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6）
蔡京首先做的，便是设置讲义司。
这倒不是什么新鲜事。当年王安石变法，首先设立就是三司条例司。简单地说，这就是改革或者说新政的最核心机构。
至于为什么要先设立这样的机构，值得说一说。任何朝政，时间久了，都会形成一套固化的官僚机构，循规蹈矩、因循守旧，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指望这样的机构来改革创新，甚至革自己的命，无异于挥刀自宫，根本是不可能的。
因此，但凡要改革，在现行系统之外新设一个机构，直接对最高权力负责，绕开繁文缛节、如臂使指，把改革措施一竿子捅到底，就非常的必要。
从根本上说，改革之难，难在人。
自古以来，为君为臣者，想要革故鼎新，设立新机构，自然要用新人。而新人的枪口，对的正是老人或者说是旧人。旧人，也是当年的新人。如今新人胜旧人，旧人自然不痛快。
这些旧人们，打着为国家、为君主、为百姓服务的旗号，既是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也是旧体制的坚定捍卫者。悠游岁月、承平日久，这些人尸位素餐者众，不敢也不愿越雷池一步，却自诩是遵章守纪、维护祖宗家法。
想要从这些旧人里，杀出一条路来进行改革，可谓难以上青天。原因在于，这些人混迹官场多年，最善于看风向、揣摩上意，上面要改革，他们嘴上都支持，甚至摇旗呐喊帮着造势。可是，一旦触及自身利益，他们马上就变脸。
当然，他们之中，公然跳出来成为拦路虎的还是少数。不过，他们也有绝招，那就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利用体制的惯性，一拖二磨三赖四踢，最终将改革者释放的动力消耗殆尽，也将改革者的热情耗尽。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
改革如此之难，在现有机构之外，重新弄一套班子、重用新人，对改革者来说，既是无奈之举，也是现实所需。
蔡京，人在官场多年，这其中的关节，他再清楚不过了。所以，他在上任右仆射也就是副宰相六天后，便迫不及待地着手设置讲义司。而此时，左仆射空缺，他这个副宰相，实际上已经是宰相了。
相比较王安石，蔡京为徽宗皇帝构建的蓝图更加宏伟，要革新的事项也更加宽泛，他设立的这个讲义司，也远比当年的三司条例司更加庞杂。下设负责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尹牧事务的七个部门。
有人做过统计，讲义司前后研究了十四项重要改革内容，包括：议盐、议学校、议市舶、议茶、议学田、议坊场入纳、议私自讲学、议学校制度、议礼乐、议医学、议税务、议锡、议麦钞及博易、议军事等。
说起来，这每个事项，牵扯的都是千万人的利益，干系的都是大宋的国本，也都是无可争议的难啃的硬骨头。
有了讲义司，徽宗的新政有了舞台，蔡京的权力也有了地基。初掌权柄的蔡京，可谓意气风发，那些年在宦海沉浮中几乎被消磨殆尽的锐气，又重新被激发的喷薄而出。
加之，徽宗格外的信任宠幸，蔡京更加信心满满。
蔡京，终于可以放手大干一场了。

（127）
路线确定之后，就得思想先行。
换句话说，就是要确定国家的意识形态。蔡京的思路是尊圣。这里的圣人，包括两个人，除了神宗，还有王安石。
在蔡京的策划下，王安石的塑像被放进了景灵西宫。这是徽宗继位后，为供奉神宗灵位而专门修建的宫殿。同时，徽宗下诏封王安石为舒王，配享孔庙，地位仅次于孟子，并且下令国子监绘制和雕印王安石的画像，颁发全国。
至此，王安石成了不容挑战，甚至不能议论，即便是帝王，也得跪拜的圣人。其地位崇高如此，天下学儒读儒尊儒的读书人，对他确定的路线和政策，又岂有不从之理？
从个人情感上来说，蔡京对这位弟弟的岳父，未必有多深的情义，他这么做更多的是政治上考量。这些年，眼看着新党、旧党你来我往，像翻烧饼一样翻来覆去，意识形态领域的模糊，是个重要原因。他就是要借着尊崇王安石，将新法思想上升为整个帝国的意识形态。换句话说，就是要成为大宋朝新的祖宗家法，以后无论权力怎么交替，这局面永远翻不过来。
这般操作，显示了蔡京娴熟而高超的政治手腕。他超越单纯的斗争，直接抓住事情的本质，不愧为资深老政客。
确定了意识形态，接下来就是人事了。
放眼这时的朝堂，有实力能够叫板蔡京的人，已寥寥无几了。想想蔡京曾经的上司、同僚吧，从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苏辙，到王珪、蔡确、章惇、曾布、蔡卞等等，这些人，或早已离世，或正受贬天涯海角且垂垂老矣、或已经边缘化。蔡京，这个历经三朝的老臣，已是无可争议的朝堂霸主。
不过，蔡京依然放心不下，这些年咸鱼翻身的例子太多，大意不得。他决定来一招釜底抽薪，这便有了后世臭名昭著的元祐党人碑。经过几轮筛选，朝廷公布了一份119人的惩戒名单。名单上的人，大部分曾在哲宗元祐时期担任显赫官职，包括司马光、苏轼兄弟、程颐等人。
具体惩戒措施是：凡故去之人，追夺谥号、革除爵位、移除太庙画像、磨平墓碑敕封文字等；凡活着的人，一律贬官到边陲之地，后世子孙永世不得为官、甚至不得进京。
为体现朝廷坚决的态度，名单由徽宗本人书写并刻在石碑上，就立在皇宫文德殿的南侧。朝廷还下令，全国各州县复制御碑立于道旁，广而告之，确保朝廷严惩的旨意贯彻无误。
放眼历史，打击政治对手到这般程度，还真是头一遭。
蔡京，心狠手黑，且有创意。

