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我入鹿






一直到7世纪，日本也没有形成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形态。公元536年，苏我稻目成为当时大和朝廷的大臣，他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最终的结果是公元645年的大化改新。


站在中国人的角度，苏我稻目的改革一点新意都没有。说白了四个字，中央集权。在政治上，它体现为编户齐民，由国家直接对老百姓进行管理；在经济上，它体现为建立国家税制，将税收上缴中央；在外交上，他重用大陆移民，开展对中国和朝鲜的贸易和外交；在文化上，他撰写史书，宣扬皇室正统的思想。然而就是这些在中国人看来天经地义的事情，招来了日本人的厌恶，并埋下了日后苏我氏灭族的引子。


查一查当时的日本历史，苏我氏几乎是突然从地上冒出来的。所以日本学术界一直有一种看法，这就是苏我氏自己就是大陆来的“渡来人”。从情感成份上来说，这些强横霸道的国家思想，显然是不符合日本人胃口的。

在当时的日本，最有知识，最能干的人，都是大陆来的“渡来人”。 苏我氏利用移民的文化和技术开发土地，独掌财政和外交，很快就成为了当时最强大的氏族。公元537年，当时的宣化天皇把宫殿建在苏我的根据地桧隈，苏我氏成了君主的代言人，于是苏我稻目开始做一件更加让日本人不待见的事，这就是政教合一。


权力和权威分离，自邪马台时代以来，这就是日本政治的常态。在大和时代，王权与神权就被分离在大臣和大连两个氏族手上。大臣的苏我氏掌管财政和外交，而大连的物部氏则掌管着宗教祭祀的权力。为了大权独揽，苏我稻目从百济引入了佛教，这就是日本历史上很有名的苏我物部之争。

苏我物部之争的结果，物部氏被灭族，连氏从此在日本销声匿迹。从此大和朝廷中只设“大臣”这一个职位，由苏我氏世袭。苏我稻目接着把两个女儿嫁给了天皇，后来所生的这三个孩子都被立为天皇。苏我稻目在日本历史上首创外戚专权的政局，而我个人认为，他真正的目的，应该是要做政教合一的皇帝。


如果历史就这样走下去，很有可能日本会变成第二个中国，苏我家族的某个人日后会成为日本的第一个皇帝。不过接下来大家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从苏我氏开始，谁试图在日本大权独揽，做中国式的皇帝，谁就会不得好死。

经过苏我氏三代人的改革，权力被集中于皇室，日本有了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的雏形。不过正当苏我稻目的曾孙，苏我入鹿登上政治舞台时，原来连姓出身的中臣镰足和另一个非苏我氏出身的中大兄皇子联手发动了政变，杀死了苏我入鹿。对此，《日本书纪》用了八个字，“苏我入鹿，因韩政诛”。所谓韩政，从字面上理解是和朝鲜半岛有关的事件，我个人的理解，其实就是苏我氏“建国”的政治引起了日本人的反感。

苏我入鹿死后的第二年，公元645年，日本大化改新，以当时的唐朝为模板，日本变身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律令制国家。在这个时候，日本第一次有了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国家机器。利用这个新形成的国家机器，之后的日本对内大兴土木，对外开疆扩土。先是北上击败了虾夷人，然后南下九州，征服了土著隼人部，确立了后来本州，九州，四国的政治版图。

中臣镰足等杀死了苏我入鹿，却继承了他的政治路线，这其实是一件很没有节操的事情。不过从当时的国际环境来看，这跟当时唐朝在朝鲜半岛用兵有很大的关系。朝鲜半岛是连接日本和大陆的跳板，一旦朝鲜被一个敌对的大国占领，就是一把插向日本心脏的尖刀。很长时间以来，这都是日本最大的心病之一。唐朝对朝鲜半岛的经营，使得日本必须在国家的层面作出反应，日本认为自己也必须像唐朝那样，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我认为，这是大化改新最重要的政治动机之一。


日本的国家形态，是在对唐朝的模仿中形成的。在没有外部因素刺激的前提下，日本是不会像一个“国家”那样去思考和行动的。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是北海道，自9世纪中叶起到十九世纪中叶的明治维新，在长达一千年的时间里，北海道一直是无人之地。虾夷人对大和的零星抵抗，在15世纪就结束了，寒冷地带的农耕技术，对之后的日本人来说也从来不是问题。面对近在咫尺，唾手可得的大片土地，日本从来没有产生过“戍边”“开荒”“移民”这样的国家主义冲动，这是因为，日本人本来就没有和“国家”相对应的观念。


19世纪，俄罗斯人在亚洲扩张，北下北海道，频繁与日本人发生冲突。这个时候，日本才感受到了“国境线”的问题。于是1868年，日本在北海道设府，作为日本的北大门；1879年，日本又吞并了琉球，作为日本的南大门。这个时候，日本人才慢慢有了现代政治的观念。

白江口

大化改新之后的18年，朝鲜半岛内乱，大唐支持的新罗同日本交好的百济发生冲突，日本在百济的邀请之下出兵，这就是日本和中国的第一次战争---白江口之战。1894年，几乎出于同样的理由，日本又同清朝进行了日清战争。


以半氏族，半国家的形态，日本试图挑战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唐帝国，这是一个在任何一方面都违背了人类常识的决定。唯一的可能是，白江口之战，是在一种完全不了解对手的前提下发生的。我个人的看法是，以中臣镰足和中大兄皇子为代表的这些日本政治家，是从岛内政治的视角出发，凭着和虾夷人，隼人族作战的经验，认为他们能够和唐朝一争，这是一种典型的岛国视角看问题。

在当时的日本，真正具有国家视野，知道外部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是苏我氏。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是，苏我入鹿父子被杀，间接导致了后来的白江口之战。行国家之道的人被杀死，行岛国政治的人暴走，导致日本走上战争之路，在日本历史上，白江口之战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

圣德太子





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很有趣的人物，这就是被日本人印在一万日元钞票上的圣德太子。按血统算，他是苏我稻目的曾孙，苏我入鹿的表兄弟。

按照教科书的观点，圣德太子的事迹是这样的

1 冠位制，把大和朝廷的官员分为十二个等级
2 制定十七条宪法，宣扬儒家思想
3 修建佛寺，撰写佛经，推广佛教
4 遣唐使
5 编撰史书，彰明皇室和地方的关系

日本人讨厌苏我入鹿，却把圣德太子视为圣人，这是一件非常莫名其妙的事情。因为从政治立场上来说，两者都是要中央集权。其中的奥秘就在于，圣德太子做的事情，与直接的国家权力没有关系，和间接的国家“权威”有关系。



