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
或许是太顺遂了吧，曾布有些膨胀了。
时间来到公元1074年，曾布开始对新法有些条文不以为然了。这原本也是正常的。有不同意见，如果仅是私下发发牢骚，也无可厚非。但是，他却公然上书神宗，直指新法之弊，而且言辞激烈。这就是公然反对新法、公然背叛新党了。一时间，朝廷上下舆论大哗。
当年的朝堂，新旧两党正激烈交锋，旧党以天下大旱、灾民四起为借口，猛烈攻击新法，王安石正四面受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曾布，就在这个时候，从背后捅了一刀。
王安石盛怒，痛骂曾布忘恩负义，旋即将其罢官贬黜。
不久后，王安石也黯然下台，是他第一次罢相。
这件事，成为曾布一生的转折点。孰是孰非，众说纷纭。
有人说，曾布此举是仗义执言，对事不对人。新法确实有不妥之处，作为新党骨干，他能不避家丑，是有勇气、有担当的体现。
也有人说，此事恰恰说明曾布是真小人。新法之弊，并非一日所有。实际上，任何变法革新，都会有不便不利之处，需要在执行中不断调整。看出问题，应该力陈意见，在内部去推动解决问题。曾布，却选择公开上书，这就是背叛。
似乎都有道理。
我们还是回到历史的现场看看吧。
曾布，这年38岁，入仕17年，任地方官12年、京官5年。年岁上，已不是毛头小伙子了；在政治上，也有了相对丰富的积淀了。如此年纪，如此阅历，还有冲动和激愤吗？或许有，但更大的可能，是曾布想赌一把。原因在于时机。
他选的时机很微妙，正是新旧两党相持激烈，新党岌岌可危之时。他早不上书、晚不上书，偏偏选择这个关键时刻，这难道是巧合？会不会是他审时度势、看准时机后，用对旧主的反手一刀，作为给旧党的投名状？又或者，在此之前，他已经秘密倒向了旧党，此举正是为了向新主表忠心？
可惜，他看准了局势，却输了赌局。王安石确实被罢相了。不过，他却在坠地之前，将曾布一脚踹出了京城。
这一踹里面，不仅仅有王安石的寒心和愤怒，还有新党同僚们的鄙视和不屑。所以，曾布，这一贬，就是十一年之久。直到公元1085年，神宗驾崩，旧党上台。
当年可能的投名状，终于变成了回京的通行证。
曾布，这位曾经的新党骨干，被旧党光荣地召回了京城，荣升户部尚书。在章惇等其他新党骨干，被贬的凄凄惨惨之时，曾布却迎来了人生的春天。这是否更能坐实他当年的举动，确实是背叛、至少是和旧党的勾兑呢？原因已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个春天很短暂。回京后，曾布并没能站住脚，仅仅一年，便又被旧党撵出了东京城。
真是里外不是人啊。
这一去，又是八年。直到公元1094年，太皇太后高氏去世，哲宗皇帝亲政，曾布这才回到了京城。
这次，他的标签，还是新党。

