为山，血流成河。
耶律楚材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九世孙，母亲是汉人杨氏，就血统而言，是半个汉族人。1191年6月——这个时间对于契丹人特别重要——父亲耶律履去世，耶律楚材随母杨氏定居义州弘政，受到母亲全面的教育，十二岁时入闾山显州书院 ，十三岁时学习诗书。
就接受的读书教育而言，耶律楚材已经是一个完整的儒家读书人。
民族鉴别的一个重要标准是文化，“入夏则夏，入夷则夷”。那么，耶律楚材是否已经汉化了？
大辽瓦解以后契丹人四散逃亡，分崩离析。西辽灭亡后，一部分漠北契丹人向西迁移到了伊朗克尔曼地区，被完全伊斯兰化。金、蒙战争爆发后，其中一部分“誓不食金粟”的契丹人投靠了蒙古，如耶律楚材、耶律不花、耶律阿海等率领的部族，并随蒙古军队东征西讨，扩散到了世界各地。 还有一部分契丹人经高丽继续北上至西伯利亚、从此销声匿迹。
在今天，我们已经找不到曾经强大的契丹人的民族。为什么？
答案是，文化被摧毁，尤其是，文字被消灭。
1125年金灭辽之后，契丹语文仍然在一定范围内使用，1134年的《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是以契丹小字写成的。耶律楚材的父亲耶律履，曾经把《唐书》翻译成契丹小字。但，到了1191年——也就是耶律楚材的父亲耶律履去世的那一年，金章宗下令停用契丹文，在强大的军政压力下，契丹语和契丹文被废止，于是，契丹民族开始走向消亡。
耶律履去世的时候，耶律楚材才两岁，没有接受契丹文教育，在母亲杨氏的影响下接受的是系统的儒家教育。长大成人后的耶律楚材曾经到西辽学习契丹语文，史籍所载懂得契丹语文的人，耶律楚材可能是最后一个。
耶律楚材学习契丹语，一个方面说明他内心世界的民族认同是“契丹人”而不是“汉人”，一个方面说明1191年金政府对契丹语文的禁绝非常的强势，长大成人的耶律楚材也只能到西辽学习契丹文，归来后也已经没有使用的契丹族群。
于是，契丹族融亡了。
后人研究历史，往往过于关注民族融合的社会进步意义而忽略了民族融亡之际“当代人”内心的挣扎和痛苦。
比如，契丹人和女真人虽然融入了汉族，但汉族里“耶律”、“完颜”两姓却非常的少，究其原因，就是国破家亡后回避曾经的历史仇怨。
契丹人和女真人在历史时期和汉民族有血海深仇，国破家亡后，作为民族望族的姓氏必须回避，否则，就有太大的生存风险。
比如，《神雕侠侣》里的完颜萍行走江湖的时候公开用名是颜萍。也就是说，今日姓“颜”的未必都是“儒颜复圣后裔”，有一部分是“完颜部”，但，我们如何区分？我们有区分的必要吗？
完颜部的后人，以家族群聚式定居并成当地望族的地区有安徽肥东、福建泉州、台湾彰化、甘肃泾川，但，其姓氏多为完、苑、粘。
姓氏，是一个家族、一个民族最重要的血脉流传符号，他的消亡和更改，里头有太深刻的无奈和血泪。
由于满清入关时期曾经的杀戮——这个杀戮和汉民族内部的江山换代一样的残酷，但因为有民族战争的性质而截然不同于中国历史的其他杀戮，比如，白起在长平之战后、项羽在巨鹿之战后的大屠杀其实更加残酷——当其政权灭亡后，几乎在整个民国时期，都有强烈的排满情绪，满族人受到了严重的民族歧视。许多满族人隐瞒民族成分，不敢承认自己是满族，或改成汉姓汉名。关外有的满族人甚至生计没有着落。这样，在满族的发展史上出现了人口增长缓慢甚至下降的现象。
近代以来，有很多名人，比如关向应、舒庆春，都是汉族人。
第1272节
如果说礼仪更多的是规范人际关系，那么，衣冠更多的是代表一个人内心的文化审美。衣冠，是除吃饭之外，一个人最不可或缺的需要。任何一个民族在发展过程里，其对于衣冠的选择，不但适应了生产生活的环境，而且代表了社会文化的积累。
某种意义讲，衣冠，就是民族特色的自我界定。
自从周平王被迫动迁后，明清易代之前，华夏——汉族，有过太多次的被异族入侵，甚至于有多次大规模的南迁。
唐刘知几《史通•邑里》：“异哉，晋氏之有天下也!自雒阳荡覆，衣冠南渡，江左侨立州县，不存桑梓。”
史学界之外，诗文里有更多“衣冠南渡”。
唐代詹琲有一首诗，题目挺长：
永嘉乱，衣冠南渡，流落南泉，作忆昔吟
忆昔永嘉际，
中原板荡年。
衣冠坠涂炭，
舆辂染腥膻。
国势多危厄，
宗人苦播迁。
南来频洒泪，
渴骥每思泉。
安史之乱，中原板荡，局面危殆，李白的《永王东巡歌》里说：
三川北虏乱如麻，
四海南奔似永嘉。
但用东山谢安石，
为君谈笑静胡沙。
这个“四海南奔似永嘉”就是中原士大夫对于异族入侵的担忧——安禄山是少数民族。
汉民族发展史上有三次大规模的“南渡”：西晋末年、安史之乱之后、靖康之耻。
史学界比较严格的承认“晋衣冠南渡”、“宋衣冠南渡”，根据年号，又称之为“永嘉衣冠南渡”、“建炎衣冠南渡”。
为什么安史之乱之后中原流民的大规模南迁不被史学界承认为“衣冠南渡”呢？因为，自从安史之乱到979年北宋灭掉南方割据政权的224年间，北方虽然长期被少数民族威胁，汉民族也丢失了基本地盘幽云十六州，但，除了幽云十六州之外，中原的战乱，虽然有异族入侵的威胁，但，主体是军伐混乱。这就好比1840年之后的中国，虽然时时刻刻被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日军铁蹄也曾经血染了大半个中国，但，就长时间的跨度讲，近代的战乱，主要是中国人自己的内乱。西晋和北宋灭亡后，中国北方不但陷入长期的战乱，最重要的是，这个战乱的性质主要的民族战争，而且，少数民族政权长期统治了北方。
明清易代，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汉民族的抵抗非常的弱，北方士大夫的南迁非常的不明显，清军的南下非常的快。
从1644年清军入关到1664年8月夔东十三家抗清失败李来亨全家自焚，汉民族在大陆的抗清运动仅仅20年。满清以偏居关外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仅仅用20年就灭掉汉民族在大陆的所有政权完成江山易代和统一，这个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近代历史上，中华民族曾经有过八国联军侵华和日军全面侵华两次最大的威胁，中华民族的抵抗还是有力的——最起码没有清军入关那样的摧枯拉朽。
明朝灭亡已经几百年了，我们无法完整体会当时的士大夫和民众心态。大约，士大夫集团的内讧，极端降低了民族凝聚力和战斗力。
在这种背景下，满清政权对于汉民族搞了“易服剃发”政策。
1644年清军入关后，为了摧毁汉族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自尊颁布“剃发令”，因引起汉人的不满和反抗，于是公开废除此令。1645年清兵进军江南后，多尔衮再次颁发“剃发令”，规定：“全国官民，京城内外限十日，直隶及各省地方以布文到日亦限十日，全部剃发。”其执行口号是：“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在发布剃发令的同时，还颁布了“易服令”， 1645年7月9日，清廷颁布“易服令”规定“官民既已剃发，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
“衣冠”遂成为汉满民族斗争的关键。
清军入关之后，之所以就“衣冠”问题提上战略高度，是因为他们对于汉族的“衣冠”文化有深刻的认识。
1636年11月，皇太极召集满洲贵族和重要官员时说：“朕思金太祖、太宗法度详明，可垂久远。至熙宗哈喇和完颜亮之世尽废之，耽于酒色，盘乐无度，效汉人之陋习。世宗即位，奋图法祖，勤求治理，唯恐子孙仍效汉俗，预为禁约，屡以无忘祖宗为训，衣服语言悉遵旧制，试试联系骑射，以备武功。虽垂训如此，后世之君，渐至懈废，忘其骑射。至于哀宗，社稷倾危，国遂灭亡。”
皇太极的这个讲话太厉害了。他看到了少数民族生产、生活、文化的落后，即使有强大的军事征服和高效的行政管理，一旦国家承平，“渐至懈废，忘其骑射”，回归正常社会生活，“子孙仍效汉俗”，于是，民族特点就被汉民族的广阔人口和经济文化生活同化掉。
西晋末年进入中原的五胡“匈奴鲜卑羯氐羌”和曾经强大的“契丹辽”、“女真金”就不仅仅“社稷倾危”，而且是民族融亡。
我这里用的是“民族融亡”而不是“民族融合”，这里头就有无数的血泪情仇。
金庸武侠《神雕侠侣》的第10回，金国灭亡后，女真皇室之后完颜萍图谋刺杀蒙古高官耶律楚材，双方有一段精彩对话。
耶律楚材缓缓说道：“完颜姑娘，你已行刺过我三次。我身为大蒙古国宰相，灭了你大金国，害你父母。可是你知我的祖先却又是为何人所灭呢？”完颜萍微微摇头，道：“我不知道。”耶律楚材道：“我祖先是大辽国的皇族，大辽国是给你金国灭了的。我大辽国耶律氏的子孙，被你完颜氏杀戮得没剩下几个。我少时立志复仇，这才辅佐蒙古大汗灭你金国。唉，怨怨相报，何年何月方了啊？”说到最后这两句话时，抬头望着窗外，想到只为了几家人争为帝王，以致大城民居尽成废墟，万里之间骨积为山，血流成河。
耶律楚材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九世孙，母亲是汉人杨氏，就血统而言，是半个汉族人。1191年6月——这个时间对于契丹人特别重要——父亲耶律履去世，耶律楚材随母杨氏定居义州弘政，受到母亲全面的教育，十二岁时入闾山显州书院 ，十三岁时学习诗书。
就接受的读书教育而言，耶律楚材已经是一个完整的儒家读书人。
民族鉴别的一个重要标准是文化，“入夏则夏，入夷则夷”。那么，耶律楚材是否已经汉化了？
大辽瓦解以后契丹人四散逃亡，分崩离析。西辽灭亡后，一部分漠北契丹人向西迁移到了伊朗克尔曼地区，被完全伊斯兰化。金、蒙战争爆发后，其中一部分“誓不食金粟”的契丹人投靠了蒙古，如耶律楚材、耶律不花、耶律阿海等率领的部族，并随蒙古军队东征西讨，扩散到了世界各地。 还有一部分契丹人经高丽继续北上至西伯利亚、从此销声匿迹。
在今天，我们已经找不到曾经强大的契丹人的民族。为什么？
答案是，文化被摧毁，尤其是，文字被消灭。
1125年金灭辽之后，契丹语文仍然在一定范围内使用，1134年的《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是以契丹小字写成的。耶律楚材的父亲耶律履，曾经把《唐书》翻译成契丹小字。但，到了1191年——也就是耶律楚材的父亲耶律履去世的那一年，金章宗下令停用契丹文，在强大的军政压力下，契丹语和契丹文被废止，于是，契丹民族开始走向消亡。
耶律履去世的时候，耶律楚材才两岁，没有接受契丹文教育，在母亲杨氏的影响下接受的是系统的儒家教育。长大成人后的耶律楚材曾经到西辽学习契丹语文，史籍所载懂得契丹语文的人，耶律楚材可能是最后一个。
耶律楚材学习契丹语，一个方面说明他内心世界的民族认同是“契丹人”而不是“汉人”，一个方面说明1191年金政府对契丹语文的禁绝非常的强势，长大成人的耶律楚材也只能到西辽学习契丹文，归来后也已经没有使用的契丹族群。
于是，契丹族融亡了。
后人研究历史，往往过于关注民族融合的社会进步意义而忽略了民族融亡之际“当代人”内心的挣扎和痛苦。
比如，契丹人和女真人虽然融入了汉族，但汉族里“耶律”、“完颜”两姓却非常的少，究其原因，就是国破家亡后回避曾经的历史仇怨。
契丹人和女真人在历史时期和汉民族有血海深仇，国破家亡后，作为民族望族的姓氏必须回避，否则，就有太大的生存风险。
比如，《神雕侠侣》里的完颜萍行走江湖的时候公开用名是颜萍。也就是说，今日姓“颜”的未必都是“儒颜复圣后裔”，有一部分是“完颜部”，但，我们如何区分？我们有区分的必要吗？
完颜部的后人，以家族群聚式定居并成当地望族的地区有安徽肥东、福建泉州、台湾彰化、甘肃泾川，但，其姓氏多为完、苑、粘。
姓氏，是一个家族、一个民族最重要的血脉流传符号，他的消亡和更改，里头有太深刻的无奈和血泪。
由于满清入关时期曾经的杀戮——这个杀戮和汉民族内部的江山换代一样的残酷，但因为有民族战争的性质而截然不同于中国历史的其他杀戮，比如，白起在长平之战后、项羽在巨鹿之战后的大屠杀其实更加残酷——当其政权灭亡后，几乎在整个民国时期，都有强烈的排满情绪，满族人受到了严重的民族歧视。许多满族人隐瞒民族成分，不敢承认自己是满族，或改成汉姓汉名。关外有的满族人甚至生计没有着落。这样，在满族的发展史上出现了人口增长缓慢甚至下降的现象。
近代以来，有很多名人，比如关向应、舒庆春，都是汉族人。
楼主：yc雨花石
时间：2019-05-28 13:08:27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273节
很多狭隘民族论者就纠缠着明清易代的血仇提出一些不利于民族团结的观点，雨花石是不能接受的。关向应是革命家，老舍是文学大家，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启功是书画名家，没有了他们，我们的大家庭是寂寞的，最重要的是，原名“赵燕”的一个美女沈傲君也是满族人。
雨花石一向是比较喜欢美女的。
满清灭亡后还不仅仅是活人改姓，还有死人受辱。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后，冯玉祥的军队有很长一段时间驻扎在河北遵化，而这里正是清东陵的所在地。由于连年战争，国库空虚，军队缺饷，冯玉祥的部队就盯上了马兰峪的清东陵。不过冯玉祥的军队盗清东陵并没有挖掘地宫，他们只是将地面所能找到的珍宝洗劫一空。而且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将清东陵方圆数十里的几十万株苍松翠柏全部砍掉，这些木材都被军队变卖，一部分发了军费，更多的都进了私人腰包。
冯玉祥对部队盗清东陵珍宝一事毫不在意，甚至还提出了鼓励，在他看来清东陵中的珍宝都是剥削穷苦人民得来的，就应该被盗。
1924年10月22日午夜，冯玉祥率部返回北京，从城北的安定门进城，发动首都革命。然后，冯玉祥命部下鹿钟麟率部荷枪实弹进入紫禁城，驱赶末代皇帝溥仪。整个过程费时仅两个多小时，下午4时10分，鹿钟麟将优待条件大肆修改后，胁迫溥仪及其后妃亲属离开故宫，民国后存在了13年的小朝廷，宣告结束。
1928年，孙殿英以演习为由，派兵进驻清东陵，将慈禧、乾隆陵墓盗掘一空。
孙殿英盗墓的直接目的是筹措军资，但若仅以财富而论，明朝皇陵所藏的财宝因为年代更久，所以价值通常会更高，而作为七朝古都的北京，还有比明十三陵更为久远的、珍品更多的皇家陵园。孙殿英为什么独独盗了清朝皇陵，却对其他陵墓丝毫不动呢？尤其是明定陵得以保存，为后世中国考古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宝藏。
孙殿英宣称，“满清杀了我祖宗三代，不得不报仇革命。”
他口中被杀了三代的祖宗，就是明朝的内阁大学士孙承宗。1638年，孙承宗率领家乡民众守卫城池，抵抗清兵，城破后被清军生擒，最终自缢而亡。不仅仅如此，孙承宗的五个儿子、六个孙子、两个侄子和八个侄孙全部战死。
孙殿英未必是孙承宗的后人，但，毕竟是“一笔写不出两个孙”，毕竟都是汉族人。中国古人是特别在意宗族和姓氏。
孙殿英对清朝的仇恨，反映在了他对待慈禧、乾隆两人的尸身上。慈禧颈部被切开，而乾隆的尸骨则被抛出棺外，砸碎了头骨和下颚。而对于想趁乱摸鱼，试图盗掘明十三陵的士兵，孙殿英将其就地枪决。
孙殿英对清王朝的仇是毋庸置疑的。
中国古文化里，对挖坟掘墓视为最“缺德”的事情。
而且，盗掘帝王之陵是很被激起社会愤怒的。
1862年反清的伊斯兰教教徒白彦虎曾盗掘了诸多满汉王公、富贵人家的坟墓，攻入陕西时，他已拥有50余万军队。原本负责西北防务的将军胜保懦弱无能，接连失地，打不过白彦虎。
可是，白彦虎竟然声称要盗掘黄帝陵，消息传来，汉地十八省震动。白彦虎起兵，沿途常对汉民村庄烧杀抢掠，在陕西、甘肃造成极大破坏。兵凶战危，不团结的汉族人也没太在意。可是，这公开宣布掘黄陵，那就要汉族人的命了。
远在东南的汉族湘军，以及名将左宗棠主动请缨，赶赴西北。左宗棠率兵七万，大破白彦虎军队。白彦虎逃往新疆，投靠阿古柏，再次被左宗棠击败，最终囚居俄国，病故于哈萨克。
以汉族人的传统文化，盗墓是千秋万代蒙羞的事情。可是，中原大战的时候，孙殿英去洛阳参加冯玉祥召集的军事会议。冯玉祥迎面与他握手说：“殿英老弟，你的革命精神我很佩服！咱们是好朋友，好同志！在反对清廷这一点，我干的是活的（指驱逐溥仪），你干的是死的（指盗陵）。”孙殿英听了，大受感动。
冯玉祥的这个讲话，绝对不是特定形势下拉拢孙殿英的话语，他确实反映出辛亥之后汉民族对清王朝普遍的憎恨，也成为孙殿英能够成功盗墓的最关键因素。
活人易姓而死人掘墓，对于一个民族而言，是何等的悲痛！而这种悲痛，确实是发生在所谓“民主”而“共和”的时代，尤其痛心而讽刺。
在不“民主”且不“和谐”的古代，一个少数民族离开自己适合的草原去军事征服人口广阔的汉民族，这是一种极端的冒险，胜，是一种侥幸，败，可能是片甲不还。
在满清统治者眼中，前代少数民族政权中，前期基本上都是抵制汉化，保持本民族风俗，所以强盛。但后继者往往羡慕汉文化，而进行汉化改革或者自上而下提倡汉俗，导致数世而亡。乾隆曾说：“北魏、辽、金、元凡必汉衣冠者无不一再世而亡。后之子孙能以朕志为志者，必不惑于流言，于以绵国祚，承天佑，于万斯年勿替引之。可不慎乎，可不戒乎。”
