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缺席 189楼 2014-03-12 15:45:10
陈光的悲剧，个人认为是性格悲剧。
个人认为林到最后没有拉他一把，最重要的原因，是当年林四平败仗的时候，陈光自己把哈尔滨打了下来，跟当年的东北局书记彭真走的太近了。
四野进关，陈光是副参谋长，这个职位确实低了点，但不要忘记，当时四野的参谋长是当年6军团的军团长萧克。个人一直认为，毛安排人太厉害了，萧克当年真的还没有适合的职位，但安排去给林做参谋长，萧克也不会有太大的意见，这也说明了当年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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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c雨花石 208楼 2014-03-12 18:59:55
四野有两个正职参谋长，第一参谋长肖克和第二参谋长赵尔陆都是正职，区别是排名。四野也有两个副参谋长，陈光和聂鹤亭。1955年，聂鹤亭被评为中将，非常的愤怒，不肯接受，结果到了1956年，因为罗荣桓的坚持才被补授中将。
赵尔陆是上将。
陈光超过赵尔陆的可能很小。
1955年的评军衔，王树声、许光达、阎红彦和贺炳炎几个人的职务都与所得军衔非常的不匹配，其原因是山头平衡。
王树声是鄂豫皖时期的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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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缺席 293楼 2014-03-15 01:22:37
54年的职位安排都是因为军衔已经确定好了，为受衔做铺垫，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人说当年邓也是元帅人选一样，因为他是54年的13大军委委员。当我相信，毛心里清楚，假如让邓做了元帅，不知道有多少人会骂娘。
其实我们现在只能假设，假设林和陈光在东北没有发生那些事情，关系还跟在以前一样好，我相信，陈光应该是四野的副司令和兼一个主力兵团的司令员，到了广州，广州军区司令员一定是陈光，那55年，陈光就是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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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如果陈光在广州不出事，成为军区正职的可能也很小，如果其他因素不变，兵团司令员黄永胜仍然要接任广东省军区司令员，然后就是广州大军区司令员。

@林夕然 314楼 2014-03-15 22:29:37
说陈士渠父亲是营长，然后说陈家穷，然后还说陈上私塾，这不自相矛盾么？看了基本回忆录就复制粘贴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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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和能否上学、是否爱好上学并不等同。朱德在《回忆我的母亲》里说，他上学的学费大部分是借的，一直到担任护国军旅长是才还上。
1978年，我上小学，全班学生大约40多人，正儿八经考上学的有三人。一个同学的爷爷是20世纪30年代的学生，参加过八路军，一身的枪伤，建国后就副县级养病，他的父亲是教育局工作人员。一个同学的父亲是公社的副书记，母亲是民办教师。我之所以能够和他们同学，是因为那个年代女性非农业户口人口极少，他教育局工作人员和公社副书记也只好娶一个民办女教师。这两位同学在1980年都转入城市上学，他两位一个考取了博士，以为当上了某一乡镇的镇长。也就是说，我们那一届，我是我们40人中唯一纯农民的考上大学的孩子。我1992年在邻近乡镇参加工作，学校离家大约20里，前两个月，我或者借亲友的自行车或者步行去工作，反正一个星期一个来回。工作两个月后，领工资卖了一辆永久自行车，花了235元，那个时候我每个月工资是186元。我上学的欠款，大体是在2002年还齐的，也就是毕业十年之后，那个时候我女儿都已经上小学了。为什么说大体还齐，是因为我父亲去世于2001年，欠账最多的两个亲友因为不在乎那个三千两千多次表示不要了，而我也确实不知道欠他们多少钱。这两位亲友，一个是包工头，另一个是极有威信的贪官。贪官为什么还有威信呢？就在于他贪公款而非常大方的照顾亲朋好友。
我有一个老乡，他有三个孩子，竟然一个中专，两个研究生。他的妻子去世的非常早。历史已经发展到2014年，也就是今天，我在农贸市场遇到他，一身的破破烂烂，捡拾一些商贩丢弃的老菜叶。
富家子弟出的人才当然多，因为他的条件好，但有些极贫寒的家庭也有读书人，这个就是家庭风气。
我们家老祖宗颜回，那也是安贫好学的榜样。
我的西邻居，特别热衷于供孩子上学，他的大女儿考上了中专，儿子上高中的时候，他的了极疼的肝癌，疼的哭爹叫娘就是坚决不肯打针，因为要省钱供孩子上学。那个时候，农村高中就是苦熬，很多孩子一两个月才回家一次，这个人明明知道自己快不行了了，也不肯让人喊儿子归来。他疼死的时候，儿子确实不在身边。
现在，他的儿女都很有出息。
北洋时期，国家太穷，军政工作人员也经常领不到工资，我们读哪个时代的文章，经常看到闹工资的描写。鲁迅最著名的《伤逝》里，涓生也是有学历的人，但连两个人都养不活，如果有了孩子，估计也艰难。
抢劫，是旧军人的爱好，因为他们太穷。1948年，国统区生活困难，大批的高级将领跑到中山陵哭灵。朱自清也是饿死的大学教师，他好像还有稿费。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0节
1931年 12月，红十师师长耿凯在石城横江打土围子牺牲，师参谋长陈光接任第10师师长。
陈光担任红10师师长的时候，罗瑞卿担任红四军政治部宣传部长兼红四军随营学校政治委员。
这是罗瑞卿从事军事教育的开端。
毛泽东特别重视干部的培养，当时的军政学校的级别非常的高。
1932年3月12日，朱毛红一军团整编，林彪升任军团总指挥、聂荣臻担任政委、红四军政委罗荣桓担任政治部主任、陈奇涵任参谋长。
整编后的红一军团辖红4军和红15军。
红11师师长王良和随营学校政治委员罗瑞卿进步为红四军军长和政委。
井冈山红4军一共有三代领导人：朱德、毛泽东——林彪、罗荣桓——王良、罗瑞卿——周昆、罗瑞卿。
王良于1932年6月牺牲后，红11师师长周昆接任最后的红四军军长。
红四军有四个军长，我为什么说只有三代领导人呢？朱德、毛泽东和林彪、罗荣桓这两代都是完成使命伴随军队的扩编而进步，林彪之后，中共在众多将领中选择王良担任军长，就在于他的能力在同时期的红10师师长李赐凡、红11师师长周昆、红12师师长陈光要优秀的多。
王良牺牲后，周昆接任红4军军长，红10师师长李赐凡因伤病太重离开野战部队，周昆后来发展为红8军团的军团长。红8军团虽然战斗力比较弱，但毕竟是红一方面军的正儿八经的军团，而陈光在长征结束之前始终没有进入军团序列。陈光在陕甘宁时期发展较快，红四师师长——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
但是，周昆在长征结束后仍然接替叶剑英担任红一方面军参谋长，然后是红军大学的校务部主任（级别非常的高），1937年红军大改编，周昆是115师参谋长，地位虽然弱于左权的八路军副参谋长，但大体可以和陈光的115师343旅旅长相当。
周昆在长征后期和抗战初期明显的不如陈光位列重心，其关键原因就在于彭德怀对陈光特别的欣赏。
就陈光而言，一生中最重要的三大进步：第一次是长征结束后担任红三军团缩编的红四师师长，彭德怀否决了自己的老部下彭雪枫而重用了陈光；第二次是西安事变后接替左权代理林彪的红一军团军团长；第三次是1938年代理林彪的115师师长，延安毛泽东、滕代远的人选本来是罗荣桓，彭德怀未经延安批准就发表陈光代理。
陈光这三大进步，最少有两次是彭德怀直接提名，而1936年年底，左权调任红军的援西军参谋长的时候，彭德怀是红军前敌指挥部司令员，因为草地分兵的特殊贡献（谁敢横刀跃马，唯我彭大将军）非常的强势而当家，说话非常的算数，左权离开红一军团去援西军这样一个虚张声势的部队实际并没有多大的需要，其离开的原因也许就是为陈光代理红一军团提供位置。
红军大改编后，聂荣臻回忆当时的安排，有一句非常奇怪的话：我军长于参谋工作的左权担任了八路军副总参谋长。
我理解这句话其实很有骨头：第一、左权因为长于参谋工作担任了总部副参谋长，暗含的潜台词是左权不长于担任主管（左权确实没有独当方面的主管经历）；第二、我聂荣臻之所以不能像左权那样去总部工作，因为我是优秀的主管。我这样的才能结构，在当时不可能取代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这三个牛人去总部担任军政主管，所以只能在115师任职。聂荣臻的潜台词是说：左权去总部工作，是帮助那几个牛人打酱油，至于我，不能去总部当牛人，但他们也不会让我干那样的伺候人的活，至于解放后代理总参谋长，那已经是位高权重的干活。
我个人认为，陈光代理红一军团军团长，背后面也有彭德怀的支持。
1945年，陈光不能进入中央委员会和后来的行情接连下跌，坊间议论纷纷，大多没有看到毛泽东一开始就没有把陈光放到顶层将领的序列中，当然我们也找不到朱德对于陈光特别眷顾的材料。
在中共军事将领中，彭德怀以特殊的机缘和个人的奋斗，多次进入最高决策层，但就性格和人才的识别能力来看，他要弱一点。
陈光的用兵特点，非常接近彭德怀。彭德怀特别欣赏陈光，但彭德怀的眼光和影响最终是不能和毛泽东、朱德相当的。
我认为，林彪之外，红四军的优秀将领，军事指挥能力排序大约是：王良——周昆——左权——陈光。
也就是说，如果王良不牺牲，正常情况下，周昆、左权、陈光都不可能取代王良，除非部队扩编，王良像林彪那样进步一级。
我们知道，聂荣臻没有参与井冈山和中央苏区的创建，他是1931年进入中央苏区担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在军内资格极深，他是南昌起义时叶挺11军的党代表，他参与领导了广州起义。
从历史的发展看，中共发展最高的政工干部是邓小平和罗荣桓。
毛泽东对于罗荣桓的赏鉴和培养的确经住了历史的考验，而他在革命战争年代最后的历程也是和林彪搭档。
林彪、罗荣桓之后，王良和罗瑞卿这一对搭档应该也是极优秀的。
1955年评军衔，谭政大将第五而罗瑞卿大将第八，他两位就是中共政工干部在大将中的代表。
不过，更加准确一点，政工干部在大将里的代表应该是谭政。
但是，谭政在中央苏区长期是红一师政治部主任，比罗瑞卿差一大截，这个如何解释呢？
共军实行双首长制，军事、政工主管各有明确的分工，但是，因为工作的需要，政工主管必须能够指挥部队打仗。
军事工作的不可中止和任务的多样性决定了军事主管必须有自己的替补和分身。
将领是人，是人就可能生病、受伤，紧急状态下军事主管暂时性缺位是很正常的，优秀的政工主管就可以临时替补。
军队在必要时分兵，分兵就需要另一位优秀的统帅，军事主管不可能分身，政工主管在必要时带队负责相对次要方向的军事指挥是很正常的事情。
举一个例子：刘伯承的身体很不好，是中共元帅中受伤次数最多的一个，但是，在独立领导129师及以后的军事生涯中，刘伯承极少缺位。反过来，粟裕偏偏在淮海战役后累的非常厉害，最后留下了疾病，甚至影响了志愿军司令员的选任，非常的遗憾。为什么？
从抗战时期开始，邓小平担任刘邓大军的政委，他的军事指挥能力虽然弱于刘伯承太多，但身体非常的好，处理了太多的繁杂事务，让刘伯承可以集中精力指挥打仗。刘邓南下大别山后，根据地建设很困难，刘伯承就转出大别山运动，邓小平留在大别山坚持。
不管刘伯承多么优秀，都不可能同时兼顾两个战场，尤其在交通、通讯极差的情况下，邓小平的存在是刘邓大军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1948年，为了给粟裕提供更加广阔的舞台，中央调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去中原军区工作。粟裕的权力加大了，但工作也加重了。如果，粟裕和刘伯承一样的优秀，在陈毅去中原军区后，谁是他的政工主管？
同样的情况出现于第四野战军。1949年，罗荣桓病的很厉害，不能工作。实际上，在东北时期，罗荣桓也有去苏联看病的经历，现在让他休息一下应该是可以的。但是，林彪邀请聂荣臻担任四野的政委，聂荣臻拒绝后，在保留罗荣桓第一政委的前提下，林彪又鼓捣老资格的邓子恢担任第二政委。
搭档当然要分解权力，但他也帮助干工作。
政委必须能够指挥打仗，虽然他们比军事主管弱一点。以邓小平为例，他的军事指挥能力肯定比不上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386旅旅长陈赓，但可以胜任一些上将的任务，最起码可以完成一些中将的工作。
1947年1月，国军在南北两个方向对华东野战军对夹，但其主力是在鲁南。负责军事指挥的粟裕筹谋在南线打开局面，始终找不到突破口。山重水复之际，陈毅突然点播：南线不成，北线如何？
于是，华东野战军柳暗花明取得了莱芜大捷。
我们看棋类比赛，经常有一句：观棋不语真君子。
正面交手的角抵，最怕别人支冷着、下闲子。
共军能够打败国军，因素非常的复杂，这个军政双首长制度也是原因之一。我们不但看到机构臃肿、相互扯淡，但也不要忘记必要时的相互提醒和替补。