苏我氏的政治构想，是以佛教作为国教，建立一个政教合一，中央集权的国家。为此，自苏我稻目之后，苏我氏的3代人深陷政治斗争的泥潭不可自拔。而圣德太子所做的事情，就是把国家的权力和权威分离，把“国家”这个概念变得容易让日本人接受。

为了肯定“国家”的必要性，他引入了儒家思想，制定了官位制度；为了去除中国式王权的戾气，他煞费苦心的对其进行了日本式的消化，这就是“以和为贵”的十七条宪法。为了调和外来的佛教和本土神道的冲突，圣德太子又对日本佛教进行了改良，他撰写了《三经义疏》，宣扬无论是什么样的人，即便是神道中的神，都可以成佛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后来发展为日本佛教的“本土垂迹”论，所以在后来的日本历史上，佛教和神道之间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没有出现在其他国家司空见惯的宗教战争。一直到今天，日本人既信仰神道，又是佛教徒。

要理解日本式王权和中国式王权的不同，大家最好去看一下圣德太子的17条宪法。这17条宪法，不是以一个高高在上的国家的姿态，具有强制力的命令和训诫，你听得懂要执行，听不懂也要执行；而是从温和平等的日本人情感出发，以循循善诱的姿态，去劝说日本人接受“国家”的概念。

佛教，是作为国家背后的组织和技术之一，被引入到日本的。然而当佛教传入日本之后，立刻和本土原生的神道形成了冲突。这个时候，圣德太子调和了这种矛盾，他认为神道中的神，也是可以成佛的，两者并不是水火不容的关系。这种尽量去调和矛盾，而不是以铁腕行霸道的做法，是圣德太子被日本人爱戴的真正原因。



圣德太子的身上，有许多背离了日本人观念的偶像光环。在日本的民间传说中，他是中国天台宗第二祖慧思的转生，出生前有异人托梦，生下来就能说话，身有奇香。成年后，圣德太子尊崇佛法，著书立说，而且身有异禀，同时可以听10个人说话。圣德太子出生在马厩，所以本名叫厩户，大家请注意这个小细节，因为基督耶稣也是出生在马厩的。

圣德太子的这些故事，属于扯得不能再扯，查无实证的传说。他的身上，集中了中国的圣人，佛教的圣僧，日本的神明，乃至耶稣基督的影子。不止一个日本学者认为，到底有没有圣德太子这个人是要打个问号的。就像中国尊黄帝为始祖，把历法，音律，医学，等许多事情全部归功于黄帝一样，日本人很有可能对圣德太子做了同样的事情。我个人的观点是，对日本人来说，圣德太子从来就不是一个历史问题，而是一个观念问题。这个观念的背后，就是日本人厌恶国家。


在飞鸟时代，日本所需要的文化和技术，如天文，历法，医学，建筑，艺术，音乐，都是以“国家”为前提，从中国学来的。要想消化中国文化，就不能反抗中国的国家形态。日本人无法回避“国家”这一现实，然而日本人又从骨子里厌恶国家权力，于是“国家”的概念被一分为二，国家的权力与权威分离，行使国家权力的苏我入鹿成了恶人；而不具体做事，却代表了国家权威的圣德太子成了圣人，在日本民间，圣德太子被尊崇为许多行业的祖师，他的头像被日本人印在了一万日元的钞票上。

道镜





公元766年，日本发生了一件惊世骇俗的大事。当时的女天皇称德试图把皇位传给自己的情人，一个叫做道镜的和尚。这件事完全颠覆了天皇家的血统，从上到下誓死反对，所以称德天皇小女人的一厢情愿最终没有实现。不过这件事的后续处理很有意思，首先称德天皇并没有被迫退位，罪魁祸首道镜也没有被凌迟处死。在谋朝篡位的阴谋失败之后，道镜甚至于奇迹般的没有受到任何处理。一直等到四年后称德天皇过世，后任的光仁天皇才把道镜下放到了下野国药师寺，让他做药师寺的别当（掌管寺务的官职），两年后，道镜寿终正寝。


和中国完全出世的和尚不同，日本和尚向来拥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一方面是因为日本没有形成中国式的皇权，日本的王权和神权是分开的；另外一方面，和尚是当时日本最有知识的人，日本所需要的技术，如天文，医学，建筑，历法等，有很多是以和尚为媒介，从中国和朝鲜半岛传过来的。所以在日本历史上，和尚很难不涉入政治。称德天皇宠信道镜，封他为“法王”，下设“法王宫”，法王宫可以发布文告，任命官员，收税办公，法王和天皇平起平坐，他的弟子也跟着鸡犬升天，可以说已经对皇权造成了赤裸裸的威胁。

如果我们参考秦朝嫪毐的故事，道镜应该被夷三族。就算后来的光仁天皇网开一面，放过他的族人，道镜本人这一刀也是躲不过去的。然而对这样一个淫乱后宫，图谋篡逆的人，光仁天皇只是让他换个地方做官，心慈手软的程度令人发指，由此可见，日本的王权，是一个温和到了令人尴尬的概念，它徒有其表，有名无实。

自佛教传入日本以来，和尚一直是让王室没脾气的存在。寺庙不服王化，不用上税，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长的帅的和尚可以自由的出入宫廷之中，轻则和宫廷女眷谈情说爱，重则结党营私，图谋不轨。这样一来天皇的日子就很难过了，天无二日，民无二主，这个国家到底该听谁的？

如果我们以中国历史作为参考，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应该是某个英明神武的皇帝行铁腕之事，擒杀乱政的和尚。为了断绝后患，最好再一把火把寺院给烧了。不过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在中国人看来就非常不像话了，光仁天皇之后，继任的恒武天皇决定---迁都。对于这些乱政的和尚，恒武天皇的反应是，你们牛，老子惹不起，躲得起。

784年，恒武天皇迁都到今天京都府的长冈市；公元794年，恒武天皇再次迁都，这就是后来的平安京。一直到明治维新之前，这里一直是日本名义上的首都。

自苏我氏被灭族之后，日本一直处于政教分离的状态。所以在后来的日本历史上，我们经常可以看见一种在中国人眼里非常不成体统的现象，这就是寺庙拥兵自重。平安时代，有让皇室头痛的山法师；战国时代，有大名鼎鼎，实力足以和大名分庭抗礼的石山本愿寺。在明治维新之前，只有战国时代的织田信长做过政教合一的努力，但最终也没有完全成功。一直到今天，日本的佛寺仍然是独立的宗教法人，它们可以合法的拥有土地，开办企业。日本人死后的墓地，也全部都在佛寺的名下，所以从名义上说，所有日本人都是佛教徒。