（127）
路线确定之后，就得思想先行。
换句话说，就是要确定国家的意识形态。蔡京的思路是尊圣。这里的圣人，包括两个人，除了神宗，还有王安石。
在蔡京的策划下，王安石的塑像被放进了景灵西宫。这是徽宗继位后，为供奉神宗灵位而专门修建的宫殿。同时，徽宗下诏封王安石为舒王，配享孔庙，地位仅次于孟子，并且下令国子监绘制和雕印王安石的画像，颁发全国。
至此，王安石成了不容挑战，甚至不能议论，即便是帝王，也得跪拜的圣人。其地位崇高如此，天下学儒读儒尊儒的读书人，对他确定的路线和政策，又岂有不从之理？
从个人情感上来说，蔡京对这位弟弟的岳父，未必有多深的情义，他这么做更多的是政治上考量。这些年，眼看着新党、旧党你来我往，像翻烧饼一样翻来覆去，意识形态领域的模糊，是个重要原因。他就是要借着尊崇王安石，将新法思想上升为整个帝国的意识形态。换句话说，就是要成为大宋朝新的祖宗家法，以后无论权力怎么交替，这局面永远翻不过来。
这般操作，显示了蔡京娴熟而高超的政治手腕。他超越单纯的斗争，直接抓住事情的本质，不愧为资深老政客。
确定了意识形态，接下来就是人事了。
放眼这时的朝堂，有实力能够叫板蔡京的人，已寥寥无几了。想想蔡京曾经的上司、同僚吧，从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苏辙，到王珪、蔡确、章惇、曾布、蔡卞等等，这些人，或早已离世，或正受贬天涯海角且垂垂老矣、或已经边缘化。蔡京，这个历经三朝的老臣，已是无可争议的朝堂霸主。
不过，蔡京依然放心不下，这些年咸鱼翻身的例子太多，大意不得。他决定来一招釜底抽薪，这便有了后世臭名昭著的元祐党人碑。经过几轮筛选，朝廷公布了一份119人的惩戒名单。名单上的人，大部分曾在哲宗元祐时期担任显赫官职，包括司马光、苏轼兄弟、程颐等人。
具体惩戒措施是：凡故去之人，追夺谥号、革除爵位、移除太庙画像、磨平墓碑敕封文字等；凡活着的人，一律贬官到边陲之地，后世子孙永世不得为官、甚至不得进京。
为体现朝廷坚决的态度，名单由徽宗本人书写并刻在石碑上，就立在皇宫文德殿的南侧。朝廷还下令，全国各州县复制御碑立于道旁，广而告之，确保朝廷严惩的旨意贯彻无误。
放眼历史，打击政治对手到这般程度，还真是头一遭。
蔡京，心狠手黑，且有创意。

（128）
蔡京，经历几十年的新旧党争，深知不出手则已，出手必须彻底击溃对手。这些年，让对方反手报复的教训太惨痛了。
因此，他选择了持续打击，不断加码。
仅仅一年后，朝廷再次公布奸党名单，扩充到309人。这次分的更细，包括6个级别，由司马光开始，甚至还包括了王珪和章惇、韩忠彦和曾布等人。名单出来后，仍旧由徽宗御笔书写，并刻石立碑于皇宫大内。天下州县，皆复刻立碑。
从名单来看，里面的人有新有旧，而且时间跨度很大，从王安石变法开始，一直延续到徽宗登基。很显然，这已经超越了过往层面的新旧党争。
很显然，这份蔡京策划、徽宗首肯的名单，是他们君臣精心炮制出来的。他们以徽宗登基为关键节点，有意地混淆了以往泾渭分明的新旧两党。名单上的人，不仅有传统的对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也包括对徽宗新政的异议者。一言以蔽之，无论是新党还是旧党，但凡反对新法、不满徽宗新政的，一律纳入黑名单。
当然，这里面蔡京夹杂了很多的私货。比如，章惇、曾布等人，可能并没有反对徽宗的新政，但他们是蔡京的政敌，便也上榜了。逮着这个机会，蔡京终于将多年的怨气发泄了出来。
如果，你以为这只是蔡京的肆意妄为，那就大错特错了。这件事的主导者，依然是徽宗。不过，徽宗弄出这份名单来，可能并非出于报复。他不是亲政后的哲宗，没有那种被压抑、被忽视、被冷落多年的怨气。换句话说，徽宗心里没有仇恨。
既然如此，为何徽宗会同意蔡京的名单，如此大范围的整肃朝纲，并且亲自御笔书写呢？其实，原因并不难理解。他刚登基，立足未稳，又想做事，就必须先立威。
说到底，他想将新政的拦路虎们统统搬走，但也仅此而已。我们可以看到，在颁布黑名单的同时，徽宗有过多次谕旨，虽然语气或是严厉的，但却并没有多少杀气，甚至还有一些温婉的劝慰之语，劝这些人放弃党争，停止几十年来彼此的争斗。
事实上，对名单上人及其亲属的严厉惩戒措施，也并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那块立在宫中的石碑，一年后就被徽宗下令毁掉了。后来，朝廷不仅销毁了黑名单的名册，甚至连印刷名单的雕版都砸烂了。至于，这些名单上的人，包括他们的子孙们，后来也都陆续由边陲之地回到中原，甚至回到了京城。
这就更加说明，徽宗对这些人的惩戒，更多是从政治路线出发，没有夹杂太多的私人情感，更没有当年哲宗那种刻骨的痛恨。至于蔡京，除了对曾布等极少数人穷追猛打之外，其他多数人，他也放过了。毕竟，他也只是为了巩固权力。
单就效果来看，经此雷霆重击，朝堂上的反对力量着实为之一空。徽宗的皇位更加稳固，而蔡京的权力也无人可以挑战了。
君臣二人，都选择了见好就好。
如此，徽宗的新政正式开始，蔡京也可以放手做事了。

