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4）
韩忠彦，前朝宰相韩琦长子，驸马都尉韩嘉彦之兄。
他生于1038年，小曾布两岁，长蔡京九岁。
韩忠彦，生于宰相之家，锦衣玉食之外，深受韩氏家风的熏陶，诗学才名盛于一时。先以恩荫进入官场，后又通过科举拿到进士出身，在父亲的庇护下，仕途平坦、顺风顺水。
受父亲韩琦的影响，韩忠彦也是坚定的旧党人士。在哲宗朝早期，曾任户部尚书，后来官至知枢密院事，成为朝廷掌管军事的最高长官，是旧党的核心骨干。哲宗亲政后，新党上台，韩忠彦被贬官，以观文殿学士身份知真定府，后来移知定州，后来又改知大名府，辗转地方数年之久。
徽宗继位，向太后垂帘听政，召韩忠彦回京。随即，他便以火箭般的速度蹿升，先以吏部尚书，后拜门下侍郎，再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终任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就是当宰相了，晋封仪国公。而这一切，不过发生在数月之间。
对韩忠彦的火速晋升，最咬牙切齿的莫过曾布了。
想想也好理解，他和章惇、蔡卞等人恶斗多年，眼看扳倒了章、蔡，却被韩忠彦半路赶来，捡了桃子，当了宰相，这他如何咽下这口恶气？曾、韩之斗，几乎不可避免。
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争斗。曾布的身后，站着恩宠他的徽宗；韩忠彦的背后，则是垂帘听政的向太后。
这里，就得说说向太后的政治取向了。和婆婆高氏一样，向太后也是支持旧党的。所以，向太后垂帘以来，大批旧党人士陆续回朝为官。这里面，最突出、最耀眼的就是韩忠彦。很难想象，没有向太后的力挺，韩忠彦能以如此速度蹿升，直至接任宰相，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向太后的取态如此明显，徽宗又岂能坐视不顾？
如此看来，徽宗登基初年，接受曾布的建议，采用持平守中、调和新旧的政策，既是徽宗出于对党争危害的反思，也可能是他迫于形势的违心之举。甚至，后一种可能性更大。如此的话，后面发生的事情，就更合乎逻辑了。
世事难料，徽宗登基刚一年，向太后就离世了。
权力平衡被打破，朝局再次迎来大洗牌。
没有太后羁绊，曾布终于可以放手一搏了；而韩忠彦，失去了太后庇护，更觉得势单力薄。此消彼长，曾、韩的实力相差越发明显。无奈之下，韩忠彦想到了引入外援。
不错，他的意中人正是蔡京。

南方水灾严重
心痛。
希望一切都好。

感谢支持
稍后更新！

（115）
韩忠彦的选择，让后世很多人大为不解。
他是旧党人物，理应选择旧党为援，却为何选择新党的蔡京？要知道，当其时，即便旧党人物有所凋零，但还是有位名望极高的旧党领袖，离京不远。
是的，那人正是苏辙。
哲宗亲政以后，苏轼、苏辙兄弟，便被章惇、蔡卞一贬再贬，直到天涯海角。到哲宗驾崩时，哥哥在海南、弟弟在广东，中间隔着大海。徽宗继位后，两人获赦。
朝廷赦免的诏书，接连而下，不断恢复职务、不断调整安置的地点，总归就是官职越来越高、安置地点离京越来越近，直到朝廷下旨，让苏轼、苏辙兄弟自行选择居住之地。
很显然，这是朝廷即将启用他们的重大信号。
相比较东坡先生的意兴阑珊、行动迟缓，静如处子的苏辙表现出动若脱兔的一面，他迅速启程北归，并在数月内到达了颍昌府（今河南许昌），东京城依稀可见了。
苏辙，61岁了，虽已逾花甲，历经波折，却依然怀揣雄心。可惜，虽一箭之地，苏辙终未能迈进东京城。
个中缘由，一言难尽。
曾布，或许是最大的坎。他的口头禅，“左不可用轼、辙，右不可用京、卞”，徽宗和向太后听的多，都入心了。
所以，太后宁愿用能力威望远逊的韩忠彦，也没选苏辙。
而韩忠彦，虽同为旧党，却也不是苏辙的盟友。
这里面，又涉及到元祐年间的“蜀洛党争”。当年，旧党上台赶走了新党，在领军人物司马光死后，内部又起了纷争。一派以苏轼、苏辙为首，称为蜀党；一派以程颐为首，称为洛党；还有一派以刘安世等人为首，力量稍小，称“朔党”。三党同为旧党，虽在反对新法上保持一致，但在具体政见上又各有一套，相互间口诛笔伐，斗争之激烈丝毫不让新旧党争。
时人称，蜀党领袖，苏轼挂名而已，实际主导者正是苏辙；而韩忠彦，则是洛党大将。有此芥蒂在前，韩忠彦，又怎会让苏辙进京？
如此看来，朝廷三股力量，无论是皇帝徽宗，还是代表新党的曾布、代表旧党的韩忠彦，都无意苏辙，他也只能望京兴叹了。
而实际上，即便韩忠彦不计前嫌，力请苏辙进京，他已未必再有兴致。因为，他刚刚遭受重击，正悲痛万分，且已心神俱散。
不久前，他的哥哥，东坡先生，与世长辞了。