@总机叫南京 13楼 2014-03-07 16:06:43


一个文盲，机灵一点，在部队混长一点，看懂这个图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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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c雨花石 16楼 2014-03-07 19:22:01
这个地图有文字，有图例，如果是文盲，断断乎看不懂。红军中没有接受正规教育而成就巨大的有贺龙、有杨得志，但他们两个在具体的工作中都非常认真的学习，以贺龙为例，他写的回忆录逻辑非常的清楚。我们看彭德怀，学历也不高，但他的回忆录《彭德怀自述》写的非常的好，今天大部分的大学生都道不了这个程度，我感觉我也道不了那个程度。学习，有两种，一个专门学习，一个是在工作中学习，后一个是前一个的基础，如果基础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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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onianyil 326楼 2014-03-16 13:59:11
贺龙有回忆录？我怎么不知道？求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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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手头有一部贺彪的《红二方面军从湘鄂边到陕北长征纪实》，其中引了贺龙的许多讲话，其第219页有一个引文，《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发表了贺龙的《回忆红二方面军》。在这个地方，贺龙就红二方面军在长江以南的发展：”理由只有一个，革命，南边也要放一个。”贺龙这个讲话就非常的简洁而有力。
1934年10月，红二、六军团会师，贺龙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据80年代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回忆：贺龙说革命的成功需要枪杆子、嘴巴子、脚板子。文雅一点就是武装斗争、政治宣传和敢于吃苦快速运动。贺龙这个讲话的高度，抵得上毛泽东的长篇大论的政治文章，超过了刘伯承的军事论文，通俗易懂。
美国人索尔兹伯里写的《长征》对贺龙的评价非常的高：“天才的演讲家。”

@林夕然 332楼 2014-03-16 18:21:45
蒋介石对于情报工作的关注远远不及共产党：戴笠才一个少将，反观中——————————————————————漏洞太多了，老蒋对情报部重视能破译日本偷袭珍珠港密电？？？？你让土匪试试？？戴笠地位低但是权力极高，这是权谋手段，御下的一种手段吧？说真的楼主，你这文猎奇还行，漏洞太多，都懒得指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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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c雨花石 343楼 2014-03-16 20:45:18
中共最早的中央情报机构，是周恩来领导的特科。当时康生、陈云、顾顺章也在里边当领导。陈赓、关向应、李克农还属于下一层。周恩来是中共核心领导，康生、陈云、顾顺章、关向应都在政治局。中共有几个政治局委员？到了陕北，王明回国，书记处改组：毛泽东、王明、张闻天、康生、陈云。康生是专职的情报头子。叶剑英以八路军参谋长的位置，也在国统区搞情报。除了较出名的这几个，董必武在国统区的工作重心也是布网。
毛泽东当家后，对白区党组织的工作定义是：发展组织、配合根据地斗争。我们现在看潜伏剧，中共的潜伏，第一工作就是情报。中共在国统区有多少地下党，就有多少专职的情报员。仅仅在《红岩》里列名的有多少？
1932年之前，共产党的领导中枢在上海，而不在根据地，可见共产党对于地下党工作的重视程度。
举一个例子：饶漱石是什么时候进入新四军的？
皖南事变之前，饶漱石刚刚进入根据地，身份是东南局副书记。当时中共的东南局书记是项英，负责领导新四军。饶漱石一天兵没当过，进入根据地就是新四军的二把手，位列在陈毅、张云逸之上。当时共产党只有八路军、新四军两个主力，一个白区情报工作者进入根据地就是二把手，不久就是一把手。1945年，饶漱石是中央副秘书长。组织部部长。就他这样显赫的位置，还在康生之下，你说共产党对情报工作如何关注的？
戴笠 在国民党内地为很突出，但级别太低，不能进入高端会议就是一个致命的缺点。他在蒋介石那里的地位敌得过康生在毛泽东那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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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berray 343楼 2014-03-16 20:57:25
戴笠 在国民党内地位很突出，但级别太低
这才准确。级别低是有特殊原因的，我读书时就知道，多看看这方面书吧。他可以直接面见蒋介石的哦，直接听令于蒋的，而且军统风头一直压着中统的，业绩也突出。丝毫未受级别低的影响的。说到康生，整风之后地位就显著下降，好像49年左右吧，党内地位甚至低于饶漱石，这个时间记不清楚了，也许有误，但事实如此，直到66年后其地位才达到一生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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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是毛泽东用来和敌人斗争和内部整肃的利剑，对敌人非常的狠，但对自己的人也不含糊。毛泽东用他整肃了党内的反对派后，为了内部团结，就必须冷场一段时间。从1945年到1956年，康生是位高权不重的政治局委员，情报系统的工作由周恩来系统的李克农控制。到了1956年，康生地位继续下滑为政治局候补。但是，共产党能有几个政治局候补？而且，在解放后，如果国家正常，像康生这样的专职情报干部应该退出政治中心，而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这样的建设干部应该进步中枢。

@水瓶时代 238楼 2014-03-13 01:04:51
TG能获胜，靠的不是一两个高水平将军，靠大的战略方向、凝聚力和执行力。
一个团体里，有不听号令的，还不严惩，这个团体会吃大亏，取得几场胜利的加分够不上破坏凝聚力的减分。做有雄心的领袖，属下刺头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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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夕然 331楼 2014-03-16 18:10:24
靠的是忽悠，如民主，分田，江山到手后都没了，靠的是外援，如苏联，日本残兵，你说的那几个都是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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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c雨花石 348楼 2014-03-16 21:25:20
你说的这几点，我都不反对，也就认认真真的承认。
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有宣传部，这个部的工作就是宣传，宣传，如果通俗一点就是“忽悠”。我们今天是市场经济，大企业都有广告和公关，这个也是“忽悠”。
搞忽悠，古今中外都必须有，《三国演义》上刘备经常的哭，也是宣传。
我们日常生活，为什么要注意仪表？其目的不是为了舒服，带项链、带戒指都很累的，带着他们就是一种炫耀、一种宣传：“有钱”。
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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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夕然 349楼 2014-03-16 22:42:54
楼主我建议别写了，你竟然说事什么反战同盟，太可笑了吧，至于土地公有？你觉得是公有？你有啥权利拥有？不过是官有，特权有而已，更别拿孙中山说事，请看今日台湾，是按照三民主义建国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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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批评任何历史人物，但要有最起码尊敬，孙中山固然有各种各样的缺点，但他毕竟是海峡两岸唯一共同接受的国主，如果否认了他（当然我们可以一条一条的否认，也可以否认他的土地国有），那么整个中国的近代史就没有着落了。蒋介石毕竟也挂孙中山的像。我们中国的历史，总不能从1912年大清灭亡直接就是台湾经济的起飞，而且，蒋介石到了台湾后，立即进行土改。台湾经济的起飞，得益于蒋介石的土改。
孙中山、毛泽东、蒋介石都有土改思想，我不是说蒋介石也搞共产，我是说蒋介石也看破了中国之所以落后，蒋介石之所以失败于大陆，关键是因为大地主拥有太多的土地，封建制度太可怕。英国、美国、法国，他们建立资本主义民主，也是清除封建主义制度。美国是新生殖民国家，现在才2亿人口，人家的土地和中国相当，人家人均土地面积相当于中国的五倍，人家的人地矛盾不尖锐。至于英国，由于圈地运动，旧地主已经转变成了资产阶级。至于法国，大家可以看一下法国大革命，他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把贵族屠杀掉（比中共更加残酷），然后分地。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的结果是林肯颁布《宅地法》，简单说就是：分地。