为了保护满族的统治地位，就必须在禁止本民族汉化的同时，通过强制手段要求汉民族移风易俗，剃发易服，就是手段之一。
为了堵住满人汉化的可能，清政府采取了逆向思维：经济文化先进汉民族向落后的满族“退化”。
一个民族要抵住强大民族的同化，一个办法是强化自己的特点。比如，中国穆斯林的禁食猪肉。
关于禁止的食物，《古兰经》中说：“他只禁止你们吃自死物、血液、猪肉、以及诵非安拉之名而宰的动物。”
谈到不吃猪肉，今日世界恐怕无人不知这是穆斯林禁止食用的。在中国，只要人们知道你不吃猪肉则马上想到你是回民，提到回民则立刻知道你不吃猪肉，不吃猪肉几乎已成穆斯林的标识，回民的代称。
不过，《古兰经》第五章第90节：“信道的人们呀，饮酒，赌博，拜像，求签是一种秽行，是恶魔的行为，你们故当远离，以便你们成功”
最初的教义，穆斯林不可饮酒，甚至炒菜料酒都不可以放，以及卖酒，买酒，运酒等都不可以。
穆圣的大弟子奥斯曼•伊本•阿凡说：“酒精剥夺了我的全部理智。当我酒醉的时候，什么都看不清了，等到头脑清醒过来时，才能理解正常的人事。”他决心断然戒酒，他是个腰缠万贯的富翁，忠诚地追随先知穆圣，并以家财鼎力相助麦地那公社，他后来被推选为第三任哈里法。
在《古兰经》里，戒酒要比戒猪肉更加重要。但在今日的中国，最起码，我身边的回族人，是饮酒的，而且是公开饮酒的，但，在公开场合是绝对不吃猪肉的。
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在远离穆斯林世界的大中国，回族要保持民族特色区别于汉民族，就必须找到一个完全能够与汉民族区别的点。在农耕文明特别发达的汉民族聚居区，因为有粮食的副产品和可以圈养——牛马羊等等需要放牧而性懒的猪最适合圈养——注定，汉人的主肉食是猪肉。就心理和生理的依赖而言，相比饮酒，戒食猪肉是一件简单到太轻松的事情，但，在猪肉为主肉食的大环境里，不饮酒其实反而容易——汉人毕竟也有不饮酒的——不吃猪肉反而很容易在人群里被区别。
可是，回族这个选择，注定了他不但永远是少数族群，而且，容易被主群体边缘。
满清之所以能够管理大中国268年，成为一个极长命的王朝，与他初建阶段的皇太极、多尔衮等人的深谋远虑极有关系。他们以“剃发易服”逼迫汉族接受这种“相对落后”而不是“绝对落后”的文化，然后放弃汉民族的“衣冠”，因为在整个社会生活里没有了“相对先进”的“衣冠文化”，于是，大家就习惯于“相对落后”的“发辫马褂”文化了。既然大家都“发辫马褂”了，也就不存在满洲人的汉化问题。
有些朋友可能说，衣冠毕竟是外在的东西，民族文化的先进性是全面的，比如，满洲人也承认了儒家文化，也读四书五经，难道不是汉化吗？
读儒家的经典当然是汉化，问题是，已经“剃发易服”的汉族人自己就已经被剥夺了民族自信。
汉服是世界上历史最古老的民族服饰之一，从传说中的黄帝一直延续到甲申之难。同时，由于受到儒家和孝道的影响古代汉族男子不剃发，结发于顶加冠。
《孝经》有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汉人成年之后就不可剃发，男女都把头发绾成发髻盘在头顶。
满族的发型与汉人迥异，该族男子把前颅头发剃光，后脑头发编成一条长辫垂下。汉人的服装汉服以交领、右衽、无扣等为主要特色，满装的主要特点是立领、对襟、盘扣等。
清代满族成年男子把前颅头发全部剃去，只留颅顶后头发，编结成辫，垂于脑后，主要是便于山林中骑射。满族人认为发辫是真魂栖息之所，视为生命之本。为了适应环境，关外满族人服饰以长袍马褂为主，满服的特点是厂襟、马蹄袖，前后开叉等。
满人的服饰和汉人的服饰都有适应环境的特点，而且，长期的文化积淀已经渗入骨髓。
第1273节
很多狭隘民族论者就纠缠着明清易代的血仇提出一些不利于民族团结的观点，雨花石是不能接受的。关向应是革命家，老舍是文学大家，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启功是书画名家，没有了他们，我们的大家庭是寂寞的，最重要的是，原名“赵燕”的一个美女沈傲君也是满族人。
雨花石一向是比较喜欢美女的。
满清灭亡后还不仅仅是活人改姓，还有死人受辱。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后，冯玉祥的军队有很长一段时间驻扎在河北遵化，而这里正是清东陵的所在地。由于连年战争，国库空虚，军队缺饷，冯玉祥的部队就盯上了马兰峪的清东陵。不过冯玉祥的军队盗清东陵并没有挖掘地宫，他们只是将地面所能找到的珍宝洗劫一空。而且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将清东陵方圆数十里的几十万株苍松翠柏全部砍掉，这些木材都被军队变卖，一部分发了军费，更多的都进了私人腰包。
冯玉祥对部队盗清东陵珍宝一事毫不在意，甚至还提出了鼓励，在他看来清东陵中的珍宝都是剥削穷苦人民得来的，就应该被盗。
1924年10月22日午夜，冯玉祥率部返回北京，从城北的安定门进城，发动首都革命。然后，冯玉祥命部下鹿钟麟率部荷枪实弹进入紫禁城，驱赶末代皇帝溥仪。整个过程费时仅两个多小时，下午4时10分，鹿钟麟将优待条件大肆修改后，胁迫溥仪及其后妃亲属离开故宫，民国后存在了13年的小朝廷，宣告结束。
1928年，孙殿英以演习为由，派兵进驻清东陵，将慈禧、乾隆陵墓盗掘一空。
孙殿英盗墓的直接目的是筹措军资，但若仅以财富而论，明朝皇陵所藏的财宝因为年代更久，所以价值通常会更高，而作为七朝古都的北京，还有比明十三陵更为久远的、珍品更多的皇家陵园。孙殿英为什么独独盗了清朝皇陵，却对其他陵墓丝毫不动呢？尤其是明定陵得以保存，为后世中国考古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宝藏。
孙殿英宣称，“满清杀了我祖宗三代，不得不报仇革命。”
他口中被杀了三代的祖宗，就是明朝的内阁大学士孙承宗。1638年，孙承宗率领家乡民众守卫城池，抵抗清兵，城破后被清军生擒，最终自缢而亡。不仅仅如此，孙承宗的五个儿子、六个孙子、两个侄子和八个侄孙全部战死。
孙殿英未必是孙承宗的后人，但，毕竟是“一笔写不出两个孙”，毕竟都是汉族人。中国古人是特别在意宗族和姓氏。
孙殿英对清朝的仇恨，反映在了他对待慈禧、乾隆两人的尸身上。慈禧颈部被切开，而乾隆的尸骨则被抛出棺外，砸碎了头骨和下颚。而对于想趁乱摸鱼，试图盗掘明十三陵的士兵，孙殿英将其就地枪决。
孙殿英对清王朝的仇是毋庸置疑的。
中国古文化里，对挖坟掘墓视为最“缺德”的事情。
而且，盗掘帝王之陵是很被激起社会愤怒的。
1862年反清的伊斯兰教教徒白彦虎曾盗掘了诸多满汉王公、富贵人家的坟墓，攻入陕西时，他已拥有50余万军队。原本负责西北防务的将军胜保懦弱无能，接连失地，打不过白彦虎。
可是，白彦虎竟然声称要盗掘黄帝陵，消息传来，汉地十八省震动。白彦虎起兵，沿途常对汉民村庄烧杀抢掠，在陕西、甘肃造成极大破坏。兵凶战危，不团结的汉族人也没太在意。可是，这公开宣布掘黄陵，那就要汉族人的命了。
远在东南的汉族湘军，以及名将左宗棠主动请缨，赶赴西北。左宗棠率兵七万，大破白彦虎军队。白彦虎逃往新疆，投靠阿古柏，再次被左宗棠击败，最终囚居俄国，病故于哈萨克。
以汉族人的传统文化，盗墓是千秋万代蒙羞的事情。可是，中原大战的时候，孙殿英去洛阳参加冯玉祥召集的军事会议。冯玉祥迎面与他握手说：“殿英老弟，你的革命精神我很佩服！咱们是好朋友，好同志！在反对清廷这一点，我干的是活的（指驱逐溥仪），你干的是死的（指盗陵）。”孙殿英听了，大受感动。
冯玉祥的这个讲话，绝对不是特定形势下拉拢孙殿英的话语，他确实反映出辛亥之后汉民族对清王朝普遍的憎恨，也成为孙殿英能够成功盗墓的最关键因素。
活人易姓而死人掘墓，对于一个民族而言，是何等的悲痛！而这种悲痛，确实是发生在所谓“民主”而“共和”的时代，尤其痛心而讽刺。
在不“民主”且不“和谐”的古代，一个少数民族离开自己适合的草原去军事征服人口广阔的汉民族，这是一种极端的冒险，胜，是一种侥幸，败，可能是片甲不还。
在满清统治者眼中，前代少数民族政权中，前期基本上都是抵制汉化，保持本民族风俗，所以强盛。但后继者往往羡慕汉文化，而进行汉化改革或者自上而下提倡汉俗，导致数世而亡。乾隆曾说：“北魏、辽、金、元凡必汉衣冠者无不一再世而亡。后之子孙能以朕志为志者，必不惑于流言，于以绵国祚，承天佑，于万斯年勿替引之。可不慎乎，可不戒乎。”
为了保护满族的统治地位，就必须在禁止本民族汉化的同时，通过强制手段要求汉民族移风易俗，剃发易服，就是手段之一。
为了堵住满人汉化的可能，清政府采取了逆向思维：经济文化先进汉民族向落后的满族“退化”。
一个民族要抵住强大民族的同化，一个办法是强化自己的特点。比如，中国穆斯林的禁食猪肉。
关于禁止的食物，《古兰经》中说：“他只禁止你们吃自死物、血液、猪肉、以及诵非安拉之名而宰的动物。”
谈到不吃猪肉，今日世界恐怕无人不知这是穆斯林禁止食用的。在中国，只要人们知道你不吃猪肉则马上想到你是回民，提到回民则立刻知道你不吃猪肉，不吃猪肉几乎已成穆斯林的标识，回民的代称。
不过，《古兰经》第五章第90节：“信道的人们呀，饮酒，赌博，拜像，求签是一种秽行，是恶魔的行为，你们故当远离，以便你们成功”
最初的教义，穆斯林不可饮酒，甚至炒菜料酒都不可以放，以及卖酒，买酒，运酒等都不可以。
穆圣的大弟子奥斯曼•伊本•阿凡说：“酒精剥夺了我的全部理智。当我酒醉的时候，什么都看不清了，等到头脑清醒过来时，才能理解正常的人事。”他决心断然戒酒，他是个腰缠万贯的富翁，忠诚地追随先知穆圣，并以家财鼎力相助麦地那公社，他后来被推选为第三任哈里法。
在《古兰经》里，戒酒要比戒猪肉更加重要。但在今日的中国，最起码，我身边的回族人，是饮酒的，而且是公开饮酒的，但，在公开场合是绝对不吃猪肉的。
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在远离穆斯林世界的大中国，回族要保持民族特色区别于汉民族，就必须找到一个完全能够与汉民族区别的点。在农耕文明特别发达的汉民族聚居区，因为有粮食的副产品和可以圈养——牛马羊等等需要放牧而性懒的猪最适合圈养——注定，汉人的主肉食是猪肉。就心理和生理的依赖而言，相比饮酒，戒食猪肉是一件简单到太轻松的事情，但，在猪肉为主肉食的大环境里，不饮酒其实反而容易——汉人毕竟也有不饮酒的——不吃猪肉反而很容易在人群里被区别。
可是，回族这个选择，注定了他不但永远是少数族群，而且，容易被主群体边缘。
满清之所以能够管理大中国268年，成为一个极长命的王朝，与他初建阶段的皇太极、多尔衮等人的深谋远虑极有关系。他们以“剃发易服”逼迫汉族接受这种“相对落后”而不是“绝对落后”的文化，然后放弃汉民族的“衣冠”，因为在整个社会生活里没有了“相对先进”的“衣冠文化”，于是，大家就习惯于“相对落后”的“发辫马褂”文化了。既然大家都“发辫马褂”了，也就不存在满洲人的汉化问题。
有些朋友可能说，衣冠毕竟是外在的东西，民族文化的先进性是全面的，比如，满洲人也承认了儒家文化，也读四书五经，难道不是汉化吗？
读儒家的经典当然是汉化，问题是，已经“剃发易服”的汉族人自己就已经被剥夺了民族自信。
汉服是世界上历史最古老的民族服饰之一，从传说中的黄帝一直延续到甲申之难。同时，由于受到儒家和孝道的影响古代汉族男子不剃发，结发于顶加冠。
《孝经》有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汉人成年之后就不可剃发，男女都把头发绾成发髻盘在头顶。
满族的发型与汉人迥异，该族男子把前颅头发剃光，后脑头发编成一条长辫垂下。汉人的服装汉服以交领、右衽、无扣等为主要特色，满装的主要特点是立领、对襟、盘扣等。
清代满族成年男子把前颅头发全部剃去，只留颅顶后头发，编结成辫，垂于脑后，主要是便于山林中骑射。满族人认为发辫是真魂栖息之所，视为生命之本。为了适应环境，关外满族人服饰以长袍马褂为主，满服的特点是厂襟、马蹄袖，前后开叉等。
满人的服饰和汉人的服饰都有适应环境的特点，而且，长期的文化积淀已经渗入骨髓。
楼主：yc雨花石
时间：2019-05-28 13:08:27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274节
《三国演义》第18回有一个“夏侯惇拨矢啖睛”的骇人故事。
夏侯惇战败了吕布的部将高顺，绕阵追赶间，奉命接应高顺的“阵上曹性看见，暗地拈弓搭箭，觑得亲切，一箭射去，正中夏侯惇左目”。
因为“十指连心”，所以，古代有拶刑等对付手指的酷刑，不过，眼睛是更敏感的位置，除非定罪行刑，便是肉刑逼供，也极少有在眼睛上打注意的。
我们可以深切理解夏侯惇的疼！
夏侯惇“大叫一声，急用手拔箭，不想连眼珠拨出。”
必然是血流满面，必然是痛彻心扉！
接下来的情节就太骇人了——
夏侯惇大呼：“父精母血，不可弃也！”遂纳于口内啖之，仍复挺枪纵马，直取曹性。
这曹性一箭得手射中夏侯惇的眼睛，必然是欣欣然而不提防。
“不及提防”的曹性，“早被一枪搠透面门，死于马下。两边军士见者，无不骇然。”
这夏侯惇在三国猛将里排序第11，不过呢，我认为这“拨矢啖睛” 搠死曹性的凶猛实在在关羽的“刮骨疗毒”之上。
“拨矢啖睛”的夏侯惇是武将，但其对“父精母血”不可毁弃的本能选择说明文化已经渗入了血液。
我们知道，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改革。
所谓的“胡服”，是指类似于西北戎狄之衣短袖窄的服装，同中原华夏族人的宽衣博带长袖大不相同；“骑射”指周边游牧部族的“马射”（骑在马上射箭），有别于中原地区传统的“步射”（徒步射箭）。
胡服骑射前的赵军，以步兵和车兵为主，军装都是根据步战和车战的要求而做，基本类似于平民的短打；用在骑兵上，则显得不太适合作战，在与胡人骑兵的交战中往往处于劣势。相反，胡人都是身穿短衣、长裤，作战骑在马上，动作灵活方便。
赵武灵王看到胡人在军事服饰方面有一些特别的长处：穿窄袖短袄，生活起居和狩猎作战都比较方便；作战时用骑兵、弓箭，与中原的兵车、长矛相比，具有更大的灵活机动性。
赵武灵王于公元前307年开始实行“胡服骑射”，推行服制改革。
赵武灵王改革之后，军队中宽袖长衣的正规军装逐渐改进为后来的衣短袖窄的装备。从而顺应了战争方式由“步战”向“骑战”发展的趋势。也就是说， “胡服骑射”不仅仅是军装改革，他还牵扯到兵种和作战形式的改革，开创了我国古代骑兵史上的新纪元，在车兵、步兵和舟兵外，出现了骑兵这一崭新的兵种。
在赵武灵王之后漫长的历史阶段里，汉族的服饰多次接受少数民族的影响，比如，胡服中窄袖紧身、圆领、开衩等因素就被中原汉人吸收到原有的服饰中。
但，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和魏孝文帝的服饰汉化，这两次古代史上的服饰革命都带有积极主动的学习和改革，截然不同于明清易代的“剃发易服”。最重要的是，满人的服饰并不适合关内的生产生活，这种服饰的改革带有一定程度的历史倒退和浓厚的民族羞辱。
“剃发易服”就生产生活的影响本身并不深刻，但其对于心理的冲击和羞辱极重。
讲一个我本人的服饰心态。
我这个人，对于本民族的文化绝对不固步自封，尤其对于蒙元、满清在中国历史的地位是持积极认可的，但是，长久的历史进化过程里的耳熏目染积淀在血液里被遗传下来文化审美是潜意识存在的。
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辛亥革命之后，服饰的近代化改革非常猛烈，满清服饰在退出历史舞台的同时，汉民族并没有恢复宋明服饰而开始接受西方文明别有创造，比如中山装。到了改革开放之后，西方服饰非常快速的影响中国的社会。就雨花石和周边人而言，明清的服饰都已经远离了现实生活。不过，看影视剧等等文艺作品，如果同时出现汉满服饰，怎么看怎么感觉汉族传统服饰惬意而养眼，对于“发辫马褂”感觉非常的别扭。就理性而言，我非常清楚的知道，就现实的生活而言，传统的汉满统统退出了历史舞台。既然他们都退出了历史舞台，作为后人的我们为什么还需要感觉呢？简单，流淌在血液里的亲近感。
这就麻烦了。在汉族服饰被禁绝300年之后，我们汉族人对于自己的传统服饰如果还有特别的亲近感，那么，1644年甲申之变后的汉人，对于“剃发易服”的感觉，就好比，一个良家妇女被人强暴后屈嫁一样，哪里还有自尊和自信？
一个民族在对外战争里难免有几次挫折，但只要对自己的文化有信心，总能拨云雾而见红日，可是，一个民族一旦丧失了信心，那就完蛋了。
古人说，败军之将不可以言勇，亡国之大夫不可以图存。
841年，唐朝的杜牧在池州写了——
题乌江亭
胜败兵家事不期，
包羞忍耻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
卷土重来未可知。
项羽战败“乃欲东渡乌江。”
忠诚的“乌江亭长檥船待”，而且规划说：“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
杜牧认为，项羽依托江东子弟卷土重来可以一战，这是他没有看到乌江亭长对项羽讲话的潜台词。“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正面而言是指江东地盘还可以依赖吗，反面的理解就是，项羽已经丢失了争夺全局的可能性，只能屈居江东一隅搞一个边角了。
