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磨一剑
由“尊王攘夷”开始的一系列历史进程的目的就是“富国强兵”，使得日本有强大的兵力可以与西方列强相抗衡，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下可以自保。
日本的军队此前都是私有军队，分别属于藩主大名和幕府将军，在统一全国的战争过程中以及随后的“版籍奉还”和“废藩置县”过程中，中央政府手中使用的是各个强蕃如萨摩和长洲等贡献出来的藩兵，守卫王宫的也是各藩交给朝廷的藩兵。虽然萨长土的这一万藩兵名义上称为“御亲兵”，实际还是受到各藩的控制，中央政府实质上没有自己的直属军队，当时的兵部大辅大村益次郎就提出收回各藩主的兵权，组建一支强大的直属天皇的部队。为此政府向各藩征兵，以建立京畿常备军，规定每一万石地方应行征常备兵十人，藩地预备兵五十人，赋课国防费三百两白银，另外各藩均有派兵保卫京畿的义务。
废藩置县以后，各藩的藩兵全部解散，御亲兵改称近卫兵，此后兵员的来源来自于征兵制。1870年，政府公布了《征兵条例》，此后又不断地修改完善，征兵令规定:“人民不分阶级，男子身高5尺以上，年龄在20～30岁之间，均有服兵役的义务”。服兵役时间为三年，常备军由服役兵员组成，服完兵役的人员进入预备役。第一预备役两年，一年一度到兵营继续接受军事训练，战时可以应召入伍加入常备军，预备役人员平时就在家从事自己正常的谋生职业；第二预备役也是两年，不再进行军事训练，但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应征入伍。征兵制扩大了士兵的来源范围，此前在日本当兵是士族世袭的权利和义务，其他人如农民是没有资格当兵的，他们只在一葵时才会成为暴力分子。解散了藩兵，日本在全国范围内设置了六处镇台，分别是东京、仙台、名古屋、大胶、广岛、熊本，为防内乱于未然，以伺镇压。
1875年修改征兵令，强调了全国皆兵。1879年修改征兵令，缩小免役范围，现役到预备役的时间延长为10年。1883年，创立志愿兵制，可以服役的时间更为延长，进一步强化了全民皆兵。1889年，把兵役分为常备兵役和国民兵役。常备兵役又分为现役、预备役和后预备役，再次强调全民皆兵，全民从生到死都是兵。
日本建立现代军队，开始是陆军学法国，海军学英国。后来德法战争中，德国战胜法国，日本就又转而学习德国的陆军。由于西南战争后，萨摩藩势力的失势，政府中长洲藩势力主导军事建设，致使陆军的发展一直领先于海军。镇台时期，陆军的兵种主要有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海岸炮兵等。1888年，仿照德国陆军建制，将镇台改编为师，师以下设两个步兵旅，一个旅由两个步兵团编成。每个师配一个骑兵营、一个炮兵团、一个工兵营、一个辎重营。师的作战对象不再是国内的造反派，而是以外国的强大军队为假想敌，国内治安的任务全部交给警察。1868年以藩兵为基础，建立的东京市政警察，称“府兵”。1871年全国“府兵”改为“逻卒”，这是日本近代警察的开始。1872年，在司法省设置了警保寮，统一指挥全国警察事务。1873年颁布了统一的监狱制度，1874年司法省警保寮划归内务省，由内务卿统一指挥，同时建立了东京警视厅和分布全国各府县的警察网。1887年12月颁布《保安条例》，以加强对民运的管制。
德国陆军实行的是军政和军令二元制。“军令大权”即统帅权包括平时的战略计划、临战动员及作战指挥等事项；“军政大权”包括编制、训练、后勤供给等内容。军令大权被分立出来，只将军政大权归属于内阁，这在军制学上称为军事二元制。
1872年2月，日本兵部省拆分为海军省和陆军省。陆军省首长为陆军大臣，主管陆军军政事务，即政府国防政策、部队动员、国防预算、武器研制等，遇有军政问题可以与总理大臣或参谋总长并列上奏天皇，也可单独上奏天皇。海军省首长为海军大臣，负责海军的军政管理，包括海军人事、军舰购置、海军军官和士兵的培养等行政事务。
军令部门是陆军参谋局，在1871年就已经设立，最早隶属于兵部省，兵部拆分后隶属陆军省。1875年陆军参谋局改称陆军省直属机构，1878年从陆军省中独立出来，改称参谋本部。1886年3月，参谋本部内分设海军部和陆军部，分别掌管海军和陆军的军令。1888年，因陆海军之间的矛盾，参谋本部下的海军部和陆军部分别改为海军参谋本部和陆军参谋本部，而陆海军全军参谋长称为“参军”。1889年，陆军参谋本部长改称参谋总长，设置海军省参谋部负责海军军令。1893年5月，海军省参谋部改名“海军军令部”。根据同年制定的战时大本营条例，战时，海军军令权属于陆军参谋总长，是为“陆主海从”。战时大本营是最高统率机关，大本营的参谋由陆海军现役武官充任，陆军参谋总长是最高幕僚长，由天皇任命并直属天皇，其主要职责是辅佐天皇指挥陆军，并参与大本营的军事筹划，并代表天皇下达作战命令，陆海军重大作战计划，平时就有准备，并不是临到战时才制定的。
明治维新开始，政府就接收幕藩军事工厂，通过引进西方技术和设备，建立了日本近代军事工业。经过不断合并、改造、调整后，至1880年前后建成东京、大坂炮兵工厂这两大陆军工厂及其附属厂，筑地、横须贺海军工厂及其附属厂的两大海军工厂。东京炮兵工厂是1868年在幕营关口制作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主要生产步枪，1880年制造出村田步枪，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成为陆军规定样式的步枪。大阪炮兵工厂是在幕营长崎制铁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主要生产火炮，1872年制造出法式山炮，次年制造出野炮，1882年制造出钢炮。大阪炮兵工厂有数千名工人，聘请有意大利技术顾问，1883年制造出七厘山炮，1886年开始装备野战部队，七厘山炮可以拆装马驮，日俄战争期间，攻击旅顺炮台受阻，从国内调来18门此种海防型榴弹炮，成为夺取俄军阵地、摧毁俄军舰队的决战武器。
筑地海军工厂是在藩营石川岛造船所和鹿儿岛造船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主要生产和修理军舰和武器，1882年开始了西式炼钢。横须贺海军工厂是在幕营横须贺制铁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主要生产海军舰船，1880年建成日本自己设计、制造的军舰“盘城”号。横须贺海军工厂，除制造军舰外还制造官用民用船只、矿山机器及纺纱厂的动力机。大坂炮兵工厂也制造各种机床。军事工厂为民用企业提供设备，对日本近代工业也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
日本大力发展军事教育，通过近代军事教育，造就了一支近代化军官团队，提升了军事变革的层次。一方面不遗余力地设立专门的军事学校以培养大批量的军事干部，另一方面不断派员前往西方国家留学，并派高级军官前往欧美考察研究战略与军政。1869年，木户孝允就建议：“取舍文明各国之规则，渐次振兴军事学校，实乃今日一大急务”。截止1893年，共创办16所陆军学校，数所海军学校。陆军学校以大阪兵学寮为最著名，1874年改为陆军士官学校，“培养教育步、骑、炮、工兵之士官”，先是聘请法国教官，普法战争后山县有朋等决定聘德国陆军教官。1876年海军兵学寮改为海军兵学校，培养海军各兵种士官。1882年设立陆军大学校，培养陆军高级参谋将校。1888年设立海军大学校，专门培养海军高级将校。1880年海军开设水雷练习所，1893年改编成海军水雷学校，培养水雷（鱼雷、机雷、爆雷）指挥官、技术官。1888年陆军设立乘马学校，1898年改称陆军骑兵实施学校，1917年改称陆军骑兵学校，采用欧式训练方法，学生们骁勇善战，打败过强大的哥萨克骑兵。到甲午战争前，日本就已经形成了军兵种学校门类齐全，军官培训系统化、专门化的近代军事教育体系。
日本军队还深入研究各种先进的军事技术和战法，如1877年研制成功军用气球，组成气球部队，1904年旅顺攻坚战中，军用气球部队在203高地实施了弹着点的校准。
为了加强对部队官兵的思想教育，日本军队设置有教育总监，负责士兵的思想教育和军校的管理，他有直接上奏天皇的权利，陆军大臣、参谋总长、教育总监是陆军三巨头，他们共同决定陆军的人事安排。思想教育不仅在现役军人中进行，也在预备役和后预备役乃至普通学校中全面进行。普通学校中均设有军队派出的教育监管人员，高中男生要进行射击等军事训练，后来扩展到女生也进行相应的训练。
为了抚慰在讨幕战争中死去武士的亡灵，1869年政府设立了东京招魂社。在日本民间信仰中，人死后成为御灵，而灵魂不灭，在战场上死亡的御灵会被无差别地祭祀，但这主要是其亲属们的个人的行为。单独为“奉朝廷之命奋战牺牲之军人”举行招魂仪式的敕谕，有利于树立国民对天皇的尊崇，鼓舞军队的士气。1879年东京招魂社改为靖国神社，所有和祀的英灵的“御神体”成为靖国之神。靖国神社是国家祭祀的场所，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天皇亲自祭拜自己臣属的神社。随着以后战争的进行，靖国神社的分社相继开设，成为日本最大的神社系统。立宪之后，所有的学生都要定期进行参拜，进行忠君爱国的教育和为战争进行思想上的准备。1890年10月发布的《教育敕语》，要求全体臣民“一旦有缓急,则应义勇奉公,以辅佐天壤无穷之皇运”，天皇制下的军国主义更加深入人心。
1871年和1878年，陆军大臣山县有朋发布军人守则《读法》七章和《军人训诫》，将武士道精神引入军人的教育中。1882年政府颁布了《军人敕谕》。
以上所有的教育措施将全体国民从思想上完美地改造成天皇的绝对忠诚的臣民，并且都是潜在的军人。武士道精神的灌输是从娃娃开始抓起的，幼儿园时期，妈妈们就教育孩子勇敢坚强，做小小男子汉，遇到天气寒冷或者碰伤擦伤，妈妈们会大声呵斥：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许哭，你这样今后怎么能上战场打仗。天皇是如此神圣，当学校失火的时候，为了不让天皇的照片被火烧坏，好几个校长奋不顾身抢入火海化为碳灰。
军队的强大当然离不开军费的支持，军费主要用于维持军队日常消耗、军事设施、军备扩充、军事部门的行政支出。明治维新开始，政府的军费支出连年增加，1878年，军费金额为1008.7万日元，占当年日本全部财政支出的16.5%，1883年，增长到1630.2万日元，占政府财政支出的20.1%，而到了1889年，进一步增加到2358.3万日元，占政府全部财政支出的29.6%。军费的来源主要是税收、国内公债、增发货币以及犹太财团的海外债券。
大力购买西方先进的武器，而外汇总是不够用的。福泽谕吉于是建议天皇，向海外出卖日本女人作为妓女以换取外汇。1885年，天皇家族与三菱财阀成立“日本邮船会社”，会社的邮船大批向海外运输日本女性，进入欧美妓院为国挣汇。媒体上铺天盖地都是这样的广告：“去海外能有好工作，好生活”、“去梦寐的美国工作”等等。欧美妓院买卖一名健康的日本女性的价格有数千日元，相当于当时日本职员十年的工资。大清国以及东南亚也遍布日本的妓女。日本妓女创造的外汇在国家外汇来源中仅次于生丝贸易而居第二位。具有崇高献身精神的一代日本年轻女性为日本的大国腾飞和大国崛起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低成本保持军队常备军的一个重要办法是军屯。1871年政府决定开发虾夷即北海道，派遣开拓使，实行屯田兵制，十年下来，使得北海道的人口不断地大量增加，当地的产业经济得到振兴，也抑制了俄国在远东的扩张。
1886年，邓世昌帅定远、镇远两艘军舰从朝鲜顺便访问日本，如此先进的舰船以及清兵与日本岸上居民的冲突后慷慨的经济赔偿极大地刺激了日本：大清国真有钱啊！打败了大清，他们的钱就都是我们的了！日本更加下定决心加快海军的建设，天皇决定一天只吃一顿饭，从皇室经费里捐献30万日元，政府官员也响应号召，采取实际行动，拿出工资的一成，作为赞助海军购买舰船、打造八六舰队的资金。这一时期的日本，全体国民万众一心，勒紧裤腰带勤奋工作，誓死要把国家军力搞上去。

霜刃未曾试
