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332节
1937年民国的中国的经济总量是日本的2倍，有材料说是3倍。为什么如此呢？民国“黄金十年”时期，中国经济总量飞速发展，增长率远远高于日本，中国9%左右，日本3%左右。当时，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的同时，工业发展却远远落后于日本。1937年，中国工业总产值仅13.6亿美元，而日本工业总产值近60亿美元，是中国的4.4倍。最重要的是，中国没有军事工业，抗战前期，中国工业不能为前线提供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门重炮。而日本却可以建造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战舰“大和”，生产当时世界上先进的“零式”战斗机。
“黄金十年”的经济增长对于中国工业的整体实力而言，是价值不大的，况且，很大一部分工商业都操纵在外国垄断资本手中，尤其是作为中国敌人的日资。当时中国的经济总量绝大部分仍是靠庞大农业人口基数生产的农产品构成的，七七事变前，中国现代工业仅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0%，而且这还包括相当数量的外资企业的产值在内（在很多统计中，甚至把伪满的日本军工企业的成就也列为中国的发展成果），而同期的日本，现代工业占国民经济总值的80%。
民国时期中国民族工业体系的产业结构，处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过渡阶段。零星的前沿成就，比如东北制造的中国第一辆汽车，江南造船厂的第一艘万吨轮船，由于没有政府政策的扶持，以及社会经济体系的配套支撑，而仅是昙花一现。
七七事变前，日本陆军有17个常备师团、4个混成旅团、4个骑兵旅团、5个夜战重炮旅团、3个战车联队、16个飞行联队（54个飞行中队）以及守备队（旅团）。合计38万人。
日本海军计有舰船285艘，排水量115.3万吨。包括航母4艘6.9万吨，战列舰9艘27.2万吨，重型巡洋舰12艘10.8万吨，轻型巡洋舰21艘10.7万吨，驱逐舰102艘12.6万吨，潜水舰59艘7.6万吨，练习战舰1艘1万吨，水上机母舰2艘3.1万吨，潜水母舰5艘3.1万吨，布雷舰6艘2万吨，海防舰7艘5.5万吨，炮舰10艘0.5万吨，水雷舰8艘0.4万吨，扫雷舰12艘0.7万吨。另有修理舰、运输舰、练习特务舰、测量舰、布雷艇、猎潜艇等。此外，在建的还有战列舰2艘，航母2艘，轻型巡洋舰4艘，驱逐舰12艘，水上机母舰3艘，水雷舰4艘等。日本海军实力仅次于英美，居第三位。
日本的航空兵分属陆军、海军。
七七事变时，整个日本陆军航空兵团有54个中队，其中战斗机中队22个（每个中队常用飞机12架，备用8架），轻轰炸机中队8个（每个中队常用飞机9架，备用6架），重轰炸机中队8个（每个中队常用飞机6架，备用4架），侦察机中队15个（一般中队飞机数和战斗机中队相同，军以上单位直属中队飞机数与轻轰炸机中队相同），轰炸、侦察混合中队3个。各飞行联队还有直属的轻轰炸机和运输机各1架。总计960架作战飞机。还有几百架运输机、训练机和研究机等。
日本海军航空兵包括陆基和舰载航空队。陆基有联合航空队、航空队两级建制，联合航空队是战斗编组，没有固定的航空队数量，陆基合计有37.5个航空队，作战飞机458架。舰载航空兵有航空战队、航空分队两级建制、航母搭载的飞机以6架为1个分队，其他军舰无定制。舰载作战飞机182架，其中航母搭载130架。海军合计作战飞机640架，数量虽不如陆军多，但飞行员质量优于陆军。
这个阶段，国军仅陆军就达到200多万。
根据刘庭华《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系年要录统计荟萃》，七七事变前，中日陆军师级编制对比是：
中国10923人，马匹不详，步骑手枪3831支，掷弹筒243具，轻机枪274挺，重机枪54挺，野山炮12门或9门，步兵炮30门。
日本21945人，马5849匹，步骑手枪9476支，掷弹筒576具，轻机枪541挺，重机枪104挺，野山炮64门，步兵炮44门。
国军和日军相比，师级单位的武器配置明显太弱，但，国军一个正编军的武器应该和日军一个师团相当，但在战场上，国军一个军的战斗力远远抵不过日军一个师，这个里头，除了武器之外，还有训练和战斗意志。
比如，1937年，如果管理中国的是共产党和毛泽东，如果他们拥有国军的力量，日军绝对不能取得对中国的战场胜利。
通过1937年的经济和军事对比，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国家的力量的基础是经济总量，但，如果没有国防工业和拥有战斗意志的军队，经济发展和经济总量实际毫无意义，因为，这个世界从来就是弱肉强食的逻辑，如果你的军队不能保护你的财富，你的财富最终都会被强国剥夺。
比如，萨达姆的伊拉克一个冲锋就占领了整个科威特，美国十几年的封堵侵占就完蛋了伊拉克。
1989年12月20日，美国总统老布什下令两万七千名美军展开对巴拿马的军事行动，推翻诺列加的军事政权，在美军入侵期间造成两千人死亡，包括巴拿马军人及一般平民。
在今天这个世界，压根就没有和平经济而只有军事经济，二战之后的日本经济发展的成果相当部分被美国剥夺。
二战结束后，日本实际接收美国的军事管制，在不能军事扩张的大前提下，就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在这种国际环境里，日本经济快速恢复崛起。
二战的战胜国，中国截然不同于日本，不管共产党执政还是国民党执政，中国的独立和国土维护都必须依靠强大的军队。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除了在朝鲜、越南的介入国际纠纷外，单纯的因为国土纠纷曾经和苏联、印度、南越、越南发生过正面对抗，中苏在珍宝岛的军事对抗，就强度而言，绝对是朝鲜战争之后规模最大、最危险的军事对抗，其强度绝对超过了古巴导弹危机。
请问：如果是蒋介石领导中国，他能抗住吗？
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抗住呢？简单，不是因为共产党中国有多么强大的经济，而是因为共产党中国有敢战的军队和已经独立体系的军事工业。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理解，毛泽东领导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发展速度之所以比不过日本，一个极重要的因素是国民经济建设的重心放在了重工业和国防工业，这么偏重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斯大林模式”不但不利于解决民生，而且不利于经济总量的良性发展，而且，即使重工业，总量也比不过日本。
比如，一五期间，中国如果集中力量搞农业和轻工业，经济总量可能发展很快，不过，中国搞鞍钢、搞一汽、搞武汉长江大桥，竟然还搞原子弹，就短期而言，当然不利于经济总量的进步和解决民生问题，但，军工和铁路交通的大发展——比如宝成铁路的建设——不但有利于国防，而且，经过一个痛苦的瓶颈之后，只要不走向军事扩张的军国主义，经济就会获得大发展。
毛泽东中国的这种重工业带动发展模式，截然不同于印度等等国家的“协调发展模式”，但，今天的印度仍然不能拥有完整的军事工业，毛泽东时代，仅仅一个“牛刀小试”就打败了印度的军事崛起。
如果不是中国周边有太多的国际纠纷，如果世界允许中国和印度单挑，即使中国的海军也可以开到印度洋欺负印度。
日本的经济总量和中国的对比，从1952年的57.0%提高到1957年的73.5%，这里头有两个因素：1、日本拥有极好的工业基础和民族素质；2、毛泽东采取了截然不同于主流的重军工经济发展模式。
1958年，大炼钢铁是毛泽东重军工经济发展模式发展的畸形巅峰，也可以称之为经济癫狂。中国的经济总量陡然扩展到502.83亿美元，正常发展的日本是320.51亿美元，日本对中国的比率下降到63.7%。但，到了1959年，日本和1958年相比进步了45.89亿美元总量到达366.4亿美元，中国虽然进步了47.56亿美元，总量到达550.39亿美元，但，日本和中国的比率上升到66.6%。
1959年的中国，以疯癫的模式仅仅进步了9.4%，而日本进步了14.3%。
我们知道，国民政府管理的中国，经济发展达到9%，但，这个速度也不能和日本14.3%相比。而且，二战后出现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战败的联邦德国和日本的经济都实现了大发展，在苏联解体之前，二战的另一战胜国英国经济快速跌落给日本和西德。
为什么呢？我个人的理解，德国和日本，在发动战争的时候，都是以小挑战强国、大国，希特勒灭法国、败德国、挫苏联，日本竟然挑战美国，这里头固然有法西斯战争狂人的因素，还有强悍的民族凝聚力和死拼精神。这两个民族虽然输掉了战争但并没有输掉民族精神，和平到来之后，他们在战争时期锤炼出来的民族精神最终形成经济竞争力。
二战之后，德国、日本的工业产品，都有高品质特点，这种特点的形成不仅仅是国家政策，最重要的是高度重操守的企业家和工人。
高度重操守的企业家和工人的培养，需要一个相当的时代才可以完成。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333节
举一个例子，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要搞工业、要搞铁路，都需要高素质的技术工人，旧中国没有给共产党留下这些人才。
大炼钢铁的责任，毛泽东当然要承担，因为他拥有最高决策权，我个人始终有一个观点，拥有最高决策权的人，在拥有所有荣誉的同时必须承担所有的责任。
不过呢，为什么从上到下那么多干部都疯狂呢？曾希圣后来经济纠偏纠的非常认真，而且因为纠偏付出了极大的个人政治代价，可是，这个曾希圣在大跃进里疯狂的也是主要代表人物，而且，在庐山也非常积极的参与对彭德怀的围攻，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曾希圣确实不懂经济建设。问题是，曾希圣出生在湖南兴宁州门司镇一户书香人家，1920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
就毛泽东时代的干部而言，曾希圣这种师范学校接受教育的人就是非常突出的人才了。曾希圣在安徽的施政绝对不是为了个人政绩和进步，他确实是想快速改编落后中国的面貌，但，落后的中国确实没给新中国留下懂社会建设的干部，就是有学问的人，他们青少年时期也是成长于农业社会。
就现在见到的材料而言，陈云是比较懂经济建设的，周恩来是比较谨慎的，搞财务的李先念也是比较谨慎的。这几个人之外，李富春、薄一波都是比较有才气的经济战线领导人，尤其是李富春，曾经在法国打工——没吃过猪肉是见过猪跑的——但，他们全部陷落于大跃进。我个人理解，一个是建国前后一连串的胜利过于鼓舞了这些领导干部，一个是他们对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认识偏高，另一个就是农业社会长大的干部对于现代社会建设的系统性推进缺少认识。
从1958年到1976年，日本经济始终保持高速增长，从320.51亿美元猛烈扩展到5595.81亿美元，增长17.46倍，日本成为经济大国和科技强国。
至于中国，大跃进之后出现极端经济困难，1961年日本是537.13亿美元而中国是495.95亿美元。
1961年，是中日经济对比里第一个节点：日本经济总量赶超了中国。
到了1962年，中国经济下降到467.64亿美元，这是1958年之后到现在为止中国经济的最低谷。
1962年之后，中国经济快速恢复，1965年达到697.54亿美元，而日本达到912.94亿美元。不过，在这个三年期间，日本经济与中国经济的总量对比，是从1.389倍经1.388倍下降到1.309倍。
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一旦中国农业政策搞活，因为中国拥有广阔的土地和勤劳的农民，不但国民经济很快能够恢复而且能够实现增长，增长的速度竟然还能够超过日本。
但，刘少奇主导下的农业经济恢复，仅仅是以多劳多得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就农业生产的模式而言，完全等同于建国前的人力和畜力的旧生产，这种生产的发展就养活人口而言有莫大的贡献，问题在于，如果中国的经济重心持续的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中国的工业化如何实现？
有些朋友可能说，难道中国经济的工业化就不能与农业的发展同步走？
那么，答案还就是出在这个经济恢复阶段。
1962年中印发生了边界恶战，印度在苏联和美国的支持下挑衅了中国。
然后，在全国经济大困难的时代，1963年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中印边界恶战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社会主义的苏联，也就是赫鲁晓夫公开支持印度。
为什么呢？
曾经非常热络的中苏最终在珍宝岛大打出手，压根就与意识形态无关，核心就在于苏联要逼迫中国当仆从小弟。
赫鲁晓夫以中国可以使用摩尔曼斯克为借口——中国不可能使用——逼迫中国与苏联组建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这个性质非常类似于朴槿惠同意美国的萨德入韩。
在这之前，毛泽东从朝鲜撤回了全部的志愿军，然后彻底拒绝了赫鲁晓夫的要求。
毛泽东的外交政策是，坚持国际共运，支持弱小国家，可以出让利益，但决不能主动邀请外军进入中国，也绝不出动军队侵略他国。
1979年邓小平对越南的战争和1962年毛泽东对印度的战争有一个共性：在边界取得胜利后立即回撤，只搞有限的边界争夺不侵占争议之外的土地。
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毛泽东是相当慷慨的，但，有一个铁原则，除非国际利益的绝对需要并被邀请，不在国外驻军。同理，毛泽东也绝对不能接受苏联军队在中国的驻扎。
赫鲁晓夫和苏联，不满足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协调模式”，他们在对中国进行经济建设大帮助后，图谋彻底掌控中国的内政外交。
一旦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在中国出现，苏联就掌握了中国的国防，那里还有什么民族独立？
苏联和赫鲁晓夫可以对中国经济帮助、工业输入，但绝对不能接受中国的真正民族独立。
中国和苏联是有极长边界线的陆邻国，中国的民族独立和经济发展，对于苏联而言是最可怕的地缘灾难，这种可怕远比日本复兴更残酷。
苏联和赫鲁晓夫在中印边界斗争里彻底支持印度，这说明，在国家利益这个层面上，意识形态的趋同远远比不过利益的趋同——分解中国、压制中国这个邻国的崛起。
我个人认为，1958年到1965年间中国经济的弯路和国际斗争的现实说明了三个问题：1、毛泽东走重军工发展国民经济的道路是正确的，如果背离这条道路而走协调发展的道路，中国社会发展的财富可能被苏联、被印度剥夺；2、毛泽东在经济建设里确实犯了急性病；3、毛泽东不可能看不到刘少奇放活经济带来的效益，但，毛泽东担心这种旧式小农业的发展会动摇社会主义的基础。
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区别在于，我知道你这样可以发展农业，但，我宁肯选择经济受损也不要你这种“小生产”。毛泽东的经济发展思路是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在重工业发展取得一定成果后，依托农业机械和集体土地，搞现代农业大生产。
很多人，包括刘少奇，选择的是一面工业化，一边搞活农业，两条腿走路。
毛泽东之所以坚持农村集体劳动，是为大机械在农村的使用提供制度优势。
难道农业搞活不能在农村推广机械吗？
请注意，20世纪80年代初期，承包责任田的初期，毛泽东时代农村的集体积累，特别是机械积累和科技积累基本崩溃。就我们村的现实是，特别是我们家的现实是，原本已经开始拖拉机耕种的土地退步为牛耕和镢锨。为什么这样呢？简单，改革开放初期，有几个农民能够买得起拖拉机以及配套的机械呢？最重要的是，在劳动力极端丰富的中国农村，养牛马这种畜力，因为可以繁殖和最终屠宰卖肉，其利润空间绝对在拖拉机之上。
拖拉机的好处是什么？省力和快速。缺点是什么？油料和机械维修。中国农村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人多地少。如果富余的劳动力不能进城务工，拖拉机相对于畜力、人力的优势，毫无用处。
我举个简单的最真实的例子，我们家使用收割机是在1997年，几乎是我村最晚的一家。
为什么呢？1997年之前，收割机割一亩地麦子的价格大约是100斤麦子，以当时的产量论，大约拿走1/8，价格的高低是一回事情，最重要的是，我们家无人能够外出打工。那个时候，农村学校有农忙假，我和父母拿着镰，用牛拉车、轧场，一天可以收获一亩多地的麦子。也就是说，一个农忙阶段，如果我们不使用机械，我们可以多得1000多斤麦子。如果我们使用机械，当然降低了劳动强度，可我们闲着干什么呢？
这种思路，在今天的家庭生活里仍然占主流。比如，就打扫家庭卫生的专业度而言，一般人是比不过家政服务的，就照料孩子的专业而言，祖父母是比不过专职保姆的。可是，现实生活里很多人是自己料理家务的，同样是请求祖父母照料孩子的。相当一部分在农村生活的祖父母进城照料孩子，不那么讲究卫生，思想观念也非常的落后，很容易引起婆媳矛盾，但，大部分工薪阶层还必须请求农村生活的祖父母进城照料孩子，因为家庭的收入抵不过雇请的成本。
如果雨花石家财万贯，也可以聘请专职的厨师和保姆，现实里工薪阶层也就混一个小康，不可能聘请家政料理家务，自己在一边闲暇。
也就是说，农业机械的正常推广，一般逻辑是劳动力短缺，比如，美国、苏联、澳大利亚都有广阔的土地，劳动力始终短缺。
中国截然不同，中国的人均耕地非常的少，我们这乡镇，人口最密集的地方，人均耕地在20世纪70年代还不到1亩地，如果不能进城务工，绝对没有使用机械的必要。
历史发展到21世纪，今天，也就是2017年7月28日，我们学校门口一块地竟然种了几十亩黄豆，几个老头在地边闲扯，当他们知道黄豆竟然也可以机械收割的时候惊诧莫名。
老天爷，黄豆也可以用机械啊？
我在2007年种了一片黄豆，仍然是镰刀收割。
也就是说，中国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因为人多地少，农业要想实现现代化，不但需要工业提供机械，还需要工业从农村吸走劳动力。

@唐贤坤 2017-07-28 20:47:17
原子弹是64年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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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我记混了，62年中印恶战、63大庆油田、64原子弹。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334节
中国要想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大前提是农村劳动力短缺。
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如果是“家庭小农”生产，第一，谁家有钱买机械？第二，谁家用机械闲置劳动力？
毛泽东在制度上强制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并强制集体劳动，劳动的成果当然也归集体分配。
在这种体制下，因为多劳并不多得，劳动积极性当然不高，人人都好逸恶劳，集体很容易拿集体的积累购买机械，聪明能干的人也都愿意当拖拉机手。
毛泽东在经济建设里的路线选择，并不是一般人理解的糊涂，就他那喜欢思考和喜欢深入基层的特点，绝对不糊涂——有时候装糊涂——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斗争，也并不是经济生产的灵活性问题，刘少奇的经济思路在建国初期“欢迎剥削”、“剥削有理”的讲话里就已经体现出长期搞“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思想，而毛泽东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在农村一定要走工业化和集体化的道路。
毛泽东晚年最大的政策偏向，就是政治运动巨大的负面影响了经济发展，而毛泽东之所以不停的搞运动，就经济而言，其实无关城市，核心是中国农业走向现代化的道路选择。
今日的中国农村，生活和生产，已经普及了机械化，非机械而继续坚持农业生产的，绝大多数是50岁以上的老年人。
随着农村劳动力的极端短缺和城市生活的吸引或者诱惑，土地的连片承包和生产已经成为现实。
毛泽东时代的农业人口非农业化，其实就是“净身脱离农业”，他在享有非农业优势的同时，放弃了在农村的所有土地、房屋等权力，反过来讲，毛泽东时代的农业人口“净身脱离农业”也就给其他农业人口留下了他自己的那一份耕地。
毛泽东时代是“耕者集体有田”，或者说，非农业人口绝对不可能占有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
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后的农业人口非农业化，出现了两种模式：1、抛弃农业户口摆脱或者放弃耕地的一切权利彻底融入城市；2、虽然脱离农业生产但保有耕地的生产经营权，在自己不能经营的大前提下，将耕地租赁。