而，乌江亭长那一句“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就正面看是乌江亭长船舶伺候的及时，另一个方面就是面对项羽从鸿沟的向东撤退，江东方面并没有敞开怀抱迎接自己的王。
就楚汉战争而言，刘邦失败的次数太多太多而项羽是大多乘胜。那么，垓下一战，项羽为什么不能收拾局面呢？简单，信心的丧失。
垓下之围，一曲“四面楚歌”竟然散掉了主力军，里头有钟离昧。
陈平评价说“彼项王骨鲠之臣亚父、钟离眛、龙且、周殷之属，不过数人耳。”
按照陈平的说法，范增之下，钟离昧是项羽最亲近的人。可是，就这么一个最亲近的人，在垓下，一曲楚歌声竟然“散掉”了钟离昧。
我们知道，彭城大战夏侯婴保护刘邦逃命的紧急时刻，刘邦好几次把刘盈、鲁元这一对儿女丢下车以减轻载重，但，夏侯婴始终携带刘盈和鲁元。在这之后的荥阳大战，危机时刻，纪信假扮刘邦忽悠项羽。
仅仅就战场的危殆而言，夏侯婴、纪信的两次掩护刘邦撤退都远远超过了项羽的乌江渡河。纪信的死，表明的是忠诚，而夏侯婴的一定携带刘盈和鲁元，就是对于刘邦的未来的一种坚信：形势固然危殆，但，我们才是代表天命人心的正义者，艰难是上天的考验，胜利是最终的光辉，刘盈和鲁元是未来事业的领导核心，如果天命所在，如何能够抛弃呢？
夏侯婴的坚持，是对刘邦的坚信，因为充满了信心，所以，有了从容。
正如中央红军的长征，如果没有对自己事业必胜的绝对信念，是不可能“跟着走”过湘江、走过金沙江、走过大渡河、走过雪山、走过草地的。
长征结束之后，环境已经有了巨大的改善，115师参谋长周昆和687团参谋长兰国清这样的高级干部却选择了离队出走。周昆、兰国清这两个老红一方面军的高级干部，不同于张国焘、徐梦秋的叛变革命，张国焘有党内斗争的恐惧而徐梦秋被捕入狱，周昆、兰国清是主力部队的高级干部，他们的离队出走是革命信念的动摇。
以战斗的艰难而言，项羽在垓下的环境并不比巨鹿大战更加艰难，项羽一个人都能够突围到乌江，他的部队为什么就“散掉”呢？关键就是丢失了信心。
一个集团，一个民族，一旦丢失了信念和自信，无论有多么庞大的力量都是“纸老虎”。
第1274节
《三国演义》第18回有一个“夏侯惇拨矢啖睛”的骇人故事。
夏侯惇战败了吕布的部将高顺，绕阵追赶间，奉命接应高顺的“阵上曹性看见，暗地拈弓搭箭，觑得亲切，一箭射去，正中夏侯惇左目”。
因为“十指连心”，所以，古代有拶刑等对付手指的酷刑，不过，眼睛是更敏感的位置，除非定罪行刑，便是肉刑逼供，也极少有在眼睛上打注意的。
我们可以深切理解夏侯惇的疼！
夏侯惇“大叫一声，急用手拔箭，不想连眼珠拨出。”
必然是血流满面，必然是痛彻心扉！
接下来的情节就太骇人了——
夏侯惇大呼：“父精母血，不可弃也！”遂纳于口内啖之，仍复挺枪纵马，直取曹性。
这曹性一箭得手射中夏侯惇的眼睛，必然是欣欣然而不提防。
“不及提防”的曹性，“早被一枪搠透面门，死于马下。两边军士见者，无不骇然。”
这夏侯惇在三国猛将里排序第11，不过呢，我认为这“拨矢啖睛” 搠死曹性的凶猛实在在关羽的“刮骨疗毒”之上。
“拨矢啖睛”的夏侯惇是武将，但其对“父精母血”不可毁弃的本能选择说明文化已经渗入了血液。
我们知道，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改革。
所谓的“胡服”，是指类似于西北戎狄之衣短袖窄的服装，同中原华夏族人的宽衣博带长袖大不相同；“骑射”指周边游牧部族的“马射”（骑在马上射箭），有别于中原地区传统的“步射”（徒步射箭）。
胡服骑射前的赵军，以步兵和车兵为主，军装都是根据步战和车战的要求而做，基本类似于平民的短打；用在骑兵上，则显得不太适合作战，在与胡人骑兵的交战中往往处于劣势。相反，胡人都是身穿短衣、长裤，作战骑在马上，动作灵活方便。
赵武灵王看到胡人在军事服饰方面有一些特别的长处：穿窄袖短袄，生活起居和狩猎作战都比较方便；作战时用骑兵、弓箭，与中原的兵车、长矛相比，具有更大的灵活机动性。
赵武灵王于公元前307年开始实行“胡服骑射”，推行服制改革。
赵武灵王改革之后，军队中宽袖长衣的正规军装逐渐改进为后来的衣短袖窄的装备。从而顺应了战争方式由“步战”向“骑战”发展的趋势。也就是说， “胡服骑射”不仅仅是军装改革，他还牵扯到兵种和作战形式的改革，开创了我国古代骑兵史上的新纪元，在车兵、步兵和舟兵外，出现了骑兵这一崭新的兵种。
在赵武灵王之后漫长的历史阶段里，汉族的服饰多次接受少数民族的影响，比如，胡服中窄袖紧身、圆领、开衩等因素就被中原汉人吸收到原有的服饰中。
但，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和魏孝文帝的服饰汉化，这两次古代史上的服饰革命都带有积极主动的学习和改革，截然不同于明清易代的“剃发易服”。最重要的是，满人的服饰并不适合关内的生产生活，这种服饰的改革带有一定程度的历史倒退和浓厚的民族羞辱。
“剃发易服”就生产生活的影响本身并不深刻，但其对于心理的冲击和羞辱极重。
讲一个我本人的服饰心态。
我这个人，对于本民族的文化绝对不固步自封，尤其对于蒙元、满清在中国历史的地位是持积极认可的，但是，长久的历史进化过程里的耳熏目染积淀在血液里被遗传下来文化审美是潜意识存在的。
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辛亥革命之后，服饰的近代化改革非常猛烈，满清服饰在退出历史舞台的同时，汉民族并没有恢复宋明服饰而开始接受西方文明别有创造，比如中山装。到了改革开放之后，西方服饰非常快速的影响中国的社会。就雨花石和周边人而言，明清的服饰都已经远离了现实生活。不过，看影视剧等等文艺作品，如果同时出现汉满服饰，怎么看怎么感觉汉族传统服饰惬意而养眼，对于“发辫马褂”感觉非常的别扭。就理性而言，我非常清楚的知道，就现实的生活而言，传统的汉满统统退出了历史舞台。既然他们都退出了历史舞台，作为后人的我们为什么还需要感觉呢？简单，流淌在血液里的亲近感。
这就麻烦了。在汉族服饰被禁绝300年之后，我们汉族人对于自己的传统服饰如果还有特别的亲近感，那么，1644年甲申之变后的汉人，对于“剃发易服”的感觉，就好比，一个良家妇女被人强暴后屈嫁一样，哪里还有自尊和自信？
一个民族在对外战争里难免有几次挫折，但只要对自己的文化有信心，总能拨云雾而见红日，可是，一个民族一旦丧失了信心，那就完蛋了。
古人说，败军之将不可以言勇，亡国之大夫不可以图存。
841年，唐朝的杜牧在池州写了——
题乌江亭
胜败兵家事不期，
包羞忍耻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
卷土重来未可知。
项羽战败“乃欲东渡乌江。”
忠诚的“乌江亭长檥船待”，而且规划说：“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
杜牧认为，项羽依托江东子弟卷土重来可以一战，这是他没有看到乌江亭长对项羽讲话的潜台词。“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正面而言是指江东地盘还可以依赖吗，反面的理解就是，项羽已经丢失了争夺全局的可能性，只能屈居江东一隅搞一个边角了。
而，乌江亭长那一句“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就正面看是乌江亭长船舶伺候的及时，另一个方面就是面对项羽从鸿沟的向东撤退，江东方面并没有敞开怀抱迎接自己的王。
就楚汉战争而言，刘邦失败的次数太多太多而项羽是大多乘胜。那么，垓下一战，项羽为什么不能收拾局面呢？简单，信心的丧失。
垓下之围，一曲“四面楚歌”竟然散掉了主力军，里头有钟离昧。
陈平评价说“彼项王骨鲠之臣亚父、钟离眛、龙且、周殷之属，不过数人耳。”
按照陈平的说法，范增之下，钟离昧是项羽最亲近的人。可是，就这么一个最亲近的人，在垓下，一曲楚歌声竟然“散掉”了钟离昧。
我们知道，彭城大战夏侯婴保护刘邦逃命的紧急时刻，刘邦好几次把刘盈、鲁元这一对儿女丢下车以减轻载重，但，夏侯婴始终携带刘盈和鲁元。在这之后的荥阳大战，危机时刻，纪信假扮刘邦忽悠项羽。
仅仅就战场的危殆而言，夏侯婴、纪信的两次掩护刘邦撤退都远远超过了项羽的乌江渡河。纪信的死，表明的是忠诚，而夏侯婴的一定携带刘盈和鲁元，就是对于刘邦的未来的一种坚信：形势固然危殆，但，我们才是代表天命人心的正义者，艰难是上天的考验，胜利是最终的光辉，刘盈和鲁元是未来事业的领导核心，如果天命所在，如何能够抛弃呢？
夏侯婴的坚持，是对刘邦的坚信，因为充满了信心，所以，有了从容。
正如中央红军的长征，如果没有对自己事业必胜的绝对信念，是不可能“跟着走”过湘江、走过金沙江、走过大渡河、走过雪山、走过草地的。
长征结束之后，环境已经有了巨大的改善，115师参谋长周昆和687团参谋长兰国清这样的高级干部却选择了离队出走。周昆、兰国清这两个老红一方面军的高级干部，不同于张国焘、徐梦秋的叛变革命，张国焘有党内斗争的恐惧而徐梦秋被捕入狱，周昆、兰国清是主力部队的高级干部，他们的离队出走是革命信念的动摇。
以战斗的艰难而言，项羽在垓下的环境并不比巨鹿大战更加艰难，项羽一个人都能够突围到乌江，他的部队为什么就“散掉”呢？关键就是丢失了信心。
一个集团，一个民族，一旦丢失了信念和自信，无论有多么庞大的力量都是“纸老虎”。
楼主：yc雨花石
时间：2019-05-28 13:08:27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275节
明清易代之际的“剃发易服”，就内心世界而言，一个方面是满清统治者对于汉族同化力量的恐惧和不自信，另一个是汉民族被迫背叛了民族文化传统而丢失了自尊。
满清时期，主导民族没自信、主体民族无自尊，在这种相互的恐惧里，民族的创造力当然就极端下滑。
满清时期，虽然尊孔读经，但，这个时候的尊孔读经已经不是对民族优秀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而仅仅是满汉地主瓜分管理权益的一种模式——无关文化，仅仅是读经获得利益而已。
汉族知识分子仅仅盯住的是满清政府抛出的带肉渣的骨头，满清政府一心一意封闭住中国的管理，唯恐一点思想的火花点燃汉民族的自尊和自信。
简单的说，就是把大中国关进铁屋子里，杜绝中外交往。
所以，清朝有极其严格的海禁。
中国海禁的开端是从蒙元时代开始，登峰造极于满清。
我国有明确海外贸易的记载开始于汉代，后来有了海上丝绸之路，到元朝，因为疆域的广阔而海外贸易规模空前。“皇元混一声教，无远弗届，区宇之广，旷古所未闻。海外岛夷无虑数千国，莫不执玉贡深，以修民职；梯山航海，以通互市。中国之往复商贩于殊庭异域之中者，如东西州焉。”
海外贸易繁荣的元朝曾经有过4次海禁。一次是对外战争，一次是剿除海盗，一次是整顿海外贸易的主管机构市舶司，一次是元英宗“罢市舶司，禁贾人下蕃”。
元史《世祖本纪》的1292年8月，元世祖“癸未，以征瓜哇，暂禁两浙、广东、福建商贾航海者，俟舟师已发后，从其便。”严格说来，这根本不算是海禁，只是战争时期为防止海商向爪哇通报信息、出售军械而实行的军事统筹政策。这种军事管制在西方国家也是极正常的政策，元朝海军船队一向爪哇出发，禁令随之作废。元英宗在1320年“罢市舶司，禁贾人下蕃”就是严格意义的“海禁”。虽然这一次海禁仅仅两年，但开了中国海禁的先河。
元朝的海禁原因主要是三个目的：1、对外征伐而导致海禁；2、为约束权豪、势要经营海外贸易，维护元朝的“官本船”制度；3、约束违禁品的外流。
就海禁的三个目的而论，元朝的海禁都不是禁绝中外交往。
明朝是中国大规模、长期海禁的朝代，而且就是否海禁展开大讨论的朝代。
中国古代的对外贸易其实包括三个方面：朝贡贸易、官办贸易和民间贸易。海禁一般是指管控民间贸易。
明代海禁始于明初，终于隆庆，时张时弛主要目的都是遏制东南沿海倭寇的侵扰，并对日本“闭绝贡路”，实行更加严厉的海禁政策。
明初，张士城、方国珍余党导倭寇出没海上，焚民居，掠货财，北自辽海、山东，南抵闽、浙、东粤，滨海之区无岁不被其害。
我们知道，朱元璋是一个非常能打的帝王，而且是一个个性强悍不服输的家伙，区区海盗和倭寇本不是明王朝的对手。但是，明朝初建，并没有完成统一，蒙元的力量还非常的强大，来自于海洋的骚扰乃癣疥之疾，彻底清除蒙元残余力量却是压倒一切的第一战略。
朱元璋有限的力量极难在海陆两个方向出击，理由是两点：1、来自于北疆的威胁过重——明王朝最终亡于北寇，这还不算中间出了一个俘虏皇帝；2、海洋剿匪其实就是“海洋游击战”，是一种投入极高、收获极小的不对称战争。
我们知道，以今日世界海军之强大，对于索马里海盗也不过是巡逻护航而极难清除，在缺少天气预报的古代，因为船舶抗风能力的有限，出海本身就是高危。海洋游击战的麻烦是，弱旅容易被海盗围攻而强军就变成毫无意义的武装大游行——蒙元远征日本的大失败说明当时中国大陆的远航能力还不能胜任远征日本的需要，即使侥幸能够到达日本列岛，也不能保持长期的交通畅通，一旦远征军被隔绝在日本列岛，那就过于危险了。
后人研究历史，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站在后人的角度评判前人。
前人有前人的艰难。
任何一项政策，不管他对历史走向有多么巨大的意义和影响，当事人决策首要解决的都是“急务”和“重务”，至于千秋大业，一种可能是认识不够，另一种可能是，即使已经认识的很清楚，迫于现实条件的局限，也可能无奈。
比如，今日的世界，所有的海洋国家都很清楚的认识到航母的重要性。可是，当今世界拥有航母的国家是美国一支独秀，其他国家的航母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远不能与美国相比。如果说，中国等国家是迫于科技而长期不能发展航母，那么，英法这种高科技的发达国家为什么不能多造几艘？简单，英法的经济当量不能负担更多的航母，无论强国战略多么重要，大炮和黄油是要讲平衡的。
沿海有倭寇，北疆有蒙元，几十年战乱无数生灵涂炭，经济被破坏的不成样子，朱元璋既要与民休息，还要驱逐鞑虏，民众能有多大的力量经略海洋？
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选择了“海禁”政策。1370年,明政府“罢太仓黄渡市舶司”，1374年，明政府下令撤销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广东广州三市舶司,中国对外贸易遂告断绝。1381年,朱元璋“以倭寇仍不稍敛足迹,又下令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自此,连与明朝素好的东南亚各国也不能来华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了。1390年,朱元璋再次发布“禁外藩交通令”。1394年,为彻底取缔海外贸易,又一律禁止民间使用及买卖舶来的番香、番货等。1397年,再次发布命令,禁止中国人下海通番。
朱元璋时代的“海禁”其实是一种战争的模式，因为当时明王朝在对外贸易里居于绝对的中心和重心位置。
靖难之役后，“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六月，命（郑）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至福建，复自福建五虎门扬帆，首达占城，以次遍历诸番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那就是经过朱元璋时代的休养生息和对外战争，不但经济宽裕而且暂时解除了来自蒙古的威胁，朱棣有了相当的力量。
纵然建文帝活着，一只流浪天涯的流浪汉，也已经没有了威胁——人世间有几个卷土重来？
“耀兵异域”才是郑和下西洋的真实目的，寻找建文帝仅仅是减少内部阻力的一个由头——谁敢阻拦呀？这是政治麻烦。
永乐、宣德年间郑和七次下西洋，“朝贡贸易”之外，还有跟随朝贡的搞贸易的商人。
可是，郑和下西洋，产生了两个大问题：1、郑和下西洋本身的经济成本；2、郑和下西洋催生的繁荣“朝贡贸易”给予明政府沉重的经济压力。
我们知道，就中国历史而言，一直到2017年，除欧美国家之外，海洋国家曾经在海洋方向给予中国致命威胁的仅仅一个日本。而日本这个国家是从蒙元时期就开始给中国添乱的家伙。
东北亚的高句丽、东南亚的安南都曾经给予中国相当的麻烦，但，这个麻烦主要来自于陆地方向。
就明初而言，东南亚的海洋国家压根就不可能在海洋方向威胁中国，他们巴结还来不及呢。如果从铲除威胁的角度讲，郑和最适合的其实是进攻日本。但，郑和从来没有这种思想。郑和下西洋的路线是从南京出发，在江苏太仓刘家港集结，沿海南下，在福建长乐太平港停泊，等候太平洋西北季风，11—12月，季风来了，便穿过台湾海峡和南海，第一站到达占城，再到东南亚各国，进入印度洋。前三次主要在印度以东，最远到达古里。也就是说，郑和的远航，有两个特点：1、沿海航行；2、高度依赖季风而不是“自由航行”。中日之间所谓的“一衣带水”，最近的距离是从上海到九州的长崎860公里，在不能依靠稳定的季风的情况下，远征有太大的风险。