蒋介石之所以在大陆失败，就在于他必须依赖全国各地的军阀，而军阀依赖大地主，所以，蒋介石的政权支持依托的是地主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无法进行土改。共产党分地，是把地主的地分给农民，地主反对而农民支持。蒋介石如果分地，就是分李济深、李宗仁、阎锡山的地，他能分得动吗？
蒋介石到了台湾，台湾已经被日本占领50年，蒋介石管理才四年，在国民党内，没有台湾的高级官员。蒋介石在台湾分地，就是把台湾的地主土地分给台湾贫民和跟随他去台湾的大陆军民。在这个过程中，蒋介石的亲朋好友、嫡系军队只沾光不吃亏。
国民党政权之所以被台湾人看成外来政权，一个是1948年蒋介石对台湾的大屠杀，一个就是土改的土地剥夺。

孙中山、毛泽东、蒋介石都是明白人，也都知道经济发展的前提，但他们正常为什么不同呢？不是不明白，而是因为他们依托的力量不同，傻逼也不会向自己人开刀。

蒋介石在大陆之所以崩溃的那样快，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地方利益集团的叛变：李济深、龙云、卢汉、邓锡侯、刘文辉。一旦蒋介石触动他们的利益，他们宁肯让共产党共产也不肯跟随蒋介石民主改革，你让蒋介石怎样办？

@林夕然 350楼 2014-03-16 22:49:22
忽悠说穿了是欺骗，也有不是忽悠的，如华盛顿建国，人家战斗就是为了民主建国，成功后就还权于民，看看新华日报49年前的报纸，在当今没一篇能通过的，只能说当时蒋给的是有限民主，他们忽悠给全民民主，全民土地，等成功了，就阳谋之，凡是要求兑现承诺的，结果就是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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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是黑奴主，他战斗当然有民主的成分，但核心原因是和英国殖民者争夺经济利益。如果说华盛顿是民主斗士，如果说1787年的美国是民主国家，就没法解释美国为什么有南北黑奴战争和路德的被枪杀。当然，我也承认今天的美国进步的非常快，最重要的是奥巴马都已经总统了。但。美国的民主有一个缓慢的过程。中国的民主当然比不上美国，但有一个明显的进步，比如，今天我们就可以在网上批评政府。
对于土地问题，我是农村人，我现在种地，去年是10.25亩，今年按照村里人口重分，我家因为老人去世和妹妹出嫁，只分了6.8亩。
土地私有化，当然有利益，那些有本事的人可以把地卖了从事其他产业，也可以预防土地腐败。但是，土地私有有一个极可怕的后果：一旦私有就一定买卖，就一定流入有钱人的名下。土地的特殊性，就在于一旦卖出，就很难买入。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一个亲友，在外生意，突然赔了个血本无归，债主把他城市的所有财产全部剥夺，他就把老婆孩子送回老家，自己去打工。这个债主就没有办法，因为土地不能买卖。
今日之中国，经济变动很大，农村也有几多人的瞬间繁华、突然跌落，家里那一点死活不能买卖而无法被剥夺的土地，就是最后的支持，如果没有了，固然可以富裕一下，但也可能断了后路。
我村这一次调地，人均地由十年前的2亩，降为1.7亩，其原因就是人口的增长和已经进入城市的人口突然返回农村要地。
十年前，富裕者人进城户口在农村，他不要地，嫌种地丢人，现在他回来要，一个是留点退路，最重要的是等待国家土地的私有化，卖地生利。
我估计，你批评土地公有，大约从政府卖地腐败的角度。但对于广阔的农村而言，土地集体所有还是符合农村现实的。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快，大批农村的孩子进城，他们需要买房子。一对年轻人买房，需要自己奋斗，但往往需要家庭支持。许多农村的老人把孩子送到遥远的城市后，自己已经没有了积蓄，而孩子们天南海北的落户，也决定了农村老人基本不能跟随孩子在城市生活。中国的城市孩子，有相当部分是不肯关注自己老家的爹娘的死活的。老人们不可能有钱不给孩子，如果允许土地买卖，他们卖不卖？如果没有了地，他们老了如何生活？
我们这里落后点，人的思想也落后，很多人认死理：老了，靠政府，他在那里？靠儿女，最好没本事，有本事的都不在跟前，最后的依托就那点地。

@林夕然 332楼 2014-03-16 18:21:45
蒋介石对于情报工作的关注远远不及共产党：戴笠才一个少将，反观中——————————————————————漏洞太多了，老蒋对情报部重视能破译日本偷袭珍珠港密电？？？？你让土匪试试？？戴笠地位低但是权力极高，这是权谋手段，御下的一种手段吧？说真的楼主，你这文猎奇还行，漏洞太多，都懒得指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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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c雨花石 343楼 2014-03-16 20:45:18
中共最早的中央情报机构，是周恩来领导的特科。当时康生、陈云、顾顺章也在里边当领导。陈赓、关向应、李克农还属于下一层。周恩来是中共核心领导，康生、陈云、顾顺章、关向应都在政治局。中共有几个政治局委员？到了陕北，王明回国，书记处改组：毛泽东、王明、张闻天、康生、陈云。康生是专职的情报头子。叶剑英以八路军参谋长的位置，也在国统区搞情报。除了较出名的这几个，董必武在国统区的工作重心也是布网。
毛泽东当家后，对白区党组织的工作定义是：发展组织、配合根据地斗争。我们现在看潜伏剧，中共的潜伏，第一工作就是情报。中共在国统区有多少地下党，就有多少专职的情报员。仅仅在《红岩》里列名的有多少？
1932年之前，共产党的领导中枢在上海，而不在根据地，可见共产党对于地下党工作的重视程度。
举一个例子：饶漱石是什么时候进入新四军的？
皖南事变之前，饶漱石刚刚进入根据地，身份是东南局副书记。当时中共的东南局书记是项英，负责领导新四军。饶漱石一天兵没当过，进入根据地就是新四军的二把手，位列在陈毅、张云逸之上。当时共产党只有八路军、新四军两个主力，一个白区情报工作者进入根据地就是二把手，不久就是一把手。1945年，饶漱石是中央副秘书长。组织部部长。就他这样显赫的位置，还在康生之下，你说共产党对情报工作如何关注的？
戴笠 在国民党内地为很突出，但级别太低，不能进入高端会议就是一个致命的缺点。他在蒋介石那里的地位敌得过康生在毛泽东那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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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berray 343楼 2014-03-16 20:57:25
戴笠 在国民党内地位很突出，但级别太低
这才准确。级别低是有特殊原因的，我读书时就知道，多看看这方面书吧。他可以直接面见蒋介石的哦，直接听令于蒋的，而且军统风头一直压着中统的，业绩也突出。丝毫未受级别低的影响的。说到康生，整风之后地位就显著下降，好像49年左右吧，党内地位甚至低于饶漱石，这个时间记不清楚了，也许有误，但事实如此，直到66年后其地位才达到一生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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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c雨花石 353楼 2014-03-16 22:59:35
康生是毛泽东用来和敌人斗争和内部整肃的利剑，对敌人非常的狠，但对自己的人也不含糊。毛泽东用他整肃了党内的反对派后，为了内部团结，就必须冷场一段时间。从1945年到1956年，康生是位高权不重的政治局委员，情报系统的工作由周恩来系统的李克农控制。到了1956年，康生地位继续下滑为政治局候补。但是，共产党能有几个政治局候补？而且，在解放后，如果国家正常，像康生这样的专职情报干部应该退出政治中心，而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这样的建设干部应该进步中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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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berray 359楼 2014-03-16 23:10:49
从1945年到1956年，康生是位高权不重的政治局委员
不对吧，包括这段时间在内他早就退出政治局了啊，好像仅仅是中央委员，甚至抗战后连中央委员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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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1934年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1945年，七届一中全会政治局委员。1956年八届一中全会他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九届一中、十届一中全会政治局常委，十届一中全会当选中央委员会副 。
从1934年进入政治局，到1975年去世，整个41年间，他都在政治局。不间断永远在政治局内，他在政治局内的时间仅次于周恩来（1927年到1976年）、毛泽东（1934年到1976年，指不间断时间）、朱德（1934年到1976年），据中共历史的第四，比陈云还厉害。

@总机叫南京 324楼 2014-03-16 12:12:49
师长下课，接替者正常顺序首先是参谋长，其次是副师长，第三是军副参谋长，第四是下级1团长。用政治部主任接替，要么是师部全死光了，要么是政治部主任是上级的心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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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首长，比如师长，有搭档，政委，有副手，副师长，有助手，如参谋长。由于每一个人用兵的特点不同，有些人比较和谐，如刘伯承，副手就非常显著，有些人比较跋扈，比如林彪，副手就往往打酱油，参谋长就显著。但是，也要看副手的层次，比如对于刘伯承而言，徐向前就太突出，打酱油是绝对不可以的。对于林彪，副手吕正操可以打酱油，而肖劲光就不可以。
搭档，是等级同事，意见不和，可以公开打官司到上级。副手，一般接受领导安排的任务，他有权随时向正职提意见，乃至于越级向上级反映。至于参谋长，仅仅是助手，他只有三次建议权，并且无权越级反映。
比如，115师的副师长聂荣臻，如果对师长由意见，不但可以当面批评，而且可以公开向上级提意见。而115师的参谋长周昆、陈士榘就不能越过林彪向上级反映。
师长出缺，正常情况是政委兼职或者副师长代理（也可能转正），在有政委和副师长的情况下，绝对不会出现参谋长当家。1944年，新四军四师师长兼政委小彭雪枫牺牲，因为没有副师长和副政委，参谋长张震就不能担任师长，而是把三师副师长张爱萍调来转正。

