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的季风 2019-07-14 19:58:56
顶楼主。
-----------------------------
谢谢！

@东园来风 2019-07-14 20:08:40
赞。
-----------------------------
谢谢！

@陇上斜阳 2019-07-14 17:50:25
顶一个。
-----------------------------
谢谢！

起初，王敦的如意算盘是，北面约请甘卓一起东进，南面说服司马承，并打算以司马承为自己的军司，只要把司马承抓在手中，就再无后顾之忧了。在王敦看来，司马承一介文士，湘州残破不堪，不必多虑，因此王敦只是在一切既定之后，才派参军桓罴（pí）到湘州进行游说。没想到司马承将桓罴逮捕下狱，一口回绝了王敦，与长史虞悝、司马虞望、建昌太守王循、衡阳太守刘翼等共同盟誓，效忠朝廷，并传檄全州，准备进军巴陵（今湖南岳阳）。零陵太守尹奉首先响应司马承，出兵营阳（今湖南道县）。王敦的姐夫、湘东太守郑澹拒不服从，司马承遂遣虞望率军先期进入湘东，设计杀掉了郑澹，传首四境。
这样一来，王敦后方不稳，骑虎难下。从王敦到达建康的时间分析，这时他并没有继续顺流而下，而是停军在江州的某个地方。这一段时间，应该是王敦有生以来最为艰难的时刻。因为如果甘卓继续观望，甚至被司马承拉拢过去，那么王敦将立即陷入被东西夹击的窘境；如若甘卓顺汉水而下，直接攻取武昌的话，势必会造成大军军心涣散，覆亡立待的结局。长久地停滞于长江之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旦中央朝廷在最初的慌乱中安定下来，形势对于自己将越来越不利。
在权衡利弊之后，王敦作出了两项决定：一是再次派遣自己的参军乐道融前往襄阳，为说服犹豫中的甘卓做最后的努力，并恳切地说明此次东进，只是为了家族的生存，别无他意。二是派遣从母弟、南蛮校尉魏乂，率将军李恒、田嵩等，率军二万转而南下，进攻湘州（治临湘，今湖南长沙），以求在司马承初起之时迅速将其消灭。
王敦东进，绝非翦除一个刘隗那么简单，实际上是将矛头直接对准了司马氏皇权，因此司马承同他之间已绝无妥协的可能。而甘卓就不同了，甘卓作为江南豪族，本就没有多少忠君之心，加上首鼠两端，王敦觉得还有进一步说服拉拢的余地。即便甘卓不一同东进，但只要保持中立，对王敦而言就是巨大的帮助。只要后方没有威胁，迅速拿下建康，控制住司马睿，一切事情将迎刃而解。
然而，事与愿违。派往襄阳的使者乐道融，不仅没有说服甘卓与王敦连兵结盟，相反却极力劝说甘卓要效忠朝廷，趁虚进攻武昌。乐道融，丹杨人，史称其“少有大志，好学不倦，与朋友信，每约己而务周给（往往节俭自己而周济他人），有国士之风”【《晋书·列传第五十九·乐道融》】。他虽然为王敦参军，但却痛恨王敦悖逆作乱，因而见到甘卓后，针对王敦起兵的借口逐一进行了批驳：

主上躬统万机，非专任刘隗。今虑七国之祸，故割湘州以削诸侯，而王氏擅权日久，卒见分政，便谓被夺耳。王敦背恩肆逆，举兵伐主，国家待君至厚，今若同之，岂不负义！生为逆臣，死为愚鬼，永成宗党之耻邪！君当伪许应命，而驰袭武昌，敦众闻之，必不战自散，大勋可就矣【《晋书·列传第五十九·乐道融》】。

