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楼主：yc雨花石
时间：2019-05-28 13:08:27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42节
陆铿之所以在大陆坐牢，是因为他接美貌妻子杨惜珍而被扣昆明。
陆铿入狱的22年，杨惜珍艰难抚养孩子们长大。离开大陆后，二人形如孟梁，和睦多年。陆铿晚年在给杨惜珍的信中说：“我欠你的债，不要说这辈子，下辈子也还不完了。”
1984年，江南因为出版《蒋经国传》被台湾情治机关委托“竹联帮”暗杀。江南案后，陆铿直称这是政治谋杀，他也一直关心此事。
在纽约举行的一场关于江南案的记者会上，陆铿对崔蓉芝一见倾心。有友人警告他说，你若背叛了杨惜珍，全世界的人都会向你扔石头！
然而陆铿却不为所动，1988年，陆铿与崔蓉芝在江南的安葬地黄山“再订终身”。1990年《联合报》登出陆崔绯闻，海外华人均感震惊。当年，陆崔二人便在旧金山同居。
陆铿深刻影响中国政局的事件是1985年5月访问胡耀邦。
采访胡耀邦的时间定为1985年5月10日。在此之间，陆铿等人礼节性拜访了当年在重庆时就认识的德高望重的邓颖超。
按照惯例，海外记者在中南海采访一律不得使用录音机。陆铿一开始就提这个要求，被接待方中国新闻社拒绝，但胡耀邦却给与特别的优待，开创了先例。
这次访谈，原拟定主题是“台湾问题”，但胡耀邦主动表示：按照你们的要求来谈，按照你们的意思讲，想问什么就问什么。
政治人物接受记者采访，特别是允许录音，极少不限主题的，因为，即使极优秀的领导，也不可能以“急转弯”的形式应对记者刁钻古怪的攻击。
访谈一开始，胡耀邦就说：“请坐！你在国内时，吃了不少苦头吧。”
开宗明义第一句就是关心当年陆铿遭受的“牢狱之灾”。
1975年，陆铿被特赦后立即要求去香港生活，说明他确实敌对共产党政权，1979年邓小平也没有为陆铿平反。
对于中共而言，陆铿是一个统战的敌对力量，或者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力量。
既然是敌我矛盾，道歉是没有必要的。
1949年黄维被俘，作为战俘当然要被关押，这个是没有疑问的。黄维到1975年才被特赦，因为他坚决不肯接受改造。不肯接受改造就是公开为敌，当然需要继续关押。
黄维是拿枪的敌人，陆铿是给国民党写文字的敌人，黄维的老师是蒋介石，陆铿的依托是于右任和阎锡山。阎锡山的部队铡了年轻的共产党员刘胡兰，共产党把不肯接受改造的陆铿关押20年，是理所应当的。
中国有一个故事，叫做《中山狼》，西方有一个故事，叫做《农夫和蛇》。
对待敌人的仁慈就是对待自己的犯罪。
美丽的杨开慧被杀，美丽的向警予被杀，美丽的赵一曼被杀，美丽的刘胡兰被杀，美丽的江姐被杀……
可恶的日本人何曾道歉？
凶残的黑手何曾道歉？
陆铿表示：“大时代嘛，个人算得了什么。”
陆铿这句话点到关键——“大时代”。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谁是天生的杀人魔王？
我小时候看日本连续剧《排球女将》和《血疑》，剧中的小鹿纯子和大岛幸子曾经风靡中国的乡村和城市。1992年，我参加工作，很多同事经常取笑一个年轻的男教师，他在看到大岛幸子去世时泪流满面。
今天的日本女孩，应该和小鹿纯子和大岛幸子一样可爱，今天的日本教师和大岛茂一样的严谨。
但是，如果中日重新开战，照样有无数的日本教师应征进入军队成为杀人的刀。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突然出刀，大规模屠杀共产党的时候，中国的社会就已经开始分裂了：谁能够在中国生存，不是看贡献的大小和人性的善恶，而是看谁的刀子更狠、更快。
从那个时候开始，任何普通人能否生存，当然与个人的能力有关，但更与自己选择依附的集团有关。
整个社会已经分裂为两大直接对立的集团，而且是拿枪的杀人集团，任何人都必须选择，任何人都无法骑墙。
你或者选择南杀北，或者选择北杀南，你一定选择支持一个集团屠杀另一个集团。
蒋介石撤离大陆，仍然屠杀了共产党《挺进报》的编辑陈然。
蒋介石没有道歉，胡耀邦道哪门子歉呢？
道歉是没有必要的。
很多朋友可能批判我不人道！
所谓人道，就是别别人的帮助，人道是有层次区别的，比如，面对饥饿的儿子和饥饿的邻居，第一口饭必须给儿子吃，第二口才可以给邻居，这不是自私，这里头有责任。
比如，日本核电站泄漏，世界民众都应该人道一下，但中国政府首先要考虑自己管理下民众的需求。
如果置自己的民众于不管不顾，竟然对于自己的对手以人道，那就是犯罪。
我们很多朋友，认为人道主义是人类永恒的价值观，那是幻觉，那是和平时期社会生活的特点，一旦内乱迭起，社会分裂，人人都是杀人的刀，在那种“大时代”，那里还有正义和人道？
我们看一下今日动乱的世界各国，谁给谁以人道？
陆铿以“大时代”回应胡耀邦的道歉，这一招叫如封似闭，既表明自己吃了苦头，也表明他清醒认识到历史的真实。
陆铿也给胡耀邦留下体面，自己是来访问的，不是来吵架的。
胡耀邦重申：“过去在国内，你是吃了不少苦的。……但是作为我们来讲呢，还是使你受委屈了。”
胡耀邦这个态度让陆铿十分满意，也深感意外，也让我们深感意外。
1948年夏，胡耀邦担任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政治部主任，协助司令员兼政委徐向前指挥了太原战役。
在解放军强大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太原城内敌整编第30军军长黄樵松准备起义，派人来和解放军联系。胡耀邦自告奋勇，要求深入虎穴，组织起义。徐向前考虑到亲入太原过于危险，万一变故，牺牲一个兵团政治部主任，损失太大，改派8纵参谋处长晋夫前去。1948年11月3日，起义计划被人出卖，黄樵松与晋夫均被押解南京杀害。
如果不是徐向前的阻拦，胡耀邦就成了革命烈士，也可能在国军的监狱里终身监禁。
胡耀邦在给陆铿道歉的时候，是否想到了被敌人杀害的晋夫？
二人对话长达两个半小时，陆铿提到当时的谈话气氛：“两人似有谈不完的话题，彼此都不愿失去这一良好机遇。”
阅人无数的陆铿第一眼就看出胡耀邦“口无遮拦，全无机心。”
胡耀邦碰上陆铿这么一个职场老江湖，稍加诱导便滔滔不绝，该说的说了，不该说的也说了。其中最敏感的是涉及当时党内意识形态主管胡乔木、书记处书记邓力群、中央党校校长王震、军队及军委 邓小平，以及对台湾动武等问题。
关于胡乔木，陆铿接连发问：“他发表过一篇关于人道主义的论文，国内没有一张报纸，也没有一篇文章，敢于对他那篇东西说个不字……过去，周扬被称 为‘文艺沙皇’，看起来现在这顶‘沙皇’的帽子已转移到胡乔木头上去了。……你（胡耀邦）千万不要迷信他，他的教条框框比你多得多啦！……他是有些脱离了群众。另外还有一点，他在文化大革命的表现也不很好，特别是批邓运动中表现得很不好啊！……你（胡耀邦）并没有批邓嘛！这跟他就有本质上的区别。”
胡耀邦是共产党的 ，陆铿是香港的报人。一个报人肆无忌惮的在 那里攻击党的另一位领导人，是非常不礼貌和别有用心的。
陆铿攻击周扬、胡乔木是“文艺沙皇”，就是变相攻击共产党领导下的意识形态。
周扬、胡乔木有没有错误是一回事情，即使有错误，在没有被党组织公开批评之前，陆铿的讲话有极强的挑逗。
如果胡耀邦认可陆铿这个讲话，正常情况就应该批判周扬而罢免胡乔木。
即使胡耀邦是 ，即使他是拥有完整领导权的领导核心，他也必须慎重思考才能表态。
胡耀邦回答：“这也同实际有很大的出入。……如果说他（胡乔木）还有缺点的话，那就是他长期在毛 身边工作，下去的时间不够……哈哈……你们（陆铿）的了解很细致的嘛。哈哈……说了些言不由衷的话。”
胡耀邦批评胡乔木的缺点是“长期在毛 身边工作，下去的时间不够”，也就是脱离实际。
第42节
陆铿之所以在大陆坐牢，是因为他接美貌妻子杨惜珍而被扣昆明。
陆铿入狱的22年，杨惜珍艰难抚养孩子们长大。离开大陆后，二人形如孟梁，和睦多年。陆铿晚年在给杨惜珍的信中说：“我欠你的债，不要说这辈子，下辈子也还不完了。”
1984年，江南因为出版《蒋经国传》被台湾情治机关委托“竹联帮”暗杀。江南案后，陆铿直称这是政治谋杀，他也一直关心此事。
在纽约举行的一场关于江南案的记者会上，陆铿对崔蓉芝一见倾心。有友人警告他说，你若背叛了杨惜珍，全世界的人都会向你扔石头！
然而陆铿却不为所动，1988年，陆铿与崔蓉芝在江南的安葬地黄山“再订终身”。1990年《联合报》登出陆崔绯闻，海外华人均感震惊。当年，陆崔二人便在旧金山同居。
陆铿深刻影响中国政局的事件是1985年5月访问胡耀邦。
采访胡耀邦的时间定为1985年5月10日。在此之间，陆铿等人礼节性拜访了当年在重庆时就认识的德高望重的邓颖超。
按照惯例，海外记者在中南海采访一律不得使用录音机。陆铿一开始就提这个要求，被接待方中国新闻社拒绝，但胡耀邦却给与特别的优待，开创了先例。
这次访谈，原拟定主题是“台湾问题”，但胡耀邦主动表示：按照你们的要求来谈，按照你们的意思讲，想问什么就问什么。
政治人物接受记者采访，特别是允许录音，极少不限主题的，因为，即使极优秀的领导，也不可能以“急转弯”的形式应对记者刁钻古怪的攻击。
访谈一开始，胡耀邦就说：“请坐！你在国内时，吃了不少苦头吧。”
开宗明义第一句就是关心当年陆铿遭受的“牢狱之灾”。
1975年，陆铿被特赦后立即要求去香港生活，说明他确实敌对共产党政权，1979年邓小平也没有为陆铿平反。
对于中共而言，陆铿是一个统战的敌对力量，或者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力量。
既然是敌我矛盾，道歉是没有必要的。
1949年黄维被俘，作为战俘当然要被关押，这个是没有疑问的。黄维到1975年才被特赦，因为他坚决不肯接受改造。不肯接受改造就是公开为敌，当然需要继续关押。
黄维是拿枪的敌人，陆铿是给国民党写文字的敌人，黄维的老师是蒋介石，陆铿的依托是于右任和阎锡山。阎锡山的部队铡了年轻的共产党员刘胡兰，共产党把不肯接受改造的陆铿关押20年，是理所应当的。
中国有一个故事，叫做《中山狼》，西方有一个故事，叫做《农夫和蛇》。
对待敌人的仁慈就是对待自己的犯罪。
美丽的杨开慧被杀，美丽的向警予被杀，美丽的赵一曼被杀，美丽的刘胡兰被杀，美丽的江姐被杀……
可恶的日本人何曾道歉？
凶残的黑手何曾道歉？
陆铿表示：“大时代嘛，个人算得了什么。”
陆铿这句话点到关键——“大时代”。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谁是天生的杀人魔王？
我小时候看日本连续剧《排球女将》和《血疑》，剧中的小鹿纯子和大岛幸子曾经风靡中国的乡村和城市。1992年，我参加工作，很多同事经常取笑一个年轻的男教师，他在看到大岛幸子去世时泪流满面。
今天的日本女孩，应该和小鹿纯子和大岛幸子一样可爱，今天的日本教师和大岛茂一样的严谨。
但是，如果中日重新开战，照样有无数的日本教师应征进入军队成为杀人的刀。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突然出刀，大规模屠杀共产党的时候，中国的社会就已经开始分裂了：谁能够在中国生存，不是看贡献的大小和人性的善恶，而是看谁的刀子更狠、更快。
从那个时候开始，任何普通人能否生存，当然与个人的能力有关，但更与自己选择依附的集团有关。
整个社会已经分裂为两大直接对立的集团，而且是拿枪的杀人集团，任何人都必须选择，任何人都无法骑墙。
你或者选择南杀北，或者选择北杀南，你一定选择支持一个集团屠杀另一个集团。
蒋介石撤离大陆，仍然屠杀了共产党《挺进报》的编辑陈然。
蒋介石没有道歉，胡耀邦道哪门子歉呢？
道歉是没有必要的。
很多朋友可能批判我不人道！
所谓人道，就是别别人的帮助，人道是有层次区别的，比如，面对饥饿的儿子和饥饿的邻居，第一口饭必须给儿子吃，第二口才可以给邻居，这不是自私，这里头有责任。
比如，日本核电站泄漏，世界民众都应该人道一下，但中国政府首先要考虑自己管理下民众的需求。
如果置自己的民众于不管不顾，竟然对于自己的对手以人道，那就是犯罪。
我们很多朋友，认为人道主义是人类永恒的价值观，那是幻觉，那是和平时期社会生活的特点，一旦内乱迭起，社会分裂，人人都是杀人的刀，在那种“大时代”，那里还有正义和人道？
我们看一下今日动乱的世界各国，谁给谁以人道？
陆铿以“大时代”回应胡耀邦的道歉，这一招叫如封似闭，既表明自己吃了苦头，也表明他清醒认识到历史的真实。
陆铿也给胡耀邦留下体面，自己是来访问的，不是来吵架的。
胡耀邦重申：“过去在国内，你是吃了不少苦的。……但是作为我们来讲呢，还是使你受委屈了。”
胡耀邦这个态度让陆铿十分满意，也深感意外，也让我们深感意外。
1948年夏，胡耀邦担任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政治部主任，协助司令员兼政委徐向前指挥了太原战役。
在解放军强大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太原城内敌整编第30军军长黄樵松准备起义，派人来和解放军联系。胡耀邦自告奋勇，要求深入虎穴，组织起义。徐向前考虑到亲入太原过于危险，万一变故，牺牲一个兵团政治部主任，损失太大，改派8纵参谋处长晋夫前去。1948年11月3日，起义计划被人出卖，黄樵松与晋夫均被押解南京杀害。
如果不是徐向前的阻拦，胡耀邦就成了革命烈士，也可能在国军的监狱里终身监禁。
胡耀邦在给陆铿道歉的时候，是否想到了被敌人杀害的晋夫？
二人对话长达两个半小时，陆铿提到当时的谈话气氛：“两人似有谈不完的话题，彼此都不愿失去这一良好机遇。”
阅人无数的陆铿第一眼就看出胡耀邦“口无遮拦，全无机心。”
胡耀邦碰上陆铿这么一个职场老江湖，稍加诱导便滔滔不绝，该说的说了，不该说的也说了。其中最敏感的是涉及当时党内意识形态主管胡乔木、书记处书记邓力群、中央党校校长王震、军队及军委 邓小平，以及对台湾动武等问题。
关于胡乔木，陆铿接连发问：“他发表过一篇关于人道主义的论文，国内没有一张报纸，也没有一篇文章，敢于对他那篇东西说个不字……过去，周扬被称 为‘文艺沙皇’，看起来现在这顶‘沙皇’的帽子已转移到胡乔木头上去了。……你（胡耀邦）千万不要迷信他，他的教条框框比你多得多啦！……他是有些脱离了群众。另外还有一点，他在文化大革命的表现也不很好，特别是批邓运动中表现得很不好啊！……你（胡耀邦）并没有批邓嘛！这跟他就有本质上的区别。”
胡耀邦是共产党的 ，陆铿是香港的报人。一个报人肆无忌惮的在 那里攻击党的另一位领导人，是非常不礼貌和别有用心的。
陆铿攻击周扬、胡乔木是“文艺沙皇”，就是变相攻击共产党领导下的意识形态。
周扬、胡乔木有没有错误是一回事情，即使有错误，在没有被党组织公开批评之前，陆铿的讲话有极强的挑逗。
如果胡耀邦认可陆铿这个讲话，正常情况就应该批判周扬而罢免胡乔木。
即使胡耀邦是 ，即使他是拥有完整领导权的领导核心，他也必须慎重思考才能表态。
胡耀邦回答：“这也同实际有很大的出入。……如果说他（胡乔木）还有缺点的话，那就是他长期在毛 身边工作，下去的时间不够……哈哈……你们（陆铿）的了解很细致的嘛。哈哈……说了些言不由衷的话。”
胡耀邦批评胡乔木的缺点是“长期在毛 身边工作，下去的时间不够”，也就是脱离实际。
楼主：yc雨花石
时间：2019-05-28 13:08:27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43节
对于胡乔木在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的表态，胡耀邦非常自得于自己坚持真理不肯阿附毛泽东批判邓小平，批评胡乔木“说了些言不由衷的话”。
迫于压力，“说了些言不由衷的话”，就是不能坚持原则，不能坚持真理，就是屈服于淫威。
对于胡乔木在1976年的行为，邓小平已经公开表示不记仇。
毛泽东在中共历史上有太特殊的贡献和地位，他已经被神话，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正确的评价毛泽东的功绩和批评毛泽东的错误。
引导历史前进需要优秀人物，优秀人物之所以是优秀人物，就在于他的难得。
毛泽东说“人才难得。”
作为领袖，有些时候要冷静看待任何人之间的差别。
我曾经被一个年轻的领导批评：“干工作不细腻，粗枝大叶。”
我回答说：“领导的批评有道理，我尽量改正。不过，我的工作不可能让你百分百满意，因为你是领导，而我绝对进步不到你的层次，我的思考也到不了你的层次。”
一个军长批评排长：怎么搞的！你距离一个师长差远了。
这种批评就没有意义：一个师有多少个排长？能有几个进步为师长？
用师长的标准要求排长，本来就是胡扯淡。
文革后期，邓小平治理整顿，最重要的拥泵是胡耀邦、万里、张爱萍和周荣鑫。
这四个拥泵，除了自杀于文革的周荣鑫，胡耀邦、万里、张爱萍在改革开放的岁月里都有突出的贡献。
胡乔木是一个有才华的人，但肯定比不上胡耀邦的贡献，胡耀邦以自己的眼光要求胡乔木就过于刻薄——他本人也已经开始犯错误。
关于邓力群，陆铿问：“象邓力群这样保守的人，你们已经打算要换他了？”
这种提问，本身就充满了对邓力群和胡耀邦的不尊敬。
胡耀邦：“……我们整个思想工作，有一个缺陷，也不是他（邓力群）个人的问题……要把我们的思想工作，渗透到经济工作里去。那么我们不少同志，包括力群同志在内，都有这个缺陷……”
胡耀邦这讲话！唉，恕我大胆，他也太那个了。一个集团，管理国家的思想和政策应该是一致的，如果思想和政策不一致，那么，一个可能是思想出了错不符合实际，一个是他宣称的思想是经过乔装打扮，一个是政策出了错误。
根据理论指导实践，总结实践修正理论。一个人、一个集团，尽最大限度实现理论和实践的一致。
茫茫宇宙的无限，社会实践的复杂，决定了“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每一个人都不可能彻底掌握宇宙的奥秘和社会发展的规律。
同样，任何一个集团的理论也要不断的完整。
任何人和任何集团的思想认识都有问题，所以他们的政策都会有缺点、乃至根本错误。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理论和实践的脱节，否定用思想指导实践的必要性。
胡耀邦的理论修养不那么出色——我这样评价有点自大。
邓力群用思想指导经济的结果如何是一回事情，但用思想指导经济的思路并不错误。
由于邓力群的推荐，陈云的批准，王震兼任了中央党校校长，蒋南翔担任了当家的副校长。
王震是胡耀邦的老乡，二人在文革后期和拨乱反正的岁月里，相互配合的非常的默契，但随着改革深入，二人在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矛盾激化到水火不容。
王震上任即撤换了前任校长胡耀邦信任的阮铭等三位笔杆子，外间盛传此事造成二人纠结。
胡乔木、邓力群、王震三人在胡耀邦下台中都起到极重要的作用，陆铿太狠了，一个一个的挑拨。
陆铿：“王震先生三月间到美国走了一趟，他是你的浏阳老乡是吧？”
胡耀邦：“是的，不过他是北乡的，我是南乡的。”
陆铿：“啊，那是南北呼应。”
陆铿还给胡耀邦留一点体面，可胡耀邦非常直接：“也可能是南辕北辙。哈哈……”
胡耀邦如此放言无忌，竟然将私下的分歧直接公布于众。
类比打扑克，就是对门直勾，逼迫王震硬杠。
王震虽然比不了彭德怀、刘少奇，但胡耀邦更比不上毛泽东，他凭什么硬杠王震？
关于军队方面，陆铿问：大陆十大军区司令换了九个，为什么沈阳军区司令李德生换不了？
这不挑事嘛。
沈阳军区司令李德生确实比较特别。作为刘邓大军出身的开国少将，1973年他在中共十大当选为中共中央副 、政治局常委、兼总政治部主任和北京军区司令员。
他是老一代革命军人在建国后个人进步最快的典范。
毛泽东这种安排，已经有让李德生在新的领导体制下主军的意图。
但，李德生和江青不能相容。
1973年，在周恩来和刚刚复出的邓小平的建议下，毛泽东决定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李德生最早表态服从中央调令去了沈阳军区。
1974年，李德生主动请辞中共中央副 、政治局常委、总政治部主任等职务，他的中共中央副 一职由老领导邓小平担任，总政治部主任一职由张春桥担任。
李德生曾经的地位和与四人帮斗争的表现，以及他与邓小平的关系，决定了被信任、被依托之深。
陆铿是记者，爱怎么挑事都不要紧，胡耀邦是 ，他的言行对于将领们非常重要。
胡耀邦回答：“我们现在军队的干部，要拥兵自重啊是绝不可能的。”
陆铿继续挑动：邓一旦见马克思，可能有些军头要坐大， 不一定指挥灵便。
胡耀邦否认陆铿的观点：一是小平智慧经验毕竟比我们多一些，二是恢复了党内正常的民主集中制。坚持正常的党内民主生活，“我们的国家今后几十年都不会动乱”（四年后就乱了，而且以他的去世为导火索）。
胡耀邦对于军队的讲话还是比较严谨的。
但，陆铿关于李德生的疑问影响了李德生的工作。大约是为了证明党能够指挥枪，1985年11月，李德生调任新组建的国防大学的政治委员、党委书记。
国防大学校长是张震。
李德生是军事干部，到国防大学不但调动工作，而且改行政工。
对于最为敏感的军委 邓小平，双方也有讨论。
陆铿：外面有一种想法，让邓大人做军委 ，很明显的，是因为他的权威比较高，就如你所说：他的智慧是高的，他的经验也是比较丰富的，大家对他都是心悦诚服的。那为什么不乘他健康的时候，就干脆把军委的工作让你（胡耀邦）接过来，由你（胡耀邦）做军委 ，不是更好吗？……
陆铿的意思是说：既然邓小平领导中国依靠的是“智慧是高的”、“经验也是比较丰富的”、“大家对他都是心悦诚服的”，那么继续担任军委 这个职务就是无所谓的，直接让胡耀邦担任军委 岂不更好吗？
对于政权，毛泽东有一个形象的名言：枪杆子里头出政权。
从某种意义讲，政权等同于军权。
清王朝管理中国依靠的是皇家的权威和既定的社会秩序。武昌起义点燃了反抗清王朝的烈火，也打破了既有的社会秩序。
推翻一个政权，一定需要军队，维稳一个社会秩序也需要军队。所以，在一个新政权建立初期，军队一定占据政权的中枢。
近代中国，真正能够领导中国的仅仅三个人：袁世凯、蒋介石和毛泽东。
袁世凯枪杀了宋教仁，国民党没有办法，袁世凯要称帝，孙中山没有办法。让袁世凯绝望的不是孙中山的笔杆子，而是蔡锷的枪杆子。
袁世凯去世后，中国为什么出现了乱局？核心原因就是没有能够控制全国军队的领袖，而每一个军头都不能彻底打败别的军头，于是军阀混战。
1919年的五四运动，其本身的意义也就表明了一种态度，对于国家来讲没有任何价值。
请问：五四运动收回山东和青岛了吗？
请问：1931年日军占领东北的时候，学生为什么不去抵抗？
所谓学生运动，就是窝里横，欺负欺负自家人而已，遇到真正的敌人，还必须脱掉长袍穿起军装拿起枪。
1936年12月12日，扭转时局的关键不是所谓的学生运动，而是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枪。
蒋介石之所以能够相当时间管理中国，不是南京政府享有法统，而是他领导下的军队打败了北洋军阀、镇压了党内的反对派。
如果没有毛泽东，全中国的学生都支持共产党，蒋介石也继续领导中国。
反过来，有了毛泽东，全中国的学生都闹事，也动摇不了共产党管理中国的历史进程。
第43节
对于胡乔木在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的表态，胡耀邦非常自得于自己坚持真理不肯阿附毛泽东批判邓小平，批评胡乔木“说了些言不由衷的话”。
迫于压力，“说了些言不由衷的话”，就是不能坚持原则，不能坚持真理，就是屈服于淫威。
对于胡乔木在1976年的行为，邓小平已经公开表示不记仇。
毛泽东在中共历史上有太特殊的贡献和地位，他已经被神话，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正确的评价毛泽东的功绩和批评毛泽东的错误。
引导历史前进需要优秀人物，优秀人物之所以是优秀人物，就在于他的难得。
毛泽东说“人才难得。”
作为领袖，有些时候要冷静看待任何人之间的差别。
我曾经被一个年轻的领导批评：“干工作不细腻，粗枝大叶。”
我回答说：“领导的批评有道理，我尽量改正。不过，我的工作不可能让你百分百满意，因为你是领导，而我绝对进步不到你的层次，我的思考也到不了你的层次。”
一个军长批评排长：怎么搞的！你距离一个师长差远了。
这种批评就没有意义：一个师有多少个排长？能有几个进步为师长？
用师长的标准要求排长，本来就是胡扯淡。
文革后期，邓小平治理整顿，最重要的拥泵是胡耀邦、万里、张爱萍和周荣鑫。
这四个拥泵，除了自杀于文革的周荣鑫，胡耀邦、万里、张爱萍在改革开放的岁月里都有突出的贡献。
胡乔木是一个有才华的人，但肯定比不上胡耀邦的贡献，胡耀邦以自己的眼光要求胡乔木就过于刻薄——他本人也已经开始犯错误。
关于邓力群，陆铿问：“象邓力群这样保守的人，你们已经打算要换他了？”
这种提问，本身就充满了对邓力群和胡耀邦的不尊敬。
胡耀邦：“……我们整个思想工作，有一个缺陷，也不是他（邓力群）个人的问题……要把我们的思想工作，渗透到经济工作里去。那么我们不少同志，包括力群同志在内，都有这个缺陷……”
胡耀邦这讲话！唉，恕我大胆，他也太那个了。一个集团，管理国家的思想和政策应该是一致的，如果思想和政策不一致，那么，一个可能是思想出了错不符合实际，一个是他宣称的思想是经过乔装打扮，一个是政策出了错误。
根据理论指导实践，总结实践修正理论。一个人、一个集团，尽最大限度实现理论和实践的一致。
茫茫宇宙的无限，社会实践的复杂，决定了“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每一个人都不可能彻底掌握宇宙的奥秘和社会发展的规律。
同样，任何一个集团的理论也要不断的完整。
任何人和任何集团的思想认识都有问题，所以他们的政策都会有缺点、乃至根本错误。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理论和实践的脱节，否定用思想指导实践的必要性。
胡耀邦的理论修养不那么出色——我这样评价有点自大。
邓力群用思想指导经济的结果如何是一回事情，但用思想指导经济的思路并不错误。
由于邓力群的推荐，陈云的批准，王震兼任了中央党校校长，蒋南翔担任了当家的副校长。
王震是胡耀邦的老乡，二人在文革后期和拨乱反正的岁月里，相互配合的非常的默契，但随着改革深入，二人在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矛盾激化到水火不容。
王震上任即撤换了前任校长胡耀邦信任的阮铭等三位笔杆子，外间盛传此事造成二人纠结。
胡乔木、邓力群、王震三人在胡耀邦下台中都起到极重要的作用，陆铿太狠了，一个一个的挑拨。
陆铿：“王震先生三月间到美国走了一趟，他是你的浏阳老乡是吧？”
胡耀邦：“是的，不过他是北乡的，我是南乡的。”
陆铿：“啊，那是南北呼应。”
陆铿还给胡耀邦留一点体面，可胡耀邦非常直接：“也可能是南辕北辙。哈哈……”
胡耀邦如此放言无忌，竟然将私下的分歧直接公布于众。
类比打扑克，就是对门直勾，逼迫王震硬杠。
王震虽然比不了彭德怀、刘少奇，但胡耀邦更比不上毛泽东，他凭什么硬杠王震？
关于军队方面，陆铿问：大陆十大军区司令换了九个，为什么沈阳军区司令李德生换不了？
这不挑事嘛。
沈阳军区司令李德生确实比较特别。作为刘邓大军出身的开国少将，1973年他在中共十大当选为中共中央副 、政治局常委、兼总政治部主任和北京军区司令员。
他是老一代革命军人在建国后个人进步最快的典范。
毛泽东这种安排，已经有让李德生在新的领导体制下主军的意图。
但，李德生和江青不能相容。
1973年，在周恩来和刚刚复出的邓小平的建议下，毛泽东决定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李德生最早表态服从中央调令去了沈阳军区。
1974年，李德生主动请辞中共中央副 、政治局常委、总政治部主任等职务，他的中共中央副 一职由老领导邓小平担任，总政治部主任一职由张春桥担任。
李德生曾经的地位和与四人帮斗争的表现，以及他与邓小平的关系，决定了被信任、被依托之深。
陆铿是记者，爱怎么挑事都不要紧，胡耀邦是 ，他的言行对于将领们非常重要。
胡耀邦回答：“我们现在军队的干部，要拥兵自重啊是绝不可能的。”
陆铿继续挑动：邓一旦见马克思，可能有些军头要坐大， 不一定指挥灵便。
胡耀邦否认陆铿的观点：一是小平智慧经验毕竟比我们多一些，二是恢复了党内正常的民主集中制。坚持正常的党内民主生活，“我们的国家今后几十年都不会动乱”（四年后就乱了，而且以他的去世为导火索）。
胡耀邦对于军队的讲话还是比较严谨的。
但，陆铿关于李德生的疑问影响了李德生的工作。大约是为了证明党能够指挥枪，1985年11月，李德生调任新组建的国防大学的政治委员、党委书记。
国防大学校长是张震。
李德生是军事干部，到国防大学不但调动工作，而且改行政工。
对于最为敏感的军委 邓小平，双方也有讨论。
陆铿：外面有一种想法，让邓大人做军委 ，很明显的，是因为他的权威比较高，就如你所说：他的智慧是高的，他的经验也是比较丰富的，大家对他都是心悦诚服的。那为什么不乘他健康的时候，就干脆把军委的工作让你（胡耀邦）接过来，由你（胡耀邦）做军委 ，不是更好吗？……
