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首先我要说，是对文静不公平，但也不是谁的错，要说就是那个时代的错，也是我们年轻的错。当年是文革期间，我们又……，遇到一起，她和她们家都对我挺好，也就……。我多年以来并不知道有个孩子，与孩子和他妈没有联系过，当年走了后再也没能来往。”

陈继良说出开场白，他接着说：“要不是我堂弟从部队转业复员到武汉一个派出所，正好办叶秀枝二儿子户口的事，叶秀枝觉得唐弟与我的名字很相像，地好奇地打听，否则也可能终生不会再与他们母子见面。联系上了我才知道，叶秀枝早已为人之妻，她不但养长了我的孩子，又跟后来的丈夫养育了一个小儿子。她辛苦操劳，想办法为他们创造条件，将孩子户口从农村调到武汉，受到良好教育，很不容易。我虽然现在与她有了联系，但并没有多的想法。我们分别有各自的家庭，各自的家庭也挺好，我认为还是要各家过各家的日子的好。我没有想让她长期留在我的身边，她仍然有她自己的生活。我们都还是正常的家庭，不会受影响。”

他顿了顿，又说：“但是，终究、多少有些影响的，不可能像从前一样。张灵火是我的儿子，我多年没对他尽到做父亲的责任，现在既然知道了，就不能不管不顾。他毕竟是我们陈家的血脉，而且也算优秀，现在在一家上市远洋运输公司工作，在跑船，是一名干部，不久会上岸搞船队的机械配件管理工作，年纪轻轻算是有作为的了。我们家我这一辈是一代单传，他也是一代单传，我们也不可能再生孩子了。当然他的名字不改了，还姓张，人家养育到他二十多岁也不容易。我想如果他生了孩子，可以再姓陈不迟。”

他又说：“对于张灵火和咱们闺女，我会一碗水端平，都是我们的子女，教育上，工作上，将来的生活上，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让他们幸福。至于张灵火的妈，因为孩子的原因，我少不了会与她有所接触，但我也会注意尺度，不影响我们自己的家庭生活。张灵火将来结婚，生孩子，她有可能来上海照顾，她会上海、武汉两头跑。我跟她见面、说话是免不了的。提前跟大家说一声，请大家理解。”他说话间，看了文静一眼，接着说最后一句:“尤其是文静要理解，我不会亏负你们。”

这番话说罢，大家又都安静了，奶奶深深地看了儿子陈继良一眼，转头又看李文静，等候着她表态。

这番话说罢，大家又都安静了，奶奶深深地看了儿子陈继良一眼，转头又看李文静，等候着她表态。

李文静很矛盾，对自己要说什么没想好，但这种情况下她又不得不说些什么，至少原则性的话她要说出来。但是，陈继良关键的话并没有说透，是的，他肯定会与那个叫叶秀枝的女人有往来的，但是怎样的往来呢？或者说白了，有没有性的关系，会不会上床呢？他没有说，我当着老人、姐姐们和女儿的面，更不好提及，这种话说不出口呀。
李文静思忖了一下，脸上挂上笑容，说：

“咱们陈家忽然多了一个儿子，而且挺优秀的，这是大好事，我也高兴。都是继良的孩子，我也相信他会公平对待儿子女儿的，而且咱们闺女也挺优秀，计划明年出国留学，我们也很支持。”

她话风一转：“张灵火，我欢迎他有时间能回这边家里，把这里当他家一样，甚至住这里也成。”

此时陈继良接应了她的话，说：“他单位有宿舍，也正准备买房，打算明年结婚呢，他的女朋友也是我们老家的人，现在武汉。”

李文静听了，说：“那好呀，他买房子我们也会力所能及地帮他。”

陈继良说：“我也这样说了，上海房价高，首付不够的话我们一起凑，他说他们先想办法，实在不够再说。”

“嗯，这孩子懂事，有主见。”李文静接着说：“你跟他们母子有接触是避免不了的，是正常的就好，我也不干涉，你也会自觉。正常的就好，你说呢？”
她拿眼看着陈继良，问。

“正常的就好”，普通的五个字涵义却丰富，关键在对“正常”两个字的理解上。

什么样的男女关系，有哪些行为算正常，哪些不正常呢？标准是什么呢？这就不好说了。

但她的意思指什么，他是懂的，忙答应道：

“对，正常的就好。”