大意是说，圣上亲统万机，并非像王敦所说的那样宠任刘隗一人。如今，考虑到吴楚七国之乱会重演，所以分割湘州借以削弱诸侯，但王氏专权太久，突然权势被分，就感觉自己被夺了权。王敦不顾圣恩，对朝廷用兵，显然是叛逆行为！朝廷待您不薄，如果您与王敦一同反叛，岂不有负大义！生为逆臣，死为愚鬼，永为宗族、乡党的耻辱！大人应当佯为听命，同意与其一起东进，然后趁其不备掩袭武昌。一旦拿下武昌，王敦之众闻讯，必会不战自散，大功可立。
就这样，在邓骞、乐道融连番劝谏下，甘卓最终下决心举兵勤王。他与巴东监军柳纯、南平太守夏侯承、宜都太守谭该【注：《晋书·列传第五十九·周该》记为宜都郡内史周该。此从《晋书·列传第四十·甘卓》】等人，发布檄书历数王敦叛逆的罪状，并各率本部人马讨伐王敦。另派参军孙双持表，向朝廷报告。又派参军罗英至广州，约请广州刺史陶侃同时进兵。
驻守合肥的征西将军戴渊，首先看到了甘卓的奏章，立即快马转呈司马睿。广州刺史陶侃接到甘卓的书信，也命令参军高宝率军北上。听到甘卓即将南下的消息，武昌军民大为恐慌，四散奔逃。司马睿看到甘卓的奏章大喜过望，立即下诏封甘卓为镇南大将军、侍中、都督荆梁二州诸军事、荆州牧，梁州刺史如故；加封陶侃以本官（广州刺史、平南将军、都督交州军事）领江州刺史。建康的大小官员也是一片欢呼，似乎是胜利在望了！
但甘卓生性不果断，且年老多顾虑。他率军进至距沔口（汉水入江处，今湖北汉口）不远的猪口（今湖北仙桃）后停了下来，希望等待各方同时进军。可是来自荆州各地的部队有远有近，一时无法全部集结，因此甘卓就在猪口整整停留了数十天之久，没有迅速南下袭击武昌。这让王敦获得了处理司马承、东进建康的时间。他一面驰书飞告魏乂猛攻湘州，一面冒着失掉根据地的危险，率大军直扑建康。