陆铿的意思是说：既然邓小平领导中国依靠的是“智慧是高的”、“经验也是比较丰富的”、“大家对他都是心悦诚服的”，那么继续担任军委 这个职务就是无所谓的，直接让胡耀邦担任军委 岂不更好吗？
对于政权，毛泽东有一个形象的名言：枪杆子里头出政权。
从某种意义讲，政权等同于军权。
清王朝管理中国依靠的是皇家的权威和既定的社会秩序。武昌起义点燃了反抗清王朝的烈火，也打破了既有的社会秩序。
推翻一个政权，一定需要军队，维稳一个社会秩序也需要军队。所以，在一个新政权建立初期，军队一定占据政权的中枢。
近代中国，真正能够领导中国的仅仅三个人：袁世凯、蒋介石和毛泽东。
袁世凯枪杀了宋教仁，国民党没有办法，袁世凯要称帝，孙中山没有办法。让袁世凯绝望的不是孙中山的笔杆子，而是蔡锷的枪杆子。
袁世凯去世后，中国为什么出现了乱局？核心原因就是没有能够控制全国军队的领袖，而每一个军头都不能彻底打败别的军头，于是军阀混战。
1919年的五四运动，其本身的意义也就表明了一种态度，对于国家来讲没有任何价值。
请问：五四运动收回山东和青岛了吗？
请问：1931年日军占领东北的时候，学生为什么不去抵抗？
所谓学生运动，就是窝里横，欺负欺负自家人而已，遇到真正的敌人，还必须脱掉长袍穿起军装拿起枪。
1936年12月12日，扭转时局的关键不是所谓的学生运动，而是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枪。
蒋介石之所以能够相当时间管理中国，不是南京政府享有法统，而是他领导下的军队打败了北洋军阀、镇压了党内的反对派。
如果没有毛泽东，全中国的学生都支持共产党，蒋介石也继续领导中国。
反过来，有了毛泽东，全中国的学生都闹事，也动摇不了共产党管理中国的历史进程。
楼主：yc雨花石
时间：2019-05-28 13:08:27
答红旗飘飘第一
1955年评军衔，有一个极重要的规则：评军衔前夕最后的职务，一般来讲上级军衔高于或等于下级军衔。
也就是说，不管在历史时期资历如何，必须照顾评军衔前期的上下级关系，总不能让下级的军衔高于上级。
抗战时期：聂荣臻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是大战略区一把手；徐向前是129师副师长，后来是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是大战略区副职。解放战争时期：聂荣臻是晋察冀（后来是华北）军区司令员，是大战略区正职；徐向前最后职务是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属于大战略区副职。
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聂荣臻地位始终在徐向前之上。但是，新中国成立，徐向前是总参谋长而聂荣臻代理，所以聂荣臻的排序低于徐向前。
军衔确实需要表现出资历和战功，但更需要体现出现实的工作关系，否则就搅乱了指挥体系。
比如，张云逸在红军时期和抗战时期的地位都高于粟裕，即使在解放战争时期，张云逸的华东军区副司令员也位列大约与粟裕的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要高一点。
新中国成立后，张云逸去了广西，离开了华东军区，粟裕担任了华东军区代司令员。
就战功和最后的职务看，粟裕的大军区代理司令员位列所有大将首位，老资格的张云逸降落到第八。
表面看来，张云逸吃了大亏，但实际并不如此，因为军衔以外，还有一个行政级别平衡。
按照当时中央的有关规定：元帅是行政三级，享受政治局委员待遇；大将是行政四级，享受国务院副总理待遇，大将以上可算作党和国家领导人；上将是行政五级，享受国务院秘书长待遇；中将是行政六级，享受部长级待遇；少将是行政七级，享受部长级医疗待遇。而且中将以上可以配备警卫秘书和保健医生、厨师、勤务员。
将帅其实分三个大等级：1、元帅和大将，享受党和国家领导人待遇，1988年评定军事家也是以大将为基点；2、中将以上属于高级将领；3、少将以上属于将官。
1955年虽然评了军衔，人前人后很光荣，但那是面子，关键的待遇是1952年的行政级别。
1952年规定的军政对应级别和大体军衔关系。
行政3级（ 正野战军级）： 元帅 野战军司令员、政委或等同；
行政4级 （副野战军级）： 大将 野战军副司令员、副政委；
行政5级 （正兵团级）： 上将 兵团司令员、政委；
行政6级（ 副兵团级）： 中将 兵团副司令员、副政委；
行政7级（ 准兵团级 ）：中将、少将 兵团参谋长、政治部主任；
行政8级（ 正军级 ）：少将 军长、政委
行政9级（ 副军级）： 少将、大校 副军长，副政委。
通过列表，我们知道，行政级别和军衔和官职并不绝度对等。
比如，同样是中将，有的享受行政6级，有的享受7级，这个差别就是资历。
反过来，准兵团级、正军级 和副军级，根据资历的不同也可能都被评为少将。
我们评论军衔时不能将他绝对化。
以大将为例。
粟裕位列最高，享受行政4级待遇，也就是“副野战军级”，这个待遇说明在1952年就已经确定粟裕没有评元帅的资格。
张云逸虽然位列第七，但享受的是行政3级待遇，也就是“正野战军级”，他的待遇等同于陈毅等一般元帅。
张云逸曾经长期担任红军副总参谋长，大体相当于叶剑英，张云逸曾经代理新四军军长，大体相当于陈毅。这个大体相当就是“弱于”。
问题是，张云逸是中共七大的中央委员。
请注意：中共10帅，都是中共七大的中央委员，无一例外。
中共七大的中央委员，未必是元帅，但元帅一定是中共七大的中央委员。
10位大将，除了张云逸之外，粟裕、黄克诚、肖劲光、陈赓、谭政、罗瑞卿等6人是候补委员。
10大将中的徐海东，是因为极特殊的酬功，不但是大将，而且排序靠前，不是常规逻辑。
10大将中的王树声和许光达也不是常规逻辑，他们分别代表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军团。
除此之外的贺炳炎，也以准兵团级评为上将，其原因是因为夏曦的大屠杀，红二军团的高级将领非常的少，兵团级仅仅许光达一人，如果许光达评上将，那么在大将里就没有红二军团的代表，而许光达评大将，上将里就必须让贺炳炎当代表。
1955年的军衔，不但是授给本人的，还要牵扯到他所在的山头的平衡和代表。
从常规逻辑讲，元帅必须在中共七大的中央委员中选定，大将应该在候补中央委员中选定。
还有一个因素决定元帅评选。
1945年8月，中共成立新的军委，毛泽东任 ，朱德、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为副 ，陈毅、贺龙、林彪、叶剑英、聂荣臻、刘伯承、徐向前、杨尚昆为军委委员。
1945年的中共军委委员包含了罗荣桓之外的9帅，大体确立了军队的核心干部。
1945年，罗荣桓为什么没有进入中央军委？
答案是1945年的中央军委委员都是军事干部而没有政工干部。
1945年中共七大的军事干部，划分为五大系统：新四军（军事干部代表陈毅，政工干部代表饶漱石）；陕甘宁晋绥（军事干部代表贺龙，政工干部代表关向应）；晋察冀热辽（聂荣臻司令员兼政委）；晋冀鲁豫（军事干部代表刘伯承，政工干部代表邓小平）；山东（罗荣桓司令员兼政委）。
聂荣臻是晋察冀热辽司令员兼政委，一直到去世，他始终担任军事干部，1949年四野南下，聂荣臻拒绝林彪让他担任四野政委的提议，他已经安心于军事干部，政工仅仅是兼职。
罗荣桓在抗战后期担任短期司令员兼政委，是其一生中唯一的军事干部职务，但其身体已经非常差劲，极难开展工作，毛泽东在1944年就已经内定林彪去山东担任司令员，罗荣桓的定位是政委。
五大战略区的所有军事主官都是军委委员，五大战略区的专职政工主官饶漱石、邓小平、罗荣桓、关向应都不是军委委员。
请注意：杨尚昆是1945年的军委委员，这为他在1981年担任军委副 提供了注脚。
1954年9月，政工成立新的中央军委，毛泽东为 ，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常委。
这个名单与1955年的元帅名单完全一致，邓小平没有授衔是因为他担任了政治局常委和 ，位列还在彭德怀之上（林彪当时还仅仅是政治局委员）。
1954年中央军委名单最大的特点是清除了周恩来和刘少奇。
建国初期，毛泽东已经对二人非常不满，有了提拔高岗、邓小平的思想，高岗倒台后，毛泽东的真正思想是培养邓小平接班，刘少奇大大的不知进退。
1955年，毛泽东以自己和邓小平不授衔堵住周恩来、刘少奇的元帅之路，但他和邓小平在军队有职务。
1955年，张云逸虽然么有进入元帅，但作为大将中唯一的中央委员，享受行政三级的待遇。
1955年评军衔，最重要的是职务，资历、战功仅仅是补充。
陈光在解放战争时期，最后的职务是四野副参谋长，四野另一个副参谋长聂鹤亭是中将。五大野战军所有参谋长没有一个大将，三野参谋长张震是中将。
陈光在解放战争时期曾经担任东野六纵司令员，东野所有司令员，没有一个大将，授衔有上将、中将、少将。
1955年评军衔，有一个极重要的规则：评军衔前夕最后的职务，一般来讲上级军衔高于或等于下级军衔。
也就是说，不管在历史时期资历如何，必须照顾评军衔前期的上下级关系，总不能让下级的军衔高于上级。
抗战时期：聂荣臻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是大战略区一把手；徐向前是129师副师长，后来是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是大战略区副职。解放战争时期：聂荣臻是晋察冀（后来是华北）军区司令员，是大战略区正职；徐向前最后职务是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属于大战略区副职。
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聂荣臻地位始终在徐向前之上。但是，新中国成立，徐向前是总参谋长而聂荣臻代理，所以聂荣臻的排序低于徐向前。
军衔确实需要表现出资历和战功，但更需要体现出现实的工作关系，否则就搅乱了指挥体系。
比如，张云逸在红军时期和抗战时期的地位都高于粟裕，即使在解放战争时期，张云逸的华东军区副司令员也位列大约与粟裕的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要高一点。
新中国成立后，张云逸去了广西，离开了华东军区，粟裕担任了华东军区代司令员。
就战功和最后的职务看，粟裕的大军区代理司令员位列所有大将首位，老资格的张云逸降落到第八。
表面看来，张云逸吃了大亏，但实际并不如此，因为军衔以外，还有一个行政级别平衡。
按照当时中央的有关规定：元帅是行政三级，享受政治局委员待遇；大将是行政四级，享受国务院副总理待遇，大将以上可算作党和国家领导人；上将是行政五级，享受国务院秘书长待遇；中将是行政六级，享受部长级待遇；少将是行政七级，享受部长级医疗待遇。而且中将以上可以配备警卫秘书和保健医生、厨师、勤务员。
将帅其实分三个大等级：1、元帅和大将，享受党和国家领导人待遇，1988年评定军事家也是以大将为基点；2、中将以上属于高级将领；3、少将以上属于将官。
1955年虽然评了军衔，人前人后很光荣，但那是面子，关键的待遇是1952年的行政级别。
1952年规定的军政对应级别和大体军衔关系。
行政3级（ 正野战军级）： 元帅 野战军司令员、政委或等同；
行政4级 （副野战军级）： 大将 野战军副司令员、副政委；
行政5级 （正兵团级）： 上将 兵团司令员、政委；
行政6级（ 副兵团级）： 中将 兵团副司令员、副政委；
行政7级（ 准兵团级 ）：中将、少将 兵团参谋长、政治部主任；
行政8级（ 正军级 ）：少将 军长、政委
行政9级（ 副军级）： 少将、大校 副军长，副政委。
通过列表，我们知道，行政级别和军衔和官职并不绝度对等。
比如，同样是中将，有的享受行政6级，有的享受7级，这个差别就是资历。
反过来，准兵团级、正军级 和副军级，根据资历的不同也可能都被评为少将。
我们评论军衔时不能将他绝对化。
以大将为例。
粟裕位列最高，享受行政4级待遇，也就是“副野战军级”，这个待遇说明在1952年就已经确定粟裕没有评元帅的资格。
张云逸虽然位列第七，但享受的是行政3级待遇，也就是“正野战军级”，他的待遇等同于陈毅等一般元帅。
张云逸曾经长期担任红军副总参谋长，大体相当于叶剑英，张云逸曾经代理新四军军长，大体相当于陈毅。这个大体相当就是“弱于”。
问题是，张云逸是中共七大的中央委员。
请注意：中共10帅，都是中共七大的中央委员，无一例外。
中共七大的中央委员，未必是元帅，但元帅一定是中共七大的中央委员。
10位大将，除了张云逸之外，粟裕、黄克诚、肖劲光、陈赓、谭政、罗瑞卿等6人是候补委员。
10大将中的徐海东，是因为极特殊的酬功，不但是大将，而且排序靠前，不是常规逻辑。
10大将中的王树声和许光达也不是常规逻辑，他们分别代表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军团。
除此之外的贺炳炎，也以准兵团级评为上将，其原因是因为夏曦的大屠杀，红二军团的高级将领非常的少，兵团级仅仅许光达一人，如果许光达评上将，那么在大将里就没有红二军团的代表，而许光达评大将，上将里就必须让贺炳炎当代表。
1955年的军衔，不但是授给本人的，还要牵扯到他所在的山头的平衡和代表。
从常规逻辑讲，元帅必须在中共七大的中央委员中选定，大将应该在候补中央委员中选定。
还有一个因素决定元帅评选。
1945年8月，中共成立新的军委，毛泽东任 ，朱德、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为副 ，陈毅、贺龙、林彪、叶剑英、聂荣臻、刘伯承、徐向前、杨尚昆为军委委员。
1945年的中共军委委员包含了罗荣桓之外的9帅，大体确立了军队的核心干部。
1945年，罗荣桓为什么没有进入中央军委？
答案是1945年的中央军委委员都是军事干部而没有政工干部。
1945年中共七大的军事干部，划分为五大系统：新四军（军事干部代表陈毅，政工干部代表饶漱石）；陕甘宁晋绥（军事干部代表贺龙，政工干部代表关向应）；晋察冀热辽（聂荣臻司令员兼政委）；晋冀鲁豫（军事干部代表刘伯承，政工干部代表邓小平）；山东（罗荣桓司令员兼政委）。
聂荣臻是晋察冀热辽司令员兼政委，一直到去世，他始终担任军事干部，1949年四野南下，聂荣臻拒绝林彪让他担任四野政委的提议，他已经安心于军事干部，政工仅仅是兼职。
罗荣桓在抗战后期担任短期司令员兼政委，是其一生中唯一的军事干部职务，但其身体已经非常差劲，极难开展工作，毛泽东在1944年就已经内定林彪去山东担任司令员，罗荣桓的定位是政委。
五大战略区的所有军事主官都是军委委员，五大战略区的专职政工主官饶漱石、邓小平、罗荣桓、关向应都不是军委委员。
请注意：杨尚昆是1945年的军委委员，这为他在1981年担任军委副 提供了注脚。
1954年9月，政工成立新的中央军委，毛泽东为 ，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常委。
这个名单与1955年的元帅名单完全一致，邓小平没有授衔是因为他担任了政治局常委和 ，位列还在彭德怀之上（林彪当时还仅仅是政治局委员）。
1954年中央军委名单最大的特点是清除了周恩来和刘少奇。
建国初期，毛泽东已经对二人非常不满，有了提拔高岗、邓小平的思想，高岗倒台后，毛泽东的真正思想是培养邓小平接班，刘少奇大大的不知进退。
1955年，毛泽东以自己和邓小平不授衔堵住周恩来、刘少奇的元帅之路，但他和邓小平在军队有职务。
1955年，张云逸虽然么有进入元帅，但作为大将中唯一的中央委员，享受行政三级的待遇。
1955年评军衔，最重要的是职务，资历、战功仅仅是补充。
陈光在解放战争时期，最后的职务是四野副参谋长，四野另一个副参谋长聂鹤亭是中将。五大野战军所有参谋长没有一个大将，三野参谋长张震是中将。
陈光在解放战争时期曾经担任东野六纵司令员，东野所有司令员，没有一个大将，授衔有上将、中将、少将。
楼主：yc雨花石
时间：2019-05-28 13:08:27
答红旗飘飘第二
陈光倒台前职务是广东军区副司令员。
建国初期，省级军区司令员授衔情况非常复杂：有元帅（叶剑英），大将（许光达、陈赓、张云逸），上将（许世友等等），中将。
省级军区副司令员，授衔级别最高的是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员王树声，大将。
王树声在整革命战争时期，军功虽然不突出，但地位一直很高。红军时期是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抗日战争时期担任太行军区副司令员和河南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基本就是放了单飞。
就王树声的革命生涯看，他的直接领导是徐向前、刘伯承、李先念等人，所以授衔不存在超过领导军衔的情况。
1955年的上将，排序是按照职务的高低而不是贡献的大小。
萧 克 国防部副部长兼训练总监部副部长
李 达 国防部副部长兼训练总监部副部长
张宗逊 副总长兼训练总监部副部长
李克农 副总长兼外交部副部长
王 震 副总长兼铁道兵司令兼政委
许世友 副总长兼南京军区司令
邓 华 副总长兼沈阳军区司令
彭绍辉 副总长兼训练总监部副部长
张爱萍 副总长
杨成武 副总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兼防空军司令
韩先楚 副总长 军事学院学员（1956年兼福建军区司令）
李 涛 总参三部部长
傅秋涛 总参队列部长
王 平 总参动员部长
吕正操 总参军事交通部长
傅 钟 总政副主任
萧 华 总政副主任兼总干部部副部长
甘泗淇 总政副主任
宋任穷 总干部部副部长
赖传珠 总干部部副部长
洪学智 总后勤部副部长
周士第 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军外训练部长
郭天民 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军事出版部长
周纯全 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
杨至诚 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
陈再道 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兼武汉军区司令兼湖北军区司令员
陈奇涵 军事法院院长
王宏坤 海军副司令
苏振华 海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刘亚楼 空军司令
刘 震 空军副司令 军事学院学员
陈锡联 炮兵司令 军事学院学员
韦国清 驻越南军事顾问团团长 公安军副司令
陈士榘 工程兵司令
陈伯钧 军事学院副院长
钟期光 军事学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宋时轮 总高级步校校长
朱良才 北京军区政委
董其武 69军军长（驻保定，属于北京军区）
唐 亮 南京军区政委
叶 飞 南京军区副司令兼福建军区司令
杨得志 济南军区司令 军事学院学员
王新亭 济南军区政委 代司令员
黄永胜 广州军区司令
李天佑 广州军区副司令兼广西军区司令 军事学院学员
陈明仁 55军军长（驻湛江，属于广州军区）
贺炳炎 成都军区司令
阎红彦 成都军区第一副政委
谢富治 昆明军区司令兼政委
陶峙岳 新疆建设兵团司令
乌兰夫 内蒙古军区司令兼政委
周 桓 沈阳军区政委
杨 勇 志愿军司令
李志民 志愿军政委
赵尔陆 二机部长
这样我们就可以分析这个排序：
1、国防部副部长2人：萧 克 李 达；
2、总参谋部副部长和二级部部长13人：张宗逊 李克农 王 震 许世友 邓 华 彭绍辉 张爱萍 杨成武 韩先楚 李 涛 傅 秋涛 王 平 吕正操；
3、总政治部副部长3人：傅 钟 萧 华 甘泗淇；
4、总干部副部长2人：宋任穷 赖传珠：
5、总后勤部副部长1人： 洪学智 ；
6、训练总监部副部长2人：周士第 郭天民 ；
7、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 3人：周纯全 杨 至诚 陈再道 ；
8、军事法院院长1人：
陈奇涵；
9、海军2人： 王宏坤 苏振华 ；
10、空军2人：刘亚楼 刘 震 ；
11、炮兵1人：陈锡联 ；
12、驻越南军事顾问团团长1人：韦国清；
13、工程兵司令1人： 陈士榘 ；
14、军事学院副院长 2人：陈伯钧 钟期光；
15、总高级步校校长1人： 宋时轮 ；
16、大军区15人：朱良才 董其武 唐 亮 叶 飞
杨得志 王新亭 黄永胜 李天佑 陈明仁 贺炳炎 阎红彦 谢富治 陶峙岳 乌兰
夫 周 桓 ；
17、志愿军2人：杨 勇 李志民；
18、第二机械工业部1人：赵尔陆。
陈光倒台前职务是广东军区副司令员。
建国初期，省级军区司令员授衔情况非常复杂：有元帅（叶剑英），大将（许光达、陈赓、张云逸），上将（许世友等等），中将。
省级军区副司令员，授衔级别最高的是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员王树声，大将。
王树声在整革命战争时期，军功虽然不突出，但地位一直很高。红军时期是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抗日战争时期担任太行军区副司令员和河南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基本就是放了单飞。
就王树声的革命生涯看，他的直接领导是徐向前、刘伯承、李先念等人，所以授衔不存在超过领导军衔的情况。
1955年的上将，排序是按照职务的高低而不是贡献的大小。
萧 克 国防部副部长兼训练总监部副部长
李 达 国防部副部长兼训练总监部副部长
张宗逊 副总长兼训练总监部副部长
李克农 副总长兼外交部副部长
王 震 副总长兼铁道兵司令兼政委
许世友 副总长兼南京军区司令
邓 华 副总长兼沈阳军区司令
彭绍辉 副总长兼训练总监部副部长
张爱萍 副总长
杨成武 副总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兼防空军司令
韩先楚 副总长 军事学院学员（1956年兼福建军区司令）
李 涛 总参三部部长
傅秋涛 总参队列部长
王 平 总参动员部长
吕正操 总参军事交通部长
傅 钟 总政副主任
萧 华 总政副主任兼总干部部副部长
甘泗淇 总政副主任
宋任穷 总干部部副部长
赖传珠 总干部部副部长
洪学智 总后勤部副部长
周士第 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军外训练部长
郭天民 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军事出版部长
周纯全 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
杨至诚 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
陈再道 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兼武汉军区司令兼湖北军区司令员
陈奇涵 军事法院院长
王宏坤 海军副司令
苏振华 海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刘亚楼 空军司令
刘 震 空军副司令 军事学院学员
陈锡联 炮兵司令 军事学院学员
韦国清 驻越南军事顾问团团长 公安军副司令
陈士榘 工程兵司令
陈伯钧 军事学院副院长
钟期光 军事学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宋时轮 总高级步校校长
朱良才 北京军区政委
董其武 69军军长（驻保定，属于北京军区）
唐 亮 南京军区政委
叶 飞 南京军区副司令兼福建军区司令
杨得志 济南军区司令 军事学院学员
王新亭 济南军区政委 代司令员
黄永胜 广州军区司令
李天佑 广州军区副司令兼广西军区司令 军事学院学员
陈明仁 55军军长（驻湛江，属于广州军区）
贺炳炎 成都军区司令
阎红彦 成都军区第一副政委
谢富治 昆明军区司令兼政委
陶峙岳 新疆建设兵团司令
乌兰夫 内蒙古军区司令兼政委
周 桓 沈阳军区政委
杨 勇 志愿军司令
李志民 志愿军政委
赵尔陆 二机部长
这样我们就可以分析这个排序：
1、国防部副部长2人：萧 克 李 达；
2、总参谋部副部长和二级部部长13人：张宗逊 李克农 王 震 许世友 邓 华 彭绍辉 张爱萍 杨成武 韩先楚 李 涛 傅 秋涛 王 平 吕正操；
3、总政治部副部长3人：傅 钟 萧 华 甘泗淇；
4、总干部副部长2人：宋任穷 赖传珠：
5、总后勤部副部长1人： 洪学智 ；
6、训练总监部副部长2人：周士第 郭天民 ；
7、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 3人：周纯全 杨 至诚 陈再道 ；
8、军事法院院长1人：
陈奇涵；
9、海军2人： 王宏坤 苏振华 ；
10、空军2人：刘亚楼 刘 震 ；
11、炮兵1人：陈锡联 ；
12、驻越南军事顾问团团长1人：韦国清；
13、工程兵司令1人： 陈士榘 ；
14、军事学院副院长 2人：陈伯钧 钟期光；
15、总高级步校校长1人： 宋时轮 ；
16、大军区15人：朱良才 董其武 唐 亮 叶 飞
杨得志 王新亭 黄永胜 李天佑 陈明仁 贺炳炎 阎红彦 谢富治 陶峙岳 乌兰
夫 周 桓 ；
17、志愿军2人：杨 勇 李志民；
18、第二机械工业部1人：赵尔陆。
楼主：yc雨花石
时间：2019-05-28 13:08:27
答红旗飘飘第三
以上18类大体顺序是：总部机关——军种——兵种——院校——大军区。
还有几个特点。
1、兼职的将领，不管实际工作重心如何，按照排序最高排名。比如陈再道是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兼武汉军区司令兼湖北军区司令员，他以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的身份排入总部。
2、本系统内所有上将全部排完，才排另一系统。比如北京军区有三位上将，司令员杨成武身兼副总参谋长和防空军司令员在总部排名，所以北京军区仅仅有北京军区政委朱良才和起义将领董其武。董其武时任69军军长，驻保定，属于北京军区。
我们不能因为董其武排序高于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就说董其武比黄永胜重要。
3、本系统内部排名按照系统原有顺序。
4、非常规存在的单位，根据各种复杂因素，切入相对适当位置。
所谓“非常规存在的单位”是指“驻越南军事顾问团团长人韦国清”和“志愿军的杨勇、李志民”。
从志愿军排序在大军区之后，可知停战之后志愿军的地位已经下降到大军区级别，因为随时有撤回国内的可能，所以排序在大军区之后。
“驻越南军事顾问团”的地位本不应高于“志愿军总部”，但韦国清因为工作原因兼公安军副司令员，所以不能放在大军区系统之后。
韦国清排序最有趣的的一点是插入到炮兵司令员陈锡联和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之间。
网络对于上将排名有各种各样的解读，很多是臆测，无论韦国清的军事能力和贡献都远远不能和陈士榘相比，何况陈士榘是毛泽东特别喜欢的老井冈山。
韦国清插入到炮兵司令员陈锡联和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之间，说明1955年评军衔和排名，很深刻考虑了将领个人工作岗位本身的重要性。
炮兵虽然是兵种，但在常规战争中有巨大的不可取代的作用，尤其在解放军还没有完成军队现代化之前，就是今天，炮兵的重要性也是非常突出的，而工程兵的地位明显较弱。公安军是军种，但毕竟属于内卫性质，明显弱于野战部队。
炮兵——公安军——工程兵的排序，虽然有人的因素，但岗位本人的地位影响将领排名。
二机部部长授衔，一个是赵尔陆本人确实与军队有密切的关系，但二机部确实是国务院的单位，他之所以能够在军队授衔，是因为1952年成立的二机部主管坦克和航空工业，属于武器制造。
大军区排序，也很有意思，他的序列是：北京——南京（含福州）——济南——广州——成都——昆明——新疆——兰州——内蒙古——沈阳。
北京肯定排军区第一，至于第二，应该以北京旋转，北京周围有沈阳、济南、内蒙古、兰州（北京军区的山西邻接兰州军区的陕西）都可以排序第二。
中共将南京军区插进北京和济南之间排序的意图非常明显，在朝鲜战场停战之后，解决台湾问题提上日程，负责对台湾战争的南京军区以及他分割出来的福州异乎寻常的重要。
南京、济南之后排序广州而不是沈阳，是因为广州在解决台湾也有巨大的作用。