改革时代的第一种农业人口非农业化，与毛泽东时代完全相同。改革开放的第二种农业人口非农业化，实现了土地的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剥离，简单说是出现了二次承包或者转包。
土地的二次承包或者转包，破坏了毛泽东的“耕者有其田”的基本法则，农村出现了出租土地剥削的现实——从集体获得土地的经营权然后转包从中获得利润，这是最确定无疑的剥削。
不过呢，改革开放后的土地二次承包或者转包，截然不同于新中国之前的“黄世仁”地主剥削佃农，旧社会是大土地所有者对外租赁剥削佃农，改革开放后的土地转包又有两种类型：1、脱离农业劳动而保有农村身份者将自己无力经营的土地转包；2、农村弱势农民的经营利润太低，转包经营获得的利润超过种地。
比如，雨花石是教师，无法在农村直接承包土地，但我的母亲、妻子、女儿都有土地承包权，我累死累活的经营，一亩地也不过千元左右，结果呢，前年有一老板要种植土豆，连片承包我们的耕地，一亩地的承包费是千元。
我如果不接受，是否缺心眼？
可是呢？农村的土地转包，有两种缺点：1、拥有土地经营权的农民在更大的利益面前重新承包给别人；2、二次承包的经营者因为无利可取而放弃承包。
也就是说，农村的转包远远比不过承包稳定。比如，种土豆的家伙租赁我的耕地仅仅二年，因为土豆长期种植利润较低需要倒茬，这样一来，今年秋后，我还要种植我那6.8亩地，我和我的女儿已经不愿意种植，我母亲种不了，我妻子种地的利润比不过打工，如果我今年不能继续转包，就只能放弃土地的承包权。
这累死累活的农业劳动，一旦脱离，实在不愿意受二茬罪。
我基本还生活在旧圈子里，那些脱离农业天南海北经商打工的“脱农者”，即使第一代还保留在农村的土地承包权转包获得一点利益，第二代和老家的联系就薄弱了，慢慢就放弃了土地承包权。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最终也是“耕者有其田”，只不过过程复杂了些。
现在呢，关于农村土地承包权又出现一个新的问题：孩子上学引发的户口问题。
我们这个县城，因为班额过大，为封堵农村孩子进城上学造成班额过大，于是有了新规定：如果孩子要进城上学，必须有学区户口。
请注意：现在的农业户口向非农业户口转变非常的简单，只要在所谓城区有房产就可以自由转变户口所在。
问题是，中国人的户口只有一个，你把在张家村的农业户口迁入某某街道派出所后，从法律角度讲就脱离了张家村，也就必须放弃在张家村的土地承包权。
因为这个规定，只要孩子需要在城市上学，已经富裕者就必须放弃农村户口放弃农村的土地承包权。这样一来，在农村承包土地转包的权力就被剥夺了，“耕者有其田”或者“农业人口有其田”的原则就得到强调。
改革开放后，有相当一部分人主张将土地的所有权分给农民。如果将土地彻底给农民，优点是农业人口脱离农业的时候可以出售农地获得一笔收入。缺点呢是三个：1、因为在农村拥有完整的土地所有权，而土地又是最有潜力的资源，脱离农业的那部分人，有可能陷入“放弃呢不甘心”和“经营呢无利可图”的两难里；2、土地的完整所有权归属农民个人后，国家的大规模建设就会遇到巨大的障碍；3、土地的价格，高低很难确定，但，就现实而言，一亩地的完整出售，无论如何也需要几万乃至于几十万，最低也要在万元以上，偏偏农业的经营利润又非常的低，种植一亩地的粮食，除掉劳动力纯利润最多也就几百元，拿万元以上甚至于几万元的投入获得几百元的纯利润，连银行的利息都不够，普通的种地农民如何购买土地？所以，将农村土地分给农民的完整所有权，最终的结果是有钱阶级购买农民的土地。
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农业人口脱农”政策，其出发点就是“脱农者”在农村属于强者，强者脱农就必须将自己的土地份额转给更弱者。土地所有权私有化，其实是让农村相对强势的那一部分人在脱农时将土地卖给比自己更有钱的人，这样形成的是财富向富有者流动。
富有者一旦掌握了土地的私有权，就会利用土地剥夺更弱势者。
当农业机械化基本实现后，回头看当年的毛刘之争以及邓的搞活，如何评价呢？
我们知道，按照马克思的经典理论，人类社会在相当阶段的制度选择，并不是说如何如何的有利于人的生活而是如何的有利于生产力自身的发展。
简单说，生产力发展是自身目的而并不是满足人类生活的手段。
人类在生产劳动中其实是被异化着。
我举一个例子。就人类的社会发展而言，教育是最根本的保障，也是最有力的手段。但，在社会生产里，教育是最不能带来直接效益的领域，特别是基础教育。
就我们这个普通县城而言，民办幼儿园和民办高中，学费都在15000以上，我不知道他们的利润如何，但，我知道公办学校的开支。我所在的学校，农村中学，因为学生想城市流动太大，师生比大约是1∶10。教师的薪酬——包含养老保险、查体等等——大约是年金60000元，一个学生大约是6000元。可是，学校的基本建设是一笔太庞大的投资。
我们这乡镇，已经出现了教学点：小学三个年级，19个学生6个教师。
这样的教学点，就学校基本建设投入、教师工资等等而言，每一个学生，国家的负担，每年都在50000元以上。
可是，只要有一点办法，国家就不能让孩子失学。
于是，问题来了，国家要办学，就要把农业土地转变为建筑用地，邻近学校的村庄固然有就近入学的好处但绝不愿意拿地办学。
为什么呢？土地征用补偿永远抵不过物价的增长。
强拆一直是被人诟病的热点，谁都想获得最高的补偿，这是正常的人性，问题是，如果不强拆，高铁如何建设？
如果中国的土地所有权变成个人所有，是否会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呢？
文革爆发的1966年，因为全面动乱是下半年，所以，经济总量还是进步的，到达760.86亿美元，但，日本上升到中国的1.394倍，说明这一年，日本增长的速度再一次超过中日。1967年和1968年，因为内乱，国民经济持续下降到702.8亿美元，日本在1968年大踏步发展为中国的2.094倍。
文革确实是错误，毛泽东晚年的政治运动确实极端负面了经济。
路线选择是一回事情，政治运动是另外一回事情。
从1969年到1975年，中国经济持续进步，从1968年的702.8亿美元发展到1975年的1529.5亿美元。如果仅仅从速度看，实际非常的快，仅仅7年翻了一翻还多一大截。即使从1966年算起，9年也翻了翻，也非常的快。
可是，文革跟人的感觉非常的苦，原因是：1、政治运动整人整的太苦；2、农副业生产跟不上人口的增长，具体的生活比较的苦。
毛泽东时代犯的一个比较严重的错误是没有及时接受马寅初的控制人口的建议。
毛泽东领导中国27年，人口基本翻翻。
有些朋友可能说，那毛泽东领导中国的1976年经济总量是1503.29亿美元，总量比1952年的302亿美元高出5倍啊。
问题在于，民众对于生活的感受不是来自于飞机大炮原子弹而是粮食和布匹。
人口增长了一倍，粮食增长了多少呢？
在粮食问题上，还不能仅仅关注总产量，核心的关注是细粮和肉食。
雨花石小时候并没有被饿死，但，地瓜、胡萝卜吃的实在不好受。
在经济进步后，只要能选择，我绝对回避胡萝卜，一丁丁都不吃。
看见那玩意，就想起痛苦的童年。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335节
1975年日本经济是4978.92亿美元，中国是1529.5亿美元，日本是中国3.255倍。1976年日本经济进步到5595.81亿美元，中国，因为新发动的政治运动，经济负增长，1503.29亿美元，日本相当于中国3.722倍。
我们必须承认毛泽东在经济建设里犯了两个错误：1、大跃进的急性病；2、政治运动冲击经济。
至于管理的灵活性欠缺，这当然也是一个极大的缺点，但，毕竟不是错误，只能说是偏差。
如果，仅仅就毛泽东时代的数字评价毛泽东，结论就会偏颇。
1977年和1978年，日本经济继续大踏步到6887.01亿美元和9676.51亿美元，中国在1976年1503.29的基础上大踏步为1750.57亿美元和2119.31亿美元。中日两国的进步都非常的大，问题在于，日本在1978年竟然从6887.01亿美元进步为9676.51亿美元，一年增长了2789.5亿美元。这个太恐怖了，这种数字放在今天的中国和美国也是很可观的。
日本的经济不可能一下子增长那样快，这是美元汇率的问题。
也就是1978年，日本形成了对中国经济的第一个高潮，是中国的4.566倍。
也就是1978年的10月，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访问日本，并乘坐了新干线。
根据行程安排，邓小平10月26日要从日本东京去京都，距离大约是370公里，比北京到石家庄的距离稍远一点。这是一个比较尴尬的距离，坐飞机吧，太近了，刚起飞就该降落了；坐汽车吧，这个距离的旅行时间大约需要四五个小时，也很不舒服。于是，日方极力向中方推荐乘坐新干线。当然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日方想显摆一下自己的技术。
邓小平最终选择乘坐日本的“光”号新干线去京都，在邓小平乘坐的“光—81号”新干线列车上，工作人员问他乘坐新干线有什么想法。邓小平回答说：“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所以我们现在更合适了，坐这个车。我们现在正合适坐这样的车。”
高铁这玩意之外，20世纪80年代，日本电器那是中国人的崇拜啊，人家的那车，更牛：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就有丰田车。
就那个年代，民众心目里的中日差别，应该是十万八千里吧。
不改革开放，还有活路吗？
改革开放的1979年，中国2621.02亿美元，1980年跃进到3050.75亿美元，和毛泽东去世的1976年的1503.29亿美元相比，正好翻翻。
4年经济翻翻，不管从什么角度讲，都是绝对的骄傲，尤其是后两年。
日本经济总量在1979年是10071.73亿美元，跨越了万亿美元关口，非常值得骄傲，但，日本之所以能够在1979年实现美元万亿，关键是汇率变化而不是实际经济成就，到了1980年，日本是10709.97亿美元，仅仅增长了638.24亿美元，增率只有6.34%，这个速度在战后日本历史上是非常低的。
根据日本经济的美元计算，我们可以确定的得知，仅仅以美元衡量经济是非常不准确的，因为这里头有汇率的巨大变动。
这一个特点，在1981年和1982年表现的更突出。
1981年，日本经济总量是11837.9亿美元，比1980年有巨大的增长，但到了1982年日本的总量竟然是11004.11亿美元，出现了巨大的副增长。同样的情况，中国在1981年是2753.02亿美元、1982年是2765.52亿美元，接连副增长。
1981年和1982年是中国经济搞活的初期，不可能出现如此巨大的副增长，所以，责任在美元而不是经济。
从1976年文革结束，中国的经济是持续向前进步的，区别是速度的快慢，但是，中国经济总量和世界相比，和日本相比，因为美元汇率，弄的中国和世界的对比和日本的对比没有了确定标准。
1982年日本是11004.11亿美元，1983年是12001.87亿美元，1984年日本12755.63亿美元，1985年是13641.64亿美元，这都是正常经济增长，可是到了1986年，日本经济竟然到达20208.87亿美元。1986年和1985年相比，增长6567.23亿美元，增率是48.14%。
作为正常国家的正常经济，除非战后的外力帮助经济恢复，48.14%的经济增长率几乎是不可能的。
战后日本经济，在1986年以瞠目结舌的速度大跃进两万亿的门槛，从1979年的10071.73亿美元，7年经济翻一翻，当然不可能反应经济的实际情况。
国家经济的对比，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麻烦，你用什么样的标准都不准确，所以，有些人喜欢用主要的工业生产指标。可主要经济指标也不准确。
主要经济指标，比如钢铁产量，是衡量两个经济体必须使用的标准。
钢铁在今天的作用确实已经下降，但，一个大国的经济基础必须依赖钢铁，因为机器、铁路、建筑乃至于生活用品都离不开钢铁，最重要的是军事工业固然有技术的差别，基础还是钢铁。
为什么谈论钢铁呢？因为毛泽东为了冶炼钢铁的大跃进运动反映了我们炼铁基础曾经多么薄弱！
可是，用钢铁类比准确吗？
2011年，世界钢铁产量152046.94万吨，其中中国大陆地区产钢68326.5万吨。最有趣的是，如果把中国各省钢铁产量与世界产钢大国进行类比，结果是1中国大陆、2中国河北省、3日本、4美国、5印度、6俄罗斯、7韩国、8中国江苏省、9中国山东省、10中国辽宁省。中国的台湾省排名第20位。
而且，据说，河北省的唐山一市的钢铁产量竟然也超过了日本。
2013年，世界钢铁产量排名：1中国7.8亿吨(占世界总量的50%以上)、2日本1.1亿吨、3美国8700万吨、4印度8100万吨、5河北唐山市8000万吨、6俄罗斯6940万吨、7韩国6600万吨、8天津6000万吨、9河北乾安县5000万吨、10德国4260万吨。
用钢铁产量衡量经济是不合理的，有些朋友讽刺中国钢铁是“大而不强”，这个有道理，那么。我们就比较发电量，因为电这个玩意质量是一样的。
2016年中国大陆发电量是61425亿千瓦时，占世界24.75%，美国的发电量是43508亿千瓦时，日本的发电量是9996亿千瓦时。
如果说钢铁与日常生活联系还有些隔膜，那么电就是不可或缺的感觉，比如，发电量2641亿千瓦时的台湾已经非常痛切的感觉缺电的负影响。
用任何一个指标衡量经济和社会幸福都是不准确的，在现阶段，美元相对合理。但，二战之后的美元逐渐与黄金脱离而且与国家经济脱离，美元的滥发和汇率的有意调控，使美元的经济比较意义非常的弱化。
由于汇率的影响，1980年就已经跃进到3050.75亿美元的中国经济总量在1986年竟然是2975.85亿美元，总量20208.87亿美元的日本竟然是中国的6.791倍。
毛泽东去世的1976年，日本经济是5595.81亿美元，中国经济是1503.29亿美元，日本是中国3.722倍。
毛泽东去世十年，中日的美元对比由3.722倍拉大到6.791倍，这是否说明改革开放不利于经济发展呢？
改革开放当然极大的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以美元对比中日经济的差别，是非常不合理的。
很多人喜欢拿数字说话，这是正确的，问题是数据本身固然是正确的，但因为数字产生的原因不同，结论也不一定正确。
1985年9月22日，日本和美国等5个主要国家的财政官员齐聚纽约的广场酒店，并在美元汇率的调整上达成了意见的一致。由此，汇率市场中美元大幅贬值，从1美元兑240日元，到1美元兑150日元仅用了一年时间。
也就是说，日本在1985年到1986年以大跃进的速度拉开中日的美元差距，那仅仅是因为广场协议的汇率影响。
广场协议初签，对日本的经济影响还不十分突出，
1988年，日本经济总量是29710.34亿美元，中国是4041.54亿美元，日本是中国7.351倍，比1986年的差距还大。
美国固然可以以汇率压抑中国的外部市场，但他无法掌控中国经济发展的内部机制，中国经济从1986年的2975.85亿美元经过1987年的3239.84亿美元发展到1988年的4041.54亿美元，最后是1989年的4513.03亿美元，中日差距也从1987年的7.558倍降低到1989年的6.587倍。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336节
1989年中国出现了政治运动，因为处理及时，没有形成灾难，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经济封锁以及中国内部对改革的怀疑的确影响了经济。
1990年，也就是雨花石考取大学的那一年，中日经济都出现了标志性事件：1、中国经济总量是3902.83亿美元，比1989年的4513.03亿美元，竟然降落了610.2亿美元，降率是15.63%,；2、日本达到30580.38亿美元，是中国的7.835倍。
1991年日本经济快速发展到34847.70亿美元，中国缓慢恢复到4091.63亿美元，日本是中国8.517倍。
1992年在中国与世界经济对立里特别重要的一年，因为这一年发生了两件事情：1、这一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再一次推动了改革开放，这是中国经济进步的内部因素；2、1991年的年底苏联解体，世界最早、面积最大、科技最发达的苏联演变成资本主义国家，中国与世界的对比，有了新的坐标系。
也就是说，1979年改革开放，某种程度就是宣布过去的政策有问题，在相当一部分人的思考里，矛盾焦点就指向了社会制度。如果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接受西方发达国家的管理经验增加灵活性，那么，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巨变就把向西方学习走到了极限——全面自我否定。
1991年俄罗斯经济总量是5595.84亿美元，比中国的4091.63亿美元多出去1504.21亿美元，相当于多36.76%。而且，1991年的俄罗斯因为苏联的解体固然经济体系出现了分解，但，其科技高度远远超出中国，尤其是军事工业。
1992年之后，中国经济的确是极快的发展，但因为汇率问题，反映在美元上，非常的不稳定，1992年是4882.13亿美元，1993年是6132.25亿美元，到1994年降落到5592.26亿美元——看来跨越式发展一定要回落一次。
1994年是中国经济的最后一次负增长。
1994年，因为美元的乱搅，日本总量是47789.92亿美元，其经济总量竟然是中国8.546倍。
1994年是中日经济对比里，以美元计算最低值。
1995年，日本经济第一次窜上52643.81亿美元，增率是10.16%，这一年中国经济总量是7279.85亿美元，增率也是吓人的30.18%，日本和中国的倍率下降到7.231倍。
在这之后，日本经济就开始了接连的退步和缓慢的进步，1996年是46425.46亿美元，跌下5万亿美元关口，然后1997年是42618.43亿美元。
1998年是中日对比的另外一个节点。日本经济是38570.28亿美元，跌下4万美元关口。中国在这一年终于跨越了10194.6亿美元的关口，日本是中国3.784倍，这个数字非常的接近毛泽东去世的1976年中日的3.722倍的美元差距。
从1976年毛泽东去世，中日经济在1994年，美元计算，差距是8.546倍的最高值，然后，仅仅用了4年，中日的差距就拉回了18年的差距，请问：这个数字真实吗？
这个数字当然真实，但这个确实受外汇的影响，在这因素之外，我们是否将经济发展的因素完全给改革开放呢？
这里头还有一个反问：既然中国要向西方学习，那么，比中国管理先进的日本为什么就被追平呢？
然后呢，就是1999年，
日本经济回升到43687.35亿美元，中国增长到经济总量10832.8亿美元，日本是中国4.033倍——中日差率拉大。
1999年3月，俄联邦安全总局局长普京担任了俄联邦安全会议秘书，8月9日被任命为第一副总理、代总理，8月16日就任总理，12月31日，普京出任代总统。
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的经济，采取休克疗法全面向西方学习，俄罗斯经济总量从1991年的5595.84亿美元降落到1957.03，还剩下34.97%。这一年，中国经济是10832.8亿美元，是俄罗斯的5.53倍。
在这之后，日本经济是跌了升，升了跌，2009年，日本用了14年，再一次窜上5万亿关口，50304.53亿美元，仍然比不过1995年的52643.81亿美元，这一年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中国进步到49905.52亿美元，日本仅仅是中国1.008倍，这是1961年日本经济总量赶超了中国之后最后的相对高度。到了2010年，日本经济进步为54609.37亿美元，中国则达到59266.12亿美元，日本是中国92.1%，从1961年开始，中国用了50年的时间形成了对日本的反超。
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010年普京领导俄罗斯已经10年。
网络留言，普京就任俄罗斯总统说：“给我二十年,我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
不管这句话的真实性如何，就21世纪的世界政坛而言，普京的能力、手腕都是一座崇高的山峰。
普京领导俄罗斯之后，俄罗斯的经济立即结束了叶利钦时代没完没了的负增长，到2010年，也就是中国经济世界第二的时候，借助石油经济，俄罗斯经济进步到15244.86亿美元，中国是59266.12亿美元，中国是俄罗斯的3.89倍。
2011年，日本总量越过是6万亿关口，是61607.11亿美元，中国就直接跨过6万亿关口，直取7万亿关口，竟然是75757.20亿美元，俄罗斯进步为18929.88亿美元，中国拉大了对日本和俄罗斯的优势。
2012年，日本取得二战后，也是日本历史上现在记录的美元高峰，是62036.59亿美元，中国是85602.76亿美元，俄罗斯是19891.37亿美元，中国对日本和俄罗斯的差距持续拉大。
2013年，日本是经济竟然跌落到51512.65亿美元——一年跌落16.96%，与日本的跌落10523.94亿美元相仿，中国是上升了10509.82亿美元，进步到96112.58亿美元，日本仅仅是中国的53.60%。
仅仅三年，中日就从经济总量大体相当演变成相差一倍。
2013年俄罗斯经济缓慢进步，我搜到的数据有差别，有的是20901.54亿美元或者22318亿美元。按照较高的22318亿美元计算，中国是俄罗斯的4.3倍。
2011年到2013年，中日经济差距快速拉大的同时，中俄的倍率基本稳定，者说明俄罗斯的经济总量也在发展。
那么，是否说明俄罗斯的政治演变正确呢？
2014年，日本经济继续下行到48559.7亿美元，中国经济虽然跨越十万亿关口为104833.65亿美元，但进步的速度明显放缓，日本是中国的46.32%，比率继续下降。