中共不同于其他国家军队，他的政治部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机构，而且政治部主任独立领导工作，相对于参谋长是军事首长的助手，对于政委而言，政治部主任是政委领导下的机构领导。
从另外一个角度。师参谋长不能直接向下一级的军事主官下达命令，也就是团长并不听从师参谋长的命令，但团政委必须接受师政治部主任的命令。
政治部主任接任军事长官，不多，但也有，比如王新亭，红军时期和抗战时期是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八纵司令员，骁猛凶狠，竟然带出一个“临汾旅”。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1节
我们知道，罗瑞卿在黄埔军校分校接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就出身看，应该是军事干部，也就是可以指挥打仗。参加革命后，罗瑞卿担任过师政委和抗大副校长，长期负责军队肃反和教育，建国后又是公安军司令员。能打仗、能搞军事教育、能搞情报、能搞治安，罗瑞卿的能力结构非常的全面。
谭政不然，他是非常优秀的政工干部，但将略非其所长，在这种情况下，就极难担任政工主管，因为他很难辅助军事干部指挥打仗。
1934年长征开始，谭政是红一师政治部主任，师长是李聚奎，政委是赖传珠。从后来的发展看，李聚奎和赖传珠都远远不及谭政，但是，李聚奎能打仗、能搞军事后勤，至于赖传珠，曾经担任过新四军的参谋长，也是能够兼任军事工作的老政工。
当然，谭政之所以不能越过师政委进入更高层次是因为他曾经是毛泽东的秘书，多少要受毛泽东倒霉的影响。长征结束后，谭政就快速进入总部工作。
建国以后，罗瑞卿是公安军司令员，然后是总参谋长，这两个职务都是谭政不能够胜任的，因为他的能力结构太单一。
1934年 1月中旬，红1军团在金溪整编，正式撤销红4军番号，军团直接指挥师级建制，原红4军军长周昆任第10师师长，胡阿林任师政委。红四军政委罗瑞卿担任红一军团保卫局局长。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成立于1931年11月，是全国苏维埃政府肃反保卫工作的最高领导机关，在苏区的一些省、县也相继设立了分局，在红军中则设立了相应的政治保卫机关。各级国家政治保卫机关实行垂直领导，各级政府或红军军政首长一律无权改变或停止国家政治保卫分局执行国家局的命令。
各级国家政治保卫机关不但完全独立执行肃反保卫工作，而且完全垄断了肃反保卫工作，除国家政治保卫局系统外，其他任何机关均无权拘捕审讯人犯。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后，由于苏区面临的环境日趋恶劣和复杂，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赋予了国家政治保卫局更大的特权：不但拥有绝对的侦察、审判和执行的权力，而且拥有紧急处置的权力。
师政委黄克诚因为保护肃反对象，而被拘押，因为彭德怀的强力干涉才保住生命，但也丢失了职务。
红一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罗瑞卿，在工作上完全不接受林彪和聂荣臻的指令，林彪和聂荣臻不但无权决定罗瑞卿的政治地位，而且要无条件接受罗瑞卿的监督。
到达陕北后，罗瑞卿任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拥有极大的权力。1936年6月任抗日红军大学教育长，西安事变后曾赴西安协助周恩来从事统一战线工作，1937年2月回延安后任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副校长，主持抗大工作。
罗瑞卿曾经参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能够从事统一战线工作。
1939年7月，罗瑞卿率抗大总校和延安其他学校数千名教学员工到华北敌后办学，1940年5月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转战太行山区，参与了百团大战的指挥和多次反“扫荡”，在此期间，他总结抗日游击战争政治工作的经验，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建设做出贡献。
1945年6月，罗瑞卿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
抗战胜利后，为了协调国共关系，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遣前任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五星上将为总统特使，来华进行军事调停。
马歇尔抵华后，促成由国民党代表张群（后改张治中）、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美方代表马歇尔组成的“三人委员会”负责进行军事调停。
在“三人委员会”的领导下，1945年12月初在北平就成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办公地点设在协和医院。
军调部中，共产党委员叶剑英，参谋长罗瑞卿；国民党委员郑介民，参谋长是蔡文治；美方委员是罗伯逊，参谋长是海斯。
叶剑英、郑介民、罗伯逊三名委员，美方代表担任 ，一切事宜均须三名委员一致通过，三名委员均有否决权，下设38个执行小组。
军调部只对“三人委员会”负责。
国共双方都把北平军调部当成相互渗透安排特工的最佳契机。郑介民是国民党内卓有威望的特工领袖，对蒋介石贡献良多，戴笠之后，担任了军统局改编的保密局局长。
中共方面当然更加优秀，叶剑英挂职八路军参谋长，从事国统区的统一战线，借机大搞情报网，所以兼职情报部副部长。罗瑞卿本来是政工干部，也长于军事教育，在极端敏感时刻派到军调部给叶剑英当参谋长，日常工作之外，当然也涉猎情报工作，发挥曾经在政治保卫局积累的肃反反特工作能力。
1946年2月2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就军调部工作作出很多指示：“应帮助开展北平市地方工作、群众工作，使平津地方工作取得合法地位。执行部内部，由叶剑英、饶漱石、罗瑞卿等不超过七人组成一小委员会，以饶为书记，对外用顾问名义，叶对外负责。”
刘少奇为什么主持书记处会议？
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刘少奇受命主持中央日常。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因为蒋介石对于烟草的讨厌，始终未抽一支烟。这一点，曾使许多人佩服。蒋介石告诉陈布雷说：“毛泽东此人不可轻视。他嗜烟如命，据说每天要抽一听（50支装）。但他知道我不吸烟后，在同我谈话期间绝不抽一支烟，对他的决心和精神不可小视啊！”
毛泽东以极强的毅力戒烟，身体极不适应，回延安后就病倒了。
我曾经有朋友戒烟，或者不能成功，或者付出极大的心理和生理压力。
毛泽东这一病非常厉害，连正常工作也不能坚持，直到1946年3月25日才“身体已复原，已部分开始工作”，所以从1945年8月到1946年3月，半年左右的时间就是刘少奇领导中共中央。在这种特殊时刻，领导半年共产党，完成抗战后的战略布局，对于中共的贡献极大。也就是邓小平所说：刘少奇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
1947年，胡宗南指挥部队进攻陕甘宁，蒋介石给与的战略目的是：消灭中共中央或者将其赶过黄河。
周恩来曾经评价蒋介石是一个优秀的战略家。蒋介石在解放战争时期采取的战略就是利用地理险阻和交通线分割中共的根据地，实行涸泽而渔焚林而猎的大封锁。
经济大封锁和大破坏，是对根据地一种极大的杀伤，1934年中央红军就是因为经济破产而被迫离开了江西。
1947年，共产党在黄河以外仅仅剩下了毛泽东的陕甘宁和陈毅、粟裕的山东，压迫共产党的生存空间逼迫共产党渡过黄河向晋冀鲁豫方向集中是蒋介石的目的。
洞悉蒋介石战略的毛泽东在转战陕北初期说：“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
毛泽东这句话有三个意义：1、陕北是毛泽东直接领导的根据地，按照常规，这里的敌人应该由中央领导人负责解决；2、所以，全国各根据地面对敌人的进攻，都必须完成任务；3、“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的反向推导是“打败胡宗南可以过黄河”，也就是说：陕北其实已经不适合领导革命，只要打败胡宗南，中共中央就离开陕北，之所以不离开是因为毛泽东以个人安全为诱饵吸引国军。
胡宗南虽然占领了延安，但毛泽东继续在陕北活动，彭德怀也接连取得很多胜利。
接连遇挫的胡宗南令其干将刘戡率领七个旅的兵力紧紧追赶不舍，死死盯住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在内的只有九百多人中共中央直属支队，从绥德一直追到米脂县。
胡宗南很聪明：我咬住你的中共中央不放，你毛泽东或者过河或者调主力来保驾，你走了我完成任务，你不走我咬住你借机和你的主力决战。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如果能够顺利的以九百多人中共中央直属支队牵着胡宗南七个旅在黄土高原武装游行，就给与主力部队极大的休息的机会，但如果毛泽东失败，那么整个西北战场就可能崩盘。

@总机叫南京 369楼 2014-03-17 14:49:46
你不懂军队，在这里胡说八道
不论师长什么品质和素质，师长伤亡不能继续指挥，必须要有人接替
接替者顺序，是有规矩的
首先是军事干部，其次是要了解全局的
因此参谋长是第一接替人（不是副师长）。师部都死光光的话，那最后也是由上级副参谋长下来接替。
另外，参谋长可以以司令部的名义发号施令。作战有关的命令必须是司政参三人联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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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你这个逻辑，朱德不能指挥部队的时候，应该是叶剑英或者刘伯承指挥部队，而实际上是红一方面军副总指挥彭德怀。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是陈毅，副司令员员是粟裕，参谋长是陈士榘和后来的张震，陈毅不能指挥部队的时候，都是粟裕指挥，我找不到陈士榘替陈毅指挥部队的历史，至于张震，1955年中将，也找不到替陈毅、粟裕指挥部队的历史。刘亚楼是东北野战军参谋长，非常的牛，但1949年大军南下宁肯舍弃参谋长也当14兵团司令员，这个就说明下一级军事主管高于上一级参谋长。
1941年，皖南事变，叶挺被囚，军长出缺，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仅仅进步为副军长，代理军长由一支队司令员陈毅代理。1943年，陈毅去延安，副军长张云逸代理军长，而参谋长赖传珠就不能代理。
我找不到有副职的时候，参谋长接手工作的历史。
1950年，志愿军总部，参谋长是解方，邓华是副司令员。1952年，彭德怀回国后，副司令员邓华担任司令员，解方继续参谋长的干活。
1955年，评军衔，志愿军的所有副司令员都是大将（陈赓）或者上将，参谋长解方不过一个少将头。
战争时期，参谋长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职务，我们看红军时期，有些时候，根本就没有参谋长。
1928年井冈山红四军成立，王尔琢参谋长兼红28团团长。王牺牲后，林彪担任了红28团团长，就是红四军朱德之下，最重要的军事将领，请问：谁接替王尔琢的参谋长？肯定有，但不能让民众记住，因为参谋长无权指挥部队，很多时候无所谓。
比如，一个军参谋长，不经过连长的同意，能不能指挥这个连？不可以，因为参谋长无权调动部队。但是，军长可以、营长也可以。

@总机叫南京 375楼 2014-03-17 17:30:47
我们知道，罗瑞卿在黄埔军校分校接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就出身看，应该是军事干部，也就是可以指挥打仗。参加革命后，罗瑞卿担任过师政委和抗大副校长，长期负责军队肃反和教育，建国后又是公安军司令员。能打仗、能搞军事教育、能搞情报、能搞治安，罗瑞卿的能力结构非常的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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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瑞卿除了搞肃反抓自己人，能打什么仗？
比如，一个军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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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认为，副职高于助手，才是正常的领导体制。参谋长，有些时候权力确实大于副职，他正如秘书长、办公室主任权力大于副职。比如，领导的秘书，有时戏称“二号首长”，他拥有极大的权力，但他的权力并不符合体制，他的权力来自于领导的跋扈和副职的忍气吞声。秘书、司机影响领导决策的单位，领导大多是独裁主义者，别人因为害怕领导而敬畏秘书。但是，如果领导出缺，断断乎不会让秘书候补。
同样一个例子，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副 往往就摆设而已，甚至于出现了荣毅仁担任副 的事例。但是，从1998年之后，国家副 就位高权重，统统有政治局常委担任，更多时候是被接班人担任。
从1998年国家副 的低规格，可见当时的国家政治更加看重实际权力，荣毅仁这样的副 的影响力，比不过共产党的政治局委员。那么，副 的地位为什么提升这样快？就在于按照法律，“国家副 协助中华人民共和国 工作；受 的委托，可以代行 的部分职权；在 缺位的时候，由副 继任 的职位”。请注意， 缺位，可能是有病请假，也可能是极特殊的病故，乃至事故，那么副 就自动成为国家元首。国家元首是国家象征，必须接触核心国务。
建国后，国家承平，军队主要是训练和演戏，“将失一令而国破身死”的压力基本丢失，很多事情都有了缓冲，工作的协调性加大，参谋长的权力就加大。

