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我在网络上看到了一张有趣的照片。12月的东京街头，一个西装革履的男子站在啤酒箱上，手里拿着一个无线话筒。这个人是日本前首相菅直人，当时他孤身一人在街头演讲，呼吁日本人停止使用核电。

这个画面马上赢得了中国网友的同情，日本人怎么能这样对待自己的首相呢？

“菅直人的遭遇在中国简直就是不可想象！”
“我要哭了。”
“岂有此理！他太可怜了啊！在中国肯定是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的。我在那里的话肯定会送他一件衣服。”
“这样对待以前的重要人物，日本人真是畜生啊”
“不管怎么样，好可怜.”
“加油哦，菅直人。不能灰心!”


接下来更有趣的事情发生了。有人把这组照片，连同中国人的评论一起，发到了日本最大的网络留言板---2CH，于是日本人也来凑热闹了。


这样啊，菅直人去中国加油不就可以了嘛

这家伙只有中国人在同情他吗

站在啤酒瓶箱子上是经常用来获得同情票的，过路的行人不停下来那是他们的自由

你们中国人不要这样大惊小怪的哦

我脑子里浮现出菅直人在啤酒瓶上保持平衡的样子

他本来就不是重要人物

不扔石头已经算是好的了

在韩国的话应该是扔便便的水平


1996年，日本厚生省闹出丑闻，由于使用了不洁血液，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有两万名日本血友病患者感染了艾滋病，不少人在不知道真相的情况下悲催的死去。受害者状告日本政府，一路告到最高法院，最后败诉。之后菅直人出任桥本龙太郎内阁的厚生省大臣，他组织了独立调查团，发现当时的厚生省隐瞒了最早的艾滋病报告，于是他自曝家丑，将相关证据公诸于世。在他的主张下，日本政府和受害者达成了诉讼和解，承担了全部的赔偿责任。之后作为厚生大臣，菅直人来到受害者的家中，面对死者的遗像，下跪谢罪。这一幕极其震撼人心，也为他赢得了亲民的声誉。2010年菅直人出任首相，但他为官清贫，到现在连房子都买不起，一家人只能跟普通的工薪族一样，在东京租房子生活。


这么一个清贫自律，放中国简直就是包青天再世的首相，却要被日本人仍便便仍石头，我感到很不可思议，就查了一下，发现日本人认为菅直人失职，原因是他在311地震和福岛核电站事故之后救灾不力。我接着搜相关的新闻，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电视报道。


东日本大地震之后的第三周，菅直人到了福岛县田村市一所用作临时避难所的体育馆，慰问当地灾民，接下来发生了很有趣的事情---他被人劈头盖脸骂了一顿。

慰问结束时，菅直人朝体育馆门口走去。这时候一个日本人站起身来，愤怒地叫住了他：“这样你就想走了？我们怎么办？” “你明白被人无视是什么心情吗？”

于是已经走到门口的菅直人不得不回来，再次向灾民鞠躬道歉。

“你就这样从我们旁边走过去，你知道我们是什么心情吗？”

“实在对不起，我没那意思，不是就这么走过去，对不起！”

“本来觉得你是值得信任的，现在看来没法信任了。”

“真的别那么说……”

“政府的人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怎么不把他们带过来，在这里住几天看看！”

一国的最高长官，在普通人的面前却如此窝囊，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很新鲜。不过就是如此的谨小慎微，菅直人仍然在2012年被东京地方法院立案，原因是日本人认为他在福岛核电站事故中瞎指挥，导致第一核反应堆的氢气爆炸，炸伤了好几名工作人员。2012年8月1日，东京、福岛、金泽地方检察院接受了5起市民团体对菅直人提起的刑事诉讼，日本人不依不饶，不把菅直人送上审判台不罢休。

对这么一个低调亲民，清贫自律的首相，日本人居然如此不留情面，我感到有点不可思议。于是我收集了一下相关的报道，日本人对他的指责有4点。


1 地震之后一个星期，救灾物质到不了灾区。

2 政府没有安排民众撤离，大量的灾民逃亡

3地震之后，福岛核电站一号炉过热，现场工作人员将海水注入一号炉冷却，又将未经处理的海水排向大海，造成大面积的污染。

4瞎指挥，导致福岛核电站发生氢气爆炸


乍一看，菅直人好像是该骂。然而如果进一步查下去，你会发现菅直人就是个背黑锅的。在日本，首相背黑锅是一项光荣的历史传统。


救灾物质到不了灾区，因为日本首相无法调动军队，日本政府自己也没有运输公司，它只能请求（注意，是请求，不是命令）灾区附近的民间运输公司出车，而这些民间车队要求政府提供汽油保障，而灾区附近根本就无油可供，两者相互扯皮，这一拖就是一个多星期，所以账就算在了菅直人的身上。


有人会问，为什么日本首相不能直接对地方发号施令？

日本宪法第八章，地方自治。

日本的行政划分是都道府县市町村，全国共有47个都道府县，782个市，827个町，195个村， 23个特别区 1827个市町村，它们都是独立的行政主体，和中央政府之间不是上下主从的关系，而是对等和合作的关系。在日本，中央政府无权干涉地方事务，如果中央政府强行干政，后者可以向高级法院提出起诉。事实上很长时间以来，日本最风光的政治家不是首相，而是地方的议员和知事。作为前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的名气，就要比首相要大得多。在首相和地方官一同出现的场合，你也绝对不会看到，在立场和姿态上，后者低人一等。


第二，为什么日本政府没有及时安排群众撤离？

日本是一个多自然灾害的国家，日本人早就有了一套完美的防灾体系。州道府县都有自己的救灾预案，每个社区都有避难所，每个学校都会上防震课，每个家庭都有应急袋，每年都会进行防灾的演习，每一个日本人都知道如何躲避地震。在正常情况下，只要不是太离谱的灾害，日本人的表现通常都是无懈可击的。

在日本人的观念中，“国家机器”的概念，是非常薄弱的。日本人从骨子里讨厌国家介入民众的生活，就算是救灾这样的事情也一样。有人会问了，既然如此日本人靠什么救灾，答案是町内会，家庭主妇协会，医师协会，义务消防队，甚至是黑帮这样的民间组织。1995年阪神大地震，第一个出现在现场，给灾民送饭的，就是日本最大的黑帮山口组。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在面对自然灾害时，日本人是从容和自律的。这也是一直以来经常被外人大加赞赏的日本人品格之一。然而国家机器太弱也带来了一个常见的问题，这就是一旦发生重大危机，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集中人力物力，以非常手段，应对非常之变的时候，日本人就会显得进退失据，狼狈不堪。这个时候，他们就会拿首相出气。


