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民拿着简陋的武器，士气高昂地战胜了前来干涉的大陆上封建国家的军队，一个天才的将领拿破仑适时出现了。拿破仑以军队为后盾发动了雾月政变，当上了执政，1804年又给自己加冕了皇帝，建立了法兰西第一帝国。奇怪的是人民心甘情愿地拥戴了他。法国大革命推翻了一个皇帝，又制造了一个皇帝，这样的结果有什么历史意义呢？当然还是有根本的区别的，皇帝与皇帝有着本质的不同，拿破仑是民主的皇帝，人民得到的是平等的奴役，民主的皇帝也可以说是人民意志的代表。可见，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央集权制最初的稳定的政治制度可能独裁制更好一些了，它能够有效地避免政论纷争，稳定社会，保护社会生产力。马克思在评论到巴黎公社的时候也说，“革命胜利之后应该需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代表人物就是皇帝，当然，皇帝也有多种不同的叫法。
拿破仑对俄国的侵略战争遇到强烈的抵抗，加上俄罗斯严寒的天气的影响，1814年拿破仑被反法联军打败后退位。路易十八回到法兰西共和国，重新成为法兰西国王，发布《大宪章》，波旁王朝复辟。1815年3月20日拿破仑回到巴黎，路易十八派去捉拿他的军队纷纷倒戈，他因此拥有了一个14万人的正规军和20万人的志愿军。路易十八于是逃跑。拿破仑再次当权仅仅“百日”，就在滑铁卢彻底失败。法兰西第一帝国覆灭，路易十八再度复辟。
1830年7月25日查理十世颁布敕令：修改出版法，限制新闻出版自由，解散新选出的议会，修改选举制度。敕令破坏了1814年《宪章》的精神。27日几千名工人和手工业者走上街头，与军警发生冲突。28日黎明，起义开始，工人、手工业者、大学生和国民自卫军建筑街垒，夺取武器库，攻占市政厅。7月29日，起义者控制了巴黎，占领卢浮宫和杜伊勒里宫，国王查理十世逃往英国。推翻波旁王朝后，8月7日，法国议会两院联席会议通过了1830年宪章，宣布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浦为法兰西人的国王。8月9日，路易•菲力浦宣誓忠于新宪章，正式登上王位，建立七月王朝。

习惯性的不断革命，实际上是法国精神文化中不可调和的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宗教对立情绪的发泄，自从圣巴托罗缪之夜以来，法国从未实现过宗教和解，在人人平等和无神论的面具下，其实是新教教派对天主教统治的激烈的反抗。1787年11月19日，路易十六颁布敕令，归还新教徒的公民权和合法地位，恢复南特赦令对新教徒的保护，这距离路易十四取消南特赦令已经过去了一百年的时间。一直处于地下状态的遭到压迫的宗教反抗情绪一旦公开爆发，那将是十分剧烈的能够摧毁一切的上帝之火。
拿破仑称帝仍然需要天主教来加冕，虽然天主教没有成为国教，但是承认它是多数人的宗教。波拿巴三世顺利称帝，精神文化层面都有天主教信仰的影响。法国是西欧最早接受天主教的国家，号称天主教的长女，天主教的影响极其地深厚和广泛。即使在大革命期间，对教会、教士有诸多的限制和强迫，而遭到的反抗更强烈和持久，最终革命还是在宗教面前败下阵来。在知识分子和手工业者等社会先进分子接受启蒙教育的时候，绝大部分的农村依然保持原来的状态。革命在巴黎等城市取得胜利，对农村也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当革命从激烈趋于平稳，政权进入常态化之后，农民们的影响就显露出来，他们拥有绝大多数的选票，因此他们决定革命之后的政局走向，而这往往会背离革命者的初衷。于是，思想先进的市民就再次革命，反对思想保守的农民代表的统治，从而使得法国陷入不断革命的循环而不能自拔。只有当法国的大多数的天主教徒渐渐走向世俗化，或者宗教成为个人自己的事物从政治中剔除出去，法国不断革命的因素才能消亡。

