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36节

中共推荐候选人落选，一个方面是候选人本人有问题，一个方面是党的提名机制有问题，另一个就是人大代表故意落选中共推荐候选人。
1993年意外卷入省长选举的葛洪升、万学远、陈士能、王朝文这四位，后来的政坛经历都非常的平稳进步，既没有进入顶层，也没有被抓贪腐。
1993年，浙江和贵州省长选举出现变局，牵扯不到这四位的个人评价，因为他们后来都非常平稳。
但是，站在中共的角度，自家是否有问题是一回事情，政权失控是一回事情。东欧各国共产党丢失政权大多是从议会开始。
执政党能够执政，首先是控制政权。
葛洪升、万学远、陈士能、王朝文这四位都是共产党员，无论谁当选都没有改变共产党执政的格局。但，共产党推出的候选人落选的逻辑推导是非共产党干部也可以当选为省长，那么政权就丢失了。
中国一共多少个省？
所以，在1993年之前，江泽民就把目光盯着了人大，可见是非常有洞悉力的。
基于这一新的执政思考，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就要求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实现党的领导的主要途径。于是，从 90 年代初期就开始试行党委书记通过法定程序兼任人大主任的执政模式。在 1992 年党的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目标之后，1993 年 3 月完成全国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换届和组织建设，中共中央 江泽民任国家 和军委 ，政治局常委乔石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李鹏任国务院总理，李瑞环任政协 。国家 、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和政协 这三个原本荣誉性的职位，和拥有实际权力的国务院，开始由中共最重要的领导核心人物担任，中共不肯给政治敌人可乘之机。
在地方人大，省委书记出任人大主任的比例也开始大大增加。
从 1992 年中共中央在有关省、市、自治区换届选举的文件中提出可以提名当地省委书记作为人大主任的候选人而出现省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的现象之后，1997 年继续坚持了 1992 年的做法。在 2002 年开始的各省市自治区换届选举中，中央则统一要求，各省委书记除非位列中央政治局委员，一般应被推荐为本省人大主任的候选人，以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国、依法执政的新的治国方略和执政方略。于是，地方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的政治模式开始逐步推广和普及。1993 年，全国各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中，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的有 10 个，党委副书记兼任人大主任的有 9 个；1998 年，全国各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中，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的有 13 个，党委副书记兼任人大主任的有 4 个； 2003 年，全国各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中，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的有 23 个，党委副书记兼任人大主任的有 4 个。这就是说，到 2003年全国地方政权换届完毕，在省、直辖市、自治区一级，除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党委书记的几个省、市、区以外，几乎全部实行了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的新模式。 2008 年 1 月，全国完成地方换届之后，有 24 个省、自治区的人大常委会主任由当地的省、自治区的党委书记兼任，延续了此前开始推行的地方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的模式。只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省、直辖市、自治区委书记的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广东、新疆等六地和较特殊的西藏自治区没有实行这种模式。在 2008 年换届选举中，列确连任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同时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在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一级推行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的同时，全国各地的县市和乡镇一级也广泛实行了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的新模式。
地方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作为一种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创新，必然会引发各种各样的问题，引起复杂的议论。其积极层面，是人大、政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共产党在以党治国的大前提下，更加重视依法治国和统一战线，当然这个法律也是符合共产党管理的法律。
江泽民实验地方党务一把手兼任人大一把手的时候，邓小平还没有南巡讲话，还完全有控制政局的能力。从那个时代到今天已经过去了20多年，中共的领导人已经从二代、三代、四代延续到第五代，在这样一个漫长的时间段里，中共对于人大的控制是愈来愈紧。
党政分开，是邓小平改革的基本决策，已经没有了调整的缓冲，但为了控制政权，中共在延续党政分开的大前提下，以党的领导权兼并人大的决定权，从而更加紧密的控制国家政治。
邓小平默许了江泽民的党务领导人兼任人大领导人的实践。
保持红色江山不变色，是谈论一切国务的大前提。
1984年，赵紫阳通过万里、田纪云向邓小平反应国务院工作受到胡耀邦太大的控制，赵紫阳亲自写密信向邓小平告状，这一切并没有动摇邓小平对胡耀邦的信任：在威信不能威震四海、在能力不能掌控全局的情况下，利用职权树立权威也是一种可以考虑的选择。
坊间一个笑话。领导人跑到纪念堂去诉苦，我的工作好难做。纪念堂里说：你进来，我出去，吓死这群王八蛋。
笑话固然是笑话，但如果他老人家出来，整个世界都要哆嗦，别看有些人骂得凶，也不过是当面狗熊背后大胆而已。
威信是最可怕的无形资产。
1986年10月，中共核心层达成了胡耀邦下台的共识。
我个人认为，对于曾经引起20世纪80年代后期政治地震的胡耀邦下台事件，对于坊间种种同情的流言，评论家低估了邓小平的思考。
三起三落的邓小平不是一个容易欺骗的人，但是，不管从什么角度看，胡耀邦泄露自己的私密谈话是绝对的事实。
不管在什么时刻，都有领导人的私下交流，在通讯设施极端发达的今天，国际上的领导会晤贴近交流都是不可或缺的。在任何时代，保密都是政治家的基本素质。
胡耀邦泄密事件的本身，充分说明他不是一个合格的领导核心，因为领导核心要接触无数的秘密，有些秘密要永远带到棺材里去。
如果，1986年10月不最终决定胡耀邦下台，邓小平永远不会公开赵紫阳的1984年密信。
除了政治泄密，还有一个决定胡耀邦下台的个性原因，就是他确实有逼迫邓小平离开军队的嫌疑。
1989年因学潮而离职的赵紫阳，在自己的回忆文章中谈到非常重要的“陆铿访谈胡耀邦事件”。
陆铿，云南保山人，1919出生，资深记者，据说做过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学生。毕业于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新闻专修班，后任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号称是中国最早的广播记者，在一次转播宋美龄园游会节日中崭露头角，被于右任、邵力子推荐，随盟军总部在欧洲战场采访。
陆铿，有才，与时代精英有密切交往。
抗战结束后，陆铿加入国民党，一度出任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副总编辑兼采访主任。在此期间，他在《中央日报》上“揭露”孔祥熙、宋子文贪污外汇美金，轰动一时，并在蒋介石面前痛阵利弊，还拒绝透露消息来源。1948，南京政权有过一次“竞选副总统”的活动，陆铿做为竞选人之一于佑任的发言人，在讲台上与竞选对手李宗仁的发言人程思远辩论，唇枪舌剑，风头劲健。
1949年4月，解放军已饮马长江，锐不可当。南京国民政府“迁都”广州。
陆铿在广州创办《天地新闻》，一方面因一篇《台湾难官百态》的报道揭露了国民党官员在台湾的贪腐现象而得罪了国民党内高官特别是CC系的人，另一方面又在另一篇报道中准确预测出共产党部队的渡江地点。前一篇报道得罪了国民党人，后一篇报道为腐败者以陆铿通敌而铲除他提供了借口。
这两个月的监狱生活使得陆铿有了“坐过国民党的牢”的资历。
风雨飘摇的时代，离开山西南逃的阎锡山于6月10日在广州正式担任“行政院长”，处于“入阁拜相，主宰朝纲”的地位，经过他和于右任的斡旋，陆铿不但出狱而且内定为“内阁发言人”，可见他和阎锡山的关系非同一般。
积极一点进价，陆铿是一个花痴，难听一点，就色鬼了。
当时陆铿与南京中央大学的校花杨惜珍结婚不久，杨还在昆明家中。陆铿自香港飞昆明，欲接走家人。

@主动被代表 730楼 2014-04-13 17:33:47
33一36都健康啊，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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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一节都健康。我这人从来不崇拜人，因为是人都犯错误，所以从来不高估自己。我写的东西，估计里面错误不少，没什么了不起。但，有一点，不管对于任何人，都凭自己的思考评价，绝对没有集团利益限制。我虽然是共产党员，但也绝对不忌讳共产党曾经犯过极大的错误，也确实给民众带来极大的灾难。但，蒋介石的国民政府错误更大，至于曾经的运动分子，我认为他们政治太幼稚了。

@yc雨花石 639楼 2014-04-05 19:54:40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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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佩王族 673楼 2014-04-10 11:49:11