1995年，阪神大地震，当时的日本首相村山富市被骂成是“见国民死而不救，罪该万死的卖国领导人”；2008年，麻生太郎就任首相，一上任就遇到百年不遇的金融大危机，麻生内阁束手无策，于是日本晚报《现代》写了两篇文章，一篇叫做《最大危机时刻的最恶劣首相》，另一篇叫做《败家犬只会远远地叫，这就是这个国家的首相》；2014年2月14日，日本山梨县发生雪灾，7000人受困，19人死亡，而现任首相安倍晋三却被曝出于16日“在高级餐厅享用天妇罗”，于是日本人就乐开了。

“看着奥运会享用着天妇罗，他还真是没救了”、“请您处理山梨县的雪灾好嘛”、“日本已陷入紧急状态，全世界都在报道日本的惨状，可我们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却在安心的享用天妇罗，呵呵”、“拜托，关东许多地区已经 因为暴雪变成孤岛了，最高领导人却在无忧无虑的吃着天妇罗。我们的领导人真是废物啊” “山梨处在非常时期，安倍的星期天却过得蛮滋润嘛。” “发生如此重大的雪灾，安倍不理不顾的态度已经很过分了，居然还有心情吃高级天妇罗，你是白痴吗!”


麻生太郎有一个面部特征，那就是他说话时候嘴是朝一边歪的，呈现出一个像日语假名“へ”的形状。于是日本人把他拿来跟大阪天王寺动物园一只叫做KENIA的长颈鹿比较，日本人觉得KENIA嚼草的样子跟麻生太郎很像嘛！2013年，现任首相安倍晋三在非死不可上发了一张猪排咖喱饭的照片，结果被日本人一通狂喷，原因就在于他的这顿猪排饭价值3500日元（合217元人民币），超过普通的猪排饭3倍多，日本人认为你身为首相居然吃如此天价的饭，还要不要碧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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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菅直人到底是怎么瞎指挥的？

福岛核电站发生泄露事故之后，菅直人赶往核电站视察。这一行为事后遭到了反对党的强烈抨击，反对党认为“菅直人凭着一知半解的知识，介入现场，导致混乱”。

根据菅直人事后在听证会上的解释 ---“事故发生后，原子能安全保安院和东京电力没有向他说明任何情况。发生了什么事，到底应该怎么办，没有任何人向他通报。身为首相，他只好亲自赶往电站，了解现场的状况。”

国家正处在紧急状态之中，而作为一国的最高长官，却没有任何人向首相汇报情况，这是非常奇特的一幕。没有办法，菅直人只能自己叫了一台直升机，单枪匹马，前往福岛核电站视察。然而在得知消息之后，核电站的站长吉田昌郎打电话给东京电力公司的社长：“叫我出面接待首相，那核电站谁来管？”结果菅直人吃了个闭门羹，飞机在核电站上空转了一圈就回去了。

3月12日，福岛第一核电站一号核电炉的温度急剧上升。在没有得到总部批示的情况下，核电站工作人员擅自向炉内注入海水。之后东京总部打来电话，说“这种方法没有得到首相的批准”，于是注水工作停止了55分钟。之后，核电站站长吉田昌郎无视总部的命令，继续注水，事后又把这些受到污染的海水不加处理排向大海，造成了大面积的污染，这笔账也算在了菅直人的身上。


3月12日，菅直人的直升机在天上转悠的当天，福岛第一核电站一号机组发生氢气爆炸，造成4名工作人员受伤。这一事故让很多日本人愤愤不平，他们认为一定是菅直人搞的鬼。菅直人觉得自己很冤，“天地良心，我什么都没做啊”！日本人说你不是去视察核电站了吗！肯定是你视察的时候出了什么乱子！因为此事，还专门成立了一个事故调查委员会，最后委员会认定，菅直人在天上瞎转悠的行为， “未对排气造成影响”，算你运气好，放你一马。



以上，就是菅直人被日本人讨厌的全部真相。


我们来总结一下

1 救灾物资不到位的真相是----日本首相无权调动人员和物质

2 疏散群众不力的真相是-------日本人本来就讨厌国家介入民众生活

3核电站海水污染的真相是------核电站站长以下克上

4 氢气爆炸的真相是------------路过打酱油 千古奇冤


一句话，菅直人的黑锅背得很爽。

日本首相不值钱

写到这里，有人一定会说，你不就是想夸日本民主吗？人家可以骂首相，可以民告官，我们不能，拐弯抹角的，你不就是这个意思么？

恰恰相反。即便在美国这样被公认为民主典范的国家，美国人也不会一边捆住总统的手脚，一边又指责总统救灾不力。美国人当然也骂总统，不过当国家面临重大危机，比如说911和卡特里娜飓风时，即便是像小布什这样公认的蠢蛋，也会被赋予必要的权力来作出决策；相比之下，日本人对首相的态度，是“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莫名其妙，不可理喻。




日本人向来温文尔雅，对首相却如此尖酸刻薄，这是日本的政治生态中很奇妙的一幕。如果说日本首相事权专一，令行禁止，那还另当别论；但在日本的政治体制下，首相就是背黑锅的，这一点，日本人自己也心照不宣。既然如此,意思意思，走个过场也就完了；但日本人却一定要置之于死地而后快，明明不是首相的责任，下台了我都不放过你，先是法院起诉，然后放话要仍石头扔便便，这个心态就很有趣了，因为它就是单纯的敌视。日本人不是敌视菅直人个人，而是敌视国家权力本身。


作为国会议员和厚生大臣，菅直人可圈可点；一旦做了首相，却处处掣肘，这是因为日本政治是权力与权威分离的政治，对日本人来说，把权力集中在一起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日本人普遍的想法，是国家不要管老百姓的闲事。