（129）
那就从兴学开始吧。
教育，从来都是件大事。
对此，徽宗、蔡京君臣是有深入考虑的。毕竟，那黑名单上的数百人，多数是饱学之士、读书人中的翘楚，如此大面积的加以贬谪惩戒，难免让天下读书人有些惶恐。他们或许会在心中打鼓，百余年厚待读书人的国策，莫非会有所更张？
因此，从兴学入手，还带有安抚读书人的考量。如果说黑名单是大棒，那大兴教育、完善教育制度就是胡萝卜。蔡京这左右两手，玩得确实漂亮。不过，知易行难，从教育入手又谈何容易呢？
有宋以来，朝廷有过两次兴学，即范仲淹的庆历兴学和王安石的熙宁兴学，都是两次新政的重要内容。两者都重视建立地方州县学，都主张教育要经世致用、培养选拔人才。不过，就实际操作来看，亲历新政早夭，兴学效果不彰，熙宁兴学则不仅在形式、内容上更加完备，成效也更好，尤其在太学的发展和三舍法的建立上影响较大。
所谓三舍法，就是将京城的太学生分为外舍、内舍和上舍三个等级。对太学生进行定期考核，由外舍、内舍、上舍依次升舍。进入上舍的生员，参加朝廷组织的考核通过后，便可直接授予官职。
在前两次兴学的基础上，蔡京所掀起的，便是北宋第三次兴学的高潮。这次时间更长、规模更大、影响更深远。
关于具体的兴学措施，蔡京呈给徽宗的奏疏十分周详，提出要在全国设立学校的办学总思路，凡十岁以上儿童都要入学接受教育，建立以学校为主的培养、选拔人才机制，确立由地方县学升州学、州学升太学的升学模式，将京城三舍法推广到州县，明确地方政府办学的奖惩机制、办学经费来源保障等。
客观的说，这是雄心勃勃、又大大超越时代的兴学方略。
这里面，不仅有人人接受教育的朴素的民权观念，还有以学校为主要教学阵地的现代教学思路，还有从选拔到培养到使用的系统的人才教育理念。而这一切，发生在近一千年前。
当然，这些肯定不是蔡京个人的智慧，他不仅站在了范仲淹、王安石等先贤的肩膀上，同时也是建立在宋朝发达的教育基础、有力的国家财政保障、健全的文官体系制度、浓厚的民间崇学氛围等等之上的。蔡京，把这些力量聚集了起来。
有宋一代，文化繁荣，名家辈出、灿若星辰。以至于，后世之人每每想到宋朝，总有温文尔雅、细腻精致之感。其根本，正在于文化教育的发达，从政府到民间，由官员到百姓，整个国家普遍的崇文、兴文、厚文。
无论后世之人，对蔡京有多么不齿，仅从他登上副宰相之位，便即提出兴学方略，注重为国家培养选拔人才，这就是个有深邃眼光的政治人物。
可以想见，徽宗在读完蔡京的奏报后，面对这个全面超越前人的庞大计划，是如何的激动不已。他所追求的成为一代圣君、开启天下盛世的梦想，似乎有了实现的途径和基础。
再说，若没有煌煌之教育，那盛世还是盛世吗？

（130）
庞大的兴学计划，当然要有形象工程。
兴奋之下，徽宗下诏在东京城的南郊、汴河之畔，营建太学之外学。如果，把太学比作大学的话，那外学就好比是预科。各地学子先进入预科学习，再经过选拔进入太学。
天下州县皆办学，学子总数自然增多，太学的规模难以承受，新增加外学，既是形象工程，也是现实的需要。
外学教舍落成后，徽宗参照周易，赐名为辟雍。学校占地数百亩，有一百余间教室，每间教室可容纳三十名学生，还有宿舍等配套设施，是一片巨大的建筑群。
据说，辟雍开学之时，在蔡京的陪同下，徽宗亲自前往视察。当时，学校已有3800名生员，可见校况之盛。徽宗先到大成殿，拜谒了孔子像，也郑重其事地拜谒了王安石。此时，王安石已配享孔庙，是天子见了都要拜的圣人了。
如此可见，辟雍不仅是兴学的形象工程，更是徽宗推行新政新法的象征，可谓一举两得。
兴致不减的徽宗，还御笔亲自书写了一份手诏，告诉天下人朝廷兴学的决心和规划。诏书被刻在石碑上，立在学校正门之前。蔡京为石碑题写碑额“大观圣作之碑”，并将石碑拓片颁发给全国州县，复刻立碑、昭告天下。
自此，京城南郊，汴河之滨，辟雍之内，天下学子云集，晨钟暮鼓，书声朗朗，盛极一时。之后，天下读书人，在汴河码头弃舟登岸后，辟雍是必访之胜地。
此后，在蔡京的统筹策划下，京城又设立了几所专科学校，包括医学、算学、画学、书法等。这些学科里面，除了算学之外，徽宗都有着浓厚的兴趣。
如此，也充分可见蔡京的权臣本色。那就是，做事的同时始终不忘媚上。换句话说，他做任何事，都是顺着徽宗的心意来的，这样自然可以顺风顺水。其实，这也无可厚非。为人臣者，无论权臣与否，但凡想要做事就得媚上。不媚上，哪来天子的信任？没有信任，又凭什么去做事呢？
有人，把这称为逢君之恶。这其中，媚上与否不是判断是非的关键。关键在于，媚上之后去做什么，是为善、为天下苍生计，还是为恶、只为个人的私欲？
当然，有时这两者是混杂在一起、难以被切割开的。对于那些勋贵重臣来说尤其如此。他们爬到那么高的位置，非说是满肚子坏水，就想着把国家搞乱、把王朝搞垮，似乎也不太可能。更多时候，他们也希望能做成事，名垂青史、万古流芳。至于借着做事之便，上下其手、中饱私囊，则也是常见之事。
说到底，人性是复杂的。
功名之心，往往夹杂着私欲，私欲之外，又有利人之心。
如日中天的蔡京，应该也是这样的。
教育之外，他还有更宏大的计划。