反国家，从国家到氏族


白江口战败之后，日本认定唐朝会进行报复，于是在九州，近畿，濑户内海修建了大量的防御工事。这就需要进行必要的国家动员，如屯仓和征兵，于是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很自然的形成了一种“国家”的形态。正是在这个时候，日本人第一次产生了“对外”的概念。日本的国号，天皇的称号，都来自白江口之战之后，在此之前，日本称倭国，国王称大王，或是大君。



日本人紧张了很长时间，而唐朝人并没有打过来。这个时候，日本的国家形态开始瓦解。进入9世纪之后，这个“国家”已经无法分配土地，制造钱币，或者是从平民中征兵。所以日本天皇真正掌权的时间，算起来也就一百多年。



大化改新时，在中央集权的政治冲动下，日本人的氏族被拆散，变成了国家纳税单位“乡户”。然而在人多地少的日本，根本不允许日本人被“编户齐民”，还原为一个个独立的父系小家庭。日本人的乡户，本质上仍然是一个大家族，大家族之下，是许多的小房户。为了方便，乡户名下的口分田只能被分割成小块小块土，然后交给单独的房户来耕作。

8世纪之后，日本的班田制崩溃，国家只能承认土地归私人所有。由于此时的大和朝廷已经无法从乡户手中征税，只能将土地以出租的形式承包给有实力的房户，以租金取代税收。这块田称为“名田”，农民在和约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称“名主”。战国时代之后，这个词慢慢演变成了“大名”，意思就是“很大很大的名主”。


和中国皇帝不同，大和王室从一开始就没有以武力行霸道，所以当时的日本存在大量的寺社和贵族。它们各自都拥有自己的土地，而这些土地是不用纳税，独立于国家之外的。于是，庄园出现了。农民在庄园中劳作，实际上要承担不亚于国家税收的税赋，但事实上，进入9世纪之后，皇室就很难收到赋税了。我个人更愿意从单纯的情感角度去解释这个问题，那就是在乡户的状态下，日本人是一个苍白无力，没有情感色彩的政治单位，这种国家权力关系，向来是被日本人所厌恶的。


平安时代晚期，地方上的名主和贵族寺社之间结成了主从关系。前者把土地寄在后者的名下，彻底从国家形态中独立出来。就这样，名田至下而上，庄园至上而下，只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就将日本大化改新之后形成的国家形态蚕食殆尽，开始了从国家到氏族的反向进化。从表面上看，是庄园制取代了班田制，从日本人的情感出发，实则是国家伦理的全面溃败，日本人丢掉了国家本身，留下了国家背后的组织，技术和文化。

臣籍下放

大和时代，日本出现了最早的王权。但到了平安时代时，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王室成员，无法养活自己。这个时候日本皇室的做法，是取消这些人的皇室身份，将他们下放到地方自食其力，这就是臣籍下放。堂堂的一国之君，连自己的家人都养活不了，它说明了一个很简单的事实，那就是日本没有国家的形态，日本的君主是虚君。日本人的君主，不可能像中国皇帝一样，几乎无限的动员人力和物力。


臣籍下放的平氏和源氏，后来反而取得了凌驾于皇室之上的权力。这是因为，在无法将社会原子化的日本，国家权力的界线，和村落，氏族的农耕线是重合的。日本政治的特点是，越往上走，就越没有权力。日本战国时代，石山本愿寺之所以能掀起滔天巨浪，就在于本愿寺田间地头的传教方式，使得它能够很方便的形成一种动员机制。

从山法师到YAKUZA







在平安时代末期的日本，大家可以看到很多有趣的现象。比如说 “东国马党”，“西国海贼”，“山法师”，“黑牙齿的公卿”。

东国马党，原本是给朝廷押运粮食的关东民兵，西国海贼，其实就是一些失去了工作的朝廷仪仗队。由于国家无法再养活自己，这些人就干起了盗贼这门很有前途的职业，前者纵横于关东地区，后者称霸于濑户内海，专抢朝廷的年贡，搞得后者非常头疼。

山法师，说的是比睿山延历寺的僧兵。这些大爷们一不高兴，就会从山上抬着神轿下来，在马路中间一放，扬长而去。神轿不是谁都能动的，也不能让佛祖在马路中间吹风淋雨，所以朝廷只能答应他们的要求，好说歹说，请长老们收了神通，把佛祖他老人家请回山上去。

在平安时代的日本时代剧中，大家经常可以看见这样一些把牙齿涂黑，把脸涂白的公卿。他们头上戴着高帽子，身上穿着宽袍大袖的礼服，走路的时候，用手提着裤腿，以一分钟十米的小碎步走路，整日吟风弄月，谈情说爱，别的什么也不做。



民兵，仪仗队，佛教，宫廷礼仪，都是作为国家背后的组织和技术之一，被引进到日本的。然而在政治，经济，社会组织的任何一个层面，日本都无法完全消化“国家”这个概念。在政治的层面，日本并没有什么明确的，需要“国家”去完成的职能；在经济的层面，日本生产力落后，中央政府很难对地方收税；在社会组织的层面，日本没有办法像中国那样，将社会原子化。因此，日本很难维持一个中国式的国家的形态。在被引进到日本之后，“国家”这个概念，一定会被分解，还原为日本人能够消化的文化，技术，和组织。这并不是说有谁有意识的要这样去做，而是日本的国情决定的。

有一部黑泽明导演的，以日本战国时代为背景的电影，片名叫做《乱》。这个“乱”字，是中国人读日本历史一定会有的印象。在日本历史中，经常会出现一些乱七八糟，完全违背了中国人常识的概念，比如说拥兵自重的寺庙（山法师，石山本愿寺），贩卖军火的商人（种子岛和堺市），不服王化的刁民（伊贺，甲贺忍者，杂贺众），谋朝篡位的和尚（道镜）。

事实上，在每一种“日本乱象”的背后，都有一种原来从属于国家的，文化，技术和组织的概念。山法师的背后，是从百济传入的佛教；种子岛的背后，是从葡萄牙传入的火枪技术；堺市的背后，是自由贸易的工商业；杂贺众和甲贺众，都可以看成是掌握了军事技术的日本人组织，只不过一个使用的是火枪，另一个使用的，是被日本化之后的“中国兵法”。

