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楼主：yc雨花石
时间：2019-05-28 13:08:27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24节
江青弄的中国文艺十几年枯寂的如同荒漠，其思想肯定是乌七八糟，但有些地方也有道理。
比如，江青认为“我们的电影有个问题，太注意技术细节，不注意提炼一般的问题，内行人不爱看，外行人看不懂。”
文艺作品，如何反映生活？如何获得观众？这是两个最核心的问题。如果太细节化，固然真实反映了生活，但就没有了趣味性，也就不能获得观众。没有了观众，文艺就丢失了生命力。
江青弄的那几个样板戏，固然程式化、脸谱化严重，但确实通俗易懂。
坊间把毛泽东对于《李慧娘》的批判，非常庸俗的归结为毛泽东的私生活，这是非常不严肃的。
文革初期，康生和中央文革的成员们说：这是一场极艰巨的斗争，要做好被杀头的准备。
他们没有被杀头，但绝大部分住进了监狱。
文革爆发于1966年，那一年，毛泽东已经73周岁，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的影响已经非常的盘根错节，以毛泽东的权威和能力，提拔他看中的干部，比如张春桥，是一件极容易的事情，但彻底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干部系统就是一件极艰难的事情，一旦失败就是跌入深渊。
所以，毛泽东断断乎不会为了《李慧娘》影射他的私生活而发动文革。
孟超在文革时虽然受迫害，但并没有像张霖之那样被直接谋杀。1976年5月6日（1963年5月6日孟超被公开批判），已经回到北京的孟超积郁成疾而去世，终年74岁。
1976年5月6日，林彪集团已经被清除，周恩来已经去世，邓小平刚刚被打倒，叶剑英奉命养病，就整个中国政坛而言，除了叶剑英、李先念等有限几个人在那里苦熬，江青的权力已经达到顶峰，她要害死孟超轻松如同一只蚂蚁。但孟超确实是忧郁而死，而且死于北京，以他的身份能够回到北京，说明最高层实际并没有把他看在眼里。
毛泽东是一个非常有记忆的人，如果因为《李慧娘》的影射而发动文革，哼，就他那脾气，就江青那性格，孟超能撑到1976年？
因为是鬼戏，孟超的《李慧娘》，深深刺激了毛泽东阶级斗争的神经，从而被江青选定为文艺斗争的抓手。
但，孟超毕竟是小人物，被遗忘了。
至于，因为《李慧娘》牵连到的毛泽东的个人生活作风问题，一直是坊间诟病的一个焦点。
毛泽东的生活作风问题用不着解密他建国后的生活，仅仅井冈山时期他和贺子珍的关系就说明了问题。当毛泽东和贺子珍同居的时候，杨开慧还在监狱里坚持自己的革命信仰和爱情。
如果说毛泽东和贺子珍情投意合，也很有道理，但要说绝对情投意合，那就过于拔高领袖形象。文革结束，我大约五六岁，那个时候是我们家经济情况相对别人最好的时代，因为好几个壮劳力供养我一个小屁孩，集万千疼爱于一身，即使在贫困的时期，家庭也表现的相对宽余。所以，父母很能满足我购买连环画的爱好，我在村供销社购买了一本油画本的《战友》。
连环画有很多版本，彩绘本最昂贵，绘画本最珍稀。
1977年，为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和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5周年，许宝中、李泽浩创作了油画《战友》，画面中毛泽东和杨开慧并肩站在风云变幻的湘江之畔，杨开慧双手护持着毛泽东主办的《湘江评论》。
在大批判江青的时代，为什么毛泽东的“战友”是杨开慧而不是贺子珍？那个时代，贺子珍还健在。
从各种回忆看，毛泽东和贺子珍的离异的确是因为感情的不协和。建国后，毛泽东之所以维持和江青的夫妻名分，并不是为了维护领袖形象，如果和江青离异，就面临一个和贺子珍复合的选择。
1959年，在庐山，经井冈山老战友曾志（陶铸妻子）撮合、水静（江西省委第一书记、井冈山老战友杨尚奎的妻子）和朱旦华（原为毛泽民的妻子，1943年，毛泽民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杀害后，朱旦华带着她跟毛泽民所生的儿子毛远新与方志纯组成新的家庭，方志纯是方志敏的弟弟，时任江西省副省长）执行，毛泽东安排了和贺子珍的见面。分别22年后的仅仅一见，毛泽东“手里夹着烟，脸色很不好”，像是对水静，又像是自言自语：“不行了，脑子坏了，说说就乱了，答非所问。”
以毛泽东的个性，如果需要，未必看重什么形象，私下会晤前妻，大多有对身边女人的不满，以毛泽东的性格，他不需要贺子珍的安慰，也许有排斥江青复合贺子珍的心理，但贺子珍的现实情况堵住了这一可能。
孙中山、蒋介石都有家庭离异另觅新欢的惯例，中国人民在纪念孙中山和宋庆龄伟大爱情的同时，也没有必要盯着毛泽东的感情生活不放。
毛泽东不同于孙中山的地方在于：无论他个人（《蝶恋花》）还是党组织，都认为杨开慧是他最心心相印的革命伴侣，当杨开慧写诗思念毛泽东“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孤眠谁爱护，是否也凄苦”的时候，井冈山上的毛泽东不但“足疾已痊”，而且因为已经公开私密了贺子珍，并不“孤眠凄苦”，但毛泽东从来没有为贺子珍写下见证美好爱情的诗篇。
毛泽东和杨开慧有深刻的爱情，毛泽东和贺子珍有共同的革命经历，但更重要的是生活需要。
我的意思是说：揪着毛泽东的生活问题折腾，意思不大，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他一直就不那么严谨。
人，是一种社会的存在，对于每一个人的评价，首先要服从社会角色。
比如，我们去医院看病，最关心的是医生的医术、医院的设施，以及医德。
在这三点中，我把医德排序最末而把医术排序第一，就是因为能否治病是医生的第一要务。
我从来没有听说：一个患者去医院看病的时候，关心主治大夫的个人感情生活经历。
对于普通人的评价，我们最关心的是他们工作的能力，其次才是品德问题。
明朝的严嵩，位高权重，但从不纳妾，而且在妻子去世后也不肯续娶。
明朝的张居正，生活非常腐化，据说和皇帝的寡母也有一腿。
张居正在历史上留下的良好印象远远超过严嵩。
透过回忆材料隐隐约约的透漏：早期的毛泽东并不那么招人待见，他的个性太强。
作为中央苏区的实际创始人，毛泽东在公平的民主选举中两次落选与陈毅，然后很轻松的被周恩来剥夺了军权。红军时期，周恩来始终是中央主要领导，他能够剥夺毛泽东的权力，除了人格魅力，最重要的是党内的地位、纪律。但是，陈毅入党较晚，地位很低，追赶上南昌起义的队伍后才一个团政治指导员。陈毅的文治武功都很突出，相对来讲不那么长于具体的军事指挥。在开国将帅中，陈毅很有威望，但也就第三等次，不但比不上核心领导的毛泽东，也比不上天王级别的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可是，唯独他在公平的自下而上的选举中两次取代了毛泽东。
陈毅取代毛泽东，说明毛泽东非常的不长于团结，刻薄的说就是比较惹人嫌。
但是，陈毅两次取代毛泽东都给红四军造成巨大的危害，1929年，认识到错误的陈毅亲自请出毛泽东重掌红四军。
陈毅取代毛泽东，是正儿八经的合法选举，代表广大指战员的呼声。
这种呼声，就是广大指战员对于毛泽东的跋扈性格的不能容忍。
1935年1月，遵义会议，毛泽东重新崛起，中共的领导层太了解毛泽东专权跋扈的性格，但，如果不启用毛泽东，迎接他们的只能是失败。
毛泽东说过：真理有时候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遵义会议后，特别是红一、四方面军草地分兵后，中共党内慢慢形成了对于毛泽东的领袖崇拜，最后给与独断专行的特权。并不是共产党的领导集体不了解毛泽东的缺点，但因为他的无法取代，因为他的决策太过于奇特而有效，也就慢慢形成了跟随毛泽东革命是唯一正确选择的集体思维。
邓蓉毛毛着手写《我的父亲邓小平》传记时，曾问父亲邓小平：“长征的时候你都干了些什么工作？”邓小平回答三个字：“跟着走。”
邓小平，何许人？红七军主要创始人；刘邓大军的领导人之一；中共七大中央委员；1956年当选中共政治局常委；最后一个职衔是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
第二代领带核心说：跟着走。
什么叫“跟着走”？就是个人的思考比之毛泽东有着天差地绝的区别，大约就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和博士的差别，和毛泽东相比，自己的思考已经丢失了思考的意义：与其思考累的吭哧吭哧，不如直接执行更加省心。
第24节
江青弄的中国文艺十几年枯寂的如同荒漠，其思想肯定是乌七八糟，但有些地方也有道理。
比如，江青认为“我们的电影有个问题，太注意技术细节，不注意提炼一般的问题，内行人不爱看，外行人看不懂。”
文艺作品，如何反映生活？如何获得观众？这是两个最核心的问题。如果太细节化，固然真实反映了生活，但就没有了趣味性，也就不能获得观众。没有了观众，文艺就丢失了生命力。
江青弄的那几个样板戏，固然程式化、脸谱化严重，但确实通俗易懂。
坊间把毛泽东对于《李慧娘》的批判，非常庸俗的归结为毛泽东的私生活，这是非常不严肃的。
文革初期，康生和中央文革的成员们说：这是一场极艰巨的斗争，要做好被杀头的准备。
他们没有被杀头，但绝大部分住进了监狱。
文革爆发于1966年，那一年，毛泽东已经73周岁，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的影响已经非常的盘根错节，以毛泽东的权威和能力，提拔他看中的干部，比如张春桥，是一件极容易的事情，但彻底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干部系统就是一件极艰难的事情，一旦失败就是跌入深渊。
所以，毛泽东断断乎不会为了《李慧娘》影射他的私生活而发动文革。
孟超在文革时虽然受迫害，但并没有像张霖之那样被直接谋杀。1976年5月6日（1963年5月6日孟超被公开批判），已经回到北京的孟超积郁成疾而去世，终年74岁。
1976年5月6日，林彪集团已经被清除，周恩来已经去世，邓小平刚刚被打倒，叶剑英奉命养病，就整个中国政坛而言，除了叶剑英、李先念等有限几个人在那里苦熬，江青的权力已经达到顶峰，她要害死孟超轻松如同一只蚂蚁。但孟超确实是忧郁而死，而且死于北京，以他的身份能够回到北京，说明最高层实际并没有把他看在眼里。
毛泽东是一个非常有记忆的人，如果因为《李慧娘》的影射而发动文革，哼，就他那脾气，就江青那性格，孟超能撑到1976年？
因为是鬼戏，孟超的《李慧娘》，深深刺激了毛泽东阶级斗争的神经，从而被江青选定为文艺斗争的抓手。
但，孟超毕竟是小人物，被遗忘了。
至于，因为《李慧娘》牵连到的毛泽东的个人生活作风问题，一直是坊间诟病的一个焦点。
毛泽东的生活作风问题用不着解密他建国后的生活，仅仅井冈山时期他和贺子珍的关系就说明了问题。当毛泽东和贺子珍同居的时候，杨开慧还在监狱里坚持自己的革命信仰和爱情。
如果说毛泽东和贺子珍情投意合，也很有道理，但要说绝对情投意合，那就过于拔高领袖形象。文革结束，我大约五六岁，那个时候是我们家经济情况相对别人最好的时代，因为好几个壮劳力供养我一个小屁孩，集万千疼爱于一身，即使在贫困的时期，家庭也表现的相对宽余。所以，父母很能满足我购买连环画的爱好，我在村供销社购买了一本油画本的《战友》。
连环画有很多版本，彩绘本最昂贵，绘画本最珍稀。
1977年，为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和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5周年，许宝中、李泽浩创作了油画《战友》，画面中毛泽东和杨开慧并肩站在风云变幻的湘江之畔，杨开慧双手护持着毛泽东主办的《湘江评论》。
在大批判江青的时代，为什么毛泽东的“战友”是杨开慧而不是贺子珍？那个时代，贺子珍还健在。
从各种回忆看，毛泽东和贺子珍的离异的确是因为感情的不协和。建国后，毛泽东之所以维持和江青的夫妻名分，并不是为了维护领袖形象，如果和江青离异，就面临一个和贺子珍复合的选择。
1959年，在庐山，经井冈山老战友曾志（陶铸妻子）撮合、水静（江西省委第一书记、井冈山老战友杨尚奎的妻子）和朱旦华（原为毛泽民的妻子，1943年，毛泽民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杀害后，朱旦华带着她跟毛泽民所生的儿子毛远新与方志纯组成新的家庭，方志纯是方志敏的弟弟，时任江西省副省长）执行，毛泽东安排了和贺子珍的见面。分别22年后的仅仅一见，毛泽东“手里夹着烟，脸色很不好”，像是对水静，又像是自言自语：“不行了，脑子坏了，说说就乱了，答非所问。”
以毛泽东的个性，如果需要，未必看重什么形象，私下会晤前妻，大多有对身边女人的不满，以毛泽东的性格，他不需要贺子珍的安慰，也许有排斥江青复合贺子珍的心理，但贺子珍的现实情况堵住了这一可能。
孙中山、蒋介石都有家庭离异另觅新欢的惯例，中国人民在纪念孙中山和宋庆龄伟大爱情的同时，也没有必要盯着毛泽东的感情生活不放。
毛泽东不同于孙中山的地方在于：无论他个人（《蝶恋花》）还是党组织，都认为杨开慧是他最心心相印的革命伴侣，当杨开慧写诗思念毛泽东“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孤眠谁爱护，是否也凄苦”的时候，井冈山上的毛泽东不但“足疾已痊”，而且因为已经公开私密了贺子珍，并不“孤眠凄苦”，但毛泽东从来没有为贺子珍写下见证美好爱情的诗篇。
毛泽东和杨开慧有深刻的爱情，毛泽东和贺子珍有共同的革命经历，但更重要的是生活需要。
我的意思是说：揪着毛泽东的生活问题折腾，意思不大，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他一直就不那么严谨。
人，是一种社会的存在，对于每一个人的评价，首先要服从社会角色。
比如，我们去医院看病，最关心的是医生的医术、医院的设施，以及医德。
在这三点中，我把医德排序最末而把医术排序第一，就是因为能否治病是医生的第一要务。
我从来没有听说：一个患者去医院看病的时候，关心主治大夫的个人感情生活经历。
对于普通人的评价，我们最关心的是他们工作的能力，其次才是品德问题。
明朝的严嵩，位高权重，但从不纳妾，而且在妻子去世后也不肯续娶。
明朝的张居正，生活非常腐化，据说和皇帝的寡母也有一腿。
张居正在历史上留下的良好印象远远超过严嵩。
透过回忆材料隐隐约约的透漏：早期的毛泽东并不那么招人待见，他的个性太强。
作为中央苏区的实际创始人，毛泽东在公平的民主选举中两次落选与陈毅，然后很轻松的被周恩来剥夺了军权。红军时期，周恩来始终是中央主要领导，他能够剥夺毛泽东的权力，除了人格魅力，最重要的是党内的地位、纪律。但是，陈毅入党较晚，地位很低，追赶上南昌起义的队伍后才一个团政治指导员。陈毅的文治武功都很突出，相对来讲不那么长于具体的军事指挥。在开国将帅中，陈毅很有威望，但也就第三等次，不但比不上核心领导的毛泽东，也比不上天王级别的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可是，唯独他在公平的自下而上的选举中两次取代了毛泽东。
陈毅取代毛泽东，说明毛泽东非常的不长于团结，刻薄的说就是比较惹人嫌。
但是，陈毅两次取代毛泽东都给红四军造成巨大的危害，1929年，认识到错误的陈毅亲自请出毛泽东重掌红四军。
陈毅取代毛泽东，是正儿八经的合法选举，代表广大指战员的呼声。
这种呼声，就是广大指战员对于毛泽东的跋扈性格的不能容忍。
1935年1月，遵义会议，毛泽东重新崛起，中共的领导层太了解毛泽东专权跋扈的性格，但，如果不启用毛泽东，迎接他们的只能是失败。
毛泽东说过：真理有时候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遵义会议后，特别是红一、四方面军草地分兵后，中共党内慢慢形成了对于毛泽东的领袖崇拜，最后给与独断专行的特权。并不是共产党的领导集体不了解毛泽东的缺点，但因为他的无法取代，因为他的决策太过于奇特而有效，也就慢慢形成了跟随毛泽东革命是唯一正确选择的集体思维。
邓蓉毛毛着手写《我的父亲邓小平》传记时，曾问父亲邓小平：“长征的时候你都干了些什么工作？”邓小平回答三个字：“跟着走。”
邓小平，何许人？红七军主要创始人；刘邓大军的领导人之一；中共七大中央委员；1956年当选中共政治局常委；最后一个职衔是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
第二代领带核心说：跟着走。
什么叫“跟着走”？就是个人的思考比之毛泽东有着天差地绝的区别，大约就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和博士的差别，和毛泽东相比，自己的思考已经丢失了思考的意义：与其思考累的吭哧吭哧，不如直接执行更加省心。
楼主：yc雨花石
时间：2019-05-28 13:08:27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25节
我这一大拖的意思是说：毛泽东当年的战友们，对于毛泽东的性格和工作作风非常的了解，但因为一次又一次的考验，真理往往掌握在毛泽东的思考里，所以就形成了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康生是一个有文艺欣赏能力的人，但，不管他，还是共产党的大部分领导集体们，都认为自己的文艺欣赏能力应该服从于毛泽东的文艺欣赏思考：既然历史证明毛泽东过去是正确的，自己和毛泽东的思想分歧肯定是自己的错误。
康生非常的欣赏《李慧娘》，他评价是 “近期舞台上最好的一出戏”，还指示“北昆今后照此发展，不要再搞什么现代戏”。
请注意：江青弄的样板戏全部是现代戏。
面对江青突然对古代戏曲的大批判，康生只好提示孟超：“别光写《李慧娘》，还得写别的东西。”
康生这个态度就是和稀泥，既想顺应江青（背后是毛泽东）对于文艺的态度，还恋恋不舍个人的欣赏标准。
但，1962年毛泽东公开宣布“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时候，康生就敏锐感觉毛泽东阶级斗争的主战场是文艺战线，写鬼戏的老乡孟超赶上了倒霉的节点，自己暗示孟超以快速编写现代戏换取古代戏曲戏维持演出的谋划已经落空，所以就给孟超一个忠告：“孟超同志：请转告剧协同志，今后不要再演鬼戏了。”
1962年，刻写在中国文国文学史上的冤魂不仅仅有《李慧娘》，最重要的是小说《刘志丹》。
刘志丹等共产党人在贫困的陕甘晋历尽艰辛建立了根据地和陕北红军。和红军时期的其他根据地相比，陕甘晋根据地和陕北红军的创建、发展不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而且多次受到来自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左倾干扰。
陕甘晋根据地和陕北红军的创建、发展过程中，不但经历了多次巨大的挫折，而且内部有非常复杂的分歧和矛盾。
1935年9月、10月和1936年10月，红25军和三大主力红军相继退出南方向大西北长征，最后都汇聚到贫瘠的黄土高原。
1937年8月，汇聚大西北的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先后渡河东进敌后抗日战场。
从1936年10月到1948年3月，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始终在陕北高原。
谢子长、刘志丹创建的陕甘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唯一的归宿地，也是抗战时期，八路军东进的出发点，还是共产党革命的指导中枢。
慎重澄清陕甘晋根据地和陕北红军的历史，对于研究中国革命史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同理，刘志丹，也是中国革命史上极其重要的人物。
评价陕甘晋根据地和陕北红军的历史以及刘志丹的贡献，有几个核心的顶层理论非常艰难。
正如其他的红色根据地和主力红军一样，陕甘晋根据地和陕北红军在发展过程中都受到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左倾思想的严重干扰，其危害程度之严重，几乎致陕甘晋根据地和陕北红军于灭亡。
承认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左倾思想对于根据地和红军起到的巨大危害，是客观的、是实事求是的。
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左倾思想对于根据地和红军起到的危害程度到底多大？
这一个问题，最大的逻辑推导是既然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于根据地和红军的发展起到巨大的危害，是否说明，没有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谢子长、刘志丹等人独立领导可以让根据地和红军更好的发展？
我们看红军时期的根据地，毛泽东在井冈山让湖南省委特派员杜修经、杨开明弄出一个极大的八月兵败，毛泽东辛苦创建的红一方面军、贺龙辛苦创建的红二军团、许继慎、曾中生辛苦创建的红四方面军先后被左倾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派来的极左分子夏曦、张国焘弄得七零八落。1935年10月，朱理治、郭洪涛的左倾陕甘晋省委对陕北红军进行大肃反，也几乎弄毁这个巴掌大的根据地。
根据红军时期的历史，是否能够得出一个非常古怪的结论：没有中央的领导，地方同志工作更好？
这种思路当然是错误的：对于中央苏区，毛泽东、朱德的红四军、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和邓小平的红七军都是外来力量；对于鄂豫皖，许继慎、曾中生、徐向前、陈赓都是外来干部；对于红二军团，周逸群、卢冬生也是外来干部。
从理论讲，红色根据地的扩大过程就是外来干部和外来力量促进本地区革命发展的过程。
脱离上级党组织的领导，只依靠地方力量是不可能完成革命的。
但是，陕甘苏区非常特殊，因为孤处大西北，他得到中央的有益领导非常的少，几乎是独立发展而来。
如果不严厉批评左倾中央对于陕甘苏区的巨大破坏，那么，就无法论证毛泽东辛苦创建的井冈山根据地和中央根据地丢失的责任。
井冈山根据地和中央根据地之所以丢失，其第一原因是左倾中央排斥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剥夺毛泽东的权力。刘志丹的陕甘苏区几乎被毁灭是因为朱理治、郭洪涛的左倾陕甘晋省委排斥刘志丹的正确路线、剥夺刘志丹的权力。
中共革命时期，根据地非常多，但地位最特殊的是两个：第一个创建的井冈山根据地和最后的归宿陕甘根据地。
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过程，充满了毛泽东和党中央、和湖南省委的斗争。在井冈山根据地发展过程中，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起到的作用，基本是负面的。
陕甘根据地也有此特点。
从某种角度看，1927年后，到1943年，共产党的革命，就是毛泽东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也是毛泽东一步一步战胜党内的反对力量，用自己的思想改造全党的过程，也是毛泽东一步一步获得最高权力的过程。
从这种角度看，在1935年遵义会议之前，党中央对于中国革命的作用远远不及毛泽东为代表的根据地干部重要。
1953年，高岗提出了两党论，也就是共产党有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组织，一个是白区的党组织。高岗认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组织，是中国革命的主体，他们打了江山，所以应该坐江山。高岗提出两党论，其真实的目的是打击白区工作的重要代表刘少奇和周恩来。
高岗两党论最令人惊讶的地方是：高岗说他是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组织的代表人物。
1991年，我第一次接触高岗的两党论，非常的不屑：高岗是什么东西，竟然敢于自封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组织的代表？
高岗这个人非常有能力，但竟然敢于自封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组织的代表，而且获得彭德怀、林彪这两个军队大佬的支持，这个就非常的有思考的意义。
我们知道，经过1935年9月9日草地分兵后，毛泽东带领红一方面军几千破衣烂衫的官兵虽然毅然选定了北上抗日的大战略，但实际是无目标的瞎撞。
在哈达铺，毛泽东意外获得陕甘根据地和陕北红军的存在，于是有了施展手脚的立足点。
整个中国革命的中转点，是1936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共产党获得极其重要的休养生息的机会和借抗日获得民众支持的机会。
从某种角度看，没有西安事变，就没有共产党的天下。
西安事变的爆发，为共产党走上时代政治核心舞台提供了契机，但如果没有陕甘根据地的存在，红军就不可能在大西北落脚，也就不能通过统一战线搞大西北三位一体。
陕甘根据地是挽救红军、挽救中国革命的极重要的载体，是共产党领导中枢的舞台。
很多陕甘干部认为，是他们挽救党中央和中国革命。
相当多经过长征的干部，也认为陕甘根据地和陕北红军挽救中国革命，所以，他们对于陕甘根据地和陕北红军的主要领导人高岗非常的感佩。
1944年，谭政主持召开了西北局高干会议，这是谭政在抗战时期的重要贡献。
为什么要召开西北局高干会议？目的就是粗线条评价红军时期陕甘晋地区的革命史，并确立高岗在大西北革命史上的领袖地位。
西北局高干会议决议通过：陕甘晋的革命领袖是谢子长和刘志丹，高岗是刘志丹事业的继承人。
但是，在西北局高岗会议上，陕北红军的重要领导人阎红彦公开挑战高岗的权威，当然也否认高岗的革命历史，并进而否认刘志丹的光辉形象。
第25节
我这一大拖的意思是说：毛泽东当年的战友们，对于毛泽东的性格和工作作风非常的了解，但因为一次又一次的考验，真理往往掌握在毛泽东的思考里，所以就形成了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康生是一个有文艺欣赏能力的人，但，不管他，还是共产党的大部分领导集体们，都认为自己的文艺欣赏能力应该服从于毛泽东的文艺欣赏思考：既然历史证明毛泽东过去是正确的，自己和毛泽东的思想分歧肯定是自己的错误。
康生非常的欣赏《李慧娘》，他评价是 “近期舞台上最好的一出戏”，还指示“北昆今后照此发展，不要再搞什么现代戏”。
请注意：江青弄的样板戏全部是现代戏。
面对江青突然对古代戏曲的大批判，康生只好提示孟超：“别光写《李慧娘》，还得写别的东西。”
康生这个态度就是和稀泥，既想顺应江青（背后是毛泽东）对于文艺的态度，还恋恋不舍个人的欣赏标准。
但，1962年毛泽东公开宣布“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时候，康生就敏锐感觉毛泽东阶级斗争的主战场是文艺战线，写鬼戏的老乡孟超赶上了倒霉的节点，自己暗示孟超以快速编写现代戏换取古代戏曲戏维持演出的谋划已经落空，所以就给孟超一个忠告：“孟超同志：请转告剧协同志，今后不要再演鬼戏了。”
1962年，刻写在中国文国文学史上的冤魂不仅仅有《李慧娘》，最重要的是小说《刘志丹》。
刘志丹等共产党人在贫困的陕甘晋历尽艰辛建立了根据地和陕北红军。和红军时期的其他根据地相比，陕甘晋根据地和陕北红军的创建、发展不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而且多次受到来自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左倾干扰。
陕甘晋根据地和陕北红军的创建、发展过程中，不但经历了多次巨大的挫折，而且内部有非常复杂的分歧和矛盾。
1935年9月、10月和1936年10月，红25军和三大主力红军相继退出南方向大西北长征，最后都汇聚到贫瘠的黄土高原。
1937年8月，汇聚大西北的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先后渡河东进敌后抗日战场。
从1936年10月到1948年3月，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始终在陕北高原。
谢子长、刘志丹创建的陕甘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唯一的归宿地，也是抗战时期，八路军东进的出发点，还是共产党革命的指导中枢。
慎重澄清陕甘晋根据地和陕北红军的历史，对于研究中国革命史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同理，刘志丹，也是中国革命史上极其重要的人物。
评价陕甘晋根据地和陕北红军的历史以及刘志丹的贡献，有几个核心的顶层理论非常艰难。
正如其他的红色根据地和主力红军一样，陕甘晋根据地和陕北红军在发展过程中都受到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左倾思想的严重干扰，其危害程度之严重，几乎致陕甘晋根据地和陕北红军于灭亡。
承认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左倾思想对于根据地和红军起到的巨大危害，是客观的、是实事求是的。