哈哈哈
感谢支持！
稍后更新！

（116）
苏轼，东坡先生，公元1101年，即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7月28日，病逝于今江苏常州，终年六十四岁。
据说，当东坡先生由南而北，跨过海峡、翻过高山，“初复中原日，人争拜马蹄”，人们给予了这位才情卓著、命运坎坷的大文豪极大的关注。
当他行至江南，乘坐的小舟临近常州时，虽正值暑中，运河两岸仍有成千上万的百姓争相观之。东坡此时身体已有不适，他戴着小帽，披着夏衣，对坐在身边的朋友玩笑说，莫非这些人要看杀苏轼不可？
岂料，一语成谶。
到常州后，东坡病情开始加重。尽管这样，他还想硬撑着赶往颖昌府与苏辙会聚。这时，京城传来朝廷要起用蔡京的消息，东坡原本就对建中靖国的年号琢磨不透，此时更加心生退意，毕竟颖昌府离京太近易惹是非，便放弃了抱病北上的念头，留在常州养病。
不料，病势竟日渐沉重，渐有不起之态。
临终前五日，其好友云门宗长老径山维琳来访。此时，东坡神志尚清醒，能与人交谈。维琳之前已了解东坡病情，他是专程为东坡的生死大事来的。临终前两日，维琳以偈语问疾，东坡做诗回答，是为《答径山琳长老》
与君皆丙子，各已三万日。
一日一千偈，电往那容诘。
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
平生笑罗什，神咒真浪出。
东坡一生诗文无数，此为绝笔。
从诗中，我们可清晰读出，他在生命的尽头，那份对生死的淡然。实际上，到了弥留之际，他除不能与苏辙面辞而感到痛苦以外，已了无牵挂。
倒是维琳长老不放心，到二十八日，东坡将去之时，他凑到先生耳畔大声地说，先生勿忘西方。他是提醒东坡不要忘了西方极乐世界，以便能超生。
东坡闻之，不作言语、闭上双眼，淡然而去。
后来，苏辙所作《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里提及，东坡在临终前曾对家人说：我一生没有作恶，死后必不会坠落于万劫不复之地，你们不要过于悲伤。
就这样，一身才情、一生坎坷，生性豁达、风趣乐观，早已洞悉人世、看穿生死的千古东坡，带着无憾走到生命的终点，羽化登仙而去。
东坡去后，苏辙按兄遗愿，葬其在汝州颊城县小眉山（今河南省平顶山市颊县小峨眉）。
兄长的去世，似乎带走了苏辙所有的雄心壮志。此后，朝廷对他虽有任用，但其终再无心仕途，几次三番请辞。后来，他定居颖川，因感元祐时人所剩无几，筑室曰遗老斋，自号颖滨遗老，终日读书著述、默坐参禅，谢绝宾客，不谈时事。
东坡去后11年，苏辙病逝，终年七十三岁。
苏辙死后，也葬在了小眉山，在兄之侧。
至此，这对患难与共、荣辱半生的兄弟，再无分开。