鲁迅的《藤野先生》有一段：“其次却只记得水户了，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
朱舜水抗清失败，要活命，一个选择是出家——出家当道士，另一个选择就是亡命天涯。
满清颁布“剃发令”的同时，还有“十从十不从”的默认规则：1、“男从女不从”，女人不必学旗人女性的发髻样式——易服不易发饰；2、“生从死不从”，活着必须“易服”、死后入殓可穿明代服饰；3、“阳从阴不从”，做佛事超度等“阴间事”时可按汉族传统佛道教习俗办理；4、“官从隶不从”，政府隶役服饰依旧是明朝的“红黑帽”打扮；5、“老从少不从”，小孩可以任意发型，成年之后则必须剃发；6、“儒从释道不从”，遁入空门的和尚、道士则可以保持原来的发式、服装——和尚无发但有服饰；7、“娼从优伶不从”，青楼女子必须穿旗人服饰（因为是常服），戏子可以穿前朝的服饰演戏——工作需要；8、“仕宦从婚姻不从”，举行婚礼时，男人必须旗人服饰，女子可以穿前朝服饰的“凤冠霞帔”；9、“国号从官号不从”，明朝改清朝，但官号照抄明代的六部九卿，总督巡抚等；10、“役税从文字语言不从”，纳税、服役需要按新朝规矩，语言文字无需改变，毕竟那时要让人口数量占绝对优势的汉人都学成一门外语基本是无法实现的，何况满文本身就是不成熟的文字。
所以，反清失败者要在满清政府管理下生存而不剃发，唯一的选择出家当道士，否则，就只能亡命天涯。可是，在满清逼迫缅甸交出永历帝后，中国周边，还有哪一个国家敢于留一个明的“遗民”？
有，那就是日本。
日本为什么敢于收留朱舜水呢？因为清王朝的军事实力无可奈何日本。
蒙元明等三朝最大的能力是驱逐倭寇伸向大陆的手，但，他们的海军能力都不能远征日本，也就是说，日本是中国周边国家里长期独立的一个非藩属国。
第1275节
明清易代之际的“剃发易服”，就内心世界而言，一个方面是满清统治者对于汉族同化力量的恐惧和不自信，另一个是汉民族被迫背叛了民族文化传统而丢失了自尊。
满清时期，主导民族没自信、主体民族无自尊，在这种相互的恐惧里，民族的创造力当然就极端下滑。
满清时期，虽然尊孔读经，但，这个时候的尊孔读经已经不是对民族优秀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而仅仅是满汉地主瓜分管理权益的一种模式——无关文化，仅仅是读经获得利益而已。
汉族知识分子仅仅盯住的是满清政府抛出的带肉渣的骨头，满清政府一心一意封闭住中国的管理，唯恐一点思想的火花点燃汉民族的自尊和自信。
简单的说，就是把大中国关进铁屋子里，杜绝中外交往。
所以，清朝有极其严格的海禁。
中国海禁的开端是从蒙元时代开始，登峰造极于满清。
我国有明确海外贸易的记载开始于汉代，后来有了海上丝绸之路，到元朝，因为疆域的广阔而海外贸易规模空前。“皇元混一声教，无远弗届，区宇之广，旷古所未闻。海外岛夷无虑数千国，莫不执玉贡深，以修民职；梯山航海，以通互市。中国之往复商贩于殊庭异域之中者，如东西州焉。”
海外贸易繁荣的元朝曾经有过4次海禁。一次是对外战争，一次是剿除海盗，一次是整顿海外贸易的主管机构市舶司，一次是元英宗“罢市舶司，禁贾人下蕃”。
元史《世祖本纪》的1292年8月，元世祖“癸未，以征瓜哇，暂禁两浙、广东、福建商贾航海者，俟舟师已发后，从其便。”严格说来，这根本不算是海禁，只是战争时期为防止海商向爪哇通报信息、出售军械而实行的军事统筹政策。这种军事管制在西方国家也是极正常的政策，元朝海军船队一向爪哇出发，禁令随之作废。元英宗在1320年“罢市舶司，禁贾人下蕃”就是严格意义的“海禁”。虽然这一次海禁仅仅两年，但开了中国海禁的先河。
元朝的海禁原因主要是三个目的：1、对外征伐而导致海禁；2、为约束权豪、势要经营海外贸易，维护元朝的“官本船”制度；3、约束违禁品的外流。
就海禁的三个目的而论，元朝的海禁都不是禁绝中外交往。
明朝是中国大规模、长期海禁的朝代，而且就是否海禁展开大讨论的朝代。
中国古代的对外贸易其实包括三个方面：朝贡贸易、官办贸易和民间贸易。海禁一般是指管控民间贸易。
明代海禁始于明初，终于隆庆，时张时弛主要目的都是遏制东南沿海倭寇的侵扰，并对日本“闭绝贡路”，实行更加严厉的海禁政策。
明初，张士城、方国珍余党导倭寇出没海上，焚民居，掠货财，北自辽海、山东，南抵闽、浙、东粤，滨海之区无岁不被其害。
我们知道，朱元璋是一个非常能打的帝王，而且是一个个性强悍不服输的家伙，区区海盗和倭寇本不是明王朝的对手。但是，明朝初建，并没有完成统一，蒙元的力量还非常的强大，来自于海洋的骚扰乃癣疥之疾，彻底清除蒙元残余力量却是压倒一切的第一战略。
朱元璋有限的力量极难在海陆两个方向出击，理由是两点：1、来自于北疆的威胁过重——明王朝最终亡于北寇，这还不算中间出了一个俘虏皇帝；2、海洋剿匪其实就是“海洋游击战”，是一种投入极高、收获极小的不对称战争。
我们知道，以今日世界海军之强大，对于索马里海盗也不过是巡逻护航而极难清除，在缺少天气预报的古代，因为船舶抗风能力的有限，出海本身就是高危。海洋游击战的麻烦是，弱旅容易被海盗围攻而强军就变成毫无意义的武装大游行——蒙元远征日本的大失败说明当时中国大陆的远航能力还不能胜任远征日本的需要，即使侥幸能够到达日本列岛，也不能保持长期的交通畅通，一旦远征军被隔绝在日本列岛，那就过于危险了。
后人研究历史，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站在后人的角度评判前人。
前人有前人的艰难。
任何一项政策，不管他对历史走向有多么巨大的意义和影响，当事人决策首要解决的都是“急务”和“重务”，至于千秋大业，一种可能是认识不够，另一种可能是，即使已经认识的很清楚，迫于现实条件的局限，也可能无奈。
比如，今日的世界，所有的海洋国家都很清楚的认识到航母的重要性。可是，当今世界拥有航母的国家是美国一支独秀，其他国家的航母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远不能与美国相比。如果说，中国等国家是迫于科技而长期不能发展航母，那么，英法这种高科技的发达国家为什么不能多造几艘？简单，英法的经济当量不能负担更多的航母，无论强国战略多么重要，大炮和黄油是要讲平衡的。
沿海有倭寇，北疆有蒙元，几十年战乱无数生灵涂炭，经济被破坏的不成样子，朱元璋既要与民休息，还要驱逐鞑虏，民众能有多大的力量经略海洋？
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选择了“海禁”政策。1370年,明政府“罢太仓黄渡市舶司”，1374年，明政府下令撤销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广东广州三市舶司,中国对外贸易遂告断绝。1381年,朱元璋“以倭寇仍不稍敛足迹,又下令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自此,连与明朝素好的东南亚各国也不能来华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了。1390年,朱元璋再次发布“禁外藩交通令”。1394年,为彻底取缔海外贸易,又一律禁止民间使用及买卖舶来的番香、番货等。1397年,再次发布命令,禁止中国人下海通番。
朱元璋时代的“海禁”其实是一种战争的模式，因为当时明王朝在对外贸易里居于绝对的中心和重心位置。
靖难之役后，“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六月，命（郑）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至福建，复自福建五虎门扬帆，首达占城，以次遍历诸番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那就是经过朱元璋时代的休养生息和对外战争，不但经济宽裕而且暂时解除了来自蒙古的威胁，朱棣有了相当的力量。
纵然建文帝活着，一只流浪天涯的流浪汉，也已经没有了威胁——人世间有几个卷土重来？
“耀兵异域”才是郑和下西洋的真实目的，寻找建文帝仅仅是减少内部阻力的一个由头——谁敢阻拦呀？这是政治麻烦。
永乐、宣德年间郑和七次下西洋，“朝贡贸易”之外，还有跟随朝贡的搞贸易的商人。
可是，郑和下西洋，产生了两个大问题：1、郑和下西洋本身的经济成本；2、郑和下西洋催生的繁荣“朝贡贸易”给予明政府沉重的经济压力。
我们知道，就中国历史而言，一直到2017年，除欧美国家之外，海洋国家曾经在海洋方向给予中国致命威胁的仅仅一个日本。而日本这个国家是从蒙元时期就开始给中国添乱的家伙。
东北亚的高句丽、东南亚的安南都曾经给予中国相当的麻烦，但，这个麻烦主要来自于陆地方向。
就明初而言，东南亚的海洋国家压根就不可能在海洋方向威胁中国，他们巴结还来不及呢。如果从铲除威胁的角度讲，郑和最适合的其实是进攻日本。但，郑和从来没有这种思想。郑和下西洋的路线是从南京出发，在江苏太仓刘家港集结，沿海南下，在福建长乐太平港停泊，等候太平洋西北季风，11—12月，季风来了，便穿过台湾海峡和南海，第一站到达占城，再到东南亚各国，进入印度洋。前三次主要在印度以东，最远到达古里。也就是说，郑和的远航，有两个特点：1、沿海航行；2、高度依赖季风而不是“自由航行”。中日之间所谓的“一衣带水”，最近的距离是从上海到九州的长崎860公里，在不能依靠稳定的季风的情况下，远征有太大的风险。
鲁迅的《藤野先生》有一段：“其次却只记得水户了，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
朱舜水抗清失败，要活命，一个选择是出家——出家当道士，另一个选择就是亡命天涯。
满清颁布“剃发令”的同时，还有“十从十不从”的默认规则：1、“男从女不从”，女人不必学旗人女性的发髻样式——易服不易发饰；2、“生从死不从”，活着必须“易服”、死后入殓可穿明代服饰；3、“阳从阴不从”，做佛事超度等“阴间事”时可按汉族传统佛道教习俗办理；4、“官从隶不从”，政府隶役服饰依旧是明朝的“红黑帽”打扮；5、“老从少不从”，小孩可以任意发型，成年之后则必须剃发；6、“儒从释道不从”，遁入空门的和尚、道士则可以保持原来的发式、服装——和尚无发但有服饰；7、“娼从优伶不从”，青楼女子必须穿旗人服饰（因为是常服），戏子可以穿前朝的服饰演戏——工作需要；8、“仕宦从婚姻不从”，举行婚礼时，男人必须旗人服饰，女子可以穿前朝服饰的“凤冠霞帔”；9、“国号从官号不从”，明朝改清朝，但官号照抄明代的六部九卿，总督巡抚等；10、“役税从文字语言不从”，纳税、服役需要按新朝规矩，语言文字无需改变，毕竟那时要让人口数量占绝对优势的汉人都学成一门外语基本是无法实现的，何况满文本身就是不成熟的文字。
所以，反清失败者要在满清政府管理下生存而不剃发，唯一的选择出家当道士，否则，就只能亡命天涯。可是，在满清逼迫缅甸交出永历帝后，中国周边，还有哪一个国家敢于留一个明的“遗民”？
有，那就是日本。
日本为什么敢于收留朱舜水呢？因为清王朝的军事实力无可奈何日本。
蒙元明等三朝最大的能力是驱逐倭寇伸向大陆的手，但，他们的海军能力都不能远征日本，也就是说，日本是中国周边国家里长期独立的一个非藩属国。
楼主：yc雨花石
时间：2019-05-28 13:08:27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276节
古代中国的“朝贡贸易”，其实是非常赔钱的“面子工程”。
这种面子工程，有一个非常的类似——但，仅仅是类似——刘姥姥两进荣国府。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是最标准的求帮，王熙凤给了她二十两银子外加一吊钱的车马费。
刘姥姥二进大观园，用口袋带来些“枣子倭瓜并些野菜”表示心意：“好容易今年多打了两石粮食,瓜果菜蔬也丰盛。这是头一起摘下来的,并没敢卖呢,留的尖儿孝敬姑奶奶姑娘们尝尝。姑娘们天天山珍海味的也吃腻了,这个吃个野意儿,也算是我们的穷心。”
刘姥姥回家时，获得“半炕东西”，平儿说道:“这是昨日你要的青纱一匹,奶奶另外送你一个实地子月白纱作里子。这是两个茧绸,作袄儿裙子都好。这包袱里是两匹绸子,年下做件衣裳穿。这是一盒子各样内造点心,也有你吃过的,也有你没吃过的,拿去摆碟子请客,比你们买的强些。这两条口袋是你昨日装瓜果子来的,如今这一个里头装了两斗御田粳米,熬粥是难得的,这一条里头是园子里果子和各样干果子。这一包是八两银子。这都是我们奶奶的。这两包每包里头五十两,共是一百两,是太太给的叫你拿去或者作个小本买卖,或者置几亩地,以后再别求亲靠友的。”平儿还有自己的礼物:“这两件袄儿和两条裙子,还有四块包头,一包绒线,可是我送姥姥的。衣裳虽是旧的,我也没大狠穿,你要弃嫌我就不敢说了。”
贾府当然很有钱，贾府当然也有巨大的开销，当家的王夫人、王熙凤、贾琏天天焦头烂额，虽然不是绝对不能挤出这礼物，但，“贾府也没有多余的银两”。刘姥姥离开后，就发生了贾探春的家务管理改革，基本内容是开源节流。
为什么有这种思想呢？贾探春去赖大家：“我因和他们家的女孩儿说闲话儿，他说这园子除他们带的花儿，吃的笋菜鱼虾，一年还有人包了去，年终足有二百两银子剩。从那日，我才知道一个破荷叶、一根枯草根子，都是值钱的。”
贾探春学习赖大家的管家方案，对大观园搞了“家庭承包制”改革，大体的收益是“这几宗虽小，一年通共算了，也省的下四百多银子。”这每年四百两，可以产生的扩大效益是“一年四百，二年八百两，打租的房子也能多买几间，薄沙地也可以添几亩了。”
荣国府给刘姥姥的财富来自于很多人，不过，反正是荣国府的银两流入刘姥姥家。
按照“来而不往非礼也”的原则，走亲访友的礼物馈送一般是对等的。当然，以荣国府的“富且贵”也不应该和刘姥姥“对等交往”，刘姥姥也不可能和荣国府“平等交往”。
对此，平儿有准确的理解，她安排刘姥姥：“到年下,你只把你们晒的那个灰条菜干子和豇豆,扁豆,茄子,葫芦条儿各样干菜带些来,我们这里上上下下都爱吃。这个就算了,别的一概不要,别罔费了心。”
刘姥姥给贾府的礼物，就经济价值而言，顶多也就和平儿个人的馈赠相当。贾府主人给刘姥姥的馈赠，除掉实物还有108两银子，表面看来好像与贾府的富贵不成比例，但已经是贾探春大观园经济开发收入的¼。
《红楼梦》里安排一个刘姥姥，目的是复杂的，其中之一是“留馀庆”，也就是 “幸娘亲，积得阴功。”
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集团，任何一个民族，慈善都是必须的，这不仅仅是一个必要时的“善心回馈”，还有一个就是“调剂舒缓人性”。
一个人、一个集团，一个民族，不讲利益是没有希望的，同样，不讲道义也是没有希望的。
荣国府照应老亲友，就某种意义讲，正如国家扶植外围阵地的防波堤，有确保核心的必要性。
很多人批评古代中国的“朝贡贸易”，这个其实并不公允——古代帝王难免有一些好大喜功，但，不可能都好大喜功。这确实与一个人的正常社会生活有相似性：一个人没有亲朋好友，即使有极强的能力，因为没有羽翼帮衬，这事业也有限。
古代中国的环境非常特别，汉民族基本垄断了适合农耕的平原，人口最多而最为富庶，周边的少数民族人口少而生产落后拥有的是骑射的天性以及易聚易散的草原环境。
在这种特殊的地缘政治里，汉民族拿出一部分积蓄以“朝贡贸易”的模式获得相对稳定的周边环境，不但拥有政治的成功感，就经济而言，也是合算的。
比如，澶渊之盟北宋每年向辽提供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
正常的一贯钱是指一千个铜钱，但宋时流行省陌，“以七十七钱为百”，即一贯钱为七百七十钱。至于铜钱与银两的换算，则随着朝代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宋初银钱兑换比为一两银兑一贯钱到徽宗时，一两银兑两贯钱。
所以，银十万两大约在十万贯到二十万贯之间。
绢是纺织品中的主要品种，用途也最广泛。由于宋代以绢价作为经济犯罪的计赃量刑标准，所以留下一些全国性的或地区性的绢价：宋太宗太平兴国中，江南、两浙、广南等地绢每匹1贯；宋哲宗元符年间朝廷根据绢价变动情况，调整计赃的绢每匹1贯300文足；大观元年(1107年)变为1贯500文足。
所以，澶渊之盟的二十万匹娟的计价大约是三十万贯左右。
也就是说，宋给予辽的财富大约在四十万贯到五十万贯之间。
根据材料，北宋的正常财政收入是上亿贯，当然这个数字是有争议，但无论如何，也要在六七千万贯之上。这样，北宋给予辽的财富大约在北宋政府收入的4-8‰之间。
就民族的感觉而言，澶渊之盟是一种耻辱，但就政治经济学而言，有合理的层面。
就古代中国中原政权与北边民族的战争而言，任何一个政权要彻底清除北边威胁，底限也需要100年以上。真的，最少也在100年以上，比如，匈奴、鲜卑、突厥、柔然、契丹、女真。最典型的是匈奴，秦始皇修了长城而汉武帝几乎累垮了一个帝国。自澶渊之盟到辽灭亡，100余年间宋辽基本无战争，就民族的胆气论，弱的窝囊，就经济成本论，以4-8‰之间的财政开支买一个和平，其实比战争的开支要小太多。
