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寇


宋朝和元朝两个时代，中国的海上贸易都很发达。明朝时，中国全面禁海，一寸一板不得下海，这样就催生了一个问题，倭寇。

倭寇，其实就是不容于国家权力的海上商人。他们以中国的舟山群岛作为根据地，在中国东南沿海，朝鲜半岛，日本和东南亚之间从事武装海上贸易。严格来说，这些人是多国部队。有朝鲜人，有日本人，但真正的大老板是东南沿海的中国商人，这是因为在当时，只有中国才有制造远洋船只的技术。

嘉靖年间，御倭官员王忬曾上奏朝廷，历数了最著名的倭寇头目：“臣询访在海贼首约有百人 其雄狡著名者，徽州王五峰(王直)、徐碧溪、徐明山，宁波毛海峰、徐元亮，漳州沈南山、李华山，泉州洪朝坚。”全是安徽、浙江和福建人；随后的《筹海图编》详列了危害最大的14股海盗首领名字及籍贯等，也是清一色的中国人。明朝官员，福建长乐人谢杰则在《虔台倭纂》中明明白白指出了倭寇首领的真实身份： “皆潮(州)人、漳(州)人、宁(波)绍(兴)人主之也”；翻遍嘉靖年间的抗倭史料，倭寇首领中的日本人极为罕见，即使有，也都是无足轻重的低等小头目。


日本的实情是，长子继承家名，次子以下，都是吃闲饭的。所以在当时，有很多日本人乐意到中国来打工。但从明朝的历史记录来看，真正到过中国东南沿海的日本人相当有限，据明代兵部侍郎郑晓称：“大抵贼中皆我华人，倭奴直十之一二。”但由于中国的法律严禁中国人从事海上贸易，但凡有人被抓，这些人都会说自己是日本人。


舟山双屿港是当时海上贸易的中心，它背靠京杭大运河，世界各地的商品和白银在这里交换和中转，又被历史学家称为“16世纪的上海”。1548年，明朝军队一把火烧了双屿港，随后官兵以木石填塞双屿港，废掉了整个港口。

之后，以舟山沥港为新的贸易中心，王直继续从事海上贸易。1553年，明朝总兵俞大猷一把火烧了沥港，王直败走日本，在长崎的平户安家。由此，浙江沿海一带再无海商的立足之地，大量的海商和沿海居民为了生存，不得不转商为寇，酿成了巨大的沿海动乱。



王直到日本之后，以日本萨摩藩的松浦津为基地，继续从事海上贸易。在他定居日本期间，长崎的平户从一个海滨小城发展成为日本的海上贸易重镇，所以日本人一直很感激王直，平户人每年都会为他举行纪念仪式，在平户市松浦的史料博物馆，日本人还给他立了铜像。





王直在中国的名声很不好，根本的原因是他反抗了国家权力。然而在日本的国家性格中，并没有这样一种近乎残酷的，重农抑商的政治冲动。日本人也不会单纯的以国家的是为是，以国家的非为非。所以在中国声名狼藉的王直，在日本却成为了平户的恩人。

倭寇的概念，在中国和日本是两回事。在国家本位，重农抑商的思路下，在中国，这些人是“寇”；而在政经分离的自然经济之下，在日本，这些人是“商”。我个人的观点是，面对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中日之间的差距，在这个时候就拉开了。

爱三国，不爱水浒

诸子析产造成的混乱，造成了镰仓和室町两个幕府的崩溃，以及一个分裂的南北朝时代。因此到了战国时代，日本人已经充分意识到了这个事实，那就是日本人玩不来“国家”这个概念。于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武士的家嗣和财产由嫡长子继承，家产不再分割，这就是长子家督制。长子家督制，也标志着日本完成了反国家的进化。原来国家意义上的“守护大名”，变成了完全无视国家权力，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战国大名，也就是氏族意义上的大家长。




甲斐大名武田信虎，生有两子。长子晴信，幼子信繁。信虎宠爱次子，想要废长立幼，结果被晴信联合家里的老臣谋反，将其流放，自己继承了家名，这就是后来的武田信玄。

越后守护代长尾为景，生有两子。长子晴景，次子景虎。晴景虽有嫡长子的名分，在才能上却难以服众，相比之下自己的弟弟景虎则非常能干，从而引起了晴景的猜忌。长尾晴景发兵讨伐自己的弟弟，长尾家因此而分裂为两派，最后在本家上杉家的调停下，长尾景虎拜兄长为义父，以兄长义子的身份继承长尾家，这就是后来的上杉谦信。

尾张守护代织田信秀有两个儿子，长子信长，次子信行。信长年轻时行为乖张，离经叛道，被认为不适合做家督，因此在信秀死后，织田家立刻爆发了信长和信行之间的继嗣之乱。关键时刻，信长以雷霆手段让家里的老臣归心，最终统一了织田家，成为一代枭雄。


甲斐之虎武田信玄，越后之龙上杉谦信，第六天魔王织田信长，这三人都是以嫡长子的身份继承家督，避免了家族内乱，成为了日本战国时代的强者。这三个人的故事一直被后来的日本人津津乐道，各种电视剧翻来覆去的拍，相比之下南北朝时代则完全的被打入冷宫，53部大河剧中只有一部1991年的《太平记》，原因何在？

日本的战国时代和南北朝时代，都是战乱纷争的时代。然而这两者之间有一个本质的区别-----战国时代的乱，是在“家”与“家”之间进行的；而南北朝时代的乱，则是在“人”与“人”之间进行的。在情感上，日本人可以接受“家”与“家”之间的竞争，却无法接受“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出于同样的理由，日本人狂热的迷恋中国的《三国演义》，而同样是四大名著，喜欢《水浒》的日本人就很少了。在日本人看来，《三国演义》中的魏蜀吴就是三个“家”，“各为其主”的家臣精神很对日本人的胃口；而相比之下，以“兄弟义气”为主题的《水浒》就不怎么讨人喜欢了，在日本人看来，水浒里的人个性张扬，离经叛道，他们身上散发着“野武士”一样的味道。


在战国时代的日本时代剧中，大家经常可以听见一个词，这就是“上洛”。 所谓上洛，就是地方大名进京，在京城逛一圈，得到天皇的册封，在天下诸侯面前，确立自己的权威，最后衣锦还乡的过程。事实上，这就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称霸而不称王的政治模式。“一统天下”的国家视野，日本人是没有的。即便是武田信玄，上杉谦信这样的豪杰，也绝不会有“推翻天皇，自己做皇帝”的想法。

日本人的政治观念，越不过母权的情感底线。而在母权的观念之下，根本不可能形成中国式的政治形态。所以在大河剧《风林火山》中，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情节---武田信玄向诹访用兵，在取胜之后，他并没有自立为诹访之王，而是娶诹访的由布姬为侧室，由两人生下的孩子，去做将来的诹访之主。长尾景虎统一越后之后，官封“关东管领”。而要做关东管领，他必须把自己的苗字改成“上杉”，因为关东管领一职，是世代由上杉家世袭的。


很多战国大名，终生都困扰于家臣之间的内耗；即便是武田信玄，上杉谦信这样的豪杰，也无法以铁腕行霸道，让家臣简单顺从的听话。武田信玄的父亲武田信虎，就是被自己的家臣罢免的；因为无力调节家臣之间的纠纷，上杉谦信本人就曾经赌气出家。所以在历史学界有一种观点，那就是日本战国时代的很多战争，仅仅是战国大名们用来消除分歧，团结家臣的手段而已。