（117）
苏轼兄弟，一人登仙、一人归隐。
这对旧党来说，当然是重大的损失。对蔡京来说，则是不折不扣的好消息，他少了一对强劲的对手。
那就再来说说蔡京。
他自从被贬知永兴军后，还未及到任，便又改知江宁府。
蔡京心中有些不满，脚下的步伐就慢了些。这又让曾布抓住把柄，在他授意下，台谏官们继续猛烈攻击蔡京、蔡卞兄弟。于是，蔡京再被贬，提举杭州洞霄宫。
大宋天子多崇道，杭州洞霄宫虽号称天下道观之首，但毕竟只是道观而已。如此官职，章惇被贬时也曾担任过。看来旧党对他们的打击，连程序都是一致的。换句话说，在旧党眼里，章惇、蔡京是一个量级的对手。
此前，蔡卞，已由知江宁府贬为太中大夫、太平州居住，后又贬为中大夫、少府少监，分司南京、池州居住。
蔡京，又回到了杭州，他上次为官杭州，还是入仕初年。岁月如梭，转眼已是三十年，当年意气风发的青年才俊，早已是面沉似水的政坛老人。
再回杭州，沧海桑田、风吹雨打去，飞来峰下西湖如故；翻天覆地、人事有代谢，为官杭州的父亲早已驾鹤西去，就连诗画风流、曾教授他书法的苏轼，也在这年羽化登仙了，惟留苏堤上垂柳依依。
杭州市井繁华，美景冠绝天下，可蔡京却没有赏景的兴致。漫步在西湖之畔，徘徊在道观树下，蔡京心烦意乱。
他唯一的念头，就是重返京城。
然而回京，又谈何容易？
这年，蔡京54岁了，人生已强过半，他还有机会吗？
蔡京，当然不会放弃。实际上，他一直在想法设法、挖空心思地，收集来自京城的信息，更是细心梳理、多方打点，寻找与京城权贵勾兑的一切机会。
正当事情有些眉目之时，又有了韩忠彦的神助攻。这虽然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但确实让他的归京路更加顺遂了。
也许，韩忠彦正是蔡京的另一条线。虽然历史没有提供证据，这样的事，当事人是不会留下痕迹的。不过，后来蔡京权倾天下，韩虽被贬地方却过的逍遥自在，蔡京并没有为难他，难道只是因为韩忠彦为人忠厚，这中间是否有曲折呢？
再说，久历宦海浮沉、身居庙堂高位，又有几人是真正忠厚的呢？

抱歉
有事耽搁
今日继续更新！

感谢大家的热心支持！
稍后更新！

（118）
纵观韩忠彦的为官生涯，这还算是个忠厚之人。
尽管如此，他毕竟出生宰相之家，长期周旋在权力中心，揣摩上意、察言观色、因时顺势，也是他为官的基本功。很显然，对韩忠彦来说，向太后去世，他失去的不仅是靠山，还有复兴旧党事业的最大的保障。朝廷政局急转直下，他迫切需要采取措施自保。
这时候，朝堂上启用蔡京的呼声此起彼伏，他也不可能充耳不闻。如此之下，他力邀蔡京为外援，如能借蔡京之力斗倒曾布，维持现有中间路线，则他至少可以坐稳宰相之位；即便徽宗决意倒向新党，他相位不保，此时交好蔡京也是在给未来铺路。如此，左右妥帖，韩忠彦稳赚不亏。
事实上，正如韩忠彦所料，徽宗欣然同意了他的提议。
说起来，徽宗应是顺水推舟，他原本就对蔡京印象很好。
他还是端王时，蔡京就是府上的坐上宾。年轻的端王，是很仰慕蔡京的，因为他独步天下的书法。
据说，有年夏天，东京酷热，蔡京身边有个小厮，侍奉蔡京十分殷勤，左手果蔬、右手蒲扇，让蔡京十分满意。蔡京一时高兴，便在小厮扇子上题了两句杜甫的诗。几日后，蔡京再见小厮，发现小厮里外焕然一新，问其故。原来，那把蔡京题诗的扇子，当日便被人以2万贯钱买走。如此令人咋舌的价格，买家自非凡人，正是端王赵佶。
由此可见，对蔡京的书法，赵佶是何等喜爱。
不过，蔡京能回京城，也不全是韩忠彦的功劳，曾布客观上也起了作用。他的作用，就是没有反对。
以曾布当时的权势，如果他极力反对的话，蔡京的返京之路至少没那么顺遂。当然，曾布没有反对，也有他的考虑。
徽宗登基以来，曾布的政治主张，是走调和两党的中间路线。这条路线，大体得到了向太后和宋徽宗的认同。只不过，向太后是真心认同、且倾向旧党多一些，而徽宗则可能是违心认同、他更倾向新党。如今，向太后去世，徽宗无所顾忌，更想着早日继承父兄遗志了。
人事即政治。正因为看透了徽宗的真实想法，在蔡京的问题上，曾布也就不再坚持了。当然，这也与曾布托大有关系，他对自己的权位和皇帝恩宠过于自信了，没太拿蔡京当回事。或许，在他眼里，蔡氏兄弟真正厉害的是蔡卞。
韩忠彦力邀，曾布不反对，人在杭州的蔡京，也没闲着。
徽宗登基不久，便在杭州设立了明金局，负责搜罗书画珍品和奇巧玩物。如此机会，蔡京岂能放过，他百般讨好明金局的官员，将自己的书法作品夹在珍玩里面，源源不断地到徽宗的御案前。这是无声的提醒。
此外，知道徽宗喜欢道教，迷信神仙方士及幻术，蔡京就重金贿赂出入宫禁的道士，借他们之口，大谈蔡京有宰相之才。对于后宫妃嫔们和内侍们，蔡京也刻意巴结、不断施以恩惠，让他们在后宫制造舆论，为己博取贤名。为了回京，蔡京，挖空了心思。
自己努力，众人帮忙，蔡京终于盼到了回京的诏书。
这一次，不同凡响，蔡京的巅峰之路，终于拉开帷幕。