王敦起兵，最倒霉的要数留在建康城内的王导。这位大名士天天带着堂弟中领军王邃、左卫将军王廙（yì）、侍中王侃、王彬等在朝任职的王氏亲属二十多人，跪在宫门外待罪，惶惶不可终日。恰好仆射周顗进宫面圣，跪于门下的王导高声向他哀求：“伯仁（周顗字），以百口累卿（我一家老小的性命就全靠你了） ！”周顗没有搭理王导，“直入不顾”【《晋书·列传第三十九·周顗》】。出来后，王导与宗族家人还在宫门外跪着。王导再度向周顗呼喊，想询问结果。然而，周顗依旧不搭理他，不仅不搭理反而谈笑自若地对左右说：“今年杀诸贼奴，取金印如斗大系肘。”【《晋书·列传第三十九·周顗》】意思是杀了这帮贼子，便可换个大官做做。
话虽如此，但周顗心里很清楚，这场事变就是司马睿与王氏家族之间关于是否继续“共天下”的较量。作为仅次于刘隗、刁协、戴渊等被司马睿信任的重臣，周顗有着三人无法企及的名望，司马睿要想安顿建康内部，需要像这样能够被各方都认可和接受的人。因此在觐见司马睿时，周顗备言王导之忠君爱国，竭力保证王导的忠诚，希望司马睿不要错杀忠良。而司马睿对于是否彻底与王氏决裂还在犹豫不决，因此最终被周顗说服。
周顗回到家中，仍然担心司马睿对王氏的态度会有所动摇，因而又写上奏疏，言辞恳切地说明王导的无辜，请求司马睿将王导与王敦区别对待，不要牵连所有的王氏子弟。
司马睿没有选择与王氏家族彻底决裂，其原因固然是君臣之间长期的感情以及王导一直以来表现出的忠心，但同司马睿对平叛没有把握也有极大的关系。其一，王敦发动叛乱后，王导没有像从兄王含那样选择逃跑，而是一直以罪臣的身份，带领全族每天到宫门外待罪，这说明王导对司马睿还是忠诚的，起码在表面上是这样。其二，琅琊王氏南渡前就是高门大族，过江后经过王导等人的苦心经营，更是首屈一指的豪门。在王氏家族内部，虽然不少人对刁协、刘隗十分反感，但对于王敦的忤逆行为也是不支持的。何况王导为相控制朝政多年，势力盘根错节，在他伏地待罪的情况下，若再严肃处理，只会把整个王氏家族，甚至包括倾向于王氏家族的其他大族推向王敦一边，极有可能引发建康内乱。其三，司马睿对中央朝廷能否平叛并没有十足的把握。毕竟戴渊、刘隗的部队刚刚建立半年，与王敦训练有素的军队不可同日而语。况且建康城内的宿卫六军【《晋书·志第十四·职官》载：“以领、护、左右卫、骁骑、游击为六军”】，力量十分薄弱，而甘卓、陶侃均在千里之外，远水救不了近火。此外，王氏家族在宿卫六军中也是很有势力的，如王廙为左卫将军，王邃为中领军。如果此时与王氏彻底决裂，以后将没有丝毫的回旋余地。这其中，历来仁厚、睿智、善于协调各方的周顗的意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那么，周顗为什么在宫门外两次置王导于不顾呢？这是周顗的精明之处，也是处于矛盾漩涡中，慌乱无措的王导应知而未知的地方。此时的司马睿正处于矛盾之中：是彻底与之决裂，拼个鱼死网破？还是留下王导，从而留下余地？如果周顗在宫外与王导勾勾搭搭，一旦司马睿得知，那么周顗再去劝说司马睿，说服力势必大打折扣。况且，欲诛杀王导家族的刁协、刘隗等人，都比周顗与司马睿更为亲近，他们的耳目众多，只要有不利于周顗的只言片语传到司马睿的耳中，那么周顗不但无法解救王导，甚至自己乃至整个周氏家族也有可能与王氏同归于尽。以周顗的弟弟周嵩与王含、王敦的姻亲关系和种种无礼于司马睿、刁协的言行，司马睿决心大开杀戒不是没有可能。因而此时的周顗，只有凭借长期以来在司马睿心目中树立的美好形象，凭借危难中显示出的忠心，凭借与王导划清界限而表现出来的公心，才有可能说服司马睿。所以周顗在进出宫门时，故意与王导保持应有的距离，以免弄巧成拙。
然而，惊慌失措的王导对于这一切全然不知。他似乎认为，在忍让了司马睿数年的紧逼，冷眼旁观了刁协、刘隗等人的嚣张，当自己整个家族命悬一线时，连历来儒雅、大度的老同事竟然也翻脸不认人了。从此王导对周顗恨之入骨。后来王敦兵入建康，王氏一族重又得志。王敦想启用周顗，问王导：周顗、戴渊是人望所在，应当位列三司吧？王导没吱声。王敦又问：就算不列三司，也得作个仆射吧？王导依旧不答。王敦说：如果不用他们，就只能杀了他们。王导还是不说话。于是王敦下令杀掉了周顗、戴渊。不久，王导在中书省翻检以前的宫中奏疏时，发现了周顗为解救自己而上的折子，其中言辞恳切，殷勤备至。王导执表痛哭流涕，悲不自胜，对儿子们说：“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负此良友！”【《晋书·列传第三十九·周顗》】
周顗死后，王敦派人抄没周顗家，只收得空篓子几只，里面装着旧棉絮，酒五瓮，米数石，朝臣都感叹周顗的清正廉洁。王敦死后，周顗被追赠左光禄大夫、仪同三司，谥曰“康”，以少牢之礼致祭【羊、豕各一者，曰“少牢”。《礼记·王制》载：“天子社稷皆太牢，诸侯社稷皆少牢。”】。