正常的就好，一场家庭变故，以这五个字作了结束，也从这五个字重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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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5个字中有20%是可以省略，忽略不计的。正常就好，也不违其意。
也就是这20%的空间，让事情有了一些变化。

陈继良虽然与叶秀枝恢复了关系，甚至两人肉体上也有了接触。但他知道，自己与她在精神、文化和许多日常生活方面，差异很大。

他这段时间与叶秀枝接触多了，在内心中将叶秀枝与李文静作了对比。

一是，叶秀枝比李文静显老，叶秀支比他的年龄小一岁，现年43岁，但李文静要比他小六岁，才36岁。照说她俩5岁的年龄差相比于她们的年纪而言，是不容易展现得如此明显的。陈继良看到过许多看起来只四十岁年纪的人，事实上却有五十岁的年龄。一个人的肤色、皱纹、头发，都是可以通过化妆、穿着、打扮来修饰和改变的。而在妆扮上，李文静明显要胜过一筹。叶秀枝已明显是中午妇女像，显年龄，而且他知道她已有更年期症状了，而李文静虽说胖一些，但她皮肤白，皱纹少，有一种贵妇气，比所谓半老徐娘更显年轻，正风韵最佳时。
当然，极有可能是她自己开了美容院，懂得保养，有许多好产品和方法可优先从自己身上实践。这种优势是叶秀枝不具备的。

二是，两人在气质与谈吐上也差别巨大。一个是明显的家庭妇女，见解和关心的话题，甚至于日常生活的喜好与趣味都局限于家庭，小市民化严重，消费观落后。当然这不怪她，这是她的生活经历和圈子决定的。而另一个在国际大都市多年职场历练过，生活优裕，有大学学历，从小受到的教育、生活环境比前者高了不止一个档次，因此气质、谈吐，生活喜好和品位明显与陈继良更搭一些。

正是因为这样，陈继良也更加认可现在的妻子，两人更谈得来，对事物的看法也更一致些，但他却并不嫌弃老情人叶秀枝，她也有好的可爱和可敬之处。叶秀枝到了上海，他俩照常见面。张灵火第一次买房原计划买两居室，陈继良建议买了三居室，差的首付款也是他掏的。买房后的装修是他帮忙找人弄的，也由他全部买单。后来有了孙子，果然姓了陈，他去张灵火那里就更多一些。

有时跟他们一起吃完饭后，他会与叶秀枝单独在一起，温存一下，但半夜前坚持离开，叶秀枝试着留了两次，而陈继良仍坚持走了，此后就不再留他了。

不在这边过夜是他的标准，至少这样他觉得是对得起妻子李文静的。这个标准虽说与李文静当初所说所想的差异很大，但李文静所要求的，他也做不到。毕竟他与叶秀枝是有牢固感情的，他们这次重逢后的感觉，如同看似熄灭却没有烧透的一堆纸，灰烬被挑动，吹一口气，压在底处还保留纸形的物质就又复燃，依然烧得热烈；也如同压在心底的小草，春风吹拂下又茁然重生了。

对叶秀枝而言，她不缺乏与另一人共享一夫的经验，能够接受这种情况。
对于李文静，虽然她感觉得到，或者说推理得到陈继良与叶秀枝有肉体关系，比如有几次她知道他从叶秀枝家很晚回来，就故意要跟他亲热，试探的结果是陈继良明显体力不支，失去往日雄风。对此，李文静心生悲哀，却也无可奈何。她是开了两家美容院的生意人，手下员工三四十人，知道取舍。她的理智告诉她，不能主动去捅破那层窗户纸，否则家中将不复往日的和睦，夫妻、母女和父女的关系将失去和谐。毕竟老公这种情况与在外花天酒地的乱玩有区别。家庭矛盾激化是她不能接受的，两害相权取其轻，就只好接受老公偶尔去儿子家，与初恋情人相会的事实。