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左倾思想对于根据地和红军起到的危害程度到底多大？
这一个问题，最大的逻辑推导是既然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于根据地和红军的发展起到巨大的危害，是否说明，没有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谢子长、刘志丹等人独立领导可以让根据地和红军更好的发展？
我们看红军时期的根据地，毛泽东在井冈山让湖南省委特派员杜修经、杨开明弄出一个极大的八月兵败，毛泽东辛苦创建的红一方面军、贺龙辛苦创建的红二军团、许继慎、曾中生辛苦创建的红四方面军先后被左倾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派来的极左分子夏曦、张国焘弄得七零八落。1935年10月，朱理治、郭洪涛的左倾陕甘晋省委对陕北红军进行大肃反，也几乎弄毁这个巴掌大的根据地。
根据红军时期的历史，是否能够得出一个非常古怪的结论：没有中央的领导，地方同志工作更好？
这种思路当然是错误的：对于中央苏区，毛泽东、朱德的红四军、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和邓小平的红七军都是外来力量；对于鄂豫皖，许继慎、曾中生、徐向前、陈赓都是外来干部；对于红二军团，周逸群、卢冬生也是外来干部。
从理论讲，红色根据地的扩大过程就是外来干部和外来力量促进本地区革命发展的过程。
脱离上级党组织的领导，只依靠地方力量是不可能完成革命的。
但是，陕甘苏区非常特殊，因为孤处大西北，他得到中央的有益领导非常的少，几乎是独立发展而来。
如果不严厉批评左倾中央对于陕甘苏区的巨大破坏，那么，就无法论证毛泽东辛苦创建的井冈山根据地和中央根据地丢失的责任。
井冈山根据地和中央根据地之所以丢失，其第一原因是左倾中央排斥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剥夺毛泽东的权力。刘志丹的陕甘苏区几乎被毁灭是因为朱理治、郭洪涛的左倾陕甘晋省委排斥刘志丹的正确路线、剥夺刘志丹的权力。
中共革命时期，根据地非常多，但地位最特殊的是两个：第一个创建的井冈山根据地和最后的归宿陕甘根据地。
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过程，充满了毛泽东和党中央、和湖南省委的斗争。在井冈山根据地发展过程中，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起到的作用，基本是负面的。
陕甘根据地也有此特点。
从某种角度看，1927年后，到1943年，共产党的革命，就是毛泽东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也是毛泽东一步一步战胜党内的反对力量，用自己的思想改造全党的过程，也是毛泽东一步一步获得最高权力的过程。
从这种角度看，在1935年遵义会议之前，党中央对于中国革命的作用远远不及毛泽东为代表的根据地干部重要。
1953年，高岗提出了两党论，也就是共产党有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组织，一个是白区的党组织。高岗认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组织，是中国革命的主体，他们打了江山，所以应该坐江山。高岗提出两党论，其真实的目的是打击白区工作的重要代表刘少奇和周恩来。
高岗两党论最令人惊讶的地方是：高岗说他是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组织的代表人物。
1991年，我第一次接触高岗的两党论，非常的不屑：高岗是什么东西，竟然敢于自封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组织的代表？
高岗这个人非常有能力，但竟然敢于自封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组织的代表，而且获得彭德怀、林彪这两个军队大佬的支持，这个就非常的有思考的意义。
我们知道，经过1935年9月9日草地分兵后，毛泽东带领红一方面军几千破衣烂衫的官兵虽然毅然选定了北上抗日的大战略，但实际是无目标的瞎撞。
在哈达铺，毛泽东意外获得陕甘根据地和陕北红军的存在，于是有了施展手脚的立足点。
整个中国革命的中转点，是1936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共产党获得极其重要的休养生息的机会和借抗日获得民众支持的机会。
从某种角度看，没有西安事变，就没有共产党的天下。
西安事变的爆发，为共产党走上时代政治核心舞台提供了契机，但如果没有陕甘根据地的存在，红军就不可能在大西北落脚，也就不能通过统一战线搞大西北三位一体。
陕甘根据地是挽救红军、挽救中国革命的极重要的载体，是共产党领导中枢的舞台。
很多陕甘干部认为，是他们挽救党中央和中国革命。
相当多经过长征的干部，也认为陕甘根据地和陕北红军挽救中国革命，所以，他们对于陕甘根据地和陕北红军的主要领导人高岗非常的感佩。
1944年，谭政主持召开了西北局高干会议，这是谭政在抗战时期的重要贡献。
为什么要召开西北局高干会议？目的就是粗线条评价红军时期陕甘晋地区的革命史，并确立高岗在大西北革命史上的领袖地位。
西北局高干会议决议通过：陕甘晋的革命领袖是谢子长和刘志丹，高岗是刘志丹事业的继承人。
但是，在西北局高岗会议上，陕北红军的重要领导人阎红彦公开挑战高岗的权威，当然也否认高岗的革命历史，并进而否认刘志丹的光辉形象。
楼主：yc雨花石
时间：2019-05-28 13:08:27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26节
阎红彦对高岗的发难非常坚决，反应了陕甘苏区内部矛盾的复杂。
1945年，阎红彦参加中共七大，反对提名高岗为中央委员候选人，直接向刘少奇、任弼反映高岗问题，受到了误解和批评。在七届一中全会上，高岗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阎红彦再次指出高岗伪造历史，品质不好，希望党中央注意，并要求中央记录存档。
由于高岗的活动，在1945年7月第二次西北历史问题座谈会上，康生公开宣布：“高岗是西北的革命领袖，今后不准任何人反对。阎红彦反对高岗是错误的。 ”
1955年，解放军授衔，由于高岗倒台，陕北红军在高级将领中没有合适代表，已经在地方工作的阎红彦被授予成都军区第一副政委的职务而代表陕北红军授予上将军衔。
1954年，工人出版社奉中共中央宣传部指示，邀请李建彤执笔创作小说《刘志丹》，因为李建彤不但是刘志丹之弟刘景范妻子，并曾在陕北苏区工作，对该地情况较为熟悉。
李建彤文笔也非常的漂亮。
李建彤的女儿刘索拉，作为革命家庭的后人，不但是著名作曲家、而且在1985年发表像玩票一样的中篇小说《你别无选择》，该作品是我国新时期“先锋派小说”的首批作品，刘索拉也曾经被视为中国真正的“现代派”的作家。
李建彤接到任务后，经过数年采访、调查后，于1958年正式动笔写作，1959年初完成创造。
李建彤邀请曾担任陕北边区苏维埃政府 的国务院副总理 审阅小说稿。 认为，小说中并没有把刘志丹的真实写出来，提出要把小说写成三个缩影，“时代的缩影”、“中国革命的缩影”、“毛泽东思想的缩影”。但 忽略了一个避嫌的问题，因为小说以虚构人物来取代真实人物，其中一个政治部主任就是以 为原形。 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避嫌，导致日后被扣上篡党篡国罪名。
李建彤根据 的意见，于1961年春写出第四稿，1962年写出第五稿，并广泛咨询意见。曾在陕北工作的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贾拓夫以及刘景范对作品提出修改意见。因为该书有关于西北革命的一些历史问题，包括高岗在陕北根据地的贡献、王明左倾路线导致陕北1935年肃反等错综复杂历史的探讨，为了保险起见，李建彤将书稿交予中宣部审阅。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审阅后，认为没有问题，表示可以出版。
1962年九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前夕，李建彤将《刘志丹》的送审稿送给时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的阎红彦一份。
阎红彦是陕北红军的重要领导人，与刘志丹有较多的共同经历和矛盾，写《刘志丹》必然牵扯到阎红彦。
研究大西北党史，首先要明白几个前提：1、红军时期的“陕北”和“陕甘”的划分是以延安为分界点，延安以北叫“陕北”，延安以西称陕甘；2、大西北的革命不仅仅是陕甘宁，还包括山西，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解放战争时期，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的战史有到山西活动的记载，1935年领导肃反的机构就是陕甘晋省委。
在研究红军时期党史的时候，要有两个思维依托：1、在大西北坚持革命的共产党人，其核心部分是优秀的共产党人，他们为了革命忍辱负重、抛头颅洒热血，他们拥有崇高的品质，他们一步一步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创立自己的革命经验和理论；2、限于当时的历史现状和民众的素质，参加革命的大部分同志，并没有深刻理解马列主义的可能，他们对于旧社会的反抗还处于朴素的农民暴动的层面，急需要先进政党的领导，更需要严格纪律和思想的改造。
大革命时期，大西北有了党组织和一些优秀的共产党人。
西北军井岳秀部的营长石谦，受国共合作及大革命影响，赞成国民革命。青年团员李象九和共产党员谢子长先后来石部搞兵运工作，先后担任连长。
在共产党人影响下，石谦的思想由赞成到逐渐拥护国民革命，党组织力量也迅速发展。
1927年，石谦升任旅长，部队扩大为1000余人，分驻延川、延长、宜川、安定、清涧等地，隶属于国民军联军左路军第九路司令井岳秀部第二师师长高双成管辖。
中共在部队的力量不断加强，李象九营、谢子长连的干部都是共产党员。
石谦的部队被赤化，引起军阀、土豪劣绅的仇视和恐惧。
大革命失败后，石谦坚决保护部队中的共产党员，与井岳秀矛盾不可调和，1927年8月22日，被井岳秀以庆贺50岁生日为名诱入榆林杀害。
这时，中共陕西省委派唐澍、白明善到第十一旅，与李象九、谢子长一起领导部队党的工作。决定以“为石谦旅长报仇”为口号，举行武装起义。同时成立由唐澍、李象九、谢子长、白明善组成的陕北军事委员会，唐澍任书记兼中共军支书记。
1927年10月12日，根据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共产党员唐澍、李象九、谢子长、白明善等以党组织掌握的陕北军阀井岳秀部第十一旅第三营为主力，联络其他几个连的千余官兵在陕西省清涧县起义，打响了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枪。
不久，起义部队遭到井岳秀部高双成师的围攻，由于领导人之间意见不一，唐澍去西安向省委汇报，部队在李象九、谢子长率领下转移韩城，暂归杨虎城部王保民师。
清涧起义使井岳秀万分惊恐，急令高双成率部围攻。由于起义部队行动方向不够明确，战术应变不够灵活主动，不得不仓促突围，除谢子长营和韩起胜营冲出外，其他人员冲散，辎重全部丢失。
11月，唐澍和省委派遣的阎揆要来到韩城，与谢子长、白明善、史唯然组成军委，并决定将部队开往清涧、安定一带开展游击战争。经过短期准备，以谢子长营为基础180余人在韩城举行二次起义，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总指挥唐澍、副总指挥谢子长、参谋长阎揆要。革命军北上途中进攻宜川受挫，继续北撤到延安、延川、安定、安塞、保安一带，沿途屡遭国民党军队袭击，损失惨重，遂分散隐蔽，等待时机。唐澍、谢子长、阎揆要等回西安向省委汇报。
阎揆要，陕西省佳县人，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清涧起义失败后长期在杨虎城部潜伏搞兵运，曾任警卫团副团长、团长，抗战时期在八路军工作，曾任我们本帖讨论的一个重要系统冀鲁豫军区（张霖之）的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和第一野战军参谋长。1955年，他和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张震一样被授予中将军衔。
清涧起义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陕西省委领导的第一次规模较大的武装起义，是共产党人在西北发动的第一次武装起义，打响了中国北方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对大西北的革命运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清涧起义和南昌起义、湘赣边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湘南暴动一样，属于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利用自己掌握的力量武装反抗军阀屠杀的革命暴动，他们在形式上都是利用了倾向革命的旧军队。
八七会议指导下的这一波武装革命，就目的而论，全部失败，失败的核心原因就是共产国际和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仅仅知道需要武装暴动，但不知道暴动后的部队怎样继续革命？
任何一支部队，都必须有相对可靠的后勤保障，任何一支部队都必须有一个可供休养生息的依托。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就战略目标看，中共的计划是夺取拥有海港的广州，获得共产国际的军事支持，重新复制一个北伐。而湘赣边秋收起义，进攻长沙，因为远离出海口，就带有自己发展革命力量的推导，但面对强大敌人的包围，瞿秋白也没有给与毛泽东如何继续革命的指示。
暴动，暴动，继续暴动，是瞿秋白的政策，但只有暴动。
清涧起义失败后，陕西的共产党，只有两种选择，一个像毛泽东那样打游击，另一个是重新潜入国军搞兵运。
第26节
阎红彦对高岗的发难非常坚决，反应了陕甘苏区内部矛盾的复杂。
1945年，阎红彦参加中共七大，反对提名高岗为中央委员候选人，直接向刘少奇、任弼反映高岗问题，受到了误解和批评。在七届一中全会上，高岗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阎红彦再次指出高岗伪造历史，品质不好，希望党中央注意，并要求中央记录存档。
由于高岗的活动，在1945年7月第二次西北历史问题座谈会上，康生公开宣布：“高岗是西北的革命领袖，今后不准任何人反对。阎红彦反对高岗是错误的。 ”
1955年，解放军授衔，由于高岗倒台，陕北红军在高级将领中没有合适代表，已经在地方工作的阎红彦被授予成都军区第一副政委的职务而代表陕北红军授予上将军衔。
1954年，工人出版社奉中共中央宣传部指示，邀请李建彤执笔创作小说《刘志丹》，因为李建彤不但是刘志丹之弟刘景范妻子，并曾在陕北苏区工作，对该地情况较为熟悉。
李建彤文笔也非常的漂亮。
李建彤的女儿刘索拉，作为革命家庭的后人，不但是著名作曲家、而且在1985年发表像玩票一样的中篇小说《你别无选择》，该作品是我国新时期“先锋派小说”的首批作品，刘索拉也曾经被视为中国真正的“现代派”的作家。
李建彤接到任务后，经过数年采访、调查后，于1958年正式动笔写作，1959年初完成创造。
李建彤邀请曾担任陕北边区苏维埃政府 的国务院副总理 审阅小说稿。 认为，小说中并没有把刘志丹的真实写出来，提出要把小说写成三个缩影，“时代的缩影”、“中国革命的缩影”、“毛泽东思想的缩影”。但 忽略了一个避嫌的问题，因为小说以虚构人物来取代真实人物，其中一个政治部主任就是以 为原形。 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避嫌，导致日后被扣上篡党篡国罪名。
李建彤根据 的意见，于1961年春写出第四稿，1962年写出第五稿，并广泛咨询意见。曾在陕北工作的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贾拓夫以及刘景范对作品提出修改意见。因为该书有关于西北革命的一些历史问题，包括高岗在陕北根据地的贡献、王明左倾路线导致陕北1935年肃反等错综复杂历史的探讨，为了保险起见，李建彤将书稿交予中宣部审阅。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审阅后，认为没有问题，表示可以出版。
1962年九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前夕，李建彤将《刘志丹》的送审稿送给时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的阎红彦一份。
阎红彦是陕北红军的重要领导人，与刘志丹有较多的共同经历和矛盾，写《刘志丹》必然牵扯到阎红彦。
研究大西北党史，首先要明白几个前提：1、红军时期的“陕北”和“陕甘”的划分是以延安为分界点，延安以北叫“陕北”，延安以西称陕甘；2、大西北的革命不仅仅是陕甘宁，还包括山西，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解放战争时期，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的战史有到山西活动的记载，1935年领导肃反的机构就是陕甘晋省委。
在研究红军时期党史的时候，要有两个思维依托：1、在大西北坚持革命的共产党人，其核心部分是优秀的共产党人，他们为了革命忍辱负重、抛头颅洒热血，他们拥有崇高的品质，他们一步一步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创立自己的革命经验和理论；2、限于当时的历史现状和民众的素质，参加革命的大部分同志，并没有深刻理解马列主义的可能，他们对于旧社会的反抗还处于朴素的农民暴动的层面，急需要先进政党的领导，更需要严格纪律和思想的改造。
大革命时期，大西北有了党组织和一些优秀的共产党人。
西北军井岳秀部的营长石谦，受国共合作及大革命影响，赞成国民革命。青年团员李象九和共产党员谢子长先后来石部搞兵运工作，先后担任连长。
在共产党人影响下，石谦的思想由赞成到逐渐拥护国民革命，党组织力量也迅速发展。
1927年，石谦升任旅长，部队扩大为1000余人，分驻延川、延长、宜川、安定、清涧等地，隶属于国民军联军左路军第九路司令井岳秀部第二师师长高双成管辖。
中共在部队的力量不断加强，李象九营、谢子长连的干部都是共产党员。
石谦的部队被赤化，引起军阀、土豪劣绅的仇视和恐惧。
大革命失败后，石谦坚决保护部队中的共产党员，与井岳秀矛盾不可调和，1927年8月22日，被井岳秀以庆贺50岁生日为名诱入榆林杀害。
这时，中共陕西省委派唐澍、白明善到第十一旅，与李象九、谢子长一起领导部队党的工作。决定以“为石谦旅长报仇”为口号，举行武装起义。同时成立由唐澍、李象九、谢子长、白明善组成的陕北军事委员会，唐澍任书记兼中共军支书记。
1927年10月12日，根据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共产党员唐澍、李象九、谢子长、白明善等以党组织掌握的陕北军阀井岳秀部第十一旅第三营为主力，联络其他几个连的千余官兵在陕西省清涧县起义，打响了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枪。
不久，起义部队遭到井岳秀部高双成师的围攻，由于领导人之间意见不一，唐澍去西安向省委汇报，部队在李象九、谢子长率领下转移韩城，暂归杨虎城部王保民师。
清涧起义使井岳秀万分惊恐，急令高双成率部围攻。由于起义部队行动方向不够明确，战术应变不够灵活主动，不得不仓促突围，除谢子长营和韩起胜营冲出外，其他人员冲散，辎重全部丢失。
11月，唐澍和省委派遣的阎揆要来到韩城，与谢子长、白明善、史唯然组成军委，并决定将部队开往清涧、安定一带开展游击战争。经过短期准备，以谢子长营为基础180余人在韩城举行二次起义，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总指挥唐澍、副总指挥谢子长、参谋长阎揆要。革命军北上途中进攻宜川受挫，继续北撤到延安、延川、安定、安塞、保安一带，沿途屡遭国民党军队袭击，损失惨重，遂分散隐蔽，等待时机。唐澍、谢子长、阎揆要等回西安向省委汇报。
阎揆要，陕西省佳县人，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清涧起义失败后长期在杨虎城部潜伏搞兵运，曾任警卫团副团长、团长，抗战时期在八路军工作，曾任我们本帖讨论的一个重要系统冀鲁豫军区（张霖之）的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和第一野战军参谋长。1955年，他和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张震一样被授予中将军衔。
清涧起义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陕西省委领导的第一次规模较大的武装起义，是共产党人在西北发动的第一次武装起义，打响了中国北方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对大西北的革命运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清涧起义和南昌起义、湘赣边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湘南暴动一样，属于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利用自己掌握的力量武装反抗军阀屠杀的革命暴动，他们在形式上都是利用了倾向革命的旧军队。
八七会议指导下的这一波武装革命，就目的而论，全部失败，失败的核心原因就是共产国际和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仅仅知道需要武装暴动，但不知道暴动后的部队怎样继续革命？
任何一支部队，都必须有相对可靠的后勤保障，任何一支部队都必须有一个可供休养生息的依托。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就战略目标看，中共的计划是夺取拥有海港的广州，获得共产国际的军事支持，重新复制一个北伐。而湘赣边秋收起义，进攻长沙，因为远离出海口，就带有自己发展革命力量的推导，但面对强大敌人的包围，瞿秋白也没有给与毛泽东如何继续革命的指示。
暴动，暴动，继续暴动，是瞿秋白的政策，但只有暴动。
清涧起义失败后，陕西的共产党，只有两种选择，一个像毛泽东那样打游击，另一个是重新潜入国军搞兵运。
楼主：yc雨花石
时间：2019-05-28 13:08:27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27节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脱离革命。
清涧起义失败后，核心军事领导人李象九离开部队，和中共脱离了组织关系，其后的人生就是和共产党有密切联系的社会名流。1946年3月，经杜斌丞、韩兆鹗介绍，李象九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内战爆发后，他曾八次转送中共组织给邓宝珊的信件，劝邓起义，并利用邓与傅作义的关系，请邓说服傅作义和平解放北平。1948年初，李接受西北野战军的指示，在西安进行策反工作，保护西安，并组织外围武装力量迎接解放军进城。1949年5月西安解放后，李作为西北解放区的代表，出席了9月在北平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经中共中央统战部介绍参加了民主建国会。
唐澍、谢子长、阎揆要这些人，之所以没有成为毛泽东那种扭转时局的伟人，就在于他们看不到社会表象背后面的实质，他们找不到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战略，他们命令部队分散隐蔽等待时机，他们本人只能去省委要政策。
他们能够执行政策，他们不知道制定政策。
上级指示他们继续兵运，这一次的对象是许权中的陕军新编第3旅。
许权中是杨虎城靖国军的干部，是1925年入党的老同志。
1926年秋，冯玉祥在五原誓师，率国民军联军参加国民革命。许权中任援陕第三路司令，率部由绥远经陕北南下关中，击败了围攻三原县城的刘镇华部。
1927年7月，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反共，遵照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许权中将自己掌握的力量编成陕军新编第3旅，历尽艰辛，将部队留在关中地区坚持斗争，保存了这支革命的武装力量。
为了发动新的暴动，中共陕西省委将自己掌握的优秀军事人才，唐澍、谢子长和刘志丹等人，派到陕军新编第3旅。
不是哪一个人都可以搞兵运，因为在旧军队里获得威望，必须能够打仗。
1922年，谢子长考入太原学兵团学军事。
唐澍和阎揆要一样在黄埔军校第1期步兵科学习，而且，1925年初他曾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任军事教官，他参加过东征。1925年9月，唐澍调任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总教练兼模范大队大队长，多次率队与英帝国主义支持的反动武装进行战斗。
唐澍短暂的一生，革命经历非常复杂。
大革命失败后，唐澍与谢子长等领导清涧起义。1928年1月，唐澍被中共陕西省委派往陕军新编第3旅工作，任参谋长。
刘志丹，也是黄埔军校毕业，而且是和林彪同为第四期，不同的是他先学习步兵后转炮兵科。
北伐军兴，刘志丹和唐澍一起到冯玉祥国民革命联军工作。刘志丹在马鸿逵的第四路军（不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是国民革命联军第四路军）任政治处长，建立了政治机关，进行新式训练，使这支部队成为攻打军阀刘镇华，解围西安，东出潼关，配合北伐的一支劲旅。
大革命失败后，冯玉祥的西北军采取“和平分共”，将刘伯坚、邓小平等共产党员“礼送出境”，在这种政治文化下，马鸿逵派人将刘志丹护送过黄河到陕北。
阶级斗争是残酷的，但人的阶级地位和政局是随时可能发生变化的。
宋朝姚宽的《西溪丛语》记载：尝有道人善棋，凡对局，率饶人一先，后死于褒信，托后事于一村叟，数年后，叟为改葬，但空棺衣衾而已。道人有诗云：“烂柯真诀妙通神，一局曾经几度春。自出洞来无敌手，得饶人处且饶人。”
一个擅长围棋的道士，总是让别人先下一子（一先），临死将后事托负一个农村的老头。几年后，农村的老头为道士改葬，棺材里并没有尸骸，原来已经成了神仙。
想当神仙，就要忘却一切的名利，不想当神仙，想混一个圆通，也要宽宏。
五原誓师后，大批共产党人进入冯玉祥的部队工作，1927年2月，号称 “西北黄埔”的中山军事政治学校在西安成立，共产党员史可轩任校长，李林任副校长，邓希贤任政治部主任（并担任过教育长），高文敏（克林）为中共支部书记。
蒋介石发动“清党”后，国军分解为反共先锋南京的蒋介石集团、继续联共的武汉的汪精卫集团和中立的冯玉祥的西北军集团。
冯玉祥的态度是时局转换的关键。
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为了东征讨蒋，派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至潼关，做拉冯反蒋的工作。
在冯玉祥部的欢迎大会上，邓演达发表了演说，揭露了蒋介石背叛革命的种种事实，赢得了与会者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
邓演达有极强的宣传鼓动能力。
演说刚一结束，会场上响起了一片“打倒新军阀蒋介石”的口号声。集体口号声一停，邓希贤从会场的后排站出来又高举拳头，连喊三声“打倒蒋介石”。
冯玉祥对中共是友好的，对李大钊特别尊敬，其一生也确实致力于国民解放，他也非常佩服共产党的主张，但其代表的阶级利益和对中国革命进步的方向，与中共有相当分歧。在北洋军阀即将被彻底打倒之际，也已经有了过河拆桥的心理动机。
扶摇不定于蒋介石和汪精卫，犹疑于是否追随蒋介石清共的冯玉祥，在没有做出最后决定前，不肯公开表态，多次颁布命令不准他的部属从事反蒋活动，不准呼喊反蒋口号。
邓演达出乎意料的煽情，局面的失控令冯玉祥感到意外和难以容忍，他立刻宣布散会。
年轻邓希贤不肯给冯玉祥回避的空间。