站在中国政治的角度，国家的第一要素，首先是国家必须对国民有全面动员的能力。以国家机器为后盾，把全国的人力和物力集中起来，以实现国家的意志，这是中国人最熟悉的政治，也是日本人最害怕的政治。上一次当日本人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打了一场不知所谓，莫名其妙的战争，最后整个国家都被外国人所占领。战后出生的这一代日本人，都有一种本能的对国家权力的恐惧。在很多日本人的潜意识里，“国家权力”这四个字，是跟广岛长崎的两颗原子弹联系在一起的。

有人会说，你拿日本的战后史说事，是以偏概全。OK，那我们看一下历史。

从公元7世纪以来，日本一共有过3次“建国”的行为。1：公元645年的大化改新；2，1591年，丰臣秀吉就任关白：3，1868年，明治维新；事实是，这三次建国的行为，都导致了对外的战争，而且最后的结果都是日本战败。



公元645年大化改新，结果是与唐朝的白江口之战；1591年丰臣秀吉统一日本，第二年他就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1868年明治维新，最终的结果是一连串日本人自己都想不明白的战争，最终日本被美国占领。1945年战败之后，美国人把一套带着殖民色彩的国家体制强加到了日本人头上。这套国家体制被证明是到目前为止日本最成功的国家体制，本身就是一件谛笑皆非的事情，它证明了日本人是没有国家视野的民族，在“建国”这件事情上，只能由别人来代劳。


有人一定会说，为什么1185年的镰仓幕府，1603年的江户幕府，二战结束之后，美国对日本的国家改造，在你看来不是“建国”？大家只要用心观察一下就会发现，这三次“建国”的行为，都是对“国家”这个概念的反动。镰仓幕府，是对大化改新的反动；江户幕府，是对织田信长，丰成秀吉所建立的国家体制的反动；日本战败之后，美国对日本的国家改造，是对1868年明治维新的反动。

日本人前脚建立了国家，后脚就会把“国家”这个概念分解，还原为日本人喜闻乐见的文化，技术，和社会组织。这种分解，而不是强化国家机器的做法，是日本政治有别于中国政治的根本特征。

日本人讨厌政治


菅直人当着电视镜头，被几个普通人当孙子一样的训，这一幕引起了我的兴趣，于是我找来了大量日本国内和官员有关的电视报道慢慢的观察。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日本的官员没有握手的习惯，凡是在和民众打交道的场合，他们都是向后者鞠躬示意。在日本这个国家，“官老爷”的价值观是不存在的，这不是民主制度使然，而是日本人的天性造成的。


一直到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它既没有一个严格意义的中央政府，也没有真正的司法和行政机构。没有成文的民法，也没有官僚，军队和警察。从中国人的政治常识出发，国家就意味着编户齐民，先查清楚境内到底有多少老百姓，然后将其编入户籍，以国家机器为后盾，使其“服王化”，交皇粮，服兵役，服徭役；然而日本人有户籍是明治维新30年之后的事，一直到1875年之前，除了贵族之外，普通日本人甚至是没有姓氏的。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为什么日本人没有姓氏也不会觉得不方便？

在明治维新之前，普通日本人起名字，也就是太郎，熊吉，佐助之类的，跟过去中国农村“大壮”,”狗剩”之类的名字也就差不多。问题是，太郎可以有很多个，西村可以有一个太郎，东村也可以有一个太郎，没有姓氏，如何才能知道你叫的是谁呢？


没有姓氏也不会不方便，因为古代日本人的社会关系是不流动的。西村的太郎在西村生活，东村的太郎在东村生活，他们之间不会产生交集，所以对日本人来说，没有姓氏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一个中央政府高高在上，将所有的老百姓编户齐民，这样的国家权力关系，自古就是被日本人所厌恶的；以大家在同一个地方生活为前提，以“大家庭”为组织形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温和平等的家人关系，这样的人际关系才是让日本人觉得舒服的。在日本人的情感中，即便是“包青天”，也是让人感觉不好的，因为他高高在上，和老百姓之间是不平等的。作为厚生大臣，菅直人之所以能赢得日本人的人心，不在于他包青天式的铁面无私，而在于他的“下跪谢罪”。在“下跪谢罪”那一刻，日本人才从情感上接受了菅直人，认为他是“信得过”的。所以，在被认为“无法再信任你”的那一刻，菅直人才会显得那么惊慌失措。

西方的政治家在做错事情，需要承担责任的场合，他们会道歉，会辞职，但绝对不会下跪谢罪，因为下跪意味着人格上的低人一等。但在日本，下跪谢罪是很常见的现象，它象征着一种立场上的绝对平等。日本政治家下跪谢罪，意味着以一个平常人的角度，诚心诚信的请求对方的原谅。这样做，是见效最快的取得日本人谅解的方式。

当着电视镜头，菅直人被一些最普通的日本老百姓当孙子一样的训，这是一个赤裸裸挑战了中国人政治常识的画面。然而在日本人的情感世界中，并没有“当官的惹不起”这样的概念。日本政治家也没有“官老爷”的自觉，在姿态和立场上，他们和老百姓是完全一致的。或者说，他们至少必须装出一副和老百姓平等的样子，否则就难以在日本立足。在日本这个国家，如果有谁试图抖一下“官威”，他会死得非常之惨。

基本上，日本人不会正常的思考政治问题。日本人思考政治的方式，是从纯粹的感性出发，以直觉去感受对方是否“信得过”。所以，日本人经常会选出一些莫名其妙的人来做国会议员，比如说摔角手，搞笑艺人，电影明星。这些人之所以当选，不是因为他们个人有什么说得过去的政治主张，而是因为他们亲民的公众形象。


以大陆媒体经常炮轰的石原慎太郎为例，他连任了十几年的东京都知事，是日本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他之所以有这么高的人气，第一是因为他人长的帅，第二是因为他的弟弟是石原裕次郎，后者是日本60到70年代的著名电影明星，60岁左右的日本人几乎全都是裕次郎的粉丝。说到石原慎太郎的政治主张，未必有几个欧巴桑说得清楚；但一提起裕次郎的哥哥，这些人就会觉得：“恩，裕次郎的欧尼桑，投给他准没错。”


当下日本第一的政治家，是小泽一郎。早在1996年，他就准确预测了日本经济的诸多问题---银行坏账，中国经济对日本的冲击，为此他提出了大规模减税和刺激经济的竞选政策，件件都是对症下药，不过日本人并不买他的帐。

