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史》与岳飞相关战事的错谬失实记述与讹传，《宋史》《金史》成书过程
楼主：民族英雄岳飞
时间：2020-02-23 20:45:28
《金史》与岳飞相关战事的错谬失实记述与讹传，《宋史》《金史》成书过程
元朝至正三年（1343年）三月，经右丞相脱脱、平章也先帖木儿、铁睦尔达世、右丞太平、参议长仙、郎中孛里不花、员外郎老老等人奏请，元顺帝下诏修辽、宋、 史，以中书右丞相脱脱为都总裁官、中书平章政事铁木儿塔识、中书右丞太平、御史中丞张起岩、翰林学士吕思诚、翰林侍讲学士揭傒斯等人为总裁官，并遴选了一大批史官正式开局。显然，修撰辽、宋、 史的都总裁官都是元朝丞相脱脱（蒙古族），同时不论是《宋史》，还是《金史》和《辽史》，其编写者都是多民族的混合班子。这与前朝修史有些区别。
《宋史》自元朝至正三年（1343年）四月开始编撰，至正五年（1345年）十月正式脱稿，前后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宋史》的主要撰修者除包括张起岩、揭傒斯、李好文等七名总裁官外，还有史官斡玉伦徒、泰不华、危素、于文传、贡师道、余阙、贾鲁等23人。显然，《宋史》的编者既有汉人，也有蒙古人和色目人，这是一个多民族的混合班子。
《金史》自元朝至正四年（1344年）四月开始编写，至正五年十月完成的，用了一年半的时间。辽、金、宋三史的都总裁官是脱脱，《金史》的编者则包括总裁官铁睦尔达世、贺惟一（太平）、张起岩、揭傒斯、欧阳玄、李好文、杨宗瑞、王沂等人，以及纂修官沙刺班、王理、伯颜、赵时敏、费著、商企翁等人。显然，《金史》的编者既有汉人，也有蒙古人和女真人，这也是一个多民族的混合班子。
众所周知，古代为前朝编写正史，首先要参照该朝史官的记述及政府所保存的各种文档。当然留存下来的野史、私史、以及其他记载也会参考，但如果与官方档案、官修史书不相一致，一般不会采用它们。宋朝和金国的官修史书在南宋、金国灭亡之后，多数被元朝政府完整地接收下来了。元朝史官在为宋朝、金国修史时，又进行了一些采访、搜集工作，得到了不少笔记、文集等。《宋史》以及《金史》便是在这大量史料的基础上修纂而成的。
《宋史》是元朝史官在宋代官修史书的基础上稍加排次整理修订而成，《宋史》的主要史料来源是宋代的国史、实录、日历等宋朝史官的原始记述。
《金史》则是元朝史官在金国官修史书的基础上整理修订而成，《金史》中的记述基本来源于原金国史官所撰写的金国的国史、实录，以及元好问、刘祁、王鄂等金国遗老文人所收集整理的资料。
虽然《宋史》和《金史》的编者都是多民族的混合班子，但《宋史》的编者以南宋遗民为主，《金史》的编者则以金国遗民为主。同时，辽、金、宋三史的审核权掌握在蒙古史官手中，而最终决定权则掌握在元朝最高统治者手中。
事实上，元朝史官编写辽、宋、 史，遵循着一条重要原则，即凡是对蒙古不利或说蒙古坏话的记载，就一律予以删削或篡改。
现代史家的研究已经证明，与辽国不时发生战争的阻卜即是蒙古。而金国吞灭辽国后，也接收了来自蒙古的边患。金国与北方的蒙古各部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并且蒙古边患的威胁日益加剧。金国官史中原先有不少关于金国与鞑靼（即蒙古）的战争记录，但是却遭到元朝史官的删削。尽管在元朝史官编修的《金史》中，关于金国早期与蒙古各部的战争的记述已涂被抹得相当干净，但仍有蛛丝马迹可寻。南宋使臣楼钥的《北行日录》也反映了金世宗大定九、十年间，金国正在对蒙古用兵，金军对蒙古的杀掠和破坏势不可免，却因元朝史官的删削而无文字记录传世。金国最后就是亡于蒙古与南宋的联军。
编修《宋史》时，元朝史官对宋朝官史中有关宋元战争的记录，也大肆删削，隐讳了不少蒙古军失利战败的史实。例如，《宋史》卷412《杜杲传》中删削了蒙古军在安丰军与庐州等地战败的记录，而南宋抗元名将王坚竟然在《宋史》中无传。
在编撰辽、宋、 史的过程中，元朝史官曾经大量删削篡改对蒙古不利或说蒙古坏话的记载。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得出，在由蒙古人作为统治者的元朝，虽然没有像后世的满清统治者那样大兴文字狱，但是在文化舆论方面还是存在管制政策的。尤其是在元朝官方主持修订的史书中，蒙古人的管制监督作用表现得尤其突出。
同那些与辽国相关资料比起来，与金国相关的文献资料保存下来的要多得多，而且很完整。同时，很多对金国忠心耿耿的金国遗老文人们曾经得到元朝官方的重视，而且他们十分注意搜集与金国相关的文献资料。例如，金国遗老文人元好问、刘祁、王鄂等人就收集整理了很多与金国相关的文献资料，并被元朝史官大量照搬照抄。
元朝末年修《金史》，实际上是在前人工作基础上的进一步加工整理。元朝史官修《金史》，既有金国的实录、国史为根据，又有金国遗老王鄂等人的搜集、补充，还有刘祁、元好问等金国遗老文人的著作可直接资以参证，元朝史官编写《金史》的参考资料比编写《辽史》的参考资料要丰富全面得多。同时，与金国相关的那些资料又经过金国遗民文人的加工整理，故《金史》编者易于着手，这与《宋史》编者面对一大堆数量庞大、毫无整理的原始材料又不一样。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元人之于此书（《金史》），经营已久，与宋、辽二史仓促成书者不一样，所以本书首尾完备、条例整齐、简约而无疏漏、周赡而不繁芜。”
事实上，尽管《金史》优点突出、文笔老练，但是其中所存在的问题和谬误其实也很多。例如，《金史》中经常出现叙事张冠李戴，年代顺序颠倒错乱、人名地名不统一，记事过于简略，人物事件因果关系的颠倒错乱等问题。此外，《金史》本纪与列传之间、列传与列传之间的记载普遍存在许多相互矛盾的抵牾之处，等等。
清代学者施国祁花了20多年时间，仔细研读《金史》十几遍，并与其他相关历史文献互相参校，写成《金史详校》10卷，订正了《金史》中的不少史实错误，施国祁经过“辨体裁，考事实，订字句”，共发现《金史》中的错讹不实、颠倒混乱的记述约有四千多条！
由于《金史》主要是元朝史官在金国官修史书的基础上整理修订而成，《金史》中的记述基本出自金国史官所撰写的金国国史、实录，其中的很多记述直接照搬照抄元好问、刘祁、王鄂等金国遗老文人所收集整理的文献资料。同时，金国遗老文人文笔老练，心系故国，他们为金国皇帝、王公大臣歌功颂德的写法在《金史》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故《金史》不乏讳败扬胜之记载。
此外，元人修《金史》时带着偏见引用原始资料。编写《金史》的那些元朝史官几乎不加考证地大量照搬照抄金国官史和金国遗老文人的著述，而对于某些熟悉金国情况的宋人以及某些投靠南宋的金国学者的著述，则既不引用，也不加以参考比对。
元人修《金史》时曾说“凡《丛言》、《松漠纪闻》、张隶《金国志》等书皆无足取”，此语其实包含很多偏见和片面性。事实上，元人所谓“无足取”的那些文献资料其实具有相当高的原始史料价值。例如，南宋使臣洪皓出使金国时被金国扣留，在金国呆了十五年，《松漠纪闻》就是洪皓根据他自己在金国十五年的所见所闻著成，较为全面地反映了金国的历史、政治风俗人情以及很多历史事件，翔实可信，《金史》编者却一概无视。再如张隶原为金国人，宋孝宗年间，张隶归宋，张隶长期生活在金国，对金国的历史、地理、军事等各种情况十分熟悉，张隶的《金国志》具有相当高的可信度，但是编写《金史》的那些元朝史官却带着偏见，完全无视张隶的《金国志》。这些肯定会造成《金史》取材的片面性，进而降低《金史》记述的客观性，影响《金史》的可信度。
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金史》之中不乏美化金国统治者、为尊者讳、歌功颂德之处，也不乏为金国军队讳败扬胜之处。
历代史学家早已指出，《金史》列传刻意地去给那些打了败仗的金国将帅避讳，以致《金史》的列传与列传之间的记载经常出现彼此矛盾抵牾。例如，金国末年，金宣宗再次发动侵宋战争，任命牙吾塔为金军统帅，《金史》中的《牙吾塔传》叙述牙吾塔战功卓著、所向无敌，但是《金史》中的《冯璧传》却记载宋军坚壁不出，牙吾塔“军士疲乏，饿死相望”，由此可知《金史》中的牙吾塔本传故意掩饰金军统帅牙吾塔的败绩，欲盖弥彰。
《金史》记事经常避重就轻、为尊者讳，甚至刻意隐瞒金国军队的败绩，片面地夸大金将的战绩，这些在《金史》卷77《宗弼传》关于1140年宋金战事的描述中有很明显的体现。
关于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发生在宋金两国之间的那场全面战争，《金史》卷77《宗弼传》避而不提金军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吃了败仗，仅仅用几句话就轻描淡写地将那场持续了三个多月的全面战争一笔带过。然而《宋史》以及其他史料对于宋金两国在1140年发生的那场战争却有着清晰详实的记录描述。
清朝著名史学家赵翼在他所著《二十二史札记》(清代三大史学名著之一)中有一节叫做《宋金用兵需参观二史》，专门论述宋金“两国交兵，国史所载，大抵各夸胜而讳败”。赵翼指出：要了解宋金战事，必须参照《宋史》和《金史》两书所载，进行全面考辨分析才可以还原真实的历史，他举了许多例子说明此点。赵翼还认为“若徒据一史，必不能得其真也”，故任意肯定一个、否定一个，是不公正、不客观的。
根据《宋史》中的大量记载可知，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破坏和议，率兵南下攻宋，首先侵占了南宋没有派兵驻防的中原地区，随后大举南下，但是却在顺昌（今安徽阜阳）被刘锜击败。接着，岳飞、韩世忠、张俊三大将连袂进军，把战线从淮河沿线推到黄淮之间，其中以岳飞取得的胜利最辉煌，《宋史》对此有清楚的记述。
但是《金史》卷77《宗弼传》却避而不提金国军队吃了败仗，只说“（兀术）自率取亳州及顺昌府、嵩、汝等州，相次皆下，时暑，还军于汴。岳飞等军皆退去”，用短短几句话轻描淡写地把在宋金两国之间持续了三个多月的一场全面战争一笔带过。仅仅依据《金史》的这点记述就能说宋朝三大将的战绩都是宋人捏造吗？当然不能！
关于发生在公元1140年的那场持续了三个多月的宋金全面战争，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在其所著的《二十二史札记》《宋金用兵需参观二史》一节中考证如下：“金天眷三年（宋绍兴十年）宗弼再取河南地，《金史》本纪但书：五月河南平，六月陕西平，《金史 宗弼传》亦不书战败之事。然是年六月以后，宋刘锜有顺昌之捷，岳飞有郾城、朱仙镇之捷，韩世忠有淮阳之捷，张俊有永城、亳州之捷，王德有宿州之捷，《金史》皆不书。或疑《宋史》各传特自为夸大之词而非实事，然《金史 宗弼传》谓是时宋将岳飞、韩世忠等分据河南州郡，复出兵涉河东，驻岚、石、保德之境，以相牵制，又《金史 阿鲁补传》谓宋将岳飞、刘光世等果乘间袭取许、颖、陈三州，旁郡皆响应，则《宋史 岳飞传》所云克复京西州郡、并遣梁兴会太行忠义及两河豪杰，累战皆捷者，必非虚语！”
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之时，南宋使臣洪皓正被金国扣留，“距金主所都仅百里”。洪皓在《使金上母书》中写道：『顺昌之败，岳帅之来，此间震恐』(《鄱阳集拾遗·使金上母书》)。如果“直捣黄龙”中的黄龙府指的是金军的老巢，那么这个地方已经提前感受到了震惊和恐慌。岳飞郾城大捷的胜利是空前的，当时的南宋朝廷还曾在奖谕诏中对郾城大捷的意义作出了极高的评价。南宋朝廷关于郾城大捷的奖谕诏，即《奖谕武胜定国军节度使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郾城胜捷仍降犒赏诏》：“敕岳飞：自羯胡入寇，今十五年，我师临阵，何啻百战，曾未闻远以孤军，当兹巨孽，抗犬羊并集之众，于平原旷野之中，如今日之用命者也。盖卿忠义贯于神明，威惠孚于士卒，暨尔在行之旅，咸怀克敌之心，陷阵摧坚，计不反顾，鏖斗屡合，丑类败奔。念兹锋镝之交，重有伤夷之苦。俾尔至此，时予之辜！惟虏势之已穷，而吾军之方振，尚效功名之志，亟闻殄灭之期。载想忠勤，弥深嘉叹。降关子钱二十万贯，犒赏战士。故兹奖谕，想宜知悉。”(参见《鄂国金佗稡编》卷4，或《新安文献志》卷2)
根据赵翼的考证，《金史》卷77《宗弼传》中的“宋将岳飞、韩世忠分据河南州郡”及“宋将岳飞乘间袭取许、颖、陈三州，旁郡皆响应”等记载就已经足够印证《宋史》中所记载的三大将北伐的胜捷，特别是印证了《宋史》卷365《岳飞传》中岳飞取得颖昌大捷之后，派人联络太行山义军及两河豪杰，得到响应的记载。在这种有利的条件下，岳飞发出豪言壮语，说：“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是非常正常的事。所以，《宋史》卷365《岳飞传》中的这段记载“绝非虚语”，这是赵翼得出的结论。
可以看出，因为金军统帅完颜宗弼（兀术）打了大败仗，修《金史》的人脸皮再厚，也最多只能轻描淡写、语焉不详，而不能颠倒是非。
很显然，《金史》中关于宋金战事的记述，因为对金国军队败绩的隐瞒和对金将战绩的片面夸大而失实。而《金史》对于1140年宋金战事的叙述更是避重就轻、欲盖弥彰，轻描淡写、一带而过，以致自相矛盾、错漏百出。
事实上，岳飞战功卓著，声名显赫，岳家军作为一支战斗力极强的劲旅同样威震南北，其本身就具有极大的品牌效应，金人曾经惊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在岳飞生前，北方很多抗金义军都接受岳飞的节制，处在北方沦陷区的抗金义军和农民起义军都喜欢打着岳家军的旗号来给自己助威壮胆，吓唬金兵。岳飞也支持这种可以使金军感到草木皆兵的做法。有时候，金兵在其占领区击败了一些打着“岳飞”旗号的抗金义军和农民起义军，就误以为击败的是岳家军。但实际上，这些军队根本就不属于正规军建制，更不是岳飞直接指挥的岳家军。（备注：绍兴十年，岳家军的正式军号是行营后护军。“岳家军”的说法其实只是南宋民间对岳飞部队的口头亲切叫法，而不是岳飞军队的正式军号）
