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七十周年！



鲁文泰济



“文化有机体”理论讲述者

它改变了世界

为你朗读

8 分钟

第一章 它改变了世界

如果没有鸦片，就没有鸦片消费；如果没有中国人吸食，就没有白银那么多的外流；如果没有通货膨胀，就没有清帝国的财务危机；如果没有禁烟措施大讨论，就没有林则徐虎门销烟；如果没有鸦片战争，就没有清帝国的割地赔款；如果没有瓜分中国的危机，就没有中华文化的觉醒；如果没有满州人的自私颟昧，就没有辛亥革命的成功民国；如果没有412的野蛮屠杀，就没有井冈山的武装割据；如果没有日本人的入侵，就没有敌后武装的壮大；如果没有国民党的独裁压榨，就没有解放军的三大战役；如果没有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就没有西方文化的衰落。

然而，历史不容假设，意淫支撑不住事实。一切都从鸦片开始了，它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历史。

鸦片，希腊名Opion，阿拉伯人叫它Afuyun，它是从罂粟果中采集得来的。罂粟是两年生的草本植物，秋天播种，越冬生长，来年的夏秋开花、结果、收获。这是一种十分美丽的花，成片种植尤其壮观，半人高或一人高的植株，宽阔伸展的似柞桑的绿叶，或白或红甚或紫色的硕大花朵，艳丽而鬼魅，在花落处的枝头长着鹌鹑蛋大小的球形或橄榄型的果实。用针或小刀刺破果实的表皮，会有白色的果浆流淌出来，在金色的阳光下和温暖的空气里凝结成褐色直到黑色的固体，这就是生鸦片。生鸦片经过溶解、烧煮或者发酵，就成为可以享用的熟鸦片了。罂粟壳具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加入到火锅汤里或者煮制进面条汤里，或炖肉或烧鱼等等等等，刻进记忆深处里那一种永不消逝的独特香味直叫人流连忘返。不错，欧洲人最早是把罂粟当作调味品的，唐宋之际的中国人是把它当花欣赏的。

掌握制取鸦片的技艺并将鸦片作为一种饮料享用的是阿拉伯人。在伊斯兰教义中，是禁止饮酒的，饮酒是恶魔的行为。为了在亲友聚会时，营造欢乐祥和的气氛，穆斯林们会将鸦片冲入水杯，互相举杯，饮用这种浸渗溶解了鸦片的混合溶液。当阿拉伯人进入印度大陆后，印度开始了罂粟的种植和鸦片的消费，主要是自产自销。当东南亚地区伊斯兰化后，鸦片的消费也自然而然地进入了这一地区。由于印度土地肥沃，极其适宜罂粟的种植，所以印度成了这一地区主要的鸦片产地。

虽然唐宋就有罂粟的种植，但是它只是一种花卉，鸦片的制取技艺中国人还不了解。到了明朝，东南亚的藩属国朝贡物品中出现了鸦片，中国人才对鸦片的药用功效有了一定的了解，鸦片的消费仅仅局限在皇室之中和药物之用。民间鸦片的消费是在葡萄牙窃居的澳门由葡萄牙人和华侨带入的，但是不成气候。清朝中期，鸦片的消费有扩大的迹象，福建、广东的沿海地区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并开始向其他省蔓延。吸食鸦片本来是上流社会高大上的行为，却被时髦少年窥探习得，他们聚集夜饮，欢霄达旦，带来许多不良的社会现象。吸食者经济基础薄弱，往往以贩养吸，引诱拉拢良家子弟入伙，富者倾家荡产，贫者相率为盗，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为了维持和谐稳定的社会形势，从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出发，雍正七年，清廷正式下令禁烟。但是，鸦片仍然可以作为药品存在，所以鸦片的消费并没有真正禁绝。

英国人打败了荷兰、葡萄牙之后，主导了印度基地鸦片的生产，以及中国对外贸易在印度的中转。中英之间的贸易产品主要是中国的生丝、绸缎、瓷器和茶叶，最主要的就是茶叶，英国的产品棉布、工业品等在中国销售额几乎为零。这样，英国运到中国的就只能是国际通用货币—白银，然后运回茶叶。

茶叶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最大宗出口商品。清中期以前，茶叶的主要销售方向是西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消费量超过汉人。茶叶的销售换回的是边疆出产的马匹，这就是茶马贸易。当清朝自己在边区养马之后，朝廷集中销售的以茶易马的制度就衰落了。这一方向的茶叶销售由商人来完成，因为对游牧民族的茶叶销售量是不变的，茶叶商在国内的自由采购促进了国内茶叶市场的繁荣。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十八世纪以来，茶叶对欧洲的出口逐渐增大起来，并成为中国茶叶的主要的出口方向，尤其以英国为最。

英国人为什么这么喜欢喝茶呢？并不是因为喝茶象喝酒一样具有成瘾性，这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在欧洲，曾经有一阵的东方崇拜，中国的月亮比本地的圆，中国的商品、绘画、装饰以及生活方式大受欢迎，喝茶自然也是流行一时的生活习惯，但茶并不是唯一受欢迎的饮料，咖啡似乎更受欢迎，咖啡馆遍地都是。

1675年，英王查里斯二世禁止开咖啡馆，原因是人们聚集在咖啡馆里谈论时政，国王怀疑这些人妄议政府、图谋不轨，还有一个原因，酒鬼在酒馆里喝晕之后，到咖啡馆喝杯咖啡醒酒之后，再回酒馆继续战斗，这些酒精考验的国家栋梁回家之后还要打老婆，被老婆们频频上告政府。咖啡馆取缔之后，原来只有妇女儿童光顾的茶馆，替代了原来的咖啡馆，茶消费人员开始增多起来。

资本主义工业的开始阶段，都避免不了严重的环境污染，英国的粗放工业正是如此。除了著名的雾都的空气污染，流行病菌的泛滥和地下水的污染也是重大的问题。立法禁止吐痰，阻止了结核病菌的空气传播，提倡喝开水，有利于肠胃疾病的预防。但是，白开水没有滋味甚或会有一股淡淡的异味，还会漂浮着渣渣、水垢，加入神奇的茶叶，一切都变得那么美好。滚烫而清澈的茶汤，散发着神秘植物的幽香，不仅是面包的极好的佐餐饮料，而且工人们饮过茶水之后，兴奋度提高，疲劳度减轻，劳动效率提高了，尤其是建筑工人。饮茶有如此种种的好处，英国人的生活就再也离不开茶了，不仅早、中、晚三餐必备，下午茶更是雷打不动。

茶叶在英国的消费量如此巨大，生活中的依赖度如此之高，英国政府不得不下令东印度公司必须保有一年消费量的茶叶战略储备。茶叶也因而成了东印度公司最赚钱的商品。在广州的公司办事处承担着茶叶的采购任务，由于没有可以匹敌茶叶的出口商品，办事处的白银常常处于短缺的状态，不得不经常向澳门的其他外国公司进行头寸调度和举债。办事处尝试过许多商品的销售，比较成功的是产自印度的棉花。但中国的棉花自产自用，印度的棉花只能是欠产或紧缺时期的补充，不能作为稳定的销售品种。鸦片也曾用来试验销售，效果也很不理想，整整一船的鸦片在广州销售不了几箱就又运回了东南亚。后来，办事处工作人员经过细致的调查研究发现，这种状况是由当时清帝国的贸易制度造成的，并不是中国人不需要鸦片，而是没有将鸦片送到终极消费者那里的渠道。

清朝管理外贸的是十三行，十三家行商负责与夷人进行货物的交接、买卖，并负有管理、约束在华夷人的责任。因为鸦片在清帝国是官方禁止的，当然十三行不能公开收货。既然官方的渠道走不通，自然就考虑走私的途径了。葡萄牙人治下的澳门是当时鸦片走私的中心，为了打通鸦片的销售关节，保证商品安全，澳门鸦片商人们募集成立了一个基金，专门用于对官员的行贿。东印度公司担心去澳门的洋面上遭到官府的盘查，影响公司形象，于是就在黄浦进行走私交易。这个伟大而冒险的举动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白花花的银子随之而来。此后，英国鸦片的走私就一发而不可收拾，风声紧时，公司严禁货船夹带鸦片，走私的任务由散货脚商进行。考虑到清帝国禁止鸦片的政策，实行依法治国的英政府告诫东印度公司走私要悠着点，一定要保证茶叶物资的采购安全。

1822年，负责给官员行贿的基金管理人叶树澎不慎被捕了，他不但对走私鸦片供认不讳，还提供了向官员行贿的账本。两广总督

阮元没有告发这些官员，只是开始了火爆的鸦片查缉行动。黄埔的鸦片交易中心自此转移到了伶仃洋。伶仃洋是个三不管的地界，官府认为这里是外洋，澳门的管辖延伸不到这里，东印度公司也不认为属于自己的职责范围，海盗也不敢靠近这里，伶仃洋实在是个好地方。这里是鸦片的水上仓库，新近发明的专门用来运送鸦片的快船使得往返周期大大缩短，这种快蟹船几经改造，就成了一种专门用于伶仃洋和岸上接货用的特快船，它快得任何船只望尘莫及、徒唤奈何。1831年，英荷战争期间，为了保证伶仃洋上商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全副武装的英国战舰应求而来，停泊在这里的洋面上。