1866年，福泽谕吉的《西洋事情》出版，介绍了西方各国的具体情况，提出了“文明开化”的口号。福泽谕吉是幕末兰学家绪方洪庵的学生，作为翻译，随日本考察团多次出国，因而对西方情形相对比较了解。作为日元最大面值的1万日元上的人物，福泽谕吉被认为是日本近代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劝学篇》成为当时日本小学生的启蒙教材，这本书中竭力宣传自由、平等的学说，倡导民权。《劝学篇》开头即说“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这就是说天生的人一律平等，不是生来就有贵贱上下之别的”。书中立足于人权思想，提倡自由平等，肯定了人民为国家的主人，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是后天学习的结果。“一人之独立，国家之独立”，只要日本努力学习西方文明，也能够追上西方国家的发展。这本书对当时的日本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他所创办的学校—庆应义塾的毕业生很多成为日本的栋梁之才。
1871年政府设文部省，管理全国教育改革的事务。1872年8月发布《学制》，为了能够普及小学教育，政府把全国分成8个大学区，每个大学区划分为32个中学区，每个中学区划分为210个小学区，形成一个统一的全国教育网。使“家无不学之人，邑无不学之户”，明确提出“学问是立身之财本，只要是人，谁都不可不学”。政府规定：凡六岁以上儿童，均需读完小学，女子与男子有同样的受教育权利，凡拒绝送子女入学的父母，要受到相应的惩罚。在教学内容方面，日本仿效欧美国家，引入科学技术、文化知识，取代了传统的儒家思想。日本历史上的教育普及率应该算是比较高的，因为大部分脱离了土地的人们从事了工商业，普遍需要用到一些记账、计算等方面的实用知识。
这样的学制是仿照法国的学区制度，并不适合日本的国情，而且采取自费的原则，经费、小学的设施都由村民自己负担，实际上无法全面实行，有的个别地方甚至有捣毁小学建筑、袭击教员的事件。
政府于1879年颁布新的教育令，采取美国的自由主义教育制度，废除原来的学区制度，由每个町村或数个町村联合设置一小学，义务教育的年限缩短为十六个月。但实行的结果，反而使就学率锐减，甚至发生烧毁学校事件，遂又于1880年颁布“日本教育令”，强制设置小学或师范院校，并把义务教育的年限延长到三年，并规定读书、识字、算术、地理、历史、修身为必修科目。《学制》主要模仿法国，《教育令》主要模仿美国，《学校令》主要模仿普鲁士。
明治维新以来，西方许多思想家的理论被翻译、介绍到日本来，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等。一大批的报纸、杂志也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只要具备一定的人、财、物等条件，“并不需得到官方许可就能随便发行报纸”。
在明治政府初期，支持幕府反对新政府的报纸也有许多。1869年，政府颁布了《新闻纸条例》，严禁报纸妄议政治，但是可以“开启人智”、“破顽固偏隘之心，引向文明开化之域”，这就导致了“佐幕派”的报纸迅速走向消亡，而政府得以控制舆论，利用报纸来推进“文明开化”政策的宣传、普及。
1873年即明治六年，驻美国公使森有礼回国，有感于美国学者经常根据其所学专业发起学社，以研讨学问，光大学术，而日本学者常常各自孤立，互不来往，遂约西村茂树、福泽谕吉、中村正直、津田真道、西周等等聚在一起，谈话讨论政事、学术等等话题，每月一次，这就是“明六社”。“明六社”出版有杂志《明六杂志》。1875年，政府颁布了谗谤律，福泽谕吉认为这妨害了言论自由，提议停止《明六杂志》的出版发行，于是杂志停办了。明六社对日本的自由民主思想的产生和普及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除了在制度方面进行改革，政府对人们思想的开化是非常支持的，并且在人们的行为文化方面的转变也是不遗余力。为了开展土地改革，调查、统计土地现实情况，以及为了征兵、征税、制作户籍等的需要，政府在1870年，颁布了《平民苗字容许令》，容许包括以前不准拥有姓氏的平民在内的所有日本人拥有姓氏。但已习惯有名无姓的日本平民对此并不热心，故创立姓氏的工作推行缓慢。因此，于1875年政府又颁布了《平民苗字必称令》，规定所有日本人必须使用姓氏。于是，日本人纷纷给自己取姓，他们常常根据各种各样看到的、想到的五花八门的事物作为自己的姓，一家人也会有好几个姓。实在取不出来，就麻烦登记官随便写一个，官员的思维最后也不够用，对这事厌烦极了，于是“我孙子”、“狗养的”“我老婆”“操”之类纷纷出笼也成为正式的姓。
岩仓具视在出国考察的时候，还是很传统的装束，头上留发髻，腰间挂长刀，而其他人都是西装打扮。于是，岩仓的装扮就成了外国报纸嘲笑的对象。考察团回国不久，《散发脱刀令》出台。大久保某次觐见天皇，留着个小平头，天皇及王室于是也跟着放开了头发。官僚们竞相仿效，带动周围的人也除去了头顶发髻，日本国内就开始盛行起放开头发，洋式短发分头取代了江户时代流行的为方便戴住头盔的武士半月形丁髷发式，洋式折伞取代了腰间的双刀。因为女孩子流行留长头发并剪成散切头，因此1872年5月11日政府又发布“女子断发禁止令”，表示散发令只适用于男子。
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也提倡移风易俗，如饮食和服饰，废除幕府时代服饰，大久保和天皇带头穿起了西装，虽然这种燕尾服早已经是西方非常过时的样式了。达官贵人们纷纷在正式场合身穿西洋大礼服，洋服一时成了时髦。改变了的还有饮食方面，日本人爱上了喝牛奶、吃牛肉。一直以来日本是稻米素食，从宗教信仰延伸开来，认为肉食污秽，会污染神佛的心灵。当天皇嚼起有腥又硬的牛肉的时候，新的流行诞生了。幕府时代禁食的牛肉、牛奶被称为“开化的药铺”、“文明的药剂”，“士农工商、男女老少、贤愚贫富等以不食牛肉为不开化”。牛肉火锅店里顾客盈门，一群群年轻人聚在店里大嚼牛肉，饮用外国的葡萄酒，夹杂着洋腔浜的英语谈论着时事。种种新的生活方式马上就会成为众人趋之若鹜的时尚。
政府推行“文明开化”运动如此有效，直至人们都认为“外国的月亮比日本的圆”、“外国什么都好”，日本的东西都是落后的。不光是外在的衣食住行，要向外国看齐，森有礼甚至主张改良日本人种，引进优良的外国人作为人种子和日本女人杂交以产生优良的日本后代，就像唐朝时期英雄的日本少女漂洋过海到大唐偷种一样。森有礼还说取消落后的日语，采用现代英语交流，更有助于日本快速进入先进国家的行列。
政治制度就更是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早在1871年，岩仓具视常说“必须制定一种制度，国家即使不出现明天子贤宰相也能保持运转”、“设立议事院，即在于扩张《五条誓文》之趣旨”。江腾新平在政府任职时，也曾上书倡导立国宪、开议会。
1874年1月17日，板垣退助、江腾新平、后藤象次郎、副岛种臣、古泽迂郎、冈本健三郎、小室信夫、由利公正八人联名向左院提出《民选议院设立建白书》。建白书首先对有司专政的现状提出批评，接着陈述了设立民选议院的理由，并建议立即设立民选议院，并在议院的运行中逐步完善运行机制。自由民权运动自此拉开序幕。
板垣退助之流上书的动机开始可能并非是真要倡导自由民权，不过是官僚之间争权的手段。当时岩仓具视出洋后的留守政府，大都支持“征韩论”，在天皇宸断下辞职后，这些官僚回到旧藩，随着“废藩置县”等等改革措施的进行，这些旧官僚或者旧武士就此失业了。他们的职业本来就是政治，利用西方议会的方式重新返回政治舞台，实在是一个不错的选项。而当时政府的组成几乎就被萨长士族承包，别的藩的旧藩士基本没有机会进入政府，土佐、肥前藩有要求平分权利的意愿。板垣退助在提出建白书的同时，还组建了一个政党“爱国公党”，宗旨是“主张保障人民之通议权理，以使人民能够成为自主自由、独立不羁之人民”、“使君主与人民之间融然一体、区分其祸福缓急以维持我帝国昌盛之道”。后来因“左贺之乱”的江腾新平处死，党就自然解散了。板垣退助也就回到故乡土佐藩，与片冈健吉组建了“立志社”，开“自由之主义无愧于天下之先声”。
由于“文明开化”运动的成效，人们思想比较活跃起来。当板垣退助的《建白书》在报纸上一发表，就引起了人们的论战。不是开不开国会的问题，而是“立即”和“渐进”的争论以及如何确定宪法原则的问题。在论战中，加藤弘之认为人民知识不够，设立民选议院为时过早，时机尚不成熟，因而以后便被称为“时期尚早论者”；大久保也发布了一份意见书。隐居在长洲的木户孝允，因反对政府偏离“殖产兴业”大方向执意征台愤而辞职。他主张以《五条誓文》为宗旨，制定宪法以定国是，以避免朝令夕改、政无所依。在井上和伊藤的影响下，倾向普鲁士宪法立场，说我国国民尚未如英国之开化，不如由天皇领导，待民开智再求军民合作。
在伊藤博文的斡旋下，1875年2月，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板垣退助在大阪进行了妥协性谈判，史称“大阪会议”。会上达成如下协议：设置元老院，开始着手立法，为开设国会做准备；召开地方官会议，以使下情上达；设置大审院，以巩固裁判之基础。
根据“大阪会议”的精神，1875年3月由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板垣退助四人组成“政体取调御用”，负责政治制度的改革。根据《立宪诏书》中关于“设立元老院，广开立法之源”的指示，废除原来的左右两院，元老院代替左院，负责立法工作，它“是立法机关，是论证新法制定和旧法修改的场所”。1875年4月，政府发布《建立立宪政体诏书》。“朕今欲扩充五条誓文之意，于兹设置元老院，以扩充立法之源，设置大审院，以巩固裁判之基础，召集地方官，以通民情、谋求公益，渐次确立法之政体，与汝等众庶同庆。”
1875年6月28日，政府对1873年修改的“报纸发行条目”又进行了改订，发布了新的“报纸条例”。“报纸发行条目”的目的是实现政府对报纸的指导，而“报纸条例”的目的则是对那些刊登批判政府言论的报纸进行取缔，与“报纸发行条目”相比，内容更趋系统、完备，它详细规定了报纸发行人的责任细则，对报纸的发行手续作了种种繁杂、严密的规定，并首次明确了严厉的处罚规定，这使得政府对追究责任人的“过失”有章可循。这表明，政府已经放弃了宽松的言论政策，转而试图以法律来压制言论自由。与新的报纸条例同时公布的还有“谗谤律”。该法令对冒犯、诋毁皇族、官吏以及华族、士族、平民的行为分别制定了相应的处罚规定。通过这两个法案，政府实际上已经开始取缔言论自由，日本新闻界进入了所谓的“言论恐怖时期”，由于对“诽谤”的定义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解释不够明确，面对这两个法案，报界感到无所适从。看到大久保专制依旧，迟迟不履行协约，板垣退助10月27日再次辞职下野。
1876年3月政府强力推行“秩禄处分”，8月又发行金禄公债，废除俸禄制，使失去利权的士族更为愤怒，在熊本爆发了“敬神党之乱”。在其影响下福冈县爆发了“秋月党之乱”，在山口县爆发了“获之乱”。这些叛乱都被大久保一一镇压下去。1877年2月2日，鹿儿岛即旧萨摩藩的士族拥立西乡隆盛为首领发动了叛乱，历史上所谓“西南叛乱”，战争的结果以战神西乡隆盛的失败而告终，如果西乡的“北伐”成功，不知道日本的历史会怎样。
西南战争末期民权派内部出现了武装起义与西乡相呼应的主张。西南战争一结束，大久保以计划造反的罪名逮捕林有造、片冈健吉、大江卓、竹内纲等许多民权派领袖，将他们投入监狱，自由民权派在严厉的镇压下被迫转入地下。然而有“铁石之志”的自由民权派壮士石川县士族岛田一郎，“为国家万万不忍坐视”，决定“义举”，行刺大久保。
1878年2月，伊藤担任第二届地方官会议议长，4月，提出府县会议则、地方税规则、郡区町村编制法三大法案，在会议上通过并公布，确立了地方自治的基础。 5月14日，大久保到太政官去办公的路上，他乘坐的马车突然遭到岛田一郎等六名士族的袭击，大久保身负重伤，厉声呵斥，从容整理好手中的文件，向前仆倒，当即身亡，时年49岁。日本政府追赠大久保为右大臣、正二位，并且为他举行维新以来第一场国葬。