越是如此，越是替他可惜！
感谢支持！

（105）
此时的曾布，已年近花甲。
这前后二十年，从38岁到58岁，曾布辗转地方无数，围着东京城东南西北的迁徙，无数次路过京城，却只进城待了一年。那些漂泊的日子，那种苦，应该痛彻心扉。
二十年，正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要说，曾布无恨无怨、心如止水，估计没人会信，只是他笑眯眯的样子，让人们以为历经沧桑的他，已经淡然了。
这二十年，不仅深刻地改变了曾布的人生，也模糊了他身上的党派色彩。他成了不新不旧、又新又旧的人物。
他出身新党，师从王安石，却又被王安石贬谪地方；后来，他投靠司马光得以回京，又再被司马光所贬。算起来，新党收拾了他十年，旧党再收拾他十年。
时光荏苒，满脸的笑容，已成为他游走新旧两党之间的利器。只是，夜深人静时，他还是会忍不住地自问，真的遗忘了吗，那些朋友们、那些敌人们？可，谁是朋友、谁又是敌人？
当须发如雪的曾布，再回到东京城时，无论世人给他贴上什么样的标签，都只是形式而已，没有人再能洞察他的内心。实际上，在他心里，早已不属于任何党派，他只为自己奋斗。
至此，他也深刻地认识到，所谓的理想抱负、政党同盟，统统都是假的。权力，唯有权力才是真的。
东京城内，王安石、司马光等曾经的重臣们，俱往矣。
再回京城的曾布，已是朝堂上的顶尖人物。环顾四周，他的身边只有章惇、蔡卞等少数几人。能与他过招的，能和他争夺权力的，也只有这些人了。
首当其冲的，正是章惇。
哲宗亲政后，章惇长期为独相，权倾天下。
而且，章惇为人跋扈，根本没将曾布放在眼里。确实，论年纪、论资历，他都在曾布之上。别忘了，他们还是同年进士，只不过章惇不耻名次较低，主动放弃而已。
官大一级压死人，曾布恨的牙痒痒。
实际上，在很多事情上，曾布都与章惇、蔡卞意见不一。比如，对旧党，章惇、蔡卞都是必欲除之而后快，曾布则主张留有余地。对新法，章惇、蔡卞都是主张全面恢复，曾布则强调适时而变，应该有所损益。
曾布的这些主张，倒未必是仁慈、也未必是出于公心。
二十年来，他被新党、旧党轮番折磨，犹如油锅里的烧饼被翻来覆去。无论哪一边，他都谈不上忠诚，只是恨多恨少而已。他之所以留有余地，不过是一种政治策略，以保持自己在两党的影响力。换句话说，他是想两党利益均沾，挟两党之力来巩固自己的权位。客观上，又能为己博得宽宏大量、不计前嫌的好名声。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曾布这点小心思，或许能瞒过别人，但很难瞒得过章惇、蔡卞。在他们看来，曾布是在耍滑头，是政治上不坚定。
在政治斗争中，想着两头讨好、左右逢源，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两边都不满意。在激烈的斗争中，那些政治上的骑墙派，最终都会摔下来。而无论摔到哪一边，都不会有好下场。
说起来，政治权斗，没有是非，只有成败。想要大赢，首先就得坚定的选边站。所谓坚定，就如同赌博，选定离手、认赌服输，从来就没有什么中间路线。
想走中间路线的曾布，与坚定的章惇、蔡卞，斗争不可避免。不过，他缺乏正面冲突的勇气。想想也好理解，自古以来，对这些走中间路线的人，还有另外一些称谓，比如中庸派、投降派、妥协派等等。总之，在他们身上，多少都缺少点刺刀见红的血性和勇气。
曾布也是这样。他斗争的方式，主要是靠一张嘴。
在哲宗皇帝面前，反复地打小报告。

哈哈哈
感谢支持！
稍后更新！

（106）
打小报告，就是在人后搬弄是非。
人后讲是非，似乎是八卦女人们的专属。其实，未必如此。女人的是非，很多时候不过是费些口水，无伤大雅。而政客们的是非，可是刀刀见血。多少忠臣良将、股肱之臣、名士大儒，都毁于君王身边人的口舌之下。
古往今来，这样的人多如牛毛。
痛骂这些打小报告的人，没有什么意义。谁人背后无人说，谁人背后不说人。讲是非，似乎是人的天性；讲是非的，也未必都是小人。毕竟，权斗本身，都谈不上道德性。再去骂斗争的手段方法，又能有什么意义呢？
曾布，还有个习惯，喜欢写日记。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关于哲宗朝、徽宗朝的故事，都来自曾巩的记录。
很多向哲宗打小报告的事，曾布都写在了日记里。
很显然，在曾布看来，这不是什么丢人的事，甚至还有些洋洋得意。因为，这起码说明了，他圣眷正隆。毕竟，能向皇帝打小报告不易，能让皇帝批准小报告更不易。
据说，有次哲宗与曾布闲谈。曾布眼看时机合适，就开始打小报告，说章惇、蔡卞一遇事就起争执，朝政常有延误。哲宗听完，便问原因。这时，曾布就故意打马虎眼，装傻充楞。待哲宗追问，他便迅速插刀说，章、蔡二人不心系国事，只考虑自身富贵。而且，话里话外的说他们结党。
在皇帝面前，一个宰相、一个副宰相，被评价为不忧心国事，只考虑自身富贵，且结党营私。曾布下手太重了。
靠着一次次的小报告，曾布发泄着心中的不满，也不断巩固着自己的权位。即便章惇、蔡卞心知肚明，也奈何他不得。
除了在皇帝面前打小报告，曾布还利用章惇、蔡卞的矛盾，渔翁得利。尤其是在用人上。
一般程序是这样的，章惇或者蔡卞，刚提出一个重要官职人选，对方就反对并提出己方人选。待哲宗犹豫不决时，曾布便会恰到好处的提出自己的人选。最终，曾布的人选过关。
章惇、曾布、蔡卞，三人之间，相互斗心眼、耍计谋，却谁也扳不倒谁，维持着斗而不破的格局。这倒未必是他们有默契，而是在他们头顶之上，还有哲宗。
亲政的哲宗，才是真正的主宰者。
这位少年天子，前半生都活在祖母高氏的阴影下。虽然，身为皇帝，却饱受被忽视、被冷落、甚至被漠视的苦闷。亲政后，他对旧党的雷霆之击，与其说是为恢复父亲神宗的事业，倒不如他是在发泄压抑多年的怒火。
哲宗，也是个被严重弱化的历史人物。后世，将这段历史时期内发生的很多事，都归结为章惇、曾布、蔡卞等人所为，只能说，这是古人为尊者讳的老把戏。
很难想象，皇权之下，没有哲宗的默许、同意，乃至纵容，章惇等人能够肆意妄为。说到底，章惇也好，曾布、蔡卞也罢，都只是哲宗复仇的利剑。
哲宗，始终牢牢把握着朝廷大局。这从他熟练地控制着章、曾、蔡三人，就可以看出来。这三个人，之所以既争斗、又斗而不破，既合作、又相互掣肘，归根到底这是哲宗所希望的，也是哲宗的最大利益所在。
哲宗，也给过蔡京机会。