逝水如斯

转瞬一年

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

见证了很多当下的历史

走了很多路

遇到很多人

而最大的收获是

在这里遇到越来越多的朋友


感谢你们不离不弃的陪伴

感谢一路同行的光与暖

正因为有你们

因为懂得

所以值得

所以欣然命笔

我会一直努力，砥砺前行

不论世事无常，继续笔耕如昨

愿我们一起再行更远


---发帖周年有感
2020年8月10日

抱歉
这两天有特殊事情耽搁了
让大家久等了
今天恢复更新！

哈哈哈
稍后更新

（131）
那就是，建立国家福利体系。
有宋一代，有很多被后世称道的仁政，这或许是最值得赞誉的。从太祖太宗开始，朝廷就陆续设立专职机构、专职人员，对老弱病残、无家可归、无人赡养的贫弱人群进行救助。核心有两项，政府给贫民发放米钱、收留无处栖身的流民。不过，国家福利真正形成制度化、体系化，实现更大范围的覆盖，却是在宋徽宗时代，由蔡京主导并推动开展的。这点，即便那些痛骂权奸蔡京擅权无德的人，也不能否认。
蔡京为相后，为彰显新天子仁德，社会救济政策作为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迅速推广了起来。首当其冲的，就是在京师和地方先后建立居养院。
居养院，即鳏寡孤独的居住护养机构，政府提供食品、衣物和住所。此前，京城和地方已有一些相关机构，但规制不同、名称不一，在进行了完善和扩充后，徽宗赐名居养院。
居养院，除收留鳏寡孤独等不能自养之人，冬天还收养乞丐。在宋朝，乞丐含义较广，凡贫困人口皆可纳入乞丐范围。对于因自然灾害，如水旱灾造成的遗孤及小儿，也由居养院就近收养。在居养院，有明确的供应标准，成人每天0.7升大米、儿童减半。每日有10文钱生活补贴，冬天每日再加五文取暖费。
安济坊，即救治贫民病患的医疗机构。哲宗亲政后，在章惇等人的主导下始有建立，其初衷是为防止瘟疫蔓延而为穷人设置的医院。蔡京主政后，正式向全国推广，并对医院的规制、医生的选用、药品的供应、文档的管理等作出明确规范。
漏泽园，专门安葬死后无人照管的穷人的殡葬机构。由政府出资购买土地作为墓园，并出台相应管理办法。比如，明确规定每块墓穴至少要挖三尺深，详细记录死者的身份信息，包括死者姓名、年龄和埋葬日期等。
在蔡京的力推下，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渐成国策，将原先相对临时的、规模较小的、不成体系的救助点，发展成为由政府统筹主导，有房舍、土地、衣食、医药，有固定管理机构、有成型管理法规，覆盖全国的、经常性的、规模庞大的国家福利体系，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善政。
实际上，建居养、安济、漏泽，实现贫有养、病有医、死有葬，这不仅是北宋社会救济制度发展的高峰，也几乎是中国古代国家福利体系发展的最高峰。这是空前的，对于元明清三朝来说也是绝后的。
居养院和漏泽园的遗迹，近年来多有考古发现。在今河南省，考古学家曾发现一处墓地遗址，里面紧凑排列着849座墓葬，尸骨均朝南而卧，大部分是以陶缸为棺材。出土的372块砖墓志上，均刻有死者的姓名、年龄、死亡和埋葬时间，以及在何处下葬的编号，人员覆盖自孩童到八旬老者，也明确表明很多人来自居养院。
很显然，这是一群生前可怜的人。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们可怜的一生，能够以幼有所靠、老有所养，死有藏身之地而结束，却又是一种幸运。
回望漫长的中国历史，这种幸运，实不是每个时期都能拥有的。别说是乱世，就是在许多所谓的治世，又有多少人老无所依、病无所求，生无立锥之地、死无葬身之所？
这是徽宗的仁政，也是蔡京的功绩。
这也是历史。