大久保死后，伊藤接任内务卿。元田永孚等侍补借政府危机批判萨长参议政治，他们直接面奏天皇，敦请立即实行亲政，并要求以后政府召开天皇御临的阁僚会议时，宫中侍补同时列席。1879年3月，元田永孚、佐佐木高行等向政府提出以天皇亲政为中心的改革案，提出为了应对士族反乱和自由民权运动，凝聚收揽人心的“急务论”，主张明治天皇应基于儒家思想作为东方式的专制君主实行“天皇亲政”。在三条实美、岩仓具视的支持下，伊藤博文、大隈重信等内阁首脑人物最终在阁议上否决了元田等人的提案，并乘机废止了侍补制度，“天皇亲政运动”被挫败。
1879年，文部省颁布了《教育大旨》，在伊藤博文和元田永孚反复提交的方案中，更体现了元田的设想。《教育大旨》中说：“维新伊始，先破陋习，持广求知识于世界之卓见，一时取西洋之长，虽奏耳目一新之效，其流弊为轻仁义忠孝，徒以洋风是竟，恐终将招至不明君臣父子之大义亦不可测。就菲我邦教学之本意也。是故自今而后，应基于祖宗训典，专一阐明仁义忠孝，道德之学主述孔子”。它指出了全盘西化产生的弊病，强调了继承日本固有道德和文化的重要性。《教育令》经1880年修改后规定，从小学起要实行“尊皇爱国”的思想教育。1882年文部省颁布了《关于小学修身书编纂方针之训令》，提出，虽然儒学是来自于中国，但它与日本的道德修养紧密结合着，如果日本采用儒学教法，必须先学习尊崇出于国家最高地位的天皇。同时期也颁布了《小学教员须知》，第一条指出：教员的重要职务虽是教人以知识，但更重要是教人以善良，更应该尽全力于道德教育之中，使学生们忠于皇室，爱于国家。1890年，日本天皇亲自颁发了《教育敕语》，其中心思想是宣扬“大和魂”，要求臣民忠于天皇而无二心。由于近代天皇制的建立，传统的封建思想开始抬头，国家教育体制得到发展。甚至之后，日本放弃了美国式的教育模式，转而学习德国的军式教育，致使之后的日本形成了浓厚的军国主义色彩。
中学教育以升学为主,课程设置和教学要求都比较高，十分重视基础科学知识和外语的教育。早在1881年，日本政府就规定，中学设置代数、几何、物理、化学、英语等课程。1886年，又规定普通中学要学二门外语，中学的基础科学知识占全部教学时数的三分之二。中学校数目不断增加，在明治二十七年只有八十一所学校，到了明治三十四年已经增至二百十几所。由于缺乏教员，因此带动了师范院校的建立与发展。明治三十五年设立广岛高等师范学校，另设立临时教员养成所，以培养中学教员，翌年颁布“专门学校令”，同时制定公私立专门学校规则，设立医学、法学、语言等专门学校。
1876年9月，元老院就按照天皇的命令和所给的资料开始国宪的制定工作，具体由国宪调查局的柳原前光、福羽美静等四位委员负责起草。他们在对比英国、美国、法国、普鲁士、比利时、荷兰、丹麦及意大利等国宪法的基础上，完成了《日本国宪案》第一稿。1878年修改完成第二稿，1880年完成第三稿。第三稿提交给政府之后，岩仓具视和伊藤博文都不满意，认为这个草案照抄西方尤其是英国的宪法，与日本的具体国情十分不符，决定不予采纳，也没有上奏，固然草稿不成熟，而更多原因是内阁和元老院冲突对立造成的矛盾。
1879年4月，政府设立府县会，允许民众对县知事的执政陈述意见，但知事并不受府县会决议的束缚，可以继续执行自己的原方案。府县会虽然不是“地方民会”，但毕竟有了一个沟通政府的渠道，一个开展民权运动的立足点。
1880年3月，爱国社在第四次大会上改名为国会促成同盟，决定向天皇请愿开设国会。但是政府不准同盟请愿，适时发布了《集会条例》，规定警察有权批准和解散政治结社和集会。11月，国会促成同盟在东京再次大规模集会，在会上决定成立政党“自由党”。盟约主张扩大人民的自由和发展权利，推进国家的进步和人民的幸福以及全国人民的平等国权，树立立宪政体。
鉴于全国各地纷纷集会，要求速开国会，汹涌的民意“比百万雄兵更为可怕”，岩仓具视要求政府的七个参议都必须拿出自己的立宪方案和意见来。除了黑田清隆明确反对立宪外，其余都赞成渐进立宪。当其他参议都交出意见稿了，大隈重信迟迟没有拿出书面意见，在左大臣有栖川宫炽仁亲王的催促下，才交出了自己的立宪意见，还要求秘密上交，被拒绝。大隈重信拿出的是一份非常激进的方案，并计划一年制定宪法、二年选举议员、三年开设国会，据说方案是福泽谕吉的学生以英法宪法为模本写的。当岩仓询问他与伊藤方案有何不同时，大隈重信表示没有多大的差别。伊藤从天皇哪里借来大隗的意见书一看，顿时火冒三丈，几次质问大隗，大隗不置可否。
岩仓具视让井上毅进行宪法调查，以其调查意见为基础，7月5日，向政府提出由“纲领”12条和“大纲领”12条构成的岩仓宪法意见书，主旨是建立以普鲁士宪法为范本的钦定宪法体制。
政局如此动荡，官员的内心十分不安。作为北海道开拓史的黑田清隆也担心“道厅废止，官员解职”。从1871年起，政府每年向北海道开发投资100万日元，到1881年已经投资1000万日元，此年则是“开拓使十年计划”的资金拨付终结年。开拓即将完成，权力即将到期，如何变现是个问题。黑田清隆手下商议将北海道资产以30万日元的价格转让给萨摩藩出身的大阪政商五代友厚，资金可以在30年内无息付清，相当于白送。当北海道国有资产私有化的方案报告到政府以后，遭到大隈重信、佐野常民及天皇佐侍们的强烈反对。本来这只是政府内部事务，大隈却有意无意地泄露政府机密，将此事件透漏给了报界，“黑田送光”这颗重量级的炸弹经过报纸以及群众集会、演说的放大，使得明治政府成为众矢之的，顿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本来，政府将资产送给私人经营，以利于抵抗外国公司的竞争，是大久保早已既定的方针，如三菱船社等等公司，并且政府每年都还要大力补助一些公司，这是政府公开的秘密。将政府内部运行的一些机密泄露出去，大隈重信就犯了大忌，成了政府的叛徒。
面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滔天泛滥，伊藤拜会三条实美、岩仓具视以及政府其他参议，经过商议达成了罢免大隈重信的共识。当奏议送达天皇，天皇却不同意罢免。无奈之下，岩仓勒令大隗辞职。
1881年10月12日，大隈重信及一派官僚被迫辞职下野。同日，以天皇名义颁布“开设国会敕谕”，明确提出：“兹以明治二十三年为期，集合议员，召开国会，以遂朕之初志”。同时“中止北海道开拓使官有物下拨”。另外，“如果有人对此不满，要求提早，从而扰乱国家安宁者，则以国法惩处”。至此，民权运动以获得各方满意的成果而暂时告一段落。
大隈和伊藤曾经是大久保的左膀右臂，现在大隗一派被踢出了政府，原来的双头政府就成了以伊藤为首席参议的新萨长联合政府。历史上把这一系列事件称为“明治十四年政变”。
为了实地考察欧洲立宪国家的国家组织以及宪法的实际运用状况，伊藤于1882年3月14日亲赴欧洲考察宪法。5月19日，首先在柏林会见德国宪法学家格奈斯特，商讨宪法讲义问题。格奈斯特强调：“即使日本开设国会，也决不可把外交、兵制、经济三权交给议会”，指出：“英国的首相和议员由议会多数投票决定，日本如仿效此制度则甚为危险，故由天皇亲自掌握支配”大臣的任命权。关于上下两院，他主张尽量限制下院的权力，不可赋予选举权、被选举权以及议决权，“如果赋予议院过多的权力，则会受制于议院。财政之事，全权归于议院的话，政府宛如受议院供养，受其支配。……日本的收支如果皆须得到议会许可，则很难组织井然有序之政府”。关于军队的统帅权，他主张：“兵权悉归王权所有”，即不受议会限制。总之，格奈斯特的宪法理论极为保守，主旨是：“防止陷入英国式的议会政治，为确立君权，极力排除国会干预国家财政”。
8月8日赴奥地利维也纳拜见施泰因。施泰因是德国法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曾任维也纳大学教授。他的宪政思想是在总结欧洲各国宪政思想的基础上，以国家观（或曰国家学，是指以研究国家三要素：良知、意志及行为的本质功能的学说）为核心建立起来的，特点是将国家理解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社会共同体。他认为，立宪政治是指君主、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相互独立，而又相互制约，共同构成一个协调的整体。任何一个机构都不能过于强大。他认为过度的民主政治会导致多数人的专制，从而动摇国家的统治基础。因此，他对普选制持反对态度。他指出：“在普通选举法中，皆规定国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势必导致选出的代表只代表多数人利益，而少数人的利益则会受到压制，因此，这少数人最终不能参与立法。此时，少数人唯有希望多数人基于仁义之道，动怜悯之心。这种体制称为多数专制。这种体制违反了普选的真谛，即平等的一般含义，最为危害国家”。由于行政机关实际上是有自己独立运行规律的有机体，保持高度自律的行政机关会促进“国家的发达，而国家的发达必定带来个人的发展。故行政的要旨在于个人的发展……公共利益的实现就是行政。”因此，国家要实现其使命和得到进一步发展，就必须使行政机关成为与其他两个国家机关并立的独立机构。从这种观点出发，他批评了英国和德国的政体，认为英国政府由议会多数构成，因而必须执行议会的意志，是典型的国会政体，而非立宪政体；德国的君权则过于强大，行政部门成为国君的臣僚，他们要执行国君的意志，因此都不是理想的宪法政体。施泰因主张，在国家体制的三大组成部分中，行政机构不应成为君主和议会的下属机关，至少应和两机构并列存在。同样，行政部门的官员作为实现国家目的、承担国家公共利益的重要载体，其后备人才的培养就成为宪政能否运作的关键所在，对此，施泰因强调大学应肩负起这一重任。同时，他指出，行政虽具有独立性，但也要受到法律约束，一切法律都必须由议会审定并通过。
伊藤从施泰因讲义中收获最大的是对立宪政治的整体形象有了全面的把握，掌握了实际运用国家组织的原理，通过施泰因的讲义，伊藤找到了制约自由民权派的“道理与手段”。具体来说，自由民权派崇拜的自然法思想已经过时，当时的欧洲，是一个从抽象的自然法思想向历史主义转换的时期，而施泰因正是这一时代的代表。由于自己从施泰因处学到了欧洲最先进的宪政思想和社会认识，因此，对以前还颇为忌惮的自由民权派，现在则有些轻视，认为他们不过是“一介书生”，嘲笑他们抱着已经过时的欧美自由派思想奉若神明，对于时代的变化却懵懂不知。
为了分化自由党，井上馨拉拢后藤象二郎，并让他说服板垣退助同意一块到欧洲旅游旅游。党的总理和副总理撇下党务不管了，并且旅游的资金来历不明，使许多党员愤而脱党。政府怂恿大隈重信的改进党攻击自由党，说板垣退助去欧洲旅游被政府收买了。自由党也奋起反击，揭露改进党总裁大隈重信与三菱财阀早有勾结。政府期待两党互相攻击，无暇顾及政府，自由民权运动也就停止了。
自由民权运动开始只是士族分子的活动，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在集会上发表演说，民权运动真正开展起来是由于农民的加入而从农村蔓延开来的。
当地税改革完成后，地税改为缴纳固定现金。连年的通货膨胀，使得农产品价格不断上涨，农民的收入增加了，政府的税金相对减少了。政府里就有人想把税金再改回实物缴纳，但是奏议呈交天皇后，被否决了。另外，农民手里有钱了，进口的奢侈消费品大大增加，使得日本进出口的逆差逐年增大。政府恨死农民了，但又有什么办法呢？禁止进口，增加进口商品的关税恐怕会得罪列强。尤其是这些富裕起来的农民，还要求政治权利，要求实行自治。

1880年开始，大隈重信担任财相时，就开始了财政紧缩政策，节约政府支出，把中央政府的部分支出转嫁给地方政府，相应地给地方政府以收取地税的权利，把国有的企业卖给民间。大隈重信被赶出政府后，继任的松方正义继续进行更加强化的通货紧缩政策，大幅度增加税额，这样，华族、银行、政商手里的公债价值上涨，成为保值财富的金边债券。农民则陷入了经济困顿的境地，因为各种农产品的价格快速暴跌，农业就成了赔本的买卖，三农真苦。
但是农业的交税是不能拖欠的。拖欠税款，农民的土地就被官府拍卖。如果避免土地被拍卖，只有借高利贷。1885年有近十一万的农民土地被拍卖，以耕地做抵押的贷款额已达到政府年财政收入的两倍以上。农民押死的土地基本上都无力赎回，在农村，这些土地就集中到高利贷者和大地主手中。失去了土地的农民一部分成为佃农，一部分成为彻底的无产者，他们除了在自由党激进分子的组织下与寄生地主斗争外，别无他路。而自由党中央和地方的干部又基本是这些地主、富农和小资本家，自由党也就日益分裂成两派：自由主义的试图保住财产的上流自由党和激进主义的境况悲惨的农民为主体的下流自由党。激进分子不断组织、动员贫苦农民起义、反抗，不断被警察当局残酷镇压。板垣退助在党员起义面前，惊慌失措，借口政府残酷镇压，已无法进行自由活动为由，在1884年10月解散了自由党。虽然如此，自由党的原党员仍然组织了许多农民起义，如秩夫事件、饭田事件等。