这个还不算太稀奇。

稀奇的是，当小泽一郎的预测全部成为事实之后，日本人还是不买他的帐。日本人的逻辑非常简单，简单到中国人完全看不懂------那就是政治家，越笨越好。聪明的人，想法多，心眼多，会耍阴谋诡计，大大的不好。我们把战后的日本首相排个座，绝大部分日本首相，如大平正芳，铃木善幸，佐藤荣作，村山富市，小渊惠三，这些都是自身能力不是很强，但是善于协调关系的忠厚老实型。如果让奥巴马来日本竞选首相，恐怕他连内裤都要输掉。

几乎所有的日本政治家，都是亲民的。越是自以为是，在立场和姿态上高高在上的人，在日本就越难以立足。估计是因为这个原因，小泽一郎在2012年重新成立了一个新党，名字很上道，叫“国民生活第一党”。言下之意，这么忠厚老实的名字，你们真的狠得下心不选我吗？



从平成时代开始，二十多年来年来日本人换了20多个首相，很多首相干不到一年就下台了，但日本社会几十年来坚如磐石，走马灯式的换相并没有对日本人的生活产生什么大的影响，换句话说对日本人而言，有没有首相根本就无所谓，马照跑，舞照跳。日本前首相宫泽喜一就曾经说过：“日本首相就跟火车司机一样，谁做都没关系”。

大家不妨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什么样的国家，有没有政府首脑根本就无所谓？

国家本位和家族本位

我花了很长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最根本的区别是什么。出于中国人莫谈国事的本能，一开始的时候，我试图绕过政治，单从文化的角度去解释这个问题。在自虐了很长时间之后，我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真正的问题是，作为国家，中国和日本之间最根本的区别在那里。先有国家生态，后有国民性格。在国家之外谈国民性，在态度上就是虚伪的。


在对“国家”的态度上，中国人和日本人是两个极端。中国人以国家为本位，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国家是先验的，至高无上的，不可置疑的；而日本人以集团为本位，由于国家在定义上就是凌驾于集团的存在，所以日本人本能的敌视国家权力。结论是，在中国和日本的政治生态中，一定存在着某些结构性的差异。


我个人的观点是，国家有三个基本要素----国家职能，国家形态，国家伦理。

国家职能，是把国家组织起来，在客观上所要达到的目的；

国家形态，是为了实现国家意志，所建立起来的国家机器；

国家伦理，是在建立国家机器，实现国家意志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关系。


按照当下学术界主流的看法，古代中国有三种国家职能---1，“治理长江黄河”，2，“抗击游牧民族”，3“全国范围的赈灾”。 这三种国家职能产生了一种集权于国家的政治冲动，因此自秦汉之后，中国一直保持着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国家形态。中国人的国家伦理，是一种以霸权铁律为情感特征的价值观念，它可以被概括为几句中国人从小就听惯了的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那么，日本的国家职能是什么呢？从但凡出什么大事，日本政府都表现得一塌糊涂来看，很难说日本有什么像样的国家职能。日本人的国家形态，也不是大一统中央集权，而是弱干强枝，地方自治。日本人可以把首相当成狗来训斥，强横霸道的帝王逻辑，和日本人是不沾边的。所以，日本根本就谈不上国家伦理的概念。


如果以“国家工具”的强大为前提，设定这样一个评分系统，每个要素为10分，那么中国的分数可以打满分；而日本的分数勉强可以打个六到七分。和中国相比，日本是一个三分国家职能，两分国家形态，一分国家伦理，徒有其表的伪国家。


最能体现“国家”这个概念的职能，莫过于国防和外交。而日本的战后史，就是把这些事情全部交给美国，自己关起门来搞经济的历史。战后日本经济奇迹的三大神器，终生雇佣制，年功序列制，企业内公会，都是纯粹的日本人观念的产物。换句话说，把“国家”层面的事情完全交给外人，把自己最擅长的“家”文化发挥到极致，这是日本战后经济奇迹的奥秘，也是日本政治的本来面目。


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日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军队；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强国，日本也没有一个基本的，外交和政治的基本思路。它的宪法是六十多年前由外国人强加到日本人头上的，这套宪法居然能原封不动的使用到今天，本身就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又是一个经济和文化高度发达的国家，日本人享受着世界上最富裕的物质生活，所以这种国家意识的畸形在平常是看不出来的。只有当突发某些重大事件（如311东日本地震，海湾战争，绑架人质），日本必须在“国家”的层面思考和行动时，我们才能看出日本在国家意识上的捉襟见肘。


中国人以国家为本位，所以中国人习惯以“国家”的视角去看日本。在很多中国人的下意识里，日本是一个空洞的国家概念，它有着“复活军国主义”，或者是“制衡中国”这样的国家意志；中国人脑海中的日本人，是在“国家”的概念之下，被高度符号化的日本人。他们并不是有血有肉的活人，而是一堆抽象的政治符号，专门扎堆出现靖国神社，横店神剧，和扶桑社的历史教科书里。事实是，地球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国民，像日本人这样讨厌“国家”。


在2002的日韩世界杯上，日本当家球星中田英寿拒唱日本国歌，他的理由是日本国歌很难听。这种直截了当，排斥“国家”这个概念的人，在日本并不是少数。这是因为，“国家”的概念，日本是很晚才形成的。在日本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候，日本人是生活在一种“没有国家”的状态之下的。

日本的国旗日之丸，本来是江户时代的商人使用的；日本的国歌君之代，是明治时代的外国人写的。在日本的中小学校，除了入学式之外，学生平常是不唱国歌，也不升国旗的。一直到1999年之前，日本连法定的国旗都没有。在日本历来的民意调查中，超过八成的日本人，是讨厌“国家权力”的概念的；国防预算一旦超过GDP的1%，日本报纸就会开始骂娘。

岛国


日本列岛，是由亚欧板块和太平洋板块挤压而形成的。板块运动的结果，地壳向上隆起形成山脉，所以日本是一个多山的国家，日本国土面积的70%，是山地和森林。

放眼望去，日本到处都是造山运动形成的山脉，农业耕地只占了国土面积的14%，它们是一些小块的沿海冲击平原，河谷和山间盆地，但彼此之间都被山脉所隔离。因此日本在地理上被分割为许多封闭的农业系统，到了8世纪时，它们形成了传统上的六十八个州。我们可以说日本的国土格局是天然割据，所以一直到了今天，日本47个州道府县仍然在沿用这些山脉作为天然的地理边界线。