（131）
那就是，建立国家福利体系。
有宋一代，有很多被后世称道的仁政，这或许是最值得赞誉的。从太祖太宗开始，朝廷就陆续设立专职机构、专职人员，对老弱病残、无家可归、无人赡养的贫弱人群进行救助。核心有两项，政府给贫民发放米钱、收留无处栖身的流民。不过，国家福利真正形成制度化、体系化，实现更大范围的覆盖，却是在宋徽宗时代，由蔡京主导并推动开展的。这点，即便那些痛骂权奸蔡京擅权无德的人，也不能否认。
蔡京为相后，为彰显新天子仁德，社会救济政策作为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迅速推广了起来。首当其冲的，就是在京师和地方先后建立居养院。
居养院，即鳏寡孤独的居住护养机构，政府提供食品、衣物和住所。此前，京城和地方已有一些相关机构，但规制不同、名称不一，在进行了完善和扩充后，徽宗赐名居养院。
居养院，除收留鳏寡孤独等不能自养之人，冬天还收养乞丐。在宋朝，乞丐含义较广，凡贫困人口皆可纳入乞丐范围。对于因自然灾害，如水旱灾造成的遗孤及小儿，也由居养院就近收养。在居养院，有明确的供应标准，成人每天0.7升大米、儿童减半。每日有10文钱生活补贴，冬天每日再加五文取暖费。
安济坊，即救治贫民病患的医疗机构。哲宗亲政后，在章惇等人的主导下始有建立，其初衷是为防止瘟疫蔓延而为穷人设置的医院。蔡京主政后，正式向全国推广，并对医院的规制、医生的选用、药品的供应、文档的管理等作出明确规范。
漏泽园，专门安葬死后无人照管的穷人的殡葬机构。由政府出资购买土地作为墓园，并出台相应管理办法。比如，明确规定每块墓穴至少要挖三尺深，详细记录死者的身份信息，包括死者姓名、年龄和埋葬日期等。
在蔡京的力推下，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渐成国策，将原先相对临时的、规模较小的、不成体系的救助点，发展成为由政府统筹主导，有房舍、土地、衣食、医药，有固定管理机构、有成型管理法规，覆盖全国的、经常性的、规模庞大的国家福利体系，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善政。
实际上，建居养、安济、漏泽，实现贫有养、病有医、死有葬，这不仅是北宋社会救济制度发展的高峰，也几乎是中国古代国家福利体系发展的最高峰。这是空前的，对于元明清三朝来说也是绝后的。
居养院和漏泽园的遗迹，近年来多有考古发现。在今河南省，考古学家曾发现一处墓地遗址，里面紧凑排列着849座墓葬，尸骨均朝南而卧，大部分是以陶缸为棺材。出土的372块砖墓志上，均刻有死者的姓名、年龄、死亡和埋葬时间，以及在何处下葬的编号，人员覆盖自孩童到八旬老者，也明确表明很多人来自居养院。
很显然，这是一群生前可怜的人。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们可怜的一生，能够以幼有所靠、老有所养，死有藏身之地而结束，却又是一种幸运。
回望漫长的中国历史，这种幸运，实不是每个时期都能拥有的。别说是乱世，就是在许多所谓的治世，又有多少人老无所依、病无所求，生无立锥之地、死无葬身之所？
这是徽宗的仁政，也是蔡京的功绩。
这也是历史。

哈哈哈
稍后更新

（131）
办教育要钱，办国家福利要钱，而且这些都是大钱。
蔡京想要做事，就必须先解决钱的问题。
其实，自古以来的改革都是这样，不仅改革最终的结果，要让国家富强、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是改革本身也是个烧钱的过程。没有钱，改革怎么进行下去呢？
改革，是靠人来推进的。
成功的改革，要能持续增加政府财政收入，让官僚集团至少不受太大损害、甚至还能有所收益，如此才能推动改革向纵深进行。那种越改革政府越穷，官僚群体利益被伤害的越大，即便民间获益再多，也很难再推进下去。
除了被改革者的利益，改革者也要获利。
改革的发起人可以是圣人，如王安石那般没有个人利益诉求，但下面庞大的改革者群体，多数人都是俗人，都有七情六欲、都要养家糊口，没有利益、没有好处，他们怎会有改革的动力？
无论打着什么旗号的改革，承认、正视并满足改革者和被改革者的利益诉求，是确保改革顺利推进的关键。
在这点上，蔡京，就是个人情练达之人。
我们不妨来看看他的官制改革。这是改革的主攻方向之一。
提到宋朝官制，后世的第一感觉就是繁复。光是官职的名称，很多人已经一头雾水。这是因为宋朝实行“官、职、差遣”分离任官的方法。
官员有官阶、有职位、还有差遣，很多时候三者之间差异还很大，常给人一种官名不正的感觉。由此，还导致了终北宋一朝，都未能解决的冗官问题。官僚机构叠床架被、官员人浮于事，行政效率低下不堪。
神宗在位时，亲自主导过官制改革，史称元丰改制。其核心，就是循名责实、官复其职、定员编制、官不尽备。可惜，事与愿违，神宗的这次改制始终被矛盾包裹，既要改旧制、又要守祖宗家法，最终不伦不类、草草收场。
蔡京，参加过元丰改制，对失败的原因深有体会。如此，他再兴官制改革，也就更有心得了。
对蔡京来说，改革官制，于公要解决冗员过多、提高行政效率，于私自然是笼络官员、安插亲信、为己专权服务。实际上，这也是蔡京所有改革的一贯思路，在为公的同时，时刻不忘谋私。
说起来，宋朝的冗官问题由来已久。科举取士人数众多、且时间相隔较短，是个重要原因。学校兴盛之后，取士人数又大幅增加。此外，荫补和恩荫制度也过多过滥，造成京城官多位少、人浮于事。
官制改革，无论是增删机构、裁撤人员、增减薪俸，都直接触及官员切身利益，往往是改革中最敏感、也是难度最大的硬骨头。改革成败与否，一看改革者的决心，二看各级官僚尤其是中下级官僚的支持与否。
决心方面，无论徽宗还是蔡京都不缺。那么，问题的关键，就是如何争取官员们的支持了。
蔡京的解决办法很简单，增加地方官员职数，将多余的京官分散到地方州县，以舒缓朝廷冗官。这对于漂在京城没有缺补的仕人来说，是完全可以接受的，甚至是满心欢喜的。
至于俸禄，这是官员最实在的利益，人情练达、善于笼络人心的蔡京，又怎会割人家心头肉呢？在蔡京改制之下，多数官员的俸禄得到维持，甚至一些武职、内侍人员的薪俸，还有所提高。
这样的改革看似简单，却有个最重要的前提。那就是，政府得拿出钱来。无论是将京城冗官安置到州县，还是增加部分官员的俸禄，这些都要钱，而且是大钱。
实际上，蔡京如此这般改革之后，朝廷官员的数量不减反增，甚至是暴增，使徽宗朝成为宋代文武官员数量最庞大的时期，官吏的俸禄等费用也是急剧上升。这就是个大问题了。
所有改革的问题，汇聚到最后，都是钱的问题。
而蔡京，偏偏就是个搞钱的能手。