自由党解散后，改进党也酝酿解散。总裁大隈重信等党首脱党之后，改进党的活动也就停止了。
1887年，政府为和各外国驻东京使节谈判，修改此前幕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特别修建了鹿鸣馆。鹿鸣馆完全按照西方模式布置，主要招待各国大使及其亲属。井上馨负责修约，但修改后的条约被认为更加不平等了。于是，板垣退助利用自己伯爵的特权向天皇递呈了意见书。要求停止政府专制，尽快制定宪法，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才能与列强签订真正的平等条约。意见书公布后，自由党的旧党员和青年学生们纷纷集会于东京，要求制定宪法和平等条约。10月，片冈健吉向政府提交“言论自由”、“减轻地税”、“挽回外交权力”的建议书。12月，来自全国各地民众以及海外归来的留学生和工人集会东京。12月25日夜，政府颁布并实施保安条例，驱逐、逮捕集会人士。自此以后，在保安条例的管制下，自由民权运动没有再兴起。

今日把示君
除了明治政府“文明开化”政策自然导出的“自由民权”运动，大正时期和二战之后，也有几波声势浩大的自由民主运动，甚至还有“第二次开国”的说法。但是，这些所谓的自由啊民主啊的运动，就像草原上的野火，来得烈，去得快，三分钟的热度过后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究其原因，这种运动在日本传统文化中没有相应的思想基础。
自由民主在西方文化中的根基是基督教宗教教义。基督教曾在1549年传入日本，并且发展迅速。那时的神道还没有一统天下，佛教的势力也还很大，神佛习合的时代还是一个信仰自由的时代。京都、江户、九州的大名、武士、民众乃至官吏等等，信奉基督信得不亦乐乎。丰臣秀吉有一次跟西班牙商人拉呱，询问西班牙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殖民地。商人说：我们先让传教士进入当地传教，给好处、发赠品、抽奖，千方百计让当地人信教，等到人们信教信的差不多了，传教士发一个号召，教民们就把当地政权推翻了，这块地就是我们的了。丰臣秀吉听了，后背冷汗直冒，立刻下令禁止基督教。继任将军也相继颁布“禁教令”，开始对基督徒进行迫害、驱逐、火烧等等。1637年至1638年，基督教信徒的岛原之乱，伤亡十分惨重。自此以后，基督教基本就被禁绝了。当近代日本开国之后，基督教再次进入，思想人文环境已非当日情景，天皇作为“攘夷”的标志，已经成为基督教的天然免疫针。
自由民权运动的领袖人物板垣退助本来就是藩士出身，“忠义”思想根深蒂固。当他演讲遇刺，报纸上传说的“板垣虽死，自由永存”成为流行口号时，山县有朋上奏天皇，天皇立刻派人慰问。板垣举着受伤的手臂在病床上恭敬跪立接受御赐的情景，在年轻的自由斗士们心里会带来什么感想呢？当天皇赐予他代表明治功臣的“勋爵”爵位时，他几番推脱最终还是接受了，在他身上还有多大的民权成分呢？当屡次招他进入政府的时候，他有过半点迟疑和犹豫吗？作为“士道”下的蛋，民权斗士们在思想上获得自由解放，那是十分困难简直就是不可能的。又如福泽谕吉，明治十四年政变之后，思想立马转变过来，销毁自己以前的书版，转而极力赞扬政府观点，还有很多很多民权理论家，他们都立刻展现了柔术九段和瑜伽高手的绝世才艺，真可谓“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大和魂”。
一个新的文化体系或者思想体系总是在扬弃旧的体系之后建立的。旧的不破坏，新的就无法产生。程朱理学产生前期有“疑古”思潮，“大疑大进，小疑小进，不疑不进”，中国新文化的生成是在一次又一次“打倒孔家店”的环境氛围里逐步实现的。旧的体系打散了，文化的碎片还在，还是建设新文化的建筑材料，还是非常有用的文化板砖。日本文化没有从根本上审视、批判、扬弃过神道道统，没有经历浴火重生的过程，自然就还是传统的那一套，只不过披上了西方现代化的马甲，所谓“和魂洋才”，这在明治宪法制定的过程中表现的更加清楚和明白。
1888年6月，在审议宪法草案的枢密院会议上，伊藤博文说：“故今欲制定宪法，必须首先考究我国的机轴，明确我国的机轴是什么，没有机轴，而将政治任由人民妄议，政治将失去统纪，国家也将随之灭亡”，“在欧洲，宪法政治萌芽已经千年，不仅人民深深熟悉此制度，又有宗教作为机轴，深深浸润人心，使人心归一，然而，我国宗教，其力微弱，没有可以作为机轴者”，“在我国，唯一可以当做机轴的，就是皇室。在宪法草案中，特用此意。尊重君权，并尽量不束缚之”。
因自由民权引发的制定国宪行动，在伊藤的主导下，最终还是回归了传统的权力结构，坚持日本固有的“机轴”，在“维新”的现代形式下真正实现了王政“复古”。《大日本帝国宪法》有76条，天皇的规定占17条。第一条就是“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之”，第四条强调“天皇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大政奉还之后，政权早已经牢牢地掌握在天皇手中。“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具有至高无上的神格权。“天皇统帅陆海军”，拥有军权。“在议会协赞下执行立法权”，“裁定法律”、“解散议会”等等的权力，总而言之一句话，一切权力归天皇。
明治宪法基本上是俾斯麦时期《德意志帝国宪法》的翻版，只不过比德国更进一步的是，规定了天皇的神权。这样一来，理论上，日本天皇就比德意志皇帝拥有大得多的权力。
伊藤们在制定宪法时，心中其实还是有一个思维定式：听话的天皇才是好天皇，天皇在他们的思想中还是作为傀儡来对待的，还是一个实现其执政思想的得力工具。这些资深政客们不自觉地在潜意识里把天皇当做一个随时推出来达到自己政治目的的吉祥物，是历史传统的幕府政治的惯性使然。在深谙行为文化中传统潜规则的这些元老们相继消失以后，随着宪政的进行和深入人心，他们制造的天皇这个集中权力的庞然大物就浮出了水面，从而成为没有任何天敌制约的怪兽。作为“现人神”，当他是人，他就是幕府大将军，“国家总机关”；当他是神，他就是天皇，是“天壤无穷之国体”。
为了尽可能地压制民权，1887年7月政府颁布《华族令》，新制度规定了公、候、伯、子、男五个等级的爵位，旧的华族按照门第的高低，尊王攘夷的功臣按照功劳的大小，分别授予相应的爵位。再根据爵位的高低，配给定额的财产，作为世袭的此财产有不被法律扣押的特权。这些贵族构成的贵族院，分散了民选议会的权利。
为防止议会干扰、限制政府预算，政府很早就打算把日本国有财富的一半都作为天皇所有。在岩仓具视的操作下，天皇拥有了大片的山林、土地以及各种银行、财团的大量的股票，成为全国最大的地主和资本家。这样的情景下，即便议会不批准预算，利用皇室财产也可以维持政府正常运转，军队和军备的财源也不会发生困难。
宪法中涉及政府官员的仅有两条，“国务大臣辅佐天皇，对天皇负责”，“国务大臣及政府委员任何时候都可以出席两院会议并进行发言”。政府的组成方式以及官员的任命都没有提及，这种模糊的空间就为政府的运行提供了非常大的自由度。一直以来，政府官员都是由元老推荐产生的，而元老就是维新以来萨长两藩的那几个人，本质上还是人治，萨长藩阀就控制着政府和军队。1887年，政府制定《文官任用令》，规定了公务员考试选拔制度，帝国大学法科的毕业生当然不用考试就可以任职高等官员。如果控制政府和军队的元老们因自然死亡而消失了，政府和军队就越来越落入越来越神圣的天皇的直接掌控中。从表面看来，天皇并不亲政，但是“军人敕语”和“教育敕语”培育出来的天皇的巨大的权威性，使得政府和军队的意志必然是天皇的意志的反映，况且，天皇也有直接参与军政的渠道。当一战失败后，威廉皇帝退位逃到了荷兰，而二战后，日本却找不到人来负战争的责任，就是因为盟军放过了天皇。
在幕府时期，“士道”仅仅是士族的职业道德。藩主“参觐交代”去了，作为职业经理人的参政藩士，首要的品质就是“忠”，要“无我”、“忘私”、“灭私奉公”，“我身我命非我之物，何时主君命下，当即以身命报主君”，以用“武”来维护主人的家业为最高职业道德要求。从“忠”的品质出发，又可以旁生出其他的品质要求如“义理”、“名誉”、“轻生重死”等等。当幕府提倡推广朱子理学之后，“士道”开始走向理论化、体系化。如果个人代理主持主人的事业失败，“剖腹”其实是一件非常名誉的事情，剖开肚腹，甩出肠子，让主人和大家伙都来看看我的本心，并不是我不努力，是其他因素造成的失败啊！
大名鼎鼎的“武士道”应该就是宪政后“公武合体”的“天皇神道”与“士道”的结合物，它将对天皇的神道崇拜和对将军的士道忠诚有机统一了起来，将军没有了，主人只有一个，这种感情就完全转化为对天皇的强烈的宗教感情。战后的“武士道”以三种形态继续存在：“天皇”、“靖国神社”、“日本精神”。
在今天的日本公司职员中，“日本精神”的“士道”也是他们的日常行为规范。“忠”于公司，无“我”之私利，自觉地把个人当成一个为公司牟利的工具。当他们不是工具的时候，他们只剩下生物性的特质，放浪形骸，醉生梦死，就像伊藤博文一样，“醉卧美人膝，醒掌天下权”。在外人眼中的“菊与刀”差别如此大的性情行为能统一到一个生命体内，这就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具有自主自我的“人”了。在“尊王攘夷”时期，大名鼎鼎的志士们都到马关商人白石正一郎哪里随便吃喝，因为这个商人自愿接待他们并为“倒幕”活动提供资财支持。但是革命成功之后，没有一个志士给这个曾经帮助过他们的人一丁点帮助，因为没有一个人会记得这些事，这个商人在革命成功之后不久反而破产了。曾经接受过帮助的是志士们的肉体，而志士们的灵魂是属于藩主或者什么新主人的，他们所能帮助的是与主人有利害关系的政商，他们自己并不是自己的主人，没有自主的能力和意识，所以任何人都不能指望一个合格的日本武士会有知恩图报的念头。
西方政治“形散而神不散”，日本也不曾任由自由民权人士“思想解放”，最终还是依靠天皇来“收拾人心”。但是，在现代科学如此昌明的今天，天皇信仰面临着考古学的检验，许多的内容也完全违背了众所周知的常识，如果“天皇神道”崩溃了，由于日本个人从来就不是独立自主的个人，那么日本人民如何生存呢？无论日本如何引进和模仿外来的文化，也无论日本造就了多么发达的经济和先进的技术，这些都只是日本文化的麻醉剂罢了。在长久的历史中，各种心理因素造就的日本民族性格其实是极端封闭和孤僻的，就像日本农村的村庄，圈子里的人固定不变，内外分明，具有浓厚的宗派性，这也源于其内心固有的不安全感，“从众无惧”。没有独立自主的“人”的觉醒，而按照所谓“东洋的道德，西洋的艺术”进行“现代性的超克”， 恐怕由这些“油和水”混合起来的日本文化永远走不进现代化。这也表现在政客们对待“靖国神社”的态度上，没有与过去割裂的痛苦，就没有未来的新生。大乱才能达到大治，中国历史上王朝末年通过农民起义，彻底地扫除一切旧势力，深耕细作，为下一季作物或新王朝重新组织离散的文化有机体基本单元准备了崭新的环境。

可有不平事

明治十四年，天皇颁布渐立国会的诏书中这样说：“朕未敢徒安居九重之中，一日偷安而忘百年之忧，只是我邦受各国凌侮，上辱列圣，下苦亿兆。故朕在此与百官诸侯广为相誓，欲继承列祖之伟业，不辞一身之艰辛，亲自经营四方，安抚汝亿兆，遂开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置天下于富岳之安”。“开万里波涛”，将八方疆域收入富士山拱的治下，不仅仅是明治一朝的愿望和目标，也是一直以来世代日本人“雄飞海外”的蓝图计划和实实在在的努力方向，这个梦想始终不曾远离日本人的头脑。武士的刀本就是用来杀人的，富国的兵当然也只能是为了战争。