比如，《水浒传》里宋江平定方腊归来，朝廷的犒赏是：“武松对敌有功，伤残折臂，现于六和寺出家，封清忠祖师，赐钱十万贯，以终天年……偏将一十五员，各赐金银三百两、彩缎五表里。正将一十员，各赐金银五百两、彩缎八表里。先锋使宋江、卢俊义，各赐金银一千两、锦缎十表里、御花袍一套、名马一匹……自梁山泊受招安，军卒亡过大半……如愿为军者，赐钱一百贯、绢十匹，于龙猛、虎威二营收操，月支俸粮养赡。如不愿者，赐钱二百贯、绢十匹，各令回乡，为民当差……（宋江）回乡拜扫，省视亲族……上皇闻奏大喜，再赐钱十万贯，作还乡之资。”
宋江杭州分兵的总兵力还有6万，大战结束最低也有3万人。
按照宋徽宗的犒赏标准，总开支如下：
1、武松“赐钱十万贯”；
2、偏将15人，共计金银4500两、彩缎75表里；
3、正将10人，共计金银5000两、彩缎80表里；
4、宋江、卢俊义等二人，共计金银2000两、锦缎20表里、御花袍2套、名马2匹；
5、宋江回家的开支10万贯；
6、普通军兵最低3万人，“为军者，赐钱一百贯、绢十匹”和回家为民者“赐钱二百贯、绢十匹”如果各占一半，那就是450万贯铜钱和30万匹娟。
这6项总计是：
1、金银11500两；
2、彩缎175表里；
3、娟30万匹；
4、铜钱470万贯。
即使不算金银彩缎，仅仅娟和铜钱，最低也要在520万贯以上。
战争开支大体是个方面：1、战争期间的物资供给；2、战争期间对社会财富和社会生产的破坏；3、战争的人员消耗；4、战后的犒赏。
梁山战将，战场牺牲了59人，残疾了武松1人，损失了接近6成。普通士兵的损失率应该相当。
战争之后的犒赏，仅仅是财富的流动，战争期间的军事供给和战争破坏，就是财富的毁掉。
即使不算人员损失，战争的财富毁掉和军事供给，最起码也在战功犒赏高出10倍，那么，一场仅仅打了一年的战争，财富的损失，最起码在5000万贯以上。
5000万贯，相当于北宋100年给予辽国的“馈赠”。
不过，我们还不能把北宋给辽的这个财富统统看成经济意义的“馈送”，因为和平到来后宋辽之间有正常的贸易，北宋在边境贸易里占据优势的。
这就好比二战之后美国对西欧的“黄金雨”马歇尔计划，美国确实给了西欧经济援助，百分之就是是赠送，但这种援助的相当部分其实回流了美国。
第1276节
古代中国的“朝贡贸易”，其实是非常赔钱的“面子工程”。
这种面子工程，有一个非常的类似——但，仅仅是类似——刘姥姥两进荣国府。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是最标准的求帮，王熙凤给了她二十两银子外加一吊钱的车马费。
刘姥姥二进大观园，用口袋带来些“枣子倭瓜并些野菜”表示心意：“好容易今年多打了两石粮食,瓜果菜蔬也丰盛。这是头一起摘下来的,并没敢卖呢,留的尖儿孝敬姑奶奶姑娘们尝尝。姑娘们天天山珍海味的也吃腻了,这个吃个野意儿,也算是我们的穷心。”
刘姥姥回家时，获得“半炕东西”，平儿说道:“这是昨日你要的青纱一匹,奶奶另外送你一个实地子月白纱作里子。这是两个茧绸,作袄儿裙子都好。这包袱里是两匹绸子,年下做件衣裳穿。这是一盒子各样内造点心,也有你吃过的,也有你没吃过的,拿去摆碟子请客,比你们买的强些。这两条口袋是你昨日装瓜果子来的,如今这一个里头装了两斗御田粳米,熬粥是难得的,这一条里头是园子里果子和各样干果子。这一包是八两银子。这都是我们奶奶的。这两包每包里头五十两,共是一百两,是太太给的叫你拿去或者作个小本买卖,或者置几亩地,以后再别求亲靠友的。”平儿还有自己的礼物:“这两件袄儿和两条裙子,还有四块包头,一包绒线,可是我送姥姥的。衣裳虽是旧的,我也没大狠穿,你要弃嫌我就不敢说了。”
贾府当然很有钱，贾府当然也有巨大的开销，当家的王夫人、王熙凤、贾琏天天焦头烂额，虽然不是绝对不能挤出这礼物，但，“贾府也没有多余的银两”。刘姥姥离开后，就发生了贾探春的家务管理改革，基本内容是开源节流。
为什么有这种思想呢？贾探春去赖大家：“我因和他们家的女孩儿说闲话儿，他说这园子除他们带的花儿，吃的笋菜鱼虾，一年还有人包了去，年终足有二百两银子剩。从那日，我才知道一个破荷叶、一根枯草根子，都是值钱的。”
贾探春学习赖大家的管家方案，对大观园搞了“家庭承包制”改革，大体的收益是“这几宗虽小，一年通共算了，也省的下四百多银子。”这每年四百两，可以产生的扩大效益是“一年四百，二年八百两，打租的房子也能多买几间，薄沙地也可以添几亩了。”
荣国府给刘姥姥的财富来自于很多人，不过，反正是荣国府的银两流入刘姥姥家。
按照“来而不往非礼也”的原则，走亲访友的礼物馈送一般是对等的。当然，以荣国府的“富且贵”也不应该和刘姥姥“对等交往”，刘姥姥也不可能和荣国府“平等交往”。
对此，平儿有准确的理解，她安排刘姥姥：“到年下,你只把你们晒的那个灰条菜干子和豇豆,扁豆,茄子,葫芦条儿各样干菜带些来,我们这里上上下下都爱吃。这个就算了,别的一概不要,别罔费了心。”
刘姥姥给贾府的礼物，就经济价值而言，顶多也就和平儿个人的馈赠相当。贾府主人给刘姥姥的馈赠，除掉实物还有108两银子，表面看来好像与贾府的富贵不成比例，但已经是贾探春大观园经济开发收入的¼。
《红楼梦》里安排一个刘姥姥，目的是复杂的，其中之一是“留馀庆”，也就是 “幸娘亲，积得阴功。”
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集团，任何一个民族，慈善都是必须的，这不仅仅是一个必要时的“善心回馈”，还有一个就是“调剂舒缓人性”。
一个人、一个集团，一个民族，不讲利益是没有希望的，同样，不讲道义也是没有希望的。
荣国府照应老亲友，就某种意义讲，正如国家扶植外围阵地的防波堤，有确保核心的必要性。
很多人批评古代中国的“朝贡贸易”，这个其实并不公允——古代帝王难免有一些好大喜功，但，不可能都好大喜功。这确实与一个人的正常社会生活有相似性：一个人没有亲朋好友，即使有极强的能力，因为没有羽翼帮衬，这事业也有限。
古代中国的环境非常特别，汉民族基本垄断了适合农耕的平原，人口最多而最为富庶，周边的少数民族人口少而生产落后拥有的是骑射的天性以及易聚易散的草原环境。
在这种特殊的地缘政治里，汉民族拿出一部分积蓄以“朝贡贸易”的模式获得相对稳定的周边环境，不但拥有政治的成功感，就经济而言，也是合算的。
比如，澶渊之盟北宋每年向辽提供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
正常的一贯钱是指一千个铜钱，但宋时流行省陌，“以七十七钱为百”，即一贯钱为七百七十钱。至于铜钱与银两的换算，则随着朝代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宋初银钱兑换比为一两银兑一贯钱到徽宗时，一两银兑两贯钱。
所以，银十万两大约在十万贯到二十万贯之间。
绢是纺织品中的主要品种，用途也最广泛。由于宋代以绢价作为经济犯罪的计赃量刑标准，所以留下一些全国性的或地区性的绢价：宋太宗太平兴国中，江南、两浙、广南等地绢每匹1贯；宋哲宗元符年间朝廷根据绢价变动情况，调整计赃的绢每匹1贯300文足；大观元年(1107年)变为1贯500文足。
所以，澶渊之盟的二十万匹娟的计价大约是三十万贯左右。
也就是说，宋给予辽的财富大约在四十万贯到五十万贯之间。
根据材料，北宋的正常财政收入是上亿贯，当然这个数字是有争议，但无论如何，也要在六七千万贯之上。这样，北宋给予辽的财富大约在北宋政府收入的4-8‰之间。
就民族的感觉而言，澶渊之盟是一种耻辱，但就政治经济学而言，有合理的层面。
就古代中国中原政权与北边民族的战争而言，任何一个政权要彻底清除北边威胁，底限也需要100年以上。真的，最少也在100年以上，比如，匈奴、鲜卑、突厥、柔然、契丹、女真。最典型的是匈奴，秦始皇修了长城而汉武帝几乎累垮了一个帝国。自澶渊之盟到辽灭亡，100余年间宋辽基本无战争，就民族的胆气论，弱的窝囊，就经济成本论，以4-8‰之间的财政开支买一个和平，其实比战争的开支要小太多。
比如，《水浒传》里宋江平定方腊归来，朝廷的犒赏是：“武松对敌有功，伤残折臂，现于六和寺出家，封清忠祖师，赐钱十万贯，以终天年……偏将一十五员，各赐金银三百两、彩缎五表里。正将一十员，各赐金银五百两、彩缎八表里。先锋使宋江、卢俊义，各赐金银一千两、锦缎十表里、御花袍一套、名马一匹……自梁山泊受招安，军卒亡过大半……如愿为军者，赐钱一百贯、绢十匹，于龙猛、虎威二营收操，月支俸粮养赡。如不愿者，赐钱二百贯、绢十匹，各令回乡，为民当差……（宋江）回乡拜扫，省视亲族……上皇闻奏大喜，再赐钱十万贯，作还乡之资。”
宋江杭州分兵的总兵力还有6万，大战结束最低也有3万人。
按照宋徽宗的犒赏标准，总开支如下：
1、武松“赐钱十万贯”；
2、偏将15人，共计金银4500两、彩缎75表里；
3、正将10人，共计金银5000两、彩缎80表里；
4、宋江、卢俊义等二人，共计金银2000两、锦缎20表里、御花袍2套、名马2匹；
5、宋江回家的开支10万贯；
6、普通军兵最低3万人，“为军者，赐钱一百贯、绢十匹”和回家为民者“赐钱二百贯、绢十匹”如果各占一半，那就是450万贯铜钱和30万匹娟。
这6项总计是：
1、金银11500两；
2、彩缎175表里；
3、娟30万匹；
4、铜钱470万贯。
即使不算金银彩缎，仅仅娟和铜钱，最低也要在520万贯以上。
战争开支大体是个方面：1、战争期间的物资供给；2、战争期间对社会财富和社会生产的破坏；3、战争的人员消耗；4、战后的犒赏。
梁山战将，战场牺牲了59人，残疾了武松1人，损失了接近6成。普通士兵的损失率应该相当。
战争之后的犒赏，仅仅是财富的流动，战争期间的军事供给和战争破坏，就是财富的毁掉。
即使不算人员损失，战争的财富毁掉和军事供给，最起码也在战功犒赏高出10倍，那么，一场仅仅打了一年的战争，财富的损失，最起码在5000万贯以上。
5000万贯，相当于北宋100年给予辽国的“馈赠”。
不过，我们还不能把北宋给辽的这个财富统统看成经济意义的“馈送”，因为和平到来后宋辽之间有正常的贸易，北宋在边境贸易里占据优势的。
这就好比二战之后美国对西欧的“黄金雨”马歇尔计划，美国确实给了西欧经济援助，百分之就是是赠送，但这种援助的相当部分其实回流了美国。
楼主：yc雨花石
时间：2019-05-28 13:08:27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277节
以澶渊之盟的和平来评价“朝贡贸易”是不恰当的，因为澶渊之盟有相当的屈辱性，宋朝之外，一般意义的和平时期的“朝贡贸易”除了互通有无的经济交往文化交流外，也确实有以财富稳定周边环境的政治作用。
但是，因为的确违背了经济交往的平等，正如一个家庭的社会交往投入，一般要有一个合理的标准和圈子——对亲友的馈赠也要有一定的限度——“朝贡贸易”也应当有一定的标准和圈子。
在殖民者进入台湾之前，曾经在海洋上给予中国实际威胁的有且仅仅有日本而已，反过来，因为交通的局限，中原王朝与“非陆邻”海洋国家的“朝贡贸易”其实不具备政治意义和军事价值——经济交流和文化交流的价值是有的。
明初朱元璋在提到海外问题时，曾以隋炀帝为反面榜样这样说道：“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
朱元璋的意思是说，因为交流、通讯的局限，中原王朝能够有效管理的地理空间有一个最大的范畴，对于我们管理能力不能胜任的土地不要有觊觎之心。
朱元璋还说，除了我们必须管理、控制的腹心地带，对于周边区域，即使能够军事占领，如果在经济上“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在政治上“得其民不足以使令”，那么，不如放弃而固守自己的基本地盘，因为长期的军事扩张，即使有巨大的政治意义，如果不符合经济意义，在“民劳乃易乱之源”的政治铁律下，结果是“自弊中土”。
一直到明王朝，中国还派出强大的军队占领了越南和朝鲜，为什么最终放弃为藩属国而不是直接的领土？原因非常简单：管理的经济成本。
这就好比一个家庭的交往圈子，除了血脉亲情之外，大多是周边的邻居、工作的同事，曾经的朋友包括同学，如果没有现实的意义，聚会也无过三年五年一次而已。
一个政权，必须掌控的地盘，除了血脉亲情的民族聚居区，一般就是国防需要、经济需要，否则，太多的土地不但不能促进国家的进步，反而是累赘。
即使美国，在1898年获得夏威夷之后，也没有增加新的土地。这个里头不仅仅是军事占领的麻烦，还有一个就是国家太大、人口太多、民族太多，利益的内部博弈太复杂，必然是减少凝聚力而容易搞分裂。
假设，把整个地球都交给我们管理，我们受得了？
曾经强盛的苏联之所以崩溃分解，原因是复杂的，但1979年12月25日的入侵阿富汗是重要的原因。为了应付这场战争，苏联在经济上也不堪重负。1988年1月，苏联部长会议 雷日科夫向苏共中央 戈尔巴乔夫报告：阿富汗战争每昼夜平均消耗,1984年430万卢布、1985年720万卢布、1986年1000万卢布、1987年1470万卢布。
1989年2月15日,第40集团军司令格罗莫夫中将等人跨越阿、苏两国界河上的“友谊桥”,成为离开阿富汗的最后几名苏联驻军。当苏联终于结束了这场漫长的、沉重的、伤心的、对苏联人民保密的战争时,剧变就开始了,导火索是民族纷争。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当晚,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顶上降下,表示有74年历史的苏联已不复存在。这场历史悲剧是,从阿富汗撤退的苏军,竟然是回国为苏联送葬。
阿富汗战争的启示之一，论证了朱元璋“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这句话的正确性。同理，掌控与自己民族经济联系不大的海洋意义也并不正面。
比如，今日的中国有必要派海军跑到巴拿马运河去搞管理吗？即使那里的民众不反对？
明成祖之后，朝中无数大臣以各种理由开始向明仁宗进谏，要求废船队，绝海洋。
郑和向仁宗有一个辩解：“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于海，危险亦来自于海。……一旦他国之君夺得南洋，华夏危矣。我国船队战无不胜，可用之扩大经商，制伏异域，使其不敢觊觎南洋也。”
如果站在21世纪的高度评价郑和的这段话，确实有巨高的海权意识，也确实领先时代太多的时间。
郑和认为经略南洋的意义，除了保护海外贸易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打击海外的敌对势力并扶植明帝国的政治代理人。
我们不能否定郑和的观点，或者说，我们必须认可郑和的观点，但，郑和的观点的正确性并不等于郑和远洋经略实践的正确性。
目的正确，如果方法不正确，结果，仍然是错误的。
中国要发展自己的海洋战略，必须是从沿海到近海到远洋，这是那个时代的科技力量所决定的。
郑和要经略海洋，首要的任务是维护中国近海的经济安全以解决倭寇，然后才是南洋，然后才是西洋。郑和下西洋并没有解决中国周边的经济安全。郑和时代的世界经济不同于今日，今日的世界经济密不可分，中国暂时搁置台海问题、东海问题而积极南海角力乃至于在印度洋沿岸布局是中国现实的经济需要。郑和时代，不但西洋无经济必要，就是南洋也无经济必要，郑和即使因为距离不能解决倭寇，也可以稳扎稳打的经营台湾。放着自己的宝岛台湾不管不顾，跑到麦加去朝圣，然后说，下西洋有海权意义，可信吗？
郑和下西洋的第二个致命问题：为什么动用如此巨大的船队？
我们比较一下发现好望角的迪亚士航行。
1487年8月，葡萄牙航海家迪亚士奉葡萄牙国王若奥二世之命，率两艘轻快帆船和一艘运输船自里斯本出发，探索绕过非洲大陆最南端通往印度的航路。1488年1月间，船队被强烈的风暴裹挟着在大洋中飘泊了13个昼夜，不知不觉间已经绕过了好望角。到了2月，船队驶入牧人湾（即今南非东部海岸的莫塞尔湾），然后返航，于1488年12月回到里斯本。
迪亚士航行的目的非常的单纯：寻找通往印度的航线以开拓商路。
经济目的是新航路开辟的根本目的，所以，迪亚士船队仅仅两艘轻快帆船和一艘运输船，非常的符合经济学原理，成功就获利巨大，失败也无太大的损失。
郑和的七下西洋，时间和规模如下：
1、1405年7月11日—1407年10月2日，船队27800人；
2、1407年10月13日—1409年，船队27000人；
3、1409年10月—1411年7月6日；
4、1413年11月—1415年8月12日，船队27670人；
5、1417年6月—1419年8月8日；
6、1421年3月3日—1422年9月2日；
7、1431年1月—1433年7月22日，船队有27550人。
通过比较我们发现，郑和船队的规模特别巨大，航行时间特别的长，但是，其目的不过是“耀兵异域”。正因为如此，郑和的船队并不是寻找新的航路而是“武装游行”，因此，就地理的大发现而言，毫无意义。
最要命的是，永乐年间，从1405年到1422年，明帝国要持续不断的保障如此巨大规模的船队在远离中国的海洋搞游行，这是一个太沉重的经济负担。
海洋航行非常不同于陆地的一点是，必须独立解决食物和淡水的补给。郑和船队的规模保持在27000人以上。明帝国在正常国防之外，必须增加27000人的兵役和后勤保障。