白面黑牙齿的公卿做派，被很多中国人斥之为腐化堕落；而事实上，公家的这套“礼仪”，如和歌，物语，书法，绘画，甚至是白面黑牙齿的美学观念，一直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保存了下来。它虽然失去了国家权力上的神性，却保留了文化上的主体性。文化与政治分离，是日本政治最有趣的特征之一。


大和时代，日本有“部民”的概念。这些“部民”，其实就是最早的日本匠人。和中国的王朝不同，这些有一技之长的“部民”，是独立于大和王室之外的。那些掌握了文化和技术的日本人集团，一直是日本历史上极为强势的存在。


在当时，苏我氏独掌日本的外交财政，权势熏天。原因就在于在当时，只有苏我家的人，才能读懂中国和高句丽的国书。而苏我氏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在于苏我氏有效的利用了外来移民的文化和技术。在当时，管理贸易，掌管外交的人，都是归化的汉人和韩人。


奈良时代，日本的和尚牛得不行。原因就在于在当时，天文，历法，建筑，医学等知识，大部分是以和尚为媒介，从中国传到日本的。道镜和尚和称德天皇私通，皇室也拿他没办法，最后的结果也只是下放到基层了事。


平安时代的白拍子，如果放在中国的话，多半会作为“宫廷乐舞”，被整合到皇权的框架之下。问题是，日本皇室根本养不起“宫女”。所以一直到了今天，日本也没有“空军歌舞团”，“海政文工团”这样的国家单位；宝冢歌舞团名震天下，然而它并不隶属于任何一级的日本政府。


战国时代，大名要买火枪，就要到当时的泉州堺市。这个生意做不做得成，是要看堺市商人的脸色的。公元1568年，织田信长命令堺市出“矢钱”（军用金)3万贯，堺市的态度是，要钱没有，要命不给，就是这么拽。为什么拽，因为它垄断了火枪的制造和贸易。


安土桃山时代，在千利休这样的商人面前，就算是平时威风鼎鼎的大名，也会觉得浑身不自在。原因就在于，对千利休背后的“茶道”，日本人有一种本能的敬畏之心。站在中国人的角度，千利休就是个装B犯而已。

每一种“日本乱象”的背后，都是一种技术和情感上的反国家。日本人前脚以国家为工具，吸收外来的文化和技术；后脚就会将“国家”分解，还原为日本人喜闻乐见的文化，技术和组织。

山法师作乱，说白了，是皇室手里没有可以用来镇压的国家军队；石山本愿寺能掀起滔天巨浪，根本的原因，是从一开始，日本人的国家，就没有将老百姓编户齐民，置于国家的管辖之下。换句话说，日本虽然极力想要吸收中国文化，却很难维持一个中国式的国家形态。所以，在被引进到日本之后，“国家”这个概念，一定会解体，再还原为日本人能够消化的形态。


日本人的情感，是以家庭伦理为情感基调，以温和平等为情感特征的。强横霸道的国家逻辑，在日本是水土不服的。所以，日本社会的组织形式，不是起源于国家伦理的“政府”和“有关部门”；而是起源于家庭伦理的一门，一族，门众，郎党。无论是伊贺，甲贺，杂贺众；还是种子岛和堺市，甚至是山法师和本愿寺，都是以一族，门众，郎党的方式，所结成的小团体。日本政治的本质，在情感上，是以下犯上；在技术上，则是“反国家”。

两条政治路线



秦汉以后，中国人的氏族关系解体，儒学成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在这样一种一盘散沙的二元社会结构之中，在儒学的价值导向之下，中国人的国家，就算解体了，也一定会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而在日本，国家完蛋了就完蛋了。事实上，真正的日本政治，是在国家完蛋之后才开始的。






平安时代晚期，以两个武士家族为代表，日本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政治路线。一个是平氏，以平清盛为代表；一个是源氏，以源赖朝为代表。事实上，对这两个人，日本人都不喜欢。对源赖朝，日本人的态度是敬而远之；对平清盛，日本人的态度是---- 平清盛是暴君，平清盛是暴君，平清盛是暴君。




在2012年的大河剧《平清盛》中，大家大概可以明白为什么日本人不喜欢平清盛。他打小就不老实，特立独行，奇装异服，终日与海盗为伍。身为武士，不带武士刀，而是佩戴着一把中国的长剑。他的口头禅是：“我要建立武士的国家”！

平安时代末期，宋朝的铜钱大量流入日本，以交通便利的濑户内海为中心，中日兴起了民间贸易，在物产丰富的西日本，出现了货币经济的雏形。在讨伐海贼的过程中，平氏取得了对濑户内海的支配权，于是得以独占同中国的贸易，成为了当时最有钱的氏族。平氏先是以金钱开路，和天皇形成了政治联盟；之后又利用皇室内部的矛盾，游刃有余的玩弄权术，牢牢的抓紧了权力；最后他成功和皇室通婚，继大和时代的苏我氏之后，成为了日本历史上第二个专政的外戚。

在当时的日本，从五位以上的官职称殿上人，可以直接面见天皇，这个职位是公卿的特权，在此之前是不授予武士的。因为讨伐海贼的功绩，平清盛在18岁时就成为了殿上人，从此官运一路恒通，49岁时做到了从一位的太政大臣，这已经是当时日本最大的官了。61岁时，平清盛发动政变，罢黜了在位的后白河法皇；62岁时，他拥立自己的外孙继任天皇，集公家和武家的权威于一身，位极人臣，权势熏天。此时平氏有三十余人是殿上人，十六人是公卿，当时的日本一共被划分为六十六国，有三十余国在平氏的名下。这个时候，日本实际上是由武士来统治的，所以后世的一些日本学者认为，第一个武家政权应该是平氏的六波罗政权，而不是之后源赖朝建立的镰仓幕府。


那么，日本人为什么讨厌平清盛呢？很简单，因为日本人讨厌“国家”。这个时候，日本仍然是一个“国家”，平清盛做的，只是把管理国家的人从公卿换成了自己的族人而已。公卿不管事，随你画眉毛也好，涂黑牙齿也好，日本人并不觉得有什么；平清盛大权独揽，以“国家”之名，行“君主”之实，就相当不招日本人待见了。