在岳飞生前，金军中流传着一句关于岳飞的著名评语：『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岳飞遇害后不久，绍兴十二年（1142年）八月，金国使者刘祹评价岳飞：『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飞，所至纪律甚严，秋毫无所犯。所谓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为我擒。如飞者，无亦江南之范增乎! 』(《说郛》卷18叶寘《坦斋笔衡》，以及赵葵《行营杂录>》)
在岳飞遇害二十年之后，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国皇帝完颜亮再次发起攻宋战争，当时金军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岳飞不死，大金灭矣！”（《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记载：『逆亮南寇，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
在岳飞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国皇帝在诏书中则直接承认了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金国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南宋开禧二年），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写到：『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金史》卷98《完颜纲传》)
《金史》中有好几处关于岳飞的失实、错谬记载，或出于金军的错觉，误以为南宋北伐之师都是岳家军，或因北方义军假借岳家军的声威，打着岳飞的旗号，起而抗金。这些都可以反映岳家军的影响之巨。而根据《金史》中某些张冠李戴、草木皆兵的失实记载，还可以推知在南宋诸将中，岳飞才是金军最看重的敌人。例如，《金史》卷84《完颜昂传》误以为“岳飞以兵十万来攻东平”；《金史》卷66《宗秀传》误以为“岳飞驻军于亳、宿之间”；《金史》卷68《阿鲁补传》误以为“岳飞进军归德府”；《金史》卷77《宗弼传》误以为“岳飞复出兵到河东”。事实上，在宿州、亳州以及归德府（即今商丘）一带与金国将领宗秀、阿鲁补作战的宋军其实是张俊、王德、杨沂中所部，而完颜昂在东平、邳州一带所对付的其实是山东本地的农民起义军，岳家军从来都没有到过那些地方，更谈不上在那些地方和金国军队打仗。(参见美国亚历桑那大学教授陶晋生论文《岳飞与完颜宗弼》)
此外，金国建立初期，还没有形成中央集权制，南侵中原的金军诸将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他们不必不断地向远在黑龙江的金国皇帝报告战况。所以，当时金国将帅不愿上报的战役过程就可能没有留下档案，进而不能在金国遗民所编的金国国史以及根据金国国史改编的《金史》中留下记录，而《金史》记录的则多是金国将帅愿意上报的那些战报。对于金国统治者而言，击败宋朝王牌岳家军当然要比镇压金国占领区内的北方义军或农民起义军的功劳大得多，于是金国的这些将领与宋军作战获胜时，就经常张冠李戴地把与自己作战的宋军说成是岳飞的军队，以显示战果非凡， 进而以邀功请赏。当然，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岳飞和岳家军确实威名远播，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金国将领为了夸大自己的战功而纷纷张冠李戴地把自己击败的宋军说成是岳飞的军队。
然而，当代的某些不学无术的“砖家”们却道听途说，胡说什么“岳飞也不是百战百胜，《金史》就多次记载他打败仗！”事实上，当代的某些不学无术的“砖家”所谓“岳飞也不是百战百胜，《金史》就多次记载他打败仗”，其实是金军击败了一些农民起义军以及其他各路宋军，却张冠李戴、草木皆兵，误以为击败的是岳家军。
《金史》中所谓的“击败岳飞”的记载共有5处。其中，《金史》卷81《王伯龙传》的记载发生在岳飞独立成军之前，当时岳飞只是随军偏将，没有独立指挥权；《金史》卷82《仆散浑坦传》的记载则是金军侦查小分队袭击宋军的运粮队，运粮队成员大多是民夫；至于《金史》卷66《宗秀传》、《金史》卷68《阿鲁补传》、《金史》卷84《完颜昂传》中关于岳飞的描述，则完全是张冠李戴、草木皆兵的讹传与错谬失实记载。下面逐个加以澄清：
《金史》卷81《王伯龙传》中记载“军渡采石，击败岳飞、刘立、路尚等兵，获刍粮数百万计”。这件事情发生在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秋，岳飞当时还没有独立成军，只是宋军统帅杜充手下的一名普通的统制（大约相当于现代军队中的团长）。当时岳飞作为偏将，奉命与其他十六员偏将一起随都统制陈淬前去迎敌，对整个战役没有独立指挥权，只能听从上司的指挥。
这场战事的详细经过是这样的：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秋，金国大将完颜宗弼(兀术)率领金军渡江攻宋，侵犯江南地区。得到金兵渡江的紧急战报之时，负责长江防务的宋军统帅杜充手下尚有六万兵力，杜充慌忙命令都统制陈淬率领统制岳飞、戚方、刘立、路尚、刘纲等十七员部将，统兵两万赶往马家渡迎战，又命王燮指挥一万三千兵马策应。
金军有二十艘大舰船，每次可载一千人渡江。待陈淬率军抵达马家渡时，金将鹘卢补、当海、迪虎的部队都已渡江，金国军队兵势甚盛。陈淬所统率的二万原东京留守司军也保留了宗泽统兵时的战斗作风，勇敢地与金军搏战。岳飞所率的右军更是争先奋击，同金国汉军万夫长王伯龙部对阵厮杀。当时其它各路宋军与金兵交锋时往往一触即溃，或不战而溃，惟独原东京留守司军还是继承了能打硬仗的传统，居然与金国主力部队激战了十多个回合，也未分胜负。
正当宋金两军激烈混战之际，不料宋军大将王燮突然率部逃跑，这立即影响到整体战局，剩下的宋军顿时军心动摇，方寸大乱，金军于是得以乘机击溃宋军。北宋亡国时，陈淬的妻儿八人被金军杀害。国恨家仇，使陈淬义无反顾。陈淬兵穷势尽，仍不后退，他大骂金人，显利刃搠胸，至死神色不变。
在主将陈淬战死，其他各路宋军“鸟奔鼠窜”的严峻形势下，岳飞仍然率部孤军奋战。直至天色昏黑，岳飞方才整军退守建康城(今江苏南京)东北的钟山。
不久，宋军统帅杜充投降金人，南宋小朝廷飘样出海，去向不明，原宋军的很多将士也就转变成了以掳掠为生的盗匪军贼。各种各样的坏消息，使军心浮动，将士们深感前途渺茫。军粮也开始短缺。岳飞部下有的军士开始逃往其他各军，有的甚至情愿去当盗匪。某些原江、淮宣抚司的散兵游勇，甚至派人前来，准备约岳飞为首领，一起去投降金人。
面对主帅杜充投敌、宋军士卒溃散、金兵肆虐江南、百姓惶惶呼救的乱局，岳飞必须当机立断。 岳飞召集全体将士，接着慷慨陈词说：“我辈荷国厚恩，当以忠义报国，立功名，书竹帛，死且不朽。若降而为虏，溃而为盗，偷生苟活，身死名灭，岂计之得耶！建康，江左形胜之地，使胡虏盗据，何以立国！今日之事，有死无二，辄出此门者斩！”
岳飞慷慨的言词，激昂的音容，使将士们都感泣起来，大家钦佩岳飞忠义爱国、勇武绝伦，纷纷表示愿意跟随岳飞抗战到底。
《宋史》卷365《岳飞传》记载：“时命充守建康，金人与成合寇乌江，充闭门不出。飞泣谏请视师，充竟不出。金人遂由马家渡渡江，充遣飞等迎战，王燮先遁，诸将皆溃，独飞力战。会充已降金，诸将多行剽掠，惟飞军秋毫无所犯。” 根据《宋史》卷365《岳飞传》的记载可知，“金人遂由马家渡渡江，充遣飞等迎战，王燮先遁，诸将皆溃”，岳飞当时只是一员偏将，并非是这场战役的指挥官，这场战役的失败并不是岳飞的责任，而是因为宋将王燮突然率部逃跑，致使剩下的宋军军心动摇，在主将陈淬战死，其他宋将全都率部“鸟奔鼠窜”的严峻形势下，岳飞仍然率部坚持战斗，直至天色昏黑，岳飞方才整军退守建康城（今江苏南京）东北的钟山。
马家渡战役期间，岳飞当时只是偏将，还没有独立成军，在战场上要听从主将指挥，所部实力还不壮大，面对金军优势兵力的强大攻势，在宋军诸将皆溃的情况下，岳飞一支孤军还能坚持在奋战之后整军撤出战场，之后全军退守钟山，这些说明了什么？这说明岳飞所部的损失并不大，士气未散。
建炎四年(1130年)二月，岳飞率军进驻宜兴县，将兵营屯扎在县城西南的张褚镇。接着，岳飞率部接连击败并收编了盘踞当地的几支军贼土匪队伍，还接连挫败金军。同时，岳飞严明军纪，严禁部下骚扰当地百姓。
在那降官如毛、溃兵似潮的逆流中，岳飞卓尔不群，以必胜的信念，顽强的毅力和恰当的措置，发展和壮大了自己的队伍。这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统制开始担任主将，他按照自己的意图和风范，塑造一支抗金劲旅。后来，广大人民群众称这支雄师为“岳家军”。此时，“岳家军”初具雏形。岳家军当时尚不是一支大部队，暂时无力扭转乾坤；但在江南的抗金战场上，岳家军已不愧为抗金的中流砥柱。
在那内祸外患交迫的艰难乱世，广大民众的生命财产朝不保夕。宜兴县居然进驻了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岳家军，不仅担负其保境安民的重任，而且对民间秋毫无犯。宜兴人民为此喜出望外，交相称誉。甚至很多外地人也争先恐后地移居宜兴避难。宜兴百姓用朴素的语言称颂岳飞，说：『父母生我也易，公之保我也难。』
建炎四年(1130年)，宜兴百姓感激岳飞的恩德，他们主动出资为时年28岁的爱国将领岳飞建造了生祠。宜兴（今江苏宜兴）的岳飞生祠有八百八十多年的历史渊源，应该是历史上人们为岳飞建造的第一座祠庙。
宜兴百姓自发地为岳飞建造生祠，还要将岳飞画像“摹刻于石，庶广其传”，“图像于家”，挂在家里让老少早晚瞻仰敬奉，以表达父老百姓的感激之情。宜兴百姓简直将岳飞尊奉为神人，这在中国古代史上是少见其例的。古代的祠庙主要用于尊崇先贤、祖宗，以至神仙鬼怪之类，为活人营建生祠，乃属特例。
《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记载：『充(杜充)后守健康，叛归虏。诸将扈成、戚方皆反，惟飞(岳飞)全一军，屯于宜兴县。时常州吏民避狄，居县中者甚众，赖飞而全。』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1记载：『(建炎四年四月丙辰)江、淮宣抚司右军统制岳飞自广德军移屯宜兴县。杜充之败也，其将士溃去，多行剽略。独飞严戢所部，不扰居民，士大夫避寇者皆赖以免，故时誉翕然归之。』
元朝至正三年（1343年）三月，经右丞相脱脱、平章也先帖木儿、铁睦尔达世、右丞太平、参议长仙、郎中孛里不花、员外郎老老等人奏请，元顺帝下诏修辽、宋、 史，以中书右丞相脱脱为都总裁官、中书平章政事铁木儿塔识、中书右丞太平、御史中丞张起岩、翰林学士吕思诚、翰林侍讲学士揭傒斯等人为总裁官，并遴选了一大批史官正式开局。显然，修撰辽、宋、 史的都总裁官都是元朝丞相脱脱（蒙古族），同时不论是《宋史》，还是《金史》和《辽史》，其编写者都是多民族的混合班子。这与前朝修史有些区别。
《宋史》自元朝至正三年（1343年）四月开始编撰，至正五年（1345年）十月正式脱稿，前后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宋史》的主要撰修者除包括张起岩、揭傒斯、李好文等七名总裁官外，还有史官斡玉伦徒、泰不华、危素、于文传、贡师道、余阙、贾鲁等23人。显然，《宋史》的编者既有汉人，也有蒙古人和色目人，这是一个多民族的混合班子。
《金史》自元朝至正四年（1344年）四月开始编写，至正五年十月完成的，用了一年半的时间。辽、金、宋三史的都总裁官是脱脱，《金史》的编者则包括总裁官铁睦尔达世、贺惟一（太平）、张起岩、揭傒斯、欧阳玄、李好文、杨宗瑞、王沂等人，以及纂修官沙刺班、王理、伯颜、赵时敏、费著、商企翁等人。显然，《金史》的编者既有汉人，也有蒙古人和女真人，这也是一个多民族的混合班子。
众所周知，古代为前朝编写正史，首先要参照该朝史官的记述及政府所保存的各种文档。当然留存下来的野史、私史、以及其他记载也会参考，但如果与官方档案、官修史书不相一致，一般不会采用它们。宋朝和金国的官修史书在南宋、金国灭亡之后，多数被元朝政府完整地接收下来了。元朝史官在为宋朝、金国修史时，又进行了一些采访、搜集工作，得到了不少笔记、文集等。《宋史》以及《金史》便是在这大量史料的基础上修纂而成的。
《宋史》是元朝史官在宋代官修史书的基础上稍加排次整理修订而成，《宋史》的主要史料来源是宋代的国史、实录、日历等宋朝史官的原始记述。
《金史》则是元朝史官在金国官修史书的基础上整理修订而成，《金史》中的记述基本来源于原金国史官所撰写的金国的国史、实录，以及元好问、刘祁、王鄂等金国遗老文人所收集整理的资料。
虽然《宋史》和《金史》的编者都是多民族的混合班子，但《宋史》的编者以南宋遗民为主，《金史》的编者则以金国遗民为主。同时，辽、金、宋三史的审核权掌握在蒙古史官手中，而最终决定权则掌握在元朝最高统治者手中。
事实上，元朝史官编写辽、宋、 史，遵循着一条重要原则，即凡是对蒙古不利或说蒙古坏话的记载，就一律予以删削或篡改。
现代史家的研究已经证明，与辽国不时发生战争的阻卜即是蒙古。而金国吞灭辽国后，也接收了来自蒙古的边患。金国与北方的蒙古各部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并且蒙古边患的威胁日益加剧。金国官史中原先有不少关于金国与鞑靼（即蒙古）的战争记录，但是却遭到元朝史官的删削。尽管在元朝史官编修的《金史》中，关于金国早期与蒙古各部的战争的记述已涂被抹得相当干净，但仍有蛛丝马迹可寻。南宋使臣楼钥的《北行日录》也反映了金世宗大定九、十年间，金国正在对蒙古用兵，金军对蒙古的杀掠和破坏势不可免，却因元朝史官的删削而无文字记录传世。金国最后就是亡于蒙古与南宋的联军。
编修《宋史》时，元朝史官对宋朝官史中有关宋元战争的记录，也大肆删削，隐讳了不少蒙古军失利战败的史实。例如，《宋史》卷412《杜杲传》中删削了蒙古军在安丰军与庐州等地战败的记录，而南宋抗元名将王坚竟然在《宋史》中无传。
在编撰辽、宋、 史的过程中，元朝史官曾经大量删削篡改对蒙古不利或说蒙古坏话的记载。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得出，在由蒙古人作为统治者的元朝，虽然没有像后世的满清统治者那样大兴文字狱，但是在文化舆论方面还是存在管制政策的。尤其是在元朝官方主持修订的史书中，蒙古人的管制监督作用表现得尤其突出。