战国时代最有名的战役之一，是武田信玄和上杉谦信的5次川中岛合战。日本战国时代的两大军神，在同一个地方打了5次，却完全没有分出胜负，这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有一种观点认为，武田和上杉发起了战争，但并不想决出胜负。按照这种观点，这两人真正的目的，是以打而不战的战斗方式，来转移内部矛盾，使家臣归心。

我知道有人一定会说，那织田信长怎么说？

敌在本能寺





在日本人讨厌的强者排行榜上，足利义满一骑绝尘。在这个排行榜上，还能和他争一争的，是战国枭雄织田信长。

织田信长是一个日本人不喜欢，但是中国粉丝一直在为其打抱不平的人物，原因就在于他和秦始皇很像，两者都是行霸道。日本人不喜欢“霸道”，但在中国人的字典里，“行霸道”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信长的口号就相当的霸道，叫做“天下布武”。

“天下布武”，从字面上理解，就是以武力统一天下。问题是，织田信长到底打算以什么样的身份来统一天下。是像源赖朝和足利尊氏那样，以武家首领的身份开设幕府，还是横扫六合八荒，把皇室和寺社也一起灭了，自己做日本的皇帝，这一直是后世争论不休的话题。由于织田信长中途被人刺杀，他到底怎么想的无从得知，所以这个问题可能永远不会有答案。我不认为我比历史学家更专业，所以我不打算讨论信长的国家大计，或者谁是幕后黑手的问题。我只打算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挑一些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来说一说为什么日本人不喜欢织田信长。



1582年，明智光秀担任织田家的御食奉行。不久，德川家康来到安土城做客，由明智光秀负责接待。在众人用餐之时，信长嫌鱼腥，当着众人的面对光秀大加斥责，当场撤掉了他的御食奉行之职，令光秀十分难堪。


根据民间传说，在灭掉武田氏的庆功宴上，明智光秀没有注意到信长的脸色，说了一句“能来到这里，我们的努力也是值得的。”这句话激怒了信长，信长对光秀喝道：“你倒是说说，你做了什么！”说完，抓着光秀的头去撞旁边的栏杆。



御家人关系，是“家人”关系，而非“下属”关系。日本人不会越过家庭伦理的常识，行强横霸道的“君主”之事。熊谷直实敢于反抗第一代幕府将军源赖朝，宁可被削减领地，也不做手持箭靶的“立役”，原因正在与此。然而在这个时候，织田信长已经把室町幕府的末代将军足利义昭赶出了京都，室町幕府灭亡，“御家人”在实质上已经不复存在。


1576年，信长修建了安土城。在安土城，他修建了供家臣居住的武家屋敷。之后他要求家臣离开自己的领地，到安土城居住。这实际上是把武士变成了“官员”，以中国式的“朝廷”，取代了御家人制度下的“本领安堵”。从此之后，信长就对家臣有了绝对的支配力，他时常会没收家臣的领地，或是把家臣传封到其他地方，因此这些人又被戏称为盆栽大名。


在2002年的大河剧，《利家与松》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情节。织田信长将荒子城的家督之位，赐予了主人公前田利家，而荒子城现任的城主，是利家的哥哥前田利久。对这一决定，前田利久做出了激烈的反抗，他找来一罐火药，誓与荒子城共存亡，而他的妻子，则满腔怨恨的，对前田利家一家人下诅咒。之所以会有这么激烈的反应，就在于在日本人的观念中，即便是“主公”，也不应该做强横霸道，生杀予夺的事情。


通过明智光秀作为中间人，四国的大名长宗我部降服于信长。为了达成这个政治联盟，明智光秀将自己手下重臣，齐藤利三的女儿嫁给了长宗我部的当主，长宗我部元亲，两人结成了亲家。然而在1581年，信长无视明智光秀的立场，命令长宗我部将部分有争议的土地交给与其敌对的三好氏，陷明智光秀于极其为难的境地。1582年6月，信长决定征讨长宗我部，之后的事情，就是本能寺之变。


信长以“国家”之名，行“君主”之实，这两者，一个破坏了氏族形态下“御恩”与“奉公”的关系，另一个则破坏了以拟亲关系为原则，以平等温和为情感特征的御家人关系，可以说每一件都点在了日本人的死穴上。


明智光秀为什么造反，很多日本人坚持被信长羞辱的“怨恨说”。但是如果站在中国人的立场，这个说法是极其没有道理的---被“皇上”骂两句，那不是理所当然的么？你应该说“谢主隆恩”才对吧？对“羞辱”的零容忍，在两千年君主专制的中国是不可能的，只有在崇尚平等，以家庭伦理为情感基调的日本人身上，你才会看到这种“神经过敏”的现象。对明智光秀来说，齐藤利三和长宗我部的“姻亲”关系，要重于织田信长和他之间的“主从”关系，“家”在前，“国”在后，这正是日本人的情感特征。


关于明智光秀的这几个小故事，在日本流传甚广，但查无实据。因此有人认为，这是后人编出来的，当不得真。我认为，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就算这两个故事是编出来的也没有关系，因为编这些故事的人，是根据日本人的好恶来编造情节的。日本人觉得：“明智光秀那个家伙，一定是因为被羞辱了，所以才要造反吧？恩，这种想法很有道理。”

（中国人---切，日本人就是矫情）



到底谁才是杀害织田信长的幕后黑手？

事实上，由于信长得罪的人太多，无论是谁策划了这场暗杀，都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无论是对待公家，寺社，还是大名和幕府将军，信长都是简单粗暴的，以武力行霸道；这种做法，在中国行得通，在日本行不通。在日本文化中，没有霸权铁律的土壤。

1582年5月4日，正亲町天皇派出特使，拜访织田信长。特使给信长出了一道选择题---在太政大臣，关白，征夷大将军三个官职中，信长可以任意选择一个。这是公家对信长最后的摊牌，因为信长无论选择哪一个，都意味着他承认天皇的地位，之后的日本政治不会出现什么颠覆性的结果。这个时候，信长给特使的答复是，这个问题，要等到他日后亲自拜见天皇的时候才能回答。我个人的看法是，信长这种蔑视权威的姿态，是促成本能寺之变的重要原因。


1582年5月29日，信长率领军队，向京都出发，下榻在本能寺。与此同时，按照他之前的命令，明智光秀出阵，支援在中国地区，与毛利陷入苦战的羽柴秀吉。1582年6月1日深夜，当明智光秀行军到京都和中国的分叉路口时，明智光秀下令：“足轻一律更换足跘，目标京都，敌在本能寺！”他的军队打着火把，趁着夜色，向信长下榻的本能寺进军。信长想不到光秀会谋反，措手不及，他以素衣长枪应战，最后腹部被刺中，退回本能寺，切腹自尽。

信长之死，永远改变了之后的日本历史。自本能寺之变后，在日本，再也没有人试图以“国家”之名，行“君主”之实。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明智光秀口中的“敌”，其实并不是织田信长本人，而是信长所代表的，强横霸道的“国家权力”。


苏我入鹿，平清盛，足利义满，织田信长，在情感上，日本人不待见这些行国家之道的人；但正是这些人，把国家的组织和技术带到了日本。没有他们，就没有后来日本的概念。以织田信长为例，他把武士从土地上分离开来，这个时候，日本才有了职业武士的概念。武士不可能用刀来自给自足，他们需要相应的生活服务，于是以武士居住的城堡为中心，商人和手工艺人在此聚集，就这样，日本最早的城市，城下町出现了。今天的日本，人口在十万以上的城市，有半数以上起源于城下町。







2013年，日本最火的电视剧是《半泽直树》，我个人的看法是，这就是一部穿西装打领带的《本能寺之变》。作为主角，半泽直树受辱于上司，于是他以下犯上，“十倍返还”；作为银行职员，半泽直树以银行为家，与代表了“国家”的国税局斗智斗勇，这些都是日本人喜闻乐见，但不容于中国国家伦理的大不逆行为。