为了和宋朝贸易，平清盛拓宽濑户内海，修建人工岛，这些都是被日本人讨厌的，集中人力物力的国家行为；他任用亲信担当朝廷要职，强行对地方武士发号施令，这些都是被日本人讨厌的，“官老爷和老百姓”的国家权力关系。他在各国设置“家人奉行”，地方武士“被课以公事，杂役，昼夜无宁时”，”（源平盛衰记）；他强行将在地武士编入军制，从事京都的卫戍工作（京都大番役），这些人““去的时候高高兴兴，回来时差不多是赤着脚”（《承久军物语》）”，最终的结果，“众庶之怨气达天，四方之匈奴成变”（《玉叶》）”。


平清盛成长的大环境，是日本模仿唐朝，在大化改新之后出现的“国家”。平清盛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视野，他的观念和行为，都不可避免的带着“国家”的烙印。然而在国家的形态下，“官老爷与老百姓”的国家权力关系，向来是被日本人深恶痛绝的。平清盛所有让日本人不待见的事情，如消灭异己，任人唯亲，以及用“秃童”这样的特务来控制民间言论，都跟“国家”在日本水土不服有关。

在中央集权的国家形态下，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消灭异己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由于日本无法消化唐朝的科举制，因此平清盛只能任人唯亲；平清盛的另一条罪名是控制了全国一半的知行地，以中国人的观点来看这纯粹是日本人少见多怪，真正该问的问题是：“还有另一半的土地到哪去了？”难道你们不知道什么叫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吗？


在政治的层面，平清盛算得上是有为之君。不过很不幸的是，日本人天生就讨厌有为之君。对敌视国家权力的日本人来说，“有为”，就意味着在国家权力的强迫下，去做各种各样劳民伤财的事情。出于同样的理由，日本人同样不喜欢平清盛的对手，这就是经常被中国人大加赞美的源赖朝。

那么，日本人到底喜欢谁呢？这就是和政治不沾边，死得又很悲情的源义经。

幕府，反国家的产物

公元645年，日本大化改新，以当时的唐朝为模板，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 五百年后，国家名存实亡，但国家形态仍然是当时的日本人无法克服的一个问题。这是因为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是以“国家”为前提，从当时的中国学来的。要吸收中国的文化，就不能反抗中国的国家伦理。


平氏站在了国家权力的顶点，后来灭于源氏。但这个时候，日本又不可能再回到邪马台时代的巫女政治。源赖朝面对的问题，是既要维持“国家”的形态，又要去掉国家权力中日本人不喜欢的部分，要解决这个难题，日本人的常识是不够用的，所以源赖朝从当时的中国拿来了“幕府”这个概念，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形式，把军队和警察的权力从国家中分离出来，外交和行政归朝廷，警察和军队的权力归幕府。在保持国家形态的大前提下，这可以说是日本最早的地方自治，在日本这个国家，外交和行政原本就是个摆设。


自镰仓幕府之后，日本就产生了公家和武家之说。公家，指的是京都的皇室和贵族；武家，指的是自幕府将军以下的大名和武士。这两者，一个是名义上的国家形态，另一个是实际上的国家权力。这种分解国家机器的做法，是日本政治独一无二的基因密码。


所谓分解国家，并不是简单的将国家化整为零，而是在情感和心理上，将国家的概念分解，还原为日本人喜闻乐见的文化，技术和组织。我个人的看法是，要理解“反国家”的概念，最好的例子就是“御家人”了。

“御”，是幕府将军的自称；御家人的意思，是只要服从将军的指挥，都可以成为将军的家人。成为将军的家人有什么好处呢？第一，将军承认你对现在的土地的所有权，这叫“御恩”；第二，作为将军的家人，为将军做点事情是应该的，平常交纳课役，战时为将军出战，这被称之为“奉公”。

“御恩”与“奉公”，实际上是用日本人能够接受的方式，消除了国家权力中的戾气，同为武士政权，当平氏统治这个国家时，武士只是平氏的下级；而当源氏统治这个国家时，武士变成了源氏的“家人”。只有这样日本人才会觉得，恩，这还差不多。

用日本人喜闻乐见的家庭伦理，取代被日本人深恶痛绝的国家伦理，这可以说是御家人制度的情感实质。在御家人制度之下，日本人和国家之间，不再是“官老爷和老百姓”的国家权力关系，而是温和平等的家人关系。幕府将军并不是什么高高在上，大权在握的存在，他既不能越过手下发号施令，也不能对自己的家臣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皇帝谱。

我们来看两个发生在源赖朝本人身上的例子


文治三年（1187年）8月4日，在镰仓鹤岗八幡宫举办的放生大会上，源赖朝命令手下表演箭术助兴，这种箭术又叫流镝马，表演时，一人骑马张弓，一人徒步持靶，后者又叫“立役”。源赖朝把“立役”的差事交给了身为御家人的熊谷直实，没想到熊谷直实死活不从，他的理由是大家都是御家人，别人骑马，我徒步，这是不平等，老子不干。源赖朝哭笑不得，说“立役”可是光荣的差事，别人想干还干不上呢，熊谷直实说你糊弄鬼呢，他在马上，我在马下，好像我低人一等一样，不干！源赖朝怒了，你再瞎胡闹我没收你领地，熊谷直实说没收就没收，老子就是不干。

建久三年（1192年），熊谷直实与另一位御家人久下直光发生了土地纠纷。熊谷直实找到幕府重臣梶原景时说理，后者调解无效，于是官司一路打到了幕府将军源赖朝这里。源赖朝让熊谷直实和久下直光当堂辩论，而熊谷直实心直嘴笨，说不过对方，当场大发雷霆：“梶原景时拿了久下直光的好处，我再啰嗦又有什么用！”当着源赖朝的面，熊谷直实把土地文书砸到了座位上，拔出刀来割掉发髻，头也不回，出家做和尚去了。而据《吾妻镜》记载，源赖朝被熊谷直实吓得目瞪口呆，好长时间也没缓过劲来。




在日本时代剧中，大家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幕。当某个著名的武士路过某地时，某个衣衫褴褛的浪人突然从路边跳出来，磕头行礼：“请让我做您的家臣吧！”人家都这么有诚意了，通常武士也不会拒绝，于是从此，大家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过上了幸福快乐的日子。这种情节在日本时代剧中屡见不鲜（武藏坊弁庆，木下藤吉郎，黑田二十四骑等等），是日本人喜闻乐见的正能量主旋律。这并不是因为日本人满足于“给他人做奴才”的想法，而是因为日本人的上下级关系，是家人关系，而非君臣关系。


大化改新时，日本仿照唐朝，在地方上设“国郡里”三级行政单位，和国司，郡守，里长三级行政长官。到了镰仓幕府时代，它们就从徒有其表的国家形态中独立出来，成为武家社会的“守护”和“地头”。