从日本的一个州到另一个州，中间要翻越许多的山脉，森林和河流。在火车和电报技术出现之前，对这些土地和人口进行统一的管理，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日本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这样一个中央政府，能过越过地方发号施令。即便是被视为武家社会顶点的德川幕府，也无法越过地方上的大名，向地方收税，颁布法令，派遣官员。

在大炮使城墙失去军事意义之前，世界上所有的城市，都是被城墙所包围起来的，唯独日本是个例外。这是因为，在天然割据的地理格局之下，日本人根本就没有“别人会来打我”的军事自觉。大化改新时，日本模仿唐朝的长安，以一比二的比例，原封不动的修了平安京，唯独没有修城墙；战国时代之后，日本的城下町，也只有一个内墙，用来隔离领主和老百姓，用来保护城下町的外墙是没有的。在《隋书东夷传》中，我们可以看到最早的，关于日本的记载---“倭国有三十余国，皆自称王，虽有兵，而无征战”。有兵而无征战，很形象的说明了这种天然割据的地理格局。

中国和日本，都有一个“战国时代”。所谓战国时代，用最直白的话去解释，就是“大家打来打去”的时代。打来打去的原因，无非是人口和土地之争。大家只要做一下很简单的比较就会发现，和中国相比，日本足足拖了一千八百年才进入战国时代。原因何在？

中国的国情是，两条大河贯穿中国全境，适合农耕的土地沿河而下。无论是治理两河的水患问题，还是制止上下游对土地和水源的无序竞争，中国人都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工具。而日本的国情是，耕地呈点状分布，日本人的农业系统，对内自给自足，对外与世隔离，所以，分土而治的春秋战国模式，在中国行不通，在日本则取得了惊人的成功。

15世纪，两项重大的农业技术传入日本。这就是水车和填沼为田的技术。有了这两项技术，日本的耕地和人口大大增加，有了这些新增加的土地和人口，日本才晃晃悠悠的进入了战国时代。中国的战国时代，最终结束于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帝国形态；而日本的战国时代，只是在政治上走了一个过场。大家亮了一下肌肉，你也吃不掉我，我也吃不掉你，于是一切照旧，个人回各家，各人找各妈。

水稻立国





日本是一个多山的国家，日本国土的70%，是森林和山地。日本四面临海，季风每年都会从海面带来大量的降水，因此日本又是一个水资源丰富的国家。日本气候温和，冬季只有两个月，这种环境，不适合耐寒耐旱的小麦，但是特别适合水稻。

和小麦相比，水稻的单产要多得多，因此日本人会千方百计把土地改造成稻田，旱地的话就修建水渠，沼泽地的话就把水排干，就算是山地，也可以引水上山，形成梯田。因此即便到了高度机械化的今天，日本仍然有40%的耕地是稻田。


日本的国情，是人多地少。日本又是一个四面临海的岛国，无法以迁徙或扩张的方式来缓解人口压力，如何以有限的土地去消化人口，这是日本农业的本质问题。日本农业的出发点，就是以极少的土地，养活大量的人口；在日本，它最终体现为一种以大家庭为单位的，精耕细作的水稻农业。

小麦种植，并不需要过多的人力；而水稻种植，是一件非常繁琐的事情。 首先必须平整田地，山上的土地要切成梯田，沼泽地还必须把水放干。接下来是把水从其他地方引过来，修建水渠和田埂。经过一系列繁琐而痛苦的过程---育苗，插秧，除草，施肥，灌水和排水，最后把收获的稻谷进行干燥和脱壳，才有了可以吃的大米。


日本式的水稻种植，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把所有的工作量都加倍。深挖到半米左右，大量施肥，精心除草，大量的，不断的投入劳力。所以，同是季风性水稻区，日本的水稻亩产要高出中国一截，是东南亚的两到三倍，这些地区目前的生产水平，日本在几个世纪之前就达到了。



所有的这些事情，都要求一种超越家庭范围的劳动合作，因此从一开始，日本的农业就是以氏族和村落为单位的，而不是像中国人一样以家庭为单位的。由此就产生了日本人最早的社会形态，几十户人家依山而居，农民的房子就修在山脚之下，房子的外面是水田和旱地 ，再往外就是村落共有的土地和森林，这也就是我们在《楢山节考》中所看到的水稻村落。


以稻作为生活方式，以大家庭为组织形式，这是日本人社会形态的起点。在大家族的生活中形成的，以家族为本位的价值观念，是日本人情感的原点。家本位，是以绝对平等为情感基调，以温和包容为情感特征的。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国家权力，都会引起日本人的厌恶。

分家不分家是个问题

春秋战国时，商鞅采用了分家令和诸子析产来分解秦国的贵族，在分家令之下，一个家庭只能有一个成年男性，成年兄弟必须分家，父子兄弟禁止同堂；在诸子析产之下，子女平分土地和财产，长此以往，大家族就变成了易于分化的小家庭，小家庭最终就变成了易于被国家动员的单细胞家庭。

分家令和诸子析产的实质，是要把中国人从氏族关系中强行分离出来，在社会组织的层面，将中国人还原于易于被国家动员的一盘散沙。将整个社会原子化，形成“国君在上，万民在下”的二元社会结构；以绝对强势的国家机器，对绝对弱势的老百姓，这套理论被法家称之为“弱民”，它是秦国得以“强大”的基础，也是后来中华帝国的基本制度。


大化改新时，日本也曾经模仿过中国，将大家族拆散，还原为被国家编户齐民的“乡户”。然而事实是，以日本有限的耕地，根本消化不了如此之多的父系小家庭。后来日本南北朝和室町时代的混乱，都来自于对中国式父权的消化不良。



中国人的农业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国家可以直接向单丁家庭收税，自商鞅变法之后，再没有任何中间组织可以阻碍皇权；然而日本人的农业是以氏族和村落为单位的，这些集团是日本社会的基本政治单位，它们无法被进一步分解，无法形成“国君在上，万民在下”的二元社会结构，因此日本的国家力量，越不过这条农耕线。日本人的大家族，一直要到20世纪50年代之后才开始瓦解，这是因为在现代工业条件下，农业已经不需要跨越家庭范围的合作了。然而在此之前，日本人是无法摆脱这种集团式的农业关系的。