在广州之后，也就直接向西排序。在昆明军区和成都军区之间，成都军区位列昆明之前。1955年，昆明因为接壤中南半岛，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要和国民党溃退 角部队搅和。但成都军区管辖西藏。从那个时候，成都地位就在昆明之上，这也埋下了1985年成都兼并昆明的伏笔。
1955年，成立了新疆军区。但是的新疆军区是大军区级别，而且地位很突出。
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中苏之间的内斗已经开始突出，孤悬的新疆处于苏联的两面夹击之下，中国本部对于新疆的支援受限于交通，所以毛泽东提升了新疆军区的规格。
兰州军区虽然是大军区，但因为处于内部而没有战争任务，所以级别并不高，司令员张达志和政委冼恒汉都是中将。在开国之初，战将林立，一个大军区竟然没有一个上将，说明他的地位尴尬。
和新疆省军区升格一样，1955年4月，内蒙古军区从华北军区划出，改为大军区，直属中央军委领导，乌兰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新疆军区和内蒙古军区的升格，都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在1955年就已经开始加强漫长中苏边境线的国防。
电视剧《亮剑》中有丁伟论述加强东北国防的论文，其实毛泽东的考量更加深刻，他不是担心东北，而是担心内蒙古和新疆，因为这两个地方都牵扯到宗教信仰和民族问题。
这样一来，沈阳军区非常有意思，司令员邓华因为身兼副总参谋长，所以排序很高，政委周桓按照军区排序，结果到底了。
现在回到陈光，他在1952年是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大体相当于广西省军军区副司令员李天佑，能够取代黄永胜成为广州军区司令员的可能非常小，但非常容易成为副司令员，而且排序肯定在李天佑之后。
说陈光能够上将排序第一，不是不可能，而是很难，除非他成为国防部副部长。
正常情况，他以广州军区副司令员位列李天佑之后：
萧 克 李 达 张宗逊 李克农 王 震 许世友 邓 华 彭绍辉 张爱萍 杨成武 韩先楚 李 涛 傅 秋涛 王 平 吕正操 傅 钟 萧 华 甘泗淇 宋任穷 赖传珠 洪学智 周士第 郭天民 周纯全 杨 至诚 陈再道 陈奇涵 王宏坤 苏振华 刘亚楼 刘 震 陈锡联 韦国清 陈士榘 陈伯钧 锺期光 宋时轮 朱良才 董其武 唐 亮 叶 飞 杨得志 王新亭 黄永胜 李天佑 陈光 陈明仁。
以上18类大体顺序是：总部机关——军种——兵种——院校——大军区。
还有几个特点。
1、兼职的将领，不管实际工作重心如何，按照排序最高排名。比如陈再道是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兼武汉军区司令兼湖北军区司令员，他以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的身份排入总部。
2、本系统内所有上将全部排完，才排另一系统。比如北京军区有三位上将，司令员杨成武身兼副总参谋长和防空军司令员在总部排名，所以北京军区仅仅有北京军区政委朱良才和起义将领董其武。董其武时任69军军长，驻保定，属于北京军区。
我们不能因为董其武排序高于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就说董其武比黄永胜重要。
3、本系统内部排名按照系统原有顺序。
4、非常规存在的单位，根据各种复杂因素，切入相对适当位置。
所谓“非常规存在的单位”是指“驻越南军事顾问团团长人韦国清”和“志愿军的杨勇、李志民”。
从志愿军排序在大军区之后，可知停战之后志愿军的地位已经下降到大军区级别，因为随时有撤回国内的可能，所以排序在大军区之后。
“驻越南军事顾问团”的地位本不应高于“志愿军总部”，但韦国清因为工作原因兼公安军副司令员，所以不能放在大军区系统之后。
韦国清排序最有趣的的一点是插入到炮兵司令员陈锡联和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之间。
网络对于上将排名有各种各样的解读，很多是臆测，无论韦国清的军事能力和贡献都远远不能和陈士榘相比，何况陈士榘是毛泽东特别喜欢的老井冈山。
韦国清插入到炮兵司令员陈锡联和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之间，说明1955年评军衔和排名，很深刻考虑了将领个人工作岗位本身的重要性。
炮兵虽然是兵种，但在常规战争中有巨大的不可取代的作用，尤其在解放军还没有完成军队现代化之前，就是今天，炮兵的重要性也是非常突出的，而工程兵的地位明显较弱。公安军是军种，但毕竟属于内卫性质，明显弱于野战部队。
炮兵——公安军——工程兵的排序，虽然有人的因素，但岗位本人的地位影响将领排名。
二机部部长授衔，一个是赵尔陆本人确实与军队有密切的关系，但二机部确实是国务院的单位，他之所以能够在军队授衔，是因为1952年成立的二机部主管坦克和航空工业，属于武器制造。
大军区排序，也很有意思，他的序列是：北京——南京（含福州）——济南——广州——成都——昆明——新疆——兰州——内蒙古——沈阳。
北京肯定排军区第一，至于第二，应该以北京旋转，北京周围有沈阳、济南、内蒙古、兰州（北京军区的山西邻接兰州军区的陕西）都可以排序第二。
中共将南京军区插进北京和济南之间排序的意图非常明显，在朝鲜战场停战之后，解决台湾问题提上日程，负责对台湾战争的南京军区以及他分割出来的福州异乎寻常的重要。
南京、济南之后排序广州而不是沈阳，是因为广州在解决台湾也有巨大的作用。
在广州之后，也就直接向西排序。在昆明军区和成都军区之间，成都军区位列昆明之前。1955年，昆明因为接壤中南半岛，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要和国民党溃退 角部队搅和。但成都军区管辖西藏。从那个时候，成都地位就在昆明之上，这也埋下了1985年成都兼并昆明的伏笔。
1955年，成立了新疆军区。但是的新疆军区是大军区级别，而且地位很突出。
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中苏之间的内斗已经开始突出，孤悬的新疆处于苏联的两面夹击之下，中国本部对于新疆的支援受限于交通，所以毛泽东提升了新疆军区的规格。
兰州军区虽然是大军区，但因为处于内部而没有战争任务，所以级别并不高，司令员张达志和政委冼恒汉都是中将。在开国之初，战将林立，一个大军区竟然没有一个上将，说明他的地位尴尬。
和新疆省军区升格一样，1955年4月，内蒙古军区从华北军区划出，改为大军区，直属中央军委领导，乌兰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新疆军区和内蒙古军区的升格，都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在1955年就已经开始加强漫长中苏边境线的国防。
电视剧《亮剑》中有丁伟论述加强东北国防的论文，其实毛泽东的考量更加深刻，他不是担心东北，而是担心内蒙古和新疆，因为这两个地方都牵扯到宗教信仰和民族问题。
这样一来，沈阳军区非常有意思，司令员邓华因为身兼副总参谋长，所以排序很高，政委周桓按照军区排序，结果到底了。
现在回到陈光，他在1952年是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大体相当于广西省军军区副司令员李天佑，能够取代黄永胜成为广州军区司令员的可能非常小，但非常容易成为副司令员，而且排序肯定在李天佑之后。
说陈光能够上将排序第一，不是不可能，而是很难，除非他成为国防部副部长。
正常情况，他以广州军区副司令员位列李天佑之后：
萧 克 李 达 张宗逊 李克农 王 震 许世友 邓 华 彭绍辉 张爱萍 杨成武 韩先楚 李 涛 傅 秋涛 王 平 吕正操 傅 钟 萧 华 甘泗淇 宋任穷 赖传珠 洪学智 周士第 郭天民 周纯全 杨 至诚 陈再道 陈奇涵 王宏坤 苏振华 刘亚楼 刘 震 陈锡联 韦国清 陈士榘 陈伯钧 锺期光 宋时轮 朱良才 董其武 唐 亮 叶 飞 杨得志 王新亭 黄永胜 李天佑 陈光 陈明仁。
楼主：yc雨花石
时间：2019-05-28 13:08:27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44节
十年文革，一塌糊涂，学生上街毫无用处，叶剑英一声令下，几杆枪天下太平。
毛泽东领导共产党开始于1935年的遵义会议，到1943年，这样漫长的时间，中共党务一把手始终是张闻天，但1936年领导共产党的确实是毛泽东，核心原因不是他建立了军队（周恩来也参与了军队建设），核心原因是他能够领导军队打仗。
公元前196年黥布造刘邦的反，谋划说：“上老矣，厌兵，必不能来。使诸将，诸将独患淮阴、彭越，今皆已死，馀不足畏也。”
黥布之所以敢于造反，是因为韩信、彭越被杀而刘邦年老不能亲自一线指挥。
刘邦准备让太子刘盈指挥军队平叛，张良认为：“黥布，天下猛将也，善用兵，今诸将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将此属，无异使羊将狼，莫肯为用，且使布闻之，则鼓行而西耳。上虽病，彊载辎车，卧而护之，诸将不敢不尽力。上虽苦，为妻子自彊。”
刘盈不能打仗，没有威信，能不能打败黥布两说着，那些如狼似虎的骄兵悍将是一定不肯接受指挥的。
刘邦经过思考，接受了建议：“吾惟竖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
小朋友不管用，老爹亲自上一线。
军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领域，大家都是经过枪林弹雨的热血汉子，有相对独立的体系，没有根基，仅仅依靠职位有时镇不住台。
改革开放初期，整个国家的中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这种转变就极大的牺牲了军队的利益，因为“以阶级斗争为纲”就必须搞“先军政治”，军队就在国家政治生活和财政支出中特别突出。
文革时期中共九大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林彪、叶 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 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候补委员：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
以上25人除却朱德、董必武、刘伯承三个已经无权的点缀，当时担任军职就有林彪、叶 群、叶剑英、许世友、陈锡联、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黄永胜、谢富治、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等13人，毛泽东和周恩来对军队的影响不需要讨论。
文革时期中共十大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 德、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 德、汪东兴、 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姚文元、康生、 董必武。候补委员：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 赛福鼎?艾则孜。
以上25人，除却朱德、董必武、刘伯承三个已经无权的点缀，当时担任军职就有：韦国清、叶剑英、许世友、吴 德、汪东兴、陈锡联、李德生、苏振华等八人，毛泽东和周恩来对军队的影响不需要讨论。
中共十大的军队背景已经明显弱于九大，但仍然影响十分巨大，1974年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发生了许世友对抗王洪文的尴尬事件，若非周恩来紧急救场，毛大帅也有些丢脸。
1976年10月6日，叶剑英以军事政变的模式结束了文革，说明军队在国家生活中起决定性作用。
邓小平掌控军权后强力改革，极大触动了军队的利益：一个是军队退出国家政治中心；一个是大幅度削减军事开支。
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选出的政治局委员：万 里、 、王震、韦国清、乌兰夫、方 毅、邓小平、邓颖超、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杨尚昆、杨得志、余秋里、宋任穷、张廷发、陈 云、赵紫阳、胡乔木、胡耀邦、聂荣臻、倪志福、徐向前、彭真、 廖承志。候补委员：姚依林、秦基伟、陈慕华。
除却邓小平这个领导核心，28人中，军队背景的有王震、韦国清、叶剑英、李德生、杨尚昆、杨得志、余秋里、张廷发、聂荣臻、徐向前、秦基伟等11人。
如果仅仅看名单，数量并不小，但军队发挥的影响力已经急剧下降。
为了确保国民经济发展的资金，邓小平大幅度削减军事开支。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邓小平科学判断国际国内形势，适时作出了“军队要服从国家建设大局”的决策，形成“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与强军的统一”的新要求。
1984年11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经过五年，特别是最近三年的努力，国家建设呈现出生机勃勃，一片兴旺的局面，“现在需要的是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意地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他特别强调，“我们的军队要一切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不能妨碍这个大局，要紧密地配合这个大局，而且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
在1985年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又对军队要服从国家建设大局思想作了进一步阐述，明确要求“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成为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
军队建设是服从国家建设大局还是经济建设大局？在中央军委座谈会的讲话中，邓小平明确指出：“这个大局就是我们国家建设的大局”，“就是使我们国家在二十年内发展起来”。军队建设和经济建设都是国家建设大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军队服从国家建设大局不同于服从经济建设大局，前者是军队建设的战略指导思想，后者则是指导思想在建军原则上的阶段性体现。十一届三中全会把经济建设确定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把经济搞上去就是国家建设大局中的大局。也正是在此前提下，邓小平才指出，“现在就是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就这么一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
作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军队服从国家建设大局强调的是要理顺军队建设的内部、外部关系，善于在国家建设的整体中思考军队建设问题，在军队建设的基本方针和总体规划上自觉服从大局，军队建设做到有先有后。邓小平强调指出：“四化总得有先有后。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经济不发达，国力太弱，国防现代化就不可能，所以我们把经济和服务于经济的科技和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
邓小平明确要求，军队要在国家大局下积极行动，把“服从”和“服务”统一起来，积极参加和支援国家建设。他强调指出：“军队各个方面都和国家建设有关系，都要考虑如何支援和积极参加国家建设。无论空军也好，海军也好，国防科工委也好，都应该考虑腾出力量来支援国民经济的发展。”党和国家大幅度裁减军队员额，调整国防工业布局，军队开放部分机场、码头、仓库、铁路军事专用线等军用设施，培养军地两用人才，都有力地支援了国家建设。
邓小平一方面强调军队要“忍耐”，另一方面，又指出这种“忍耐”绝不是消极的，而是要立足现有条件，努力加强军队建设。他指出，要把教育训练放到战略位置上，“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军队要走注重质量建设的中国特色精兵之路，“军队要提高战斗力，提高工作效率，不‘消肿’不行”。通过整顿军队体制编制，我军成功裁员100万。
1985年，邓小平提出
“军队要忍耐”的思想，其百万大裁军对军队的影响非常的大。
相当多的官兵对于脱掉军装是有意见的，相当多的部队对于撤编是非常排斥的。
1928年，蒋介石完成北伐后，也以削减开支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为理由精简军队，结果引发了规模巨大的军阀混战。
没有强大的威望，没有几个人敢于拿军队开刀。
1984年10月1日，我的家乡是连绵细雨，老天爷让忙秋收的农民休息一下，我闲看了一段梁羽生的《白发魔女传》出去瞎转，在大队院发现很多人看电视。
那一天，我在电视上第一次看到了邓小平，模模糊糊知道了阅兵，也看到了我现在唧唧歪歪的胡耀邦和赵紫阳。坦白说，我对赵紫阳印象很深，因为我在武侠小说《白发魔女传》中知道有一个武功天下第一的武当派掌门人“紫阳道人”。
因为电视开始进入普通人生活，1984年的国庆阅兵，大约是农民能够直接观看的第一次大阅兵。
1984年11月1日，在国庆35周年阅兵一个月之后，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邓小平表达了一个惊人的决心：“这次阅兵，国内外反映很好。要说有个缺陷，就是80岁的人来检阅部队，本身就是个缺陷。裁军是个得罪人的事，还是我来得罪吧，不把矛盾交给新的中央军委 。”
第44节
十年文革，一塌糊涂，学生上街毫无用处，叶剑英一声令下，几杆枪天下太平。
毛泽东领导共产党开始于1935年的遵义会议，到1943年，这样漫长的时间，中共党务一把手始终是张闻天，但1936年领导共产党的确实是毛泽东，核心原因不是他建立了军队（周恩来也参与了军队建设），核心原因是他能够领导军队打仗。
公元前196年黥布造刘邦的反，谋划说：“上老矣，厌兵，必不能来。使诸将，诸将独患淮阴、彭越，今皆已死，馀不足畏也。”
黥布之所以敢于造反，是因为韩信、彭越被杀而刘邦年老不能亲自一线指挥。
刘邦准备让太子刘盈指挥军队平叛，张良认为：“黥布，天下猛将也，善用兵，今诸将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将此属，无异使羊将狼，莫肯为用，且使布闻之，则鼓行而西耳。上虽病，彊载辎车，卧而护之，诸将不敢不尽力。上虽苦，为妻子自彊。”
刘盈不能打仗，没有威信，能不能打败黥布两说着，那些如狼似虎的骄兵悍将是一定不肯接受指挥的。
刘邦经过思考，接受了建议：“吾惟竖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
小朋友不管用，老爹亲自上一线。
军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领域，大家都是经过枪林弹雨的热血汉子，有相对独立的体系，没有根基，仅仅依靠职位有时镇不住台。
改革开放初期，整个国家的中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这种转变就极大的牺牲了军队的利益，因为“以阶级斗争为纲”就必须搞“先军政治”，军队就在国家政治生活和财政支出中特别突出。
文革时期中共九大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林彪、叶 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 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候补委员：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
以上25人除却朱德、董必武、刘伯承三个已经无权的点缀，当时担任军职就有林彪、叶 群、叶剑英、许世友、陈锡联、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黄永胜、谢富治、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等13人，毛泽东和周恩来对军队的影响不需要讨论。
文革时期中共十大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 德、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 德、汪东兴、 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姚文元、康生、 董必武。候补委员：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 赛福鼎?艾则孜。
以上25人，除却朱德、董必武、刘伯承三个已经无权的点缀，当时担任军职就有：韦国清、叶剑英、许世友、吴 德、汪东兴、陈锡联、李德生、苏振华等八人，毛泽东和周恩来对军队的影响不需要讨论。
中共十大的军队背景已经明显弱于九大，但仍然影响十分巨大，1974年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发生了许世友对抗王洪文的尴尬事件，若非周恩来紧急救场，毛大帅也有些丢脸。
1976年10月6日，叶剑英以军事政变的模式结束了文革，说明军队在国家生活中起决定性作用。
邓小平掌控军权后强力改革，极大触动了军队的利益：一个是军队退出国家政治中心；一个是大幅度削减军事开支。
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选出的政治局委员：万 里、 、王震、韦国清、乌兰夫、方 毅、邓小平、邓颖超、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杨尚昆、杨得志、余秋里、宋任穷、张廷发、陈 云、赵紫阳、胡乔木、胡耀邦、聂荣臻、倪志福、徐向前、彭真、 廖承志。候补委员：姚依林、秦基伟、陈慕华。
除却邓小平这个领导核心，28人中，军队背景的有王震、韦国清、叶剑英、李德生、杨尚昆、杨得志、余秋里、张廷发、聂荣臻、徐向前、秦基伟等11人。
如果仅仅看名单，数量并不小，但军队发挥的影响力已经急剧下降。
为了确保国民经济发展的资金，邓小平大幅度削减军事开支。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邓小平科学判断国际国内形势，适时作出了“军队要服从国家建设大局”的决策，形成“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与强军的统一”的新要求。
1984年11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经过五年，特别是最近三年的努力，国家建设呈现出生机勃勃，一片兴旺的局面，“现在需要的是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意地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他特别强调，“我们的军队要一切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不能妨碍这个大局，要紧密地配合这个大局，而且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
在1985年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又对军队要服从国家建设大局思想作了进一步阐述，明确要求“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成为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
军队建设是服从国家建设大局还是经济建设大局？在中央军委座谈会的讲话中，邓小平明确指出：“这个大局就是我们国家建设的大局”，“就是使我们国家在二十年内发展起来”。军队建设和经济建设都是国家建设大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军队服从国家建设大局不同于服从经济建设大局，前者是军队建设的战略指导思想，后者则是指导思想在建军原则上的阶段性体现。十一届三中全会把经济建设确定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把经济搞上去就是国家建设大局中的大局。也正是在此前提下，邓小平才指出，“现在就是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就这么一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
作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军队服从国家建设大局强调的是要理顺军队建设的内部、外部关系，善于在国家建设的整体中思考军队建设问题，在军队建设的基本方针和总体规划上自觉服从大局，军队建设做到有先有后。邓小平强调指出：“四化总得有先有后。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经济不发达，国力太弱，国防现代化就不可能，所以我们把经济和服务于经济的科技和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
邓小平明确要求，军队要在国家大局下积极行动，把“服从”和“服务”统一起来，积极参加和支援国家建设。他强调指出：“军队各个方面都和国家建设有关系，都要考虑如何支援和积极参加国家建设。无论空军也好，海军也好，国防科工委也好，都应该考虑腾出力量来支援国民经济的发展。”党和国家大幅度裁减军队员额，调整国防工业布局，军队开放部分机场、码头、仓库、铁路军事专用线等军用设施，培养军地两用人才，都有力地支援了国家建设。
邓小平一方面强调军队要“忍耐”，另一方面，又指出这种“忍耐”绝不是消极的，而是要立足现有条件，努力加强军队建设。他指出，要把教育训练放到战略位置上，“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军队要走注重质量建设的中国特色精兵之路，“军队要提高战斗力，提高工作效率，不‘消肿’不行”。通过整顿军队体制编制，我军成功裁员100万。
1985年，邓小平提出
“军队要忍耐”的思想，其百万大裁军对军队的影响非常的大。
相当多的官兵对于脱掉军装是有意见的，相当多的部队对于撤编是非常排斥的。
1928年，蒋介石完成北伐后，也以削减开支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为理由精简军队，结果引发了规模巨大的军阀混战。
没有强大的威望，没有几个人敢于拿军队开刀。
1984年10月1日，我的家乡是连绵细雨，老天爷让忙秋收的农民休息一下，我闲看了一段梁羽生的《白发魔女传》出去瞎转，在大队院发现很多人看电视。
那一天，我在电视上第一次看到了邓小平，模模糊糊知道了阅兵，也看到了我现在唧唧歪歪的胡耀邦和赵紫阳。坦白说，我对赵紫阳印象很深，因为我在武侠小说《白发魔女传》中知道有一个武功天下第一的武当派掌门人“紫阳道人”。
因为电视开始进入普通人生活，1984年的国庆阅兵，大约是农民能够直接观看的第一次大阅兵。