早在丰臣秀吉基本统一日本的时候，他就向部下吹嘘：打下大唐江山，将天皇王室移居北京，我在宁波府居住守卫，诸位分封到中原或者印度，咱们从此就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不屑国家之隔，山海之远，直入大明国，使四百州化我俗，施王政于亿万斯年，此乃吾之宿愿”。说干就干，1592年丰臣秀吉派20万大军立马攻入朝鲜，赶紧逃跑的朝鲜国王向大明求救。被国内叛乱弄得焦头烂额的万历皇帝咬着后槽牙，东拼西凑了四万东征军开赴朝鲜，“无遗他日疆患”。明军来到朝鲜，势如破竹攻下平壤，一路南下只管追击，于是日本立马认怂议和了。丰臣秀吉实在不甘心啊，过几年14万日军卷土重来，无奈大明节节增兵，日本只能损兵折将。丰臣秀吉抑郁之下带着满腔恨意化作了御灵。
“随露珠消逝”，丰臣秀吉是消逝了，但是他的“征战海外”的思想被后人继承了下来。经过几代人长时间著述的累积，逐渐形成了思路清晰、体系完整、计划周密、步骤详尽的“海外雄飞论”。
金精大神的崇拜者本多利明算过一笔账：一对夫妻两个人33年可繁殖子孙79人，人口增长率19.75倍，耕地开发的速度远远赶不上人口增值的几何速度，“海外雄飞”非常紧迫啊！日本这点在地震和海啸中优雅地飘摇动荡着的土地那够养活那么多人啊，应该学西方到处去殖民。可是在地图上找啊找啊找小岛，怎么样也找不够啊。本多利明望着和服背上的小枕头，陷入深深的忧虑。要不实行计划生育？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
佐藤信渊鄙夷地笑了：“大地皆皇朝所领”、“皇国为大地最初形成之国，为世界万国之根本，故全世界皆为其郡县，万国之君皆为其臣仆”。整个地球都是我们皇国的，怎么能局限于什么小岛，我们想在那里住就在哪里住，天经地义。中国这块地方就很好，可以划分成八个地区，先从满洲开始，然后再逐渐扩展开来。
对于皇国殖民的正当性，本居宣长还是有点怀疑，碰上中国的大杀器“自古以来”、“莫非王土”，“天皇”就太年轻了，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根基都不牢靠。于是，他提出“八纮一宇”理论：世界由八根绳子在四面八方捆住，中心点就在日本。日本，日本，日出之本，天照大神不仅是我们信仰的真神，也是现实世界存在着的真人。凡是太阳照着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地方，没有我们的太阳，世界将会怎样？攫取阳光下的土地，只不过是收取天照大神服务的利息。
到了幕末，奉行“实干兴邦”的吉田松阴已经有了具体实施的腹稿：“乘间垦虾夷，收琉球，取朝鲜，拉满洲，临印度，以张进取之势，以固退守之基。遂神功之所未遂，果丰国之所未果也。收满洲逼俄国，并朝鲜窥清国，取南洲袭印度。宜择三者之中易为者而先为之。此乃天下万世、代代相承之大业矣”。“征服易取之朝鲜、满洲和中国，在贸易上失之于俄美者，以满洲和朝鲜之土地补偿之”。
吉田松阴有许多著名的学生如高杉晋作、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等。这些学生都忠实地继承了他的思想。高杉晋作早在1862年随官船“千岁丸”首航上海，在上海亲眼目睹了清朝衰败腐朽的景象，第一个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同行的藩士峰洁写到“洁现在上海军营看到，兵卒敝衣、垢面、徒跣、露头、无力，皆乞食，没有一个有英勇气概可见。像这样的士兵，我一人可敌五名。若给我一万骑，率之征战，可纵横清国”。木户孝允曾经三次上奏“征韩论”，伊藤博文主导了日清之战，山县有朋则抛出了“主权线”、“利益线”的理论。
很早以前，当现代地理概念传入日本的时候，日本忽然明白：所谓中国其实并不是地理上的世界中心啊。既然如此，山鹿素行就说：日本也可以叫“中华”或者“中国”，也可以是世界的中心。但是，“文明开化”后的福泽谕吉已经对腐朽的“中华”十分鄙夷了，他主张“脱亚入欧”：“我日本国土虽位居亚细亚的东边，但其国民的精神已脱去亚细亚的痼陋而移向西洋文明。然而不幸的是近邻有两个国家，一个叫支那，一个叫朝鲜。如今支那朝鲜对我日本没有丝毫的助益，与其坐等邻国开明而共兴亚洲，毋宁不与他们为伍，而与西洋文明共进退；与支那朝鲜接触时，也不必因为他们是邻国就特别客气，而以西洋人的方式处理即可。与恶人交友就难免恶名，我们要从内心里谢绝亚细亚东方的恶友”。“百卷外国公法不敌数门大炮，几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兵为凶事，战为不祥，古今皆以为如此。没有人不希望国家无事太平。然而，在某些时间和某些地点，打仗未必是凶事，打仗未必是不祥之事”。明治维新重要精神导师的福泽谕吉不断地进行了“海外雄飞”扩张战争的精神动员。当甲午战争胜利的消息传来，福泽禁不住泪流满面。
围棋虽然是中国发明的，但是却在日本发扬光大。日本人从围棋的布局落子中获得了世事处理的灵感，对中国的吞并就是这样一盘很大的棋。
1864年，大院君代理国王摄政，强化中央集权和国防，继续闭关锁国。1866年掀起“丙寅邪狱”，杀死8000多名天主教徒包括9名法国传教士。法国向清廷抗议，清廷不是保护自己的藩属，而是向朝鲜咨文，告诫其勿轻启战端。1866年10月14日，法军攻入江华岛，一个月后，带着劫掠的财物撤走。“丙寅洋扰”以法败朝胜告终，这更使朝鲜增强了“闭关锁国”的信念。
日本需要朝鲜门户开放，扩大自己商品的市场规模。于是决定了“日清交涉先行”的方针。1870派柳原前光来华探路。1871年7月，李鸿章和伊达宗城签订《日清修好条规》及《通商章程》。这是大清鸦片战争以来第一个平等条约，但却无形中提高了历史藩属国日本的地位，使得日清地位对等。1872年，秘鲁“玛利亚·鲁士”号载运华工途径横滨时，副岛种臣提供了有利于中国的司法帮助。1873年2月，副岛种臣来华办理了条约生效手续。6月29日以外务卿的身份得以头班单独觐见，外国使节多年来要求觐见清朝皇帝的愿望由此实现，这是一件巨大的外交成就。6月21日柳原前光到总理衙门口头说明日本欲向台湾东部生番“遣使问罪”，毛昶熙等声明此乃内政。柳原前光询问如何处置，毛昶熙说“生番之横暴未能制服，是乃我圣教未逮所制”。日本如获至宝，以为找到了清朝未行政的证据，从而有了征台的理由。不久军方就派桦山资纪赴台军事侦察。
1874年2月6日，参议会议通过了大久保利通和大隈重信拟稿的《台湾生番处分要略》。4月4日，组织“台湾生番探险队”，本部设在东京，西乡从道为都督，大隈重信为事务局长官，李仙得为事务局二等出仕。美国人李仙得曾经在1867年任厦门领事时，赴台与土著首领谈判，解决美失事船只“罗佛号”水手遇害问题，搜集了大量资料，是一个“台湾通”。4月27日，日本驻厦门领事福岛九成乘“有功丸”赴福建，照会闽浙总督李鹤年。5月19日，柳原前光来华，执行不失和好的机灵外交。对于日本这一切行动，清廷毫无察觉。驻日英国公使向英报告后，驻清公使威妥玛向总理衙门询问时，清廷才知道这件事。5月11日，清廷照会日本，14日令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赴台查看，要不动声色。6月中旬，沈到达台湾，驻台南。当日军进攻牡丹社时，沈并不支援当地，而是与日相安无事。日军气焰十分嚣张，“我凯旋士兵获得首级十二个，把他们的头发缚在青竹上，意气洋洋地挑着回来了”。但是，日本军队水土不服，到8月间，差不多全军都得了疟疾，能吃正常饮食者不过十五、六人，其余均流食。8月1日，大久保利通来华，10月31日签订《北京专条》，11月7日到上海，收取约银10万两。至12月3日，日军尽数离台回国。16日，清廷向日方付款四十万两。
1875年，日本政府废止琉球定期向清朝朝贡的惯例，撤销琉球驻厦门领事馆，贸易业务改归日本驻厦门领事馆管辖，同时从熊本镇台派兵进驻琉球接管防务，1876年，接管司法权，施行琉球海外护照制。1877年琉球国王尚泰的姐夫向德宏来华，向闽浙总督哭诉日本阻贡事宜。清廷让驻日公使何如章相机处理此事。何如章提出三条建议，清廷采用了下策，“抗议”了事。1879年美国卸任总统格兰特环球旅游，途径上海，李鸿章说起此事，格兰特答应帮忙。到日本与政要宴会时，提起此事，日本就给了格兰特一个面子，向清廷提议分割琉球。10月21日，清廷接受此方案。何如章寻访国王后得知，所分岛屿贫瘠不足以使琉球复国，于是没有批准条约。日本撤使施压。过了一段时间，清廷终于明白过来了，再回头谈判，日本就理也不理了。琉球彻底落入日本手中，台湾从此受到严重威胁。
1875年9月，日军舰“云扬”号与朝鲜守军在江华岛发生冲突。1876年2月26日，黑田清隆签订《江华条约》。面对日本人的扩张，1879年8月，点子大师李鸿章给朝鲜出主意“密修武备，慎固封守，与英法德美诸邦逐渐立约，借以牵制日本，即可备御俄罗斯”。列强大喜，1882年起全都签了条约，纷纷攫取在韩通商权利。
1882年7月23日，汉城兵变，叛军杀死日教官，袭击日公使馆。8月30日，日韩签订《济物浦条约》，韩道歉赔款，并同意日本派兵护卫公使馆。1884年12月4日，甲申政变。开化党金玉均劫持国王，控制政府，宣布与清断交。6日，驻韩清军营务处会办袁世凯带兵开进王宫，逐走日军，回复原来的统治秩序，金玉均逃亡日本。1885年2月，伊藤博文来华与李鸿章签订《天津条约》。约定中日双方都从韩国撤兵，共同培训韩国军队自我防卫，今后中日双方派兵到韩国应先向另一方通报。
考虑到今后日本势必与清国迟早要进行一场决战，日本军部即不断派人来华调查各地的地志及军备情况。1886年军部派遣荒原精来华发展间谍组织，福岛安正、桂太郎、小川又次等多次来华视察，后来他们分别写成《邻邦兵备略》、《与清朝斗争方略》、《讨伐清国策》等报告。
1894年，朝鲜东学道农民起义。5月31日攻下全州。6月3日，韩政府正式向袁世凯递交公文，请求清“酌遣数队，速来代剿”。6月5日，李鸿章奏请派叶志超、聂士成分批赴韩，次日将出兵消息通知日本。日本早已密切关注朝鲜局势，此前早已得知清廷出兵消息的伊藤博文大喜，先解散了议会，6月2日即决定派一个混成旅赴韩，16日，日军登陆朝鲜，驻扎在仁川日本居留地内。起义军与政府谈判后，撤出了全州。警报解除了，清方建议双方退兵，日本拒绝，继续增兵。日方建议日清常设委员驻扎朝鲜，督促其政治改革，清拒绝。
恰在此时，1894年7月16日，日本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努力得到了回报，日英签署了《通商航海条约》，这一巨大的外交成果极大地振奋了日本国民的精神。7月17日，大本营御前会议决定对清开战。23日，日军占领王宫，囚禁国王，大院君摄政。25日，大院君废除中朝条约，驱逐代理袁世凯职务的唐绍仪回国。
1894年7月25日，日军在丰岛海面袭击清“济远”、“丁乙”号军舰，击沉清租英商运兵船“高升”号。29日，攻击聂士成部，聂后撤。8月1日，日清双方宣战。8月14日，大本营决定把第五师团后援部队、第三师团全部投入朝鲜战场，山县有朋任司令官。
退到平壤的聂士成、叶志超会同原驻军卫汝贵、马玉崑、左宝贵、丰升阿共约二万六七千人，分四路攻击平壤的日军约一万五六千人。战斗从拂晓持续到傍晚，不分胜负。到了夜间，叶志超弃城逃跑，遭到日军伏击，死伤惨重。第二天凌晨，日军进入空城平壤，捡获大批被清军抛弃的武器弹药、粮食和其他物资。
9月17日，游弋多日寻找战机的日本联合舰队终于在大东沟外和准备启程返航的北洋舰队遭遇了！此时，日舰12艘约41000吨，兵力3500人，清舰14艘约35000吨，兵力2300人。经过5个多小时的激战，看到天色渐渐晚了，日舰退出了战斗。检点战果：清舰被击沉5艘约9000吨，重创致残需要大修的6艘，伤亡1200人，日舰受伤四艘，伤势不重，伤亡300人。
9月21日，日军第一师团、第二师团、第十二混成旅团组成第二军，大山岩任司令官。全军二万五千官兵、两千多马匹以及大批辎重，在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11月6日攻陷金州，7日轻取清军望风而逃之后的大连，捡获百门大炮及无数物资。17日起攻旅顺，21日集中兵力一日而克。此前，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曾下令屠城，除36个运送尸体的人幸存外，死难人数达6万多人，这就是惨绝人寰的“旅顺大屠杀”。
10月24日，第一军渡过鸭绿江，克九连城、安东，占凤凰城、摩天岭、岫岩，日军仅死伤约100人。11月3日，山田上《征清三策》，大本营全部否决。山县有朋极为不满，强令桂太郎第三师团攻海城。伊藤博文恐怕引来列强反对，罢免了山县有朋司令官职务，又担心其剖腹，建议天皇敕诏令其“养病”。