同那些与辽国相关资料比起来，与金国相关的文献资料保存下来的要多得多，而且很完整。同时，很多对金国忠心耿耿的金国遗老文人们曾经得到元朝官方的重视，而且他们十分注意搜集与金国相关的文献资料。例如，金国遗老文人元好问、刘祁、王鄂等人就收集整理了很多与金国相关的文献资料，并被元朝史官大量照搬照抄。
元朝末年修《金史》，实际上是在前人工作基础上的进一步加工整理。元朝史官修《金史》，既有金国的实录、国史为根据，又有金国遗老王鄂等人的搜集、补充，还有刘祁、元好问等金国遗老文人的著作可直接资以参证，元朝史官编写《金史》的参考资料比编写《辽史》的参考资料要丰富全面得多。同时，与金国相关的那些资料又经过金国遗民文人的加工整理，故《金史》编者易于着手，这与《宋史》编者面对一大堆数量庞大、毫无整理的原始材料又不一样。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元人之于此书（《金史》），经营已久，与宋、辽二史仓促成书者不一样，所以本书首尾完备、条例整齐、简约而无疏漏、周赡而不繁芜。”
事实上，尽管《金史》优点突出、文笔老练，但是其中所存在的问题和谬误其实也很多。例如，《金史》中经常出现叙事张冠李戴，年代顺序颠倒错乱、人名地名不统一，记事过于简略，人物事件因果关系的颠倒错乱等问题。此外，《金史》本纪与列传之间、列传与列传之间的记载普遍存在许多相互矛盾的抵牾之处，等等。
清代学者施国祁花了20多年时间，仔细研读《金史》十几遍，并与其他相关历史文献互相参校，写成《金史详校》10卷，订正了《金史》中的不少史实错误，施国祁经过“辨体裁，考事实，订字句”，共发现《金史》中的错讹不实、颠倒混乱的记述约有四千多条！
由于《金史》主要是元朝史官在金国官修史书的基础上整理修订而成，《金史》中的记述基本出自金国史官所撰写的金国国史、实录，其中的很多记述直接照搬照抄元好问、刘祁、王鄂等金国遗老文人所收集整理的文献资料。同时，金国遗老文人文笔老练，心系故国，他们为金国皇帝、王公大臣歌功颂德的写法在《金史》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故《金史》不乏讳败扬胜之记载。
此外，元人修《金史》时带着偏见引用原始资料。编写《金史》的那些元朝史官几乎不加考证地大量照搬照抄金国官史和金国遗老文人的著述，而对于某些熟悉金国情况的宋人以及某些投靠南宋的金国学者的著述，则既不引用，也不加以参考比对。
元人修《金史》时曾说“凡《丛言》、《松漠纪闻》、张隶《金国志》等书皆无足取”，此语其实包含很多偏见和片面性。事实上，元人所谓“无足取”的那些文献资料其实具有相当高的原始史料价值。例如，南宋使臣洪皓出使金国时被金国扣留，在金国呆了十五年，《松漠纪闻》就是洪皓根据他自己在金国十五年的所见所闻著成，较为全面地反映了金国的历史、政治风俗人情以及很多历史事件，翔实可信，《金史》编者却一概无视。再如张隶原为金国人，宋孝宗年间，张隶归宋，张隶长期生活在金国，对金国的历史、地理、军事等各种情况十分熟悉，张隶的《金国志》具有相当高的可信度，但是编写《金史》的那些元朝史官却带着偏见，完全无视张隶的《金国志》。这些肯定会造成《金史》取材的片面性，进而降低《金史》记述的客观性，影响《金史》的可信度。
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金史》之中不乏美化金国统治者、为尊者讳、歌功颂德之处，也不乏为金国军队讳败扬胜之处。
历代史学家早已指出，《金史》列传刻意地去给那些打了败仗的金国将帅避讳，以致《金史》的列传与列传之间的记载经常出现彼此矛盾抵牾。例如，金国末年，金宣宗再次发动侵宋战争，任命牙吾塔为金军统帅，《金史》中的《牙吾塔传》叙述牙吾塔战功卓著、所向无敌，但是《金史》中的《冯璧传》却记载宋军坚壁不出，牙吾塔“军士疲乏，饿死相望”，由此可知《金史》中的牙吾塔本传故意掩饰金军统帅牙吾塔的败绩，欲盖弥彰。
《金史》记事经常避重就轻、为尊者讳，甚至刻意隐瞒金国军队的败绩，片面地夸大金将的战绩，这些在《金史》卷77《宗弼传》关于1140年宋金战事的描述中有很明显的体现。
关于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发生在宋金两国之间的那场全面战争，《金史》卷77《宗弼传》避而不提金军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吃了败仗，仅仅用几句话就轻描淡写地将那场持续了三个多月的全面战争一笔带过。然而《宋史》以及其他史料对于宋金两国在1140年发生的那场战争却有着清晰详实的记录描述。
清朝著名史学家赵翼在他所著《二十二史札记》(清代三大史学名著之一)中有一节叫做《宋金用兵需参观二史》，专门论述宋金“两国交兵，国史所载，大抵各夸胜而讳败”。赵翼指出：要了解宋金战事，必须参照《宋史》和《金史》两书所载，进行全面考辨分析才可以还原真实的历史，他举了许多例子说明此点。赵翼还认为“若徒据一史，必不能得其真也”，故任意肯定一个、否定一个，是不公正、不客观的。
根据《宋史》中的大量记载可知，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破坏和议，率兵南下攻宋，首先侵占了南宋没有派兵驻防的中原地区，随后大举南下，但是却在顺昌（今安徽阜阳）被刘锜击败。接着，岳飞、韩世忠、张俊三大将连袂进军，把战线从淮河沿线推到黄淮之间，其中以岳飞取得的胜利最辉煌，《宋史》对此有清楚的记述。
但是《金史》卷77《宗弼传》却避而不提金国军队吃了败仗，只说“（兀术）自率取亳州及顺昌府、嵩、汝等州，相次皆下，时暑，还军于汴。岳飞等军皆退去”，用短短几句话轻描淡写地把在宋金两国之间持续了三个多月的一场全面战争一笔带过。仅仅依据《金史》的这点记述就能说宋朝三大将的战绩都是宋人捏造吗？当然不能！
关于发生在公元1140年的那场持续了三个多月的宋金全面战争，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在其所著的《二十二史札记》《宋金用兵需参观二史》一节中考证如下：“金天眷三年（宋绍兴十年）宗弼再取河南地，《金史》本纪但书：五月河南平，六月陕西平，《金史 宗弼传》亦不书战败之事。然是年六月以后，宋刘锜有顺昌之捷，岳飞有郾城、朱仙镇之捷，韩世忠有淮阳之捷，张俊有永城、亳州之捷，王德有宿州之捷，《金史》皆不书。或疑《宋史》各传特自为夸大之词而非实事，然《金史 宗弼传》谓是时宋将岳飞、韩世忠等分据河南州郡，复出兵涉河东，驻岚、石、保德之境，以相牵制，又《金史 阿鲁补传》谓宋将岳飞、刘光世等果乘间袭取许、颖、陈三州，旁郡皆响应，则《宋史 岳飞传》所云克复京西州郡、并遣梁兴会太行忠义及两河豪杰，累战皆捷者，必非虚语！”
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之时，南宋使臣洪皓正被金国扣留，“距金主所都仅百里”。洪皓在《使金上母书》中写道：『顺昌之败，岳帅之来，此间震恐』(《鄱阳集拾遗·使金上母书》)。如果“直捣黄龙”中的黄龙府指的是金军的老巢，那么这个地方已经提前感受到了震惊和恐慌。岳飞郾城大捷的胜利是空前的，当时的南宋朝廷还曾在奖谕诏中对郾城大捷的意义作出了极高的评价。南宋朝廷关于郾城大捷的奖谕诏，即《奖谕武胜定国军节度使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郾城胜捷仍降犒赏诏》：“敕岳飞：自羯胡入寇，今十五年，我师临阵，何啻百战，曾未闻远以孤军，当兹巨孽，抗犬羊并集之众，于平原旷野之中，如今日之用命者也。盖卿忠义贯于神明，威惠孚于士卒，暨尔在行之旅，咸怀克敌之心，陷阵摧坚，计不反顾，鏖斗屡合，丑类败奔。念兹锋镝之交，重有伤夷之苦。俾尔至此，时予之辜！惟虏势之已穷，而吾军之方振，尚效功名之志，亟闻殄灭之期。载想忠勤，弥深嘉叹。降关子钱二十万贯，犒赏战士。故兹奖谕，想宜知悉。”(参见《鄂国金佗稡编》卷4，或《新安文献志》卷2)
根据赵翼的考证，《金史》卷77《宗弼传》中的“宋将岳飞、韩世忠分据河南州郡”及“宋将岳飞乘间袭取许、颖、陈三州，旁郡皆响应”等记载就已经足够印证《宋史》中所记载的三大将北伐的胜捷，特别是印证了《宋史》卷365《岳飞传》中岳飞取得颖昌大捷之后，派人联络太行山义军及两河豪杰，得到响应的记载。在这种有利的条件下，岳飞发出豪言壮语，说：“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是非常正常的事。所以，《宋史》卷365《岳飞传》中的这段记载“绝非虚语”，这是赵翼得出的结论。
可以看出，因为金军统帅完颜宗弼（兀术）打了大败仗，修《金史》的人脸皮再厚，也最多只能轻描淡写、语焉不详，而不能颠倒是非。
很显然，《金史》中关于宋金战事的记述，因为对金国军队败绩的隐瞒和对金将战绩的片面夸大而失实。而《金史》对于1140年宋金战事的叙述更是避重就轻、欲盖弥彰，轻描淡写、一带而过，以致自相矛盾、错漏百出。
事实上，岳飞战功卓著，声名显赫，岳家军作为一支战斗力极强的劲旅同样威震南北，其本身就具有极大的品牌效应，金人曾经惊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在岳飞生前，北方很多抗金义军都接受岳飞的节制，处在北方沦陷区的抗金义军和农民起义军都喜欢打着岳家军的旗号来给自己助威壮胆，吓唬金兵。岳飞也支持这种可以使金军感到草木皆兵的做法。有时候，金兵在其占领区击败了一些打着“岳飞”旗号的抗金义军和农民起义军，就误以为击败的是岳家军。但实际上，这些军队根本就不属于正规军建制，更不是岳飞直接指挥的岳家军。（备注：绍兴十年，岳家军的正式军号是行营后护军。“岳家军”的说法其实只是南宋民间对岳飞部队的口头亲切叫法，而不是岳飞军队的正式军号）
在岳飞生前，金军中流传着一句关于岳飞的著名评语：『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岳飞遇害后不久，绍兴十二年（1142年）八月，金国使者刘祹评价岳飞：『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飞，所至纪律甚严，秋毫无所犯。所谓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为我擒。如飞者，无亦江南之范增乎! 』(《说郛》卷18叶寘《坦斋笔衡》，以及赵葵《行营杂录>》)
在岳飞遇害二十年之后，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国皇帝完颜亮再次发起攻宋战争，当时金军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岳飞不死，大金灭矣！”（《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记载：『逆亮南寇，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
在岳飞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国皇帝在诏书中则直接承认了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金国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南宋开禧二年），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写到：『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金史》卷98《完颜纲传》)
《金史》中有好几处关于岳飞的失实、错谬记载，或出于金军的错觉，误以为南宋北伐之师都是岳家军，或因北方义军假借岳家军的声威，打着岳飞的旗号，起而抗金。这些都可以反映岳家军的影响之巨。而根据《金史》中某些张冠李戴、草木皆兵的失实记载，还可以推知在南宋诸将中，岳飞才是金军最看重的敌人。例如，《金史》卷84《完颜昂传》误以为“岳飞以兵十万来攻东平”；《金史》卷66《宗秀传》误以为“岳飞驻军于亳、宿之间”；《金史》卷68《阿鲁补传》误以为“岳飞进军归德府”；《金史》卷77《宗弼传》误以为“岳飞复出兵到河东”。事实上，在宿州、亳州以及归德府（即今商丘）一带与金国将领宗秀、阿鲁补作战的宋军其实是张俊、王德、杨沂中所部，而完颜昂在东平、邳州一带所对付的其实是山东本地的农民起义军，岳家军从来都没有到过那些地方，更谈不上在那些地方和金国军队打仗。(参见美国亚历桑那大学教授陶晋生论文《岳飞与完颜宗弼》)
此外，金国建立初期，还没有形成中央集权制，南侵中原的金军诸将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他们不必不断地向远在黑龙江的金国皇帝报告战况。所以，当时金国将帅不愿上报的战役过程就可能没有留下档案，进而不能在金国遗民所编的金国国史以及根据金国国史改编的《金史》中留下记录，而《金史》记录的则多是金国将帅愿意上报的那些战报。对于金国统治者而言，击败宋朝王牌岳家军当然要比镇压金国占领区内的北方义军或农民起义军的功劳大得多，于是金国的这些将领与宋军作战获胜时，就经常张冠李戴地把与自己作战的宋军说成是岳飞的军队，以显示战果非凡， 进而以邀功请赏。当然，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岳飞和岳家军确实威名远播，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金国将领为了夸大自己的战功而纷纷张冠李戴地把自己击败的宋军说成是岳飞的军队。
然而，当代的某些不学无术的“砖家”们却道听途说，胡说什么“岳飞也不是百战百胜，《金史》就多次记载他打败仗！”事实上，当代的某些不学无术的“砖家”所谓“岳飞也不是百战百胜，《金史》就多次记载他打败仗”，其实是金军击败了一些农民起义军以及其他各路宋军，却张冠李戴、草木皆兵，误以为击败的是岳家军。