但不久后，每当陈继良跟李文静说，有事要比较晚才回。等他深夜回家，就看到李文静一人在家喝红酒，往往一瓶快见底了，醉醺醺的。

再或者，李文静也很晚才回家，说是有应酬，或是店里很晚关门又带同事们宵夜等等。李文静的酒量大了，人也更胖了，心里更苦了。陈继良自知不对，就待文静更殷情，更体贴，两人不争不吵，相敬如宾，让外人更加羡慕。

一个“的”字的20%的自由量裁权，仍让李文静不太平静，这是了文静没有想到的。但做人靠自觉，陈继良在大原则上也并地过分之举，李文静虽然对他有些不满，却不至于到吵闹或者发展到另一种选择的地步，也就对陈继良进一步地听其言、观其行了。

在随送葬的队伍吹吹打打、鼓乐喧天将嫂子送上山，棺材落好位，安葬之后，众人都走了，孝子张书记最后也走了，只留下八大金刚在用锹掘土，堆坟。

按规矩，坟堆要堆半人高，最后又要用锹切就近切一些成块的草皮盖在坟上，草皮土块能尽快连成坪，以护水土，避免坟上新堆的土下雨时被雨水冲淋走。



叶秀枝是先前跟着众人一起离开的，但她没有回家，而是乘其他人不注意，拐上了一个山背后的小路，避开人群走向一里路外的另一个山坡。

在那个向阳的山坡上，埋葬着她熟悉的另一个人……马知元。

马知元是三年前死的。

她去年清明节时到过一次他的坟上。这里的山路她都熟，能够再次找到。上次去，她也是一个人自己找去的。去年清明节时，她是跟张小波和孙子一起回老家来上坟祭祖的，张志雄没有回来。她知道马家一般是正清明节回来，而她提前了两天，她跟张小波说了要去周伯伯的坟上看看，小波就让她拿了黄裱纸和香蜡、冥币等东西，不管啥说都是有恩一张家的，去看看吧。

这一次，她是空着手，她怕手上带着这些被别人看到，问起来不好回答。她只是想，既然回来了，还是去看看。虽然那个坟堆她很熟悉，与她送嫂子上山沿路看到的坟堆没有太大的区别。

真正到坟前了，她还是感觉很强烈。

一是坟上杂草丛生，茂密而旺盛，甚至有两株长得像特别肥壮的大苋菜似的灌木长得有一人高，结着一串串紫色的小果子。她试着想去拔草或除掉灌木，草叶子割手，那两株大灌木也纹丝不动，只好作罢。

她又看到，熟悉的坟堆前立了一块大石碑，前面照例是那些文字，生卒年，儿孙名字什么的。她发现，石碑之后还雕刻有文字，上部是巴掌大的“墓志铭”标题，标题下面从右至左竖写六七列一百多个比麻将略大的文字。这在当地极罕见，她目前为止只看到这一次。

当地的规矩是，一人死后，如果他的父母哪怕有一位还健在，是不能立碑的；而且要在亡故一周年之后才行。立碑也是亡者家里的大事，一般后代儿女子孙都要参加的。

立碑大多需要族人一起帮忙，大理石碑本身重，需要几人抬，并且还要挖基坑、准备水泥沙浆才能让石碑立得稳。沙石、水泥也需要从镇上拖运过来。外姓子侄如果知道立碑消息，有心主动来的，亡者家人自然欢迎，但不作特意邀请。当然，立碑动土和完成后是要鞭炮齐鸣的，子孙磕头跪拜、烧香蜡和冥纸钱是自然的。立碑之后，再到附近山头自家长辈和同族亡者的坟头去上香、烧纸，以尽宗族后人之孝，再摆个小酒席答谢来宾和帮忙的人。

照规矩，马知元已死亡三年，他爹妈早不在了，前两年就可立碑，却是今年才立，不知何故？叶秀枝现在与马家几乎没有往来，她与马知芬的来往也少了，对马家的消息知道得就更少。

叶秀枝就拔开坟后墓边的草，认真地看墓志铭。碑文不长，大约是方便雕刻的原因，内容如下：


马知元，原礼山肖家寨人，世代为农。年轻时为生产大队会计，后招工至武汉为工人。他中学文化，能写擅言，将全家户口调至武汉，完成跳离农门之跃，造福子孙。他古道热肠，为乡亲、子侄帮忙，多有造福乡梓之举，受人尊敬。
呜呼哀哉，逝者恩泽，福荫铭记！