感谢支持！
稍后更新！

（119）
蔡京进京之前，朝局变动激烈。
几名位居显赫的旧党人士，纷纷被贬。蔡京，由杭州知定州。蔡卞，由池州提举崇禧观、再知大名府。
朝堂之上，有人大吹重用蔡京之风。时有起居郎邓洵，向徽宗呈上《爱莫能助之图》，大讲了一番诛心之论。他说，陛下乃神宗之子，韩忠彦是韩琦之子。当年神宗推行新法，韩琦就是反对的、到处说是非，神宗大度，不予计较而已。如今陛下用韩忠彦为宰相，他之所以极力排斥新法，正是为了继承父志。可如此，陛下就不能继承父志了。皇帝不能而臣子却能，岂非咄咄怪事？绕了一大圈，最后他给出结论，如要继承父兄两代先帝的新法事业，非重用蔡京不可。
据说，徽宗听完，豁然开朗，龙心大悦。
次年，即公元1102年2月，蔡京知大名府；3月蔡京进京，任翰林学士承旨兼修国史；4月，徽宗亲自召见了蔡京；5月，蔡京任尚书右丞。
同在5月，一手策划蔡京进京的韩忠彦，被贬出京城。
6月，宰相曾布，被贬出京城，出知润州（今江苏镇江）。
在这疾风骤雨般的人事调整中，韩忠彦、曾布都是失败者。忙碌许久，朝廷的宰相、副宰相，倒成了鹬蚌，而最终胜出者，只有蔡京。
能有如此翻云覆雨能力的，唯有徽宗皇帝。这时，徽宗不过继位2年，20岁而已。如此政治手腕，也是相当的老练了；如此行事风格，算是相当的凌厉了。那种以为徽宗，只会吟诗作画、终日风花雪月的评价，还是过于肤浅了。
人事调整的背后，正是徽宗对执政思路的调整。
韩忠彦走人，说明旧党路线被彻底弃用。他的宠臣曾布，也跟着离京走人，倒让人颇为意外。这意外的言下之意，曾布倡导的中间路线破产了。
向左不行，中间亦不行，徽宗新政唯一的路，就是神宗、哲宗的新法之路。实际上，这从当年启用的新年号，就能看得出来。公元1102年，是为崇宁元年。
也就是说，建中靖国的年号，仅为公元1101年所用。至于崇宁的意思，则天下无人不知。宁，是熙宁，这是当年神宗变法时的年号，王安石变法，又被称作熙宁变法。徽宗的新年号，再明白不过的告诉天下人，皇帝要走父兄之路了。
这么说起来，蔡京进京、拜相，哪是什么韩忠彦之力，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徽宗的选择。韩、曾等人，不过是提前读懂了皇帝的心思而已。
蔡京被重用，是天选、天子之选。
那么，韩忠彦、曾布，难道就没有一点机会吗？似乎也不完全是这样，毕竟他们手里都曾经握有一把好牌。
我们来尝试着分析看看。