丰臣秀吉

1585年，丰成秀吉找到前幕府将军足利义昭，希望他能将自己收为养子，被足利义昭拒绝；之后，他又厚着脸皮找到了公家的前关白近卫前久，让后者认自己为养子，这次他成功了。

在家本位的观念下，日本人极其看重出身血统。在日本人的观念中，只有源氏的子孙才可以做幕府将军，只有藤原氏的子孙才可以做关白，丰成秀吉这样做，实际上表明了他并没有颠覆日本人常识的想法，无论是做幕府将军还是做关白，都不会改变日本政治的本质。

丰成秀吉最终成为了“公家”的关白，但此时他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作为织田信长的继承人，他必须面对“天下布武”造成的后遗症。


2002年的大河剧《利家与松》，副标题又叫做《加贺百万石物语》，说的主人公前田利家不断建立军功，不断的获得新的土地，最终成为拥有百万石的大名的故事。这个标题其实很清楚的说明了织田信长“天下布武”的建国方式是怎么回事，正是这种建国方式的后遗症让后来的丰臣秀吉头疼不已。

从本质上说，“天下布武”，就是将那些与自己作对的大名消灭，然后把他的土地分给自己的家臣。正是靠着这种不断向外扩张的方式，信长身边聚集了一大批野心勃勃的武将，没有这些人为其卖命，也就没有信长的霸业可言。

所以，下面家臣必须不断的获得新的土地，否则军队就会失去向心力。否则就算秀吉镇得住这些人，等他一死，肯定有人会造反。问题是，而当丰臣秀吉统一日本时，这个国家已经没有多余的土地可分了，如何是好？

这个问题在“国家”的形态下是很容易解决的，用军饷把军队养起来就是了。对那些建立了军功的武将，论功赏爵也就是了。然而在国家机器不成型的日本，军饷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打仗的时候都是下面的武士自筹军备，有两个饭团吃就不错了。你要给人家加官进爵，前提也要是你有一个可以上班刷卡的“朝廷”才可以。

如果以中国政治为参照物，丰成秀吉还有另一个选择----兔死狗烹，鸟尽弓藏。问题是在排斥霸权铁律的日本，秀吉就算真的这样做了也会失败。上一个这样做的人是他的主人织田信长，他被明智光秀一把火烧死在了本能寺。



1592年，丰臣秀吉出兵朝鲜。“如果日本已经没有土地可分了，就去分朝鲜和中国的土地吧”。这场战争被很多人认为是丰成秀吉脑子发昏，不过如果我们从日本政治的特点来看的话，他确实也没有第二种办法用来解决这个问题了。打赢了，可以获得新的土地；打输了，可以拿这些不安分的手下当炮灰，曲线求国。

日本政治的这种尴尬，一直持续到了后来的明治维新。1868年，武士推翻了幕府，但作为胜利者的武士本身，却无法在“国家”的形态之下，以“国家军队”，或者是“公务员”的形式，被当时的明治政府所消化。这个时候，明治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旧调重弹，提出了“征韩论”，最终的结果是分裂了整个日本的西南战争。

人多力量未必大


15世纪中期，大量中国的农业技术传入日本。有红薯，棉花，油菜籽，扁豆这样的农作物，还有填沼为田，和向山地供水的水车技术。这些新的农业技术极大的增加了日本的人口和耕地面积。15世纪后期，日本有700万的人口，进入战国时代时，人口已经达到了1100万以上。日本的战国时代，就是以这些新增加的土地和人口为靠山，地方豪强之间争夺话语权的时代。


在中国人的国家形态下，人口越多越好。人口越多，意味着可以社会被拆解得越细，可以被国家动员的力量越大；但在人多地少，四面环海的日本，过多的人口就意味着贫困和混乱。日本人的家，不是诸子析产，越拆越细的父系小家庭，而是土地和家产固定的母权大家庭。这意味着，日本人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控制人口，包括禁止次子以下的孩子结婚，或者让这些人到别人家里做学徒。

也正是因为如此，近代日本没有像中国那样陷入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怪圈。在战国时代结束的17世纪初，日本有3000万人口。但从1700年到1800年，日本的人口完全没有增长，很多学者都认为，这是日本得以从农耕社会进入产业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大要素。

江户幕府




源平之战后，日本的政治版图三分，公家，武家，寺社，三足鼎立。南北朝之后，公家衰落，寺社崛起。战国时代，织田信长以铁腕行霸道，活生生的把日本的寺社灭得七零八落，于是到了江户时代，武家终于站在了权力的顶点。

到了江户时代，天皇实际上只相当于一个一万石的小大名。他唯一能做的事情，是写写文章，和主持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公家仪式。幕府颁布法律，把皇室置于严密的看管之下，皇室的一举一动都有专人监视。就这样家康还是觉得不放心，天皇还要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德川家在日光的家庙，作为人质。

战国时代横行霸道的寺社，在和织田信长的争斗中大伤元气。之后经过丰成秀吉的兵农分离，“僧兵”这个困扰了日本近千年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于是寺社从国家权力中分离出来，回到了吃斋念佛的本来面目。

这个时候，日本还剩下250个大名，包括德川家康自己。德川控制了全国四分之一的土地和矿山，日本大部分人口都生活在德川氏的管辖之下，如果德川家康打算行霸道，以武力统一日本，其实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篇文章写到这里，我想我们已经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日本人讨厌霸权铁律。所以，家康也做不了中国式的皇帝。他能做的，只是设计一套用来相互制衡的制度，以确保各个大名各守本分。

按照和德川家的亲疏远近，这些大名被分为了三类，按照战略位置上的重要性，它们被分封到了不同的地方，使其难以形成势力。接下来家康发布法令，限制大名的权力，他规定一个大名只能有一座城堡，未经将军允许，不得通婚，结党，扩军。

在没有国家传统的日本，如何约束地方上的诸侯是一个老大难问题。一直到三代将军家光时，幕府才想出来了一个办法，叫参觐交代。所谓参觐交代，是指地方的大名每年都必须前往江户，替将军处理一段时间的政事。当大名回藩时，必须将自己的妻子儿女留在江户作为人质。这套系统极其有效的消耗了大名的财力和精力，平时有一半的大名聚集在江户；其他的时间，不是在江户，就是在往返江户的路上。


站在外人的角度，参觐交代是毫无意义的浪费钱财。但是如果没有参觐交代，日本马上会显露出它的真实面目---这就是许多独立的小国，背靠农村，自给自足。在国家观念不成型的日本，参觐交代的本质，是一种煞费苦心的“国家代偿”；这就是将国家的权力同权威分离，以“氏族”这个器官，来进行“国家”的新陈代谢。这是一个有朝廷之实，无朝廷之名的政治设计，在精神层面上，它深刻的体现了日本人讨厌国家权力的性格。

空心之国


从政治的本质上说，日本人并不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但是日本文明的进化，离不开国家背后的社会组织，文化技术。我个人的看法是，日本文明的进程，就是以国家为工具，吸收外来的文化和技术，最后把国家丢掉，把文化和技术留下的过程。

公元前5世纪，弥生人把稻作，青铜和纺织的技术带到了日本。为了更有效的吸收外来的文化和技术，日本出现了最早的，以部落联盟为形式，以朝贡和贸易为职能的国家形态，这就是倭国，奴国，邪马台。

公元7世纪，以律令制“国家”为工具，日本从中国吸收了大量国家的组织和技术，如天文，历法，医学，音乐，文字，佛教，建筑等。但到了9世纪，国家的概念就被分解，最终，还原为日本人喜闻乐见的，三不管的“幕府”。