叶秀枝不知这段文字是谁写的，礼山就是现在的大悟县，正如她老家原叫应山现叫广水一样。觉得文字虽算不上优美，但写得中肯，对马知元的评价也算实在，并不夸张。

看到这篇文字，叶秀枝有些后悔，马知元晚年名声留下的遗憾跟她直接相关，虽然铭文中没提及这事，但她自己是知道的。但在当时的情形下，她不能也不敢拒绝，而且两人有了第一次后就好似顺理成章了，后来竟欲罢不能，偷欢成瘾一般。叶秀枝知道自己老了，经常莫名其妙地想起过去的事。记忆中最美妙的几次男欢女爱中，却是与马知元在一起的居多。早年她与陈继良的时候虽然好奇、美妙但有些生涩，年代久远记不清细节，后期时与陈继良时两人也都老了，少了激情。与张志雄也曾有一两次的高潮，但记忆深刻的也不多。叶秀枝想，我们得到了一些，却也失去许多，不知对于这些后人是如何评价？

她在坟前的几块砖前坐下，想起了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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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虾米463 2019-09-11 23:49:43
帖子真心不错啊，我真是太喜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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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心感谢！

马知元的坟边还有马家人清明时立碑、上坟祭祀时留下的痕迹，比如坟前的插着一些蜡烛杆儿，蜡烛早已烧完，杆也黑黄。远处有好些个风吹雨淋褪了色的烟花纸盒子。坟上插着两支塑料空杆儿，杆上原是缠绕的有塑料花的，早在风吹雨打中消失不见。

叶秀枝怀念坟里埋葬的人，事实上他从上海回武汉后直到病故的这几年，他俩连面都没有见过，只发过短信和通过两次电话。他病逝前的近几年流行微信后，他却不会用，他只习惯用功能机，不会玩微信，两人的联系更加少了，渐渐淡了，也就几乎断了，除了手机通讯录还有那一串号码没有删除。

他的葬礼她没有参加。

他的家人不会邀请张志雄及家人，更不会邀请她。

当年，马知元退休后经一个老乡介绍，到上海的一条旅游船上打了几年工。期间两人虽有见面，关系就已淡了，见面只说说放，不再有肉体上的接触。叶秀枝要面对自己的丈夫和初恋情人，在两边的家庭中穿梭，觉得已够复杂，就把马知元从她的心理空间里清理出去，不再与他有太多往来。

马知元慢慢就知道了她的情况，她的大儿子也与亲爹相认，她与早年的情人复合了，何况她还有武汉的家要照顾，知道自己太多余了，因此他虽然也在上海做事，就不再纠缠她，这点趣他还是识得地。

然而，七乡八里还有许多人找马知元办事，马知元能帮的还是尽量帮。

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直到新世纪的前十五年，在远洋船上打工，当海员是一份收入相当不错的职业。基础船员期间一月的收入数千元，而管理人员，尤其是做到“老轨”、“大副”级别，工资达数万元，很是可观。当然，这个职业工资之所以高，也有它的原因：一是上船工作如同坐牢，有时一连多月漂泊在海面上，上不了陆地，看不到新脸孔，也吃不到新鲜菜肴；二是单位不会让你长期在船上工作，这不符合劳动法，因此工作几个月后会安排下船休息，或者员工自己家中有事，也会要求下船，但一旦下了船就往往了是休息几个月或者半年，此时人歇船不停，原来的船不再发你工资，没有薪水，只能等待分配新的岗位。

下船数月间成天玩着也是无聊，下船的人要等候单位重新派工，或者干脆换一家新单位。候岗的空置期长了，月平均收入其实也就不算高了。尤其是后期，海员数量十几年间倍增，候岗的海员多，候岗的时间就更越拖越长。由于这些原因，近几年愿意做海员的年轻人就少了许多。

但在早些年，有许多年轻人找工作，或者考大学，来找马知元的，他都建议他们考海事学院之类的学校，将来做船员。马家有一个侄子就像张灵火一样，大学学的船运轮机专业。毕业后不到十年就当了远洋船上的“老轨”，后来月工资四、五万元，而且候岗期短，不愁找不到工作，他这个级别的人才是稀少的。对只找工作的年轻人，如果是想做事赚钱、不讨厌学习的，他也建议他们去培训学校学习三五个月，考取“海员四小证”的职业资格证。这样，他的一些跑远洋船的朋友和老乡，尤其是张灵火就能帮忙，介绍单位和岗位给他们，让他们能早日上船，或者上待遇较好的船。