1942年，冯玉祥出版了回忆录《我的生活》。在书中，冯玉祥提到了他和邓希贤公开冲突的过程：“此时我们总司令部中人员都在庙中另一边聚会。有位青年在那里演讲，对我刚才野外讲话的意思大发议论，有几句话刺进我的耳朵，他说：‘我们是一致要求倒蒋。可是有一个人现在庇护他。在今天，庇护他的就是军阀，就是反动……’。我慢慢走到那边去，看见那位青年朋友大约十八九岁，也是政治部中职员。他还继续讲他的……他说：‘我们定要倒蒋，谁不赞成，谁就是反动；我们连他一块打倒！’我忍不住地说道：‘我已经一再地和大家讲过，我们不要轻举妄动，随声附和，等事情弄明白了，我们自有主张。你现在又说这些话做什么？你要倒蒋，你倒你的去，我们还不到时候！’那青年就激昂慷慨地和我顶起来……说我不应当以自己的地位，来‘专制、高压’云云。我以为军中纪律不可破坏，当即令人予以逮捕。后来刘伯坚等向我说好话,方把他释放。”
1942年，冯玉祥写回忆录的时候，还不知道这个公开顶撞他的青年是谁。
当时的冯玉祥也不肯公开和共产党闹裂，他授意军法处以破坏军纪罪将青年逮捕囚禁以控制局面，等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的劝说，就立即释放卖一个人情。
1927年6月10日，汪精卫亲赴郑州和冯玉祥举行会谈，因为他需要冯玉祥的枪杆子支持。
汪精卫为了拉拢冯玉祥，慷慨地把豫、陕、甘三省党、政、军大权交冯掌握，以换取冯对武汉政府的支持。
当时，汪精卫实际给了冯玉祥一个虚人情，因为冯玉祥已经实际控制了豫、陕、甘三省。
汪精卫给了冯玉祥一个名义，他也仅仅能给了冯玉祥一个名义。
1927年6月20日至21日，在孔祥熙的撮合下，待价而沽的冯玉祥与蒋介石、李宗仁等又举行徐州会议。
蒋介石向冯玉祥当面许诺，自7月份起，由南京政府按月拨给冯玉祥军队军饷250万元，另外还馈赠50万元犒赏冯军。
第27节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脱离革命。
清涧起义失败后，核心军事领导人李象九离开部队，和中共脱离了组织关系，其后的人生就是和共产党有密切联系的社会名流。1946年3月，经杜斌丞、韩兆鹗介绍，李象九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内战爆发后，他曾八次转送中共组织给邓宝珊的信件，劝邓起义，并利用邓与傅作义的关系，请邓说服傅作义和平解放北平。1948年初，李接受西北野战军的指示，在西安进行策反工作，保护西安，并组织外围武装力量迎接解放军进城。1949年5月西安解放后，李作为西北解放区的代表，出席了9月在北平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经中共中央统战部介绍参加了民主建国会。
唐澍、谢子长、阎揆要这些人，之所以没有成为毛泽东那种扭转时局的伟人，就在于他们看不到社会表象背后面的实质，他们找不到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战略，他们命令部队分散隐蔽等待时机，他们本人只能去省委要政策。
他们能够执行政策，他们不知道制定政策。
上级指示他们继续兵运，这一次的对象是许权中的陕军新编第3旅。
许权中是杨虎城靖国军的干部，是1925年入党的老同志。
1926年秋，冯玉祥在五原誓师，率国民军联军参加国民革命。许权中任援陕第三路司令，率部由绥远经陕北南下关中，击败了围攻三原县城的刘镇华部。
1927年7月，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反共，遵照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许权中将自己掌握的力量编成陕军新编第3旅，历尽艰辛，将部队留在关中地区坚持斗争，保存了这支革命的武装力量。
为了发动新的暴动，中共陕西省委将自己掌握的优秀军事人才，唐澍、谢子长和刘志丹等人，派到陕军新编第3旅。
不是哪一个人都可以搞兵运，因为在旧军队里获得威望，必须能够打仗。
1922年，谢子长考入太原学兵团学军事。
唐澍和阎揆要一样在黄埔军校第1期步兵科学习，而且，1925年初他曾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任军事教官，他参加过东征。1925年9月，唐澍调任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总教练兼模范大队大队长，多次率队与英帝国主义支持的反动武装进行战斗。
唐澍短暂的一生，革命经历非常复杂。
大革命失败后，唐澍与谢子长等领导清涧起义。1928年1月，唐澍被中共陕西省委派往陕军新编第3旅工作，任参谋长。
刘志丹，也是黄埔军校毕业，而且是和林彪同为第四期，不同的是他先学习步兵后转炮兵科。
北伐军兴，刘志丹和唐澍一起到冯玉祥国民革命联军工作。刘志丹在马鸿逵的第四路军（不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是国民革命联军第四路军）任政治处长，建立了政治机关，进行新式训练，使这支部队成为攻打军阀刘镇华，解围西安，东出潼关，配合北伐的一支劲旅。
大革命失败后，冯玉祥的西北军采取“和平分共”，将刘伯坚、邓小平等共产党员“礼送出境”，在这种政治文化下，马鸿逵派人将刘志丹护送过黄河到陕北。
阶级斗争是残酷的，但人的阶级地位和政局是随时可能发生变化的。
宋朝姚宽的《西溪丛语》记载：尝有道人善棋，凡对局，率饶人一先，后死于褒信，托后事于一村叟，数年后，叟为改葬，但空棺衣衾而已。道人有诗云：“烂柯真诀妙通神，一局曾经几度春。自出洞来无敌手，得饶人处且饶人。”
一个擅长围棋的道士，总是让别人先下一子（一先），临死将后事托负一个农村的老头。几年后，农村的老头为道士改葬，棺材里并没有尸骸，原来已经成了神仙。
想当神仙，就要忘却一切的名利，不想当神仙，想混一个圆通，也要宽宏。
五原誓师后，大批共产党人进入冯玉祥的部队工作，1927年2月，号称 “西北黄埔”的中山军事政治学校在西安成立，共产党员史可轩任校长，李林任副校长，邓希贤任政治部主任（并担任过教育长），高文敏（克林）为中共支部书记。
蒋介石发动“清党”后，国军分解为反共先锋南京的蒋介石集团、继续联共的武汉的汪精卫集团和中立的冯玉祥的西北军集团。
冯玉祥的态度是时局转换的关键。
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为了东征讨蒋，派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至潼关，做拉冯反蒋的工作。
在冯玉祥部的欢迎大会上，邓演达发表了演说，揭露了蒋介石背叛革命的种种事实，赢得了与会者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
邓演达有极强的宣传鼓动能力。
演说刚一结束，会场上响起了一片“打倒新军阀蒋介石”的口号声。集体口号声一停，邓希贤从会场的后排站出来又高举拳头，连喊三声“打倒蒋介石”。
冯玉祥对中共是友好的，对李大钊特别尊敬，其一生也确实致力于国民解放，他也非常佩服共产党的主张，但其代表的阶级利益和对中国革命进步的方向，与中共有相当分歧。在北洋军阀即将被彻底打倒之际，也已经有了过河拆桥的心理动机。
扶摇不定于蒋介石和汪精卫，犹疑于是否追随蒋介石清共的冯玉祥，在没有做出最后决定前，不肯公开表态，多次颁布命令不准他的部属从事反蒋活动，不准呼喊反蒋口号。
邓演达出乎意料的煽情，局面的失控令冯玉祥感到意外和难以容忍，他立刻宣布散会。
年轻邓希贤不肯给冯玉祥回避的空间。
1942年，冯玉祥出版了回忆录《我的生活》。在书中，冯玉祥提到了他和邓希贤公开冲突的过程：“此时我们总司令部中人员都在庙中另一边聚会。有位青年在那里演讲，对我刚才野外讲话的意思大发议论，有几句话刺进我的耳朵，他说：‘我们是一致要求倒蒋。可是有一个人现在庇护他。在今天，庇护他的就是军阀，就是反动……’。我慢慢走到那边去，看见那位青年朋友大约十八九岁，也是政治部中职员。他还继续讲他的……他说：‘我们定要倒蒋，谁不赞成，谁就是反动；我们连他一块打倒！’我忍不住地说道：‘我已经一再地和大家讲过，我们不要轻举妄动，随声附和，等事情弄明白了，我们自有主张。你现在又说这些话做什么？你要倒蒋，你倒你的去，我们还不到时候！’那青年就激昂慷慨地和我顶起来……说我不应当以自己的地位，来‘专制、高压’云云。我以为军中纪律不可破坏，当即令人予以逮捕。后来刘伯坚等向我说好话,方把他释放。”
1942年，冯玉祥写回忆录的时候，还不知道这个公开顶撞他的青年是谁。
当时的冯玉祥也不肯公开和共产党闹裂，他授意军法处以破坏军纪罪将青年逮捕囚禁以控制局面，等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的劝说，就立即释放卖一个人情。
1927年6月10日，汪精卫亲赴郑州和冯玉祥举行会谈，因为他需要冯玉祥的枪杆子支持。
汪精卫为了拉拢冯玉祥，慷慨地把豫、陕、甘三省党、政、军大权交冯掌握，以换取冯对武汉政府的支持。
当时，汪精卫实际给了冯玉祥一个虚人情，因为冯玉祥已经实际控制了豫、陕、甘三省。
汪精卫给了冯玉祥一个名义，他也仅仅能给了冯玉祥一个名义。
1927年6月20日至21日，在孔祥熙的撮合下，待价而沽的冯玉祥与蒋介石、李宗仁等又举行徐州会议。
蒋介石向冯玉祥当面许诺，自7月份起，由南京政府按月拨给冯玉祥军队军饷250万元，另外还馈赠50万元犒赏冯军。
楼主：yc雨花石
时间：2019-05-28 13:08:27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28节
第28节
蒋介石的慷慨支援，使处于困境中的冯玉祥感激不已、受宠若惊、大喜过望。冯玉祥当众表示：“本人当唯蒋总司令马首是瞻”。会议作出决定：驱逐苏联顾问鲍罗廷回国；蒋介石要求冯玉祥在国民革命联军军中及其辖区实行“清党”，冯玉祥表示回去后即着手进行。
由于冯玉祥后来公开反对蒋介石而和共产党人站在一个战线上，共产党人对于他在大革命失败中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回避了。
我们读历史，看到的是蒋介石——许克祥——汪精卫如何的屠杀共产党人，其实广东的李济深下手更狠、更残酷，但因为殊途同归于1949年10月1日的天安门城楼，也只好怀抱琵琶半遮面。
1927年，北洋军阀已经是明日黄花，决定中国命运的是国民党的三大武装集团。
汪精卫集团其实败局天定，因为李济深公开反共后，联共革命的力量仅仅局限于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经济和军事都没有出路。
无论是北洋军阀还是国军，他们都不同于1927年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的纯粹意识形态意义的新型军队。
1937年11月，聂荣臻率领八路军115师一部开上五台山，建立晋察冀根据地。根据地建立后，聂荣臻立即着手扩大人民武装力量。当时在晋察冀，出现了不少带有地域色彩的部队名称，如“阜平营”、“回民支队”、“灵寿营”、“平山团”等。
“平山”开始在共产党风雨浴血的革命历史上刻写自己的光辉痕迹。
在老八路军的六个旅中，115师的徐海东344旅和120师的王震359旅，长期脱离师级建制，划归朱德、彭德怀的18集团军总部执行机动作战任务。
军队打仗最重要的一点是保持建制完整，指挥中枢牢牢把控军队是胜利的基本保障。
但是，由于作战任务规模大小的客观不可控制，任何一级军事单位都会遇到敌人过于强大而感到兵力紧张的情况，向兄弟部队借兵就成为必不可少的可能。
向兄弟部队借兵和把兵借给兄弟部队，是不可避免的。
同样道理，作为军事领导机关，在安排作战任务的时候，根据战斗的需要，拆解下一级建制也是非常正常的。
八路军过河抗日，三个师都独立执行不同的战略任务展开，集团军总部必须掌握相当力量充当战略预备队，而且集团军总部也必须从各师抽调部分军队保卫集团军总部本身。
这就好比下象棋，老帅身边一定要有护驾的力量，否则被敌人端了老营就麻烦了。
电视剧《亮剑》里就有日军山地特工队夜袭彭德怀指挥中枢的情节，刚刚调防的孔捷的独立团误打误撞替彭德怀挡了子弹。
彭德怀抽兵的时候，选择的是115师的徐海东344旅和120师的王震359旅。
原因有两个：1、八路军过河之前，延安总部已经从129师抽出王宏坤的385旅旅部和770团保卫党中央，赵本山和宋丹丹告诉我们：薅羊毛不能逮着一只羊不放；2、徐海东344旅和王震359旅都不属于师级领导的基本部队，相对容易调出。
115师，是由林彪指挥的红一军团（含彭德怀的老红三军团）和徐海东指挥的红15军团改编的。
就山头看，徐海东的344旅虽然在林彪的115师建制内，但部队的心理归宿仍然是老红四方面军。
贺龙的120师，虽然由红二方面军改编，但红六军团和红32军（1935年6月红九军团改名红32军）的部队的心理归宿仍然是老红一方面军。
徐海东和林彪关系一直不融洽，文革被林彪整死也有历史根由。王震，也曾经和王首道、王恩茂一起向上级反映贺龙的军阀作风。
红一军团改编的陈光的343旅、特别是红二师改编的685团，是林彪的心尖子，红二军团改编358旅是贺龙的基本部队。
彭德怀把344旅和359旅挖出来相对容易一些。
聂荣臻开辟晋察冀根据地的基本依托是115师杨成武独立团（这个才是正儿八经的八路军独立团），人马太少，不敷施用，所以，彭德怀就把自己控制的王震的359旅暂时机动给了聂荣臻。
这种行为，对于120师来讲，359旅就属于脱离建制帮兄弟部队打工。
王震的359旅在过河抗日之前也已经被抽建。
359旅辖两个团：717团由红六军团改编，这个属于王震的基本部队，因为他始终担任红六军团的政委；718团由罗炳辉的红32军和红军总部特务团的一个营编成。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主力过河抗日，但必须留相当部队保卫陕甘宁边区。
陕甘宁边区面临三种威胁：一个是山西和陕西之间的千里黄河防线；一个是边区内部猖狂的土匪；一个是国军随时有翻脸的可能。
1937年8月25日，中共召开洛川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八路军第115师炮兵营、辎重营，第120师第359旅第718团、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辎重营，第129师第385旅旅部和第770团、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辎重营，共9000余人，留守陕甘宁边区。为统一指挥上述留守部队，在延安设立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肖劲光任主任。
陕甘宁留守部队，大部分同志经过长征，是在残酷斗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排以上干部都经过战斗的考验，平均每人负伤两次，战士大部分有三年军龄、党员比例也比较大，基本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都是不错的。但是，他们来自各个根据地，涵盖了红军时期绝大部分的山头，也存在不少问题：组织零乱、不健全，机构不统一，编制装备参差不齐；纪律涣散，军容风纪不整，游击习气浓厚，执行命令不坚决；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之间，同级干部之间，上下级干部之间都存在一些不团结的现象；战士中开小差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思想上有不少模糊认识；主力东进以后，又有一部分同志不安心后方工作……
1937年10月，中央军委给留守部队下达了“保卫边区，肃清士匪，安定人民生活，保卫河防，保卫党中央，巩固与扩大留守部队”，“建设正规化部队，提高战斗力，加强战斗准备，培养与积蓄干部”的指示。为了加强领导和指挥，军委决定将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对内改称留守兵团，并决定由肖劲光担任留守兵团司令员，并着手对留守兵团的部队进行全面整顿。
1937年12月，留守兵团召开了第一次兵团首长会议。这次会议，颁布命令取消过去各单位杂乱的番号，实行新的编制序列，配齐了政治委员，将留守部队统编。
警备第1团由第120师辎重、炮兵营编成：团长贺晋年（开国少将，后面还要多次谈到此人），政委钟汉华（开国中将）；
警2团由第129师特务营编成：团长周球保（后改名周仁杰，中将），政委甘渭汉（中将）；
警备三团由第129师炮兵营编成：团长阎红彦（在这里我们暂回线索），政委杜平（中将）；
警4团由第115师辎重、炮兵营编成：团长陈先瑞（中将），政委罗志敏（建国后转地方工作，无军衔）；
警备五团由第120师特务营编成：团长白志文（满族，少将），政委李宗贵（少将）；
警备六团由第120师工兵营编成：团长王兆相（少将），政委张达志（中将）；
警备七团由第129师工兵营编成：团长尹国赤，政委刘随春(1952年病逝)；
警备八团由第120师第359旅718团改称：团长文年生（中将），政委帅荣（少将）；
770团番号不变：团长张才千（中将，建国后非常风云，1971年后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九一三林彪事件后曾经主持过总参谋部全面工作，1977年担任军委委员，1980年担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政委肖元礼（少将）；
第129师辎重营改为鄜甘独立营，原骑兵营继续保留。
我寻找以上几位团级老革命的人生结局，是很费了一些精力的。
首先是警4团的政委，有些材料是刘国祯。警4团初建，还没有彻底摆脱国军体系限制，罗志敏担任政训处主任，后改政委。刘国祯是副团长。
一些材料显示， 江西莲花人刘国祯，1911出生，1930年参加革命，1933年在红军补充团任战士，1934年北上参加长征，从此杳无消息。
如果担任警四团副团长的刘国祯和莲花籍的红军补充团战士刘国祯为一人，那么进步是非常快的。
第28节
第28节
蒋介石的慷慨支援，使处于困境中的冯玉祥感激不已、受宠若惊、大喜过望。冯玉祥当众表示：“本人当唯蒋总司令马首是瞻”。会议作出决定：驱逐苏联顾问鲍罗廷回国；蒋介石要求冯玉祥在国民革命联军军中及其辖区实行“清党”，冯玉祥表示回去后即着手进行。
由于冯玉祥后来公开反对蒋介石而和共产党人站在一个战线上，共产党人对于他在大革命失败中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回避了。
我们读历史，看到的是蒋介石——许克祥——汪精卫如何的屠杀共产党人，其实广东的李济深下手更狠、更残酷，但因为殊途同归于1949年10月1日的天安门城楼，也只好怀抱琵琶半遮面。
1927年，北洋军阀已经是明日黄花，决定中国命运的是国民党的三大武装集团。
汪精卫集团其实败局天定，因为李济深公开反共后，联共革命的力量仅仅局限于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经济和军事都没有出路。
无论是北洋军阀还是国军，他们都不同于1927年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的纯粹意识形态意义的新型军队。
1937年11月，聂荣臻率领八路军115师一部开上五台山，建立晋察冀根据地。根据地建立后，聂荣臻立即着手扩大人民武装力量。当时在晋察冀，出现了不少带有地域色彩的部队名称，如“阜平营”、“回民支队”、“灵寿营”、“平山团”等。
“平山”开始在共产党风雨浴血的革命历史上刻写自己的光辉痕迹。
在老八路军的六个旅中，115师的徐海东344旅和120师的王震359旅，长期脱离师级建制，划归朱德、彭德怀的18集团军总部执行机动作战任务。
军队打仗最重要的一点是保持建制完整，指挥中枢牢牢把控军队是胜利的基本保障。
但是，由于作战任务规模大小的客观不可控制，任何一级军事单位都会遇到敌人过于强大而感到兵力紧张的情况，向兄弟部队借兵就成为必不可少的可能。
向兄弟部队借兵和把兵借给兄弟部队，是不可避免的。
同样道理，作为军事领导机关，在安排作战任务的时候，根据战斗的需要，拆解下一级建制也是非常正常的。
八路军过河抗日，三个师都独立执行不同的战略任务展开，集团军总部必须掌握相当力量充当战略预备队，而且集团军总部也必须从各师抽调部分军队保卫集团军总部本身。
这就好比下象棋，老帅身边一定要有护驾的力量，否则被敌人端了老营就麻烦了。
电视剧《亮剑》里就有日军山地特工队夜袭彭德怀指挥中枢的情节，刚刚调防的孔捷的独立团误打误撞替彭德怀挡了子弹。
彭德怀抽兵的时候，选择的是115师的徐海东344旅和120师的王震359旅。
原因有两个：1、八路军过河之前，延安总部已经从129师抽出王宏坤的385旅旅部和770团保卫党中央，赵本山和宋丹丹告诉我们：薅羊毛不能逮着一只羊不放；2、徐海东344旅和王震359旅都不属于师级领导的基本部队，相对容易调出。
115师，是由林彪指挥的红一军团（含彭德怀的老红三军团）和徐海东指挥的红15军团改编的。
就山头看，徐海东的344旅虽然在林彪的115师建制内，但部队的心理归宿仍然是老红四方面军。
贺龙的120师，虽然由红二方面军改编，但红六军团和红32军（1935年6月红九军团改名红32军）的部队的心理归宿仍然是老红一方面军。
徐海东和林彪关系一直不融洽，文革被林彪整死也有历史根由。王震，也曾经和王首道、王恩茂一起向上级反映贺龙的军阀作风。
红一军团改编的陈光的343旅、特别是红二师改编的685团，是林彪的心尖子，红二军团改编358旅是贺龙的基本部队。
彭德怀把344旅和359旅挖出来相对容易一些。
聂荣臻开辟晋察冀根据地的基本依托是115师杨成武独立团（这个才是正儿八经的八路军独立团），人马太少，不敷施用，所以，彭德怀就把自己控制的王震的359旅暂时机动给了聂荣臻。
这种行为，对于120师来讲，359旅就属于脱离建制帮兄弟部队打工。
王震的359旅在过河抗日之前也已经被抽建。
359旅辖两个团：717团由红六军团改编，这个属于王震的基本部队，因为他始终担任红六军团的政委；718团由罗炳辉的红32军和红军总部特务团的一个营编成。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主力过河抗日，但必须留相当部队保卫陕甘宁边区。
陕甘宁边区面临三种威胁：一个是山西和陕西之间的千里黄河防线；一个是边区内部猖狂的土匪；一个是国军随时有翻脸的可能。
1937年8月25日，中共召开洛川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八路军第115师炮兵营、辎重营，第120师第359旅第718团、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辎重营，第129师第385旅旅部和第770团、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辎重营，共9000余人，留守陕甘宁边区。为统一指挥上述留守部队，在延安设立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肖劲光任主任。
陕甘宁留守部队，大部分同志经过长征，是在残酷斗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排以上干部都经过战斗的考验，平均每人负伤两次，战士大部分有三年军龄、党员比例也比较大，基本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都是不错的。但是，他们来自各个根据地，涵盖了红军时期绝大部分的山头，也存在不少问题：组织零乱、不健全，机构不统一，编制装备参差不齐；纪律涣散，军容风纪不整，游击习气浓厚，执行命令不坚决；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之间，同级干部之间，上下级干部之间都存在一些不团结的现象；战士中开小差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思想上有不少模糊认识；主力东进以后，又有一部分同志不安心后方工作……
1937年10月，中央军委给留守部队下达了“保卫边区，肃清士匪，安定人民生活，保卫河防，保卫党中央，巩固与扩大留守部队”，“建设正规化部队，提高战斗力，加强战斗准备，培养与积蓄干部”的指示。为了加强领导和指挥，军委决定将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对内改称留守兵团，并决定由肖劲光担任留守兵团司令员，并着手对留守兵团的部队进行全面整顿。
1937年12月，留守兵团召开了第一次兵团首长会议。这次会议，颁布命令取消过去各单位杂乱的番号，实行新的编制序列，配齐了政治委员，将留守部队统编。
警备第1团由第120师辎重、炮兵营编成：团长贺晋年（开国少将，后面还要多次谈到此人），政委钟汉华（开国中将）；
警2团由第129师特务营编成：团长周球保（后改名周仁杰，中将），政委甘渭汉（中将）；
警备三团由第129师炮兵营编成：团长阎红彦（在这里我们暂回线索），政委杜平（中将）；
警4团由第115师辎重、炮兵营编成：团长陈先瑞（中将），政委罗志敏（建国后转地方工作，无军衔）；
警备五团由第120师特务营编成：团长白志文（满族，少将），政委李宗贵（少将）；
警备六团由第120师工兵营编成：团长王兆相（少将），政委张达志（中将）；
警备七团由第129师工兵营编成：团长尹国赤，政委刘随春(1952年病逝)；
警备八团由第120师第359旅718团改称：团长文年生（中将），政委帅荣（少将）；
770团番号不变：团长张才千（中将，建国后非常风云，1971年后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九一三林彪事件后曾经主持过总参谋部全面工作，1977年担任军委委员，1980年担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政委肖元礼（少将）；
第129师辎重营改为鄜甘独立营，原骑兵营继续保留。
我寻找以上几位团级老革命的人生结局，是很费了一些精力的。
首先是警4团的政委，有些材料是刘国祯。警4团初建，还没有彻底摆脱国军体系限制，罗志敏担任政训处主任，后改政委。刘国祯是副团长。
一些材料显示， 江西莲花人刘国祯，1911出生，1930年参加革命，1933年在红军补充团任战士，1934年北上参加长征，从此杳无消息。
如果担任警四团副团长的刘国祯和莲花籍的红军补充团战士刘国祯为一人，那么进步是非常快的。
楼主：yc雨花石
时间：2019-05-28 13:08:27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29节
1937年10月，邱创成带总部特务团炮兵连在临汾扩编为炮兵团，团长是朝鲜人武亭，邱创成任政委。1939年，炮兵团结束整训，除1营外均奉命开赴晋东南前线。1939年7月2日，在陕甘宁边区的炮兵团部分部队编入留守兵团建制。1939年10月，鄜甘独立营与军委炮兵团合编为特务团，团长刘国祯，政委袁光（少将）。1941年10月，特务团划归警1旅建制。
关于刘国祯的线索到此中断……
警五团政委李宗贵，又名李赤然，是陕北红军的老同志。
警备七团团长尹国赤，是老红一军团的干部。
1934年10月杨得志指挥红一团长征，其丰功伟绩是1935年5月24日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
1955年，杨得志当年的一营营长孙继先和二营营长陈正湘都被授予共和国中将，唯独三营营长尹国赤不知下落。
找到三营营长及他的家人，成为杨得志挥之不去的心病，1980年担任总参谋长后，千方百计通过他所知道的尹国赤是“江西吉安人”这唯一线索，大海捞针般地寻找，终于得知：尹国赤在红军到达陕北的直罗镇战斗中身负重伤，后转到地方部队任师参谋长，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陕甘宁留守兵团警备七团团长，抗日战争时期深入到晋中、晋察冀边区负责整训部队，1940年5月，在返回延安路上因伤病复发不幸牺牲。
718团之所以排序警八团，大约取“718”的“8”而来。
至此，源自老红一方面军，先后在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援西军序列里南征北战的718团这支老红军部队的主脉络命运再一次发生拐点，脱离120师359旅进入陕甘宁留守兵团。抗战结束后，老718团改编的警8团被文年生带到冀热辽根据地编入黄永胜的热辽纵队，1947年，冀热辽军区划归东北军区建制，黄永胜热辽纵队改称东北野战军第八纵队。辽沈战役后，8纵整编为第45军，黄永胜回到老部队任第一任军长。1952年8月邓华起家的44军和黄永胜起家的45军合编为54军，老718团（警八团）这个在军史里大名赫赫的瑞金团的番号是54军134师401团。1969年12月，54军的130师、134师和135师按照军级编制调整为160、161、162师，瑞金团改称54军161师482团。
与原东北野战军七纵核心部队160师（原番号130师）以及自家兄弟162师（原番号135师）相比，161师因为有瑞金团，军史特别的长，资历特别的深，但从解放战争时期开始，特别是建国后，战功相对要弱一些。135师成立之初的光荣是天津战役一举突破民权门，而后全军插入市区，与第38军胜利会师金汤桥，将天津南北守敌一举割裂，赢得战役全胜，第45军第135师第405团7连（现为第54集团军162师485团7连）被授予“金汤桥连”称号。135师最大的光荣是衡宝战役中，在师长丁盛指挥下先期楔入敌人纵深，击退了优势敌军的多次进攻，扭住敌人，为全歼桂系4个主力师起了关键作用，被毛泽东、刘伯承给以“腰斩七军”的称谓。至于130师，1962年在中印战争中取得“瓦弄大捷”威震雪山高原。