1834年，在广大的小微企业主的呼声中，英国政府取消了东印度公司这个政企不分的国有企业的贸易垄断特权。散货脚商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了，在这大众创业的氛围里，从个体户、小微企业发展而来的查顿·仔地臣公司成为经营鸦片走私的最大商行。这些小微企业除了鸦片走私，也进行茶叶、棉花的贸易，在他们自身不断壮大的过程中，从中国赚取了大量的财富，不仅平衡了与清帝国间贸易长期存在的逆差，并实现了贸易顺差，成功扭转了白银的流向。

英国不产白银，清帝国也不产白银。白银的产地在西班牙的殖民地墨西哥。明朝以来，西班牙人后来是葡萄牙人将白银从美洲或从欧洲转运到菲律宾和澳门，以购买中国的商品，或者套换黄金赚取价差，每年世界白银几乎一半的产量都沉淀在了明朝的国土上，由此中国积累了巨量的白银。这种国际流通货币储备是如此的充裕，以致清朝将白银和铜钱一同作为了流通货币。当白银逐渐流失，银贵钱贱，农民要用铜钱汇兑成白银交纳赋税，因而抵制因白银汇率升高而带来的利益损失，或者根本汇兑不到白银，无形中增加了赋税征收的难度。很多地方因抗税欠收，清政府的财政出现了亏空。白银的减少，更多不良影响是表现在正常的商贸交易上，通货紧缩了，商品价格降低，钱荒导致普遍的支付困难，贸易量大大减少，经济活力降低，造成了“道光萧条”。

因鸦片而造成的白银外流问题引起了清政府的高度重视，道光皇帝1836年在省部级干部中广泛开展了禁烟措施的大讨论，号召大家群策群力，共商国是。各省督抚踊跃奏折，各抒己见，其中大鸿鹄寺卿黄爵滋的奏折最为激烈，他主张重法严惩吸食者。两湖总督林则徐禁烟的奏折说理透彻、措施得当，最为打动人心。太常寺卿许乃济主张弛禁，允许国内种植以挤出外烟，进而阻止白银外流。军机处根据各省奏折拟定了禁烟的条例，颁布各省实施。当即就有了政绩，直隶总督琦善在天津查获鸦片，就地焚毁，不久又查到了，又焚毁了。道光皇帝表扬了琦善。各地均有查获，禁烟形势一片大好。道光皇帝感觉彻底解决鸦片问题的时机已经到来，急召林则徐进京，半月之内召见约谈了八次，可见期望之殷切。林则徐不久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赐关防，诏两广总督及以下官员、兵马俱归节制，以办理海口事宜。

1838年11月15日林则徐离京，翌年3月到达广州。古老中国的新的历史开始了。

鸦片在中国的流通和消费
当鸦片从聚集在伶仃洋的踅船上，进入到千家万户的烟枪里，化成缕缕青烟，白银就从消费者的手上最终流向外国烟贩，鸦片的消费过程完成了。鸦片没有脚，在这个过程中不会自动地流动，必须借助中间流通环节的人、财、物的参与才能实现自身的转进。国内贩卖鸦片的人、批发倒卖鸦片的流通资本款项、运输鸦片的包装和交通工具这三个部分构成了国内鸦片的流通体系。这个流通体系一端与近海洋面上国际流通环节的国外货源无缝接轨，另一端如毛细血管般广泛分布在中国大地上，为越来越多的普通消费者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美好享受的需求满足物。从这个体系担负的功能可以看到，它的结构必然是金字塔式的分级分销而非直销的结构。
一般来说，鸦片的流通体系分为三级。一级批发商为沿海城市的鸦片窑口，二级批发商是内地各大城市的洋货铺或杂货铺，三级零售商是走街串巷的货郎流动商贩或民居里的专业或临时的小烟贩。这个分级只是大体的情形，现实情况永远比戏剧生动得多、丰富得多。
如果把鸦片流通体系中的一个独立的烟贩系统看作一个商业有机体，那么它也有自己的物质基础、组织结构、行为特点和商业目的以及它自身的资源系统。对于处于一级批发地位的烟贩来说，他有自己的窑口，处于人烟稀少的隐蔽场所作为储存鸦片的仓库；还有快速运输鸦片的交通工具快蟹船只。为了完成批发功能，他需要组织许多人来完成各种不同的任务，如财务记账、仓库管理、水手船工、安全保卫、对外联络包括与洋人、客户以及当地官吏、后勤服务等等。这些一级批发有时也会自己熬制鸦片膏，在隐秘的场所零售，吸引烟民聚集吸食。有的一级批发规模较小，雇用渔船与洋船交易，不在沿海批发，而是自己运到内地在铺子里批发零售。有的烟民会自己到洋船上买货，这就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价格好处了，这种情况是比较少的。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语言人才是非常重要的中间沟通环节，没有他们，交易就不会顺利地进行，这是无可置疑的。那个时代，学校还没有规定英语是必考的主要科目，那么这些起着至观重要的作用的翻译人才是从哪里来的呢？一方面，来到中国许多年的传教士学会了汉语，招收了信徒，教会了他们外语，另一方面，长期与外人接触的生意人为了更好地交易学习了外语，尤其在澳门，葡萄牙人已经在此生活了很长的时间，当地的中国人很多都学会了外语；虽然清朝闭关锁国，但是华人华侨与东南亚的贸易始终存在。故此，翻译人员是充足的。这些翻译人员有时自己单独、有时与人合伙出资贩卖，没有资金的，或引导其他烟贩与洋船交易抽取中介费。
二级批发的主体是城市中的各种商铺，尤其是杂货铺、洋货铺，水果铺、肉铺、旅店等等也会有鸦片出售。因为鸦片是违禁品，公开的铺面上是看不到的，销售都是处于非公开的状态，人人都知道，但是人人都不去追究，是一种灰色的销售状况，类似现在的黄色产业。
从一级点到二级点或三级点的长距离的运输过程中，担当运输任务的工具和人应该说各种各样，涉及职业也多种多样，呈现出一种大众创业的繁盛局面。因为从沿海到内陆存在较大的商品价格差别，所以价差方向上的几乎所有可以流动的商品介质都会夹带鸦片。官方漕运的船只上的相关人员、调动赴任的官员或兵弁、赶考的举子、投亲访友的流民等等，除了这些临时的非专业通道，主要的还是专业从事物流运输的商人及帮会。
商人一般有公开的合法的生意，在正当生意的同时夹带些鸦片是顺理成章的事，况且其他生意都在走下坡路，鸦片的价格一路看涨，追逐利润的商人当然难以割舍这块巨大的进项。躲开官府关卡的盘查、走山间小道专业运输鸦片的队伍，为了安全起见，避免被抢，一般都有武装护卫，他们人数众多，彼此之间都有亲属关系，或同乡或家庭或亲戚，如同现在电信诈骗专业村的行为和结构，那些没有亲属关系的队伍，经常在衣服扣子上系上红布条，实现彼此的组织认证，这些人最终发展成专门的帮会。鸦片的运输过程与此前私盐的贩卖特点有很多相似之处。
混杂在民居里的既吸食又贩卖的烟民为邻近人们的鸦片消费提供了方便。鸦片消费者从宗室太监、达官商贾、衙役兵弁到学子挑夫，各个阶层的人们都有涉及，田野劳作的农民数量相对较少。
鸦片消费是一种有闲和有钱的活动。明末神宗皇帝嗜爱鸦片，带动宫室相关人员开始鸦片消费，后来慢慢扩散到民间，但也一直仅限于上层社会。随着澳门葡萄牙人引入以及海外华人华侨从东南亚带回实用的鸦片消费方式，鸦片在民间的扩散加快了。
鸦片的消费方式最早是熬制膏水直接饮用，后来是掺入烟草吸食。这些方式都是从国外传入的。通过烟枪吸食纯的鸦片是中国人发明的，吸食环节的讲究，吸食用具的改善、样式的变化和材质的奢华，使得鸦片消费文化化。烟枪等烟具的改进过程，可以说是一个万众创新的过程。烟具创新以前，吞服方式下的鸦片消费量还是比较小的，烧制烟泡吸食，需要的鸦片量就数倍增长。
鸦片因为是非生活必需品，东印度公司采取的策略是控量保价。但是其他途径走私的鸦片数量不断增长，东印度公司增大竞争力度，扩大种植规模，不断改进鸦片生产以及收购方式，重点研制适合中国人口味的新产品。自此，进入中国的鸦片成泛滥之势。