首先是警4团的政委，有些材料是刘国祯。警4团初建，还没有彻底摆脱国军体系限制，罗志敏担任政训处主任，后改政委。刘国祯是副团长。
一些材料显示， 江西莲花人刘国祯，1911出生，1930年参加革命，1933年在红军补充团任战士，1934年北上参加长征，从此杳无消息。
陈先瑞有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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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刘国祯
非常感谢你的提示。
我囫囵吞枣看了一下《陈先瑞回忆录》关于刘国祯的内容。
《陈先瑞回忆录》中“刘国祯”是“刘国桢”。
1937年，陈先瑞的陕南红军改编为警四团，团长陈先瑞，政委是李隆贵，参谋长杨焕民（开国少将）。
当时陈先瑞主动要求去抗大高干班学习，结果在1937年冬天，政委李隆贵弄了几百大洋潜逃到国民党那边去了。毛泽东亲自约见正在学习的陈先瑞回部队稳定军心。正在留守兵团的718团政训处主任罗志敏调任警四团政委。所以，很多材料显示警四团第一任政委是罗志敏，其实是李隆贵。
不久，警四团参谋长杨焕民去抗大学习，抗大学生刘国桢调任副团长兼参谋长。
走了一个参谋长，来了一个副团长兼参谋长，一个方面说明刘国桢军事能力比较可以，另一个就是控制军队。
中共有许多山头，这个不能否认，毛泽东的办法就是调干部。李隆贵潜逃，来的罗志敏是老红一方面军的转红二方面军的干部，派系不分明，但可靠。刘国桢是红一方面军的干部。这样一来，警四团的干部就成了五湖四海。
参谋长是一个极其业务的干部，军事修养要高，刘国桢能够兼任，特别是到其他山头工作，应该是有能力的。
但是，刘国祯一直到1938年才给安排工作，大约与他的资历太浅有关，所以学习的时间也长一些。
1938年5月，抗大学习归来的陕南干部刘健挺担任参谋长，刘国桢就是专职副团长。
陈先瑞回忆录很清楚的回忆了警四团前期的工作，但极少写刘国祯的共事经历，大约合作的很一般。
1939年，陕甘宁的炮兵团一部和鄜甘独立营合并为特务团，刘国祯调任团长，炮兵团政治处主任袁光担任政委。
从现在看到的材料看，1940年冬，特务团团长仍然是刘国祯，政委是袁光。
陈先瑞回忆，1941年8月，陈先瑞的警四团和特务团一起划入文年生的警一旅建制。陈先瑞任副旅长兼警四团团长。这个地方，陈先瑞没有谈到特务团的团长。
陈先瑞回忆，1943年1月，警1旅整编。整编内容是警1旅的3、4、8团和关中保安第1、3、4团合编为新的警1旅。警8团与保4团以及警3团两个营为新的警1团，警4团与警3团一部为新的警2团。其余部分为3团。
抗战结束后，文年生带领警1团大部去了冀热辽，然后进入东北野战军第八纵队，然后经45军这个序列进入54军，成为一直保留到今天的瑞金团。
1944年10月，陈先瑞的警2团与770团合编为3支队，在王树声、戴季英指挥下去了河南。然后是解放战争的中原突围，770团最后丢失了种子，而陈先瑞的基本部队经过分流后，其一部在1948年9月21日，在新的警1旅序列内进入西北野战军四纵，然后是4军10师。1952年10月，4军10师撤编，师部成为新成立的炮兵第10师师部，部队编入第11师，番号是新疆军区独立第11摩托化步兵师，即乌鲁木齐69240部队。
1943年1月，警1旅整编的时候，已经没有了特务团的序列。
这个特务团，一个可能是并入其他部队，一个可能是外调。
团政委袁光的履历有一个阶段是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秘书处处长和绥蒙军区骑兵旅政治部主任。
袁光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秘书处处长的阶段应该是特务团脱离警1旅建制的阶段。特务团可能被拆解了。至于特务团的归宿，也可能去了塞北军区，他成立于1942年，正好处于1941年到1943年之间，如果有此可能，就容易解释袁光在抗战后到绥蒙军区骑兵旅任政治部主任。一般来讲，干部有跟随老部队的传统。
但，刘国祯线索还是中断。
在战争时期，确实容易有干部因为这样那样原因脱离部队而放单飞的情况。特务团一个团长，不是大人物，也不是小人物，他的战友大多是将军。
一般来讲，一个人丢失于历史记忆深处，一个是确实没有了材料，另一个就是别人不愿谈起。
陈先瑞、袁光、罗志敏、刘健挺都是将军，如果关心刘国祯，也许有一些线索，但他们都选择了不张嘴：1、刘国祯可能牵扯一些秘密；2、他的性格可能不好，正如陈光，能打仗，但万人嫌，所以历史空缺了。

@yc雨花石 728楼 2014-04-13 15:08:10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36节
中共推荐候选人落选，一个方面是候选人本人有问题，一个方面是党的提名机制有问题，另一个就是人大代表故意落选中共推荐候选人。
1993年意外卷入省长选举的葛洪升、万学远、陈士能、王朝文这四位，后来的政坛经历都非常的平稳进步，既没有进入顶层，也没有被抓贪腐。
1993年，浙江和贵州省长选举出现变局，牵扯不到这四位的个人评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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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中雨雾飞 732楼 2014-04-13 17:51:01
记得你将要开贴写陈光时，嘉靖已经预言道这又是一篇不知所云的大杂烩，果然，陈光变身成了改革开放后的官场斗争，你一个小教师了解多少高层内幕，竟然头头是道，唾沫星子乱飞，当然你万变不离其宗的还是捧老毛的臭脚，这篇帖子注定和姜维一样无疾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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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嘉靖先生的评价和关心。我发《姜维》的时候，他第一个给与关注。
嘉靖先生，是高级知识分子，是论文写手，水平当然与我一个农村教师不能同日而语。
我那个《姜维》虽然读者群不多，虽然长，但我也坚持写完了，也确实“无疾而终”了。
我实在不明白：我哪里捧毛泽东的臭脚？
我父亲在世，我们不能讨论政策，一说话就掐，因为我批判毛泽东的太厉害。1990年我在大学里，和一个毛泽东的粉丝曾经公开打架。如果这个朋友看到别人说我捧毛泽东的臭脚，会苦笑不得其言。
我这人从来不崇拜人：雨花石眼里从来没有完美的人。
反过来，我这人也从来不彻底否定人。
我评价人物的基本观点：1、一定要对那些已经被否定的人物给与一个解释，比如秦桧、比如慈禧、比如康生，而且尽最大限度找出他们的积极层面——批评一个人一定不能刻薄，一定要留分寸，一定不能让我们后人骂我们党同伐异，我们一定要为与我们思想不一致的人留下一个墙脚；2、对于自己相对喜欢的人物，一定要谨慎，一定要指明他的缺点。
我认为，如果一个人赞美一个人而认识不到缺点，如果一个人批判一个人而认识不到优点，那么如此偏激的东西，不如不写。
至于写陈光为什么牵扯到改革开放后的官场内斗，我严肃声明：第1、陈光之所以倒霉，就是官场斗争的牺牲品；第2、陈光之所以倒霉，就是因为建国初期，叶剑英要根据广东的具体情况发展经济，而林彪、邓子恢、陶铸等人坚决要搞土地改革斗地主，也就是说，建国初期，在广东这个得天下风气之初的地方，已经就因为经济政策引发了政治斗争，陈光坚定的支持土改，得罪乃至障碍了叶剑英，于是被抓了小辫子而打倒。
延续到2014年的中国经济政策内部斗争，究其根源而言，乃是建国初期广东土改政治斗争的延续和扩大，弄不明白这一点，就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陈光为什么被打倒？也就弄不明白陈光被打倒后不久叶剑英也被林彪剥夺了权力。
陈光之所以复杂，乃至于比黄永胜、彭德怀都复杂，就在于他卷入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广东地方力量与南下的四野大军的内斗，这种内斗一个方面是经济政策，一个是山头利益。
除此之外，陈光被打倒，还与他以高级将领身份竟然私自建立军队干部培训班有关。自从1927年三湾改编，中共就开始党指挥军队，陈光不经组织批准，私自招兵，这是共产党第一大忌，三十万伏高压，一碰就死。抗战时期，延安听到关于李先念在新四军五师招兵买马拉山头，立即就出招。因为是陈光，因为是“一一四”，所以留了情，没直接枪毙，但即使如此，1956年，毛泽东讲话将陈光列入不能原谅的六人。
陈光很重要，但比之中共七大的中央委员黎玉还要弱一点，毛泽东能够原谅黎玉，但明确表态不能原谅陈光，可见陈光一案的复杂性。考虑陈光一案，必须从军队干涉中国政治的禁忌入手才能明白毛泽东的态度。
我这个《陈光》，好当然谈不上，长是一定长的，坦白说，现在还没有进入正题呢。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37节
1949年12月9日，云南地方实力派人物卢汉在昆明宣布起义，拒绝起义的国民党第八、第二十六军奉蒋介石之命向昆明发动进攻，卢汉与中共昆明市委组织当地人民力量奋起抗击，战斗激烈。在这种情况下，陆铿与阎锡山“内阁”的密笃关系当然使他此刻的昆明之行令新政权疑窦重重，被怀疑“代表阎锡山接管云南”，即遭逮捕，再入牢房。陆铿这次进的是卢汉的牢房，卢汉已经起义投共，此牢房顺理成章归于共产党名下。
据陆铿回忆，审查人员曾问其为何从香港回昆明。
陆铿称妻子温柔漂亮，难以割舍。审查人员不信，说，“你太太就是天仙，也不值得冒生命危险呀！肯定有重大政治任务。”
就政治图谱而言，陆铿深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断断不会投靠共产党。
以他和阎锡山的关系，他来昆明的目的不会是和共产党合作。
但，阎锡山这个已经丢失了山西老窝的行政院院长，与其说是受命于危难之间、挽江山之即到，倒不如说是应付残局等待美国干涉中国的内政。
蒋介石、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之所以拒绝共产党的1949年的和平解决条件，并不是相信国民党还有力量反攻，而是他们绝对不肯相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会眼睁睁任由共产主义的红旗席卷整个中国。他们热烈的期盼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等待和拖延，是蒋介石、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对于中国内战的基本策略。当然，蒋介石在等待的同时，努力营造台湾的巢穴。
在这种心态下，阎锡山不可能派自己的得力干部，而且是一个公开得罪过蒋介石的干部到昆明去搅和云南的破事。
从陆铿得志后的感情经历看，这家伙非常的恋情至高无上，为了美貌老婆来昆明是大有可能的。
1954年，陆铿获释，担任云南省政协委员。
从中共的安排看，应该澄清了陆铿来昆明的缘由。
但，1957年反右，陆铿以反革命罪再次入狱，关押至1975年。
在盛行翻案风的时代，凡是反右中坐过共产党大牢的都是学富五车、品格高尚、人类良知，并且统统都是被冤枉了的。
关于1957年的反右，本来的目的是共产党人欢迎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人提意见、搞建设。