（131）
办教育要钱，办国家福利要钱，而且这些都是大钱。
蔡京想要做事，就必须先解决钱的问题。
其实，自古以来的改革都是这样，不仅改革最终的结果，要让国家富强、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是改革本身也是个烧钱的过程。没有钱，改革怎么进行下去呢？
改革，是靠人来推进的。
成功的改革，要能持续增加政府财政收入，让官僚集团至少不受太大损害、甚至还能有所收益，如此才能推动改革向纵深进行。那种越改革政府越穷，官僚群体利益被伤害的越大，即便民间获益再多，也很难再推进下去。
除了被改革者的利益，改革者也要获利。
改革的发起人可以是圣人，如王安石那般没有个人利益诉求，但下面庞大的改革者群体，多数人都是俗人，都有七情六欲、都要养家糊口，没有利益、没有好处，他们怎会有改革的动力？
无论打着什么旗号的改革，承认、正视并满足改革者和被改革者的利益诉求，是确保改革顺利推进的关键。
在这点上，蔡京，就是个人情练达之人。
我们不妨来看看他的官制改革。这是改革的主攻方向之一。
提到宋朝官制，后世的第一感觉就是繁复。光是官职的名称，很多人已经一头雾水。这是因为宋朝实行“官、职、差遣”分离任官的方法。
官员有官阶、有职位、还有差遣，很多时候三者之间差异还很大，常给人一种官名不正的感觉。由此，还导致了终北宋一朝，都未能解决的冗官问题。官僚机构叠床架被、官员人浮于事，行政效率低下不堪。
神宗在位时，亲自主导过官制改革，史称元丰改制。其核心，就是循名责实、官复其职、定员编制、官不尽备。可惜，事与愿违，神宗的这次改制始终被矛盾包裹，既要改旧制、又要守祖宗家法，最终不伦不类、草草收场。
蔡京，参加过元丰改制，对失败的原因深有体会。如此，他再兴官制改革，也就更有心得了。
对蔡京来说，改革官制，于公要解决冗员过多、提高行政效率，于私自然是笼络官员、安插亲信、为己专权服务。实际上，这也是蔡京所有改革的一贯思路，在为公的同时，时刻不忘谋私。
说起来，宋朝的冗官问题由来已久。科举取士人数众多、且时间相隔较短，是个重要原因。学校兴盛之后，取士人数又大幅增加。此外，荫补和恩荫制度也过多过滥，造成京城官多位少、人浮于事。
官制改革，无论是增删机构、裁撤人员、增减薪俸，都直接触及官员切身利益，往往是改革中最敏感、也是难度最大的硬骨头。改革成败与否，一看改革者的决心，二看各级官僚尤其是中下级官僚的支持与否。
决心方面，无论徽宗还是蔡京都不缺。那么，问题的关键，就是如何争取官员们的支持了。
蔡京的解决办法很简单，增加地方官员职数，将多余的京官分散到地方州县，以舒缓朝廷冗官。这对于漂在京城没有缺补的仕人来说，是完全可以接受的，甚至是满心欢喜的。
至于俸禄，这是官员最实在的利益，人情练达、善于笼络人心的蔡京，又怎会割人家心头肉呢？在蔡京改制之下，多数官员的俸禄得到维持，甚至一些武职、内侍人员的薪俸，还有所提高。
这样的改革看似简单，却有个最重要的前提。那就是，政府得拿出钱来。无论是将京城冗官安置到州县，还是增加部分官员的俸禄，这些都要钱，而且是大钱。
实际上，蔡京如此这般改革之后，朝廷官员的数量不减反增，甚至是暴增，使徽宗朝成为宋代文武官员数量最庞大的时期，官吏的俸禄等费用也是急剧上升。这就是个大问题了。
所有改革的问题，汇聚到最后，都是钱的问题。
而蔡京，偏偏就是个搞钱的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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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蔡京是怎么搞钱的？
方法就是一揽子的经济改革。
先来看看茶法改革。
在北宋，饮茶已是一种全民生活方式，茶叶贸易繁盛，茶叶税收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为此，宋人还发明了征榷法和通商法来征收茶税。
简单来说，征榷法，就是政府自己经营，控制从茶农到茶叶生产销售的所有环节并在其中获利。在征榷法下，政府获利虽高，但全流程管理不胜其烦，且人员成本、费用成本太高。
通商法，就是政府引入茶商，让其在一定条件下与茶农自由交易，由茶商来承担部分销售环节和一些经营费用，政府管得少一些、程序也更简便，弊端是政府获利也会减少。
如何中和征榷和通商两法的利弊，找到万全之策，既能保护茶商和茶农的利益，还能让政府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便是蔡京茶法改革的初衷。