从公家的国郡里到武家的守护和地头，是一种对国家权力的反动。然而日本政治的本来面目，就是“反国家”。在最深层的文化心理上，日本人讨厌一个高高在上的“国家”，不愿意被国家“编户齐民”，做各种各样“让人讨厌的事情”。

平氏的政治主张，是与宋朝进行贸易，在日本引入货币经济。如果有可能的话，可能还要引进宋朝的科举制，建立一支专业的官僚队伍。问题就在于，这条政治路线，在西日本走得通，在东日本走不通。濑户内海，海运发达，物产丰富；而日本关东，除了马和山之外，什么也没有。这个时候，平氏如果一定要坚持自己的政治路线，就只能以武力行霸道，在“国家”的政治框架之内，强行消化掉关东的武士集团。这个时候，后者以下克上，把平氏赶进了濑户内海，取缔了货币经济，让日本回到了实物经济的时代。


从一般常识的角度出发，平氏败于源氏，是货币经济败给了实物经济，这是一种对人类文明的反动。然而如果从日本政治的特点出发，大家会发现，从平氏到源氏，是一种在技术和情感上的双重反国家。换句话说，日本人宁愿生活在“落后”的庄园经济之下，也不愿意受一个高高在上的“国家”的管辖。



日本人的情感，是以家庭伦理为情感基调，以温和平等为情感特征的。强横霸道的国家逻辑，在日本是水土不服的。事实上，平清盛所主张的，贸易立国的政治路线，一直要等到工业革命消除日本人对土地的单一依赖，使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趋同之后才有可能。一直要等到700年后的明治维新，日本人才重新回到了平清盛的政治路线之上；我个人的观点是，日本人真正消化掉这种国家思想，是二战结束之后的事情。


所以，镰仓幕府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府，而是以拟亲关系为原则，以家族为形式所建立起来的氏族联合体。在幕府将军这个“大家长”的权威下，各个小的家族自给自足，各守本分，这就是幕府政治的实情了。所有“国家”该做的事情，如外交国防，贸易行政，制定法律，发行货币，都不在镰仓幕府的视野里。

国家代偿


幕府是一个完全颠覆了中国人常识的国家制度，它光明正大的宣扬“天有二日，民有二主”。一个国家，为什么政出多门，既有天皇，又有将军？天皇和将军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些在中国绝对要愁死人的问题，日本人从来就没有认真的去想过，在此后近700年的时间里，日本人一直心安理得的过着天有二日的双重政治生活。



氏族是日本政治的起点，也是日本政治的终点。在没有外力的前提下，日本是不会像一个国家那样去思考和行动的。权力与权威分离，在中国立刻会掀起腥风血雨，但在日本历史上，从来没有以“推翻”幕府，或是消灭“天皇”为目标的农民战争。在大多数情况下，农民反对的仅仅是地头和庄官这样的基层官员，反抗的方式也不是拿起刀子干他娘的，而是去京都请愿，找天皇他老人家诉苦。即便是在日本历史上最混乱的室町和南北朝时代，最多也就是把地头和庄官赶走，不纳税，不称臣，到这个地步，日本人就已经心满意足了，再往前走一步，就超出了日本人的政治常识了。

在日本时代剧中，你永远不会听到这样的台词：“天皇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日本时代剧中最豪迈的台词，也就是“一国一城之主”。一国一城之主，就是有一座城堡的大名；日语中的“国”（KUNI）这个词，不是指的日本这个国家，而是指地方上的藩国。






一国一城之主，并不意味着“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而是拥有一个“家庭”，和许多甘愿和你同生共死的家臣。日本人的“家臣”关系，要比中国人的君臣关系温和得多，所以在日本的时代剧里，我们也不会看到强横霸道的帝王逻辑。因为同样的原因，日本人永远拍不出宫斗剧。腹黑和权斗，从本质上背离了日本政治的特征。要论心眼，一百个日本人加起来，也比不过一个容嬷嬷。

那么，到底应该如何来定义幕府呢？我个人的看法，可以参考医学的概念，将幕府定义为“国家代偿”。

在大化改新时，日本从中国引进了“国家”这个外来物；然而到了平安时代，这个外来物在日本人的身体中引起了排异反应；于是，日本人作了国家的心脏引流手术。最终的结果，以“幕府”这个器官，来行使“国家”的新陈代谢，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能让人看得懂的定义了。


“源赖朝之所以不消灭天皇，是因为当时公家的势力太强大，所以源赖朝不得不妥协”，这是我看到的很多中国式的观点。我个人的观点是，“一统天下”的想法，从本质上背离了日本人的情感特征。事实是，幕府从来没有主动对公家采取过军事上的攻势，在源平之战的一个半世纪之内，京都和镰仓一直保持着政治和文化上的平衡。之后的承久之乱，南北朝内乱，其实都是公家挑的头，武家不得不应战而已。14世纪之后，日本的公家衰落，究其原因，也不是幕府使了什么阴谋诡计，而是幕府失去了对下级武士的约束力，这些人以下克上，公开抢夺公家的土地造成的。



在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候，日本政治一直保持着温文尔雅的特征。这是因为在日本列岛内部，无法产生和国家相对应的观念和行为。但是，一旦日本政治受到外力挑战，日本必须像一个“国家”那样思考和行动时，日本马上会显示出和中国完全相同的政治特征。

1853年，黑船来航，美国用大炮威胁日本开国，这个时候，日本必须在国家的层面作出反应，于是权力与权威分离的幕府体制显露出了它的尴尬。“开国这么大的事情，谁来拿主意？是天皇，还是幕府将军？”这种国家法理的尴尬，是萨摩和长洲得以以下克上，并最终实现明治维新的根本原因。日本的明治史，翻来覆去就说了一件事，中央集权，事权专一。殊不知在中国，这样的戏码早已上演到让人审美疲劳的程度了。

蒙古来袭





日本在地理上的封闭和孤立，造就了“幕府”这样的政治怪胎。然而一旦有外力挑战这种封闭和孤立，幕府立刻会显示出它在国家法理上的尴尬。1274和1281年，元朝两次来袭，镰仓幕府虽然最终击退了元军，却死在了战争带来的后遗症上。