这种提意见和搞建设的目的应该是有利于加强共产党的管理而不是真正的批评乃至反对。
中国的知识分子，一个个书生意气，那里洞悉这种政治游戏，一个个跳起来，毫无顾忌的发言。
然后被一网打尽。
正如毛泽东所言：“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
共产党明白，1949年一起登上天安门的人，并不都是向往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有些人并不是拥护共产党而和共产党合作，他们是因为不喜欢蒋介石而和共产党合作。解放战争后期，相当多的人和共产党合作，是因为在蒋介石的领导下，资本主义工商业无法发展。
既然三民主义无法实现，就跟随共产党建设新民主义。
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义社会的概念，简单说就共产党领导各个阶级共同建设资本主义社会，然后缓步向社会主义过渡。
但是，从1953年开始，毛泽东的国家管理方略背离了既定的路线：由共产党领导下多党联合执政过渡为共产党一党执政，民主党派仅仅参政；自由发展经济、特别是自由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过渡为彻底铲除资本主义经济、全面建设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
共产党过河拆桥，很玩弄了曾经充满幻想的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一把，也断了民主党派的根基。
要说民主党派没有意见，打死我也不信，要说有些人后悔的不得了，我绝对相信。
1953年到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相当多的工商业者和小业主，乃至于农村新的富裕者，都非常的抵制，只不过手里没有杀人的刀，无法反抗而已。
心机狠一些，就腹诽；意气些的人，可能就攻击。
1957年的反右，就是挖坑埋人。
挖坑埋人，本身并不错。政治斗争是无情的，一旦失误就可能是无数的人头落地，消灭掉政治敌人没有错误。
邓小平认为“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是必要的和正确的，简单地说，斗争本身没有错，问题是它过份扩大化了。”邓还说，“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
我在网络发现一些文章，很为反右抱不平，甚至于说：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也不是罪过。
太单纯了。
他们是用资产阶级国家的轮流政党制度看待中国的政治。
西方的政党轮流坐庄的基点是各政党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内部不同的利益集团的政治诉求，这种不同的政治诉求，虽然有利益博弈，但不是零和游戏，是权力笼子内的博弈。
但是，如果牵扯到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断不会通过选举解决矛盾。
1861年，美国的南方黑奴经济与北方的资本主义经济矛盾不可调和，南方的奴隶主不肯承认通过选票上台的林肯，于是战争爆发。
1865年，美国南北矛盾解决——以血流成河的屠杀而解决。
美国南方的黑奴经济被彻底纳入资本主义体系后，虽然出现了与北方资本不同的政治诉求，但因为已经都属于资本的范畴，矛盾斗争就以选票的模式解决。
中国共产党是以血与火的斗争走上政治舞台的，他建立的社会制度，究其本质而言，是以资本主义为意识形态的敌人。和一个公开宣布以推翻国际资本主义为最终奋斗目标的共产党和谐讨论是否轮流执政本身就是笑谈。
对于共产党来讲，你或者接受他的领导，你或者被他消灭，你或者消灭他，除此之外，所有的和谐都是暂时的需要。
1957 年，毛泽东大约划了55 万名右派。根据毛泽东的定义，右派形式上在人民内部，实际上是敌人。“文革”中把他们紧排在地、富、反、坏之后，成为“黑五类”之一，可见戴上这顶帽子就已经成为阶级斗争的对象。
1959 至1964 年间，经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争取，先后分五批摘掉了约30 万人的右派帽子，他们在以后的岁月仍然戴着一顶无形的帽子——“摘帽右派”。
“摘帽右派”，并不是否定他们的右派身份，而是党和政府出于政策的宽大，出于革命的人道主义，把帽子拿掉，给与一些右派一个接受改造的机会。
“摘帽右派”，如果不珍惜这份宽大，再翘尾巴，这帽子有可能物归原主。
1978 年4 月5 日，中共中央批准了统战部和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帽子的请示报告》。7 月19 日，又批发了关于摘帽问题的“实施方案”。这次行动跟以往有两点不同：一是全摘，不论是错划的，还是没错划的；二是改正，凡不应划为右派而被错划了的，据实予以改正，恢复政治名誉，分配适当工作，恢复工资待遇，至于没有错划的，则不予改正。
这种做法截然不同于文革前的“摘帽右派”：1、如果是错划为右派，给与平反；2、如果确实是右派，虽然也“摘帽”，但不平反。
从1978年9 月17 日文件下发，到11月中旬，仅两个月时间，全国约55 万名右派分子的摘帽工作即全部完成。至于错划右派的改正，直到1980 年5 月，即用了20 个月时间才基本结束。“摘帽”是容易的，但如果从中核实那些是真正的右派，就必须一个个审查材料、仔细推敲、权衡再三的。
邓小平始终坚持：“1957 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没有错”…… “ 1957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有太过火的地方，应当平反。但我们对它没有全盘否定”。
邓小平对于反右的评价是：“问题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扩大化了，打击面宽了，打击的分量也太重”。
扩大了多大的打击面呢？
1980 年公布错判右派而改正的数字近55 万人，而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者不到100 人。就是说每一万顶帽子中，没有戴错的不足两顶，反右斗争被错误地扩大了5 千倍。邓小平那反右本身没有错的结论就建立在这五千分之一“没有错”的比例之上。
邓小平亲自指示，不能平反的中央一级右派代表仅仅五人：即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和陈任炳。
为100多人株连了55万，太残酷了。

@阗疋殍窠 760楼 2014-04-14 23:43:14
楼主又扯到哪里去了
继续说紫阳真人呀
马上就到八八夏令营时间了
好奇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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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处于线索的发生阶段，还没有往回收，慢慢就收回去。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38节
对于这些被错误批判的先辈们，现在舞文弄墨、摇嘴鼓舌谈论时政的雨花石，充满了无限的同情和哀伤。
但是，1921年中共成立的时候仅仅50多个党员，参加一大的代表仅仅13人，这13人坚持革命到底而没有叛党（或脱党）的仅仅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何叔衡等六人，而1949年走上天安门的仅仅毛泽东、董必武二人。
土地革命时期，红军最多的时候是30万人，但大部分不是党员。
1935年跟随共产党爬雪山、过草地的红军战士大部分也不是党员。
任何一个政治集团，都有他的核心组织、外围集团和影响群众。
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曾经被推翻，推翻国民党政权的力量，一个是内部的李登辉，一个是外部的民进党。
民进党成立初期，有几个党员？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共产党不镇压真正的右派，这些被株连的假右派，由于其思想的倾向性，是否成为敌对新政权的群众力量，我不愿、也不能做出判断。
毛泽东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78年，这些右派本身已经没有了政治势力，而且因为时限，他们年龄已经都不年轻。
邓小平为什么冒着政治风险为他们平反呢？要知道，许许多多老干部老同志还没有平反呢？
邓小平非常重视这次行动，称这是“一件很必要的、重大的政治措施”。据工业、文教两部分统计，被划为右派的人中，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和专家占了60％以上，有的单位达80％。
相较毛泽东，邓小平非常重视知识分子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作用。
毛泽东虽然也知道知识分子对经济文化落后的新中国是相当宝贵的，但是，他对于翘起了资产阶级的尾巴、想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的知识分子，是毫不留情地残酷打击，他宁可再造一支属于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他甚至于舍弃知识分子队伍。
我知道你能干活，但如果不听话，我或者不用你或者除掉你。
邓小平对于知识分子不能发挥作用感到有点惋惜：“他们多年受了委屈，不能为人民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的损失”。
邓小平解放这些知识分子，并不仅仅是为了给他们讨个公道，或仅仅为他们的生计着想，更主要的是因为邓小平实现自己的现代化计划迫切需要人才。
恢复高考、知青回城和右派平反，是邓小平为社会建设寻找人才的三大途径。
邓小平对这55 万多名右派，没有像对待地主、富农那样，采取只摘帽子不予平反的办法，因为这样做，不符合他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
地主和富农，本来就是共产党人明确宣布的阶级斗争对象，是否斗争取决于时代，但斗争本身，在共产党的哲学里，不是错误，没有平反的政治逻辑。
共产党明确宣布，只要你是地主，不管是否开明，都属于敌人。对于地主，共产党的政策是剥夺财产并在政治上进行批判。
有些地主很委屈。比如陈忠实有一个《白鹿原》，那里头绝大部分地主都是无恶不作的混蛋，特别是鹿子霖，他几乎睡遍了全村的女人，他也想玩弄自己的儿媳妇。但是，主人公白嘉轩确实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如果以白嘉轩为证，很多地主的被斗争是有些委屈。
但是，共产党明确以消灭地主阶级为革命目标，不管个人是否委屈。
那么，为什么不仿效解放干部的办法，来个干脆利落， 99.98％的右派都平反了，却留下0.02％的尾巴不予改正呢？其实这个小尾巴只要稍微马虎一点就过去了。
表面看来是证明反右的必要性，为了证明反右本身没有错。
进一步追问，为什他要极费力地坚持反右本身没有错的结论呢？是为了照顾毛泽东的形象吗？