这个难不倒蔡京。他来自福建仙游，正是茶的故乡，自幼在茶山长大，熟悉茶叶贸易的所有环节。茶法改革，他思量许久了，缺的只是施展的舞台。一朝大权在握，蔡京主导的茶法改革，便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了。
当然，和所有的改革一样，他的茶法改革也不是一蹴而就。伴随着蔡京十几年的宰相生涯，经过前后三次改革，终将宋代的茶法推行到了极致。
蔡京的改革，主要围绕三个群体来开展。
首先是官员。蔡京设立了都茶务，这是全国茶叶销售监管的最高机构，对全国茶叶销售总负责。由其独家销售茶引，类似于茶叶销售许可证，以此来统筹和调配全国茶叶资源。机构人员的俸禄和升迁，与政府茶叶获利挂钩，实行绩效导向，以此激励官员。同时，朝廷三令五申，凡官员贪赃受贿、拖延怠工以及故意刁难茶商、茶农者，严加惩处。
其次是茶商。凡茶商贩卖茶叶，一律要到都茶务购买茶引。无茶引销售贩运茶叶，视同走私，是重罪。茶引，分长引和短引。长引，可跨地区远途销售，期限一年；短引，仅限本地销售，期限三个月。茶引上，明确注明茶叶产地、种类、色泽等。茶引不得转让、不得外借。销售完成后，茶饮要归还都茶务，再用再买。就连茶商运输储藏所用的茶叶容器，也一律由政府统一制作，并加上朝廷封印，防止其沿路增加私茶。
再次是茶农。农民要在州县登记，确定茶农资格，政府对茶农的姓名，茶叶种类、产量、等级、价格、交易手续等全覆盖管理。没有登记的茶农，不得擅自进行茶叶生产、交易。登记的茶农可与茶商直接交易，前提是茶商持有茶引，如向无茶引人员销售茶叶，则属重罪。在售价上，茶农也要遵从政府指导价，不得擅自加价、降价，更不得以次充好等。
这其中，将官员、茶商、茶农串联起来的就是茶引，也是整个茶法的关键之所在。小小的茶引，对官员来说，可以此来考核业绩，作为升迁奖惩的凭证；对客商来说，是买茶、卖茶的凭据，还是纳税的基数；对茶农来说，是出售茶叶的保证。如此，通过茶引，将茶叶生产、销售、流通的所有环节全部囊括。茶引，则由政府机构都茶务独家销售。如此，政府想要从中增加收入，岂不易如反掌？
事实也正是如此，蔡京的茶法改革，让大宋从茶叶上的获利大幅增加。据记载，蔡京茶法改革后，北宋政府每年获茶利四百余万缗，是仁宗嘉祐年间四倍以上。
茶法改革，对蔡京不过是小试牛刀。在此之外，蔡京还主导并推动了盐法改革、榷酒改革、货币改革，等等。
蔡京，大权独揽，长袖善舞，财源滚滚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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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确实，经过蔡京眼花缭乱的经济改革，北宋中央财政收入急剧攀升，达到有宋以来的最高峰。
后世有记载，仁宗朝号称太平盛世，国富民强，实际上却是多年的赤字财政，政府常无隔夜之粮，极天下之大而无终岁之储。蔡京改革之后，中央财政储备号称有五千万贯之巨。前后相比，令人咋舌。
当年王安石推行新法，无论是青苗法还是免劳役法等等，无不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国富民强，虽小有所获，却远没有实现目标，甚至南辕北辙闹得新旧党争几十年、民不聊生，无数人的命运被剧烈的改写。
说起来，以司马法、苏轼等为代表的旧党，无论个人操守、道德文章多么无可挑剔，无论如何以身作则、勤政廉政，在他们全面掌权的元祐时期等，却始终无法改变国库空虚、左支右绌的财政窘境。
仅从国富的角度来说，王安石、司马光所代表的新旧两党，折腾了几十年没有实现的目标，在蔡京手里实实在在的完成了。即使5000万贯的国库积蓄可能有水份，但朝廷确实大大有钱了，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抹掉的事实。
应该说，在经济改革上，蔡京确有过人之处。
如果说，在经济改革的思想上，王安石超越了所在的时代，那么在经济改革的实践上，则是蔡京走在了时代的前面。
比如，在茶法改革中，他设置中央机构，极力打破地域限制，扩大南茶在北方的销售，推动南北茶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通，形成了全国统一的茶叶市场。为确保茶叶流通更加顺畅，他重视从生产、销售、流通到分配的全环节管理，严厉打击地方州县设卡盘剥和地方保护主义。
他尊重市场规律，准确把握市场经济要素，通过提供更好的市场保护，生产物美价廉的商品，刺激和拉动消费需求，进而再刺激生产，这套现代经济学理论，蔡京似乎是无师自通。