@信陵小司徒新号 2019-07-17 06:14:51
来也
-----------------------------
师兄的帖子太慢了

建康，今南京。西通荆湘，东带三吴，北凭两淮，是中国在六朝时期的经济、文化、政治、军事中心，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南直二·应天府》在形容建康地势时说：“前据大江，南临重岭（牛首、雁门诸山），凭高据深，形势独胜……诸葛武侯云：金陵，钟山龙蟠，石头虎踞，帝王之宅。王导亦云：经营四方，此为根本。盖舟车便利，则无艰阻之虞；田野沃饶，则有展舒之藉。”
建康城周二十余里，东傍钟山，南枕秦淮，西倚大江，北临后湖（玄武湖），处天然屏障之内。其西南依次有新亭、新林、牛头山、板桥、三山以及江中白鹭洲等重要据点，再往上游，就是姑孰，附近有著名的采石矶。横江渡口与采石矶隔江相望，此处江面狭窄，是南下渡江的理想选择。而姑孰则依凭采石、东梁山二处险要，遏止从上游顺流而下之敌。
从建康沿江向东，分别为直渎戍（今江苏南京东）、罗落桥（今江苏江宁东北石埠桥）、江乘（今江苏句容北）、竹里（今江苏句容北竹里山间）等重要据点，百余里就是京口（今江苏镇江），京口对岸是广陵瓜洲渡（今江苏扬州邗江区），为南下的又一个重要渡口。京口是建康连接三吴地区的交通枢纽，三吴地区的粮食可以沿运河转京口，源源不断地往建康输送。
建康的东南面有两条小河，西向流入秦淮水、东向流入丹杨运河，两河源头间，就是破冈。破冈又称破冈渎，为了避开粮船入江的风险，吴大帝赤乌八年（公元245年），“（吴主）遣校尉陈勋将屯田及作士三万人凿句容中道，自小其（今江苏句容东南）至云阳西城（今江苏丹阳西南）”【《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连接两河，使吴会船只自丹杨运河不必往京口，西行直接入秦淮，再北上直达建康。
石头城（今江苏南京西清凉山上）为屏蔽建康西边的军事重镇，以清凉山西坡天然峭壁为城基，北缘大江，南抵秦淮河口，环山建筑，易守难攻。城周七里一百步（约为现在的六里），南开二门，东西各开一门。城内设置石头仓库，用来储备军粮和兵器。
建康城内，自南往北是一条主干道，称为御道。秦淮河南面为长干里，是建康最繁华的商业区，河上为朱雀桥，又称大珩，秦淮河在此以半月形环抱建康城。朱雀桥东侧、东长干里北面秦淮河岸是著名的乌衣巷，再往东去，是丹杨郡城。过了朱雀桥，就是朱雀门，沿御道继续北行，两侧分别为太庙、太社和百官府邸，东侧稍远处为骠骑将军府。再往北，就是宫城正门——宣阳门。
永昌元年（公元322年）三月，王敦大军从芜湖（今安徽芜湖）沿江而下，逼近建康。司马睿下诏，以司空王导为前锋大都督、假节，都督诸军，领扬州刺史，戴渊为骠骑将军，丹杨诸郡太守皆加军号，共讨王敦。同时加仆射周顗为尚书左仆射，中领军王邃为尚书右仆射，尚书令刁协出督六军。又以太子右卫率周筵行冠军将军，统兵三千讨沈充；命甘卓、陶侃掩袭武昌。戴渊与右卫将军郭逸扼守朱雀桥，右将军周札驻守建康西面门户石头城，刘隗军于金城（今江苏南京江宁区北）。
即便局势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司马睿还在幻想双方能够言归于。在他看来，自己没有杀掉王氏一族，现在最佳的结果是说服王敦退兵，这样双方都能体面地下台。因此他派遣王导的堂弟，也是司马睿的姨家表弟，左将军王廙前往王敦军中，企图劝说王敦退兵。这当然是司马睿的一厢情愿，他大大低估了王敦的决心。王廙一到王敦的军营就被扣留。王廙既不能谏止王敦，又被扣留不放，索性豁了出去，将建康虚实和盘托出，帮助王敦出谋划策，协助反叛。看到王廙迟迟不回，司马睿终于意识到难免一战了，为了鼓舞士气，他亲贯甲胄，出城巡示诸军，以示决心。
四月，王敦大军兵临建康城下。出于对刘隗的切齿痛恨，王敦打算直接进攻金城。部将杜弘认为金城守军众多，建议先攻石头城。他说：“周札少恩，兵不为用，攻之必败。札败，则隗自走。”【《晋书·列传第六十八·王敦》】王敦遂以杜弘为前锋，猛攻石头城。周札果然没做什么抵抗，大开城门投降了杜弘，王敦轻而易举地占领了石头城。
石头城丢失，建康西面门户大开，司马睿着了慌，命刁协、刘隗、戴渊合军进攻石头城，并令王导、周顗、郭逸、虞潭等人率军，分三路出击。这些人多是文官，坐而论道是把好手，将略就非其所长了，尽皆大败，王敦趁势率军冲入建康。
司马睿失败得有些突然，也有点蹊跷，史书一笔带过，没有更多的细节描述。但我们似乎能感觉到，守军并不卖力，百姓也是袖手旁观。究其原因，大约是司马睿发奴为兵确实让“士庶怨之”吧！另外，都督诸军的王导是否愿意看到朝廷胜利？因为如果司马睿胜利的话，王氏家族也许会变得更加危险；反之，不仅能趁机除掉异己，而且王氏等大族的利益还能得到有效的维护（纯属猜测，没有史料证据）。
刁协、刘隗兵败逃回宫中，在太极殿东侧的阶下见到了司马睿。司马睿拉着两人的手，失声痛哭，不胜悲伤，劝他们立即逃离建康，以避杀身之祸。刁协说：“臣当守死，不敢有贰。”【《晋书·列传第三十九·刁协》】司马睿说：事到如今怎能不走呢！遂令人给刘隗、刁协准备马匹，让他们各自逃命。刘隗行至淮阴（今江苏淮安）时，被兖州刺史刘遐袭击，被迫携妻子、亲信二百多人投奔了襄国的石勒。石勒以刘隗为从事中郎，太子太傅。晋成帝咸和八年（公元333），后赵发生内乱，刘隗随后赵皇帝石虎出征，战死于潼关，终年六十一岁。刁协年老体弱，不能乘马，行动迟缓，加上他对部下素无恩惠，如今树倒猢狲散，招募来的随从走到半道，也都逃之夭夭，行至江乘时，为人所杀，首级送至王敦处。司马睿听到刁协身死的消息，十分悲痛，秘密下令，逮捕并诛杀了送刁协首级的人。
在湘州方面，谯王司马承边战边守，等待甘卓的救兵。但甘卓却停军于猪口数十天，未曾南下，而湘州城墙加固尚未完工，粮草也十分缺乏，人心惶惶，相持百余日，终于被魏乂攻破城池，司马承被俘，槛车押送荆州。走至半路，王敦派王廙杀害了这位不失忠梗的谯王。王敦心腹沈充也攻拔吴国，杀了內史张茂。

