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只应天上有
洪秀全自幼十分聪明，被乡亲们称赞为天才儿童，当他进入私塾时，老师减免学费，亲戚们纷纷拿出助学金，无论是洪秀全自己还是周围的人都认为，洪秀全考个秀才那得说是老太太擤鼻涕—把里攥。“秀全自幼即好学，七龄入塾读书，五六年间，既能熟诵四书五经孝经及古文多篇，其更自读中国历史及奇异书籍，均能一目了然。读书未几即得其业师及家族之称许。其才学之优俊如此，人皆谓取青紫如拾芥，行见其显父母光宗族矣”。
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在花县县试名列前茅的15岁的洪秀全踌躇满志到广州府试去了，等到放榜时候找了好几遍没找到自己的名字，失望地回家了。第二年，1828年，家里供不起他上学，他就只好去种地，人皆惜之。后来，村里私塾缺少教师，聘洪秀全去教书。洪秀全也就边教书，边学习，等待着再一次考试日期的来临。
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又去广州考，又失望地回家了。在广州期间，梁发有时到贡院门口有时在大街上散发自己写的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劝世良言》，洪秀全路过时得到一本，装在行李内带回家了。
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洪秀全又考了，还是在广州，初试时名列榜首，复试后名落孙山。这次他回不了家了，当他看到又落榜后，就瘫在学馆的床上起不来了，相识的人找了顶轿子把他抬回了花县官禄怖村。
洪秀全回家后，就病倒了，发高烧，说胡话。他想不通到底为什么？曾国藩的弟弟有知县的计划外指标不用考试就成为秀才了，有钱的随便可以买个贡生，为什么偏偏洪秀全屡屡考不中呢？大道通青天，我独不得出。
洪秀全高烧烧了7天7夜，昏昏迷迷睡了七七四十九天。等他醒来的时候，他说：“我不是人，我是神，我也不是你们的儿子，我是天主的儿子，我亲哥是耶稣”。洪秀全的父母长出了一口气，总算是人活过来了，虽然孩子的脑子有点烧糊涂了。既然他说是神，就顺着他说好了，爱谁谁吧，先把病养好再说。清朝法律规定，失心疯伤人，家属负责任，所以洪秀全的哥哥把洪秀全锁在家里看着。但洪秀全并不狂躁，他“彼目不斜，亦不反顾，行时步履不疾不徐，常现庄严态度，寡言鲜笑”。
洪秀全后来对冯云山和洪仁干说，我有一个梦，我梦见天父和天兄把孔老二逮到天上去了，一顿胖揍，好好地审判他一番，说他的书都是错的，把天下的读书人都带坏了，最后我们把孔老二的书都烧了。天父还说，我叫洪全，或叫洪秀，或叫洪秀全，不能再叫洪火秀。记住，我今后大名就叫洪秀全，不再是往日的洪仁坤了。我是人间的王，只有我能评判他们，没有谁可以评判我的卷子。
弗洛伊德后来在作《梦的解析》时，没有分析洪秀全的梦。也许他觉得这个梦太明显，不值得分析。的确，梦像十分直白，无非是科举失利的现实在梦中曲折地反映了一下，把过错都怪到孔子头上去了，没孔子，就没儒学，也就没什么科举考试，洪秀全也就不会考试失利，都是孔老二子惹的祸。
然而，事情可能并不是这么简单，真相是洪秀全一向高大上的形象在一连串的失败打击下，面临着崩塌的危险，而洪秀全接受不了这个现实，他重度抑郁了，并且导致了生理的反应—发高烧，还有嗜睡也是逃避现实的心理异常导致的生理现象。但是，当时的人们不会这么认识，洪秀全的几个亲属不得不成了他“忠实的”信徒。
冯云山是洪秀全的同学，也是他的表亲，同样屡不中屡考，对儒学产生了极度的愤恨，他们常在一起谈天，一起探索事物的道理。皎洁的月光洒满乡间晾晒粮食用的场原上，冯云山坐在一块石头上，还有洪仁玕，他们崇拜地望着洪秀全的脸。洪秀全背着手，挺立着，眼光45度角投向深邃的太空，仿佛眺望着他那天国的故乡。洪秀全在阐述着他的宗教思想，他刚刚写了几个小册子，与他在广州城梁发散发给他的小册子一样，为了让上帝的福音在这世上广泛地散布。
洪仁玕是个行动主义者，有一天，趁着宗教热情，跑到堂屋，把天地君亲师牌位打翻在地上，又踏上了几脚。旁边有个保家仙的玉牌也敲碎了，还有赵公元帅灶王爷门神之类的乱七八糟，统统拿下，一个也不能少。正当他检阅着自己的战绩，满意地抱着膀子欣赏时，他的哥哥从外面冲进来，抡起棍子，一下就砸在洪仁玕的肩头上了。洪仁玕立刻撒丫子就跑，他哥追不上，就恨恨地骂：我看你还敢回来。洪仁玕跑到洪秀全家里，暂时躲了起来。不一会，冯云山也来了。冯云山撕掉学堂的孔子牌位，结果学生退学了，家长们找到冯母，要求退学费。他的老婆孩子也都埋怨，冯母气愤地把冯云山骂出来了。
怎么办？三人垂头丧气，相对无言。还是冯云山一拍桌子，叫道：“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活人还能叫尿憋死。这里的人不认爷火华，咱们到外地传教去，我就不信天下都不信爷火华”。看来也只好如此了。洪仁玕、冯云山回家收拾行李，洪秀全也忙着让他媳妇赖又正准备铺盖卷。
冯云山背着学堂剩余的笔砚纸张，还有两个侄子冯瑞嵩、冯瑞珍跟着要去。洪仁玕家里不让他跟疯子哥哥出去。这样，道光年二月十五日，洪秀全他们一行四人的传教小分队雄赳赳气昂昂地向着中国最繁华的商业城市—广州出发了。
当时的广州正处于反入城运动最紧张的时刻，自然洪秀全的传教不但不能吸收信徒，反而理所当然地要遭到人们的鄙夷的目光和轻蔑的训斥，没被群殴就算是幸运的了。
广州呆不下去，他们就附近的几个县活动，一路边试探着传教，边贩卖点笔砚，挣些小钱填饱肚子。在清远，他们遇到了一个愿意当信徒的姓李的人，他希望洪秀全们留下来教私塾，但洪秀全胸怀让上帝的荣耀行于人世的大志，自然不会满足于这个小小的地方，他写信叫洪仁玕来教书，自己又踏上了征程。他们转悠了好多地方，尤其在少数民族地区，语言也不通了，信徒也没骗到，也快没吃的了，尽做些无用功，局势又到了选择前进方向的关键时刻。
到广西去！洪秀全没有经过思考就作出了重大的决定。冯瑞嵩、冯瑞珍不愿去广西，于是半道上回家了。广西浔州贵县赐谷村王盛均是洪秀全的表哥，洪冯二人一路打听着就投奔着去了。四月初五，1844年5月21日到了表哥家，洪秀全族兄弟洪仁球、堂兄弟洪仁政已经先到了。他们俩一住下来，就忙着四处找人谈话、传教。经过他们的动员，附近有近百人信了上帝，接受了洪秀全的洗礼。听说当地有六窠庙，供有一男一女，主男女情事，很是灵验。就像电影《刘三姐》里所描绘的，广西少数民族的风俗，青年男女因和唱山歌，情义相通之后，歌和人合，缔结良缘。洪秀全认为有伤风化，禽兽不如，把妖像给砸了。这给当地人以极大的精神震动，人们看看没有什么灾祸降临到洪秀全他们的身上，于是信上帝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还是上帝法力强呀！
正当传教形势不是小好而是大好的时候，洪秀全和冯云山激烈地吵了起来。原因是洪秀全看到表哥家很穷，眼看也没有余粮了，就想到要回广东老家。冯云山觉得革命局面刚刚打开，要继续传教，不能半途而废地放弃努力。二人最后闹掰了，决定各奔东西，1844年9月21日，洪秀全他们仨往东回家，冯云山一个人一路向西，去了浔州县城。
洪秀全到家之后，又被聘为私塾先生，又复习功课准备复考，没事的时候就写点小册子，像《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之类，百无聊赖地打发着时间。匆匆过了三年，广州的传教士罗孝全听说了洪秀全的事迹，托人邀请他到广州一叙。洪仁玕和洪秀全两人到了广州礼拜堂，跟随罗孝全学习了正规的基督教的教义以及礼拜仪式。洪仁玕回去后，洪秀全在礼拜堂又呆了三个月，眼看没希望获得传教士资格，洪秀全离开了广州，就到广西来找冯云山。在半道路遇强盗，被洗劫一空，幸赖知县和路人的资助，好不容易来到赐谷村。由表侄王维正领着在紫荆山找到了冯云山。两人相见大喜，每天写些洪秀全的小册子送人，宣传上帝。
九月十九日，洪秀全率领冯云山、卢六等捣毁甘王庙。此后又四处出击，捣毁附近的众多庙宇神像。雷蒙神庙是秀才王作新的父亲修建的，在被捣毁后，他父亲又重建起来。王家在贵县是四大家族之一，王作新是秀才，他的叔伯兄弟也是秀才，他的叔叔还是举人，家族势力比较大。王家一直有组织的团练，保家护院，抵抗各种会匪，对付当地土人更是不在话下。
12月28日，王作新派团练逮住冯云山，送给保正解往县里。卢六听说后，带着几十个拜上帝会的弟兄在半道截住，打跑了团练，抢回了冯云山。为安全起见，卢六让冯云山和自己住在一块。又过了半月，1月17日夜里，王作新亲自带人，摸到了下坑冲村，把冯云山和卢六一块逮住，让团练连夜送到了县里。他还写了个状纸带给县衙，告冯传播邪教，聚众作乱。县衙让王作新来作证，王不理，于是知县就将冯云山二人，收入监狱呆着候判。
洪秀全听说冯云山被逮了，马上表示我们这是正规的宗教，朝廷支持，我去广州找罗秀全，再找两广总督耆山，一个纸条就得让县里放人。等洪到了广州才知道，耆山十天前刚刚被调走，两广总督换人了。没什么办法，洪秀全就回到花县去了。正赶上考秀才，也是为了躲避冯家上门要人，洪秀全就又去试了试，还是落榜。他就只好再去紫荆山。到了紫荆山才知道，冯云山被释放，由两个官差押解回广东了。洪秀全于是就又回广东了。
洪秀全、冯云山两人相见后，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对今后的日子也没有什么好的打算，就在家里干起了农活。洪仁玕回来时，和冯云山两人鼓捣了一本书《太平天日》。到了1847年的7月，洪仁玕在清远教书的薪资发下来了，他拿出来资助洪秀全和冯云山，作为去广西的路费。7月28日，两人到达紫荆山，却看到拜上帝会的会员们早已经处于杨秀清的领导之下了。原来是上帝下凡了，降到了杨秀清的身上。上帝这次没给洪秀全做梦的机会，两人顿时懵痺了，怎么办？辛辛苦苦三年多，一手拉扯大的拜上帝会，成了他人囊中之物，作为公司创始人的冯云山为他人做了嫁衣裳，感情上怎么接受的了？洪秀全更觉得委屈，凭空多出来一个比自己年轻得多的天爹，脸面上实在是过不去。唉，胳膊拧不过大腿，他们两个孤单的外来人怎么能干得过人多势众的坐地户呢？强龙不压地头蛇，自古以来，也许吧。洪秀全承认了天父下凡的正当性、合理性，按照拜上帝教的教义逻辑上没毛病，天父的洪小二子能下凡，天父当然也能下凡，天兄也能下凡。话音未落，天兄耶稣就下凡到萧朝贵的身上了。
紫荆山是不好呆了，洪秀全、冯云山就到其他的地方传教。在贵县那帮村发展了石达开，在平天山矿上发展了秦日刚，在山人村发展了胡以晃。

上帝与我同在
当冯云山被带走后，做过讼师的黄姓教友，托衙门里的熟人打听了一下，没什么大事，知县也没给定什么罪名，冯云山还拿出教义给知县看，确实是基督教，朝廷一再下令不许各地禁止，知县自然也不想惹麻烦。但也不能放，总得找个借口堵住王秀才的嘴吧？黄讼师根据多年的经验就明白，需要打点一下。于是他跟烧炭的弟兄们商量，在卖碳的钱中，拿出一定的比例来，凑钱把冯先生救出来。
在这些紫荆山的烧碳工中有一个人叫杨秀清，他的一个远房的姐姐是曾玉珍的母亲，所以他经常到曾家送碳，得以与冯云山相识入教，并带冯云山进村传教，发展了很多村里和烧炭工的信徒。他是一个孤儿，5岁丧母，8岁丧父，跟着哥哥长大的。成年以后，因为在村里没地，只能进山伐木烧炭。他有个习惯，当卖碳之后，会拿出些钱来，打些酒，请人们喝酒，这种行为从心理学意义上看就是讨好众人获得一点被接纳的安全感。而他自己却并不喝，只是坐在一旁，听人们喝酒之后胡吹海嗙。他的这个习惯，固然是由于孤儿害怕孤独的心理造成的，想要热闹，想要人们的接纳，另一方面也使得他有了一个好的人缘，并且通过这种方式掌握了很多信息，尤其是人们酒后吐真言，无意中披露的私密信息。
这天，杨秀清在城里卖碳之后，又打了酒，还买了些猪下水，回村之后，也没回家，反正回家也是自己光棍一个，他半道拐进了萧朝贵的家里。萧朝贵的老婆王宣娇是个远近闻名的泼辣人，头脑伶俐，手脚利索，能说会道，还爱说个闲话，人们经常到她家来拉个家长里短，尤其是那些烧炭的男人们，更是有事没事地往这里跑。王宣娇看到杨秀清拎着东西，赶紧让进屋里，张罗着给萧朝贵摆酒。等他两口子酒至半酣，杨秀清忽然叹了口气，说:“刚又交了份子钱，也不知道能不能救出冯先生？”萧朝贵哼了一声：“救他干什么？都是那个教主害的，不砸庙也没有这档子事，什么厉害了我的主，让教主能耐去吧！”王宣娇说：“教主是上帝的儿子下凡，神通广大，救冯先生应该不是什么难事”。杨秀清鄙夷地笑了：“就那个人，那点能耐、道行，还上帝的儿子下凡呢，他要是上帝的儿子，我他妈就是上帝。”萧朝贵一拍大腿：“着啊，许他下凡，就不许我们下凡吗？我们也可以下凡，秀清兄啊，你就是上帝，你就是上帝下凡。”杨秀清立马愣住了，仿佛遭到了电击，好久好久，他才说：“这事得从长计议，好好谋划。”萧朝贵脸露喜色，说：“这事好办，降僮的门道我熟得很，你天父下凡，我天兄下凡，比教主大的两个位置，你一个，我一个，看看那个教主怎么办。哈哈哈哈！”王宣娇不愿意了，嚷着我也要下凡，我是天娘下凡，我是圣母玛利亚。杨秀清安慰她说：“我的好妹子，你就别闹了，圣母玛利亚本来就是个人，下不了凡。”王宣娇立刻顺杆爬：“你喊我妹子，你就是我哥，你就是我亲哥，我是天姑，以后就姓杨了！”萧朝贵感觉这关系有点乱，如论如何，从此以后三人建立了牢固的裙带关系。
杨秀清然后就病了，口不能言，耳不能听，眼睛昏花，全身起满小疙瘩。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他安排人在隐蔽的地方藏了些银子，同萧朝贵、王宣娇现在改名叫杨宣娇召集本村和邻近几个村子拜上帝会的信徒在村外的晒场上做礼拜。杨秀清也被抬着去礼拜，在礼拜过程中，杨秀清突然站了起来，闭着眼睛说自己是上帝，让大家好好听教主的话，教主是上帝的真儿子。众人诧异的当下，杨秀清又说，某某家的小猪昨天生了八个，今天死了两个，还有一个是黑的，某某某丢了一把斧头，忘在洗手的小河边了。关键的大招是说在某某地方有无主的银子是给大家伙的，快去拿吧。一些人赶到那个地方，果然好几块沉甸甸的银子静静地躺在那里等着人们去捡。人们震惊了，上帝啊，无处不在，无所不知啊！又过了好久，杨秀清睁开眼睛，看到人们奇异的眼神，茫然地问：“你们怎么了？”人们告诉他，天父下凡了，附体在他的身上。杨秀清立刻充满喜悦，喃喃地说：上帝来了，上帝来到我身上，上帝与我同在！
当洪秀全和冯云山都已经来了的时候，十月，萧朝贵天兄下凡，教导大家遵守教主的教诲，听命教主，教主是天兄的亲兄弟。洪秀全很高兴，跪在萧朝贵的面前，和天兄亲热地拉起了天上的往事。后来，礼拜的时候，不时有人突然倒地，口吐白沫，高声叫喊天主下凡，萧朝贵总是拿水泼向那人的脸，楞是将他弄醒，出离假睡状态，大笑道“没附上”。次数多了，萧朝贵拉下了脸，将人扔到河里淹个半死，警告其余众人，再干扰天父下凡，让天父认错下凡的路子，论理就该过云中雪（即刀）。这样，天父下凡是杨秀清的专利，天兄下凡只有萧朝贵好使。
为了闭锁其他人冒险天父下凡，萧朝贵先发天兄下凡，让洪秀全到花县山人村去避吉，害怕万一洪秀全承认了其他人也可以天父天兄下凡，那就麻烦了。洪秀全和冯云山不断被安排住在隔离信众的地方，相当于被软禁起来，行动就基本失去了自由。
咸丰元年四月，王作新又逮住几个拜上帝会信徒送进县衙，并且又在狱中死了一个。其他的团练也开始抓拜上帝会的信徒。天地会已经在广西公开行动，引起了官府的注意，正在不断调兵准备清剿。形势变得异常严峻起来，萧朝贵于是把附近的信徒都集中在金田村，互相有个照应，为了自卫，让韦昌辉在家里秘密打造武器。韦昌辉买了一百只鹅，掩护打铁的声音，以农具为幌子，到各处收买废铁。在广西，用团营来应对紧急情况是经常的事，情况过去，团营就息了，解散后各回各家。然而杨秀清恰恰在此时又病了，同上次的政治病的病症表现状况一样，洪秀全当时病了七七四十九天，这次他计划要比洪秀全病三倍时长共计一百四十七天。
萧朝贵不断地天兄下凡，让洪秀全上天去找天娘，天娘想他了。洪秀全强硬地表示天父交给的事还没办完，不能上天。萧朝贵就退而求其次，一再地天兄下凡让天父把稳大权。洪秀全感到不妙，捎话让信徒做了黄袍，穿在身上，在信徒们面前做出到底谁才是人间之王的威仪。当他让信徒做皇冠时，被天兄下凡及时制止。
萧朝贵看到洪秀全穿起了龙袍，就让杨宣娇在团营的女营里动员了几个年轻的妇女去给洪秀全做妃子娘娘，洪秀全怕被这些妇女包围，隔断他跟外界信徒尤其是冯云山的联系，赶紧派了四个人去广东老家把老婆孩子以及家人都接过来，考虑到赖又正刚生的孩子洪天贵福不足一岁，洪秀全特地派了个大夫照顾他们娘俩。一行四人的交通小分队上路了，一人背着药箱，两人怀揣利刃，又一人腰缠钱包。洪秀全向各地下达团营令，要求各地的信徒即日起到十一月底赶到金田村团营。
接到团营令后，金田村陆陆续续来了大批团营的人，还有一部分天地会的人，与当地人械斗失败的一千多客家人拖家带口也来了，紫荆山方面2500人左右，金田村1000人，贵县石达开4000人，贵县龙山矿工秦日刚2000人，博白黄文金2000人，陆川赖九3000人，桂平苏十九1500人，平南、武宣、象山等地3000人，总计两万多人。当时，天地会正在两广各地起义，公开与官府作对。11月5日林则徐接到圣旨赴广东平息天地会叛乱，不幸11月22日病逝于潮州路上。紫荆山附近也出现了官兵，官兵在各个主要路口都设置了关卡，对过往行人进行盘查。
萧朝贵因为团营的事，忙里忙外，跑前跑后，两条腿累得都长了疮。当时，洪秀全住在离金田村还比较远的胡以晃家，虽然天兄下凡告诫洪秀全沉住气，莫要慌，但洪秀全还是想到金田村去走一走，看一看。他领着人走到半路，被官兵拦下了，几次冲卡，皆不成功。洪秀全退回去后，12月25日派人去金田村喊人帮忙。杨秀清知道后，立马病好，天父下凡，告诉会员们教主有难，被奸人所困，赶紧去救援。会员们以为是被团练围困，于是几百号人，拿着家伙，浩浩荡荡上路了。12月28日，会员们在关卡大开杀戒，官兵们损失惨重。洪秀全得以顺利来到金田村，史称“迎主之战”。
官兵们被莫名其妙地干了一仗，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搞不清楚金田村的会匪是什么来头。于是，1月1日派清江协副将伊克坦布、丹江营参将彭长春为先锋带兵1000向金田村进攻。当官兵来到村外的桥头时，拜上帝会的会员们就出击了，犹如天兵下凡，打得清军人仰马翻，许多掉进了河里。拜上帝会一面加紧训练，一面按时进行礼拜。财物都上交圣库，统一进行支配。1月11日(十二月初十)，洪秀全生日，号召会员们斩杀各种妖孽，特别是阎罗妖，杀了阎罗妖，取消生死簿，每个人都长生不老，天堂就会降临人间。会员们匍匐在地，跟着蒙得恩齐声高唱赞美诗：东方教主，仙福永享，文成武德，泽被苍生，寿与天齐，千秋万载，一统江胡。
官兵们打听到金田村的会匪是基督教，顾虑他们背后是否有洋人撑腰，一时不敢再进攻了，只是远远地围着，等其自散。广东凌十八率领一千多人来团营，被官军阻击，知县告诉凌十八，退回老家，既往不咎。然而凌十八革命精神比较强硬，继续在广东转战，最终失败。
等到了3月份，金田村团营的伙食连稀饭也难以维持了。洪秀全他们就商量转移到东乡去。到了东乡，他们动员当地的富户上贡，如果不自愿，会员们就自己动手。这样，就解决了物资的供应问题。洪秀全此时扩大解释了他的《原道觉世训》，明确指出：清朝皇帝就是妖，帝只有上帝专有，中国自秦始皇开始僭越上帝的称号，大逆不道。天父今天派我下凡，做人间之王，斩妖除魔，天国自此降临人间，号“天平天国”。3月23日，蒙得恩司仪，举行洪秀全登极仪式，称洪秀全为天王，也是“日头王”，赖文正为王后，称“月宫”，洪天贵福为幼主。洪秀全封冯云山为云师，杨秀清为风师，萧朝贵为雨师，韦昌辉为雷师，石达开为电师，秦日刚为霜师，胡以晃为露师。人人都是太平军，斩杀清妖，享太平盛世。
上帝和天主是翻译圣经时在中国古代神话中找的一个比较接近于唯一真神GOD的词汇，在中国文化中，没有什么是最大的至高无上的无所不能的，因为中华文化是阴阳辩证思维。洪秀全批皇帝，就像他按照着《劝世良言》做梦，再来对照惊奇一番，是一样的路子。
当东乡的地主家也没有余粮的时候，天平军就兵分两路，攻打永安去了。进入永安，天平天国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制度，如冯云山制定的天历，军队的组织形式，官员的等级等等。萧朝贵不时地讥讽冯云山卖弄学问。洪秀全于是在永安让石达开组织举办了太平天国的科举考试。冯云山众望所归地获得了头名状元，洪秀全赐给他黄呢大轿，在永安城里夸耀三天。杨秀清自然也要露上两手，他表演天父下凡，挖出了太平军里藏着的奸细周锡能，可怜的清军奸细连清军主帅也不知是谁，就只知道和老婆一起赞叹天父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周锡能满门抄斩，和地下被曹操斩杀的军需官王扈作伴去了。太平军上上下下被震惊得一愣一愣的，洪秀全于是封杨秀清东王，萧朝贵西王，冯云山南王，韦昌辉北王，石达开翼王，各王俱受东王节制。
永安的粮食也吃光了，太平军就去打桂林。走到全州，城里的清军看到队伍中有个黄呢大轿，只不过想打个炮玩玩，却不想一炮中的，这真是千年未遇的彩票手气。冯云山受伤后不久就死去了。若冯不死，天平天国的命运尚难预料。太平军也没打下桂林，转而进入湖南。天地会在湖南的码头坛会纷纷来投奔罗大纲，还有矿工，还有渔户都来加入天平军，太平天国的力量空前壮大，达十余万人。萧朝贵攻打长沙时中枪死亡，洪秀全亲帅大军攻打长沙八十一天，不克，遂进入湖北。一路上不断有流民加入队伍，队伍天天壮大。不久即克武昌，下南京，最后定都南京。