以稻作为生活方式，以大家庭为组织形式，这是日本人社会形态的起源。在最深层的文化心理上，日本人需要的，是这样一种起源于家庭伦理的，温和平等，整齐划一的生活方式。在家庭伦理的支配下，日本人会不断的“反国家”，所谓反国家，即是将国家分解，还原为日本人喜闻乐见的文化，技术和组织的过程。

水稻技术很早就传入了日本，但一直到江户时代之前，日本仍然存在许多无法被农业消化的人口，这些人，就是南北朝时代的“恶党”，战国时代的“山贼”和“野武士”。事实上，日本文化，日本民族这样的概念，是到了稻作普及的江户时代才真正成型的。日本人真正有意识的，整理和归纳这些文化，是明治维新之后的事情。

对外闭关锁国，对内，则是用士农工商的身份制度，将老百姓固定在一种不流动的人际关系之中。事实上，江户时代的国家思想，和中国明朝是完全一致的。然而在中国，明朝是一个不被待见的时代；而相比之下，江户时代一直是日本人心目中的黄金时代。这是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民族多元，文化多元的国家，任何“整齐划一”的想法，都是反人性的。然而在种族构成单一，文化同质的日本，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

在中国的国家生态中，存在着一些必须集权于国家的政治问题。全国范围的赈灾，治理两河水患，对抗北方游牧民族，要解决这些问题，只能强化国家的工具性，走国家本位的道路；相比之下，日本人的国家，只是一个用来吸收文化和技术的工具。日本政治的本质，不在于集权于一个更大的国家，而在于如何使日本人处于一种固有的，安定的状态。所以，日本的政治实践，是将国家的权力和权威分离，以国家之名，行家族之实。一定要说江户时代和之前的日本有什么不同的话，就在于它更加完美的体现了权力与权威分离的思想。

德川幕府的制度设计，看似严苛，其实它只是设定了许多个“家”的边界，而没有深入到“家”的内部。越过这些边界，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在“家”的内部，完全是权力的真空状态。幕府政治的要诀，就在于以权威来确保每个“家”各守本分，在具体的政治层面，并没有什么事情是真正需要去做的。


权威，指的是固定的身份和繁琐的礼仪。上到将军，下到大名和武士，每个人都被相应的身份和礼节所束缚；只要按照这些礼仪去行事，制造出一种空心的国家权威，则天下无事。自地方上的藩国以下，实际上是一种没有军队，没有警察，没有官僚的无政府状态。在日本这个国家，“政治”本来就是个空心的概念。

幕府将军名义上是国家的最高元首，实际上权力是通过老中和若年寄这样的中级官员来行使的；地方上的大名大部分时间都不在自己的藩国，藩国的事务都是由自己的家臣代劳。即便对于后者来说，“政务”也是有名无实，他们所需要做的，只是在名义上听取下属的报告，点个头，盖个章，确保没有人越权行事而已。

武士不是住在农村，而是住在城下町；他们被严格的身份制度束缚着，包括住多大的房子，雇佣几个家臣，穿戴什么样的衣服，出行时有几个随从。这些与身份有关的规定是强制性的，而武士的俸禄是固定的。江户中期以后，因为通货膨胀，武士不得不向商人借贷，以维持这些与身份有关的支出，他们也因此而沦为笑柄，被认为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在名义上，武士有“斩舍御免”的特权，可以斩杀无礼的农民和町人。而实际上，真正这样去做的人少之又少，因为一旦被认为是理由不充分，武士必须切腹谢罪。在真实的历史上，武士很害怕被流氓和无赖纠缠，一旦失手，切腹不用说，自己的家名也会跟着受损。


在农村，没有武士，也没有官吏。农村的事务完全由农民自决，包括村长的人选。幕府向农民征税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而是以村落为单位，称“年贡村请”。幕府规定的地租是“六公四民”，然而如果真按照这个比率执行，就意味着占人口80%的老百姓要靠四成的大米生活，其他20%的人口要吃掉六成的大米，由于江户幕府闭关锁国，当时的日本没有进出口，这是不可能达到收支平衡的。实际在执行中，日本的官吏，常常以国家之名，行人情之道，实际上交的比率，往往是四公六民，乃至三公七民。事实上明治维新时土地审查的结果，政府确认的土地比江户时代多了50%，也就是说，实际的数字比这个还要低。




商人和手工艺人被称为町人，他们和武士一样，居住在城下町。然而町人并不受国家权力的管束，他们由自己选举出来的町内会自治，在大多数情况下，连税都不用交。幕府有时候会以“营业税”的名义，要求商人捐款，然而营业税并不是强制性的，商人可以酌情少交或不交，通常也不会受到什么惩罚。

进入18世纪时，江户有100万以上的人口，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然而在这个城市，既没有警察，也没有监狱。在名义上，江户有一个被称为町奉行的民政机关，这个机关有奉行两人，与力25人、同心120人。江户南北两个奉行所，加起来，也就两百来号人。要靠这些人去维持江户一百万人的治安，用脚趾头想都知道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日本人根本就不需要国家的管理。






喜欢看日本时代剧的朋友，会注意到日本的奉行所和中国的衙门是不一样的，和后者相比，它并没有那种让人生理不适的，高高在上的国家权力感。奉行办公的场所，是一处半露天的小台子，里面是一张半人大小的书案。在奉行所，没有手持水火棍的衙役，也没有丰富多彩的刑具。在判案时，也没有人行跪拜之礼；而是大家都用榻榻米式的坐姿。

江户时代，日本并没有成文的民法。奉行在判案时，不是通过成文的法律条文，而是尽量行人情之道，去调和，劝解。和中国文化中刚正不阿的“包青天”不同，日本人理想中的法官，是那种洞察世故人情，充满慈悲之心的长者。一味的“刚直不阿，照章办事”，日本人是不喜欢的，他们会觉得这样的人难以相处。

日本人讨厌国家权力，所以日本也没有那么多丰富多彩的治民之术。奉行所的差役通常只带两样东西，一把十手（铁尺），一根绳子。在今天日本警察的身上，大家可以看到同样的现象，日本警察通常的配备是一个对讲机，一把手电筒，在职责上，它们也没有交警，巡警之分，而是什么活都干的。







由于国家不过问个人的生活，江户时代的日本人过着相当自由的生活。歌舞伎，俳句，净琉璃，小说，浮世绘，各种町人文化大行其道。像“吉原”这种伤风败俗的大保健一条街，幕府也根本不加过问，所以吉原是当时日本时尚和文化的发源地。吉原的头牌游女称花魁，后者经常会以超级模特的姿态，在大街上走秀，引来后面尖叫一片。

国家法理

日本人最早的国家法理，是大化改新时，从中国引进的 “国郡里”。这是一种将日本人“编户齐民”，由国家统一管理的中国式王道思想。日本人讨厌这种强横霸道的国家逻辑，于是到了镰仓时代，“国郡里”，让位给了武家社会的守护和地头。

镰仓幕府的实质，是保留国家形态，分割国家权力。然而在没有国家观念的日本，“权力代行”的做法，很容易演变成单纯的以下克上，所以到了南北朝和室町时代，日本是一个相当混乱的国家。室町时代这段历史，连日本人自己都看不下去。

在日本南北朝和室町时代，有一个词，叫做婆裟罗大名。所谓婆裟罗大名，就是标新立异，为所欲为的守护大名。婆裟罗大名的做派，日本人是不待见的，所以大河剧拍来拍去，就是不拍这两个时代。

在日本时代剧中，战国大名的登场率，要比守护大名高得多。这是因为在情感上，后者还带着国家权力的痕迹；而前者是以纯粹的家庭伦理来凝聚人心的。武田信玄之所以深受日本人喜爱，不仅仅是因为他的“风林火山”，更在于他的那句名言----“人即是城池”。