《金史》中所谓的“击败岳飞”的记载共有5处。其中，《金史》卷81《王伯龙传》的记载发生在岳飞独立成军之前，当时岳飞只是随军偏将，没有独立指挥权；《金史》卷82《仆散浑坦传》的记载则是金军侦查小分队袭击宋军的运粮队，运粮队成员大多是民夫；至于《金史》卷66《宗秀传》、《金史》卷68《阿鲁补传》、《金史》卷84《完颜昂传》中关于岳飞的描述，则完全是张冠李戴、草木皆兵的讹传与错谬失实记载。下面逐个加以澄清：
《金史》卷81《王伯龙传》中记载“军渡采石，击败岳飞、刘立、路尚等兵，获刍粮数百万计”。这件事情发生在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秋，岳飞当时还没有独立成军，只是宋军统帅杜充手下的一名普通的统制（大约相当于现代军队中的团长）。当时岳飞作为偏将，奉命与其他十六员偏将一起随都统制陈淬前去迎敌，对整个战役没有独立指挥权，只能听从上司的指挥。
这场战事的详细经过是这样的：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秋，金国大将完颜宗弼(兀术)率领金军渡江攻宋，侵犯江南地区。得到金兵渡江的紧急战报之时，负责长江防务的宋军统帅杜充手下尚有六万兵力，杜充慌忙命令都统制陈淬率领统制岳飞、戚方、刘立、路尚、刘纲等十七员部将，统兵两万赶往马家渡迎战，又命王燮指挥一万三千兵马策应。
金军有二十艘大舰船，每次可载一千人渡江。待陈淬率军抵达马家渡时，金将鹘卢补、当海、迪虎的部队都已渡江，金国军队兵势甚盛。陈淬所统率的二万原东京留守司军也保留了宗泽统兵时的战斗作风，勇敢地与金军搏战。岳飞所率的右军更是争先奋击，同金国汉军万夫长王伯龙部对阵厮杀。当时其它各路宋军与金兵交锋时往往一触即溃，或不战而溃，惟独原东京留守司军还是继承了能打硬仗的传统，居然与金国主力部队激战了十多个回合，也未分胜负。
正当宋金两军激烈混战之际，不料宋军大将王燮突然率部逃跑，这立即影响到整体战局，剩下的宋军顿时军心动摇，方寸大乱，金军于是得以乘机击溃宋军。北宋亡国时，陈淬的妻儿八人被金军杀害。国恨家仇，使陈淬义无反顾。陈淬兵穷势尽，仍不后退，他大骂金人，显利刃搠胸，至死神色不变。
在主将陈淬战死，其他各路宋军“鸟奔鼠窜”的严峻形势下，岳飞仍然率部孤军奋战。直至天色昏黑，岳飞方才整军退守建康城(今江苏南京)东北的钟山。
不久，宋军统帅杜充投降金人，南宋小朝廷飘样出海，去向不明，原宋军的很多将士也就转变成了以掳掠为生的盗匪军贼。各种各样的坏消息，使军心浮动，将士们深感前途渺茫。军粮也开始短缺。岳飞部下有的军士开始逃往其他各军，有的甚至情愿去当盗匪。某些原江、淮宣抚司的散兵游勇，甚至派人前来，准备约岳飞为首领，一起去投降金人。
面对主帅杜充投敌、宋军士卒溃散、金兵肆虐江南、百姓惶惶呼救的乱局，岳飞必须当机立断。 岳飞召集全体将士，接着慷慨陈词说：“我辈荷国厚恩，当以忠义报国，立功名，书竹帛，死且不朽。若降而为虏，溃而为盗，偷生苟活，身死名灭，岂计之得耶！建康，江左形胜之地，使胡虏盗据，何以立国！今日之事，有死无二，辄出此门者斩！”
岳飞慷慨的言词，激昂的音容，使将士们都感泣起来，大家钦佩岳飞忠义爱国、勇武绝伦，纷纷表示愿意跟随岳飞抗战到底。
《宋史》卷365《岳飞传》记载：“时命充守建康，金人与成合寇乌江，充闭门不出。飞泣谏请视师，充竟不出。金人遂由马家渡渡江，充遣飞等迎战，王燮先遁，诸将皆溃，独飞力战。会充已降金，诸将多行剽掠，惟飞军秋毫无所犯。” 根据《宋史》卷365《岳飞传》的记载可知，“金人遂由马家渡渡江，充遣飞等迎战，王燮先遁，诸将皆溃”，岳飞当时只是一员偏将，并非是这场战役的指挥官，这场战役的失败并不是岳飞的责任，而是因为宋将王燮突然率部逃跑，致使剩下的宋军军心动摇，在主将陈淬战死，其他宋将全都率部“鸟奔鼠窜”的严峻形势下，岳飞仍然率部坚持战斗，直至天色昏黑，岳飞方才整军退守建康城（今江苏南京）东北的钟山。
马家渡战役期间，岳飞当时只是偏将，还没有独立成军，在战场上要听从主将指挥，所部实力还不壮大，面对金军优势兵力的强大攻势，在宋军诸将皆溃的情况下，岳飞一支孤军还能坚持在奋战之后整军撤出战场，之后全军退守钟山，这些说明了什么？这说明岳飞所部的损失并不大，士气未散。
建炎四年(1130年)二月，岳飞率军进驻宜兴县，将兵营屯扎在县城西南的张褚镇。接着，岳飞率部接连击败并收编了盘踞当地的几支军贼土匪队伍，还接连挫败金军。同时，岳飞严明军纪，严禁部下骚扰当地百姓。
在那降官如毛、溃兵似潮的逆流中，岳飞卓尔不群，以必胜的信念，顽强的毅力和恰当的措置，发展和壮大了自己的队伍。这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统制开始担任主将，他按照自己的意图和风范，塑造一支抗金劲旅。后来，广大人民群众称这支雄师为“岳家军”。此时，“岳家军”初具雏形。岳家军当时尚不是一支大部队，暂时无力扭转乾坤；但在江南的抗金战场上，岳家军已不愧为抗金的中流砥柱。
在那内祸外患交迫的艰难乱世，广大民众的生命财产朝不保夕。宜兴县居然进驻了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岳家军，不仅担负其保境安民的重任，而且对民间秋毫无犯。宜兴人民为此喜出望外，交相称誉。甚至很多外地人也争先恐后地移居宜兴避难。宜兴百姓用朴素的语言称颂岳飞，说：『父母生我也易，公之保我也难。』
建炎四年(1130年)，宜兴百姓感激岳飞的恩德，他们主动出资为时年28岁的爱国将领岳飞建造了生祠。宜兴（今江苏宜兴）的岳飞生祠有八百八十多年的历史渊源，应该是历史上人们为岳飞建造的第一座祠庙。
宜兴百姓自发地为岳飞建造生祠，还要将岳飞画像“摹刻于石，庶广其传”，“图像于家”，挂在家里让老少早晚瞻仰敬奉，以表达父老百姓的感激之情。宜兴百姓简直将岳飞尊奉为神人，这在中国古代史上是少见其例的。古代的祠庙主要用于尊崇先贤、祖宗，以至神仙鬼怪之类，为活人营建生祠，乃属特例。
《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记载：『充(杜充)后守健康，叛归虏。诸将扈成、戚方皆反，惟飞(岳飞)全一军，屯于宜兴县。时常州吏民避狄，居县中者甚众，赖飞而全。』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1记载：『(建炎四年四月丙辰)江、淮宣抚司右军统制岳飞自广德军移屯宜兴县。杜充之败也，其将士溃去，多行剽略。独飞严戢所部，不扰居民，士大夫避寇者皆赖以免，故时誉翕然归之。』
楼主：民族英雄岳飞
时间：2020-02-23 20:45:28
《金史》卷82《仆散浑坦传》记载“天眷二年，与宋岳飞相据，浑坦领六十骑深入觇伺，至鄢陵，败宋护粮饷军七百余人，多所俘获”。其中的天眷二年，应为天眷三年之误。金国天眷二年（即南宋绍兴九年，1139年），宋金正式达成第一次绍兴和议，那一年金人将河南地归还南宋，宋金之间相安无事，并没有发生战争。《金史》的年代时常误载，例如《金史》卷81《王伯龙传》把王伯龙从元帅府收复河南等事迹都记录在天眷元年（1138年）之下。天眷二年（1139年），南宋朝廷正忙于议和，岳飞所部当时奉命驻扎于江汉沿岸，被朝廷严令禁止北上，显然不可能与金军发生遭遇战。所以，仆散浑坦率领金军侦查小分队攻击宋军的护粮饷队之事，显然是发生在天眷三年（绍兴十年，1140年）宋金大战的过程中。
这虽然只是一场小遭遇战，但是金军将领仆散浑坦“深入”宋军腹地侦察，败宋护粮饷军，也就是到了宋军的后面。鄢陵位于颍昌东北，在东京开封和朱仙镇之南。这条史料足以证明岳家军当时已经越过颍昌和鄢陵，向北挺进到朱仙镇附近，也就印证《宋史》卷365《岳飞传》中关于岳飞所部进军朱仙镇的记载。
这支700人的队伍或许是为岳家军运送粮草的，问题是为岳家军运送粮草的一定是岳家军的士兵吗？岳家军本来兵力就并不多，那时候参与北伐的不到十万，还兵分数路，分别攻占中原地区的诸多战略要地，而金军的主力就在前面不远处，难道岳飞不懂得集中兵力与金军决战吗？运粮食这种活，难道不会交给地方部队或当地民夫承担一下吗？按照宋朝的传统，宋军跟西夏、金国作战，哪次出兵不是征发大量民夫运输给养的？以宋金富平之战为例，宋军后面就跟着几万运粮的民夫。
事实上，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期间，岳家军将士浴血奋战，接连击败金军，中原百姓纷纷出粮出力支持岳家军，黄河以北的各路义军在金军后方攻城略地，北方各地的父老百姓也都争先恐后地牵牛挽车，“以馈义军”。金国自燕山以南，“号令不复行”。后来，在即将渡过黄河，继续向北挺进的大好形势下，南宋朝廷此前接连发出的措辞严厉的班师诏书也先后送到岳飞手中，岳飞被迫奉召班师，致使岳家军“十年之功，废于一旦”。很多中原百姓闻讯赶来，拦在岳飞马前，哭诉说：『我等顶香盆，运粮草，以迎官军，虏人悉知之。今日相公去此，某等不遗噍类矣！』
别说九百年前了，就算当年解放战争也是一样，陈毅元帅有句名言“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是些什么人在推这些独轮小车，看过《大决战——淮海战役》的人不可能没印象吧！
金军将领仆散浑坦浑坦“深入觇伺”，说明他已经深入宋军战线后方相当远，这里应该是宋军觉得安全的区域，不必派出重兵保护。被金军袭击的这700人中绝大部分应该是民夫，古代任何军队押运粮草的都是身负重任，如果随便丢失粮草，那是要军法从事的。
仆散浑坦“多所俘获”，应该杀伤不多，否则就是“多所斩获”，这700人如果都是宋兵，没有很大伤亡就都跑了，那回营以后如何向上级交差？60个金兵如果真的碰上700个宋兵，别说岳家军了，普通宋军都能吃定他们，还用跑？再说了，如果700个人都是士兵，那谁是民夫？谁在推车运粮？侦察兵个个脑子都是鬼灵精，仆散浑坦带领的这60人金军侦查小分队的怎么可能是老实人？记功劳时，他们当然不可能明确写出遭遇的是为宋军运粮的700个人大部分是民夫，而不是700个宋兵。
这虽然只是一场小遭遇战，但是金军将领仆散浑坦“深入”宋军腹地侦察，败宋护粮饷军，也就是到了宋军的后面。鄢陵位于颍昌东北，在东京开封和朱仙镇之南。这条史料足以证明岳家军当时已经越过颍昌和鄢陵，向北挺进到朱仙镇附近，也就印证《宋史》卷365《岳飞传》中关于岳飞所部进军朱仙镇的记载。
这支700人的队伍或许是为岳家军运送粮草的，问题是为岳家军运送粮草的一定是岳家军的士兵吗？岳家军本来兵力就并不多，那时候参与北伐的不到十万，还兵分数路，分别攻占中原地区的诸多战略要地，而金军的主力就在前面不远处，难道岳飞不懂得集中兵力与金军决战吗？运粮食这种活，难道不会交给地方部队或当地民夫承担一下吗？按照宋朝的传统，宋军跟西夏、金国作战，哪次出兵不是征发大量民夫运输给养的？以宋金富平之战为例，宋军后面就跟着几万运粮的民夫。
事实上，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期间，岳家军将士浴血奋战，接连击败金军，中原百姓纷纷出粮出力支持岳家军，黄河以北的各路义军在金军后方攻城略地，北方各地的父老百姓也都争先恐后地牵牛挽车，“以馈义军”。金国自燕山以南，“号令不复行”。后来，在即将渡过黄河，继续向北挺进的大好形势下，南宋朝廷此前接连发出的措辞严厉的班师诏书也先后送到岳飞手中，岳飞被迫奉召班师，致使岳家军“十年之功，废于一旦”。很多中原百姓闻讯赶来，拦在岳飞马前，哭诉说：『我等顶香盆，运粮草，以迎官军，虏人悉知之。今日相公去此，某等不遗噍类矣！』
别说九百年前了，就算当年解放战争也是一样，陈毅元帅有句名言“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是些什么人在推这些独轮小车，看过《大决战——淮海战役》的人不可能没印象吧！
金军将领仆散浑坦浑坦“深入觇伺”，说明他已经深入宋军战线后方相当远，这里应该是宋军觉得安全的区域，不必派出重兵保护。被金军袭击的这700人中绝大部分应该是民夫，古代任何军队押运粮草的都是身负重任，如果随便丢失粮草，那是要军法从事的。
仆散浑坦“多所俘获”，应该杀伤不多，否则就是“多所斩获”，这700人如果都是宋兵，没有很大伤亡就都跑了，那回营以后如何向上级交差？60个金兵如果真的碰上700个宋兵，别说岳家军了，普通宋军都能吃定他们，还用跑？再说了，如果700个人都是士兵，那谁是民夫？谁在推车运粮？侦察兵个个脑子都是鬼灵精，仆散浑坦带领的这60人金军侦查小分队的怎么可能是老实人？记功劳时，他们当然不可能明确写出遭遇的是为宋军运粮的700个人大部分是民夫，而不是700个宋兵。
楼主：民族英雄岳飞
时间：2020-02-23 20:45:28
包括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王曾瑜、美国亚历桑那大学教授陶晋生在内的史家学者都曾指出：《金史》中不乏击败岳飞的记载，然而却多是讹传与错谬失实描述，往往漏洞百出，不仅与史实不符，而且不合情理。
例如，《金史》卷66《宗秀传》误以为“岳飞驻军于亳、宿之间”，《金史》卷68《阿鲁补传》误以为“岳飞进军归德府”。但在岳飞北伐时，岳家军从来就没有到过宿州（今安徽宿州）、亳州（今安徽亳州）以及归德府（今河南商丘）一带，因为那些地方属于宋将张俊所部的防区，远离岳家军的防区和岳飞北伐的主战场，张俊是和岳飞平起平坐的南宋三大将之一，岳飞当然不可能在张俊的防区驻军，宋高宗和张俊也不会允许岳飞到宿州与亳州一带驻军。事实上，当时在宿州、亳州以及归德府（今河南商丘）一带与金国将领宗秀、阿鲁补作战的宋军其实是张俊、王德、杨沂中所部，金军却张冠李戴，误把对方当成了岳家军。
《金史》卷66《宗秀传》记载“宗弼复取河南，宗秀与海陵俱赴军前任使。宋将岳飞军于毫、宿之间，宗秀率步骑三千扼其冲要，遂与诸军逆击败之。”但是当时在宿州、亳州一带与金国将领宗秀、阿鲁补作战的宋军其实是张俊、王德所部，而不是岳飞的军队。《金史》的这段记载显然是误把张俊军当成岳飞军。
而在其他各种史书中，都找不到岳飞驻军“毫、宿之间”的记载。宗秀显然不可能在宿州与亳州与岳飞军作战，又何来“击败”之说呢？《金史》卷66《宗秀传》的这段记述其实是张冠李戴的失实记载，显然有误。
事实上，当时在毫州、宿州一带与金兵作战的宋军有张俊、王德、杨沂中所部。张俊、王德所部接连击败金军，收复了宿州和亳州等地，之后很快就班师南归。而杨沂中后来却因轻信虚假情报而中金人诡计，在宿州附近中了金兵的埋伏，大败而逃。