1985年，邓小平百万大裁军，161师撤编，所属482团（瑞金团）和483团（朱德警卫团一部）划入160师建制。160师执行北方乙种步兵师编制。
1998年5月，全军整编，483团与同师的478团、482团撤消番号， 160师缩编为160摩步旅。2003年，江泽民退出政坛前，再一次裁军，刚刚在军事训练中获得荣誉的160摩步旅撤编，其核心红军老部队并入162师485团。
485团的老底子并不是红军老团，但因为160旅老红军连队的并入，成为红军团。
对于160师的被撤编，我百思不得其解。解放军颇多百战雄师，但像160师这样即拥有红军老部队，也竟然在朝鲜战场、对印战争和中越自卫反击战中立下赫赫战功的部队，全军未必独一份，但也极其罕见。拿他开刀，确实别有考量。
1985年，邓小平裁军，将战斗力相对较弱的161师并入建国后对外战争表现非常优秀的160师，其立足点是能够打仗。
1985年，在大裁军的同时，中国改革开始从农村向城市递进。
非常有趣的一点：毛泽东夺取政权的井冈山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邓小平改革也是先从农村开始，然后着手于城市。
表面是巧合，其实是规律。
任何一种创新，都有极大的失败风险，国家体制改革也是如此，先从利益显著的农村和农业入手，既可以立竿见影取得成效，也可以制造舆论，万一失利也便于调整。
最重要的是，包产到户在20世纪60年代已经有了成功的实践，在党内的争论不是很大。
改革开放初期，党内的争论焦点是继续贯彻“阶级斗争为纲”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由于文革已经结束和邓小平彻底否定文革，坚持意识形态至高无上的“左派”快速退出领导岗位，虽然在基层仍然拥有极大的影响力，但已经不能干扰高层决策。
但是，从1985年开始，决定国策的几个元老，邓小平、陈云、李先念、杨尚昆、薄一波等人，已经出现了分歧。
邓小平、杨尚昆等人认定“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特别是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大前提下，破除所有的思想桎梏发展经济。
对于经济领域的改革，核心层的分歧不大，但要破除阻碍经济的发展的一些政治制度，也就是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改革，共和国经济制度的缔造者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人抵触非常的大。
最重要的是，城市里的生产生活，不同于农村的简洁，千头万绪、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城市的改革，成绩不突出，矛盾面非常显著，不但反对改革的力量很大，就是支持改革的集团内部也有极大的分歧。
1985年，世界政治舞台最大的事件是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中央领导人，并开始全面改革。
底层的民众，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和国内的政治动态。领导人还要关注国际动态。
从1985年到1991年，仅仅六年，强大的苏联就解体了，东欧社会主义八国全部被“和平演变”。
戈尔巴乔夫时代，是1848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始以来最大的挫折。
苏联为什么解体？原因是复杂的，但最核心的是三点：1、戈尔巴乔夫本人背叛了共产主义信仰；2、从上层建筑着手进行改革，在没有获得具体物质利益之前挑起了思想领域的斗争，这种折腾方式使改革丧失底层支持；3、最关键的一点，苏共对于军队政工制度的轻视，造成军队失控。
戈尔巴乔夫改革对于中国的冲击非常的大。对于改革派来讲，苏联开始改革论证了改革的必然性：大家都要改革。对于维稳派来讲，狂飙突进的苏联和东欧已经暴露了大混乱的苗头：中国怎么办？
20世纪80年代后期，那个时候的高中生（大学生更加）对于国家政治的关心远远超过今天学生对于学业和工作的关心，我们班级里学生经常大讨论，很多人非常的崇拜戈尔巴乔夫。
我们不能用今天人们的思维取代历史时代人们的思考。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思想已经开始深刻影响中国知识分子，而改革开放的经济搞活培育出的小生产者为了发展为资产者，也需要自己的舆论平台。
出于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在帮助中国经济建设抵抗来自苏联的军事压力的同时，也不停的进行思想渗透。
无论是邓小平的改革派，陈云的维稳派，乃至于毛泽东本身，都是坚定不移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分歧是社会主义的建设模式。
陈云的维稳派，和坚持毛泽东路线的左派，坚定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改革派内部有分歧，他不但有坚持共产党领导的改革派，也有经济发展至高无上的极右集团，这个极右集团没有政治禁忌和底线。
从历史发展开，苏联和东欧的绝大多数改革派领导都是极右势力，正是他们亲手毁掉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制度。
极右势力的思想，有一点是正确的，必须发展经济。但，极右势力的思想，有一个立足点绝对错误：政治制度的变革可以绝对促进经济发展。
第29节
1937年10月，邱创成带总部特务团炮兵连在临汾扩编为炮兵团，团长是朝鲜人武亭，邱创成任政委。1939年，炮兵团结束整训，除1营外均奉命开赴晋东南前线。1939年7月2日，在陕甘宁边区的炮兵团部分部队编入留守兵团建制。1939年10月，鄜甘独立营与军委炮兵团合编为特务团，团长刘国祯，政委袁光（少将）。1941年10月，特务团划归警1旅建制。
关于刘国祯的线索到此中断……
警五团政委李宗贵，又名李赤然，是陕北红军的老同志。
警备七团团长尹国赤，是老红一军团的干部。
1934年10月杨得志指挥红一团长征，其丰功伟绩是1935年5月24日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
1955年，杨得志当年的一营营长孙继先和二营营长陈正湘都被授予共和国中将，唯独三营营长尹国赤不知下落。
找到三营营长及他的家人，成为杨得志挥之不去的心病，1980年担任总参谋长后，千方百计通过他所知道的尹国赤是“江西吉安人”这唯一线索，大海捞针般地寻找，终于得知：尹国赤在红军到达陕北的直罗镇战斗中身负重伤，后转到地方部队任师参谋长，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陕甘宁留守兵团警备七团团长，抗日战争时期深入到晋中、晋察冀边区负责整训部队，1940年5月，在返回延安路上因伤病复发不幸牺牲。
718团之所以排序警八团，大约取“718”的“8”而来。
至此，源自老红一方面军，先后在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援西军序列里南征北战的718团这支老红军部队的主脉络命运再一次发生拐点，脱离120师359旅进入陕甘宁留守兵团。抗战结束后，老718团改编的警8团被文年生带到冀热辽根据地编入黄永胜的热辽纵队，1947年，冀热辽军区划归东北军区建制，黄永胜热辽纵队改称东北野战军第八纵队。辽沈战役后，8纵整编为第45军，黄永胜回到老部队任第一任军长。1952年8月邓华起家的44军和黄永胜起家的45军合编为54军，老718团（警八团）这个在军史里大名赫赫的瑞金团的番号是54军134师401团。1969年12月，54军的130师、134师和135师按照军级编制调整为160、161、162师，瑞金团改称54军161师482团。
与原东北野战军七纵核心部队160师（原番号130师）以及自家兄弟162师（原番号135师）相比，161师因为有瑞金团，军史特别的长，资历特别的深，但从解放战争时期开始，特别是建国后，战功相对要弱一些。135师成立之初的光荣是天津战役一举突破民权门，而后全军插入市区，与第38军胜利会师金汤桥，将天津南北守敌一举割裂，赢得战役全胜，第45军第135师第405团7连（现为第54集团军162师485团7连）被授予“金汤桥连”称号。135师最大的光荣是衡宝战役中，在师长丁盛指挥下先期楔入敌人纵深，击退了优势敌军的多次进攻，扭住敌人，为全歼桂系4个主力师起了关键作用，被毛泽东、刘伯承给以“腰斩七军”的称谓。至于130师，1962年在中印战争中取得“瓦弄大捷”威震雪山高原。
1985年，邓小平百万大裁军，161师撤编，所属482团（瑞金团）和483团（朱德警卫团一部）划入160师建制。160师执行北方乙种步兵师编制。
1998年5月，全军整编，483团与同师的478团、482团撤消番号， 160师缩编为160摩步旅。2003年，江泽民退出政坛前，再一次裁军，刚刚在军事训练中获得荣誉的160摩步旅撤编，其核心红军老部队并入162师485团。
485团的老底子并不是红军老团，但因为160旅老红军连队的并入，成为红军团。
对于160师的被撤编，我百思不得其解。解放军颇多百战雄师，但像160师这样即拥有红军老部队，也竟然在朝鲜战场、对印战争和中越自卫反击战中立下赫赫战功的部队，全军未必独一份，但也极其罕见。拿他开刀，确实别有考量。
1985年，邓小平裁军，将战斗力相对较弱的161师并入建国后对外战争表现非常优秀的160师，其立足点是能够打仗。
1985年，在大裁军的同时，中国改革开始从农村向城市递进。
非常有趣的一点：毛泽东夺取政权的井冈山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邓小平改革也是先从农村开始，然后着手于城市。
表面是巧合，其实是规律。
任何一种创新，都有极大的失败风险，国家体制改革也是如此，先从利益显著的农村和农业入手，既可以立竿见影取得成效，也可以制造舆论，万一失利也便于调整。
最重要的是，包产到户在20世纪60年代已经有了成功的实践，在党内的争论不是很大。
改革开放初期，党内的争论焦点是继续贯彻“阶级斗争为纲”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由于文革已经结束和邓小平彻底否定文革，坚持意识形态至高无上的“左派”快速退出领导岗位，虽然在基层仍然拥有极大的影响力，但已经不能干扰高层决策。
但是，从1985年开始，决定国策的几个元老，邓小平、陈云、李先念、杨尚昆、薄一波等人，已经出现了分歧。
邓小平、杨尚昆等人认定“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特别是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大前提下，破除所有的思想桎梏发展经济。
对于经济领域的改革，核心层的分歧不大，但要破除阻碍经济的发展的一些政治制度，也就是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改革，共和国经济制度的缔造者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人抵触非常的大。
最重要的是，城市里的生产生活，不同于农村的简洁，千头万绪、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城市的改革，成绩不突出，矛盾面非常显著，不但反对改革的力量很大，就是支持改革的集团内部也有极大的分歧。
1985年，世界政治舞台最大的事件是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中央领导人，并开始全面改革。
底层的民众，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和国内的政治动态。领导人还要关注国际动态。
从1985年到1991年，仅仅六年，强大的苏联就解体了，东欧社会主义八国全部被“和平演变”。
戈尔巴乔夫时代，是1848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始以来最大的挫折。
苏联为什么解体？原因是复杂的，但最核心的是三点：1、戈尔巴乔夫本人背叛了共产主义信仰；2、从上层建筑着手进行改革，在没有获得具体物质利益之前挑起了思想领域的斗争，这种折腾方式使改革丧失底层支持；3、最关键的一点，苏共对于军队政工制度的轻视，造成军队失控。
戈尔巴乔夫改革对于中国的冲击非常的大。对于改革派来讲，苏联开始改革论证了改革的必然性：大家都要改革。对于维稳派来讲，狂飙突进的苏联和东欧已经暴露了大混乱的苗头：中国怎么办？
20世纪80年代后期，那个时候的高中生（大学生更加）对于国家政治的关心远远超过今天学生对于学业和工作的关心，我们班级里学生经常大讨论，很多人非常的崇拜戈尔巴乔夫。
我们不能用今天人们的思维取代历史时代人们的思考。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思想已经开始深刻影响中国知识分子，而改革开放的经济搞活培育出的小生产者为了发展为资产者，也需要自己的舆论平台。
出于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在帮助中国经济建设抵抗来自苏联的军事压力的同时，也不停的进行思想渗透。
无论是邓小平的改革派，陈云的维稳派，乃至于毛泽东本身，都是坚定不移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分歧是社会主义的建设模式。
陈云的维稳派，和坚持毛泽东路线的左派，坚定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改革派内部有分歧，他不但有坚持共产党领导的改革派，也有经济发展至高无上的极右集团，这个极右集团没有政治禁忌和底线。
从历史发展开，苏联和东欧的绝大多数改革派领导都是极右势力，正是他们亲手毁掉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制度。
极右势力的思想，有一点是正确的，必须发展经济。但，极右势力的思想，有一个立足点绝对错误：政治制度的变革可以绝对促进经济发展。
楼主：yc雨花石
时间：2019-05-28 13:08:27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30节
20世纪80年代，很多人愤愤不平的横向对比：1、1945年战败后国民经济已经崩溃的日本为什么发展的那样快？2、1949年分治后的台湾为什么发展的那样快？
这两个问题的政治逻辑推导就是否定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
但是，决定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因素，除了社会制度外，还有他的自然地理因素和历史发展继承。
1949年，大陆和台湾大体都进入和平发展，刨除大陆的确出现的十几年政治内乱因素，台湾还确实拥有自然地理条件（交通和资源）的优势，另外，日本在台湾统治时期，也确实发展了一些近现代企业。
台湾经济的发展，无关社会制度，其主要原因：1、几十年的区域和平；2、自然地理条件的优势；3、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影响；4、相对于大陆教好的近现代经济基础；5、蒋介石撤离大陆转运的大批黄金、美元和逃离大陆的国民政府支持者携带的财富成为台湾经济发展的原始资本。
至于日本和中国大陆的差别，仅仅公民基本素质，就够大陆追赶几十年的。我们看抗战题材的影视剧，日军中有极多的近视眼，为什么？因为日本当时已经普及了国民教育，很多人因为努力学习成为近视，而中国的军队，特别是底层官兵，之所以极少近视眼，是因为大家文盲。
战争结束了，大家都一穷二白，但人家的民族文化素质和科学技术仍然保留。
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也有贫穷落后的国家，比如非洲。就国家内部，发展也不平衡。以美国为例，国内的经济发展也不平衡，黑人也远远不及白人。
政治制度变革，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极其巨大的作用，但不是唯一起作用的因素。
近现代中国，最核心的目标是国民经济发展。
国民经济发展，需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1、国家独立，当今的国际社会仍然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保持强大的国防军和建设现代化国防是压倒一切的大前提，1982年英国武力挫败阿根廷控制马岛和2014年西方世界继续压迫已经和平演变的俄罗斯的生存空间引发克里米亚危机说明，没有强大的军队，不要说发展经济，就是生存也艰难；2、维持国内政局稳定，国际战争、内战和土匪是威胁经济发展的极大障碍；3、建立合乎经济发展的政治制度，并维持政策的连续性；4、无论政府还是民众，都要对经济发展有长远的认识和规划，泰山不是一天堆起来的，国民经济也不是一天发展起来的，应该着手于国民经济的长远布局，比如教育、比如交通、比如环保。
国民经济发展，就时间速度看，有两种形式。
一个是赶上世界经济大发展的快车道，快速跃进。比如日本1868年明治维新，正好是第二次科技革命时期，世界列强都集中力量更新换代发展内部经济，19世纪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是资本主义内部调整的时代，被压迫、被侵略的半殖民地国家有借机发展的时代可能。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已经完成内部调整的帝国主义列强开始了新一轮疯狂的世界扩张，落后国家快速赶超的机遇基本被封堵。
一个是尽量回避国际矛盾稳步发展。
我们看当今世界经济，有些国家跌宕起伏的非常厉害，而有些国家则稳定增长。比如，当年的西亚病夫土耳其，1923年完成独立后，较少参与国际矛盾，经过90年的发展，虽然没有跻身发达国家的行列，但其稳定性是令人羡慕的。
中国有非常不同于世界的国情，民众有极其强烈的急性病和领导世界的欲望。
新中国成立后，出现了多次经济建设的急性病，这个并不仅仅由毛泽东承担责任。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根据中美两国的经济总量和增长速率差用数学公式计算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的时间。
我的一些同学，偶尔开玩笑说：如果我们强大了，派谁谁去当某一国的领导什么的。
这种看似无聊的事情，其实折射了很多人的狂躁心理和领导世界的心态。
一个人，首先是自立，其次是在承认别人自立权的基础上建立社会关系。
一个国家，首先是自立，其次是在承认别国自立权的基础上建立国际关系。
一个自立的人，也是一个根据自身特点、能力而存在的人，一个自立的人，可以借鉴别人的人生而不能复制别人的人生。
一个自立的国家，也是一个根据自身特点、能力而存在的国家，一个自立的国家，可以借鉴别国的成功的经验而不能复制别国的成功。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具体的人，每一个国家，都是具体的国家，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任何真理都有成为真理的条件。
20世纪80年代，国门打开，政治禁忌松动，民众一面看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一面看到自己曾经受到了那样多的委屈和欺骗，相当部分爱国的能够读书看报的人充满了怀疑、责难和急躁。
相当一部分呼吁改革的人们，有了推倒重来的思想，这种思想，如果仅仅就国家建设的方略而言，也无可厚非，因为既然允许某一政党进行社会建设实验，为什么不能允许别人实验呢？
但是，任何一种社会建设实验的方略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大多是借鉴了另一国家的管理经验，这种对其他国家管理经验的移植很容易为成为为其他国家在中国扩张利益提供桥板。
我前面谈到国家经济发展的第一条件是“国家独立”。
西方列强提出“人权高于国权”，共产党人认为“人类的解放需要世界人民的共同努力”。敌对的双方都认为意识形态高于国权。
其实，在人类还没有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或者大同世界或者天堂等等美好的设想之前，以国家进行利益思考还是当今的国际政治现实。
在苏联解体之前，很多人认为，只要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世界列国在意识形态上趋同，那么大家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和和美美的建设一个地球村。
20年国际现实政治粉碎了这一思想。
美苏为什么冷战？表面看来是意识形态的争夺，但其实质是国家利益的纠结。
有限的地球，决定了资源和市场的有限，而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在利用自身资源的同时，往往需要或者建立不平等的国际经济体系来争夺国际市场、掠夺资源。
和平演变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需要花费一些金钱和精力，美利坚民众是一群实实在在的民众，美利坚政府也是实实在在的政府，如果没有利益，谁肯将自己的金钱和时间用来维护世界的人权？
苏联解体后，独立的俄罗斯按照西方的标准，选举产生了许多合乎西方标准的总理，甚至于一些新诞生的巨富亲自上台，但他们竟然不能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普京上台后，以当年克格勃的强悍作风坚决不肯对西方让步，不但维护了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也维护了俄罗斯新兴的资本家的利益。
20世纪80年代，中国刚刚出现一些小型的企业主，他们在发展中遇到了太多的障碍，这种障碍的存在，一个是当时国家管理体制的确存在巨大的缺点，也就是邓小平改革的客观必然性，另一个就是经济发展中客观存在的内部利益纠结。
很多人认为，当今经济发展的障碍都是来自社会制度，这是不公允的。
请问：美国、日本经济的发展有没有障碍呢？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时期，一个国家的资源和资本都是有限的，而任何一个资本家的发展欲望是无穷的，所有的公民都有无限的提高生活质量的愿望。无数资本家的无穷的发展欲望和无数民众无限的提高生活质量的愿望，与国家资源和资本的有限性，客观存在矛盾。
比如，温家宝担任总理之初，曾经对世界公开讲话：要把对教育的投资提高到财政开支的百分之四。
从国家层面来讲，国家的金钱用在任何领域都是国家的金钱，用在最有潜力的领域是最合理的。但是，温家宝最后也承认，加大对教育的投资非常的艰难，因为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必然减少对其他领域的投入。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教育是重要的，但毕竟不仅仅是教育，国家的进步是一个系统的工程。1958年，毛泽东全国大炼钢铁，破坏了国民经济平衡制造了极大的灾难，教育也是一种产业，如果过于偏重的投入，也挤占其他行业应有的资源造成不平衡。
第30节
20世纪80年代，很多人愤愤不平的横向对比：1、1945年战败后国民经济已经崩溃的日本为什么发展的那样快？2、1949年分治后的台湾为什么发展的那样快？
这两个问题的政治逻辑推导就是否定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
但是，决定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因素，除了社会制度外，还有他的自然地理因素和历史发展继承。
1949年，大陆和台湾大体都进入和平发展，刨除大陆的确出现的十几年政治内乱因素，台湾还确实拥有自然地理条件（交通和资源）的优势，另外，日本在台湾统治时期，也确实发展了一些近现代企业。
台湾经济的发展，无关社会制度，其主要原因：1、几十年的区域和平；2、自然地理条件的优势；3、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影响；4、相对于大陆教好的近现代经济基础；5、蒋介石撤离大陆转运的大批黄金、美元和逃离大陆的国民政府支持者携带的财富成为台湾经济发展的原始资本。
至于日本和中国大陆的差别，仅仅公民基本素质，就够大陆追赶几十年的。我们看抗战题材的影视剧，日军中有极多的近视眼，为什么？因为日本当时已经普及了国民教育，很多人因为努力学习成为近视，而中国的军队，特别是底层官兵，之所以极少近视眼，是因为大家文盲。
战争结束了，大家都一穷二白，但人家的民族文化素质和科学技术仍然保留。
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也有贫穷落后的国家，比如非洲。就国家内部，发展也不平衡。以美国为例，国内的经济发展也不平衡，黑人也远远不及白人。
政治制度变革，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极其巨大的作用，但不是唯一起作用的因素。
近现代中国，最核心的目标是国民经济发展。
国民经济发展，需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1、国家独立，当今的国际社会仍然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保持强大的国防军和建设现代化国防是压倒一切的大前提，1982年英国武力挫败阿根廷控制马岛和2014年西方世界继续压迫已经和平演变的俄罗斯的生存空间引发克里米亚危机说明，没有强大的军队，不要说发展经济，就是生存也艰难；2、维持国内政局稳定，国际战争、内战和土匪是威胁经济发展的极大障碍；3、建立合乎经济发展的政治制度，并维持政策的连续性；4、无论政府还是民众，都要对经济发展有长远的认识和规划，泰山不是一天堆起来的，国民经济也不是一天发展起来的，应该着手于国民经济的长远布局，比如教育、比如交通、比如环保。
国民经济发展，就时间速度看，有两种形式。
一个是赶上世界经济大发展的快车道，快速跃进。比如日本1868年明治维新，正好是第二次科技革命时期，世界列强都集中力量更新换代发展内部经济，19世纪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是资本主义内部调整的时代，被压迫、被侵略的半殖民地国家有借机发展的时代可能。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已经完成内部调整的帝国主义列强开始了新一轮疯狂的世界扩张，落后国家快速赶超的机遇基本被封堵。
一个是尽量回避国际矛盾稳步发展。
我们看当今世界经济，有些国家跌宕起伏的非常厉害，而有些国家则稳定增长。比如，当年的西亚病夫土耳其，1923年完成独立后，较少参与国际矛盾，经过90年的发展，虽然没有跻身发达国家的行列，但其稳定性是令人羡慕的。
中国有非常不同于世界的国情，民众有极其强烈的急性病和领导世界的欲望。
新中国成立后，出现了多次经济建设的急性病，这个并不仅仅由毛泽东承担责任。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根据中美两国的经济总量和增长速率差用数学公式计算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的时间。
我的一些同学，偶尔开玩笑说：如果我们强大了，派谁谁去当某一国的领导什么的。
这种看似无聊的事情，其实折射了很多人的狂躁心理和领导世界的心态。
一个人，首先是自立，其次是在承认别人自立权的基础上建立社会关系。
一个国家，首先是自立，其次是在承认别国自立权的基础上建立国际关系。
一个自立的人，也是一个根据自身特点、能力而存在的人，一个自立的人，可以借鉴别人的人生而不能复制别人的人生。
一个自立的国家，也是一个根据自身特点、能力而存在的国家，一个自立的国家，可以借鉴别国的成功的经验而不能复制别国的成功。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具体的人，每一个国家，都是具体的国家，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任何真理都有成为真理的条件。
20世纪80年代，国门打开，政治禁忌松动，民众一面看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一面看到自己曾经受到了那样多的委屈和欺骗，相当部分爱国的能够读书看报的人充满了怀疑、责难和急躁。
相当一部分呼吁改革的人们，有了推倒重来的思想，这种思想，如果仅仅就国家建设的方略而言，也无可厚非，因为既然允许某一政党进行社会建设实验，为什么不能允许别人实验呢？