邓小平已经彻底否定了文革，毛泽东的形象已经伤痕累累，多一个反右错误，少一个反右错误，已经不能改变毛泽东的形象。
为了逃避邓小平本人的政治责任？
邓小平坚持1957年反右的必要性是否是为他担任反右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而遮羞呢？
邓小平不是怕担责任的人，他公开说过：“1957 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 呀。”
邓小平没有回避自己的责任。那么为什么揪着那一小撮右派不平反？
其实，对于他点名的5 名不予改正的右派，邓小平也是颇同情的，他要求“在他们的结论中也要说几句：在反右派斗争前，特别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曾经做过好事。对他们家属应该一视同仁，在生活上、工作上、政治上加以妥善照顾”。
在5 名真右派当中，“章伯钧同志”的骨灰已于1982 年深秋，郑重地移入了八宝山革命公墓，1986年“罗隆基同志” 90 岁诞辰时，还单独享受了全国政协主办的座谈会。
邓小平对于章伯钧、罗隆基的态度是承认他们的历史贡献，但不能容忍他们代表资产阶级与共产党争夺社会发展方向。
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看，邓小平留下这个尾巴，对于这100多人是否公平，是别有讨论的，但其充满了邓小平对于知识分子重用而并不放行的暗示。
如果全盘否定反右斗争，势必在知识分子中造成一个印象：共产党彻底否认了右派，以后可以肆行无忌的攻击共产党的领导。
1980年为右派完成平反工作，立即就出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并出现了学运。
很多朋友愤愤不平：凭什么不让我们争取自由？共产党否认民主和自由，岂不是逆时代潮流而动？
民主和自由，并不是伴随人类出现的，他是文艺复兴之后，伴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出现的资产阶级文化思潮，他呼吁人性的觉醒和人的解放。
民主和自由，也是一种社会管理思想，他适应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经济的管理。
人，在思想上自由生活；
资本，在经济上自由的运作。
那么，资本主义世界里的人的生活是否自由呢？当然并不自由，比如，没有钱就不可以竞选美国总统，没有钱，就不可以购买别墅。
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人格的自由受控于资本的自由。
只要有钱，就有了一切。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基础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封建社会，法律基石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宾莫非王臣”，君主拥有整个社会的人和资源，人和物都不是自由的。
在资本主义时代，人和资源都异化为资本，人的价值并不体现在人格和贡献，而体现在劳动力市场里的薪酬。
人的自由就是资本的自由。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继承了资本主义人格独立、自由和管理民主的思想，他认为人的价值必须与资本的价格相分离。
这个思想解释起来有些绕。
简单说：人的行为应该服务于社会需要，而不是市场需要。
比如，雷锋的行为就服务于社会需要，而不是市场需要。
雷锋的行为，是付出了资本和劳动，并没有获得资本报酬，获得的是心灵的愉悦。
雷锋，既没有牺牲于枪林弹雨，也没有惊天地而动鬼神的事业，他的行为普通而简单，他的每一个行为都可以普遍于社会实践。
谁不能冒雨护送有病的邻居去医院？谁不能捐出一点金钱奉献爱心于汶川？
但是，公允一些，面对别人的困难，我们是否实践了雷锋精神？
而因为搀扶跌到在公路上的老太太，又有多少人被敲诈被纠缠？
21世纪的中国，在无数贪官竞折腰的同时，有多少医闹？有多少碰瓷？
面对别人的困难，我们为什么退缩？因为社会的困难太多而个人的能力过于有限。
为什么出现了医闹和碰瓷？无他，舆论和道德的社会规范力量完全让位于法律规范，而法律规范又完全让位于资本规范。
从法律的角度看，只要你被别人刻意纠缠，你就必须拿出金钱。
实际上，整个社会，乃至于法官，也知道那些人是医闹和碰瓷，而所有医闹和碰瓷的存在，就是因为法律不可能绝对规范社会。
从道理讲，法律不能规范的社会漏洞，应该居委会大妈利用舆论和道德来进行社会规范。
在法律并不至高无上的时候，居委会大妈的权威是非常有力的，但今天，已经被严重弱化。

答卡佩王族论李聚奎与陈光的比较
老资格的红一师师长李聚奎的人生出了岔道。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为了发挥红一方面军缩编后大批干部的作用，也为了在红四方面军安排一些干部，中央安排红一方面军相当部分高级将领去红四方面军担任参谋长。红一师师长李聚奎去王树声的红31军担任参谋长。1935年9月9日，草地分兵后，李聚奎滞留在红31军而不能北上。
如果始终担任红31军参谋长倒也罢了，因为红31军后来得以保全，并改编为129师386旅。偏偏李聚奎又被调任红9军参谋长，最终去了西路军，然后是全军覆灭，他千里跋涉，历尽艰险，历时近两个月，于1937年2月终于找到了党中央。
从1935年9月到1937年2月，这个一年半的时间，是李聚奎人生的低谷时代，除了失败就是失败，最后是分散行动。在这个时间段里，先行北上的红一方面军获得了大发展，排序相等于李聚奎的陈光已经代理林彪的红一军团长，地位弱于他的杨得志、杨成武、邓华、黄永胜、杨勇、李天佑都进步为师级干部，已经和李聚奎等列。
这一个阶段的经历，对于李聚奎最大的损失是由独立指挥部队的军事首长转型当了高级军事助手，他丢失了指挥自己老部队的机会。
1937年红军改编，李聚奎去他曾经担任参谋长的红31军改编的386旅担任参谋长，成了陈赓的军事助手，而曾经等列的陈光担任了343旅旅长。
李聚奎很能打仗，1938年春任129师青年纵队政治委员，青年纵队辖东进纵队分流的2团和386旅771团，属于旅级建制。到此，李聚奎大体恢复了曾经的位置，这个时候，杨得志、杨勇、李天佑都还没有进入正旅级，唯独邓华、杨成武因为在晋察冀发展太快竟然进位为晋察冀独立师师级干部。
129师力量整合，李聚奎任鲁西北先遣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先遣纵队辖三个团，是一支比较强大的力量。
为了整合冀鲁豫交界处系统复杂的抗战力量，1939年6月，徐向前到山东，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山东地区出现了非常能打的统帅。
1941年春，李聚奎调任任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1纵队副司令员。
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1纵队的司令员兼政委是薄一波。把李聚奎远远的从山东调动山西来，大约就是给薄一波配一个军事副手，因为薄一波不是军事干部，而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1纵队这种统一战线性质的部队，必须由薄一波担任首长，李聚奎只能当副手。
薄一波的决死队1纵后来进入太岳军区的序列，薄一波本人任八路军太岳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原来的军区司令员陈赓只能降一格担任太岳纵队司令员。1942年9月起，薄一波任中共太行分局委员，中共太岳区委书记，成为陈赓顶头上司。
薄一波和陈赓合作的非常不愉快，为1954年留下了梁子。
1942年，薄一波的决死队1纵队改称1旅，李聚奎任旅长兼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在薄一波同志领导下，进行了开辟太岳抗日根据地的斗争，组织部队和地方民兵开展游击战争。
1942年和1943年，率决1旅并组织县区民兵共13个游击集团，齐心协力反“扫荡”，粉碎了日寇“围困沁源”的阴谋。延安《解放日报》连续发表通讯和社论称赞：“模范的沁源，坚强不屈的沁源，是太岳抗日根据地的一面旗帜。”
抗战结束，中共开始布局东北，冀热察成为极重要的通道，原定山东军事司令员林彪调向冀热察，为了加强这一地区，他的很多老部下和老部队开始云集。
在这一背景下，李聚奎任冀察热辽军区参谋长，指挥了争夺古北口的战斗。
李聚奎从七岁开始上学，这是他后来人生的一个极重要的基础。
关于学习的重要性，在本帖初期就已经有了争论。一个聪明人能够看懂箭头，但如果不能识字，看懂箭头没有意义。
比如，无论雨花石如何努力，我也绝对看不懂俄文版的苏军十大打击的军事布局，因为我没有学习过俄罗斯文字。
1946年，国共美在北平设立军调部，有文化的李聚奎奉命参加北平军调部工作，任我方执行处副处长。在停战谈判中，坚持原则，针锋相对，得到叶剑英同志的高度赞扬。
到军调部搞军事外交，一定要有文化基础，否则不可能开展工作。
军调部工作结束后，1946年12月，李聚奎调赴东北，1947年初西满军区成立，任参谋长，协助司令员黄克诚、政治委员李富春工作。
黄克诚是政工干部出生，李富春更是政工干部，他们两个都不长于打仗，李聚奎这个参谋长就非常重要。
李聚奎的资格很老，但和黄克诚、李富春相比就弱了，尤其人家黄克诚亲自带领三万军队进入东北，那是大股东。
李聚奎有资格、有能力，但1946年12月的东北，大的人事布局已经完成，可供他发展的空间有限。我们知道，东北野战军相当多的纵队司令后来仅仅是少将，一纵司令员李天佑才上将呢，李聚奎去当纵队司令员就有些委屈，所以，只好去二级军区干助手。
当时的军区有二线部队，但主要是负责保障。这个李聚奎有能力，保障工作做的好，1948年4月任东北军区后勤部参谋长兼西线后勤司令员、政治委员，在负责中长路以西部队的后勤保障。
李聚奎为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的胜利的保障后勤贡献很大。
平津战役后，李聚奎继续担任后勤保障工作。
1949年11月，东北野战军副参谋长陈光调任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广州警备区司令员，李聚奎担任第四野战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参与了海南岛战役的指挥。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未雨绸缪，中共调李聚奎去东北军区担任后勤部部长，为朝鲜战争提供了后勤保障。
1952年9月，李聚奎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院长。
这个时候，国家要搞石油，石油当然是政府工作，但石油大多在荒郊野滩，在当时，只能由转业部队去完成这样的任务。
后勤干将李聚奎去了，1958年，因为工作开展的问题回部队，接替他的还是部队干部余秋里。
重回部队的李聚奎还是干后勤。
李聚奎的人生，从1935年6月，就是调来调去，这种调来调去，一个反应了他有能力完成工作，一个反应了他品质高尚。
和陈光相比，李聚奎前期资历相当，抗战时期，陈光高一大截，解放战争开始，李聚奎虽然调来调去，整体是进步的，而陈光就一步一步下降，在1949年11月，二人的交集是交接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