对于俄罗斯来讲，2014年是乱七八糟的一年，因为美欧绝不放松的死掐，因为乌克兰投向西方的地缘灾难，乌克兰和克里米亚让俄罗斯和西方在经济上死掐，最倒霉的遭遇，或者说美国故意制造了国际油价的下降，封锁加油价下降，重创了俄罗斯经济。这一年，俄罗斯的经济总量大约是20528亿美元，中国约为俄罗斯的5.1倍。
2015年，日本经济持续下行为43814.51亿美元，中国是110630.89亿美元，日本是中国的39.60%。这一年，俄罗斯经济猛然跌落为
13312亿美元，中国是俄罗斯的8.31倍。
2016年，日本经济获得回复，是49386.44亿美元，按照美元计算，中国经济进步非常的慢，是112182.81亿美元，日本是中国的44.02%。俄罗斯经济持续下行到11789亿美元,排名在世界15位，中国是俄罗斯的9.5倍。
俄罗斯的经济总量已经抵不过中国的广东一省。
进入新时代后，西方无数次唱衰中国的经济，中国经济的增率确实下降，但就国内统计看，仍然在6%以上。
对于2017年的世界经济，多家国际组织发布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基本都看好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中国2017年经济增速预期大幅上调0.3个百分点至6.5%；联合国维持2017年中国经济增速6.5%的预期不变；世界银行下调2017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测0.1个百分点的同时，维持中国经济增速6.5%的预期不变。此外，摩根大通、汇丰银行、花旗银行等多家外资机构也发布报告，预计2017年中国经济将进一步企稳。
预测中国在2017年的经济总值将达122539.75亿美元，即人民币765873.44亿元。日本经济将下行为41706.43亿美元， 约为中国的34.04%。
至于俄罗斯的经济，在2016年，降幅已经缩小，2017年触底反弹，但增幅会很小，和中国广东的差距会拉大。
日本经济中国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是过去两年来日元相对于美元的大幅贬值。“安倍经济学”实施2年来让日本经济规模减小1.2万亿美元.除了经济本身方面的政策外，日本政治上的一些主张和观点也在拉低或损害着日本经济总值的增长，尤其调高消费税，致使日本国内消费量锐减，影响了经济增长。
按照预测，2017年美国经济约为186979.22亿美元，中国约为美国的65.53%。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337节
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到现在已经90年，放在历史的长河里也已经是比较长的一个阶段，从新政权成立到现在也已经66年，也是一个比较长的阶段，从这90年的时间乃至于更上推到百年历史，总结一下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和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都是比较有意义的。
100年前的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得热火朝天，沙皇俄国发生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共产主义从“书本”走向了实践。
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个以既定理论指导社会实践的社会形态。在这之前，资产阶级革命家和思想家固然也有“三权分立”等等的创造，也有对社会财富分配的调节，但，公有制和按需分配仍然是伟大的理论创造和艰难的社会实践。
十月革命的爆发，是帝国主义世界自相残杀的结果，也是被压迫民众对于所有的有产阶级对于人类制度的设计的不满和舍弃。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矛盾不但没有趋缓而是更加的加剧，帝国主义世界的社会矛盾也没有缓和而是加剧，发动战争解决内外矛盾是一战结束后的整体国际形势，其最早的端倪是意大利墨索里尼登上权力的舞台。
从一战结束到卷入二战，世界列强都憋住劲搞军事工业和国防建设，就是民主的法国，也搞了马奇诺防线。
比较例外的是美国，两洋之国的地缘优势决定了他可以远离战火而大发战争财。
不是每一个国家都可以学习美国，因为条件差距太大。
作为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创建初期曾经被协约国集团群殴，他，我指的是托洛斯基，对于战争的到来有更加痛切的敏感。
苏联正儿八经搞经济建设是1921年的新经济政策开端的。
围绕经济建设，苏共领导层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就新经济政策的颁布来说，托洛茨基与党的其他领袖没有什么分歧。甚至早在中央委员会最终接受它的一年之前，他本人就已提倡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了；也正因为这样，他因政府竟把紧急的经济问题拖延了两年或一年半之后才去解决而私下指责列宁。
尽管托洛茨基是拥护新经济政策的第一人，但他并不像政治局的同志们那样相信对农民和商人进一步退让就能保证经济恢复，也不相信发挥市场的自发作用能恢复工农业之间以及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的平衡。他也不像索柯里尼柯夫和李可夫那样对重新发现的正统财政观念价值抱有新的热情。
列宁根据经典马克思主义学说，认为计划性只有在经济高度发达和高度集中的国家里才是有效的，而不是在拥有2000多万个分散的小农户、涣散的工业、私人商业的野蛮落后的国家里。列宁并不是否定长期发展计划的必要性，他本人就同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提出了一个俄国电气化的计划，并把它概括为一个著名公式——“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等于社会主义”。但列宁认为涵盖整个国有化工业的“全面计划”这种想法是不成熟的、无益的。
托洛茨基则主张说，若不是建立在全面计划的基础上，列宁的电气化计划就会成为空中楼阁。他质问道：假如缺乏用来建设电力厂的工业产品，何来电气化计划呢？
托洛斯基意识到，在现有条件下，经典马克思主义学说所预期的那种计划类型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它预先假定有一个生产力高度发达并且充分社会化了的现代社会的存在。
不过，托洛斯基非常不同于列宁的地方在于，他认为苏联已经具备了实施全面计划的条件。
托洛斯基修改马克思的全面计划的基础，但他所要求的全面计划只包括国有工业，而不包括私有成分，因此他并不认为现在实施计划经济为时过早。
托洛斯基看到了在国家所有制这一事实与政府有意允许多种多样的国营企业各行其是之间的矛盾。他说，全民所有制已把整个工业转变为一家康采恩，如果没有统一计划，这家康采恩的经营管理就不可能是卓有成效的。托洛茨基甚至在新经济政策颁布前夜就已对这些问题进行过论证。
托洛茨基认为，随着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对计划的需求不是降低了，而是越来越迫切了；如果政府仅仅将它看做是次要的纯理论问题，那就大错特错了。托洛茨基主张说，正因为人们又一次生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才必须设法控制市场，并且增强自身的控制能力。他重申“统一计划”的必要性，他说，如果没有统一计划，就不可能使生产合理化，不可能把资源集中到重工业，不可能重新达到各经济成分之间的平衡。最后，他要求明确地规定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权限，使它成为一个具有充分资格的权威性计划机构，使它有权审定生产能力、人力和原材料储存，从而能提前几年确定生产指标，确保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必不可少的比例平衡”。早在1921年5月3日，托洛茨基就已写信给列宁说：“不幸的是，我们的工作在毫无计划并且也不懂得计划必要性的情况下进行着。国家计划委员会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有意否定这种必要性——即为最近的将来制定出一个切实有效的经济计划。”列宁在写给季诺维也夫的便笺中说“托洛茨基火气极大”。
托洛斯基在政治局里得不到响应。列宁反对他。
托洛茨基在1922年就开始阐明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想法。这是托洛茨基在一个不发达国家内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下对马克思的一个历史观点的运用。
当正常的资本原始积累几乎还没有开始或者还很弱小，不能容许工业根据它自身资源也就是自身利润来发展时，现代资本主义的这种发展初期就被马克思称做原始积累时期。早期的资产阶级毫不犹豫地采用一切暴力的和超经济的手段，努力把生产资料集中到自己手中；并且继续不断地采用这些办法，直到资本主义工业强大起来，能够获取利润，足以把巨额利润重新投入到生产中并在它自身结构内获得自我生存和自我扩展为止。对自耕农的剥削，对殖民地的掠夺，海盗行为以及后来的低工资制，都曾是这种原始积累的主要来源。这种原始积累在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曾经持续了好几百年。只有当这个过程向前推进到一定程度时，正常的资本积累时期方才到来，而“合法的”利润为大规模投资及持续工业化构成了主要基础，尽管不是唯一的基础。
简单的说，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初阶段，也并不是所有的行业都是依靠利润为原始积累的，如果没有血腥的圈地运动，英国的工业化如何开展？
请注意，即使已经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英国，把他们的工业产品送到落后的中国来，竟然卖不过中国传统手工业品。
工业英国在外贸斗争里，竟然斗不过农业中国，最后用最下流的鸦片搞资本积累。这说明，工业在最初的阶段，其实是没有利润的，或者说是没有利润优势的。那么，英国为什么要搞工业革命呢？简单，英国面临的落后的市场，比如非洲、拉美，其传统手工业远远落后于中国，所以，机器大生产有了利润空间。
最重要的是，大西洋沿岸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他们之间不仅仅是争夺殖民市场还有欧洲的霸权，工业和农业相比，最大的优势，就是转化为军事力量。
即使在最传统的社会，大规模的直接的杀戮武器，也是手工业产品。
欧洲征服世界的不是农产品，是手工业和工业基础上的坚船利炮。
欧洲最早的原始积累不是市场，是对非洲、对拉美的直接的掠夺。
按照马克思的经典理论，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设想过，社会主义也必须经过一个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相类似的发展阶段。他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必将在资产阶级社会所积累起来的并且国有化了的现代工业财富的基础上兴起。
对于苏联从落后的时代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马克思最早提出了“卡夫丁峡谷”的理论。
1881年,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初稿》中写到：“俄国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农业公社’保存到今天的欧洲唯一的国家。它不象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同时，它也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存在的。一方面，土地公有制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小土地个体耕作变为集体耕作，并且俄国农民已经在没有进行分配的草地上实行着集体耕作。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合于大规模地使用机器。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有助于他们从小土地经济向合作经济过渡；最后，长久以来靠农民维持生存的俄国社会，也有义务给予农民必要的垫款，来实现这一过渡。另一方面，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338节
马克思在这封信里用了一个名词：卡夫丁峡谷。
这是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核心关键。
1867年《资本论》第1卷出版后，正值俄国废除奴隶制，开始向资本主义发展之际，俄国学者和政论家对《资本论》中所提出的由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的历史必然性和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以及俄国社会的发展道路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1881年2月16日，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查苏利奇致信马克思，希望马克思能说明“对我国农村公社可能有的命运以及世界各国由于历史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理论的看法”。
简单的说，由于俄国存在集体劳动的农村公社，他的社会发展方向是否与“世界各国由于历史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理论”相一致？
俄国的农村，是否特殊？
1881年2月至3月，马克思为给查苏利奇复信，先后写了一稿、二稿、三稿和四稿。
也就是说，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复信，并不是一般意义的通信，而是对俄国社会发展前途的可能性的预测。
马克思非常谨慎的写了4稿，最后将第四稿作为给查苏利奇的正式复信。在复信的草稿中，马克思指出：《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分析，明确地限于欧洲各国。俄国由于历史条件不同，“历史必然性”不适用于俄国。
在西欧，“是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俄国，以土地公有制为特征的农村公社依然存在。一方面，“土地公有制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小土地个体耕作变为集体耕作，并且俄国农民已经在没有进行分配的草地上实行着集体耕作，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合于大规模地使用机器。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有助于他们从小土地经济向合作经济过渡”。
另一方面，“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应用到公社中来”。
马克思的意思 是说，因为俄国土地资源过于辽阔而劳动力始终短缺，有迫切的“大规模地使用机器”的生产需求和心理需求。
而俄国的土地公有和集体劳动，因为是伴随着西欧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及俄罗斯的资本主义萌芽同时存在的， “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
马克思的意思是说，由于地理的特殊性、社会生产的特殊性，俄国的农村公社不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生产阶段，但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
伴随着西方的工业化，土地公有和集体劳动的俄国农村，可以避开工业革命的负面影响，并且可以吸收工业革命的成果搞农业的大机器生产。
我们讨论这里，大约就明白毛泽东为什么坚持农村公社的土地集体所有和集体劳动了。
不过，请注意，1959年的毛泽东压根就没有读到马克思的这封信，因为他多次说过还没有认真研读政治经济学，毛泽东在庐山批判彭德怀的时候，曾经谈到苏联有广阔的土地。
马克思虽然认识到俄国因为土地的公有而可以有不同于西欧的社会发展，但并没有绝对结论俄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阶段。俄国共产党夺权成功后，托洛斯基对于经济建设的急迫性、特别是重工业的急迫性的认识，必然的牵扯到农村的公社。
社会主义是什么？当仍然不是贫穷，可也不是落后的旧式生产，因为社会主义的一个特征是丰富的社会物质——旧式的牛耕马车肯定不能满足民众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
俄国要进步，必须搞工业化。问题是，苏共接手的俄国还不存在足够的资本积累。而且经过一战一来的破坏和蹂躏，留下的财富就更少了。布尔什维克在宣布以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目标之后，却发现俄国缺少的正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物质基础。他们必须首先奠定这个基础。托洛茨基主张他们必须进行原始积累，但这是跟他们的先驱者不同的原始积累，这种原始积累应当在社会公有制的基础上实现。
托洛茨基当然无意暗示社会主义政府应该或者可以采取那种“血腥可耻”的掠夺和剥削的办法，那是马克思将之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联系在一起的；他也无意暗示社会主义来到世上也同资本主义一样“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鲜血和肮脏的东西”。但加强和加速资本的形成则是必要的。俄国工业的发展不能按照把利润重新投入到生产中去的正常过程来进行。大部分俄国工业仍然亏损，即使不亏损，也仍然产生不出巨额的剩余部分来维持社会主义建设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加速工业化。国家公积金的增加既可以用牺牲私营商业和农业年收益为代价，也可以用牺牲全国工资总额为代价。只是在一段时间以后托洛茨基才开始力促对耐普曼和富裕农民课以重税。而眼下，即1922年，他仅仅着重指出，唯有牺牲工人利益，经济机体才能得以运转、重建和发展。例如，10月间他在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上说：“我们接管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我们国家的统治阶级——无产阶级，已被推向这样一个阶段，可以把它叫做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我们不能满足于使用1914年以前的工厂。它们已被破坏殆尽，我们必须付出巨大的劳动力才能把它们一步一步地重新建设起来。”他又说：工人阶级“唯有作出重大牺牲、竭尽全力、鼓足勇气、不惜流血，才能走向社会主义”。
托洛斯基是号召工人们：努力劳动而接受较低的工资。
他的呼吁立即招致了反对。工人反对派早已说过，新经济政策允许对无产阶级进行新型剥削；而这种讽刺挖苦的话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政治口号。托洛茨基的论点仿佛是对这种责难真实性的注解并为它提供依据。难道他实际上不是说服工人屈从于这种新型剥削吗？他反驳道，只有当一个社会阶级被迫为另一个阶级的利益而流血流汗、做牛做马的时候才谈得上剥削。而现在他要求的是工人为他们自己的利益流血流汗。他说，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也只能被指责为让工人“自我剥削”，因为他号召工人为自己的无产阶级国家、为自己的社会主义工业作出“牺牲”和不惜“流血奋斗”。
工人反对，自我节约为国家的工业化提供资本积累。