（120）
先来说说韩忠彦。
他一辈子都顶着韩琦之子的名头，这是他的幸运，也是他的不幸。早年间，受父亲的庇护，仕途顺遂、春风得意，过了一段岁月静好的日子。后来，新党上台，虽然也受到贬黜，但因为父亲的好名声、好修为，新党也没怎么为难他。地方官的岁月，也是悠然而过。
总体上，这是个缺乏政治野心的人。对于如此境遇，他也是安之若素，就这样一生，也并非不能接受。然而，哲宗驾崩，向太后垂帘听政，给他的人生带来了重大转折。
数月之内，他便由地方而京城，由州县之官而居宰相之位。向太后之所以选中他，未必是因为才干，更多的应该还是韩琦之子的名声和旧党的身份。
这对他、对他的家族，对大宋朝，都是一个巨大的机会。
可惜，向太后寿短，一年后就去世了。
韩忠彦，被晾在了宰相之位上。
有人说，韩忠彦引蔡京为援是步臭棋。诚然，这步棋确实谈不上有多高明。但在当时，徽宗欲行新法的心思已明，在曾布的围攻下，韩忠彦交好蔡京，未尝不是借力打力的招数。
退一步说，即便没有韩忠彦的谋划，蔡京进京已是势不可挡。韩忠彦此举，倒是顺水人情，既顺遂了徽宗的心思，又结交了未来的权贵，岂不是两全其美。不过，如此行事，到底还是考虑个人得失多了些。
毕竟，他是宰相，还是旧党的旗帜性人物。
那么，回头来看，韩忠彦有没有实力扭转乾坤呢？应该说是没有的。向太后是他的最大靠山，太后一走，他就成了无根之水。再说，当时旧党人物凋敝的厉害，老的老、亡的亡、隐的隐，他能聚焦的力量，也确实有限。
不过，说到底，还是和韩忠彦的能力有关，他终究只是中人之资。遇到太平盛世，做个无忧宰相，或许可以。让他去绝地反击、力挽狂澜，尤其是对抗蔡京这般人物，确实有些勉为其难了。
这不免让人想到离京不远的苏辙，旧党的标志性人物。
有人揣测，如果苏辙被向太后选中，坐在韩忠彦的位子上，历史会不会有不同？或许，会有不同。以苏辙的名望和资历，以及他在党争中的霹雳手段，至少不会像韩忠彦那样几乎是拱手出局。至于，苏辙对决蔡京胜算几何，能否扭转乾坤，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出京之后，韩忠彦继续被贬，但大致平安。相比较蔡京对曾布的打击，他算是安享晚年了。七年后，韩忠彦以宣奉大夫告老还乡。 同年八月，在老家相州（今河南安阳）父亲修建的昼锦堂安然去世，享年七十二岁，算是善终。
韩忠彦身后，韩氏子孙繁盛，陆续入朝为官。在南宋，定韩忠彦谥号为“文定”，并配享宋徽宗庙庭。 再后来，理宗皇帝为韩忠彦绘像，是为大宋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之一。
韩忠彦，被向太后选中，在历史的关键节点耀眼出场，虽说无功，却也无过。可贵的是，他虽官居宰相，但没有太多的党同伐异，身上也少有戾气和血腥之味，倒是始终保有宽容、厚道的长者之风。
总体上，韩忠彦是个厚道人，还是个有福之人。
他的生前、身后，都算是功德圆满了。
相比之下，曾布的晚年及身后事，就要惨烈的多。

（121）
再来说说曾布吧。
这是个争了一辈子的人。
哲宗亲政后，作为朝廷推行新法最重要的三驾马车之一，他一直和章惇、蔡卞斗个不停。等到哲宗驾崩、徽宗登基，他靠着关键时刻的几次高光表现，赢得了新君的信任，一时间很得宠幸，攀上了人生巅峰。
无奈，太后信任旧党，走了章惇，又来了个韩忠彦抢走相位，曾布起个大早赶个晚集，只坐上了副宰相的位子。不过，由于韩忠彦性格偏软，曾布这个副宰相倒像个宰相，这让他好歹找回了些平衡。
向太后一死，韩忠彦走人只是时间问题。曾布自度，无论如何这次应该轮到他了。可惜，韩忠彦这个老实人又使出了个辣招，借着朝廷的舆论将蔡京弄回了京城。
对曾布来说，这真是前门去狼、后门进虎。
相比较韩忠彦，蔡京是真正的虎狼之辈。虽说这么多年，蔡京始终在曾布之下，被他任意打压挤兑，但一朝得势，立马露出了尖锐的獠牙。
蔡京回京后，两人很快便接上了火。事关人事任命。
当时，曾布想任命陈佑甫为户部侍郎。此人是曾布的儿女亲家。蔡京在御前会议上向徽宗呈奏，朝廷爵禄应该是天子之赏，怎么能由宰相私自授予亲属呢？曾布闻之，愤然争辩，声色严厉、言行失态。这又让蔡京抓住把柄，攻击他在天子面前无礼，弄的曾布灰头土脸、左右不是。
蔡京再接再厉，发动御史们轮番攻击曾布。
终于，在韩忠彦去职一个月后，曾布被罢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润州。这是曾布最后一次离开京城。他66岁了，已近古稀之年。算起来，他自哲宗亲政后回京，也不过八年时光。
自此，曾布的余生，再未踏进京城半步。
曾布，这般年纪，如能就此了却余生，或许他也认了。
可惜，蔡京不这么想。
这么多年，他受够了曾布的窝囊气。对失势落水的曾布，他毫不手软，纠结一批人给曾布加上贪污的罪名，还命开封府逮捕了曾布的家人，罗织罪名严加审讯。
短短一年内，曾布，这位天子宠臣，从朝廷副宰相、实际的宰相，沦落到近乎家破人亡，让人唏嘘。老迈的曾布，也被一贬再贬，最后被降为廉州司户。堂堂宰相，被贬到司户，就差让他去守城门了。
终于，在被贬五年后，颠沛流离、身心俱废的曾布在润州去世，终年七十二岁。死后被赠观文殿大学士，谥号文肃。然而，一切并未尘埃落定。
在元人编的《宋史》里，曾布和章惇、蔡卞、蔡京等人，同被列入奸臣传。这些生前同属新党，曾长期并肩作战、却又内斗了大半辈子的人，死后又都背负奸臣之名、聚在了一起。他们如地下相逢，又将作何感受呢？
是哭，还是笑，还是哭笑不得？