人间那得几回闻
冯云山与洪秀全分手之后，在浔州遇到以前认识的工人张永绣，即在浔州南门张永绣叔叔的店里住了下来。过了一个来月，传教没有进展，旅费也已用完，张永绣就把冯云山带到自己紫荆山古林的家中。冯云山称到桂林投亲，路遇强盗，被洗一空，不得已到这里来想打工挣点回家的盘缠。紫荆山高坑冲相对比较繁华，容易做工，于是张永绣把冯云山介绍到高坑冲张家住了下来。张家又介绍冯云山到村上的大户曾槐英家做短工，空余时间，他还借了张家的粪筐、粪叉，出去拾粪卖点钱。曾槐英发现冯云山是读书人后，优待有加，接谈之下，更是大为赞叹，于是介绍冯云山到上坑冲曾玉珍家私塾里教书。冯云山在曾玉珍家住下后，一边教书，一边晚上到紫荆山的农民家里拉家常、传教。
广西贵县这个地方，由于是山区丘陵，农田比较少，粮食产量也不多，人们大都比较贫穷。人员的成分更为复杂，既有世居的当地人包括一些少数民族，也有外来的客家人，还有从海上被驱赶过来的海盗以及本地出没的土匪。为了争夺土地，当地人和客家人也经常会发生械斗，有时下地干活也得背着刀枪武器。为了抵御潜在和现实的危险冲突，人们自然有抱团的想法和愿望。大的家族会组织团练，保家护院，如王家。没有财力的人家，声气相和，互相照应。当冯云山出现后，拜上帝教给人们提供了一个集体活动的工具和理由。定期集体礼拜，增加了人们之间的联系，使得信徒们成为一个整体，不仅从心理上给信徒提供了安全感以及今后天堂美好生活的向往，也从集体组织的规模上给教外的人以力量上的威慑。
冯云山所发展的信徒基本都是客家人，作为客家人的冯云山对这些客家人来说有天然的亲近感。客家人来到南方，基于文化上的优势心理，始终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当地人嫁给客家人，一般要学客家话。客家话同官话基本等同，科举的人也要学习官话，所以冯云山的传教在语言上基本没有什么障碍，这是与外国传教士最大的区别。由于清朝文字狱的民族压迫政策，人们在精神上是极其苦闷的，地下民间宗教虽然为官方所不许，但实际上一直都广泛地存在。社会上层的人们以吸鸦片来进行精神的麻醉，社会下层的人们则以宗教获得精神上的解脱。广西紫荆山地区远离发达的经济中心广州，与世隔绝，鸦片战争以来对外国人的憎恶还波及不到这里，因为教育落后，儒家的思想也不会被这些下里巴人所详细了解，所以，对于拜上帝教来说，紫荆山的人民就是一张白纸，等着冯云山来赋予最美好的的思想。有一些富裕大户，因为没有子弟考取功名，不能在正常的道路上出人头地，也同样处于被欺压和压榨的地位，如韦昌辉家，如曾玉珍家等等。当这些被压迫的人们接触到拜上帝教后，人人平等、有衣有食的理想就在他们心中迅速扎根，从而拜上帝教的信仰也不断地被信徒们传播开来。
冯云山在紫荆山的三年间，发展信徒二千多人，有贫有富，也有举家全族受洗的，有近处，也有远处，由于信徒的再传和广播，拜上帝教的范围扩展到邻近的几个县乡。
冯云山在狱中创造了一种新的历法，彻底地去除了清朝现行历法上的黄道节气吉凶趋避等等标志，从根本上去除偶像，使得历法更符合拜上帝教的需要。虽然历法的设计还有些不足，例如闰日的设置等等，但仍然可以是一部可以使用的历法，后来洪仁玕对它进行了完善。在中国的历史上，王朝更替，必改正朔，不改正朔也改年号，“正”谓年始，“朔”谓月初。“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天子谨于承天，诸侯凛于从王，皆莫大乎正朔”。制定新历，意味着改朝换代，此时的冯云山显然已经有明确的反清意识，因为历法关乎天命，一直是皇家至高无上的专有权力。庄廷钺《明史》案，因为不使用清朝年号，而被清廷灭族。康有为在上海办报纸，使用孔子纪年，张之洞立马与之断绝关系，收回资助。可见，历法问题非同小可。
在洪秀全到紫荆山找冯云山的时候，冯云山在反对偶像方面已经不是那么激进了，他教书的地方仍然立着孔子的牌位，当洪秀全撕掉它时，冯云山在他走后，重新贴了上去。冯云山还是想静静地发展会员、积蓄力量。张角在创立“太平道”的时候，用了十余年的时间，发展了各地十多万的信徒。这时的紫荆山，甚至在同一个村子里，团练和拜上帝会都在不断地扩展自己的会员，“各自争气”，但是还没到发生冲突的地步。洪秀全的四处出击，使得拜上帝会突出了出来，一下子站到了当地大多数人们的对立面上，无法继续潜伏下去了。
太平军的组织方式以及天平天国十二级官职，是冯云山从古代的军事编制中借鉴而来。拜上帝会的礼拜仪式经过洪秀全和冯云山商量后，不断改造，在金田团营时业已固定成型。太平军的纪律条文《太平十诫》等在团营时再次得到重申。当永安建制后，太平天国的制度形态就再没有改变过。当冯云山去世后，太平天国内再没有饱读诗书的高级将领，也就没有什么文化资源来进行制度文化的建设。天平天国的运行一直靠冯云山所建立的第一推动力来维持，虽然它在规模和力量上不断地膨胀。
当占领第一座大城市—武昌后，天平天国完全没有城市管理的经验，也不可能去学习怎样进行城市管理。当大军开拔，太平军将城市的百姓强行带走，编入队伍。等到了南京，没有口粮，又将这些人骗出去，关在城外。太平天国刚刚建立的时候，不得已只能是一个宗教与军事合一的组织，等定都天京，政权稳定，它仍然只是一个军事组织，因为冯云山不在了。
《天朝田亩制度》是洪秀全根据教义制定的一个土地改革的政策规划，但是并没有实际实施。如何细化成具体的工作步骤以及落实到具体的组织和人，大大超出了杨秀清们的思想意愿和太平军的工作能力，并且，农民们似乎也不同意这些政策，害怕被掠夺得一无所有。一年后杨秀清纠集石达开、韦昌辉共同上书洪秀全建议天平天国治下的广大地区“照样交粮纳税”。等洪仁玕写出《资政新篇》，洪秀全十分赞赏，绝大部分措施都同意，但是并没有实施，因为没有推行这些措施的人，也没有这些措施可以实施的社会心理的基础。
如果土地改革成功，再加上太平军的集体生活、集体礼拜的制度，这个社会是不是像人民公社呢？如果洪仁玕的政策得以实施，是不是太平天国就变成一个初级的资本主义社会呢？这样的可能是非常小的。因为在太平天国的文化资源库中，没有这样的文化元素储备。洪秀全、冯云山所制定的制度是上古先秦的制度借鉴，洪仁玕只在香港教会里呆了几年，他们都摆脱不了中华文化的束缚而独立创造出资本主义乃至共产主义制度，虽然同时代马克思已经在预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规律了。

洪秀全的天国梦
风起于青萍之末，大半个中国的江山改变了颜色，起因仅仅是一个梦。而洪秀全为什么会做这样一个梦呢？
众所周知，人是生物性和社会性的结合产物，但是仅仅只有生物性和社会性显然是不够的，这些静态的机械的或者科学的特性规定出来的综合物，是冷冰冰的死人，现实中活泼泼地行动着的活人显然还有更重要的规定性因素，那就是人所有行为背后的澎湃动机，人之所以能够区分于一般动物、能够自主地选择社会规定性，在于人是感情动物，人所有动机都来源于感情因素的选择，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
作为最基本的文化有机体单元，首先人是一个生命体，生物性是其物质文化的最根本基础，当人失去了生命，他的所有一切都成为类无机物的历史文化资源。而作为一个活人，他的最元初和最深核的行为动机必然来自其生命的原始驱动力：亿万年人类进化而来的生命惯性。当在人类的具体环境中成长起来后，人的行为动机就被文化了，生物性的驱动被精神文化系统的社会性的驱动力所超越和取代，这也是所谓“本我”和“超我”的关系内容。
有需要才有满足这个需要的动力和追求，正是因为从低到高的个人追求动机的不同，导致了人们行为选择的千差万别，从而形成了这个丰富多彩的大千世界，虽然在各个尺度的文化有机体上存在比其更高尺寸的文化有机体。事实上，在最基本的文化有机体—人自身内部，纷乱冲突的各种动机也交错存在，考验着人的选择能力，决定着人能否达到自洽，达到内心驱动与外部环境的和谐无碍，从而形成自诩的和外证的人格形象的统一。并不是所有的动机都是更高一级的文化有机体所能限制的，否则就世界上就没有犯罪、恶行和被认为不道德的行为了。
人的需求及其满足，带来人的情感体验。生物性需要的满足与否，带来人的积极面和消极面的基础情绪，端起碗来能吃上肉，如果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这种饱腹的功能并不能带来特别的心灵愉悦。而追求社会性的需要而产生的情感体验，在这些恩怨情仇和悲欢离合的背后，是一种更强烈的和更持续的喜怒哀乐的感情。肉食不能成为资源匮乏环境中夸耀的因素，放下筷子骂娘，表达的就是对自身以及社会现实状况强烈不满的情绪。而每个贪官都弄一堆情妇，似乎也是社会性的需求而不仅仅是肉欲，贪官更讲究养生保健。
当人们内心的社会性主导追求或对个人人格形象的期许遭遇到外部现实各种因素的阻碍而造成极度挫折的时候，人的情感体验因为被剧烈打击而陷入灾难性的境地。如何重新恢复受损的或者重新塑造新生的人格形象，是对人的一个重大的考验。此后的处理方式也与个人具体的文化环境有着极大的关联。把一切交给上帝，人格形象每天都是新生的，就不存在迈不过去的坎，没有一个虔诚的教徒会存在心理问题。另一种极端的情况是，一以贯之的持续延续的根文化环境下，历史污点会存在千秋万代，洗刷清白至为重要，对于遭遇到的失败，无论如何人都要通过各种方式重新找回面子。
在中国历史上，失意的人很多，好在儒道相通，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出世”和“入世”之间自由无碍地来回转化，生活还是可以平稳地继续的。许多因厄运而另类成功的例子也不少，司马迁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大道通青天，我独不得出”之类的情感压抑是不能持久的，它总会找到破堤的时机和通道，从而产生巨大的破坏力，“平民愤”在任何朝代都是必不可少的。
人的吃喝拉撒是文化的，人的喜怒哀乐更是文化的。由于成长的环境条件不同，人的习惯和喜好各不相同，但在主流文化不断对人内化的情况下，都是可以彼此理解的。作为社会的人，这些都是次要的特征，更重要的特征是制度文化体系内的作用和位置，这是一个人社会地位的象征。他赖以获取物质资源的方式，决定了他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在科举制度的氛围下，做官是光宗耀祖唯一的出路，有可能在科举的道路上取得成功，就会潜在地获得人们的尊敬，赢得极大的面子。当龚自珍和洪秀全科场失利的时候，他们内心的创伤是严重的，因为他们都是具有卓越才华的人，自许甚高，酸葡萄的心理必然使他们把自己的失利归结为外部因素而以隐含的非常规方式进行反击报复。龚自珍找回颜面的方式是攻击考官和同僚，讽刺考试的录取标准，自夸我家的女人都可以点翰林。洪秀全则长时间发烧嗜睡、“做梦”敲打科举考试中最核心的因素孔子，以期平复和补偿受伤了的自尊，我连孔子都鄙视，何况一个小小的科举？如此一来，洪秀全自我的形象就无形中又高大起来了。而恰巧梁发那本小册子上的些许内容曾经进入过他的潜意识，这就为他羞辱、考审至圣孔子提供了思想武器。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儒家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确实是截然对立的，在每一个学子的心中非常清楚。洪秀全的后半生致力于创教传教，斩尽人间奉为正统的各种妖孽，他的心理从此就平静了。
也有的人遇到挫折的时候，选择惩罚形象和心理崩溃了的自己，甚至放弃生命，例如曾国藩在与太平军作战失利时习惯性地跳水。他在京城的时候，也曾经修过一段时间的身，但他却没有修成圣人，反而整天在日记中记载自己“直不是人”。所谓“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在困境面前，人总是会有办法的，“走投无路”是人所掌握的文化资源缺乏的结果。