日本天然割据的农业生态，造就了许多独立的地方氏族；日本人以集团为单位的农业生态，决定了这些地方氏族无法被国家意志所消化。在日本的政治生态中，也没有这样一种分解氏族，集权于国家的政治冲动。因此，日本没有办法像中国那样，消灭所有社会组织，将社会原子化。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国家伦理，在日本是水土不服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帝王逻辑，是日本人深恶痛绝的。

由于无法将社会原子化，日本人的国家，无法行中国式的国家之道，这就是将老百姓“编户齐民”，由一个高高在上的国家，将老百姓动员起来，以实现国家的意志。事实上，一直到织田信长实行兵农分离之前，日本是没有“军队”这个概念的；你选择了哪个武将，他的族人自然会为你作战。所以古代日本战争的特点是，只能点将，不能点兵。


在日本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一个君主，能够横扫八荒六合，行秦始皇式的霸道。这是因为，在集团式的水稻种植关系之下，就算把敌国的老百姓全部杀光，胜利者也无法支配这个国家。日本历史上的内战，不是以“消灭对方有生力量”为目的的歼灭战；而是“战后也必须能够获得对方效忠的”征服战。在日本历史上，镇压农民起义是非常罕见的事情，绝大多数情况下，只要农民集体请愿，要求政府行“德政”，后者都会让步。


在国家本位的中国，政治的实践，是由一个高高在上的政府，制定法律，派遣官员；以强大的国家机器为后盾，强迫老百姓“服王化”；然而在家族本位的日本，政治的实践，是大名之间通婚，联姻，互派人质，有事大家商量着办。事实上一直到明治维新之前，日本也没有形成真正的国家机器的概念。在1868年之前，日本是一个没有国家军队，没有警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行政和司法结构，也没有成文民法的，徒有区别的伪国家。

反国家

日本的国情是，四面环海，无外交国防；风土温和，无旱涝大灾；种族构成单一，无文化冲突；地理上天然割据，自给自足。外交，国防，司法，行政，这些中国人觉得理所当然的国家职能，在日本，是一开始就没有的。

在日本，“国家”是一个外来的概念。事实上，当中国进入盛唐的巅峰期时，日本人仍然过着没有“国家”的生活，而日本人自己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方便。这是因为，在日本列岛内部，无法产生和国家对应的行为和观念。

我个人的看法是，在最朴素的情感层面，日本人是根本不想要国家的。事实上在日本人的观念中，“国家”和“国家权力”，都是让人厌恶的概念。然而，日本人虽然不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工具，但确实需要国家背后的社会组织，文化技术。


大家如果观察一下日本历史，就会发现它有一种非常明显的，钟摆式的运动轨迹。在日本和外部世界之间，如果出现文明落差时，日本人就会以国家为工具，吸收外来的文化和技术。当日本人认为，自己已经不再需要外部的文化和技术时，国家这个概念，就会被分解，还原为日本人喜闻乐见的文化，技术，和社会组织。从公元3世纪的邪马台，到公元645年的大化改新，再到1868年的明治维新，日本人始终在按照相同的逻辑行事。

在日本两千五百年的政治实践中，有一种非常明显的“反国家”的倾向。所谓“反国家”，是指日本人在以“国家”为工具，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会本能的反抗国家工具性的一面，如政治和国家制度；留下国家技术性的一面，如社会组织，文化技术。以国家之名，行自治之实，把文化拿来，把国家丢掉，我个人的看法，这就是日本历史的本来面目。

大化改新时，日本以中国为师，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然而到平安时代时，国家机器的概念，就被分解；外交，行政，军事，警察，文化，技术，这些本来属于国家的概念，从国家中还原出来，外交行政归京都，军事警察归幕府，公家把持文化，技术还之于民。

明治维新时，以西方为师，日本建立了新的国家机器。然而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国家机器的概念，就被分解，还原；在政治，军事和外交的层面，日本完全放弃了作为一个国家的主体性，以附属国的心态，心甘情愿的，一切唯美国马首是瞻；在文化和技术的层面，日本人回归到最朴素的民族状态，转身成为一个经济，文化和技术的超级大国。



以上，我们有了一个基本的，对日本“国家性”的定义。

日本的国家职能，是以国家为工具，吸收外来的技术和文化；

日本的国家形态，是弱干强枝，地方自治；

日本人的国家伦理，是---“日本人讨厌国家”。


日本政治的实质，是“反国家”。所谓反国家，是指日本人在以国家为工具，吸收外来文化技术的过程中，会不断的将国家工具分解，还原为日本人喜闻乐见的文化，技术，和社会组织。这种“分解”，而不是“强化”国家机器的过程，是日本政治区别于中国政治的根本特征。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日本是一个经济，文化和技术的超级大国，却无法成为一个政治大国的原因；因为自古以来，日本只有文化和技术的传统，却没有政治和军事的传统。

国家法理的先天不足，在每次国家化的冲动之后，都会留下一大堆“建国”的后遗症。所以日本历史的常态是，无论是建立国家机器，还是分解国家机器，都会伴随战争。出于同样的理由，虽然二战时日本败于美国之手，但今天的日本人并不仇视美国人。这是因为在客观事实上，反国家，分解国家机器这个过程，是美国人帮助日本人完成的。

以下犯上


在日本文化中，你看不到“三吏三别”，“孟姜女哭长城”这样的，控诉国家暴力的故事。这是因为从一开始，日本人就没有“国家”的经验。日本文化的代表，是没有一丝国家戾气的《万叶歌》，《枕草子》，《源氏物语》。


在大陆的网络上，经常有人嘲笑日本几百人，几千人打仗的战国时代，称其为村子之间的械斗。言下之意，我中华上国，随时可以动员几十上百万的部队，岂是小日本可以比拟的。殊不知，这种村斗的争斗方式，是后来日本领先于中国的根本原因。



中国人的国家，随时可以动员几十上百万人，让他们去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所谓“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相比之下，日本人的国家，是没有这种力量的。以国家的工具性而言，中国强于日本，而且强得不是一点半点；但以国家伦理而论，中国人始终走不出霸权铁律的国家逻辑，以至于进入工业时代已经几百年，至今仍然无法转身；而相比之下，日本则没有如此沉重的国家主义桎梏。