更难能可贵的是，蔡京的经济改革，虽然致力于增加中央财政收入，但绝不因此而任意盘剥从客商到茶农到消费者的任一群体。他所做的，是努力让这个链条上的所有人都能获益。不错，政府是拿走了大头，但其他人依然有利可图。从这个意义上说，蔡京的经济改革并非是与民争利，而是与民共利。
即便放在今天，为政的官员真正按市场规律办事，让市场自由发挥作用，将蛋糕做大做的更大，并保护市场上大大小小各方面的利益，也是很了不起的。何况，是在近千年之前。
单论经济成就，蔡京，也称得上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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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当然，真正的了不起，不是怎么赚钱，而是怎么花钱。
千年之后，我们无法走进蔡京的内心，了解他主导改革真正的目的所在。事实上，这肯定也非三言两语能说清的。放在任何时代，主导推动如此庞大的社会经济改革，一定都夹杂了个人抱负、社会责任、现实需要等诸多原因。那种认为，蔡京这么做就是为了讨好徽宗、满足皇帝穷奢极欲的说法无须驳斥。如果世间事情都是这般简单，那就好了。
想想吧，一个在官场浮沉三十余年、历经千辛万苦登上权力巅峰的人，难道只会溜须拍马、只为谄媚君王，这可能吗？这些不过是追逐权力、巩固权力的手段而已。而手段，永远是为目的服务的。
追根溯源，每个人的人生都是有初衷的。走出福建群山的蔡京，其初衷应该也包含有为国为民的情怀。尤其当一个人大权在握、俯瞰苍生时，能不想着建功立业、流芳百世？蔡京，自然也不例外。当然，他更多的是公私兼顾，公中有私、私中有公，有时公而忘私，有时私而忘公。
在充盈国库的同时，蔡京也为家族积累了巨额财富，这也是他在后世眼中恶贯满盈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很多人看来，这就是以权谋私，就是国之蛀虫。不过，蔡京多半不会这么认为，可能他更多会觉得这是报酬。他自认为给国家和百姓立下了不世之功，这是自己该得的。
正是心安理得，他才敢于肆无忌惮的挥霍。实际上，蔡京的个人生活确实极其奢靡，这方面的故事流传下来很多。
据说，蔡京特别爱吃一种叫鹌鹑羹的美食。这种美食的做法很特别，是用鹌鹑的舌头熬成。鹌鹑那么小，其舌头能有几何呢？故蔡京吃一次鹌鹑羹，就要杀几百只鹌鹑。光这一道菜的花费，就相当于当时十户人家一年的生活费。
除了鹌鹑羹，蔡京还爱吃蟹黄包。这种包子，用最好的面粉和最好的蟹黄做成，其价自然不菲。身为宰相，蔡京常在家里请僚属们吃饭，蟹黄包就是餐前的小吃。即便是小吃，其造价之高、味道之鲜美，连见多识广的京官们也大为惊叹。
所谓衣食住行。吃的方面，在蔡京的生活里，不过是开支的零头。在东京，蔡京有东、西两座宅院，雕梁画栋、豪华无比，可匹敌皇宫。府邸里，妻妾成群、奴仆云集，开支浩繁、日费斗金。
维持如此奢华的生活，必是花钱如流水，甚至是洪水。
那么，蔡京到底有多富，才能维持如此生活呢？
据说，他为存放钱财，甚至专门在杭州建了套豪宅，不仅建筑极为壮丽，内藏金银财宝更是无算。杭州之外，蔡京还安排一族人住在浙江海盐，替他照看寄存在此的财物，光金银宝货就有四十余担。在京城四周，蔡京还有50万亩良田。
史载，蔡京家产约有黄金价值八千万贯、白银价值二千万贯、绢二十万匹。可以做个类比，宋每年给辽的岁币，经仁宗朝追加后，也不过是银20万两、绢30万匹。蔡京的家藏银两，够付岁币银100年。
说蔡京富可敌国，毫不为过。即便考虑到，史书素有对倒台权臣泼脏水的惯例，蔡京拥有的财富也当是相当惊人的。
后世，常有人拿徽宗、蔡京和神宗、王安石相比。说实在的，他们之间真的没有可比性，尽管徽宗君臣打的旗号是绍述先皇之志。神宗、王安石，为富国强兵而推行新法，在此过程中，尽管国家财政有所充盈，神宗也只是在宫中设立桩库，以备国家不时所需，个人生活依然如故。王安石，更是个在私德上无可挑剔之人。
反观徽宗君臣，则令人唏嘘。
无论他们的初衷是什么，在奢靡的生活里，君臣曾经的梦想和抱负渐渐都被腐蚀殆尽。历史反复证明，司马光的那句名言几乎是真理，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他们在腐朽的道路上策马狂奔，再也没有回头路，直至王朝崩溃、国灭身死。
实际上，责骂这对君臣也没太大意义。
无论什么人，没有法律的限制，没有制度的约束，在富贵温柔乡里浸泡久了，都会腐化堕落。那一片繁华的奢靡生活，本质上就是一个烂泥塘。试问天下，有几人，真正能如荷花般，出淤泥而不染？
这无关任何个人，这是人性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