政教分离现在已经是现代政治的一项重要原则，国家力量和宗教互相分离，互不干涉。1905年12月9日，法国议会通过政教分离法，这是现代意义上的政教分离的开端。法国政教分离法毁弃了1801年由拿破仑与罗马教皇签订的政教协约，针对国家与宗教的关系定出两个原则，第一条承认“信条的自由”，主张：“共和国保障信教的自由，为利于公序，在法定的制宪下，保障所有宗教自由的礼拜行为”；第二条禁止国家财政援助宗教：共和国对于任何宗教，不给予法律的认证、支付俸给、以及国库补助。国家、县市、镇村所有关于宗教的行为的预算支出全部删除。法国政教分离的核心是限制天主教会的特权，摆脱教会对政府的控制。政教分离后，法国政教关系发展稳定，宗教不干预政治，各宗教一律平等，国家不介入宗教与精神领域。自此以后，法兰西共和国再没有出现剧烈的国内革命。
法国大革命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具有的各方面重要的意义，今天仍然没有完全地展现出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没有一个确定的结论。正因为如此，它也就成为人类一个尚未完全发掘的思想宝库。它在不同的方面给人以常新的启示。

法国大革命所要求的真正实现人人平等的权力政治自然是全民的民主政治，但是，所有的人都来执政、行政是不可能的，在大民主社会里，也是需要有人来管理社会的，甚至更需要有人来管理，否则人人做主就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做主。独立的自由人，要避免之间的相互冲突，在组成联合体的时候，是必须要进行规划和组织的。人人平等的合理组织起来的社会，要求社会的运行成本最低，而社会的效益最大，亦即使得个人的普遍权利达到最大化，那么这个社会结构必须是社会主义计划的和实践的，而不是极少数利益集团自己代表自己讨价还价促成的妥协或调和的结果。虽然获得社会主义社会效益最大化这个结果的方式是民主的，比如理论推导、社会实验和民主协商等等，但是决策的执行是绝对的和独裁的，不会因为某些个人的利益而改变。这也是马克思在巴黎公社后得到的结论：革命成功的初始阶段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那么，作为施行普遍的绝对的民主权利的人，或者说专政的代表，必然仅仅是全民的一部分，这样的代议制的机制，就要求代表人必须具备全民的绝对的普遍性，本质是“公人”，是“抽象的人性”的人。但是，在现实社会中，这样的人，是没有的，有的只是具有特殊性的独一无二的具体的和现实的“个人”或“私人”张三李四，他本身具有自身特殊的规定性，当他具体行动或者决策时，他更多地是从自己特殊的知识结构或者文化模式出发，而绝对不可能做到“普遍性”。既然谁也做不到普遍性，那么这个选出来的代表，其个人特色越明显，反而越能得到众人的认可，这也就给现实当权的人以绝对的权力，因而大民主社会的领导者如拿破仑复辟帝王或者实际行使独裁者的权力，在人民中会具有非常小的阻力，甚至有可能是人民的愿望。

绝对的普遍性的代表不可能存在，是因为在现实社会中没有这样的文化资源来培育、教育出这样理想的人。如果要创造这样的文化资源的人文环境，只能是进行文化革命，从精神文化的深层价值观的以制度文化的暴力系统强制推行，改变或者变迁人民的行为文化模式或行为文化系统，从而使得社会可以产生和培养具有“公民”社会管理素质的“公务员”。社会主义社会因为是以“公民”的利益为第一要素，那么管理社会的就是社会的“公务员”，在金字塔式的社会管理机构中，最顶层的“公务员”集中了社会管理的最高权力，因而是实际上的独裁者，这是由“公民”社会本身的性质决定的，也是现实社会实践中所真实存在的。如果要防止社会主义社会出现大独裁者，就必须摒弃社会管理的金字塔结构，而采取平面管理的权力结构方式，实行普遍的社区自治和中央协调，在大数据和信息互联的现今，技术上实现已经不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