然而，即便武田信玄，上杉谦信这样的战国大名，大家打来打去也是不好的，得有人想想办法。这个时候，织田信长天下布武，却被明智光秀一把火烧死在了本能寺。

织田信长之所以会失败，在于他以国家之名，行君主之实。事实上，日本人既不喜欢暴君，也不喜欢明君。对日本人来说，无论是明君还是暴君，都意味着在国家权力的驱使下，去做各种各样让人不待见的事情。出于同样的理由，日本人既不喜欢平清盛，也不待见源赖朝。

那么，日本人能接受的“国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看一看一直被日本人念念不忘的江户时代。


事实上，江户时代的制度设计，和织田信长之前的“国家化”是分不开的。信长以铁腕行霸道，解决了困扰日本近千年的武装寺社问题；兵农分离和刀狩令，解决了农村不稳定的问题；太阁检地，确定了全国的土地和税制；乐市好商的政策，使得商品得以自由流通，并最终出现了城下町；没有这些国家化的举措，就不会有之后的江户幕府。

然而江户幕府最终的格局是，兵农分离，却没有出现国家军队；太阁检地，也没有出现中央对地方收税的行为。信长解除了寺社的武装，但江户幕府并没有试图去垄断宗教权威；对于商人，幕府也没有课以重税，严格管制的想法。在农村，没有武士和官员，一切由农民自治；对于町人，只要这些人不造反，其他的事情一律不予过问。

对于从土地上分离出来的武士，不是用国家把他们组织起来，去攻城略地；而是用空心的武士道思想，将武士捆绑起来；太阁检地，也仅仅是确定了各个藩国的规模，在政治的实质上，仍然是藩国自治。由于江户幕府不对商人收税，所以后者占据了大部分的社会财富；由于国家不过问个人生活，江户时代的町人们，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对后世影响极深的日本文化。把这些加起来，大家不难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去掉国家的政治内核，保留国家的文化，技术和组织，这就是日本人的国家法理。

看日本逝去的面影

这一套厌恶国家权力的制度设计，外国人是看不懂的。1857年，美国第一任驻日大使Townsend Harris来到日本，在其递交日本的国书中，开头便以“日本皇帝陛下”，来称呼当时的幕府将军德川家定。Townsend Harris之前游历亚洲各国，见多识广，然后即便是他，也弄不懂幕府将军到底是个啥。

19世纪中叶，西方人对亚洲有一个笼统的印象，这就是“东方式的专制”。西方人一路走过来，见到的都是由帝王统治的国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森严的等级关系。然而当西方人来到日本时，他们惊奇的发现，在日本这个国家，既看不到国家权力，也看不到等级关系。


以下我们摘录一些文章的片段，这是日本学者渡边京二在他的《看日本逝去的面影》中所记载的，明治前后外国人在日本的见闻。


“在他们对上级的敬意中，看不到恐惧或卑屈之类的东西。他们的行为举止更单纯，充满了敬意，有一种可以称为温情和爱的东西，所以一点也不会觉得不舒服。”----冈察洛夫（俄国作家）《日本渡航记》

被聘到日本帝国大学当教授的英国人，Basil Hall Chamberlain写到：“日本有穷人，但没有贫困。富人不自大，穷人不自卑。日本人打从心底里相信大家都是一样的人，这种意识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个角落。日本没有势利小人，也没有高高在上的贵族，老百姓只称呼大隈伯爵为大隈先生（大隈重信）。”

德国旅行家PhilipP FRANZ VAN SIEBOLD写到：“在日本，不存在欧洲工业城市中那种处境悲惨，品行不端，身心疲惫的贫民阶层。在日本也不存在那种坐拥巨大财富，凌驾于半数饥饿状态的民众之上，呼风唤雨的统治者。劳动者和工场主虽然被更甚于欧洲的严格等级制度划分开来，但他们相互尊重，彼此友善，更加紧密的团结在一起。”



英国第一任驻日本大使，Rutherford Alcock认为，在下层阶级的日本人俯身听命于主人的姿态中，感受到的，与其说是奴性，不如说是“温和和让人感动的诚恳”。他认为日本人没有自由的论调是让人怀疑的，其原因之一就是屡屡亲身体会到了日本人之间不同等级的和睦关系。斯坦森说“日本的上层阶级十分爱护下层民众，主仆之间的关系通常是友好而亲密的，这是在西方各自由国家从未听过的一种关系。”


英国女教师，ALICE BACON在她的《日本女孩和女人》一书中这样写道：“ 对外国人来说，从刚到日本的那天开始，在最初的一段时间内，家政佣人的地位问题令人相当困惑。他们与其服务的家庭之间存在着一种自由。如果在美国，这种自由会被认为是无礼，唯我独尊的举动。在很多情况下，它表现为对主人命令的直接违抗。家里所有的佣人都按自己认为最合适的方式最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单单盲从主人的命令在日本人的眼里不是美德，他们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选择。如果他们觉得主人的命令无法理解，就不会执行。”


“虽说仆人对待主人的态度非常礼貌而恭敬，但与美国相比，日本的主仆关系要亲密友好得多。而且仆人的立场不是从属性的，而是被委以某种责任，这一点十分耐人寻味。他们的行为和举止中没有奴性的要素，剩下的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人，这令人感到惊讶。仆人不是对主人的吩咐言听计从，而是按照自己认为对主人最有利的方式行事。对这样的做法，ALICE起初怒不可遏，最终她却意识到，佣人是对的。

东京帝国大学的英国教授Basil Hall Chamberlain在他的《日本事物志》中写道：“吩咐厨师买羊肉，他立刻出门，买了牛肉回来。因为他知道牛肉比较便宜，想替你节省开支。实际上，这就养成了不听命令的习惯。那不是故意心怀恶意的不听命令，而是认为自己的做法比主人的更好，更能为主人带来利益这一坚定信念而作出的行为。”

为什么西方人在日本看不到等级关系？因为日本政治的实质，就是以国家之名，行家庭之实。在日本人的性格中没有奴性的因素，因为日本人和日本人之间的关系，要么是家庭伦理，要么是家庭伦理的延伸。

日本人的家庭，不是诸子析产的父系小家庭，而是土地和财产固定，身份和地位世袭的母权大家庭。仆人以下克上，坚持按照自己理解的，对主人最有利的方式行事，因为在母权的意识之下，他和主人是平等的。这是一种西方人闻所未闻，也不可想象的关系。






要观察日本人的这种平等意识，可以去看日剧中的“管家”。日剧中的管家，无论是樱桃小丸子中的秀爷，黑执事中的塞巴斯蒂安，全职猎人中的梧桐和孜婆年，都是人格独立，身份对等的。《推理要在晚餐后》，管家是个毒舌，但无论他怎么对大小姐毒舌，后者都拿他没办法。这是因为，日本人不会越过家庭伦理的情感底线，行强横霸道的君主之事。

忠臣蔵






每到新年，日本电视台一定会放一部电影，这就是《47人之刺客》，又名《忠臣藏》。这个故事在日本的名气之大是中国人不能想象的，大到什么程度呢，有个笑话说，日本的男演员，只有是有点名气的，都演过忠臣蔵。日本人疯狂的痴迷于忠臣蔵的故事，他们会把这个故事翻来覆去，花样翻新的拍，拍出新意，拍出噱头，拍出神经病。


忠臣藏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大概可以用中国人的杨家将来形容。在各自的价值体系中，它们都是占据了绝对的道德高度，是不可置疑，至高无上的。考虑到这个故事对日本人的意义，我认为有必要花一点笔墨把它说清楚，所以接下来以田村正和的《忠臣藏》为蓝本，我会简单的重述一下这个故事。