@rachelpjh 2020-07-29 23:44:40
一年了呀，真快
-----------------------------
哈哈哈。
感谢一路相伴。
是的，确实挺快的。
还在琢磨，满一年了，要不要写篇文章感谢下大家。

（122）
回头来看，曾布有无机会改变命运呢？
应该是有的。至少，从徽宗继位开始，曾布是手握一把好牌的。这把牌打好了，不仅他个人的命运会有不同，甚至大宋朝的国运都会大不同。原因就在于，徽宗对他的信任和依赖。
赵佶，在18岁时，被阴差阳错地推上帝位。这其中，除了向太后，曾布出力不少。这种拥立之功，对皇帝来说是刻骨铭心的。赵佶年少，又是意外继位，缺乏系统的储君生涯锻炼，对于繁杂的朝政，继位之初他应该是有些蒙的。
这时候，已过花甲之年、从政经验丰富的曾布，更多的扮演了长者和帝师的角色。从曾布留下的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段时间徽宗时常与他交谈、向他问计。
同样的机会，是福是祸，关键是拿来做什么？
曾布，也做了一些事，比如建议朝政走弥合新旧两党的中间路线，有了建中靖国的年号，等等。只是，他的私心太重，做的每件事，背后都有弄权的影子。对章惇、蔡卞、蔡京等人落井下石是这样，抢宰相韩忠彦风头是这样，无节制的任用私人还是这样。
徽宗，在坐稳了皇位后，慢慢看清了曾布的真面目，对他渐行渐远。后来，蔡京之所以能对曾布痛下杀手，将其贬至司户并株连其子，以蔡京的情商，很难说这完全是为了泄私愤。或许，这根本就是徽宗的意思，至少皇帝是默许的。
那么，徽宗为何又如此薄情，毕竟拥立之功不远。曾布弄权可恶、，恃宠而骄、跋扈朝堂更加可恶。不过，最令徽宗痛恨的，应该还是曾布挟拥立之功、倚老卖老，有意无意透露出对他的轻视。这是年轻气盛的少年天子，最不能容忍的。
心底无私天地宽。如果，曾布能少些私心，或许就能更好的影响徽宗，不至于将徽宗彻底推到蔡京那里。如果，他能真心践行调和两党的执政路线，全力弥合朝堂上的分歧，重新培育大宋朝的元气，或许历史就会改写。
虽然历史不容假设，但是后世读史，免不了觉得可惜。
有人替曾布不平，觉得将他列入奸臣传有些过了。从独揽朝政的专横、党同伐异的惨烈，曾布比不上章惇、蔡卞，论起生活奢靡、误君误国，他也赶不上蔡京。是的，这应是事实。
不过，曾布确实不冤，只举一点足矣。
在历史关键节点，他正是那个有能力扭转乾坤，却没有尽职尽责的人。不仅没有尽责，反而私欲过重、醉心权斗、弄权误国，自毁的同时，也让大宋错过了宝贵的自救机会。
其实，曾布也冤，他也是大儒，也是饱学之士，也是千古人杰，他完全可以像哥哥那样，用才学、文章流传千古。可惜，他最终还是被权力迷住了双眼。
除了哥哥曾巩，曾布的妻子也值得多说几句。
魏玩，字玉如，曾布妻子。后因夫贵封瀛国夫人、鲁国夫人，人称魏夫人。魏夫人，出语不凡，豪放豁达；擅长作词，清丽婉约，意境感人，有《魏夫人集》传世。南宋大儒朱熹有过评论：本朝妇人能文者，惟魏夫人（魏玩）、李易安（李清照）二人而已，可见魏玩诗词的功力。
仅举一首词如下：
菩萨蛮·春景
溪山掩映斜阳里。
楼台影动鸳鸯起。
隔岸两三家，出墙红杏花。
绿杨堤下路，早晚溪边去。
三见柳绵飞，离人犹未归。
曾布，有兄如此，有妻如此，却一生醉心权力，最后两手空空、带着千疮百孔的内心离开人世，还留下千古骂名。这又是何苦呢？
问世间，权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