但是，战争时期就不同，你一个参谋长，如果签发作战命令，如果损失巨大，谁来承担责任？当然是军事主管，因为参谋长没有签发命令的权力，也不履行损失的责任。
副职就不同，而且副职特别强调排序，就在于一旦正职缺位，他就必须递补承担责任。
和平时期，出现责任的可能极低，参谋长就敢下命令。
参谋长是提建议的，副职是协助下决断的，二者截然不同。
李达，1955年授衔第二上将，但在战争时期他从来不担任副职，就是参谋长的干活，但新中国成立后，他就担任了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去了朝鲜战场，他还是参谋长。李达的这种任职就说明他长于建议而弱于决断。
我们看林彪、贺龙、许世友的资历，就没有参谋长的过程，也没有副职的过程，就在于他们都是独断专行的碴口，给别人打酱油，还不如干下一级的主管。

@总机叫南京 376楼 2014-03-17 17:40:50
还是回到陈光接替115师师长上来。
叶剑英不在司令部，那么左权就走不开了。
罗荣桓是政治部主任，按照道理的话，他接替的顺序应该排在下级部队首长之后。
但如果罗荣桓实际职务是政委的话，另当别论。不过115师政委（没有公开设立）也该是聂荣臻。
在朱、彭都觉得师部无人可用的情况下，用军事指挥员陈光接替林彪指挥是必然的选择。
但毛的思想是利用115师发展，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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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个观点，比较符合历史。共产党不是来拼命的，而是来谋发展的。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2节
1947年8月18日这一天，中央直属支队被追到了黄河边。
形势万分危急，前面是汹涌滔天的黄河，后面是已经啃住屁股的刘戡七个旅。
眼前只有一条出路：抢渡黄河。
但是，如果毛泽东渡过了黄河去了山西，胡宗南就完成战略任务，蒋介石就可以从兔子不拉屎的贫困陕北抽调军队进攻其他根据地，而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们，对于毛泽东在陕北的坚持固然充满了担忧，但也更加有了不怕压力战胜困难的毅力，如果毛泽东过了黄河，即使中下层不受影响，高层也会学习榜样：你毛泽东可以躲避敌人的进攻，我们为什么不能？
毛泽东在陕北的游走，就是公开告诉蒋介石：我在陕北。其目的就是用自己吸引十几万国军，减轻其他战场的压力。
1947年7月，刘邓过黄河、出击鲁西南。
1989年邓小平回忆说：“一下消灭敌人四个师部、九个半旅，旗开得胜，那气势是很了不起的。过黄河实际上就是开始反攻。”
“过黄河实际上就是开始反攻”，这句话点明了毛泽东坚决不肯退出黄河去山西的实质。
毛泽东给刘邓打了个极秘密的电报，写的是陕北“甚为困难”。那个意思就是毛泽东在陕北的坚持非常的痛苦，而不坚持就让毛泽东失信于全党、全军。
邓小平回忆：“当时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实际上不到十天，就开始行动。”
毛泽东给刘邓电报，实际就是求救。毛泽东在最艰难的时刻，想到的是刘邓，固然与刘邓大军当时有极大的机动能力有关，但也表明毛泽东对于刘邓的信任。建国后，刘邓虽然也挨过整，但和其他将帅相比还是好的多，尤其是邓小平，很快就进入政治局，然后常委了。邓小平是毛泽东、朱德之外，第一个进入政治局常委的军队干部（刘少奇、陈云是党务干部、周恩来长期统一战线），比毛泽东的嫡系林彪还早二年，至于彭德怀，一直到死也没有进入常委会，虽然有极大的权力。
毛泽东要求刘邓以外线出击拉动国军回援，他本人在陕北坚持吸引国军。这一打一拉，就是最有效的分解国军的大战略。
在黄河以外的坚持，不仅仅是一种战略，而且是一种姿态。
1947年8月17日，刘邓大军战胜困难，胜利通过黄泛区。18日，又渡过沙河。20日，部队轻装向汝河急进，至23日， 3纵陈锡联、l纵杨勇、2纵陈再道在击退国民党军沿途少数阻击部队后，均渡过汝河，逼近淮河。
当第6纵队掩护中原局、野战军直属队到达汝河北岸时，经平汉路赶来截击的国军整编第85师和15师一个旅已占据了汝南埠等渡口，追兵3个整编师仅距20余公里。
刘邓过汝河，是刘邓大军历史上最艰险的一仗。
刘伯承、邓小平亲自指挥部队强渡汝河，
邓小平对纵队和旅领导说：“能否渡过汝河，关系到完成向大别山进军的战略任务，要不惜任何代价坚决打过去。”
刘伯承接着说：“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要以进攻手段对付敌人的进攻，从这里杀开一条血路冲出去。”
六纵是刘邓大军中最骁猛敢战的部队，刘邓直接以“狭路相逢勇者胜”动员部队，可见情况之万分危机。
肖永银（建国后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指挥18旅在敌人已经占领河对岸渡口的情况下从敌人一个师手中硬是又重新夺下大雷岗渡口；李德生指挥17旅（建国后曾任中央副 、北京军区司令员和沈阳军区司令员）拼命掩护了侧翼高山集。
直接保护刘邓的16旅旅长尤太忠率部为右路军后卫，决定由已在46团指挥作战的旅参谋长赖光勋带电台继续指挥46团以机动防御阻击追敌，保证大部队安全过河，坚持到最后胜利。尤太忠旅长即同张国传政委亲率47、48团奔过浮桥，接过汝河南岸渡口两侧阵地。
六纵政委杜义德也进行了相应部署，命令副司令韦杰负责全军过河，维护秩序，并且派人通知后卫四十六团，打到最后，过不了汝河，就地分散打游击，或者想办法转回鲁西南。六纵九个团中，四十六团是唯一的红军团，也是战斗力最强的团之一，杜义德下了这样的命令，可见当时情势确实非常紧急。
杜义德随即赶到前卫团指挥作战。十八旅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终于在毫无遮蔽的平原上杀出了一条血路。
但是，六纵之所以能够杀出一条路，也有非常偶然的因素。
国军第85师110旅旅长是地下党员廖运周，他有意“怯战”，让出了一条大路。
原六纵司令部参谋武英此时正在后方养伤，并没有参加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汝河之战。但在后来的淮海战役的双堆集大战，他孤身进入包围圈内的国军阵地，接应已经改编为85军廖运周的110师的起义，与廖运周结下了深厚友谊。关于汝河之战，他曾经问过当时任国民党军八十五师一一旅旅长的廖运周。
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武英遇到了廖运周，问：既然你是地下党，为什么在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时在汝河边打我们？
廖运周说，面对解放军的冲锋，他把几个团长找来，给他们下了一道命令：“你们要灵活一点，共军打到哪个村庄，你们就撤出哪个村庄！”
几个团长有点不解地看着他，他给他们解释说：“共军是杀红眼了，不要命地往前冲，我们把枪往天上打，不能去硬碰硬。”
这几个团长明白了，旅长这是要“保存实力”。
为这事，八十五师师长吴绍周事后曾严厉地训斥廖运周有意放走共军。
廖运周就“据理力争”说：“要我顶也能顶住，可是打到最后，110旅就完了，对八十五师也没好处。”
吴绍周一听，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在国民党部队里，有人有枪就有实力，没有人枪了就是光杆司令。他吴绍周也是聪明人，这事就不了了之。
为了保存实力而避战，竟然被上级理解，竟然成为一种文化，国民党不失败就天理不容了。
1949年元月19日，蒋介石在黄埔路官邸召开南京政府要员会议宣布隐退，愤怒地吼道：“我不是被共产党打倒，而是被国民党打倒的！”
即使有廖运周的内应，汝河之战也因敌我对比过于悬殊而残酷无比。
十六旅后卫四十六团最后通过浮桥后，炸掉浮桥。
在最后的时刻，旅长尤太忠一一看望滞留在岸边的伤员，伤员们挣扎着问他：“旅长，我们大部队都过去了吗？”
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我们什么时候过河？
尤太忠握着他们的手：“同志们，你们好好养伤，大部队已经过去了！”说完，他立即转过身，强忍着不让泪水掉下来。
他的潜台词是为了不拖累大部队，只好留下你们听天由命了。
战争一定要死人，战争一定出现伤员，如果丢弃而不掩埋尸体，如果丢弃伤员，对士气、特别是对伤员，是沉重的精神打击，对每一个不是伤员的战士的心灵也是一种强烈震撼：不怕牺牲的浴血最后竟被活活丢弃，下一站我应如何选择？
但，在前有阻敌，后有追兵的情况下，部队要强行军赶上大部队，十六旅只能带走一部分轻伤员，这些重伤员只能丢弃，留在汝河岸边了。所有受伤的未受伤的指战员也都明白，这是战争的必然的选择，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任何一支军队都不会扔下伤员不管的。我们据此也可以想象这场发生在汝河南岸战斗的残酷。
十六旅的会计赵歧贤参加了处理伤员，他回忆说：那些伤员真惨啊，这不比在解放区打仗，一个战士可以动员两个民工支前，负了伤，有担架抢救。在这里，只能给他们简单地包扎一下。
赵歧贤解释说：“部队要走了，带不上你们，只能靠自己，能回家的就先回家，回不去的，将来再去找部队。”
赵歧贤给了他们一些钱，有些是银元，有些是中州票，让他们能走的就走，能爬的就爬，找个地方先隐蔽起来。战士们也很听话，都默默地接受了这个现实。但也有的不愿意离开部队，给他钱，他也不要，抱着你的腿，哭着哀求你：“求求你了，把我带走吧，我还能打仗！”我们心里也不是滋味，有的也哭了。可在那种情况下，不这样做，又有什么办法呢？
刘邓挺近大别山，是解放战争最残酷的战略行动，那些被带走的轻伤员，最后还是安插在了大别山老乡家里。这些人，大多数被敌对的土顽小保队所杀害。
历史的诡异，留在汝河边的伤员，正好被赶来打扫战场廖运周收拢起来，留在了110旅。
1949年11月27日，淮海战场，六纵接受廖运周的110师起义。110师中一些士兵跑出来，扑在解放军战士身上就呜呜地哭了，他们就是在汝河边受伤的同志……