人的初始化
研究历史，尤其是历史人物，不能脱离他们所处的社会背景，不能脱离他们赖以指导行动的文化资源。用现代的理论框架去套过去的历史事实，是一种刻舟求剑的行为。文化有机体的演化过程只能是从过去到现在再到将来，现在的果是以前的因之作用，而不是相反，众所周知，因为时间是不可逆的。
人不能抓着自己的头发脱离地球，飞向天空。一个人的行为依据、思想来源也不能脱离自己所处的文化资源环境，否则就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坑。所谓“上帝死了”之后的自由选择，在现实中其实是不可能的。“存在先于本质”应该理解为一个人成为什么样的人，在他成人之前就已经决定了，“宿命论”的成分更多一些。自我选择的前提，首先是内心要存在所要选择的人格模式，而这些模式只能从人所处的文化资源里慢慢地成长，而不是突然地无中生有。一个生物性的人，到一个真正的社会性的人，要经历非常长时间的实践的磨练。洪秀全、冯云山以及杨秀清所以称为他们独特的自己，是由于他们个人的成长过程所造就的。
人成为具体的和现实的人必定和必须要经历初始化。人作为一个生物体，不会像孙悟空一样从石缝里蹦出来，一般情况下，他是作为哺乳动物从娘胎里生出来的。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无法自立自理，需要别人来哺育，照顾吃喝拉撒睡，这样一个过程中，这些行为的模式就会被他所习得。当他学习语言的时候，这个现实的世界在他的意识里才格外明亮、分明起来，他可以区分出不同的人、不同的物，以及怎样对待这些人与物的环境，从而脱离元初的混沌状态。所有这些过程，都是文化资源的渗透过程，人因而被文化、被初始化。制度化的教育、社会舆论的引导、个人的自觉修养都会带来人的社会性的提高。缺乏教育，缺乏对事物运行规律和知识的认识和把握，不能跳出自身的局限全面、深刻地看待事物，就会陷入恐慌而带来的不安全感，就会对事物作出超越中庸的反应，不恰当、不适宜的处置又会成为连锁性事件的导火索。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是因为人有文化，是文化了的人。当一个婴儿被狼叼走，变成狼孩，他就不能很好地融入社会。被文化程度高的人，社会化的程度越高，能够做到“随心所欲不逾矩”。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这样的一个现实的、具体的人，必定具有先天赋予的初始状态：社会性的出身状况，生物性的肤色、外貌、身体构造等等，更重要的是先天的智力水平。这些生物性的初始化条件，作为具体的人是很难自由地摆脱的，并会持续地影响人的一生。更近一步地，人作为人这样一个物种，而不是作为其他，不是作为狗、鸟甚或一棵树，这是千百万年进化的结果。人身难得，在中国神话故事中，多少妖怪要修炼几千年甚至上万年才能幻化成人形。从宇宙的第一声爆炸开始，蹦裂的碎片在空间方向不断地以外部大尺寸膨胀，在偶然的瞬间，众多的无机物聚合成有序列、有组织的有机物，这些有机物不断地与周围的无机物进行成分交换而产生了生命，生命不断地进化，根据环境中偶然因素的作用在历史上的积淀而分化成世间万物，从而形成了今天的自然界。所有的生命包括人都是历史因素堆积出来的产物，从来没有也不可能绝对自由过。
人作为物种的生命从一开始诞生，就再没有熄灭过，那些熄灭的就再也不会重新组织成历史进化所造成的的形状和结果了，如恐龙。我们所看见的人的不断的出生和死亡，只不过是人这个物种生命信息的潮起潮落，就像树木有着春夏秋冬，人自然产生了生老病死，不死的是人的生命信息的组织方式—DNA，它从一个人体遗传到另一个新生的人体，成为人作为生物体不断地扩张生命的内在驱动力。在一个具体的人体中，遗传物质作为一个现实了的封闭的信息系统，遵循着熵增定律，向着生命力耗散的方向演化，它在人体中最后的结果，是生命细胞组织信息的各向同性，也就是熵增到最大的各向均匀性，也就是保存生命组织信息的DNA不再表现出信息组织的不同特征，不再区分胳膊、腿和脑子，人体趋向生命特征的消失，终归于尘土。没有一个独立的个体生命是能够长生不老的。所以，人的物种就是一场DNA的接力，一个个生命的肉体倒下了，但DNA的接力棒始终在飞跑。不能不说，中华文化从开始就非常偶然地契合了生命的规律，从诞生就没有再消亡过，与人同在，同时与虚无缥缈的“天”或“帝”同在，与周围的自然环境同在，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状态，“千棺从门出，其家好兴旺”。
当人成为自然界的主宰，生物的进化就基本停止了。人的进化由文化的进化所替代，他不断地改变着自己周围的生存环境。动物的进化完全依赖于人类的意志选择，它们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对它们的优育培养。基因工程的出现，改变了靠原有的遗传信息来组织有机分子的形式，对于一个生命有机体，人类依靠科技改变它的分子组织方式以构成新的运行体系，改变它和周围物质资源交换能量、信息的方式，也就打断了物种自然进化的历史进程。当克隆技术出现的时候，DNA遗传的接力运动也就改变了固有的方式，人这个生物物种如果也现实地实现了克隆，那么原有的社会形态就完全改变了。文化就是一种崭新的产生物，人也成为一种新人，一切的历史积累都会清零，历史重新开始，文化也可以从头再来。
现实社会中，一个人本质上只是一个连绵不断的物种的中间状态，他个人的意识是有局限的，他不会考虑心脏怎样跳动、肠胃怎样消化、大脑怎样思考，这些早已经通过生命不断进化的结果帮他解决了。如果出了故障，就交给专业的医生修理去吧。就像蜈蚣走路，如果它有意识地考虑先迈哪只脚，后迈哪只脚，如何协调身体和脚步的运动，那样它就不会走路了。道家和禅都要求人顺其自然，饥时吃饭，渴时喝水，服从自然规律。通过医学手段改变自己的外在形象美美容甚至改变本质性别，这是社会性的需求，其实是个体文化有机体不自洽的结果。一个人出生之后为维持自己的生物性生命和社会属性，所要考虑、学习的就是如何与外部环境有机地结合，包括大自然，包括周围的他人。
在初始化过程中，人是要被外部因素所包围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生身的母亲。当婴儿喝下第一口奶，就意味着与外部世界建立了维持生命的食物循环的第一步，当他睁开眼睛看到周围的世界，就在意识里建立了外部世界的第一印象，当饥饿驱使他发出第一声哭泣和奶头塞进嘴里的联系中，他就进行了控制外部世界的第一次尝试。这些最初的实践都是无意识的实践。当他渐渐地能够分辨外部世界，他就开始了与外部世界的互动。这些互动游戏的策略积累是他今后在社会上解决问题的最初始的备选策略库。比如，给他糖，再想要回来，他可能就藏起来，说没有了，当大人说调皮要打屁股，他可能会说我把屁股藏起来，所有这些互动游戏，是训练一个人如何从外部社会获得自己想要的结果又有效地保护自己的一种普遍的方式。这些互动，动物们也是会做的，小虎仔们在一起的玩耍等，都是生存技能训练的初始化过程。
一个人童年生长的过程，是在家庭中度过的，家庭就是人们社会化的第一场所。在家中，他会学会如何说话，对不同的人如何说不同的话，如何吃饭，不同的场合不同的食物所意味着什么，他会知道什么对他和他的家庭是最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在家庭中，他会形成自己的行为文化模式，这就是所谓家教。
现代西方心理学认为，一个人在童年受到的创伤会影响到人的一生的行为模式。所有成年人出现的心理问题都会找到童年时遭遇重大变故的影子。而在东方文化中，这种假设成立的可能性并不是那么大。东方文化的人，是内外有别的多元化的人，可以在不同的行为模式中自由自主地选择切换。
除了行为文化，人还要解决自身的物质文化系统的供给，即要养活自己。也就是说，一个人要生存，首先要有获得衣食住行的能力。随着社会的发展，具体的个人获得食物的方式越来越间接，食物的产生到消费的环节越来越长、越来越复杂。就像生命系统的进化一样，社会作为一个文化有机体，也是本着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向前发展的。人要适应进化了的社会的环境，就必须掌握越来越多的技能。而这些技能的获得要在家庭之外的社会组织—学校里专门学习来实现。在人的各种需要得到满足的过程中，社会就构造出各种不同的组织实体，人也就被网络进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成为既是目的又是手段的社会的最基本的组成元素，成为庞大的社会关系网中的一个节点。那些不能进入有效社会的游离个体，就无法自主地获取物质资源的供给，成为社会的被救助人员而边缘化。
当人进入社会组织，就需要与其他人相区分，从而识别出自己这个世上独一无二的个体。除了生物意义上的特征外，人的社会特征首先是姓名、家庭背景、职业状况等等。这些表明社会身份和社会阶层地位的参数界定了具体的个人的来源、历史、现状以及将来发展方向的可能性，从而使这个人作为他人的环境时，为他人决策自己的人生提供背景参数，就像在道路上跑着的车，老司机要判断这辆车行驶的状况对我的车的运动所造成的影响效果，从而当下决定我的车应该如何行驶才能保证足够的安全。
社会环境会对一个人的行为潜在地进行评价，外在的表现就是奖惩方式，趋利避害的特性会促使人弱化或强化、隐藏或显现某种行为模式。社会期望、社会谴责所形成的社会心理对人的行为模式也有很大的影响。这就导致一个人的文化模式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在接触到的多种多样的文化资源的熏陶下，这些文化资源在他的意识里会形成不同的思想，有些甚至是相互冲突的。所有这些文化模式的储备，都是为了处理在社会上活动时遇到不同情况的策略选择。不同的文化模式可以在一个人的意识里相互整合，融会贯通，也可能相互冲突，相互撕裂，使得人陷入无所适从的境地，或造成精神分裂，“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整合非常完善的图腾是龙，变化无碍，各部分成为有机的活体。一个人能够八面玲珑、应付裕如各种情形，自然就会在社会上呼风唤雨，心想事成，“成龙成凤”。
人生如戏，全凭演技。人是社会关系的综合，在人生的舞台上，要扮演各种角色，因应不同的人文环境来采取各种不同的行为模式，以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恰如其分地表现在文化体系所要求的位置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根筋，在中国文化中是侮辱人格的骂人之语，光做好自我是远远不够的。人要有多面，在心中有一个文化模式的开关，意识里有一个丰富的文化资源库，根据不同的情况，打开不同的控制开关，释放不同的文化模式。“入乡随俗”，“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都是不同文化模式选择的现象。因此，根据不同的情况，一个人会对外会表现出不同的面目和嘴脸。人构成了社会，社会内化了人。
人在社会上与人相处，做事事半功倍，或者判断一个人是否具有做某种事的能力和素质，就要了解另一个人真实的内心欲望、职业技能和文化模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居心叵测”、“城府很深”、“人心隔肚皮”、“画人画面难画心”是人对人了解难度的感慨。人心是一个黑箱，从测量学的角度讲，只能根据他的外部效应来判断其内部情况。“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旁敲侧击”，都是揣度的方法，更科学有效的方式当然是各种考试和考验。人当然是“可测可控”的最好相处，但是“直肠子”、“缺心眼”又太简单了，不能有效保护自己。“可控不可测”在其次，“可测不可控”的与人相处就有一定的危险性，“不可测不可控”的人那就无法想象了。社会上“不可理喻”的人多了，那么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就会增多，强度就会激烈，人们之间的沟通变得困难，整个社会的熵增就会增大，从而为社会剧烈变革提供了社会心理基础。
古人的概念中“心之官则思”，认为心是思想的器官，“小心眼”、“小心思”等等。现代科学表明，“则思之官”是大脑。然而大脑到底是怎么样记忆、又是怎么样思考的，科学家还没明确地告诉我们，我们自己就更不知道脑子是怎样工作的了，反正它自己会工作，像其他器官一样。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有些思想是我自主意想的呢？还是脑子自己想的呢？心理学家给了脑子自己干的活一个名称“潜意识”。“潜意识”在我们睡着了做梦的时候会帮我们主动地干活，这样洪秀全就成了上帝的次子。睡觉醒来，“潜意识”还不下潜的话，我们对梦和现实就分不清了，庄周不知道自己是蝴蝶，还是飞走的蝴蝶是自己，洪秀全也从没有觉得上帝的小二子是个骗局。“心外无物”，“我心就是宇宙”，以梦为桥，不亦易乎？这种愿望是好的，但如果要把心中梦想变为现实，经过“宇宙就是我心”的学习过程，让“我心”掌握“宇宙”运行的客观规律。

太平军击溃围困南京的清军江南、江北大营，军事形势一时大好起来。然而，杨秀清又膨胀了，觉得这些胜利都是自己的功劳，按理应该对自己进行封赏。天父下凡，不去洪秀全的天王宫了，叫洪秀全来自己的东王府，问应不应该封万岁，洪秀全战战兢兢地回答应该，杨秀清问自己的儿子应不应该封万岁，洪秀全非常痛快地回答当然。于是确定在一个月后杨秀清生日正式册封杨秀清万岁，不再是九千岁。

洪秀全回宫后赶紧密诏附近的韦昌辉、秦日刚回南京议事。太平军的将领普遍早已被杨秀清欺压得怨恨满腹，连洪秀全都差点被打40杖，其他将领更是胆战心惊，身边的部卒、家属因些许琐事被打被杀都是常事。石达开就在杨秀清天父下凡时常常汗流浃背，生怕找上自己的不是。秦日刚和韦昌辉带兵先后回到南京，黄为他们打开城门，半夜里包围了东王府，韦昌辉冲进府里，将熟睡中的杨秀清杀死，并将东王府上上下下杀得干干净净。第二天，全城的老百姓听到这事，都非常高兴。韦昌辉为免后患，杀掉了已经放下武器的杨秀清的将士，并在全城搜索排查杨秀清的人，一直杀了近一个月两万多人。石达开听说后从前线赶回来，劝说韦昌辉，韦昌辉反而起了要杀石达开的心思。石达开连夜独身从城头垂绳逃跑，韦昌辉杀了他的全家。

洪秀全为了制止韦昌辉的滥杀，下诏捉拿韦昌辉、秦日刚。石达开带兵进城，杀了正攻打天王府的韦昌辉、秦日刚。天京事变使得太平天国元气大伤，是太平天国从此走向衰落的转折点。民谣云：“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长毛非正主，依旧让咸丰”。

天京事变的自相残杀可以避免吗？从教义的悖逆和洪杨个人的性格来说应该是避免不了的，迟早都会必然发生的，当初洪秀全没有及时制止杨秀清的天父下凡，就埋下了日后激烈冲突的祸根。洪杨不起冲突的关键要素完全在于洪秀全的克制和对杨秀清天父下凡的承认。拜上帝教可以没有杨秀清，但不可没有洪秀全，没有洪秀全这个教主，拜上帝教就会失去灵魂，失去统领一切的精神文化，就会重新成为一盘散沙，毕竟杨秀清只是个神棍。

杨秀清的重要称号有三个：“禾乃师”、“赎病主”、“圣灵风”。“禾乃”为秀，洪秀全的名字拆字为“禾乃人王”，禾意即我；杨秀清为“禾乃师”，乃是洪“秀”全的老师，杨秀清经常天父下凡教导洪秀全听“清弟的话”，此时洪秀全每每赶紧表示自己“肚肠嫩”、“凡事由清弟教导”，因此杨秀清获得了“伟大的导师”的地位。“赎病主”已经将所有拜上帝会信徒的病转移到杨秀清的身上，并且已经发病完成，信徒们再也不会得病了，因此杨秀清是“人民的大救星”，这样“天父”就把“天兄”耶稣基督的功能剥夺到了自己的身上。“圣灵风”是上帝三位一体的“圣灵”的别名，是世间所有事物内在的运行规律，因此缘故，天父“无处不在，无所不知”，杨秀清又成为“绝对真理”的化身。从杨秀清为自己所加称号可以看出此人的贪婪，这种永远进取、永不满足的精神是一定要达到一个物理极限的南墙才能停止的。所以，逼封万岁，得到世俗制度上的最高权力，应该是迟早的事情。

“上帝死了！”这在西方文化中是难以承受的极端的文化危机。对于拜上帝教来说，思想上也会产生一定的冲击，但是冲击不会很大，因为死的只是上帝的代言人，洪秀全这个教主还在，他还会“做梦”，他还能上天和天父天兄的真身进行交流沟通。真正的危机是洪秀全不“做梦”了，不“继续革命”了，他最深层的思想暴露了出来—儒家传统的文化资源又起作用了：“亲亲”。他在杨秀清死后大肆任命自己的家人为王，“爱有差等，亲有远近”，猜疑、排挤才能和威望唯一能够执掌太平天国日常运行的石达开，致使石达开出走，造成了天平天国的最终分裂。“天下多男人，皆是兄弟”的初心，洪秀全带头忘记了。一时间争名夺利的私心占了上风，天国里凭空多出来两千多个王。极度腐败的生活消磨了这些王侯的斗志，当李秀成要带苏州城里的部队转移时，过惯了富贵生活的八王们死活也不肯走，宁愿死也要死在富贵乡里。感谢李鸿章，如果不是李大才子设计杀掉了这些投降的叛徒，不知道太平军里会有多少个腐化了的浓眉大眼的领导干部要争相投靠清军。

后来的中国本土基督教里总是有人把拜上帝教叫做太平基督教，其实是扯大旗做虎皮的一厢情愿的做法。当听到在古老的东方出现了一个硕大的基督教政权时，当时的西方人兴奋不已，政教合一的理想不期而遇地实现了，各国的使节和传教士纷纷来到天京，一睹为快。然而现实使他们深深地失望了，传教士包括洪秀全的老相识罗孝全全都愤愤不平，恨恨地说“如果这是基督教，世界上还有什么不是基督教”，太平天国的异端们盗用了上帝尊贵的名义，不向他们收取商标使用费，算是便宜他们了。

的确，洪秀全他们拜上帝，然而他们所拜的“皇上帝”实际上却不是西方的上帝，而是中国文化中古老的“昊天上帝”。也就是说，不是圣经中的上帝，而是传教士们翻译上帝时对应的中国古代文化中真正的上帝。当基督教传入中国，如何翻译至高无上的唯一真神，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因为汉语中没有与之相对应的词语。佛教词汇在翻译时套用道教的词语，便于人们的理解，因为东方思维方式大体上是相通的。而基督教翻译的“天主”和“上帝”这两个汉语词语均不足以表达原来语境中强烈的绝对意味。

上帝是夏商时期对“天”的另一种叫法，后期“天”的概念应用的十分普通和寻常，不论“天人合一”的天，还是道家的“道”，宋学的“理”都有“天”的意味在里面。洪秀全尤其是冯云山虽然极力反对儒家学说，但他们所理解的上帝却完全就是中华文化古代的“上帝”的概念，他们创立拜上帝教的开始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看到过一本圣经，他们自己所造的或所臆想的上帝或是孔子之前的古儒所祭奠的上帝。在野外空旷的场地上祭祀的叫“天”，在屋里封闭的空间里与祖先配祭的称“帝”，“天”和“帝”其实是一回事。冯云山在紫荆山拜上帝的仪式，就是这种古风。他们捣毁“淫祀”，正是古儒官员所应该做的，如“西门豹治邺”之所为，而宋明至清，大规模捣毁淫祀的官员大有人在，在景县有百多处淫祀，一年没有一天没有牲祀的，全部捣毁，只留下董仲舒祠。他们反对孔子，正是对上古儒家追根溯源的行为，文庙流行的立孔子塑像这种行为也完全是受佛教影响所为。总之，与其说他们的拜上帝教是外来的宗教，倒不如说本质上是中华古代文化的无意识的复兴运动。

人的格式化
金田团营时期，没有人会想到要造清妖的反。只因为来土相斗，各自争气，拜上帝会的人为了安全自保，聚集在了一处，同食同穿。他们将田产屋宇变卖，易为现金，将一切所有缴纳于公库，全体衣食俱由此开支，大家共同享有。洪秀全也说，我将遣大灾降世，过了八月之后，有田不能耕，有屋没人住，因此之故，当召汝之家人及亲戚至此团营，凡信仰坚定不移者将得救，其不信者将有瘟疫。男女别营后，冯云山将人们按古法编组，拜上帝会就由一个松散的宗教团体跃变为结构紧密的金字塔型军事化组织，每一级尤其是高级的首领在组织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为每个人的物质基础都依赖于组织集体的供给，精神理念受控于宗教信条，行为模式在礼拜和戒条中不断强化，并且每时每地都处于组织的管制约束之中，每个人当然都是绝对不自由的，他们是天平天国这个文化有机体上的无私的组成元素。人就被模式化或格式化了。这些忘我的甚至无我的太平军战士，他们把战死当做灵魂进入天国的道路，因而格外富有激情，无畏任何艰险，具有极强的战斗力，自然在与“胜则相轻、败不相救”的绿营兵的战斗中所向披靡。强大的精神力量鼓舞下建立的堡垒式团体，在现代社会中的实现方式称之为传销组织。死去的传统总是纠缠着活人的头脑，现在太平天国发源地附近是南派传销的大本营，义和团发源地附近是北派传销的总部集中地。

以军事共产主义建立起来的太平天国，其组织结构类似于苏联，当格式化文化有机体的模具功能减弱的时候，对其强文化有机体的向心力造成的是根本性的危害，尤其在组织上出现事实上的双头体制，则整体就极容易陷入崩溃。而义和团这些靠一个共同的模糊目标“乌合”起来“之众”，其结构本来就是松散的整体无头的弱文化有机体，本身不具备总体格式化其组成单元的功能模具，当“扶清灭洋”的目标消失了，一哄而散就是必然的结果。
处于政党类强文化有机体和兴趣小组或行业协会类弱文化有机体之间，作为正常形态出现的文化有机体，是现在企业。企业文化管理一度是时髦的管理理论。经营理念类精神层文化是企业的宪法，物质文化层的具体生产方式和产品以及生产能力是企业在社会运行环境中持续获取物质文化资源的基础工具。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上的强制规定性可以将员工格式化为流水线上的标准化结构单元：统一制服下的模式化微笑动作、语言话术、操作动作以及其他行为方式。
更大尺寸上文化有机体的各种文化作为制约其内部相应文化的因素，决定着能否从外使社会环境中获得物质利益，维持企业的生存。企业从来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单位，本质上是一个文化有机体。作为人，生物性存在是社会性存在的最根本的基础，控制他的物质资源的供给，可以控制他的各种行为，如管仲所说的“利出一孔”。但不可否认的是，单纯的物质刺激是有用的，却并不是万能的。“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表征了这个人精神和行为文化与制度、物质文化的冲突。如果整个人始终不能自洽，没有稳定的和固定的行为模式，行为不可预料，那么这个乌集起来的社会根本不能称之为社会，充其量是个阴森动荡的鬼窟。人在工作单位里的有限时间内虚假的不自洽状态并不是长久维持的，这种格式化的作用也是不稳固的，虽然行业的印记会铭刻在人的身上，“三句话不离本行”。毕竟人把工作仅仅是看做一种物质文化层的生存手段，其在企业里的行为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其长久以来的文化模式的潜在影响，他的行为自然也是分裂的，表面的行为和真实的想法相脱离对立，损公肥私也就理所应当了。