王敦起兵自认为不是犯上作乱，但他进入建康后，非但不入宫朝见司马睿，反而放任兵士四处劫掠，百官公卿惊恐万状，建康城内一片混乱。此时，司马睿真成了孤家寡人，百官全部逃散，除了安东将军刘超率部下值宿宫中，身边就只剩侍中二人。他知道大势已去，遣使向王敦传话：公若还忠于朝廷，就此息兵，则天下尚可共安，如其不然，朕当归琅琊以避贤路。但王敦没有回话。见王敦不搭理自己，司马睿只得命公卿百官齐去石头城拜见王敦。谢鲲曾劝谏王敦，说大将军虽然诛灭佞臣，建有功勋，但入朝以来，一直都称病不去面圣，若是能去觐见天子，君臣消除隔阂，必定会使天下信服。王敦反问道：你能保证在我入朝时不会发生意外吗？谢鲲说：陛下因久未见您，忧虑不安，且宫禁肃穆，必定安然无事。并自告奋勇，表示愿意陪同王敦入觐。尽管有谢鲲的保证，但王敦根本不信任司马睿，终究还是没有去朝见。
辛未（十八日），司马睿下诏实行大赦，王敦乃自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江州牧，封武昌郡公，邑万户【注：《晋书·列传第六十八·王敦》载：“（帝）以敦为丞相、江州牧，进爵武昌郡公，邑万户……又加羽葆鼓吹，（敦）并伪让不受。”此从《晋书·帝纪第六·元帝》】。王敦见太子司马绍有勇略，为朝野所拥戴，便想以不孝的罪名废除他的太子之位，以免日后阻碍自己专政，但遭到温峤的大力反对，其他朝臣亦以沉默表示反抗，王敦只得作罢。
攻破建康，大权在握，此时的王敦也不太在乎朝臣的意见了，以太保、西阳王司马羕为太宰，王导为尚书令，从弟王彬为江州刺史，王邃为徐州刺史，亲兄王含为卫将军、都督扬州江西诸军事、领南蛮校尉、荆州刺史，进行了一次军政大调整，“改易百官及诸军镇，转徙黜免者以百数；或（有时）朝行暮改，随意所欲”【《资治通鉴·晋纪十四·晋元帝永昌元年》】。
当年，王敦率军还武昌，又自领宁、益二州都督，遥制朝廷。不久，司马睿忧愤成疾。闰十一月己丑（初十），司马睿病重而死，时年四十七，葬建平陵，庙号中宗。封建史家评价司马睿时说：

帝性简俭冲素，容纳直言，虚己待物……恭俭之德虽充，雄武之量不足……然晋室遘纷，皇舆播越，天命未改，人谋叶赞。元戎屡动，不出江畿，经略区区，仅全吴楚。终于下陵上辱，忧愤告谢【《晋书·帝纪第六·元帝》】。