（106）
打小报告，就是在人后搬弄是非。
人后讲是非，似乎是八卦女人们的专属。其实，未必如此。女人的是非，很多时候不过是费些口水，无伤大雅。而政客们的是非，可是刀刀见血。多少忠臣良将、股肱之臣、名士大儒，都毁于君王身边人的口舌之下。
古往今来，这样的人多如牛毛。
痛骂这些打小报告的人，没有什么意义。谁人背后无人说，谁人背后不说人。讲是非，似乎是人的天性；讲是非的，也未必都是小人。毕竟，权斗本身，都谈不上道德性。再去骂斗争的手段方法，又能有什么意义呢？
曾布，还有个习惯，喜欢写日记。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关于哲宗朝、徽宗朝的故事，都来自曾巩的记录。
很多向哲宗打小报告的事，曾布都写在了日记里。
很显然，在曾布看来，这不是什么丢人的事，甚至还有些洋洋得意。因为，这起码说明了，他圣眷正隆。毕竟，能向皇帝打小报告不易，能让皇帝批准小报告更不易。
据说，有次哲宗与曾布闲谈。曾布眼看时机合适，就开始打小报告，说章惇、蔡卞一遇事就起争执，朝政常有延误。哲宗听完，便问原因。这时，曾布就故意打马虎眼，装傻充楞。待哲宗追问，他便迅速插刀说，章、蔡二人不心系国事，只考虑自身富贵。而且，话里话外的说他们结党。
在皇帝面前，一个宰相、一个副宰相，被评价为不忧心国事，只考虑自身富贵，且结党营私。曾布下手太重了。
靠着一次次的小报告，曾布发泄着心中的不满，也不断巩固着自己的权位。即便章惇、蔡卞心知肚明，也奈何他不得。
除了在皇帝面前打小报告，曾布还利用章惇、蔡卞的矛盾，渔翁得利。尤其是在用人上。
一般程序是这样的，章惇或者蔡卞，刚提出一个重要官职人选，对方就反对并提出己方人选。待哲宗犹豫不决时，曾布便会恰到好处的提出自己的人选。最终，曾布的人选过关。
章惇、曾布、蔡卞，三人之间，相互斗心眼、耍计谋，却谁也扳不倒谁，维持着斗而不破的格局。这倒未必是他们有默契，而是在他们头顶之上，还有哲宗。
亲政的哲宗，才是真正的主宰者。
这位少年天子，前半生都活在祖母高氏的阴影下。虽然，身为皇帝，却饱受被忽视、被冷落、甚至被漠视的苦闷。亲政后，他对旧党的雷霆之击，与其说是为恢复父亲神宗的事业，倒不如他是在发泄压抑多年的怒火。
哲宗，也是个被严重弱化的历史人物。后世，将这段历史时期内发生的很多事，都归结为章惇、曾布、蔡卞等人所为，只能说，这是古人为尊者讳的老把戏。
很难想象，皇权之下，没有哲宗的默许、同意，乃至纵容，章惇等人能够肆意妄为。说到底，章惇也好，曾布、蔡卞也罢，都只是哲宗复仇的利剑。
哲宗，始终牢牢把握着朝廷大局。这从他熟练地控制着章、曾、蔡三人，就可以看出来。这三个人，之所以既争斗、又斗而不破，既合作、又相互掣肘，归根到底这是哲宗所希望的，也是哲宗的最大利益所在。
哲宗，也给过蔡京机会。