公元1701年3月3日，按照当时礼尚往来的习俗，当时在位的东山天皇派了2位使者从京都来到江户，准备向当时的幕府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回礼。面对这项吃力不讨好的任务，幕府指定了赤穗藩的领主，浅野内匠头长矩接待天皇使者。按照电影的说法，浅野同志属于乡下大名，土财主当久了没见过世面，于是德川纲吉指派了熟悉礼仪的高家（大概相当于礼部侍郎）吉良上野介义央给浅野当高级顾问，免得到时候闹笑话。


4月18日，使者到达江户。幕府将军德川纲吉在白鸟院国宾馆会见了天皇来使，宾主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国内和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三天过后的4月21日，早上10点，吉良义央（当时60岁）正和2位使者在江户城的走廊晒太阳，突然浅野长矩（34岁）走过来拿着刀冲着吉良就砍，第一刀砍在脸上没死，砍出个大口子，吉良满身是血，拔腿就跑。浅野最后被2位天皇使者拉住，据史料记载，此时他尚在愤愤不平的大喊：“老东西，你还记得我的怨恨吗？”



按照电影的说法，事情的起因是吉良义央看不起作为乡下大名的浅野长矩，故意教授了错误的礼节，让浅野长矩在天皇使者面前出了丑。由于在天皇使者面前的失礼，德川纲吉暴怒，浅野长矩当天就被下令切腹谢罪。4天之后，幕府做出了更加严厉的决定，赤穗藩废除，这意味着赤穗藩的三百余名武士一夜之间都成了浪人。


得知这一消息，家臣们分成了温和派和强硬派，前者主张投降，后者主张据城死守。作为故事的主人公，赤穗藩的首席重臣，大石内藏助本来不主张付诸武力，但随后他们发现事件的另一当事人吉良义央居然没有受到处理，这使得整个事情开始向强硬派的一方转变。



“喧哗两成败”，这是当时处理武斗事件的默认原则。简单的来说就是不管你们谁先动的手，凡是打架的都不是好孩子，各打五十大板再说。因为吉良没有拔刀，所以幕府没有以武斗论处，只是免去了他首席高家的职务。不过由于浅野当天就被判切腹，没有留下口供，赤穗藩士人心不服，大家签下血书，誓要为主君复仇。


在这个时候，浅野长矩还有一个养子，浅野长广。只要浅野长广留得有用之身，赤穗藩就还有复兴的一丝生路。然而一年后，幕府把浅野长广送回广岛的老家终身囚禁，剥夺政治权力终身，断了赤穗藩御家复兴的香火，于是大石死心踏地的走上了复仇之路。


按照电影情节，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大石内藏助为了麻痹吉良和将军的耳目，抛妻弃子，跑到京都去鬼混，纵情声色，夜夜笙歌。戏演得很逼真，把自家人都骗过去了。大石的老婆倒是很淡定，说我相信自己老公；两个叔父挂不住了，气得要断绝关系。据说有个外藩的剑士村上喜剑看到了气不过，说主君的仇没报你就跑来花天酒地，猪狗不如，还朝他脸上吐口水。大石很淡定，唾面自干。大石复仇成功之后，这位仁兄羞愧不已，跑到大石的坟前切腹谢罪。



公元1703年1月31日凌晨4点，浅野内匠头长矩切腹的一年零九个月之后，在幕府将军的眼皮子底下，以大石内藏助为首，47名赤穗藩的浪人攻入吉良上野介的府邸，杀死了包括吉良上野介义央在内的16人，杀伤23人。大石内藏助割下吉良义央的首级，来到浅野的墓前祭拜，随后一行人向幕府自首。

这一下，全日本沸腾了。所有人都认为这47人为主君复仇无罪，而幕府将军德川纲吉也碍于舆论，有心想放他们一马。因为浅野是自己下令切腹的，将军不能自打耳光，所以德川纲吉跑去请皇族开口，好给自己个台阶下。被他拜访的法亲王也认为：“为主君报仇确为忠义之事。”但出于非常现实的考虑-----“但是如果现在放过他们，将来他们当中有人做了坏事，就给这次义举增加了瑕疵。所以现在让他们一死，于后世反而留下佳话。”

最终的处理结果，以武士的礼节，47人切腹，和他们的主公浅野长矩一起埋葬在京都的泉岳寺。而另外一方面，幕府灭绝了本来是受害者的吉良家，把吉良的养子流放到信浓（今天的长野县），终身囚禁。5年后，新就任的幕府将军德川家宣赦免了浅野长矩的儿子浅野长广，赐禄500石，成为旗本武士。自此，赤穗47义士名扬天下。

人情与义理


忠臣藏的故事，中国人看得懂表面的文字，却很难读懂里面的逻辑，因为它在任何一个方面都颠覆了中国人的政治常识。站在中国政治的立场，浅野长矩故意伤人，大石内藏助不识大体，47浪人发动武装叛乱，这些人无视国家法纪，个个死有余辜。这是因为中国人以国家为本位，在国家之外，中国人是没有是非的。然而在日本人的观念中，“家”在前，“国”在后，浅野长矩和赤穗藩士的家臣关系，要重于幕府和赤穗藩士的君臣关系；以家犯国，以下犯上，对日本人来说是天经地义的。



浅野长矩被判切腹，第一责任人是幕府将军德川纲吉。然而赤穗藩士的复仇是以“喧哗两成败”为原则，以吉良义央为对象的。他们并没有摆出一副彻底的造反姿态，把矛头指向幕府，而是站在家本位的立场，在捍卫了“家”的荣誉感之后，向幕府自首。换句话说，赤穗藩士在为主君复仇的同时，是认同幕府对主君的切腹判决，承认幕府的国家权威的。这种看上去非常令人纠结的关系，被《菊花与刀》的作者RUTH BENEDICT称之为“义理”。我个人的看法是，受时代所限，RUTH BENEDICT女士其实并没有真正理解“义理”的含义。

要说清楚忠臣蔵的故事，就必须弄懂日语中两个词的概念，这就是人情和义理。

在日本人的观念中，人情，是日本人内部的秩序；义理，是日本人外部的秩序。在表面上，日本人两者都承认，但在日本人的情感世界中，义理的概念，是冰冷的，生硬的，不讨人喜欢的。


人情，是在大家庭的生活方式之下，所诞生的一套价值观念，它是以家庭伦理为情感基调，以温和包容为情感特征的。

日语中，本来是没有义理这个词的。然而天有二日的双重政治结构，给江户幕府留下了一个执政法理的问题，这就是---天皇和幕府到底是什么关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江户幕府从中国引进了朱子学。在朱子学之下，日本的政治体制被解释为----天皇的权力，由幕府代行；而幕府的权力，又由各地的藩主代行。所以，武士忠诚于自己的君主，就是忠诚于幕府，最终忠诚于天皇。这一套武士阶层的法理，最终演变成了“义理”。

日本政治的奥秘，就在于一个“代”字。国家权力被层层分割，最后剩下的，只是一个人畜无害的外壳。在这个外壳之下，日本人以国家之名，行家族之实，这就是日本政治的本来面目了。

在最朴素的情感层面上，日本人是不想要“国家”的。但是，日本人无法完全抛弃“国家”这个概念，因为整个“日本”的概念，从文化技术，到社会组织，都是以国家为前提，从中国学来的。所以至少在表面上，日本需要一种在最低限度上，能够维持国家形态的法理，这就是义理。