大意是说，司马睿性格简朴俭省而恬淡，能容纳直言，虚心待人接物。谦恭节俭之德有余，而雄武之才不足。而晋室遭乱，天子流亡，天命依然在晋室，谋臣和谐。但王师屡次出动，总是不能越出长江流域，治理区域狭小，仅能保全吴楚而已。终于使权臣犯上，身受其辱，忧愤而死。
《晋书》中讲了一个关于司马睿身世的“奇闻异事”：

初，玄石图有“牛继马后”，故宣帝深忌牛氏，遂为二榼（kē 盛酒的器具），共一口，以贮酒焉，帝先饮佳者，而以毒酒鸩其将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亦有符云【《晋书·帝纪第六·元帝》】。

曹魏时期，有一本流传很广的谶书《玄石图》，上面记有“牛继马后”的谶言，司马懿请星象家管辂占卜子孙运势，管辂占卜的结果与《玄石图》不差分毫。司马懿起初不知何意，后来他位居太傅之职，权倾天下，部下有个将领叫牛金，司马懿想起“牛继马后”的预言，心里十分忌讳，怕牛金将来会对子孙不利，就事先做了个能装两种酒，只有一个口的酒壶，在酒中下毒，然后派人请牛金赴宴。牛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送了命。到了西晋初年，司马懿的孙子司马觐袭封琅琊恭王，其妻夏侯氏被封为妃子。夏侯氏为人风流，没多久就与一个姓牛的小吏勾搭成奸，生下了司马睿。西晋灭亡后，司马睿建立东晋，这就是所谓的“牛继马后”。即司马睿并非是司马氏真正的后裔，而是牛姓之子，牛姓代司马氏继承帝位，于是后人便戏称司马睿为牛睿。比如明朝思想家李贽，就直称东晋为 “南朝晋牛氏”，而不称司马氏。除《晋书》外，历史文献对此也多有相关描述，如北魏魏收《魏书》及宋代罗大经《鹤林玉露》、洪迈《容斋随笔》、赵与时《宾退录》等书。
据《晋书·列传第一·元夏侯太妃》记载，琅琊恭王妃夏后氏“名光姬，沛国谯人也……妃生自华宗（贵族），幼而明慧。琅琊武王（司马伷）为世子觐纳焉，生元帝”。曾有谶语说“铜马入海是建邺期”，夏侯光姬小字铜环，后来司马睿在江左“中兴”晋朝，倒也算是印证了谶语。

@hjzhou62 2019-07-17 06:40:15
周三清晨的问候，拜访楼主，欣赏佳作
-----------------------------
师兄早啊！

@hjzhou62 2019-07-18 06:47:06
周四清晨的问候，拜访楼主，欣赏佳作
-----------------------------
谢谢师兄！

@陇上斜阳 2019-07-19 09:10:01
在权力和利益面前，王导也不是圣人。
-----------------------------
圣人也难挡啊，孔夫子周游列国也是为了讨个一官半职。

@江南的季风 2019-07-18 23:18:22
顶楼主。
-----------------------------
谢谢！

@南来北归 2019-07-19 09:27:28
顶楼主。
-----------------------------
谢谢！

@东园来风 2019-07-20 10:28:22
周末问候。
-----------------------------
周末下午好！

@鳞鳞居大厦 2019-07-20 11:44:48
加油。
-----------------------------
谢谢！

@邬兜又128 2019-07-17 06:25:25
-　　-　　-　　这个好！　　支持　　-　　支持楼主！　　支持　　兄弟的帖子，向来注释明白，严谨
-----------------------------
谢谢！