东方文化里的道统
在清代一般认为宋学就是程朱理学，汉学指古文经学章句的考证、训诂之学。从元代开始，程朱理学就是官方科举考取士子的课本，是格式化这些未来的牧民者官员的标准化模具。经过明清官方为适应自身统治的改造，理学逐渐成为死记硬背的敲门砖，早已经丧失了理论的活力，其原义也经常被扭曲误解，而沦为束缚人性活力的假道学。
理学是因应佛教、道教的兴盛和儒学的衰微而产生的，它经过了唐宋很长时间的准备期和酝酿期，开始诞生就有很多的流派，各流派相互补充和完善，最终朱熹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
唐朝初年，因为出身胡族的缘故，尊崇道家李聃为始祖并定道教为国教，中期佛教又得到极大的推广，再加上唐朝又是以诗文著称，儒学就渐渐地衰落了。儒家在唐朝基本失去活力，主要的内容基本集中在为汉注注疏，“疏不离注”没有什么创新。韩愈提倡复兴古文，反对佛道，在《原道》中提出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道统说，认为道统到孟子就绝续了。朱熹接受了道统说，只不过他认为道统不是韩愈而是由二程接续再传到了朱熹。在这个道统中，排除了荀子和董仲舒，认为他们的学说偏离了儒家正统。
这个道统的“道”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常说的“内圣外王”之道。孔曰仁，孟曰义，言必称尧舜，不是因为尧舜禹等是三代的帝王，而是因为他们是道德的典范，是创造和维护了人与人之间因尊卑亲疏而自然产生的稳定的社会秩序。周制“礼”，规定人与人之间应有的关系准则从而将这种秩序制度化。在春秋时期，大夫强于诸侯，就是“礼崩”，诸侯僭越享受，就是“乐坏”，孔孟都大力倡导“复礼”，“外王”的途径是“克己”、“养浩然之气”和实行仁政。在孔孟之道中“道统”和“政统”是相互对立分离的，道统要高于政统。孔子说“邦有道则现，邦无道则隐”，孟子生活在“百家争鸣，处士横议”的战国时期，思想上更为激进，“君视臣如土芥，臣视君如寇仇”。儒士们“从道不从君”，谁能用“仁道”，哪里就是祖国。秦末陈胜起义，鲁儒捧礼器往投，并与之死俱。后人常以儒士不死君王责难，就是忘记了儒家的原义。
孔孟都教人应该“复礼”，但是人如果不符合“礼”的要求呢？孔孟是没办法的，只能自己怀揣着“乌托邦”的理想离开。荀子的学说建立在“人性恶”的哲学基础上，“隆礼义”需要“一制度”，“外王”需要“争于气力”。这就开创了法家的道路，对应该符合“礼”而没有符合“礼”的行为要强“制”符合“礼”，在国家组织制度里埋下了暴力的种子，以血缘关系推广开来的温情脉脉的“宗法制度”中就掺杂进了专制和暴力的因素。宗法制度中，“礼不下庶人”是不想增加百姓的经济负担，“刑不上大夫”是因为大夫需要以礼约束，刑是对待老百姓的，有了“制度”，君王以下的人皆以法来规范而不是寄希望于“内圣”，这样荀子的儒家实际上就是“外儒内法”，以“法”行“儒”，而在中国历史上实际运行的正是这种荀儒的思想而不是理想的孔孟之道。荀子将道统和政统首次统一而使儒学成为现实的政治实践，由于荀儒信奉“人性恶”从而断绝了“内圣”的可能，“外王”依靠“气力”，偏离了纯粹的孔孟之“道”，自然被踢出道统。
秦始皇借助法家一统天下，儒士们仍然坚持道统高于政统的观念，“入则腹诽，出则横议”，建议秦始皇分封宗室，放弃郡县制，回归宗法制，从而惹怒了秦始皇，坑掉了四百六十多个儒，烧掉了儒家的书，但是荀子一派的儒士并没有受到影响。秦二世而亡，这里面包含着重大的理论课题，引得后人纷纷反思：纯粹“依法治国”为什么是行不通的？治国难道就真的离不开儒学？
荀子的徒孙，千古政论第一人的天才少年，贾谊的《过秦论》给出了答案，这篇文章至今还在中学课本，贾谊写了非常多的文章，可惜了的，三十多岁英年早逝了。贾谊给道统和政统合轨的方式是“儒教太子”，儒士作为臣子，王师不要想了，但对于未来的王，从娃娃开始抓起，教以儒学，让太子的周围全都是儒，“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最后扶上马送一程。通过这样的方式，用道统来影响政统。
孔孟儒学，作为行为文化规范体系，主要内容是关于人与人的关系，并没有多少人与自然、人与物的关系的说明，“子不语乱力怪神”。它的哲学基础是《周易》中阴阳变化的辩证规律。“韦编三绝”，孔子研易时应该有很多的想法，“假我数年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传说《易传》为孔子所作，“男尊女卑，乾坤定矣”铿锵有力地道出自然的秩序“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为人间社会的固有的秩序寻找到了天然的理由和逻辑上的根据。孟子儒学基础的人生观是“人性善”，从“性善”的假设上推导出一整套“义”的体系，虽然没有《周易》的词句，但是周易的思维已经充满了孟子雄辩的文章。
到了董仲舒时期，道统和政统才有了可能合二为一，他为儒学找到的哲学基础除了《周易》，还有齐学中邹衍的“阴阳五行说”，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纳入了儒学，在某些方面，为适应变化了的或“舟已行矣”的现实世界，不可避免地扭曲了一些孔孟原儒之义。孔孟之道是民本思想，孟子还认为民贵君轻，汤、武与万民之心诛一独夫桀、纣，诛一独夫能算弑君么？正义的弑能算弑吗？总之“造反有理，革命无罪”。董仲舒却宣称君权神授，天生君主就是为了来管理万民的，君是君，民是民，这是天的选择，是先天造成的初始状态。这个“天”的思想显然来自殷商，但是商纣说的“我命在天不在人”，我是上帝的选民，上帝永远与我同在，是真的吗？实践检验了一下还真不是真理，当纣自信满满地叫喊“来啊，相互伤害啊”时，当场就被武王办挺了。这就说明“天道无常”，君也得好好干，你不行了，就得让贤，让给行的人来干。这就是“禅让”。
天怎么能知道人的事呢，因为存在一个“天人感应”的原理。天按照自己的样子制造了人：天终岁有365日黑白交替，人全身长着365个关节，天有春夏秋冬四季，人有喜怒哀乐以及胳膊腿四肢，天有黑白之施，人有贪仁之性，天上一个星星落下来，人间一个灵魂升上去，等等等等，总之“天人合一”，天和人的结构一样一样的，其实根本就是一回事。天地之间有股气，人的行为改变了世间万物“金木水火土”五行的状态，五行相生相胜，造成天地之间阴阳力度的变化，通过气的传导，天就知道了。天地人通过阴阳五行系统构成了一个整体。这些所谓学说当然没有什么逻辑的必然性，只是“万一能实现了呢”猜想的或然性，如果董仲舒生在今天，他是不是可能用“量子纠缠”来直接解释“天人感应”呢？根据“天人感应”，君王或人胡作非为，天就示警，还不改，天就显异象，仍然不改，天就降灾祸到人间，继续胡作，天就换一个人来当君王，总之，nozuonodie。君王贤明，“你今年干得不错”，天就降祥瑞，麦子结了两个穗，黑狗熊长出了白毛毛等等。
董仲舒用阴阳五行构造了一个完整的模型体系来仿真现实世界，并详细解释世界运行中的各种现象和其中的规律，得出了天道固有的关于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三纲”和“五常”。
他从《易传》中“乾尊坤卑”推广到“阳尊阴卑”，又引申出“阴阳合分”，再进一步说：“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长养育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阴居虚而阳居实，阳气实际起着生长、养育万物的作用，这就是居于“实位”，总之，阳为主导，阴为属从，阳处于主宰、尊贵的地位，阴处于服从、卑贱的地位。“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君臣为一合，父子为一合，夫妻为一合，“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三纲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三种关系已经包含了一个人在社会中最主要的社会关系。只要这三种关系治理“顺天”了，王道乐土就不远了。天也规定了人具有“五常”的品性：礼、义、礼、智、信。要达到“三纲”、“五常”的要求，不实行教化是不行的，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人的本性也会自然变坏，必须以教化来筑起道德的堤坝。一般来说，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就有上中下，子曰：“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品行上等的人，不教化自己也会成为道德的模范，品行下等的人，再教化也白搭，对于这些渣渣最好办了，实行“依法治国”，简单地用刑法对付就行了，大部分的人属于中等，可善可恶，教化则向善，不教则趋恶。对于品行纺锤性分布的社会，教化显然非常重要，这就需要中央政府设立专门的组织机构“太学”，以生产大批的教师型官僚干部，各级官僚在辖区内寻找选拔“品德高尚”、“能力突出”的人，推荐给政府作为后备人才，作为人民学习的榜样。教化人民的教材用什么呢？当然是儒家。“《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不但是儒家，而且仅仅是儒家，只要“六艺”，其他的百家让他们自生自灭好了，省得混淆了人们的思想。《春秋》以“一统”为“大”，尊崇“一统”是天地间固有的根本要求，也是“自古以来的传统”，有了“核心意识”，整个社会才能成为一个有序的有机的充满生命活力的整体。
董仲舒的建议被汉武帝采纳，开创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千年历史。如果说“百家争鸣”是中华文化革命的第一次高潮，那么董仲舒的新儒家引发了中华文化革命的第二次高潮。他一举奠定了专制帝国制度文化的理论基础，虽然学说粗糙，论证牵强，但是“不管白猫黑猫”，他的结论却被人们广泛接受，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意识，如“天人合一”、“大一统”、“三纲五常”、“兴学教化”、“举贤荐能”、“论心断狱”、“禅让”等等等等。替代简单的“依法治国”的“春秋决狱”最能体现董仲舒对儒法表里关系的理解，法本来就是用来维护礼的工具，被法律的条文框框给框住了，就忘记了法所以存在的目的。
董仲舒年轻时求学故齐之地，师承不详，因为他学得太杂了。主枝自然是《春秋公羊传》，但是此时与他同治公羊学的胡毋生才刚刚与其师公羊寿将《公羊传》书写在竹帛上，可以推定董仲舒学公羊传肯定是当时流行的教学方式—“口耳相传”的。从其“阴阳五行说”的学术来源看，不可能是他自学的，自然也会有老师传承。当时的统治思想是“黄老之学”，是曹参在齐地任相时采用的当地流行学说，后又带到朝廷推广的。“黄老之学”是“稷下学宫”时期的产物，当时因为在齐地流行而成为官学，董仲舒不可能不学习这方面的内容。“乱力怪神”齐地盛行，董仲舒也不能不受影响。董仲舒是个“学痴”，不但是“三年不窥园”，而且“专精述古，年至六十余，不窥园中菜”，学到六十多岁依然“反刍”年轻时吃得太饱的学问。得益于汉朝初期“黄老之学”的和谐社会，他的家庭非常富裕，“田园连陌，牛马成群”，这就有物质条件使得他专注于心无旁骛地研读。
董仲舒的学说如此深入人心，王莽“禅让”时非但波澜不惊，而且人民欢欣鼓舞，自发地大肆庆祝。王莽也不负众望，按照“尧舜”理想进行了系列改革，土地国有，平均分配，创新币制，计划经济，鼓励劳动，更名改历，照过去方针办，一切回归西周。岂料新朝的“以儒治国”，仅仅十五年，天就变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如杀人父母，当然值得他们拼命。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每一次改革都成为官僚剥夺下层百姓的借口和机会，当然积压了老百姓无穷的怒火。王莽“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实践对当时的所有人来说，都是“十年浩劫”，在历史长河中，这一朵小小的浪花，被无论是统治者还是造反者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个可以挖掘无数教训的珍宝藏库湮灭在地下无声无息地过了千余年，静静地等待着它的阿里巴巴。
经过王莽时期的折腾，今文经学走向了衰落，古文经学勃然正统。但是“禅让”深入人心，曹丕续汉，司马篡魏，杨坚建隋，陈桥兵变，十一届三中全会等等，不通过大规模流血地政权和平更替，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独尊儒术，并没有使百家自然“灭息”，任何一种文化资源都会存在于现实的需要。“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当儒术成为孤立的信息系统，如果没有外部信息流的能量补充，那么它就变成了一潭死水，系统熵增的最终结果就是信息组织功能的丧失，外在的表现就是王朝的覆灭。当王朝覆灭后，在新的王朝自组织的形成过程中，诸子百家之术重新登上历史舞台，从隐形的文化资源成为现实的各个文化有机体的显性文化资源供给，这种现象就表现为另一种形式的治乱循环。

政教合一与大一统
用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关系，或者道统和政统的相互关系来探求、分析洪秀全和杨秀清的关系，就可以理清他们中间的是非曲直，谁对谁错。洪秀全作为上帝的次子，他所遗传的人仍然具有上帝的神性，并会代代相传，万世一系，洪天富贵成为幼主，从精神层面和逻辑层面都是成立的，可参考日本的天皇制度。而杨秀清只是上帝的代言人，是天父下凡的一个借用通道，这个通道消失了，还会有其他的通道，如果杨秀清的儿子也是万岁，仍然世袭了天父传言的功能，那就是规定了天父传言必须经过这样特定的限定的方式，那就是对上帝的强制要求，是对上帝自由、自主和万能的信念的否定和破坏，因此，杨秀清的儿子当然不能成为万岁，当他有这样的妄想时，上帝就会发怒，将毁灭的巨雷劈降到他的头上。杨秀清在政统上甚至不如日本的幕府，因为名义上洪秀全仍是政统上的最高领导，所有重大的事项都须有洪秀全的圣旨批准。虽然洪秀全将所有的精力投入到审核现世所存、天国可用的书籍之类的文化革命事业上去，也不见人，也不理事，对于所奏的所有事项都盖个橡皮图章。但是，没有洪秀全的玉玺，政令就是不合法的，太平天国诸多的将领所以能组合成一个整体，因为他们都有一个核心意识—教主洪秀全。虽然杨秀清经常恶作剧地与洪秀全在政令上唱个反调，但是他并不能也从来没有成为独立的行政核心，从洪秀全一纸密诏就调动了全方位各个方面的人马轻易地诛杀了他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出。杨秀清凌驾于洪秀全之上的神权是暂态的偶尔的，而不是常设的、永久的，就像某些小孩打仗，找对方家长告状一样，告状的小孩可以调动退休在家隐藏在背后的对手的上级，但是他并不就是对手的上级。
天京事变，杨秀清的被杀是天平天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南京被围，洪秀全的去世是太平天国灭亡的重大因素。
一个文化有机体是由人来构成的，当一个人在有机体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时，那么这个人的消失就会对有机体的状态造成极其巨大的影响，如果这个人的作用不能被有效替代的话。从文化有机体的功能上来看，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象征性人物的更替都会对有机体的正常运作影响巨大。文化有机体的在这两个方面的传承也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道统和政统的继承和传递。
从文化变迁的角度看，精神文化的变迁是极其缓慢的，这样在文化有机体的传承中道统基本不会改变。政统的传承方式从历史上看，主要有禅让制、血统制、竞选制（包括和平方式和暴力方式）。根据文化自洽性原理，政统的传承方式必定是道统所认可的方式。
在东方文化中，政统传承方式主要有禅让制和血统制，西方文化是血统制和竞选制。
竞选制的精神基础是上帝，实质上是把一切都交给上帝来决定，上帝也会掷骰子吗？会的，这样才会激动人心，引人入胜。人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没有人先天地对别人存在决定权、优先权。两个人之间的对决，无论是利益还是真理，都要交给上帝来决定。决斗，无论用剑或者用左轮手枪，结果都是由上帝来选择，胜利了也不要内疚，因为是上帝与你同在，死亡了也不必痛苦了，天堂还是地狱，总会有一个最终的归宿。时代有时候也会进步，剑或枪的成本高，绝斗的方式如果用选票，社会成本就低得多了。选票就是虚拟的枪，选举的结果就是力量的对比的结果，其实也就是霸道的或者力量的一种和平表解决的形式。
上帝的三位一体，将纵向的遗传体系压缩到横向的现实体系，让立体结构的历史全部投影在当下的平面上，形成一种不真实的变了形的荒谬影像。圣灵同时压缩进人的体系，人就只能降低成为物的世界的组成部分，研究科学，不是为了向善，而是使人更有力量，战胜他人。同一个上帝秩序之下的人们的行为都不会超出上帝的管控，人人平等，就是一人一票，这种虚拟的打群架的方式所产生的结果，是对上帝选择的绝对权威的尊重。一人一票，是精神上的平均主义和智慧水平上的大锅饭，是对教育程度、智慧和知识积累等等精神财富的否定，是另一种知识无用论或教育、智慧无用论的表现形式，也是扼杀圣人和天才的有效方式。苏格拉底是怎么死的？一个九段围棋手的决策能力能用十亿人民的投票表决来代替吗？孔子的思维方式和思维的结果与文盲的思维方式和结果如果同样的话，那么我们学习历史积累的文化经典有何意义呢？
其实，在西方文化中，如果没有了上帝，一切都没有意义，世界就是一片虚无，存在主义已经给出了答案。
上帝无处不在，只有他是永恒的不变的和绝对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通过上帝才能在现实中真实实现，契约是人与上帝权力义务的约定方式，通过上帝这个一般等价物的中介，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同样具有神圣性，这样西方的社会就成为一个上帝在幕后背书的契约的社会。无论是暴力竞选成功的拿破仑皇帝，还是和平选举胜利的议员、市长、总统，都离不开上帝的背书，前者需要能沟通上帝的教皇来加冕，后者需要手按圣经庄严起誓。这种仪式，意味着上帝赋予特定的人特定的义务和权利的不变与永恒，也同样意味着宣誓人对上帝的责任和义务。
东方文化对于起誓的态度大为不同，孔夫子在离开匡地后立刻露出狡猾的笑容：“要盟可犯”也！面对十八辈祖宗起誓，尚有一丝可信的成分，而对于多变的心，对于多种行为模式的龙的传人，想用契约的锁链束缚住七十二般变化的孙候，这种一根筋式的要求遵守合同的刻舟求剑的行为，也只能徒增笑尔。
中国人没有统一的一元化的信仰，要使得整个社会具有向心的凝聚力，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需要不停地强化教化。这是与西方文化根本的不同。西方文化的人，从出生到死亡，都先天地在一个统一的精神文化体系内，无论他们如何挣扎，离开了上帝，他们就将什么也不是，就将陷入无尽的恐怖的虚无和荒谬，他们的各种各样的组织起来的看似利益和主张完全相反的社会组织以及政党，都不过是上帝的掷骰子的外在表现罢了。当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中国社会才有了一个人为的社会意识核心，社会也才人为地凝聚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由于儒家学说并不是宗教，中国人并不能轻松地将自己的灵魂贡献出来交给外在的某一个绝对的信仰物，他的灵魂和精神永远都是自己的，他的行为由自己来负责，由自己来自律，社会的正常的完美的运行要通过人的自我克制和自我调节来使得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处于和谐的状态。这样的文化环境，就不可能让每一个人获得形式上虚伪的自由，就不可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行为，他的行为必须是社会所能接受的，是天然的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没有根本的统一精神文化的先天的基础条件，在制度文化上放任各个社会团体自由地生成独立的文化有机体是不可想象的，这是社会最大熵增的运动方向，是社会成为一片沙漠的非主观行为的必然结果，也是主文化有机体趋于灭亡的最佳方式。中国的政治从来都是精英政治。昏君可以使得政体崩溃，杰出的人君也能推动国家一下兴旺五百年。
政权交接传承的方式既然是在精神文化的范围内实现的，那么涉及到每一个人的政权存在的理念自然也深深地留存于人们的思想中。要改变政统的传承方式，不首先改变道统的内容，是行不通的。日本转型君主立宪的民主制度，是因为日本有统一全国的神道教，这是天皇制得以实施的历史基础。韩国也实行民主制度，这是其文化有机体非自然的政统传承方式，这个国家有美国驻军，在李承晚之流“建成基督教国家”政纲的推动下，政统反作用于道统，人民绝大多数至少70%都信奉了基督教