1984年11月1日，在国庆35周年阅兵一个月之后，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邓小平表达了一个惊人的决心：“这次阅兵，国内外反映很好。要说有个缺陷，就是80岁的人来检阅部队，本身就是个缺陷。裁军是个得罪人的事，还是我来得罪吧，不把矛盾交给新的中央军委 。”
楼主：yc雨花石
时间：2019-05-28 13:08:27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45节
邓小平这个讲话表露一下几点：1、裁军是个得罪人的事，有很大的矛盾；2、邓小平在退休前完成裁军，换句话说，完成裁军就可以退休。
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宣布：人民解放军裁减员额100万。这一年，中央军委所属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的机关人员精简了近一半；原有的11个大军区精简合并成7个；减少军级以上单位31个；撤销师、团级单位4054个；县、市人民武装部不再归军分区管辖，改为地方建制，干部战士退出现役；军队内部管理的76种干部职务改由战士担任，官兵比例达到1：3.3。
1985年5月10日，也就是邓小平公开宣布裁军前的25天，胡耀邦会见敌视共产党政权的香港报人陆铿，谈论如何让邓小平退休。
确实有些让人寒心，合着我替你拔出凳子上的荆棘，你还叽歪人！
对于陆铿的挑逗，胡耀邦的答复非常有趣：我不会有这个误会的。
胡耀邦担心自己提出担任军委 会引起邓小平的误会，可见他还有一些政治警惕，他没有想到：讨论这个事情本身就已经容易引起误会。
陆铿说：对对，我是从整个局面考虑。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不敢领教的。但作为一个中国人，希望大陆和台湾都不要发生动乱。……你们看胡耀邦做了军委 了，邓大人又健在，他（邓小平）也仍在上面做出正确的决策，即使万一发生了他（邓小平）提前去见马克思，政局仍然是非常稳定的。为什么一定要到他（邓小平）去见马克思的那一天，你（胡耀邦）阁下才来做呢？
陆铿公开说，“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不敢领教的”，也就是从意识形态是不支持共产党，他给胡耀邦提建议，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希望大陆和台湾都不要发生动乱”，那个意思很维护大中国的和平。
表面看来，陆铿很爱国，但如果共产党和国民党继续开战，他应该还是支持国民党，因为他不领教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陆铿的意思是胡耀邦在邓小平健康的时候接掌军权，有利于新老交替。
公道良心讲，陆铿的想法并不错，错的是陆铿本人。
雨花石跑到台湾，搅合马英九和王金平的关系，这不扯淡吗？古人说的好：疏不间亲。反过来，同自己的政治敌人讨论自己同事的蜚短流长，就是令人寒心的事情。
如果雨花石和自己的家人有些矛盾，可以告诉自己的弟弟、妹妹，也可以告诉老泰山、老太海，决不能告诉自己曾经的情敌。
胡耀邦说：我们倒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我们想的是小平同志的健康。
胡耀邦的意思是说：邓小平很健康，就让继续担任好了。
对于邓小平的进退，胡耀邦最后的表态太胡闹了：“我们两个人（指他和赵紫阳）事情比较多，也的确比较忙。而老实说，现在军队的事情并不很多，又不打仗，边境上有点事，也不十分严重，不管是南是北，都比较平静。但照顾到军内历来的论资排辈习惯，就让他（邓小平）兼任了……”
胡耀邦的意思是说：他和赵紫阳干了太多的工作，国家和平，军队无用，这个系统有“论资排辈习惯”，就让这个老头继续担任这个味道不大的职位好了。
坦白说，除非极端豁达的人，绝大部分人如果听到别人对自己这样评价，都会不高兴。
嚼完邓小平的舌头，陆铿还“冒昧地”向胡耀邦提出想与被罢官的王若水见一面，请予以关照。
胡耀邦马上回答：可以嘛，怎么不可以呢？他还是我们的同志嘛！
陆铿说：他的确是你们的宝啊！
胡耀邦就向他解释，对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种提法，今后再也不用了！
王若水刚刚进入中共内部意识形态争论的核心。
谈王若水就必须谈论胡乔木。
建国后，毛泽东身边有五个工作秘书：康生、陈伯达、江青、胡乔木和田家英。
这五个秘书，是协助毛泽东研究意识形态问题的。
江青也很厉害，虽然我极端讨厌此人，但一个能够领导样板戏的人，也是一个很精通文艺的人。
江青的所有样板戏，我都没看完整过，因为我不喜欢这种风格，但不能因为我的不喜欢而否定他存在的价值：样板戏毕竟是一朵花。
雨花石从来不吃蛇肉，但不能否认蛇肉能吃。
毛泽东这五位秘书，他自己打倒了田家英和陈伯达二人，拨乱反正后江青被逮捕、康生被否定。
政治生命最久长的是胡乔木。
胡乔木是一个知识分子，他的一生都保留了知识分子的血缘，甚至时而还有知识分子立场，也就是还没有彻底被改造成党的工具。
胡乔木的政治斗争性一直不强，做了毛泽东的秘书也未改多少。丁玲《三八节有感》一发，贺龙、王震立即批判，胡乔木却建议文艺问题讨论而已，遭到毛泽东批评，批评他没有政治家的敏锐洞察力，竟然看不出问题。
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写了延安被解放的女性因为必须嫁人而被人“诽语”的生活：“不结婚更有罪恶，她将更多的被作为制造谣言的对象，永远被污蔑”；因为“258团”的规定，结婚的选择只能是干部，“延安只有骑马的首长，没有艺术家的首长，艺术家在延安是找不到漂亮的情人的”，所以女性很被艺术家非议；如果嫁了没有地位的男人，就必须自己养育小孩，成了“回到家庭了的娜拉”，于是不能工作和学习，于是落后；离婚对于女人是更加沉重的打击。
在丁玲的笔下，延安的生活也非常的苦闷，虽然“小米把女同志吃得那么红胖”。
五四之后，女权运动迭起，脱离男人成为独立自由的社会人格是很多女性的目标，坚决拒绝玩偶，要做出走的娜拉。
但，社会的存在必须依赖于人的生育，而家庭一定是女性进步的拖累。
那些有强烈个性要求的女性，往往就非常的痛苦，其代表人物就是与毛泽东分道扬镳的贺子珍。
毛泽东与贺子珍的离异、毛泽东与江青的结合，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政治走向，所以成为坊间的热议。
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女儿李敏对于毛泽东与贺子珍的离异写的比较客观。
从井冈山开始，贺子珍一直担任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和机要秘书，她的工作就是照顾毛泽东的工作和生活。从1928年到1938年，贺子珍怀孕10次，生育6个孩子，名闻遐迩的女英雄成了生育机器。
那是一个充满朝气的集团，每一个人都是充满理想才加入这个注定要牺牲自己的利益的集团，女性由于生理的缘故，她们的选择更加理想化，也更具有奉献精神。
21世纪城市的白骨精，经常面临升生两难的选择，而今日的白骨精一般只生育一个孩子，如果怀孕10次，哪一个白骨精能够承受这样的生活、事业和身体的摧残？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国的政治形势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抗日局面的到来给革命者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舞台。
贺子珍需要事业，延安需要干部，生育了李敏的贺子珍不愿意再当家属，也不满足于在毛泽东身边做点秘书工作，她需要独立的工作。
由于时代的隔膜，我们这些普通的知识分子，已经不能理解那个时代为革命风险一切的激情。
为了筹措党的活动经费，井冈山女革命曾志，忍痛将自己的孩子卖掉。
为了事业，她们可以牺牲一切。
贺子珍肯定不是为了追求个人的幸福加入革命队伍的，她的思想里有非常坚决的女性的独立人格。
爱情、家庭、特别是孩子，成为她独立人格的巨大累赘，工作的愉快做母亲的快乐更重要，李敏的出生
带给她的是忧伤。
贺子珍把女儿送到了老乡家，去抗大学习去了。
贺子珍在长征中受了重伤，体内尚有残存弹片，而9次怀孕也摧残了她的健康。抗大的学习生活十分紧张，要学马列、政治、军事，每天早晨还要出操。贺子珍参加了全部的学习活动和晚上的政治活动，她克服困难，抓紧机会、抓紧时间，孜孜不倦地读书、操练，保证出勤。有一次，竟因贫血晕倒，但她还是坚持着。
抗大的学员是集体食宿，毛泽东在凤凰山下一个老乡家的窑洞里，离抗大只有一两里路，可除星期六外，贺子珍很少回家。
距离有时产生美，有时也产生裂痕。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延安吸引着大批爱国的知识分子、青年男女，他们冲破重重封锁，奔赴延安，给延安带来了生机，比如丁玲、比如江青。
第45节
邓小平这个讲话表露一下几点：1、裁军是个得罪人的事，有很大的矛盾；2、邓小平在退休前完成裁军，换句话说，完成裁军就可以退休。
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宣布：人民解放军裁减员额100万。这一年，中央军委所属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的机关人员精简了近一半；原有的11个大军区精简合并成7个；减少军级以上单位31个；撤销师、团级单位4054个；县、市人民武装部不再归军分区管辖，改为地方建制，干部战士退出现役；军队内部管理的76种干部职务改由战士担任，官兵比例达到1：3.3。
1985年5月10日，也就是邓小平公开宣布裁军前的25天，胡耀邦会见敌视共产党政权的香港报人陆铿，谈论如何让邓小平退休。
确实有些让人寒心，合着我替你拔出凳子上的荆棘，你还叽歪人！
对于陆铿的挑逗，胡耀邦的答复非常有趣：我不会有这个误会的。
胡耀邦担心自己提出担任军委 会引起邓小平的误会，可见他还有一些政治警惕，他没有想到：讨论这个事情本身就已经容易引起误会。
陆铿说：对对，我是从整个局面考虑。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不敢领教的。但作为一个中国人，希望大陆和台湾都不要发生动乱。……你们看胡耀邦做了军委 了，邓大人又健在，他（邓小平）也仍在上面做出正确的决策，即使万一发生了他（邓小平）提前去见马克思，政局仍然是非常稳定的。为什么一定要到他（邓小平）去见马克思的那一天，你（胡耀邦）阁下才来做呢？
陆铿公开说，“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不敢领教的”，也就是从意识形态是不支持共产党，他给胡耀邦提建议，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希望大陆和台湾都不要发生动乱”，那个意思很维护大中国的和平。
表面看来，陆铿很爱国，但如果共产党和国民党继续开战，他应该还是支持国民党，因为他不领教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陆铿的意思是胡耀邦在邓小平健康的时候接掌军权，有利于新老交替。
公道良心讲，陆铿的想法并不错，错的是陆铿本人。
雨花石跑到台湾，搅合马英九和王金平的关系，这不扯淡吗？古人说的好：疏不间亲。反过来，同自己的政治敌人讨论自己同事的蜚短流长，就是令人寒心的事情。
如果雨花石和自己的家人有些矛盾，可以告诉自己的弟弟、妹妹，也可以告诉老泰山、老太海，决不能告诉自己曾经的情敌。
胡耀邦说：我们倒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我们想的是小平同志的健康。
胡耀邦的意思是说：邓小平很健康，就让继续担任好了。
对于邓小平的进退，胡耀邦最后的表态太胡闹了：“我们两个人（指他和赵紫阳）事情比较多，也的确比较忙。而老实说，现在军队的事情并不很多，又不打仗，边境上有点事，也不十分严重，不管是南是北，都比较平静。但照顾到军内历来的论资排辈习惯，就让他（邓小平）兼任了……”
胡耀邦的意思是说：他和赵紫阳干了太多的工作，国家和平，军队无用，这个系统有“论资排辈习惯”，就让这个老头继续担任这个味道不大的职位好了。
坦白说，除非极端豁达的人，绝大部分人如果听到别人对自己这样评价，都会不高兴。
嚼完邓小平的舌头，陆铿还“冒昧地”向胡耀邦提出想与被罢官的王若水见一面，请予以关照。
胡耀邦马上回答：可以嘛，怎么不可以呢？他还是我们的同志嘛！
陆铿说：他的确是你们的宝啊！
胡耀邦就向他解释，对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种提法，今后再也不用了！
王若水刚刚进入中共内部意识形态争论的核心。
谈王若水就必须谈论胡乔木。
建国后，毛泽东身边有五个工作秘书：康生、陈伯达、江青、胡乔木和田家英。
这五个秘书，是协助毛泽东研究意识形态问题的。
江青也很厉害，虽然我极端讨厌此人，但一个能够领导样板戏的人，也是一个很精通文艺的人。
江青的所有样板戏，我都没看完整过，因为我不喜欢这种风格，但不能因为我的不喜欢而否定他存在的价值：样板戏毕竟是一朵花。
雨花石从来不吃蛇肉，但不能否认蛇肉能吃。
毛泽东这五位秘书，他自己打倒了田家英和陈伯达二人，拨乱反正后江青被逮捕、康生被否定。
政治生命最久长的是胡乔木。
胡乔木是一个知识分子，他的一生都保留了知识分子的血缘，甚至时而还有知识分子立场，也就是还没有彻底被改造成党的工具。
胡乔木的政治斗争性一直不强，做了毛泽东的秘书也未改多少。丁玲《三八节有感》一发，贺龙、王震立即批判，胡乔木却建议文艺问题讨论而已，遭到毛泽东批评，批评他没有政治家的敏锐洞察力，竟然看不出问题。
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写了延安被解放的女性因为必须嫁人而被人“诽语”的生活：“不结婚更有罪恶，她将更多的被作为制造谣言的对象，永远被污蔑”；因为“258团”的规定，结婚的选择只能是干部，“延安只有骑马的首长，没有艺术家的首长，艺术家在延安是找不到漂亮的情人的”，所以女性很被艺术家非议；如果嫁了没有地位的男人，就必须自己养育小孩，成了“回到家庭了的娜拉”，于是不能工作和学习，于是落后；离婚对于女人是更加沉重的打击。
在丁玲的笔下，延安的生活也非常的苦闷，虽然“小米把女同志吃得那么红胖”。
五四之后，女权运动迭起，脱离男人成为独立自由的社会人格是很多女性的目标，坚决拒绝玩偶，要做出走的娜拉。
但，社会的存在必须依赖于人的生育，而家庭一定是女性进步的拖累。
那些有强烈个性要求的女性，往往就非常的痛苦，其代表人物就是与毛泽东分道扬镳的贺子珍。
毛泽东与贺子珍的离异、毛泽东与江青的结合，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政治走向，所以成为坊间的热议。
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女儿李敏对于毛泽东与贺子珍的离异写的比较客观。
从井冈山开始，贺子珍一直担任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和机要秘书，她的工作就是照顾毛泽东的工作和生活。从1928年到1938年，贺子珍怀孕10次，生育6个孩子，名闻遐迩的女英雄成了生育机器。
那是一个充满朝气的集团，每一个人都是充满理想才加入这个注定要牺牲自己的利益的集团，女性由于生理的缘故，她们的选择更加理想化，也更具有奉献精神。
21世纪城市的白骨精，经常面临升生两难的选择，而今日的白骨精一般只生育一个孩子，如果怀孕10次，哪一个白骨精能够承受这样的生活、事业和身体的摧残？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国的政治形势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抗日局面的到来给革命者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舞台。
贺子珍需要事业，延安需要干部，生育了李敏的贺子珍不愿意再当家属，也不满足于在毛泽东身边做点秘书工作，她需要独立的工作。
由于时代的隔膜，我们这些普通的知识分子，已经不能理解那个时代为革命风险一切的激情。
为了筹措党的活动经费，井冈山女革命曾志，忍痛将自己的孩子卖掉。
为了事业，她们可以牺牲一切。
贺子珍肯定不是为了追求个人的幸福加入革命队伍的，她的思想里有非常坚决的女性的独立人格。
爱情、家庭、特别是孩子，成为她独立人格的巨大累赘，工作的愉快做母亲的快乐更重要，李敏的出生
带给她的是忧伤。
贺子珍把女儿送到了老乡家，去抗大学习去了。
贺子珍在长征中受了重伤，体内尚有残存弹片，而9次怀孕也摧残了她的健康。抗大的学习生活十分紧张，要学马列、政治、军事，每天早晨还要出操。贺子珍参加了全部的学习活动和晚上的政治活动，她克服困难，抓紧机会、抓紧时间，孜孜不倦地读书、操练，保证出勤。有一次，竟因贫血晕倒，但她还是坚持着。
抗大的学员是集体食宿，毛泽东在凤凰山下一个老乡家的窑洞里，离抗大只有一两里路，可除星期六外，贺子珍很少回家。
距离有时产生美，有时也产生裂痕。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延安吸引着大批爱国的知识分子、青年男女，他们冲破重重封锁，奔赴延安，给延安带来了生机，比如丁玲、比如江青。
楼主：yc雨花石
时间：2019-05-28 13:08:27
@燕赵游魂 835楼 2014-04-21 15:09:32
楼主今天还更吗？
-----------------------------
现在有些麻烦，经常需要发多次。我这个活本来呢就是找工作的间隙，现在还要一遍一遍的发，有些累的心疼。
楼主今天还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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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些麻烦，经常需要发多次。我这个活本来呢就是找工作的间隙，现在还要一遍一遍的发，有些累的心疼。
楼主：yc雨花石
时间：2019-05-28 13:08:27
@燕赵游魂 835楼 2014-04-21 15:09:32
楼主今天还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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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c雨花石 838楼 2014-04-22 14:43:28
现在有些麻烦，经常需要发多次。我这个活本来呢就是找工作的间隙，现在还要一遍一遍的发，有些累的心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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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mxue 839楼 2014-04-22 16:29:47
楼主能否考虑到博客发文，把博客地址发给大家。这样读者自行决定是否跟过去。
-----------------------------
我倒是有一个博客，也曾经发过。后来在天涯发帖子，就冷淡了那边，现在看，是一个思路。不过，如果因为别人鼓捣，我就撤了，也太脓包了。
楼主今天还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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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c雨花石 838楼 2014-04-22 14:43:28
现在有些麻烦，经常需要发多次。我这个活本来呢就是找工作的间隙，现在还要一遍一遍的发，有些累的心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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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mxue 839楼 2014-04-22 16:29:47
楼主能否考虑到博客发文，把博客地址发给大家。这样读者自行决定是否跟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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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倒是有一个博客，也曾经发过。后来在天涯发帖子，就冷淡了那边，现在看，是一个思路。不过，如果因为别人鼓捣，我就撤了，也太脓包了。
楼主：yc雨花石
时间：2019-05-28 13:08:27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46节
来延安的知识分子，给共产党带来了全国各地广阔的信息，给共产党提供了大批的人才，也给共产党增加了改造知识分子的巨大任务。
毛泽东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也是一个时刻掌握信息的人，他积极同知识分子交往，并从中了解情况，获得知识、信息。
来延安的有很多的革命女青年，那个时候毛泽东才44岁左右，难免和一些女同志交流的热烈一些。
1936年，斯诺访问延安，在他的《红星照耀中国》中有一点关于毛泽东和贺子珍关系的描述： “在毛泽东追述往事的时候，我注意到，有一个旁听者至少和我同样感兴趣，这就是他的妻子贺子珍。很明显，他谈到的有关自己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有许多是她以前从来没有听见过的。”
从1927年井冈山到1936年斯诺访问毛泽东，贺子珍和毛泽东私密了9年的时间，其中有毛泽东赋闲的两年半的时间。他们应该有交流感情的机会，但从这个记录看，贺子珍几乎没有和毛泽东交流过个人的世界。
男人和女人的结合，是灵魂与肉体的结合，肉体的结合是容易的，灵魂的融合实际是艰难的，上自叱咤风云的杰出人物，下到柴米油盐的普通人，完美的婚姻非常的罕见，其第一原因就是灵魂融合的艰难。
一觉醒来，突然发现，曾经无比熟悉的伴侣，竟然有自己忽略的内心深处，这是无数婚姻悲剧的根本原因，也是无数影视剧的基本路数：因为这符合真实的生活。
贺子珍是一个革命战士，她的世界只有革命，她没有认认真真和毛泽东在灵魂深处交流。
1937年1月底，经宋庆龄、斯诺介绍，美国人史沫特莱来到延安，进行了长达7个月的采访。
史沫特莱受到特别的重视，来到延安的当天晚上，就先后见到了她心目中的英雄毛泽东和朱德。
带有部分印第安血统、天生具有叛逆性格的史沫特莱，时年45岁，曾经游历过大半个世界，饱尝了生活的磨难。但苦难并没有磨灭她拥抱生活的热情，她对朱德的第一印象是：“他有五十多岁了，相貌和蔼可亲，额角布满皱纹。他看起来确像红军之父。他满面春风，连连对我说欢迎，并向我伸出了双手，我用双臂抱住他的脖子，在他的脸颊左右亲了一下。”
2001年的中国，冯远征在《不要和陌生人说话》里饰演了疑惑妻子外遇而家庭暴力的安家和，安家和的妻子梅湘南刻意隐瞒曾遭强暴的不幸而遭受丈夫的猜疑、家暴。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是一部剖析并抨击家庭暴力的电视剧，他告诉我们：在21世纪的中国，很多男人乃至社会都把女人看成男人的私有财产，女人的一切，尤其是女人内心世界都属于男人私有，不能有任何的私有空间，乃至于不能有曾经的玷污。
安家和是一个优秀的脑外科医生，但在男女关系上性格极度扭曲，这说明封建男女关系的思想流毒并不因为学历的提高和技术的高妙而被肃清。
在网络时代，拥有女人的一切隐私和自己的血脉儿子继承财产，封建思想仍然大行其道，并且以维护人权的名义借攻击计划生育政策而借尸还魂。
在男女授受不亲的近代中国，男女握手已经是非常革命的举止了，当众拥抱亲吻，在延安，在中国革命队伍里，这种见面礼也是从极其罕见的。蔡畅和李富春经常热吻，但他们是合法夫妻。所以，这两个响亮的热吻，在当时和以后的许多文章里，都被说成是史沫特莱抱住朱德的脸狠狠地“啃”了两口。
史沫特莱没有狠狠的“啃”毛泽东两口，但也相互拥抱献花。
我们不知道康克清对于史沫特莱的态度，但贺子珍非常难以接受拥抱献花在种在西方是很平常的礼节。她把送花、拥抱当成“爱的表示”，把送苹果之类的举动看成是“感情的表示”，对毛泽东产生了很深的误解。
正是这位“大地的女儿”， 不仅在延安采访写作，联系促成白求恩大夫的援华，而且还倡导组织了灭鼠运动、节育运动，以及声噪一时的交际舞潮流。
我们看影视剧，经常发现共产党的军队盛行集体唱歌和相互“拉歌”这种娱乐节目。
史沫特莱不擅长唱歌，她以跳舞应对“拉歌”。 她在《中国的战歌》中回忆：“在延安召开的一次高级军事干部会议期间，我试着教他们一些人如何跳舞，他们勤奋好学，每事必问，不怕丢面子。朱德同我破除迷信，揭开了交际舞的场面。周恩来接着也跳了起来，不过他跳舞像一个人在演算一道数学习题似的。彭德怀喜欢作壁上观，但不肯下来跳一次舞。贺龙在青砖铺的地上随音乐旋律一起欢跳，他是身上唯一有节奏感的舞师。”
新文化运动，就是打倒孔家店，就有女权运动，就有了鲁迅的《伤逝》，就有了《玩偶之家》进入中国。
男女应当有正常的社会交往，交际舞是男女交往的一种正常的途径。
不跳舞，也未必不男盗女娼，跳舞也未必不清清白白。
羊皮大衣，貂皮帽子，高筒马靴，史沫特莱是以一身时装出现在延安一片青灰色军装制服面前的。与她形影不离的是时任史沫特莱的翻译兼秘书的吴光伟(吴莉莉)。吴光伟，年轻漂亮，长发披肩，大学毕业后写过诗，演过话剧的。偶尔和她们一起出现的还有那位浓眉大眼，最早奔赴陕北，被称为文艺明星的丁玲。她们“三个有丈夫气概的离过婚的女人”对传统的婚姻都持批判态度，都希望妇女能在一个新的社会里享有较大的权力。这三位耀眼的单身女性，年龄在25岁到45岁之间，像旋风一样出入各种政治、社交和群众场合，所到之处均受到热情的接待和热烈的欢迎。
1937年3月的晚上，史沫特莱和翻译吴光伟（吴莉莉）就在那座天主教堂里教交际舞。到这里参加舞会的红军丈夫一般不带妻子前来，有少数刚从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来延安为统一战线和革命效力的青年男女也来参加。
延安早期的交际舞，主要是在高级干部聚会的娱乐性晚会上作为表演性节目出现，且范围不大，半掩蔽半公开。但这种带有异域色彩，具有强烈心理刺激作用的表演节目非常具有示范性。何况革命队伍里很多曾经生活在上海、天津、广州等大城市，以及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同志，对交际舞并不陌生。于是，很快，在凤凰山下史沫特莱的住处，就有了私人性质的娱乐晚会，晚会上当然少不了要跳交际舞。
据史沫特莱回忆，毛泽东刚开始“由于自尊心强，他不学跳舞，生理上也没有节奏感”，但却经常光顾客人们的住处，手里提着一袋花生米，请外国友人唱一支歌，大家拍掌击节，或唱歌或讲古，窑洞满座，谈笑风生，一时称为乐事。
在这种友好欢乐的悠闲时刻，史沫特莱经常邀大家排成一队，教他们跳弗吉尼亚土风舞，继之教授西方式的交际舞。
舞会在延安的窑洞里引起了爆炸性的不满。史沫特莱和她漂亮的伙伴、翻译吴莉莉越来越受到延安女同志们的尖锐批评。
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中回忆：“在延安的妇女中间，我赢得了败坏军风的恶名，人言可畏，群情侧目，以致有一回朱德邀我再教他跳一次舞时我居然谢绝了他。他指责我怕事，说道：‘我同封建主义斗了半生，现在还不想罢休!’我只好站起来以民主的名义和他跳了一次。”
慢慢地，交际舞逐渐出现在公开举行的晚会上。当时延安古城里的钟楼东侧有一座不大的基督教堂，被辟为中共中央大礼堂后，几乎每个周末的晚上，这里都举行晚会或舞会。史沫特莱和她的“学生们”成了舞会上的“明星”。
有一个影视剧叫《延安锄奸》，里面就有交际舞会。