关于毫州、宿州一带的宋金战事，《宋史 高宗本纪》记载得很明白：“(绍兴十年闰六月) 癸酉朔，张俊遣统制宋超败金人于永城县朱家村，王德攻金人于宿州，夜破之，降其守马秦。戊戌，张俊率统制宋超等及王德兵会于城父县，郦琼及葛王褒遁去，遂复亳州。庚子，张俊弃亳州，引军还寿春。”“(绍兴十年八月)丁亥，杨沂中自宿州夜袭柳子镇，军溃，遂自寿春府渡淮归，金人屠宿州。”
《金史》卷68《阿鲁补传》记载：“宗弼复河南，阿鲁补先济阿，抚定诸郡，再为归德尹、河南路都统。宋兵来取河南地，宗弼召阿鲁补与许州韩常、颖州大抃、陈州赤盏晖，皆会于汴，阿鲁补以敌在近，独不赴。而宋将岳飞、刘光世等果乘间袭取许、颖、陈三州，旁郡皆响应。其兵犯归德者，阿鲁补连击败之，复取亳、宿等州。河南乎，阿鲁补功最。”
《金史》的这段记述除了守许州（颖昌府，即今河南许昌）之金将是韩常与《宋史》记载相同外，守陈州（淮宁府，即今河南淮阳）者显然不是赤盏晖，而颖州（顺昌府，即今安徽阜阳）则由宋将刘锜所部坚守，金军在那里大败而逃，根本就没能攻占颖州。
在绍兴十年（1140年）发生的宋金战争中，归德府（今河南商丘）属于张俊所部的攻击范围，远离岳飞北伐的主战场，岳家军根本就没有进攻过归德府，更没有在归德府附近出现过，怎么可能会“犯归德”并在那里被“阿鲁补连击败”呢？
事实上，绍兴十年（1140年），宋将张俊、王德率部击退金国的三路都统，轻而易举地拿下宿州和亳州，却于闰六月底班师南归。金国将领阿鲁补、宗秀之流于是乘张俊等宋将南撤之时，接收别人主动让出的两个城池，然后就把这当作大功一件上报给金国皇帝。
绍兴十年（1140年）宋军北进之时，原先早已被免职的庸将懦夫刘光世又被南宋朝廷授予了一个头衔，并带着一点散兵闲人呆在后方，刘光世向来畏惧金军，一听说金军来犯，他就拼命逃跑，他几乎从来都没有与金兵打过仗，更谈不上去“袭取许、颖、陈”。《金史》却张冠李戴地，给刘光世乱加功劳，真是缺少严谨的治史作风。
再者，须知当时的金国统帅是完颜宗弼（兀术），1140年前后宗弼直接指挥金军主力与岳家军作战，但是在《金史》卷77《宗弼传》关于1140年宋金战事的记述中居然压根就没有提及阿鲁补！
如果在金军主力接连被岳家军击破的形式下，金国如果还有阿鲁补这等能“克敌制胜”的所谓“名将”，那么在与岳家军直接对阵的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的正史传记《宗弼传》中又怎么可能漏掉阿鲁补的“英雄”事迹，甚至只字不提阿鲁补击败岳家军“复取亳、宿等州”这等大事呢？如此自相矛盾，又要如何解释呢？很显然，《金史》关于1140年宋金战事的记载避重就轻、讳败扬胜、欲盖弥彰，当时战事大致应以《宋史》记载更为可信。
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在《金史》的这段描述中，“阿鲁补以敌在近，独不赴”，显然，就当时形势来看，阿鲁补并不认同金国军队最高统帅完颜宗弼（兀术）集中兵力以进行主力决战的行为，而是要对付来犯者。来犯者其实正是刚刚夺取宿、毫两州的张俊和王德所部，而决不是岳飞所部。最后的结果是怎样呢？张俊、王德所部奉诏主动撤退，阿鲁补趁机收复亳、宿等州，然后，阿鲁补他居然因此事而被《金史》称赞为“河南平，阿鲁补功最”！
金国将领阿鲁补违反金国军队最高统帅完颜宗弼（兀术）的作战计划，不去东京汴梁会师，却去接收宋军主动让出的亳州、宿州等几座城池，居然是“功最”，功劳最大！试问《金史》如此评价阿鲁补，欲置金国军队最高统帅完颜宗弼（兀术）于何地？
故根据《金史》卷68《阿鲁补传》的这段描述，我们可以间接推知当时真正与岳家军直接对阵的金国最高统帅完颜宗弼（兀术）所指挥的金军主力其实并没有什么像样的战绩可以拿出来炫耀，否则《金史》作者就不会说什么“河南平，阿鲁补功最”了！
有些不明真相的人，凭着《金史》中一些张冠李戴、错漏百出的讹传与错谬失实记载，不经分析推理就断章取义地宣称“岳飞不过如此，金国还有阿鲁补这等名将”，这种一叶障目的片面说法实在可笑！而这种摘取只言片语，不加考证推断就轻信盲从的态度更没有半点严谨作风！
例如，《金史》卷66《宗秀传》误以为“岳飞驻军于亳、宿之间”，《金史》卷68《阿鲁补传》误以为“岳飞进军归德府”。但在岳飞北伐时，岳家军从来就没有到过宿州（今安徽宿州）、亳州（今安徽亳州）以及归德府（今河南商丘）一带，因为那些地方属于宋将张俊所部的防区，远离岳家军的防区和岳飞北伐的主战场，张俊是和岳飞平起平坐的南宋三大将之一，岳飞当然不可能在张俊的防区驻军，宋高宗和张俊也不会允许岳飞到宿州与亳州一带驻军。事实上，当时在宿州、亳州以及归德府（今河南商丘）一带与金国将领宗秀、阿鲁补作战的宋军其实是张俊、王德、杨沂中所部，金军却张冠李戴，误把对方当成了岳家军。
《金史》卷66《宗秀传》记载“宗弼复取河南，宗秀与海陵俱赴军前任使。宋将岳飞军于毫、宿之间，宗秀率步骑三千扼其冲要，遂与诸军逆击败之。”但是当时在宿州、亳州一带与金国将领宗秀、阿鲁补作战的宋军其实是张俊、王德所部，而不是岳飞的军队。《金史》的这段记载显然是误把张俊军当成岳飞军。
而在其他各种史书中，都找不到岳飞驻军“毫、宿之间”的记载。宗秀显然不可能在宿州与亳州与岳飞军作战，又何来“击败”之说呢？《金史》卷66《宗秀传》的这段记述其实是张冠李戴的失实记载，显然有误。
事实上，当时在毫州、宿州一带与金兵作战的宋军有张俊、王德、杨沂中所部。张俊、王德所部接连击败金军，收复了宿州和亳州等地，之后很快就班师南归。而杨沂中后来却因轻信虚假情报而中金人诡计，在宿州附近中了金兵的埋伏，大败而逃。
关于毫州、宿州一带的宋金战事，《宋史 高宗本纪》记载得很明白：“(绍兴十年闰六月) 癸酉朔，张俊遣统制宋超败金人于永城县朱家村，王德攻金人于宿州，夜破之，降其守马秦。戊戌，张俊率统制宋超等及王德兵会于城父县，郦琼及葛王褒遁去，遂复亳州。庚子，张俊弃亳州，引军还寿春。”“(绍兴十年八月)丁亥，杨沂中自宿州夜袭柳子镇，军溃，遂自寿春府渡淮归，金人屠宿州。”
《金史》卷68《阿鲁补传》记载：“宗弼复河南，阿鲁补先济阿，抚定诸郡，再为归德尹、河南路都统。宋兵来取河南地，宗弼召阿鲁补与许州韩常、颖州大抃、陈州赤盏晖，皆会于汴，阿鲁补以敌在近，独不赴。而宋将岳飞、刘光世等果乘间袭取许、颖、陈三州，旁郡皆响应。其兵犯归德者，阿鲁补连击败之，复取亳、宿等州。河南乎，阿鲁补功最。”
《金史》的这段记述除了守许州（颖昌府，即今河南许昌）之金将是韩常与《宋史》记载相同外，守陈州（淮宁府，即今河南淮阳）者显然不是赤盏晖，而颖州（顺昌府，即今安徽阜阳）则由宋将刘锜所部坚守，金军在那里大败而逃，根本就没能攻占颖州。
在绍兴十年（1140年）发生的宋金战争中，归德府（今河南商丘）属于张俊所部的攻击范围，远离岳飞北伐的主战场，岳家军根本就没有进攻过归德府，更没有在归德府附近出现过，怎么可能会“犯归德”并在那里被“阿鲁补连击败”呢？
事实上，绍兴十年（1140年），宋将张俊、王德率部击退金国的三路都统，轻而易举地拿下宿州和亳州，却于闰六月底班师南归。金国将领阿鲁补、宗秀之流于是乘张俊等宋将南撤之时，接收别人主动让出的两个城池，然后就把这当作大功一件上报给金国皇帝。
绍兴十年（1140年）宋军北进之时，原先早已被免职的庸将懦夫刘光世又被南宋朝廷授予了一个头衔，并带着一点散兵闲人呆在后方，刘光世向来畏惧金军，一听说金军来犯，他就拼命逃跑，他几乎从来都没有与金兵打过仗，更谈不上去“袭取许、颖、陈”。《金史》却张冠李戴地，给刘光世乱加功劳，真是缺少严谨的治史作风。
再者，须知当时的金国统帅是完颜宗弼（兀术），1140年前后宗弼直接指挥金军主力与岳家军作战，但是在《金史》卷77《宗弼传》关于1140年宋金战事的记述中居然压根就没有提及阿鲁补！
如果在金军主力接连被岳家军击破的形式下，金国如果还有阿鲁补这等能“克敌制胜”的所谓“名将”，那么在与岳家军直接对阵的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的正史传记《宗弼传》中又怎么可能漏掉阿鲁补的“英雄”事迹，甚至只字不提阿鲁补击败岳家军“复取亳、宿等州”这等大事呢？如此自相矛盾，又要如何解释呢？很显然，《金史》关于1140年宋金战事的记载避重就轻、讳败扬胜、欲盖弥彰，当时战事大致应以《宋史》记载更为可信。
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在《金史》的这段描述中，“阿鲁补以敌在近，独不赴”，显然，就当时形势来看，阿鲁补并不认同金国军队最高统帅完颜宗弼（兀术）集中兵力以进行主力决战的行为，而是要对付来犯者。来犯者其实正是刚刚夺取宿、毫两州的张俊和王德所部，而决不是岳飞所部。最后的结果是怎样呢？张俊、王德所部奉诏主动撤退，阿鲁补趁机收复亳、宿等州，然后，阿鲁补他居然因此事而被《金史》称赞为“河南平，阿鲁补功最”！
金国将领阿鲁补违反金国军队最高统帅完颜宗弼（兀术）的作战计划，不去东京汴梁会师，却去接收宋军主动让出的亳州、宿州等几座城池，居然是“功最”，功劳最大！试问《金史》如此评价阿鲁补，欲置金国军队最高统帅完颜宗弼（兀术）于何地？
故根据《金史》卷68《阿鲁补传》的这段描述，我们可以间接推知当时真正与岳家军直接对阵的金国最高统帅完颜宗弼（兀术）所指挥的金军主力其实并没有什么像样的战绩可以拿出来炫耀，否则《金史》作者就不会说什么“河南平，阿鲁补功最”了！
有些不明真相的人，凭着《金史》中一些张冠李戴、错漏百出的讹传与错谬失实记载，不经分析推理就断章取义地宣称“岳飞不过如此，金国还有阿鲁补这等名将”，这种一叶障目的片面说法实在可笑！而这种摘取只言片语，不加考证推断就轻信盲从的态度更没有半点严谨作风！
楼主：民族英雄岳飞
时间：2020-02-23 20:45:28
至于《金史》卷84《完颜昂（奔睹）传》的描述，不仅错漏百出，而且十分荒唐可笑！
《金史》卷84《完颜昂传》记述的战事发生在天眷二年夏天，金国天眷二年即公元1139年，也即南宋绍兴九年。然而，事实上，公元1139年，宋金之间的第一次和议正式达成，在这一年中，宋金两国之间相安无事，双方根本就没有发生战争。
根据清朝著名史学家赵翼在其所著《二十二史札记》一书《宋金二史传闻之误》一节的考证，《金史》卷84之《完颜昂（奔睹）传》所载之事其实有误。
赵翼一针见血地指出『按是年（指金国天眷二年，南宋绍兴九年），金方以河南地与宋，并无交战之事。即次年（指金国天眷三年，南宋绍兴十年）兀术再取河南，宋诸将拒之，飞(岳飞)在京西，复蔡、颖、淮宁等州，未尝至东平、邳州也。』
《金史》所说的那个东平府(即郓州），在今山东省境内，府治即今山东省东平县，离黄河和泰山都比较近。南宋假如要取东平府，定然是要出动距离东平府较近的楚州（今江苏淮安）的韩世忠所部，或者是调集附近的张俊所部，而不可能去调动驻地远离山东的岳飞所部。
须知从山东境内黄河附近的东平府（今山东东平县）到岳家军在长江沿岸的驻地鄂州（今湖北武昌）有将两千多里的路途，这中间还隔着张俊等其他宋将的防区。东平府远离岳家军的驻地，根本就不在岳家军的攻击范围。
邳州在今江苏北部，位于今连云港和徐州之间，距离岳家军的驻地以及岳飞北伐的主战场也很远。
东平和邳州在当时属于韩世忠、张俊、王德、杨沂中等其他宋将所部的攻击范围，距离岳飞所部的防区很远。
即便在宋金正式开战的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岳飞率军北伐也只是在黄河以南的中原战场（主要在今河南省中西部）与金国军队作战。而岳家军自组建以来则从来都没有与金国军队在山东境内打仗，更不曾踏入东平一步，也未曾去过邳州，根本就不可能在东平和邳州一带与金军作战。
《金史》卷84之《完颜昂（奔睹）传》所谓的“（天眷二年）宋将岳飞以兵十万，号称百万，来攻东平”的说法更离谱得过分，其中所谓“岳飞以兵十万围邳州甚急”的说法同样既离谱又荒唐。
岳家军兵力最高峰也不过十万左右，绍兴十年北伐时还是兵分数路，分别攻占中原的众多要地。即便如郾城之战这样的大会战，在与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率领的一万五千多精锐女真骑兵以及近十万后续签军决战时，岳飞所能动用的岳家军兵力也不过是一万几千人而已，并且在这种敌众我寡的不利形式下，岳家军将士还能够击败金军的主力。
相比宋朝故都东京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而言，东平和邳州不仅离中原主战场更远，而且战略地位相对较为低下。在东京汴梁还没有被收复，金军主力部队还没有被完全逐出中原之前，岳家军怎么可能倾全军之力，绕过还在和金人对峙的中原主战场，并跨越同为宋军的张俊、王德、杨沂中、韩世忠所部的防线去接连袭击远在千里之外的两个彼此相距甚远且战略地位低下的城池？而具有杰出军事才能的名将岳飞又怎会做出如此低级荒唐的决定？
在公元1140年的宋金战事中，韩世忠所部以及张俊所部曾经在离东平和邳州不远的地方与金兵作战。而岳家军自组建成军以来，却从未曾去过东平和邳州，也根本不可能在东平和邳州附近与金兵作战。即使岳家军要攻东平和邳州，也必然是在收复东京汴梁，将金兵尽数逐出中原腹地之后，才有可能调遣部分兵力去攻此远离中原主战场的两座小城。反过来说，假如东平之战属实，那么当时河南一带，必然已经完全被岳家军收复了，而这显然和当时的实际情况相矛盾。
很显然，岳飞不可能也不会调集十万大军去进攻远在千里之外的战略地位不高的两个城池东平和邳州。岳家军根本不可能倾全军之力，绕过还在和金国主力军队对峙的中原主战场，并跨越同为宋军的张俊、王德、杨沂中、韩世忠所部的防区和战场，跑到远在千里之外的山东，去和非主力的几千金军作战，更不可能被金军的几千非主力部队和一个自吹自擂却其名不扬的金国将领击败。
还有，根据《金史》卷84《完颜昂（奔睹）传》的描述，那位“岳飞”的表现简直还不如一个普通将领，而其指挥十万大军却到处和敌人打游击的战术更不是一个久经沙场的名将之所为。“以兵十万，号称百万，来攻东平”的那支“岳家军”战斗力如此之低下、表现如此之差劲，竟然只会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地打游击战，还没有正面交锋就被金军虚张声势吓退，这根本就不像一支正规军，更谈不上什么能征善战。这些显然与金国皇帝金章宗在诏书中对岳飞的评价：“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金史》卷98《完颜纲传》)不相符合，也与史书称岳飞“善以少击众。欲有所举，尽召诸统制与谋，谋定而后战，故有胜无败”的记载不符。