1895年1月20日，第二军抽调部队组成“山东作战军”在成山头登陆，清军并未阻拦，“避战保船”。2月17日，日军占领威海，俘获“镇远”、“平远”、“济远”等11艘舰船及炮台弹药军械等等物资。北洋海军自此全军覆没。
1895年3月14日，李鸿章及其子李经方离津赴日，19日到马关，24日遇刺，28日宣布停战，4月1日，日本提出媾和条款，4月10日，日方提出最后修正案，伊藤博文只允许作出接受还是不接受的答复，威胁大批兵船已驶向旅顺，京师恐也不保，李急电北京，清廷同意，4月17日，《马关条约》正式签订。
4月3日，日本把日清媾和的全部条款通知列强，俄国立即与列强接触，要求联合劝说日本放弃辽东，德法赞成，英美拒绝联合行动。23日俄德法三国驻日公使正式向日照会，劝其放弃辽东。4月24日御前会议商量了三个方案，决定将还辽问题国际化。因病未参与会议的外相陆奥宗光表示异议，担心旷日持久夜长梦多，清廷会拖延批准条约。于是日本决定归还辽东半岛，赎辽费3000万两白银。
通过甲午战争，日本获得了台湾、澎湖及其附属列岛，白银两亿三千一百五十万两，并获准在中国的通商口岸投资办厂，增开了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允许朝鲜独立。日本从此开始强大起来，有了与西方列强争胜的本钱。

今日中元

第五次反围剿，李德的指挥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英国光荣革命和资本主义的起源
日耳曼部落联盟南侵消灭了罗马帝国后，现代欧洲的文化就有了三个来源：精神文化的基督教系统，行为文化的部落村社传统习俗以及制度文化的罗马法和部落习俗法。随着路得进行宗教改革、创立新教，在信奉新教地区形成的文化有机体就必然明显地与原来的文化产生了极大的不同。上帝的救赎现在可以直销了，那么上帝的子民在理念和行为上当然也要发生根本的变化。从路得宗和加尔文宗新教教义的根本真理出发，可以逻辑地推论如下的核心价值理念：
1.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与民主共和
每一个人都能够通过圣经得到上帝的福音，这个机会在上帝面前当然是平等的，“因信得义”并不随信徒的身份、种族等各种外在的附加条件而改变，这也是此后启蒙运动“天赋人权”的思想根源。既然人人都是平等的，那么就没有谁可以先天地拥有对另外一些人的特别的权利，当然也就没有什么等级。对于一个人人权利平等的社会，制度文化的核心构造方式当然应该是一个以民主共和为根本的政治制度。
既然个人的赎罪不依赖于他人，那么他人在我的眼中就是我本人之外的一个普通意义上的环境或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与其他的植物或者动物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这样，世界就是以我为中心的世界，上帝与人的沟通是个人私密的体验，是个人独有的精神财富。当因上帝启示而造就的神迹表现在个人的物质财富上时，这个财富当然是个人独占和私有的，它是上帝的赐予，天然地神圣不可侵犯。这样，私有制就是最符合新教伦理的政治制度，个人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就成为新教徒的核心价值观。
2.冒险精神与霸权思想
加尔文宗的教义推崇“天择论”，主张上帝预定说，认为人的得救与否，皆由上帝预定，与各人本身是否努力无关。因信得义，不论事功，既然上帝的选民是上帝预先择定的，那么“我命在天不在人”，无论我怎样所作所为，都改变不了我的上帝选民的本质特征。否则的话，善恶有报，上帝的意志就会被人的行为左右，这是对超然绝对的上帝概念的根本的背叛和挑战。因此，无论别人看起来多么危险的事，上帝的选民都会坦然无畏地去做，这种冒险精神是以“上帝与我同在”的自信为基础的。它与中国文化中传承主体“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的自重保守不可同日而语，两种文化本质地不同。以上帝为后盾，个人间决斗的风俗自然也就普及得很开。
从“上帝的选民”的理念再出发，霸权思想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同样的行为，我可以做，你却不可以，己所不欲特施于人，因为我认为我是上帝选择的。“上帝选择”也是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心理基础和精神根据，即使到了现代社会，西方国家的法律仍然处处体现出这种保护强者、犯罪有理、受害活该的精神风貌，章颖莹的案件就表现得特别明显。
3.自由、竞争与看不见的手
谁是上帝真正的选民？而谁又不是上帝的选民？加尔文宗认为，虽然没有确证的办法，但是有一些按照上帝的真正选民来行事的路数，上帝选民总有一些特征让上帝的荣耀彰显于世间，包括但不限于个人修行与担任神职，一切的俗事如当官发财、做工放债等等都是受命于上帝的差事。人们应该勤俭勤奋，冒险进取，积累财富，也许那些财富比别人多的人就是上帝悄悄地眷顾的结果呢？
那么，为了证明财富是上帝给的，而不是其他的别的什么原因，在个人致富的道路上，外部的干扰因素就必须彻底地排除，也就是说，自由的经济必须不能遭到政府及外界力量除上帝第一推动力之外的任何一丝一毫的干扰、破坏和污染。竞争，是使上帝之手显现出来的有效方法。同样，生意成功是上帝的赞许，生意失败是上帝的警告，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对于生意上的冒险始终有心理上的承受能力。无数的不受限制的创新的商品的产生，无论成功与失败，都由上帝来承担后果，成功的产业就为社会化生产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没有上帝背书的冒险，就没有社会化大生产，就没有富有成效的社会分工。自由经济的运行，竞争的结果，其背后都是上帝的“看不见的手”来完美地控制。
新教生活的经济是自由竞争的经济，从法理上来说，是无政府主义的绝对自由主义，是不能被任何外部条件所束缚的，因而是全球化的和可以无限开发自然资源的，大社会小政府最好是无政府状态是自由经济的基本条件。
4.金本位与人异化
对人的财富进行比较的话，可以用一般等价物的货币来衡量。货币，通常的说法就是金钱，是衡量个人财富的标准。而个人财富是上帝恩惠的表征，这样，金钱的多少就成了衡量上帝对人眷顾程度的普世标准。是英雄是好汉，挣起钱来比比看。金钱的效果是一样的，无论你是抢来的，偷来的，辛苦劳作挣来的，还是接客陪侍换来的，英雄不问来路，金钱对于一切人都是平等的，这与东方文化区分“香钱”、“臭钱”的义利观也有根本不同。这样一来，对上帝的信仰无形中转化为对金钱的崇拜，每一个人在世间的世俗活动的一切目的就是为了增加自己的财富即个人拥有的金钱，金钱至上的理念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当金钱成为衡量世间一切事物的至高标准，不再是人达成自己生存或享乐的工具，那么反过来人就成了金钱的奴隶，就成为资本增殖的自觉工具，成为完完全全的经济人，一种理性冷漠的自私自利的纯经济动物，从而造成了人的异化。马克思说“金钱是嫉妒之神，在它的面前，一切神都会退位”。在拜金主义的社会环境中，所有的旧道德都会烟消云散，所有的旧秩序都会土崩瓦解，所有田园诗般宁静的旧时光都将随着乡愁一去不复返，人的空虚焦虑的灵魂再也追不上永无止息地奔跑的肉体，此时的人如果还有心灵的话。
5.理性与科学的精神
人类所处的这个世界是由上帝创造的，上帝创造了人，也创造了万物。自从亚当在伊甸园吃了那个地雷射死苹果（蛇果），他就有了分辨善恶美丑、认识世界的理性能力。在天主教哪里，学习《圣经》是教会的权利，因而真理是分等级的，耶稣将福音圣灵传递给使徒保罗，保罗再传播给教士，教士再布道给大众，这样形成真理掌握和传递的次序和等级。哥白尼不经过教会的知识传授，而悍然宣布新的知识，是对教会的权利的蔑视和侵犯，烧死布鲁诺就是顺理成章。当新教特许人们通过唯一的途径《圣经》来与上帝一对一地直接交流，那么个人所获得的上帝的启示就是私有的和正当的了。这个外在于我们的世界，是绝对真实的世界，他是上帝所创造的。上帝创造世界是有规则或规律的，这就是圣灵。人们通过理性可以理解和把握圣灵，让圣灵充满人心，人们就得到了上帝的启示：世界万物的运行方式，换句话说，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这就是人们为沟通上帝而持之以恒、乐此不疲的科学探索的精神。人的财富从哪里来？归根结底是从对大自然的征服中来。上帝对人的期许的程度反映了人对大自然的征服程度，科技的水平就是上帝启示的量化水平。人通过理性、科学对大自然的征服也或直接或间接地达到对其他人的征服，获得对他人奴役、掠夺的权利和能力。
以上的新教理念变迁了原有文化有机体的精神文化，也进而改变了宗教组织乃至整个社会的结构体系和运行机制，毕竟精神文化决定了行为文化和制度文化。宗教改革后新教的创立，使直销打碎了所有的中间环节，在流通领域起到重要中介作用的经销商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对于教会和教皇，当然如此，在新教的眼里，他们就是万恶不赦的吸血鬼，各种宗教的形式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说到耶稣基督，新教加尔文宗不相信圣餐利益中的红葡萄酒会是耶稣基督的真体的血液，只保留相信耶稣流血的拯救功能。在新教刚刚兴起的时候，许多的新教教士攻击三位一体的学说，虽然被路得新教所反对，但至今仍然存在关于“三一”的争论。这些反对“三一”的教派，不免限于与犹太教崇拜的“独一真神”相同的思想，因而无形中削弱了耶稣基督的作用。

《圣经》有两部，一部是《旧约》，一部是《新约》。《旧约》是与犹太教共同的，《新约》是耶稣基督出现以后的。新教认为通往上帝救赎之路就在于《圣经》，那么有的人就觉得，为了学习真正的圣经的启示，最好读原版。在伦敦的大学里面，就兴起了学习希伯来语的热潮。犹太人所注的《旧约》也曾经被路得认可，没有烧掉它们的犹太人注释。路得原以为可以使犹太人通过《圣经》皈依基督教，却不料更加坚定了犹太人的上帝选民的自信。路得怒不可遏，发表了反对犹太人的许多文章和整治犹太人的各种方法措施，这些文字后来竟然成了纳粹反犹的具体实施措施和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新教的有些教派也因此会攻击《旧约》，将自己的政敌污蔑为“与犹太人一同研读旧约”也就髦得合时。
两部《圣经》，有些人更喜欢《旧约》，尤其在英国。当他们与犹太人都通过同一种媒介包括同样的语言、同样的文本、同样的思维来沟通上帝的时候，基督教和犹太教还有什么区别吗？这一刻新教返祖回归了犹太教。当英国的学者孜孜于向犹太人学习希伯来语，拜他们为师的时候，犹太人就无间地融入了英国的生活和社会。