@汉风醉长云 2020-07-30 12:41:33
顶。
-----------------------------
感谢持久的支持！感谢！

（123）
韩忠彦走了、曾布走了，蔡京来了。
宋徽宗、蔡京，终于君臣联袂出场了。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能称得上是君臣之遇的，正面的例子有刘备、诸葛亮，唐太宗、魏征等，反例则必有宋徽宗、蔡京，再往后，或还有嘉靖、严嵩，乾隆、和珅可比。
无论如何，他们的联手，的确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站在帝王的角度，徽宗之所以选择蔡京，还是遵循着权力的逻辑。那种将一切归之于徽宗轻佻、以书画之友择人的想法，不仅过于简单，也是对权力的逻辑缺乏清晰的认知。
人，生来对权力就是敏感的，这几乎人的社会属性的重要特点。历史上，那些大字不识的人，风云际会之下，一样能将权力玩的虎虎生风。何况，像宋徽宗这样，生于帝王家、长在皇宫里，耳濡目染之下，对于权力更是有着深入骨髓的理解。人们总是强化他书画天子的特性，更多是受戏剧、艺术影响过深。他首先是帝王，其次才是艺术家，而绝不是相反。
不错，是徽宗选择了蔡京。
做端王时，赵佶接触蔡京，起初应该只是书画之事。不过，在哲宗病重之后，他再与蔡京相交，谈的话题就未必那么纯粹了。很多人提出，蔡京在赵佶继位过程中是出过力的。当然，这样的实锤证据，后来为君的徽宗和为相多年的蔡京，都是有能力、也有足够的时间将其从历史中抹去的。
端王府里，在几番深入交流之后，赵佶发现了书画之外的另一个蔡京，那就是胸怀天下之志、长于地方治理、精于行政管理、擅长理财聚财的蔡京。而蔡京，在敏锐意识到赵佶有登基的可能时，应该曾极力的、全方位的、带着炫耀的，向赵佶推荐和展示过他的政治才华。
一个是潜在的储君，一个是朝廷的重臣，这两个人的思想碰撞，注定会在彼此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记。
在徽宗继位之初，因为有向太后垂帘，便隐藏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正好曾布提出所谓的中间路线，他也就顺水推舟了。他选择重用、信任曾布，疏远了蔡京。很显然，蔡京曾经向赵佶规划过的宏图大志，还远没到着手实施的时机。
向太后去世，是个转折点。在此之后，徽宗迅速展现出全面绍述父兄事业的志向。这时候，曾布的路线就显得不合时宜了。或许，曾布还在诧异皇帝翻脸如此之快。这只能说明，从头到尾，他都误读懂了这位少年。
仔细想想，其实也好理解。一个少年天子，正是血气方刚、挥斥方遒的年岁，怎么能接受调和新旧、老气横秋、无为而治的执政路线呢？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徽宗继位的心结。
严格意义上说，他并不比兄弟们有更强的登基合法性，大家都是神宗的儿子、哲宗的兄弟。甚至，比起哲宗的同母弟弟，他的合法性似乎还欠缺那么一点。这个心结纠缠着徽宗。
他迫切需要重拾父亲、兄长的事业，向天下人表明，只有他才是最好的接班人和继任者，是真正的天子。唯有如此，才能堵住朝野上下的幽幽之口，更要让他的兄弟们彻底臣服。
所以，蔡京离京、进京，看似是曾布、韩忠彦等人的谋划，实际上最终拍板的人，都是徽宗。这位少年天子，懂得隐忍、知道迂回，该退的时候退、改进的时候进。
亲政后，他便无所顾忌，要全面推行新法。选择蔡京，就是顺理成章了。这背后起作用的，没有多少老友之情、更没有什么诗画之意，遵循的只有冰冷的、现实的权力逻辑。