托洛茨基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初步成就要求对工业政策作出紧急修改，而加快工业复兴的步伐已经刻不容缓。轻工业的“繁荣景象”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其基础是狭窄的；除非轻工业部门的生产机器有可能得到修理和更新，否则持续不了很久（农业同样需要农机具来保持发展）。因此，必须集中力量冲出重工业的死胡同：政府应当从全局出发，制订出工业上的“全面计划”，而不是依赖市场和供求的自发作用。经济发展孰先孰后的次序应该是固定的，而且必须优先考虑重工业。资源和人力必须合理地集中在那些对国民经济起着根本作用的国营公司，而那些不能有效迅速地促进经济复苏的企业应当关闭；即令这会使这些企业的工人暂时失业也应在所不惜。财政政策必须服从工业政策的需要，接受国家利益的指导，而不是受利润率的支配。信贷应当面向重工业，国家银行应当对重工业设备的更新进行长期投资。托洛茨基主张，由于私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之间的不平衡，迫切需要对政策作这样的方向性调整。现在，一方面，私人企业已是有利可图，而且，积累资本和不断扩大；而另一方面，大批国营工业则处于亏损状态。两种经济成分之间的对比，威胁着政府政策的社会主义目标。
托洛斯基认为，1、无论是轻工业还是农业，仅仅“依赖市场和供求的自发作用”是不能持续繁荣的，因为轻工业部门的机器的供给和农村生产的机器的供给都必须依赖重工业，重工业因为投资太大利润空间有限，如果国家不搞计划性投资，仅仅依靠市场投资是很难满足需要的，如果重工业不能发展，轻工业的“繁荣景象”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其基础是狭窄的。
托洛斯基明确提出：国民经济建设“必须集中力量冲出重工业的死胡同”。
难道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是落后国家冲破“卡夫丁峡谷”的方案？
由于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到1925年苏联的经济基本恢复到战前1913年的水平。但是苏联现代工业还比较落后，钢铁、电力生产远远不能满足国民经济需要。汽车、飞机制造、化学合成、大型机器设备制造（发电站成套设备、自动生产线设备）等等最新的大工业几乎一片空白。到1928年，苏联的工业产值还不到德国的一半，美国的八分之一，全国只有不到三万辆拖拉机，99%的耕种要靠畜力和人力来完成。如果苏联在此时遇到帝国主义集团的侵略，苏联当时的工业水平和生产能力是不能保卫苏维埃政权的。
20世纪20年代中期，西方各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恢复过来，各主要工业国家的工业生产总值都达到或超过一战前水平。尤其是美国经济空前繁荣。
斯大林为首的共产党敏锐的意识到：不搞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苏联的国民经济就上不去，特别是如果重工业和国防工业落后的话，苏联就必然被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打败。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339节
1927年12月联共(布)召开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制订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3年)的指示。党中央责成古比雪夫领导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作。
1928年底，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同时拿出最低和最佳两个方案供选择，两个方案内容基本相同，区别在于最佳方案比最低方案各项经济指标高出20%。斯大林力主采纳最佳方案做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方案。这个人类历史上首个五年计划的实施面临巨大的困难。西方有的媒体认为“苏联的五年计划是红色梦想家的空想”。但是苏联人民高度的共产主义精神使不可能成为可能。
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于由1928年10月开始实施，宏伟蓝图，激励起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的劳动积极性，成为推动经济建设的强大动力。1929年3月，列宁格勒“红色维堡工厂”的工人们在《真理报》上下战书，向全国工厂倡议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迅速得到全国各地广大工人的响应，掀起了工厂之间、车间之间声势浩大、持续深入的劳动竞赛热潮。1929年4月在联共(布)中央号召下，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全面展开。
1933年1月，苏联政府宣布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9个月完成。
在四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内，苏联建成了1500多个现代化技术装备的大型工业企业，在苏联历史上首次出现了拖拉机、飞机制造、汽车、重型机械、机床制造、化学合成工业、精密仪器制造等新兴的工业部门。1932年的工业产值是1913年的234.5%。其中，机器制造业产值比1913年增加9倍，比1928年增加3倍。1932年苏联的发电量达到173亿千瓦时。1929年开工建设的第聂伯河水电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苏联的发电量比1913年增加了6倍。苏联的石油、拖拉机、联合收割机产量位居世界第二位，欧洲第一位。农业机器增加了4.5倍。国民经济各部门所需要的装备大部分都能在本国制造了。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使苏联开始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苏联初步建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物质基础。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的比重，由1928年的48%上长为70.7%；工业内部轻重工业的比重也由计划1927年的60.5比39.5，变成46.6比53.4。
问题在于，苏联工业的发展，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除了工人劳动的积极性，还需要必要的资本。
托洛斯基的发展重工业的主张曾经被工人反对，为什么到了斯大林掌权的时代，工人突然来了一个大转弯积极搞工业生产呢？
积极性，可以煽动，资本是不能从天上掉下的？
唯一的可能解释：来自于农村和农民。
前苏联，在相当时期农产品生产和轻工业生产都是不能满足民众生活的需要的，这也是苏联后来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种剥夺农民利益极端倾斜重工业尤其军事工业的发展思路，后来被称之为斯大林模式。
其实呢，在苏共早期的经济发展模式的争论里，最早提出这种思路的是托洛斯基，而且托洛斯基的思想在苏共内部其实得不到支持。
斯大林掌握了巨大的权力后，根据苏联面临的残酷的国际环境，落实了更发展了托洛斯基的重工业思想。
与苏联的计划性国民经济建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国民政府。
苏联革命成功后，内部虽然有争论，但，对于国际环境的残酷以及战争的到来是有清醒认识的。
论证这一点的，主要的国际现实，竟然是蒋介石。
因为，驱赶了曾经给予国民党巨大帮助的苏联顾问而投入与苏联为敌的美英日的阵线，蒋介石要充当反苏的急先锋以牟利。
东北易帜后，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吴铁城来到东北，曾有言“不到东北，不知东北之大；不到东北，不知东北之危”。蒋介石更是片面夸大苏联在东北的势力，使张学良认为苏联在东北势力对其统治构成威胁。同时蒋认为东北依旧是一个独立王国，奉俄开战，只会使自己获得渔翁之利。
以1929年的中国，在国际斗争里能够不吃亏就已经不容易了，蒋介石和张学良竟然主动挑事，实在太狭隘了。
蒋介石竟然还有利用苏联重挫张学良的思想，太短视了，利用国际力量损伤国内的非嫡系力量，太可怕了。
同时，东北军中一些少壮派，向张提供了一些错误的讯息，说苏联内部空虚，边境武装不堪一击，战端一开，必然土崩瓦解，尤其连年收成不好，军需民食大成问题，即或引起战争，最后胜利必然属于奉系，张学良决定对苏实施强硬政策。
这些人以中东路督办吕荣寰为首。孙科在十多年后的《中苏关系》一书中，提到张学良发动中东路事变是“宵小”所致，所指的宵小就是吕荣寰。据许多东北军老人回忆，吕之所以要挑起中东路事变，是因为中东路历年铁路盈余很多，苏方局长主张用于建设，修建铁路，而吕荣寰等则要按股分利，以便从中贪污，于是怂恿张学良强行收回中东路，以致酿成战事。
流亡东北的帝俄的溃余力量，也利用可以利用的一切力量挑动中苏战争，他们想恢复自己的天堂。
东北军历也有明白人。
“辅帅”张作相就是其中反对最强烈的一位，他对张学良说：收回中东路是好事，可是这事非同小可。进兵接收，势必要打仗，我看用全国力量对付苏联，也未必能打胜，只凭东北军去打苏联能行吗？恐怕收不回中东路，反而惹出麻烦，也要防止日本人乘机捣乱。
张作相的分析太准确了，竟然和历史的走向丝毫不差。
其实，就军阀时代而言，张作相虽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但还不是顶尖人物，他之所以能够清醒而准确的判断国际形势，其关键就在于他没有个人的政治野心。
一个没有个人野心的人，往往就比较清醒。
关心则乱——关心是有利益纠缠。
张学良派人回吉林规劝张作相：“根据多方情况，苏联决不能在远东作战，收回中东会马到成功的。”
步兵第4旅旅长刘翼飞也反对出兵。
张学良对刘翼飞说拟派十个旅开赴东铁沿线收复中东路，结果刘十分直接地回答：“我们如果仅仅出十个步兵旅就能击败苏联的话，那我们就不致退回关外，老将也不致遇害了。”
张学良说：“根据各方情况，苏联决不能打！”
刘翼飞说：“从军事学来看，打仗有没有把握，不在于敌人能不能打，而在于我们怕不怕和行不行。”
在这场争论里，张作相是从中国的力量弱小和中、苏、日在远东的角逐的“三国志”等两个方面，判定中国不但会战败，而且判定中苏的“鹬蚌相争”结果是日本的“渔翁得利”。
至于刘翼飞，他是从军事学的角度看待问题：能否打仗，不能根据“敌人能不能打”，关键是“我们怕不怕和行不行”。
“怕不怕”是指我们能否有血战到底的牺牲精神，因为战祸一起，可能是胜利，也可以是整个民族玉石俱焚，所以，发动战争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不仅仅有战胜的判断，还要有战败的应对，以及别人的趁火打劫。东北军要对苏联宣战，还必须有战后疲惫之际被日本打“斜刺”的可能。
“行不行”就是自己的战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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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40节
应该说，张学良选择的对苏联强硬谋夺国权的节点是正确的。
苏联确实是不断的在妥协。
1929年，张学良下令回收中东电话权，苏联予以默认。4月，苏联在谈判中做出让步，允许华人担任商务、机务、车务、总务、会计、进款等6处处长。
张学良故此认为苏联态度软弱，不久即收回中东铁路哈尔滨气象观测站，苏联亦予为默认。张学良更认为苏联没有什么了不得的。
苏联不停的让步，一个可能是尽量减少外部纠缠为正在展开的一五计划提供有利的环境，另一个就是故意示弱以获得外交得分。
1929年5月27日，张学良得蒋介石密电。电文大意是：冯玉祥组织“护党救国军”叛乱，与苏联驻哈尔滨领事有关，让张派人搜查苏驻哈领事馆。
张学良立即密电哈尔滨特区长官张景惠，张景惠即派军警搜查了苏联驻哈使馆，搜走两箱秘密资料，并捏造借口将中东路沿线各站、三十六棚地区各工厂职工联合会、苏联商船局，远东煤油局、远东国家贸易局等负责人39人逮捕，甚至抓走苏联驻哈总领事。29日，张景惠下令封闭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等地苏联领事馆。31日，苏联政府向南京政府提出抗议。此即为“中东路五二七事件”，成为中东路事变的开端。
这是奉张集团的第二次极端违犯国际法强闯外国使馆。
1927年4月6日，张作霖政府警察厅派出300余人，突袭了苏联使馆，将李大钊等35人和苏联使馆工作人员16人逮捕。
搜查苏联大使馆的事件发生后，苏联驻华代办向北京外交部提出抗议，苏联政府向中国驻苏代办郑延禧提出严重抗议。郑延禧未得到北京的指示，对搜查苏大使馆之事毫无所知，所以他对苏联的抗议回答说：“中国政府决不会干这样的事，想必是土匪所为。”张作霖生平是最忌别人提到“土匪”二字，当此话传到北京，张作霖气得暴跳如雷，大骂外交人员“混蛋！”
驻外使领馆是一个国家在外的象征，外交公约明确规定：“使馆馆舍不得侵犯。接受国官吏非经使馆馆长许可，不得进入使馆馆舍”，并且“接受国负有特殊责任，采取一切适当步骤保护使馆馆舍免受侵入或损害，并防止一切扰乱使馆安宁或有损使馆尊严之情事。”
一国派驻另一国家的使领馆工作人员，公开的身份是“外务活动”，人所共知的第二职业就是“特工”。
使领馆，是公开的情报站，特定状态下对所在国搞政治破坏，所在国，一般是对不能接受的外交人员搞驱逐。
军警直闯涉外使领馆，这不是爱国，这是胡闹。同样在东北有驻军的日本方面对张学良查封苏领馆，驱逐苏正、副局长“异常侧目”。
妈妈的，我就够不讲理的了，还有和我一样不讲理的。
经过更多的纠纷，7月10日，东三省当局在中东铁路沿线各地配置军队，没收铁路电报、电话，查封苏联商船公司、贸易公司、火油公司等，逮捕苏联人200余名，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中东路事件”。
7月13日，苏联就中东路事件向南京政府发出为期3日的最后通牒。
1929年7月17日，苏联政府宣布与中国国民政府断绝外交关系，并警告中国政府，中东路如不恢复原状，中国将有莫大危险。
在这之前的7月7日，张学良在北平会晤了蒋介石，双方交流内容不能得知，一般猜测，蒋介石支持张学良。可是，7月17日，苏联宣布与国民政府断绝外交后，蒋介石竟然没有通知张学良。
张学良的秘书王家桢接到东北驻日本东京办事人拍来的电报说苏联对华断绝外交了，他知道事情严重。苏联与中国断交，南京肯定能先接到通知，那么南京也不能不首先通知东北当局，但当时南京政府方面毫无消息。当时张学良在北戴河避暑，王拿着电报到秘书厅向王树翰秘书长说：“事情弄严重了，苏联和咱们断绝国交了！”王树翰很吃惊地说：“你怎么知道？从哪来的消息？”王家桢出示了东京来电，王树翰非常惊慌地打电报给张学良，请张即日返沈。让王家桢气愤的是，这个绝交消息在报纸上公布以前，南京始终未告知东北政府。
如果，这个时候张学良调整政策，事情还可以转圜，可是，张学良压根就不为所动。
张学良绝对不是一个糊涂蛋，到了这个时候，他不可能不知道蒋介石给他挖了坑。可是，张学良是“少帅”，那多么要体面呀，他一定要露两手让中外观察家看看东北军的实力。
于是东北军和苏联红军开打。
苏军经过两个多月的时间，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集结了超过八万人以上的强大兵力，后勤补给也没有问题。
张学良发布动员令，东北军一线约十余万人，在兵力上略占优势。
从7月末开始直到11月，大小战斗进行了数十次，苏军攻占扎赉诺尔、满洲里、海拉尔。中国军人死伤及被俘人员9000余名（伤亡2000名，被俘7000余名）。据苏方统计，苏军被击毙143人，失踪4人，受伤665人。
1929年12月20日，张学良派代表与苏签订《伯力协定》。12月26日，“中东路事件”以中方接受苏方提出的恢复中东铁路中苏共管的原状、双方释放被俘人员而宣告结束。值得一提的是，中东路事件期间，苏占据我国领土黑瞎子岛，这是日后中俄在领土争端中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
1929年，苏联红军与东北军的伤亡比大约是1比10。
以1929年的国际形势，张学良在对苏交往里捞好处是可以的，但，相较于苏联已经从1921年的休养生息，刚刚完成北伐的国民政府其实更加需要喘息。在内部还不稳定的情况下，蒋介石竟然挑动张学良和苏联红军大战，读书到这里，感觉黑漆漆的冷飕飕。
苏联在中东路战争里虽然取得了绝对的胜利，蒋介石的中央政府也不会给张学良任何帮助，苏联方面仅仅占领了一个黑瞎子岛，在“帝俄——苏联”的对外关系上，确实是比较“克制”的态度，这说明，苏联压根就没把1929年的中国当成战略假想敌，人家不肯把军队累的太狠，人家更加珍惜难得的发展机遇往死里发展军事工业，为即将到来的强国争锋准备条件。
我个人认为，苏联在中东路事件里的“克制”误导了蒋介石对于国际形势的判断：凭借外交手段是可以获得和平的，没有谁会鲸吞中国。
1916年7月25日，年轻的毛泽东判断“中日之间20年内必有一战。”
从1928年到1939年，经过11年的大发展，苏联完成了独立工业体系的建设，有了强大的军事工业，在这一年，苏联红军在诺门坎和日军发生了血战。
根据现在见到的材料，在诺门坎战役里，苏联红军投入的军队远远超过了日军，而且苏军阵亡失踪9703人受伤15251人 的损失也超过了日军阵亡失踪8440人受伤8766人的记录。
但是，诺门坎战役后，日军放弃了对苏联的北上侵略，轻率行动引发诺门坎战役的日军第23师团小笠原中将，战后引咎自杀。
为什么呢？
国力差距，尤其是军事工业的差距太大了。
8月20日，苏军总攻时投入坦克524辆，装甲车385辆，压制火炮542门，飞机500架。整个战役苏军有超过7比1的坦克装甲车数量优势，6比1的火炮数量优势，3比1的兵力优势。8月24日，苏蒙军以坦克群、密集的炮火、空中轰炸攻向日军7个中队的阵地。每分钟约有200发炮弹在日军阵地上爆炸，所有的工事几乎都被炸平，接着坦克部队在日军阵地上来回冲杀。
日军，被迫在无命令的情况下，放弃了阵地。
日军的对外侵略是要讲究战争成本的，日军和苏联红军的恶战，因为地理条件，必定是陆战为主，因为远东地域的广阔性，苏联和日军的战争无法侥幸于一役的偷袭而必须依靠长期的恶战。日军要在广阔的远东打败苏联红军，因为战争动员能力的有限，反映在具体的战役里必须以少胜多，否则，战场上的相对强势无法扭转战略的弱势。
希特勒不信邪，偷袭了苏联。战争爆发后，苏联红军是没完没了的溃败和损失。
希特勒于1941年11月扬言“我只要说出俘虏人数，就足以说明这场战争的胜利。我们不到半年就俘虏了360万人”。西方学术界有关二战中苏军战俘数字，1941年6月—1945年4月，德军共俘虏苏军516万人，开战半年约300万人。
希特勒的数字夸大了一点，但比较接近事实。苏联在开战半年就被俘虏了约300万人，也就损失了相应的武器装备。
1941年6月至9月，苏军损失战机8166架，占战争爆发时苏军战机总数的96%，1941年6月22日，第一天的战斗，苏军损失1200架飞机，其中800架还未起飞就被炸毁。
1942年5月，苏军哈尔科夫惨败，被俘伤亡23万人，损失坦克775辆，大炮5000多门。
你真的没有看错，损失坦克775辆，大炮5000多门。
斯大林长于权谋，就具体的军事指挥而言，并不顶尖，所以，苏德战争初期的战场指挥也是非常混乱的。
但，斯大林认准了一个“死道理”：只要你有足够的钱，你就可以赢得赌场。
德军偷袭得手，一星期内苏军损失兵力100万人以上，西部工业区全部沦陷，希特勒微笑的申称，要在莫斯科红场举行庆祝仪式。
可是，很快德军就遇到了阻挡。没有了西部工业基地的苏联，仍然拥有强大的军工生产能力。即使在最艰苦的1942年，苏联的飞机产量，仍达到2万架以上，比德军几乎超出一倍。
一年两万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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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41节
在斯大林格勒，有一个拖拉机厂。
1929年，全球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刻，时值苏联“二五”时期，一个规模宏大的拖拉机厂在斯大林格勒（伏尔加格勒）破土动工了。十个月后，工厂建成投产。
这个奇迹般的速度，来自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有效运作，也来自苏联对世界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利用。
拖拉机厂整套建于美国，再拆运至苏联，约有80家美国厂商为该厂制造了所有设备。
拖拉机厂的建设者，除了苏联人，还有美国人和德国人，先后在这里工作的美国工程师就有730名。斯大林后来告诉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苏联约有三分之二的大型企业是利用美国的技术建成的。
1932年时，在苏联重工业部门工作的各国专家约有6800人。
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每年生产的拖拉机占全国产量的一半以上。
斯大林的能耐是洞悉了拖拉机厂，不但拥有和平时期的机械生产能力，还有战争时期的军工能力。