一个不知道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

鸦片屡禁不止的原因分析
鸦片消费在大清朝屡禁不止，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执行帝国意志的官僚机构的组成分子已经完全腐败异化了，政府由于肌无力而功能丧失，政令不出紫禁城，国家成了徒具外形的瘫痪病人。官僚生活奢华，但是俸禄很低，这就必然使得官僚们要获取额外的经济收入才能保持财务平衡。钱财不会无缘无故地跑来，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有什么可以致财呢？就是手中的权力和潜在的威势，就是吴思所说的合法伤害权。披在中国社会礼尚往来的温情脉脉的面纱下，是赤裸裸的金钱交易。对上级的进贡，与平级的往来，都有经济的利益在里面，说不定哪块云彩会下雨，对将来的投资也更多地表现为金钱的资助。官官相护，是维持官员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集体生态环境的最优策略。贿赂是收买官员行动的润滑剂，也是收买官员不行动的刹车液，这种现象在清朝称为官场陋 帝的任何改革陋习的动念，都会受到所有官员的强烈抵制。
清朝从雍正到道光，禁烟的法令越来越完善，越来越严厉，但是最终的实际效果仍然不过是一纸空文。即便中间也曾颁布命令赦免查禁鸦片不力的官员的责任，让他们轻装上阵，结果对制止不鸦片蔓延的势头无济于事，反而愈演愈烈。这是一个涉及公权私用的官员权利的悖论。法令越是严厉，官员的合法伤害权越大，越能卖出一个好价钱，官员就越是鼓励鸦片的走私，以收取保护费，扩展自己的经济来源。如果没有犯法，就没有官员灰色收入的外快，没有合法的伤害，就没有钱权的买卖。法律的权威性越大，官员的外快财源就越多。
洋船来到关卡，官员收到例规即放行无阻，如果洋船没有夹带鸦片，官员就百般刁难，一本正经地给事主宣读禁烟条例，办他们的学习班。从督抚以下直到治安衙役都会收到鸦片生意的保护费，以维护他们不发作找事、不行使权利的不作为状态。在消费领域，没有公安方面的衙役的参股保护，鸦片生意的安全是无法保证的。
其次，鸦片消费本身具有的成瘾性和药物性特点，保证了鸦片这个特殊消费品的持续不断的旺盛需求。1838年，输入中国的鸦片达到4万箱，每箱120斤，总共有500万斤，假设一个烟民每年鸦片消费量是5斤，那么当时中国的烟民应该只有100万人。实际人数应该比100万人要多得多。除了成瘾的烟民需要日常消费外，普通人们偶然的消费数量也不在少数。
鸦片作为一种药品，对咳嗽、泻痢、风瘫等20多种病痛都有疗效，民间口头传说的鸦片偏方更是不计其数。在医疗条件很不发达的条件下，鸦片被当作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由于鸦片的麻醉镇痛作用，对于减轻缓和病痛的折磨会有一定的疗效，人们会误以为鸦片的药用效果比较灵验，这样有时就在家中常备一些鸦片，以在病痛再次发作时使用，当然偶尔取出来过把瘾应该也是避免不了的。
还有，鸦片的消费具有一定的精神寄托和社交功能。在成瘾的烟民中，很大部分是官吏、兵弁、太监，他们的精神比较压抑，空闲的时间又比较多，鸦片繁琐的吸食工艺可以消磨时间，鸦片的麻痹作用可以愉悦精神，使他们心情激昂，兴奋地谈天说地，暂时忘记世间的烦恼和郁闷。万马齐暗，人们丧失了奋发向上的动力和活力，这是有清以来对整个社会不断精神禁锢的必然结果。这也是为什么英国、印度不禁鸦片，反而没有鸦片泛滥现象的深层原因。中国号称礼仪之邦，招待客人、联络感情，没有在澡堂里共同消费鸦片哪行。
当然，与英国不断地进行商业创新以加大走私鸦片输入量也有很大的关系。英国已经建立了中国、印度、英国三国之间鸦片、纺织品和茶叶商品的稳定的三角循环贸易，禁止鸦片就是对贸易循环的破坏，英国是不会允许的。就像中国古代的换亲，突然有一方说：“没有爱，不婚姻”，循环链条上的另外两方会答应吗？

虎门销烟与波士顿茶案
林则徐到广州之后，邓廷桢已经把烟民的烟枪等等用具都收缴了。有商人向林则徐行贿，被拒绝了。林则徐表明自己禁烟的决心：鸦片一日不绝，本大人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大家这下都明白了，看来是要动真格的了。
经过一番努力，终于收缴了外国鸦片贩子的鸦片共计19187箱和2119袋，总重量2376254斤。从1839年6月3日开始，到6月25日结束，这批鸦片的销毁过程历时23天。销烟结束的次日6月26日，在1987年维也纳召开的联合国部长级禁毒国际会议上被规定为国际禁毒日。
这么大量的鸦片用什么方法销毁也是需要仔细考虑的。浇上桐油用火烧，不仅污染空气，鸦片膏还会浸入地面，很难彻底销毁；丢进大海，像鸦片贩船遇到官府盘查时所作的那样，但是，这么大的量难保有亡命之徒深潜打捞，也难保执行之人偷偷藏私。擅长河工的林则徐设计了这样的销毁方式：在虎门的海边，挖了许多方池，将鸦片丢入池中，铺上石灰，将方池的入口打开，涨潮的海水灌入池中，石灰遇水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生成碳酸钙，放出二氧化碳和热。工人们不断地搅拌，以使鸦片充分细化，溶解在滚烫的石灰水溶液中。据记载，在这个操作过程中，有数个工人伤亡。当海水落潮以后，打开方池的入口，让携带了鸦片溶液的石灰水随潮流回大海。当海潮来时，重新开始这个循环过程。
林则徐邀请了许多外国商人和当地百姓观看、监督销烟的整个过程。每一箱鸦片的开封、验货、过秤都在人民群众雪亮的眼睛的注视下进行，这是一堂生动的禁烟教育课。
当林则徐、邓廷桢将销烟的盛况汇报给道光时，道光兴奋地在奏折上朱批道：可称大快人心一事！知道了！
同虎门销毁大量的鸦片商品类似的事件，是1773年波士顿倾茶事件。只不过销毁的茶叶是东印度公司这个国企的或者说是政府的，销毁的鸦片是流通环节的鸦片贩子这些小微企业或者说是私人的。
当英国战胜法国，获得北美和印度的殖民权的时候，是日不落帝国辉煌的开始。战争是耗费钱财的，英国政府想把战争的费用通过税收摊派在北美殖民地的身上，遭到了他们普遍的反对。1773年，英国国会颁布《茶叶法案》，将茶叶的关税一下子降低了很多很多，并允许东印度公司垄断北美市场的茶叶贸易。这样到达北美市场的东印度公司积压的茶叶的价格就比走私茶便宜一半还多，损害了殖民地分销商和走私商的利益。北美殖民地原先的90%以上的茶叶都是走私的，东印度公司的倾销不仅会使原来的茶叶公司破产，通过茶叶税的征收还会无形中强化政府的管辖。因为殖民地借口在国会中没有代表自己权力的议员，一直拒绝交税。1770年，英国军队在镇压波士顿游行时开枪，打死四人，打伤六人，造成了“波士顿事件”，英国政府和波士顿市民的关系一直以来高度紧张。为了抵制东印度的茶叶，人们放弃喝茶嗜好，改喝咖啡和其他饮料，并将为东印度公司装卸茶叶、储存茶叶、销售茶叶的人视为公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抵制英茶”。
1773年11月，东印度公司7条茶叶船开往殖民地，四艘开往波士顿，其余的开往纽约、费城，因这两地的工人拒绝卸货，三艘船就开回英国去了。波士顿的四艘船几次三番拒绝开回，继续停留。12月16日，波士顿8000人集会抗议。当天晚上，60名自由之子打扮成印第安人将三条船上342箱瓷罐包装的武夷山茶全部倾倒入海。英国政府不能容忍对殖民当局的挑衅，1774年3月议会通过了惩罚性的法令，即《波士顿港口法》、《马萨诸塞政府法》、《司法法》和《驻营法》。
但是，这些依法治国的措施，并没有得到善意的回应，1775年4月9日，来克星顿打响了第一枪。1776年7月4日，美利坚合众国宣告诞生。
同样的历史再次发生，当英国政府得到林则徐销烟的报告，同样不能容忍帝国的尊严和本国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丝毫损害。尽管有不少人认为出售鸦片这种毒品违背道德，违背贸易国的法律被没收货物罪有应得，但在自由贸易商查顿先生的院外活动下，出兵的议案还是以微弱多数获得通过了。
1840年6月，懿律率战舰16艘，蒸汽军舰4艘，运输舰28艘，士兵4000余名，来到了中国。英军首先封锁了珠江口外的海面。第一次鸦片战争拉开了序幕。
6月30日，英军除留5艘舰船继续封锁珠江口，其余43艘北上。7月5日，攻陷浙江定海。8月11日，英舰船抵达天津大沽口。懿律交给琦善英国外相巴麦尊致中国皇帝的书信。8月20日，琦善被授权告知英方：林则徐禁烟措置失当，朝廷会重治其罪，替你们出气。劝英军返回南方。10月3日，林则徐革职，留粤听候处理。琦善署两广总督，11月29日到达广州。1841年1月，琦善与英军谈判无果，英军占领香港。1月27日，清廷下诏对英国宣战。2月，英军攻占横档、南山的炮台。琦善被锁拿进京，抄没家产。3月英军登陆占领商馆。4月停战通商，璞鼎查取代义律，准备扩大战争。
5月3日，林则徐降为四品卿衔，赴浙江镇海听候谕旨。6月28日，林则徐革去四品卿衔，从重发往新疆伊犁，效力赎罪。8月，接旨赴河南祥符河协助治理水患。1842年3月19日，坝口合拢，林则徐接旨仍往伊犁。王鼎进谏不成，愤怒碰死。1843年秋，林则徐遵从布彦泰建议捐工程履勘垦地。至1845年11月，丈量和查勘垦地884068亩。1845年12月，诏四品京堂候补。1846年1月，进京途中奉旨以三品顶戴先行署理陕甘总督，1846年5月，陕甘巡抚邓廷桢病故，继任陕甘巡抚，1847年5月调任云贵总督。1849年8月，奏请开缺回乡治病。
1850年10月17日，咸丰起用为钦差赴广西镇压天地会起义。11月22日病死广东途中，66岁。