在一封信里，史沫特莱有趣地写道：“毛说因为妇女不会跳舞，她们全都反对跳舞。”还写道：“我还没有用跳舞腐蚀毛，不过很快就能成功。他想学跳舞、唱歌以备有机会出国，因而他必须学会最新的狐步舞。”
吴光伟是晚间交际舞的明星，也是延安“现代剧”剧团的主要演员。她的特长是扮演西方戏剧中的女主角，与延安那些呆板的妇女相比，她好象神话故事中一位鲜艳夺目的公主。
史沫特莱把西方舞引入延安，使一些人忍无可忍，她激起了妻子们的公开反对。
贺子珍表现的最为突出，她和毛泽东因为延安舞会引发了激烈的矛盾。
因为，面对来自外域的挑战，贺子珍极差的身体和农村女孩的知识短缺，让她充满了自卑。
第46节
来延安的知识分子，给共产党带来了全国各地广阔的信息，给共产党提供了大批的人才，也给共产党增加了改造知识分子的巨大任务。
毛泽东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也是一个时刻掌握信息的人，他积极同知识分子交往，并从中了解情况，获得知识、信息。
来延安的有很多的革命女青年，那个时候毛泽东才44岁左右，难免和一些女同志交流的热烈一些。
1936年，斯诺访问延安，在他的《红星照耀中国》中有一点关于毛泽东和贺子珍关系的描述： “在毛泽东追述往事的时候，我注意到，有一个旁听者至少和我同样感兴趣，这就是他的妻子贺子珍。很明显，他谈到的有关自己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有许多是她以前从来没有听见过的。”
从1927年井冈山到1936年斯诺访问毛泽东，贺子珍和毛泽东私密了9年的时间，其中有毛泽东赋闲的两年半的时间。他们应该有交流感情的机会，但从这个记录看，贺子珍几乎没有和毛泽东交流过个人的世界。
男人和女人的结合，是灵魂与肉体的结合，肉体的结合是容易的，灵魂的融合实际是艰难的，上自叱咤风云的杰出人物，下到柴米油盐的普通人，完美的婚姻非常的罕见，其第一原因就是灵魂融合的艰难。
一觉醒来，突然发现，曾经无比熟悉的伴侣，竟然有自己忽略的内心深处，这是无数婚姻悲剧的根本原因，也是无数影视剧的基本路数：因为这符合真实的生活。
贺子珍是一个革命战士，她的世界只有革命，她没有认认真真和毛泽东在灵魂深处交流。
1937年1月底，经宋庆龄、斯诺介绍，美国人史沫特莱来到延安，进行了长达7个月的采访。
史沫特莱受到特别的重视，来到延安的当天晚上，就先后见到了她心目中的英雄毛泽东和朱德。
带有部分印第安血统、天生具有叛逆性格的史沫特莱，时年45岁，曾经游历过大半个世界，饱尝了生活的磨难。但苦难并没有磨灭她拥抱生活的热情，她对朱德的第一印象是：“他有五十多岁了，相貌和蔼可亲，额角布满皱纹。他看起来确像红军之父。他满面春风，连连对我说欢迎，并向我伸出了双手，我用双臂抱住他的脖子，在他的脸颊左右亲了一下。”
2001年的中国，冯远征在《不要和陌生人说话》里饰演了疑惑妻子外遇而家庭暴力的安家和，安家和的妻子梅湘南刻意隐瞒曾遭强暴的不幸而遭受丈夫的猜疑、家暴。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是一部剖析并抨击家庭暴力的电视剧，他告诉我们：在21世纪的中国，很多男人乃至社会都把女人看成男人的私有财产，女人的一切，尤其是女人内心世界都属于男人私有，不能有任何的私有空间，乃至于不能有曾经的玷污。
安家和是一个优秀的脑外科医生，但在男女关系上性格极度扭曲，这说明封建男女关系的思想流毒并不因为学历的提高和技术的高妙而被肃清。
在网络时代，拥有女人的一切隐私和自己的血脉儿子继承财产，封建思想仍然大行其道，并且以维护人权的名义借攻击计划生育政策而借尸还魂。
在男女授受不亲的近代中国，男女握手已经是非常革命的举止了，当众拥抱亲吻，在延安，在中国革命队伍里，这种见面礼也是从极其罕见的。蔡畅和李富春经常热吻，但他们是合法夫妻。所以，这两个响亮的热吻，在当时和以后的许多文章里，都被说成是史沫特莱抱住朱德的脸狠狠地“啃”了两口。
史沫特莱没有狠狠的“啃”毛泽东两口，但也相互拥抱献花。
我们不知道康克清对于史沫特莱的态度，但贺子珍非常难以接受拥抱献花在种在西方是很平常的礼节。她把送花、拥抱当成“爱的表示”，把送苹果之类的举动看成是“感情的表示”，对毛泽东产生了很深的误解。
正是这位“大地的女儿”， 不仅在延安采访写作，联系促成白求恩大夫的援华，而且还倡导组织了灭鼠运动、节育运动，以及声噪一时的交际舞潮流。
我们看影视剧，经常发现共产党的军队盛行集体唱歌和相互“拉歌”这种娱乐节目。
史沫特莱不擅长唱歌，她以跳舞应对“拉歌”。 她在《中国的战歌》中回忆：“在延安召开的一次高级军事干部会议期间，我试着教他们一些人如何跳舞，他们勤奋好学，每事必问，不怕丢面子。朱德同我破除迷信，揭开了交际舞的场面。周恩来接着也跳了起来，不过他跳舞像一个人在演算一道数学习题似的。彭德怀喜欢作壁上观，但不肯下来跳一次舞。贺龙在青砖铺的地上随音乐旋律一起欢跳，他是身上唯一有节奏感的舞师。”
新文化运动，就是打倒孔家店，就有女权运动，就有了鲁迅的《伤逝》，就有了《玩偶之家》进入中国。
男女应当有正常的社会交往，交际舞是男女交往的一种正常的途径。
不跳舞，也未必不男盗女娼，跳舞也未必不清清白白。
羊皮大衣，貂皮帽子，高筒马靴，史沫特莱是以一身时装出现在延安一片青灰色军装制服面前的。与她形影不离的是时任史沫特莱的翻译兼秘书的吴光伟(吴莉莉)。吴光伟，年轻漂亮，长发披肩，大学毕业后写过诗，演过话剧的。偶尔和她们一起出现的还有那位浓眉大眼，最早奔赴陕北，被称为文艺明星的丁玲。她们“三个有丈夫气概的离过婚的女人”对传统的婚姻都持批判态度，都希望妇女能在一个新的社会里享有较大的权力。这三位耀眼的单身女性，年龄在25岁到45岁之间，像旋风一样出入各种政治、社交和群众场合，所到之处均受到热情的接待和热烈的欢迎。
1937年3月的晚上，史沫特莱和翻译吴光伟（吴莉莉）就在那座天主教堂里教交际舞。到这里参加舞会的红军丈夫一般不带妻子前来，有少数刚从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来延安为统一战线和革命效力的青年男女也来参加。
延安早期的交际舞，主要是在高级干部聚会的娱乐性晚会上作为表演性节目出现，且范围不大，半掩蔽半公开。但这种带有异域色彩，具有强烈心理刺激作用的表演节目非常具有示范性。何况革命队伍里很多曾经生活在上海、天津、广州等大城市，以及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同志，对交际舞并不陌生。于是，很快，在凤凰山下史沫特莱的住处，就有了私人性质的娱乐晚会，晚会上当然少不了要跳交际舞。
据史沫特莱回忆，毛泽东刚开始“由于自尊心强，他不学跳舞，生理上也没有节奏感”，但却经常光顾客人们的住处，手里提着一袋花生米，请外国友人唱一支歌，大家拍掌击节，或唱歌或讲古，窑洞满座，谈笑风生，一时称为乐事。
在这种友好欢乐的悠闲时刻，史沫特莱经常邀大家排成一队，教他们跳弗吉尼亚土风舞，继之教授西方式的交际舞。
舞会在延安的窑洞里引起了爆炸性的不满。史沫特莱和她漂亮的伙伴、翻译吴莉莉越来越受到延安女同志们的尖锐批评。
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中回忆：“在延安的妇女中间，我赢得了败坏军风的恶名，人言可畏，群情侧目，以致有一回朱德邀我再教他跳一次舞时我居然谢绝了他。他指责我怕事，说道：‘我同封建主义斗了半生，现在还不想罢休!’我只好站起来以民主的名义和他跳了一次。”
慢慢地，交际舞逐渐出现在公开举行的晚会上。当时延安古城里的钟楼东侧有一座不大的基督教堂，被辟为中共中央大礼堂后，几乎每个周末的晚上，这里都举行晚会或舞会。史沫特莱和她的“学生们”成了舞会上的“明星”。
有一个影视剧叫《延安锄奸》，里面就有交际舞会。
在一封信里，史沫特莱有趣地写道：“毛说因为妇女不会跳舞，她们全都反对跳舞。”还写道：“我还没有用跳舞腐蚀毛，不过很快就能成功。他想学跳舞、唱歌以备有机会出国，因而他必须学会最新的狐步舞。”
吴光伟是晚间交际舞的明星，也是延安“现代剧”剧团的主要演员。她的特长是扮演西方戏剧中的女主角，与延安那些呆板的妇女相比，她好象神话故事中一位鲜艳夺目的公主。
史沫特莱把西方舞引入延安，使一些人忍无可忍，她激起了妻子们的公开反对。
贺子珍表现的最为突出，她和毛泽东因为延安舞会引发了激烈的矛盾。
因为，面对来自外域的挑战，贺子珍极差的身体和农村女孩的知识短缺，让她充满了自卑。
楼主：yc雨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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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潸然 844楼 2014-04-23 19:34:55
楼主辛苦了。想请教一下，如果朱瑞不牺牲的话，授衔时能获哪个军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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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瑞（一）
朱瑞非常复杂。
1925年赴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克拉辛炮兵学校学习。192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朱瑞是苏共转入中共的党员，他是莫斯科中山大学“二十八个半”的人物，所以是正儿八经的“国际派”党员，克拉辛炮兵学校毕业，是正儿八经的军事干部。文武全才、背景复杂是朱瑞的特点。
1934年1月朱瑞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同年夏任红1军团政治部主任。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
特殊的背景让他快速成为极高层次的政工干部。
1937年，他在刘少奇的中共中央北方局任军委书记。不久，赴国民党第一战区程潜处做统战工作，被委任为第十八集团军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联络处长，并担任豫北游击队训练班教官。他又单独创立了华北军政干部，培养了大批抗日干部。
1939年6月，朱瑞被任命为八路军第一纵队政委，是司令员徐向前的搭档。不久，朱瑞兼任中共中央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和中共山东分局书记，统一领导党政军各项工作。
朱瑞曾经是大战略区一把手，领导罗荣桓和本帖主角陈光。
但，抗战中期，山东的工作开展并不顺利，1942年3月，刘少奇抵达山东分局和115师驻地，一住四个月，对山东问题作出广泛调查，得出结论：山东问题的症结所在，是中共山东分局主要领导同志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犯了错误。
中共最终决定由罗荣桓全面掌控山东，朱瑞、陈光这两个与罗荣桓合作不愉快的掣肘高干相继被调回延安。
历史证明，朱瑞、陈光都是有能力的人，也是对党忠诚的人，但都不是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全面掌控大局的人。
陈光在延安，因为是老井冈山、因为老红一方面军的军事干部，还活跃在高层，曾经被提名中共七大候补委员。
至于朱瑞，因为他王明那个系统的被整肃，作为正儿八经的“二十八个半”，他被遗忘了。
朱瑞回延安后，被安排进入中央党校一部参加整风学习，这个学习为时颇长，有近二年的时间。
来延安的高级领导同志，虽然都在学习，情况却各不相同。刘伯承就曾一度被停发文件，不被通知参加某些重要会议，后经周恩来援手，刘伯承的境况才有所改善。陈毅在延安学习一段时间后，境遇亦向好的方面发展，1944年春、夏，被通知参加接待来延安的美军观察组的外事活动。然而，朱瑞没有得到这种边学习，边工作的机会，他长期处在“学习”状态，颇为引人注目。
能够被遗忘，说明朱瑞在中央苏区时期残酷的党内斗争中表现的并不积极，没有无情打击革命的同志。
但被遗忘，也说明他的能力并不是不可或缺的人物，同样是“二十八个半”的杨尚昆，虽然被降级，但没有被遗忘，因为他有能力。1945年杨尚昆成为军委委员，他是军委委员中唯一一个不是中央委员的人，说明领导实在不喜欢他，但也必须给与安排，因为他的能力。
朱瑞在延安的学习，产生了一个结果，这就是他写的《我的历史与思想自传》，在这篇《自传》中，他对自己的历史作了严格的剖析。在中共七大上，朱瑞又作了《山东根据地在三角斗争中的经验与教训》的发言，对自己在山东工作期间的缺点错误进行了深刻的检讨，热情歌颂了毛泽东的伟大。朱瑞的这个充满自我批评精神的发言，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在在中共七大上，因工作需要而未能到会的罗荣桓当选为中央委员。从此，朱瑞开始以一个新的形象被党内同志所认识——犯了错误，并愿意改正错误的党员干部。
朱瑞之被贬谪与罗荣桓地位的上升，在同一时期发生。客观事实证明，在朱与罗的争论中，罗的看法比较符合实际。
但是，朱瑞在党内地位的下降，更与“二十八个半”集团在政治上丢失领导权有关。
1944年 ，郭化若创办八路军炮兵学校，任校长。
1945年4月，朱瑞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说明他的自我检讨通过了组织的鉴定，可以给与应有的工作。
组织本拟任命他担任军委副总参谋长之职，给彭德怀担任副手。
但，朱瑞渴望再赴战场，他主动请缨，要求去干自己的专业——炮兵。朱瑞的愿望得到了满足，被任命为延安炮校的代理校长。
渴望战斗，而不耐在人事关系复杂的上层机关搞一些地图作业，这或许是朱瑞不愿留在延安总部的原因，而放手让朱瑞去前方，也表明那个时代任人唯贤，不以一时偏失定终身的一种优良作风。
曾经的政工干部，曾经的独当方面，也许是荣耀，但更多的是责任和复杂的协调，如果不能胜任，倒不如干一个技术干部来的爽快。
楼主辛苦了。想请教一下，如果朱瑞不牺牲的话，授衔时能获哪个军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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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瑞（一）
朱瑞非常复杂。
1925年赴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克拉辛炮兵学校学习。192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朱瑞是苏共转入中共的党员，他是莫斯科中山大学“二十八个半”的人物，所以是正儿八经的“国际派”党员，克拉辛炮兵学校毕业，是正儿八经的军事干部。文武全才、背景复杂是朱瑞的特点。
1934年1月朱瑞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同年夏任红1军团政治部主任。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
特殊的背景让他快速成为极高层次的政工干部。
1937年，他在刘少奇的中共中央北方局任军委书记。不久，赴国民党第一战区程潜处做统战工作，被委任为第十八集团军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联络处长，并担任豫北游击队训练班教官。他又单独创立了华北军政干部，培养了大批抗日干部。
1939年6月，朱瑞被任命为八路军第一纵队政委，是司令员徐向前的搭档。不久，朱瑞兼任中共中央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和中共山东分局书记，统一领导党政军各项工作。
朱瑞曾经是大战略区一把手，领导罗荣桓和本帖主角陈光。
但，抗战中期，山东的工作开展并不顺利，1942年3月，刘少奇抵达山东分局和115师驻地，一住四个月，对山东问题作出广泛调查，得出结论：山东问题的症结所在，是中共山东分局主要领导同志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犯了错误。
中共最终决定由罗荣桓全面掌控山东，朱瑞、陈光这两个与罗荣桓合作不愉快的掣肘高干相继被调回延安。
历史证明，朱瑞、陈光都是有能力的人，也是对党忠诚的人，但都不是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全面掌控大局的人。
陈光在延安，因为是老井冈山、因为老红一方面军的军事干部，还活跃在高层，曾经被提名中共七大候补委员。
至于朱瑞，因为他王明那个系统的被整肃，作为正儿八经的“二十八个半”，他被遗忘了。
朱瑞回延安后，被安排进入中央党校一部参加整风学习，这个学习为时颇长，有近二年的时间。
来延安的高级领导同志，虽然都在学习，情况却各不相同。刘伯承就曾一度被停发文件，不被通知参加某些重要会议，后经周恩来援手，刘伯承的境况才有所改善。陈毅在延安学习一段时间后，境遇亦向好的方面发展，1944年春、夏，被通知参加接待来延安的美军观察组的外事活动。然而，朱瑞没有得到这种边学习，边工作的机会，他长期处在“学习”状态，颇为引人注目。
能够被遗忘，说明朱瑞在中央苏区时期残酷的党内斗争中表现的并不积极，没有无情打击革命的同志。
但被遗忘，也说明他的能力并不是不可或缺的人物，同样是“二十八个半”的杨尚昆，虽然被降级，但没有被遗忘，因为他有能力。1945年杨尚昆成为军委委员，他是军委委员中唯一一个不是中央委员的人，说明领导实在不喜欢他，但也必须给与安排，因为他的能力。
朱瑞在延安的学习，产生了一个结果，这就是他写的《我的历史与思想自传》，在这篇《自传》中，他对自己的历史作了严格的剖析。在中共七大上，朱瑞又作了《山东根据地在三角斗争中的经验与教训》的发言，对自己在山东工作期间的缺点错误进行了深刻的检讨，热情歌颂了毛泽东的伟大。朱瑞的这个充满自我批评精神的发言，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在在中共七大上，因工作需要而未能到会的罗荣桓当选为中央委员。从此，朱瑞开始以一个新的形象被党内同志所认识——犯了错误，并愿意改正错误的党员干部。
朱瑞之被贬谪与罗荣桓地位的上升，在同一时期发生。客观事实证明，在朱与罗的争论中，罗的看法比较符合实际。
但是，朱瑞在党内地位的下降，更与“二十八个半”集团在政治上丢失领导权有关。
1944年 ，郭化若创办八路军炮兵学校，任校长。
1945年4月，朱瑞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说明他的自我检讨通过了组织的鉴定，可以给与应有的工作。
组织本拟任命他担任军委副总参谋长之职，给彭德怀担任副手。
但，朱瑞渴望再赴战场，他主动请缨，要求去干自己的专业——炮兵。朱瑞的愿望得到了满足，被任命为延安炮校的代理校长。
渴望战斗，而不耐在人事关系复杂的上层机关搞一些地图作业，这或许是朱瑞不愿留在延安总部的原因，而放手让朱瑞去前方，也表明那个时代任人唯贤，不以一时偏失定终身的一种优良作风。
曾经的政工干部，曾经的独当方面，也许是荣耀，但更多的是责任和复杂的协调，如果不能胜任，倒不如干一个技术干部来的爽快。
楼主：yc雨花石
时间：2019-05-28 13: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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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辛苦了。想请教一下，如果朱瑞不牺牲的话，授衔时能获哪个军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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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瑞（二）
抗战胜利后，朱率炮校迁往东北。1946年11月中旬，东总以炮兵调整处与炮兵学校一部，组建成立了炮兵司令部，统一东北全军炮兵的指挥及装备、训练事宜。朱瑞任司令员，邱创成任政治委员，匡裕民（兼参谋长）、贾陶任副司令员，刘澄瀛任政治部主任。
炮兵司令部的成立，标志着东北炮兵部队已经开始形成独立的兵种。
炮兵的参战程度不同地改变了我军单靠人送爆破的原始作战方法，但炮兵部队尚处于初创阶段，因此难度较大的间接射击技术还不能熟练掌握。三下江南作战时，一些部队的炮兵实施远距离间接射击，炮弹落到自己阵地上的事时有发生，有的纵队司令员直气得破口大骂：“娘××的，不打敌人打老子，炮兵有特务！”1947年1月，在一下江南的德惠攻坚战中，北满部队投入了四个炮兵团（30个炮连）参战。这是我军炮兵在黑土地上的第一次大亮相！步兵弟兄们为庞大的炮兵部队的参战而欢呼雀跃，炮兵部队也自豪地认为——光用大炮轰也把德惠城轰平了。然而实战中，在兵力部署上却出现了平均使用兵力的问题。结果打起来后，炮兵部队各自为战，乱打一气。等到发起总攻时，炮弹已经打光了。为此，战后受到了东野参谋长刘亚楼的严厉批评：“你们以为这是发衣服，一人一件呀？就是发衣服也不能乱穿一气呀！”
1948年8月15日，辽沈战役前夕，东北人民解放军炮兵纵队成立，隶属炮兵司令部。 苏进兼任司令员，邱创成兼任政委，匡裕民兼任副司令员及参谋长，刘澄瀛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炮兵纵队的领导干部和炮兵司令部的领导干部高度一致，唯一的区别是苏进担任司令员。虽然炮兵纵队划归炮兵司令部指挥，但这种情况正如华中野战军划归华中军区指挥一样，华中军区司令员的军事指挥能力比不上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这种唯一的区别说明：朱瑞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军事技术干部，也是一个优秀的军事教育干部，但确实不长于一线军事指挥。
1948年10月1日，为先扫清锦州外围，发起了义县攻坚战。作为炮兵司令员的朱瑞，对这次攻坚作战极为重视，并且亲临前线指挥。 当时，炮纵为更好地配合步兵部队攻坚作战，采用了一种新战术——抵近射击。即把大炮抵进到尽可能靠近城墙和敌工事的前方，直接平射，轰击敌目标。实践证明，这个“大炮上刺刀”的办法，对于从敌人坚固防线上迅速、准确地打开缺口效果颇佳。朱瑞及时总结了来自下层的经验，并在攻打义县的战斗中，指挥炮兵部队第一次比较集中地采用了这种战术。义县城垣刚刚突破，纵深战斗还在进行，他便冒着残敌稀落的枪炮射击，亲自赶到突破口去观察“抵近射击”的效果，以便为攻锦作战收集更精确的射击参数，不幸踏上残留的地雷，壮烈牺牲。
10月3日，东北野战军将朱瑞牺牲的经过向党中央作了报告。毛泽东闻讯后许久不语，悲恸不已。在党中央向全党发出的唁电中，毛泽东亲自写下：“朱瑞同志的牺牲实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之巨大损失。”
同日，中央军委决定将东野炮兵学校命名为“朱瑞炮校”（即今沈阳炮兵学院前身），以纪念这位对人民解放军炮兵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的将领。
电影《辽沈战役》中林彪、罗荣桓得知朱瑞牺牲，都非常的悲痛。
由于不可避免的出身，朱瑞卷入党内的斗争，但他是一个好人，所以没有个人的仇恨。
辽沈战役之后，11月29日，根据中央军委关于野战军可编特种兵纵队统率全军的炮兵、坦克兵、工兵等部队的命令，东北野战炮兵司令部改为特种兵司令部，萧华任司令员（不久由万毅继任），钟赤兵任政治委员，苏进、贾陶、匡裕民（兼参谋长）任副司令员，邱创成任副政治委员，唐凯任政治部主任。
1949年12月，中央军委决定组建全军炮兵领导机关，并调第四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副司令员苏进负责筹建工作。
1950年3月17日，任命苏进为军委炮兵副司令员兼参谋长，4月25日，任命第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为炮兵司令员。
如果朱瑞不牺牲，他不可能担任东北野战军特种兵司令员，而原炮兵纵队司令员苏进仅仅担任副职也说明特种兵纵队需要一个能力强、有资历人掌控，萧华、万毅都比朱瑞能打仗。
1950年，陈锡联担任炮兵司令员，说明苏进距离兵种司令员还有一些距离。
1955年，朱瑞的炮兵司令部的同事，大多是中将，而华东军区炮兵司令员陈锐霆仅仅是少将。延安炮校的老校长郭化若是中将。
如果以军事贡献而论，朱瑞也就一中将，如果考虑历史时期的职务，大有可能是资深炮兵副司令员，然后弄一个上将。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离开部队去地方。但这种可能很小，因为部队缺少朱瑞这种专职军事干部。
楼主辛苦了。想请教一下，如果朱瑞不牺牲的话，授衔时能获哪个军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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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瑞（二）
抗战胜利后，朱率炮校迁往东北。1946年11月中旬，东总以炮兵调整处与炮兵学校一部，组建成立了炮兵司令部，统一东北全军炮兵的指挥及装备、训练事宜。朱瑞任司令员，邱创成任政治委员，匡裕民（兼参谋长）、贾陶任副司令员，刘澄瀛任政治部主任。
炮兵司令部的成立，标志着东北炮兵部队已经开始形成独立的兵种。
炮兵的参战程度不同地改变了我军单靠人送爆破的原始作战方法，但炮兵部队尚处于初创阶段，因此难度较大的间接射击技术还不能熟练掌握。三下江南作战时，一些部队的炮兵实施远距离间接射击，炮弹落到自己阵地上的事时有发生，有的纵队司令员直气得破口大骂：“娘××的，不打敌人打老子，炮兵有特务！”1947年1月，在一下江南的德惠攻坚战中，北满部队投入了四个炮兵团（30个炮连）参战。这是我军炮兵在黑土地上的第一次大亮相！步兵弟兄们为庞大的炮兵部队的参战而欢呼雀跃，炮兵部队也自豪地认为——光用大炮轰也把德惠城轰平了。然而实战中，在兵力部署上却出现了平均使用兵力的问题。结果打起来后，炮兵部队各自为战，乱打一气。等到发起总攻时，炮弹已经打光了。为此，战后受到了东野参谋长刘亚楼的严厉批评：“你们以为这是发衣服，一人一件呀？就是发衣服也不能乱穿一气呀！”
1948年8月15日，辽沈战役前夕，东北人民解放军炮兵纵队成立，隶属炮兵司令部。 苏进兼任司令员，邱创成兼任政委，匡裕民兼任副司令员及参谋长，刘澄瀛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炮兵纵队的领导干部和炮兵司令部的领导干部高度一致，唯一的区别是苏进担任司令员。虽然炮兵纵队划归炮兵司令部指挥，但这种情况正如华中野战军划归华中军区指挥一样，华中军区司令员的军事指挥能力比不上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这种唯一的区别说明：朱瑞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军事技术干部，也是一个优秀的军事教育干部，但确实不长于一线军事指挥。
1948年10月1日，为先扫清锦州外围，发起了义县攻坚战。作为炮兵司令员的朱瑞，对这次攻坚作战极为重视，并且亲临前线指挥。 当时，炮纵为更好地配合步兵部队攻坚作战，采用了一种新战术——抵近射击。即把大炮抵进到尽可能靠近城墙和敌工事的前方，直接平射，轰击敌目标。实践证明，这个“大炮上刺刀”的办法，对于从敌人坚固防线上迅速、准确地打开缺口效果颇佳。朱瑞及时总结了来自下层的经验，并在攻打义县的战斗中，指挥炮兵部队第一次比较集中地采用了这种战术。义县城垣刚刚突破，纵深战斗还在进行，他便冒着残敌稀落的枪炮射击，亲自赶到突破口去观察“抵近射击”的效果，以便为攻锦作战收集更精确的射击参数，不幸踏上残留的地雷，壮烈牺牲。
10月3日，东北野战军将朱瑞牺牲的经过向党中央作了报告。毛泽东闻讯后许久不语，悲恸不已。在党中央向全党发出的唁电中，毛泽东亲自写下：“朱瑞同志的牺牲实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之巨大损失。”