@flysky980a 405楼 2014-03-18 10:52:45
老师你的帖子太乱了。。。稍加整理些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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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关注。我日常写东西是比较严谨的。但是，我认为历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决定历史走向的因素是非常庞杂而不条理的，用系统条理的史学论文实际并不准确。
举例：戴笠因飞机失事而死，他的死一个可能是有人手脚，一个可能是意外。他的死对于国军的失败影响非常大。如果戴笠的死，是有人手脚，那么为什么？如果是因为内部的派系或者个人恩怨，那么国民党就更加失败与内讧。如果戴笠确实死于意外，那么国民党的失败就带有天命色彩。
人，怎么能够争夺天命？

同理，1976年，因为林彪、康生的去世，李德生的辞职，周恩来拥有了巨大的社会威望，晚年的毛泽东虽然着意培养文革派，但也已经没有打倒周恩来的胆略。周恩来的存在本身就给毛泽东以极大的制衡，如果他活着，就没有1976年的邓小平的被打倒。如果，周恩来能够坚持到毛泽东之后去世，哪怕多活几天，整个中国的历史都截然不同，最起码，在毛泽东之后，周恩来的威望可以直接以合法程序干倒四人帮，而不需要武装斗争。华国锋也不会担任一把手。

正如医生看病，有时是直接寻到病原，有时是用仪器排除，有时是并发症。

我这个帖子，正标题是“陈光”，副标题是“毛泽东”，其目的就是无边无际的揉入。

我本来有一个写中共将领的目标，现在有借这个帖子大体完成的目的。所以，这个帖子的长度和杂乱，我自己的也不知道。

@五更归梦三百里 403楼 2014-03-17 23:28:47
说了这么多，只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大家拿戴笠跟周恩来、康生、叶剑英、董必武比，得出国民党不重视情报工作这个结论，有点不太恰当。戴笠总体来说，用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就是一个技术官僚。在军统局，他正式的身份，也只是一个副局长。如果要比的话，哥认为跟李克农可以比较一下。李克农55年授衔时是上将，其实跟戴笠也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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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确实不如共产党重视情报。
第一，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对于特务工作是非常鄙视的，在他们看来戴笠这种人就是下三滥。我们看电视剧《叶挺》，里面就有叶挺以极刻薄的语言挖苦戴笠。叶挺实际是一个非常儒雅的人，手杖、相机、仪表堂堂，他的做派实际和共产党不能相容。共产党讲究实际，看重特务的工作，所以情报工作者都雄赳赳气昂昂的。
这是一种文化，集团的文化非常的重要。蒋经国搞特务，就很被一些人轻蔑。
第二，共产党重视情报不因为人事变化而变化，比如，周恩来的情报网、叶剑英的情报网、李克农的情报网，最后都服务于党本身。国民党就不同，蒋介石重视特务，但其他人不重视，比如，桂系的李宗仁、晋系的阎锡山都不热衷于特务。蒋介石的特务获得情报也不积极给地方军阀。如果不是蒋介石领导国民党，国民党的情报会若得多。我们很少听说孙中山布置特务网。
国民党的特务是蒋介石的个人特点，共产党的情报是党派特点。