文化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在林则徐销烟的过程中，与英国人存在一些文化上的冲突，并且还很严重。但是，这并不是引起战争的直接原因。在这次战争以后，表现在中国人眼中的世界秩序改变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朝和藩属朝贡体系的格局被不断扩张的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秩序所代替。世界秩序都是由战争结果缔造的，自古以来直到二战，与文化的冲突基本没有什么关系。文化的不同只在相互接触的人们的交往中带来沟通的困难，和相互理解的偏差，很少成为战争的起因，战争大多情况下只是利益争夺的手段。
林则徐与英国人的接触是从1839年3月19日颁布收缴鸦片的条例开始的。条例颁布以后，林则徐就开始等鸦片贩子主动把鸦片交上来，但是一等不来，二等不来，林则徐就坐不住了。
按照大清规定，十三行有管理约束在华夷人的责任，他就督促行商催促外商赶紧上交鸦片。外商哪能听行商的，根本不理，林则徐怒了。他将负责联络的行商绑在黄埔外国商馆的广场上，威胁砍头给外国人看。这是典型的中国式的系统思维方式的表现：中国是集体主义观念的国家，人是集体的人，一人犯罪，全族株连，连坐联保是治安的常态手段。行商管理夷人，夷人违反法律，行商负有不可推卸的管理责任。这个行动所暗含的意思就是：你们这些夷人不服从管理，致使行商被砍头，都是你们这些夷人造成的，你们的良心好受吗？如果你们继续顽抗，还会有更严重的后果。而在外商看来，砍你们自己人的头，关我们屁事？杀鸡给猴看，此处行不通。西方文化的人，是上帝独立的孤独的子民，只有上帝的有无存在和尊严，才是关联西方人切身利益的，其他人的死活与另外的人是不相干的。
林则徐杀鸡儆猴的行动以及夷人的反应，是深层次中西文化差异的表层映象。屡试不爽的连坐方式，是秦法以来从不曾改变的治安策略，背后的理念当然是行为文化里的儒家思想，只不过它被法家当成了制度文化里制服人的工具。对于摆脱了家庭集体观念的人，这一大招就没什么奇效，如项羽以刘父和吕雉威胁刘邦。这种连坐方法现实中仍然比比皆是，如“电信诈骗户”、“军属光荣”、“ 光荣之家”等等，专家教授们就认为这些超出了西方移植过来的现代法律的范围。这种差异是不同的精神文化下，文化有机体结构的不同造成的，中华文化有机体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一盘散沙，而基督教国家是以个人为独立单元的乌合之众。
一计不成，再生一计。林则徐指挥民众包围外商会馆，撤走里面所有的中方服务人员包括橱子、杂工等等。勒令外商交出鸦片，一日不交，外围一日不撤。外商会馆里的夷人，也做好了民众冲击会馆的准备，后门用砖头垒死，前门的院子里洒满了碎玻璃，因为南方民众都是光脚丫的，至今国内单位大院的墙头还堆满了玻璃碴，不知是不是这次事件的遗风。英国负责远东贸易的商务代表意律听到讯息后从澳门赶到了广州，进入会馆。劝说商人上交鸦片，商人们死活不听，没办法，意律以国家的名义代表政府收购商人们的货物，将每个人鸦片的数量、等级登记在册，发给白条，让他们之后找英国政府报销。这样，持续了数十天的商馆之围撤除，林则徐收到意律交出的鸦片贩子的所有鸦片。
在这次事件的过程中，埋下了鸦片战争的种子，也从中看到了东西方文化在沟通上的巨大差异。在制度文化方面，鸦片在中国是被禁止的，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就是在中国的土地上被赋予绝对的权力来推行此事，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能阻止，禁绝鸦片是林则徐的职责，放任鸦片是林则徐的失职。林则徐很好地履行了他的职责。另一方面，鸦片在英国是合法的，而不是禁品，法无禁止即可行，贩卖鸦片获利是商人正当的权利和崇高的天职。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作为英国人，应该遵守英国的法律，在中国的土地上，是要遵守英国的法律还是中国的法律呢？世界或国际间的新秩序如何产生？当然要取决于战争的结果，胜利的暴力机构才有实力推行自己的制度文化。
意律假冒政府的名义收购鸦片，他是否有此权利的授权？显然没有。这样，他就是越权，超出政府授予他的权利，显然滥用职权。这是他出于关心英国公民生命健康的考虑的临时变通行为。他替政府承担的债务，政府承认吗？如果政府不承认，这笔钱从什么地方出呢？正是利益相关方的鸦片贩子的院外活动，使得英国议会批准了进行战争的议案。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外国在中国取得了法外治权，进而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了外国的租界，这就解决了其法律适用范围的问题。即使现在国与国之间可以和平解决争端，也有了国际间的约定—国际法，但这个国际秩序背后必须要有暴力机构的支持，如果没有主导国际秩序的国际强国的背书，那么这些国际法就是一纸空文。大清帝国没有能够保持自己朝贡体系的暴力力量，所以就只能纳入到以大英帝国主导的资本主义国际秩序中来，成为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
当虎门销烟之后，中英间的贸易在官方是断绝了。林则徐要求意律呈具甘结，写保证书，保证以后永不贩卖鸦片，一旦发现，发现一批，处理一批，货即没收，人即砍头。意律当然拒绝了。很明显，意律的权利职责没有力量来行驶如此巨大的监管职能。他也不能代表广大的中小微企业主签订这样的合同，因为他没有得到这些企业主的授权，也不可能得到授权。意律这个商务代表所拥有的有限权利与中国的父母官的绝对权力是不同的。这些仍然是文化的差异。
意律率领商人们躲到了海上。当随护商人的战船上的士兵登上九龙岛的时候，酒后将一个渔民打死了。林则徐当然要求意律交出凶手，按照中国的律法审判。意律却自己审判犯人，仅给予纪律处分，遣送回国了。这又是国别法律的适用问题，这样，一切问题都指向了制度文化本质上的暴力。看来，所有问题唯一的解决方式也就剩下了最有效的暴力的方式。鸦片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偶然中的必然，没有林则徐，还有其他人，没有鸦片，还会有其他商品，这是扩张中的资本主义的本性和据守自己传统制度的专制帝国相遇之后的必然结果。