同日，中央军委决定将东野炮兵学校命名为“朱瑞炮校”（即今沈阳炮兵学院前身），以纪念这位对人民解放军炮兵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的将领。
电影《辽沈战役》中林彪、罗荣桓得知朱瑞牺牲，都非常的悲痛。
由于不可避免的出身，朱瑞卷入党内的斗争，但他是一个好人，所以没有个人的仇恨。
辽沈战役之后，11月29日，根据中央军委关于野战军可编特种兵纵队统率全军的炮兵、坦克兵、工兵等部队的命令，东北野战炮兵司令部改为特种兵司令部，萧华任司令员（不久由万毅继任），钟赤兵任政治委员，苏进、贾陶、匡裕民（兼参谋长）任副司令员，邱创成任副政治委员，唐凯任政治部主任。
1949年12月，中央军委决定组建全军炮兵领导机关，并调第四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副司令员苏进负责筹建工作。
1950年3月17日，任命苏进为军委炮兵副司令员兼参谋长，4月25日，任命第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为炮兵司令员。
如果朱瑞不牺牲，他不可能担任东北野战军特种兵司令员，而原炮兵纵队司令员苏进仅仅担任副职也说明特种兵纵队需要一个能力强、有资历人掌控，萧华、万毅都比朱瑞能打仗。
1950年，陈锡联担任炮兵司令员，说明苏进距离兵种司令员还有一些距离。
1955年，朱瑞的炮兵司令部的同事，大多是中将，而华东军区炮兵司令员陈锐霆仅仅是少将。延安炮校的老校长郭化若是中将。
如果以军事贡献而论，朱瑞也就一中将，如果考虑历史时期的职务，大有可能是资深炮兵副司令员，然后弄一个上将。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离开部队去地方。但这种可能很小，因为部队缺少朱瑞这种专职军事干部。
楼主：yc雨花石
时间：2019-05-28 13:08:27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47节
大型革命历史长剧《长征》里有贺子珍面对敌机的狂轰乱炸，奋不顾身的扑在一个红军重伤员身上的片段，但没有透漏重伤员的身份。
红三军团的红五师政委钟赤兵在残酷的娄山关战役中受了重伤，因为延误了治疗，在极艰苦的环境下被迫用木匠锯把右腿膝盖以下小腿截掉。没过几天，钟赤兵的伤口感染了，彭德怀强行关心下进行第二次截肢。伤口继续感染，医生进行第三次手术，把钟赤兵的整个右腿从股骨腰部截去了。半个月内，三次截肢，钟赤兵竟然以坚强的毅力奇迹般地活过来了。
重伤之兵、残疾之人，如何继续长征？留在老百姓家里养伤，还是让他拖着一条腿继续跟部队长征呢？军团长彭德怀也决定不下。
钟赤兵表态：“就是爬，我也要跟上部队。无论如何，我不离开红军。”
彭德怀答应了。
毛泽东和周恩来、刘少奇等专程来到了医院看望钟赤兵和其他伤病员，并把钟赤兵由三军团调出被安排到中央卫生部休养连，随中央直属部队行动。
过北盘江时，休养连突遇敌机扫射和轰炸，部队隐蔽进树林，慌乱之中断腿负伤躺在担架上的师政委钟赤兵被遗弃暴露在江边，密集的子弹扫射而来。危急中，贺子珍一个箭步飞身扑到在钟赤兵身上，敌机疯狂扫射和轰炸之后，贺子珍伤口多达17处，几乎成了一个血人。
毛泽东闻讯赶来，怕连累部队的贺子珍要求留下就地疗伤。留下的没有几个人能够活下来，毛泽东强行派人抬走贺子珍，她带着17处伤口颠簸在长征路上。
一条腿的钟赤兵也凭着顽强的毅力爬雪山、过草地，到达了长征的终点陕北。
身体不好的贺子珍脾气越来越坏，和毛泽东的感情也越来越隔膜、经常吵架。贺子珍大声嚷，毛泽东却不怎么接茬。
最重要的是，毛泽东非常热烈的同来自各地的青年学生交流思想，知识面狭窄的贺子珍插不上话，也不能完全理解他们的思想。这种巨大的差异让她很痛苦，也很愤怒。
由于传统观念和思想，贺子珍很看不惯在革命军队里推广跳交谊舞。
史沫特莱的开放和吴光伟的美貌，让贺子珍非常的多疑。
史沫特莱去世后，斯诺用日文在《毛泽东的离婚》一书中复述了史沫特莱告知他的故事：毛的妻子贺子珍最不喜欢史沫特莱。反过来，史沫特莱坦率地表示，她认为贺子珍过的是苍白的、修道院式的生活，她不具备一个革命领袖妻子的必要条件。史沫特莱对贺子珍的冷淡就表明了她的看法。结果，俩人之间虽没有发生什么争吵，但相互敌视是很深的。
史沫特莱和贺子珍都是革命者，但二人的境界不同：贺子珍为革命奉献了自己的一切，但她反对的是来自社会的不公平，史沫特莱更加看重的是人的自我思想的解放。贺子珍关注的是集体的事业，她是党的人，史沫特莱关注的是人的独立自由，她是自己的人。
史沫特莱评价贺子珍是革命的修女，而贺子珍认为史沫特莱是帝国主义的腐蚀分子。
二人的敌视终于在1937年6月酿成了凤凰山事件。
那一个晚上，凤凰山东麓的窑洞里的史沫特莱已经睡下，毛泽东在隔壁吴光伟窑洞逗留。
贺子珍撞门而入，激烈的吵嚷着用一个长长的手电筒抽打毛泽东。
坐在桌旁的板凳上的毛泽东，仍旧戴着他的棉帽子，穿着军大衣，显得很尴尬。
毛泽东劝说贺子珍归去，贺子珍突然撕打吴光伟，然后挑衅进入窑洞的史沫特莱。
一生致力人格独立的史沫特莱岂肯让人欺负，一把将贺子珍推倒在地。
三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吵吵了个一塌糊涂。
正如蹩脚的影视剧里受了委屈女人，贺子珍没完没了的吵闹。
正如蹩脚的影视剧一样，不胜其烦毛泽东干脆搬到另外一窑洞居住。
1959年在庐山，贺子珍对杨尚奎的妻子水静解释为什么离开了毛泽东：“有些事情我看不惯，火气特别大。我认为他变了，和井岗山、瑞金的那个毛泽东不一样了，于是就经常和他吵。”
贺子珍晚年对来访者谈起这一事件：有一天，她找到史沫特莱住的窑洞，发现毛泽东与吴光伟坐得很近，面对面地正在谈话，很是火热，眉开眼笑。
她一腔怒气登时就发泄了……
吴光伟仅仅是插入毛泽东婚姻的一个偶然的外因，麻烦来自于内心的不和谐。
事后，吴光伟向有关部门反映贺子珍打人，这件事在小范围内被称为“吴光伟事件”，也被称为凤凰山事件。有关部门并没有对此给出一个处理意见，估计也有些讨厌毛泽东和吴光伟。
贺子珍在得知自己被“恶人先告状”后，气愤地表示：要把史沫特莱枪毙了
其实，观念的差异不只是贺子珍一个人的危机，当时，经过长征幸存下来的少数妇女干部在相对和平的延安，都有这种危机。长征的女英雄们都极力支持贺子珍。她们一致认为，一个外国女人竟然花费那么多时间在自己的窑洞里与别人的丈夫谈话，真是不可思议的事，况且男男女女夜晚聚在一起彼此亲密地接触，更是伤风败俗的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而祸根子不是别人，就是史沫特莱。
交际舞在延安闹得沸沸扬扬，惹是生非总是被谴责。为了息事宁人，1937年7月底，吴光伟“被礼送”而悄然离开延安，执行人是负责统战的周恩来和叶剑英。史沫特莱因为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在延安多待了一段时间，到９月初，“毛泽东断然命令她离开延安”，便与斯诺夫人一道，素然寡味地告别了延安。
电影《太行山上》，史沫特莱仍然给前线杀敌的朱德提了一个拥抱的要求，朱德报以战士的敬礼。
毛泽东另居窑洞伤透了贺子珍的心，敏感、好强、患得患失的她希望毛泽东同普通人的丈夫一样陪她生活，甚至陪她吵架。那一年她才28岁，也并不比22岁的江青高龄，她认识到自己和毛泽东之间巨大的文化差异，她想多学习和工作，她想改善自己的形象，但重伤之后的身体力不从心。倔强的贺子珍想动手术取出身上的弹片，减少身体的痛苦、恢复健康，才能多做些工作获得应有的尊严。
延安条件太差了，动不了这种手术。
当时，上海设有八路军办事处，而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和妻子钱希均，正在上海执行特殊财政任务——接收并转运共产国际给中国红军的巨额援助。贺子珍最信任毛泽民，特别是在长征途中，贺子珍身负重伤后，毛泽民亲自抬着担架，帮她度过最艰险的岁月。
贺子珍决定去西安，转赴上海，在毛泽民帮助下去做手术。
就在这时，她突然发现自己又一次怀孕了，这更坚定她要走的决心。她生孩子生怕了，想同毛泽东分开一段时间，减轻一下身体的负担，于是决定去上海做人流。
史沫特莱提倡的节育运动影响了贺子珍，诡异的是彻底影响了贺子珍，这是她最后一次生育。
这个来的不是时候的生命，从来就没有得到父母的祝福，就死在寒冷的异国他乡。
延安是男人的世界，女同志所到之处，特别是美貌的女同志所到之处，如果没有蜚短流长，那就不是中国的社会特点了。
接触的减少，难免的蜚短流长，加深了家庭生活的不如意产生的隔阂。
毛泽东是一个个性极强的人，贺子珍也是一个倔强的人，她没有冷静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放纵发泄自己的情绪。
从常理来讲，一个妇女怀孕，往往是更需要男人的爱护，贺子珍的选择离去是对家庭生活影响事业的愤怒、失落和对毛泽东的惩戒。
她的这种轻率选择，表面是对毛泽东的抗议，其实是恃宠而骄的公主心态。
毛泽东已经人到中年，中共早期的领袖，比如陈独秀、蔡和森都有离异的不幸。贺子珍一旦离去，正如摔破的镜子，争取无裂痕的重圆就已经成为不可能。
毛泽东真诚挽留：“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掉泪；二是跟过我的通信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信员牺牲了，我难过得掉泪；三是我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
毛泽东的三次掉眼泪，前两种都是阶级感情，唯独后一种是个人感情。
在这之前，杨开慧、毛泽潭都已经牺牲，毛泽东也丢失好几个孩子，但都没有掉泪，可见他对干革命的残酷牺牲是有充分准备的。
第47节
大型革命历史长剧《长征》里有贺子珍面对敌机的狂轰乱炸，奋不顾身的扑在一个红军重伤员身上的片段，但没有透漏重伤员的身份。
红三军团的红五师政委钟赤兵在残酷的娄山关战役中受了重伤，因为延误了治疗，在极艰苦的环境下被迫用木匠锯把右腿膝盖以下小腿截掉。没过几天，钟赤兵的伤口感染了，彭德怀强行关心下进行第二次截肢。伤口继续感染，医生进行第三次手术，把钟赤兵的整个右腿从股骨腰部截去了。半个月内，三次截肢，钟赤兵竟然以坚强的毅力奇迹般地活过来了。
重伤之兵、残疾之人，如何继续长征？留在老百姓家里养伤，还是让他拖着一条腿继续跟部队长征呢？军团长彭德怀也决定不下。
钟赤兵表态：“就是爬，我也要跟上部队。无论如何，我不离开红军。”
彭德怀答应了。
毛泽东和周恩来、刘少奇等专程来到了医院看望钟赤兵和其他伤病员，并把钟赤兵由三军团调出被安排到中央卫生部休养连，随中央直属部队行动。
过北盘江时，休养连突遇敌机扫射和轰炸，部队隐蔽进树林，慌乱之中断腿负伤躺在担架上的师政委钟赤兵被遗弃暴露在江边，密集的子弹扫射而来。危急中，贺子珍一个箭步飞身扑到在钟赤兵身上，敌机疯狂扫射和轰炸之后，贺子珍伤口多达17处，几乎成了一个血人。
毛泽东闻讯赶来，怕连累部队的贺子珍要求留下就地疗伤。留下的没有几个人能够活下来，毛泽东强行派人抬走贺子珍，她带着17处伤口颠簸在长征路上。
一条腿的钟赤兵也凭着顽强的毅力爬雪山、过草地，到达了长征的终点陕北。
身体不好的贺子珍脾气越来越坏，和毛泽东的感情也越来越隔膜、经常吵架。贺子珍大声嚷，毛泽东却不怎么接茬。
最重要的是，毛泽东非常热烈的同来自各地的青年学生交流思想，知识面狭窄的贺子珍插不上话，也不能完全理解他们的思想。这种巨大的差异让她很痛苦，也很愤怒。
由于传统观念和思想，贺子珍很看不惯在革命军队里推广跳交谊舞。
史沫特莱的开放和吴光伟的美貌，让贺子珍非常的多疑。
史沫特莱去世后，斯诺用日文在《毛泽东的离婚》一书中复述了史沫特莱告知他的故事：毛的妻子贺子珍最不喜欢史沫特莱。反过来，史沫特莱坦率地表示，她认为贺子珍过的是苍白的、修道院式的生活，她不具备一个革命领袖妻子的必要条件。史沫特莱对贺子珍的冷淡就表明了她的看法。结果，俩人之间虽没有发生什么争吵，但相互敌视是很深的。
史沫特莱和贺子珍都是革命者，但二人的境界不同：贺子珍为革命奉献了自己的一切，但她反对的是来自社会的不公平，史沫特莱更加看重的是人的自我思想的解放。贺子珍关注的是集体的事业，她是党的人，史沫特莱关注的是人的独立自由，她是自己的人。
史沫特莱评价贺子珍是革命的修女，而贺子珍认为史沫特莱是帝国主义的腐蚀分子。
二人的敌视终于在1937年6月酿成了凤凰山事件。
那一个晚上，凤凰山东麓的窑洞里的史沫特莱已经睡下，毛泽东在隔壁吴光伟窑洞逗留。
贺子珍撞门而入，激烈的吵嚷着用一个长长的手电筒抽打毛泽东。
坐在桌旁的板凳上的毛泽东，仍旧戴着他的棉帽子，穿着军大衣，显得很尴尬。
毛泽东劝说贺子珍归去，贺子珍突然撕打吴光伟，然后挑衅进入窑洞的史沫特莱。
一生致力人格独立的史沫特莱岂肯让人欺负，一把将贺子珍推倒在地。
三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吵吵了个一塌糊涂。
正如蹩脚的影视剧里受了委屈女人，贺子珍没完没了的吵闹。
正如蹩脚的影视剧一样，不胜其烦毛泽东干脆搬到另外一窑洞居住。
1959年在庐山，贺子珍对杨尚奎的妻子水静解释为什么离开了毛泽东：“有些事情我看不惯，火气特别大。我认为他变了，和井岗山、瑞金的那个毛泽东不一样了，于是就经常和他吵。”
贺子珍晚年对来访者谈起这一事件：有一天，她找到史沫特莱住的窑洞，发现毛泽东与吴光伟坐得很近，面对面地正在谈话，很是火热，眉开眼笑。
她一腔怒气登时就发泄了……
吴光伟仅仅是插入毛泽东婚姻的一个偶然的外因，麻烦来自于内心的不和谐。
事后，吴光伟向有关部门反映贺子珍打人，这件事在小范围内被称为“吴光伟事件”，也被称为凤凰山事件。有关部门并没有对此给出一个处理意见，估计也有些讨厌毛泽东和吴光伟。
贺子珍在得知自己被“恶人先告状”后，气愤地表示：要把史沫特莱枪毙了
其实，观念的差异不只是贺子珍一个人的危机，当时，经过长征幸存下来的少数妇女干部在相对和平的延安，都有这种危机。长征的女英雄们都极力支持贺子珍。她们一致认为，一个外国女人竟然花费那么多时间在自己的窑洞里与别人的丈夫谈话，真是不可思议的事，况且男男女女夜晚聚在一起彼此亲密地接触，更是伤风败俗的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而祸根子不是别人，就是史沫特莱。
交际舞在延安闹得沸沸扬扬，惹是生非总是被谴责。为了息事宁人，1937年7月底，吴光伟“被礼送”而悄然离开延安，执行人是负责统战的周恩来和叶剑英。史沫特莱因为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在延安多待了一段时间，到９月初，“毛泽东断然命令她离开延安”，便与斯诺夫人一道，素然寡味地告别了延安。
电影《太行山上》，史沫特莱仍然给前线杀敌的朱德提了一个拥抱的要求，朱德报以战士的敬礼。
毛泽东另居窑洞伤透了贺子珍的心，敏感、好强、患得患失的她希望毛泽东同普通人的丈夫一样陪她生活，甚至陪她吵架。那一年她才28岁，也并不比22岁的江青高龄，她认识到自己和毛泽东之间巨大的文化差异，她想多学习和工作，她想改善自己的形象，但重伤之后的身体力不从心。倔强的贺子珍想动手术取出身上的弹片，减少身体的痛苦、恢复健康，才能多做些工作获得应有的尊严。
延安条件太差了，动不了这种手术。
当时，上海设有八路军办事处，而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和妻子钱希均，正在上海执行特殊财政任务——接收并转运共产国际给中国红军的巨额援助。贺子珍最信任毛泽民，特别是在长征途中，贺子珍身负重伤后，毛泽民亲自抬着担架，帮她度过最艰险的岁月。
贺子珍决定去西安，转赴上海，在毛泽民帮助下去做手术。
就在这时，她突然发现自己又一次怀孕了，这更坚定她要走的决心。她生孩子生怕了，想同毛泽东分开一段时间，减轻一下身体的负担，于是决定去上海做人流。
史沫特莱提倡的节育运动影响了贺子珍，诡异的是彻底影响了贺子珍，这是她最后一次生育。
这个来的不是时候的生命，从来就没有得到父母的祝福，就死在寒冷的异国他乡。
延安是男人的世界，女同志所到之处，特别是美貌的女同志所到之处，如果没有蜚短流长，那就不是中国的社会特点了。
接触的减少，难免的蜚短流长，加深了家庭生活的不如意产生的隔阂。
毛泽东是一个个性极强的人，贺子珍也是一个倔强的人，她没有冷静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放纵发泄自己的情绪。
从常理来讲，一个妇女怀孕，往往是更需要男人的爱护，贺子珍的选择离去是对家庭生活影响事业的愤怒、失落和对毛泽东的惩戒。
她的这种轻率选择，表面是对毛泽东的抗议，其实是恃宠而骄的公主心态。
毛泽东已经人到中年，中共早期的领袖，比如陈独秀、蔡和森都有离异的不幸。贺子珍一旦离去，正如摔破的镜子，争取无裂痕的重圆就已经成为不可能。
毛泽东真诚挽留：“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掉泪；二是跟过我的通信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信员牺牲了，我难过得掉泪；三是我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
毛泽东的三次掉眼泪，前两种都是阶级感情，唯独后一种是个人感情。
在这之前，杨开慧、毛泽潭都已经牺牲，毛泽东也丢失好几个孩子，但都没有掉泪，可见他对干革命的残酷牺牲是有充分准备的。
楼主：yc雨花石
时间：2019-05-28 13:08:27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48节
毛泽东唯独对失去贺子珍的可能流下眼泪。
为什么？
毛泽东说：“我现在情况不同了，有发言权了。以后不会再让你像过去那样，跟着我受那么多苦了。”
从井冈山开始，到遵义会议，毛泽东、贺子珍一路走来，当然有红军供给的艰难和战争的残酷，但更多的是来自党内斗争的迫害。
株连是中国特色的国情，与政党无关，这是民情，这是民族劣根性，跨越阶级和政党。左倾中央要整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就要清扫外围，于是“邓毛谢古”倒霉，邓小平因为有复杂的朋友圈子的帮助能够参加长征而侥幸生存。作为毛泽东最亲密的人，贺子珍当然要承受极大的压力。
“以后不会再让你像过去那样，跟着我受那么多苦了。”
这是肺腑之言，也是饱含心酸的语言。
对于曾经同甘苦的邓小平、罗荣桓，毛泽东始终感念旧情，何况磕磕绊绊一路走来的贺子珍？
1940年，毛泽东见到井冈山的战友曾志，面对故友，毛泽东忍不住主动吐出心里话：“我同贺子珍还是有感情的，毕竟是十年夫妻嘛！……但我还是挂念着她的，她在长征中吃了不少苦，跟我十年生了十个孩子，年头生一个，年尾又生一个。”
还知道告诉曾志：他在中央苏区受到错误路线打击，被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后，名义上是苏维埃 ，但无实职工作，又患了病，连贺子珍也不怎么理他，不去照顾她，却强调自己有事情要干。
毛泽东说：“我当时就那么想读书吧！坚持真理，也不怕老婆离婚，一切我都不在乎，我只一心一意想去多读书！”
在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中，多次讲坚持真理，不要怕离婚！
被离婚的惨痛是毛泽东心底无法抹去的沉重阴影。
在中央苏区，坚持毛泽东路线而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邓小平，美丽的妻子金维英选择了离婚。1959年庐山会议后，蒲安修也离开了彭德怀。
斗争是残酷的，在斗争的残酷里，人更需要来自家庭的关爱，也最怕来自亲人的扎刀。
从根据地的最高领导者变成一个被边缘的人，个性倔强很招人嫌烦的毛泽东是非常的孤独的：鬼都不上门！
毛泽东已经没有了工作，作为生活秘书的贺子珍也就只剩下“生活”而不必秘书。没有工作、没有尊严，面对无尽的冷眼，贺子珍不能理解毛泽东不肯阿附国际派的意义，迁怒的她“不怎么理”毛泽东，“不去照顾”有病的毛泽东，“却强调自己有事情要干”，真实的心态是动了别有选择的思考。
左倾中央既不允许毛泽东去领导革命，也不允许去搞调查研究，留给他的只能是读书。“坚持真理，也不怕老婆离婚，一切我都不在乎”，这句话深刻揭示了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的伤痛：不仅仅是来自党内的斗争，最痛苦的是贺子珍的不能理解。
在中央苏区夫妻吵大架，事后毛泽东诙谐评价：“我们两个人一个是铁，一个是钢，谁都不让谁，钢铁相撞响个叮当。”
在最艰难的岁月里，贺子珍最终最终选择和毛泽东不离不弃，虽然并不能理解毛泽东的内心世界。
毛泽东感念贺子珍的陪伴：“我同贺子珍还是有感情的。”
贺子珍是一个外表温柔而极富个性的人，不肯妥协。
毛泽东总还有政治家妥协的心谋，贺子珍倔强的个性加上小姑娘的别扭，不肯妥协，不顾一切把李敏托付给人，收拾起简单的行李，一个人走了。
纠缠女人事业的家庭，一个是男女的羁绊，一个是孩子的拖累，贺子珍连女儿都不要，连肚里的孩子也要打掉，那里管顾毛泽东的感受，她像出走的娜拉一样走进历史的黑胡同。
贺子珍出走的时候，江青刚到延安两个月，正等待分配工作，根本没接触毛泽东。
当贺子珍来到西安时，淞沪抗战爆发，先期回到西安的钱希均极力劝说大嫂，不要去上海。
1937年11月11月12日上海沦陷，贺子珍才彻底打消了去上海治病的念头。
贺子珍住在中共驻西安办事处，进退维谷之时，1937年11月份，王明、康生、陈云从苏联莫斯科坐飞机经新疆、兰州、西安回了延安。为了充分利用资源，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达成协议，决定送一批身体较差的领导干部去莫斯科学习、养病，为未来的持久战争储备指挥人才和骨干力量。
去苏联岂不好过上海多多！不但可以治病，最重要的是可以学习，贺子珍决心要去苏联，她憋足劲儿要重新塑造自己——成为一个身体强健的、有马列主义水准的革命女性。
毛泽东写了封信，派警卫员送去到西安去接贺子珍回来。
“但贺子珍不回，却捎回一方白手绢，上面写了决别信，不久她就去了苏联。”……“这封决别信，至今仍旧保留在我的铁箱子里。”
事实上，还在怄气的贺子珍并没有忘情于毛泽东。身在西安，她还惦记着毛泽东的健康与休息。来西安时，贺子珍把那条共同盖了多年、烧了一个窟窿、记录了他们生活的红毛毯带出来，毛泽东的被褥更单薄了，如何抵抗晚上的寒冷？贺子珍用自己积攒起来的津贴费，上街买了一床新棉被，亲手缝好，托人捎给延安的毛泽东。
1937年11月月底，贺子珍终于从西安出发，踏上漫长的旅程。与她同行的有：在长征中冻掉双脚的原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徐梦秋，在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中负伤后被截去左臂的八路军第129师政治部副主任蔡树藩，在娄山关战斗中失去右腿并连带贺子珍重伤的钟赤兵，张闻天的妻子、陕北少共中央局组织部长刘英。
对于很多人来讲，徐梦秋是一个太生疏的名字，因为他是非常罕见的走完长征而叛变的红一方面军高级领导人。
徐梦秋，安徽寿县人，出生于1895年，1923年在上海入党，三大时期的党员，资历是很老的。1924年夏，徐梦秋和柯庆施（中共八大政治局委员、文革前上海市委书记）等在安庆组建了中共安庆支部。徐梦秋在国共两党联合创立的上海大学学习，受到瞿秋白、蔡和森、张太雷、恽代英等中共理论家的教诲，又广泛接触马列主义书籍，为他后来成为一位“红色历史学家”奠定了基础。
大革命失败后，徐梦秋被党组织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徐梦秋虽然不是中山大学“二十八个半”的人物，但从他在红军时期的地位看，也应该有所联系，最起码相互没有恶感。
1930年，徐梦秋学成回国，秘密潜入江西苏区。此后，他曾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长(1931年11月至1933年5月)、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朱瑞也担任过这一职务）、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军委抚恤委员会委员等。
1933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成立，校址设在江西瑞金大埠乡，当时校长兼政治委员是何长工(后为张宗逊，周昆曾任代理校长)，徐梦秋则任代理政治委员(彭雪枫曾任政治委员)，并曾任政治部主任。
在红军大学，徐梦秋是政治课的主要执教者。
徐梦秋留学苏联的才子，也是苏区一位著名的笔杆子，文笔极好，还曾担任过苏区中央政府教育委员会的副主任。据说“他工作勤奋，有些魄力，能放得开，讲求效率”。
徐梦秋是国际派一员大将，但为人非常宽宏，他和在党内斗争中失利的毛泽东“谈论时政、历史，每每谈到深夜”，理论功底深厚的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陆定一（他写的《老山界》曾经入选中学语文课本）等红军领导人也徐梦秋有密切的交往。
我感觉徐梦秋是一个曾经热烈革命的比较纯粹的知识分子，不热衷党内斗争，大家也认可这一点，所以他与党内的才子们都有交往。
长征中，徐梦秋经历了其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身体和心理都发生了变化。在过雪山时，徐梦秋被冻坏了双腿，到了延安，由马海德大夫主刀，锯掉了他的双腿。这在参加长征的领导同志中，特别是文职领导同志中，是唯一的一位。组织上对他很照顾，毛泽东、周恩来等都对他格外重视，不仅为他安排了较好的窑洞，还为他配备了一名勤务员；陕北物资供应十分紧张的时期，徐梦秋却享受着较高的待遇，即每月一斤猪肉、半斤鸡蛋、两斤黄豆，还获准开了小灶；中央卫生部的医生也定期为其检查身体，等等。
在陕北期间，徐梦秋经常被抬到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去授课，还经常在延安的报刊上发表有关文史方面的文章。徐梦秋还与丁玲等一道创办了中共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的文艺副刊。
第48节
毛泽东唯独对失去贺子珍的可能流下眼泪。
为什么？
毛泽东说：“我现在情况不同了，有发言权了。以后不会再让你像过去那样，跟着我受那么多苦了。”
从井冈山开始，到遵义会议，毛泽东、贺子珍一路走来，当然有红军供给的艰难和战争的残酷，但更多的是来自党内斗争的迫害。
株连是中国特色的国情，与政党无关，这是民情，这是民族劣根性，跨越阶级和政党。左倾中央要整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就要清扫外围，于是“邓毛谢古”倒霉，邓小平因为有复杂的朋友圈子的帮助能够参加长征而侥幸生存。作为毛泽东最亲密的人，贺子珍当然要承受极大的压力。
“以后不会再让你像过去那样，跟着我受那么多苦了。”
这是肺腑之言，也是饱含心酸的语言。
对于曾经同甘苦的邓小平、罗荣桓，毛泽东始终感念旧情，何况磕磕绊绊一路走来的贺子珍？
1940年，毛泽东见到井冈山的战友曾志，面对故友，毛泽东忍不住主动吐出心里话：“我同贺子珍还是有感情的，毕竟是十年夫妻嘛！……但我还是挂念着她的，她在长征中吃了不少苦，跟我十年生了十个孩子，年头生一个，年尾又生一个。”
还知道告诉曾志：他在中央苏区受到错误路线打击，被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后，名义上是苏维埃 ，但无实职工作，又患了病，连贺子珍也不怎么理他，不去照顾她，却强调自己有事情要干。
毛泽东说：“我当时就那么想读书吧！坚持真理，也不怕老婆离婚，一切我都不在乎，我只一心一意想去多读书！”
在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中，多次讲坚持真理，不要怕离婚！
被离婚的惨痛是毛泽东心底无法抹去的沉重阴影。
在中央苏区，坚持毛泽东路线而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邓小平，美丽的妻子金维英选择了离婚。1959年庐山会议后，蒲安修也离开了彭德怀。
斗争是残酷的，在斗争的残酷里，人更需要来自家庭的关爱，也最怕来自亲人的扎刀。
从根据地的最高领导者变成一个被边缘的人，个性倔强很招人嫌烦的毛泽东是非常的孤独的：鬼都不上门！