2012年，日本的话题电影之一，是野村万斋主演的《傀儡之城》。在一统天下的最后一战，讨伐北条氏的过程中，丰成秀吉的大军，途经一个不起眼的小城，忍城。丰臣大军派出使者招降，而使者态度倨傲，惹怒了城主成田长亲，宁可一战，绝不投降。忍城全城上下不过500余人，而丰臣大军有两万人，这是一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战争。

这个电影如果让中国人来拍，长亲会被拍成螳臂当车，以卵击石，阻碍历史进步的大反派。但在日本人的眼中，成田长亲，以及和长亲一起，反抗强横霸道的国家逻辑的人，都是当之无愧的大英雄。


以家本位对抗国家本位，以人情对抗霸权铁律，这是日本政治的情感特征。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以下犯上。在日本历史上，一旦国家本位的思想触碰了日本人的情感底线，就会出现以下犯上。在日本人看来，以下犯上，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所以一直到今天，在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日本人仍然会以下犯上。一个核电站的站长，以下犯上，忤逆首相，而且犯得对方没脾气，这是只有在日本才会发生的事情。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我根本就不想写政治。然而我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如果回避了政治，日本的很多事情，是根本说不清楚的。

我本人不是学史出身，我并不想拾人牙慧，按部就班的，把日本历史重新写一遍。我的想法是，给大家一个观察日本历史的视角，这就是----日本人讨厌国家。

弥生时代，邪马台

公元前5世纪，在日本列岛上，突然出现了大量的，来自亚洲大陆的农耕移民集团。在此之前，日本还停留在被称为绳文时代的新石器时代。弥生人和土著的绳文人融合，形成了今天的日本人，这是今天被普遍认可的主流观点。


当秦始皇横扫八荒六合的时候，中国人还不知道日本是个什么情况。当时的中国人只有一个模糊的地理印象，那就是“东边的大海有个岛”。按照当时中国人命名的习惯，东边称夷，所以日本又被很笼统的称为东夷。


汉武帝平朝鲜时，才第一次听说“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后汉书东夷列传》）；公元57年，日本岛上有一个叫做“奴国”的国家，来到东汉，请求朝贡；公元107年，又有一个叫做帅升的“倭国”国王，带着一百六十个奴隶来到中国，向当时的汉安帝朝贡。八十年后，东汉的汉灵帝时期，日本出现了一个叫邪马台的国家，国王是一个巫女，称卑弥呼（这个词的发音是HIMIKO，和魔神英雄传里的西米格是一样的）。公元238年，卑弥乎派遣使者来到当时的乐浪郡，希望和中国朝贡。当地太守把使者带到了长安，觐见魏明帝曹睿，后者封卑弥乎为“亲魏倭王”，赐予使者金印一枚，铜镜百面。后来魏国派遣使者出使倭地，把他的所见所闻写在了《魏书.东夷传》里。

技术立国

日本的文明史，是从公元前5世纪，弥生人把稻作文化带到日本时开始的。稻作，纺织，制盐，青铜器，没有这些外来的技术，就没有后来日本的概念。可以说“技术立国”这个概念，在日本历史的一开始就出现了。


弥生时代的日本，还没有走出刻木结绳，盟神探汤的母系时代。隋朝使者出使日本，登陆之后，问使者还要走多远，使者回答：“里数不知道，只知道要走几天”。换句话说在当时，是连计量的单位都没有的。

从弥生时代的出土文物来看，在当时，一般的日本人用树皮做衣服，地位稍高的一点的穿苎麻，地方氏族的族长，则穿着中国传来的丝绸，身配刀剑和甲胄。《魏志倭人传》记载，当时的倭人“饮食用笾豆”， 笾是竹子编成的器具，也就是说，当时连餐具都是很原始的。而且笾还是贵族才能用的东西，普通的老百姓，只能树叶做餐具，用手抓食物。

弥生时代，日本还没有制铁的技术。要获得至关重要的铁器，要么同朝鲜半岛互市，要么同中国大陆朝贡。要做这些事情，单个的部落是不方便的，于是，部落与部落联合起来，推选一个代表，同大陆进行贸易和外交，日本人最早的国家形态，如“奴国”，“倭国”，“邪马台”，都是在这种“便于吸收大陆文化”的思路中诞生的。可以说从一开始，在日本的国家基因中，就有着强烈的，对文化和技术的需求。日本，是以一个空心国家的姿态，以婴儿吸允母亲乳汁的心态，贪婪的吸收外部文化的。

以国家的身份，和中国大陆互市或朝贡，把获得的铁器，铜镜，丝绸，转封给国内的部落，这就是日本最早的国家职能。在日本九州北部，弥生时代的坟墓中，出土了很多剑，铜镜，玉石，这些东西，直接与后来天皇家的三神器有关。

在《历史征倭文献考》中，民国学者王婆愣指出

“古代倭国大王，称尊，源自周秦语；日本传国重器三，剑，镜 玺，皆秦制也。君曰尊，臣曰大夫，将军，周秦语也。自称神国，立教首重敬神，国之大事，莫先于祭，有罪则诵禊词以自洗濯，方士之术也。”

天皇的概念，是日本从道教拿来的；后来日本的社会组织，文化习俗，都是对中国的照搬。后来日本的书写系统，也是以汉字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可以说日本的概念，就是建立在外来的组织和技术之上的。

卑弥呼

这样一种温和的政治生态，决定了日本的王权也是温和的。所以在《魏志倭人传》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完全不同于中国的政治逻辑。


“其国本亦以男子为王，住七八十年，倭国乱，相攻伐历年，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曰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年已长，无夫婿，有男弟佐治国。自为王以来，少有见者。以婢千人自侍，唯有男子一人给饮食，传辞出入。”

“倭女王卑弥呼与狗奴国男王卑弥弓呼素不和，遣倭载斯、乌越等诣郡说相攻击状。遣塞曹掾史张政等因赍诏书、黄幢，拜假难升米为檄告喻。卑弥呼以死，大作冢，径百余步，徇葬者奴婢百余人。更立男王，国中不服，更相诛杀，当时杀千余人。复立卑弥呼宗女壹与，年十三为王，国中遂定。”