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

三元里抗英的人民战争
1841年5月，占据广州城北四方炮台的小股英军到附近的三元里抢掠财物、强暴妇女，被村民们打跑了，英军士兵小有伤亡。村民害怕英军报复，遂商议组织对付，萧冈乡举人何玉成写信给东北南海、番禺、增城的乡绅，联络他们各组织壮丁以备护卫。附近乡村百姓得到消息，迅速拿着家伙纷纷向三元里集合。当地的乡绅是自然的领袖，他们开会约定简单的组织规则和分工，击鼓进攻，鸣锣撤退。一部分人去吸引英军，另一部分埋伏到山坡上准备围歼敌人。
5月30日晨，数千村民手持农具、鸟枪，来到炮台，向英军投掷石块、泥块，英军开枪还击。村民边掷边撤，英军追击。来到牛栏冈，英军正在辨认方向，四周村民在鼓声中围了过来。当英军开枪的时候，由于天降大雨，燧发枪的火药尽湿，开不了火了。当英军逃跑的时候，村民们追上来，打死5人，打伤20几人，还有一连士兵被围在稻田里。当逃回的英军发现有一连掉队，就派了两连，带新式火枪前来接应，开枪驱跑了村民。
第二天，其他较远地方的乡亲也赶来了，2万多人围在炮台。英军赶紧通知广州知府余宝纯，威胁他村民不撤，就废除停战协议。余宝纯赶来，乡绅们悄悄退去，组织领头的一走，村民们就四散而去了。
不久，余宝纯主持广州乡试，被学子们集体抗议，扔墨砸头。余宝纯随即就自动辞官了。
无论是在浙江沿海还是在广东沿海，当英军登陆时，都会有当地的村民纷纷给英军带路，许多官军找不到的小路，英军反而能够走到，在陌生的土地上，英军比官军更为熟悉。当向导挣钱是村民们的当然选择，挣谁的钱则不是他们要考虑的问题。英军比官府可怕吗？显然不是，英军给钱，官府要钱。满汉分治以及牧民愚民的政策，使得英军在村民们的眼里跟满人没有什么分别。用现在的爱国来要求当时的村民，逻辑上错的离谱。况且，英军是来打欺压百姓的满洲八旗兵的，间接地替老百姓出气，难道老百姓要帮助官军打败英军，继续让官军残害百姓吗？
三元里事件则不同，英军在当地欺压、骚扰百姓。百姓当然要反抗欺压他们的人，至于这人是官军还是英军，则没有多大的差别。
从三元里这次事件中，也可以看出典型的中国式乡村的权力结构，以及乡村自治运行的细节组成。义和团的组织成分同样是农民，但是他们的组织领袖是没有多少文化的习武乡民，乡绅没有参与，所以他们的组织和行为就杂乱无章，仅可以看作是中国本土乡村文化对基督教文化的一次出疹类的应急反应。太平天国的组织成分也同样是农民，洪秀全利用宗教将他们组织起来，因为他们的文化程度低，没有受过多少儒家思想的影响，所以接受洪秀全的宗教就比较容易，组织起来的结构就比较紧密，从而表现出了极强的战斗力。太平天国过江北伐的军队所经过的地区，儒家传统比较浓厚，发展义和团容易，扩展上帝军就困难了，历史上几次农民起义都是在泰山黄河之间湮灭的。曾国藩组织的也是农民，兵匪的不要，他的组织方式与乡绅组织看家护院的民团是一模一样的。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其基础权力的根据依然是土改受益的农民，只不过共产党的干部代替了乡绅的作用，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武装所以能够建立，也是千百年来乡村自治的制度文化的必然结果。那些轻视人民战争的观点，都是没有历史知识的偏见。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真正动力。
当听到曾国藩节节胜利的消息时，咸丰不禁十分高兴，旁边的大臣却说，以一个丁忧在家的书生而聚集数万之兵，恐非国家之福也。咸丰顿时默然。清朝统治者时时处处提防汉人势力的凝聚，实行以满治汉，以汉治汉，用理学禁锢人的活力，大兴文字狱，窒息了中华文化的生机。外敌的入侵，引起了中华文化的觉醒，内乱又间接促成了纯粹的汉族武装，动摇了满清帝国的统治基础。从中华文化复兴的角度看，鸦片战争是一个重要而关键的外部因素，它促使内因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具有十分积极的历史意义，正如波士顿倾茶事件对于美国的建国。拿破仑曾说中国是一个睡狮，而鸦片战争恰好唤醒了它。是谁让它睡去的呢？满洲统治者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因为满族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从民族主义的观点出发，就会对中国近代史充满了怨妇情节，看不到历史演化的真相。所以，马克思说：“与外界完全隔离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离状态通过英军而为暴力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地保存在密封棺材里的木乃伊，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旧中国的解体，是新中国诞生的首要条件，鸦片战争加速了这一过程。

周期性忏悔与选择性失忆
“大英博物馆里的每件藏品并不都是抢来的”，馆长说起这个来很自豪，毕竟英国自己也有短暂的历史。
鱼的记忆只有七秒，人的记忆时间当然要长得多，但是这种记忆是有选择的，能引起自己兴奋感的记忆很牢固，而那些对自己不利的事实人们渐渐地没有了记忆。什么该记住，什么不该记住，过滤机制早已在精神文化的三观中预设了，它是一种无意识或潜意识的心理行为。
没有思想和精神上的负担，人就会生活得轻松愉快，做起事来充满了激情和效率，整个人充满了正义的力量。如何有意地让人失去不好的记忆呢？基督教有专门的忏悔仪式，每个礼拜从教堂里出来的都是新人。放下了，就可以轻装上路，心安理得地再去做那些需要忏悔的事情。光吃不拉，最后会让人憋死的。周期性的忏悔，是西方社会生生不息地维持新陈代谢的微观机制。基督教认为，人，本来就是有原罪的，本性就是要去作恶的，做了坏事不要紧，向上帝的中介人认罪即可得到天父的原谅，灵魂从而得救赎。在英国或者其他西方国家的远征军中必不可少的不是枪炮而是传教士，没有教士，军队的行动就维持不下去，这就是炮舰和传教士须臾不可分离的道理。
并不是所有的罪恶都能求得上帝宽恕，如果这样，人就纯粹像特朗普一样没有了一丁点信用，这个社会就不能稳定和正常地运行。向上帝发誓，以上帝之名见证，就是防止日后以忏悔来规避责任的重要方式。签和同，按圣经，上帝都看在眼里了。当然，如果不虔诚或无神论，就没办法了，协定本来就是用来撕毁的。
作恶—忏悔—救赎—再作恶—再忏悔—再救赎，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种周期性的行为特点，是七天一个周期地不停礼拜的宗教仪式所决定的。作恶，并不是耻辱或者见不得人的事，这是人的本性和原罪，否则那就不是人而是神了。罪迹销毁，不断新生，没有记忆，当然也就没有历史。无论谁的《忏悔录》写罢，都会坦坦荡荡，无所畏惧，虽然忏悔的其实也是描美文饰自己的。
在东方文化里，当然不能这样反复无常。“反反复复小人心”，就不要在社会上混了。根文化讲究源远流长，忠孝千古，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人无信而不立。但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错改之，善莫大焉。东方的改和西方的悔有什么区别么？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个刀，不仅仅是有形的外在的刀，而且是无形的内心的刀，手中无刀，心中也无刀。这意味着，以往的用刀来解决问题的方式被放弃了，而代之于和平的方式，更进一步表明，这个人整个的行为模式、以及支配行为模式的三观以及方法论从根上彻底地改变了。这个人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杀手，而是悟通昨非而今是的悟道之人，觉悟了的人即为佛。悟道的过程，也可能长，也可能短。见性立心，顿然恍悟，似乎更符合中国人尚简求捷的脾气。中国文化中最痛恨的就是屡教不改的行为，特别是还能振振有词地狡辩，孔子诛杀少正卯就很干脆。忏悔，并不是要放下屠刀，而是为了减轻心理负担和疲劳，以得到心理休息和复原，重新有力量去重复原来一直进行的行为，磨刀不误砍柴工。
毋庸否认的是，模式改悔的成本太大，过程太难，况且悔改了，一直以来所坚持的祖法是不是就意味着错误了？欺师灭祖，不是忠孝行为。要维持外在的伟光正形象，不能给列祖列宗抹黑，那就会遮藏掩盖，为长者讳，家丑不可外扬。当然，个体的愧对列祖列宗的行为，痛改前非，就值得表彰，浪子回头金不换。