赤穗47义士和浅野长矩的关系，属于人情；赤穗藩和幕府的关系，属于义理。在情感的优先程度上，人情大于义理；但是，日本人不能完全的抛开义理，因为如果没有了这种最低限度的国家法理，日本这个概念，马上就会土崩瓦解。所以，日本人喜欢人情，但并不否认义理。

仇讨





忠臣蔵的故事，在日本是一个固定的文化类型，又称“仇讨”。所谓仇讨，就是站在家本位的立场，主人公用各种手段维护个人和家族尊严的故事。站在中国人的政治立场，这些故事全是大毒草，主人公要么不识大体，要么目无法纪，全部抓去坐牢才是正经。但在日本江户时代， “仇讨”是一件合法的事情。如果家人受辱，那么无论对方是谁，使用任何手段，都一定要讨回这个公道。


江户时代，富山藩重臣山田胜摩被人暗杀，他的两个儿子知道错在父亲，没有提出“仇讨”。而当时的藩府却认为，即使父亲有错，当儿子的不复仇也太不像话，于是把这个两个儿子驱逐出境。在中国人眼里，这实在是很奇葩的一幕。也就是说在日本人看来，武松杀了西门庆，西门庆的儿子是必须要把这个场子找回来的，不然就是不孝。“家”在前，“国”在后，人情大于义理，这正是日本人的情感特征。


2010年，三池崇史拍了一部中国人怎么看怎么别扭的电影，这就是《十三刺客》。在这部电影中，奉幕府之命，十三个刺客刺杀暴君，明石藩主松平齐昭。这部电影的反派之一，是松平齐昭的首席家老，鬼头半兵卫。对主公平日的暴行，鬼头并不认可，一度还有过死谏的想法。但无论主君在道德上有多么的不堪，当刺客来袭时，鬼头仍然会舍命保卫。这是因为，日本人跳不出小集团的人际关系。小集团内部的人情和义理，要大于外部的人情和义理。



在山本周五郎的小说《豫让》中，为了试探天下第一剑客，宫本武藏的武艺，身为一名厨师，主人公，小混混岩太的父亲偷袭了宫本武藏，结果反被武藏杀死。

当父亲被武藏杀死时，岩太正在同艺妓鬼混。当他回到家以后，发现父亲是因为如此愚蠢的原因被杀，在葬礼上嘲笑了父亲，被大哥赶出了家门。

被赶出家门之后，岩太在马路旁边搭了一个小棚子，做起了乞丐。很凑巧的是，这个小棚子就搭在宫本武藏出入的必经之路上，所以，人们猜想，岩太一定是为了为父亲报仇，卧薪尝胆。

一夜之间，人们对岩太的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悄悄的给他送来食物和金钱，就连过去看不上岩太小混混做派的女子，也一个个的找到岩太，主动献身。


一天早上，宫本武藏的侍从找到了岩太。他告诉岩太，宫本武藏已经去世。在临死前，宫本武藏拜托了侍卫，把自己的一件衣服送给岩太，效仿中国春秋战国时代豫让斩衣的故事，让岩太完成对父亲的仇讨。

请大家注意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从受害人，到围观群众，再到作为凶手的宫本武藏，每个人的观点都是----“为家人复仇”，是天经地义的。至于说死者到底为何而死，根本就不重要。对日本人来说，家本位的观念，是干净而纯粹的。它无关是非，也不牵扯任何道德和功利的判断。



翻一下历史书，你会发现，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人，和后来的日本人是很像的。《史记刺客列传》里，就有大把大把的“仇讨”故事。这是因为春秋战国，中国还是分土而治，对主人的忠义就是最大的忠义；而秦汉之后，中国人的国家一家独大，仇讨以武犯禁，也就不为中国人的国家伦理所容了。

北畠亲房，平田笃胤，三岛由纪夫






我个人的看法是，“国家”的概念，是一定要以外部世界为参照系才能建立的。日本孤立与封闭的国土生态，注定了这个国家很难有成型的国家意识。在日本历史上，凡是出现“国家”意识的反动，都与当时的外部世界有关系。

公元7世纪，唐朝的势力侵入朝鲜半岛。面对强大的唐帝国，日本产生了国家的自觉，最终的结果是公元645年的大化改新。在大化改新之前，日本称“倭”，国王称“大君”；在大化改新之后，日本有了“日本”的国号，也有了和中国皇帝平起平坐的国君，“天皇”。

镰仓时代，蒙古袭来。以蒙古作为新的参照物，日本人产生了新的国家自觉，这就是“日本是被神所保佑的国家”。“神国”的概念，外人是很难与日本人争辩的，因为消灭了元军的两场“神风”，在历史上确确实实的发生过。至于说那是不是神灵保佑，天知道。


南北朝时代，朱子学流入日本。以朱熹的《通鉴纲目》为模本，北畠亲房写了一本为皇室张目的《神皇正统记》。到此，日本有了一个初步的“国体”的概念，这就是日本是神造的国家，天皇是神的后代。

江户时代，中国发生了朝代更迭，汉人的最后一个朝代，明朝灭亡，中国变成了由异族统治的国家。明亡于清，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日本人的国家意识，这个时候，一些日本学者试图从汉文化中独立出来，这就是以本居宣长，平田笃胤为代表的“国学家”。本居宣长从日本的文学入手，强调日本人精神结构的与众不同；而平田笃胤则是从神道入手，强调日本神道的本土性，天皇万世一系，世上绝无仅有。这种“国家”的意识，深远的影响了后来的明治维新。


我不得不指出的是，在日本历史上，这些和“国家”有关的意识并不是主流。事实上，北畠亲房也好，本居宣长也好，平田笃胤也好，终身都是不得意的。但是，每当日本的政治生态遭到破坏，日本人需要一种身份意识来面对外部世界时，日本人就会本能的回到“神国”和“天皇”的概念上来。如果不明白这一点，就很难理解幕末时代的尊王攘夷，明治维新，大日本帝国宪法，乃至三岛由纪夫戏剧性的自杀。

明治维新





19世纪下半页，日本被卷进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最终的结果，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


1869年，当新成立的明治政府同幕府军队作战时，明治新政府的官军仍然是从各个藩镇调来的武士，这些人只忠于本藩的藩主，天皇哪根葱，老子没听过。对明治新政府来说，这是个很让人头痛的问题，于是1873年，从欧洲留学回来的山县有朋主张学习德国的经验，废除武士从军的特权，建立征兵制。但是当时的日本人强烈的抵制“精忠报国”的思想，光是1873年这一年，日本就发生了16次反抗征兵的暴动，愤怒的老百姓摧毁征兵站，暴打官吏，当兵不就是听你们使唤么？凭啥？


1873年，明治政府发布废刀令，武士被这个国家抛弃了。为了替这些昔日的战友讨个公道，明治维新的元老之一，西乡隆盛发动了西南战争。明治政府虽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但也付出了人力和财力的沉重代价，最终伊藤博文等人意识到，如何使日本人“爱国”，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

要让老百姓爱国，首先要明确一件事，这就是日本的“国体”到底是什么。对日本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头痛的问题，因为两千多年以来，日本人就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国家”的含义。

1882年，以明治天皇的名义，明治政府发布《军人敕谕》，这篇训令开宗明义，“我国军队世世代代为天皇所统率"； 1889年，伊藤博文和井上毅起草日本宪法，第一章第一条就是：“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此乃日本的国体。

万世一系这个词，到江户时代才第一次出现，但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这个词的诚意的话，倒幕就不是1853年的事情了。在当时，日本人的想法很简单，这就是不能让外国人看不起。所以，其他国家是什么样的，日本也必须是什么样的。然而，幕府将军的概念是拿不出手的。能拿得出手的，就只有天皇陛下了。