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为了保护拖拉机厂，苏军派了一个师和一个混合旅驻守在拖拉机厂，以维持正常生产和维修坦克。战争期间，拖拉机厂的工人们一边反击敌人，一边在弹片横飞的车间里坚持生产。激战正酣的1942年9月，拖拉机厂仍然生产了200辆坦克和150辆牵引车。这些在战争中生产的坦克根本没来得及进行调试和检修，就直接从生产线上开下来，由坦克兵驾驶开往前线参加战斗。在危急时刻，工人们甚至直接驾驶着刚刚造好的坦克出厂迎击德军。
苏联巨大的工业能力，特别是军工能力，压倒了纳粹德国，成为制胜的利剑。
苏联对于军事工业的重视程度到了痴迷的状态。
前苏联有个笑话：有个玩具厂的工人打算从厂里偷些零件给女儿做个玩具娃娃，可是无论如何都做不出来。别人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不管我怎么拼凑，做出来的东西总是像一挺机关枪。”
对于军工，苏联设计师在几十年前就认识到一个最朴实的真理——只有简单而可靠的装备才能适应战争的需要，只有简单而易于了解的计划才能成功；只有最简单和最耐磨损的战地服装才是最好的军服……
德国的虎式坦克是人类历史上工业的杰作，一辆虎式坦克可以同时对阵几辆T34而不落下风，但是生产时的速度之慢也是不落下风。整个二战，“虎王”只生产了484辆，苏联却生产了102000辆坦克，其中70000辆是Ｔ―３４。
当然，拖拉机厂在紧急情况下生产的坦克很多是T34的压缩版，比如由于战况紧急，可能只装上了主炮便开向了战场。再或者装备了低马力的柴油机，或者没有装备火炮稳定器……
问题在于，量！
陆战不比空战和海战，拥有广阔领土的苏联也不是德国，他有太多的战略方向，对于坦克、对于火炮、对于飞机，他有太多的量的需求。
不管虎式坦克的威力如何的大，在广阔的苏德战场都显得太少，而102000辆坦克，即使质量差许多，对于一般的步兵仍然有压倒性的优势。
苏联的军工生产，最大的优点就是拥有量的优势，容易补给和维修。
从1921年开始搞新经济政策，到迎来1929年中东路战役，是8年，到1939年的诺门坎之战，是18年，到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是20年。
如果说苏联红军轻松赢了东北军，这个还是欧洲强国对于半殖民军队的惯性，诺门坎一战就打的日军停止了“北上”计划，要知道，1905年日军打败了沙皇俄国的陆军和海军，现在，形势逆转了。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一个回合，俄国就在马祖里湖战役里损失巨大。
马祖里湖战役里，俄国的确指挥胡乱，内部也不团结，但关键因素是双方的实力。
1914年8月1日，俄国对德宣战后，俄军总参谋长吉林斯基就把65万大军集结到华沙省。不过，这些匆忙组建的俄军缺乏食物、交通工具和武器。据记载，俄军士兵往往“三个人才有一支步枪”，甚至“除了胸膛什么也没有”。
至于德国，其获胜的关键与其说是指挥参谋人员的神机妙算，倒不如说是雄厚的工业基础和完善的国家动员体制。当俄国大兵压境之际，德国充分发挥内线机动的优势，从法国前线紧急抽调2个军和1个骑兵师回援东普鲁士，沿途所有兵站的饮食油料补给全部到位，同时德国各地的后备兵员也迅速到位，使德军的反攻更具威力。
在长达两周的东普鲁士会战中，俄军损失16万人，丢弃所有大炮和运输工具，德军仅伤亡1.5万人。
如此落后的军事动员体制和后勤保障，决定了俄军是打不过德军，也是打不过日军的。实事求是的讲，就指挥的精兵而言，诺门坎战役里的日军和苏德战争初期的德军表现的都比苏军要好的多。和苏军相比，德军输掉的是苏联的广阔地域、寒冷气候和庞大的战争动员机制。
如果说诺门坎战役还看不出苏日的战争动员能力，到了1945年8月的聚歼关东军就看出双方的差异了。
从1943年下半年起，为挽回太平洋战场的颓势，日本大本营开始陆续从关东军抽调兵力和大批作战物资增援南方岛屿，这些“精锐之师”大部分沦为对美作战的炮灰。为了备战苏联，日军统帅部预定在边境筑垒地域，尔后在一些山岭对苏蒙军进行顽强抵抗，这些山岭阻断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外贝加尔、阿穆尔河（黑龙江）沿岸地区通向远东（中国东北）中心地区的各条道路。一旦该地区被突破，日军可退到图们－长春－大连铁路一线，于该处组织防御，尔后转入进攻，以恢复原态势。因此，日军主力都集中于远东各中心地区，只有1/3集中在边境地区。最终划归关东军的序列的部队，驻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日军总兵力超过100万人，装备坦克1155辆、火炮5360门、飞机1800架、舰艇25艘。此外，在满洲和朝鲜境内还有大量日本宪兵、警察、铁路部队和其他部队，以及满洲国军队和日本傀儡内蒙古德王的军队。
很多朋友过于强调关东军老兵的流失，他们忽略了一个要命的事实，一场苏德战争打下来，苏联红军还能有多少老兵？
即使以压倒性的火力和兵力优势完胜的柏林战役，苏联红军还伤亡了30万人。
和苏联红军相比，关东军的缺点是兵力明显弱势，但拥有内线防御作战的长处。
《孙子兵法》说：“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战之，敌则能分之，少则能守之，不若则能避之。”
进攻方一般要拥有相对或者绝对优势才能成功。
真正的差距是武器，苏联红军的火炮和迫击炮（高射炮不计在内）26000余门，坦克和自行火炮约5300辆，飞机5200架(包括太平洋舰队、红旗阿穆尔河区舰队的航空兵)。
苏联的坦克、火炮大约是关东军的5倍，飞机大约是3倍。
双方不但有量的差异，更有质的差异。
日军装备的97式坦克,连苏联T26轻型坦克都打不过，更不要说几千辆T34。
喀秋莎火箭炮就可以秒杀日军，日军的火炮不可能击穿苏联坦克。日本陆军冲锋枪都没普遍，还有大量薄皮坦克，苏联只用普通火炮就能击穿。
苏联的军事力量有多么强大呢？
中苏在就外蒙古问题举行谈判时，斯大林坚称外蒙今日已是“人民共和国”，故其现状，即是独立。谈判开始时，中方坚拒承认外蒙独立，斯大林则称，外蒙问题如无法获致解决，则条约不能订立。
谈判中，蒋经国对斯大林说：“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
斯大林回答：“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蒋经国去苏联谈判，其实质是求人帮忙打架。
一般社会生活里，雇请一个家政打扫卫生还需要付出应得的报酬，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出来就没有给苏联任何好处——给予的只有仇恨，现在事急了求救，人家要劳务费，难道还不应该？
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建立于1927年4月，虽然不能完整的管理中国，毕竟有了相当的地盘和财务，在枪林弹雨里屠杀的蒋介石为什么就不能建立自己的国防体系？
1945年的中苏差别，不是人口，中国最不缺的就是人，也不是粮食，这个时候的苏联也粮食不富裕，蒋介石和斯大林最大的差距，就在于斯大林拥有强大的军事工业，可以无穷无尽的生产坦克、大炮、飞机，更有转盘枪。
至于关东军，虽然也补充了新兵，但武器的配备就困难了，十几万人竟然无枪可持。
一般的枪械嘛，日本是可以制造的，但，岛国资源短缺，生产能力就跟不上了。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342节
二战之前是乱世，国家经济力量的核心是军事工业，不管你经济总量如何，如果没有军事工业，最终都是灰飞烟灭。
苏联出兵东北，确实提出了条件，最要命的就是外蒙的独立，对此，中华民族的感情是非常受伤的。可是，苏联对于外蒙主权的切割，固然是霸道行径，但毕竟是国民政府主动求人。
斯大林说：“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历史不是没有给予中国机遇，是中国人不抓住机遇发展军事工业，来了强盗，求人帮工，人家没有帮忙的义务。
蒋介石为什么没有发展军事工业的思想？逃到台湾的蒋介石在相对和平的环境里为什么不发展军事工业？无他，军事工业的前期投资太大，对于科技的需要又极高，相对利润过低，没有战略思想和民族自立的意志，谁肯发展这东西呢？
1949年，毛泽东接掌的中国，基本没有发展军事工业的基础，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也有限。
不过，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对国家的建设确实表现出长篇布局利国利民的战略意志。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还没有展开的1952年，朝鲜战场还打得热火朝天，共产党就搞了荆江分洪工程和宝成铁路的修建。
宝成铁路从陇海路的宝鸡修到成都，是连接大西南和大西北的国防要道，一旦修通，影响国家命脉极重。从1936年开始，三大主力红军云集西北而国民政府已经有了万一抗战迁都重庆的谋划。修通宝成铁路，不管从国内战争的角度，还是建设国防大本营对外交通的需要，宝成铁路的兴建都是一等一的战略要务。从1936年—1948年，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又经过多次勘测比较，曾选定天水至成都方案，但从未动工兴建。之所以如此，就在于这条铁路途径高山大河，投资巨大而技术难度极高，买办政府是不肯兴建的。
共产党领导中国的1952年7月1日，宝成铁路从成都端动工，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其间的1954年1月，宝鸡端也开始施工，1956年7月12日两端于甘肃黄沙河接轨。1958年1月1日正式通车，全线采用蒸汽机车牵引，正式运营。
蒋介石有这个魄力吗？
如果说，修建宝成铁路需要投资、技术，短期效益难以补偿投入，那么，荆江大堤总能修建吧？
“万里长江险在荆江”。据统计，从1497年至1849年的352年里，荆江大堤共溃决24次，平均15年一次。由于溃口居高临下，江汉平原坦荡辽阔，淹没范围大，损失自然严重。所以，荆江有民谣：“不惧荆州干戈起，只怕荆堤一梦终。”
蒋介石管理时期，从1931年到1949年的18年中，荆江两岸有16个年份遭受洪灾，几乎年年遭灾。洪灾最重的1935年7月，当时荆州城外“登时淹毙者几达三分之二。其幸免者，或攀树颠，或骑屋顶，或站高阜，均鸽立水中，延颈待食。不死于水者，将恶死于饥，并见有人剖人而食者。”
蒋介石为什么就不能修理荆江大堤减轻损失呢？
1952年4月，共产党领导民众动工荆江分洪工程，1953年4月完成。
这种工程没有什么科技含量，投资也不巨大，关键是有没有服务民众的心态，而且，从经济回报的角度讲，能够挡住滚滚洪水是可以给政府提供人力和税收的。
1952年，政府在兴建荆江分洪工程的同时，又对大堤进行了加固。
这一功德无量的工程正好赶在大洪水之前。
1954年七八月间，长江发生了百年罕见的洪水，荆江大堤岌岌可危，长江干支流其他堤防多处发生漫溢和溃口。
加固的荆江大堤岌岌可危的撑过了大洪水，荆江工程的完成，以几十倍的比例削减了1954年特大洪水造成的损失。
关键在于，这种工程，对于凝聚人心有巨大的意义。
抗美援朝是解放军打的规模最大的外战，也是最残酷的外战，因为是硬仗，因为战场范畴的有限，双方没有腾挪的空间，基本就是阵地战和运动战，美军战斗力的超强，志愿军不可能通过缴获补充枪弹。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必须给予中国武器支持。
20世纪50年代，苏联大规模向中国赠予或出售军火，这其中包括各种步兵武器、火炮、坦克、飞机、军舰及其他装备。苏联提供的这些武器装备，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完成从以步兵为主的单一陆军走向诸军兵种合成的现代化转型来说，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1950年5月解放海南岛后，解放军已达到550万人，其中步兵师大约有200个，步兵编制比较齐整，但兵种构成单一，特种部队很少，全军有4个炮兵师，包括军属和师属炮团在内，共有77个炮兵团，装备有60毫米迫击炮以上口径各种火炮2万—3万门。装甲兵有2个战车师及2个战车团，装备计有美、日式坦克312辆，水陆坦克242辆。工兵总计9个团。
旧中国留下的是一穷二白的烂摊子，几个小型兵工厂连迫击炮的生产能力都不具备，决定了新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必然要走引进苏联武器和建立苏式军工体系之路。
1949年以前，解放区仅接收过远东苏军转交的旧装备。后来苏联和台湾出于政治需要，都曾夸大苏援武器对解放军的作用。其实考证解放区的军工资料，苏军转交和故意遗留给中共的武器只有缴自日本关东军的30余万支旧枪、几十辆旧坦克、几十架残破飞机和千余门旧炮(包括二战中缴自德国和接受美国的租借物资)。1949年7月，因中国革命胜利在望，刘少奇访苏时提出解放台湾急需飞机，斯大林在已无太多外交顾忌的情况下高兴地答应售给“最先进的飞机”。此时苏军已有米格—15喷气式战斗机，被确定为空军司令员的刘亚楼赶去落实供货，苏联却只肯卖二战时的拉—11螺旋桨式战斗机。中方还发现斯大林已让人修改了会谈记录，提供飞机的表述由“最先进”改成“先进”。苏方还夸张地说拉—11的性能已高于台湾国民党空军的主力机型P—51“野马”，实际上二者空中格斗性能只大致相当。
新中国刚建立时购买武器缺少现汇，中苏双方于1950年2月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对外宣布对华提供3亿美元贷款用以购买机器等物资，实际内部议定这笔钱大部用于购买苏联的海空装备。
历史进入近代，武器这个玩意，有两个特点：1、拥有军工生产体系的国家一定搞科技创新；2、长期不用的弹药到期就会丧失功效。
解放军以大规模的歼灭战消灭国军获得二战时期的美式、日式武器，就时代而言，更不绝对落后，问题是，如何更新换代和弹药补充。
志愿军入朝初期，那是急如星火，不可能换装，所以，战斗的武器是内战的缴获。
现在看到的材料，中国首次向苏联提交所需武器弹药清单是在第一次战役结束之时。
1950年11月7日，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由于人民解放军陆军的武器装备主要是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战利品，因此造成步兵武器口径种类繁多的情况。这一状况给弹药生产，特别是步枪和机枪子弹生产带来很大困难，此外我们的工厂目前所能提供的这种子弹为数甚少。志愿军部队直接参加朝鲜军事行动的有12个军，计36个师，但仅有6个步枪和机枪弹药基数。今后，随着军事行动的发展，我们在保障军队弹药方面势必出现很大困难。如果军工生产方面不出现变化，那么，改换装备工作可能要到1951年下半年方能开始。为克服目前困难，我请求您研究一下关于在1951年1月和2月这一时期给36个师供应步兵武器装备的问题。”
苏制武器和美式武器，弹药无法通用，斯大林总不能要求国内留防的解放军部队把弹药送到朝鲜战场而只抱着空枪吓鸟玩。
要让进入朝鲜的12个军36个师有持续的战斗力，斯大林必须给予全面换装。
毛泽东提出的具体要求是：苏式步枪14万支，步枪子弹5800万发；苏式自动枪26000支，自动枪子弹8000万发；苏式轻机枪7000挺，轻机枪子弹3700万发；苏式重机枪2000挺，重机枪子弹2000万发；飞行员用手枪1000支，飞行员用手枪子弹10万发；梯恩梯炸药100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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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43节
11月9日，斯大林回电表示同意。这批武器的到货数量与中方要求的完全一致，具体型制为：1891/30式水连珠步枪；1938/44式骑枪；1927式ДП轻机枪（圆形弹仓，即转盘机枪）；1927/44式ДПМ轻机枪（长方弧形弹仓，位于枪身下方）；1943式郭留诺夫СГ43重机枪；1941式ППШ木柄冲锋枪；1943式ППС铁柄冲锋枪；ТТ30/303式手枪。
利用这批武器，在朝鲜的志愿军有34个师更换了装备，另2个师的武器作为补充消耗和分给军校、军区用作训练。
这36个师的轻武器，基本上都是苏联在二战期间甚至战前研制的武器，是苏军退役淘汰的装备，而当时苏军现役装备的一些新式武器，如СКС45半自动步枪、АК47突击步枪（冲锋枪）、РПД44班用轻机枪、РП46连用轻机枪、СГМ重机枪，都不肯卖给中国。
苏联给予志愿军的武器装备大约落后苏军的现役装备10年左右。
因为志愿军的轮番出战，中国方面要求苏联提供更多的武器。
1951年 5月25日，即第五次战役后期，毛泽东派高岗和总参谋长徐向前率代表团赴莫斯科，谈判购买60个师的苏联武器装备问题。苏联方面认为，在这60个师装备的总数中，1951年只能供给16个师的装备(其中含3个朝鲜师的装备)，其余44个师的装备将在1952－1953年提供。
毛泽东对此很不满意，他在6月21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我军在朝鲜参战8个月的经历清楚地表明了我军与敌军在装备上的较大差距，迫切需要改善我军装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派高岗同志去请您供应60个师装备的原因，对此您是答应过的。这是我们在朝鲜参战部队今年起码的要求。”
对于苏联总参谋部的意见，毛泽东认为“这与朝鲜战场的需要和时间是相抵触的”。
毛泽东要求在1951年下半年，即“在6个月内提供所有的一切”。他给斯大林的电报称：“为满足朝鲜战场的迫切需要，请您研究一下高岗同志转给徐向前同志的申请，以及从7月到今年年底按每月六分之一的比例提供全部轻武器、大炮、坦克、飞机、汽车、汽车备件及燃油料、药品和其他军用物资的可能性，以便使赴朝参战各部队根据现实的编制得到补充。这对军事行动的展开是有利的。”
斯大林答复：“关于装备60个师，我应当直言不讳地对您说，要在一年内完成这些订货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一般地说也是不可思议的。我们的厂家和军事专家认为，在今年内提供10个师以上的武器装备就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只有在1951、1952、1953年和1954年上半年内，也就是三年内有可能完成60个师的订货，但还是有很大困难。这就是我们的厂家和军事专家的最后意见。我曾经千方百计想缩短这个期限，哪怕缩短半年也好，但遗憾的是，经过检查，结果没有可能。”
苏联当然有困难，因为他们要向中国提供相对落后还能够和美军打仗的武器，苏联总不能扩大这种相对落后而不适合苏军的生产线，苏联除了拉长时间还有什么办法？
谈判从6月上旬开始，持续到10月中旬，最后双方达成协议：1951年只能解决16个师的装备，其余44个师的装备按每年三分之一计算，到1954年全部解决。实际上，直到1952年4月，苏联只提供了4个师的装备，而且其中3个师的装备是要移交给朝鲜人民军的。
这60个陆军师的武器装备，是按照苏联的编制配备的：每个师（14963人）有3个步兵团、1个炮兵团、1个坦克自行火炮团、1个独立高炮营、1个独立五七反坦克炮营。炮团装备有122毫米榴弹炮、76.2毫米野炮、120毫米迫击炮各1个营（12门），坦克自行火炮团装备Т34坦克24辆、76毫米自行火炮16辆，独立高炮营装备37毫米高射炮12门，独立反坦克炮营装备57毫米反坦克炮12门。全师步兵武器13938件，炮303门，汽车261辆，特种车84辆，马车517辆，马1136匹。
在60个师的武器装备中，我们无偿赠送给朝鲜人民军3个师的装备，另1个师的装备拆散给各军事院校作训练用，实际装备了56个师。但即使这些装备了苏联武器的部队也多是在国内驻防，真正到朝鲜前线作战的仅有3个师。主要原因，一是装备时间晚了，部队全部换装后战争已经接近尾声，二是苏军的装备不适合朝鲜的山地作战，例如，坦克团就不需要每个师都装备。
20世纪50年代前期，中国共有106个陆军师，除56个师按苏军编制装备外，另外50个师都是用国产仿苏武器换装的，这些部队都部署在淮河以南，因那里水网稻田地多，山地多，完全按苏军装备没必要。
空军方面，1950年10月至翌年5月，在苏军提供的7个空军师装备中，仅1个师是米格－15，其余均为米格－9。米格－9是1946年苏联研制的第一种喷气式战斗机，性能不稳定，总共只生产了500余架，这时却一股脑将369架卖给中国。中国空军领导人认为该机难以同美军的F－80和F－84交锋，更谈不上打F－86。最后，对方竟扣起了政治帽子：“你们敢怀疑社会主义苏联生产的飞机的优越性？”当时的解放军空军参谋长王秉璋忍无可忍，同苏方闹得拍了桌子。后来，斯大林考虑到两国关系大局，于1951年5月22日和26日两次致电向毛泽东表示道歉，并无偿赠送372架米格－15。1952年10月，苏方又将60架现役的伊尔－28轻型喷气式轰炸机卖给中国。不过同年苏军装备了米格－17，却未向中国提供。
苏联向中国出售的武器装备，尽管大部分制式落后陈旧一些，有些还是苏军的淘汰退役品，但毕竟是经过战争考验的，这些武器装备对志愿军在朝鲜三八线上顶住美军，起到相当的作用，也使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在短期内起了质的飞跃，用彭德怀的话说就是，短短几年超过了旧中国几十年的建设。
正是依靠苏联提供的大量武器装备，中国军队不仅应付了朝鲜战争，而且对整个部队进行了现代化装备改造。
简单说，因为解放军轮番出战的模式，除了空军，陆军在朝鲜使用的枪弹主要是内战的缴获，所以，中国从苏联第二批得到的60个师的装备其实只有3个师在朝鲜得到实战。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中国考虑到朝鲜人民军武器装备的落后，反而无偿赠送给朝鲜人民军3个师的装备——考虑到东北野战军内部回归朝鲜的正好是三个朝鲜师，我们也可以理解，中国方面对朝鲜三个师装备的赠送带有对曾经兄弟的深刻感情。