非常抱歉
昨日未能上线
今天继续更新！
感谢支持！

稍后更新！

（107）
不过，哲宗真正的欣赏，蔡京似乎从没得到。
在哲宗亲政的几年里，蔡京虽然也是新党骨干，但与上面三位相比，他的地位和权势还是低了一个层次。
换句话说，朝廷的权力核心，蔡京并没有入局。
实际上，蔡京原本也是自信满满，以为可以大展拳脚的。在掌握朝政的章、蔡、曾三人中，章惇是老乡、蔡卞是弟弟，即便与曾布没有太深交情，也是三人之中有其二。
章惇是宰相，领袖群臣，蔡京对他寄予厚望。有一段时间，章惇和蔡京非常亲近，对他言听计从。时人评论，章、蔡二人亲密无间，以至对朝局的议论都如出一辙。
蔡京，满心欢喜，以为升迁在望。结果，章惇首先提拔的却是蔡卞。蔡卞是弟弟，蔡京也不好说啥。不过，心里多少有些不痛快，只好等着下次机会了。
时间不长，机会还真来了。
当时，曾布由同知枢密院事升为知枢密院事。由“同知”到“知”，就是类似由主持工作到扶正，算是晋升。可惜，曾布并不领情。在他看来，凭功劳、讲资历，他早该进入宰执行列、当副宰相了。
曾布，往前迈了一步，就空出了原来的位子。在蔡京看来，这是章惇为他创造的完美机会。于是，蔡京便痴痴地等着，没想到，幸运儿却另有其人。章惇为掣肘曾布，居然提拔另一个亲信担任此职，将蔡京晾在了一边。
蔡京大怨。从此，他与章惇行如陌路。
实际上，以章惇的火爆性格，性格阴沉的蔡京未必喜欢。多年来，为了升官，他刻意攀附章惇，想章惇所想、行章惇所想，就是等这样的提拔机会。而章惇关键时刻的选择，意味着蔡京在他那里，远不是什么核心的亲信。
这几乎是，蔡京走进权力核心最好的机会。这次失之交臂，让蔡京有些颓废了，甚至有些信命了。
官场之人，很多人都信命。这不是迷信，也不是唯心，而是历经辗转、饱经搓揉之后，深刻反思反省后的心得。
在这条艰难的仕途上，有着太多不可预测的人和事。有时候，哪怕远在天边发生的一件事，跟你八竿子打不着，转了几个弯后，也会深刻的影响到你，甚至改变你的命运。这样的人和事，怎么防？防不胜防！
官场，如同一张巨大的网，又好像一个巨大的迷魂阵，任何身在其中的人，几乎都是身不由己、只能随波逐流。即便位高权重、位极人臣，也未必能摆脱被操纵的命运。充其量，不过是只更大的棋子罢了。
都说世事如棋局，其实最像棋局，是官场。
如此，哲宗亲政的时代，蔡京虽然安坐京城、高官厚禄，但这并不是他的时代。在核心权力面前，他依然是个小角色，距离舞台中央，还有一大步的距离。
想要跨越这一步，还得看天时、看命运。
不错，属于蔡京的时代，还没有拉开序幕。

（108）
虽然，无法走进哲宗的核心圈子。
蔡京，却也没有闲着。
京城里面，有的是机会。
何况，蔡京还有独步天下的书法。
事实上，有着书法等多门绝杀技的蔡京，在京城的高端文化圈里，是很受欢迎的。当年的蔡京，也远非后来历史里那么不堪的形象。不过，他虽受欢迎，却算不上是主角。
当年的东京城，在书画界有两位大牛人。一位是王诜，英宗皇帝的驸马，娶的是神宗的妹妹。王诜，书画界的风云人物，为人风流潇洒、洒脱俊逸，苏轼兄弟、米芾、黄庭坚等人，都是他的座上客。王诜府上，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另一人，便是赵佶，哲宗亲弟弟，爵封端王。花样少年，天潢贵胄、贵不可言，更难得是他天赋异禀、异乎常人，可谓书画天才。
蔡京，便是王诜和端王的座上客。
这里的席位，论的不仅仅是官职，更是才学。以蔡京在书法上的造诣，他是完全有资格坐在宴席之上的。实际上，无论是王诜还是端王，都对蔡京尊崇有佳。
驸马爷，有宋一朝，几乎都是荣衔。当了驸马，几乎就注定了没有出将入相的机会，这是朝廷制度。所以，王诜虽贵，却无多少潜力可挖。
端王赵佶，其实也差不多。尽管，他贵为亲王、皇帝的弟弟，但是按照大宋祖宗家法，一辈子也只能是富贵王爷。实际上，自真宗以后，大宋王爷们，几乎没有在朝廷担任过实衔。
所以，一开始，蔡京走进这个圈子，更多是应酬的性质，也是自娱自乐，玩票而已。对他来说，书法不过是门技艺，用来装点门面而已，他可没想过以此为业。
不过，后来事情发生了变化。
因为，哲宗病了，而且一病不起。皇帝生病，非同小可。何况，这个皇帝，还没有儿子，没有继承人，那就更是非同小可了。哲宗的病，断断续续拖了一年多。
东京城内，流言四起。所有的流言，都围绕着皇宫的御座。大家都在猜测，一旦哲宗驾崩，谁将坐上皇帝宝座？这是天大的事，事关天下安危，无数人的富贵荣辱。
蔡京，岂能无动于衷？
此时，蔡京再看赵佶，已判若两人。
仕途之人，都明白一个道理。如果事事循规蹈矩，做官只是份职业而已。想要有大富贵，就得抓住关键时刻的大机遇。而所谓的大机遇，本质上就是赌博。赌注越大，富贵越大。若是赌上了身家性命，那便是天大的富贵了。
求富贵，拼的是脑子，拼的也是胆子。有才无胆，莫求富贵。对蔡京来说，才华不缺，胆子更不缺。
随着，哲宗油尽灯枯，赌局也要开盘了。
蔡京，应该下了大注。尽管，历史并没有相关的记载。不过，纵观后几十年的历史，我们是可以想见的。否则，他那非凡的富贵，从何而来。
果真是靠他的书法？别开玩笑了。