1958年，重回军队的李聚奎补授上将，而陈光已经死了。
性格决定命运。

@yc雨花石 728楼 2014-04-13 15:08:10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36节
中共推荐候选人落选，一个方面是候选人本人有问题，一个方面是党的提名机制有问题，另一个就是人大代表故意落选中共推荐候选人。
1993年意外卷入省长选举的葛洪升、万学远、陈士能、王朝文这四位，后来的政坛经历都非常的平稳进步，既没有进入顶层，也没有被抓贪腐。
1993年，浙江和贵州省长选举出现变局，牵扯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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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中雨雾飞 768楼 2014-04-15 16:13:41
"坊间一个笑话。领导人跑到纪念堂去诉苦，我的工作好难做。纪念堂里说：你进来，我出去，吓死这群王八蛋。
笑话固然是笑话，但如果他老人家出来，整个世界都要哆嗦，别看有些人骂得凶，也不过是当面狗熊背后大胆而已。"------他出来能咋的？现在不是愚民时代，他哆嗦的恐怕站不稳吧？要吓死！！！！你这还不是捧老毛的嗅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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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你如果这样理解捧臭脚，我是不能同意的。这是一种变相的批判。比如，雨花石怕什么？蛇！雨花石喜欢什么？美女。如果一个美女站在我面前，即使是白骨精，即使是狐狸精，即使是聂小倩，即使被吸光精髓而死掉，也不过是早几十年而已，毕竟有刹那的愉悦。
如果一条蛇直接站在我面前，我就害怕。如果白娘子和我温存之后变成蛇，能不能接受，我不知道。
在我的概念中，如果让我害怕的，最多是中性词。
但是，我说的并不错，如果他真出来，很多人估计要害怕，这话并不假。比如，企业家，害怕吗？比如，发表文章批评过他的人，害怕吗？
坦白说，别看你说我捧他的臭脚，就他那个思想，估计也不能放过我。
如果他出来，继续文革，估计我就吓死了。
作为写手，批评一个人，有时不那么直接，因为一种礼貌。
我极少用谩骂的词汇批评人，因为怕现实生活。
我的意思是我不怕政治，怕人。
比如，某人谩骂雨花石，如果在现实中相遇，他能张开嘴吗？
同理，如果我以非常刻薄的语言批评某人，万一被人家的后人知道了，人家直接跑到我面前，问：你凭什么骂我家爷爷？
请问：如果遇到这种情况，谁能招架？
批评，有时必须用一种很含蓄的方式，让他本人，让他的后人心理不舒服，但还不能正面攻击。
假设，我是一个无恶不作的人，假如某人用刻薄的语言骂我，我女儿上去就给他两个耳光。社会也很难评价。
一个人，如果被人怕，即使不是坏事情，也绝对不是好事情。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39节
举一个例子，在改革开放之前，在我们这里，舅舅有一个特定称谓“舅爷”。舅爷有权力决断外甥的家务，调节婆媳关系。在过去，我们这里，舅爷是轻易不去外甥家走动的，除非给老姐姐过生日什么的，因为民间有一个约定俗成：舅爷无缘无故上门本身，就是小两口招惹老人生气，需要舅爷前来维稳。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国家领导人和普通公民平等，母亲和儿子也平等，舅爷和外甥当然也平等。
依法治国，就是所有的人都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生活，法官是唯一的社会规范裁决者，如果不违法，道德无从规范社会。
比如，从法律的角度看，在公共汽车上，只要投币，就有权力享受座位，在座位不够的情况下，按照先到者先得的原则运作。
将座位让给老弱残疾孕妇是一种美好的道德。
一个青壮年，不肯将座位让给老弱残疾孕妇是一种法定的权力，对他的规范仅仅是道德，而这种道德，就是雷锋精神。
从人权的角度看，任何人都无权谴责不肯将座位让给老弱残疾孕妇的青壮年，任何人也无权谴责别人的见死不救。
因为，在法定责任之外，任何人都有独立行使自己权利的自由。
但是，如果社会形成强大的道德舆论，道德的压力之大，迫使每一个人都必须检点自己的行为，这个社会要美好的多。
所谓共产主义，实现的大前提，就是物质极大丰富，丰富到如果正常使用，完全可以满足社会的正常需求，于是废除私有财产。
实现共产主义的“物质极大丰富”，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从某种角度看，就是可以满足每一个人对于自己生活的最高正常欲望。
1980年，我上小学三年级，开始写作文，题目大约是“美好的未来”之类的，教师的提示就是云山雾罩的瞎编。
我记得我瞎编的美好生活是每顿饭都吃白面馒头。
我们班级最能瞎吹的一个同学的梦想是每人竟然都有一辆金鹿牌的自行车。
如果以1980年的标准，我们已经生活在“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里，每一个人都应该幸福的像花儿一样。
但，我们很多人生活的并不幸福，这种不幸福来源于对比产生的心理压力。
如果从满足人类因对比而产生的心理需要的角度看，人类社会永远不能达到“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形态，比如，某人要求享有一栋楼，比如某人要求拥有一个乃至两个地球。
所以，所谓实现共产主义，一个是利用科学技术极大的发展社会生产力，一个是规范人们对于生活的物资要求。
前一个是基础，后一个是保证。
实现共产主义，就是在某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单元中，共同劳动、共同享受劳动产品。
如果夸张一点，现实中一个衣食无忧、集体拥有家庭所有收入和财富的家庭，也可以说在家庭内部实现了共产主义。
社会本来就有大有小。
实现共产主义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相对封闭的社会单元内部财富、资源的调节标准是需要而不是等价交换。
比如，在大多数家庭里，家庭成员的开支是根据需要而不是根据收入。
雨花石的妻子的收入，仅仅相当于雨花石的五分之一，但她不但比雨花石能吃，而且还更需要一点洗化用品。
中国传统的家庭，带有一定的共产主义因素，而被资产阶级的个人利益渗透的地方，家庭成员间已经个人拥有自己的财产，特别是房产，这种行为，从意识形态看，就是资本占领了伦理道德的阵地。
为什么初级的社会主义社会能够在俄罗斯（后来扩展为苏联）和中国建设？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是全人类一起斗争的目标，一国不能进入共产主义。
为什么？这与近现代大工厂生产有关。
在封建经济下，除了盐和铁之外（从西汉开始政府专营）的生活资料，自然经济形态下的男耕女织家庭几乎都能够自给，只要有男女，就可以组成社会单元家庭的存在。
资本主义机器生产开辟了新的时代，他不但要在广阔的范围获得原料，而且产品要供应广阔的市场。
比如，相对而言，日本是一个经济发达的资源短缺型国家，他虽然可以独立存在于封建时代，但在资本主义时代必须依赖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
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日本经济被重创的特别厉害，原因大约是两点：相对英德法，日本资源更加短缺，受市场影响更大；欧洲是美苏争夺的核心，法德是应对苏联进攻欧洲的前沿阵地，美国对他们的干预较轻，而日本的战略地位主要是封锁中国，1985年是中美关系和缓期，日本地位下降。
随着人口的增长，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如果离开了国际市场，不但不能发展，而且不能生存，因为相当部分国家庞大的人口总量必须依赖国际市场粮食供应，否则就有相当部分人口饿死。
俄罗斯和中国，是当今世界面积广阔而资源丰富的国家，整体人口和国土面积当量，可以独立应对帝国主义世界的封锁和军事干涉。
一国能够建设社会主义，是列宁、斯大林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的巨大突破。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马寅初就根据新中国计划经济体制提出了计划生育问题。
在旧中国，有粮你活着，没粮你饿死。
新中国是计划经济，城市里有最低保障的粮票，农村分粮要考虑人口基数，所以，除了20世纪60年代经济困难时期，人口增长非常的快。而粮食产量则受到耕地面积和科学技术的限制，一定不能跟上人口自然增长的步伐。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科技的进步，农业生产进步很快，但要维持庞大的持续增加的人口吃饭，尤其是保证营养，中国的土地资源已经不能胜任任务。
今日之中国，不但需要从国际市场进口资源，而且需要进口食物。
在特定时期，比如战争，比如经济大战，有武力为依托的产粮集团就可以控制世界。
有一个小故事。
一个携带金元宝的富翁和一个携带窝窝头的穷光蛋被困于大洪水。穷光蛋答应了富翁用金元宝换窝窝头的请求。洪水过去，已经饿得半死不活的富翁从已经饿死的穷光蛋那里拿回自己的金元宝重新建立自己的家园。
今日的日本已经完成了粮食自给。
保证粮食自给是任何一个民族自立的基本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如果不能满足这个条件，唯一的办法就是控制人口总量。
一旦中国的人口总量大幅度超过了自己的粮食供应能力，与中国相敌对的国家一旦坚决不肯输出粮食，那么迎接中国的就是两种可能：1、饥饿的民众彻底更改社会秩序，政府也许倒了，但覆巢之际，能剩下几个完卵？那是谁也不敢预测的事情；2、大家在强力政府控制下一起挨饿，乃至于饿死一部分人，比如中国的三年经济困难和今日之朝鲜。
少生，也许侵犯了人权，但总比可能的挨饿要强无数倍。
无论是低等级的社会主义社会，还是高等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他的实现条件一定要有一个对人的道德教育，这个教育要求每一个人都发挥自己的能力为社会做贡献，而节制自己超出社会平均水平的生活欲望。在这种社会形态下，多劳者可以多得，但不能超过社会承受限度。
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没有利用经济手段完全实现自己愿望的自由。
同样，民众也并不完全拥有利用自己的权力调节社会分配的权力。
一般来讲，共产主义的革命哲学，为了避免过于刺激拘囿于旧思想的民众的理解，往往不肯完整泄露自己的革命思想，经常打马虎眼，所以就在一些名词上打埋伏。
如果想从根本上信仰或者驳斥共产主义哲学，最好还是读《共产党宣言》去也。
关于盛行于20世纪80年代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名词，在当时的政治高层，是有特定含义的。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国社会上和共产党内就有一部分人借助毛泽东的错误否定毛泽东并进而企图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主张放弃社会主义制度。