从这个角度讲，中国以志愿军入朝为筹码向苏联提出的巨大的军事装备，其实就是抓着有利时机完成全军的换装。
为什么要换装？难道苏制武器比美制武器先进的多。
真正的原因有二：1、解放军原本的武器是战场缴获，制式非常的复杂，解放军借抗美援朝消耗掉旧有武器统一全军装备，这本身就有利于全军的现代化；2、因为国际阵营，中国只能依靠苏制武器搞武器生产的引进、仿制和自主研发。
毛泽东和中共一个劲给苏联讨价还价，目的并不是在朝鲜打赢——五次战役之后，朝鲜战场平局的基本走向已经定居，美国不可能推到鸭绿江，志愿军也已经不可能再一次跨过汉江——中国的目的很简单：武器换装并有自我生产能力。
如此长时间的外交讨价还价，要说斯大林和苏联方面不知道中共的意图，那是不可能的。
那么，苏联为什么最终同意给予中共武器的自我生产能力呢？
原因有二：1、按照国际政治的常规逻辑，中共在朝鲜和美军打得如此的热火朝天，相当时间没有矛盾调和的可能；2、苏联虽然拥有强大的武器生产能力，但，中国的块头太大了，兵员太多了，如果没有武器的自我生产能力，苏联的压力也太大了；3、中国太落后了，按照正常的军火供销模式，苏联如果不能给中国进行工业造血，难道就拿武器换中国的农产品？
朝鲜战场刚刚开打，共产党就开始编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计划。
陈云是中财委的主任，负责主持全国的经济工作，野战理所当然承担编制经济发展计划的任务。
1951年1月28日，也就是志愿军入朝3个月后，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重大决策，即再用22个月的时间进行准备，从1953年起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
根据周恩来的提议，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劭文等6人组成的领导小组，负责组织领导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
在陈云的组织领导下，中财委1951年试编了一个五年计划的粗略的纲要。
编制一个五年计划是一个极麻烦极艰巨的任务：1、对中国社会生产基础和能力的认真了解；2、对国家财力、人力的动员能力的了解。
请注意，国家建设项目不同于国家科研项目，科研允许遇挫和失败，建设项目必须有完整的计划。
比如，我们要建设武汉长江大桥，在造桥之前，我们必须确定无疑，能够获得财力、材料、人力和科技。我们总不能一边造桥一边搞研发，造到某一个环节，因为科技需要攻关，于是大家都等着。所以，在计划在长江造桥的时候，一个是征求工程设计师的意见，一个是寻找中国技术工人的群体，一个是在中国或者国际寻找造桥需要的所有的材料，万一造桥造到半路上就缺一种特需零件，岂不全部白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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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44节
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的社会建设固然需要自我研发，问题是，依据中国的社会生产能力，这计划也过于低端，所以，中国应该最大限度的向苏联提出技术、材料的支援。
1952年７月，五年计划的第二次编制完成，主要包括《关于五年计划轮廓的方针》和《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以及钢铁、有色金属、机器、汽车、船舶、电器、化学、建筑材料、电力、煤矿、石油、纺织、轻工业、交通、邮电等发展计划。5年基本建设计划投资505亿元，拟请苏联援助我国工业建设项目91个。
1952年８月，中共中央决定组织代表团，以周恩来为团长，陈云、李富春为副团长，带领30多名专家访问苏联。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会谈取得了圆满的成功，苏联同意帮助我们设计一批企业并提供设备。争取到苏联对中国工业化的援助，是这次访问的最大成果。一个工业化的大国，全力帮助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实现工业化，为中国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契机。
身体不好的陈云积劳成疾，病倒了，1953年3月起暂时离岗休养。
共产党是枪杆子里浴血夺取政权的，搞战争和搞潜伏是比较在行的，搞经济确实缺少人才，尤其缺少经济建设的总设计师，陈云生病，其他干部顶不上去，编制“一五”计划的工作暂停。
一五计划的编制未定，可社会建设必须展开，总不能因一人治病而全国不干活，无可奈何之际，1953年的社会建设就只能是通过执行年度计划来体现。
这样，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就进入边实施边编制的状况，这也是当时缺乏资料、缺乏经验和缺乏人才的特殊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后来把这种具有浓厚的探索色彩的编制过程，形象地称为“五年计划，计划五年”。
1953年7月朝鲜战争双方实现停战，对中国经济建设的外在威胁宣告解除，全力加快国民经济建设步伐的条件已经具备，五年计划编制工作的滞后成为加快经济建设步伐的重大制约因素。对此，毛泽东和党中央都非常着急。
1954年初，根据工作发展的需要，中央决定成立由陈云、高岗、李富春、邓小平、邓子恢、 、贾拓夫、陈伯达组成编制五年计划纲要8人工作小组，由陈云任组长，加快“一五”计划的编制。4月19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决定，规定工作小组的任务是进一步研究一五计划纲要的工业发展速度，苏联援助的141个建设项目，投资比例，农副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程度及稳定市场等问题。
一直到1955年的7月30日，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审议并正式通过了“一五”计划。
请注意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计划建设时间是1953年到1957年，而计划最终定稿竟然是1955年的7月30日，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半，这种建设计划一边编制一边搞建设的特点，对于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建设产生了非常负面的影响。
中共党史上，也是毛泽东历史上，一个非常巨大的疑点是，新中国成立之前一直非常谨慎而多次被批为“右”的毛泽东，为什么在1958年到1959年的经济建设里舍开陈云、周恩来而急躁冒进呢？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巨大成果和中苏矛盾的巨大压力，是我也是大多数人都可以理解的两个原因，我在了解了一五计划的编制和实践后，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是第三个原因：一五计划编制的滞后和一五计划实践的巨大成果，给毛泽东一大巨大的负面影响，陈云和周恩来在经济建设里的作用并不是不可取代。
评价中共第一代领导，一般的共识是缺少经济干部，其实，共产党在所有的领域都缺少干部，包括军事干部。
枪杆子出身的共产党缺军事干部？
确定无疑。
比如，解放战争时期的华东。
解放战争时期华东最重要的指挥打仗的军事干部有4个：陈毅、粟裕、宋时轮和许世友。
抗战结束，中共在华东分成山东和华中两个野战军，军事一把手是陈毅和粟裕，一个是政工出身还有点文学偏好，另一个粟裕也不是军校毕业，原本是想学师范的。他们两个都是因为革命工作的需要而选择的军事斗争，不过呢，陈毅的个性有些博学杂搜，对军事指挥不能集中精力且缺一点天分，于是，黄埔出身的宋时轮担任了陈毅的参谋长——陈毅在军事指挥上必须有一个强劲的助手。华野兵分内线和外线后，军事指挥由粟裕和许世友承担，许世友也不是军校毕业生。
共产党确实缺少顶尖军事干部，更何况经济干部。
对于干部的培养和使用，在1945年中共召开七大的时候，毛泽东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我们不能要求干部精通各方面的才能需要，但中央委员会的组成必须有各方面的人才。
也就是说，最晚在1945年，毛泽东就已经开始注意在党的最高层储备人才，尤其是相对稀缺而未来必须重用的人才。
毛泽东在抗战时期就已经开始培养顶层的经济管理干部。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断绝陕甘宁边区军费并实施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陕甘宁边区生产供给不能满足消费需求的“鱼大水小”矛盾急剧突出。毛泽东对市场物价、财政金融领域的危机高度关注。1941年初的两个月内，他就边区财政经济问题多次给林伯渠、谢觉哉写信。7月31日，毛泽东再次致信林伯渠、谢觉哉，说：“现行政策的几个根本点（预算分散、纸币、运盐）又在执行之中，最后的谁是谁非，还无法做结论”。“我现在不能断定纸币与运盐不失败，我同二兄谈过，如弄得不好，也许要失败的。但我现在还不能同意停止现行政策，采用另一政策，因为另一政策也许要失败的，或失败得更大”。“注意检查自己工作中的缺点，例如在税收工作上，在纸币发行工作上，在领导方式上，我觉得都是有严重缺点的。”
十分明显，毛泽东严重忧虑边区统筹全局经济发展乏力，希望遴选新的经济领导人才。
1942年，毛泽东总结陕甘宁边区五年来公营经济建设，明确指出：“我们建立了一个新式的国家的经济模型。”推广新的经验，建设“新式的国家的经济”，乃坚定不移的既定目标。而遴选经济领导人才，既是“加强领导”之亟须，也是建设“新式的国家的经济”当然急务。
遴选经济领导人才，其实是一个极艰难的事情：1、遴选经济领导人才是指在党的高级干部里遴选，因为高级经济领导人的遴选也是需要相当资格的；2、抗战后期虽然以游击战为主，毕竟有紧张的战争压力，党内的大部分高级干部都从事军事斗争，遴选一个脱离军事斗争搞经济，实在并不容易。
毛泽东选择了陈云。
陈云在1925年入党，1930年和1931年先后在中共六届三中、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1931年5月担任保卫中共中央机关安全的中央特科书记；9月任临时中央领导成员。1932年担任临时中央常委、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1934年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并任白区工作部部长。
陈云在党内的资历是深厚的，地位是崇高的。
陈云在延安，担任组织部长，工作是出色的。
陈云不长于军事工作，在战争时期，没有岗位的必须性，改行经济工作比较恰当。
问题是，陈云适合搞经济吗？
陈云个性喜欢学习和经营商业，担任临时中央特科书记期间，领导经营几十家店铺成绩斐然，受到共产国际代表“这个人不简单”的肯定。中央苏区准备长征期间，陈云负责后勤和军工生产，在原定准备期限从三个月缩短到两个月的情况下，“筹集了六十万担粮食……还加紧生产弹药，弹药生产增加了六倍到三十倍。还给战士置备了特制的军服，筹集了必需的通信器材。”“这一工作完成得很出色。”
长征途中渡金沙江时，陈云担任渡河指挥部政治委员，“坐镇渡口，对渡江的每个细节都进行了仔细周到的考虑，每趟渡船来回需要多少时间，每小时、每天可以渡多少人过江，谁先过谁后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组织有需要，个人有天分。于是，1942年8月29日，毛泽东做出“陈云的工作转入生产方面”的提议，因陈云患病休养未能成行。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345节
1943年，边区开展了军民大生产运动，生产粮食、蔬菜及一些生活必需品，经济状况有了初步的好转。但由于大量生产资金的投放，及备战费用的加大，造成边币发行过猛，物价猛涨，一年发行量增加13倍，物价涨幅20倍。财政金融贸易存在的许多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的整顿。为统一陕甘宁和晋绥两个地区的财经工作，便于对外金融贸易斗争，中央决定成立西北财经办事处，由西北联防司令部贺龙司令员兼任主任。
贺龙，担任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
这是真的。
贺龙曾经是军阀，军阀不等同于能打仗的将领。一个能打仗的将领，要成为军阀建立自己的派系，必须能够凝聚队伍建立的干部班子，还必须能够筹谋钱粮。
举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一个大型集团的业务副总未必能够胜任一个小商店的老板，因为小老板是自负盈亏的。
参加革命后，贺龙独立创建了多块有影响的根据地，他确实有独立领导全局的能力。
解放战争时期，贺龙在晋绥为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筹谋后勤保障成绩显然得到彭德怀的认可。
不过，1944年3月初，党中央还是“决定陈云任西北局委员、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当时“不少同志得知陈云同志这一调动情况时，都表示不理解，认为：陈云同志在中央组织部干得好好的，怎么又调了呢？”
《陈云传》指出：“让陈云主持西北财经工作的主要原因是，对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说来，面对国民党当局经济封锁的严峻形势，发展生产已成为突出问题，而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又担任着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不可能很多地顾及这方面的工作。”
简单说：贺龙太忙了。
我个人认为，这只是表面的理由，深层次的原因是：贺龙长于军事后勤保障，承担全面的专业的经济领导还是不恰当的。
比如，在今天，即使省一级的经济主管，即使全军的后勤主管，一般也不考虑货币的发行量和银行的储备金率，而国家的经济管理，必须认真的考虑货币的发行量和银行的储备金率。
为解决经济困难，共产党可以在边区搞大生产运动，但是，如果不能解决边区的货币问题，边区大生产运动的成果很容易被国共之间的贸易战、货币战搞光。
20世纪80年代，亚洲一些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外汇政策不当。它们为了吸引外资，一方面保持固定汇率，一方面又扩大金融自由化，给国际炒家提供了可乘之机。
1997年3月2日索罗斯攻击泰国外汇市场。在国际炒家的进攻下，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引发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
为什么第一个倒下去的是泰国？因为泰国在本国金融体系没有理顺之前，于1992年取消了对资本市场的管制，使短期资金的流动畅通无阻，为外国炒家炒作泰铢提供了条件。
1997年夏，亚洲爆发了罕见的金融危机。
在素有“金融强盗”之称的美国金融投机商索罗斯等一帮国际炒家的持续猛攻之下，自泰国始，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汇市和股市一路狂泻，一蹶不振。在东南亚得手后，索罗斯决定移师香港。
香港的经济总量以及外向型特点，更加危险。为确保香港经济的良好，中央政府果断支持特区政府入市干预。经过几轮“肉搏战”，国际炒家弹尽粮绝，落荒而逃。香港取得最终胜利，保住了几十年的发展成果。
1997年的金融风暴把笙歌一片的东南亚带向了一个万户萧疏的时代。由泰国引起的金融动荡一直蔓延到亚洲的北部乃至俄罗斯，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台湾、日本、香港、韩国均受重创，这些国家和地区民众的资产大为缩水，亚洲人民多年来创造的财富纷纷贬值，欧美国家利用亚洲货币贬值、股市狂泻的时机，纷纷兼并亚洲企业，购买不动产，以其1%的代价轻易获取了百分之几百的财产。
发生在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继三十年代大危机之后，对世界经济有深远影响的又一重大事件。
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固有的内容。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恐慌，更是以严重的金融危机为先导。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首先发生于资本主义世界。可见，金融危机有其制度根源，是资本主义危机。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存在于市场经济固有的自发性的货币信用机制，一旦金融活动失控，货币及资本借贷中的矛盾激化，金融危机就表现出来。以金融活动高度发达为特征的现代市场经济本身是高风险经济，包孕着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也已经出现生产过剩——庞大的去产能压力——也已经有了复杂的金融业务。因此，
金融危机不只是资本主义国家难以避免，也有可能出现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
能够搞生产，是旧时的社会管理者的才能标准，近现代以来，社会管理者，不但能够搞生产，而且能够搞金融，这就需要极专业的业务专长。
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当然是独立的经济体系，可是呢，在国统区和日占区的大包围里，经济战、贸易战和货币战都是正常的战斗范畴，如果边区的经济领导人只知道开荒种地、勤俭节约，弄不好就让敌人一个货币战就搅和的稀烂。
1944年春，陈云同志到西北财经办事处主持工作。
陈云在1944—1945年主政经济，“改变了贸易入超的被动局面，实现了金融稳定、财政平衡和生产发展。这不仅对打破封锁、实现边区军民的‘丰衣足食’，为抗日反攻准备力量，具有重大意义，而且为解放战争作了重要的经济准备”。
周恩来评价：“在陕甘宁边区搞生产的最高峰只有三年，即一九四三、一九四四、一九四五年。”
延安时期中央选派陈云主持陕甘宁边区经济，不仅扭转了当时经济局面，也为培养新中国经济领导人才作了长远战略安排。陈云赴任中共中央东北局时，党中央不仅安排他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局财经委主任，而且对他将来的使命也有明确定位。“1948年5月，周恩来电告东北局：陈云主要工作目前应主持东北的、在将来则是全国的工业建设。”
建国前夕，陈云运筹帷幄，指挥打好经济战线三大战，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奠定了基础，毛泽东肯定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建国初期，陈云是中共最优秀的经济建设总设计师，地位崇高无与伦比，1953年3月因病暂时离岗休养，一五计划的编制竟然搁置而无人能够接手。要知道，这个时候的政务院总理是周恩来，而职责经济计划的国家计委的一把手是高岗，后来荣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也已经是政务院副总理，面对陈云的半拉子工程，这三位大才子都没有接手。
术业有专攻。
问题是，这边建设边计划的状态，带有极强的探索性和某种程度的自发性，某种意义讲，中共完成一五计划不像林彪的辽沈战役而是非常类似淮海战役——战役的规模、战场的范畴统统超出毛泽东原本的计划，就是战场的指挥机构的设置，也是乱七八糟，弄得后人研究军史争议巨多。
这样，毛泽东对于陈云在经济建设里的作用就开始低估，对于自己可以领到经济建设的信心开始增强。
毛泽东原本学习的是师范，然后参与学运、工运和农运，从1927年9月开始直接参与打仗，这一年毛泽东已经33岁。
我们知道，毛泽东出身农民家庭，小时候经常参加农业生产，上学期间特别热衷体育锻炼：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
但是，根据回忆，秋收起义兵败，毛泽东指挥残部向井冈山转进，这艰苦的行军走的毛泽东脚受了伤，苦不堪言。
33岁的毛泽东真的不懂打仗。
毛泽东在1965年12月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中也说过，我本来也没有读过军事书。后来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等。这些书都讲过打仗，但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也没有了。我们打仗，一本书也不带，只是分析敌我斗争形势，分析具体情况。