新朝，新天新地新世界
每一个儒者心中都有一个梦想，一个精神家园的“理想国”，那就是“尧舜禹”三代时期的太平天下。这个儒家的精神核心的吸引力就像地球地心的吸引力一样，使得人能够屹立在这个世界上，而不是漂浮在空中如同断线的风筝。儒者用这样的理想来引导人们的思想，尤其是有极大影响力的帝王的思想，并激励人们为此而努力奋斗，但是一旦儒者有了实现“理想国”的各种物质的精神的基础条件，他们所作所为的结果却总是令人非常的失望，这中间一定有着更为深层的原因。比如历史上的王莽，还有披着上帝外衣的洪秀全。王莽与洪秀全在大位、行新政都是十四年，康有为撺掇光绪“托古改制”，仅仅进行了一百天，后来他写了本书《大同书》，似乎也摆脱不了今文经学“太平人间”、“大同无界”思想的范畴。
“王道”和“仁政”是儒家的根本的理念，“仁者爱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具体表现在政治制度上应该怎么样呢？孔子推崇周制，“克己复礼”，孟子也向往“井田制”。当王莽升到皇帝职位时，他也就开始实施自己心中的理想制度—周朝古制。儒家“仁政”的目的只有一个，一言以蔽之，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当然，所有的学说都会标榜让老百姓过好日子，差别就在于对“好日子”的理解不同，什么是“好日子”以及如何过上“好日子”。
董仲舒将道统和政统“大一统”，就使得道统可以万世一系，政统新旧更替可以通过“禅让”的方式和平地进行交接，从此儒者的任务就是为改变道统依附于政统的地位不泄努力。前78年汉昭帝时，眭弘便附会董仲舒之言，认为汉帝应该寻到贤人，禅让帝位给他，自退位为王，如同夏代尧、周代商故事。汉成帝时，又有齐人甘忠可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以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传授道。甘忠可弟子夏贺良等对汉哀帝陈说西汉中衰，当更受命。于是汉哀帝改元太初元将，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后因无嘉应，汉哀帝遂诛杀夏贺良等人。皇天不负有心人，王莽终于在万民所望、众心所归中完成了“禅让”。这样他就有责任、有义务完成他的竞选纲领，带领人民过上“好日子”。任何怀疑王莽的初心和决心的人，都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后世之所以斥王莽为“伪”，只不过是为了掩盖儒家理论在实践上的破产的事实，以继续忽悠、影响有影响力的帝王。
所有的王莽“托古改制”的措施，出发点都是极好的，只不过都带有“空想社会主义”的特点，而没有丝毫“科学社会主义”的细致可行的理论分析和执行主体。他像周公一样勤奋，具有模范的人性品格，是儒者“内圣”熟化后的优等产品，只不过他越勤政，越折腾，国力和人民利益越受损。因为王莽的出身只是一个“佳行”的人，并不是一个有多少实际才能的人，与周公处理杂务的能力是无法相比的。“三代”禅让之人，都是上一任天子的宰相即施政的主要助手，出身低微，从底层一步步依靠卓越的才能才走到施政的地位，本来就是主要的在位施政的人，“禅让”只是瓜熟蒂落的结果，不“禅让”也会被囚被执。假若上天将“大舜”的才能附体给王莽，新朝的局面又会是怎样的呢？
同后世康有为的“托古改制”相比，王莽有同样的特点：改制的内容又多又快，且涉及根本，利害关系十分重大，而他们却对此一无所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不知道这样干的后果是什么，他们只管按自己的意志在行事，表现得相当“任性”，在临床表现上就是“小马拉大车”，三岁小孩玩手枪。
王莽“托古改制”，并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要利用古代美好的制度开辟出新的现实世界，“老”内圣开出“新”外王。他将自己的国号定为“新”。新的本义是改旧更新、推陈出新，“革汉而立新、废刘而兴王”，王莽自称是“托于皇初祖考黄帝之后”，为土德，因为汉为火德，为赤帝，依照五行相生之理，土德因“禅让”而代火德，意味着赤帝传黄帝，天命授之。有了天命的护佑，王莽就开始了实际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大胆改革。
王莽仿周实施的一些改制，一开始就进入了深水区，很多很多的措施经过了一千多年的时间才真正在现实中得以实施。他的改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土地改革
西汉末年，土地兼并十分严重，失地的农民大都沦落为豪强的奴仆，失去了人身自由。鉴于这样的现实情况，王莽仿照古代“井田制”，实行“王田制”，天下所有的土地全部收归朝廷，变成国有“王田”，个人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因此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进行土地的任意买卖，土地兼并现象就不会出现了。
均分土地，那些曾经占有大量土地的人，将多余的土地无偿交出来，归村集体分配。限定男丁八口以下之家，占田不得超过九百亩（一井），超过的土地须分给宗族乡邻。那些没有土地的人，由朝廷给予土地，每夫一百亩。
这种“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改革理所当然地遭到地主阶级的拼命，而礼教的基础又是建立在这些知书达理的统治阶级身上，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革命也就进行不下去了。土改三年，政策废止，然而废止的结果是朝廷承受不了的。新分地的农民要把分到手的土地再还回去，这就不得了，农民当然要反抗。“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拿了我的给我还回来”，“我胡汉三又回来了”，原地主阶级和现农民阶级的土地革命战争的火苗就到处普遍地燃烧起来了。
土地改革的一个轮回，在三年间把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政策都实验了一遍，天下要想再平静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了。
2.禁止买卖人口
儒家提倡“仁者爱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西汉普遍存在的把奴婢自由地买过来、卖出去的现象，视人为货物，这是对人的尊严的极大的不尊重。新朝实行王道，对这些杂于王道之中的汉朝的“霸道”，当然是不允许的。
汉朝土地兼并的结果，富人有很多土地，穷人则一无所有，有的男子沦为奴仆，有的女子沦为婢女。奴婢不仅仅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还要出卖自己的身份所属，有了“卖身契”这个所有权证，富商主人就可以自由合法地买卖奴婢。新朝采取的措施是禁止奴婢买卖，奴婢归于私属，成为家奴，不再作为社会公共的人力资源进行购买和出售。没有买卖，在人权上就没有伤害。然而，不能自由买卖，奴婢还要吃饭，蓄养奴婢准备获利的富商，眼看就要赔本，因此他们就不计成本地在地下市场的黑市上抛售奴婢，市场上又没有买家，奴婢的价格只能死死地钉在跌停板上了。
奴婢出卖自己，本来就是因为活不下去了，靠出卖自己混口饭吃，或者卖身葬父之类完成其他不得不完成的事项。现在黑市上的价格如此之低，奴婢把自己卖不出去，无形中剥夺了穷人出卖自己获得的生路。政府又没有给出奴婢们其他的出路安排，这样整个社会的失业率急速上升，在不断增大的就业压力之下，考虑到社会维稳的需要，奴婢私属制的政策也不得不废止了。
“人人平等”的好梦还没有开始做，就怅然而醒。
3国家管制的计划经济
本着“天下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新朝国师公刘歆以古文经《周礼》、《乐语》为依据，提出了“五均六筦”的经济政策，并被王莽采纳。
所谓“六筦”，就是对六种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六种重要商品和重要事项进行国家“管制”。这六种商品和重要事项是盐、铁、酒、铸钱、名山大川所产龟贝鸟兽和五均赊贷。“夫盐，食肴之将；酒，百药之长，嘉会之好；铁，田农之本；名山大泽，饶衍之臧；五均赊贷，百姓所取平，卬以给澹；铁布铜冶，通行有无，备民用也。此六者，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卬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豪民富贾，即要贫弱，先圣知其然也，故斡之”。盐铁专卖，汉武帝时期已经开始了，酒的专卖汉朝时断时续。这些物品，新朝实行专卖，冶铜铸钱的权利也收归国有，名山大川出产的各种鱼鳖鸟兽，以及各种矿产资源，虽然不实行专卖，但是这些商品的出售要报税，国家抽取十分之一的利润。如果有人私自买卖，隐瞒不报，那就是资本主义的尾巴，不但非法收入全部没收，本人还要到县里充劳役一年。
“五均”一词出自《乐语》，“天子取诸侯之土以立五均，则市无二贾，四民常均，彊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贫，则公家有馀，恩及小民矣”。又见于《周书大聚解》“市有五均，早暮如一，送行逆来，振乏救穷”。“均，平也。言早暮一价”。王莽出台五均赊贷的政策，其目的就是“齐众庶，抑并兼”，“恩及小民”，促进生产的发展。
王莽在长安和其他五市设“五均司市师”，由原市长担任，其下再设置交易丞五人和钱府丞一人，其功能类似于物价局、平准基金和中央银行。这些官员的责任就是根据市场上商品在产销两旺价格正常时期的价格，制定商品的基础价格，根据质量等级，在分出上中下三个指导价格，市场上商品买卖时，商品价格允许在指导价格的基础上有所合理浮动。当市场上某种商品供大于求，价格下降，交易丞就要出手收购这种商品，不能使得商品的生产者亏本。当市场上某种商品价格上涨超过警戒价格，政交易丞就要出售储备货物，以平抑物价，防止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受到影响。
人民群众过日子中，祭祀丧葬造成的突然性经济支出，会使人们手头的头寸骤然紧张，虽然有亲朋好友的随份子，可以缓解一部分紧张状况，但是大部分负担还是会造成暂时性经济困难，这时钱府可以给予无息贷款。为了促进生产，钱府还提供低息贷款，凡欲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而缺乏资金者，也可向钱府借贷，按其经营所得的利润收取利息，一年利息的收取不得超过其利润总额的十分之一。
4金融创新，改革币制
始建国元年，王莽废错刀、契刀与五铢钱，另作小钱，与大钱一值五十者并行，并且颁令禁挟制铜炭，以防盗铸。二年，王莽改作金、银、龟、贝、钱、布，名曰宝货，凡五物（钱、布皆用铜，共为一物）、六名、二十八品。地皇元年(公元20)，又尽废旧币，改行货布、货泉二品。
王莽改革币制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节约金属，大钱币值比小钱大五十倍，分量却只是小钱的二倍多点，虽然朝廷禁止私人铸币，但是利润太实在丰厚了，收集小钱私铸大钱这种营生也就屡禁不止。朝廷铸的钱币也就越来越精美，防伪技术越来越高。因为谣传大钱也要废止，老百姓都不愿意携带大钱，为了方便和吸引老百姓用新朝的货币，王莽设计了各种各样的货币，“更作金、银、龟、贝、钱、布之品，名曰宝货”。烦琐复杂的“六品宝货制”中货币复杂的换算关系，使得老百姓更不愿意用这些货币了。“百姓愦乱，其货不行。”于是，王莽再一次更改币制，在这次更改中，废除了原来流通使用的大小钱，仍然试图推行金银龟贝。最后一次币制改革，王莽想恢复原来的五铢钱的法定货币的地位，好像又回到了货币的原点。
王莽改革货币，开始是为了彰显受命于天的新朝与被取代的汉朝的标志性区别，主要从政治意义上考虑，他说“今百姓咸言皇天革汉而立新，废刘而兴王。夫“刘”之为字“卯、金、刀”也，正月刚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博谋卿士，佥曰天人同应，昭然著明。其去刚卯莫以为佩，除刀钱勿以为利，承顺天心，快百姓意”。但从经济意义上说，每一次的币制改革，就是对社会财富的掠夺，币制改革的后果使得个人积累的财富在币值意义上不断地清零，以至于“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道”。
两千年后，王莽的币制改革措施被印度总理莫迪效法，用新钞票换旧钞票，过了规定时间旧票就作废，换新钞票还要开收入证明，这样有效防止了贪污受贿和抑制富豪
对于供给制社会来说，货币的作用也许不怎么太大。没有商品，就没有货币。
5正名运动
按照古书办事，王莽有点上瘾。他根据礼制，重新命名了两千多个官名、地名，还将外藩的“王”号贬为“候”，引起了外藩的造反。对于人名，也规定以两个字的人名为尊贵。
土地改革政策好啊，禁止买卖人口好啊，“五均六筦”的政策好啊！充分体现了人民政府爱人民的精神。但是，好的政策要真正落实到老百姓的头上，还需要一个政策的执行环节—庞大的执行政策的公务员队伍，那时还没有科举制度，干部队伍还没有大规模组织起来，不得不依靠那些豪强富贾，这些人不仅自己中饱私囊，还经常地受个贿，搞个权色交易，地主以身相许或者以女相嫁，他们就主动地在糖衣炮弹面前倒下了。结果，人民群众的生活反而被压榨得更加穷困，不得不都造反了。
在造反的人中，主导的大部分人都是豪强大姓，他们当然不会“替天行道”，更不可能“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王莽最后被起义军杀死了，大卸五块。在起义军包围了长安城的前夕，道统和政统的最高领导人王莽带领政府高级官员来到郊外祭天，仰天大哭：“皇天既命授臣莽，何不殄灭众贼？即令臣莽非是，愿下雷霆诛臣莽”。边哭还边写了个告天策，向天述说自己的功劳，祈愿还想再活五百年，洋洋洒洒有一千来字，可惜老天爷没睁开眼看看。以哭来拯救江山，是下臣给王莽出的主意：“《周礼》及《春秋左氏》，国有大灾，则哭以厌之，故《易》称‘先号啕而后笑’，宜呼嗟告天以求救”。可惜，哭出来的江山只有一个，还是属于刘汉家刘玄德的。
洪秀全建立太平天国之后，他心中的大同理想社会也逐步地浮现出来，同样参照“井田制”，他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但是，同样因为没有具体行使新政的人才，法规最终不过是一纸空文。土改等各项政策，只有在共产党庞大的干部队伍领导下，才有可能真正实现。

打倒孔家店
王莽失败，儒家的理论其实就陷入了尴尬的境地，魏晋时期的士子“王顾左右而言他”，崇尚起玄学来掩盖心中的理想的失落。新朝灭亡，王莽遭到所有阶层人民的反对，使得儒者在心理上落下了巨大的伤疤，潜意识地不敢也不愿再关注现实的“理想国”。
佛教传入中国后，因其导人向善的功能和自身精密完整的体系，很快就流行开来，并且它也不断地调整自身与儒家的理论冲突，不断地在与道教的论争中取得优势，因而在士大夫中更为流行，并因此而产生了中国自身的佛教流派—禅宗。唐宋时期，儒家的士大夫们通常都会在佛道中出入几十年，随着身份地位情景的转换，心情做派都会自如地变化适应。儒家已经不能收拾全部的人心，并且受到禅宗喝祖骂宗的影响，社会上的士人兴起一股疑古之风，使得儒家对于汉唐以来的古文经学的经也产生了怀疑。以至于有这样的思潮：学术水平取决于怀疑的程度，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不疑则不进。
时代呼唤儒学需要改变，训诂注疏，疏不破注，早已不能给人以任何显见的益处了，儒学要重新走向经世致用，为现实社会提供指导教化作用。宋儒们已经意识到：以手指月，手并不是月，“看啊，月亮的脸偷偷地在改变”，先哲让人看的是月亮，而不是指月的手有多白皙，多骨感。
思路又回到了董仲舒，然而更需要超越董仲舒。董仲舒的阴阳五行还十分地粗糙，用阴阳配五行，总是不能完美地配合圆融。要用经学来对抗佛道，显然是不行的。要为儒学寻找更加完善的哲学基础的解释，构造一种精密的自洽的哲学体系。
周敦颐从道教借鉴了太极图，首开了儒学的创新之路。二程兄弟遵父命从周学习，并提出“天理”学说，因为性格的不同，二程也稍有分化，程颢由此引出心学之路，程颐更偏重于道学。邵雍从周易出发，开创象数学，把周易看做后天八卦，伏羲所做称先天八卦，并由无文字仅象数的八卦也把根源推向太极。张载创建了气本论。朱熹是二程弟子李侗的学生，他集成了各家理学理论，并将韩愈的道统向前延伸到了伏羲-神农-黄帝。至此，儒学获得了新生：新的形式和新的内容。朱陆两次相会，在方法论上彼此不能说服对方，新儒学开始沿理学和心学两个方向发展。而当支离的理学成为官方哲学僵化之后，逐渐地沦为教条和锁链的它也就失去了生命活力。并且因为有清以来制度文化中掺杂了民族因素在内，整个中华文化有机体也就呆滞起来，有机体功能化方面的各项指标都逐渐退步，有机体进入昏睡甚至嗜睡状态，非有外力的冲击似乎不可能自主地脱离此种抑郁状态。
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因为有军队的暴力支撑，所以能在所到之处，按照教义不拜偶像的要求，尽数毁掉文庙，禁绝儒家书典。这是西方主流文化在中国第一次实质性打倒孔家店以实现中西文化融合的现实实践。很久以后的标榜“德”“赛”的新文化运动因为潜在地反对宗教倾向而拒绝了宗教“轴心”因素的渗入，仅仅醉心于西方文化表象的枝节末叶，它注定不能修成“全盘西化”的正果。同样得益于新文化运动的泥沙俱下，“中体西用”的大路子成为自此以后的主流思维模式。“反帝”使得西方主流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在中国是被拒绝的，“反封建”也让传统的中国主流文化经受者暴风骤雨的冲击。最终，洗尽风尘的古老的孔家店在西方现代建筑材料的装修下，重新熠熠生辉了。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它的外现的具体的理论表达仅仅是冰山的一角，作为整体的中国人生存和生活的方式，它渗透在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每一个组成因素中，它是腌制、型塑或文化中国人的全息的酱缸。扔进一两把外来的味精，只能带来一时或某一局部的环境改变，缸是打不破砸不掉的，正如人不能抓着头发自我飞升起来。国民性的底子无论劣根性也好，还是博大精深也好，它就在那里，是千百年来历史演化的积淀，它是文化自信或文化自卑的终极根源。
洪秀全的“天下男子皆兄弟”，不耽误自己称王建殿选妃子，辛亥革命的君主或民主的“共和”，逻辑地产生辩军复辟和袁氏称帝，康有为创立“大同说”的同时期，也不断地纳妾、保皇帝。
孔家店是打不倒的，打倒的是孔家店不同时期不同境况下外在的表现形式和旗幌招牌，与时俱进，生生不息，使得儒家文化始终是中华文化的主干，而儒家文化诞生以来实质上本来就是中华文化的总结和提炼。无论是孔孟原道，还是荀儒立法，也不论是天人感应，还是知行合一，从王莽到洪秀全到康有为到毛泽东，儒家终极理想的“大同世界”，不断地从天上回归到了人间。

南中国近代以来盛产革命的历史因素
曾国藩的湘军打仗是要发军饷的，大部分军饷由胡林翼主政下的湖南提供。胡林翼通过经济改革和金融创新为曾国藩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军饷。在生产力水平没有突飞猛进的情况下，物质生产能力自然不可能提高很多，即湖南整个社会生产总值大体不会有多大的提高。相反，因为处于战争时期，对经济的破坏只能使物质生产的水平下降。羊毛出在羊身上，官府提取的多了，老百姓所得的就肯定少了。
连年的搜刮，使得两湖的老百姓负担比其他地区的负担要重得多。甚至连人肉的价格某一时期都不停地上涨了，曾国藩听闻，无限感慨。湘军攻打下南京之后，士兵连续抢劫三天，天平天国聚集的财富并没有一丝一毫上交清廷，完全落入湘军的私人腰包。左宗棠曾经就此弹劾曾国藩，为了避免清廷的追究，曾国藩最好的办法当然是解散了湘军。
攻下了天京，曾国藩实际上就走到了两难的穷途末路。这样一种政治形势，后来的袁世凯看得比较清楚，所以他接受教训，就不再攻武昌。挟寇自重也好，兔死狗烹也好，对立的双方相克相生，是阴阳学说揭示的哲理和智慧。曾国藩当然可以继续做他的官僚，但是跟随他出生入死的湘军的命运掌握在谁的手里呢？这些将领的今后的出路在哪里呢？夜深了，几十个湘军将领不约而同地聚集在曾国荃的大帐内，静静地等待着。曾国荃请出了曾国藩，曾国藩没有说话，面无表情地在纸上写了两行字：“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有的将领不禁哭出声来，有的长长地叹了口气，有的点头，有的摇头，众人失望地散去了。历史在这一刻改变，“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机会稍纵即逝。
满载财富衣锦回乡的士兵，与早已被罗掘一空的乡民相比，自然是腰缠万贯的超级富豪。面对价格极其便宜的优质资产，这些新富们自然不能无动于衷。大量吃进优质房产，大批量流转农村土地，这些所作所为同现代经济危机后割羊毛的行为应该没有多大的差别。这样贫富不均的两极分化现象就是必然的，失地的农民数量必然大大增加。佃农数量的增加，也就是没有被土地束缚的潜在的流民数量增加了。
这些曾经以杀人为业的骄兵悍将成为农村的新一代权力分子，欺压百姓、鱼肉乡里，改变了曾经以乡绅这些文化人主导乡村政治的格局。从“以理服人”的乡村冲突调节方式转变为“以力服人”的黑社会管理方式，作为利益阶级的阶级斗争就出现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斗争自此成为湖南乡村的主要矛盾。而北方地区相对来说，在宗族关系下的地主和贫农的对立并不是十分地突出，阶级分化还要靠强化“诉苦”、游街批斗等宣传鼓动手段来进行动员。儒家文化的底蕴也使得太平天国的北伐军得不到人心支持和物资补充而在北方的干涸土地上归于失败。
正统观念在南中国的消弱不仅仅是因为新地主的崛起，更主要的是太平军传教工作对乡村的影响。基督教作为合法的宗教可以在农村传播，传教士的宣教在老百姓看来与太平天国并没有多大的差别。曾剃头的嗜杀，也使得老百姓深深地憎恶虚伪的理教。当科举取消，农村最后的乡绅彻底消失，而受到新式教育的文化人都走向了城市，那么农村就剩下了赤裸裸的利益冲突和暴力解决的唯一方式。后来的梁启超在湖南的土地上又加了一把熊熊燃烧的大火。历史的积怨在国民政府北伐期间得到了彻底的崩发。
满清的民族政策在城防上独具特点，内城是满洲人生活的地方，是政权统治的核心力量所在。太平军在攻陷城池后，内城尽皆屠绝，即便以后朝廷军队再次光复这个城市，但是旧政权的民族根基已经不存在了。南部的大半个中国，太平军充当开路先锋，湘军尾随其后接收政权，清廷也只能不得不承认。虽然“投名状”和“小白菜”干掉了一批湘军的政权骨干，但是南方政权还是始终落在了其他汉人的手中。这就为“东南互保”公开而正式地脱离中央政权的控制，奠定了各方面的政治基础。在与太平天国战争中独立出来的阀头们，体会到了洋枪洋炮助剿的优质高效，“师夷长技以制寇”的成功使他们从誓死捍卫儒家正统的道学家变成了热心于开矿建厂、采买夷货的“洋务派”。
南方率先从精神文化到物质文化的各个层面上脱离了传统中国的旧有轨道，改良也罢，革命也罢，想回到从前是不可能的了。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一般都是北方的政权南下统一南方的政权，很少有南方的政权北上统一北方的政权。一般来说，历史上宋南渡以后，南方的经济发展水平要大大地高于北方的物质文化水平，如果按照落后就要挨打的说法，或者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北方人应该整天跟小媳妇似的，讨好南方不要攻打北方，事实上却是南方的风熏得游人醉，始终在军事上处于被动防守、优势挨打的地位，就像银行里的博士后被初中辍学的抢劫犯制得服服帖帖。
因为开展洋务的需要，南方与列强的接触越来越密切，洋务人员的需求越来越多，这些学成归来的赤子是早已经变了心的香蕉人，他们是从精神上和物质上成为作反过去以儒生为官僚架构的旧秩序的绝对骨干力量。没有孙大圣闹天宫，也会有牛魔王闯天下，这是整个社会中坚阶层内在文化模式决定了的，至于具体是谁在表层出头露面都是次要问题。从南方不断地北伐，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上就获得了优越的势能，成功也似乎只在早晚之间。
坐北朝南，是中国宫殿基本的格局，面南背北，是中国皇帝正确的姿态，这是由中国的地理因素长期决定的历史定势。中国的地理位置处在赤道的北方，人们必须面朝南方才能接受到太阳的照射。从采暖和采光的角度考虑，中国的房屋大多坐北朝南。按照根文化的以时间的延续性为最大价值的要求，房屋的设计以及围绕房屋的人们活动的区域应当以能长久地可持续生存为第一要素，也就是说安全第一。综合考虑经济因素和性能要求，房屋在自然条件下的地理位置的选取就显得非常重要，这门从洞草房时代开始的学问叫风水。从书中可以知道，背后有靠山，前面有沟河流水的地方就是风水宝地。背靠的大山既可以挡住呼啸寒洌的北风，又可以防止敌人在背后的偷袭。前面的河水既可以解决生活和灌溉用水，又可以以吊桥作为自己通行和防御敌人的工具。山之南为阳，水之北为阳，此之为阳宅的上佳所在。这样，人们的生存活动的方向是面向南方，也就是面向太阳，身影在背后，负阴而抱阳，向着光明前进的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才容易培养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和考虑问题时的阳光心理。因为大山的背阴，也就是北方，是安全的象征，并不是物质财富产生的所在，所以只在短时间解决安全问题后，如管仲深入孤竹，汉武扫荡匈奴，隋炀平定高丽，北方就不再人们关注的主要方向。北方政权强大之后，从背后袭击南方，有着心理上的优势。而现代南方人的方向则向着更南方的汪洋大海。