毛泽东已经没有了工作，作为生活秘书的贺子珍也就只剩下“生活”而不必秘书。没有工作、没有尊严，面对无尽的冷眼，贺子珍不能理解毛泽东不肯阿附国际派的意义，迁怒的她“不怎么理”毛泽东，“不去照顾”有病的毛泽东，“却强调自己有事情要干”，真实的心态是动了别有选择的思考。
左倾中央既不允许毛泽东去领导革命，也不允许去搞调查研究，留给他的只能是读书。“坚持真理，也不怕老婆离婚，一切我都不在乎”，这句话深刻揭示了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的伤痛：不仅仅是来自党内的斗争，最痛苦的是贺子珍的不能理解。
在中央苏区夫妻吵大架，事后毛泽东诙谐评价：“我们两个人一个是铁，一个是钢，谁都不让谁，钢铁相撞响个叮当。”
在最艰难的岁月里，贺子珍最终最终选择和毛泽东不离不弃，虽然并不能理解毛泽东的内心世界。
毛泽东感念贺子珍的陪伴：“我同贺子珍还是有感情的。”
贺子珍是一个外表温柔而极富个性的人，不肯妥协。
毛泽东总还有政治家妥协的心谋，贺子珍倔强的个性加上小姑娘的别扭，不肯妥协，不顾一切把李敏托付给人，收拾起简单的行李，一个人走了。
纠缠女人事业的家庭，一个是男女的羁绊，一个是孩子的拖累，贺子珍连女儿都不要，连肚里的孩子也要打掉，那里管顾毛泽东的感受，她像出走的娜拉一样走进历史的黑胡同。
贺子珍出走的时候，江青刚到延安两个月，正等待分配工作，根本没接触毛泽东。
当贺子珍来到西安时，淞沪抗战爆发，先期回到西安的钱希均极力劝说大嫂，不要去上海。
1937年11月11月12日上海沦陷，贺子珍才彻底打消了去上海治病的念头。
贺子珍住在中共驻西安办事处，进退维谷之时，1937年11月份，王明、康生、陈云从苏联莫斯科坐飞机经新疆、兰州、西安回了延安。为了充分利用资源，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达成协议，决定送一批身体较差的领导干部去莫斯科学习、养病，为未来的持久战争储备指挥人才和骨干力量。
去苏联岂不好过上海多多！不但可以治病，最重要的是可以学习，贺子珍决心要去苏联，她憋足劲儿要重新塑造自己——成为一个身体强健的、有马列主义水准的革命女性。
毛泽东写了封信，派警卫员送去到西安去接贺子珍回来。
“但贺子珍不回，却捎回一方白手绢，上面写了决别信，不久她就去了苏联。”……“这封决别信，至今仍旧保留在我的铁箱子里。”
事实上，还在怄气的贺子珍并没有忘情于毛泽东。身在西安，她还惦记着毛泽东的健康与休息。来西安时，贺子珍把那条共同盖了多年、烧了一个窟窿、记录了他们生活的红毛毯带出来，毛泽东的被褥更单薄了，如何抵抗晚上的寒冷？贺子珍用自己积攒起来的津贴费，上街买了一床新棉被，亲手缝好，托人捎给延安的毛泽东。
1937年11月月底，贺子珍终于从西安出发，踏上漫长的旅程。与她同行的有：在长征中冻掉双脚的原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徐梦秋，在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中负伤后被截去左臂的八路军第129师政治部副主任蔡树藩，在娄山关战斗中失去右腿并连带贺子珍重伤的钟赤兵，张闻天的妻子、陕北少共中央局组织部长刘英。
对于很多人来讲，徐梦秋是一个太生疏的名字，因为他是非常罕见的走完长征而叛变的红一方面军高级领导人。
徐梦秋，安徽寿县人，出生于1895年，1923年在上海入党，三大时期的党员，资历是很老的。1924年夏，徐梦秋和柯庆施（中共八大政治局委员、文革前上海市委书记）等在安庆组建了中共安庆支部。徐梦秋在国共两党联合创立的上海大学学习，受到瞿秋白、蔡和森、张太雷、恽代英等中共理论家的教诲，又广泛接触马列主义书籍，为他后来成为一位“红色历史学家”奠定了基础。
大革命失败后，徐梦秋被党组织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徐梦秋虽然不是中山大学“二十八个半”的人物，但从他在红军时期的地位看，也应该有所联系，最起码相互没有恶感。
1930年，徐梦秋学成回国，秘密潜入江西苏区。此后，他曾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长(1931年11月至1933年5月)、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朱瑞也担任过这一职务）、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军委抚恤委员会委员等。
1933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成立，校址设在江西瑞金大埠乡，当时校长兼政治委员是何长工(后为张宗逊，周昆曾任代理校长)，徐梦秋则任代理政治委员(彭雪枫曾任政治委员)，并曾任政治部主任。
在红军大学，徐梦秋是政治课的主要执教者。
徐梦秋留学苏联的才子，也是苏区一位著名的笔杆子，文笔极好，还曾担任过苏区中央政府教育委员会的副主任。据说“他工作勤奋，有些魄力，能放得开，讲求效率”。
徐梦秋是国际派一员大将，但为人非常宽宏，他和在党内斗争中失利的毛泽东“谈论时政、历史，每每谈到深夜”，理论功底深厚的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陆定一（他写的《老山界》曾经入选中学语文课本）等红军领导人也徐梦秋有密切的交往。
我感觉徐梦秋是一个曾经热烈革命的比较纯粹的知识分子，不热衷党内斗争，大家也认可这一点，所以他与党内的才子们都有交往。
长征中，徐梦秋经历了其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身体和心理都发生了变化。在过雪山时，徐梦秋被冻坏了双腿，到了延安，由马海德大夫主刀，锯掉了他的双腿。这在参加长征的领导同志中，特别是文职领导同志中，是唯一的一位。组织上对他很照顾，毛泽东、周恩来等都对他格外重视，不仅为他安排了较好的窑洞，还为他配备了一名勤务员；陕北物资供应十分紧张的时期，徐梦秋却享受着较高的待遇，即每月一斤猪肉、半斤鸡蛋、两斤黄豆，还获准开了小灶；中央卫生部的医生也定期为其检查身体，等等。
在陕北期间，徐梦秋经常被抬到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去授课，还经常在延安的报刊上发表有关文史方面的文章。徐梦秋还与丁玲等一道创办了中共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的文艺副刊。
楼主：yc雨花石
时间：2019-05-28 13:08:27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49节
1936年，毛泽东亲自组织红军总政治部成立编辑委员会负责编辑和加工长征回忆录——《红军长征记》。当时参与这项工作的有丁玲、成仿吾、徐梦秋等，主要是徐梦秋。
1936年11月，丁玲、徐梦秋、成仿吾、李伯钊、伍修权、徐特立、李克农、陆定一等34人在保安发起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这是红军到达陕北后成立的第一个文艺团体。
索尔兹伯里在其《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四处提到徐梦秋，并称其为“红军第一位历史学家”。
当贺子珍一行5人途经兰州时，驻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中央代表谢觉哉接待了他们。《谢觉哉日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如鸟出樊笼，欢喜无限。
年高的谢觉哉感觉毛泽东和贺子珍有了矛盾，曾劝说贺子珍返回延安，但贺子珍还是执意要去莫斯科。
多年后，谢觉哉无限痛悔自己为什么没有强行拦下贺子珍？
贺子珍乘汽车离开兰州又到了新疆，住在中共驻新疆办事处。
由于中苏边境发生鼠疫致使交通断绝，一时不能成行。
自贺子珍离开延安，甚至到达莫斯科后，毛泽东不断让人捎来的口信，并且写了三封信，拍了六封电报，让贺子珍回延安。其中最重要的“捎信人”， 就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
毛泽东尽最大限度挽救自己的婚姻。
贺子珍在新疆等待飞机时，中共中央指示积劳成疾的毛泽民取道新疆，前往苏联治病。和其他去苏联治疗的同志相比，毛泽民的理由非常的牵强，有太多的红军领导人需要治疗，而抗战初期也太需要毛泽民这样的经济、财务专家留在延安。他之所以去新疆，真实的目的是追赶贺子珍，利用他们较好的感情劝她归来。
劝归贺子珍，已经不仅仅是毛泽东个人的婚姻问题，而且牵扯到中共的形象。
毛泽东又捎来口信，请贺子珍不要去苏联，一定要回到延安来。
贺子珍仍然没有理会几千里外的呼唤。
毛泽民没有完成党中央交付的任务。
不久，驻新疆办事处收到中共中央的一个电报，要求所有在新疆候机去苏联的同志，全部返回延安。
这是毛泽东为了挽救自己的婚姻，动用了组织程序：不管任何原因，为了贺子珍，所有人都回延安。
毛泽东是一个有性格的人，贺子珍更是一个有性格的人，如果贺子珍接受毛泽东的召唤回延安，在心理上她感觉自己屈服了毛泽东的纠缠。
洞悉贺子珍小心眼的毛泽东以全体返回延安的命令给贺子珍一个东归的台阶，也给倔强的贺子珍自我解脱的理由。
要说毛泽东不爱贺子珍，谁能做到这样的绕指的温柔？
贺子珍仍然没有回去，不久，她终于获得去苏联的飞机，孤雁出群放了毛泽东的单飞。
1937年冬天，在陈云和腾代远相继回延安后，从苏联回国的邓发任中共驻新疆第二任代表，并兼管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和驻迪化的红军西路军左支队余部整编而成的“新兵营”的工作。一句话，邓发是中共在新疆的最高领导人。
邓发此人，极喜撮合婚姻。在新疆，他撮合了毛泽民与与朱旦华的婚姻，婚姻的结晶是朱旦华在1941年2月14日，生了个白白胖胖的毛远新。1939年秋，邓发回到延安后，担任中央党校校长，再次成人之美做“红娘”，撮合成邓小平、卓琳的婚事。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写到：邓发和邓小平“私交甚密”，“情同手足”。
但在中央苏区，担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的邓发没有对“邓毛谢古”集团的邓小平给与帮助。
这些已经献身革命的家伙们，不是没有个人的感情，而是将个人的感情埋藏于心底深处。
从严格角度看，毛泽东动用组织力量命令所有在新疆候机的同志统统回延安，就已经过于用自己的感情妨碍党的事业了。
贺子珍最终拒绝毛泽东的“夹私货”性质的召唤，也许是鄙夷这种拘囿儿女私情妨碍党的事业的自私。
你的呼唤不能让我感动，我必须挣脱家庭的牢笼。
作为曾经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非常的熟悉贺子珍，作为秘密警察领袖，他不可能不知道中共中央这一个没有道理的命令背后面真实的意图，但他最终没有拦下贺子珍。
如果硬拦，以邓发的工作作风、以邓发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身份，贺子珍一定不能成行。
也许，他支持贺子珍努力学习献身事业的精神。
也许，工人阶级出身的国际派战士邓发，认为让贺子珍去苏联接受系统的共产主义教育，有利于影响毛泽东的共产主义信念：秦邦宪等人一直瞧不起毛泽东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
既然中国革命离不开毛泽东，既然毛泽东一定要领导中国革命，既然不能阻止他，也一定要改造他的思想，如果不能改造他本人，那么就改造他身边的人。
贺子珍是最适合的改造对象。
但，历史发展的诡异，岂容个人谋划？
毛泽东和贺子珍都关心着对方，但她不肯回到家庭的牢笼。
据刘英回忆，当时，贺子珍的心情非常愉快，在阿拉木图去莫斯科的火车上，她一路都很高兴。
去苏联学习两年，是何等难得的机会！她不知道再回国竟然是物是人非事事休的1948年，而最见面已经是冷眼向洋看世界的1959年的庐山。
该留的贺子珍没有留下，借口去苏联而实际执行拦阻贺子珍的毛泽民也没有了去苏联的必要，在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邓发的建议下，毛泽民征得党中央的同意，化名周彬，留在新疆从事统一战线工作。
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自顾不暇于德军的侵略，无力继续支持中国的抗战，也当然不能继续给与新疆督办盛世才以援助。1942年，盛世才背弃苏联和共产党，投靠蒋介石，9月17日软禁了毛泽民等在新疆工作的全体共产党员，并于1943年2月7日把他们投入监狱。
1943年9月27日深夜，毛泽民被敌人秘密杀害。
为了挽留贺子珍，毛泽东派出了毛泽民，没留住贺子珍，赔上了毛泽民。
毛泽民和朱旦华的儿子毛远新，幼儿期是在监狱里度过的。
1945年，重庆谈判之后，蒋介石执意要赶尽杀绝共产党，感觉热衷于同共产党谈判的张治中过于碍事，于是远窜于新疆。张治中到了新疆，立即释放了被关押的所有共产党人，并且组织车队护送回延安。
但最核心的干部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已经被杀害。
在新疆，出了一个中共历史上极大的叛徒——徐梦秋。
贺子珍等人到了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时，忽然听到传闻：苏联正在进行“肃反”，不少中国同志也卷入其中。绝大部分中国同志对社会主义的苏联充满了过于理想化的盼望，像毛泽东那样没有在苏联生活过但并不绝对迷信的苏联的人并不多。徐梦秋有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经历，他经历过中山大学内部残酷的党内斗争，也接触过苏共内部的斗争，知道党内斗争的残酷性，遂一度打消了去苏联医腿的念头，留在了新疆。以后便化名“孟一鸣”，与陈潭秋、毛泽民等一同在新疆开展工作。直至1941年4月，徐梦秋才终于决定去苏联安装假肢。但到了苏联后，又因双腿伤残过于严重，遂拟往德国准备安装假肢。不料行至苏联边界时，苏德战争爆发。1941年冬天，徐梦秋夫妇只好经哈萨克斯坦回国，以后便滞留在迪化。
在新疆，徐梦秋担任过教育厅厅长和新疆学院院长。
徐梦秋曾给陕北的毛泽东写信，汇报新疆的教育状况，并请求给予教材的帮助。
新疆事变爆发后不久，徐梦秋叛变。
新疆发生变故之后，中共中央竭尽营救之能事， 1944年5月15日，毛泽东致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统战部长董必武转正在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林伯渠《向国民党提出的二十条谈判意见》，强烈要求释放被捕的共产党干部。毛泽东还曾表示：“要重点营救徐梦秋。”
毛泽东置亲弟毛泽民的生命于徐梦秋之上，可见徐梦秋的分量。
徐梦秋叛变后，因“身价”不同，曾在国民党特务组织“军统”中任职，即所谓少将军衔的特研组组长。
第49节
1936年，毛泽东亲自组织红军总政治部成立编辑委员会负责编辑和加工长征回忆录——《红军长征记》。当时参与这项工作的有丁玲、成仿吾、徐梦秋等，主要是徐梦秋。
1936年11月，丁玲、徐梦秋、成仿吾、李伯钊、伍修权、徐特立、李克农、陆定一等34人在保安发起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这是红军到达陕北后成立的第一个文艺团体。
索尔兹伯里在其《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四处提到徐梦秋，并称其为“红军第一位历史学家”。
当贺子珍一行5人途经兰州时，驻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中央代表谢觉哉接待了他们。《谢觉哉日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如鸟出樊笼，欢喜无限。
年高的谢觉哉感觉毛泽东和贺子珍有了矛盾，曾劝说贺子珍返回延安，但贺子珍还是执意要去莫斯科。
多年后，谢觉哉无限痛悔自己为什么没有强行拦下贺子珍？
贺子珍乘汽车离开兰州又到了新疆，住在中共驻新疆办事处。
由于中苏边境发生鼠疫致使交通断绝，一时不能成行。
自贺子珍离开延安，甚至到达莫斯科后，毛泽东不断让人捎来的口信，并且写了三封信，拍了六封电报，让贺子珍回延安。其中最重要的“捎信人”， 就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
毛泽东尽最大限度挽救自己的婚姻。
贺子珍在新疆等待飞机时，中共中央指示积劳成疾的毛泽民取道新疆，前往苏联治病。和其他去苏联治疗的同志相比，毛泽民的理由非常的牵强，有太多的红军领导人需要治疗，而抗战初期也太需要毛泽民这样的经济、财务专家留在延安。他之所以去新疆，真实的目的是追赶贺子珍，利用他们较好的感情劝她归来。
劝归贺子珍，已经不仅仅是毛泽东个人的婚姻问题，而且牵扯到中共的形象。
毛泽东又捎来口信，请贺子珍不要去苏联，一定要回到延安来。
贺子珍仍然没有理会几千里外的呼唤。
毛泽民没有完成党中央交付的任务。
不久，驻新疆办事处收到中共中央的一个电报，要求所有在新疆候机去苏联的同志，全部返回延安。
这是毛泽东为了挽救自己的婚姻，动用了组织程序：不管任何原因，为了贺子珍，所有人都回延安。
毛泽东是一个有性格的人，贺子珍更是一个有性格的人，如果贺子珍接受毛泽东的召唤回延安，在心理上她感觉自己屈服了毛泽东的纠缠。
洞悉贺子珍小心眼的毛泽东以全体返回延安的命令给贺子珍一个东归的台阶，也给倔强的贺子珍自我解脱的理由。
要说毛泽东不爱贺子珍，谁能做到这样的绕指的温柔？
贺子珍仍然没有回去，不久，她终于获得去苏联的飞机，孤雁出群放了毛泽东的单飞。
1937年冬天，在陈云和腾代远相继回延安后，从苏联回国的邓发任中共驻新疆第二任代表，并兼管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和驻迪化的红军西路军左支队余部整编而成的“新兵营”的工作。一句话，邓发是中共在新疆的最高领导人。
邓发此人，极喜撮合婚姻。在新疆，他撮合了毛泽民与与朱旦华的婚姻，婚姻的结晶是朱旦华在1941年2月14日，生了个白白胖胖的毛远新。1939年秋，邓发回到延安后，担任中央党校校长，再次成人之美做“红娘”，撮合成邓小平、卓琳的婚事。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写到：邓发和邓小平“私交甚密”，“情同手足”。
但在中央苏区，担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的邓发没有对“邓毛谢古”集团的邓小平给与帮助。
这些已经献身革命的家伙们，不是没有个人的感情，而是将个人的感情埋藏于心底深处。
从严格角度看，毛泽东动用组织力量命令所有在新疆候机的同志统统回延安，就已经过于用自己的感情妨碍党的事业了。
贺子珍最终拒绝毛泽东的“夹私货”性质的召唤，也许是鄙夷这种拘囿儿女私情妨碍党的事业的自私。
你的呼唤不能让我感动，我必须挣脱家庭的牢笼。
作为曾经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非常的熟悉贺子珍，作为秘密警察领袖，他不可能不知道中共中央这一个没有道理的命令背后面真实的意图，但他最终没有拦下贺子珍。
如果硬拦，以邓发的工作作风、以邓发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身份，贺子珍一定不能成行。
也许，他支持贺子珍努力学习献身事业的精神。
也许，工人阶级出身的国际派战士邓发，认为让贺子珍去苏联接受系统的共产主义教育，有利于影响毛泽东的共产主义信念：秦邦宪等人一直瞧不起毛泽东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
既然中国革命离不开毛泽东，既然毛泽东一定要领导中国革命，既然不能阻止他，也一定要改造他的思想，如果不能改造他本人，那么就改造他身边的人。
贺子珍是最适合的改造对象。
但，历史发展的诡异，岂容个人谋划？
毛泽东和贺子珍都关心着对方，但她不肯回到家庭的牢笼。
据刘英回忆，当时，贺子珍的心情非常愉快，在阿拉木图去莫斯科的火车上，她一路都很高兴。
去苏联学习两年，是何等难得的机会！她不知道再回国竟然是物是人非事事休的1948年，而最见面已经是冷眼向洋看世界的1959年的庐山。
该留的贺子珍没有留下，借口去苏联而实际执行拦阻贺子珍的毛泽民也没有了去苏联的必要，在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邓发的建议下，毛泽民征得党中央的同意，化名周彬，留在新疆从事统一战线工作。
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自顾不暇于德军的侵略，无力继续支持中国的抗战，也当然不能继续给与新疆督办盛世才以援助。1942年，盛世才背弃苏联和共产党，投靠蒋介石，9月17日软禁了毛泽民等在新疆工作的全体共产党员，并于1943年2月7日把他们投入监狱。
1943年9月27日深夜，毛泽民被敌人秘密杀害。
为了挽留贺子珍，毛泽东派出了毛泽民，没留住贺子珍，赔上了毛泽民。
毛泽民和朱旦华的儿子毛远新，幼儿期是在监狱里度过的。
1945年，重庆谈判之后，蒋介石执意要赶尽杀绝共产党，感觉热衷于同共产党谈判的张治中过于碍事，于是远窜于新疆。张治中到了新疆，立即释放了被关押的所有共产党人，并且组织车队护送回延安。
但最核心的干部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已经被杀害。
在新疆，出了一个中共历史上极大的叛徒——徐梦秋。
贺子珍等人到了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时，忽然听到传闻：苏联正在进行“肃反”，不少中国同志也卷入其中。绝大部分中国同志对社会主义的苏联充满了过于理想化的盼望，像毛泽东那样没有在苏联生活过但并不绝对迷信的苏联的人并不多。徐梦秋有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经历，他经历过中山大学内部残酷的党内斗争，也接触过苏共内部的斗争，知道党内斗争的残酷性，遂一度打消了去苏联医腿的念头，留在了新疆。以后便化名“孟一鸣”，与陈潭秋、毛泽民等一同在新疆开展工作。直至1941年4月，徐梦秋才终于决定去苏联安装假肢。但到了苏联后，又因双腿伤残过于严重，遂拟往德国准备安装假肢。不料行至苏联边界时，苏德战争爆发。1941年冬天，徐梦秋夫妇只好经哈萨克斯坦回国，以后便滞留在迪化。
在新疆，徐梦秋担任过教育厅厅长和新疆学院院长。
徐梦秋曾给陕北的毛泽东写信，汇报新疆的教育状况，并请求给予教材的帮助。
新疆事变爆发后不久，徐梦秋叛变。
新疆发生变故之后，中共中央竭尽营救之能事， 1944年5月15日，毛泽东致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统战部长董必武转正在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林伯渠《向国民党提出的二十条谈判意见》，强烈要求释放被捕的共产党干部。毛泽东还曾表示：“要重点营救徐梦秋。”
毛泽东置亲弟毛泽民的生命于徐梦秋之上，可见徐梦秋的分量。
徐梦秋叛变后，因“身价”不同，曾在国民党特务组织“军统”中任职，即所谓少将军衔的特研组组长。
楼主：yc雨花石
时间：2019-05-28 13:08:27
@燕赵游魂 859楼 2014-04-26 10:02:59
楼主，周末加班吗：）
-----------------------------
大大的加班，而且倒了一个小霉。用热水器烧水，暖瓶竟然爆炸，弄了我一身热水，脸上虽然也喷了水，幸亏并不严重。只是抹了烫伤膏，实在有些不好见人。朋友一定要请饭，七八人到齐，一人不到，有些不对头，只好硬着头皮去了。
结果，因为脸上抹了药膏，所以被戏称“厚脸皮”。
楼主，周末加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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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的加班，而且倒了一个小霉。用热水器烧水，暖瓶竟然爆炸，弄了我一身热水，脸上虽然也喷了水，幸亏并不严重。只是抹了烫伤膏，实在有些不好见人。朋友一定要请饭，七八人到齐，一人不到，有些不对头，只好硬着头皮去了。
结果，因为脸上抹了药膏，所以被戏称“厚脸皮”。
楼主：yc雨花石
时间：2019-05-28 13:08:27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50节
据文强的回忆：这个所谓特研组是“军统”收容、控制、利用中共叛徒的一个机构，又名特情组。
1947年秋，国民党保密局在北平破获了中共潜伏活动的要案，在西安潜伏多年的赵耀斌被捕。赵耀斌押解南京后叛投国民党。保密局认为赵耀斌系资深人士，利用价值较大，遂任命其为特研组少将组长，徐梦秋被迫降职副组长。
1949年国民党全线溃逃，没有利用价值行动不便的徐梦秋被抛弃于大陆。
关于徐梦秋的被捕，有两种说法。一种说：走投无路的徐梦秋于1949年6月欲赴南京面见昔日战友、时为二野司令员兼南京市军管会主任的刘伯承投案自首，结果被拒绝，旋被依法逮捕。另一种说法：1949年6月方志敏的堂弟方志纯（毛泽民的遗孀朱旦华的丈夫）被任命为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后，在一次与他的江西老乡、南京市公安局长周兴的闲聊中，意外获知出卖了毛泽民的徐梦秋的下落，甚至还听说当时徐梦秋想通过周兴重新混入革命队伍。而周兴一边稳住他，一边立即报告中央。中央很快回电，指示将徐立即逮捕归案，关押于老虎桥监狱，后被判处无期徒刑。
这两种说法的共同特点是徐梦秋在1949年6月被捕。另一共同点是徐梦秋梦想混入革命队伍。
徐梦秋和刘伯承确实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刘伯承也是一个与人为善的人。但这个时候，谋划进军大西南的刘伯承那里有功夫扯这样的闲篇，何况，与人为善的刘伯承也不会帮助一个高级叛徒。
我估摸，走投无路的徐梦秋，可能接触了南京市公安局长周兴，因为周兴的职务太容易暴露在公共场所。
于是，徐梦秋被捕，1976年5月22日，81岁的他在狱中病故。
1938年，贺子珍到达莫斯科，住进了共产国际附属党校在莫斯科郊区昆采沃的宿舍(称“八部”)。
因为贺子珍抢救而能够活命的钟赤兵先后入苏联共产国际党校、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和在苏联学习的刘亚楼结下了较深的友谊。1944年春天，苏联红军节节胜利，传来东南边境松动的消息，钟赤兵约刘亚楼回国，在党中央的关怀和帮助下，他们昼夜兼程，几经辗转，回到中国东北。
解放战争时期，钟赤兵先后任北满军区政治部主任，东北民主联军后勤部部长兼政治委员。1948年辽沈战役结束，东北野战军以苏进指挥的炮兵纵队为基础组建了野战军特种兵部队，肖华兼任司令员，钟赤兵任政委。
新中国成立后，战争进入扫尾阶段，中央军委调第四野战军第14兵团司令员刘亚楼和第四野战军特种兵部队政治委员钟赤兵紧急进京分别担任空军司令员中央军委民航局局长。不久，钟赤兵担任了防空部队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钟赤兵的地位是突出的、职位是重要的，他的搭档们，除了牺牲于义县战役的朱瑞，特种兵纵队的司令员肖华、防空军司令员周士第都是上将。1955年，钟赤兵被授予中将，和他红军时期的师政委和建国后的防空军政委而言，军衔相对低授，因为1955年授衔的主要依据是当时的军队职务，个中原因大约是他从1935年到1946年长期脱离军事一线有关。钟赤兵军衔的低授也许与当时主持军衔评定的彭德怀有关，这个彭德怀不但律己甚严，对于自己的山头也丝毫不肯给予照顾，红三军团出身的干部授衔整体有点吃亏。1955年之后，钟赤兵先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国防科委副主任，这几个职务都是上将的级别。
关于1955年军衔，坊间有太多的流言。