这位完颜昂(奔睹）先生显然是把山东本地反抗金国统治的各路农民起义军当作岳家军，在虚张声势吓退农民起义军之后，夸夸其谈、自吹自擂，此等谎言，明眼人一看就知。当然，也可能是攻东平的各路农民起义军知道岳家军的声威，所以打着“岳”字旗号来吓唬金兵，结果却没有从完颜昂先生那里占到便宜。
楼主：民族英雄岳飞
时间：2020-02-23 20:45:28
历史上，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岳飞北伐前后，由于女真统治者在其占领区内强行推广奴隶制，致使金国陷入“法苛赋重，加以饥馑，民不聊生”的危机之中(《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2，绍兴九年九月)。北方民众的抗金斗争风起云涌，在金国占领区内出现了很多忠义民兵，他们坚持在敌后作战，有的还打着“岳家军”的旗号来吓唬金人。
公元1138年（南宋绍兴八年，金国天眷元年）开始，金国占领区内民众的抗金斗争再次出现新高潮。“百姓怨，往往杀债主，啸聚山谷”，“太行义士蜂起，威胜、辽州以来，道不通行”(《三朝北盟会编》卷197《金虏节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0绍兴八年夏，卷132绍兴九年秋；《中兴小纪》卷26)。
公元1139年（南宋绍兴九年，金国天眷二年），山东人民在张清领导下，驾船从海上攻入东北的辽东，北方抗金起义军还打着宋军的旗号，攻占了辽东的“苏州”（今辽宁金州），“中原之被掠在辽者，多起兵应之”。在当时的金国辖区内，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并且还有不断扩大之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3绍兴九年冬；《大金国志》卷9）
当时北方民众的抗金斗争风起云涌，在金国统治区内出现了好几百支忠义民兵队伍，他们坚持在敌后作战，反抗金国女真统治者的压迫，有的还打着“岳飞”和“岳家军”的旗号来吓唬金兵。
绍兴十年（1140年）北伐前后，为了实施“连结河朔”的策略，岳飞派遣李宝、孙彦等抗金义士潜入山东，组织山东人民抗金；岳飞还派遣梁兴、赵云、李进、董荣、牛显、张峪等原义军领袖带领小股军士北渡黄河，去联络太行山义军，并领导河北、河东的各路抗金义军；除了李宝、孙彦、梁兴、赵云、李进、董荣、牛显、张峪等直接受岳飞节制的抗金义军首领之外，一些还没有与岳飞取得联系的北方起义者，也经常打着“岳飞” 的旗号，在金国辖区内不断攻击金兵。
在宋史泰斗邓广铭所著的《岳飞传》中，对《金史》卷84《完颜昂（奔睹）传》所载的东平和邳州一带的战事有着客观详细的描述：
【岳飞一直在把“连接河朔”的战略方针实际运用着。而在岳家军与河北忠义民兵的联系工作方面，最活跃也最起作用的几个人物，则是李宝、梁兴、孟邦杰等。
李宝是山东乘氏县（今山东荷泽）人，在少年时候就好抱打不平、见义勇为，因而被乡人称为泼李三。金军占领了山东地区之后，李宝聚集了三千名壮丁，要去杀害金朝委派的濮州知州，所谋未能成功，他遂脱身南下。
绍兴七年李宝在南宋行朝与岳飞相见，表示愿意加入岳飞的部队当中，嗣即随从岳飞同回鄂州。岳飞把李宝编入骑兵当中充当一个小头目，李宝却觉得岳飞对他不够重视。李宝在暗中计议仍要潜回山东，去发动那里的忠义民兵，起而反抗金国的统治。
李宝在岳家军中联络了四十余人，要一同渡江北逃。刚商定出发日期，不料就被岳飞察觉，要把他们一齐禁锢起来。李宝出而自首，并说明了他要去敌占区立功报国的意图。这不但得到岳飞的谅解，而且深为岳飞所赞赏。岳飞授予李宝一个“河北路统领忠义军马”的名义，并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让李宝和他所联络过的部分人员，一同返回山东。这班人返回山东之后，又分头联系了八九百当地的忠义民兵，作为在敌后从事军事活动的骨干，再分别到各地去串联所有不愿屈服于女真统治者的汉族人民。
正是由于李宝等大批人员的策动，在绍兴九年（1139年）内，虽然是在宋、金“和议”订立之初，而在新旧黄河之间的山东地区，特别是从郓州到徐州这一带地方，涌现出大量的不愿做金国顺民的忠义农民军，打着“岳飞”和“岳家军”的旗号，寻找机会，给予南侵金军以打击。
郓州（即《金史》中的东平府）地处梁山泊旁，是山东地区的一个重要军事基地。金朝在天眷元年（ 1138 ）委派完颜奔睹为东平府尹，去镇守这一区域。到第二年夏，有一支打着岳家军旗帜的忠义农民军，约计可达十来万人，前来攻打东平府城。
完颜奔睹(汉名完颜昂)手下的金军人马不过五千上下，仓促出战，惊慌异常。因为正是桑拓方茂季节，金军便在树林内多张旗帜以为疑兵，完颜奔睹本人则率领精兵出而应战。双方众寡之势虽极悬殊，然而这支号称岳家军的农民军却只是乌合之众，根本不曾作过战，指挥调度也全很紊乱。在相持几天之后，“岳家军”既未能把府城攻下，也未能在其他方面取得成功，便又全军转移，去围攻邳州（今江苏邳州）城了。
忠义农民军中有很多人都知道，邳州城内西南角有一道深沟。当包围了邳州城后，在这些人的建议下，忠义民兵即着手在城外挖掘地道，使与城内深沟相通，以便从这一渠道攻入城中。驻守邳州的金军只有一千多人，他们也料想到攻城民兵可能要穴地而入，便急忙把城西南角的深沟填平，并急忙派人到东平府去请求救兵。在地道迟迟挖不通，东平府的金兵又已开到之后，这支攻城的忠义农民军就从邳州撤退，而且大部分又都转回到各自的本乡本业去了。】
看看真相吧！原来完颜昂先生把他镇压农民起义军的事迹吹嘘成大功一件，并偷梁换柱、张冠李戴地把被他采用骗术镇压的农民起义军（打着“岳飞”旗号）当作岳飞的军队来向上报功，进而在《金史》中留下了这个不伦不类的大笑话。
《金史》卷84《完颜昂（奔睹）传》中的“岳飞以兵十万来攻东平”的记载显然是个荒诞不经的大笑话！而《金史》作者张冠李戴、一错再错的描述更是荒诞不经，看不到任何严谨的治史作风！
《金史》的这些漏洞百出的失实记述，显然是金国将领张冠李戴、浮夸战功的结果，只要稍加考证推究，即可戳穿。但是某些其实对史实一知半解的所谓的“砖家学者”居然不加考证地借这些荒唐的记载来贬低岳飞和岳家军，这实在是孤陋寡闻、无知无耻。
公元1138年（南宋绍兴八年，金国天眷元年）开始，金国占领区内民众的抗金斗争再次出现新高潮。“百姓怨，往往杀债主，啸聚山谷”，“太行义士蜂起，威胜、辽州以来，道不通行”(《三朝北盟会编》卷197《金虏节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0绍兴八年夏，卷132绍兴九年秋；《中兴小纪》卷26)。
公元1139年（南宋绍兴九年，金国天眷二年），山东人民在张清领导下，驾船从海上攻入东北的辽东，北方抗金起义军还打着宋军的旗号，攻占了辽东的“苏州”（今辽宁金州），“中原之被掠在辽者，多起兵应之”。在当时的金国辖区内，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并且还有不断扩大之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3绍兴九年冬；《大金国志》卷9）
当时北方民众的抗金斗争风起云涌，在金国统治区内出现了好几百支忠义民兵队伍，他们坚持在敌后作战，反抗金国女真统治者的压迫，有的还打着“岳飞”和“岳家军”的旗号来吓唬金兵。
绍兴十年（1140年）北伐前后，为了实施“连结河朔”的策略，岳飞派遣李宝、孙彦等抗金义士潜入山东，组织山东人民抗金；岳飞还派遣梁兴、赵云、李进、董荣、牛显、张峪等原义军领袖带领小股军士北渡黄河，去联络太行山义军，并领导河北、河东的各路抗金义军；除了李宝、孙彦、梁兴、赵云、李进、董荣、牛显、张峪等直接受岳飞节制的抗金义军首领之外，一些还没有与岳飞取得联系的北方起义者，也经常打着“岳飞” 的旗号，在金国辖区内不断攻击金兵。
在宋史泰斗邓广铭所著的《岳飞传》中，对《金史》卷84《完颜昂（奔睹）传》所载的东平和邳州一带的战事有着客观详细的描述：
【岳飞一直在把“连接河朔”的战略方针实际运用着。而在岳家军与河北忠义民兵的联系工作方面，最活跃也最起作用的几个人物，则是李宝、梁兴、孟邦杰等。
李宝是山东乘氏县（今山东荷泽）人，在少年时候就好抱打不平、见义勇为，因而被乡人称为泼李三。金军占领了山东地区之后，李宝聚集了三千名壮丁，要去杀害金朝委派的濮州知州，所谋未能成功，他遂脱身南下。
绍兴七年李宝在南宋行朝与岳飞相见，表示愿意加入岳飞的部队当中，嗣即随从岳飞同回鄂州。岳飞把李宝编入骑兵当中充当一个小头目，李宝却觉得岳飞对他不够重视。李宝在暗中计议仍要潜回山东，去发动那里的忠义民兵，起而反抗金国的统治。
李宝在岳家军中联络了四十余人，要一同渡江北逃。刚商定出发日期，不料就被岳飞察觉，要把他们一齐禁锢起来。李宝出而自首，并说明了他要去敌占区立功报国的意图。这不但得到岳飞的谅解，而且深为岳飞所赞赏。岳飞授予李宝一个“河北路统领忠义军马”的名义，并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让李宝和他所联络过的部分人员，一同返回山东。这班人返回山东之后，又分头联系了八九百当地的忠义民兵，作为在敌后从事军事活动的骨干，再分别到各地去串联所有不愿屈服于女真统治者的汉族人民。
正是由于李宝等大批人员的策动，在绍兴九年（1139年）内，虽然是在宋、金“和议”订立之初，而在新旧黄河之间的山东地区，特别是从郓州到徐州这一带地方，涌现出大量的不愿做金国顺民的忠义农民军，打着“岳飞”和“岳家军”的旗号，寻找机会，给予南侵金军以打击。
郓州（即《金史》中的东平府）地处梁山泊旁，是山东地区的一个重要军事基地。金朝在天眷元年（ 1138 ）委派完颜奔睹为东平府尹，去镇守这一区域。到第二年夏，有一支打着岳家军旗帜的忠义农民军，约计可达十来万人，前来攻打东平府城。
完颜奔睹(汉名完颜昂)手下的金军人马不过五千上下，仓促出战，惊慌异常。因为正是桑拓方茂季节，金军便在树林内多张旗帜以为疑兵，完颜奔睹本人则率领精兵出而应战。双方众寡之势虽极悬殊，然而这支号称岳家军的农民军却只是乌合之众，根本不曾作过战，指挥调度也全很紊乱。在相持几天之后，“岳家军”既未能把府城攻下，也未能在其他方面取得成功，便又全军转移，去围攻邳州（今江苏邳州）城了。
忠义农民军中有很多人都知道，邳州城内西南角有一道深沟。当包围了邳州城后，在这些人的建议下，忠义民兵即着手在城外挖掘地道，使与城内深沟相通，以便从这一渠道攻入城中。驻守邳州的金军只有一千多人，他们也料想到攻城民兵可能要穴地而入，便急忙把城西南角的深沟填平，并急忙派人到东平府去请求救兵。在地道迟迟挖不通，东平府的金兵又已开到之后，这支攻城的忠义农民军就从邳州撤退，而且大部分又都转回到各自的本乡本业去了。】
看看真相吧！原来完颜昂先生把他镇压农民起义军的事迹吹嘘成大功一件，并偷梁换柱、张冠李戴地把被他采用骗术镇压的农民起义军（打着“岳飞”旗号）当作岳飞的军队来向上报功，进而在《金史》中留下了这个不伦不类的大笑话。
《金史》卷84《完颜昂（奔睹）传》中的“岳飞以兵十万来攻东平”的记载显然是个荒诞不经的大笑话！而《金史》作者张冠李戴、一错再错的描述更是荒诞不经，看不到任何严谨的治史作风！
《金史》的这些漏洞百出的失实记述，显然是金国将领张冠李戴、浮夸战功的结果，只要稍加考证推究，即可戳穿。但是某些其实对史实一知半解的所谓的“砖家学者”居然不加考证地借这些荒唐的记载来贬低岳飞和岳家军，这实在是孤陋寡闻、无知无耻。
楼主：民族英雄岳飞
时间：2020-02-23 20:45:28
综上所述，岳飞战功卓著，声名显赫，岳家军作为一支战斗力极强的劲旅同样威震南北，其本身就具有极大的品牌效应，金人曾经惊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在岳飞生前，北方很多抗金义军都接受岳飞的节制，处在北方沦陷区的抗金义军和农民起义军都喜欢打着岳家军的旗号来给自己助威壮胆，吓唬金兵。岳飞也支持这种可以使金军感到草木皆兵的做法。有时候，金兵在其占领区击败了一些打着“岳飞”旗号的抗金义军和农民起义军，就误以为击败的是岳家军。但实际上，这些军队根本就不属于正规军建制，更不是岳飞直接指挥的岳家军。
《金史》中有好几处关于岳飞的失实、错谬记载，或出于金军的错觉，误以为南宋北伐之师都是岳家军，或因北方义军假借岳家军的声威，打着岳飞的旗号，起而抗金。这些都可以反映岳家军的影响之巨。而根据《金史》中某些张冠李戴、草木皆兵的失实记载，还可以推知在南宋诸将中，岳飞才是金军最看重的敌人。例如，《金史》卷84《完颜昂传》误以为“岳飞以兵十万来攻东平”；《金史》卷66《宗秀传》误以为“岳飞驻军于亳、宿之间”；《金史》卷68《阿鲁补传》误以为“岳飞进军归德府”；《金史》卷77《宗弼传》误以为“岳飞复出兵到河东”。事实上，在宿州、亳州以及归德府（即今商丘）一带与金国将领宗秀、阿鲁补作战的宋军其实是张俊、王德、杨沂中所部，而完颜昂在东平、邳州一带所对付的其实是山东本地的农民起义军，岳家军从来都没有到过那些地方，更谈不上在那些地方和金国军队打仗。(参见美国亚历桑那大学教授陶晋生论文《岳飞与完颜宗弼》)
金国建立初期，还没有形成中央集权制，南侵中原的金军诸将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他们不必不断地向远在黑龙江的金国皇帝报告战况。所以，当时金国将帅不愿上报的战役过程就可能没有留下档案，进而不能在金国遗民所编的金国国史以及根据金国国史改编的《金史》中留下记录，而《金史》记录的则多是金国将帅愿意上报的那些战报。同时，对于金国统治者而言，击败宋朝王牌岳家军当然要比镇压金国占领区内的农民起义军或其他各路宋军的功劳大得多，于是金国的这些将领与宋军作战获胜时，就经常张冠李戴地把与自己作战的宋军说成是岳飞的军队，以显示战果非凡，进而以邀功请赏。当然，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岳飞和岳家军确实威名远播，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金国将领为了夸大自己的战功而纷纷张冠李戴地把自己击败的宋军说成是岳飞的军队。
网上那些居心叵测的“岳黑”不是本着严谨求实的态度来探讨历史问题，而是肆意歪曲史实，断章取义，不择手段地抹黑岳飞，贬低岳飞。他们常用的招数就是“拿着鸡毛当令箭”，把谬论喷一万遍就是真理。
为了抹黑、贬低岳飞，当代“岳黑”们可以道听途说、断章取义、强词夺理，他们挖空心思地拼凑了一些对岳飞不利的材料并无限放大，却从来都不考证这些材料本身是否存在问题。当然，“岳黑”们还刻意掩盖他们拼凑的材料本身所存在的问题。