哈哈哈
感谢各位支持
今天回来了很多老朋友
很荣幸！
稍后更新！

（109）
公元1100年，哲宗驾崩。
一朝天子一朝臣，新时代开始了。
这个崭新的时代，至少属于两个人，一个是宋徽宗，另一个就是蔡京。而宋徽宗和蔡京，几乎是连在一起的，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
只不过，拉开时代大幕的人，却是另外几个人。他们是，向太后、章惇、曾布和蔡卞。不错，在哲宗灵柩前的御前会议上，这几个人正是主角。
这次会议，通过决定皇位的归属，决定了一个时代的起伏、一个王朝的兴衰，也决定了千千万万人的命运。即便放眼中华历史，这也是个重大的历史拐点。
当然，这几个当事人的人生命运，也被决定了。
章惇，因为那句“端王轻佻，不足以君天下”，在徽宗登基后，坎坷悲催的下半生就被注定了。
曾布，也及时发言了。不过，他说的是：章惇并没有与我等商量，章惇的意见只代表他自己，皇太后的圣谕极为妥当。正是这句话，为曾布捞取了最大的政治资本，让他成为几位重臣中的最大赢家。
蔡卞，也赶紧附和，全凭皇太后定夺。
多年来，看上去有些唯唯诺诺的曾布，在这关键时刻，犹如顿悟一般，头脑极为清醒，行事极为妥帖，让人刮目相看，也让人印象深刻。
比如，在会议议定结果之后，众人等待赵佶之前，曾布就对太后说：皇位继承，天下最大之事，为慎重起见，请让几位朝廷重臣亲自查看哲宗遗体，以确保万无一失。
向太后听后，频频点头，深以为然。可以想见，在如此千钧一发之际，还能提出这般心细如发的建议，可见曾布是个内心多么缜密的人。
在这皇位传承的千钧时刻，蔡京也在场。不过，他的角色，远没有以上几位吃重，他甚至连御前会议的门都进不去。蔡京，只能候在门外，他的职位是翰林学士承旨。
不过，能够守在门外，已非一般人能比拟。果然，会议刚有结果，蔡京便被召入，负责起草哲宗的遗诏。这也是天大的事。当时尚未发丧，消息控制在极小的范围内。
先帝遗诏，也是后继之君的继位诏书，说是帝国最重要的文书，也毫不过分。能起草如此诏书，对臣子来说，真是无上的荣光，再配上蔡京那独步天下的书法，堪称人间佳话。
在场的三位重臣围在蔡京一旁，曾布捧砚，蔡卞磨墨，章惇递笔，人人都不愿意错过这关键时刻。若干年后，蔡京回忆此刻，依然非常得意。他说，直到那一刻，才知道大儒是怎样的尊贵。显然，在别人眼中他是权臣，可他却自诩大儒。
虽然，这些执笔并围观的人，都是满腹经纶、才高八斗，但遗诏从来不在文字，而在内容。妙笔生花的蔡京，略加思索，便用他那天下第一的书法，挥挥洒洒，一蹴而就。遗诏内容，包括三部分，指定赵佶继位、哲宗的病情、国丧的安排。
赵佶阅后，提出再加上一条，请向太后垂帘听政。听完新君旨意，蔡京手快，现场很快又重写了一份。赵佶再读，颔首称是。这是赵佶和蔡京君臣的第一次合作，堪称完美。
众臣入殿，宣读遗诏，恭贺新帝登位。
魂归九霄的哲宗，再无人间牵挂。坐在御座上的赵佶，则是百感交集，思如泉涌。跪在前排的章惇、曾布、蔡卞，各怀心事。跪在后面的蔡京，则看到了新希望。
是的，这天之后，一切都变了。