就表象而言，永乐年间的总人口在5000万以上，供养一支不到3万的军队是不成问题的。但，就在郑和远航的第二年，也就是1406年就发生了朱能、张辅的安南战争。在这之后，一直到明成祖去世，对外战争持续不断。所以，就奉养郑和船队而言，一个是是否有军事需要，另一个就是国家的财政问题。
有些朋友可能说，因为朱能、张辅的安南战争，所以，证明郑和船队有必要。
当然不对，因为郑和船队并没有参加安南战役，郑和并没有像麦克阿瑟在仁川登陆一样拦腰把安南砍成两截。一个既没有澄清中国近海倭寇，也没有配合陆地作战的远洋船队，如果没有经济价值，要他何用？
3万人的船队如此的在外漂着，放在今天，任何一个政府也不会如此的不理性。
比如，今日的中国海军兵力是23.62万，自从1985年中国军舰首次走出国门以来，中国海军舰艇编队已经29次走出国门，访问了30多个国家，出访官兵1万余名，出访舰船53艘次。
32年来，我们海军的出访规模，如果以兵员论，总兵力仅仅相当于郑和第一次船队的3分之1略多，而海洋对于现代世界的意义要比郑和时代大得多。
毫无经济价值，毫无军事价值，接近3万人的大船队没完没了在海上漂着玩，回馈无过就是一点不值钱的土特产，和刘姥姥带到大观园的“灰条菜干子和豇豆,扁豆,茄子,葫芦条儿各样干菜”差不多，除了好大喜功和缺心眼之外，有谁会支持？
郑和船队和迪亚士船队的差别就在于他没有经济意义和开创意义，对于一个民族而言毫无现实的价值，民众当然不支持——那个时候的民众当然没有发言的权力——代表民众利益的一部分官僚集团在明成祖去世后就拼了命的反对。
第1277节
以澶渊之盟的和平来评价“朝贡贸易”是不恰当的，因为澶渊之盟有相当的屈辱性，宋朝之外，一般意义的和平时期的“朝贡贸易”除了互通有无的经济交往文化交流外，也确实有以财富稳定周边环境的政治作用。
但是，因为的确违背了经济交往的平等，正如一个家庭的社会交往投入，一般要有一个合理的标准和圈子——对亲友的馈赠也要有一定的限度——“朝贡贸易”也应当有一定的标准和圈子。
在殖民者进入台湾之前，曾经在海洋上给予中国实际威胁的有且仅仅有日本而已，反过来，因为交通的局限，中原王朝与“非陆邻”海洋国家的“朝贡贸易”其实不具备政治意义和军事价值——经济交流和文化交流的价值是有的。
明初朱元璋在提到海外问题时，曾以隋炀帝为反面榜样这样说道：“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
朱元璋的意思是说，因为交流、通讯的局限，中原王朝能够有效管理的地理空间有一个最大的范畴，对于我们管理能力不能胜任的土地不要有觊觎之心。
朱元璋还说，除了我们必须管理、控制的腹心地带，对于周边区域，即使能够军事占领，如果在经济上“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在政治上“得其民不足以使令”，那么，不如放弃而固守自己的基本地盘，因为长期的军事扩张，即使有巨大的政治意义，如果不符合经济意义，在“民劳乃易乱之源”的政治铁律下，结果是“自弊中土”。
一直到明王朝，中国还派出强大的军队占领了越南和朝鲜，为什么最终放弃为藩属国而不是直接的领土？原因非常简单：管理的经济成本。
这就好比一个家庭的交往圈子，除了血脉亲情之外，大多是周边的邻居、工作的同事，曾经的朋友包括同学，如果没有现实的意义，聚会也无过三年五年一次而已。
一个政权，必须掌控的地盘，除了血脉亲情的民族聚居区，一般就是国防需要、经济需要，否则，太多的土地不但不能促进国家的进步，反而是累赘。
即使美国，在1898年获得夏威夷之后，也没有增加新的土地。这个里头不仅仅是军事占领的麻烦，还有一个就是国家太大、人口太多、民族太多，利益的内部博弈太复杂，必然是减少凝聚力而容易搞分裂。
假设，把整个地球都交给我们管理，我们受得了？
曾经强盛的苏联之所以崩溃分解，原因是复杂的，但1979年12月25日的入侵阿富汗是重要的原因。为了应付这场战争，苏联在经济上也不堪重负。1988年1月，苏联部长会议 雷日科夫向苏共中央 戈尔巴乔夫报告：阿富汗战争每昼夜平均消耗,1984年430万卢布、1985年720万卢布、1986年1000万卢布、1987年1470万卢布。
1989年2月15日,第40集团军司令格罗莫夫中将等人跨越阿、苏两国界河上的“友谊桥”,成为离开阿富汗的最后几名苏联驻军。当苏联终于结束了这场漫长的、沉重的、伤心的、对苏联人民保密的战争时,剧变就开始了,导火索是民族纷争。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当晚,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顶上降下,表示有74年历史的苏联已不复存在。这场历史悲剧是,从阿富汗撤退的苏军,竟然是回国为苏联送葬。
阿富汗战争的启示之一，论证了朱元璋“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这句话的正确性。同理，掌控与自己民族经济联系不大的海洋意义也并不正面。
比如，今日的中国有必要派海军跑到巴拿马运河去搞管理吗？即使那里的民众不反对？
明成祖之后，朝中无数大臣以各种理由开始向明仁宗进谏，要求废船队，绝海洋。
郑和向仁宗有一个辩解：“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于海，危险亦来自于海。……一旦他国之君夺得南洋，华夏危矣。我国船队战无不胜，可用之扩大经商，制伏异域，使其不敢觊觎南洋也。”
如果站在21世纪的高度评价郑和的这段话，确实有巨高的海权意识，也确实领先时代太多的时间。
郑和认为经略南洋的意义，除了保护海外贸易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打击海外的敌对势力并扶植明帝国的政治代理人。
我们不能否定郑和的观点，或者说，我们必须认可郑和的观点，但，郑和的观点的正确性并不等于郑和远洋经略实践的正确性。
目的正确，如果方法不正确，结果，仍然是错误的。
中国要发展自己的海洋战略，必须是从沿海到近海到远洋，这是那个时代的科技力量所决定的。
郑和要经略海洋，首要的任务是维护中国近海的经济安全以解决倭寇，然后才是南洋，然后才是西洋。郑和下西洋并没有解决中国周边的经济安全。郑和时代的世界经济不同于今日，今日的世界经济密不可分，中国暂时搁置台海问题、东海问题而积极南海角力乃至于在印度洋沿岸布局是中国现实的经济需要。郑和时代，不但西洋无经济必要，就是南洋也无经济必要，郑和即使因为距离不能解决倭寇，也可以稳扎稳打的经营台湾。放着自己的宝岛台湾不管不顾，跑到麦加去朝圣，然后说，下西洋有海权意义，可信吗？
郑和下西洋的第二个致命问题：为什么动用如此巨大的船队？
我们比较一下发现好望角的迪亚士航行。
1487年8月，葡萄牙航海家迪亚士奉葡萄牙国王若奥二世之命，率两艘轻快帆船和一艘运输船自里斯本出发，探索绕过非洲大陆最南端通往印度的航路。1488年1月间，船队被强烈的风暴裹挟着在大洋中飘泊了13个昼夜，不知不觉间已经绕过了好望角。到了2月，船队驶入牧人湾（即今南非东部海岸的莫塞尔湾），然后返航，于1488年12月回到里斯本。
迪亚士航行的目的非常的单纯：寻找通往印度的航线以开拓商路。
经济目的是新航路开辟的根本目的，所以，迪亚士船队仅仅两艘轻快帆船和一艘运输船，非常的符合经济学原理，成功就获利巨大，失败也无太大的损失。
郑和的七下西洋，时间和规模如下：
1、1405年7月11日—1407年10月2日，船队27800人；
2、1407年10月13日—1409年，船队27000人；
3、1409年10月—1411年7月6日；
4、1413年11月—1415年8月12日，船队27670人；
5、1417年6月—1419年8月8日；
6、1421年3月3日—1422年9月2日；
7、1431年1月—1433年7月22日，船队有27550人。
通过比较我们发现，郑和船队的规模特别巨大，航行时间特别的长，但是，其目的不过是“耀兵异域”。正因为如此，郑和的船队并不是寻找新的航路而是“武装游行”，因此，就地理的大发现而言，毫无意义。
最要命的是，永乐年间，从1405年到1422年，明帝国要持续不断的保障如此巨大规模的船队在远离中国的海洋搞游行，这是一个太沉重的经济负担。
海洋航行非常不同于陆地的一点是，必须独立解决食物和淡水的补给。郑和船队的规模保持在27000人以上。明帝国在正常国防之外，必须增加27000人的兵役和后勤保障。
就表象而言，永乐年间的总人口在5000万以上，供养一支不到3万的军队是不成问题的。但，就在郑和远航的第二年，也就是1406年就发生了朱能、张辅的安南战争。在这之后，一直到明成祖去世，对外战争持续不断。所以，就奉养郑和船队而言，一个是是否有军事需要，另一个就是国家的财政问题。
有些朋友可能说，因为朱能、张辅的安南战争，所以，证明郑和船队有必要。
当然不对，因为郑和船队并没有参加安南战役，郑和并没有像麦克阿瑟在仁川登陆一样拦腰把安南砍成两截。一个既没有澄清中国近海倭寇，也没有配合陆地作战的远洋船队，如果没有经济价值，要他何用？
3万人的船队如此的在外漂着，放在今天，任何一个政府也不会如此的不理性。
比如，今日的中国海军兵力是23.62万，自从1985年中国军舰首次走出国门以来，中国海军舰艇编队已经29次走出国门，访问了30多个国家，出访官兵1万余名，出访舰船53艘次。
32年来，我们海军的出访规模，如果以兵员论，总兵力仅仅相当于郑和第一次船队的3分之1略多，而海洋对于现代世界的意义要比郑和时代大得多。
毫无经济价值，毫无军事价值，接近3万人的大船队没完没了在海上漂着玩，回馈无过就是一点不值钱的土特产，和刘姥姥带到大观园的“灰条菜干子和豇豆,扁豆,茄子,葫芦条儿各样干菜”差不多，除了好大喜功和缺心眼之外，有谁会支持？
郑和船队和迪亚士船队的差别就在于他没有经济意义和开创意义，对于一个民族而言毫无现实的价值，民众当然不支持——那个时候的民众当然没有发言的权力——代表民众利益的一部分官僚集团在明成祖去世后就拼了命的反对。
楼主：yc雨花石
时间：2019-05-28 13:08:27
@silencsrv2015 2017-05-13 20:21:07
楼主这段话绝对且轻蔑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烦恼和无奈，也有他们的成长，不是说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就没有文学立身之地，否则按照楼主逻辑，当代英美发达国家早就没有文学了。作家作品不止是记录当代，更为当代人叙述过往人们的生活和苦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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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以美、德、英、法、意大利等欧美最发达的国家为研究对象，20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后的伟大作品有多少？
比如，法国这个名家辈出的文学重国，我个人理解，最后一个大家是罗曼罗兰，他的代表《约翰克里斯朵夫》酝酿于1890年，从1904年到1912年相继出版，1915年虽然被授予诺贝尔奖，但由于法国政府的反对，结果拖到第二年的11月15日，瑞典文学院才正式通知他这一决定。
在1912年之前，近现代的法国，伟大的作家太多了，拉伯雷、雨果、司汤达、巴尔扎克、大仲马、小仲马、福楼拜、左拉、莫泊桑有太多伟大的作品，而且，卢梭的作品也是居高的。可是，1912年之后呢？
楼主这段话绝对且轻蔑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烦恼和无奈，也有他们的成长，不是说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就没有文学立身之地，否则按照楼主逻辑，当代英美发达国家早就没有文学了。作家作品不止是记录当代，更为当代人叙述过往人们的生活和苦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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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以美、德、英、法、意大利等欧美最发达的国家为研究对象，20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后的伟大作品有多少？
比如，法国这个名家辈出的文学重国，我个人理解，最后一个大家是罗曼罗兰，他的代表《约翰克里斯朵夫》酝酿于1890年，从1904年到1912年相继出版，1915年虽然被授予诺贝尔奖，但由于法国政府的反对，结果拖到第二年的11月15日，瑞典文学院才正式通知他这一决定。
在1912年之前，近现代的法国，伟大的作家太多了，拉伯雷、雨果、司汤达、巴尔扎克、大仲马、小仲马、福楼拜、左拉、莫泊桑有太多伟大的作品，而且，卢梭的作品也是居高的。可是，1912年之后呢？
楼主：yc雨花石
时间：2019-05-28 13:08:27
@silencsrv2015 2017-05-13 20:21:07
楼主这段话绝对且轻蔑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烦恼和无奈，也有他们的成长，不是说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就没有文学立身之地，否则按照楼主逻辑，当代英美发达国家早就没有文学了。作家作品不止是记录当代，更为当代人叙述过往人们的生活和苦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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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痛苦，但，痛苦的程度是不同的。比如，我爷爷在45岁的时候，痛苦的是如何吃饱饭，我父亲在45岁的时候痛苦的是如何给子女筹措学费，我45岁的时候，痛苦的是先马车让女儿开着还是等出嫁时给她当嫁妆。
比如，同样是名著，同样反映痛苦，但，老舍的《四世同堂》的痛苦截然不同于钱钟书的《围城》的痛苦。
相较于北平城挣扎着的四世同堂，方鸿渐的儿女情长就是一个荒唐的笑话。
今日，有多少人的痛苦是《四世同堂》的痛苦？
《围城》之所以有越来越多的拥泵，并不是因为深刻，而是因为社会生活的改善让更多人注意“轻微的痛苦”而已。
楼主这段话绝对且轻蔑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烦恼和无奈，也有他们的成长，不是说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就没有文学立身之地，否则按照楼主逻辑，当代英美发达国家早就没有文学了。作家作品不止是记录当代，更为当代人叙述过往人们的生活和苦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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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痛苦，但，痛苦的程度是不同的。比如，我爷爷在45岁的时候，痛苦的是如何吃饱饭，我父亲在45岁的时候痛苦的是如何给子女筹措学费，我45岁的时候，痛苦的是先马车让女儿开着还是等出嫁时给她当嫁妆。
比如，同样是名著，同样反映痛苦，但，老舍的《四世同堂》的痛苦截然不同于钱钟书的《围城》的痛苦。
相较于北平城挣扎着的四世同堂，方鸿渐的儿女情长就是一个荒唐的笑话。
今日，有多少人的痛苦是《四世同堂》的痛苦？
《围城》之所以有越来越多的拥泵，并不是因为深刻，而是因为社会生活的改善让更多人注意“轻微的痛苦”而已。
楼主：yc雨花石
时间：2019-05-28 13:08:27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278节
明仁宗即位，接受前户部尚书夏原吉之请，诏停止西洋取宝船，不复下番。
为什么是户部尚书夏原吉？因为他是管钱的、管物的，受不了如此的沉重的压力。
为什么说停就能停呢？因为他压根就没有现实的经济意义和军事意义，只不过就一个面子工程而已。
为什么明成祖在位的时候不能停止呢？一个是这位皇帝脾气的问题，最重要的一个是他那一个满世界寻找建文帝的帽子太大，谁敢反对呢？当明成祖去世而新帝顺利登基，建文帝已经“死在民众的心目里”，一个没有政治招牌的“海洋武装大游行”是很容易被叫停的。
关于下西洋的最后争论，发生在明宪宗成化间，“有中贵迎和上意者，举永乐故事以告。诏索郑和出使水程。”
大约明宪宗不知道郑和下西洋的故事——那个时候的不搞义务教育，弄得皇帝很没有素养——于是，“有中贵迎和上意者”搞了国史教育普及。