倚天照海花无数
在道统的传说中，华夏儿女是上天的儿子，周王是天的嫡长子，所以日本的王只能自称是天的孙子，日本人自称是“天孙民族”。在日本的天上有许多的神，最大的真神是天照大神，天照大神管理整个的天和地，大和国的王是天照大神的嫡系天孙，具有千足的神性，并且神性世代遗传，不易外姓，万世一系，神水不流外人田。按照传说，天照大神的天孙琼琼仵尊降临至高千穗峰，向四方播撒稻谷，本来黑暗的天空一下子变得晴朗起来，新王诞生了。原来的诸神被流放至日落之地的出云大社。史书记载，日本的水稻主要在公元前四世纪以后从中国传入，首先传到距离中国大陆比较近的九州地区，而后分南、北两路，向日本东部普及，直到东北地区的仙台平原。可见，天皇的原型应该就是中国人或者是朝鲜人。天皇122代共有112位，陵墓都在，那天挖开看看比对一下DNA，应该就能知道谜底了。
大约在中国隋朝时期，日本出了一个曹孟德式的杰出人物—摄政王圣德太子，他在给隋朝的国书中以平等的天子名义致意隋大帝杨广，杨大才子精神上极受刺激，回了一封国书，结果日本使者没敢给圣德太子看，直说丢了找不着了。圣德太子的地位在天皇道统中有点类似于中国的周公，天皇的万世一系传说也是自他这里开始的。公元620年（推古天皇28年），圣德太子与苏我马子一起编纂成了《国记》、《天皇记》等书。711年太安万侣奉命据稗田阿礼背诵之帝记、旧辞笔录以及一些历代口耳相传的故事，进一步编造了日本史书《古事纪》。
圣德太子梳理天皇谱系时，上古的天皇还是非人的纯神，处于三世说中的传闻之世。对比中国历史，这个传闻之世对中国人来说当然不能算是传闻之世。圣德太子从当代的“推古天皇”的身世开始“推古”上去，第一代纯神的“神武天皇”（公元前660年至公元前585年）不过处于中国的春秋时代，而春秋时代正是中国文化灿烂如花的季节。如果这个时期的一家人不知什么原因，漂流到日本之后，当然是神一样的存在，不仅有可以饱腹的稻谷撒播，还有男主人护身的神剑、女主人梳洗的神镜和小孩子的护身宝玉，各种生产的技术和生活的样法自然也让采集经济的原始土著惊掉了眼珠子，非神而何哉？况且，谱系传承本就是中国的传统，在中国哪一家不是万世一系？哪一家的家谱不都记载得清清楚楚。生物群体部落群交方式的生命传递和文化家族的清晰谱系传承构成鲜明的对比，这就是天皇这种外来人口和日本本地土著的根本区别。
“大化革新”之后，日本全面唐化，当尊崇道教的李治和武则天“两圣”分别称为“天皇”和“天后”时，这个从道教星宿天皇星名称来的“天皇”称号，被天武大王看中，从此日本大王正式改称了日本天皇。按照他的解释，“天皇”的意思是“没有一点污秽，在这个世界上最为清净的人”，虽然在此之前出现过“天皇”的称谓，但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
日本在明治以前，即使在中央集权的天皇亲政时期，始终没有形成秦始皇似的大一统的帝国，各个藩镇都是一个个独立的政治实体，类似中国的分封诸侯国。同周天子的政治权势被诸侯架空一样，大和国王的政权也落到了强蕃或者外戚手里，形成“摄关政治”。不同的是，天皇的神权万世一系，即便在家族内部屡起纷争，甚至同时有两个王的南北朝，最终也以南朝天皇回到京都将三件神器交给北朝天皇而结束，无论对于藩主大名还是普通士民，天皇神权从来都具有至高无上的神圣性，没有任何人曾经挑战过。幕府行政，依靠的是武力和霸权，正如织田信长的“天下布武”，失去了武力，幕府就丧失了统治的天然合法性，在日本历史的南北朝时期，武家也只是分别拥立了天皇。织田信长如此地自我膨胀，又极度地把自己神化，但是始终不能取得人们的认同，因为除了天皇本身，还有整个的一套神道的运作体系，这就是日本的寺院系统以及遍布乡村、家庭的神社、祭祀。神道深深地深入到人们的生活和思想，天皇每年都要主持新尝祭祭祀天照大神，感谢大神让整个日本的人民都有吃的，并把新打的粮食献给大神尝一尝；另外，像改国号、定历法这样的与天有关的事情都是天皇的职责、权利和义务，幕府的将军称号也需要天皇颁布诏书任命其为“征夷大将军”从而具有正当的合法性。这种政治结构类似中国春秋时期的分封建藩制度，摄政、关白架空天皇，将军的权利后来又超越摄关，将军和大名的政权具体由执政的权臣实施。情形也有点类似周天子受制于诸侯，诸侯之权操纵于家臣。日本的制度文化基本上是一个政教分离的政治形态，到明治前，天皇与执政权分离了六百多年近七百年了。
1853年，美国战舰在佩里将军的率领下来到日本，沿着日本的海岸转悠了整整六天，并靠岸开放战舰供日本人参观，让日本人在战舰的炮口面前开了下眼，四艘强悍的神一样的黑幽幽的庞然大物，震撼了日本人被中英鸦片战争搞得极度脆弱的神经。“名茶上喜选，只消喝四碗，惊醒太平梦，彻夜不能眠”。佩里将军礼貌地请幕府开放门户让美国船只靠岸补给维修，幕府说这事太大，国内需要商量商量，明年再给答复，佩里于是回到大清去了。第二年，佩里将军守信地来到日本。幕府将军德川家庆刚刚去世，继任的德川家定是个病秧子，形同废人，管事的老中阿部正弘遇到这样的大事有点慌，他将佩里带来的美国总统的国书翻译成日文传给各个大名、幕臣、藩士甚至一般民众，征求他们的意见，还特地去派使者去请示了天皇。没有人会有什么意见。这一次，佩里带了七艘战舰，幕府只好按照美国的意思签订了《日美亲善合约》。英法俄荷也随后纷纷援例签订了亲善条约。没过多久，年轻的老中阿部正弘就这样操心过劳累死了。
外强的到来改变了日本固有的政治格局。日本的天皇历史上曾经有过几百年亲政的历史，但是与政统隔离的时间似乎更长，在幕府之前，政统也曾经掌握在退休的天皇手中，他们不愿意干大王这个苦差事，就喜欢当个太上皇，抽抽烟打打牌，或者出家到寺院里当个法皇，唱唱歌写写字，重要的事情需要在位的天皇来汇报、请示，较小的事情大臣们来汇报请示，基本也没有在位天皇的什么事。到了幕府，整个的政统就统统归于将军了，将军的奉养物资规定天皇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其他事不要掺和。为了防止天皇的朝廷坐大，幕府给天皇的经济预算仅仅能够维持朝廷正常的运转，天皇也仅仅是勉强活着罢了。朝臣俸禄不足以维持生活，就要自己经营点副业补贴家用。
幕府封自己的家臣在幕府的周围，为“亲藩大名”，封自己的功臣在次外一层，为“谱代大名”，封原有的贵族降将在边缘地区，是“外样大名”。这架势就是周朝分封制的模式。藩起到了幕府屏障的作用。为了防止外藩造反，德川幕府规定各藩的大名在封地呆上一年后，要在幕府江户城呆上半年，是为“参觐交代”制度。大名的妻子和嫡子留居在江户，实质上就是人质。这样大名不停地来回奔波，就没有闲工夫组织力量造反了。幕府的政府由各藩的大名轮流组成，最高长官为老中，特殊情况下，老中之上再设大老，老中四五名，以一月为单位，轮流掌职。当将军没有继承人时，可以在御三藩的血亲之中选择。
一八五七年，美国驻日总领事莫里斯来日本上任，十一月三十日到达江户，与老中掘田正睦会面，要求签订通商条约。经过多轮谈判，确定了条约的最终内容。然而，掘田正睦没有签字，他要去京都请旨。本来内政外交都是幕府说了算，从不关天皇的事。但是，现在的情势不同了。黑船的来航，激起了各藩大名及藩士对外夷的恐惧和抗拒等复杂的情绪，在水户藩“尊王”学说的影响下，又普遍产生了“攘夷”的意识。外藩在考虑自己藩守备的时候，邻近的藩如果守备防卫能力差，自己的安全同样不能保证，因此就需要全国共同一致地加强防御，而具有能力号召全国的人只有天皇这个神人。日本普遍受到儒家的影响，尤其是宋明理学的朱子学，朱舜水在日本编撰“大日本史”，在水户藩影响形成了水户学，水户学现成的“尊王攘夷”的口号也就自然成了团结大家的最有力的口号，天皇连带着咸鱼翻身，今非昔比，成了大家眼中的香饽饽。
掘田正睦带了三万两黄金，去了京都。天皇的朝廷一年到头财政预算只是一万两，现在突然有了3倍的资金，上下打点，买到天皇诏书，根本就不在话下。万万没想到，掘田正睦在京都呆了三个月，一分钱也没送出去，天皇不要，朝臣也不要。掘田正睦腰包鼓鼓地又回去了。到江户的第二天，垂死的德川家定就任命井伊直弼为大老，德川家茂为继承人。强硬的井伊直弼七月就签订了《日美亲善通商条约》，并对重要的藩主进行严厉的处罚。这些决定没有派专人通知天皇，直接发了个顺风快递到皇宫。天皇下诏书责备了井伊直弼。不把天皇放在眼里，就捅了马蜂窝。那些脱离藩籍的藩士，现已变成浪人的仁人志士群情激昂，他们是吉田松阴所谓草莽革命的主力，更加起劲地到处嚷嚷“尊王攘夷”，宣传的效果如此之大，不仅商店店主、街上玩耍的小姑娘，就是要饭的乞讨时都要唱“尊王攘夷”的莲花落。
十月十三日京都所代司的整肃运动展开，到处抓捕尊攘志士。这次“安政大狱”处分了一百多人，判刑之重，超乎人们的预料。一八六〇年三月“樱田门之变”，重重护卫的井伊直弼被刺杀于江户城去上班的街道上。
“征夷大将军”的责任就是征夷，幕府深深地知道“征夷”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尤其是在派遣了77人庞大的使美签约团实地参观考察了美国之后。幕府于是就想和公家结为一体，共同承担汹涌的民意。办法就是联姻，十四岁的将军德川家茂和十四岁的天皇妹妹和宫结为夫妻。对于“公武合体”，天皇的条件是将军要答应“攘夷”。
一八六二年六月，德川幕府情不得已发动各藩“攘夷”。长洲藩表现最为积极，炮轰美国商船，炮击法国军舰，击伤荷兰军舰。一八六二年九月，萨摩藩岛津久光的武士在神奈川附近的生麦村砍死了英商里查德森。英法美荷组成四国联军炮击长洲藩，英舰也和萨摩藩展开了炮战。经过这些实力相差悬殊的战斗，长洲藩和萨摩藩再也不会有“攘夷”的念头了。两个藩最后都答应赔款，结果都是幕府出的钱，萨摩藩强借幕府七万两，长洲藩赖幕府两万两。
此前，由于“天诛”的实施，尊攘派的气焰十分昌盛，他们让天皇行幸大和，祈愿“攘夷”。一八六三年八月十八日，公武合体派进宫，会津藩、淀藩、萨摩藩的藩兵把守住宫门，替换了长洲藩把守宫门的藩兵，禁止尊攘派公卿入朝。长洲藩藩兵退回本藩，尊攘派的七位公卿也逃到长洲藩。在“八一八”政变之后，“壬生浪士”组成的“新选组”十分活跃，在京都四处搜捕尊攘志士。一八六四年七月八日，“新选组”获知长州藩士在池田屋旅馆集会策划暴乱，立即冲入旅馆，展开激战，后在赶来的藩兵支援下，当场杀死七名志士，30名志士除了两三个漏网其余均遭逮捕。长洲藩获讯后，组织藩兵进入京都，与守卫御所的会津藩发生激战，长洲藩竟然开炮轰击王宫，将皇太子也就是后来的明治天皇给震昏了。萨摩藩兵赶来支援，长洲藩惨败。长洲藩由于攻打了御所，成为国贼，朝廷下令幕府，讨伐长洲藩。
幕府纠集35个藩的军队包围了长洲藩。征长军的总指挥西乡隆盛提出退兵的条件，长洲藩答应了，上次带兵入洛的三老剖腹，指挥军队的参谋斩杀，移居七卿，劝说他们恭顺朝廷。第一次征长兵不血刃，不战而胜。解散高杉晋作的骑兵队也是征长军退兵的一个条件。高杉晋作为了躲避藩政保守派的逮捕，逃离了长洲藩。12月纠集了以骑兵队为主的一些队伍组成叛乱军偷袭骚扰政府军，1865年1月25日占领萩，代替保守派重新掌握了藩政，藩主因为要“参觐交代”，所以没有亲政的传统和条件。通过与夷舰的交火，人们看清了双方实力上巨大的差距，因而藩论也由喧嚣一时的攘夷改为“开国”。
坂本龙马是土佐藩的藩士，在计划刺杀热心夷务的海军幕臣胜海舟时，被胜海舟的理论打动成为胜海舟的学生，为防止胜海舟被刺杀，介绍了日本著名的三大杀手做保镖。坂本龙马决心在胜海舟做教练的神户海军教练所学习航海知识，以对付夷舰。教练所还没办多久，幕府就停了。坂本龙马几个人到了萨摩藩请求帮忙，岛津久光给了他们一条商船，让他们边跑运输边练习海战技能，商船所得利润归萨摩藩。土佐藩命令坂本龙马归藩，未归则脱藩成为了浪士。
因为长洲藩向外国船只胡乱开火，遭到外国政府武器军火的禁运制裁。版本龙马促成了长洲藩和萨摩藩两个强藩的秘密同盟。坂本的商船以萨摩藩的名义购买军火，卖给长洲藩，从长洲藩运送粮食供应给萨摩藩。
由于激进派在长洲藩的重新掌权，幕府决定再次征讨长洲藩。1865年6月将军德川家茂从江户来到大阪，9月获得了朝廷的敕许，11月命令各藩出兵攻长。但是萨摩藩和其他实力大藩拒绝出兵，“征讨名义不明”，大久保利通上书朝廷，希望朝廷下达敕令组织幕府的再次出兵。1866年1月长洲藩的木户孝允来到京都在萨摩藩与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会谈，没有结果。1月19日坂本龙马来到京都，在他的斡旋下，长洲藩和萨摩藩结成同盟，约定了六条条约。
1866年1月22日朝廷下发敕令消减长洲藩10万石封地，日本的土地按所产的粮食的重量来计算。幕府给予长洲藩回复的日期期限是5月29日。长洲藩没有回应，6月7日幕府军开始攻打长洲军。虽然幕府联军人数众多，但是武器装备还是老式装备，而长洲藩军使用的大多是西洋装备，自然幕府军始终就处于下风了。幕府军处于失败边缘的时候，将军德川家茂突然去世，指挥作战的一桥庆喜（德川庆喜）趁机向朝廷请求下达结束战争的敕令。9月幕府派出胜海舟与长洲藩谈判，签订了停战协议。
岩仓具视考虑到不能再把政治委托给幕府，要通过合纵连横的计谋掌握住政权，从此消除幕府政治多元化的状况。这些并非一纸诏令就能实现，必须要“掌握兵力”。他计划召开雄藩的诸侯会议，罢免亲近幕府的关白，进行朝廷的改革。为了直接上诉天皇，1866年8月30日让22名公家进宫，但是孝明天皇觉得“公武合体”多好哇，当即越权处罚了这22人。12月11日，天皇感冒了，发高烧，没多少天有点康复了。得病就得吃药，24日天皇病情在吃药后就突然恶化，上吐下泻，一命呜呼了。很多人包括外国使节都认为是岩仓具视毒死了天皇，只不过没有人当场抓住他的手脖子。年富力强的天皇不听话，年轻的就不必说给他什么话了，十五岁的少年会有什么自己的主见。
当开国贸易之后，日本的米价就开始上涨，一方面是外国投机客利用国际汇率差价大肆购买日本的黄金兑换给日本白银，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各种原因造成了粮食减产。物价的上涨，给城市居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不断有人上书或者贴大字报标语控诉各种无良商人的牟利行为，商人们也常常成为“天诛”的对象。尊攘派更是在其中极力宣传物价的上涨是由于商人获取高额利润造成的，而商人们涨价的权利是由于幕府赐予的，“倒幕”反映了人民的广泛要求，因此是天经地义的。
1866年的粮食歉收，又逢征长战争，诸侯争相囤积军粮，米价涨幅十分可观。民众为了买到低价米，开始抢砸米店当铺。农村里贫民也起来冲击村里的富户，给他们戴高帽游街批斗，分他们的财产和粮食，以消除贫富差距，“实现均富”。
没有使用暴力的农民用跳舞的方式祈祷来年粮食的丰收和生活的幸福。1867年7月14日，传说三河国渥美郡牟吕村降下伊势神宫的神符，以此为契机，民众穿上统一的服装，边跳舞边涌向牟吕存八幡宫进行参拜，集体狂欢活动截止在三天两夜。此后这股集体跳舞游行祈祷物价回落、谷物丰收的活动迅速蔓延开来，变成全国各地流行的运动。据说洒落神符的是尊攘派的人，目的是引起人们的混乱，给幕府制造麻烦，他们的目的达到了。这种狂歌乱舞的大规模群众运动逐步演变成了要求变革、要求改革社会的全国性运动。人们高唱着高喊着“这样不好吗”，一首歌词是这样的“江户之横滨，苍天降飞石，这样不好吗？我等之处，天神降临，这样不好吗？”。老天爷扔下石头来，将幕府砸死，这样不好吗？人民压抑的感情通过集体的狂歌乱舞发泄了出来，尤其是年轻的男女，更是游行的主力。幕府装不下去了，派出综合治安管理队伍和临时工联防队员上街强力制止游行，警告当街商店不得提供给游行队伍任何物品。已经载歌载舞玩嗨了的群众自发的激情游行当然压制不住，只有群众狂热的劲头消下去了，游行才渐渐地自然停止了。
幕府成了时代的对立面，没有幕府对人们变得很重要。但要让幕府退出历史的舞台，有许多可以选择的方式，主要分为两类：一种是和平的方式，一种是武装斗争的方式，前者主要是原“公武合体”派倒幕，和平结束幕府统治，后者主要是“讨幕”派，武力推翻幕府，将德川家从新政府中排除出去。
1867年6月9日，坂本龙马和土佐藩的参政后藤象二郎从长崎出发到京都，在船中，坂本龙马提出了八项建议，就是著名的“船中八策”。主要内容是：幕府主动把政权还给朝廷即“大政奉还”，建立一个以朝廷为中心的统一国家，实行上下议会制度，制定宪法，所有军队归国家等等。这样，幕府地位降到与诸侯地位平等，同诸候一样可以加入新成立的公议政体。后藤象二郎说服了山内丰信接受“大政奉还论”成为土佐藩论。
1867年10月3日，山内丰信向幕府老中提议“大政奉还”，10月13日德川庆喜召集诸藩商议，14日上奏了朝廷。朝廷想也没想，第二天马上就允许幕府“奉还”政权。朝廷今个真高兴，人民那个欢腾啊，足足庆祝了三天三夜啊！等庆祝完毕，真要行使政权的时候，朝廷发现自己两手空空，根本没有主导政治的物资、人员、财政、制度等等等等各方面的条件和能力，不得已的朝廷沮丧地又将政权交给了幕府，让幕府费心费力再“代管”一下吧。事情又回复了原样，不同于以前历史上幕府行政的是，这次朝廷明确地让幕府“代管”，理论上说，哪天朝廷不愿意让幕府代管了，朝廷就随时可以把政权收回来。最倒霉的要算是提议“大政奉还”的坂本龙马，1867年11月15日在潜藏的京都近江屋被暗杀了。没有组织出来声明负责，至今也不知谁是幕后主谋。
就在“大政奉还”的同一天，朝廷个别人的“讨幕密敕”也下发给了萨摩藩和长洲藩。当幕府奉还了大政之后，这个伪造的密敕也就失去了效用。
1867年12月9日，萨摩藩等五个藩的藩兵把守了御所九门的防卫，将会津藩等的藩兵从宫中排挤了出去。进入御所的岩仓具视向天皇上奏了“王政复古”的建议，天皇因此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废止幕府，将军要被辞职，朝廷亲政，设立总裁、议定、参与三职。会议一直开到深夜，围绕德川庆喜加入不加入新政府的问题，岩仓具视和山内丰信意见激烈冲突。在会议休会期间，岩仓具视询问大久保利通有何办法，大久保说，这有啥难的，一把匕首就能解决问题。岩仓具视于是怀揣短刀去开会，不惜在天皇面前动武，血溅御所。大久保告诉山内的参政，参政说给了山内，山内的态度软化了。会议开到两点，终于达成结论：德川庆喜辞官纳地。萨摩藩为防止幕府反击，做好了充分的战争准备。
从京都撤出的会津藩、桑名藩的藩兵与退到大阪的幕府军汇合，德川庆喜将六国外交公使召到大阪，宣布履行此前与朝廷签订的条约，以宣示德川家族继续负责政务。朝廷的新政府也想制造诏书颁发，宣示自己才是合法的政府，但是由于议定山内丰信等拒绝签字，诏书没发出去。
朝廷新政府成立了，需要立即召开全国的诸侯大会，讨论治国的大政方针。会议的通知发下去了，接到通知的大名只来了十来个，全国有260个藩，看来支持幕府的还是占到了绝对的多数。
萨摩藩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派出藩士指使浪人在江户城中烧杀抢掠，骚扰百姓，使得幕府不得安宁。1867年12月25日，幕府武士一怒之下，将萨摩藩在江户的府邸烧为平地。这下终于如了萨摩藩的愿，萨幕的冲突不可避免的发生了。从这里可以看出，如果日本人想要战争，无论战争对象的另一方如何退让，都无法避免他们推进战争的坚定的行动，至于借口那就多了，士兵失踪行不行？做饭的炊烟飘到我家造成雾霾行不行？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1868年1月2日，德川庆喜率领一万五千名大军开往京都，“清君侧”。次日，在京都附近的鸟羽和伏见展开激战，幕府军作战不利。1月4日，新政府军举出一面“锦之御旗”。幕府军中的诸藩纷纷倒向萨长新政府军。大蠹一张，德川庆喜一下子就变成了与朝廷作战的国贼。于是德川庆喜丢下军队，自己带着几个老中、侧近返回了江户。失去首脑的幕府军这样被消灭了。这个发挥了神奇作用的“锦之御旗”，当然不是朝廷准备的，朝廷也没有什么锦之御旗，而是岩仓具视指使大久保利通按照古书的记载偷偷地制作的，是为了不可避免的战争早就预备好了的。
新政府军进军到了江户，决定3月15日发动对江户的总攻。3月9日，胜海舟指使山冈铁太郎去拜访了正在进行军事部署的总指挥西乡隆盛，表明德川庆喜恭顺的态度，西乡隆盛提出了议和条件。3月13号和14号，胜海舟和西乡隆盛会谈，鉴于战争会造成无辜百姓的巨大伤亡和城中繁华的建筑的损毁，归根结底都是对日本国力的损害，对今后的“攘夷”没有任何好处，于是双方达成意向，确定德川庆喜在水户隐居禁闭，彻底维持治安秩序，坚决镇压暴乱分子等等，西乡隆盛停止了3月15日进攻江户的军事计划。4月11日，德川庆喜退回本藩水户，实现了江户“无血开城”的和平解放。新政府5月24日发布诏令，保证德川庆喜的生命安全，让德川家族存续下去。
新政府军为了平定全国，不同意赦免会津、庄内藩，开始向东北地区推进，经过持续不断的战斗，9月26日庄内藩投降，东北地区落入新政府军的控制。10月26日，逃离江户的八艘幕府军舰和从会津大战中溃败的“新选组”的幕府军合并后，在虾夷地（北海道）鹫之木登陆后占领箱馆五棱郭，并以此为根据地，选举产生“箱馆政府”。1869年4月11日，新政府军在虾夷地乙部登陆，攻打五棱郭，5月18日，箱馆战争结束。至此，日本全境统一。