伊藤博文等人的初衷，是要传达这样一个在形式上可以和外国平等，然而并不符合事实的，“国体”的概念---日本是神国，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代，君权神授。而事实是，从9世纪开始，日本天皇就再也没有掌管过权力；明治维新的这些元老们，也从来没有打算过让天皇掌管权力。

对这一套生硬的爱国主义教育，日本人也是到了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随着日本在一系列的军事冒险中取得胜利，才慢慢开始接受。严格说起来，日本人“爱国”的时间，也就是半个世纪多一点。

对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来说，对外扩张的帝国主义，是不是唯一的出路？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在理论上，日本是可以像一个正常的国家那样，和亚洲大陆正常的发展国家关系。问题是，作为一个自古就没有国家传统的国家，日本从来就不知道如何像一个国家那样去思考和行动。

日本人在学习外来文明时，会本能的遵从师徒逻辑。老师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明治维新时，日本全面学习西方，一千两百年以前，日本也是以同样的姿态学习中国的。超过师徒的逻辑，日本人就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1875年，日本派遣3艘军舰，到朝鲜釜山海域示威挑衅，一年后和朝鲜签订《江华岛条约》，这完全就是1853年黑船事件的翻版；日本从1880年起开始修正和西方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然而到了1915年，日本就试图把同样的不平等条约强加到中国身上。


在这些事件中，日本并没有表现出一种成熟的国家立场，而是像一个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小学生，简单粗暴的对西方老师进行模仿。吞并朝鲜，殖民台湾，也不能说是日本自古以来的国家姿态，而是对地缘政治的囫囵吞枣。

东洋卑斯麦





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个长期被日本人无视的伟大政治家，这就是明治时代日本第一的政治家，明治维新三杰之一的大久保利通。

在日本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一条以苏我氏，平清盛，足利义满为代表的思想路线。这条思想路线，就是通过行“国家之道”，把“国家”背后的文化，组织和技术带到日本。而当日本进入明治时代时，这条路线的代表人物，就是大久保利通。


和他所有的前辈一样，大久保利通只做了一件事----中央集权。明治政府一系列国家化的举措，如废藩置县，版籍奉还，背后都有大久保利通的影子。从权力与权威分离的江户幕府，过渡到事权专一的明治政府，在这个过程中，一手构建了明治政府组织结构的人，也是大久保利通。

在自古就没有国家传统的日本，要行事权专一的国家之道，别无他法，只能以铁腕行霸道。大久保利通的前辈们是这样做的，大久保利通本人也是这样做的。大久保利通在出访欧洲时，曾经多次拜访当时的铁血首相俾斯麦。几番接触下来，大久保对俾斯麦五体投地，于是他蓄起了一口俾斯麦式的胡须，以“日本俾斯麦”的形象示人；在政治上，他以“武器”和“战争”的铁血手段，对内中央集权，行富国强兵之道；对外殖民兴业，开疆扩土，吞并琉球，出兵台湾，奠定了明治时代日本的国家格局。

日本人的情感，是以家庭伦理为情感基调，以温和平等为情感特征的。强横霸道的国家权力，在日本是水土不服的。对大久保利通的这套“国家思想”，当时的日本人做出了极其强烈的反抗，所以明治维新之后的25年，始终充斥着大大小小，此起彼伏的各种暴乱。这个时候，大久保利通偏离了日本人的行事轨道，他以简单粗暴的国家手段，大权独揽，打压政敌，镇压叛乱，于是毫不令人意外的，他成了被日本人仇视的对象。

1878年5月14日，大久保利通被刺杀，刺杀他的，是留下遗书要“为民除害”的，石川县的武士岛田一郎。后者同时还留下了一封除奸书，上面列举了大久保利通的五大罪状

一、杜绝公议，抑压民权，私议政事。
二、乱施法令，朝令暮改，贿赂勾结，随心施威。
三、兴不急之土木，专事无用之修饰，徒费国财。
四、排斥慷慨忠节之士，怀疑忧国敌忾之徒，酝成内乱。
五、误外交之道，丧失国权。

这5条罪状，其实也是苏我入鹿，平清盛，足利义满，织田信长的罪状，这就是“国家化”。简单的说，对于任何形式的国家权力，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日本人都会本能的加以排斥。

大久保利通，日本人民看你不爽已经很长时间了，受死吧。

最后的武士





在日本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另外一条以圣德太子，源赖朝，德川家康为代表的思想路线。这条思想路线，就是“反国家”；所谓反国家，就是将国家工具分解，还原为日本人喜闻乐见的文化，技术和组织的过程。而当日本进入明治时代时，这条路线的代表人物，是西乡隆盛。

1873年，明治政府通过废刀令，武士被这个国家所抛弃了。为了替这些昔日的同志找一条出路，明治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提出了征韩论，却被当时以大久保利通为代表的高层所否决。

在此之后，西乡隆盛辞掉了所有的政府职务，回到了老家鹿儿岛。他拿出了自己全部的积蓄，为在战争中阵亡的士兵子弟开办学校。他在家门口立了一口箱子，里面装满了金钱；每当有难以维持生计的下层武士前来拜访时，西乡都会坦诚接待；在临走时，每个人都可以从箱子里拿走数量不等的金钱，实际上，这就是一种出于西乡本人负罪感的，变相的武士俸禄。

西乡隆盛的想法，是“任何一个日本人，都不应该被国家所抛弃”。这种单纯朴素的日本人观念，使他在当时获得了巨大的人望。虽然西乡本人并没有造反的想法，但这种巨大的人望本身，却使得当时的明治政府坐卧不安。

1877年1月，为了防止西乡作乱，大久保利通密令当地警察，把鹿儿岛陆军军火库的弹药运往大坂，却被西乡的学生发现。学生对抓到的警察进行审问，得知警察有暗杀西乡的计划，群情激愤之下，学生袭击了弹药库，抢走了三万发子弹。

当事件发生之时，西乡隆盛本人并不在鹿儿岛。他闻讯之后一声长叹，回到了学生身边。作为日本武士最后的英雄，西乡隆盛最终选择了同学生们同进退，他以“质问政府”的名义北上，向自己一手缔造的大日本帝国开战。这场战争，就是电影《最后的武士》所描述的西南战争。

中国有句话，叫作“崖山之后无中国”，日本也有句话，叫作“西乡之后无日本”。日本以牺牲一代人的代价，转身走上了文明开化之路；而西乡隆盛没有选择同日本一同转身，而是毅然留步，选择和这一代人同死。西乡本已功成名就，犯不上来摊这淌混水，然而日本人的母性，使得他没有办法弃自己的同伴而去。即便成为千夫所指的叛逆，他也要和自己的学生们站在一起，同生死，共进退。

西乡的这种母性，触动了日本人灵魂中最脆弱的那个部分。当时的日本不顾一切的追赶西方世界，日本人在换服装，剪头发的同时，也萌生了一种巨大的心理危机，这就是----“妈妈，请不要抛弃你自己的孩子”。


反对在朝鲜用兵，在政治上是绝对正确的决定。站在一般政治常识的角度，武士被国家抛弃，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然而在情感上，后来的日本人齐刷刷的站在了西乡隆盛一边，大学问家福泽渝吉公开为西乡鸣冤，他认为西乡捍卫了大和民族之魂；即便是奉命杀死西乡的谷干城中将，也对西乡敬畏不已，他知道自己杀死的是日本的民族英雄，所以在战后，写下了一首诗来纪念西乡

“枉抗王师不顾身，多年功绩委风尘。怜君末路违初志，春雨春风恨更新”。






西乡死后12年，日本政府发布了特赦令，为其平反。20年后，日本人在东京上野公园为他树立了铜像，现在这尊铜像仍然矗立在上野公园的门口，去日本的同学一进去就能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