（110）
变化最大的，应该是曾布。
实际上，曾布根本不是什么顿悟，而是本色使然，之前的种种更多的是假象，或者是谋略而已。为了这新旧交替的关键时刻，他应该是蓄势已久。
其实，但凡在仕途上飞黄腾达的人，翻翻他们的履历，一定有几次神来之笔。而这神来之笔，就是抓住了关键时刻，实现了一种质的跨越。
曾布，就是抓机会的高手。继在御前会议和新君登基时的高光时刻之后，曾布，继续有着精彩的表现。
按照徽宗意思，在哲宗遗诏上已经写明，要请向太后垂帘听政。登基大典之后，大臣们便商议如何具体执行垂帘事宜。凡是这种大事，最稳妥的做法，就是找先例。本朝有先例最好，若本朝没有就参照前朝，前朝再没有就寻查古籍。
对大宋来说，太后垂帘，根本无须参照前朝，仁宗、英宗、哲宗，三朝都有类似情况。细究起来，仁宗朝和哲宗朝类似，英宗朝单列。
仁宗和哲宗登基时，年纪尚小，太后亲临朝殿，与皇帝一起听政。大臣们名为同时向太后、皇帝两人报告，实际上只是向太后禀告，并由太后裁度。英宗朝则不然，在英宗生病期间，大臣们先在朝堂上参见皇帝，再去宫中拜见太后，凡大事请太后最终拿主意。
这两种方式看似相同，实际上大不同。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太后听政是制度性安排，后者只是权宜之计。
那么，向太后垂帘，究竟该参照哪朝先例呢？
这当然是件大事。天大的事。
宰相章惇，在御前会议上已经输了一局，把新天子彻底得罪了。眼下，他正急于扳回局面。他的意见是，参照仁宗、哲宗朝旧例，由向太后和徽宗同时上殿听政。显然，他想重新讨好结盟向太后，避免皇帝和太后两边都不靠的尴尬局面。
对于向太后，章惇也未必衷心拥护，他有着自己的考量。当年，刘娥和高滔滔临朝听政都有十多年，即便向氏没有那么久，只要有个几年时间，他这个宰相便有了转圜腾挪的空间。
蔡卞的态度，则很暧昧，几乎就是没有态度。很显然，他没看好局势，便想在这件事上打马虎眼。
曾布，态度很明确，他坚持英宗朝先例。无论其他人提什么反对意见，他就死死咬住一条：当年仁宗、哲宗，都只是个孩子，当今天子年方十八、已然成年，岂能相提并论？
最终，曾布的方案获得通过。
在具体细节上，向太后的生辰无须定为国家假日，不仅不用辽、夏等国来朝恭贺太后生辰，甚至连太后听政这件事都不通报辽、夏诸邦。如此垂帘，即便相比英宗朝旧事，也是比权宜之计更权宜的安排了。
如此安排，谁是最大收益者？当然是徽宗了，刚刚登基的新天子。天子欣慰，曾布自然受益受宠。
曾布，再胜一局。