英国是犹太人最后进入的西欧领土，也是犹太人最早被驱逐的国家。犹太民族这个流浪了千年的上帝选民，在基督教的世界里天然地遭到厌弃，因为他们害死了耶稣基督，传说还用基督教的幼童血祭犹太教祭拜仪式。他们在各个国家里被隔离，被限制从事特定的职业，更不被允许占有丝毫的土地。犹太人要生存，作为生物体，需要硕大的哺乳动物第二生殖器官里的白色流出物的牛奶，也需要植物种子破碎后的筛存物经拓扑、烤制的固态发泡体的面包。他们不能从流着奶与蜜的土地上自然地直接地获取这些东西，他们只能从生存的社会环境里的人们那里间接地获得这些生存必需品。因此他们就必须开动脑筋，找到外部环境可能的需求点和付出通道，从而以所处环境中人们认可或许可的方式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长时期历史的磨炼和实践，犹太人具有无穷无尽的生存智慧。因此，当一个社会中掺杂了犹太人，这个社会就不自觉地变动起来，暴露出他们固有的财富泄露点或出血点，从而为犹太人提供出维持他们生存的物质生活资料。从本地土著人们的眼光看来，犹太人就是寄生的民族。在生存危机中，犹太人的行为和精神就不会像印度热带雨林里丰富食物环境下的佛教徒那样地从容和高尚。犹太人有办法从居民当中搜刮其钱财，因而常常被当权者当做征收人民附加税的工具和手段，一如中国的腐败分子和古代贪官。因为犹太人一无所有，他们经手的商品所以存在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顾客的需要而仅仅是从顾客钱包里不择手段地榨取最大利润的钓饵或工具，在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商品交换活动中会有脉脉的温情面纱吗？不存在的。那是赤裸裸的看不见硝烟的商战谈判，交易的结果是死是活各不相干。所以纯粹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只有在掺杂了犹太人这个催化剂的西方社会中才可能存在，不牵扯一丝一毫感情色彩的阶级斗争也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中发生。西方正统的观念是，无产阶级饥寒交迫至死只是他们没有得到上帝的选择。抛弃了上帝救世主的理念，马克思制作了无产阶级的概念，并定义他们是由资产阶级剥削剩余价值必然产生的，埋葬资产阶级天经地义，虽然胜利时刻的无产阶级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有产还是资产的阶级。
犹太人作为经济的催化剂，与西班牙帝国、荷兰共和国的创建兴衰有若隐若现的内在关系。被称为现代摩西的克伦威尔执政后，也想像荷兰一样经济发达，于是对大陆的犹太人发出了诚挚的邀请。虽然几次议会讨论中没有通过关于犹太人地位的决议，但是，长期潜伏在伦敦因而在这期间暴露出来的马兰诺也没有再受到歧视，更不用说遭到迫害了。英国此时已本质上成为将犹太人作为自己人的唯一的国家。犹太人在这里不再相濡以沫，而是相忘于江湖。罗斯柴尔德几次选举进入议会，终于迫使议会修改法律，给予了犹太人按照自己固有的习俗宣誓行使政治权利、从而掌握政权的通道。在1815年6月18日，滑铁卢战役拿破仑败局已定，依靠犹太人独密的情报系统，次日清晨即获得消息的内森罗斯柴尔德在伦敦股票交易所大量抛售英国公债，英国公债的价格开始下跌，越下跌越有人跟着抛售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几个小时后，英国公债的价格只剩下原价的百分之五。内森罗斯柴尔德此时大量买进英国公债。6月21日晚英国军队获胜的消息传到伦敦。此时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因持有大量的英国国债，已经成了英国政府最大的债权人，罗斯柴尔德家族也由此控制了大英帝国的经济命脉。
光荣革命之后，因为限制了国王的权力和宗教自由，将国王关进了笼子，英国也就消除了内战的根本隐患。由于英国岛屿外的大海所形成的天然屏障，将英国与纷乱的大陆隔离开来，“光荣孤立”为英国赢得了长时间的内外部和平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经过长期萌芽的资本主义恰巧偶然发生了。
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一个文化有机体，其精神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就一个字：钱，除了它，我们什么也不认。其行为文化就是资本增值方式的绝对自由化，解放思想，打碎旧有的道德枷锁，让追求物质生产和物质享受的绝对自由化行为从那些旧道德所带来的基本羞耻感中彻底地解放出来，不管白猫黑猫，逮到钱就是好猫。你是一个老太太，能从扶起你的人身上合法地获得赔偿，你就是赚钱的英雄。你是年轻漂亮的女子，利用自己的身体得到应有的报酬，实践“以人为本”的光辉事业，没有人会不敬佩你、不羡慕你，社会我龙哥，宝马砍刀朋友多，这就是道上最可爱的人，有多少美丽的少女都想嫁给他。只有贫穷才是可耻的。在制度文化上，要依法治国，将那些敢于破坏经济发展和平环境的所有危险因素统统消灭在萌芽中，尤其是作为生产主力军的劳动力，谁反抗就坚决用伦敦武警按倒谁、用战车推平谁的屋子，以保持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和谐。在物质文化上，持续地创新改进技术措施，以科技为手段不断地向自然、向生产者榨取最大价值，提高生产效率，扩大市场销售，使得资本增值正反馈的循环根本停不下来。资本增值系统作为它所存在的社会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社会是对立的，它不断地从社会中攫取和吸收财富，使自己不断地壮大，使被掠夺的社会和自然环境日益走向熵增或混乱贫困的境地，必然使得社会越来越动乱、环境越来越污染，使得地球上再也没有一块适宜人类居住的净土。
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不仅仅是货币或者金钱，其实它是一种关系，将货币资本、从事生产的人、提供生产原料的自然界都卷入进来，形成了资本对人与自然的主宰关系。在以资本为核心形成的文化有机体中，资本是有机体的精神文化的灵魂，是有机体制度文化的宪法。在资本增值目的的实现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始终处于紧张对立的状态。这种资本文化有机体内部存在的固有张力，只有在外部社会环境中的制度文化的压力下，才不至于使得资本文化有机体自我崩溃。这也是自由经济存在的悖论，没有强有力的 政府，就没有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当一个 政府越是剥夺、压迫他的劳动力民众，他的经济运行的成本就越低，他的社会反抗的自由化程度就越小，他的经济增速就越快。马克思因此厌恶地说“资本一来到世间，就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并不是有贸易，就能形成资本。在商品不断交换的过程中，货币的增值产生的只能是泡沫。当郁金香的价格突然破灭的时候，荷兰的财富就被卷跑了，这种把戏犹太人驾轻就熟。西班牙拥有美洲殖民地挖不尽的金矿，也仅仅只能使贵族的生活更为奢侈罢了。金融资本自身体系内的空转足以误国，向大自然索取的实干才能兴邦。
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开始于“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但圈地运动的土地流转并不天生地产生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体系的成功运转亦即资本增值正反馈循环的建立其实得益于当时现实状况中的许多偶然因素。
欧洲封建时期，土地制度是“敞田制”，土地所有权是属于贵族的，但是土地的使用权是属于大家的，基层社会运行基本上还是部落时期的村社自治或“马尔克”制度，每家每户根据土地的肥沃程度分到不同地方的土地耕种，在休耕期间，撤除篱笆，敞开田地，放牧牛羊，村社还会有许多公用的和尚未开垦的荒地。地主贵族虽然是土地的主人，但是不能随便地到自己的土地上开展各种活动，臣仆与封主一般都有契约关系，规定一年到下面不能超过几次，否则不予接待。还有许多的规定和限制，如不准调戏封臣的妻子，否则土地归封臣所有，等等等等。在欧洲封建社会里，因为不能形成有效的专制制度，地主其实过着非常憋屈的日子，就连国王也被限制在狭窄的王土内，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权力和能力。
当纺织工业蓬勃兴起的时候，商人会把工件分发给各个农户来完成，这种“公司+农户”的模式，延续了很长时间。每家每户也都会放养一些羊，为纺织业提供原料，英国是当时最大的羊毛出口国。意大利的商人当时财力还很雄厚，可以预定几年后的羊毛产量。土地流转其实一直存在，但是土地的买卖并不被允许，贵族地主因为各种原因会出卖土地，流转的土地除一笔转让费用外，以象征性的地租如每季一朵玫瑰、几粒花椒等等来规避法律。这些土地流转一般是土地种植大户为提高生产效率自发进行的，而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土地流转是以暴力拆迁为特征来进行的。
当西班牙不断地在欧洲输入黄金，各种物价包括地租不断上涨，世代租种贵族土地的农民所交的货币地租与进行土地流转后的规模资本所提供的地租差额越来越大，靠农民地租过活的贵族差不多要快饿死了。新教伦理或者说犹太精神武装了头脑的地主，于是就开始打破农民的铁饭碗，从自己的土地上赶走农民，对于从前的乡亲，在金钱至上的核心价值观下，谁还认识谁，扯下了这层温情脉脉的面纱，拉下脸来一切事情就好办了。地主贵族本来就是骑士，时刻准备着，听从国王的召唤，自带干粮和武器出征打仗的，用武力对付农民，那就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驱赶了农户，拆掉他们的房屋，土地集中起来，公司化管理，原来的农民仍然可以来打工、种地、放羊，只不过人身关系改变了，分配关系改变了。他们变成了农民工，从名义上的无产者和实际上的村社公有制所有者转化成了实质上的无产者。即便表面上看来，生产的东西和产量不变，但是现在土地上多出来用于交换的产出如粮食、羊毛却增多了，原因当然是大部分人即无产者原来的份额被剥夺了，分蛋糕后的剩余价值留在了资本家手中。
当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无奈流浪到城市，却遭到了亨利八世的屠杀。虽然没有收容遣送制度，但是农民还是不得不回去乖乖地待在当地，进入当地的村镇工厂里做工，即便少给工资，至少命是保住了。当土地流转展开范围越来越大，用于交换的粮食越来越多，就更不需要多余的农民来种粮食了。涌到城市的流浪农民也越来越多，杀不尽杀。于是当局规定，流浪农民被逮到第一次，没有进入工厂工作，先登记，第二次还找不到工作，警告，第三次果断杀头。进入工厂的农民工，可想而知是不会有什么好待遇的，而工厂当然是比山西黑煤窑更加苦难的、更加令人发指的血汗工厂。
那么多的农民工都被吸收进血汗工厂，得益于英国海外殖民地巨大的世界市场。各种各样不计手段的原始资本积累下，各类工厂雨后春笋般创立，各种热火朝天、大干快上的喜人局面。物价处于上涨周期，狗屎都能赚钱。提高生产效率的各种技术不断发明。被卷入的国家越来越多，原料从遥远的地方运来，产品运去遥远的地方销售。对大自然的无尽索取终于导致了工业革命，英国也变成了世界工厂，可以说没有工业化的生产，就没有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兴旺、发达。劳动力的短缺，产生了黑奴贸易，为了达到资金的平衡，在东方的鸦片贸易空前高涨。
资本增值的正循环过程建立之后，生产力得到急速的提高，并且没有停下来的止界。但是资本效应的建立，是在商品消费需求的基础上实现的，生产固然是可以无限扩大，商品的消费却是存在着极限。要不断地扩大和创新消费渠道，就必然要求和鼓励人欲横流，因为没有消费就不能拉动生产。但是，市场总有饱和的时候，当人吃饱了，还有性趣到金莲家去吃更多的大郎牌炊饼吗？消费需求的限制，也取决于人们的消费能力。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造成劳动力的日益的相对贫困，生产的产品越多，生产者就越相对贫困，因为工资的增加总是要滞后于产量的增长，这就制约着资本主义消费能力的无限制地提高。消费能力的增长总是存在着当时当地各种有限条件下的极限，而消费下限却可以是无限极。当英国遭受饥荒的时候，苏格兰的粮食不断地运向伦敦，政府信奉自由经济的信条，克制自己不予干涉，结果苏格兰的人民饿死了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四分之一。