幕府并没有“国家军队”的概念，遇到战事，幕府将军对御家人下动员令，后者就会以家族为单位来参加战斗。然而这些部队只听命于自己的族长，而不听命于幕府将军，没有统一的编制和指挥，也没有统一的后勤。打起仗来，幕府是不管饭的，武器，铠甲，战马等，一律由武士自筹。这些东西贵的要死，打败了就等于破产，所以所有的武士都眼巴巴的等着打赢了论功行赏，瓜分敌人的土地，拆了东墙补西墙。大概从这个时候开始，日本人就有了打仗不要后勤的毛病，所以到了二战时，大家还会看到很多如“英帕尔战役”这样蠢得出奇的战例。


这样的军队，能打得赢元军才有鬼，所以元军不是被打败的，而是被台风吹跑的。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这些破产的武士拿着账单找上门来：“哪位老大买单啊”？这个时候幕府头痛了，你总不能拿元朝的土地来赏人吧？


有同学会说，赏不了土地，那就赏点钱呗，不好意思，没钱。

不是说镰仓幕府抠门，而是自从使用中国铜钱的平氏被消灭以来，日本根本就没有“货币”这一说，这是日本人讨厌国家所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有同学又说了，那就赏个官做呗。官你妹，官职在公家手里捏着呢。日本政治的特点是，有官职，无朝廷。就算给你官做，也是个空名。

要地没地，要钱没钱，站在当时幕府的角度，你可以想象这个事情有多尴尬。我觉得当时的幕府执政北条氏肯定有这样的想法：“清盛哥，回来吧，我们错了！”

接下来，日本历史上第一大书呆子，后醍醐天皇登场了。





镰仓时代时，中国的朱子学传入日本。有好几代天皇都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包括后醍醐天皇和他的父亲花园天皇。这两个人都能熟读各种中国典籍，而且都能写一手漂亮的汉字。受朱子学的影响，后醍醐天皇对中国式的王道有着极其狂热的热情，他认为天皇才是日本的君主，天皇是君，幕府是臣，天有二日，岂有此理。1331年，后醍醐发动讨幕诏书，许多愤愤不平的破产武士应诏而来，墙倒众人推，两年后镰仓幕府被推翻，后醍醐天皇王政复古，史称建武新政。

作为一个被中国式王道洗了脑的浪漫主义者，后醍醐天皇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些破产的御家人跟着他两把菜刀闹革命的原因，而是一心想要恢复中央集权，回到大化改新时的日本。如此反动的思想自然是不受日本人民欢迎的，于是1336年，倒幕的代表人物足利尊氏逼迫后醍醐退位，扶持另一个皇室分支的光明天皇上位，建立了新的幕府，这就是室町幕府。到这里，日本历史本该告一段落了，但本着唐吉可德式的骑士精神，后醍醐天皇带着皇室的三神器逃出京都，在日本天皇的老家奈良另立朝廷，幕府一日不除，本王一日不还朝，于是日本很无奈的分裂为两个朝代，这就是南北朝时代。

因为后醍醐天皇三番五次的瞎折腾，想要“建立国家”，日本人非常不喜欢他，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天狗。所谓天狗，就是精力充沛，傲慢无礼，惹是生非的意思。


蒙古来袭，是日本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事件。它打破了日本地理上的封闭和孤立，使得日本人第一次自下而上的形成了“国家”的概念。在此之前，日本人只知有家，而不知有国，在此之后，日本人第一次产生了“日本人”的民族自觉。元军两次来袭，却两次被台风消灭，日本人认为这是神灵在保佑，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日本是神国的国家观念。经过后醍醐天皇这么一闹，当时出现了一本肯定皇室大义名分的书，这就是后醍醐天皇的亲信，北畠亲房写的《神皇正统记》。它的核心思想，日本是神国，天皇是神的后裔。身处当时南北朝的乱世，北畠亲房的言下之意很简单，那就是幕府当然应该听天皇的。

《神皇正统记》被认为是二战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源头，我认为这是个有点让人无奈的话题，因为北畠亲房是忠实的朱子学信徒，《神皇正统记》正是以朱子学为指导思想，以朱熹的《通鉴纲目》为模本，只是披了一层神道的外衣而已。我个人的看法是，当日本想要在“国家”的形态下行动和思考时，它只能从中国这里借来和“国家”有关的概念。当日本人试图这样去做的时候，一定会回到“天皇”这个概念，这是日本不成型的国家伦理中唯一可以被抓住的东西。在此后的日本历史中，大家还会看到一些换汤不换药的例子，比如说平田笃胤，明治宪法，三岛由纪夫。



在东京都千代田区皇居东御苑内的三之丸尚藏馆，有一副镰仓时代的，以日本抗击元军为主题的卷轴画，这就是日本国宝---《蒙古袭来绘词》。上世纪70年代，中国引进了一部叫做《啊，海军》的日本电影，里面有一首很好听的，叫做《元寇》的歌。一直到二战后期，美军轰炸日本本土时，日本人仍然在唱这首歌。

南北朝


在我查阅资料的过程中，我发现不止一个日本学者，抱有同样的观点，那就是日本真正的历史是从15世纪的战国时代开始的，之前的历史不看也罢。最后我终于意识到，日本学者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观点，是因为日本人讨厌南北朝和室町时代。







从1963年起，日本NHK电视台每年都会拍摄一部电视连续剧，以真实的日本历史作为题材，制作精美，考证严谨，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大河剧。大河剧到今天为止一共拍了55部，我们统计一下，以日本战国时代为分界线，战国时代之后的大河剧有47部，之前的大河剧只有8部，可见日本学者的看法确实是有道理的。有同学会说，那《源义经》怎么拍过两次，他可是平安时代的人，原因很简单，他是大帅哥。

从镰仓时代到战国时代，中间有282年的时间跨度，前后经历了镰仓和室町两个幕府，中间还夹杂着一个分裂的南北朝时代。日本人不爱看这段历史是有原因的，因为它完全颠覆了后来日本人温文尔雅的形象。兄弟反目，父子相残，朝秦慕楚，尔虞我诈，这些看似不应该发生在日本人身上的事情，却总是频繁的出现在这个时间段。


一定要我说的话，这是因为当时日本人的“国家”没有死透造成的。


大化改新时，日本人全面模仿唐朝，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律令制国家。中国的中央集权是建立在社会原子化的前提之上的，具体的做法是分家令和诸子析产；大化改新时，日本有样学样，以国家力量拆散氏族，靠的也是分家令和诸子析产。