《金史》中不乏击败岳飞的记载，然而多是谬误失实的描述，往往张冠李戴、自相矛盾、漏洞百出，不仅与史实不符，而且不合情理。当代“岳黑”们却最爱拿这些张冠李戴、错漏百出的记述来大做文章、借题发挥，进而诬蔑贬损岳飞。
下面再谈谈中国古代史学家的治史态度极其可贵精神：
在古代中国，史官制度是仅有的几种可以对皇权进行制约的力量。古人云：『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说的是史书对大臣的制约作用；而司马迁《自序》中引述董仲舒的话说，《春秋》还是“贬天子”的著作，说明史书对国君同样是有制约作用的。
文天祥在《正气歌》里，将『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作为天地间正气的表现之一。讲了两则古代史官誓死捍卫史官直书实录传统的故事。
董狐是春秋时晋国的史官。《左传》宣公二年记载，晋灵公聚敛民财，残害臣民，执政大臣赵盾多次劝谏，灵公不但不改，反而想害死他。赵盾只好逃亡。当逃到晋国边境时，其族弟赵穿带兵杀死灵公，于是返回继续执政。董狐记载道：“赵盾弑其君”。赵盾辩解，说是赵穿所杀，不是他的罪。董狐说：“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这个故事就是“董狐直笔”的由来，如果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赵盾确实有点冤枉。但从董狐的例子可以看出古代的史官“不但独立，还可以照史官的意思，来写他判断的事实”。
赵盾尊重这种不为当权者所左右的史官，故董狐能够直笔而安然无恙，还得到千古名声。然而，要想秉笔直书，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同样是在春秋时代，齐国大臣崔杼纵容旁人杀死君主庄公，齐国史官也这样记载：“崔杼弑庄公”。崔杼恼羞成怒，将他杀害。而史官之弟照样续记，崔杼又杀其弟。史官的另一个弟弟不畏强暴，继续据实记录。大权在握的崔杼也终于束手无策。这就是直笔写历史的结果，齐国史官兄弟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捍卫了历史的真实，其自身也为后人演绎了一段悲壮的历史。
从董狐开始，《左传》、《史记》均继承了求实的史学本质。一言以蔽之，就是“不虚美，不隐恶”。因此，太史公才会把项羽写得那么悲壮，描写刘邦却多少有点市井流氓相，并不因他是当今皇上的老祖宗而有所避讳。
古代史官的地位可说是相当独立的，不但独立，还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写他判断的事实。而且中国古代还有一个规定，皇帝是不能看史官所记的关于他自己的实录的。这也是保证史官能真正秉笔直书国君功过善恶的重要制度，——因为历史是要留给后人看的。
而古代历史上的圣君、皇帝，大凡都是尊重制度，尊守这种史家行规的(清朝的“圣君”除外，因为他们的“圣名”主要是通过涂抹历史得来的）。汉朝最著名的皇帝汉武帝就没有看过史官司马迁写的《史记》，所以《史记》中才能批评他。到了后汉时候，王允就埋怨“武帝不杀司马迁，使谤书（指《史记》）流于后世”。其实王允不知道：光就这一点，说明了汉武帝的尊重史官、遵守制度的态度。
在唐代也有这样的例子，讲的是唐太宗，总忍不住要看史官写些什么(一个比较自恋的家伙）。据《贞观政要》记载，贞观十三年（639年），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记起居注，唐太宗问褚遂良起居注里记些什么，并且提出想看褚遂良所记的内容。褚遂良回答说，现在的起居，就是古代的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这就是说，褚遂良坚持原则，不让皇帝观看史官所记的内容。
自然古代历史上为直笔而使脑袋搬家的也不少见，但这些多见于胡人统治时期。前赵昭武皇帝（匈奴人）时，公师就因秉笔直书编写国史而被杀；北魏道武皇帝（鲜卑人）时候，崔浩也因为秉笔直书编写国史而被杀。
总的来说，汉族皇帝大都还是尊重这种史家行规的。当今有些人认为宋朝百姓为秦桧塑跪像，是受到了皇权的左右，这是他们不了解古代历史相对于皇权独立的地位。这种制度一真到了明代还是被遵守的,我们今天看到的许明朝皇帝荒诞事迹，虽然有满清夸大诋毁之处，但也都是明代史官秉直记载下来的。
只可惜到了清朝，中国历史上最为无耻的现象出现了，满清统治者大兴文字狱，大规模地销毁不利于满清统治的史书，同时肆意篡改各种史书。中国人秉直书写历史的态度也为之一变，这种习气一直流毒至今。反而是不了解情况的今人，误以为中国古人编写历史的态度一直就是这个样子的！
虽然与西方相比，中国的历史是走了弯路，从一开始就缺少了民主和自由的基础，但是却远非没有正气、骨髓和传统，“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这些其实就是中国人最优秀的传统。
很显然，排除不经常出现的政治因素的干扰，在中国古代，包括史官在内的史学家，其治史态度是比较严谨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能做到秉笔直书，如实地记述各种历史事件。
古代史家完全不同于当代某些企图通过“标新立异”来提升“知名度”的丧尽天良的无耻“专家”文人们，更不是那些不学无术而又寡廉鲜耻的“岳黑”们所能真正理解的！
《金史》中有好几处关于岳飞的失实、错谬记载，或出于金军的错觉，误以为南宋北伐之师都是岳家军，或因北方义军假借岳家军的声威，打着岳飞的旗号，起而抗金。这些都可以反映岳家军的影响之巨。而根据《金史》中某些张冠李戴、草木皆兵的失实记载，还可以推知在南宋诸将中，岳飞才是金军最看重的敌人。例如，《金史》卷84《完颜昂传》误以为“岳飞以兵十万来攻东平”；《金史》卷66《宗秀传》误以为“岳飞驻军于亳、宿之间”；《金史》卷68《阿鲁补传》误以为“岳飞进军归德府”；《金史》卷77《宗弼传》误以为“岳飞复出兵到河东”。事实上，在宿州、亳州以及归德府（即今商丘）一带与金国将领宗秀、阿鲁补作战的宋军其实是张俊、王德、杨沂中所部，而完颜昂在东平、邳州一带所对付的其实是山东本地的农民起义军，岳家军从来都没有到过那些地方，更谈不上在那些地方和金国军队打仗。(参见美国亚历桑那大学教授陶晋生论文《岳飞与完颜宗弼》)
金国建立初期，还没有形成中央集权制，南侵中原的金军诸将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他们不必不断地向远在黑龙江的金国皇帝报告战况。所以，当时金国将帅不愿上报的战役过程就可能没有留下档案，进而不能在金国遗民所编的金国国史以及根据金国国史改编的《金史》中留下记录，而《金史》记录的则多是金国将帅愿意上报的那些战报。同时，对于金国统治者而言，击败宋朝王牌岳家军当然要比镇压金国占领区内的农民起义军或其他各路宋军的功劳大得多，于是金国的这些将领与宋军作战获胜时，就经常张冠李戴地把与自己作战的宋军说成是岳飞的军队，以显示战果非凡，进而以邀功请赏。当然，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岳飞和岳家军确实威名远播，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金国将领为了夸大自己的战功而纷纷张冠李戴地把自己击败的宋军说成是岳飞的军队。
网上那些居心叵测的“岳黑”不是本着严谨求实的态度来探讨历史问题，而是肆意歪曲史实，断章取义，不择手段地抹黑岳飞，贬低岳飞。他们常用的招数就是“拿着鸡毛当令箭”，把谬论喷一万遍就是真理。
为了抹黑、贬低岳飞，当代“岳黑”们可以道听途说、断章取义、强词夺理，他们挖空心思地拼凑了一些对岳飞不利的材料并无限放大，却从来都不考证这些材料本身是否存在问题。当然，“岳黑”们还刻意掩盖他们拼凑的材料本身所存在的问题。
《金史》中不乏击败岳飞的记载，然而多是谬误失实的描述，往往张冠李戴、自相矛盾、漏洞百出，不仅与史实不符，而且不合情理。当代“岳黑”们却最爱拿这些张冠李戴、错漏百出的记述来大做文章、借题发挥，进而诬蔑贬损岳飞。
下面再谈谈中国古代史学家的治史态度极其可贵精神：
在古代中国，史官制度是仅有的几种可以对皇权进行制约的力量。古人云：『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说的是史书对大臣的制约作用；而司马迁《自序》中引述董仲舒的话说，《春秋》还是“贬天子”的著作，说明史书对国君同样是有制约作用的。
文天祥在《正气歌》里，将『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作为天地间正气的表现之一。讲了两则古代史官誓死捍卫史官直书实录传统的故事。
董狐是春秋时晋国的史官。《左传》宣公二年记载，晋灵公聚敛民财，残害臣民，执政大臣赵盾多次劝谏，灵公不但不改，反而想害死他。赵盾只好逃亡。当逃到晋国边境时，其族弟赵穿带兵杀死灵公，于是返回继续执政。董狐记载道：“赵盾弑其君”。赵盾辩解，说是赵穿所杀，不是他的罪。董狐说：“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这个故事就是“董狐直笔”的由来，如果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赵盾确实有点冤枉。但从董狐的例子可以看出古代的史官“不但独立，还可以照史官的意思，来写他判断的事实”。
赵盾尊重这种不为当权者所左右的史官，故董狐能够直笔而安然无恙，还得到千古名声。然而，要想秉笔直书，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同样是在春秋时代，齐国大臣崔杼纵容旁人杀死君主庄公，齐国史官也这样记载：“崔杼弑庄公”。崔杼恼羞成怒，将他杀害。而史官之弟照样续记，崔杼又杀其弟。史官的另一个弟弟不畏强暴，继续据实记录。大权在握的崔杼也终于束手无策。这就是直笔写历史的结果，齐国史官兄弟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捍卫了历史的真实，其自身也为后人演绎了一段悲壮的历史。
从董狐开始，《左传》、《史记》均继承了求实的史学本质。一言以蔽之，就是“不虚美，不隐恶”。因此，太史公才会把项羽写得那么悲壮，描写刘邦却多少有点市井流氓相，并不因他是当今皇上的老祖宗而有所避讳。
古代史官的地位可说是相当独立的，不但独立，还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写他判断的事实。而且中国古代还有一个规定，皇帝是不能看史官所记的关于他自己的实录的。这也是保证史官能真正秉笔直书国君功过善恶的重要制度，——因为历史是要留给后人看的。
而古代历史上的圣君、皇帝，大凡都是尊重制度，尊守这种史家行规的(清朝的“圣君”除外，因为他们的“圣名”主要是通过涂抹历史得来的）。汉朝最著名的皇帝汉武帝就没有看过史官司马迁写的《史记》，所以《史记》中才能批评他。到了后汉时候，王允就埋怨“武帝不杀司马迁，使谤书（指《史记》）流于后世”。其实王允不知道：光就这一点，说明了汉武帝的尊重史官、遵守制度的态度。
在唐代也有这样的例子，讲的是唐太宗，总忍不住要看史官写些什么(一个比较自恋的家伙）。据《贞观政要》记载，贞观十三年（639年），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记起居注，唐太宗问褚遂良起居注里记些什么，并且提出想看褚遂良所记的内容。褚遂良回答说，现在的起居，就是古代的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这就是说，褚遂良坚持原则，不让皇帝观看史官所记的内容。
自然古代历史上为直笔而使脑袋搬家的也不少见，但这些多见于胡人统治时期。前赵昭武皇帝（匈奴人）时，公师就因秉笔直书编写国史而被杀；北魏道武皇帝（鲜卑人）时候，崔浩也因为秉笔直书编写国史而被杀。
总的来说，汉族皇帝大都还是尊重这种史家行规的。当今有些人认为宋朝百姓为秦桧塑跪像，是受到了皇权的左右，这是他们不了解古代历史相对于皇权独立的地位。这种制度一真到了明代还是被遵守的,我们今天看到的许明朝皇帝荒诞事迹，虽然有满清夸大诋毁之处，但也都是明代史官秉直记载下来的。
只可惜到了清朝，中国历史上最为无耻的现象出现了，满清统治者大兴文字狱，大规模地销毁不利于满清统治的史书，同时肆意篡改各种史书。中国人秉直书写历史的态度也为之一变，这种习气一直流毒至今。反而是不了解情况的今人，误以为中国古人编写历史的态度一直就是这个样子的！
虽然与西方相比，中国的历史是走了弯路，从一开始就缺少了民主和自由的基础，但是却远非没有正气、骨髓和传统，“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这些其实就是中国人最优秀的传统。
很显然，排除不经常出现的政治因素的干扰，在中国古代，包括史官在内的史学家，其治史态度是比较严谨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能做到秉笔直书，如实地记述各种历史事件。
古代史家完全不同于当代某些企图通过“标新立异”来提升“知名度”的丧尽天良的无耻“专家”文人们，更不是那些不学无术而又寡廉鲜耻的“岳黑”们所能真正理解的！
楼主：民族英雄岳飞
时间：2020-02-23 20:45:28
《宋史》和《金史》的成书过程：
对中国历史有些了解的人都知道，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二十四部正史的总称。“正史”之名，始见于《隋书 经籍志》：“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后来，满清乾隆皇帝钦定“二十四史”，于是“正史”一称即专指“二十四史”。其中除《史记》是通史且为私修外，其余都是断代史，且绝大多数为官修史书。二十四史记事上起传说中的黄帝（约前2550年），止于明朝崇祯十七年（1644年）。二十四史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隋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宋史》、《金史》、《元史》、《明史》。