在更大尺寸上的文化有机体上，历史演化的轨迹、行为也是一样的。当灭绝种族的杀人者在世界推行普世价值，一本正经地挥舞起“人权”大棒时，他们不知道自己脸上还沾着腥恶的血污，他们早已经通过忏悔仪式忘掉了那片土地上原住人已经被感了恩的印第安冤魂。当充满了武士道激情的人们悲悲戚戚地纪念原子弹受害者时，他们理所当然地要否认南京大屠杀和731部队的存在。当日不落的光明使者和左右护法呼吁人们重视西藏、新疆少数族裔的历史生存状况时，他们不会告诉世人那些富丽堂皇的高楼大厦的建设资金里有多少来源于非洲黑奴的交易费以及杀人放火的海上强盗的庄家抽头。无计西东，活在当下！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铁屋里的呐喊
不止大清帝国整体外观表现得像一个木乃伊，组成帝国的人们也全都没有了生机和活力，好像一具具行尸走肉，徒具外形，社会规定性的人的功能丧失了，人的行动能力退化了。在《乙丙之际箸议第九》中，龚自珍写到：“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鲜君子也，抑小人甚鲜。”整个社会死气沉沉，不仅没有有才能的王侯将相和士农工商，就是灵动机敏的鼠窃狗偷也没有了。强盗的蛮勇霸气，扒手的精巧算计都成了历史的传说。人们都像在铁屋子里睡着似的。这个铁屋子是怎样形成的呢？“在那样的世道里，如果有能干的读书人或老百姓出现，那就必然有百倍的庸夫俗子冒出来，监视他们，束缚他们，甚至于杀害他们。杀害他们，不是用刀锯，用水火，而是在文化上加以毒害，用名誉加以毒害，在日常谈笑中（不知不觉地）加以毒害。而取得杀害的权力，既不用向君主请示、向长官请示，也不用在法场当众布告。即使向君主和长官请示，他们也不会授权和负责。实行杀害的办法，用不着触及腰颈，只杀他们的心。杀他们会忧患的心，会愤怒的心，会思考的心，会干事的心，会发生廉耻的心，会消除杂念的心。杀害心灵的时候，又不是干脆集中于一天，而是采取慢慢杀害的手段。或者花三年工夫杀害，或者花十年工夫杀害，或者花百年工夫杀害。”这就是龚自珍描述的一种文化氛围，人们自我弱化、自我残杀的实际情景，当然他没有指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满清武化政策尤其是文字狱的必然结果。国人这种麻木痴眛的状态，吃先进者或觉醒者亦即“才人”的人血馒头时的无知无觉，一直到鲁迅都有生动的描写。
头上始终吊悬着文字狱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人们当然要唯唯诺诺，不许争论，不敢折腾，自然也就自缚手脚，“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皆为稻粱谋”，“万马齐喑”乃是寻常之事，以长上意志“病梅”“残梅”更加“可哀”的事情更非鲜见。官僚们推诿、敷衍、圆滑，无所作为，多叩头，少说话，只求保官固位。“官愈久，则气愈偷，望愈崇，则谄媚愈固”。龚自珍所以能在当时发出这些议论，一方面，嘉道时期皇帝的才能已经大大下降，一代不如一代，意志力也减弱许多，反反复复的性格致使执行力不足，对这些议论的危害警惕性不够。另一方面，龚自珍家族世代为官，人脉广泛深厚，本人行为癫狂，人们见怪不怪。但是到最后，龚自珍的言论还是触动时忌，被罚俸一年，造成居住京师的经济上的大不易。以至于1839年以叔父任职礼部当回避为由辞职，离京回了老家。
龚自珍，字璱人，号定庵，浙江仁和（今浙江杭州）人。生于1792年8月22日（清乾隆五十七年七月初五）世代官宦的家庭。祖父龚禔身，官至内阁中书军机处行走。父龚丽正，字至极，号学路。官至江南苏松太兵备道，署江苏按察使。母亲段驯，著名文学家段玉裁之女。
1818年（嘉庆二十三年），龚自珍应浙江乡试，始中举。
1819年（嘉庆二十四年），龚自珍应会试落选，在京师与魏源一起师事今文学家刘逢禄，研读《公羊春秋》，时年28岁。
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龚自珍会试再度落第，以举人挑选为内阁中书。
1829年（道光九年），龚自珍经过第六次会试，终于考中进士。主持殿试的大学士曹振镛以“楷法不中程”，不列优等，将龚自珍置于三甲第十九名，不得入翰林，外放到省任县令不就，仍为内阁中书。
1839年6月4日（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三日）离京。9月又自杭州北上接还眷属。两次往返途中，百感交集的龚自珍写下了许多激扬、深情的忧国忧民诗文，这便是著名的《己亥杂诗》315首。
龚自珍自幼聪慧，又兼家学和名师指点，才情艳艳，意气风发。其外祖父段玉裁评价他“所业诗文甚夥，间有治经史之作，风发云逝，有不可一世之概”。正因为龚自珍有如此才华，在满清窒息生气的文化氛围里，注定要处处遭遇玻璃门。屡试不第，对他的自负心态和人格形象是沉重的精神打击。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他不甘忍受这样的打击，自然就会反击。反击的方式就是在狂傲的表象下对其他人的言语的攻击，也表现在无谓的争辩时死不认输，千方百计寻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和论据。也许通过这样的方式，在潜意识中或可以慢慢修复遭到损伤的自尊。当书法成为他不入翰林的理由时，龚自珍让全家的女人包括媳妇、丫鬟统统练“馆阁体”，对外宣称“我家的女人个个都能入翰林”，这既是对满清僵化的摧残真正人才的潜规则的控诉，也是一种酸葡萄心理的折射行为。他真实的想法表露在教导儿子龚橙的时候，就希望他不要学习老子的样子，而要好好踏实地考科举，当官挣钱补贴家用。谁知儿子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又有一次，他淘到自己用过的一本旧字帖，酒后在上面题记，如果当初好好练字，也不至于现在这样。第二天醒来，看到这些题记，不禁放声大哭，这应当也是真情流露。在摧残人性的酱缸或铁屋的文化氛围里，一个正常的人的生活是何其的辛酸悲哀啊！
往日不可追，来日犹可待。人是如此，社会也是如此。已是衰世的生机和希望在哪里呢？龚自珍在《尊隐》中为我们描绘了一片希望的田野：“山中”。
“山中”与“京师”相对。在日之将夕的衰世，京师的力量衰微，山中的力量增强。“京师黄沙满天，流水污染，雾霾迷漫，山中却和风拂煦，山清水秀。京师的人生活压力山大，尔虞我诈蝇营狗苟，山中之民却互相劝勉，讲求礼貌风度。京师的人孤独无助，亲情淡漠，山中之民却一人唱来百人和，一人有病百人慰问。京师的人苦闷度日，苟且眼前，私底下犹豫着是否跳槽，山中却过着保障齐全的安定日子。那些称赞暴昭、侯泰的人，路过山中的人，看到山中兴旺的景象，就产生了盼望新朝代的念头。看到山中儿童欢乐呼叫，路过山中的人，就祝福老人健康长寿。京师的祖先悲叹说：我死后是不指望有阴福了，我断定你们就是末代。山中的山林之神也说：我不会再愤愤不平，我认为你们的苦难已经到头了。这时候，周围突然沉寂下来，灯烛推动了光明，人们停止了言语，只听到打鼾的声音长夜漫漫，畏寒啼晓的鹖旦也不号叫，而山中之民却发出宏大的声音，天地给他们敲钟擂鼓，鬼神为他们推波助澜”。
如果说“京师”是主体文化，那么“山中”就是子或反文化有机体。龚自珍在《尊隐》中的思想认为：主文化有机体衰落，反文化有机体就自然兴盛，“京师之日短，山中之日长”。但是，反文化并不是凭空得来的，它必须有自己赖以产生和生存、成长的文化资源，“山中”存在于哪里以及如何存在？龚自珍没有回答，他只是想象了这样一种可以替代“京师”的桃花源般的乌托邦。事实上，“京师”正是既得利益者拼命维护的僵死的现行体制和利益格局，“山中”是自古以来业已成为自然本性的自由活泼充满生机的大同世界的精神家园，以“山中”对“京师”，以农村包围城市，借古讽今，“彼可取而代之”，这就隐晦地吹响了埋葬满清腐朽政权的号角，也为后世种下了思想启蒙的种子，成为“三百年来第一人”。梁启超的“新民”，鲁迅的没有吃过人的“孩子”，应该与龚自珍的“山中之民”是一脉相承的。

谁有敏感词词库啊？

丁香花公案
道光二十一年九月，龚自珍暴卒于丹阳书院。其死因成为一个永远的迷。有人说是因为一首丁香花的诗引起的，这就是有名的丁香花公案。龚自珍出京之后的路上，自由之身，诗性大发，写了非常多的诗，集于《已亥杂诗》中。诗句当时流传很广、很快，当他回到家乡杭州时，人们都已经在吟咏他的诗了，诗比人快。正是因为龚自珍的诗流传很快很广，当丁香花的诗引起了流言蜚语，就给诗人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也给是诗中的人带来了麻烦和困扰。
这首诗诗词是“空山徒倚倦游身，梦见城西阆苑春；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递与缟衣人”。诗后的小注是“亿宣武门内太平湖之丁香花一首”。宣武门与太平湖之间坐落着荣亲王奕绘的府邸，奕绘的侧福晋是著名的女诗人顾太清。“男中成容若，女中太清春”，顾太清被誉为清代第一女词人。奕绘主持宗人府期间，将龚自珍从中书调到宗人府主事。奕绘也是水平很高的诗人，三人诗词唱和，相处还是比较愉快的。道光十九年六月，奕绘去世，九月，奕绘长子载钧和太福晋将顾太清和她的二男二女赶出了王府。顾太清卖金头钗才勉强租了一套民居。在顾太清的诗词中，经常有描写生活艰难以及载钧横暴残酷的词句，甚至载钧在顾太清母子出席太福晋头七祭拜的时候，指使主事之人不给顾太清母子饭吃。道光二十二年，顾太清儿子授爵，才回到了府中。
奕绘去世后，顾太清曾经有一首关于李清照的词，隐约有改嫁之意。清朝满族妇女改嫁是常有的事，稀松平常，并不为礼俗和法律所反对，也不受族人的歧视。那么这个改嫁的意中之人，肯定就是龚自珍。没有感情，写不出好诗，男女诗人的相互羡慕，也是人之常情，但是逾越礼法，恐怕也是绝无可能的。龚顾的闲言蜚语的流传，与当时同乡诗人陈文述不无关系，陈文述请顾太清给他的诗集写几首诗，顾太清拒绝了，她鄙视他的为人，后来还写了诗讽刺他，这就得罪了人。陈文述就到处传播龚自珍的诗就是他们有私情的证据。
后世晚晴小说《孽海花》有龚顾的生动描写，那只是小说。也有人说，龚顾在顾嫁之前就非常熟悉了，恐怕也不是事实。顾太清，本是满族家族文字狱罪人之后，姓西林觉罗，名春。26岁与奕绘结婚时，不合满族规矩，于是改姓，假冒王府护卫顾文星之女。基本没有认识龚自珍的可能。龚顾之事，应该是真没有。
但是，流言蜚语对于王室尊严，载钧肯定认为是莫大的伤害。他不可能置之不理。奕绘的正福晋三十几岁就死了，一直没娶，整天跟顾太清恩恩爱爱，长子载钧备受冷落，太福晋也是怨恨有加，奕绘不在了，就借口行为不端将其赶出府来。顾太清诗中引用“里妇亡肉”的典故，那就说明不是因为庶嫡之争，而纯粹是载钧泄私愤。根据载钧的行事风格推断，派宗人府旧同事以酒毒死龚自珍，“其事体，莫须有”。龚自珍仓皇离京，以及后来接家眷，丝毫不敢靠近京城，也说明京城存在着对他来说极其恐惧的危险因素。
龚自珍长子龚橙，自号半伦，无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之道，只爱一个小老婆，五伦去了四伦半，只剩下半伦。从其就只爱小老婆这种乖张的行为中，是否是向世人在暗示些什么东西呢？龚橙自幼极其聪慧，极具语言天赋，会好几个民族的语言。所学也很杂，“无所不涉，知识渊博无际”。龚自珍希望他努力考取功名，走仕途之路，不要像自己一样，一事无成。然而，有其父必有其子，龚橙也是屡考屡不中，性情也变得比其父还要偏激。因此遭到后人的误解。龚橙学术师承段、龚，后受魏源影响较深。帮助魏源编撰了许多书籍，自己也编撰了许多书籍，基本没有出版，对后世影响很小。
如果说龚自珍是清末康梁批判国民性、孙文等等批判清朝的引路之人，那么龚橙就是打到孔家店的行为主义的先锋，为五四青年的叛逆行为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榜样和具体形象，因而无意中成为新文化武装起来的新青年叛逆行为文化的自由战士的鼻祖。