春秋战国时代，天下大乱，秦始皇行霸道，灭六国贵族，最终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而弥生时代的日本内乱却没有造就这样的霸者，日本人争来争去的结果，是这些小国共同推举了一个巫女作为国王，而她本人唯一的能力，是“事鬼道，能惑众”。

说到这里，我估计有人会说，你不是说日本人打不起来吗？怎么会有内乱？

因为日本人没有修史的习惯，这个问题不可能有标准答案。我只能在我看到的一些史料中，找一种比较符合我个人观点的主张。至于说正确与否，大家自己参考。

邪马台其实并不是第一个日本人的国家，在邪马台之前，还有奴国和倭国，两者都曾经遣使中国，要求和中国进行朝贡，前者还获得过汉光武帝的册封。


1784年，一枚刻着“汉委奴国王”的金印在日本九州福冈发现，证实了奴国的存在。在此基础上，有一种推测是，在邪马台之前，日本应该还有另外一个以“奴国”为首的部落联盟。在地理位置上，奴国应该是在北九州靠近朝鲜半岛的某个地方，利用靠近大陆的地理优势，它和东汉建立了外交关系。通过转手朝贡得来的大陆物品（铜镜，刀剑，丝绸等），以奴国为中心，形成了一个部落联盟。然而随着东汉大乱，日本列岛和中国大陆的朝贡关系中断，此时日本岛出现了内乱，最终的结果是邪马台成为新的部落领袖。为了继续结成朝贡关系，邪马台向中国大陆派出使者，和当时占据中国北方的曹魏结成了新的外交关系。当日本能够继续获得急需的技术和物资时，岛上的内乱也就结束了。


那么，“鬼道”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2009年，日本奈良县樱井市发现了公元3世纪的缠向遗迹，这里被认为是邪马台王国最有可能的所在地之一。其中一处被认为是卑弥呼的宫殿被复原出来的结果，我们看到了一座南北延伸19.2米，东西延伸6.2米，由45根木头柱子支撑的木质宫殿。宫殿的遗迹之下发掘出了让人大跌眼镜的东西------2765枚桃核。这么多的桃核显然是某种宗教仪式的结果，由此而推断，所谓的“鬼道”应该是祈祷风调雨顺的某种农业祭祀，卑弥呼本人与其说是叱咤风云的女王，不如说是一个爱吃桃子的巫女。

据魏志倭人传记载：卑弥呼“自为王以来，少有见者。以婢千人自侍，唯有男子一人给饮食，传辞出入，由男弟佐治国”，一个国家的君主，白天黑夜都看不到人，除了占卜什么事都不做，这显然和中国人政治常识中的“王”是有出入的。


从邪马台开始，我们就已经能看出一种和中国完全不同的国家思路----分权，而不是集权，地方自治，而不是大一统。权力与权威分离，国王就是一个宗教祭司，各个小国不但完全自治，而且能够决定国王的人选。可以说从一开始，日本走的就是一条完全不同的国家之路。

在旧唐书中，去过日本的中国使节是这样描述当时的日本的。

“倭国者，古倭奴国也…….其国，居无城郭，以木为栅，以草为屋。四面小岛五十余国，皆附属焉”

大和时代的王宫是皇宫是草屋土墙，大王也没有固定的都城，新君即位之前，是和母亲生活在一起的，成为君主后，他的居所也就成了宫廷，称“院”，所谓院，也就是独门小院的概念。一直到后来的平安时代，皇室的嫔妃也是没有宫殿可住的，她们要么住在父母的家里，要么自己找一栋房子独居，男方到女方家走婚，这就是《源氏物语》中经常可以看见的情节了。

“选秀女”这样的事情，日本人是不敢想的。宫中的女侍被称为女房，她们是由地方上的贵族送过来的，比如说《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女房这个词，慢慢演变成了今天日语中的“妻子”。


在《源氏物语》中，大家经常可以看到这些女官自由自在的谈恋爱，天皇也不管。主角光源氏淫乱后宫，居然也没事。这是因为日本的王权是徒有其表的，它做不到绝对排它，唯我独尊。所以在日本历史上，也没有太监这种非人的制度。

阿辈鸡弥

从东晋到南齐，大和5次派出使节，希望获得中国的册封。大和要求册封的这个头衔，叫做“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家罗、秦韩、慕韩七国诸君事、安东大将军、倭王。”从这个头衔中，我们可以读出两件事，第一，对日本来说，朝鲜半岛至关重要，因为这是日本获得大陆文化的跳板；第二，当时的日本还没有和中国对等的“国家”意识，大和需要的，是借助中国的权威，强化自己在朝鲜半岛的政治影响。所以，在大和时代还没有日本这个国家名称，而是按照中国的习惯，称“倭”。

公元600年，大和的某个王遣使隋朝。在中国史书中，这个王被记录为一个很蛋疼的名字，姓阿每，字多利思北孤，号阿辈鸡弥。日本学者考证，多利思北孤是多利思比孤的笔误，意思是“天垂下彦”（天より垂下した彦，来自天上的尊贵男子）；“阿辈鸡弥”则是アメキミ，即“天君”的意思。这个不靠谱的字号不见于前后的日本历史，所以我认为就是当时的大和使者瞎编的，换句话说在当时，日本“国王”的这个概念，是根本不存在的。

那么，“倭”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呢？

“倭”，在日语中发音为“wano”，这个词，是“我国”的意思。换句话说，倭国这个词，很有可能就是当时的日本使者顺嘴打哈哈打出来的。

隋文帝问使者日本的政情，使者答道：“倭国王以天为兄、以日为弟；天未亮时国王起来打坐，听政，天亮后就退朝，政事委托给弟弟”。隋文帝一听一脸黑线：“还能这样搞？”


大和王室是如何出现的，至今仍然是一个迷。由于日本宫内厅至今也没有开放皇室陵墓的考古，所以它可能永远都是一个谜。从一些间接的证据来看，天皇家族应该同当时的朝鲜半岛有关系。那些在中国人看来蛋疼的氏姓，很多都是来自当时的百济；日本王室使用的“大兄”这个词，就来自当时的高句丽，大兄是当时高句丽12级官制中的第三个。有一种更激烈的观点认为，天皇家族可能中国有关，因为以地名，官职，职业称氏，以铜镜和剑分封，这些都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的中国。我认为这个假说还是值得爱国青年努力一下的，真把日本天皇说成中国人了，比砸日本车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