为什么出现这种事情呢？大约郑和船队鼓捣来的土特产或者长颈鹿之类的玩意没有了，有点见识的宦官就教导皇帝搞“海洋武装游行”。
宦官为什么热衷这个活动呢？
请注意，郑和每次下西洋的时间都在1年半之上，按照当时的体制，是不可以携带女眷的。从1405年到1421年，长达16年的时间，郑和就没完没了的漂，正常人是不可能干这活的，因为没有办法和老婆搞“阴阳和谐”，至于中下层兵员，倒还可以轮换，高级领导人就“惨”了，所以，郑和、王景弘这样的“残”了的人，还是比较适合的。
有人可能说，大臣也可以轮流呀！
开玩笑！那个年代的大臣，或者是科举官僚，或者是步骑战将，有几个人愿意改行去万顷波涛里颠簸？反过来说，这远洋航行是一个高技术的工作，在那个年代比较稀缺，一旦掌握了，这活就很难摆脱，缺心眼的家伙才改行呢。所以，大臣们都不愿意从事这苦活。
比如，某学校女教师生孩子，赶巧是个教化学的，这就麻烦了，因为初中只在毕业班设置化学课，化学教师一般不富裕，可人家生孩子外加产假是合法的。怎么办？总不能给学生说，你们等女教师回来再学习吧？也不可能让教育主管部门紧急给配置一个，因为产假毕竟是临时的，你多来一个人将来如何处理？所以，一般的办法就是学校调剂一个，可是，教师最怕被调剂，因为，被调剂，一个必然是自己辛苦，另一个暗示就是自己在本来的学科里可有可无，而且，这被调剂也有习惯，等下一次另一个女数学教师生孩子，对不起，还是你。
我们看1949年大军南下，部队必须拿出大批的干部去地方。那个时候解放军的文化不同于国军，国军的高级将领喜欢干地方 捞外快，解放军的干部喜欢干主力。你看被地方的干部，李先念、张云逸、张鼎丞、黄克诚都是打仗能力比较一般的。
没有几个人愿意改行玩，尤其是科举官僚不喜欢改行领导船队下西洋：太容易晕船了。
可是，宦官可以啊。第一，他不用搞“阴阳和谐”，第二，他也没有家庭可供挂记，第三，根据惯例，他如果指挥几万人外出，是可以大笔大笔的贪腐的——宦官都特别喜欢钱。
皇帝和宦官都“怦然心动”，朝廷大臣的麻烦就来了。
“兵部尚书项忠命吏入库检旧案不得，盖先为车驾郎中刘大夏所匿。忠笞吏，复令入检三日，终莫能得，大夏秘不言。”
车驾司郎中是有编制的朝廷官员，一般是科举官僚，“吏”就是没有编制的普通的政府工作人员。这一个官僚、一个“吏”合伙藏匿了政府的档案，就已经对抗了最高部门领导和他背后面的皇帝以及宦官什么的，这个“吏”竟然能够忍受“笞”而绝不招供。
就一个管理档案的吏而言，实在没有隐瞒档案的义务，因为，他没有参与决策的资格。可是，一个小吏宁肯往死里得罪部门领导也要抵制下西洋，可见，这下西洋给于民众的压力太大了，尤其是“朝贡贸易”和宦官的贪腐。
“会台谏论止其事。”
开会期间，兵部尚书项忠就逼问小吏：“库中案卷宁能失去？”
这一个小吏的分量太轻，老独立承担也不是事，刘大夏就接茬：“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敝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无哉！”
刘大夏这个话应该比较实在，费了“钱粮数十万”外加“军民死且万计”，弄回来长颈鹿什么的，有多大的意义？
兵部尚书项忠被“竦然”，于是“降位”，很礼貌的评价刘大夏：“君阴德不细，此位不久当属君矣。”
这个意思是说，刘大夏抵制下西洋积下无数的阴德，所以，老天爷一定会回馈他一个兵部尚书的职务。
刘大夏这一搅和，明宪宗也是一个相对弱势的帝王，于是，下西洋就成了绝响，“自后其国亦不常至”，大老远的来一次不容易，“间一遣使朝贡云”。
因为中国在周边国家巨大的经济吸引力和政治影响力，即使郑和不去西洋，周边小国也是搞“朝贡贸易”的，这就好比刘姥姥去荣国府，穷人当然要走亲访友，但对于阔亲友的穷富不敌，也并不经常走动。
有些朋友可能说，郑和下西洋的花费，未必多于澶渊之盟吧？
郑和下西洋的花费与澶渊之盟的不同在于，除了倭寇之外，南洋和西洋的海洋国家对于中国并没有实实在在的威胁而辽军是经常南下的。
澶渊之盟并不是城下之盟，因为宋朝的军队在战场上已经取得了相对的胜利，这种盟约是权衡战争与花钱的利弊。
《明史》的《刘大夏传》还提到刘大夏阻止取安南事：“汪直好边功，以安南黎灏败于老挝，欲乘间取之，言于帝，索永乐间讨安南故牍。大夏匿勿予，密告尚书余子俊曰：‘兵衅一开,西南立糜烂矣。’子俊悟。事得寝。”
“安南黎灏败于老挝”，内忧外患的，确实是沾他便宜的时候，可是，就安南那点力量压根就威胁不到明王朝，他印支三国没事打架玩就玩好了，你中国出动军队这不是给自己挖坑吗？
中国出兵安南，估计需要个十万八万的，就近保障军需，大西南的广西、云南就累个够呛。那个时候的军队，是“好男不当兵”，今天能吃饭明天可能掉脑袋，违背军纪扰民也是经常的事情。如果能够快速结束战争倒也罢了，万一打败了，安南来一个反攻，这大西南就乱成一锅粥，所以“兵衅一开,西南立糜烂矣”的说法是正确的。
唐朝时候，出动8万大军进攻南诏，结果呢，败的非常的苦。为什么如此呢？简单，汉人的生产生活以及体质，既不能和马背上的民族在草原上长期争衡，更不适合与安南在热带纠缠。
《水浒传》第62回，“宋江兵打北京城”有一段用兵时间的文字：“此时秋末冬初天气，征夫容易披挂，战马易得肥满，军卒久不临阵，皆生战斗之心；各恨不平，尽想报仇之念。得蒙差遣，欢天喜地，收拾枪刀，拴束鞍马，摩拳擦掌，时刻下山。”
汉族长期生活在暖温带和亚热带，不习惯热带的湿热多雨和疾疫，如果不能征服人心，这仗的最终走向必然是失败，因为战胜容易而管理的成本太大。
刘大夏反对战争而追求和平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
刘大夏当了兵部尚书，“大同小警”，蒙古人搞骚扰，皇帝“用中官苗逵言，将出师。”
“内阁刘健等力谏”，反对出兵，皇帝“犹疑”不决，专门征求刘大夏的意见。刘大夏当然反对。
皇帝“默然良久”，反问：“太宗频出塞，今何不可？”
老皇帝朱棣经常领兵出塞打仗，我为什么不行？
刘大夏说：“陛下神武固不后太宗，而将领士马远不逮。且淇国公小违节制，举数十万众委沙漠，奈何易言之。度 策惟守耳。”
能不能打胜仗，一个是最高军事指挥，一个是军队的战斗力。明朝的朱元璋、朱棣父子二人都是久惯征战的马上天子，后代的皇帝都没有打过仗，指挥能力当然比不过祖宗。不过，刘大夏是大臣，必须会说话，不能公开窝囊皇帝，他给了皇帝一顶高帽子：“陛下神武固不后太宗”。可是，聪明人听话其实是寻求潜台词：“不后”的意思是“不差”，但也不是“领先”——“不后”其实就是差劲。
刘大夏的第二句话就直截了当：“将领士马远不逮。”
这一点没有疑问。朱棣打了一场残酷的靖难之役当了皇帝，那个时候明朝的军队是老兵猛将娴熟军旅。可是，朱棣去世后，军队没有经过大规模战争的考验，都是些纸上谈兵的家伙，土木之变就证明了军队战斗力的下降。
其实，刘大夏反对出兵的真正原因是“大同小警”，没有出兵的必要。
明朝是通过驱逐鞑虏建立的，蒙明关系长期敌对，有时候激烈，有时候相对缓和。蒙古是草原游牧，中枢对于各部的管控当然不如明朝那样有力，难免有一些部落或者将领见猎心喜骚扰一下溜走了。如果因为这种长期的骚扰而出动大军，确实过于胡乱。
大军出动，必须反映国家的战略意志而不能因“小忿”兴师。
皇帝最终接受了建议，“由是，师不果出。”
刘大夏是一个软弱的人？当然不是，他虽然反对“穷兵黩武”，但对国防有极清醒的认识。
比如，“朝鲜贡道故由鸦鹘关，至是请改由鸭绿江”，领导们准备答应，刘大夏反对：“鸭绿道径，祖宗朝岂不知，顾纡回数大镇，此殆有微意。不可许。”
鸦鹘关，在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苇子峪镇境内。满语“鸦鹘”就是山老鸹，形容关隘险要如同猛禽山老鸹俯视。关共分3道，今称三道关。三关之间各距里许，多为土石杂筑。关地处托和伦河西岸，地势极其险要。
明朝安排朝鲜“朝贡”走鸦鹘关，暗含着对朝鲜的心理恫吓。
第1278节
明仁宗即位，接受前户部尚书夏原吉之请，诏停止西洋取宝船，不复下番。
为什么是户部尚书夏原吉？因为他是管钱的、管物的，受不了如此的沉重的压力。
为什么说停就能停呢？因为他压根就没有现实的经济意义和军事意义，只不过就一个面子工程而已。
为什么明成祖在位的时候不能停止呢？一个是这位皇帝脾气的问题，最重要的一个是他那一个满世界寻找建文帝的帽子太大，谁敢反对呢？当明成祖去世而新帝顺利登基，建文帝已经“死在民众的心目里”，一个没有政治招牌的“海洋武装大游行”是很容易被叫停的。
关于下西洋的最后争论，发生在明宪宗成化间，“有中贵迎和上意者，举永乐故事以告。诏索郑和出使水程。”
大约明宪宗不知道郑和下西洋的故事——那个时候的不搞义务教育，弄得皇帝很没有素养——于是，“有中贵迎和上意者”搞了国史教育普及。
为什么出现这种事情呢？大约郑和船队鼓捣来的土特产或者长颈鹿之类的玩意没有了，有点见识的宦官就教导皇帝搞“海洋武装游行”。
宦官为什么热衷这个活动呢？
请注意，郑和每次下西洋的时间都在1年半之上，按照当时的体制，是不可以携带女眷的。从1405年到1421年，长达16年的时间，郑和就没完没了的漂，正常人是不可能干这活的，因为没有办法和老婆搞“阴阳和谐”，至于中下层兵员，倒还可以轮换，高级领导人就“惨”了，所以，郑和、王景弘这样的“残”了的人，还是比较适合的。
有人可能说，大臣也可以轮流呀！
开玩笑！那个年代的大臣，或者是科举官僚，或者是步骑战将，有几个人愿意改行去万顷波涛里颠簸？反过来说，这远洋航行是一个高技术的工作，在那个年代比较稀缺，一旦掌握了，这活就很难摆脱，缺心眼的家伙才改行呢。所以，大臣们都不愿意从事这苦活。
比如，某学校女教师生孩子，赶巧是个教化学的，这就麻烦了，因为初中只在毕业班设置化学课，化学教师一般不富裕，可人家生孩子外加产假是合法的。怎么办？总不能给学生说，你们等女教师回来再学习吧？也不可能让教育主管部门紧急给配置一个，因为产假毕竟是临时的，你多来一个人将来如何处理？所以，一般的办法就是学校调剂一个，可是，教师最怕被调剂，因为，被调剂，一个必然是自己辛苦，另一个暗示就是自己在本来的学科里可有可无，而且，这被调剂也有习惯，等下一次另一个女数学教师生孩子，对不起，还是你。
我们看1949年大军南下，部队必须拿出大批的干部去地方。那个时候解放军的文化不同于国军，国军的高级将领喜欢干地方 捞外快，解放军的干部喜欢干主力。你看被地方的干部，李先念、张云逸、张鼎丞、黄克诚都是打仗能力比较一般的。
没有几个人愿意改行玩，尤其是科举官僚不喜欢改行领导船队下西洋：太容易晕船了。
可是，宦官可以啊。第一，他不用搞“阴阳和谐”，第二，他也没有家庭可供挂记，第三，根据惯例，他如果指挥几万人外出，是可以大笔大笔的贪腐的——宦官都特别喜欢钱。
皇帝和宦官都“怦然心动”，朝廷大臣的麻烦就来了。
“兵部尚书项忠命吏入库检旧案不得，盖先为车驾郎中刘大夏所匿。忠笞吏，复令入检三日，终莫能得，大夏秘不言。”
车驾司郎中是有编制的朝廷官员，一般是科举官僚，“吏”就是没有编制的普通的政府工作人员。这一个官僚、一个“吏”合伙藏匿了政府的档案，就已经对抗了最高部门领导和他背后面的皇帝以及宦官什么的，这个“吏”竟然能够忍受“笞”而绝不招供。
就一个管理档案的吏而言，实在没有隐瞒档案的义务，因为，他没有参与决策的资格。可是，一个小吏宁肯往死里得罪部门领导也要抵制下西洋，可见，这下西洋给于民众的压力太大了，尤其是“朝贡贸易”和宦官的贪腐。
“会台谏论止其事。”
开会期间，兵部尚书项忠就逼问小吏：“库中案卷宁能失去？”
这一个小吏的分量太轻，老独立承担也不是事，刘大夏就接茬：“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敝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无哉！”
刘大夏这个话应该比较实在，费了“钱粮数十万”外加“军民死且万计”，弄回来长颈鹿什么的，有多大的意义？
兵部尚书项忠被“竦然”，于是“降位”，很礼貌的评价刘大夏：“君阴德不细，此位不久当属君矣。”
这个意思是说，刘大夏抵制下西洋积下无数的阴德，所以，老天爷一定会回馈他一个兵部尚书的职务。
刘大夏这一搅和，明宪宗也是一个相对弱势的帝王，于是，下西洋就成了绝响，“自后其国亦不常至”，大老远的来一次不容易，“间一遣使朝贡云”。
因为中国在周边国家巨大的经济吸引力和政治影响力，即使郑和不去西洋，周边小国也是搞“朝贡贸易”的，这就好比刘姥姥去荣国府，穷人当然要走亲访友，但对于阔亲友的穷富不敌，也并不经常走动。
有些朋友可能说，郑和下西洋的花费，未必多于澶渊之盟吧？
郑和下西洋的花费与澶渊之盟的不同在于，除了倭寇之外，南洋和西洋的海洋国家对于中国并没有实实在在的威胁而辽军是经常南下的。
澶渊之盟并不是城下之盟，因为宋朝的军队在战场上已经取得了相对的胜利，这种盟约是权衡战争与花钱的利弊。
《明史》的《刘大夏传》还提到刘大夏阻止取安南事：“汪直好边功，以安南黎灏败于老挝，欲乘间取之，言于帝，索永乐间讨安南故牍。大夏匿勿予，密告尚书余子俊曰：‘兵衅一开,西南立糜烂矣。’子俊悟。事得寝。”
“安南黎灏败于老挝”，内忧外患的，确实是沾他便宜的时候，可是，就安南那点力量压根就威胁不到明王朝，他印支三国没事打架玩就玩好了，你中国出动军队这不是给自己挖坑吗？
中国出兵安南，估计需要个十万八万的，就近保障军需，大西南的广西、云南就累个够呛。那个时候的军队，是“好男不当兵”，今天能吃饭明天可能掉脑袋，违背军纪扰民也是经常的事情。如果能够快速结束战争倒也罢了，万一打败了，安南来一个反攻，这大西南就乱成一锅粥，所以“兵衅一开,西南立糜烂矣”的说法是正确的。
唐朝时候，出动8万大军进攻南诏，结果呢，败的非常的苦。为什么如此呢？简单，汉人的生产生活以及体质，既不能和马背上的民族在草原上长期争衡，更不适合与安南在热带纠缠。
《水浒传》第62回，“宋江兵打北京城”有一段用兵时间的文字：“此时秋末冬初天气，征夫容易披挂，战马易得肥满，军卒久不临阵，皆生战斗之心；各恨不平，尽想报仇之念。得蒙差遣，欢天喜地，收拾枪刀，拴束鞍马，摩拳擦掌，时刻下山。”
汉族长期生活在暖温带和亚热带，不习惯热带的湿热多雨和疾疫，如果不能征服人心，这仗的最终走向必然是失败，因为战胜容易而管理的成本太大。
刘大夏反对战争而追求和平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
刘大夏当了兵部尚书，“大同小警”，蒙古人搞骚扰，皇帝“用中官苗逵言，将出师。”
“内阁刘健等力谏”，反对出兵，皇帝“犹疑”不决，专门征求刘大夏的意见。刘大夏当然反对。
皇帝“默然良久”，反问：“太宗频出塞，今何不可？”
老皇帝朱棣经常领兵出塞打仗，我为什么不行？
刘大夏说：“陛下神武固不后太宗，而将领士马远不逮。且淇国公小违节制，举数十万众委沙漠，奈何易言之。度 策惟守耳。”
能不能打胜仗，一个是最高军事指挥，一个是军队的战斗力。明朝的朱元璋、朱棣父子二人都是久惯征战的马上天子，后代的皇帝都没有打过仗，指挥能力当然比不过祖宗。不过，刘大夏是大臣，必须会说话，不能公开窝囊皇帝，他给了皇帝一顶高帽子：“陛下神武固不后太宗”。可是，聪明人听话其实是寻求潜台词：“不后”的意思是“不差”，但也不是“领先”——“不后”其实就是差劲。
刘大夏的第二句话就直截了当：“将领士马远不逮。”
这一点没有疑问。朱棣打了一场残酷的靖难之役当了皇帝，那个时候明朝的军队是老兵猛将娴熟军旅。可是，朱棣去世后，军队没有经过大规模战争的考验，都是些纸上谈兵的家伙，土木之变就证明了军队战斗力的下降。
其实，刘大夏反对出兵的真正原因是“大同小警”，没有出兵的必要。
明朝是通过驱逐鞑虏建立的，蒙明关系长期敌对，有时候激烈，有时候相对缓和。蒙古是草原游牧，中枢对于各部的管控当然不如明朝那样有力，难免有一些部落或者将领见猎心喜骚扰一下溜走了。如果因为这种长期的骚扰而出动大军，确实过于胡乱。
大军出动，必须反映国家的战略意志而不能因“小忿”兴师。
皇帝最终接受了建议，“由是，师不果出。”
刘大夏是一个软弱的人？当然不是，他虽然反对“穷兵黩武”，但对国防有极清醒的认识。
比如，“朝鲜贡道故由鸦鹘关，至是请改由鸭绿江”，领导们准备答应，刘大夏反对：“鸭绿道径，祖宗朝岂不知，顾纡回数大镇，此殆有微意。不可许。”
鸦鹘关，在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苇子峪镇境内。满语“鸦鹘”就是山老鸹，形容关隘险要如同猛禽山老鸹俯视。关共分3道，今称三道关。三关之间各距里许，多为土石杂筑。关地处托和伦河西岸，地势极其险要。
明朝安排朝鲜“朝贡”走鸦鹘关，暗含着对朝鲜的心理恫吓。
楼主：yc雨花石
时间：2019-05-28 13:08:27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279节
这刘大夏其实是一个非常干活的人且有远见的人。
“河决张秋”，黄河决口，吏部尚书王恕等推荐刘大夏以右副都御史的身份治理黄河。刘大夏“乃自黄陵冈浚贾鲁河，复浚孙家渡、四府营上流，以分水势。而筑长堤，起胙城历东明、长垣抵徐州，亘三百六十里。”
刘大夏的成就是“水大治。”
刘大夏的政治高潮是兵部尚书时期的除弊政。