但是，任何一种社会建设实验的方略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大多是借鉴了另一国家的管理经验，这种对其他国家管理经验的移植很容易为成为为其他国家在中国扩张利益提供桥板。
我前面谈到国家经济发展的第一条件是“国家独立”。
西方列强提出“人权高于国权”，共产党人认为“人类的解放需要世界人民的共同努力”。敌对的双方都认为意识形态高于国权。
其实，在人类还没有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或者大同世界或者天堂等等美好的设想之前，以国家进行利益思考还是当今的国际政治现实。
在苏联解体之前，很多人认为，只要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世界列国在意识形态上趋同，那么大家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和和美美的建设一个地球村。
20年国际现实政治粉碎了这一思想。
美苏为什么冷战？表面看来是意识形态的争夺，但其实质是国家利益的纠结。
有限的地球，决定了资源和市场的有限，而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在利用自身资源的同时，往往需要或者建立不平等的国际经济体系来争夺国际市场、掠夺资源。
和平演变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需要花费一些金钱和精力，美利坚民众是一群实实在在的民众，美利坚政府也是实实在在的政府，如果没有利益，谁肯将自己的金钱和时间用来维护世界的人权？
苏联解体后，独立的俄罗斯按照西方的标准，选举产生了许多合乎西方标准的总理，甚至于一些新诞生的巨富亲自上台，但他们竟然不能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普京上台后，以当年克格勃的强悍作风坚决不肯对西方让步，不但维护了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也维护了俄罗斯新兴的资本家的利益。
20世纪80年代，中国刚刚出现一些小型的企业主，他们在发展中遇到了太多的障碍，这种障碍的存在，一个是当时国家管理体制的确存在巨大的缺点，也就是邓小平改革的客观必然性，另一个就是经济发展中客观存在的内部利益纠结。
很多人认为，当今经济发展的障碍都是来自社会制度，这是不公允的。
请问：美国、日本经济的发展有没有障碍呢？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时期，一个国家的资源和资本都是有限的，而任何一个资本家的发展欲望是无穷的，所有的公民都有无限的提高生活质量的愿望。无数资本家的无穷的发展欲望和无数民众无限的提高生活质量的愿望，与国家资源和资本的有限性，客观存在矛盾。
比如，温家宝担任总理之初，曾经对世界公开讲话：要把对教育的投资提高到财政开支的百分之四。
从国家层面来讲，国家的金钱用在任何领域都是国家的金钱，用在最有潜力的领域是最合理的。但是，温家宝最后也承认，加大对教育的投资非常的艰难，因为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必然减少对其他领域的投入。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教育是重要的，但毕竟不仅仅是教育，国家的进步是一个系统的工程。1958年，毛泽东全国大炼钢铁，破坏了国民经济平衡制造了极大的灾难，教育也是一种产业，如果过于偏重的投入，也挤占其他行业应有的资源造成不平衡。
楼主：yc雨花石
时间：2019-05-28 13:08:27
@绝对零度lcl 649楼 2014-04-08 10:10:22
颜老师，从你的视角看国家中长期并且持续倾斜的方向除了国防还有哪些？
-----------------------------
国家长期的政策倾斜，应该是国家力量相对太弱，于是牺牲一些行业而确保核心行业。比如，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也搞原子弹研究。但，历史进入2014年后，国家已经能够主动为一些弱势行业提供补助，说明国家的力量已经相对强大，而各行业已经度过了瓶颈期。
我个人认为，在新的历史阶段，国家的发展，大体还是均衡发展较好，因为现在已经躲过了艰难时期。如果一定要倾斜：
1、国防，要饭也需要一根打狗棍，何况国家。现在国防建设过于强调高科技而忽略了常规战争的重要性，裁军裁的不成样子。自从我开始关心政治以来，美国打了许多仗，从阿富汗、巴拿马、伊拉克一直到搜索索马里海盗，这些仗都是常规战争。
核武器，这个玩意很可怕，但实际影响并不大，因为在当今世界，极少有人敢用，但常规武器就经常发挥作用。
中国周边有太多的矛盾，原子弹根本没有作用，但常规军备有作用。
国防，不仅仅是打仗，他还有救灾、营救等作用。比如，马航失联，我们只能出动军队去搜救。汶川地震，也是军队出动。这些工作，原子弹没法完成。
军队应该分类，有些是国防军，走精兵路线，有些是地方部队，必要时为国防军提供支持，平时搞搞训练，承担社会责任。
现在，民兵这一系统，基本报废，如果正规军一个劲走精兵路线，一旦出现内外矛盾集体爆发，就没有抓手。
俄罗斯解决克里米亚，依靠的是军队，而不是经济。
2、农业。
农业收益太低，农民素质较差，农村始终处于社会底层。而中国是一个大国，一旦农业不能保障吃饭，整个国家的安全就无从谈起。
依赖国际市场吃饭，是胡扯淡的话。全世界的粮食出口过非常有限，而粮食是不可替代商品，一旦人家集体掐脖子，就麻烦了。
还有一个麻烦，中国的国际航道极端受控，中国海军没有为终极保驾护航的能力，关键时期，比如战争时期，粮食也未必能够运进来，
中国和俄罗斯关系的改善，大体可以解决燃料问题，而且中国煤炭丰富，在特殊时期，煤炭可以部分替代石油。
但粮食无法替代。农业这个玩意，破坏非常容易，恢复很艰难。当今农业发展的最大障碍是工商业发展挤占土地，挤占了无法恢复。
3、说出来挨骂，我是一个不怕骂的人：继续加强计划生育。所谓的劳动力短缺影响经济发展是扯淡话，德国人口负增长，也没见人家经济倒退。
计划生育，不是生几个的问题，而是一种负责的态度。中国的国民，传宗接代思想严重的很。在现今的管理下，实际的超生问题是非常严重的。一旦松动，就太可怕了。
我一个熟人，生了一个女儿，然后生一个儿子，然后继续生一个儿子，如果当时不强制，他就无限的生下去。
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民族在某一时间段可以养活的人口有一个上限。
最重要的是，一个女人，如果经常的作妈妈，
我不是女人，我就不评价了。
我这个熟人的妻子，因为过于劳累，因为不能满足孩子们的经济需要，谨慎压力太大：自杀了。
颜老师，从你的视角看国家中长期并且持续倾斜的方向除了国防还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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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长期的政策倾斜，应该是国家力量相对太弱，于是牺牲一些行业而确保核心行业。比如，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也搞原子弹研究。但，历史进入2014年后，国家已经能够主动为一些弱势行业提供补助，说明国家的力量已经相对强大，而各行业已经度过了瓶颈期。
我个人认为，在新的历史阶段，国家的发展，大体还是均衡发展较好，因为现在已经躲过了艰难时期。如果一定要倾斜：
1、国防，要饭也需要一根打狗棍，何况国家。现在国防建设过于强调高科技而忽略了常规战争的重要性，裁军裁的不成样子。自从我开始关心政治以来，美国打了许多仗，从阿富汗、巴拿马、伊拉克一直到搜索索马里海盗，这些仗都是常规战争。
核武器，这个玩意很可怕，但实际影响并不大，因为在当今世界，极少有人敢用，但常规武器就经常发挥作用。
中国周边有太多的矛盾，原子弹根本没有作用，但常规军备有作用。
国防，不仅仅是打仗，他还有救灾、营救等作用。比如，马航失联，我们只能出动军队去搜救。汶川地震，也是军队出动。这些工作，原子弹没法完成。
军队应该分类，有些是国防军，走精兵路线，有些是地方部队，必要时为国防军提供支持，平时搞搞训练，承担社会责任。
现在，民兵这一系统，基本报废，如果正规军一个劲走精兵路线，一旦出现内外矛盾集体爆发，就没有抓手。
俄罗斯解决克里米亚，依靠的是军队，而不是经济。
2、农业。
农业收益太低，农民素质较差，农村始终处于社会底层。而中国是一个大国，一旦农业不能保障吃饭，整个国家的安全就无从谈起。
依赖国际市场吃饭，是胡扯淡的话。全世界的粮食出口过非常有限，而粮食是不可替代商品，一旦人家集体掐脖子，就麻烦了。
还有一个麻烦，中国的国际航道极端受控，中国海军没有为终极保驾护航的能力，关键时期，比如战争时期，粮食也未必能够运进来，
中国和俄罗斯关系的改善，大体可以解决燃料问题，而且中国煤炭丰富，在特殊时期，煤炭可以部分替代石油。
但粮食无法替代。农业这个玩意，破坏非常容易，恢复很艰难。当今农业发展的最大障碍是工商业发展挤占土地，挤占了无法恢复。
3、说出来挨骂，我是一个不怕骂的人：继续加强计划生育。所谓的劳动力短缺影响经济发展是扯淡话，德国人口负增长，也没见人家经济倒退。
计划生育，不是生几个的问题，而是一种负责的态度。中国的国民，传宗接代思想严重的很。在现今的管理下，实际的超生问题是非常严重的。一旦松动，就太可怕了。
我一个熟人，生了一个女儿，然后生一个儿子，然后继续生一个儿子，如果当时不强制，他就无限的生下去。
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民族在某一时间段可以养活的人口有一个上限。
最重要的是，一个女人，如果经常的作妈妈，
我不是女人，我就不评价了。
我这个熟人的妻子，因为过于劳累，因为不能满足孩子们的经济需要，谨慎压力太大：自杀了。
楼主：yc雨花石
时间：2019-05-28 13:08:27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32节
1979年，因为国际石油价格上涨而引发的美国经济困难，是外源性灾难而不是内部结构问题。美国政府最初的解决手段是经济手段调节，但国际石油价格上涨对于美国经济的影响是持续不断的，经济手段调节的调控空间是有限的。
比如，一个出租车司机，在石油价格上涨而打的价格冻结的情况下，无论他怎样调节，收入也是下跌的，生活也是不幸的。
国际石油价格上涨，当然打击了大部分西方国家，许多国家只好自认倒霉、闷声自我化解。
但美国不愿意，因为他是美国，掌握着世界货币美元。
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的协议。因协议在广场饭店签署，故该协议又被称为“广场协议”。
“广场协议”签订后，上述五国开始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在国际外汇市场大量抛售美元，继而形成市场投资者的抛售狂潮，导致美元持续大幅度贬值。1985年9 月， 1美元兑250日元上下波动，协议签订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美元迅速下跌到1美元兑200日元左右，跌幅20％。在这之后，以美国财政部长贝克为代表的美国当局和以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藤为代表的金融专家们不断地对美元进行口头干预，表示美元汇率水平仍然偏高，还有下跌空间。在美国政府强硬态度的暗示下，美元对日元继续大幅度下跌，最低曾跌到1美元兑120日元。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美元对日元贬值50%，也就是说，日元对美元升值了一倍。
“广场协议”的表面经济背景是解决美国因美元定值过高而导致的巨额贸易逆差问题，但美元对日元的急剧贬值，其直接目的是为了打击美国的最大债权国——日本。
20世纪80年代前期，美国的政治对手是苏联在全球的军事扩张和意识形态输出，而经济对手是快速跃进的日本。那个时候，日本的资本家曾经嚣张的声称：日本可以买下整个美国。
美国应对苏联的是星球大战，应对日本的是广场协议。
广场协议的实质是美国通过美元下跌将自己在国际石油价格上涨的损失转嫁给西方列强，尤其是转嫁给日本。
对于美国来讲，他的经济困难是外源于国际石油上涨，他最终的解决方法是转嫁给国际市场，主要是转嫁给日本。
日本、西德、英国、法国本来已经需要消化国际石油价格上涨带来的打击，现在还要接受美元的转嫁，经济非常的困难。
经此打击，日本经济进入十多年低迷期。
面对美国的欺压，日本政府并不能保护自己的民族经济，因为他是战败国，他没有独立的国格。
进入21世纪后，中国与西方，特别与美国，经常出现贸易大战，西方国家动辄以反倾销保护自己的市场而打击中国的出口。
而美国也一直以外贸逆差逼迫中国的人民币升值。
中国的民众和资本家非常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对抗来自美国的掠夺。
美国政府仅仅通过美元贬值就轻松剥夺了中国民众和资本家的极大财富。
中国政府，是当今世界极少的几个在意识形态上公开与美国政府对抗的政府，也是极少的几个公开宣称以推翻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和美国政府为终极奋斗目标的政府，二者的矛盾的调和是暂时的而斗争是永远的。
如果不能“打土豪”抢劫美国政府的金钱，中国的共产党政府应该已经感觉很吃亏，让美国的资本家剥削中国民众，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共产党是靠打劫而获得一个政权，如何能够承受让别人打劫？
中国政府之所以不停的退让，是因为需要一个利用科技革命稳定发展经济的时间段。
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人分析当时的国际形势时指出：“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概言之，基本国策就是要“韬光养晦”。
1985年，西方列强为什么支持美国的美元下跌，重要的原因就是依托美国对抗苏联军事扩张的需要。
1979年，苏联为谋求世界霸权，实施前出波斯湾的南下战略，将控制的目标锁定阿富汗，在频繁制造阿富汗政变仍不能得手之后，孤注一掷，以“应阿富汗党和国家的领导集体请求”为名，大举出兵侵入阿富汗。苏军入侵阿富汗，不但形成了对中国的战略包围，也严重威胁了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利益，一旦苏联巩固了在阿富汗的占领，而继续南进控制中东石油和战略通道，整个西方帝国主义将被动摇根基。
美苏争霸，美国拥有的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科技和经济优势，而苏联因为广阔的国土而拥有地缘优势，苏联的陆军可以通过阿富汗和高加索直接进入中东，而远离中东的美国只能依托海空军。
任何人也没有预测到阿富汗的游击队成为吊死强大苏联的绞刑架。
20世纪80年代初，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战略核武器数量和质量都处于均势，走入军备竞赛的死胡同，而苏联拥有对中欧和中东的地缘优势。
苏联在争霸斗争中明显趋优，威胁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
美国国防情报局前局长格雷厄姆中将提出了“高边疆”战略。1981年，里根就任总统后不久，立即召集了三十多位著名科学家、经济学家、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和军事战略家组成研究小组，对“高边疆”战略进行研究，并于1982年3月正式确认了这一战略。1984年1月，里根签署了第116号国家安全指令，正式批准“星球大战计划”。
星球大战计划的基本构想是，以太空为主要基地，部署使用激光、粒子束、电磁炮等定向能和动能武器的战斗站，结合地面与空中防卫武器，组成多层次的纵深防御体系，对苏联发射的弹道导弹在其不同飞行阶段进行层层拦截，在其飞抵美国之前将其全部或绝大部分摧毁，从而达到保护美国的目的。同时，星球大战计划也为美国的盟国提供保护。
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不但保护美国自身，也保护帝国主义世界，因为除了美国，包括日本在内，根本无法应对苏联的强大力量。
星球大战计划本身并不神秘，苏联也可以搞，可怕的是其庞大的科研经费，即使是美国政府也无法独立承担，所以，西方列强配合美元下跌让美国获利，除了受压于美元国际结算货币的无可奈何外，也有为集体自卫而提供资金的考量。
面对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高科技攻势，苏联被迫应对，苏联有限的国力当然无法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拼消耗，仅仅几年，就榨干了有限的积累，从而引爆了矛盾的火山。
1989年，邓小平的讲话“韬光养晦”，“我们千万不要当头”，就是埋头发展经济、尽量避开各种各样的国际矛盾。邓小平的这种战略，不但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也非常有利于中国的民营企业家。
但，中国社会内部客观存在的民族矛盾和台湾问题，以及中国与周边国家在钓鱼岛、南海、藏南、克什米尔等等存在的领土纠纷，为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和指使自己的小跟班搅和中国的边角提供了契机。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为减缓来自国际和国内的压力，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就要对美国让步以维持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政局。
维稳是邓小平“韬光养晦”根本国策的政治逻辑推导。
维稳，不仅仅是维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还有为中国经济发展争夺时间缓冲的战略思考。
从国际和国内局面看，现在正处于各种各样的矛盾的交叉暴露阶段，但整体看，由于经济发展和国力的增强，中国政府应对国际、国内矛盾的能力愈来愈强，比如能够免除农业税增加农业补助，比如能够免除义务教育阶段的杂费、书费。
2013年，我所在的地区，政府决策给于困难的学生每学期300元的营养餐，我邻近的县市竟然在九年义务教育学段之外实行高中和幼儿园免收学费。
第32节
1979年，因为国际石油价格上涨而引发的美国经济困难，是外源性灾难而不是内部结构问题。美国政府最初的解决手段是经济手段调节，但国际石油价格上涨对于美国经济的影响是持续不断的，经济手段调节的调控空间是有限的。
比如，一个出租车司机，在石油价格上涨而打的价格冻结的情况下，无论他怎样调节，收入也是下跌的，生活也是不幸的。
国际石油价格上涨，当然打击了大部分西方国家，许多国家只好自认倒霉、闷声自我化解。
但美国不愿意，因为他是美国，掌握着世界货币美元。
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的协议。因协议在广场饭店签署，故该协议又被称为“广场协议”。
“广场协议”签订后，上述五国开始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在国际外汇市场大量抛售美元，继而形成市场投资者的抛售狂潮，导致美元持续大幅度贬值。1985年9 月， 1美元兑250日元上下波动，协议签订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美元迅速下跌到1美元兑200日元左右，跌幅20％。在这之后，以美国财政部长贝克为代表的美国当局和以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藤为代表的金融专家们不断地对美元进行口头干预，表示美元汇率水平仍然偏高，还有下跌空间。在美国政府强硬态度的暗示下，美元对日元继续大幅度下跌，最低曾跌到1美元兑120日元。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美元对日元贬值50%，也就是说，日元对美元升值了一倍。
“广场协议”的表面经济背景是解决美国因美元定值过高而导致的巨额贸易逆差问题，但美元对日元的急剧贬值，其直接目的是为了打击美国的最大债权国——日本。
20世纪80年代前期，美国的政治对手是苏联在全球的军事扩张和意识形态输出，而经济对手是快速跃进的日本。那个时候，日本的资本家曾经嚣张的声称：日本可以买下整个美国。
美国应对苏联的是星球大战，应对日本的是广场协议。
广场协议的实质是美国通过美元下跌将自己在国际石油价格上涨的损失转嫁给西方列强，尤其是转嫁给日本。
对于美国来讲，他的经济困难是外源于国际石油上涨，他最终的解决方法是转嫁给国际市场，主要是转嫁给日本。
日本、西德、英国、法国本来已经需要消化国际石油价格上涨带来的打击，现在还要接受美元的转嫁，经济非常的困难。
经此打击，日本经济进入十多年低迷期。
面对美国的欺压，日本政府并不能保护自己的民族经济，因为他是战败国，他没有独立的国格。
进入21世纪后，中国与西方，特别与美国，经常出现贸易大战，西方国家动辄以反倾销保护自己的市场而打击中国的出口。
而美国也一直以外贸逆差逼迫中国的人民币升值。
中国的民众和资本家非常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对抗来自美国的掠夺。
美国政府仅仅通过美元贬值就轻松剥夺了中国民众和资本家的极大财富。
中国政府，是当今世界极少的几个在意识形态上公开与美国政府对抗的政府，也是极少的几个公开宣称以推翻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和美国政府为终极奋斗目标的政府，二者的矛盾的调和是暂时的而斗争是永远的。
如果不能“打土豪”抢劫美国政府的金钱，中国的共产党政府应该已经感觉很吃亏，让美国的资本家剥削中国民众，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共产党是靠打劫而获得一个政权，如何能够承受让别人打劫？
中国政府之所以不停的退让，是因为需要一个利用科技革命稳定发展经济的时间段。
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人分析当时的国际形势时指出：“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概言之，基本国策就是要“韬光养晦”。
1985年，西方列强为什么支持美国的美元下跌，重要的原因就是依托美国对抗苏联军事扩张的需要。
1979年，苏联为谋求世界霸权，实施前出波斯湾的南下战略，将控制的目标锁定阿富汗，在频繁制造阿富汗政变仍不能得手之后，孤注一掷，以“应阿富汗党和国家的领导集体请求”为名，大举出兵侵入阿富汗。苏军入侵阿富汗，不但形成了对中国的战略包围，也严重威胁了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利益，一旦苏联巩固了在阿富汗的占领，而继续南进控制中东石油和战略通道，整个西方帝国主义将被动摇根基。
美苏争霸，美国拥有的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科技和经济优势，而苏联因为广阔的国土而拥有地缘优势，苏联的陆军可以通过阿富汗和高加索直接进入中东，而远离中东的美国只能依托海空军。
任何人也没有预测到阿富汗的游击队成为吊死强大苏联的绞刑架。
20世纪80年代初，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战略核武器数量和质量都处于均势，走入军备竞赛的死胡同，而苏联拥有对中欧和中东的地缘优势。
苏联在争霸斗争中明显趋优，威胁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
美国国防情报局前局长格雷厄姆中将提出了“高边疆”战略。1981年，里根就任总统后不久，立即召集了三十多位著名科学家、经济学家、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和军事战略家组成研究小组，对“高边疆”战略进行研究，并于1982年3月正式确认了这一战略。1984年1月，里根签署了第116号国家安全指令，正式批准“星球大战计划”。
星球大战计划的基本构想是，以太空为主要基地，部署使用激光、粒子束、电磁炮等定向能和动能武器的战斗站，结合地面与空中防卫武器，组成多层次的纵深防御体系，对苏联发射的弹道导弹在其不同飞行阶段进行层层拦截，在其飞抵美国之前将其全部或绝大部分摧毁，从而达到保护美国的目的。同时，星球大战计划也为美国的盟国提供保护。
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不但保护美国自身，也保护帝国主义世界，因为除了美国，包括日本在内，根本无法应对苏联的强大力量。
星球大战计划本身并不神秘，苏联也可以搞，可怕的是其庞大的科研经费，即使是美国政府也无法独立承担，所以，西方列强配合美元下跌让美国获利，除了受压于美元国际结算货币的无可奈何外，也有为集体自卫而提供资金的考量。
面对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高科技攻势，苏联被迫应对，苏联有限的国力当然无法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拼消耗，仅仅几年，就榨干了有限的积累，从而引爆了矛盾的火山。
1989年，邓小平的讲话“韬光养晦”，“我们千万不要当头”，就是埋头发展经济、尽量避开各种各样的国际矛盾。邓小平的这种战略，不但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也非常有利于中国的民营企业家。
但，中国社会内部客观存在的民族矛盾和台湾问题，以及中国与周边国家在钓鱼岛、南海、藏南、克什米尔等等存在的领土纠纷，为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和指使自己的小跟班搅和中国的边角提供了契机。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为减缓来自国际和国内的压力，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就要对美国让步以维持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政局。
维稳是邓小平“韬光养晦”根本国策的政治逻辑推导。
维稳，不仅仅是维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还有为中国经济发展争夺时间缓冲的战略思考。
从国际和国内局面看，现在正处于各种各样的矛盾的交叉暴露阶段，但整体看，由于经济发展和国力的增强，中国政府应对国际、国内矛盾的能力愈来愈强，比如能够免除农业税增加农业补助，比如能够免除义务教育阶段的杂费、书费。
2013年，我所在的地区，政府决策给于困难的学生每学期300元的营养餐，我邻近的县市竟然在九年义务教育学段之外实行高中和幼儿园免收学费。
楼主：yc雨花石
时间：2019-05-28 13:08:27
雨花石关于第33节的一点发言
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帖子的第33节接连不断的被吃掉。我已经连发了三遍了。这个第33节牵连了对20世纪80年代中共领导层人事的一点谈论，也牵扯到1989年对学运的评价。也许得罪了左派，也许得罪了右翼，也许左右翼都得罪了。
我个人认为，这一节很不算很甘冒禁忌，因为我是从网络搜集的。但到我这里就一个劲被吞掉，太奇怪了。
我明日直接发第34节。至于第33节，我就经常不断的发，每天发，如果实在不能让发出，直接开天窗。
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帖子的第33节接连不断的被吃掉。我已经连发了三遍了。这个第33节牵连了对20世纪80年代中共领导层人事的一点谈论，也牵扯到1989年对学运的评价。也许得罪了左派，也许得罪了右翼，也许左右翼都得罪了。
我个人认为，这一节很不算很甘冒禁忌，因为我是从网络搜集的。但到我这里就一个劲被吞掉，太奇怪了。
我明日直接发第34节。至于第33节，我就经常不断的发，每天发，如果实在不能让发出，直接开天窗。
楼主：yc雨花石
时间：2019-05-28 13:08:27
@注册帐号作甚 684楼 2014-04-11 08:28:36
楼主看到我！看到我！
跟你说个有趣的事。我在南方某省城，昨天一个官三代哥们儿打电话说乡下来了好多乡亲要给家里前辈扫墓，车不够了，问我能不能借车。哥们儿的事儿还用说，我开了单位一辆GL8过去，带着人去了本地的烈士陵园。他们家前辈是老红军，纪念碑左侧专门辟了一片墓地是给老红军的，我闲着没事就在旁边遛达，看看其他老红军的生平。
重点来了。
我看到了中共香港市委书记，援西军保卫......