@公鸡上的杨柳 2019-07-20 11:58:08
写的精彩。
-----------------------------
谢谢！

@汉风醉长云 2019-07-20 12:07:19
周末好。
-----------------------------
仁兄周末好！

司马睿死后，王导受遗诏辅政，二十四岁的太子司马绍继位，改元太宁，就是晋明帝。在武昌（今湖北鄂州）遥执朝政的王敦，加紧了篡位的步伐。由于身在武昌，不好在没有借口的情况下带兵入建康，因而王敦“讽（用含蓄的话劝告）朝廷征己”【《晋书·列传第六十八·王敦》】，暗示明帝下诏征召自己入朝，以做到“名正言顺”。
明帝司马绍，字道畿，性情孝顺，有文才武略。他年轻果锐，心思慎密，不欲与此时兵势强盛的王敦正面对抗，于是以手诏征召王敦。太宁元年（公元323年）四月，明帝又遣应詹为使，加授王敦黄钺、班剑（有纹饰的剑）武贲二十人，许他奏事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王敦遂移镇姑孰（今安徽当涂境），屯驻于城东的于湖，并自领扬州牧，直接控制了京畿地区。
此时王敦权势达至顶峰，甚至到了“四方贡献多入己府，将相岳牧悉出其门”的地步，他控制扬州、江州、荆州、徐州等重镇，以最宠信的吴地大族沈充和铠曹参军钱凤为谋主，诸葛瑶、邓岳、周抚、李恒、谢雍等为爪牙，纵容这些人为非作歹。史载：“充等并凶险骄恣，共相驱扇，杀戮自己；又大起营府，侵人田宅，发掘古墓，剽掠市道，士庶解体，咸知其祸败焉。”【《晋书·列传第六十八·王敦》】
王敦想谋逆，但其宗族诸人并非一味跟随，王导、王彬、王舒、王棱等都或明或暗地反对王敦。王棱甚至由于不断劝谏，被王敦暗杀。王舒知道王敦要起事，秘劝明帝加紧准备，谋讨王敦。
面对“王敦专制，内外危逼”的局面，明帝也一直在暗地里谋划如何削弱王敦的势力。虽然他曾想以流民帅郗鉴的势力为外援，甚至还暗中亲往王敦兵营探查形势，但这一切似乎都比不上中书令温峤的无间道效果好。温峤，字泰真（或作太真），太原祁县（今山西祁县）人。东晋名将、司徒温羡之侄。温峤为人聪敏，博学善文，尤擅清谈，而且凤仪俊美，颇有器量。他早年以孝悌著称，多次拒绝州郡征辟。明帝继位后，以温峤为侍中，旋改任中书令，执掌诏命文翰，参预机密，深得明帝倚重。王敦对温峤颇为忌惮，因而请求以温峤为幕府左司马。温峤假意勤勉恭敬，为王敦出谋划策，事事配合，又刻意结交其心腹钱凤，逐渐取得了王敦的信任。太宁二年（公元324年）六月，王敦表请温峤为丹杨尹，希望他借机监视朝廷动向。这样，温峤得以返回建康，将王敦的谋划与虚实尽数禀告给晋明帝，请朝廷作好应变准备。
同月，当王敦知道温峤背叛自己后，大为震怒，准备以诛杀温峤的名义再次起兵，并扬言要亲自拔掉温峤的舌头。然而此时的王敦，无疑是心有余而力不从了，他已经病到钱凤直接问他后事如何安排的地步。王敦自己无子，于是矫诏拜养子王应（其兄王含之子）为武卫将军，作为自己的继承人，又以王含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同时他认为王应年少难当大任，因而又给了“师爷”钱凤三条建议：上策为放弃兵权，复归朝廷；中策为退回武昌，拥兵自守；下策为举兵东下，夺取政权。然而钱凤不仅在反间谍战线上被温峤蒙蔽，政治才干也令人堪忧，他认为王敦的下策，实为上上之策，遂与沈充等谋定，一旦王敦身故即发动叛乱。
与此同时，明帝以司徒王导为大都督、领扬州刺史；温峤为中垒将军、持节、都督东安北部诸军事，会同右将军卞敦守石头；光禄勋应詹为护军将军、都督前锋及朱雀桥南诸军事；郗鉴为行卫将军、都督从驾诸军事；庾亮领左卫将军，吏部尚书卞壸行中军将军。又诏征临淮太守苏峻、兗州刺史刘遐及徐州刺史王邃、豫州刺史祖约、广陵太守陶瞻等边军镇将入卫京师。为了消除将士对王敦的畏惧之心，晋明帝下诏说“天下长奸，敦以陨毙。凤承凶宄，弥复煽逆”【《晋书·列传第六十八·王敦》】，宣称王敦已死，只以钱凤为讨伐对象。王导则配合明帝的假新闻，率宗族子弟为王敦发丧。晋军将士对王敦的“死讯”信以为真，士气大振。
七月，王敦以骠骑大将军王含率钱凤、邓岳、周抚等，领兵三万，军向京师，并暗示钱凤等人在破城后杀死司马绍。沈充也于吴兴起兵，率万余人直趋建康。
王敦大军水陆并进，很快抵达秦淮河南岸。由于晋军援军未到，温峤下令烧毁朱雀桥，与叛军隔河对峙。明帝亲自出屯南皇堂（建康城宣阳门外），以将军段秀（段匹磾之弟）与中军司马曹浑等率数千甲卒乘夜渡河袭击叛军，在越城（今江苏南京南）大败王含，斩其前锋将何康。败报传至，王敦明白大势已去，无可挽回，本欲强撑病体，亲赴前线指挥，无奈身体已经不允许了。不久，王敦在愤恨交加中死去。临终遗命，让王应先称帝登位，立朝廷百官，然后再为自己操办丧事。
王应的确秘不发丧，他用席子将自己养父的尸体包裹，外涂白蜡，埋于军府厅堂地下。草草了事后便天天和诸葛瑶等人纵酒行乐，毫不谋划攻守之策。不久，刘遐、苏峻等边军相继赶到建康，将钱凤、沈充等人逐一击破。王含、王应父子逃奔荆州，被王舒溺杀于长江，钱凤、沈充也相继被故旧所杀，传首京师。王敦之乱至此被彻底平定。明帝下诏，起出王敦尸体，焚毁其所着衣冠，摆成长跪的姿势斩首戮尸，随后将王敦、沈充等人的首级一同悬挂于城南朱雀桥上示众。若不是尚书令郗鉴上奏明帝求情，甚至都没人敢为王敦收尸。