二者大大的区别。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3节
1947年8月18日，正是刘邓跃进的关键时期，这一天刘邓过沙河，开始迎接汝河的挑战。中共所有的战场都极其艰难，刘邓尤其艰难，面对困难，领袖的抉择就是无言的示范。被困在了黄河岸边毛泽东，进退两难。
“ ，这里是葭芦河。老百姓管它叫黄河岔。我们从这里渡过去，不能算是过黄河了吧？！”
周恩来凑到久久凝视着黄河而一言不发的毛泽东身边，轻轻地说道。这话意思很明白，听起来是在介绍眼前的这个“黄河岔”，实际上是为毛泽东过黄河找自我开脱的理由。
支队司令员任弼时是个急性子：“别再磨蹭了，快行动吧！”但是，羊皮筏子一下水，就像小孩折的纸船一般，立即被狂暴的巨浪掀翻并被冲得无影无踪。
毛泽东想过也过不去。
艰难时刻，一直凝视着黄河一言不发的毛泽东突然伸出两根指头：“给我支烟！”
扭转乾坤之时，全体同志弄烟。
连续几天雨中行军，抽烟的同志连身子骨都浸在水里，哪里还保得住烟卷！
难得毛泽东的马夫老侯有烟。
周恩来赶忙命令卫士们打开背包，用一条薄棉被遮住风和雨。一个卫士钻进被子下，急忙划火柴，不知是紧张，还是有风吹的缘故，几次点燃，又几次熄灭。
这时，周恩来的卫士李银桥，钻进被子，手脚灵巧的给毛泽东点燃了烟。
毛泽东抽完这支李银桥点着的烟后，断然决定：“不过黄河！放心跟我走，老子不怕邪！”
说完，他大步沿黄河边的山路走去。中央纵队跟着他在敌人的枪子儿底下开拔，冲出了包围。
晚上，纵队参谋长叶子龙和副参谋长汪东兴，就决定调李银桥去毛泽东身边工作。这一去，就是十五年。
1947年8月18日，李银桥点燃一支烟，让毛泽东下定决心沿河突围而去，实现了不过黄河的誓言，也启动了毛泽东已经戒了接近一年的烟瘾。
1953年斯大林逝世之后，苏联最高苏维埃 团 伏罗希洛夫元帅访问中国时，曾告诉毛泽东说：“苏联的医学专家认为，如果斯大林遵照医嘱戒了烟的话，他可能不会逝世得那么早。”
他的劝告起了作用，毛泽东戒了烟。但是，十个月以后，他又抽了起来。1958年6月7日，外交部长陈毅率黄镇和另外几位回国的大使一同来到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招呼大使们入座，递上一支烟给陈毅。陈毅摆了摆手：“我戒了。”毛泽东笑着把烟放在嘴上，说：“还是你有决心，我戒不了。”
到了晚年，毛泽东疾病缠身，不得不听从医生的劝告，下决心戒烟，终于告别了“烟民世界”，此时已是他去世的前一年。
1945年毛泽东的戒烟和生病是否有必然联系，这个没有证据，但他的生病给与刘少奇代理 的机会，确立了刘少奇21年的备位领导身份。
1946年2月，刘少奇决定在北平军调部内部成立一个由叶剑英、饶漱石、罗瑞卿等不超过七人组成一小委员会，以饶漱石为书记，因为饶漱石是中共党的干部，身份不便公开，“对外用顾问名义”。叶剑英“对外负责”，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书记饶漱石实际负全责。
当时的饶漱石，是中央委员，除了遥领新四军兼山东军区的政委、华东局书记两大重职外，他实际在延安担任副秘书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
刘少奇派他到北平负全责，应该是发挥他长期从事地下党工作的特长。
北平军调部，是革命战争年代，罗瑞卿和叶剑英少有的一段共事历程，从他们后来的结怨看，北平时期，他们没有缔结深厚的友谊。
军调部结束后，罗瑞卿去了晋察冀，历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晋察冀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晋察冀野战军政委、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杨得志第二兵团（后改为第十九兵团）政委，在平津战役中与杨得志等率部在新保安围歼傅作义第三十五军，对促成北平的和平解放起了重要作用，1949年春参与指挥太原战役。
解放战争时期的华北，因为傅作义太难缠而聂荣臻不长于大兵团指挥，仗打的有些窝囊，但毕竟坚持等来了林彪、罗荣桓的部队。徐向前的华北一兵团，实际是刘邓南下后的晋冀鲁豫部队，所以，身兼数职的罗瑞卿，实际是晋察冀的军队二号干部，但他的军事指挥能力比聂荣臻还要优秀一些，即使徐向前指挥的太原战役，罗瑞卿也参与了最后阶段的领导。
大进军时期，罗瑞卿曾经提出跟随林彪的四野南下，他如果南下，大约就是四野的第二政委（邓子恢那个角色），那么就可能代理林彪的中南军政委员会。
不过，邓子恢最后的身份是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1955年拟授大将，也和罗瑞卿相当。
罗瑞卿要求南下，说明和曾经的老领导林彪很有感情。他之所以没有能够南下，是因为毛泽东把他留在北平，负责筹建公安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公安部部长、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公安军司令员兼政委。
于是，他和叶剑英因为二陈一案结下了深仇大恨。
1965年，罗瑞卿突然被自己的恩主毛泽东打倒，这一直是国史的顶级谜案。
一旦解开罗瑞卿之谜，也就解开了文化大革命。
对于罗瑞卿，毛泽东是欣赏的，罗瑞卿的外号“罗长子”也与毛泽东有关。
1929年3月，罗瑞卿被中央军委从上海派到闽西，参加当地游击队的武装斗争。不久，这支游击队与朱德、毛泽东率领的红四军会合。在一次干部会上，毛泽东注意到了个子很高的罗瑞卿：
毛泽东“你是北方人吧？”
罗瑞卿：“我是四川南充人。”
毛泽东略显惊讶：“哦，川湘子弟身材大都不高，可你我都是长子。”
从此以后，罗瑞卿便得了个“罗长子”的外号。
罗瑞卿身高1．80米，在南方人中算是高个子了。可是个子高也给他带来了灾难。
1931年5月16日，红十一师政委罗瑞卿，指挥红军与敌军激烈战斗，突然，一阵密集的机枪子弹扫射过来，个子高的罗瑞卿首当其冲，头部左颊中弹，动脉血管被打断，顷刻间满头满脸都是血。
师长曾士峨一面指挥作战，一面命令赶快把政委抬下去。
罗瑞卿左侧颞颌关节被击穿，颞动脉受损，出血严重，已昏迷不醒。经过紧急包扎，罗瑞卿被抬上担架，翻山越岭，向后方转移，走了九天，才被抬到后方医院。
当时红军严重缺医少药，因伤情危险，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医生为罗瑞卿做了手术。手术基本上是成功的，但由于给颞颌关节复位时没有抬起来，落下了嘴不能张大的后遗症。讲话时往往咬牙切齿，少有笑容，于是罗瑞卿又得了“咬牙切齿”的外号。到解放后，经过精心调养，面部肌肉才有所缓解，也有笑容了。
进京后，毛泽东经常会见罗瑞卿，还不时在一些场合称罗瑞卿为“罗长子”。50年代，每个“五一”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在天安门广场，白天要组织游行，晚上有焰火晚会。毛泽东到场后，罗瑞卿就站在毛泽东的身后，负责保卫毛泽东的安全。毛泽东常常风趣地说“罗长子在我身边，天塌下来，有他顶着。”
但是，长期从事政治保卫工作的罗瑞卿，在工作中得罪了极多的人。
作为人，做工作不可能没有失误。孔子是大教育家，但我们读《论语》，在感受哲人伟大的同时，也能够发现许多值得商榷的观点，就是孔子本人，也承认有过失误。《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孔子说：“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罗瑞卿肯定不如孔子睿智，所以也一定有失误。
政治保卫局是侦查、审讯人犯的，在特定时期，经常会出现因为证据不足而不能快速结案的麻烦。
按照西方的比较人权的逻辑：宁肯放过一个坏人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
但是，在战争年代，在不能准确判断的情况下，有时就要被迫牺牲一些好人。
1934年，开国中将邱会作就几乎被牺牲掉。
邱会作，江西兴国人，这个县 是有名的将军县，1914年4月生，1928年参加革命， 1929年12月参加兴国县地方武装，标准的红小鬼。不久，随队编入黄公略的红三军，在九师二十五团任通信员、宣传员。1930年11月入青年团，1932年4月转为党员。1931年7月任红五军团宣传队长。1934年9月起在军委总供给部任统计员、政治指导员、总支书记。1934年，参加了红一方面军长征。1935年任军委四局三科科长。1936年7月任红军总供给部粮粏处处长。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4节
抗日战争爆发后，邱会作任军委供给部副部长。1940年，转入新四军任豫皖苏边区财政委员会主任兼新四军四师供给部政委。1941年任新四军四师政治部组织部长。1945年出席中共七大。
解放战争时期，邱会作任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第二十二分区地委书记兼赤峰军分区政委，东北民主联军第八纵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东北民主联军第八纵队，是聂荣臻晋察冀热辽大战略区下属的冀热辽军区的部队，在军事上接受林彪的指挥，但在组织人事上归晋察冀中央局，所以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山头。
东北民主联军第八纵队，是东北野战军的主力纵队之一，司令员是骁将黄永胜，政委是刘道生（开国中将）。邱会作是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那是正儿八经三把手。
冀热辽的山头代表程子华和晋察冀的聂荣臻一样的讨厌黄永胜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多次叽歪后，林彪被迫用程子华喜欢的段苏权担任司令员。辽沈战役前期，刘道生进步为冀察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兼前进指挥所政治部主任，邱会作就担任了八纵的政委。为了安排黄永胜，林彪只好让六纵的洪学智去搞军事教育，结果六纵在黄永胜带领下在辽沈战役立下赫赫战功。至于八纵，让段苏权指挥的一塌糊涂，连西柏坡的毛泽东都愤怒的电示东北公开批评。
辽沈战役后，黄永胜回老部队担任45军军长。这个45军的135师，在师长丁盛指挥下于1949年10月取得了腰斩七军的巅峰战绩。
1951年，邱会作在黄永胜的十五兵团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59年10月，庐山会议后接替黄克诚任总后勤部部长。1959年10月20日，中央军委发出通知，决定在军委常委之下，设立一个罗瑞卿领导的军委办公会议机构，邱会作列身于内，开始参与核心决策。
我们看邱会作的经历，就是政工干部和后勤干部。1959年，因为和主军的林彪关系亲密，所以当上了了军委总部领导。1959年，军队虽然已经开始了内耗，但毕竟战将如林，作为第一个成为总部一把手的中将，邱会作的人生表面看来非常的顺利。
但是，1934年10月，他几乎被组织谋杀。
1933年以后，邱会作担任红军总供给部机要统计员和政治指导员、机关党支部书记，掌握红军全部人员、兵力、枪支、马匹、军械、弹药、粮秣的统计数字，上级是总供给部部长兼政委叶季壮。
在邱会作这里，红军没有秘密。
1934年6月初的一天早上，叶季壮通知邱会作去接受一项特殊任务，周恩来要亲自交待。
周恩来见面就说：“啊，你就是邱会作，名字我早知道了。在我们家乡，不满二十岁的人还叫小孩。你现在就参加处理红军战略上的大事，这叫‘小人办大事呀’！”
周恩来交代任务说：“我们可能同国民党军队在苏区的中心打仗，事先得有必要的准备。你去完成一项特殊任务，把几处兵工厂、药品材料厂和几个仓库一律炸毁。另外，要把大量的浮财埋掉。几个仓库里的东西，可以迅速分散，分散不了就毁了。东西要处理得干干净净。你们要绝对保密，无论如何不能让当地人和厂里的工人察觉我们的意图。要是知道了，传出去了，就会对根据地军民的士气引起动摇，于当前的斗争十分不利。你们对兵工厂的处理可能会比较困难，最好采取夜间行动。这是一项苏维埃国家最高机密的工作，如有泄密，军法不容。”
其实，这个时候中共中央已经开始谋划并着手筹备中央红军离开根据地西征，周恩来给予邱会作的任务就是把不能带走的重要物品毁掉。
周恩来没有向邱会作说明真实的意图，打了马虎眼，但以邱会作的聪明，他能够判断出真实的目的。
邱会作按照命令，迅速处理了水头寨的仓库物资、桥头镇的大型弹药库和江面镇的红军兵工厂，和叶季壮一起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赞扬：“你说得很好，很简明，要点也突出。我知道了你们出色的工作。这么一项复杂的事，被你这么顺利地完成了，不容易呀！你还这样年轻，思维能力很强，大有前途！今后你要下功夫学，让你的文化与你的思维能力能够成正比例发展就好了。我今天算是给你下了一个学习文化的任务，下次再见面我就要考你了。”
邱会作把自己钉的本子送到周恩来面前，请他写几句话。周恩来拿起笔写了：“诚实、勤奋。周恩来，一九三四年八月。”
过了一个多月，1934年10月初，长征前夕，邱会作发现国家保卫局派来的特派员表情很蹊跷，一直死死地盯着他，上厕所也一步不离。
邱会作知道红军的全部实力和红军准备退出中央苏区的机密，如果他开了小差或者叛降，其损失是无法弥补的。于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决定将他彻底“保密”，只要保卫局的死刑命令一到，行刑队就动手。
一天黄昏，邱会作突然被捕，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张炎和展示了邓发签署的处决手令，理由当然是瞎编的莫须有。
邱会作连喊冤枉，但没有用。
在押解执行的路上，邱会作凑巧遇到骑马迎头而来的周恩来、邓发、叶季壮三人，叶季壮见状大吃一惊，立即问周恩来，周恩来也有些惊愕，但没有说话，只是面向邓发，邓发向周恩来挤挤眼睛，示意是按老规矩办。邱会作则死死地盯着周恩来。周恩来略加思考，对邓发说：“他还是个孩子！交给叶季壮带回去吧。”
松了绑的邱会作，跟在叶季壮马后，跑回供给部。叶季壮又给周恩来打电话，埋怨杀人连个招呼都不打。一会儿周恩来打来电话，要叶季壮和邱会作立即到他那里去。
到了周恩来那里，张炎和也在场。
周恩来握了握邱会作的手说：决定免他一死，还要特别保护，带着一起长征。并交待，对曾想处决的事要绝对保密。
周恩来、邓发、张炎和、叶季壮都知道为什么要杀掉邱会作，更知道邱会作的冤屈，但为了保护最高机密，在不能狠心杀掉邱会作的情况下，只有监督他长征了。
长征结束后，1936年7月，军委总供给部驻在延长永坪，邱会作任粮秣处长，同周恩来住在一个大院里，李克农、邓发等人也在一起。几个人在周恩来办公的大炕上看报聊天，一次无意中谈到了瑞金的生活，李克农问邓发：“长征临出发之前，你为什么要把邱会作抓住杀掉，难道就因为他多知道了些机密吗？要不是周副 ，阎王那里就多了一个鬼。”邓发略有羞愧地说：“那件事的起因你都知道，幸好没有造成千古之恨！”周恩来为邓发开脱：“离开江西之前，杀了一些不应该杀的人，当时我们都有责任。没有杀了他，是叶季壮坚决不同意，否则要等到杀掉之后才汇报上来，那就晚了。现在大家对乱杀人的事很痛恨，这是我们党一个最为惨痛的教训。”后来在延安，周恩来对邱提起这件事：“你当时直盯盯的眼睛望着我，给我的印象很深！”
晚年的邱会作发感慨：叶季壮一个争辩，周恩来一道命令，把我的脑袋保留下来了！让我多活了七十年。
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毛泽东到张闻天处征求对中央委员会组成的意见，对刘英说：你也是三朝元老了，有什么意见也可以说。
刘英说：别人我都没意见，就是邓发不能进中委，他杀人太多。
中共七大，邓发没有当选中央委员。1946年，他和叶挺、王若飞、秦邦宪同时遇难于黑茶山，史称“四八烈士”。
周恩来也愧疚“在离开江西之前，杀了一些不应该杀的人，当时我们都有责任。”
连忠厚的刘英都不能容忍邓发，在没有获得周恩来批准的情况下，邓发到底屠杀了多少人？如果不是凑巧遇到周恩来和叶季壮，邱会作必死无疑，而被判死刑的邱会作明明白白知道是杀人保密。
以“尊重生命，以人为本”的思想看邱会作被冤枉一案，邓发的政治保卫局简直就是无恶不作。
先写被冤杀的邱会作，在文革时期依托林彪进入政治局，成为国家领导人，然后参与了对曾经的战友们的迫害，那个时候，他是否还考虑绳捆索绑的自己死死盯住周恩来求救的心态？