-----------------------------
难道是钟韵？还是谭正文？
楼主看到我！看到我！
跟你说个有趣的事。我在南方某省城，昨天一个官三代哥们儿打电话说乡下来了好多乡亲要给家里前辈扫墓，车不够了，问我能不能借车。哥们儿的事儿还用说，我开了单位一辆GL8过去，带着人去了本地的烈士陵园。他们家前辈是老红军，纪念碑左侧专门辟了一片墓地是给老红军的，我闲着没事就在旁边遛达，看看其他老红军的生平。
重点来了。
我看到了中共香港市委书记，援西军保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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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是钟韵？还是谭正文？
楼主：yc雨花石
时间：2019-05-28 13:08:27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34节
作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之一，胡耀邦竟然妄图通过说教的方式化解彼此的矛盾，说明他对政治斗争太天真了。
不要说1989年之前，就是1989年之后，美国对任何一国政府的颠覆行动都是绝不留情、绝不妥协的，除非你能够用军队吓怕他。
2014年，普京在克里米亚问题上之所以能够得手，不是因为什么公投，也不是因为什么政治道理，而是直接动用的军队。
美国有强大的军队，他谁也不怕，但他绝对不愿意用自己的军队去打没有把握的仗，尤其不打没有经济利益的仗。
为了乌克兰，恶心俄罗斯是非常好玩的，但为了克里米亚，和俄罗斯死掐，美利坚才不干这样没大脑的傻活呢。
近现代以来，中国的学运，从五四开始，只要上街，不管如何发展，其核心人物最终一定走上与政府死掐的道路上去。
中国的学运，不同于西方，只要出现，绝大多数时候就和政府是不可调和的敌我矛盾。
美国的幕后推手，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政府早晚与学运有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胡耀邦是一个宽厚有余的人，在政治斗争中过于高估敌对力量的良知。
任何政治力量，一旦形成集团，正如资本上市，总要谋求最大限度的利润。
至于赵紫阳，他的改革思想走的更远，如果掌握大位，也许、大概、差不多、或许、可能，赵紫阳有走向戈尔巴乔夫道路的倾向。最客观的评价，在文革之后，赵紫阳竟然又一次将决定国家基本方略的高层分歧暴露给了民众，并试图利用学潮来达到个人的政治企图，也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1984年，为加强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关于经济领域内领导的通气，胡耀邦准备成立一个由中共中央书记处、国务院牵头的一个半松散的组织——经济汇报会。
赵紫阳对此极度不满，他认定这是胡耀邦要对国务院动手术的前兆。
中共建国后，国务院主导经济工作一直是在中共中央领导之下进行的，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党政不分家。
1956年，中共八大成立书记处，邓小平担任 ，掌握了极大的权力，周恩来领导的国务院实际接受邓小平的领导。
1954年，邓小平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酝酿中共八大领导体制时，毛泽东进行了极大的改革。
1945年，中共七大规定：“中央委员会 即为中央政治局 与中央书记处 ”。
中央委员会 毛泽东即为中央政治局 与中央书记处 。
但在中共八大，党章虽然规定“中央委员会的 和副 同时是中央政治局的 和副 ”但并不规定他们是中央书记处的 、副 。这样，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就分开了，决策机关与领导日常工作的机关就分开了。中央书记处有很大的权力，如中共中央副 周恩来任总理的国务院要接受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书记处的权力高于政治局委员，甚至副 。
已经内定担任 的邓小平表示愿意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意当外国的 ，怕不顺：“对 这一职务，我只有六个字，一不行，二不顺。”
邓小平的“不行”和“不顺”，主要是针对长期主持政治局工作的刘少奇和主持国务院的周恩来：他架空了刘少奇的实际权力而领导了周恩来。
毛泽东做邓小平和中央领导的工作：“至于秘书长改为 ，那只是中国话变成外国话。其实，外国的 就相当于中央的秘书长。”
他强词夺理。
邓小平插话：“我还是比较安于秘书长这个职务。”
邓小平还是比较实在。
毛泽东享有最后决策权：“他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
最终，邓小平还是担任了 。
邓小平曾向毛泽东提出，书记处还是作为政治局办事机构，负责对军队和国务院的文件承送。
他仍然坚持当秘书。
毛泽东不同意，强调书记处是党中央的办事机构：什么事都要管，中央的事由你们做，发文用中央的名义。凡是党政军各方面送中央常委的报告、文件都要先送书记处。一般问题，书记处讨论决定，即可下达、执行。重大问题，书记处先拿意见再报中央常委讨论、决定。
对于这种安排，毛泽东一个谈话漏了心机：“我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做跑龙套工作的。”
就毛泽东的性格，他跑龙套也一定要抢占舞台。至于朱德，那是正儿八经跑龙套了。
毛泽东在1956年的安排，有一个最关键的点：“少奇同志半个”，“做跑龙套工作的。”
因为高岗的不争气，刘少奇虽然在1954年躲过一劫，但毛泽东对他的不满意并没有消除，过度一下交给邓小平是毛泽东的战略。
1959年4月，中央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召开，毛泽东说：小平是副统帅。
中共历史上第一个被公开宣称的副统帅并不是林彪。
从1953年开始，到1966年，中国最高层内部始终存在的纠结是：毛泽东时时刻刻在考虑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刘少奇一个劲不肯半退而坚持接班。
因为这一纠结，弄倒了高岗，树起了林彪，而和刘少奇走在一条道路上的邓小平两跌两起。
1979年，历史曲里拐弯落实了毛泽东在1956年的安排。
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恢复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所决定并在十年间证明是必要和有效的制度，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并且选举胡耀邦同志为中央委员会 ”。
邓小平是中共建国后第一任 ，胡耀邦是中共建国后第二任 。
书记处太大的权力和对国务院太大的干扰，是邓小平改革时期推动党政分家的历史根由。
赵紫阳任内，国务总理主管经济的权力之大，超过周恩来时期，是建国以来的顶峰。这种现象的形成，主要是邓小平坚定的放权思想和的“党政分家”的思想， 胡耀邦也主张党政分家的思想。
胡耀邦并不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他提议成立联席会议除为了必要的沟通之外，并无谋夺国务院权力的不良企图。
但，赵紫阳对此不能承受，野心勃勃的他早就瞄上了胡耀邦的位置，他借机在邓小平那里私密强调胡耀邦干涉过多，国务院工作难做。
1984年5月26日，赵紫阳亲自给邓小平写了一封长达3500多字信，同时抄送陈云，就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班子调整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明确指出：“中央主要领导人思想落伍、态度顽固，不能保证和贯彻小平同志的伟大战略。”
赵紫阳打响了推倒胡耀邦的背后第一枪。
赵紫阳密信，暴露了赵紫阳和胡耀邦的不和睦，也宣布了邓小平关于胡耀邦——赵紫阳体制的布局破局。
1986年，邓小平私密和胡耀邦谈话，说明赵紫阳密信在邓小平那里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在胡耀邦——赵紫阳体制的布局破局之后，邓小平继续选择胡耀邦掌舵而让赵紫阳赋闲。
邓小平不是一个容易忽悠的人。
赵紫阳密信是写给邓小平和陈云的，但1986年是由薄一波公开的，说明薄一波也知道了信的内容，从地位和影响看，李先念也一定被通告了。1986年，邓小平提议李鹏接掌国务院，估计邓颖超也不可能蒙在鼓中。
胡耀邦竟然将邓小平的私密谈话告知赵紫阳，其考量大约是两点：1、自己和赵紫阳都坚持改革，都属于一个时代的一线领导，同进同退，应该通气，否则就太不仗义了；2、应该让赵紫阳对于将来的工作有一个考量。
胡耀邦的这个行为，犯了政治生活，乃至混人生的绝对禁忌：他没有通告赵紫阳的权力。
虽然胡耀邦在领导排序中高于赵紫阳，但在20世纪80年代的领导体制中仍然属于等列的一线领导，没有决策权，他们的进退只能取决于邓小平等元老的思考，是否最终决定赵紫阳半退？是否提前通告赵紫阳？这种最核心的布局应当有而且仅仅有邓小平最终决断，不要说胡耀邦，即使其他的议政元老也无权私下告知。
胡耀邦的行为，在邓小平看来，已经带有私下挑拨邓小平和赵紫阳关系的考量，而如果从胡耀邦竟然把自己与赵紫阳的友谊置于自己与邓小平的私密关系之上，如果领导心胸狭窄，胡耀邦就带有私自通风报信搞“小帮派”的嫌疑。
第34节
作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之一，胡耀邦竟然妄图通过说教的方式化解彼此的矛盾，说明他对政治斗争太天真了。
不要说1989年之前，就是1989年之后，美国对任何一国政府的颠覆行动都是绝不留情、绝不妥协的，除非你能够用军队吓怕他。
2014年，普京在克里米亚问题上之所以能够得手，不是因为什么公投，也不是因为什么政治道理，而是直接动用的军队。
美国有强大的军队，他谁也不怕，但他绝对不愿意用自己的军队去打没有把握的仗，尤其不打没有经济利益的仗。
为了乌克兰，恶心俄罗斯是非常好玩的，但为了克里米亚，和俄罗斯死掐，美利坚才不干这样没大脑的傻活呢。
近现代以来，中国的学运，从五四开始，只要上街，不管如何发展，其核心人物最终一定走上与政府死掐的道路上去。
中国的学运，不同于西方，只要出现，绝大多数时候就和政府是不可调和的敌我矛盾。
美国的幕后推手，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政府早晚与学运有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胡耀邦是一个宽厚有余的人，在政治斗争中过于高估敌对力量的良知。
任何政治力量，一旦形成集团，正如资本上市，总要谋求最大限度的利润。
至于赵紫阳，他的改革思想走的更远，如果掌握大位，也许、大概、差不多、或许、可能，赵紫阳有走向戈尔巴乔夫道路的倾向。最客观的评价，在文革之后，赵紫阳竟然又一次将决定国家基本方略的高层分歧暴露给了民众，并试图利用学潮来达到个人的政治企图，也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1984年，为加强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关于经济领域内领导的通气，胡耀邦准备成立一个由中共中央书记处、国务院牵头的一个半松散的组织——经济汇报会。
赵紫阳对此极度不满，他认定这是胡耀邦要对国务院动手术的前兆。
中共建国后，国务院主导经济工作一直是在中共中央领导之下进行的，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党政不分家。
1956年，中共八大成立书记处，邓小平担任 ，掌握了极大的权力，周恩来领导的国务院实际接受邓小平的领导。
1954年，邓小平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酝酿中共八大领导体制时，毛泽东进行了极大的改革。
1945年，中共七大规定：“中央委员会 即为中央政治局 与中央书记处 ”。
中央委员会 毛泽东即为中央政治局 与中央书记处 。
但在中共八大，党章虽然规定“中央委员会的 和副 同时是中央政治局的 和副 ”但并不规定他们是中央书记处的 、副 。这样，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就分开了，决策机关与领导日常工作的机关就分开了。中央书记处有很大的权力，如中共中央副 周恩来任总理的国务院要接受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书记处的权力高于政治局委员，甚至副 。
已经内定担任 的邓小平表示愿意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意当外国的 ，怕不顺：“对 这一职务，我只有六个字，一不行，二不顺。”
邓小平的“不行”和“不顺”，主要是针对长期主持政治局工作的刘少奇和主持国务院的周恩来：他架空了刘少奇的实际权力而领导了周恩来。
毛泽东做邓小平和中央领导的工作：“至于秘书长改为 ，那只是中国话变成外国话。其实，外国的 就相当于中央的秘书长。”
他强词夺理。
邓小平插话：“我还是比较安于秘书长这个职务。”
邓小平还是比较实在。
毛泽东享有最后决策权：“他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
最终，邓小平还是担任了 。
邓小平曾向毛泽东提出，书记处还是作为政治局办事机构，负责对军队和国务院的文件承送。
他仍然坚持当秘书。
毛泽东不同意，强调书记处是党中央的办事机构：什么事都要管，中央的事由你们做，发文用中央的名义。凡是党政军各方面送中央常委的报告、文件都要先送书记处。一般问题，书记处讨论决定，即可下达、执行。重大问题，书记处先拿意见再报中央常委讨论、决定。
对于这种安排，毛泽东一个谈话漏了心机：“我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做跑龙套工作的。”
就毛泽东的性格，他跑龙套也一定要抢占舞台。至于朱德，那是正儿八经跑龙套了。
毛泽东在1956年的安排，有一个最关键的点：“少奇同志半个”，“做跑龙套工作的。”
因为高岗的不争气，刘少奇虽然在1954年躲过一劫，但毛泽东对他的不满意并没有消除，过度一下交给邓小平是毛泽东的战略。
1959年4月，中央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召开，毛泽东说：小平是副统帅。
中共历史上第一个被公开宣称的副统帅并不是林彪。
从1953年开始，到1966年，中国最高层内部始终存在的纠结是：毛泽东时时刻刻在考虑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刘少奇一个劲不肯半退而坚持接班。
因为这一纠结，弄倒了高岗，树起了林彪，而和刘少奇走在一条道路上的邓小平两跌两起。
1979年，历史曲里拐弯落实了毛泽东在1956年的安排。
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恢复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所决定并在十年间证明是必要和有效的制度，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并且选举胡耀邦同志为中央委员会 ”。
邓小平是中共建国后第一任 ，胡耀邦是中共建国后第二任 。
书记处太大的权力和对国务院太大的干扰，是邓小平改革时期推动党政分家的历史根由。
赵紫阳任内，国务总理主管经济的权力之大，超过周恩来时期，是建国以来的顶峰。这种现象的形成，主要是邓小平坚定的放权思想和的“党政分家”的思想， 胡耀邦也主张党政分家的思想。
胡耀邦并不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他提议成立联席会议除为了必要的沟通之外，并无谋夺国务院权力的不良企图。
但，赵紫阳对此不能承受，野心勃勃的他早就瞄上了胡耀邦的位置，他借机在邓小平那里私密强调胡耀邦干涉过多，国务院工作难做。
1984年5月26日，赵紫阳亲自给邓小平写了一封长达3500多字信，同时抄送陈云，就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班子调整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明确指出：“中央主要领导人思想落伍、态度顽固，不能保证和贯彻小平同志的伟大战略。”
赵紫阳打响了推倒胡耀邦的背后第一枪。
赵紫阳密信，暴露了赵紫阳和胡耀邦的不和睦，也宣布了邓小平关于胡耀邦——赵紫阳体制的布局破局。
1986年，邓小平私密和胡耀邦谈话，说明赵紫阳密信在邓小平那里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在胡耀邦——赵紫阳体制的布局破局之后，邓小平继续选择胡耀邦掌舵而让赵紫阳赋闲。
邓小平不是一个容易忽悠的人。
赵紫阳密信是写给邓小平和陈云的，但1986年是由薄一波公开的，说明薄一波也知道了信的内容，从地位和影响看，李先念也一定被通告了。1986年，邓小平提议李鹏接掌国务院，估计邓颖超也不可能蒙在鼓中。
胡耀邦竟然将邓小平的私密谈话告知赵紫阳，其考量大约是两点：1、自己和赵紫阳都坚持改革，都属于一个时代的一线领导，同进同退，应该通气，否则就太不仗义了；2、应该让赵紫阳对于将来的工作有一个考量。
胡耀邦的这个行为，犯了政治生活，乃至混人生的绝对禁忌：他没有通告赵紫阳的权力。
虽然胡耀邦在领导排序中高于赵紫阳，但在20世纪80年代的领导体制中仍然属于等列的一线领导，没有决策权，他们的进退只能取决于邓小平等元老的思考，是否最终决定赵紫阳半退？是否提前通告赵紫阳？这种最核心的布局应当有而且仅仅有邓小平最终决断，不要说胡耀邦，即使其他的议政元老也无权私下告知。
胡耀邦的行为，在邓小平看来，已经带有私下挑拨邓小平和赵紫阳关系的考量，而如果从胡耀邦竟然把自己与赵紫阳的友谊置于自己与邓小平的私密关系之上，如果领导心胸狭窄，胡耀邦就带有私自通风报信搞“小帮派”的嫌疑。
楼主：yc雨花石
时间：2019-05-28 13:08:27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33节
我们打开网络，迎面而来的是极多的对政府批评的负面新闻。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他说明政府的确有许许多多地方让民众不满意，但从整体看，政府的管理能力还是提高了，大多数人在批评政府的同时还承认他马马虎虎在履行自己的职责。
但是，20世纪80年代，相当多的人不可能预知20余年后的今天，他们非常激烈的走上了街头。
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遇到的最大的麻烦不仅仅是如何改革，还有领导人的世代交替。
因为年事已高，邓小平是非常罕见的时刻选择接班人的领导核心。
1986年的邓小平已经82岁，这个年龄已经非常接近毛泽东的极限生命。
公平的评价，邓小平时代的党、政两个一把手胡耀邦、赵紫阳还是比较称职的。但是，公平看来，他两位对于西方帝国主义集团对于中国的战略阴谋确实疏于防范。
在今天，20世纪80年代决定中国命运的大部分老同志已经去世，我们没有办法让他们透漏他们当时的心态——即使活着，我们也没法问，问了他们也不说。
所以，我们只能瞎猜。
从1989年的开始的中国动乱、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看，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王震等人对于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和平演变的阴谋的高度警惕还是非常的必要和洞悉时局的。如果没有他们的坚持，中国共产党能否躲过1989年那一劫，还两说着。
邓小平虽然推动改革，但对于共产主义信仰的坚持是不可动摇的。20世纪60年代，在中苏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争论中，邓小平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1989年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谈到中苏两党曾经的大论战：“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从1957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60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1963年我率代表团去莫斯科，会谈破裂。应该说，从60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
邓小平是一个非常敢于坚持自己的独立思想的人，他连毛泽东都敢于顶撞，当然就更不在乎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
1989年，邓小平对戈尔巴乔夫的讲话，表露的是自己真实的思想：“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
邓小平这句话是承认自己当年的思考有些也是错误的，而赫鲁晓夫的有些思考也并不是没有道理。
邓小平也公开批判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
1979年邓小平推动改革，的确是承认党的管理有错误、有失误，这里面就有对当年赫鲁晓夫推动改革的认可。
但，邓小平毕竟是1963年中苏莫斯科谈判全面破裂的代表团团长，他对改革可能动摇共产党的根基的担忧在那个时代已经形成，十几年后，他虽然竭力推动改革，但对于推倒共产党的力量仍然保持警惕。
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王震等元老对于激进改革派的批评，应该对邓小平起了重要影响。
1986年夏季，邓小平找胡耀邦谈话，就1987年中共十三大的人选提出自己的看法：“我全下，辞去军委 ，你半下，接我的军委职务，紫阳也半下，去当国家 ， 和总理都让年轻人去做。”
这是邓小平第一次预备辞去全部职务，他的这种行为是带动元老更加彻底退出政坛。
如果仅仅是普通的新老交替，就低估了邓小平的深谋远虑。在他看来，胡耀邦和赵紫阳都是有缺点的领导人，都不适合领导全局，而竟然安排赵紫阳接替李先念担任国家 ，已经暗含了对赵紫阳的警惕。
我们都知道，在20世纪80年代，国家 始终是一个荣誉性的地位，无论李先念，还是其后的杨尚昆，他们担任国家 的时候，虽然能够积极参与国家重大事件的决策，并不因为国家 的位置决定，而是他们本身的历史背景和领导核心对他们的信任所致。
和李先念相比，赵紫阳的历史背景和资历就太浅了，也没有强大的山头派系可供依托，他能够参与国务，主要是凭借自己的职权。
就在中共党内的个人影响看，赵紫阳也远远不能与胡耀邦相比。
邓小平安排胡耀邦接手最核心的军委 ，表明对于胡耀邦的党性是绝对信任的。
邓小平安排胡耀邦和赵紫阳半退，既有发挥他们积极改革的倾向，也有安排更加可靠的接班人的考量。
已经有了将信将疑。
对于胡耀邦和赵紫阳半退之后，党务和政府的一线领导人，邓小平主张乔石担任党务系统的负责人之一，李鹏作为国务院总理人选之一。
现在看来，邓小平在1986年的布局是非常严谨的，乔石和李鹏在邓小平去世之后，对于稳定中国的政局起到积极的作用。
胡耀邦提出的人选有胡启立、王兆国和郝建秀。
1989年，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因为支持赵紫阳而被免职，1991年担任机械电子工业部副部长，1998年担任了九届政协副 。
从邓小平单独私密和胡耀邦交流最核心人事布局看，邓小平对胡耀邦是充满期望的。
对于胡耀邦的性格缺点，原中共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吴江曾经直接提出： 1、宽厚有余、威重不足；2、有开拓局面的雄心，而无控制局势的魄力；3、容易被人欺负，容易被人颠覆。
简单说：没有政治手腕，对别人内心世界的认识不够。
胡耀邦竟然在第一时间把邓小平和他的私密谈话告诉了赵紫阳。
1986年，邓小平对于半退的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安排截然不同：胡耀邦接手的是邓小平的领导核心，而赵紫阳接手的荣誉性位置。
一个是明退而实掌核心权力，一个明升而被剥夺权力。二者的差距是天悬地隔。
胡耀邦和赵紫阳虽然都积极改革，二人却有本质的不同。
胡耀邦在文革时期和文革后与邓小平的思想高度合拍，在拨乱反正和推动改革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胡耀邦虽然在政治上反左、经济上改革，但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极其稳健。
1986年9月28日，《中共中央 胡耀邦同志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座谈会讲话摘要》中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讲话：“有些言论信口开河，……把西方民主说的天花乱坠，离开了中国的实际。……按书记处分工，这件事由赵紫阳同志负责（指的是政治体制改革》），用大约一年左右的时间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方法等研究清楚，……但是我们党委还是要注意，不要让那些人制造空气、造风潮、搞的人心不安。……有人现在是搞西方的舆论先行的那一套，盲目的模仿西方民主，而不求和中国的实际接轨，毛 批评过言必称希腊的人，我们现在就应该注意这一点，党委特别是常委同志特别要注意不要上了那些号称满腹经纶其实不过是生吞活剥西方的人的当。”
从这个讲话看，胡耀邦对于西方的和平演变和思想渗透是非常的警惕的，如果掌大位，在核心问题上 是不含糊的。
胡耀邦在坚定不移的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态度上 是坚决的，之所以后来被批评在资产阶级自由化上犯错误，并不是他积极支持学潮，而是不主张利用激烈的手段对付学潮，希望通过说教的方式化解彼此的矛盾。
胡耀邦的反击不力，进而被模糊看作是姑息纵容“民主活动”。
中国民众有要求民主的权力，中国的民众也有向政府提意见的权力。20世纪的80年代的学运，绝大部分学生当然是爱国的，但其领导人是否爱国，就只有鬼知道了。
1989年学运后，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竟然对中国禁运，中国的学运领袖竟然都跑到西方去生活，就是多么缺心眼的人也能够明明白白判断：学运领袖实际配合了美国对中国的政治颠覆。
美利坚政府是一个非常实实在在的政府，如果对他没有用处，他绝对不会拿纳税人的金钱帮助中国搞学运。
学生是爱国的，但被利用了，应该是一个比较中肯的评价。
第33节
我们打开网络，迎面而来的是极多的对政府批评的负面新闻。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他说明政府的确有许许多多地方让民众不满意，但从整体看，政府的管理能力还是提高了，大多数人在批评政府的同时还承认他马马虎虎在履行自己的职责。
但是，20世纪80年代，相当多的人不可能预知20余年后的今天，他们非常激烈的走上了街头。
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遇到的最大的麻烦不仅仅是如何改革，还有领导人的世代交替。
因为年事已高，邓小平是非常罕见的时刻选择接班人的领导核心。
1986年的邓小平已经82岁，这个年龄已经非常接近毛泽东的极限生命。
公平的评价，邓小平时代的党、政两个一把手胡耀邦、赵紫阳还是比较称职的。但是，公平看来，他两位对于西方帝国主义集团对于中国的战略阴谋确实疏于防范。
在今天，20世纪80年代决定中国命运的大部分老同志已经去世，我们没有办法让他们透漏他们当时的心态——即使活着，我们也没法问，问了他们也不说。
所以，我们只能瞎猜。
从1989年的开始的中国动乱、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看，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王震等人对于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和平演变的阴谋的高度警惕还是非常的必要和洞悉时局的。如果没有他们的坚持，中国共产党能否躲过1989年那一劫，还两说着。
邓小平虽然推动改革，但对于共产主义信仰的坚持是不可动摇的。20世纪60年代，在中苏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争论中，邓小平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1989年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谈到中苏两党曾经的大论战：“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从1957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60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1963年我率代表团去莫斯科，会谈破裂。应该说，从60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
邓小平是一个非常敢于坚持自己的独立思想的人，他连毛泽东都敢于顶撞，当然就更不在乎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
1989年，邓小平对戈尔巴乔夫的讲话，表露的是自己真实的思想：“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
邓小平这句话是承认自己当年的思考有些也是错误的，而赫鲁晓夫的有些思考也并不是没有道理。
邓小平也公开批判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
1979年邓小平推动改革，的确是承认党的管理有错误、有失误，这里面就有对当年赫鲁晓夫推动改革的认可。
但，邓小平毕竟是1963年中苏莫斯科谈判全面破裂的代表团团长，他对改革可能动摇共产党的根基的担忧在那个时代已经形成，十几年后，他虽然竭力推动改革，但对于推倒共产党的力量仍然保持警惕。
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王震等元老对于激进改革派的批评，应该对邓小平起了重要影响。
1986年夏季，邓小平找胡耀邦谈话，就1987年中共十三大的人选提出自己的看法：“我全下，辞去军委 ，你半下，接我的军委职务，紫阳也半下，去当国家 ， 和总理都让年轻人去做。”
这是邓小平第一次预备辞去全部职务，他的这种行为是带动元老更加彻底退出政坛。
如果仅仅是普通的新老交替，就低估了邓小平的深谋远虑。在他看来，胡耀邦和赵紫阳都是有缺点的领导人，都不适合领导全局，而竟然安排赵紫阳接替李先念担任国家 ，已经暗含了对赵紫阳的警惕。
我们都知道，在20世纪80年代，国家 始终是一个荣誉性的地位，无论李先念，还是其后的杨尚昆，他们担任国家 的时候，虽然能够积极参与国家重大事件的决策，并不因为国家 的位置决定，而是他们本身的历史背景和领导核心对他们的信任所致。
和李先念相比，赵紫阳的历史背景和资历就太浅了，也没有强大的山头派系可供依托，他能够参与国务，主要是凭借自己的职权。
就在中共党内的个人影响看，赵紫阳也远远不能与胡耀邦相比。
邓小平安排胡耀邦接手最核心的军委 ，表明对于胡耀邦的党性是绝对信任的。
邓小平安排胡耀邦和赵紫阳半退，既有发挥他们积极改革的倾向，也有安排更加可靠的接班人的考量。
已经有了将信将疑。
对于胡耀邦和赵紫阳半退之后，党务和政府的一线领导人，邓小平主张乔石担任党务系统的负责人之一，李鹏作为国务院总理人选之一。
现在看来，邓小平在1986年的布局是非常严谨的，乔石和李鹏在邓小平去世之后，对于稳定中国的政局起到积极的作用。
胡耀邦提出的人选有胡启立、王兆国和郝建秀。
1989年，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因为支持赵紫阳而被免职，1991年担任机械电子工业部副部长，1998年担任了九届政协副 。
从邓小平单独私密和胡耀邦交流最核心人事布局看，邓小平对胡耀邦是充满期望的。
对于胡耀邦的性格缺点，原中共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吴江曾经直接提出： 1、宽厚有余、威重不足；2、有开拓局面的雄心，而无控制局势的魄力；3、容易被人欺负，容易被人颠覆。
简单说：没有政治手腕，对别人内心世界的认识不够。
胡耀邦竟然在第一时间把邓小平和他的私密谈话告诉了赵紫阳。
1986年，邓小平对于半退的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安排截然不同：胡耀邦接手的是邓小平的领导核心，而赵紫阳接手的荣誉性位置。
一个是明退而实掌核心权力，一个明升而被剥夺权力。二者的差距是天悬地隔。
胡耀邦和赵紫阳虽然都积极改革，二人却有本质的不同。
胡耀邦在文革时期和文革后与邓小平的思想高度合拍，在拨乱反正和推动改革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胡耀邦虽然在政治上反左、经济上改革，但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极其稳健。
1986年9月28日，《中共中央 胡耀邦同志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座谈会讲话摘要》中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讲话：“有些言论信口开河，……把西方民主说的天花乱坠，离开了中国的实际。……按书记处分工，这件事由赵紫阳同志负责（指的是政治体制改革》），用大约一年左右的时间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方法等研究清楚，……但是我们党委还是要注意，不要让那些人制造空气、造风潮、搞的人心不安。……有人现在是搞西方的舆论先行的那一套，盲目的模仿西方民主，而不求和中国的实际接轨，毛 批评过言必称希腊的人，我们现在就应该注意这一点，党委特别是常委同志特别要注意不要上了那些号称满腹经纶其实不过是生吞活剥西方的人的当。”
从这个讲话看，胡耀邦对于西方的和平演变和思想渗透是非常的警惕的，如果掌大位，在核心问题上 是不含糊的。
胡耀邦在坚定不移的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态度上 是坚决的，之所以后来被批评在资产阶级自由化上犯错误，并不是他积极支持学潮，而是不主张利用激烈的手段对付学潮，希望通过说教的方式化解彼此的矛盾。
胡耀邦的反击不力，进而被模糊看作是姑息纵容“民主活动”。
中国民众有要求民主的权力，中国的民众也有向政府提意见的权力。20世纪的80年代的学运，绝大部分学生当然是爱国的，但其领导人是否爱国，就只有鬼知道了。
1989年学运后，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竟然对中国禁运，中国的学运领袖竟然都跑到西方去生活，就是多么缺心眼的人也能够明明白白判断：学运领袖实际配合了美国对中国的政治颠覆。
美利坚政府是一个非常实实在在的政府，如果对他没有用处，他绝对不会拿纳税人的金钱帮助中国搞学运。
学生是爱国的，但被利用了，应该是一个比较中肯的评价。
楼主：yc雨花石
时间：2019-05-28 13:08:27
@yc雨花石 676楼 2014-04-10 16:36:38
雨花石关于第33节的一点发言
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帖子的第33节接连不断的被吃掉。我已经连发了三遍了。这个第33节牵连了对20世纪80年代中共领导层人事的一点谈论，也牵扯到1989年对学运的评价。也许得罪了左派，也许得罪了右翼，也许左右翼都得罪了。
我个人认为，这一节很不算很甘冒禁忌，因为我是从网络搜集的。但到我这里就一个劲被吞掉，太奇怪了。
我明日直接发第34节。至于第33节，我就经常不断的发，每......