叶秀枝初略算过，这些年来，叶家、张家以及通过马知元介绍的老家的人，让张灵火帮忙找过工作的达三、四十位，其中马知元介绍来的就不低于十五人。

马知元退休后在上海的旅游船上做了七、八年的事，后来那船亏损严重，换了老板，新老板要缩减人手和工资，加之他年事已高，新老板就让他打道回府了。

期间马家发生了好多事，但叶秀枝听说的大事有这几件：

一是他小儿子马书汉生了孩子后不到两年，单位仍然分配给他一套房子。当然这套房子后来也货币化房改，马书汉补了两三万元就成了自己的房产，还是很划算。刚分配给他时，房屋是公房，不让出租的，他们小三口子就搬了出去自己住，毕竟宽敞些。因奶奶当时还在，刘家翠和大儿子一家三口就又搬了回来，好方便照顾奶奶。

二是马家奶奶赵红英病逝了，虽有八十五岁的高寿，晚年却因所患疾病的影响，谈不上有多好的生活质量。但从另一个角度，她不知操心和伤心、着急，但是她的心情却也谈不上愉悦，是一种说不出的痛苦，也就算不上是安享幸福晚年了。

三是听说马家的老大马书乐做生意赚了些钱，早些年买了一处离做生意地点不远的郊区一处地皮，借钱做了一栋私房，日常出租赚些租金，不想房子建成后不到五年就面临拆迁。为拆迁赔偿房款的事很是头疼，马书乐不是当地村民，是非农业户口，本无资格拥有私房宅基地，私下买的地皮建成房子应算是违章建筑。但当地这种情况不只马书乐一人，一大片的私房业主大多不是村民，甚至有的根本不是武汉市人。而当时卖地皮的村民，却想从拆迁赔偿款中分得一些地皮赔偿款。这种矛盾本就复杂。

却有更多的人说赔偿标准低了，不愿意拆。

各方有不同的利益，几经搓商达不成一致，最后“拆迁办”公布的是按原标准以实际面积计算赔偿款，早拆有奖，赔偿款全部付给房主，房主怎么分配啥的，“拆迁办”管不了。

马知元为这事几次找到陈继先，他自家一个叔叔是当年他大爷爷“老革命”带出去的两个子侄之一，解放后这个叔叔回到湖北地方工作，先后在多处任职，以副省级高级干部的身份离休，离休前是省政协副 ，人生境遇与陈继良的爸爸有很大不同。马知元以为他应该管得了这事。

陈继先带马知元找到叔叔，陈叔叔虽已离任，仍很给马知元面子，在他写的申诉材料之后批示了字，让找武汉市负责此项工作的某副市长。副市长翻阅看了材料，就在老领导批写的文字之后接着作了批示，让拿着批示去找“拆迁办”的负责人。那负责人看了有两位领导批示的标准，很重视的样子，复印了留存，说会按政策优待。

然而，这份材料在最终结算拆迁款时好像作用也不太大，马书乐拿到的赔偿与其他拆迁户的待遇并无太大区别，然而他的私房却已拆了，再投诉、找人已无门了。

四是马知元回武汉后，将几年上海打工的收入和前些年的一些积蓄给两个儿子一个分得十五万元，要求他们专款专用，只能作他们买房的首付。他在上海看到房价飞涨，回武汉又看到本地房价涨声连连，为两个儿子早几年没有买房子而后悔。虽然老大曾做了私房，但被拆了，把做房时借的钱一还，到手也没能赚到多少。现在两个儿子虽有房子住，但两个孙子也快长大成人，不能不提前考虑他们的婚房问题。

为公平起见，他又给了女儿五万元，算是略作补偿。他跟书香把话说穿，就只剩下这么多，总得留下一点儿防老看病吧？你两个弟弟没有你们夫妇那么一大栋私房的家底，只好你们哥哥姐姐承让一下。