流水高山心自知
日本这个岛国所处的自然环境相对来说是十分恶劣的，不时会有地震和火山的爆发，这样的地理条件造就了独特的日本精神文化：“崇死轻生”的情怀和深入骨髓的不安全感。这样一种危机感，一种不安全感，使得日本人对于地震或者火山爆发来临前的自身民族安危的警觉性就比较高。黑船来航，虽然没有开战，但是敌人的强大对于日本民族心理上造成的恐慌是普遍的和深刻的，团结起来“攘夷”因而是包括幕府在内的民族共识，所不同的是“攘夷”的方式和实现的途径：是在现实的条件下立刻攘夷还是通过提高自身的能力、增强自身实力后的缓慢“攘夷”。其时日本最强大的萨摩藩和长洲藩与外国军舰的战斗，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如果直接“攘夷”，以当下的实力对比来说，无疑是天方夜谭，唯一的途径就是继续增强的自己的实力—富国强兵。“兵不强不可以催敌，国不富不可以养兵”。
日本的基础社会结构也是由士农工商构成的，不过与中国不同的是，四民之间等级森严，不能自由地流动，“士”也不是“斯文”之士，而是“武士”以至“藩士”，有带刀的特权，他们以武立身，也普遍地接受了文化教育。他们从属于藩主领取俸禄，主要的功能是实现藩主对本藩的统治。由于藩主在“参觐交代”制度下，实际脱离藩政的具体实施，藩士因而具有实际的统治权，是日本社会动向的主导者，“尊王攘夷”的主体就是这些藩士，尤其是脱离了藩籍的流浪藩士。藩士们既是行动者，也是思想者，他们既可以单独行动，又可以依靠本藩的力量来实施自己的思想。
当以“富国强兵”为民族的总目标来统领日本现实社会的各项行动时，凡是阻碍这个目标的行为和事物不可避免地都要被摧毁，凡是有利于这个总目标的行为和事物都会自然而然地被大力推倡。幕府的存在阻碍了力量的整合，天皇的象征有利于凝聚人心，幕府末期无论将军怎样退让，志士们坚持不让幕府继续存在，所有的借口都可以成为理由。新政府统一天下之后，在政治结构上，实质上仍然是一个与过去一样的“大幕府”。天皇仍然是个“虚君”，藩主仍然还在，政府由“太政”主宰，方式还是“联邦共和”。所不同的是，道统与政统名义上是统一的了，天皇既是精神名义上的最高领袖，也是实际政权“幕府”名义上的最高领导“大将军”，实现了权力结构形式上的“一元化”。如果以前追求的是“公武合体”，现在则已经是“公武合一”。当这个基础条件完成之后，一系列实质上的权利充实和力量整合才得以展开。
一八六八年四月，天皇发布福冈孝弟起草、木户孝允审核、朝廷审定的五条誓文：“广兴议会，万机决于公论；上下一心，盛行经纶；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人心不倦；破旧有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明治天皇率领百官向皇祖神祗立誓宣言，勤勉善政，辉煌国威。五条誓文是明治维新的总目标，也是初始的宪法的模本，为了具体实施五条誓文，同月政体书公布，确立以太政官制为中心的三权分立制度，议政官为立法官，行政官、神祗官、会计官、军务官、外国官为行法官，刑法官为司法官。改元，年号“明治”，其义取自《易经》：“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并且将原来的行政、经济中心江户改名东京，11月天皇迁入东京，使之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的唯一的中心。
从分封建藩的封建制变迁到以郡县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在中国的历史上是由秦朝开创的。秦朝的制度主体由法家主导，商鞅的变法开启了秦国国力强盛的时代，也同时构造出大一统帝国政治结构的框架。商鞅变法措施主要有：废井田，土地自由买卖，奖励耕战，置郡县。商鞅变法的结果造就了一个不同于六国的强势的中央政权和一支以建立战功为渴望的强悍军队，这是一种以不断扩张为物质激励和精神支撑的战斗国家。
在日本的历史上，法家思想没有大规模引入，仅仅在引进的儒家学说中对荀子思想或孟子思想的讨论涉及过法家思想，自从秦亡以后，汉武“独尊儒术”，法家就处于做得说不得的状态，日本当然也就不会有法家的思想了。但是，现在日本成为一个名义上政教统一的国家了，在从藩阀割据到中央集权的过渡过程，不可避免地会与商鞅变法的措施有些相通的地方。
朝廷通过宣布“王政复古”，剥夺了幕府的行政权，又发布五条誓文，从而实质上昭示了准备开始“新天、新地、新世界”的建设，这就是“托古维新”。“维新”一词出自《诗经》“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明治朝廷其时的政府主要靠讨幕的强蕃来支持其在军力和财务上的运转，离开了各藩的支援，政府就是一个空壳。为此，政府的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等动员萨摩、长洲、土佐、肥前等四蕃上书朝廷“版籍奉还”。同样万万想不到，“版籍奉还”进行得异常顺利。这样一次重大的土地革命，没有流血而静静地和平解决了，里面也应该有深刻的原因：首先，朝廷具有神权，在理论上具有天下土地的合法又合理的拥有权，其次，政府里的官员就是强蕃的藩士，而藩政的制定历史上主要有藩士来主导，藩主根据“参觐交代”制度参与幕府政府的政策而不是居藩主政，如萨长联盟就是两藩主要参政藩士决定的，藩士现在居于中央政府，有了更大的施展才能的平台，他们没有理由反对中央集权；再次，萨长土等四强蕃带头表率，其他小藩不得不跟进；再加上“奉还版籍”之后，藩主个人的地位没有大的变化，藩主被任命为藩知事，俸禄由中央政府发放。藩主公卿改称华族，藩士改称士族，农工商等称为平民，实行四民平等。经过“版籍奉还”，改变了土地制度，土地全部收归国有，人身隶属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藩士的俸禄由独立的藩财政发放而不是再从藩主的俸禄里分割，这样藩士就不再是藩主的私家臣子，而成为国家的公共士子。
“版籍奉还”进行得如此顺利、波澜不惊，两年后的一八七一年政府又进行了“废藩置县”。为了防止有的藩阀武力拒止，政府从萨长土调集一万兵力于东京严阵以待，并由西乡隆盛、木户孝允、板垣退助、大隈重信等掌控政府中枢，而后召集在京的各藩知事，命令废藩，成立东京、大阪、京都三府和三百零二县。原为旧藩主的知藩事，其家禄和华族身份得到保证，本人移居东京。各藩的年贡移交政府，债务也由政府承担。中央任命府知事掌管东京、大阪、京都三府，县令治理各县，以代替知藩事，使权力集中于中央。同年11月，又实行所谓改置府县，对府县进行统一和废除，合计共设三府七十二县，结束了日本长期以来的封建割据局面。
完成了集权于中央的各项措施后，政府就应该考虑如何开始攘夷了，首先就是要修改此前的不平等条约，否则之前所有这些措施的正当性就值得怀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要攘夷，首先要知夷。著名的兰学家绪方洪庵曾经在几年前写过一份外国考察计划建议书，交给了大隈重信，大隈重信认为不急，一直没有向朝廷提交。岩仓具视向大隈重信索要，大隈重信声称丢了，岩仓具视只好让绪方洪庵又重新写了一份。朝廷11月批准了计划书，并给考察团赋予了条约修改谈判的任务。以右大臣岩仓具视特命全权大使为首的使节团规模惊人地庞大，政府里一半的重臣高管都挤进了团里，共46人，如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等等，还有随行的50多人的留学生队伍，福泽谕吉任翻译。留守政府约定不进行大的政策变动，一切等使节团回国以后再说，战神西乡隆盛坐镇中府，当可保国内平安无事。
使节团1871年12月23日出发，首先到了美国，美国人要政府的特命全权委托书，大久保利通只好回国来取。一个月过去了，美国人修改条约还要增加一些额外的要求，使节团修约的任务是彻底失败了，西洋鬼子不是那么好说话的。对与其他国家的修约不再抱什么希望，使节团只好专心致志地进行各种考察。通过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考察、学习了一年多，官员们极受震动，大开眼界，收获多多，直到1873年9月13日才回到日本。而留守政府的西乡隆盛这些日子一直忙着在准备征韩。
征服朝鲜，把朝鲜纳入日本的版图一直是明治政府的一项国策，起因是英俄争夺造成的对马危机。最早提出征韩论的是死于“安政大狱”的长洲藩士吉田松阴，他提出：“责朝鲜纳质奉贡，如古之盛时。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渐示进取之势”，将丧失于欧美列强的利益，在朝鲜和满洲补偿回来。幕末胜海舟也曾经述说过征韩的好处。一八六八年吉田松阴的学生木户孝允向岩仓具视建议向朝鲜派遣使者，责其无礼，不服则攻击其国土。政府同意了，派三人出使朝鲜，侦察了政情，朝鲜以国书不合规格为由将其退了回来。一八七〇年，日本外务大臣柳原前光明确提出了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方针：“朝鲜国北连满洲，西接鞑靼清之地。绥服此地实为保全皇国之基础，成为今后经略万国之基石，倘被他人占先，国事休矣”。只要占领朝鲜半岛，就意味着日本随时可以进攻中国，并成为“经略万国之基石”。
考察回国的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反对征韩论，主张“内治优先论”，双方意见互不相让，岩仓具视于是提交给天皇“宸断”。天皇裁定不同意征韩，西乡隆盛随即辞职下野，回到鹿儿岛即原来的萨摩藩。那些认同征韩的士族也纷纷辞职，追随西乡去了鹿儿岛，这就是“明治六年政变”。“征韩论”的失利，并不是不要征韩，而是时机不对，暂缓征韩，待实力雄厚之后再征韩。像首先建议政府征韩的木户孝允就是受吉田松阴和胜海舟“征韩论”影响的坚定的“征韩论”者。
1873年11月10日内务省正式成立，大久保以参议兼任内务省内务卿。他把劝业、警保、户籍、驿递（即邮政）、土木、地理六个部门和测量司的大权都集中到自己手里。他在担任内务卿期间，创建了明治政府的行政组织，即包括外务、内务、大藏、陆军、海军、文部、教部、工部、司法、宫内十个省的中央官僚机构。于是以大久保领导的内务省为中心，同大隈重信控制的大藏省、伊藤博文的工部省在日本形成了推行殖产兴业政策的三位一体的领导体制。在日本的历史上，如此独裁专制的政府，只有大久保一个人，此前此后均没有官员会成功实施独裁。
大久保在德国考察时，见到了时任首相俾斯麦，对其铁血政策以及“强权就是真理”的理论至为钦佩。在招待日本使节团的宴会上，俾斯麦发表了演说“方今世界各国，皆谓以亲睦礼仪相交，此全系表面文章，而背地里则强弱相凌，大小相侮。”、“人们常说，公法乃以保全列国权利为常典，实则当大国争利而于己有利时，并不要求执行公法，而若于己不利，则翻脸示以兵威，本无常则可守。小国孜孜以条文与公理省察自己，不敢越雷池半步，以努力维护自主之权，当敌方簸弄凌侮之政略，亦每每难能做主”。其参谋总长毛奇也说“万国公法也系于国力强弱，局外中立而独守公法者，乃小国之所为。至于大国，不以国力难以实现其权利”。正是这些至理名言，打消了使节团与列强修约的企念，坚定了日本富国强兵的决心。
如今大权在握，大久保以俾斯麦为榜样，也要处处表现他的铁血性格，以抓铁有痕壮士断腕的决心来推行政府的旨在增强国力的一系列政策。无论是他的朋友还是敌人，也无论是他昔日的恩主还是曾经的战友，只要妨碍到政府的政策的执行，一律统统打倒。
1871年12月，向清朝朝贡的琉球人乘船遇风漂流到台湾，除了少数几个人被清政府送回日本外，其余被台湾土著杀掉了。1873年日本派使赴清交涉，清政府以琉球为清藩属国为由，拒绝日本的管辖权。1874年2月，日本政府通过《台湾番地处分要略》，4月，西乡从道率领3600士兵从琅桥登上台湾岛，杀死当地土著首领，收服当地蕃众，在龟山建立都护府。在英美大使的指点下，清朝政府派沈葆桢帅兵赴台，相机应变。沈葆桢与西乡从道谈判，西乡避而不见，无论如何拒不退兵。沈葆桢请调淮兵6000余人陆续来台，驻扎布防。日本外务使臣柳原前光以台湾“生番无主论”在上海与沈葆桢的副手不屈不挠地谈判，理屈则推诿，无理则强辩，让上级领导李鸿章及其总理衙门疲于应付辩论，身心交瘁。进入暑期，日本士兵水土不服，不断伤亡。鉴于双方都想尽快了结此事，8月底，大久保利通以特命全权大臣的身份来北京加紧处理台事。
大久保岂是吃素的？铁血宰相俾斯麦的狂热粉丝。其人携雷霆万钧之势，开口即让清廷赔偿日本出兵费用三百万两。总理衙门只好就地还价，虚与周旋。时间过了半个多月，还是没有任何进展，达不成共识。大久保于是大怒，修书一封，甩给总理的衙门，信中说到：“我的时间非常宝贵，行程已定，行李早就收拾好了，现在就准备坐军舰回国。我国内雄兵三万，业已集结长崎，不是我在政府苦苦压制，恐怕现在早已经到达津沽。我这次回国，下次恐怕四百万两赔偿也难以平息士兵们的怒火了”。总理的衙门里诸位官吏胆战心惊，唯恐谈判破裂，赶紧请求英国大使威妥玛出面斡旋，大久保给了英大使一个面子，答应再滞留几天。双方再次接触，清朝官员的意思是“出兵赔偿费”的名称有失“天朝”皇威国体，不妨将名称改为“漂民遇害抚恤金”和“京都府房屋拆迁补偿费”，赔偿“躲猫猫”死亡的琉球人的这些费用在日本撤兵之后支付。大久保又大怒：我撤兵后，你们不赔钱怎么办？我不跟你们什么商量谈判的了，我就按我的意思办，爱怎么着怎么着吧！甩脸子就要走人！总理还是得赶紧委托威妥玛来居间调停，三十一日签订了《台事专条》。主要内容有：日本此次出兵保民，是为义举，清朝不应指责其不是；前次遇害家属，清朝定给抚恤金十万两白银，日本所建道路房屋，清国愿留自用，准给费银四十万两；谈判期间所有往来公文全部销毁，永为罢论，该处生番，清国严加约束，勿使再害航客；日本全数撤兵，清国全数给付，均不得拖延。
谈判成功的大久保回到国内，码头、街道人山人海，群情振奋，热烈欢迎英雄的凯旋。明治天皇随后也相继召见、慰劳了大久保利通、西乡从道。
大清总理衙门迫于大久保的虚张声势，息事宁人，快速了结了此事，固然是为了亚细亚洲日后的和平环境，以及大清天朝“同治中兴”和谐状态下的大好棋局，同时也是其一贯的“遇柔则刚，遇刚则柔，既无定见，又少恒心”与列强谈判作风的具体体现。但从根本上说，还是自恭亲王奕䜣及李鸿章以下的整个大清帝国都在维持表面上平静的虚假局势，都从骨子里害怕战争，消极忍让，苟且偷安。
出兵台湾这件事，日本耗银七百多万两，士兵染疫而死伤者六百多人，得到的赔偿却仅仅五十万两，为什么日本却欢欣鼓舞，认为获得了巨大的胜利？关键在于条约第一条，日本保民的正义性。此前，萨摩藩出兵占领琉球国，将琉球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使得琉球既朝贡大清，又朝贡萨摩。等到废藩置县，萨摩藩将琉球作为陪嫁交给中央政府，琉球国被命名为琉球藩。台事条约签订后，次年鹿儿岛县即萨摩藩就制止琉球再去朝贡大清，几年后，日本将琉球改称冲绳县，正式将琉球纳入了日本的版图。这种手法和俄国借口无主荒地，不费一枪一弹，就吞并大清北方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次事件，也让日本看清了大清帝国虚弱和愚蠢的本质，为日后日本制定大陆政策奠定了心理基础。同样是这次事件的和平解决，又一次重挫了“征韩派”的武士们，让他们渴望战争的热情再一次被压制了下来，以战争为业的武士们不甘寂寞，以至于后来引发了西南战争的内战。
大久保利通们不愿意过早发动战争，不是因为热爱和平，而是因为他们正在推行“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等与西方接轨的一些措施和政策，在最终达到“富国强兵”的目标后，再与西方抗衡，以日本的“华夷观”征服周边和中国大陆。
1874年五六月间，大久保利通提出了《关于殖产兴业建议书》，其中写道：“大凡国之强弱系于人民之贫富，而人民之贫富系于物产之多寡。物产之多寡，虽依赖于人民致力工业与否，但寻其根源，又无不依赖政府官员诱导奖励之力”。大久保利通的思路是，为促进大众创业，实现国家工业化，首先需要政府出面建立各类的国有企业来示范、引导和尝试。在英国考察期间，“世界工厂”里到处黑烟冲天，污水遍地，一派勃勃生机的繁荣景象，给使节团留下深刻印象。明治政府以英国工业为榜样，来推动建立各种生产工厂。“殖产”，就是生产出产品，“兴业”就是使行业兴盛壮大。政府“劝业”，鼓励大众创业，生产的产品卖不出去不要紧，标上价格，政府收入国家仓库。对整天抱着刀闲逛的武士，政府颁布《断发脱刀令》，士族授产，让他们也从事工商业。为了掌握工艺技术，除了派留学生走出去，还以优厚的待遇将西方技艺精湛的技师、工人引进来，手把手地教会本地的从业人员。伊藤博文还托留学期间的老熟人，物色了工业领域的一些杰出学者，创立了当时世界上少有的东京帝国工业大学。这些外国的技术人员工资高的有800日元，比政府最高领导太政大臣的工资还要高，而当时日本工人的工资仅仅几个日元。
“殖产兴业”依靠的是政府资金的大量投入。政府的资金从哪里来？发纸币、发债、增加税收，基本上全部由农民来承担。农民不堪忍受“地税改正”后比幕府更为沉重的剥削，经常性地“一葵”，爆发群众性聚集事件。大久保毫不手软地将其不断地镇压下去，他认为农民开始忍受不了，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武士们看到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也发动叛乱，自然也被镇压下去，就连西乡隆盛的叛乱也没成气候。
日本的农民与中国的农民不同，日本农民是长子继承制，自家承包的农田规模始终不变，次子以下自谋生路，主要是从事工商业。由于“参觐交代”，大名经常在路上跑，在江户城住，这也促使日本交通和商业还是比较发达的。有些强蕃也有不少的矿山和军工，比如萨摩藩，岛津齐滨喜欢兰学，还建有物理、化学实验研究所，早在幕府时期就偷偷派藩士留学西方。版籍奉还之后，土地国有，就废除了原来各藩的关卡，有利于减少商品的流通成本。当国有企业培养的技工成长成熟、生产技术成型、以及企业生产销售走向常规，政府就将这些国有企业低价或者无偿处理给私人经营，送光卖光，政府手里只掌控铁路、军工、矿山等少数几个行业，其余全部国企私有化了。而由政府扶持起来的巨无霸的各大财团有了可以与外国公司竞争的实力。
明治政府“殖产兴业”以来，工业生产增速基本保持在每年30%以上，到了1890年，日本已从棉纺织品进口国变成一个棉纱出口国，无论从公司的规模、公司的数量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初步实现了工业化改造，在经济上融入了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