哈哈哈哈
感谢大家的热情支持！
稍后更新！

（111）
新君登基，当然要有新政。
徽宗的新政思路，充分体现了在年号上，建中靖国。这个年号的背后，很显然有着曾布的影子。他对登基之初的少年天子，有很大的影响力。
四个字的年号，在中原王朝的历史上相对较少。北宋出现过三次，在此之前，太宗朝有过“太平兴国”、真宗朝有过“大中祥符”。
建中靖国，这个年号是有深意的。徽宗是想以此来诏告天下，他的新政不偏不倚，立足于居中调和，使新旧两党放下争议、终止三十余年的恶斗，开创法无新旧，便民则为利，人无彼此，当材则可用的朝廷新局面。
这自是一片好意。可惜，好意难为之。多年的争斗，双方很多人手上都沾满了血。沾过了血，往前一步是嗜血，往后万步才成佛。嗜血容易，还是成佛难？不言而喻。
回望历史，仔细品来，这个年号可以有另外的解读，很不吉利。建中靖国，建，是建隆，这是太祖建国的年号；靖，是靖康，这是徽钦亡国的年号；中，就是终，结束。连起来，恰恰就是北宋由建隆开始、到靖康结束的意思。
当然，这不过是牵强附会、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
放在徽宗继位之初，能有这样的年号，其本意还是好的。
既然是调和、中立、不偏不倚，首先就要在人事上做出调整。从权力的分配上，就要打破哲宗去世时，新党垄断朝政的局面，让旧党也重新参与朝政。
这对于旧党，自然欢天喜地，皇帝诏书一下，许多旧党人士纷纷由贬谪地回到朝堂。韩忠彦是代表人物，他是前朝功勋宰相韩琦的孙子。
对于新党，就没那么容易了。毕竟，无论把谁的权力割出去，不管多大多小的一块，都很疼。尤其是对新党三位领袖，章惇、曾布、蔡卞，该何去何从呢？
实际上，经过徽宗登基前后的几件大事，哲宗朝一直明争暗斗的三个人，已经分出了胜负。章惇虽仍在相位，但已结怨新君，被贬只是时间问题。蔡卞，无所作为，有了边缘化的趋势。此消彼长之下，先前一直落在下风的曾布，行情大为看涨。实际上，这时的朝堂，已经形成了徽宗、向太后、韩忠彦、曾布为首的新的权力核心。
眼看时机已到，曾布，该出手了。他的策略是各个击破。
按朝廷惯例，由宰相担任大行皇帝山陵使，章惇负责哲宗陵墓修建和安葬事宜，将会离京一段时间。因此，章惇可以暂且放下。那剩下便是蔡卞了。而蔡京、蔡卞兄弟，互有表里、互为援手。曾布决定先易后难，先对蔡京下手。
对于贬谪蔡京，章惇没有反对。或许，章惇从来就没拿蔡京当臂膀；又或许，章惇已自身难保、无暇他顾了。不过，他提出给蔡京更高的名位，作为离京的安慰。章惇此举，更大的可能是物伤其类、触景生情吧。
蔡卞，则看穿了曾布的伎俩，坚决反对。
不过，蔡卞的反对无效，因为曾布已征得了徽宗的批准。很显然，此时的蔡京，还没有真正走进徽宗的内心。很快，朝廷议定，翰林学士承旨蔡京，以端明殿学士兼龙图阁学士出知太原府，算是给足了章惇、蔡卞面子。
首战眼看告捷，曾布洋洋得意。
看上去，蔡京，又得被贬离开东京城了。

哈哈哈
感谢支持！
稍后更新！

（112）
可惜，曾布又失望了。
为了撵走蔡京，曾布几乎打通了所有的环节，却卡在了最后的关口，向太后那里。
曾布，只好去拜见向太后。太后甚至都没有耐心听完曾布的话，就坚决又坚定地驳回了他的意见，坚持留蔡京在京城。曾布自恃有皇帝力挺，也不甘示弱，居然语带威胁地说，如果太后执意留下蔡京，他就将请辞、告老还乡。
这是明目张胆地和太后叫板。近来红的发紫的曾布，有点过于膨胀了。太后微微一笑，反问道，蔡京留京与否，关你枢密使何事？言下之意，朝廷有法度，上有太后、天子，下有宰相，朝政之事自有体统，枢密使是管军事的大臣，如此行事是否越权了？曾布辩解道，君子和小人岂能共处？向太后抓住话头，立马反驳道，你等都是先帝重臣，不也共事数载吗？
曾布还想争辩，向太后没再理他，拂袖而去。曾布心中即便是万马奔腾，也只能徒呼奈何？就这样，蔡京继续留在了京城，继续任翰林学士承旨，主修神宗实录。
凡事皆有因果。向太后如此袒护蔡京，自然也是有原因的。说起来，蔡京与向家相交很久了。
当年，向太后弟弟为在向家祖坟修建佛寺，强拆了祖坟四周的数间民宅，惹得百姓告到官府。其时，蔡京任户部尚书，此事原本与他八竿子打不着。不过，蔡京担任过开封知府，早有旧属将此事报告给他。正苦于无法结交向家的蔡京，立马来了精神。在他的上下走动打点下，很快就替向家平了官司。
不过，事后蔡京还是被御史参了一本。倒并没有伤筋动骨，只是罚钱了事了。倒是向家建起的寺庙，巍峨壮观，甚得太后欢喜，赐名慈云寺。蔡京的功劳，自然也就入了太后的心。据说，在太后授意下，慈云寺的匾额，便出自蔡京之手。
此事过后，向家子弟在京城的麻烦事，多由蔡京出面摆平。有此渊源，向太后力主蔡京留京，也就顺理成章了。
蔡京，有垂帘听政的向太后庇护，暂时动不了。曾布一脚踢空，便调整了计划，发动台谏官员重点攻击蔡卞。这次，很快得手。蔡卞被贬官，罢了副宰相之职，知江宁。
算起来，未及十年，蔡卞再次被贬江宁。上次，对他动手的是旧党，这次换成了新党的老战友，曾布。
不知，赴任江宁的路上，蔡卞是怎样的心情？
蔡卞走后，朝局再生重大变故。
垂帘不过数月的向太后，归政天子。徽宗亲政了。
章惇被罢相，旧党韩忠彦接任了宰相。
对蔡京来说，这两条都不是好消息。
在曾布的上一轮打击中，蔡京一只脚都已跨出了东京城，只是因为向太后力挺，才又硬生生的留了下来。如今向太后撤帘归政、弟弟蔡卞也已被贬江宁，还有谁能保他呢？果然，三个月后，蔡京被撵出了京城，知永兴军（治所在今陕西西安）。
至此，自哲宗去世不足一年，曾布费尽心思、接连出手，终于将老战友兼老对手，章惇、蔡卞、蔡京等，一一扳倒，并都贬出了东京城。这口郁积心底多年的恶气，终于出来了。
好事还在继续。
在蔡京被贬六天后，曾布被擢升为副宰相，仅次时任宰相韩忠彦。虽名为副宰相，但曾布在朝中年头更久、资历更深，在天子的恩宠和权力的含金量上，他倒更像是宰相。
曾布，终于扬眉吐气了。