-----------------------------
@刺猬0112 677楼 2014-04-10 18:10:13
xueyun那段事情，感觉不是得罪谁不得罪谁的问题，而是触及就犯忌讳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只能是无奈的保持真空，除了这个，大家或捧或骂太祖版主都不会搭理。我觉得帖子被吞掉的主要原因就是它。
-----------------------------
就我个人的政治思路而言，非常支持有人批评政府，非常支持暴露社会的阴暗面，因为他有利于改正。
但，现在非常的搞笑，批评政府非常正大光明，批评学生就不可以。
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不犯错误的集团，政府可以批评，学生当然也可以批评。如此禁忌，哎。
雨花石关于第33节的一点发言
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帖子的第33节接连不断的被吃掉。我已经连发了三遍了。这个第33节牵连了对20世纪80年代中共领导层人事的一点谈论，也牵扯到1989年对学运的评价。也许得罪了左派，也许得罪了右翼，也许左右翼都得罪了。
我个人认为，这一节很不算很甘冒禁忌，因为我是从网络搜集的。但到我这里就一个劲被吞掉，太奇怪了。
我明日直接发第34节。至于第33节，我就经常不断的发，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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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猬0112 677楼 2014-04-10 18:10:13
xueyun那段事情，感觉不是得罪谁不得罪谁的问题，而是触及就犯忌讳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只能是无奈的保持真空，除了这个，大家或捧或骂太祖版主都不会搭理。我觉得帖子被吞掉的主要原因就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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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个人的政治思路而言，非常支持有人批评政府，非常支持暴露社会的阴暗面，因为他有利于改正。
但，现在非常的搞笑，批评政府非常正大光明，批评学生就不可以。
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不犯错误的集团，政府可以批评，学生当然也可以批评。如此禁忌，哎。
楼主：yc雨花石
时间：2019-05-28 13:08:27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33节
我们打开网络，迎面而来的是极多的对政府批评的负面新闻。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他说明政府的确有许许多多地方让民众不满意，但从整体看，政府的管理能力还是提高了，大多数人在批评政府的同时还承认他马马虎虎在履行自己的职责。
但是，20世纪80年代，相当多的人不可能预知20余年后的今天，他们非常激烈的走上了街头。
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遇到的最大的麻烦不仅仅是如何改革，还有领导人的世代交替。
因为年事已高，邓南海是非常罕见的时刻选择接班人的领导核心。
1986年的邓南海已经82岁，这个年龄已经非常接近毛润中的极限生命。
公平的评价，邓南海时代的党、政两个一把手古月明、宋朝紫还是比较称职的。但是，公平看来，他两位对于西方帝国主义集团对于中国的战略阴谋确实疏于防范。
在今天，20世纪80年代决定中国命运的大部分老同志已经去世，我们没有办法让他们透漏他们当时的心态——即使活着，我们也没法问，问了他们也不说。
所以，我们只能瞎猜。
从1989年的开始的中国动乱、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看，陈经济、李不倒、薄山西、王生产等人对于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和平演变的阴谋的高度警惕还是非常的必要和洞悉时局的。如果没有他们的坚持，中国共产党能否躲过1989年那一劫，还两说着。
邓南海虽然推动改革，但对于共产主义信仰的坚持是不可动摇的。20世纪60年代，在中苏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争论中，邓南海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1989年邓南海会见北极熊割家尾巴，谈到中苏两党曾经的大论战：“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从1957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60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1963年我率代表团去莫斯科，会谈破裂。应该说，从60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
邓南海是一个非常敢于坚持自己的独立思想的人，他连毛润中都敢于顶撞，当然就更不在乎北极熊粗鲁先生和割家尾巴。
1989年，邓南海对割家尾巴的讲话，表露的是自己真实的思想：“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
邓南海这句话是承认自己当年的思考有些也是错误的，而粗鲁先生的有些思考也并不是没有道理。
邓南海也公开批判粗鲁先生是修正主义。
1979年邓南海推动改革，的确是承认党的管理有错误、有失误，这里面就有对当年粗鲁先生推动改革的认可。
但，邓南海毕竟是1963年中苏莫斯科谈判全面破裂的代表团团长，他对改革可能动摇共产党的根基的担忧在那个时代已经形成，十几年后，他虽然竭力推动改革，但对于推倒共产党的力量仍然保持警惕。
陈经济、李不倒、薄山西、王生产等元老对于激进改革派的批评，应该对邓南海起了重要影响。
1986年夏季，邓南海找古月明谈话，就1987年中共十三大的人选提出自己的看法：“我全下，辞去军委 ，你半下，接我的军委职务，宋朝紫也半下，去当国家 ， 和总理都让年轻人去做。”
这是邓南海第一次预备辞去全部职务，他的这种行为是带动元老更加彻底退出政坛。
如果仅仅是普通的新老交替，就低估了邓南海的深谋远虑。在他看来，古月明和宋朝紫都是有缺点的领导人，都不适合领导全局，而竟然安排宋朝紫接替李不倒担任国家 ，已经暗含了对宋朝紫的警惕。
我们都知道，在20世纪80年代，国家 始终是一个荣誉性的地位，无论李不倒，还是其后的杨政委，他们担任国家 的时候，虽然能够积极参与国家重大事件的决策，并不因为国家 的位置决定，而是他们本身的历史背景和领导核心对他们的信任所致。
和李不倒相比，宋朝紫的历史背景和资历就太浅了，也没有强大的山头派系可供依托，他能够参与国务，主要是凭借自己的职权。
就在中共党内的个人影响看，宋朝紫也远远不能与古月明相比。
邓南海安排古月明接手最核心的军委 ，表明对于古月明的党性是绝对信任的。
邓南海安排古月明和宋朝紫半退，既有发挥他们积极改革的倾向，也有安排更加可靠的接班人的考量。
已经有了将信将疑。
对于古月明和宋朝紫半退之后，党务和政府的一线领导人，邓南海主张乔石头担任党务系统的负责人之一，李快飞作为国务院总理人选之一。
现在看来，邓南海在1986年的布局是非常严谨的，乔石头和李快飞在邓南海去世之后，对于稳定中国的政局起到积极的作用。
古月明提出的人选有胡立启立、王国兆和郝秀建。
1989年，政治局常委胡立启因为支持宋朝紫而被免职，1991年担任机械电子工业部副部长，1998年担任了九届政协副 。
从邓南海单独私密和古月明交流最核心人事布局看，邓南海对古月明是充满期望的。
对于古月明的性格缺点，原中共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吴江曾经直接提出： 1、宽厚有余、威重不足；2、有开拓局面的雄心，而无控制局势的魄力；3、容易被人欺负，容易被人颠覆。
简单说：没有政治手腕，对别人内心世界的认识不够。
古月明竟然在第一时间把邓南海和他的私密谈话告诉了宋朝紫。
1986年，邓南海对于半退的古月明和宋朝紫的安排截然不同：古月明接手的是邓南海的领导核心，而宋朝紫接手的荣誉性位置。
一个是明退而实掌核心权力，一个明升而被剥夺权力。二者的差距是天悬地隔。
古月明和宋朝紫虽然都积极改革，二人却有本质的不同。
古月明在文革时期和文革后与邓南海的思想高度合拍，在拨乱反正和推动改革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古月明虽然在政治上反左、经济上改革，但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极其稳健。
1986年9月28日，《中共中央 古月明同志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座谈会讲话摘要》中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讲话：“有些言论信口开河，……把西方民主说的天花乱坠，离开了中国的实际。……按书记处分工，这件事由宋朝紫同志负责（指的是政治体制改革》），用大约一年左右的时间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方法等研究清楚，……但是我们党委还是要注意，不要让那些人制造空气、造风潮、搞的人心不安。……有人现在是搞西方的舆论先行的那一套，盲目的模仿西方民主，而不求和中国的实际接轨，毛 批评过言必称希腊的人，我们现在就应该注意这一点，党委特别是常委同志特别要注意不要上了那些号称满腹经纶其实不过是生吞活剥西方的人的当。”
从这个讲话看，古月明对于西方的和平演变和思想渗透是非常的警惕的，如果掌大位，在核心问题上 是不含糊的。
古月明在坚定不移的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态度上 是坚决的，之所以后来被批评在资产阶级自由化上犯错误，并不是他积极支持学潮，而是不主张利用激烈的手段对付学潮，希望通过说教的方式化解彼此的矛盾。
古月明的反击不力，进而被模糊看作是姑息纵容“民主活动”。
中国民众有要求民主的权力，中国的民众也有向政府提意见的权力。20世纪的80年代的学运，绝大部分学生当然是爱国的，但其领导人是否爱国，就只有鬼知道了。
1989年学运后，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竟然对中国禁运，中国的学运领袖竟然都跑到西方去生活，就是多么缺心眼的人也能够明明白白判断：学运领袖实际配合了美国对中国的政治颠覆。
美利坚政府是一个非常实实在在的政府，如果对他没有用处，他绝对不会拿纳税人的金钱帮助中国搞学运。
学生是爱国的，但被利用了，应该是一个比较中肯的评价。
第33节
我们打开网络，迎面而来的是极多的对政府批评的负面新闻。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他说明政府的确有许许多多地方让民众不满意，但从整体看，政府的管理能力还是提高了，大多数人在批评政府的同时还承认他马马虎虎在履行自己的职责。
但是，20世纪80年代，相当多的人不可能预知20余年后的今天，他们非常激烈的走上了街头。
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遇到的最大的麻烦不仅仅是如何改革，还有领导人的世代交替。
因为年事已高，邓南海是非常罕见的时刻选择接班人的领导核心。
1986年的邓南海已经82岁，这个年龄已经非常接近毛润中的极限生命。
公平的评价，邓南海时代的党、政两个一把手古月明、宋朝紫还是比较称职的。但是，公平看来，他两位对于西方帝国主义集团对于中国的战略阴谋确实疏于防范。
在今天，20世纪80年代决定中国命运的大部分老同志已经去世，我们没有办法让他们透漏他们当时的心态——即使活着，我们也没法问，问了他们也不说。
所以，我们只能瞎猜。
从1989年的开始的中国动乱、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看，陈经济、李不倒、薄山西、王生产等人对于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和平演变的阴谋的高度警惕还是非常的必要和洞悉时局的。如果没有他们的坚持，中国共产党能否躲过1989年那一劫，还两说着。
邓南海虽然推动改革，但对于共产主义信仰的坚持是不可动摇的。20世纪60年代，在中苏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争论中，邓南海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1989年邓南海会见北极熊割家尾巴，谈到中苏两党曾经的大论战：“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从1957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60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1963年我率代表团去莫斯科，会谈破裂。应该说，从60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
邓南海是一个非常敢于坚持自己的独立思想的人，他连毛润中都敢于顶撞，当然就更不在乎北极熊粗鲁先生和割家尾巴。
1989年，邓南海对割家尾巴的讲话，表露的是自己真实的思想：“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
邓南海这句话是承认自己当年的思考有些也是错误的，而粗鲁先生的有些思考也并不是没有道理。
邓南海也公开批判粗鲁先生是修正主义。
1979年邓南海推动改革，的确是承认党的管理有错误、有失误，这里面就有对当年粗鲁先生推动改革的认可。
但，邓南海毕竟是1963年中苏莫斯科谈判全面破裂的代表团团长，他对改革可能动摇共产党的根基的担忧在那个时代已经形成，十几年后，他虽然竭力推动改革，但对于推倒共产党的力量仍然保持警惕。
陈经济、李不倒、薄山西、王生产等元老对于激进改革派的批评，应该对邓南海起了重要影响。
1986年夏季，邓南海找古月明谈话，就1987年中共十三大的人选提出自己的看法：“我全下，辞去军委 ，你半下，接我的军委职务，宋朝紫也半下，去当国家 ， 和总理都让年轻人去做。”
这是邓南海第一次预备辞去全部职务，他的这种行为是带动元老更加彻底退出政坛。
如果仅仅是普通的新老交替，就低估了邓南海的深谋远虑。在他看来，古月明和宋朝紫都是有缺点的领导人，都不适合领导全局，而竟然安排宋朝紫接替李不倒担任国家 ，已经暗含了对宋朝紫的警惕。
我们都知道，在20世纪80年代，国家 始终是一个荣誉性的地位，无论李不倒，还是其后的杨政委，他们担任国家 的时候，虽然能够积极参与国家重大事件的决策，并不因为国家 的位置决定，而是他们本身的历史背景和领导核心对他们的信任所致。
和李不倒相比，宋朝紫的历史背景和资历就太浅了，也没有强大的山头派系可供依托，他能够参与国务，主要是凭借自己的职权。
就在中共党内的个人影响看，宋朝紫也远远不能与古月明相比。
邓南海安排古月明接手最核心的军委 ，表明对于古月明的党性是绝对信任的。
邓南海安排古月明和宋朝紫半退，既有发挥他们积极改革的倾向，也有安排更加可靠的接班人的考量。
已经有了将信将疑。
对于古月明和宋朝紫半退之后，党务和政府的一线领导人，邓南海主张乔石头担任党务系统的负责人之一，李快飞作为国务院总理人选之一。
现在看来，邓南海在1986年的布局是非常严谨的，乔石头和李快飞在邓南海去世之后，对于稳定中国的政局起到积极的作用。
古月明提出的人选有胡立启立、王国兆和郝秀建。
1989年，政治局常委胡立启因为支持宋朝紫而被免职，1991年担任机械电子工业部副部长，1998年担任了九届政协副 。
从邓南海单独私密和古月明交流最核心人事布局看，邓南海对古月明是充满期望的。
对于古月明的性格缺点，原中共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吴江曾经直接提出： 1、宽厚有余、威重不足；2、有开拓局面的雄心，而无控制局势的魄力；3、容易被人欺负，容易被人颠覆。
简单说：没有政治手腕，对别人内心世界的认识不够。
古月明竟然在第一时间把邓南海和他的私密谈话告诉了宋朝紫。
1986年，邓南海对于半退的古月明和宋朝紫的安排截然不同：古月明接手的是邓南海的领导核心，而宋朝紫接手的荣誉性位置。
一个是明退而实掌核心权力，一个明升而被剥夺权力。二者的差距是天悬地隔。
古月明和宋朝紫虽然都积极改革，二人却有本质的不同。
古月明在文革时期和文革后与邓南海的思想高度合拍，在拨乱反正和推动改革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古月明虽然在政治上反左、经济上改革，但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极其稳健。
1986年9月28日，《中共中央 古月明同志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座谈会讲话摘要》中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讲话：“有些言论信口开河，……把西方民主说的天花乱坠，离开了中国的实际。……按书记处分工，这件事由宋朝紫同志负责（指的是政治体制改革》），用大约一年左右的时间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方法等研究清楚，……但是我们党委还是要注意，不要让那些人制造空气、造风潮、搞的人心不安。……有人现在是搞西方的舆论先行的那一套，盲目的模仿西方民主，而不求和中国的实际接轨，毛 批评过言必称希腊的人，我们现在就应该注意这一点，党委特别是常委同志特别要注意不要上了那些号称满腹经纶其实不过是生吞活剥西方的人的当。”
从这个讲话看，古月明对于西方的和平演变和思想渗透是非常的警惕的，如果掌大位，在核心问题上 是不含糊的。
古月明在坚定不移的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态度上 是坚决的，之所以后来被批评在资产阶级自由化上犯错误，并不是他积极支持学潮，而是不主张利用激烈的手段对付学潮，希望通过说教的方式化解彼此的矛盾。
古月明的反击不力，进而被模糊看作是姑息纵容“民主活动”。
中国民众有要求民主的权力，中国的民众也有向政府提意见的权力。20世纪的80年代的学运，绝大部分学生当然是爱国的，但其领导人是否爱国，就只有鬼知道了。
1989年学运后，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竟然对中国禁运，中国的学运领袖竟然都跑到西方去生活，就是多么缺心眼的人也能够明明白白判断：学运领袖实际配合了美国对中国的政治颠覆。
美利坚政府是一个非常实实在在的政府，如果对他没有用处，他绝对不会拿纳税人的金钱帮助中国搞学运。
学生是爱国的，但被利用了，应该是一个比较中肯的评价。
楼主：yc雨花石
时间：2019-05-28 13:08:27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35节
如果邓小平知道了胡耀邦将自己的私密谈话告知了赵紫阳，他必须思考：胡耀邦将私密谈话告知赵紫阳的目的是什么？
胡耀邦仅仅看到了自己和赵紫阳都半退的安排，而没有看到邓小平对二人安排的天悬地隔。始终控制军权的邓小平明白自己让胡耀邦接手军委 的政治含义，也明白自己安排赵紫阳转岗的实际权力剥夺。胡耀邦的泄密，不要说国家政治，即使在个人企业，一个员工如果如此行事，也太糊涂了。
野心勃勃的赵紫阳绝地反击。
胡耀邦竟然将邓小平的私密谈话告知赵紫阳，在赵紫阳看来：邓小平一定没有将自己在1984年写密信的事情告知胡耀邦，邓小平的这一行为，说明邓小平对于胡耀邦的信任还没有到无所保留的程度；邓小平安排胡耀邦离开党务一把手而专任军委 ，并不是让胡耀邦以党务一把手的身份兼任军委 ，这也说明邓小平也确实有减轻胡耀邦影响的考量。
按照常理，邓小平如果退出政坛，他的接班人应该是 兼职军委 。
邓小平之前的毛泽东、华国锋和邓小平之后江泽民、胡锦涛、 一概以党务一把手兼任军委 ，邓小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一个军委 不担任党务一把手的领导核心，其原因是他接任的时候，已经太过于高龄。
赵紫阳将邓小平和胡耀邦的私密谈话大范围泄露出去。
20世纪80年代，中共推动改革后，不但要排除各种“左”的思想和力量的反对，还要排除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更要应对来自于西方的和平演变和国内的政治敌对势力。应对这一切问题的核心抓手就是最高领导人的能力、威信。邓小平虽然年事已高，但毕竟精力还能够胜任决策，在没有出现合适人选之前，让邓小平继续发挥影响，是各种政治集团都可以接受的考量。邓小平对于自己退出政坛的公开宣布方式和时间应该有自己的考虑，胡耀邦、赵紫阳的泄密打乱了布局，而且在老干部中产生了极大的反弹。
流言一旦出现，传播者就会根据自己的理解而添盐加醋，如果别有用心的点火，就会更加麻烦。
1986年，北京广为流传邓小平将退出政坛，而且传言是邓小平是被逼退出政坛。
坊间的传言将邓小平和胡耀邦置于两个不同的阵营。
王震在中央党校公开说道：“谁让小平同志退休，谁就是三种人。”
从王震的讲话看，他不但不知道赵紫阳给邓小平私密写信而且邓小平在和胡耀邦私密谈话前也并没有提前给王震打招呼，其他已经被告知的几个最核心的元老也没有通告王震。
王震认为：胡耀邦在逼迫邓小平退休，即使邓小平主动要求退休，你胡耀邦也不应该接受。
王震直接以“三种人”称谓胡耀邦，可见他对于胡耀邦逼迫邓小平退休的反弹之猛烈。
“三种人”，是文革后拨乱反正时期的一个名词，他指：1、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2、帮派思想严重的人；3、打砸抢分子。
对于“三种人”，邓小平有非常严肃的评价：“最危险的是‘三种人’……说他们最危险，是因为：一、他们坚持原来的帮派思想，有一套煽惑性和颠覆性的政治主张；二、他们有狡猾的政治手腕，不利时会伪装自己，骗取信任，时机到来，又会煽风点火，制造新的动乱；三、他们转移、散布和隐蔽在全国许多地方，秘密的派性联系还没有完全消灭；四、他们比较年轻，也比较有文化。他们当中有些人早就扬言十年、二十年后见。总之，他们是一股有野心的政治势力，不可小看，如果不在整党中解决，就会留下祸根，成为定时炸弹。”
胡耀邦肯定不是林彪、江青集团的人，他也不是打砸抢分子，但，他竟然将邓小平的私密谈话泄密给赵紫阳，是否“帮派思想严重的人”，那就看每一个人的自家理解了。
但是，从邓小平对于“三种人”的剖析看，1915年出生的胡耀邦比1904年出生的邓小平小11岁，1986年虽然已经72岁，但毕竟还年轻，至于他竟然比邓小平还提前去世了8年，那是除了老天爷谁也无法预知的事情。
邓小平说“三种人”：“他们有狡猾的政治手腕，不利时会伪装自己，骗取信任，时机到来，又会煽风点火，制造新的动乱。”
胡耀邦已经获得了邓小平的信任，他将邓小平的谈话泄密，在领导层内引起极大的分歧，很容易让邓小平等元老引起极大的禁忌。
王震的讲话，在党内外影响很大，而且越传越复杂，以后居然形成了“胡耀邦逼宫”的统一版本。
胡耀邦是否逼宫，邓小平当然知道的清清楚楚，但如果邓小平等人不知道胡耀邦竟然犯将私密谈话告知赵紫阳这样低等级的错误，邓小平等人也不知道全世界传播小道消息的人是赵紫阳有意布置，那么他们就认定是胡耀邦故意广而告之邓小平即将退休。胡耀邦为什么告诉别人邓小平即将退休呢？如果从个人利益的角度看，很容易理解成胡耀邦在告诉全党：以后我是当家人，所有的人事布局由我决定。
那还了得！
1984年，邓小平接到赵紫阳密信后，仅仅批示了已阅的字眼。
赵紫阳告胡耀邦争权，如果属实，那么说明党务领导人干涉政府工作，违背了自己党政分开的改革方向，但毕竟是党务向政务伸手，除却个人权威扩大的因素，也带有加强党对政府工作领导的倾向。在资产阶级自由化已经泛滥的情况下，加强党的领导也是一种思路。
躲过1989年的劫难后，1992年之后，中共开始布局省委书记兼人大一把手。
20世纪90年代初期，面对东欧和苏联的共产党纷纷丢失政权，如何确保党的领导，成为摆在中共面前的最大课题。90 年代初期，江泽民就明确提出党与人大之间的关系是中国最根本的政治关系，并指出：“加强党的领导同发挥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是一致的。党对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最本质的内容就是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制度。”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法律上的最高权力机构，一旦共产党失控人大，当然就丢失了政权。在全国的地方政权换届选举中，一些省份的选举结果出人意料，党委推荐的候选人在人大选举中落选，人大代表联名提出的候选人顺利当选。
1993年1月15日，在浙江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中央提名的省长候选人葛洪升落选，原定的副省长候选人万学远当选省长。葛洪升落选后调任国务院特区办公室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现已退休。
意外当选省长的万学远1997年进京担任人事部副部长，接任的是柴松岳。2002年10月，柴松岳进京担任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 、党组书记。
2002年10月，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 调浙江接手柴松岳的职务。
葛洪升落选的同日，贵州也发生同样的“民主事故”：中央提名的省长候选人王朝文落选，原定的副省长候选人陈士能当选。
在这之前，王朝文已经担任过贵州省省长，本次是以省长身份提名省长选举，结果意外落选。