流水高山心自知
日本这个岛国所处的自然环境相对来说是十分恶劣的，不时会有地震和火山的爆发，这样的地理条件造就了独特的日本精神文化：“崇死轻生”的情怀和深入骨髓的不安全感。这样一种危机感，一种不安全感，使得日本人对于地震或者火山爆发来临前的自身民族安危的警觉性就比较高。黑船来航，虽然没有开战，但是敌人的强大对于日本民族心理上造成的恐慌是普遍的和深刻的，团结起来“攘夷”因而是包括幕府在内的民族共识，所不同的是“攘夷”的方式和实现的途径：是在现实的条件下立刻攘夷还是通过提高自身的能力、增强自身实力后的缓慢“攘夷”。其时日本最强大的萨摩藩和长洲藩与外国军舰的战斗，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如果直接“攘夷”，以当下的实力对比来说，无疑是天方夜谭，唯一的途径就是继续增强的自己的实力—富国强兵。“兵不强不可以催敌，国不富不可以养兵”。
日本的基础社会结构也是由士农工商构成的，不过与中国不同的是，四民之间等级森严，不能自由地流动，“士”也不是“斯文”之士，而是“武士”以至“藩士”，有带刀的特权，他们以武立身，也普遍地接受了文化教育。他们从属于藩主领取俸禄，主要的功能是实现藩主对本藩的统治。由于藩主在“参觐交代”制度下，实际脱离藩政的具体实施，藩士因而具有实际的统治权，是日本社会动向的主导者，“尊王攘夷”的主体就是这些藩士，尤其是脱离了藩籍的流浪藩士。藩士们既是行动者，也是思想者，他们既可以单独行动，又可以依靠本藩的力量来实施自己的思想。
当以“富国强兵”为民族的总目标来统领日本现实社会的各项行动时，凡是阻碍这个目标的行为和事物不可避免地都要被摧毁，凡是有利于这个总目标的行为和事物都会自然而然地被大力推倡。幕府的存在阻碍了力量的整合，天皇的象征有利于凝聚人心，幕府末期无论将军怎样退让，志士们坚持不让幕府继续存在，所有的借口都可以成为理由。新政府统一天下之后，在政治结构上，实质上仍然是一个与过去一样的“大幕府”。天皇仍然是个“虚君”，藩主仍然还在，政府由“太政”主宰，方式还是“联邦共和”。所不同的是，道统与政统名义上是统一的了，天皇既是精神名义上的最高领袖，也是实际政权“幕府”名义上的最高领导“大将军”，实现了权力结构形式上的“一元化”。如果以前追求的是“公武合体”，现在则已经是“公武合一”。当这个基础条件完成之后，一系列实质上的权利充实和力量整合才得以展开。
一八六八年四月，天皇发布福冈孝弟起草、木户孝允审核、朝廷审定的五条誓文：“广兴议会，万机决于公论；上下一心，盛行经纶；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人心不倦；破旧有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明治天皇率领百官向皇祖神祗立誓宣言，勤勉善政，辉煌国威。五条誓文是明治维新的总目标，也是初始的宪法的模本，为了具体实施五条誓文，同月政体书公布，确立以太政官制为中心的三权分立制度，议政官为立法官，行政官、神祗官、会计官、军务官、外国官为行法官，刑法官为司法官。改元，年号“明治”，其义取自《易经》：“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并且将原来的行政、经济中心江户改名东京，11月天皇迁入东京，使之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的唯一的中心。
从分封建藩的封建制变迁到以郡县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在中国的历史上是由秦朝开创的。秦朝的制度主体由法家主导，商鞅的变法开启了秦国国力强盛的时代，也同时构造出大一统帝国政治结构的框架。商鞅变法措施主要有：废井田，土地自由买卖，奖励耕战，置郡县。商鞅变法的结果造就了一个不同于六国的强势的中央政权和一支以建立战功为渴望的强悍军队，这是一种以不断扩张为物质激励和精神支撑的战斗国家。
在日本的历史上，法家思想没有大规模引入，仅仅在引进的儒家学说中对荀子思想或孟子思想的讨论涉及过法家思想，自从秦亡以后，汉武“独尊儒术”，法家就处于做得说不得的状态，日本当然也就不会有法家的思想了。但是，现在日本成为一个名义上政教统一的国家了，在从藩阀割据到中央集权的过渡过程，不可避免地会与商鞅变法的措施有些相通的地方。
朝廷通过宣布“王政复古”，剥夺了幕府的行政权，又发布五条誓文，从而实质上昭示了准备开始“新天、新地、新世界”的建设，这就是“托古维新”。“维新”一词出自《诗经》“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明治朝廷其时的政府主要靠讨幕的强蕃来支持其在军力和财务上的运转，离开了各藩的支援，政府就是一个空壳。为此，政府的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等动员萨摩、长洲、土佐、肥前等四蕃上书朝廷“版籍奉还”。同样万万想不到，“版籍奉还”进行得异常顺利。这样一次重大的土地革命，没有流血而静静地和平解决了，里面也应该有深刻的原因：首先，朝廷具有神权，在理论上具有天下土地的合法又合理的拥有权，其次，政府里的官员就是强蕃的藩士，而藩政的制定历史上主要有藩士来主导，藩主根据“参觐交代”制度参与幕府政府的政策而不是居藩主政，如萨长联盟就是两藩主要参政藩士决定的，藩士现在居于中央政府，有了更大的施展才能的平台，他们没有理由反对中央集权；再次，萨长土等四强蕃带头表率，其他小藩不得不跟进；再加上“奉还版籍”之后，藩主个人的地位没有大的变化，藩主被任命为藩知事，俸禄由中央政府发放。藩主公卿改称华族，藩士改称士族，农工商等称为平民，实行四民平等。经过“版籍奉还”，改变了土地制度，土地全部收归国有，人身隶属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藩士的俸禄由独立的藩财政发放而不是再从藩主的俸禄里分割，这样藩士就不再是藩主的私家臣子，而成为国家的公共士子。
“版籍奉还”进行得如此顺利、波澜不惊，两年后的一八七一年政府又进行了“废藩置县”。为了防止有的藩阀武力拒止，政府从萨长土调集一万兵力于东京严阵以待，并由西乡隆盛、木户孝允、板垣退助、大隈重信等掌控政府中枢，而后召集在京的各藩知事，命令废藩，成立东京、大阪、京都三府和三百零二县。原为旧藩主的知藩事，其家禄和华族身份得到保证，本人移居东京。各藩的年贡移交政府，债务也由政府承担。中央任命府知事掌管东京、大阪、京都三府，县令治理各县，以代替知藩事，使权力集中于中央。同年11月，又实行所谓改置府县，对府县进行统一和废除，合计共设三府七十二县，结束了日本长期以来的封建割据局面。
完成了集权于中央的各项措施后，政府就应该考虑如何开始攘夷了，首先就是要修改此前的不平等条约，否则之前所有这些措施的正当性就值得怀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要攘夷，首先要知夷。著名的兰学家绪方洪庵曾经在几年前写过一份外国考察计划建议书，交给了大隈重信，大隈重信认为不急，一直没有向朝廷提交。岩仓具视向大隈重信索要，大隈重信声称丢了，岩仓具视只好让绪方洪庵又重新写了一份。朝廷11月批准了计划书，并给考察团赋予了条约修改谈判的任务。以右大臣岩仓具视特命全权大使为首的使节团规模惊人地庞大，政府里一半的重臣高管都挤进了团里，共46人，如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等等，还有随行的50多人的留学生队伍，福泽谕吉任翻译。留守政府约定不进行大的政策变动，一切等使节团回国以后再说，战神西乡隆盛坐镇中府，当可保国内平安无事。
使节团1871年12月23日出发，首先到了美国，美国人要政府的特命全权委托书，大久保利通只好回国来取。一个月过去了，美国人修改条约还要增加一些额外的要求，使节团修约的任务是彻底失败了，西洋鬼子不是那么好说话的。对与其他国家的修约不再抱什么希望，使节团只好专心致志地进行各种考察。通过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考察、学习了一年多，官员们极受震动，大开眼界，收获多多，直到1873年9月13日才回到日本。而留守政府的西乡隆盛这些日子一直忙着在准备征韩。
征服朝鲜，把朝鲜纳入日本的版图一直是明治政府的一项国策，起因是英俄争夺造成的对马危机。最早提出征韩论的是死于“安政大狱”的长洲藩士吉田松阴，他提出：“责朝鲜纳质奉贡，如古之盛时。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渐示进取之势”，将丧失于欧美列强的利益，在朝鲜和满洲补偿回来。幕末胜海舟也曾经述说过征韩的好处。一八六八年吉田松阴的学生木户孝允向岩仓具视建议向朝鲜派遣使者，责其无礼，不服则攻击其国土。政府同意了，派三人出使朝鲜，侦察了政情，朝鲜以国书不合规格为由将其退了回来。一八七〇年，日本外务大臣柳原前光明确提出了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方针：“朝鲜国北连满洲，西接鞑靼清之地。绥服此地实为保全皇国之基础，成为今后经略万国之基石，倘被他人占先，国事休矣”。只要占领朝鲜半岛，就意味着日本随时可以进攻中国，并成为“经略万国之基石”。
考察回国的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反对征韩论，主张“内治优先论”，双方意见互不相让，岩仓具视于是提交给天皇“宸断”。天皇裁定不同意征韩，西乡隆盛随即辞职下野，回到鹿儿岛即原来的萨摩藩。那些认同征韩的士族也纷纷辞职，追随西乡去了鹿儿岛，这就是“明治六年政变”。“征韩论”的失利，并不是不要征韩，而是时机不对，暂缓征韩，待实力雄厚之后再征韩。像首先建议政府征韩的木户孝允就是受吉田松阴和胜海舟“征韩论”影响的坚定的“征韩论”者。
1873年11月10日内务省正式成立，大久保以参议兼任内务省内务卿。他把劝业、警保、户籍、驿递（即邮政）、土木、地理六个部门和测量司的大权都集中到自己手里。他在担任内务卿期间，创建了明治政府的行政组织，即包括外务、内务、大藏、陆军、海军、文部、教部、工部、司法、宫内十个省的中央官僚机构。于是以大久保领导的内务省为中心，同大隈重信控制的大藏省、伊藤博文的工部省在日本形成了推行殖产兴业政策的三位一体的领导体制。在日本的历史上，如此独裁专制的政府，只有大久保一个人，此前此后均没有官员会成功实施独裁。
大久保在德国考察时，见到了时任首相俾斯麦，对其铁血政策以及“强权就是真理”的理论至为钦佩。在招待日本使节团的宴会上，俾斯麦发表了演说“方今世界各国，皆谓以亲睦礼仪相交，此全系表面文章，而背地里则强弱相凌，大小相侮。”、“人们常说，公法乃以保全列国权利为常典，实则当大国争利而于己有利时，并不要求执行公法，而若于己不利，则翻脸示以兵威，本无常则可守。小国孜孜以条文与公理省察自己，不敢越雷池半步，以努力维护自主之权，当敌方簸弄凌侮之政略，亦每每难能做主”。其参谋总长毛奇也说“万国公法也系于国力强弱，局外中立而独守公法者，乃小国之所为。至于大国，不以国力难以实现其权利”。正是这些至理名言，打消了使节团与列强修约的企念，坚定了日本富国强兵的决心。
如今大权在握，大久保以俾斯麦为榜样，也要处处表现他的铁血性格，以抓铁有痕壮士断腕的决心来推行政府的旨在增强国力的一系列政策。无论是他的朋友还是敌人，也无论是他昔日的恩主还是曾经的战友，只要妨碍到政府的政策的执行，一律统统打倒。
1871年12月，向清朝朝贡的琉球人乘船遇风漂流到台湾，除了少数几个人被清政府送回日本外，其余被台湾土著杀掉了。1873年日本派使赴清交涉，清政府以琉球为清藩属国为由，拒绝日本的管辖权。1874年2月，日本政府通过《台湾番地处分要略》，4月，西乡从道率领3600士兵从琅桥登上台湾岛，杀死当地土著首领，收服当地蕃众，在龟山建立都护府。在英美大使的指点下，清朝政府派沈葆桢帅兵赴台，相机应变。沈葆桢与西乡从道谈判，西乡避而不见，无论如何拒不退兵。沈葆桢请调淮兵6000余人陆续来台，驻扎布防。日本外务使臣柳原前光以台湾“生番无主论”在上海与沈葆桢的副手不屈不挠地谈判，理屈则推诿，无理则强辩，让上级领导李鸿章及其总理衙门疲于应付辩论，身心交瘁。进入暑期，日本士兵水土不服，不断伤亡。鉴于双方都想尽快了结此事，8月底，大久保利通以特命全权大臣的身份来北京加紧处理台事。
大久保岂是吃素的？铁血宰相俾斯麦的狂热粉丝。其人携雷霆万钧之势，开口即让清廷赔偿日本出兵费用三百万两。总理衙门只好就地还价，虚与周旋。时间过了半个多月，还是没有任何进展，达不成共识。大久保于是大怒，修书一封，甩给总理的衙门，信中说到：“我的时间非常宝贵，行程已定，行李早就收拾好了，现在就准备坐军舰回国。我国内雄兵三万，业已集结长崎，不是我在政府苦苦压制，恐怕现在早已经到达津沽。我这次回国，下次恐怕四百万两赔偿也难以平息士兵们的怒火了”。总理的衙门里诸位官吏胆战心惊，唯恐谈判破裂，赶紧请求英国大使威妥玛出面斡旋，大久保给了英大使一个面子，答应再滞留几天。双方再次接触，清朝官员的意思是“出兵赔偿费”的名称有失“天朝”皇威国体，不妨将名称改为“漂民遇害抚恤金”和“京都府房屋拆迁补偿费”，赔偿“躲猫猫”死亡的琉球人的这些费用在日本撤兵之后支付。大久保又大怒：我撤兵后，你们不赔钱怎么办？我不跟你们什么商量谈判的了，我就按我的意思办，爱怎么着怎么着吧！甩脸子就要走人！总理还是得赶紧委托威妥玛来居间调停，三十一日签订了《台事专条》。主要内容有：日本此次出兵保民，是为义举，清朝不应指责其不是；前次遇害家属，清朝定给抚恤金十万两白银，日本所建道路房屋，清国愿留自用，准给费银四十万两；谈判期间所有往来公文全部销毁，永为罢论，该处生番，清国严加约束，勿使再害航客；日本全数撤兵，清国全数给付，均不得拖延。
谈判成功的大久保回到国内，码头、街道人山人海，群情振奋，热烈欢迎英雄的凯旋。明治天皇随后也相继召见、慰劳了大久保利通、西乡从道。
大清总理衙门迫于大久保的虚张声势，息事宁人，快速了结了此事，固然是为了亚细亚洲日后的和平环境，以及大清天朝“同治中兴”和谐状态下的大好棋局，同时也是其一贯的“遇柔则刚，遇刚则柔，既无定见，又少恒心”与列强谈判作风的具体体现。但从根本上说，还是自恭亲王奕䜣及李鸿章以下的整个大清帝国都在维持表面上平静的虚假局势，都从骨子里害怕战争，消极忍让，苟且偷安。
出兵台湾这件事，日本耗银七百多万两，士兵染疫而死伤者六百多人，得到的赔偿却仅仅五十万两，为什么日本却欢欣鼓舞，认为获得了巨大的胜利？关键在于条约第一条，日本保民的正义性。此前，萨摩藩出兵占领琉球国，将琉球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使得琉球既朝贡大清，又朝贡萨摩。等到废藩置县，萨摩藩将琉球作为陪嫁交给中央政府，琉球国被命名为琉球藩。台事条约签订后，次年鹿儿岛县即萨摩藩就制止琉球再去朝贡大清，几年后，日本将琉球改称冲绳县，正式将琉球纳入了日本的版图。这种手法和俄国借口无主荒地，不费一枪一弹，就吞并大清北方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次事件，也让日本看清了大清帝国虚弱和愚蠢的本质，为日后日本制定大陆政策奠定了心理基础。同样是这次事件的和平解决，又一次重挫了“征韩派”的武士们，让他们渴望战争的热情再一次被压制了下来，以战争为业的武士们不甘寂寞，以至于后来引发了西南战争的内战。
大久保利通们不愿意过早发动战争，不是因为热爱和平，而是因为他们正在推行“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等与西方接轨的一些措施和政策，在最终达到“富国强兵”的目标后，再与西方抗衡，以日本的“华夷观”征服周边和中国大陆。
1874年五六月间，大久保利通提出了《关于殖产兴业建议书》，其中写道：“大凡国之强弱系于人民之贫富，而人民之贫富系于物产之多寡。物产之多寡，虽依赖于人民致力工业与否，但寻其根源，又无不依赖政府官员诱导奖励之力”。大久保利通的思路是，为促进大众创业，实现国家工业化，首先需要政府出面建立各类的国有企业来示范、引导和尝试。在英国考察期间，“世界工厂”里到处黑烟冲天，污水遍地，一派勃勃生机的繁荣景象，给使节团留下深刻印象。明治政府以英国工业为榜样，来推动建立各种生产工厂。“殖产”，就是生产出产品，“兴业”就是使行业兴盛壮大。政府“劝业”，鼓励大众创业，生产的产品卖不出去不要紧，标上价格，政府收入国家仓库。对整天抱着刀闲逛的武士，政府颁布《断发脱刀令》，士族授产，让他们也从事工商业。为了掌握工艺技术，除了派留学生走出去，还以优厚的待遇将西方技艺精湛的技师、工人引进来，手把手地教会本地的从业人员。伊藤博文还托留学期间的老熟人，物色了工业领域的一些杰出学者，创立了当时世界上少有的东京帝国工业大学。这些外国的技术人员工资高的有800日元，比政府最高领导太政大臣的工资还要高，而当时日本工人的工资仅仅几个日元。
“殖产兴业”依靠的是政府资金的大量投入。政府的资金从哪里来？发纸币、发债、增加税收，基本上全部由农民来承担。农民不堪忍受“地税改正”后比幕府更为沉重的剥削，经常性地“一葵”，爆发群众性聚集事件。大久保毫不手软地将其不断地镇压下去，他认为农民开始忍受不了，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武士们看到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也发动叛乱，自然也被镇压下去，就连西乡隆盛的叛乱也没成气候。
日本的农民与中国的农民不同，日本农民是长子继承制，自家承包的农田规模始终不变，次子以下自谋生路，主要是从事工商业。由于“参觐交代”，大名经常在路上跑，在江户城住，这也促使日本交通和商业还是比较发达的。有些强蕃也有不少的矿山和军工，比如萨摩藩，岛津齐滨喜欢兰学，还建有物理、化学实验研究所，早在幕府时期就偷偷派藩士留学西方。版籍奉还之后，土地国有，就废除了原来各藩的关卡，有利于减少商品的流通成本。当国有企业培养的技工成长成熟、生产技术成型、以及企业生产销售走向常规，政府就将这些国有企业低价或者无偿处理给私人经营，送光卖光，政府手里只掌控铁路、军工、矿山等少数几个行业，其余全部国企私有化了。而由政府扶持起来的巨无霸的各大财团有了可以与外国公司竞争的实力。
明治政府“殖产兴业”以来，工业生产增速基本保持在每年30%以上，到了1890年，日本已从棉纺织品进口国变成一个棉纱出口国，无论从公司的规模、公司的数量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初步实现了工业化改造，在经济上融入了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