把根留住
魏源提供了一个富国强兵的总体规划或蓝图，要把它具体实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把这个设想或思路具体化，要把它落实到现实中的每一个实实在在的步骤和具体实践。也就是说，首先制定和完成一个个具体的小目标，比如先挣它一个亿，等等之类。如果把“师夷长技以制夷”看做是一个完整的工程项目，那么，魏源的思想仅仅是项目建议书，接下来还有可行性分析、基本设计、施工设计等等由简入繁、由粗到细的设计不断深化的阶段，在每一个设计的阶段，都还有各种各样的评估、审核，等到整个系统工程的施工图纸出来了，现实的具体的施工才开始，在施工的过程之中，设计图纸与实际不相符合或者自身内部错误的地方不断地被发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施工图纸也就不断修改、变更，最后工程竣工，最终的设计图纸存档，这就成为不可更改的历史了。
当然，在工期紧张或者各种各样的极端情况下，不允许或条件不具备常规的工程次序或顺序来按部就班地进行，那么“三边工程”就上演了：边设计、边施工、边修改。即便是看起来很混乱，但也有既定的次序，首先设计先行，它是一切工作的基础。马克思说，人类最蹩脚的建筑师也比蜜蜂高明的地方是，在现实的房屋建造之前，它已经在建筑师的头脑中建成了。
“草鞋没样，边打边像”，前提至少有两个：一个是具体的现实的脚，另一个是头脑中的鞋。鞋匠身兼设计师与建筑师，边施工、边设计，最终将鞋子的样子和尺寸与最终用户的脚的需求目标相符合。这需要高超的技艺。
另外，这个过程又像倒车入库，首先要有车子的目前的位置参数，其次要有车库的位置参数，将车从目前的位置迁移到目标位，我们可以有无数的轨迹选择，有时车子的方向是向目标移动，有时车子的方向是背离目标运动，但每一次运动的开始和停止，心中都有一个不变的梦想：那就是最终的目的=车库。如果我们心中失去了“车库”这个最终的目标，我们就陷入了存在主义的泥坑：存在先于本质，我们是没有前进目标的列车上的茫然乘客，不知从哪里来，不知到哪里去，除了“自我”这个真实的存在，其余都是虚无，他人都是地狱，每一次行动都是闯，每一个本质都取决于选择。在无尽的黑暗的虚无里，我们毫无头绪地摸索，妄图杀出一条血路，淌过那条生命的河，去发现柳暗花明的新世界。
历史不相信假设，但并不排斥推断，胡适说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不无道理。“莫须有”，只是开始，或者证实或者证伪，才是明确的结束。
按照魏源的设想，设计最佳的行动路线图是困难的，但设计可能的路线图是可能的，在中国近代史的过程中，不断地有基于其时初始条件的各种各样的富国强兵的思想方案等等文化资源，这些仁人志士们前仆后继的努力和探索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悲壮不屈、顽强奋进的不朽篇章。今天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中国人都不应该忘记他们。

睁开心眼看世界
鸦片战争初期，清军接战连连不利，道光遂派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赴广东主持军务。杨芳战功卓著，智勇双全，戡乱剿匪堪称行家里手，攘外剿夷亦当不在话下。古稀之年的杨参赞抚摸着美童在府邸听取了前线战况报告，得知舰船上飘摇不定的夷炮每每击中我方炮台，凭借丰富的作战经验当即认定“必有邪教善术者伏其内”，乃“传令甲保遍收所近妇女溺器”，将这些马桶平放于竹筏上排列成五环大阵，对着夷舰驶去，并设道场，请神灵，束草人，齐声喊“更高更快更强”，以壮声威。马桶阵最终当然没有奏凯，杨将军也成为了历史笑柄。
在传统的中华文化中，人或仁是第一要务的关天中心，人之外的世界是不被重视甚至考虑的，“不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那些超出科举范围的领域，“理”不去占领，“术”就充斥其间。如果说“道为自然之理，德乃人事之义”，中华文化历来就只重“修德”而轻“求道”，甚至道仅仅是社会人文之道，而非物之理的自然运行之道。理学之后的区分民族的政策上非中华文化的满清为维护少数人的统治除全民皆兵以武服人外，更重要的步骤是以汉制汉、以德箍人，这也间接禁锢了人以求道获取超越自然界的绝对自由。表现在外部政策上的闭关锁国，也是满清内心或内政禁锢自由思想、大兴文字狱的一脉相承的执政思想的投射。按照心理学的理论解释，在这样高压威猛的满清禁闭统治下，失去活力的中国人麻木了，进入抑郁性木僵的冬眠状态。
汉以后讲究“天人合一”、“奉天承运”，顺应大自然而不是“人定胜天”，战胜大自然的探求客观世界运行规律的行动其实也就没有了必要，甚至“逆天”还会有“天谴”的惩罚。所有未知的东西大可推之类为神、仙、妖、怪、魔、鬼的领域或世界，而束之高阁。“独尊儒术”下，“间白离”的名家等等等等自然不受欢迎，在人文当道的重礼现实社会里也就十分另类，从而基础科学的数学、哲学等等失去了发展思辨或思维工具的机会，对武器的批判代替了批判的武器，后世的“理”也就失之于空泛、失去了方法论的支撑。尤其清政后，中华文化不再延续古代的物质技术的探索的传统，在西方因宗教改革而产生现代科学的背景下，在物质文化领域就相对落后了，此即“李约瑟问题”。
不是世界遗弃了我们，外部世界与我们无关，而是我们遗弃了世界。闭关锁国、一味维稳、保守求安的鸵鸟思维，并不能抵挡外部世界野蛮的胁裹。资本主义的科技像妖术一样展现在中国人眼前，中国文化对它的认知就像梦中花，眼见而心不视。只有当心眼睁开时，才有可能看见和认识这个世界，这颗“心”涉及了精神文化中内在认知模式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魏源开始唤醒中国文化“沉睡的心”，新“认识论”的登场要求引发了中华文化自我革命的百年历程。
“师夷长技”，首先的问题是“是否能师之”，然后才是怎样师之。“朽木不可雕”地强迫鲤鱼或老母猪爬树恐怕是不现实的。而“能不能”却恰恰不是问题，中华文化本来就有“求真”的内在动因，从战天斗地的古老神话，可以取得开辟新天的勇气和精神，一直到满清抛弃红衣大炮之前，都有正常范围内的天人互动的天机探索实践。“托古”就可以“维新”，中国有周易这个古老的唯物辩证法，孔子演易，扩大了人文思想道德等覆盖的范围。限制儒家行为体系的地盘，可以为“生生不息变动不居”的“格物致知”留出应有的空间，甚至“打倒孔家店”，直接在中华文化的大树上开口子嫁接西方科学技术。无论如何，这都是极其痛苦的自我革命的文化系统整体变迁的过程。
各种各样的具体方案及其探索实验，目的无非一个：富国强兵复兴中华。“师夷长技”的目的是“制夷”，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只有牢牢地把握这个中华文化自我革命的最终目标，所有的历史实践才能找到自己的目的和价值。西方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都是被吸收文化元素，借以修正和提高中华文化自身“求真、求善、求美”的能力，在文化安全的自洽趋势要求下，各个文化元素间的冲突得到融合，再生的中华文化才会达到一个新的稳定状态。