落选后不久的1993年3月29日，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王朝文当选为八届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
王朝文是苗族。
到了1993年6月，贵州省省委书记兼人大主任刘正威（在他之前的贵州省委书记是胡锦涛）调回北京任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书记， 他留下的省委书记一职由江西省委副书记、省政协 、党组书记刘方仁调任，他留下的人大主任由王朝文接任。
这个刘方仁，1985年6月至1993年2月，任江西省委副书记。
刘方仁的排名非常的特别。
当时的江西省委排名第一位是省委书记万绍芬，第三位是省长倪献策，刘方仁排名第二。这种排名在新中国的干部上是绝无仅有的，因为，一般省长的排名都在第二位。
万绍芬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地方党务一把手，她和省长倪献策关系非常紧张。
1986年，倪献策成为建国后第一位因普通犯罪而被判刑的省级干部。
接任江西省长的吴官正，后来曾经担任过政治局常委和中纪委书记。
排名在倪献策之前的刘方仁，2002年也因腐败而被双规，成为第一个被判刑的省委书记。
这两哥们混的。
第35节
如果邓小平知道了胡耀邦将自己的私密谈话告知了赵紫阳，他必须思考：胡耀邦将私密谈话告知赵紫阳的目的是什么？
胡耀邦仅仅看到了自己和赵紫阳都半退的安排，而没有看到邓小平对二人安排的天悬地隔。始终控制军权的邓小平明白自己让胡耀邦接手军委 的政治含义，也明白自己安排赵紫阳转岗的实际权力剥夺。胡耀邦的泄密，不要说国家政治，即使在个人企业，一个员工如果如此行事，也太糊涂了。
野心勃勃的赵紫阳绝地反击。
胡耀邦竟然将邓小平的私密谈话告知赵紫阳，在赵紫阳看来：邓小平一定没有将自己在1984年写密信的事情告知胡耀邦，邓小平的这一行为，说明邓小平对于胡耀邦的信任还没有到无所保留的程度；邓小平安排胡耀邦离开党务一把手而专任军委 ，并不是让胡耀邦以党务一把手的身份兼任军委 ，这也说明邓小平也确实有减轻胡耀邦影响的考量。
按照常理，邓小平如果退出政坛，他的接班人应该是 兼职军委 。
邓小平之前的毛泽东、华国锋和邓小平之后江泽民、胡锦涛、 一概以党务一把手兼任军委 ，邓小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一个军委 不担任党务一把手的领导核心，其原因是他接任的时候，已经太过于高龄。
赵紫阳将邓小平和胡耀邦的私密谈话大范围泄露出去。
20世纪80年代，中共推动改革后，不但要排除各种“左”的思想和力量的反对，还要排除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更要应对来自于西方的和平演变和国内的政治敌对势力。应对这一切问题的核心抓手就是最高领导人的能力、威信。邓小平虽然年事已高，但毕竟精力还能够胜任决策，在没有出现合适人选之前，让邓小平继续发挥影响，是各种政治集团都可以接受的考量。邓小平对于自己退出政坛的公开宣布方式和时间应该有自己的考虑，胡耀邦、赵紫阳的泄密打乱了布局，而且在老干部中产生了极大的反弹。
流言一旦出现，传播者就会根据自己的理解而添盐加醋，如果别有用心的点火，就会更加麻烦。
1986年，北京广为流传邓小平将退出政坛，而且传言是邓小平是被逼退出政坛。
坊间的传言将邓小平和胡耀邦置于两个不同的阵营。
王震在中央党校公开说道：“谁让小平同志退休，谁就是三种人。”
从王震的讲话看，他不但不知道赵紫阳给邓小平私密写信而且邓小平在和胡耀邦私密谈话前也并没有提前给王震打招呼，其他已经被告知的几个最核心的元老也没有通告王震。
王震认为：胡耀邦在逼迫邓小平退休，即使邓小平主动要求退休，你胡耀邦也不应该接受。
王震直接以“三种人”称谓胡耀邦，可见他对于胡耀邦逼迫邓小平退休的反弹之猛烈。
“三种人”，是文革后拨乱反正时期的一个名词，他指：1、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2、帮派思想严重的人；3、打砸抢分子。
对于“三种人”，邓小平有非常严肃的评价：“最危险的是‘三种人’……说他们最危险，是因为：一、他们坚持原来的帮派思想，有一套煽惑性和颠覆性的政治主张；二、他们有狡猾的政治手腕，不利时会伪装自己，骗取信任，时机到来，又会煽风点火，制造新的动乱；三、他们转移、散布和隐蔽在全国许多地方，秘密的派性联系还没有完全消灭；四、他们比较年轻，也比较有文化。他们当中有些人早就扬言十年、二十年后见。总之，他们是一股有野心的政治势力，不可小看，如果不在整党中解决，就会留下祸根，成为定时炸弹。”
胡耀邦肯定不是林彪、江青集团的人，他也不是打砸抢分子，但，他竟然将邓小平的私密谈话泄密给赵紫阳，是否“帮派思想严重的人”，那就看每一个人的自家理解了。
但是，从邓小平对于“三种人”的剖析看，1915年出生的胡耀邦比1904年出生的邓小平小11岁，1986年虽然已经72岁，但毕竟还年轻，至于他竟然比邓小平还提前去世了8年，那是除了老天爷谁也无法预知的事情。
邓小平说“三种人”：“他们有狡猾的政治手腕，不利时会伪装自己，骗取信任，时机到来，又会煽风点火，制造新的动乱。”
胡耀邦已经获得了邓小平的信任，他将邓小平的谈话泄密，在领导层内引起极大的分歧，很容易让邓小平等元老引起极大的禁忌。
王震的讲话，在党内外影响很大，而且越传越复杂，以后居然形成了“胡耀邦逼宫”的统一版本。
胡耀邦是否逼宫，邓小平当然知道的清清楚楚，但如果邓小平等人不知道胡耀邦竟然犯将私密谈话告知赵紫阳这样低等级的错误，邓小平等人也不知道全世界传播小道消息的人是赵紫阳有意布置，那么他们就认定是胡耀邦故意广而告之邓小平即将退休。胡耀邦为什么告诉别人邓小平即将退休呢？如果从个人利益的角度看，很容易理解成胡耀邦在告诉全党：以后我是当家人，所有的人事布局由我决定。
那还了得！
1984年，邓小平接到赵紫阳密信后，仅仅批示了已阅的字眼。
赵紫阳告胡耀邦争权，如果属实，那么说明党务领导人干涉政府工作，违背了自己党政分开的改革方向，但毕竟是党务向政务伸手，除却个人权威扩大的因素，也带有加强党对政府工作领导的倾向。在资产阶级自由化已经泛滥的情况下，加强党的领导也是一种思路。
躲过1989年的劫难后，1992年之后，中共开始布局省委书记兼人大一把手。
20世纪90年代初期，面对东欧和苏联的共产党纷纷丢失政权，如何确保党的领导，成为摆在中共面前的最大课题。90 年代初期，江泽民就明确提出党与人大之间的关系是中国最根本的政治关系，并指出：“加强党的领导同发挥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是一致的。党对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最本质的内容就是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制度。”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法律上的最高权力机构，一旦共产党失控人大，当然就丢失了政权。在全国的地方政权换届选举中，一些省份的选举结果出人意料，党委推荐的候选人在人大选举中落选，人大代表联名提出的候选人顺利当选。
1993年1月15日，在浙江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中央提名的省长候选人葛洪升落选，原定的副省长候选人万学远当选省长。葛洪升落选后调任国务院特区办公室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现已退休。
意外当选省长的万学远1997年进京担任人事部副部长，接任的是柴松岳。2002年10月，柴松岳进京担任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 、党组书记。
2002年10月，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 调浙江接手柴松岳的职务。
葛洪升落选的同日，贵州也发生同样的“民主事故”：中央提名的省长候选人王朝文落选，原定的副省长候选人陈士能当选。
在这之前，王朝文已经担任过贵州省省长，本次是以省长身份提名省长选举，结果意外落选。
落选后不久的1993年3月29日，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王朝文当选为八届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
王朝文是苗族。
到了1993年6月，贵州省省委书记兼人大主任刘正威（在他之前的贵州省委书记是胡锦涛）调回北京任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书记， 他留下的省委书记一职由江西省委副书记、省政协 、党组书记刘方仁调任，他留下的人大主任由王朝文接任。
这个刘方仁，1985年6月至1993年2月，任江西省委副书记。
刘方仁的排名非常的特别。
当时的江西省委排名第一位是省委书记万绍芬，第三位是省长倪献策，刘方仁排名第二。这种排名在新中国的干部上是绝无仅有的，因为，一般省长的排名都在第二位。
万绍芬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地方党务一把手，她和省长倪献策关系非常紧张。
1986年，倪献策成为建国后第一位因普通犯罪而被判刑的省级干部。
接任江西省长的吴官正，后来曾经担任过政治局常委和中纪委书记。
排名在倪献策之前的刘方仁，2002年也因腐败而被双规，成为第一个被判刑的省委书记。
这两哥们混的。
楼主：yc雨花石
时间：2019-05-28 13:08:27
@jieke9999999 708楼 2014-04-12 13:56:43
坐等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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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35节也被吞没了。呜呼哀哉！
坐等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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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35节也被吞没了。呜呼哀哉！
楼主：yc雨花石
时间：2019-05-28 13:08:27
@Lancer2 706楼 2014-04-11 16:36:14
这就太奇怪了。孙中山事情不成，也是跑到日本，难道他是日本间谍？对自己的学生用拖拉机，难道还要优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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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的外部支持问题
一个政党，一个集团，为了改善国家政治，在世界大舞台密切联系的现实下，往往需要学习。
一个国家，一个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往往需要输出意识形态，因为意识形态代表他的利益。同理，但一个国家的管理者，接受了另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的时候，就一定或多或少代表了另一个国家的利益。
比如，美国宣扬的价值观，就是对美国最有利的价值观，你接受他的价值观，本身就对他有利。
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变法失败逃跑是得到外国帮助的。
康有为、梁启超要求在中国建立自由资本主义制度，有利于西方列强打开中国的市场，有利于建立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
1905年，孙中山的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我上初中的时候，对此非常奇怪：一直在思考如何侵略中国的日本为什么支持孙中山的革命呢？
日本的侵略，其第一步就有南下海洋和北上大陆的分歧。日本的主流思想是占领满族、控制整个黑龙江流域，建立环日本海的海陆兼有型国家，这样一来，他的进攻矛盾就是中国和俄罗斯。
对于孙中山来讲，满洲的领土根本就不是汉族的基本土地，他的革命目标是“驱逐鞑虏”，建立一个山海关之内的纯粹的汉族政权，非汉族各自独立。孙中山这个思想最终引发了西藏的分离运动和外蒙的独立。
对于孙中山来讲，日本要占领满洲，实际是帮助了汉民族的独立，所以，孙中山和日本军阀一拍即合，日本支持孙中山革命而孙中山同意放弃东北。
近代西方，出现的民族独立自决权，影响了孙中山的民族革命，但其狭隘性也影响了中国。
辛亥初期，革命党人干了许多不理智的行为，很伤害了蒙古和西藏。
孙中山在没有获得政权的时候，是非常的意识形态，一旦掌权，就发现实际问题太复杂，建立独立的汉民族国家是胡扯淡的思想，所以进步为五族共和，但麻烦已经种下。
1921年，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帮助成立的是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的活动经费来源于苏俄，他的政策和意识形态当然体现了苏俄的利益。
共产党的成立，正如同盟会的成立，他当然代表了中国的利益，但也代表了背后的赞助商的利益。
美国、日本、苏联，哪家都有钱，但哪家的钱都不好花。
1935年，毛泽东掌权，就经常和苏联闹别扭，这个就是中共代表国家利益和曾经的赞助商闹别扭。
1959年，中苏论战，表面是意识形态，其根本还是中共在完全控制政权后彻底脱离苏联的控制，背弃当初的拉赞助承诺。
1910年，日本正式吞并朝鲜，为了减缓中国的反对，也为了消化的时候减轻压力，就把鸭绿江、图们江以西的大约两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给了中国。这就是中国境内朝鲜人的来历。
抗美援朝之后，这块土地就成了中国的。
日本人、苏联人帮助中国搞革命，美国帮助中国搞运动，当然有利于自己的利益。
在这个问题上，哪一个政党都一样，我不偏袒共产党。
这就太奇怪了。孙中山事情不成，也是跑到日本，难道他是日本间谍？对自己的学生用拖拉机，难道还要优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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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的外部支持问题
一个政党，一个集团，为了改善国家政治，在世界大舞台密切联系的现实下，往往需要学习。
一个国家，一个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往往需要输出意识形态，因为意识形态代表他的利益。同理，但一个国家的管理者，接受了另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的时候，就一定或多或少代表了另一个国家的利益。
比如，美国宣扬的价值观，就是对美国最有利的价值观，你接受他的价值观，本身就对他有利。
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变法失败逃跑是得到外国帮助的。
康有为、梁启超要求在中国建立自由资本主义制度，有利于西方列强打开中国的市场，有利于建立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
1905年，孙中山的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我上初中的时候，对此非常奇怪：一直在思考如何侵略中国的日本为什么支持孙中山的革命呢？
日本的侵略，其第一步就有南下海洋和北上大陆的分歧。日本的主流思想是占领满族、控制整个黑龙江流域，建立环日本海的海陆兼有型国家，这样一来，他的进攻矛盾就是中国和俄罗斯。
对于孙中山来讲，满洲的领土根本就不是汉族的基本土地，他的革命目标是“驱逐鞑虏”，建立一个山海关之内的纯粹的汉族政权，非汉族各自独立。孙中山这个思想最终引发了西藏的分离运动和外蒙的独立。
对于孙中山来讲，日本要占领满洲，实际是帮助了汉民族的独立，所以，孙中山和日本军阀一拍即合，日本支持孙中山革命而孙中山同意放弃东北。
近代西方，出现的民族独立自决权，影响了孙中山的民族革命，但其狭隘性也影响了中国。
辛亥初期，革命党人干了许多不理智的行为，很伤害了蒙古和西藏。
孙中山在没有获得政权的时候，是非常的意识形态，一旦掌权，就发现实际问题太复杂，建立独立的汉民族国家是胡扯淡的思想，所以进步为五族共和，但麻烦已经种下。
1921年，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帮助成立的是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的活动经费来源于苏俄，他的政策和意识形态当然体现了苏俄的利益。
共产党的成立，正如同盟会的成立，他当然代表了中国的利益，但也代表了背后的赞助商的利益。
美国、日本、苏联，哪家都有钱，但哪家的钱都不好花。
1935年，毛泽东掌权，就经常和苏联闹别扭，这个就是中共代表国家利益和曾经的赞助商闹别扭。
1959年，中苏论战，表面是意识形态，其根本还是中共在完全控制政权后彻底脱离苏联的控制，背弃当初的拉赞助承诺。
1910年，日本正式吞并朝鲜，为了减缓中国的反对，也为了消化的时候减轻压力，就把鸭绿江、图们江以西的大约两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给了中国。这就是中国境内朝鲜人的来历。
抗美援朝之后，这块土地就成了中国的。
日本人、苏联人帮助中国搞革命，美国帮助中国搞运动，当然有利于自己的利益。
在这个问题上，哪一个政党都一样，我不偏袒共产党。
楼主：yc雨花石
时间：2019-05-28 13:08:27
关于《陈光》的东拉西扯
我不敢说我写的东西很好。我解释一下这个东西为什么要这样写。
文章的结构，无论作者怎样努力，都只能扁平的平面结构，这个思想我记不清是西方哪一个非常伟大的文人讲的。
比如，我们通过视频看球赛，双方队员都集中精力争夺一个球。当双方队员在某一固定瞬间争夺球的一刹那间，如果视频定格。我们就发现大家争夺的中心是球，而每一个球员的命运都取决于球。
在视频定格后不久，我们重新播放，立即发现球的位置发生了重大变化，球员的位置也发生了变化。
现在，我们把所有的视频都重新播放一遍，然后要求一个能够写东西的人，把整个球赛完整写一遍。
谁能完整的写出？
永远无人有此能力。
社会生活是立体的，文笔是平面的，为了介绍立体的社会，平面的文笔只能是采取前后穿插。
比如，一个人，这个人可能是雨花石，去学校上班。
一出门发现有小雨，偏偏家里的雨伞被老婆带走了。
今天是星期天，为什么一定要去学校呢？因为一个教师的父亲去世了，校长要总务主任雨花石陪同一起到这个教师家里去安慰一下。校长有汽车，大家约定去学校会和。
当时雨已经停了，雨花石没有携带雨具就骑自行车去学校。因为家离学校比较近，所以就不慌不忙，偏偏在市场附近遇到一堆别人丢弃的西红柿，雨花石闪的慌，结果敦路边泥巴地里了。爬起来一看，非常狼狈，去人家慰问也不礼貌。
雨花石有些好面子，不好意思说自己自己弄一个泥巴猪，就给校长打电话：校长，对不起，我刚出门，车子轮胎没气了，要不你自个去吧。
雨花石正要回家，偏偏又下雨了，没有伞就要避雨。正好路边有一个浴池，干脆就泡澡的干活。
小雨淅淅沥沥的不停，雨花石就泡的愉悦。
有些饿了，穿衣出去吃饭，顶头遇上校长。
这么长时间，他凭什么出现在这里？
决定雨花石倒霉的原因有：1、老天爷为什么第一次下雨？老婆为什么拿走自己和雨花石的两把伞？在没有见到老婆之前，雨花石不知道；2、那个老师的父亲为什么今天去世？如果不是在星期天去世，也就没有了应急；3、路上为什么有西红柿，非要闪人一下？；4、雨花石为什么好面子？；5、老天爷为什么第二次下雨，弄得雨花石只好去避雨？；6、雨为什么停了，弄得雨花石出去找饭吃？7、校长为什么稀奇古怪也来这个他不应该经过的地方买蒸包？他不喜欢吃蒸包，也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在雨花石倒霉的原因里，除了好面子的性格是个人原因，其他都是不应该出现的外因，而每一个外因都有合理的解释。
1、老天爷下雨是有科学道理的；
2、雨花石的老婆之所以拿走两把伞肯定有她合理的理由；
3、西红柿是一种可以卖钱的商品，被人丢弃肯定有合乎道理的无奈；
4、不喜欢吃蒸包的校长出现在不应该出现的包子铺肯定有原因。
要弄明白雨花石之所以被校长揭短的原因，还非常的复杂，尤其那一堆西红柿很可能有更复杂的故事。
近代中国，争夺的核心是政权，各种力量争夺政权，正如球场争球。比赛场的中心是球而不是队员本身。作为一个球员，陈光也曾经出过力，当过前锋，后来因为队内争论被勒令下场换人。多年以后，我们谈论陈光被罚下场事件，因为没有视频，只好去看那些看过球赛的回忆录，并尽可能的以视频的视角解读。
朋友们知道，球迷和球员，对于一场比赛的过程，评价非常的不一致，后人要想弄明白回忆录，那是复杂的很。一定要东拉西扯才可以。
陈光开始被平反，是1986年10月，因为叶剑英去世了。为什么叶剑英活着，陈光久不能平反？这就需要一点一点解读叶剑英。叶剑英经历了太多的党内风云，而陈光被打倒又是在叶剑英的老根据地广东，所以就更复杂了。但是，陈光去世的时候，叶剑英已经被毛泽东弄回北京赋闲，武汉是林彪的地盘，那么陈光一定与林彪有关。
不多扯两句，有时不过瘾。
我不敢说我写的东西很好。我解释一下这个东西为什么要这样写。
文章的结构，无论作者怎样努力，都只能扁平的平面结构，这个思想我记不清是西方哪一个非常伟大的文人讲的。
比如，我们通过视频看球赛，双方队员都集中精力争夺一个球。当双方队员在某一固定瞬间争夺球的一刹那间，如果视频定格。我们就发现大家争夺的中心是球，而每一个球员的命运都取决于球。
在视频定格后不久，我们重新播放，立即发现球的位置发生了重大变化，球员的位置也发生了变化。
现在，我们把所有的视频都重新播放一遍，然后要求一个能够写东西的人，把整个球赛完整写一遍。
谁能完整的写出？
永远无人有此能力。
社会生活是立体的，文笔是平面的，为了介绍立体的社会，平面的文笔只能是采取前后穿插。
比如，一个人，这个人可能是雨花石，去学校上班。
一出门发现有小雨，偏偏家里的雨伞被老婆带走了。
今天是星期天，为什么一定要去学校呢？因为一个教师的父亲去世了，校长要总务主任雨花石陪同一起到这个教师家里去安慰一下。校长有汽车，大家约定去学校会和。
当时雨已经停了，雨花石没有携带雨具就骑自行车去学校。因为家离学校比较近，所以就不慌不忙，偏偏在市场附近遇到一堆别人丢弃的西红柿，雨花石闪的慌，结果敦路边泥巴地里了。爬起来一看，非常狼狈，去人家慰问也不礼貌。
雨花石有些好面子，不好意思说自己自己弄一个泥巴猪，就给校长打电话：校长，对不起，我刚出门，车子轮胎没气了，要不你自个去吧。
雨花石正要回家，偏偏又下雨了，没有伞就要避雨。正好路边有一个浴池，干脆就泡澡的干活。
小雨淅淅沥沥的不停，雨花石就泡的愉悦。
有些饿了，穿衣出去吃饭，顶头遇上校长。
这么长时间，他凭什么出现在这里？
决定雨花石倒霉的原因有：1、老天爷为什么第一次下雨？老婆为什么拿走自己和雨花石的两把伞？在没有见到老婆之前，雨花石不知道；2、那个老师的父亲为什么今天去世？如果不是在星期天去世，也就没有了应急；3、路上为什么有西红柿，非要闪人一下？；4、雨花石为什么好面子？；5、老天爷为什么第二次下雨，弄得雨花石只好去避雨？；6、雨为什么停了，弄得雨花石出去找饭吃？7、校长为什么稀奇古怪也来这个他不应该经过的地方买蒸包？他不喜欢吃蒸包，也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在雨花石倒霉的原因里，除了好面子的性格是个人原因，其他都是不应该出现的外因，而每一个外因都有合理的解释。
1、老天爷下雨是有科学道理的；
2、雨花石的老婆之所以拿走两把伞肯定有她合理的理由；
3、西红柿是一种可以卖钱的商品，被人丢弃肯定有合乎道理的无奈；
4、不喜欢吃蒸包的校长出现在不应该出现的包子铺肯定有原因。
要弄明白雨花石之所以被校长揭短的原因，还非常的复杂，尤其那一堆西红柿很可能有更复杂的故事。
近代中国，争夺的核心是政权，各种力量争夺政权，正如球场争球。比赛场的中心是球而不是队员本身。作为一个球员，陈光也曾经出过力，当过前锋，后来因为队内争论被勒令下场换人。多年以后，我们谈论陈光被罚下场事件，因为没有视频，只好去看那些看过球赛的回忆录，并尽可能的以视频的视角解读。
朋友们知道，球迷和球员，对于一场比赛的过程，评价非常的不一致，后人要想弄明白回忆录，那是复杂的很。一定要东拉西扯才可以。
陈光开始被平反，是1986年10月，因为叶剑英去世了。为什么叶剑英活着，陈光久不能平反？这就需要一点一点解读叶剑英。叶剑英经历了太多的党内风云，而陈光被打倒又是在叶剑英的老根据地广东，所以就更复杂了。但是，陈光去世的时候，叶剑英已经被毛泽东弄回北京赋闲，武汉是林彪的地盘，那么陈光一定与林彪有关。
不多扯两句，有时不过瘾。
楼主：yc雨花石
时间：2019-05-28 13:08:27
@胡子60 725楼 2014-04-13 14:09:21
33，35,。34呢？
顶楼主！
-----------------------------
34节在第7页呢。我发了多次，33始终不能通过，只好开天窗发34，然后继续发33，结果又给通过了。今天的第36，又给吞了。
我感觉有点像秘密检查似的。他们也不嫌累的慌。
33，35,。34呢？
顶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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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节在第7页呢。我发了多次，33始终不能通过，只好开天窗发34，然后继续发33，结果又给通过了。今天的第36，又给吞了。
我感觉有点像秘密检查似的。他们也不嫌累的慌。
楼主：yc雨花石
字数：4876491字
帖子分类：煮酒论史
发表时间：2014-03-07 19:15:00
更新时间：2019-05-28 13:08:27
评论数：48403条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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