这话只是让女儿心里不至于太难受，免得她说他过于厚些薄彼。对此，书香也没有意见。儿女们和刘家翠皆大欢喜。

此时，他手头还剩下多少养老钱，他没说，刘家翠也不知道，只是估计他大概会留下几万养老防备不时之需吧，她猜测。

马知元在上海打工期间，有时也回武汉，回到花桥的老房子。花桥的房子在赵红英逝世后，后几年是大儿子一家三口和刘家翠一起住。马知元偶尔回家，过节或办事，尤其是老乡子弟报考学校，学习海员的事比较多。

马知元认识武汉了几家开办这个专业的大学和社会培训机构的招生负责人。他往往回家住几天，过完节或办完事就又走了，大家表面态度挺好，不再争吵，对他尊敬有加。
他真正退休，回家定居了。两个儿子安他的要求，陆续买了房。15万元的首付，买不了太大的房子，老大买的是一套七十平米的二手房，原房主装修好的，他们一家三口在家里挤不下，就搬了出去。老二买的是期房，一百平的小三室，过两年交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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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景不长，一年后，马知元在单位组织的退休人员定期体检时，发现有比较严重的尿血症状。他过去常有腰部酸胀的情况，他原本患有不太严重的肾结石的，怕是肾结石严重了，就作了进一步检查，却发现罹患膀胱癌。

叶秀枝知道，马知元自从得知自己患有癌症之后，就开始了悲惨的抗癌生活。

马知元患病期间，他大儿子马书乐到外地工作，不常在身边。小儿子马书汉随单位的施工船被派到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一带承接港口施工。马书汉东南亚后，他所在的船不论是否有施工任务，就一直留在东南亚，即便是维修也在当地进行，大概船开回武汉不易，成本太高。马书汉此后十多年每年只能回国休假一次，当然不太可能是春节，而是船上任务不多的时候。因此陪他治病，照顾他的压力主要集中在刘家翠和大女儿马书香身上。大媳妇尹梦萱也经常帮助跑医院，为他端汤送饭。

他经历过大小四次手术，前三次手术后接着的放疗、化疗，他一次不省，甚至在前期他身体状况好时还希望加大放疗、化疗的频次和剂量。

他努力吃饭，吃营养品，以期提高和恢复体质，积极配合治疗。

他的四次手术中，每次手术的主刀医生在完成手术后都说“手术很成功”，让他和家人都高兴一阵子。当然，他的病在不可预料却又在内心隐隐的预料之中，又复发和转移了。后来马家人终于用马知元死在病床上的惨痛代价理解了，所谓“手术成功”是指切去了计划要切除的部分，完成了手术方案设计的目标，却未必对治愈癌症、身体健康这一终极目标有根本的帮助。完成目标，接受手术的人活着走下手术台，手术恢复期内没出太大的意外毛病，在医生而言就是“手术成功”了。

为这一次次的成功，马知元和家属们还悄悄给主刀医生塞过两次红包。

那时，医院的红包问题已被新闻报道过多次，主管部门也颁布过硬性规定严禁收受病患者的红包，许多医生已不收了。而马知元却要想方设法，非送不可。他第一次手术，包了五千元的红包，让女儿乘医生办公室无人时悄悄送给主刀医生，那医生婉拒了，说会负责任做手术的，你们放心。马知元想着，莫不是嫌少了？又打听到医生在他手术前两天的一夜会在住院部值班，就将红包又加了三千元，让刘家翠扶他找到办公室，硬要塞给医生，说：“你不收红包我不放心啦！”医生笑着收了。

第二次手术，也是他亲自找到医生，硬要塞红包，医生当面收了，次日却退给了刘家翠，说有规定不能收，请放心之类的话。

此后的几次手术，风气大变，人们逐渐不再提及医生收红包的事，马知元才不再动送红包的念头。

马知元近6年的抗癌历程，或者说他的几次手术，全如最终失败的攻防战。作为防守方，他对胜利的希望一步步地退却，他的阵地一块块陷落，而癌魔的攻击却一次次地扩大地盘，取得越来越丰盛的战果，直到最终吞噬马知元的生命。