1991年，我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在建国初期军队正规化建设中第一次见到了防空军政委钟赤兵的名字，很为他的中将军衔感到奇怪。坊间极少有钟赤兵军衔的流言。作为一个几乎当了烈士的政工干部，被一个女同志舍身相救，对组织、对战友充满无限感激，那里还争什么荣誉？1937年10月开始，钟赤兵和贺子珍从西安一路同行去苏联治疗创伤，酸甜苦辣只能个人感受，至于贺子珍远走苏联后二人的离异当然与钟赤兵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但是，历史的发展从来就不是线性的，他有太多的偶然性因素。身体健康的贺子珍就一定能够和毛泽东维持家庭的和谐？抗战时期，彭德怀、邓小平、林彪、贺龙、罗荣桓、叶剑英、毛泽民等等大批的干部都牵扯到感情的问题，可见，如果仅仅以外因来考虑婚姻是隔靴搔痒的。
对于那些能够坚持走完25000里长征的人，我们不能用普通人的视角看待。
1935年9月12日，刚刚同红四方面军分道扬镳的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会议。为了回答党内对于继续艰苦北上的疑问，为了坚定信念，毛泽东说：只要保持数百干部，几千战士，这就是很大的胜利。
毛泽东的意思是说：兵在精而不在多，干部决定一切。
毛泽东的意思还说：精兵和干部虽然重要，没有正确的方向也只能是南辕北辙。
南辕北辙这个故事和杨朱临歧路而哭的典故，是中国古人对于路线斗争重要性的最早论述：如果方向错误，努力的越狠，失败的越惨。
在哈达铺，彭德怀敢于横刀立马保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北上的本钱——红三军团仅仅有两千人。为了增加军队的活力、减少指挥架构，彭德怀亲自撤了红三军团的编制，在对原三军团干部战士讲话时，钢铁战士彭德怀流下了眼泪。
此时，由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整编的陕甘支队只有14000人，而到达吴起镇时只剩下7200人。陕甘支队到长征后期没打什么大仗，逃兵较多，因为前三个月在川西北的藏区的生存条件极为恶劣，“见不到人”， “没有土豪打”，一路扩红进来的新兵，实在吃不了那份苦。到达汉区后，不少人不辞而别，有的人转回老家，还有一些人就留下给老百姓做了上门女婿，从江西长征而来的老红军基本没有出现逃兵，像徐梦秋这样的人物是非常少见的。
对待这个革命的集体，我们必须承认他们中相当多的人有缺点、犯过错误，但我们更要看到，他们都是一些坚持理想主义的的人。
坚持理想和信念，使他们迥然异于普通的人群，这样的人，除了拥有极深的智慧和特别和谐的心态，一般都个性非常孤傲。这种孤傲的个性，往往不容易相处，这种孤傲的个性，往往特别不能相容于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而革命战争时期的艰苦环境，柴米油盐的艰难供应往往考验每一个家庭的纽带强度。
如果，贺子珍受过高等教育，如果贺子珍不那么频繁的怀孕，也许就不离婚了。
向警予和蔡和森都受过高等教育，他们的孩子也送回老家由老人抚养，但他们也离婚了。
托尔斯泰说的好：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原因。
作为已经过去的历史，分析毛泽东的婚姻悲剧是无可厚非的，如果用他的婚姻攻击共产党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孙中山、蒋介石、鲁迅、李忠仁、张学良，这几位在历史上的名声都不算很差劲，这几位也都有婚姻的悲剧。
关注一个政治家，一个领导人，我们最需要的是他的脖子上面脑袋的思想思考，而不是下边的棍子是否干净。
在一个顶天立地的时代，我们何必把历史人物都头手倒立检查裤裆呢？
贺子珍到苏联后为自己起了个化名——文云，当时苏联与国民党政府保持外交关系，来苏联的共产党员不宜暴露自己身份，大多有化名。
也许好强的贺子珍不愿用“毛泽东”的头衔而接受特殊照顾。她想独立的生活和学习。
但她的化名“文云”，明显是借用了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的姓氏，而“云”明显借毛泽东字“润之”的“润”字的音。这种潜意识，说明她深深的眷恋着、关爱着毛泽东，这也是她在中央苏区最艰难的岁月里虽然和毛泽东唧唧歪歪而最终不肯放弃的心理因素。
怀着乐观而热烈的情绪，贺子珍给毛泽东写了信。
不久，毛泽东给贺子珍发来了一封电报，内容仍然是让她回延安去。从国内陆续到苏联的同志，也多次给贺子珍捎来口信，让她回延安。
时间和空间，已经消磨了贺子珍怄气的情绪，但不远万里来到苏联，屁股都没有蹲热就回去也太可惜了，怎能半途而废呢？说什么也要把这学期的课程全学完了才能回去。
贺子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重诉了这些想法：她要等两年后再回来，那时学业已成。
信的基调是和解的，心平气和的。
第50节
据文强的回忆：这个所谓特研组是“军统”收容、控制、利用中共叛徒的一个机构，又名特情组。
1947年秋，国民党保密局在北平破获了中共潜伏活动的要案，在西安潜伏多年的赵耀斌被捕。赵耀斌押解南京后叛投国民党。保密局认为赵耀斌系资深人士，利用价值较大，遂任命其为特研组少将组长，徐梦秋被迫降职副组长。
1949年国民党全线溃逃，没有利用价值行动不便的徐梦秋被抛弃于大陆。
关于徐梦秋的被捕，有两种说法。一种说：走投无路的徐梦秋于1949年6月欲赴南京面见昔日战友、时为二野司令员兼南京市军管会主任的刘伯承投案自首，结果被拒绝，旋被依法逮捕。另一种说法：1949年6月方志敏的堂弟方志纯（毛泽民的遗孀朱旦华的丈夫）被任命为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后，在一次与他的江西老乡、南京市公安局长周兴的闲聊中，意外获知出卖了毛泽民的徐梦秋的下落，甚至还听说当时徐梦秋想通过周兴重新混入革命队伍。而周兴一边稳住他，一边立即报告中央。中央很快回电，指示将徐立即逮捕归案，关押于老虎桥监狱，后被判处无期徒刑。
这两种说法的共同特点是徐梦秋在1949年6月被捕。另一共同点是徐梦秋梦想混入革命队伍。
徐梦秋和刘伯承确实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刘伯承也是一个与人为善的人。但这个时候，谋划进军大西南的刘伯承那里有功夫扯这样的闲篇，何况，与人为善的刘伯承也不会帮助一个高级叛徒。
我估摸，走投无路的徐梦秋，可能接触了南京市公安局长周兴，因为周兴的职务太容易暴露在公共场所。
于是，徐梦秋被捕，1976年5月22日，81岁的他在狱中病故。
1938年，贺子珍到达莫斯科，住进了共产国际附属党校在莫斯科郊区昆采沃的宿舍(称“八部”)。
因为贺子珍抢救而能够活命的钟赤兵先后入苏联共产国际党校、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和在苏联学习的刘亚楼结下了较深的友谊。1944年春天，苏联红军节节胜利，传来东南边境松动的消息，钟赤兵约刘亚楼回国，在党中央的关怀和帮助下，他们昼夜兼程，几经辗转，回到中国东北。
解放战争时期，钟赤兵先后任北满军区政治部主任，东北民主联军后勤部部长兼政治委员。1948年辽沈战役结束，东北野战军以苏进指挥的炮兵纵队为基础组建了野战军特种兵部队，肖华兼任司令员，钟赤兵任政委。
新中国成立后，战争进入扫尾阶段，中央军委调第四野战军第14兵团司令员刘亚楼和第四野战军特种兵部队政治委员钟赤兵紧急进京分别担任空军司令员中央军委民航局局长。不久，钟赤兵担任了防空部队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钟赤兵的地位是突出的、职位是重要的，他的搭档们，除了牺牲于义县战役的朱瑞，特种兵纵队的司令员肖华、防空军司令员周士第都是上将。1955年，钟赤兵被授予中将，和他红军时期的师政委和建国后的防空军政委而言，军衔相对低授，因为1955年授衔的主要依据是当时的军队职务，个中原因大约是他从1935年到1946年长期脱离军事一线有关。钟赤兵军衔的低授也许与当时主持军衔评定的彭德怀有关，这个彭德怀不但律己甚严，对于自己的山头也丝毫不肯给予照顾，红三军团出身的干部授衔整体有点吃亏。1955年之后，钟赤兵先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国防科委副主任，这几个职务都是上将的级别。
关于1955年军衔，坊间有太多的流言。
1991年，我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在建国初期军队正规化建设中第一次见到了防空军政委钟赤兵的名字，很为他的中将军衔感到奇怪。坊间极少有钟赤兵军衔的流言。作为一个几乎当了烈士的政工干部，被一个女同志舍身相救，对组织、对战友充满无限感激，那里还争什么荣誉？1937年10月开始，钟赤兵和贺子珍从西安一路同行去苏联治疗创伤，酸甜苦辣只能个人感受，至于贺子珍远走苏联后二人的离异当然与钟赤兵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但是，历史的发展从来就不是线性的，他有太多的偶然性因素。身体健康的贺子珍就一定能够和毛泽东维持家庭的和谐？抗战时期，彭德怀、邓小平、林彪、贺龙、罗荣桓、叶剑英、毛泽民等等大批的干部都牵扯到感情的问题，可见，如果仅仅以外因来考虑婚姻是隔靴搔痒的。
对于那些能够坚持走完25000里长征的人，我们不能用普通人的视角看待。
1935年9月12日，刚刚同红四方面军分道扬镳的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会议。为了回答党内对于继续艰苦北上的疑问，为了坚定信念，毛泽东说：只要保持数百干部，几千战士，这就是很大的胜利。
毛泽东的意思是说：兵在精而不在多，干部决定一切。
毛泽东的意思还说：精兵和干部虽然重要，没有正确的方向也只能是南辕北辙。
南辕北辙这个故事和杨朱临歧路而哭的典故，是中国古人对于路线斗争重要性的最早论述：如果方向错误，努力的越狠，失败的越惨。
在哈达铺，彭德怀敢于横刀立马保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北上的本钱——红三军团仅仅有两千人。为了增加军队的活力、减少指挥架构，彭德怀亲自撤了红三军团的编制，在对原三军团干部战士讲话时，钢铁战士彭德怀流下了眼泪。
此时，由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整编的陕甘支队只有14000人，而到达吴起镇时只剩下7200人。陕甘支队到长征后期没打什么大仗，逃兵较多，因为前三个月在川西北的藏区的生存条件极为恶劣，“见不到人”， “没有土豪打”，一路扩红进来的新兵，实在吃不了那份苦。到达汉区后，不少人不辞而别，有的人转回老家，还有一些人就留下给老百姓做了上门女婿，从江西长征而来的老红军基本没有出现逃兵，像徐梦秋这样的人物是非常少见的。
对待这个革命的集体，我们必须承认他们中相当多的人有缺点、犯过错误，但我们更要看到，他们都是一些坚持理想主义的的人。
坚持理想和信念，使他们迥然异于普通的人群，这样的人，除了拥有极深的智慧和特别和谐的心态，一般都个性非常孤傲。这种孤傲的个性，往往不容易相处，这种孤傲的个性，往往特别不能相容于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而革命战争时期的艰苦环境，柴米油盐的艰难供应往往考验每一个家庭的纽带强度。
如果，贺子珍受过高等教育，如果贺子珍不那么频繁的怀孕，也许就不离婚了。
向警予和蔡和森都受过高等教育，他们的孩子也送回老家由老人抚养，但他们也离婚了。
托尔斯泰说的好：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原因。
作为已经过去的历史，分析毛泽东的婚姻悲剧是无可厚非的，如果用他的婚姻攻击共产党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孙中山、蒋介石、鲁迅、李忠仁、张学良，这几位在历史上的名声都不算很差劲，这几位也都有婚姻的悲剧。
关注一个政治家，一个领导人，我们最需要的是他的脖子上面脑袋的思想思考，而不是下边的棍子是否干净。
在一个顶天立地的时代，我们何必把历史人物都头手倒立检查裤裆呢？
贺子珍到苏联后为自己起了个化名——文云，当时苏联与国民党政府保持外交关系，来苏联的共产党员不宜暴露自己身份，大多有化名。
也许好强的贺子珍不愿用“毛泽东”的头衔而接受特殊照顾。她想独立的生活和学习。
但她的化名“文云”，明显是借用了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的姓氏，而“云”明显借毛泽东字“润之”的“润”字的音。这种潜意识，说明她深深的眷恋着、关爱着毛泽东，这也是她在中央苏区最艰难的岁月里虽然和毛泽东唧唧歪歪而最终不肯放弃的心理因素。
怀着乐观而热烈的情绪，贺子珍给毛泽东写了信。
不久，毛泽东给贺子珍发来了一封电报，内容仍然是让她回延安去。从国内陆续到苏联的同志，也多次给贺子珍捎来口信，让她回延安。
时间和空间，已经消磨了贺子珍怄气的情绪，但不远万里来到苏联，屁股都没有蹲热就回去也太可惜了，怎能半途而废呢？说什么也要把这学期的课程全学完了才能回去。
贺子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重诉了这些想法：她要等两年后再回来，那时学业已成。
信的基调是和解的，心平气和的。
楼主：yc雨花石
时间：2019-05-28 13:08:27
@yc雨花石 861楼 2014-04-26 15:26:00
@燕赵游魂 859楼 2014-04-26 10:02:59
楼主，周末加班吗：）
-----------------------------
@绝对零度lcl 862楼 2014-04-26 17:19:32
大大的加班，而且倒了一个小霉。用热水器烧水，暖瓶竟然爆炸，弄了我一身热水，脸上虽然也喷了水，幸亏并不严重。只是抹了烫伤膏，实在有些不好见人。朋友一定要请饭，七八人到齐，一人不到，有些不对头，只好硬着头皮去了。
结果，因为脸上抹了药膏，所以被戏称“厚脸皮”。
—————————————————
治烫伤小偏方，虽然简单，但是绝对有效，我及我的家人都是如此处理，而且都是治......
-----------------------------
多谢
@燕赵游魂 859楼 2014-04-26 10:02:59
楼主，周末加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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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零度lcl 862楼 2014-04-26 17:19:32
大大的加班，而且倒了一个小霉。用热水器烧水，暖瓶竟然爆炸，弄了我一身热水，脸上虽然也喷了水，幸亏并不严重。只是抹了烫伤膏，实在有些不好见人。朋友一定要请饭，七八人到齐，一人不到，有些不对头，只好硬着头皮去了。
结果，因为脸上抹了药膏，所以被戏称“厚脸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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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烫伤小偏方，虽然简单，但是绝对有效，我及我的家人都是如此处理，而且都是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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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
楼主：yc雨花石
时间：2019-05-28 13:08:27
@小旋风089 855楼 2014-04-25 09:35:06
罗荣桓虽然是公认的 核心嫡系，但在彭德怀倒台后，提出军队领导要五湖四海，就是军委领导要从二或四方面军里选，可是这样就会消弱 对军队掌控。
-----------------------------
毛泽东虽然也讲究山头，但并不“唯山头论”，文革时期，红四方面军的将领谢富治、许世友、李德生、陈锡联都是政治局委员，李德生和陈锡联都带有培养军事接班人的味道。1955年，中南军区分解为广州军区和武汉军区，黄永胜担任广州军区是掌握基本部队，而安排陈再道这个红四方面军出身与四野没有任何关联的人担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是非常让黄永胜不愉快的。
文革时期，毛泽东重用的干部，很多都不是红一方面军出身，而打倒的许多干部，偏偏是老红一方面军的。
毛泽东并不是一个狭窄的人。
罗荣桓去世后，毛泽东的那一首诗很说明毛泽东的思想选择的艰难和罗荣桓的位置。
罗荣桓不同于彭德怀，罗荣桓在历史上始终是和毛泽东一条路线，从来没有犯过大的路线错误，在党的内部斗争中也从来不手软，也有崇高的威信。
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说自己和彭德怀是七分分歧、三分合作。彭德怀说是三分分歧、七分合作。
不管毛泽东还是彭德怀，都承认历史上有分歧。按照彭德怀最保守的估算，他和毛泽东的分歧是“三分”，这个也是非常惊人的。
如果我们把建国后的历史放在一边，仅仅是革命时期，党内高层和毛泽东的矛盾是激烈的，并不是影视剧中那么思想高度一致。
罗荣桓，非常特殊，和毛泽东基本没有分歧，而在大问题上，特别是抗战时期的路线上，比如不参加百团大战，就和毛泽东非常一致。
罗荣桓虽然是公认的 核心嫡系，但在彭德怀倒台后，提出军队领导要五湖四海，就是军委领导要从二或四方面军里选，可是这样就会消弱 对军队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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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虽然也讲究山头，但并不“唯山头论”，文革时期，红四方面军的将领谢富治、许世友、李德生、陈锡联都是政治局委员，李德生和陈锡联都带有培养军事接班人的味道。1955年，中南军区分解为广州军区和武汉军区，黄永胜担任广州军区是掌握基本部队，而安排陈再道这个红四方面军出身与四野没有任何关联的人担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是非常让黄永胜不愉快的。
文革时期，毛泽东重用的干部，很多都不是红一方面军出身，而打倒的许多干部，偏偏是老红一方面军的。
毛泽东并不是一个狭窄的人。
罗荣桓去世后，毛泽东的那一首诗很说明毛泽东的思想选择的艰难和罗荣桓的位置。
罗荣桓不同于彭德怀，罗荣桓在历史上始终是和毛泽东一条路线，从来没有犯过大的路线错误，在党的内部斗争中也从来不手软，也有崇高的威信。
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说自己和彭德怀是七分分歧、三分合作。彭德怀说是三分分歧、七分合作。
不管毛泽东还是彭德怀，都承认历史上有分歧。按照彭德怀最保守的估算，他和毛泽东的分歧是“三分”，这个也是非常惊人的。
如果我们把建国后的历史放在一边，仅仅是革命时期，党内高层和毛泽东的矛盾是激烈的，并不是影视剧中那么思想高度一致。
罗荣桓，非常特殊，和毛泽东基本没有分歧，而在大问题上，特别是抗战时期的路线上，比如不参加百团大战，就和毛泽东非常一致。
楼主：yc雨花石
时间：2019-05-28 13:08:27
@苍龙一一 867楼 2014-04-27 19:57:28
@yc雨花石
楼主问一下，周士第的军衔是不是有些低了
-----------------------------
我们看电视剧《晋中战役》，周士第和徐向前交流战役指挥，张口就说：“老徐……”
有几个人敢于这样称呼？
周士第是黄埔一期，然后去了叶挺独立团，担任了营长、参谋长。北伐后期任73团团长。南昌起义时期是核心主力部队25师师长。
南昌起义的主力师师长，地位何等高崇，正常发展下去，不是大将，而是元帅。
1927年，南昌起义起义部队三河坝分兵，考虑到周士第资历较浅，故以空架子的九军军长朱德统一指挥25师和九军的几百人打阻击。
南昌起义全线溃败后，朱德、周士第、李硕勋（李鹏的父亲，25师党代表）等指挥残余部队流动。在此过程中，大部分干部认为小股部队不能承担革命的重担。李硕勋离队后党中央派他去海南从事地下工作，壮烈牺牲。周士第去了香港，后来因为养伤，去了南洋，脱离了党组织。周士第脱党后，参加了一系列的反对蒋介石的民主活动，但始终没有什么成就。
周士第、李硕勋离队后，朱德掌握了叶挺独立团发展起来的这支部队，在两个副团级干部陈毅、王尔琢的协助下，最终走上井冈山，建立了井冈山朱毛红军红28团，成为“红军之父”。
1933年，周士第参加了19路军的福建反蒋事变，并与红军发生了联系，提出了归队要求。当时的中央以贺龙（可见其影响）、聂荣臻的名义复信邀请周士第归来。
福建兵变失败后，周士第辗转加入了红军，并随红一方面军参加了长征。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贺龙邀请，周士第取代李达担任了红二方面军参谋长。
从周士第的经历，可见贺龙团结干部的能量：他们仅仅在南昌起义进军广州途中相识很短的时间，就拥有极深的感情。反过来，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并不像后来吹嘘的那样在部队有崇高的影响。
1937年红军大改编后，周士第是120师参谋长，原来的红一方面军出身红二方面军参谋长李达经过援西军参谋处长变成了129师参谋处长，在倪志亮转搞军事教育后，接任了129师参谋长。
解放战争时期，贺龙的晋绥军区的部队，一部分西进陕甘宁归彭德怀指挥，后来发展为西北野战军，一部分南下归徐向前指挥，发展为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周士第是徐向前的主要副手。太原战役后，徐向前进京担任总参谋长，周士第担任华北一兵团改编的18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大进军时期，周士第的18兵团在贺龙亲自指挥下过黄河、越秦岭，纠缠住胡宗南不放，最后落根于成都。
新中国成立后，周士第担任防空军司令员，搭档是钟赤兵。后来，北京军区司令员杨成武兼任防空军司令员，周士第担任了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军外训练部部长。
1955年，周士第被授予上将。
以周士第的资历和能力，弄个元帅也不过分。但是，中共的党建截然不同于国民党，一旦脱党，就极难重新加入，即使加入，也往往因历史问题被边缘。
你周士第，你叶挺，虽然委屈，但如果对你宽大，让那些坚持斗争的将领，比如朱德、贺龙怎样评价？
钟赤兵是红五师政委，防空军政委，才给一个中将，人家去苏联养病是组织批准，人家是主动积极从苏联归国，但因为抗战时期的没有贡献，才一个中将。
张爱萍，是红军时期主力团干部，抗战时期新四军四师师长，解放战争初期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在协助指挥津浦战役时受伤，去苏联养病二年，1948年底主动积极回国，担任第三野战军前线委员会委员。建国后，曾经接替陈士榘担任第七兵团司令员。1955年，以副总参谋长的身份评上将，也有人提意见：我们打仗，他修养两年，为什么军衔一样？
周士第因为曾经的脱党，在建国后非常的谨慎，基本没有社交，从来不敢卷入纠纷，倒也平平安安一生。
@yc雨花石
楼主问一下，周士第的军衔是不是有些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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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电视剧《晋中战役》，周士第和徐向前交流战役指挥，张口就说：“老徐……”
有几个人敢于这样称呼？
周士第是黄埔一期，然后去了叶挺独立团，担任了营长、参谋长。北伐后期任73团团长。南昌起义时期是核心主力部队25师师长。
南昌起义的主力师师长，地位何等高崇，正常发展下去，不是大将，而是元帅。
1927年，南昌起义起义部队三河坝分兵，考虑到周士第资历较浅，故以空架子的九军军长朱德统一指挥25师和九军的几百人打阻击。
南昌起义全线溃败后，朱德、周士第、李硕勋（李鹏的父亲，25师党代表）等指挥残余部队流动。在此过程中，大部分干部认为小股部队不能承担革命的重担。李硕勋离队后党中央派他去海南从事地下工作，壮烈牺牲。周士第去了香港，后来因为养伤，去了南洋，脱离了党组织。周士第脱党后，参加了一系列的反对蒋介石的民主活动，但始终没有什么成就。
周士第、李硕勋离队后，朱德掌握了叶挺独立团发展起来的这支部队，在两个副团级干部陈毅、王尔琢的协助下，最终走上井冈山，建立了井冈山朱毛红军红28团，成为“红军之父”。
1933年，周士第参加了19路军的福建反蒋事变，并与红军发生了联系，提出了归队要求。当时的中央以贺龙（可见其影响）、聂荣臻的名义复信邀请周士第归来。
福建兵变失败后，周士第辗转加入了红军，并随红一方面军参加了长征。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贺龙邀请，周士第取代李达担任了红二方面军参谋长。
从周士第的经历，可见贺龙团结干部的能量：他们仅仅在南昌起义进军广州途中相识很短的时间，就拥有极深的感情。反过来，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并不像后来吹嘘的那样在部队有崇高的影响。
1937年红军大改编后，周士第是120师参谋长，原来的红一方面军出身红二方面军参谋长李达经过援西军参谋处长变成了129师参谋处长，在倪志亮转搞军事教育后，接任了129师参谋长。
解放战争时期，贺龙的晋绥军区的部队，一部分西进陕甘宁归彭德怀指挥，后来发展为西北野战军，一部分南下归徐向前指挥，发展为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周士第是徐向前的主要副手。太原战役后，徐向前进京担任总参谋长，周士第担任华北一兵团改编的18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大进军时期，周士第的18兵团在贺龙亲自指挥下过黄河、越秦岭，纠缠住胡宗南不放，最后落根于成都。
新中国成立后，周士第担任防空军司令员，搭档是钟赤兵。后来，北京军区司令员杨成武兼任防空军司令员，周士第担任了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军外训练部部长。
1955年，周士第被授予上将。
以周士第的资历和能力，弄个元帅也不过分。但是，中共的党建截然不同于国民党，一旦脱党，就极难重新加入，即使加入，也往往因历史问题被边缘。
你周士第，你叶挺，虽然委屈，但如果对你宽大，让那些坚持斗争的将领，比如朱德、贺龙怎样评价？
钟赤兵是红五师政委，防空军政委，才给一个中将，人家去苏联养病是组织批准，人家是主动积极从苏联归国，但因为抗战时期的没有贡献，才一个中将。
张爱萍，是红军时期主力团干部，抗战时期新四军四师师长，解放战争初期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在协助指挥津浦战役时受伤，去苏联养病二年，1948年底主动积极回国，担任第三野战军前线委员会委员。建国后，曾经接替陈士榘担任第七兵团司令员。1955年，以副总参谋长的身份评上将，也有人提意见：我们打仗，他修养两年，为什么军衔一样？
周士第因为曾经的脱党，在建国后非常的谨慎，基本没有社交，从来不敢卷入纠纷，倒也平平安安一生。
楼主：yc雨花石
字数：4876491字
帖子分类：煮酒论史
发表时间：2014-03-07 19:15:00
更新时间：2019-05-28 13:08:27
评论数：48403条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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