毛泽东强调战争实践重要性的同时，并不否认学习前人军事理论和间接经验的必要性。他指出：“一切带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关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这些过去的战争所留给我们的血的教训，应该着重地学习它。”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346节
1927年10月，毛泽东开始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1928年5月和朱德建立井冈山红四军，1929年在红四军的争论里战胜朱德。古田会议后，朱毛红军大发展，1930 年8 月，朱毛红一军团和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合并为红一方面军，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掌握最高领导权。
从1927年9月到1930年8月，从来不参与军事指挥也不懂军事的毛泽东，从一介书生成长为指挥千军万马的方面军最高决策者，这一个方面说明毛泽东确有战略思考的天分，另一个方面说明毛泽东是一个聪明人，有根据工作需要改行的基础。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改行的，比如，陈云进入中央苏区立即就显示了对经济工作的敏感。
1933年1月17日，在上海不能立足的临时中央决定迁往江西“苏区”，临时中央的“三驾马车”──博古、张闻天、陈云，先后离开上海。
陈云进入中央苏区很快发现了工人福利方面照搬苏联《劳动法》的瞎胡闹——中国的经济太落后了，企业的利润原本就低，不要说工人不能享受发达国家的福利待遇，就在小资本家或者作坊主也是比较辛苦的，哪能像书本上那样教条的福利呢？
1933年4月25日，陈云在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９期上发表了《关于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一文，尖锐地批评了照搬劳动法的教条主义“机械地执行只能适用于大城市的劳动法，使企业不能负担而迅速倒闭”。
在那个非常教条主义的时代，实事求是的调整工人福利，如果被上纲上线，就带有同情资本家的的麻烦，和毛泽东在军事斗争中实事求是的承认军事退却是异曲同工，在哲学上都是实事求是讲究实践。
一年后的1934年５月，陈云在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发表了《福建事变中党在福建的职工运动》一文，批评党在福建事变时领导工人斗争中的“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文章指出，我们在福建事变中“争取群众的基本策略，应该灵活的广泛的运用统一战线，这个策略的实际运用，就是一方面在反帝反国民党，反对资本进攻，组织工人自己的工会等等口号之下，聚集和联合共产党影响下的，和一切无组织的工人，来共同的反对共同敌人——帝国主义、国民党南京政府，来共同的争取共同要求——反对资本进攻，组织工人自己的工会……如果拒绝或过早地破坏这个必须的统一战线，那就非但不能开展工人群众的革命斗争，客观上实际上帮助了帝国主义国民党资本家”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彭德怀在他的《彭德怀自述》里，对于中央红军不能打破国军的第五次围剿的的原因，都提到了左倾中央对福建事变的关门主义。博古对福建事变在政治上的关门主义与工人运动中的关门主义实际是一个思想。
就实事求是重视实践而言，毛泽东和陈云虽然有哲学上的一致性，但思想的敏感范畴是非常不同的。左倾中央进入苏区后，1932年10月毛泽东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冷板凳期间以政府 身份参与根据地工作搞了查田，对经济领域的纠偏就不像陈云一样积极而深刻。
各有偏长各有天分。
就江西苏区的丢失而言，军事斗争是对外的斗争，经济福利是对内的管理，这二者是一个政权能够独立存在的两个车轮，缺一不可。就根源而言，经济斗争更加深刻，如果经济问题不能解决，即使军事斗争能够获得胜利最终也会因为经济问题而失败。1929年毛泽东和朱德在红四军的内斗，其关键就是朱德只关注军事斗争而冲州撞府流寇主义，毛泽东从军事后勤的稳定和社会主义政权建设的角度一定要关注根据地建设。
根据地建设的核心当然是经济建设，所以，从1927年10月井冈山根据地建设开始，毛泽东一定有了重视经济建设的思想，但这种思想是一种大框题思想而不是系统的经济管理。
毛泽东的本性关注的还是军事。
在炮火连天的中央苏区，在生活困苦的同时伴随的是军事斗争的挫折，军事斗争的挫折更加的外显而残酷，作为曾经在上海负责过特科的党的高级领导人，陈云如果更加关注军事，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陈云在整个革命战争时期对军事斗争都不敏感，说明，每一个人的能力结构固然并不单一，但，也确实有天然的短板。
问题是，毛泽东的能力结构相对广阔且确有跨领域改行的习惯。
从严格的角度讲，就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第一个全面管理一块根据地的，毫无疑问的是毛泽东，第一个直接管理全面社会建设的也是毛泽东。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在天安门城楼，毛泽东时时刻刻都在关注着经济管理。1948年11月，毛泽东写下了“我们的口号”，这个口号是四句话：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谁敢说毛泽东不关注经济？只不过，军事斗争的急迫性逼迫毛泽东不能全副精力的研究经济。
新中国成立，毛泽东的工作领域陡然扩大，在必须继续关注军事斗争的同时，全面的社会管理和外交斗争都摆在他的案头，尤其是外交斗争。
外交斗争，不是周恩来负责吗？是的。不过，周恩来负责的是具体的外交工作，大的宏观决策，必须是只能是毛泽东独决。
有些朋友可能说，凭什么他独决？
那没有办法，能力和形势决定了只能是毛泽东独决。
新中国成立后最大的外交决策是什么？当然是抗美援朝，中苏结盟抗拒美军，绝大多数高层是反对的，刘少奇、朱德都是反对的，周恩来的态度是犹疑不定的，最后的决定权就是毛泽东——彭德怀起到巨大的配合作用。
毛泽东的精力是有限的，在朝鲜战场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他的工作重心必须是军事和外交——没完没了的和斯大林磨牙，又是贷款，又是盟约，又是武器的配置，必须是毛泽东出马，周恩来、刘少奇干不了这活，这倒不是地位的高低而是斯大林通过交往从骨头里感觉到毛泽东才是他的对手。
第一个五年内计划在计划的过程里蓬勃展开而取得巨大成就，给予共产党高层一个非常不好的错觉：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特点是计划性，可，共产党战天斗地的精神也是有巨大的创造性的。
任弼时去世后，陈云进入书记处，毛泽东的感觉陈云的能力比任弼时整体弱。毛泽东对于陈云的这种整体感觉，加上“一五计划”完成的特点，难免给毛泽东一个错觉：陈云在经济建设里的作用也未必不可取代，陈云看重的那些经济建设的条条框框也未必是真理。
这种思想，当然不仅仅是毛泽东有，在条件如此艰难的情况下，共产党人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为什么就不能取得更大的成就呢？
就第一代领导集体而言，经济管理方面的干才主要是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人，李富春、薄一波也多多少少在大跃进里有一点责任——李先念硬杠的态度比较坚决。
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批评“针对管经济的几个同志”，这是公开的讲话，到了1月17日晚，当毛泽东约“管经济”的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3人谈话时，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打开天窗说亮话，说“批评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这之前，毛泽东就已经开始猛烈的批评陈云，其思想基础就是对于陈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的表现不满意，有了丢开陈云自己挂帅的胆气。
在1959年举行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关于工作方法的讲话中，讲到权力要集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书记处时，诙谐而富有深意地说：“我这个人的名字叫毛泽东，我挂正帅，就是大元帅；邓小平为副总司令，副元帅。我们两个人，一正一副。”
毛泽东还对邓小平说：“你是 嘛！邓小平，你挂帅了，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你敢不敢呀？你是书记处的 ，你也是常委的 ，你也是中央委员会的 ，你也是我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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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47节
毛泽东这个讲话是公开的，是我们研究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思想的重要材料。
毛泽东明确宣布，他是经济建设的正帅，这个理所当然，在他之外，刘少奇虽然主管政治局、周恩来主管国务院，但经济建设的设计师或者说前敌总指挥其实是陈云。到了1959年，通过陈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计划滞后和1958年欣欣向荣，毛泽东决定亲自抓经济，自己精力不够就让邓小平当副手。
今天的我们，都知道邓小平是老革命，是二代领导人。不过，在1959年的时候，邓小平虽然已经是政治局常委，但党内的资历还是比较弱的，他是在1955年4月的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和林彪一起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
1956年的中共八大一中全会选举出了6个政治局常委，除了邓小平，其他5人，最晚也是在30年代初期进入政治局，邓小平比他们晚了20多年，整整一个革命战争年代，至于资历更深的周恩来和毛泽东，进入政治局的时间几乎比邓小平早了30年。康生、张闻天、彭德怀进入政治局的时间都比邓小平早了20多年。邓小平在书记处的主要副手是彭真，他是在1945年进入的政治局，比邓小平早了10年。
在任何集团都有讲资历的习惯，只不过有轻有重，和国民党相比，共产党对于资历的看重还不是很极端，但，资历也不是无关重要。就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团而言，邓小平当然是一个能独当方面的人物，但，论到指挥打仗，估计还比不过陈赓这样能干的兵团司令员，在军队里的威信嘛，威信嘛——我说过我非常尊敬邓小平同志——估计是比不过能打仗的野战军司令员，周希汉等人就不那么尊敬他。
论军功，也就二等，论资历，也就二等，就崛起的速度而言，也并不是坐火箭，问题是，在陈云之后，竟然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一起并列而为常委，曾经排在他前面的那些人未必没有意见。
建国以后，就如何管理国家恢复经济，毛泽东就已经对刘少奇、周恩来非常的不满，正是这种背景，高岗有了拱倒刘少奇的思想和行为。不过呢，高岗错误理解了毛泽东的党内斗争逻辑：能力不够、思想分歧或者犯了错误，可以靠边站但不能整死。
毛泽东不但知道刘少奇、周恩来的贡献，还知道党需要他们的能力，高岗走的太急了，引起党内巨大的不稳定，与刘少奇、周恩来相联系的广大干部的革命情绪关系党的历史和工作，这个时候的毛泽东还是谨慎的。
毛泽东最终同意批判高岗并让他靠边到陕北或者延安去，那是他的老家和大本营，安全是没有问题的。
高岗在革命最终时期经历了太多的党内斗争，如果不中央红军及时到来，他也就被活埋了。就他这种经历为什么就自杀呢？这一波党内斗争是何等的残酷？
毛泽东说：党内斗争死了人，无论如何是不好的。
毛泽东的内心是不满意的。
到了1959年，毛泽东对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领导经济建设的成绩是不满意的，有了踢开他们直接上一线的人事布局，有了奖掖邓小平接班的谋划。
猛一看，这毛泽东奖掖邓小平跨越陈云、周恩来、刘少奇而担任副帅，这虽然不是党的正式决议，可也是毛泽东在党的中央会议上啊，那应该是何等的荣耀呀！
慢着！
1953年的高岗，那是何等的资历、何等的基础、何等的领导垂顾，何等前途一片光明，然后又是摔的何等的四仰八叉苦不堪言！
邓小平最直接参与了这一残酷的党内斗争，他不会不知道越队冒尖是何等的惹人讨厌，又是何等的容易被人挖坑。
这邓小平，敢不敢接受毛泽东的奖掖“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呢？抗战时期，朱德离开太行山回延安，毛泽东图谋以邓小平为八路军华北军分会书记，跨了彭德怀的序列，邓小平就退缩了。
这一次，毛泽东在党的大会上正面激邓小平的斗志，也是告诫党的高层：统统的给我夹起尾巴，我就是要培养邓小平，你们必须接受，不然，我给你们好看！
毛泽东对于邓小平的这种奖掖，在组织上是打破一般规律，在思想上就是对于谨慎的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的不满，也是对于陈云在一五计划的保守有点意见。
毛泽东有意见是毛泽东的认识，平心静气的评价，一五计划的成就是真正的伟大。
经过中国方面和苏联方面的协商，苏联帮助中国建设156个工业项目，后来经两次商定，又增加18项，后经反复核查调整，有的项目取消，有的项目合并，有的一分为几，有的推迟，有的不列入限额以上项目，最后确定为154项。因为计划公布156项在先，所以仍称为“156项工程”。
1955年第一个五年计划颁布时确定的156项目，由于赣南电站改为成都电站，航空部陕西422厂统计了两次，造成两项重复计算。因此实为154项。在154个项目中，第二汽车制造厂、第二拖拉机制造厂因厂址未定，山西潞安一号立井、山西大同白土窑立井因地质问题未建，总共4个项目未建。实际正式施工的项目为150个。
“一五”时期开工项目147项：
煤炭（25项）：鹤岗东山1号立井、鹤岗兴安台10号立井、辽源中央立井、阜新平安立井、阜新新邱一号立井、阜新海州露天矿、兴安台洗煤厂、城子河洗煤厂、城子河9号立井、山西潞安洗煤厂、焦作中马村立井、兴安台二号立井、大同鹅毛口立井、淮南谢家集中央洗煤厂、兴化湾沟立井、峰峰中央洗煤厂、抚顺西露天矿、抚顺龙凤矿、抚顺老虎台矿、抚顺胜利矿、双鸭山洗煤厂、铜川王石凹立井、峰峰通顺三号立井、平顶山2号立井、抚顺东露天矿。
石油（2项）：兰州炼油厂、抚顺第二制油厂。
电力（25项）：阜新热电站、抚顺电站、重庆电站、丰满水电站、大连热电站、太原第1热电站、西安热电站、郑州第2热电站、富拉尔基热电站、乌鲁木齐热电站、吉林热电站、太原第二热电站、石家庄热电站、雩县热电站、兰州热电站、青山热电站、个旧电站、包头四道沙河热电站、包头宁家壕热电站、佳木斯纸厂热电站、株洲热电站、成都热电站、洛阳热电站、三门峡水利枢纽、北京热电站。
钢铁（7项）：鞍山钢铁公司、本溪钢铁公司、富拉尔基特钢厂、吉林铁合金公司、武汉钢铁公司、包头钢铁公司、热河钒钛矿。
有色（11项）：抚顺铝厂、哈尔滨铝加工厂、吉林电缆厂、株洲硬质合金厂、杨家杖子钼矿、云南锡业公司、江西大吉山钨矿、江西西华山钨矿、江西岿美山钨矿、白银有色金属公司、洛阳有色金属加工厂。
化工（7项）：吉林染料厂、吉林氮肥厂、吉林电石厂、太原化工厂、兰州合成橡胶厂、太原氮肥厂。
机械（24个）：哈尔滨锅炉厂、长春第一汽车厂、沈阳第一机床厂、哈尔滨量具刃具厂、沈阳电缆厂、哈尔滨仪表厂、哈尔滨汽轮机厂、沈阳第二机床厂、武汉重型机床厂、洛阳拖拉机厂、兰州石油机械厂、西安高压电瓷厂、西安开关整流器厂、西安绝缘材料厂、西安电力电窗容器厂、洛阳矿山机械厂、哈尔滨电机厂汽轮发电机车间、富拉尔机重机厂、哈尔滨炭刷厂、哈尔滨滚珠轴承厂、湘潭船用电机厂、兰州炼油化工机械厂。
轻工（1项）：佳木斯造纸厂。
医药（2项）：华北制药厂、太原制药厂。
军工（43项）：航空部12项、电子部10项、兵器部16项、船舶公司3项。
“二五”时期开工项目3项：
有色2项：东川矿务局、会泽铅锌矿。
军工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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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48节
通过这150个项目，使中国以能源、机械、原材料为主要内容的重工业在近现代化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形成了独立自主工业体系的雏形。
这150个项目，军工企业有44个，冶金工业企业20个，化工企业 7个，机械加工企业24个，能源工业企业52个，轻工业和医药工业3个。这些建设项目主要配置在东北地区、中部和西部地区。其中的106个民用工业企业，布置在东北的有50个，中部32个；44个国防企业，布置在中部和西部的有35个。通过这 150个项目的建设以及为其配套的项目的建设，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工业畸重沿海的状态，迅速展开较为合理的工业面局，建立起较完整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体系的骨架，起到奠定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的重大作用。
这150个项目里轻工业只有一个造纸厂。可是，造纸其实并不是标准的服务民生的轻工业，工业生产对于纸张也是有巨大需要的，特别是绘制图纸还需要特殊的纸张。
医药工业当然是服务民生的轻工业，不过，所有人都知道，医药是部队不可或缺的战略物质。
后来落实的工程共150项，其中44项是军工企业，包括陆海空三军各种主战装备的制造厂。这样，在不到十年时间内，中国以几十亿人民币费用就建立起配套的国防工业基础，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上创造了成本最低和规模速度空前的纪录。
苏联将1891/30式步枪、1938/44式骑枪图纸转让给中国，1953年中国仿制，定名五三式步枪。
1954年苏联将СКС45式半自动步枪图纸转让给中国，1956年中国仿制出来，称为五六式半自动步枪。
50年代后期，1891/30式、1938/44式和国产五三式步骑枪逐步退役。
1927式ДП轻机枪（即通常说的转盘机枪）在抗日战争中曾卖给中国，八路军从国民党政府那里得到一些。但国民党军队是用仿制的捷克ZB26式轻机枪，简称捷克式，性能优于苏ДП式，用7.9毫米步枪弹。1944年苏联将ДП式改进为ДПМ式，弹仓移到枪身下面。图纸转让给中国后，中国仿制出来称为五三式机枪。
苏军战后改用РПД班用轻机枪和РП46式连用轻机枪。1955年1月，苏联方面把РПД班用轻机枪图纸转让给中国，中国1956年仿制出来，称为五六式机枪。1957年，苏方又向中国转让РП46式连用轻机枪图纸，中国1958年仿制出来，称为五八式机枪。
苏军二战中仍使用1910年式水冷马克沁重机枪，1943年研制出СГ43郭留诺夫重机枪，可迅速更换枪管，不用水冷却。苏联供应给中国的60个师的装备中，重机枪除СГ43式外，还搭配了324挺1910年式马克沁重机枪。二战后苏军淘汰了СГ43式重机枪，改用改进型的СГМ型。СГ43式重机枪图纸转让给中国后，中国于1953年仿制出来，称为五三式重机枪。СГМ型重机枪图纸于1956年转让给中国，中国1957年仿制出来，称为五七式重机枪。
志愿军入朝后，中国兵工厂技术人员依靠苏联1941式ППШ木柄冲锋枪实物，测绘出图纸，1950年10月仿制出来，12月毛泽东批准生产，定名为五○式冲锋枪，生产了3.6万支，枪弹720万发。苏联1943式ППС铁柄冲锋枪图纸转让给中国后，中国于1954年仿制出来，称为五四式冲锋枪。
苏联在战后淘汰了ППШ式和ППС式冲锋枪，改用АК47式突击步枪，设计师为米哈伊尔•卡拉什尼科夫。这是一种世界名枪，世界各国纷纷仿制，据说数量达到5000万～7000万支。20世纪70年代一位西方轻兵器专家说：美国出口可口可乐，日本出口索尼，苏联出口卡拉什尼科夫。АК47式突击步枪图纸于1955年1月转让给中国，仿制出来称为五六式冲锋枪。
СКС45半自动步枪（中国仿制为五六式），РПД班用机枪（中国仿制为五六式）和АК47突击步枪，这三种枪共用1943式枪弹，因此便于战场上供应。而1943式枪弹的弹壳用的是钢材，表面覆铜覆漆，这样可节省贵重金属铜材。苏联在1951年不肯给中国上述武器，到1955年1月才向中国提供。