第一次手术俗称“电切”，用是激光铲除膀胱内的癌症部分。不到两年复发，进行第二次手术，这一次是切除了一半的膀胱。再过一年多，不得不进行更大的手术……膀胱全切术，同步在下腹部进行人造瘘口术，取他的一截小肠与肾排尿管相接，通过人造瘘口直排出体外，滴入塑料尿袋。从此他腰间常挂一截塑料管，与塑料软管相连的尿袋则系在腿侧。每日要小心清理几次造口，以免红肿发炎甚至糜烂。

坚持了一年多，复疹得知癌症进一步扩散，不得不进行第四次手术，将下腹腔体内剩余的器官和肌肉组织进一步摘除，包括部分小肠、前列腺、精囊、输精管、淋巴等。手术后，他的下腹部明显瘪塌下去，而身体已虚弱不堪，血脉微弱，稍有风寒就会着凉感冒。大夏天别人穿短袖、吹电扇和空调，而他却要穿秋衣秋裤外，还有外套。他电扇、空调全不能用，给同一房中照顾他的人造成不便，而如果不居一屋，又怕他随时出状况，比如尿袋漏了，或者他不舒服了等，只好大夏天受不吹电扇、不开空调的热罪。

然而，他的身体已彻底垮了，他的腿经常水肿，手指一按一个凹窝，呼吸也困难，心脏难受，刘家翠感觉不对，让女儿书香和老乡陈叔叔一起将马知元送到医院，原来他的肾已严重受损，原因是常年服用药物和几次放疗、化疗，肾脏受不住这样的折腾，已不具排毒排尿的功能。


医生一番检查，说他的肾脏不但不排尿，反而浸泡在相当于尿液的体液中，严重水肿，甚至怀疑两个肾脏也已受到癌细胞的侵蚀。当然，癌细胞是否转移到肾脏是第二位的，回头再做穿刺检查。目前首先要救命要紧，马知元的情况很严重，危及生命，要尽快做血液透析。为做体外血液透析，马知元又得准备接受第五次的动静脉瘘口手术，以让血液排出体外循环，析出血中的毒素和脏物。这个手术并不大，但对救命却很有作用。

在肾病严重前，马知元让女儿带他去了省肿瘤医院，花了近万元做了一次癌症全身状况检查。马知元抗癌几年了，现在需要要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做个全面了解和摸底，也好对接下来的治疗做个打算，这个想法家人也支持。

肾病危急再次住院的第二天，书乐从外地赶了回来。次日，姐姐和妈妈留在医院照顾爸爸，作手术前的检查和准备，他去肿瘤医院取回厚厚的一册检查诊断结果。

检查结果情况极糟糕，癌症已多处扩散，包括肝、肺、脑部和全身的多处淋巴。书乐和奶姐书香先在医院的病房外面碰面，商量检查结果是否如实告诉他爹。书香说:“不告诉他吧？说了对他没有一丝帮忙，反而让他彻底丧失希望，他会崩溃。看他的情况，心痛呀，做了透析，还是脸无血色。”

书乐说：“爸是识字的，他会要检查结果自己看。已到这个程度，瞒不住他。总不能哄他说，路上诊断书掉了吧？就算掉了，他也会去医院要原件复本的，医院再打印一份他，结果是一样。再说诊断书上的表述，也很好理解。我看，事已至此，不瞒、不骗他了，让他自己看诊断书吧。我们多的不说了，说了也没用，老爸自己做决定。”

无疑，马书乐说的是实情，以爸的性格这是正确的选择，书香只好同意。

马知元看了几页肿瘤医院的诊断报告，放下了，眼里含着泪，长叹一声，说“不看了，我知道了。”再无言语。

他晚上正常吃了饭，与刘家翠断断续续说了话。半夜，他没有吵醒其他人，刘家翠就睡在病房里的另一张空床上，打着轻微的鼾声。他没有叫醒她，自己支起了上半身，一支手拿过床头柜上的半杯水，又拿起将近一满瓶的治疗高血压的降压药，分几次全部吞下，喘着气又躺了下了床。

接下来，他慢慢开始晕晕沉沉，胸口越来越难受，他坚忍着。

之后，他陷入昏迷。

刘家翠一觉瞌睡醒来，凌晨四点多起床看看他的情况，发现他早已没有呼吸，与世长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