皇帝提拔刘大夏当兵部尚书，“屡辞乃拜命”，并不兴高采烈的接受。皇帝当然奇怪：“朕数用卿，数引疾何也？”
为什么给脸不要脸？
刘大夏当场给皇帝一个大窝脖：“臣老且病，窃见天下民穷财尽，脱有不虞，责在兵部，自度力不办，故辞耳。”
其实，刘大夏就是批评皇帝不恤民力有事没事搞形象工程。
皇帝“默然。”
在这之后，刘大夏“请凡事非祖宗旧而害军民者，悉条上厘革。”
皇帝自己不好取决，“乃会廷臣条上十六事，皆权幸所不便者，相与力尼之。”
因为牵扯到利益集团，纠缠了相当长时间，最终的结果是“织造、斋醮皆停罢，光禄省浮费巨万计，而勇士虚冒之弊亦大减。制下，举朝欢悦。”
我确实比较反对郑和下西洋，因为郑和下西洋压根就解决不了明王朝的边疆问题，甚至于，郑和下西洋会加剧倭寇问题。
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这样定义“倭寇”：“从十三世纪初开始，九州和濑户内海沿岸富于冒险精神的武士和名主携带同伙，一方面到中国和朝鲜(高丽)进行和平贸易，同时也伺机变为海盗，掠夺沿岸居民。对方称此为倭寇，大为恐怖。”
因为战乱，无业为生的日本武士们就演变成中国沿海的海盗。
有些朋友可能说：不对！这些武士本来的目的是“和平贸易”，之所以变成海盗是因为中国的海禁不得不演变成海盗。
我说：不对，海盗就是海盗，即使中国开放海禁，倭寇仍然海盗。
为什么？
简单，今日的世界大体是自由开放的社会，索马里为什么海盗而不从事贸易呢？
搞和平贸易，大体是两种：对等贸易和居间贸易。
比如，把中国的大蒜卖给美国人，然后运回来化肥，这就是对等的贸易。
比如，把欧洲的工艺品运到非洲获得黑奴，然后运到美洲换成金银或者工业原料，这就是居间贸易。
在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周边，因为中国是自然经济为主体且中国拥有绝对的科技优势，中国在与周边的藩属国的贸易里处于绝对优势，压根就不能搞对等贸易，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控制丝绸之路传统贸易通道的大前提下，周边国家更没有搞居间贸易的可能。
比如，中日之间，在西方殖民者到来之前，国际贸易大体就是东亚和东南亚的有限范畴，日本人能做的，一个是搞中日对等贸易，另一个就是把中国的商品运到菲律宾、印尼等海岛国家去赚取差价。
为什么只能是菲律宾、印尼等海岛国家呢？简单，中南半岛的越南、老挝、缅甸与中国山水相连，在科技和造船业不能保障安全的情况下，陆路通商拥有比海路压倒性的优势。
比如，运输江南粮食供应北京，元明清原本可以选择从刘家港——也就是郑和航行的起点——船运粮食到天津。按照一般说法，海运的成本最低，那么，元明清三朝为什么一定要搞大运河漕运呢？要知道，为了确保大运河畅通，政府每年都有巨大的人力、物力投入。简单，在没有可靠天气预报之前的木造船队，面对台风、海浪、暴雨的威胁，损失太大。
比如，郑和船队能“军转民”搞粮食运输吗？当然不可以，因为这样大的船队依靠的是季风而不是人力——机器动力还没有发明——一年就一个来回，成本太昂贵了。
大运河的船队，一个是利用自然水势，另一个就是纤夫，其最大的优点就是安全——物资安全和生命安全。
西方殖民者开辟新航路的时候，也并不是高高兴兴的去冒险，他们不缺心眼，他们也知道太危险，麻烦的是他们在陆地上打不过奥斯曼土耳其。
传统的史学理念，欧洲人的新航路开辟是先进的理念、先进的科技战胜了落后的亚非拉。
我说：啊呸！这是绝对的胡扯。
既然他们欧洲先进，为什么屁颠颠的要开辟去东方的贸易通道？既然他们科技先进，为什么不继续搞十字军东侵消灭奥斯曼土耳其？
要说欧洲的科技比非洲、比美洲、比澳洲先进，那是必须的，但，要说比明朝中国先进，那绝对是污蔑。
至于欧洲殖民者借新航路开辟意外发现了新大陆从而勃兴，那是另外的一个问题。这就好比一个人在上海搞生产失败，远走非洲竟然获得机会一样，不能因为在非洲的成功就说非洲比上海发达，也不能说一个上海人在非洲成功就说上海比纽约发达。
元明清时期的日本人，跑到中国做生意，除了来来回回的对等贸易，居间贸易几乎不可能，因为中南半岛的国家和中国的贸易都有陆路交通，何必麻烦日本人？
至于南洋岛国，大约也不用麻烦日本人。1417年（明成祖永乐15年），苏禄群岛上的三位国王，东王巴都葛叭哈喇，西王麻哈喇葛麻丁、峒王巴都葛叭喇卜率领家眷一行340人组成友好使团，前来中国进行友好访问，受到了永乐皇帝的隆重接待。三王在北京愉快地逗留了22天，后乘船沿京杭大运河南下回国，东王在取道山东归国途中，不幸遭疾，于1417年9月13日病故于德州。永乐皇帝闻讣，深为哀悼，遂派礼部郎中启带祭文赶赴德州，以藩王之礼厚葬东王。东王长子督马含率众回国继承王位，王妃葛木宁及次子温哈喇、三子安都鲁和侍从十余人留居德州守墓。东王妃及二位王子逝世后，分别安葬在墓院东南隅。
3个国王联合来中国“朝贡贸易”，好比刘姥姥进了大观园，非常的愉快，回程不走海路而走大运河，说明陆路安全还可以便捷观光、购物。东王意外去世，人家不但不要赔偿金，也不肯装殓归国，而是留下一切可以留下的人办理在德州居住的“中国绿卡”——这个德州是德州而不是音译的美国德州，不过，那个时候的美国德州比苏禄还落后呢。
300年之后1713年，侨居中国的东王后裔提出入籍中国的请求，题定以温、安二姓入籍中国。
看来，在明清时期，弄一个中国国籍比今天的美国难的太狠了。
300年，这马拉松？
在国内失业的日本武士，来中国做生意，他一没有金钱——有金钱的武士何必做生意——二没有物资，就元明清时期的日本，能够有多少东西运到中国有市场？
战乱时期的日本，对于中国的物资倒是有强烈的需要，问题是：拿什么来交换？
就那个时候的日本，不但没有丰田轿车，也没有油炸方便面，也就清酒和樱花，大约中国人也不喜欢，就是喜欢，那些武士也不那么好鼓捣樱花运到中国啊？
做国际贸易，哪里那么容易？既需要资本，还需要物资，最要命的一点是大明王朝搞的是“朝贡贸易”封闭了自由市场，日本武士除了当海盗还能干什么？
今日的主流史学界是大批评明清的“朝贡贸易”和海禁的，好像中国的落后挨打完全因为海禁。海禁当然不好，但如果不讲实际情况就彻底否定，那也是胶柱鼓瑟。
市舶收入是宋王朝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北宋中期，市舶收入达42万缗左右。南宋前期，宋王朝统治危机深重，市舶收入在财政中的地位更加重要。南宋初年，岁入不过1000万缗，市舶收入即达150万缗。在一定程度上支撑着财政。宋政府还通过出卖一部分舶物增加收入。
我们知道，蒙元后期是很缺钱的，明朝的财政也有时候紧急，就是皇帝没学问，大臣们不可能不知道贸易可以挣钱，为什么就不打这个主意呢？
这些伙计还怕钱多？
据推算，1820年，中国的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2.4％，比今天的美国还牛。所以，西方世界以及周边国家都盯着和中国做生意，正如20世纪的世界都盯着美国做生意。
朋友们当然感觉这是好事情，可是，特朗普为什么废除北美贸易协议和跨太平洋贸易什么的呢？
在工业革命之前，中国不但是世界的经济中心，最重要的一点，中国是商品输出国，而且是比今天的中国更突出的商品输出。商品输出的一个巨大结果是外汇结余。
比如，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输向中国的产品主要是纺织品、金属制品以及棉花，中国的小农经济的特点，使得英国对华输出没有市场，但是，英国却缺少来自中国的茶叶，瓷器和生丝等。所以，鸦片战争之前，英国每年有200多万两白银流入了中国。
有些朋友，当然，主流的史学都认为，这样一来，英国就倒霉了而中国沾光了。
就英国而言，因为他是世界贸易，他要赚取差价，大批的银两入了中国，弄得都没钱进口原料，当然就讨厌。
可是，如果清政府不搞海禁，英国不搞非正当贸易，结果会如何呢？如果中国始终是自然经济、如果英国从殖民地经济得到的银两持续不断流入中国，中国是否就沾了便宜呢？
我们知道，嘉庆和道光是两个非常勤俭的皇帝，之所以勤俭是因为缺钱。既然缺钱，为什么就不放开海禁收税呢？
因为，当然因为，中国在正当的对外贸易里大规模入超其实不沾光！
第1279节
这刘大夏其实是一个非常干活的人且有远见的人。
“河决张秋”，黄河决口，吏部尚书王恕等推荐刘大夏以右副都御史的身份治理黄河。刘大夏“乃自黄陵冈浚贾鲁河，复浚孙家渡、四府营上流，以分水势。而筑长堤，起胙城历东明、长垣抵徐州，亘三百六十里。”
刘大夏的成就是“水大治。”
刘大夏的政治高潮是兵部尚书时期的除弊政。
皇帝提拔刘大夏当兵部尚书，“屡辞乃拜命”，并不兴高采烈的接受。皇帝当然奇怪：“朕数用卿，数引疾何也？”
为什么给脸不要脸？
刘大夏当场给皇帝一个大窝脖：“臣老且病，窃见天下民穷财尽，脱有不虞，责在兵部，自度力不办，故辞耳。”
其实，刘大夏就是批评皇帝不恤民力有事没事搞形象工程。
皇帝“默然。”
在这之后，刘大夏“请凡事非祖宗旧而害军民者，悉条上厘革。”
皇帝自己不好取决，“乃会廷臣条上十六事，皆权幸所不便者，相与力尼之。”
因为牵扯到利益集团，纠缠了相当长时间，最终的结果是“织造、斋醮皆停罢，光禄省浮费巨万计，而勇士虚冒之弊亦大减。制下，举朝欢悦。”
我确实比较反对郑和下西洋，因为郑和下西洋压根就解决不了明王朝的边疆问题，甚至于，郑和下西洋会加剧倭寇问题。
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这样定义“倭寇”：“从十三世纪初开始，九州和濑户内海沿岸富于冒险精神的武士和名主携带同伙，一方面到中国和朝鲜(高丽)进行和平贸易，同时也伺机变为海盗，掠夺沿岸居民。对方称此为倭寇，大为恐怖。”
因为战乱，无业为生的日本武士们就演变成中国沿海的海盗。
有些朋友可能说：不对！这些武士本来的目的是“和平贸易”，之所以变成海盗是因为中国的海禁不得不演变成海盗。
我说：不对，海盗就是海盗，即使中国开放海禁，倭寇仍然海盗。
为什么？
简单，今日的世界大体是自由开放的社会，索马里为什么海盗而不从事贸易呢？
搞和平贸易，大体是两种：对等贸易和居间贸易。
比如，把中国的大蒜卖给美国人，然后运回来化肥，这就是对等的贸易。
比如，把欧洲的工艺品运到非洲获得黑奴，然后运到美洲换成金银或者工业原料，这就是居间贸易。
在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周边，因为中国是自然经济为主体且中国拥有绝对的科技优势，中国在与周边的藩属国的贸易里处于绝对优势，压根就不能搞对等贸易，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控制丝绸之路传统贸易通道的大前提下，周边国家更没有搞居间贸易的可能。
比如，中日之间，在西方殖民者到来之前，国际贸易大体就是东亚和东南亚的有限范畴，日本人能做的，一个是搞中日对等贸易，另一个就是把中国的商品运到菲律宾、印尼等海岛国家去赚取差价。
为什么只能是菲律宾、印尼等海岛国家呢？简单，中南半岛的越南、老挝、缅甸与中国山水相连，在科技和造船业不能保障安全的情况下，陆路通商拥有比海路压倒性的优势。
比如，运输江南粮食供应北京，元明清原本可以选择从刘家港——也就是郑和航行的起点——船运粮食到天津。按照一般说法，海运的成本最低，那么，元明清三朝为什么一定要搞大运河漕运呢？要知道，为了确保大运河畅通，政府每年都有巨大的人力、物力投入。简单，在没有可靠天气预报之前的木造船队，面对台风、海浪、暴雨的威胁，损失太大。
比如，郑和船队能“军转民”搞粮食运输吗？当然不可以，因为这样大的船队依靠的是季风而不是人力——机器动力还没有发明——一年就一个来回，成本太昂贵了。
大运河的船队，一个是利用自然水势，另一个就是纤夫，其最大的优点就是安全——物资安全和生命安全。
西方殖民者开辟新航路的时候，也并不是高高兴兴的去冒险，他们不缺心眼，他们也知道太危险，麻烦的是他们在陆地上打不过奥斯曼土耳其。
传统的史学理念，欧洲人的新航路开辟是先进的理念、先进的科技战胜了落后的亚非拉。
我说：啊呸！这是绝对的胡扯。
既然他们欧洲先进，为什么屁颠颠的要开辟去东方的贸易通道？既然他们科技先进，为什么不继续搞十字军东侵消灭奥斯曼土耳其？
要说欧洲的科技比非洲、比美洲、比澳洲先进，那是必须的，但，要说比明朝中国先进，那绝对是污蔑。
至于欧洲殖民者借新航路开辟意外发现了新大陆从而勃兴，那是另外的一个问题。这就好比一个人在上海搞生产失败，远走非洲竟然获得机会一样，不能因为在非洲的成功就说非洲比上海发达，也不能说一个上海人在非洲成功就说上海比纽约发达。
元明清时期的日本人，跑到中国做生意，除了来来回回的对等贸易，居间贸易几乎不可能，因为中南半岛的国家和中国的贸易都有陆路交通，何必麻烦日本人？
至于南洋岛国，大约也不用麻烦日本人。1417年（明成祖永乐15年），苏禄群岛上的三位国王，东王巴都葛叭哈喇，西王麻哈喇葛麻丁、峒王巴都葛叭喇卜率领家眷一行340人组成友好使团，前来中国进行友好访问，受到了永乐皇帝的隆重接待。三王在北京愉快地逗留了22天，后乘船沿京杭大运河南下回国，东王在取道山东归国途中，不幸遭疾，于1417年9月13日病故于德州。永乐皇帝闻讣，深为哀悼，遂派礼部郎中启带祭文赶赴德州，以藩王之礼厚葬东王。东王长子督马含率众回国继承王位，王妃葛木宁及次子温哈喇、三子安都鲁和侍从十余人留居德州守墓。东王妃及二位王子逝世后，分别安葬在墓院东南隅。
3个国王联合来中国“朝贡贸易”，好比刘姥姥进了大观园，非常的愉快，回程不走海路而走大运河，说明陆路安全还可以便捷观光、购物。东王意外去世，人家不但不要赔偿金，也不肯装殓归国，而是留下一切可以留下的人办理在德州居住的“中国绿卡”——这个德州是德州而不是音译的美国德州，不过，那个时候的美国德州比苏禄还落后呢。
300年之后1713年，侨居中国的东王后裔提出入籍中国的请求，题定以温、安二姓入籍中国。
看来，在明清时期，弄一个中国国籍比今天的美国难的太狠了。
300年，这马拉松？
在国内失业的日本武士，来中国做生意，他一没有金钱——有金钱的武士何必做生意——二没有物资，就元明清时期的日本，能够有多少东西运到中国有市场？
战乱时期的日本，对于中国的物资倒是有强烈的需要，问题是：拿什么来交换？
就那个时候的日本，不但没有丰田轿车，也没有油炸方便面，也就清酒和樱花，大约中国人也不喜欢，就是喜欢，那些武士也不那么好鼓捣樱花运到中国啊？
做国际贸易，哪里那么容易？既需要资本，还需要物资，最要命的一点是大明王朝搞的是“朝贡贸易”封闭了自由市场，日本武士除了当海盗还能干什么？
今日的主流史学界是大批评明清的“朝贡贸易”和海禁的，好像中国的落后挨打完全因为海禁。海禁当然不好，但如果不讲实际情况就彻底否定，那也是胶柱鼓瑟。
市舶收入是宋王朝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北宋中期，市舶收入达42万缗左右。南宋前期，宋王朝统治危机深重，市舶收入在财政中的地位更加重要。南宋初年，岁入不过1000万缗，市舶收入即达150万缗。在一定程度上支撑着财政。宋政府还通过出卖一部分舶物增加收入。
我们知道，蒙元后期是很缺钱的，明朝的财政也有时候紧急，就是皇帝没学问，大臣们不可能不知道贸易可以挣钱，为什么就不打这个主意呢？
这些伙计还怕钱多？
据推算，1820年，中国的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2.4％，比今天的美国还牛。所以，西方世界以及周边国家都盯着和中国做生意，正如20世纪的世界都盯着美国做生意。
朋友们当然感觉这是好事情，可是，特朗普为什么废除北美贸易协议和跨太平洋贸易什么的呢？
在工业革命之前，中国不但是世界的经济中心，最重要的一点，中国是商品输出国，而且是比今天的中国更突出的商品输出。商品输出的一个巨大结果是外汇结余。
比如，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输向中国的产品主要是纺织品、金属制品以及棉花，中国的小农经济的特点，使得英国对华输出没有市场，但是，英国却缺少来自中国的茶叶，瓷器和生丝等。所以，鸦片战争之前，英国每年有200多万两白银流入了中国。
有些朋友，当然，主流的史学都认为，这样一来，英国就倒霉了而中国沾光了。
就英国而言，因为他是世界贸易，他要赚取差价，大批的银两入了中国，弄得都没钱进口原料，当然就讨厌。
可是，如果清政府不搞海禁，英国不搞非正当贸易，结果会如何呢？如果中国始终是自然经济、如果英国从殖民地经济得到的银两持续不断流入中国，中国是否就沾了便宜呢？
我们知道，嘉庆和道光是两个非常勤俭的皇帝，之所以勤俭是因为缺钱。既然缺钱，为什么就不放开海禁收税呢？
因为，当然因为，中国在正当的对外贸易里大规模入超其实不沾光！
楼主：yc雨花石
字数：4876491字
帖子分类：煮酒论史
发表时间：2014-03-07 19:15:00
更新时间：2019-05-28 13:08:27
评论数：48403条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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