苏1930/33ТТ手枪（托卡列夫），口径7.62毫米，与冲锋枪共用一种枪弹。抗美援朝时期，中国按实物测绘图纸仿制出来，定名为五一式手枪，后又按转让图纸生产，定名五四式手枪。苏军于1943年制出ПМ（马卡洛夫）9毫米口径手枪，1957年转让给中国，中国1959年仿制出来，定名五九式手枪。
苏1938式ДШК12.7毫米高射机枪，1954年中国按照苏联转让的图纸仿制出来，定名为五四式高射机枪，但这种型号的机枪只能射击时速600公里的活塞式飞机。苏联1948年研制出14.5毫米ЭПУ型单管、双管四联高射机枪，可射击时速800公里以上的喷气式飞机。1955年1月，苏联将这种机枪的图纸转让给中国，中国1958年仿制出来，定名五八式高射机枪。
苏1939式37毫米（1.5吋）高射炮，射速快，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打下的敌机最多，很受志愿军官兵欢迎。但是炮弹供应不足，尽管把国内苏式装备中20个师的37毫米高射炮弹调运到朝鲜，仍然供不应求，这是停战前唯一没能按规定基数配齐的炮弹。1954年中国将这种高射炮仿制出来，定名五四式高射炮。苏军在战后的1947年研制出了В47双管37毫米高射炮，但是它的图纸没给中国。后来中国自行研制的双管37毫米高射炮于1965年定型，称为六五式高射炮。
苏德战争前，苏军装备了1937年定型的45毫米反坦克炮。但在战争初期的使用中，发现这种炮无法击穿德军坦克前装甲板（70毫米）。于是，苏联1943年又研制出57毫米反坦克炮（ЗИ2型）。随着德军不断推出新型坦克（虎式、豹式重型坦克和斐迪南自行火炮）并投入战场，苏联也在1942年研制出76.2毫米加农炮（ЗИС型），在反坦克作战中效果良好。重型加农火炮需要牵引，在战场上机动性能差，而在履带车底盘上装设固定的重型加农炮成为自行火炮，其优越性就充分显示出来了。1942年以后，苏军陆续装备了122毫米、152毫米、100毫米、85毫米自行火炮，支援坦克和步兵作战，战果优异。对这种武器，二战中中国译名为自动推进炮，刘伯承译为自行火炮，台湾称为自走炮，都是指履带车上的固定火炮。
苏式57毫米反坦克炮，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使用中战果不佳，因为远距离使用这种反坦克炮的战机少，又需要牵引机动，在近距离作战还不如国产的五七式无坐力炮。但苏联在提供给中国的60个师的武器中，仍然将这种炮作为制式武器编入独立反坦克炮营。中国按苏联的图纸生产，于1955年仿制出来，定名为五五式。不久以后，中央军委决定改用苏式76.2毫米加农炮取代。
76.2毫米加农炮（60个师的装备中每个炮兵团装备1个营，12门）在朝鲜战场上可用为炮兵群中的制压、支援火炮，射速快，较受欢迎。中国于1954年仿制出来，定名五四式加农炮。但这种武器也是苏军淘汰的。苏联在1948年研制了一种新型85毫米加农炮，重量轻，性能优越，取代了二战中的76.2毫米加农炮。1955年苏联才将新型加农炮图纸给中国，中国1956年仿制成功，逐渐取代了76.2毫米加农炮。1957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130毫米和152毫米加农炮图纸，中国1959年仿制出来，称为五九式加农炮。
苏联的1937式82毫米和107毫米迫击炮、1938式120毫米迫击炮，都提供给中国，并用在了朝鲜战场上。此前中国可以生产60毫米和82毫米迫击炮，太原阎锡山的兵工厂还生产过一种迫击炮，叫150毫米臼炮。
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大量使用国产的82毫米迫击炮和炮弹。苏联于1952年把82毫米、107毫米、120毫米迫击炮图纸提供给中国，107毫米迫击炮是可分解用骡马驮载的山地迫击炮，中国只生产了一部分。制式化时期，82毫米迫击炮为营属迫击炮，120毫米迫击炮为师属炮团、团属炮营火炮。中国按苏联的标准，1953年仿制出82毫米迫击炮，1955年仿制出120毫米迫击炮。1955年1月苏联把1943年式160毫米迫击炮图纸转让给中国，中国1956年仿制成功。但160毫米迫击炮笨重，射程不够远。60年代后，中国自主研制开发，除生产出新型120毫米迫击炮外，还研制出性能更好的100毫米迫击炮。
沙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能生产122毫米、152毫米、203毫米、305毫米榴弹炮。十月革命后改进，生产出1937式加农榴弹炮，1938式122毫米榴弹炮，1943式152毫米榴弹炮。1951年10月徐向前在莫斯科谈判时，苏联答应提供152毫米（6吋）口径榴弹炮以下的苏式枪炮图纸。中国于1954年生产出仿苏122毫米榴弹炮，1956年仿制出152毫米榴弹炮。但苏联没有提供给中国加农榴弹炮图纸，中国在1966年自主研制出了152毫米加农榴弹炮。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349节
苏联提供的第一批高射炮图纸，除单管37毫米炮外，还有85毫米、76.2毫米高射炮，构成高、中、低对空火力层次。但在朝鲜战场，野战85毫米高射炮和76.2毫米高射炮因人工操作，特别是人工标定爆炸引信，延误时间，又不准确，故而打下的敌机少，只是对敌机构成威胁。由于敌机飞行员每次飞行都在航图上作出中国高射炮火力配置的标记，志愿军便采取游击方式，经常转移高炮阵地，使敌飞行员以为到处都有高炮，出航时顾忌颇多。
对用于城防的85毫米高射炮，苏联研制出计算机自动指挥系统，可使数门高射炮同步联动，自动测定方位角、高低角，标定爆炸引信，指挥员只需按电钮发射。1954年6月，苏联主动向中国提供这种新型85毫米高射炮图纸，1954年12月又出售给中国С19型100毫米高射炮48门，装备了2个团。1955年4月，苏联还向中国出售过С60型57毫米高射炮64门，装备2个团，并转让生产图纸，而这是40年代后期苏联新研制的产品，性能更好，也配有自动指挥仪。于是，中国先仿制了57毫米和100毫米高射炮，1959年仿制成功，当时没有仿制85毫米高射炮。60年代末，考虑到100毫米高射炮的重量过大，不适合江南水网较密的地形，又开始研制85毫米高射炮，1972年定型投产。
关于坦克和自行火炮。Т34中型坦克在二战中是十分优异的坦克，德军将领曾建议德国仿制。但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这种型号的坦克同美国的М26、М46坦克相比，就不占优势了。1947年，苏联在T44坦克（未成批生产）的基础上研制出了Т54坦克，50年代初又研制出可防原子武器的Т55式新型坦克，于是就把Т54坦克的技术资料转让给了中国。在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设的坦克工业中，作为中国工厂的首批产品，装有100毫米口径炮的五九式坦克生产了出来。在苏联提供给中国的10个坦克自行火炮团中，有60辆ИС2和ИС3型重型坦克，这是二战后期的产品。战后苏军装备了ИС4新型重型坦克，在十月革命节莫斯科红场检阅中出现，使外国来宾耳目一新。这种新产品没有提供给中国。10个坦克自行火炮团中还有40辆СУ122自行榴弹炮，是苏联1943年的试验品，在Т34坦克底盘上装122毫米榴弹炮。这种炮弹道弯曲，而支援坦克作战需要初速大、弹道低伸的加农炮，因此苏联即停止生产，改产122毫米加农炮装在ИС2坦克底盘上，即为122毫米自行火炮，射程20公里以上。
朝鲜战场自1951年夏战线稳定后，坦克已不能发挥其快速突击和机动的特点，只能使其火炮发挥作用。美国陆军师中编有149辆坦克，除曾以小编队短距离出击外，多是以个别坦克在前沿作固定发射炮使用，因坦克炮初速大，弹道低伸，弹丸出膛速度快于出膛音响，往往是击中目标爆炸后才被得知，对志愿军前沿阵地守军威胁很大。而ИС重型坦克上的122毫米加农炮射程远，用来打敌军前沿的固定坦克效果很好，迫使敌前沿的固定坦克不得不转移阵地。据苏军坦克团官兵讲，二战中这种ИС-2重型坦克在紧急情况下要自行炸毁，以免落入德军手中。但这种坦克苏联只卖给中国60辆，后来中国又在旅大有偿接收了18辆。
而60个师的76.2毫米自行火炮是1942年在苏军中试用的轻型火炮，以Т70轻型坦克为基础，在其履带底盘上装76.2毫米炮。按苏军经验，2-3辆坦克作战需1辆自行火炮支援，其火炮威力要大于坦克炮。德军入侵苏联时使用的Ⅲ型坦克（装37毫米炮）、Ⅳ型坦克（装75毫米炮），在Т4坦克（装76.2毫米炮）、КВ重型坦克（装76.2毫米炮）面前处于劣势，后德军在1942年把虎Ⅰ重型坦克（装88毫米炮）投入战场，使苏Т34、КВ坦克受到威胁。苏军于1943年在Т34坦克上改装85毫米炮，并以КВ重型坦克为基础研制出ИС1重型坦克，也装85毫米炮，但对付德军虎Ⅰ型坦克仍然不占优势。于是1944年苏联推出了装配122毫米加农炮的ИС2重型坦克，使德国虎Ⅰ型坦克失去了优势。
苏联在1942年试制出76毫米自行火炮，因火力小于Т34的85毫米炮，于是用ИС2重型坦克底盘装122毫米加农炮，制出122毫米自行火炮。同时，苏联还推出85毫米、100毫米、152毫米自行火炮，用于支援Т34和ИС2坦克作战。而76毫米自行火炮则改用于支援步兵作战。
在卖给中国的60个陆军师的装备中，苏方确定的坦克自行火炮团配置为Т34坦克24辆、76毫米自行火炮16门，而76毫米炮很难支援装85毫米炮的Т34坦克作战。由于当时中国方面缺乏现代技术兵种兵器在战场使用的知识，就稀里糊涂地接收了960门76毫米自行火炮。另外，在卖给中国的10个坦克团装备中，每团配置Т34坦克30辆、ИС2重型坦克6辆、122毫米自行火炮4门。本来自行火炮按规定应配122毫米加农炮，但苏联却为了做试验而安装了122毫米榴弹炮，也是欺负中国人不了解情况。
在陆军接收的旅大基地苏军装备中，有357辆坦克自行火炮，这是中国接收的第三批，也是最后一批坦克自行火炮。有关的详细型制数据没有查到，但据相关材料推断，应包括ИС2重型坦克18辆、Т54坦克16辆、Т34坦克224辆、СУ100自行火炮99门。中国用以编成1个机械化师（3个机械化团、1个坦克团、1个重型坦克自行火炮团、1个榴弹炮团、1个高射炮团，共7个团），还用其他苏军装备编成1个野战高射炮师、1个反坦克炮师、1个加农炮兵旅（152毫米加农榴弹炮、122毫米加农炮各2个营）。
朝鲜停战后，彭德怀一再强调尽可能不再购买苏联的武器，只进口一些高性能的武器，如米格17、米格19飞机，57毫米、100毫米高射炮，С75地对空导弹等，不再进口坦克，待本国能生产坦克后再扩建坦克部队。目前部队掌握的武器主要用来训练，训练要走在国产武器生产之前，不能在可成批生产时才训练。
现代战争离不开汽车，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以租借法案向苏联运去了各种车辆46万多辆。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说：“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我们怎么能够从斯大林格勒推进到柏林！”
新中国成立时，全军拥有缴获的和东北军区购自苏联的汽车共24000余辆。1950年10月志愿军出国作战，共有汽车1300余辆（3个汽车团700多辆，4个军各100余辆），仅第一个星期就被敌机打坏217辆。从志愿军1950年10月19日夜出国到12月底的72天中，国内给志愿军补充汽车12486辆，损失6646辆，送回国内修理438台，受损率达60%以上。到1953年朝鲜停战，共拨给志愿军汽车21728辆，其中损失7729台，上交修理8436辆，所剩不足一半。
朝鲜战争开始时，苏联答应在1950年12月15日以前为志愿军提供3000辆汽车，但难解燃眉之急。11月5日，周恩来与扎哈罗夫会谈时，催促苏联务必于11月内将中国所购第一批汽车运到。周恩来说，“现时汽车第一，坦克、大炮都可以放在汽车后”。11月17日，周恩来又致电斯大林称，由于敌机轰炸，“车辆不足”，“粮食和冬季服装不能及时运到，部队正在忍饥挨饿”，而中国能够紧急动员的车辆只有200辆。周恩来恳请斯大林下令先借用苏军旅顺基地的500辆旧汽车。斯大林当天便回复，立即在满洲里站向中方交付新车，11月20日移交140辆，11月25-26日移交355辆。此后，苏联的汽车源源不断地运送到朝鲜前线，仅1950年即达5000辆，1951年中方又提出购买12000辆。到战争结束时，全军拥有各种汽车71000余辆，这其中包括运输车、指挥车，以及随60个步兵师、10个坦克团装备和炮兵、工兵、防化兵、防空军、公安军、海军、空军购买苏联装备时配置的特种车（牵引、工程修理、加油、消防清洗、通信、移动发电等专用车辆）。在中国能够自产汽车之前，军车的来源主要是购自苏联。
1956年10月，我国在苏联帮助下建成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能力虽能达到年产运输车3万台，但因原材料不足等缘故，达不到设计规模，年产仅2000～3000辆，而特种军用车辆在整个50年代仍依靠从苏联进口。到1958年，全军车辆92000余辆，增加的数量基本还是购自苏联。从60年代起，中国开始自主开发研制各种军用特种车辆，经过25年的努力，到1985年，全军拥有的各种车辆的国产率达到90%以上，结束了军用车辆依靠进口的历史。
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对志愿军在朝鲜三八线上顶住美军起到了首要的作用，使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在短期内起了质的飞跃，用彭德怀的话说就是，短短几年超过了旧中国几十年的建设。当然，苏联向中国出售的陆军武器制式落后陈旧一些，有些还是苏军的淘汰退役品，但毕竟是经过战争考验的，我们不能仅以部分枪炮的状况，而否定苏联武器对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作战力量所起的主导的、积极的作用。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350节
据解密的俄罗斯档案证实，1954年9月赫鲁晓夫首次访华前，在苏共中央 团的会议上就力排众议，提出应全面提升援华质量并派出一万名优秀专家。同年11月起，苏联向中国提供了米格-17样品及全套资料，中国于1956年仿制成功并命名为歼-5歼击机。
赫鲁晓夫对华提供常规武器技术比较大方，除政治需要外，重要原因在于他认为核武器在未来战争中起决定作用，1954年国庆节赫鲁晓夫访华时，毛泽东首次向他提出能否在制造核武器方面提供帮助，赫鲁晓夫马上以中国电力不足予以婉拒，并说有苏联的“核保护伞”就可以。这一态度说明苏方在尖端武器方面仍想保持垄断而不愿援助。
由于苏联拒绝提供核技术设备，中国在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时对核项目只确定预研，然而随后却出现了一个宝贵的历史机遇。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东欧随后发生政治动荡，苏共中央 团内又掀起倒赫风潮。1957年6月末，赫鲁晓夫在掌握军队的朱可夫主持下，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打倒了多数中央 团成员，却仍未摆脱内外交困的处境。7月上旬，赫鲁晓夫派 团委员米高扬来华介绍情况，毛泽东主持中共开会研究后，考虑到赫鲁晓夫是苏共领导中比较好打交道的一位，决定表态支持苏共中央的决定。
鉴于赫鲁晓夫在政治上有求于中国，7月18日聂荣臻提出应与苏方交涉核技术援助，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后马上做出安排。此次苏方反应空前迅速，7月20日苏联驻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代表政府答复同意。据解密的俄罗斯档案证明，赫鲁晓夫是不顾苏联军方坚决反对，决定了对华提供核技术援助。1957年10月中苏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规定苏联向中国提供原子弹、导弹样品并帮助建立核工厂。11月上旬毛泽东赴苏访问，在六十一国共产党会议上表示支持赫鲁晓夫战胜“反党集团”，并拥护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的“为首”地位。
苏联对《国防新技术协定》的履行起初还能如约，于1957年末对华提供了射程500千米的P-2导弹(由缴获的德国V-2导弹改进而成)。这虽远不及苏联刚试验成功的射程达8000千米的战略导弹，但毕竟使中国导弹事业起步有了最早的样品。翌年，苏联帮助中国设计了一系列核设施并提供了所需设备，派出近千名专家，建成了湖南和江西的铀矿、包头核燃料棒工厂、酒泉研制基地、新疆核试验场。1958年9月，苏联援助的7000千瓦重水反应堆建成，直径1.2米的回旋加速器也运到移交，中国正式进入了核工业建设和研制核武器的新阶段。
赫鲁晓夫虽说“我们对中国同志没有秘密”，但在核弹、导弹援华方面一开始便带有勉强性，许多项目都有保留。据当年来华专家在九十年代发表的回忆录称，他们奉命只能介绍1951年以前的原子弹设计方案，对氢弹技术更不许提及。中方在认真学习苏联的技术并引进设备时，核武器研究一开始便以本国专家挂帅，自行制定研制规划。这种“以我为主”的原则使外援中断后研制工作仍能进行，保证了“两弹一星”事业的成功。
1961年苏联援华曾短期恢复，翌年断绝后中国完全靠自我发展。
中苏关系在斯大林去世后的几年内发展到最亲密程度，然而自1958年起便因苏方提议在华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而出现裂痕。这年7月，毛泽东在北京当面怒斥赫鲁晓夫，认为他的提议损害了中国主权。这位经常不讲原则且随心所欲的苏联领导回国后，便想中断核技术援助作为报复。不过考虑此举会严重损害中苏同盟关系，赫鲁晓夫近一年时间内犹豫不决。据他本人和原苏联核工业部门领导人的回忆录称，已放入铅封桶的原子弹样品装上准备去中国的火车达半年之久，发车或卸车的命令却一直迟迟未下。
中苏两国领导人因“联合舰队”出现争吵这一偶发事件，表象是个人性格。然而从更深层次考察，可以看出中国的崛起必然威胁到当时美苏想主宰世界的格局——中国的体量太大，抗战时期以弱国还盟军四大强——中苏两国间出现矛盾不可避免，只是双方若处理得当，可以不形成后来那种严重对立。1959年6月，赫鲁晓夫鉴于同美国商谈限制他国发展核武器的需要，终于致信中共中央表示“暂缓两年”提供原子弹样品，届时视情况再定。对这一背信行为，中国领导人表示了极大愤慨，后来自行研制并用于试验的第一颗原子弹便以“596”作为代号。1960年春，中共中央开始发表一系列“反修”文章，双方围绕着如何理解马列主义的理论问题论战升级。同年7月，赫鲁晓夫决定撤回全部专家，中止多数合同，对华的导弹与核技术援助全部停止。
赫鲁晓夫中断对华援助，伤害了中国领导人和群众的感情，80年代的苏联领导人追溯历史时也认为这一最大战略失策从长远看也伤害了其本国利益。不过从中国“两弹一星”事业的进程看，苏联前期的援助还是大大节省了中国的研制时间。周恩来总理最后两任军事秘书周家鼎、王亚志，都亲自参与中苏“两弹一星”的协商，他们实事求是评价说：苏联中断合同撤走专家，留下一堆“半拉子”工厂，却毕竟比我们白手起家要好得多。
苏联中断援华，是想以此压迫中国领导人在政治上让步，却激发起一轮批判“修正主义”的声讨浪潮，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也提出要提前还清对苏债务以“争一口气”。当时赫鲁晓夫鉴于战略上同美国对峙，仍想争取中国支持，使两国关系一度有所好转。1960年末刘少奇访苏受到隆重接待，1961年2月赫鲁晓夫又主动提出准备借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并转口50万吨古巴糖(后中方为维护自尊只接受古巴糖而未接受苏方粮食)，3月间又致信毛泽东称愿提供苏军现役的米格21战斗机和生产技术资料。考虑到国防事业急需，中方随即派刘亚楼率空军代表团赴苏，达成了购买引进协定。同月，苏联政府又主动提出中国对苏欠款可推迟偿还并不计利息，4月间双方就此达成协议。
中苏关系的好转为时不久，便因1961年秋苏共召开二十二大时双方在政治上的意见分歧而转向恶化。1962年10月，当古巴导弹危机出现时，赫鲁晓夫为争取中国支持，曾对中共中央表示赞同对印度实行反击，中方出于当时的政治观点仍批判苏联采取的是“冒险主义”和“投降主义”。赫鲁晓夫出于报复，于同年11月间在米格-21战斗机的技术资料还未最后交齐时便停止这一援助项目，中苏军贸从此中止。直至苏联瓦解前夕，中国以购买苏-27战斗机为开端才恢复了军购。
苏联已经是过眼烟云，后人评价中苏这一分歧，大体的原因如下：1、苏联领导人以历史继承性沿袭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造成中苏关系不平等，给予中共领导人极大的愤怒，如果奴颜卑气，何必万里长征搞革命？2、中共以极弱小的集团而崛起，考的是大无畏的精神和学习的能力，在不断的进步过程里难免在陌生的环境里不懂技巧，国际外交是最需要复杂的技巧的，中共在和苏共搞交往的时候，基于共产主义大家庭的信仰有非常强烈的平等思想，力量不足需要求人的现实和内心的自尊产生激烈冲突——来自亲人的伤害肯定比外人的侮辱更具有杀伤力，共产党人什么时候因为日本鬼子的计谋而伤心？3、中国是大国，中国的复兴和崛起必然引起国际政治的大改变，中国周边的所有国家和在世界上有影响的大国都必然不高兴；4、赫鲁晓夫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和毛泽东对中国崛起的紧迫性——更有一点，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轻蔑，如果是斯大林，毛泽东只好采取比较温和的斗争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