对于东晋初的这段历史，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这样评价：“《晋书》史臣所论，盖以“五马”渡江以来，王敦于荆、江诸州讨平华轶、杜弢、王机、杜曾，功业积累，造成了凭陵晋室的形势，卒以兴兵叛晋。自此以后，居上游者多踵王敦之迹，处其利而有心，恃兵恣擅，力图以此巩固门户利益，压倒竞争对手，甚者意在移晋室之鼎……在中国古代的王朝政治中，出总戎麾的绛、灌、卫、霍之臣，历代皆有，这种人的行事并非皆如东晋的王敦。王敦之所以为王敦，东晋强藩之所以多如王敦，其历史的原因，一是皇权不振，一是士族专兵……东晋士族专兵，始作涌者是琅邪王敦，一般说来，是由于士族已成为强大的社会阶层，琅邪王氏更居其首；特殊说来，是由于皇权不振，不足以控制士族……《晋书》卷六《元帝纪》谓“中宗失驭强臣，自亡齐斧”。齐斧，受以征伐，象征权威。实际上，元帝从来就没有驾驭强臣的“齐斧”，强臣也不允许元帝握有这种“齐斧”。王敦之乱，正是元帝欲用刁协、刘隗为“齐斧”以驭强臣而促成的，其结果是“齐斧”未效，强臣先叛。”
田余庆先生的话很有见地。司马睿于八王之乱后期，受东海王司马越的派遣，出镇建邺。西晋咸宁定制，琅琊本为大国，但是由于八王之乱的结果，南渡时的琅琊王与八王之乱中的诸王相比，权轻众寡。司马睿以旁支弱藩而又“寄人国土”，本来不具备继统的资格。只是由于两京陷落，怀帝、愍帝被掳，武帝、惠帝嫡属尽死于难，晋室在北方已无立足余地，才使遥远的江东成为正朔所在地。司马睿以际遇而得帝位，并没有法统、实力和功劳的凭藉，因而也不可能拥有哪怕像晋武帝那种不算强大的皇权。
《南齐书·卷十七·舆服志》说：“乘舆传国玺，秦玺也，晋中原乱，没胡，江左初无之，北方人呼晋家为白板天子。”《太平御览·仪式部卷三·玺》引《玉玺谱》也说：“元帝东渡，历数帝无玉玺，北人皆曰司马家是白板天子。”自汉以来，授官皆有印章，授官只用板书而无诏敕印章，称“白板”。天子无传国玉玺而被讥讽为白板天子，等于当官无官印一样，是没有权威的天子。因而它的存在，是靠若干家士族的支撑。每家士族为了门户利益，都力图挟制天子，使其他士族屈从于己。所以东晋天子只有在各家士族门户地位平衡、利益均沾的条件下才能生存，而要长期保持这种平衡，使之不被破坏，是十分困难的。
东晋政权之所以能维持百年之久，其政局的发展，也就是几家高门大族势力由平衡进入不平衡，再经过权力角逐进入新的平衡。与此相对应，东晋政局也由稳定到动乱，再由动乱恢复新的稳定。每一次这样的变动，原本掌权的士族就被新的士族替代。在皇权不振、士族专兵情况没有改变的条件下，这种循环往复的历史过程将一直进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