@坦克手贝塔 447楼 2014-03-20 16:41:53
看来楼主也非常欣赏《 历史 的天空》这部作品，我个人也觉得要比《亮剑》对党、军队和国家的价值更大一些。可以从中看出，无数个姜大牙式的人物，是怎样从一个无产者、流氓分子通过自身的学习、对自己缺点的改正，逐步成长为我党我军的中流砥柱的。 历史 是由精英写就但更多的是唤醒自身隐藏着能量的普通人谱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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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中国的落后不仅仅是政治层面，还有或者更重要的是社会群体意识问题。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为什么能够成功？最重要的原因是日本国民的热衷学习。相较而言，1861年中国的洋务运动就非常的缺少民众的自发支持。
上个世纪初叶，修建天津到浦口的铁路，经过山东曲阜，在孔林附近经过。曲阜的衍圣公孔令怡就以惊动孔圣灵魂为借口，坚决要求铁路绕道而行。这个铁路一绕，兖州就成为鲁西南最大的交通枢纽，曲阜的政治、经济地位急剧下跌。
历史发展到2014年，国家已经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但是，现在搞教育非常的困难：一个方面是每一个家长都盼望自己的孩子成为清华、北大的骄子，另一个方面家长对于孩子的成长大多是负面影响。
比如，今日之中国，法律规定不能在公共场合吸烟，效果如何？
一个普通公民在公共场合吸烟和一个官员贪腐50个亿，对于社会的危害虽然有量的差别，但既然都是违背法律，性质是等同的。从某种角度看，贪腐是害人而利己，虽然不能原谅，但可以理解，他毕竟是一种正常的自私。而在公开场合吸烟，不仅仅是害人，不仅仅是违法，而且是严重危害自己的健康。一个人很骄傲的从事害人害己的事情，这个说明他没有法律意识和公德心。
如果每一个官员都不贪腐，社会风气就好转。反过来，如果每一个公民都遵守法律，这个社会风气一旦形成，也就最大限度控制了腐败。
《历史的天空》中的姜大牙，最大的特点就是热衷于学习，从来不犯同类的错误，尤其热心学习文化。
《亮剑》里的李云龙，一个搞婚外恋，一个不积极参加学习，一个大闹课堂显摆自己的战功。不要说一个高级将领，就是普通的公民，有这种行为，也是非常无耻的人格，作者竟然还把他当成正面形象歌颂，实在有些扯淡。
丁伟去李云龙家那一节，田雨的父亲谈到自己对于朝鲜战争的理解。不管他的观点是否正确，毕竟是从国家角度考虑问题，他立即勃然大怒。这种性格，决定了他可能是一个优秀的军人，但绝对不是一个合格社会管理者。建国后，出现了一波一波的政治动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的领导群体不允许社会发言。人家老人，还是政协委员，凭什么不让发言？
李云龙去北京，见到赵刚，他对于赵刚的高度自律和执行党纪，非常的不理解。
李云龙为了报仇，出兵剿土匪，还可以理解。建国后，段鹏发生作风问题，他也袒护。
如果，建国后的共产党人都是李云龙，这个社会就完蛋了。
我们需要革命者，土匪也有革命的权力。土匪当然有缺点，但他必须知道更改。
《亮剑》中多次点明：李云龙经常的违犯纪律。
纪律之所以成为纪律，就有理由。如果纪律不恰当，可以修改纪律。在没有修改纪律的情况下，经常违犯纪律，那不是英雄，那是流氓作风。
姜大牙对于东方闻樱真诚的眷恋，让我们感觉很温柔。建国后，姜子牙虽然还是娶了韩春梅，但始终不能忘记对东方闻樱，他给女儿起名东方红（后改姜东方），虽然有不尊重韩春梅的理解，但缺少表现了不能忘却的爱情。
李云龙，一个流氓而已。

@总机叫南京 449楼 2014-03-20 19:58:54
建国后，段鹏发生作风问题，他也袒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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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会作、刘亚楼作风也不佳，是谁在袒护，说叫做路线正确就好，这些都是生活小节呢？
尤其是邱会作，在总后勤部被造反派打得半死，某办主任持手令半夜杀入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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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历史人物和现实人物都有缺点，评价人物没有绝对的标准，只有视角的标准。比如，张灵甫曾经枪杀了妻子，按照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都应该严惩。延安曾经枪毙杀害女友的黄克功，但蒋介石确实放过了张灵甫。这个张灵甫，在抗日战场上骁勇敢战、贡献良多。
张灵甫，一个杀人犯，也是一个抗日英雄。如果和平时期，就是大混蛋，战争时期就是英雄。
李云龙，一个敢战之士，抗战时期是有贡献的，是英雄，和平时期出现了婚外情，所以就应该被谴责。
邱会作、刘亚楼，在抗战时期都有一定的贡献，所以是英雄。建国后，一个领导空军，一个领导后勤，当然有缺点，但毕竟他们参与领导的军队曾经打败印度的侵扰。毕竟让中国有了相对强大的国防力量，所以整体评价就不能绝对否定，我的意思是他们都有缺点乃至于有错误。
但是，我们评价中国的历史，特别是近代史，一定要有一个主旋律：我们这个民族是如何一步一步从被欺凌、被侵略中变成一个独立的国家，民众的生活一步一步提高。也就是说，作为集体、作为民族整体是进步的。
近现代中国的进步，就是接力棒比赛。
第一棒就是开明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有见识的官员，他们搞洋务运动就非常有利于中国。在那个时代，他们就担负着民族振兴的历史责任，洋枪、洋炮、军舰、工厂、学校、留学，是他们的贡献。
由于他们没有完成社会制度的变迁，所以不能打败日本的侵略，所以，从1894年退出了先进的行列。
第二棒就是孙中山的革命，他要在中国建立一个资本主义民主国家。
孙中山本人一开始并不是走革命的道路。1894年，他去了北京，向李鸿章上书。李鸿章拒不接见。接见了也没用，因为清政府连李鸿章本人的改革思想都不能贯彻，何况孙中山的意见。
辛亥革命虽然没有让中国走上富强、独立，但拉开了革命的道路。
第三棒是北洋军阀政府。
北洋时期，虽然内乱不止，但也有极大的进步，尤其是段祺瑞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有明显的依托国际斗争而进入国际舞台的思路。
巴黎和会打破了梦想，于是先进的中国人继续革命。
第四棒是国民革命。
蒋介石革命取得极大的成绩。一个是建立了合法的中央政府，如果没有这个政府，中国更加无法应对日本的侵略；一个是国家经济取得一些成就。
其实，如果不发生抗日战争，蒋介石领导了中国，也未必不是国家的幸福，因为一个抗日战争让中国丢失了接近15年的时间和损失了3500亿美元的财富。日军的三光，让很多地方几十年、几百年、乃至千年以来的财富积累化为乌有。破坏要比建设容易的多。
但是，日本人说来就来，蒋介石无法阻挡。
第四棒是共产党人。
任何一个社会的主体都希望安宁和稳定。今日的乌克兰被分解就是自作自受。弱势国家，面对国际强权，一个是尽量不要介入国际纠纷，一个是尽量不要让自己的内部纠纷国际化，因为容易引入外部干扰。

切记，不是每一个国家都能够通过抵抗侵略而强大。阿富汗独立于苏联的侵略，但阿富汗的经济完蛋了。

以乌克兰的弱小，夹在俄罗斯和欧盟之间，尽量和谐的生存就是最大的政治。他竟然敢于招惹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就是纯属找死。无论欧盟还是美国，都无法保护乌克兰，即使今天的美国出兵几百万帮助乌克兰，但美国也不可能十年、二十年、一百年保护乌克兰，而民族的仇恨一旦撒下，几百年都可能牢牢记住。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蒋介石。
蒋介石这一辈子，最大的错误就是在北伐胜利后挑起了军阀大战。在但是的国民党内，所有的军阀占据的地盘都不如蒋介石的富裕，只要有时间，蒋介石就拥有对军阀的更大的优势。
蒋介石解决军阀的思想是非常的正确的，错误的是时代。
1927年到1930年，蒋介石的铲除军阀的斗争，产生以下几个致命问题：1、共产党借机发展了根据地和军队；2、国军的内部残杀，消耗了太多的国防力量，矛盾《子夜》里就有中原大战对国民经济的破坏；3、张学良为了参加中原大战而开入关内，东北的空虚为日军的侵略提供了机会。
有些时候，政治家必须能够把握轻重缓急。
1927年的蒋介石，第一要务是如何对付共产党，这是急，你傻了人家的人，就预备人家的报复，第二重务是国防，因为那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
蒋介石，乃至今天的很多朋友过于相信国际正义乃至阵营和意识形态。国家和国家的关系并不等同于任何人的关系。人有感恩，有牺牲。国家关系只有利益，所谓朋友就是利益的代名词。
所有的政治家，乃至评论家，都必须牢牢记住，中国过去没有一个朋友，现在没有一个朋友，而且永远没有一个朋友，所有的油耗国家是因为需要我们。反过来，我们的朋友也是因为合乎我们的利益。
蒋介石过于相信国联和曾经的友谊，日军进攻的时候优柔寡断。

战争是国家和国家间最大的对抗，一旦开始，就极难结束。
日军对于中国的侵略，正如引而欲发的箭，一旦射出就不可能停止，或者是中国的极大让步，或者是日军的无法坚持。

抗日战争爆发了，国土沦陷了，所有的内部纠纷都必须服从抗日。

抗日不仅仅是打仗。

举一个例子。我在草原上放牧，羊群被狼群赶跑了，我没有办法，但别人硬从狼口下抢救了羊群。这个羊群是我的，还是别人的？如果是我的，我不但不能保护羊群而且可能被狼群吃掉。如果人家携带羊群离去，因为解救了我的危险我还要表示感谢。

1927年之后，国共是相互不承认的独立政党，手里都有枪，谁杀死谁，书有本事，谈不上正义与否。
但是，1937年，蒋介石自己不能够保护国家，最起码不能保护南京的居民，中国的大半国土沦陷。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中国的抗日力量，从日军手里夺回土地都是爱国行为。人家从日本手里多来的土地当然就是自己的，你有本事你夺去，你没本事你滚一边去。

所以，抗战后，国共两党在自己占有的土地里都有绝对合理的管理权。

蒋介石的政府是合法的，共产党的根据地也是合法的。两强不能并存，于是开打。谁对？谁错？没有对错，只有力量。军人的考场是战场而不是毕业论文。徐海东没有多少军事论文，但他是军事家，因为他能打仗，如果不能打仗，你就是上了百家讲坛也只能是纸上谈兵。军队，最忌讳的是纸上谈兵。马谡的军事理论一套一套的，但不是军事家，王平只能认识几十个字，但能够打仗，就是军事家。
政党，不是看他怎样演讲，而是看他拥有多少力量。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共产党就拥有了正义。这种观点过于看重力量，但没有了力量和军队，狗屁都不是。
古往今来，有多少民族被屠杀的干干净净？
我们看《射雕英雄传》，那里头的成吉思汗非常的残暴，但他是英雄，在今天仍然被歌唱，因为他是胜利者。

共产党打败国民党，结束了内乱，虽然有长时间的内部折腾，但毕竟慢慢好转，慢慢进步到今天。

我扯这一大坨，意思是说评论一个人、一个政党、一个集团，不能用固定的标准而必须考虑现实的需要。
20年前，如果有人给我一碗肉，我会很高兴，但如果他给我介绍一个美女当老婆，我就极端快乐。但在今天，你给我一碗肉，我担心血脂、血压，你给我一个美女，我担心惹麻烦。2014年的今天，我最需要的是给我女儿一个工作。
每一个人在不同时期的有不同需求，国家也是如此。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在历史时期的贡献，必须考虑历史国家的需求，而不能用我们今天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