当所有的人都买不起东西，而极少数极少数的拥有巨大财富的人又不必购买什么商品，那么商品就滞销、积压下来，资本增值的正循环被打破，经济从而陷入了崩溃的危机，这是资本主义本身不能克服的固有规律。经济的崩溃总是快速而剧烈，这是看不见的手自然操纵和犹太人看得见的手有意推动的结果。看不见的手也许并不能使经济社会完美、精细地运行，它可能并不是上帝之手，而更像是魔鬼之手。如果要缓解这种周期的频率和烈度，在压缩供给侧产能实现不了的情况下，只能压榨出需求侧的消费能力，这些措施无非是：发布心灵鸡汤鼓励工人更加勤奋地劳动，增加工人的工资，建立和提高社会普遍的福利水平，在金融政策上创新而授信工人消费贷款，让人们花明天的钱来消费今天的商品，奶头上的娱乐、明星效应刺激消费，提倡人们穷奢极欲、追求无限自由等等等等，从而使人们成为不自觉的无限消费者，成为商品社会更加贫困的市场奴隶。
当金融资本出现以后，自由经济的梦想也将不再继续。资本主义的生产是社会化的大生产，现实市场的选择和运行的结果是每一个工艺环节都按比例相互配合并缺一不可。追求高回报的金融资本产生后，原来设想的工艺环节上的超额利润会吸引金融资本加入成为产业资本而使得利润降低最终达到整体平均利润的静态情景将不再出现，因为雄厚的金融资本会进入工艺的某一环节大肆炒作，制造出价格混乱以吸取整个经济链条上的总利润，这样一个短平快的动态过程完成之后，被榨干了价值的这个实体经济将一地鸡毛，并由此造成整个社会商品运行机制的塌方，也可能由金融危机引发经济危机，如果相信黄金更珍贵的公众恐慌情绪蔓延的话。
各种深层原因造成的周期性出现的固有危机，击碎了自由主义经济的理想，政府看得见的手的干预，才是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根本性的途径，如希特勒、如罗斯福。政府主导的需求是巨大的、持久的，对于供给侧的产能释放开辟了新的空间。铁公基房地产等等等等，政府推动的项目把所有的未开发的区域都填满后，被榨干了价值的大自然将成为一堆堆废料，完全停不下来的越来越巨大的生产力，不仅仅将那河流改变了模样，最后会连地球的模样改变得它妈妈也认不出来，最终发了霉的地球再也不适合什么人类来居住，只有遍地的理性的智能机器不停地生产着极其丰富的物质产品，堆积如山，无人光顾。
与其说资本主义精神来源于韦伯的新教伦理，不如说就是桑巴特所认定的犹太精神。在他们之前，青年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早已强调“资本主义精神就等于犹太精神”的事实，指出人类的彻底解放就是人类从犹太精神中解放出来。无论从本质探讨还是从现象上观察，资本主义精神和犹太人的精神习性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历史上，犹太社会是与其寄生的社会完全不相溶的社会，他们要保持与寄生环境相对立的方式来保持自己的文化形态，这也是资本文化有机体和社会环境的关系的写照。当英国犹太化之后，这个孤立于大陆甚至世界之外的孤岛就是一个大的犹太社区，与之相对立的是整个外部世界，当这个大的犹太社区从整个全球吸取财富的时候，它就成了日不落帝国，成了世界的中心。当在各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中美国可以保持持久和平时，犹太财富就转移到了这里，使得这个美洲孤岛成为一个犹太大社区，华尔街代替英国伦敦成为世界帝国和金融中心，美国代替英国成为的新的世界中心和日不落帝国。如果犹太人最终从东方登陆欧亚大陆，那么大陆犹太化的结果，只能是“天人对立”，地球没有了，人类的征途只能是“星辰大海”。当资本主义彻底完成了全球化，人类和自然的对立，必然是人类生存环境的彻底的垃圾化，最终的结果也就是人类的消亡，就果然迎来了上帝最终审判的时刻。
结论十分明确，要么是人类的最终灭亡，要么就是资本主义也就是犹太精神的最终灭亡。不断升级的工业革命虽然给人类带来征服自然的自由，但是也加快了人类在自然界灭亡的脚步，这是生产力进步促进社会发展理论不可克服的悖论。当美国退出保护环境的巴黎协定后，美国就自我孤立于整个世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外，被占领华尔街从而导致美国的拉美化或去犹太化就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失去了华尔街的支持，汪洋大海中的以色列人只有再次到世界各地去流浪。而英国从欧盟大陆退缩回自己的孤岛，再次实行“光荣孤立”的政策，就等于在世界之中重新竖起了高高的犹太隔离墙，这个资本主义犹太精神最后的堡垒只能靠日不落的回忆来度过余生，闭关锁国的乾隆大帝在地下呵呵地笑了：你也有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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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实践
通常来说，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制度，资本是属于私人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与“私人”概念相对应的是“公民”，一个以“公民”利益为根本的社会则是社会主义。如果全社会完全没有了私有财产，“大公无私”，那么这就近似共产主义社会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从制度文化上来看，国家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似乎并没有什么大的不同，社会主义会有公有制、集体所有制，资本主义也会有集体所有制和公有制，股份公司本质上就是集体所有的，从大尺度的历史事件来看，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社会，都会以私有制为经济运行的基础。但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毕竟有本质的区别，这个区别就在于精神文化系统和行为文化系统的本质对立：“私人”和“公民”的根本对立。到底侧重于个人，追求个人利益至上，还是侧重于“公民”的部分，以整个社会的整体利益为出发点，这是衡量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的根本标准。而制度文化，就像手中的枪，看它究竟是为谁服务和怎么服务。

随着英国的成功和壮大，前来英国或公开或秘密学习工业技术的大陆和美洲的商业间谍遍布全岛。他们将科学技术带回本土，大大地促进了本国的工业化进程。科学因而成了人们普遍关注的对象。从科学技术的探索过程中，人们得到了如下牢不可破的理念：自然界是按照固定的客观规律来运行的，人的理性的推理能力是可以认识自然界的运行规律的，自然界的运行规律都是可以证实而且也是要必须进行证实的。科学促成了自然界的无神化。
自然界存在自己固有的规律，人类社会也必定有自己的固定的天然的运行规律。当人们这样联想的时候，启蒙运动就开始了。既然是科学的规律，那么人类社会的这些原则必定是经过证实的，那些不经证实的规则和存在物都是可怀疑的。首先遭到怀疑和攻击的是教会以及教士。鉴于历史上的胡格诺宗教战争的阴影，对教会的指责攻击显然是站在无神论的立场上的。

随着英国的成功和壮大，前来英国或公开或秘密学习工业技术的大陆和美洲的商业间谍遍布全岛。他们将科学技术带回本土，大大地促进了本国的工业化进程。科学因而成了人们普遍关注的对象。从科学技术的探索过程中，人们得到了如下牢不可破的理念：自然界是按照固定的客观规律来运行的，人的理性的推理能力是可以认识自然界的运行规律的，自然界的运行规律都是可以证实而且也是要必须进行证实的。科学促成了自然界的无神化。
自然界存在自己固有的规律，人类社会也必定有自己的固定的天然的运行规律。当人们这样联想的时候，启蒙运动就开始了。既然是科学的规律，那么人类社会的这些原则必定是经过证实的，那些不经证实的规则和存在物都是可怀疑的。首先遭到怀疑和攻击的是教会以及教士。鉴于历史上的胡格诺宗教战争的阴影，对教会的指责攻击显然是站在无神论的立场上的。

剔除掉教会和它背后的上帝，那么自然人作为社会的目的性存在就显露了出来。启蒙运动的宗旨因而基于以下的知识：人有自然权利，它是构成人的基本条件，如果没有这些自然权利，那么人是什么，还有人吗？既然是人，那么作为人的天然具有的权利就是不可剥夺的。人人都有自然权利，没有人能够剥夺他人的权利，没有人可以妨碍他人的权利，人因而就是天然地平等的，不被他人所奴役，也是天然自由的。无神论的启蒙运动常把自己的思想根源追朔到文艺复兴运动上去。从本质上来说，西方文化中，没有真正的无神论，只不过是新教在无神论幌子下，对天主教的又一次进攻。
平等的人人构成社会，按照什么原则来运行呢？答案是契约。如果组成国家，就需要人人让渡一部分的权利，原来的市民才能成为普遍意义上的“公民”。政府是“公民”意志的体现，通过选举，人们可以更换政府，也可以推翻政府，“造反有理”。每个市民作为“公民”都应该关心政治，因为人们不关心政治，那么国家和政府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从这点出发，就又得出一个结论，人人都必须“爱国”，否则人们的市民成分中就失去了“公民”的成分。

启蒙运动波及的国家较多，范围较广，以法国最为突出。在法国的启蒙哲学家有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等等，他们的思想虽然不尽相同，但都反对教会的统治，尤其以伏尔泰对教会的攻击最为激烈，他也因此几次入狱、出国。以伏尔泰的作品演出的戏剧获得巨大的成功，当伏尔泰回国，人们像对待英雄一样对他欢呼，这就意味着教会在舆论上已经彻底垮台。
路易十四时期，他把贵族从封地都整到巴黎来居住，地方上派政府官吏去官理。这样，贵族与土地及其土地上农民的联系就只是单纯的租金关系，贵族仅仅是作为一个食利阶层而存在，他在议会中代表的社会力量也就仅仅代表他自己了。
法国的人口中农民占百分之九十，然而并不是有组织的，政府所派的官吏官职大部分是花钱买来的，他们根本就不担负自己应该担负的社会管理职能。这样的状况下，也没有自组织的农民因而死气沉沉，他们不关心自己的命运，也不关心国家的政治。所有影响政治的人都集中在巴黎，因此“巴黎就是法国，法国就是巴黎”。
1789年，当三级议会宣布自己代表整个法国的时候，第一、二级议会是没有办法阻止的，因为他们的力量仅仅局限于自己，除了手里的军队。
1789年7月13日，是什么让和平、善良的巴黎市民拿起了枪？因为他们要保护自己的议会代表，也就是保护他们自己。最终路易十六优雅地在断头台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封建制度在法国完结了，法兰西的共和国时代开始了。

等级消除了，人人平等了，政权交到了人民的手里了，议会代表人民来行使人民自我管理的权利了。这个社会制度是从人民的利益、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的，那么这个社会应该就叫社会主义社会吧？它不是以个人的私有财产为第一出发点和最高价值，在巴黎情况紧急的时候，议会在农村无偿地征用贵族的物资，没收教会的土地，农民们也趁机打土豪、分田地，抢夺教会的财物。在天主教长女的法国，教士们的权利大大地降低了，掉盔卸甲，威风扫地。议会甚至想一鼓作气，像英国“清教”那样彻底消除天主教的影响，提倡无神论，创造一个只崇拜革命、只信仰理性的世俗化社会，这种废神行动最终没有成功。毕竟根深蒂固的西方社会不能没有上帝。
“公民”是逻辑意义上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的抽象物，它在现实中具体的表现形式，必定要赋予到现实的人身上，而现实的人却是一个具有特殊规定性的人。在人民选举出的议会，在人民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具体的利益诉求路径和方式表达也会不同，如何来撮合、统领这些不同呢？罗伯斯庇尔采取了恐怖的手段，将不同政见者送上了断头台。刽子手一时紧缺，都不够用了。1794年7月，反对罗伯斯比尔的各派力量联合起来，发动热月政变，颠覆了雅各宾派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