拘囿社会现实，他们无法也不敢公开公开攻击共产党，就以“民主”和“自由”为旗帜，宣称“民主”和“自由”是人类永恒的价值观。
这种思想，从某种角度看，正好击中了共产主义革命伦理的软肋。
从理论讲，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一定要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要自发的控制自己的物质欲望，以服务于社会集体利益而控制自己的自由。

一个携带金元宝的富翁和一个携带窝窝头的穷光蛋被困于大洪水。穷光蛋答应了富翁用金元宝换窝窝头的请求。洪水过去，已经饿得半死不活的富翁从已经饿死的穷光蛋那里拿回自己的金元宝重新建立自己的家园。
今日的日本已经完成了粮食自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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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azykui 777楼 2014-04-16 12:11:52
关于日本实现粮食自给，楼主这个观点真不知道是从那个天顶星地方获得的证据，而且还反复引用。
战后，日本的粮食自给率一直在迅速下降，后来放弃了几乎所有副食品，蔬菜和油料的自给，希望能保证主粮，但是大米的自给率还是不超过五成。
日本不仅仅政治被美国控制，口粮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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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日本粮食
日本这个国家，食物主要来源是本国的稻米和海洋捕捞。近年来，受国际影响，日本人面食比重增加，而日本是一个不产小麦的国家，因此需要进口粮食。
但是，日本的粮食进口不同于中国。
1、由于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日本被封锁的可能较小，而且，日本发达的航运和强大的海军潜力，决定了当今世界，除了美国无人能够封锁日本。
2、吃饭，吃饱之后讲究口感，如果不饱，讲究需要。一旦进入战争体制，日本的稻米也可以当饭。还有一个极重要的事情，日本有发达的海洋捕捞，可以提供海洋食物。
中国，海洋捕捞能力如何不讲，即使能够和日本持平，平均下来，每个中国人的量也远远不及日本。
二战时期，日本有多少人，我不知道，但二战时期，日本的供应并没有崩溃。二战时期，中国倒是有人饿死。

@倒霉都是自找的 788楼 2014-04-16 19:48:35
老师关心乌克兰局势吗？会不会按下了葫芦起来瓢！“俄国人”有点咄咄逼人的意思。有点多米诺骨牌效应。事态有失控的趋势，我国是陆上大国，不选边的可能极小。俄国已经有了巨大的威望（世界话语权未来巨大提升），显然这没有让他感到满足！阻止“俄国人”的大国梦（民族主义者是可怕的），究竟有没有能让两个超级大国在这次事件中跌倒?我认为这是又一个节点，就像曾经的抗美援朝同样的节点。还记得老师说过上次是任弼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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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对外影响力，一个方面是经济，比如日本经济就发达，一个方面是人口，比如加拿大人口就太少，另一个方面就是战略回旋余地，也就是国土和资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中国的穷而落后，竟然能够勉强于美、苏、英而四大国，就是一个人口多而面积大。苏联之所以能够抵得住德国就是一个大，一个冷，冷是特点，大就是无可奈何。只要我不投降，只要我一个劲搅和，你就吃不掉我。
假如，日本不南下，单挑中国，以蒋介石的大西南防护，是一定要灭亡的。日本已经吞掉了东北，想当年满洲也灭了明朝。他一块一块的切，你最后一定灭亡。但中共的根据地就太可怕了，你占领了，但没有收入，打仗是一定要计算成本的。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10年后撤出。在这之前，法军、美军在越南也最后撤出。以美国之强，苏军之大，也不能征服越南和阿富汗，不是不能征服，而是不够征服代价。只要不怕死的搅和，阿富汗的游击队就能够让苏联的正规军无利可图。
美、苏的导弹，当然有威胁于工业、交通和城市，但对于游牧业确乎没有威胁。
苏联解体后，所有的加盟共和国都遇到经济困难，为了应对困难，所以出现了独联体。
1991年的苏联经济困难正如1976年的中国经济困难，解决的办法应该有两种：一个是内部改革，一个是外部寻求援助。1979年的邓小平，所谓改革开放，一个是内部调整，一个外部寻求资金和技术。苏联的解体，当然会让前苏联地区变的更加艰难。
大家庭不能解决的问题，小家庭就更加不能解决，而小家庭的互助合作，也绝对不能解决。
比如，一对夫妻，面对经济困难，选择分居，其结果肯定更加困难，如果继续相互帮助，也绝对不如曾经亲密时期有利于迎接挑战。
所以，独联体最后分裂了。
因为大家经济都困难，相互间谁也最终不能帮助谁，所以，分裂的国家最后一定寻找各自的新的伙伴。在今天这个世界，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是最有钱的，所以，俄罗斯西部和西南部的所有兄弟们或早或晚要投入西方的怀抱，这是他们不可能改的宿命。
俄罗斯南部的中亚五兄弟，情况比较特殊。
中亚五国，都是内陆国，因为没有海洋，西方世界渗入相对艰难，还有一个麻烦，他们都信仰伊斯兰教，而美国和西方主要信仰基督教。
宗教和地理，决定了中亚五国是西方最后的渗入对象。
中亚五国和中国的新疆拥有宗教信仰和民族趋同的情节，加上他们的农牧业、资源可以在中国获得市场，所以双方就有合作的空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力的衰落决定他必须暂时放弃部分地区而努力经营重点，所以中国、俄罗斯和中亚国家达成上海合作组织。
就国际战略而言，中国是西、北维稳而寻求资源，东、南出击而寻找航路，中国的敌人注定是日本和东南亚，俄罗斯的扩张空间在相当上是东欧平原的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在黑海控制出海口是俄罗斯无论如何不能放弃的战略支点。
在如何应对美国和日本的挑战上，中国和俄罗斯有战略的趋同感和互相保护侧翼安全的需要。
美国有太多的手段对付俄罗斯，但俄罗斯有太多的资源等待市场：你爱买不买，不买我就在地下存着。
美国制裁俄罗斯，俄罗斯当然不好过，但美国也有损失。
在乌克兰事件上，中国对于俄罗斯是柔性支持，而在日本问题上，俄罗斯也柔性支持中国。
中国和俄罗斯的历史争议，已经是历史的旧梦，遥远的外兴安岭，已经遥远了154年，遥远到历史的记忆仅仅在教科书。
1991年以来，美国对于俄罗斯是处处得手，这一次普京直接出兵，立马就让美国傻样：他不是没枪没人，他牺牲不起。俄罗斯对于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的搅入，最大的优点是当地民众的支持。
俄罗斯进入克里米亚，最大的危险是三点：1、国际影响，2、乌克兰的反击，3、当地的游击队。
克里米亚没有游击队，国际就没有抓手，乌克兰打不过俄罗斯，所以只有吃气。
克里米亚事件，对于分布于东欧的大批的俄罗斯族人，肯定是极大的刺激：我们能否回归祖国？
克里米亚的得手，说明美国的精打细算和欧洲的软弱：你们为什么不坚定的支持乌克兰？
既然已经得手克里米亚，为什么不一步一步的向西进军？
美国的艰难是一面防堵中国，一面压迫俄罗斯，他干的太绝了，力量有点支持不住。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40节
但，要解读实现共产主义必须限制人的“自由”是很需要繁琐的革命哲学。
对这种革命哲学的解读，是很需要放弃各种各样自己的既有思想，尤其是需要约束自己的自由。
所以，共产党革命和执政，在他的创始人那里就已经是有限制的自由和民主。严格意义上，基于自身能力和依托个人可以以货币量化的自由，也就是绝对自由，是属于，也仅仅属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特有物。
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经常出现经济危机，过多的商品因为没有市场而堆积如山，普通民众因为收入太低而食不果腹。
1929年到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残酷打击了资本市场。
为了避免被人攻击，我不引用政治教科书，我们看电影。
有一个《泰坦尼克号》，里面一个富翁，就是躲过劫难的那个富翁，他在资本主义大危机中破产而自杀了。
有一个电影《金刚》，里面也有一个镜头，美丽的女主角没有工作，无法忍耐之际在超市里偷窃苹果。
发达的美国，为什么有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又叫生产相对过剩。
从道理讲，社会生产的目的就是满足社会的需要，但资本主义的生产规律不是如此。
比如，一个雇佣了100个工人的生产花生油的企业，他销售产品获得的利润应该由企业的全体职工按照贡献的大小分配。
但是，由于有潜在的劳动力市场竞争，资本家完全可以以最低价格压低工人的工资而获得超额的利益。
工人迫于生计，被迫接受资本家的较低工资标准，于是他就不能购买太多的商品，整个社会就会形成商品堆积。
按照“社会生产的目的就是满足社会的需要”的大前提，堆积的商品必须用来满足社会的需要。
按照“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一个企业家在发放完工资后，有权处理自己的产品。如果实在没有市场，在花生油即将变质之前，企业家有权将自己的花生油毁掉。
按照中国的伦理道德，一个富有的人在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必须积德行善，否则就是为富不仁。
假如，发生了经济危机，假如很多员工吃不上花生油，而老板一定要将自己的花生油毁掉，请问：可以吗？
法律的自由和人性在此尖锐的矛盾。
我们中国人，特别珍惜粮食，往往把暴虐天物的人称为作虐。
《红楼梦》第60回有一个故事：
“芳官才进来，忽有一个婆子手里托了一碟子糕来。芳官戏说：‘谁买的热糕?我先尝一块儿。’小蝉一手接了，道：‘这是人家买的，你们还希罕这个！’柳家的见了，忙笑道：‘芳姑娘，你爱吃这个，我这里有才买下给你姐姐吃的，他没有吃，还收在那里，干干净净没动的。’说着，便拿了一碟子出来，递给芳官，又说：‘你等我替你炖口好茶来。’一面进去现通开火炖茶。芳官便拿着那糕，举到小蝉脸上，说：‘谁希罕吃你那糕，这个不是糕不成?我不过说着玩罢了，你给我磕头，我还不吃呢。’说着，便把手内的糕掰了一块，扔着逗雀儿玩，口内笑说道：‘柳婶子，你别心疼，我回来买二斤给你。’小蝉气的怔怔的瞅着说道：‘雷公老爷也有眼睛，怎么不打这作孽的人！’”
怡红院的芳官有权有势，拿着糕逗麻雀，也就是糟蹋粮食，因为贾府也有吃不上饭的人。不要说奴才们，就是尤二姐、尤三姐这种贫苦的主子，为了体面些，也甘心让贾珍、贾蓉爷两个私下里使用自己的肉体换取花销。