哈哈哈
感谢几位仁兄的支持
稍后更新！

（113）
曾布的扬眉吐气，来自徽宗的信任。
赵佶初登大宝，最头疼的就是错综复杂的朝局，亟需有人来帮他理出头绪。曾布，就是这个人，也是徽宗信任的人。
在施政思路上，徽宗听取了曾布的建议，联合新旧两党，走中间路线。这在用人上体现的很鲜明，宰相韩忠彦算是旧党里的温和派、副宰相曾布算是新党里的温和派。不过，曾布这个副宰相更有实权，对朝政的影响也更大。
站在历史的纵深处去看，自王安石变法引发新旧党争以来，大宋朝就在激烈的党争下，一面不断损耗着国家的元气，一面正急速地向悬崖边奔去。
徽宗登基后选择的中间路线，是大宋朝自我救赎的绝好良机。如果能长期坚持下去，天长日久、固本培元，渐渐修复朝廷的元气，定能扭转帝国坠崖的势头。
在路线的选择上，曾布确有建议之功。可惜，最终毁掉这条路的，恰恰也是曾布。真是成也萧何败萧何。说起来，曾布这个人挺可惜的。他错过了一次力挽狂澜、名垂青史的机会。
当其时，徽宗对其言听计从，他算的上是徽宗的第一宠臣。如果，他真能心底无私，真正践行他倡导的中间路线，用心调理朝政，极力弥合两党多年争斗的裂痕，或许，北宋朝堂真能重新形成一团和气，那真是天下人之福。
可惜，曾布从提出这条路线时，就没想过好好的去走这条路。说到底，这不过是他争权夺利、玩弄权术的障眼法而已。
看看他的建议，就知道了。
他反复向徽宗进言，嘴上说的要破除党派之见，在用人上持平用中，实际上利用皇帝的信任，不断安插自己的亲信。他还再三强调两党领袖皆不可用，劝谏徽宗：今日之事，左不可用轼、辙，右不可用京、卞。听上去，大公无私。实际上，他是借此打击两党领袖，把那些比他资历深的、能力强的两党领袖全部撵出京城，让两党群龙无首、好让自己成为共主。
他这么做，是基于权力基础的考量。这些年来，曾布看上去左右逢源，实际上新旧两方都涉足不深。所以，只有选择中间路线，才有他的位置，也只有去除两党领袖，他才有可能唯我独尊。这是典型的权力思维。
这是曾布一生中，最野心膨胀的时刻。可惜，曾布膨胀的私欲，让他在朝政中失去了公允之心，也注定得不到两党的信任和支持，相反成为两党共同的靶子。
而新旧两党，在短暂的观望之后，很快便识破了曾布整日鼓吹的所谓中间路线，不过空有虚名罢了。他们很快便又重新斗在了一起。大宋朝，彻底错过了这次良机。
要说，曾布完全没有考虑过国家、没有考虑过朝政、没有考虑过百姓，那应该也不符合实际。毕竟，他也是读圣贤书、登科举的饱学之士。可惜，这些高尚的想法，敌不过权力的诱惑。实际上，坐上副宰相的位子，曾布满脑子想的只有一件事，扳倒韩忠彦，当上宰相。
韩忠彦，又岂能束手就擒？

哈哈哈
感谢大家支持！
稍后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