多牛

清朝的农民宗教起义
清朝康乾盛世之中以及之后，有非常多的农民起义。大的起义基本十年就来一次，这些农民起义基本上都带有宗教的性质。清朝农业生产比较稳定，人口增长的幅度也很大，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起义没有物质文化基础的引发条件，亦即没有大规模失地的饥民或流民。比较大的宗教起义有白莲教起义，参加人数有几十万，横跨数个省，历时9年多，使清廷军费支出白银2亿两，财政耗费巨大，其分支的天理教起义，曾经攻入紫禁城，对朝廷的震动比较大。天地会创立于明末清初，至今存在的时间比较长，他们初期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后来演变成为洪门会党。在整个清朝时期，天地会旋起旋灭，反复不绝。白莲教在民间的分支很多，也很杂，自宋至清存在的历史也比较悠久，有比较广泛的群众基础，元代为合法宗教，并受朝廷支持，其他时期都是被禁止的。此后，这些分支宗教的教义比较杂乱，经常宣扬末日劫难等等，诱导人们入教免劫。清朝农民的宗教起义多数是白莲教的分支反复发起的起义，始终不曾间断。
宗教起义的诱发条件一般是官府对教徒的捉拿，因为地下宗教在清朝是不被允许的，清朝严禁秘密结社的行为，清朝雍正时期有部《邪教惑众律》，文字狱政策执行的也很严格，所有能够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基本都要消灭在萌芽状态。但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反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官僚的不作为，民众的自我愚化，鸦片消费的精神寄托等等。民间地下宗教所形成的隐形的文化有机体也是对主文化有机体的一种更为积极和有力的反抗形式。
当地下宗教没有被发现和制止时，它就自然地扩展蔓延，一旦官府对其人员进行抓捕，地下宗教就立刻变为公开，与官府进行暴力对抗。这些地下宗教有现成的制度文化就是传教时结成的组织，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就是现成的教义，初期的物质基础是教徒的家庭财产，随后则是攻打官府所获的各种物资。例如乾隆中期1774年的清水教王伦起义，起义的初期，也是因为官府要捉拿王伦的教徒，王伦于是纠集他的徒弟尤其成为干儿子的十三个徒弟准备聚众起事，教徒接到起事的讯息，就分别召集附近教徒聚集起来，总共能有几千人。王伦的徒弟们杀掉家中的猪羊等，与教徒一起誓师壮行，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造反。先杀掉村里的仇人全家，放火烧掉房屋，然后就浩浩荡荡地与其他起义部队会师去了。清朝农民宗教起义的过程大体都是这样。
纵观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的传统，凝聚人心的口号或者打出的旗子开始时都会带有很强的宗教迷信色彩，如：“大楚兴，陈胜王”、“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等等，这些口号为起义军提供了组织核心的精神文化方面的支撑，另外，宗教组织结构对平时一盘散沙的农民队伍起到聚拢组织和指挥调配的作用。
清朝残酷的文化政策和民族压迫，也是催生农民宗教起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鸦片战争后的1841年到1849年的十年间，由于清廷的权威和统治力的减弱，农民起义就有一百多起。这些起义规模都不大，并且很快就被镇压下去，对清朝的统治基本没有多大的影响。1850年，广东和广西的多处天地会同时起义，清廷调集各处军队至两广镇压。这个期间，洪秀全的拜上帝会在广西金田团营，偶然地与清军接火，从此走上了反清的道路。接着在东乡建立太平天国，洪秀全自称天王，并成立太平军。清军对太平天国的情况极不了解，再加上太平军战力非凡，致使清军对其清剿不利。太平军冲出清军的包围，分两路进军永安，1851年9月28日，占领永安城，10月1日洪秀全入城。太平天国在永安停留半年多时间，颁布太平天历，建立了各项制度。迫于粮食压力，太平天国放弃永安，开始转移进入湖南，沿途有天地会、船户、矿工、农民等纷纷加入太平军，太平军扩大到十万多人。攻克武昌后，浩浩荡荡顺江而下，沿途官军望风而逃。1852年月日，占领南京。此后，改南京为天京，作为天平天国的首都，历12年。
清朝后期，八旗军队完全失去了战斗力，与太平军作战的主力是曾国藩的团练私人武装。当太平军清扫掉南方的满城，曾国藩、李鸿章再消灭掉太平天国，南方的半个中国实际已经脱离了清廷军队的控制。这也是通常所说的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这样一个政治格局对中国后来的历史走向有决定性的意义：首先，开创了军队私有化的先河，是后来军阀混战的制度根源；其次，东南各省隐形脱离中央的控制，后来的东南互保以及此起彼伏的革命均发端于此地；再次，湖广地区是太平军和湘楚军主要兵员来源地，战争结束后，湖广的农村就产生了以农民和地主为表现形式的显著对立的阶级，为此后的农民运动埋下了种子。

不科举，无出路
家国同构破坏以后，国家的治理者已经不是血缘关系自然产生的了。在专制集权制度的官僚体系中，如何选拔官员就是一个关系到国家行政功能能否有效实现的大问题。秦以战功行赏，汉朝实行推举制，让大家来推选德才兼备的人才充实公务员队伍，是一种变相的民主制度。但是，作秀和欺骗收割了大众的选票，举孝廉父别居，举秀才不知书，汉朝后期改为专家评委打分制，即九品中正制，人才分为九个等级，有社会知名的成功人士对本社区拔尖人才进行打分评级，以备选用。因为评委大都来自名门望族，近水楼台先得月，当然肥水不流外人田，最终就是排排坐，分果果，你一个，我一个。这样，门第观念的阀门就断绝了贫寒之士施展才能、在社会上进身上进的通路。
隋文帝鉴于选举制的弊端，首开分科取士的先河，文韬武略、雄才伟志之隋大帝杨广完善了各种考试的科目，使得科举制走向正规，一举奠定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官员选拔制度。当然，当官靠文凭，升迁靠钻营。毕竟考试是取得当官资格的必由之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就为社会上所有的有才能的人提供了一条公平公正的成功之道。
科举制最高为京师的会考，考中的人为贡士，皇帝在金殿为进士们殿试，分出一二三甲，进士及第、进士出身、赐同进士出身，考中的为进士，进士的意思就是晋仕，进入仕途可以候补当官了。进士再参加朝考，考中者入翰林院，学习合格者任职翰林院，不合格或未入翰林学习者，到各部委任事，或者到各省任县令。传说北宋时期，进士只取一二甲，三甲不能进士。有一位王姓三甲考生，气愤不过，跑到西夏国大展宏图，辅佐西夏国王进攻大宋，给大宋朝廷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从此后，三等进士也一同被取，有做官资格，称同进士，其实还是不是进士，就像如夫人，怎么也不是夫人。曾国藩就是同进士，他非常忌讳这一点，听到同进士就是如夫人就像阿Q听到光亮一样敏感。
在省一级考试称乡试，录取的称举人，在县一级考试录取的是秀才。秀才虽然是最低级的功名，但是已经有相当的权利，见县官不跪，斯文之身衙役不可拘，在乡里可以做明断事理的乡绅，开始进入乡村自治权力体系。考秀才是每个读书人必经的一步。
清朝一般三年举行一次乡试，逢皇家有重大事项的格外开恩，加试一科。乡试考三场，一场三天，共计九天。每个考生吃喝拉撒睡全在一个几平方米的号子房内。考试的内容为四书、五经和策问，标准答案是朱熹的《四书集注》等等。答卷文章有固定的格式，按“起、承、转、合”完成，称八股文。
乡试以下为院试、府试和县试。县试在各县进行，由知县主持。县试通过后有资格参加接下来的府试。参加县试、府试的考生都称为童生，童生参加由各省学政主持的院试合格后称生员，即秀才，不合格的继续做童生。童试三年两次，因为读书的人数多，录取的人数少，有人多次童考不得通过，白发苍苍的童生不在少数。
平民家的子弟，除了科举，要在社会上出人头地，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自古依然。
科举制不仅为大一统的帝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行政人才，也为帝国提供了强大的向心力，首先是思想的统一，其次是语言的统一。因为官员是要到全国各地区服务的，那么官员的方言就是行政的阻碍。每一个考科举的士子，首先的要求就是会说官话，官方规定的“普通话”，不会说官话的士子，没有考取科举的资格。
科举制是中华文化对人类制度文明重要的贡献，足以与四大发明相媲美。它所体现的公平、公正的精神，使得科举制的考试制度在现代社会的今天仍然是人才选拔的重要而且几乎是唯一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