芳官，当然有权拿自己可以支配的糕逗麻雀，但面对别人的饥寒，她有权吗？
你有权消费，你有权浪费吗？
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里有一个夏洛克，为了报复自己的敌人，宁肯舍弃金钱也要按照合同从安东尼奥身上割下一块肉。
夏洛克：“我的意思已经向殿下告禀过了；我也已经指着我们的圣安息日起誓，一定要照约执行处罚；要是殿下不准许我的请求，那就是蔑视宪章，我要到京城里去上告，要求撤销贵邦的特权。您要是问我为什么不愿接受三千块钱，宁愿拿一块腐烂的臭肉，那我可没有什么理由可以回答您，我只能说我欢喜这样，这是不是一个回答？要是我的屋子里有了耗子，我高兴出一万块钱叫人把它们赶掉，谁管得了我？这不是回答了您吗？有的人不爱看张开嘴的猪，有的人瞧见一头猫就要发脾气，还有人听见人家吹风笛的声音，就忍不住要小便；因为一个人的感情完全受着喜恶的支配，谁也做不了自己的主。现在我就这样回答您：为什么有人受不住一头张开嘴的猪，有人受不住一头有益无害的猫，还有人受不住咿咿唔唔的风笛的声音，这些都是毫无充分的理由的，只是因为天生的癖性，使他们一受到刺激，就会情不自禁地现出丑相来；所以我不能举什么理由，也不愿举什么理由。”
在夏洛克看来，安东尼奥有借钱的自由，他有不借的自由，二人有根据借钱而签订合同的自由，既然签订了合同，夏洛克就有执行合同的权力和放弃合同的权力，而安东尼奥仅仅有执行合同的义务，而政府必须保障合同的执行。
夏洛克有自由，他的自由是基于他有三千块钱。
夏洛克有权力自由使用自己的金钱，只要不违法。尽管安东尼奥需要被割一块肉。
芳官有权糟蹋粮食，只要不违法。尽管很多人吃不上饭。
大约2008年，世界粮食，特别是玉米，特别的丰富，于是，有些企业就用玉米制造生物燃料，据说合乎市场规律。
美国、加拿大有太多的玉米和小麦，但世界仍然饿死人，索马里铤而走险当海盗。索马里的民众饿死不饿死与美国无关，美国政府有权力自由支配自己的美元和粮食，即使用玉米制造燃料也无人有权干涉。
这就是自由经济，这就是资本自由，我只要有钱，我只要不违法，无人能够干涉。
1929年的经济危机打击太沉重了，为了应对经济危机，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试验，大体来讲，是两种：1、将自己的危机转嫁给世界，也就是外部转嫁；2、通过国家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内部消化经济危机。实践外部转嫁的代表是德国资本家选举产生的希特勒。实践内部消化的代表是罗斯福改革。
资产阶级的民主曾经给人类带来过无数的欢乐，也曾经给人类带来惨痛的灾难，因为希特勒这个家伙，既不是官二代，也不是卓有影响的社会名流，他掌握政权，就其根本而言，是德国资本家和德国的民众想以对外侵略的手段获得自己的资本自由而民主推选希特勒上台发动对外战争。
德国的资本自由是以强暴世界的自由为基础的。
罗斯福改革是在确保资产阶级统治的大前提下，以政府干预为手段调节资本。
政府调节资本，究其模式而言，大约有两种，一个是政策引领调节，一个是政府直接投资资本市场。前一个就是以国家政策规范市场，后一个是政府本身成为资本家。不管哪一种模式，罗斯福新政后，美国的资本已经不能自由流动，他的流动领域和流动模式都受到了限制。当一个资本家的资本受到限制的时候，资本家的自由也就受到了限制。
所谓罗斯福改革就是以政府的力量限制资本的自由，也就是限制资本家的自由。
今日的西方世界，也已经不是严格意义的绝对自由的国家。
比如，按照绝对自由的理念，每一个人都有权自由支配自己的私有财产，那么，他的逻辑推导是资本家有权决定自己拥有的商品，只要自己愿意，他拥有自由定价的权力，能否卖出去那是市场的自由。
这种理念，就好比雨花石家乡的农贸市场：价格没谱，随时涨、适时落，商贩定价完全根据自己和市场的需要。
2013年春节，雨花石家乡的农贸市场，黄瓜这个玩意，在短短两个小时之内，价格暴增了一倍，原因是一个家伙盘购了农贸市场的所有黄瓜，因为已经是年三十这一最后的购物期，因为交通已经不可能在极短时间引入外部竞争。除非你不吃，只要吃，就要按照自由市场的规则高价购买黄瓜。
在今天的西方发达国家，任何一个大型企业，都不可以随意以“跳楼价”出售自己的商品，中国的廉价商品经常被人家“反倾销”。什么叫反倾销？就是政府剥夺资本家的自由定价权，也就是政府为了限制资本的自由进而限制人的自由。

雨花石关于第41节
本帖已经多次被吞掉，但第41节直接不能发出，因为我也不知道那一段出了问题，所以采取分段试发。
敬请原谅。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41节（上）
同样的道理，在今天的西方发达国家，当一个企业在某一领域占有太大的市场份额后，就被限制发展，甚至于被强行分解，这就是反垄断。
在今日的美国，即使你有钱，你也并不能根据市场的需要而自由卖出自己的产品或者并购其他的产业。
二战结束后，资本主义世界较少发生较大的危机，其关键点就是政府的强力杠杆调节。
政府调节市场，就是政府以社会需要限制资本的自由流动。
以社会需要限制资本自由流动，和，建立有限制的资本流动市场，二者当然不一样，但其共性就是社会限制资本。
有限制的资本流动市场，也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旦资本突破了限制，就只有了市场而没有了社会主义。
以社会需要限制资本自由流动，社会需要的底线到底在那里？他对资本的限制，是否在资本主义市场里慢慢萌发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存在？
以地球的生命，还可以支持人类在相当时间进行社会实践，今日之“是是非非”，未必不是将来之“非非是是”，等着瞧，大约是比较公允的态度。
文革结束后，在知识分子中开始出现否定共产党领导的暗潮。1978年，在北京，推动改革开放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同时，离会场不远的地方形成了一个自由论坛——西单“民主墙”。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在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推动下，宣称自由、民主是人类永恒价值观的思想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思潮，成为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重要内容。
邓小平将这种思潮，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
邓小平指明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本质就是“西化”：“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 “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 “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实际情况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
一句话，自由化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没有自由化。

@huzhan 806楼 2014-04-17 21:42:34
扯得太远了，过度展开。那就不要写承光了。
直接前28年，中28年，后28年。这样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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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写文字，一般是有目的的，比如研究一个人、一个事，所以就非常的严谨。
但，我不是搞研究的人，我是抓住一个话题闲聊，根本就没有目的性，如果有点目的，就是想把自己的学习和思考交流一下，所以不受限制的信马由缰。
但是，今天我这个第41节，已经发了无数次，仍然不能完整发出，可见我的思考也有一点意义。一个帖子，如果不是公开的骂人，如果经常被吞掉，就有那么点味道。

关于村民自治和选举
归田999给于极长的讨论，表示感谢。
内容较多，思考后讨论着玩。我先写一个关于选举的。
大约是1988年的秋冬或者是1989年春，反正是1987年我上高中之后，估计应该是1988年或者更后，因为我必须年满18周岁。
我清清楚楚记得，那一年学校选举人大代表，凡年满18周岁的高中学生一概参加选举，那是我第一次直接参加县级代表选举。
那一场选举非常有意思，我们选举出的代表是学生私下串联的结果，因为学生非常讨厌校长的严厉。
现在，我当了教师，从来就不考虑将来得到学生的留恋，因为我从自己当学生的经历知道：学生有时候真不喜欢认真负责的教师。
关于村民委员会和党支部选举，我个人认为失败了，而且是彻底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没有可以制约民主的权力。
民主为什么需要制约呢？很多人认为民主就是自由表达民众的意愿，实际是有问题的。
按照选举法规，只要民众提出合法的候选人就可以当选。
这个里面有几个致命的漏洞：1、上级领导无权更改、影响选举结果；2、选票多少决定结果；3、选举对象必须是本村。
我们知道，中国不同于西方的最大问题是封建制度的残余力量非常的大，没有经过残酷的自私自利教育。
中国的农村，因为我不知道西方的农村，所以无法评价西方，我只是说，中国的农民特别在乎亲情关系，特别是家族利益。
选举制度以来，我们村经过合法选举，产生了三位村领导，不管是支部书记还是村主任，现在都是选举，出的麻烦是一定是大家族当选。
很多人认为我看不到腐败，其实我看到的更多，我认为只要可以腐败的地方基本都腐败。
我更狠一点，中国最腐败的不是政府官员，是村级领导，他们的腐败数量之大远远在政府公务员之上，而且无法治理。
比如，一个村主任腐败，因为级别太低，很难处理，大不了免掉。问题是免掉之后还是与他有关系的人当选，因为家族太可怕。
村落不同于城市的最大特点是人口流动性基本没有，一个村落的人世世代代为生，得罪一个人就是得罪一个家族，而且是世世代代得罪，很少有人敢于冒这样的风险。
一个县长腐败，可以罢免、可以监狱、可以枪毙，然后来一个新的县长。
政府官员的腐败多多少少受限制，因为有任期，因为有制约，即使非常的盘根错节，也可以外调。唯独村级，他受限于户口，外村人不能到本村任职。而且村领导是独一性的，没有任何制约，腐败起来就无法无天。
我们看革命文章，凡是土改，一定是共产党派出工作组，经常是上级领导来担任党支部书记。外来力量来村，强行进行核心利益调整，打破村里既有的秩序，让本村的人形成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残酷内斗，在斗争中，村里的各力量就拼了命寻求上级的支持，所以才可能认真的选举。在这种情况下，上级的权威可以硬性决定领导人，于是力量相对弱势的小家族才有当领导的可能。
一个人，考上学，可能当县长、省长，未必能够当选村长。
我们中国人大多和农村有联系，可以了解一下农村的选举多么的可笑。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41节（被迫修正后最终定稿）
同样的道理，在今天的西方发达国家，当一个企业在某一领域占有太大的市场份额后，就被限制发展，甚至于被强行分解，这就是反垄断。