（124）
蔡京回京不久，徽宗便要召见他。
接到旨意的蔡京，内心既欣喜，又有几分不安。他想起了本朝很多往事以及类似的召见。比如，宋神宗见王安石，宋哲宗见章惇。等待他的，又会是什么呢？
蔡京知道，这几乎是他人生最后的机会了。入仕以来，他已历神宗、哲宗、徽宗三朝，从王安石、司马光到章惇、曾布等等，一路走来，他始终没有站在舞台中央、更没有机会全面展示自己的才干，大好的年华都在党争中被蹉跎、被消磨了。
无数次，他几乎已经放弃了。是的，相比较先祖们，相比较出生的那片土地上的乡亲，他已经超越了太多太多的人，他已是很多人心中的丰碑了。即便在政治上就此到头，木兰陂的功绩、地方治理的业绩、出使辽国的荣光，已足以让他青史留名。即便，所有的这些都不足为道，他还有书法。他的书法成就，别说在大宋朝，就是再往前追溯百年千年，也少有匹敌者，这注定是能流芳百世的。
如此，他还求什么呢？
他曾在深夜里多次扪心自问。思来想去，答案只有三个字，掌控感。是的，就是掌控感。他要彻底摆脱这么多年来，被别人的权力所挟持的痛苦，他要真正掌控权力、掌控人生、掌控朝政，他要将大宋朝打上自己的烙印。
比起书法，他更在意这个。这些年，无论新党还是旧党，来来回回的人，他见多了，他自信将超越之前所有的人，开创属于他的时代。
而这一切，都要抓住一个人，那就是年轻的徽宗皇帝。
他能抓住这个年轻人吗？
皇宫，延和殿，君臣终于再见面。
虽然时隔不久，却已是翻天覆地。
徽宗，早已不是无忧的少年端王，也不再是初登基时的稚嫩天子。向太后归天，徽宗已是大宋的无上天子、真正的天下一人，他年轻而饱满的脸上，更多了皇帝的威严。
蔡京，历经波折辗转，更多了白发和沧桑。
见到殿下的蔡京，徽宗有些恍惚，只见眼前人须发多白，步履间已依稀可见衰态。确实，这年蔡京入仕32年，55岁，已近花甲之年。
想起昔日端王府里旧事，徽宗心有不忍，指示赐座。御前赐座，这便是当年王安石见神宗的待遇。蔡京遂心安。
君臣二人，有了一番长谈。
徽宗问，先皇创法立制，先帝继之，两遭变更，国是未定，当如何？
蔡京答，自当绍述先皇和先帝遗志，锐意向前。
徽宗又问，如何向前？
蔡京答，贵在用人。
徽宗又问，卿如何？
蔡京，离坐叩首，朗声答，愿尽死。
是的，为了徽宗的志向，蔡京愿意去死。虽然混迹官场多年，说话多是滴水不漏的官话，但这句话却是发自肺腑。蔡京清楚，要圆了自己的梦想，就得先实现徽宗的志向。
年近花甲，还有为梦想拼搏的机会，死又算什么呢?

哈哈哈
感谢支持
稍后更新！

（125）
新君，当然要有新政。
少年天子，自然有宏图大志。
更重要的是，徽宗和父亲神宗，都是十八岁继承大统。莫非这是天意，至少徽宗肯定是这样认为的。神宗少年时，也不过就是个普通的宗室，靠着父亲幸运地过继给仁宗，他才登上太子之位，并在父亲英宗为帝四年驾崩后登上了皇位。
和父亲一样，徽宗在做端王时，也是看不到任何为帝希望的。相似的人生经历，让徽宗在心里跟父亲更加亲近，也更加有了追随父亲道路的心理认同。尽管他三岁时，神宗就去世了，父亲的形象是极其模糊的，但登上帝位后，他却想时时事事以父亲为榜样。这是情感的需要，也是政治的需要，更是证明权力来源合法性的需要。
当然，毕竟父子血脉相连，他们骨子里的东西是一样的。他们都渴望证明自己，希望富国强兵、开疆拓土，建立不世功勋。对徽宗来说，除了父亲，还有哥哥哲宗，在他身上肩负着父兄两代人的志向，建功立业的心情只能是更加迫切。
这点，庸碌的韩忠彦看不出来，糊涂的曾布没看出来。
然而，蔡京却是洞若观火，他紧紧地抓住这一点。
父子两代人，神宗遇到的是王安石，哲宗亲政后遇到的是章惇，徽宗遇到的是蔡京。父子三人，如出一辙。王安石、章惇、蔡京，似乎也是一脉相承。
在君臣见面长谈时，蔡京为徽宗献上了他精心谋划的新政之策。这是个一揽子的振兴计划，从政治到军事、从财政到民生、从教育到艺术，等等。这样的计划，王安石和章惇都曾提过，蔡京的计划不仅毫不逊色，似乎还更胜一筹，更完善、更宏大。听完之后，徽宗如同父兄一般热血沸腾。
这是公元1102年，此后蔡京四次拜相，前后长达14年，这在徽宗26年的皇帝生涯里，占了一多半的时间。即便不在相位，蔡京利用他的权势和门生故吏，也深深地影响着朝局，虽屡次被罢、却又能屡次重登相位。
换句话说，蔡京利用他推动的系统化的改革措施，实现了对朝政、对大宋的牢牢掌控，让徽宗离不开他，也让大宋离不开他。从这点来说，蔡京几乎实现了他的梦想。
单纯就实施新政来说，后来北宋的朝局虽有变迁，蔡京的仕途有所起伏，新政的有些措施随之有兴废，但主要政策大体坚持了下来。仅论此点，蔡京对新政的掌控力，似乎超过了王安石、更超过了章惇。
而且，终徽宗一朝，在蔡京主政下，虽然对新政公然不满者有之、阳奉阴违者有之，但朝野上下并没有形成，如同过往旧党般的强大反对派集团。这也是蔡京的过人之处。当然，也可以说是蔡京打击政敌的手段更为高明、也更有效率。
实际上，如果足够客观的、冷静的看待蔡京主政的这段历史，我们会发现蔡京是大奸臣无疑，但必须承认，在奸臣之外，他也是不折不扣的能臣。
能臣，不是说出来的，是干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