在当时武士的氏族中，家长的职位由嫡长子继承，而土地和财产则是诸子析产，这样就导致了一个中国人非常熟悉的问题---内斗。

诸子析产，是国家本位的思想下，大一统中央集权的产物。它的目的是拆散氏族，把大家庭拆成小家庭，使其便于国家动员。这个时候，日本人从没有个人利益概念的“一族”中分化出来，变成了相互对立，各自为战的一盘散沙。所以室町时代到南北朝，在日本是一段很难看的历史。


自商鞅变法以来，中国社会的继承法则就一直是诸子析产。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人的国家容不得任何中间社会组织的存在，你想不诸子析产都不行；另外一方面，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随时可以用土地来消化人口的国家。实在到了人口过剩，无法再分的时候，就以暴力革命的形式消耗掉多余的人口，然后重新开机，继续运行帝国程序，周而复始。


日本有一个很要命的问题，这就是人多地少。诸子析产执行到三代以上，就一定出现破产问题。镰仓幕府成立不到一百年，日本就已经出现了大量的破产武士，后醍醐天皇倒幕成功，本质上，只是这些破产武士想要混口饭吃而已。

源赖朝建立镰仓幕府时，日本本来已经完成了“反国家”，达成了从国家到氏族的反向进化。蒙古袭来，把镰仓幕府摆在了一个很尴尬的位置上，这就是幕府必须以“氏族”的形态，做出“国防”的反应。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当时出现了很多诸如战后安置之类的后遗症。在镰仓幕府的氏族体制之下，这些后遗症无法被消化，于是以书呆子后醍醐同学为代表，“国家”出来诈了一次尸，之后留下了一堆烂摊子。

足利义满



最终收拾这个烂摊子的，是室町幕府的三代将军足利义满。






足利义满才11岁，就成为了当时的三代将军。他面临的政治现实是---日本分裂成了两个国家，幕府将军权威旁落，守护大名割据自重，武士家族内斗不断。在这个连你亲爹都信不过的时代，要想活下去，就要把权力抓在自己手里。很不幸的，这使得他成为了日本历史上最不被待见的人物，没有之一。日本人不待见他到什么程度，那就是你绝对不会看到跟他有关的电视剧。


1379年7月25日，足利义满21岁时，受封北朝的右近卫大将。在受封的仪式上，天皇直接赐酒给足利义满，称“天杯”，在日本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武士享受过这样的待遇。

当时的时代大背景是，南北朝内乱，公家连吃饭都成问题。为了活下去，北朝希望拉拢足利义满以为己用，于是足利义满一路官运恒通，从右近卫大将做到权大纳言，之后升内大臣，左大臣，太政大臣，受封“准三宫”（享受皇后，太后，太皇太后的待遇），时势造英雄，他很轻松的就超越了平清盛和源赖朝，成为了公家和武家的双重领袖。

1391年，拥有11个领国的山名氏内乱，分家的山名满幸向足利义满告发本家谋反。有了出兵的大义名分，足利义满立刻灭了山名氏的本家，但之后他又以侵吞朝廷庄园的名义，剥夺了山名满幸的守护之职，令其到京都谢罪，山名满幸大怒，起兵反抗，这正中足利义满下怀，最终山名满幸战败被杀，山名氏的11个领国被削减到了3个。

以同样的手段，足利义满不断的介入各个武士家族的内乱，扶一个，打一个，最后就剩他自己。他以公家的权威控制武家，以武家的财富左右公家，左右逢源，老练的玩弄着权术，成为了当时的日本最强大的人物。


1392年，作为中间人，足利义满在京都的大觉寺主持了南北朝统一的谈判。以两家天皇交替即位的方式，南朝的后龟山天皇交出了三神器，结束了日本历史上最大的内乱。


自源平之战以来，日本的政治版图三分，公家，武家，寺社，三足鼎立。1394年，为了控制寺社的势力，足利义满出家，法号道义。这个时候，他集公家，武家，寺社的权威于一身，实际上已经等同于日本的“国王”。接下来他做了一件极有政治胆略的事情，他向当时的明成祖朱棣写信，在信中他自称“日本国王源道义”，信件开头便称“大明皇帝陛下”，并用了“我是日本国王，亦是陛下的臣子”这样的句子，向明朝称臣，请求和中国进行勘合贸易。在这个时候，中日断交已经有500年的时间了。


由此，中国的铜钱，书籍和茶器大量流入日本。由于中国铜钱的流入，继平清盛之后，日本再次出现了货币经济，以及发达的商业和手工业。宫崎骏的《幽灵公主》，正是以这个时代作为背景的故事，而在幽灵公主的故事中，幻姬一族伐木，炼铁，制造枪支，在城镇中人们互市贸易，正是室町时代日本社会的真实写照。

足利义满可以说是室町时代的小泽一郎，他有魄力有手段，而且具有日本人身上很罕见的国家视野。在南北朝的乱世，他挺身而出，以政治强人的姿态统一了日本；他跳出了日本人的岛国视野，以轻虚名而务实利的姿态，和中国建立了贸易关系，这在当时是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的。足利义满因此在后来一直背着僭越的罪名，日本天皇怎么能做中国皇帝的臣子呢？


足利义满大力扶持禅宗，建立了官寺制度；他资助艺人世阿弥，观阿弥父子，奠定了后来能乐的形态；从中国传来的书籍，造成了儒学在日本的兴盛；从中国流入的茶器，刺激了日本茶道的发展。这些从中国传入的文化和技术，深远的影响了后世的日本文化。

日本学者司马辽太郎认为，日本人的美学观念，形成于室町幕府时代。然而，这种美学观念的成型，和足利义满的“国家化”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足利义满行国家之道，把国家背后的文化和技术带到日本，后来的日本会是什么样子，是一个谁也说不清楚的问题。

足利义满的事迹，如果用中国人熟悉的字体来写的话，应该是这样的：“南北朝末年，天下大乱，军阀割据，民不聊生；足利义满将军，受任于危难之际，运筹演谋，除暴安良，平定四极，天下一统。广开贸易，泽及百姓…..”blablabla。


然而对于这样一个怎么看都是有为之君的人物，日本人却给予了最大程度的恶意。在日本历来的民意调查中，足利义满一直是当仁不让的，日本人最讨厌的历史人物第一名。日本人认为他是“恶役，野心家，心眼多，靠不住，讨厌死了”。许多年以后，日本人拍了一部动画片来黑足利义满，这就是70后，80后的启蒙动画之一，《聪明的一休》。


喜欢看《聪明的一休》的同学，应该早就察觉了日本人的这种观念---凡是有权力的人都是讨厌的，比如足利义满和橘梗店老板；日本人喜欢的，是小叶子和一休这样以家庭伦理来刻画的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