在今日的美国，即使你有钱，你也并不能根据市场的需要而自由卖出自己的产品或者并购其他的产业。
二战结束后，资本主义世界较少发生较大的危机，其关键点就是政府的强力杠杆调节。
政府调节市场，就是政府以社会需要限制资本的自由流动。
以社会需要限制资本自由流动，和，建立有限制的资本流动市场，二者当然不一样，但其共性就是社会限制资本。
有限制的资本流动市场，也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旦资本突破了限制，就只有了市场而没有了社会主义。
以社会需要限制资本自由流动，社会需要的底线到底在那里？他对资本的限制，是否在资本主义市场里慢慢萌发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存在？
以地球的生命，还可以支持人类在相当时间进行社会实践，今日之“是是非非”，未必不是将来之“非非是是”，等着瞧，大约是比较公允的态度。
文革结束后，在知识分子中开始出现否定共产党领导的暗潮。1978年，在北京，推动改革开放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同时，离会场不远的地方形成了一个自由论坛——西单“民主墙”。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在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推动下，宣称自由、民主是人类永恒价值观的思想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思潮，成为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重要内容。
邓小平将这种思潮，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
邓小平指明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本质就是“西化”：“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 “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 “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实际情况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
一句话，自由化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没有自由化。
1986 年底学潮爆发，邓小平作了《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讲话，点名批评了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三人。
1957 年，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三人都被划为右派，1978年摘帽，1980年改正。
1986年，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三人直接被邓小平点名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
1957年，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三人被打成右派是否绝对是冤案呢？我们不能根据他们在80年代的表现就绝对推知他们1957年的真实态度。
也许他们在1957年就是真正的资产阶级思想代表，也许是22年痛苦的经历让他们真正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管那一点，20世纪80年代，以他们为代表的部分知识分子以“自由”“民主”为抓手，妄图搞街头政治是不争的事实。
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重复了他对1957年反右的观点：“1957 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有太过火的地方，应当平反。但我们对它没有全盘否定……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
邓小平这一讲话，解释了在右派改正问题上留点尾巴的政治意图。
错了我们纠正，但，即使有一个人攻击我们的领导，因为不能否认我们我们反右的必要性。如果你们接受我们的领导，我们也愿意积极发挥你们的作用，如果你们以为我们拘囿于过去的错误而缩手缩脚不敢斗争，那么是你们的错误，“必要时要使用”“专政手段”。
什么是“专政手段”？就是警察、监狱和军队等暴力武器。
在共产党的哲学里，国家从来就不是全民所有的利益共同体，他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工具。
1975年，右派陆铿被释放出狱。那一年，毛泽东还活着，而且江青也非常的活跃。他被释放，并不是平反昭雪，不是想像中的“冤假错案”，他是源于革命人道主义被释放的“特赦人员”。
1978年，全国范围内右派大平反，但仍然有100多人始终没有“平反”， 陆铿就是其中的一个。
毛泽东时代，特赦人员可以申请移居境外，并且来去自由，发给路费。十分大度。
我们看毛泽东时代，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那些真正的战俘，比如杜聿明、黄维、王耀武等人并没有受到虐待，反过来，思想有些模糊的知识分子反而被处理的很严厉，而党内的路线斗争极其残酷。
毛泽东的阵营划分非常特别。在公开的敌我战线之间争夺中间地带，在敌人内部挖墙脚，也就是搞统一战线，但在已经划入自己阵营的群体中坚决清除异端。
一句话，尊敬真正的敌人，优待俘虏，严惩叛徒和修正主义。
1975年，坚决拒绝改造的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国军12兵团司令黄维被特赦。
黄维被特赦，其背后的政治含义是深刻的：他一个方面表明已经失败的国民党内确实有坚持意识形态的人物，另一个方面也表明思想改造有其局限性。
1975年，拒绝改造的黄维，从严格的角度讲，仍然是共产党的公开的敌人。
毛泽东不但特赦了黄维，而且安排他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任文史专员。
对于共产党来讲，顽固的黄维已经没有了统一战线的价值，对于公开的敌人，赦免已经很宽容，竟然安排工作，在文革的岁月里就特别的刺眼。
1975年，陆铿和黄维一样被特赦，只不过黄维是战俘而他是右派。
特赦后，陆铿申请移居台湾，但在港澳台地区并无亲属，不符合当时申请移居的条件。
后经有关方面努力，并考虑陆本人在海外朋友多，影响大，如引导好了可能对大陆有利等因素，遂与其他五十余人一同上报。公安、国安部门还专门另报《关于陆铿去港具体安排的请示》，涉及其去港生活照顾等事宜：“陆到港后，在其找到生活来源前，由中国旅行社按中等标准安排生活”，“如陆要去美国探亲，可发给为期一年的普通护照”。
在赴港之前，陆铿依例在各地考察。在京期间，陆铿在民族宫剧场偶遇当年替李宗仁竞选副总统而公开辩论的程思远，颇多感慨。有人问他来京感觉如何，他笑答：“共产党的犯人不好当，共产党的客人好当。”陆铿说：“我去了大庆、大寨，心里树立起了两面红旗，就像李玉和说的：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
仅此谈话，可见他也是无良文人。
陆铿于1978年4月30日去了香港。
陆铿被批准去香港，基于统一战线的考量仅仅是遮人耳目，真正的动机是：释放公开的敌人是中共优待俘虏的逻辑推导。
陆铿到香港后，在中文大学和树仁学院新闻系任教。1981年与胡菊人合办《百姓》半月刊，并每周为香港《信报》撰写专栏。1982年，陆铿公开发表文章说蒋经国身体不好，不适合连任，引发蒋经国不满，台湾情治机关将其列为“中华民国政府不欢迎的人”，直至1990年才解禁。
陆铿的本质是自由记者，制造新闻是本能，加上一直不睦与蒋介石父子，所以就攻击蒋经国。
在大陆看来，攻击蒋经国的陆铿应该是统战分子，所以邀回内地访探，国安部长凌云请他吃饭。席间，他提出想见因间谍罪被软禁于北京双榆树的香港著名老报人罗孚，凌云居然一口答应，第二天两人即见面。可见当时大陆对陆铿很是客气。
但，这一次大陆打错了算盘，陆铿是一个坚持自由思想的人，他固然攻击了蒋经国，也并不拥护共产党。
1984年，旅美作家江南(刘宜良)因写作《蒋经国传》被杀害，陆铿在采访江南的活动中竟然与江南遗孀崔蓉芝相识、相爱。

我这个41节，多灾多难，发了几十次。一开始发不出，现在被吞掉。

@yc雨花石 816楼 2014-04-18 16:35:51
关于村民自治和选举
归田999给于极长的讨论，表示感谢。
内容较多，思考后讨论着玩。我先写一个关于选举的。
大约是1988年的秋冬或者是1989年春，反正是1987年我上高中之后，估计应该是1988年或者更后，因为我必须年满18周岁。
我清清楚楚记得，那一年学校选举人大代表，凡年满18周岁的高中学生一概参加选举，那是我第一次直接参加县级代表选举。
那一场选举非常有意思，我们选举出的代表是学生私下串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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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田999 820楼 2014-04-18 17:12:27
是的，盲目照搬选票制度，往往结果只能适得其反。
我觉得中国，或者说中华文明最大的任务之一，就是摸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而又能保障公平和效率，民生和民权的制度。
而制度创新的前提，就是要有制度自信，也就是“三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三个自信自信的前提，就是要对维护自己国家利益的自信。
我发现在很多网站上，只有发表拥护党和政府的言论，发表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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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中国，或者说中华文明最大的任务之一，就是摸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而又能保障公平和效率，民生和民权的制度。
而制度创新的前提，就是要有制度自信，也就是“三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三个自信自信的前提，就是要对维护自己国家利益的自信。”
说的太好了。
自信不等于盲目的自我封闭，朝鲜就是盲目自大。自信应该是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找到自己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