中国自古以来历史意识便十分强烈，各朝各代不但有着完善的史学机构记载本朝的历史，而且几乎每一朝每一代都会为前朝修史。元朝虽然是文化相对落后的蒙古族建立的王朝，但在汉族知识分子的影响下，这一为前朝修史的传统也继承下来了。《宋史》、《辽史》、《金史》这三部史书便都是元朝史官为前朝编写的官修正史。
早在蒙元立国之初，金国遗老王鄂等人就向元世祖忽必烈提出了修辽、金二史的建议，他认为“宁可亡人之国，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馆不立，后世亦不知有今日”，同时王鄂等金国遗老随即开始着手搜集、整理与金国相关的历史资料。
至元十三年（1276年），蒙元军队攻克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负责留守事宜的元朝大臣董文炳对前来招收儒士的李槃、王构等人说“国可败，而史不可灭”。基于这一精神，元世祖至元初年（1264年）便建立了翰林国史院，南宋灭亡后，元朝朝廷又在已下诏修辽、金二史的基础上，下令纂修《宋史》。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若以宋朝为正统，在史书中以宋为本纪，辽、金为载记，则失去了少数民族的立场；若以辽金为北史，宋分写宋史和南宋史，则又会引起有着传统华夷观念的汉族文官和知识分子的抗争。
由于在正统、义例等问题上，元朝朝野上下长期争论不决，形成僵局，《宋史》、《辽史》、《金史》三史的编撰工作被长期耽搁。一直拖到元顺帝时期，在太平（贺惟一）、巙巙等人的一再建议下，元朝政府才最后下定决心编修辽、宋、 史。而这一次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除元朝皇帝十分重视之外，也与丞相脱脱作出裁定，最后解决了正统问题有关系。《庚申外史》卷上记载：“先是诸儒议论三国正统不决，至是脱脱独断曰：‘三史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议者遂息。”
元朝至正三年（1343年）三月，经右丞相脱脱、平章也先帖木儿、铁睦尔达世、右丞太平、参议长仙、郎中孛里不花、员外郎老老等人奏请，元顺帝下诏修辽、宋、 史，以中书右丞相脱脱为都总裁官、中书平章政事铁木儿塔识、中书右丞太平、御史中丞张起岩、翰林学士吕思诚、翰林侍讲学士揭傒斯等人为总裁官，并遴选了一大批史官正式开局。显然，修撰辽、宋、 史的都总裁官都是元朝丞相脱脱（蒙古族），同时不论是《宋史》，还是《金史》和《辽史》，其编写者都是多民族的混合班子。这与前朝修史有些区别。
《宋史》自元朝至正三年（1343年）四月开始编撰，至正五年（1345年）十月正式脱稿，前后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宋史》的主要撰修者除包括张起岩、揭傒斯、李好文等七名总裁官外，还有史官斡玉伦徒、泰不华、危素、于文传、贡师道、余阙、贾鲁等23人。显然，《宋史》的编者既有汉人，也有蒙古人和色目人，这是一个多民族的混合班子。
《金史》自元朝至正四年（1344年）四月开始编写，至正五年十月完成的，用了一年半的时间。辽、金、宋三史的都总裁官是脱脱，《金史》的编者则包括总裁官铁睦尔达世、贺惟一（太平）、张起岩、揭傒斯、欧阳玄、李好文、杨宗瑞、王沂等人，以及纂修官沙刺班、王理、伯颜、赵时敏、费著、商企翁等人。显然，《金史》的编者既有汉人，也有蒙古人和女真人，这也是一个多民族的混合班子。
众所周知，古代为前朝编写正史，首先要参照该朝史官的记述及政府所保存的各种文档。当然留存下来的野史、私史、以及其他记载也在参考之列，但如果和官方档案、官修史书不相一致，一般不会采用它们。宋朝和金国的官修史书在南宋、金国灭亡之后，多数被元朝政府完整地接收下来了。元朝史官在为宋朝、金国修史时，又进行了一些采访、搜集工作，得到了不少笔记、文集等。《宋史》以及《金史》便是在这大量史料的基础上修纂而成的。
《宋史》便是元朝史官在宋代官修史书的基础上稍加排次整理修订而成，《宋史》的主要史料来源是宋代的国史、实录、日历等宋朝史官的原始记述。
《金史》则是元朝史官在金国官修史书的基础上整理修订而成，《金史》中的记述基本来源于原金国史官所撰写的金国的国史、实录，以及元好问、刘祁、王鄂等金国文人遗老所收集整理的资料。
虽然《宋史》和《金史》的编者都是多民族的混合班子，但《宋史》的编者以南宋遗民为主，《金史》的编者则以金国遗民为主。同时，辽、金、宋三史的审核权掌握在蒙古史官手中，而最终决定权则掌握在元朝最高统治者手中。
事实上，元朝史官编写辽、宋、 史，遵循着一条重要原则，即凡是对蒙古不利或说蒙古坏话的记载，就一律予以删削或篡改。
在成吉思汗建国之前的二百多年，蒙古就一直是辽国和金国在北方的主要边患。在金国灭掉辽国之后，也接收了来自北方彪悍的蒙古各部的边患。现代史家的研究已经证明，与辽国不时发生战争的阻卜即是蒙古。而金国吞灭辽国后，也接收了来自蒙古的边患。金国与北方的蒙古各部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并且蒙古边患的威胁日益加剧。金国官史中原先有不少关于金国与鞑靼（即蒙古）的战争记录，但是却遭到元朝史官的删削。尽管在元朝史官编修的《金史》中，关于金国早期与蒙古各部的战争的记述已涂被抹得相当干净，但仍有蛛丝马迹可寻。大致在金国天眷二年(南宋绍兴九年，1139年)，金国“遣万户湖沙虎伐蒙兀部，粮尽而还。蒙兀追袭之，至上京之西北，大败其众于海岭”(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3；宇文懋昭著，崔文印注《大金国志校证》卷100) ；关于蒙古对金国的威胁，当时被扣留在金国的宋使洪皓就很清楚。洪皓曾在给南宋朝廷的密信中指出：“彼方困于蒙古”(《三朝北盟会编》卷221《洪皓行状》，《宋史》卷373《洪皓传》，洪适《盘洲文集》卷74《先君述》)；金国事实上长期陷于北有蒙古、南有宋朝的两线作战的窘迫困境。迫于南北交兵的形势，金国甚至愿意对更弱小的西夏作出一定的友好姿态，割让了若干原属宋的土地给西夏(《金史》卷134《西夏传》) 。
在金国最有作为的皇帝金世宗统治时期，金国每三年派军队向北大杀一阵，“谓之减丁”，给蒙古各部造成深重的灾难。因为当时的蒙古人并未在大金皇帝治下，也根本不可能承认金世宗是他们的“贤君”，而民族偏见甚深的金世宗却是苦于对蒙古用兵。据《金史》卷6《世宗纪》记载，金国大定七年（1167年），“移剌子敬经略北边”，大定十年，“参知政事宗叙北巡”；《金史》卷71《宗叙传》记载宗叙“巡边”“将战，有疾，诏以右丞相纥石烈志宁代”。这些记载说明当时军事情势的严峻，竟必须动用声名最著的金国大将纥石烈志宁；《金史》卷88《纥石烈良弼传》则记载，“参知政事宗叙请置沿边壕堑”，又证明蒙古力量之强，以至金国只能消极防御；《金史》卷24《地理志》又叙述金世宗大定后期，已在北方修筑边堡和壕堑。以上这些其实都是元朝史官删削金国官史后所存留的蛛丝马迹。南宋使臣楼钥的《北行日录》也反映了金世宗大定九、十年间，金国正在对蒙古用兵，金军对蒙古的杀掠和破坏势不可免，却因元朝史官的删削而无文字记录传世。金国最后就是亡于蒙古与南宋的联军。
而在编修《宋史》时，元朝史官对宋朝官史中有关宋元战争的记录，也大肆删削，隐讳了不少蒙古军失利战败的史实。例如，《宋史》卷412《杜杲传》中删削了蒙古军在安丰军与庐州等地战败的记录，而南宋抗元名将王坚竟然在《宋史》中无传。
很显然，编撰辽、宋、 史的时候，元朝史官曾经大量删削篡改对蒙古不利或说蒙古坏话的记载。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得出，在由蒙古人作为统治者的元朝，虽然没有像后世的清朝那样大兴文字狱，但是在文化舆论方面还是存在管制政策的。尤其是在元朝官方主持修订的史书中，蒙古人的管制监督作用表现得尤其突出。
楼主：民族英雄岳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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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谈到《金史》的成书，我们就有必要介绍一下金国文人遗老元好问、刘祁、王鄂等人收集整理与金国相关文献资料的贡献。
元好问，忻州（今山西秀容）人，生于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年），卒于元宪宗蒙哥七年（1257年）。元好问是金末元初最有成就的作家和历史学家，也是金末元初北方的文坛盟主。元好问的祖先是北魏皇室鲜卑族拓跋氏。在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中，元好问的祖先改姓元。金宣宗兴定五年（1221年），元好问考中进士。之后，元好问先后担任金国国史院编修、南阳令、尚书省左司员外郎等职。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年），元好问被蒙古兵俘虏，押赴聊城羁管软禁，元太宗窝阔台十年（1238年），时年49岁的元好问结束了羁系生活。这期间，元好问作为亡国囚徒，与家人辗转于山东聊城、冠氏之间，并逐渐与蒙古国的汉军首领严实、赵天锡等人接上关系，生活逐渐好转并获得自由。
元好问亲身经历了金国衰亡和蒙古灭金的全过程，又曾在金国从政十几年，作为金国遗臣的元好问长期关注金国的命运以及金国史迹的保存。在金国败亡前夕，元好问就向金国当政者建议用女真文小字写一部金史，但未能如愿。于是，元好问就私下编撰了一部《壬辰杂编》。金国灭亡之后，元好问怀着“国亡史兴，己所当任”的爱国信念，决心以自己一人之力修一部金史。
元好问痛心金国的沦亡，他拒绝在蒙古国做官，以表明自己的金国遗民身份和对故国的忠心。但为了写金史，元好问却又不得不与蒙古国的中上层官员周旋，以便取得他们的协助，并获得必要的资料。为了完成修金史的宏愿，元好问忍辱负重2O多年，直到去世。为修金史，元好问还在自己家的院子里建了一座亭子，作为存放资料和编辑写作的地方。通过多年的奔波收集，元好问积累了与金国君臣相关的资料上百万字，后称“金源君臣言行录”。元好问还怀着“以诗存史”的目的，编成《中州集》。以“中州”为名，即含有缅怀故国和以金国为正统的深意。《中州集》是一部金代诗歌总集，里面不仅收录了元好问所知道的金国诗人词客、金国两位皇帝、金国王公大臣以至布衣百姓的诗词2116首，而且还为250多个作者写了小传。《中州集》也保存了大量与金国相关的历史资料。元朝史官所编的《金史》中的《艺文传》就是以元好问的《中州集》为蓝本写成的。
作为金国遗臣的文人元好问一直对金国忠心耿耿，渴望写成一部缅怀故国的史书。元好问编写的《中州集》、《壬辰杂编》、《续夷坚志》及《元遗山先生文集》等诸多著述，保存了大量与金国相关的材料，对元朝史官修《金史》起了重要的作用。元好问生前虽然未能实现修成金史的愿望，但他所收集整理的大量与金国相关的材料，却为元朝史官修辽、宋、 史，以至明朝修元史，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特别是为元朝史官修《金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元朝史官所编《金史》中的大量记述直接来源于元好问的著述，《金史》与元好问的关系十分密切，《四库全书总目》称“多本其所著”。
在金国灭亡之后，元好问曾写信给蒙古中书令耶律楚材（原金国旧臣），请他保护资助金国遗留下来的54名遗臣儒士，并酌加任用。后来，元好问所举荐的54名金国遗臣儒士大多被元朝政府任用为官，其中就包括同样对金国忠心耿耿的金国遗老王鄂。
金哀宗天兴三年（1234年），蒙古军队包围了金国的最后据点——蔡州，遭到顽强抵抗，蒙古军恼羞成怒，攻下蔡州后即开始屠城。但是，蒙古军统帅张柔（汉人降将）发现原金国状元——王鄂也在被俘者之列，张柔马上救下了他，从此，王鄂便成了张柔的座上客，他们二人都间接地为《金史》的编著作出了重大贡献。
与辽国相比，金国修史制度要完善得多。有记注院，掌修起居注；秘书监设有著作局，掌修日历；还有国史院，掌修实录和国史。其实录编修最为完备，以下除卫绍王、金哀宗之外，均有实录；金国还修有国史，包括皇帝本纪及功臣列传。金宣宗时期，因害怕蒙古军的再次进犯，金国国都由中都（今北京）迁往汴京（今开封），金国史官编写的大量历史文献也随之携至汴京。汴京被蒙古军攻克之后，参与了攻汴战斗的蒙古军大将张柔（汉人降将）颇具远见，在其他蒙军将士争抢金帛财宝时，张柔却来到金国史馆，将金国实录及其他秘府图书运回了家中。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金国官方所编写的这些历史文献被献之于蒙古朝廷，从而为元朝史官编写《金史》提供了重要条件。
元世祖忽必烈继位之后，金国遗老王鄂成了他的得力助手，为元初朝廷上下的文字制作及各项典章制度的创立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王鄂向忽必烈建议，设立史馆，并且纂修辽、金二史。
元朝建立后，金国遗老王鄂不但向元世祖忽必烈提出了编写辽、金二史的建议，而且还开始着手搜集、整理与金国相关的文献资料。金国卫绍王朝没有实录，在金国灭亡之后，王鄂收集并整理出相关的材料，而元朝史官所编《金史》中的《卫绍王本纪》其实就直接来源于金国遗老王鄂的著述；金国迁都蔡州之后，官史记载中断，也是因为王鄂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著有《汝南遗事》4卷，才得以将金国的亡国过程记录下来。
与辽国相关资料比起来，与金国相关的文献资料保存下来的要多得多，而且很完整。同时，很多对金国忠心耿耿的金国遗老文人们曾经得到元朝官方的重视，而且他们十分注意搜集与金国相关的文献资料。例如，金国遗老文人元好问、刘祁、王鄂等人就收集整理了很多与金国相关的文献资料，并被元朝史官大量照搬照抄。
元朝末年修《金史》，实际上是在前人工作基础上的进一步加工整理。元朝史官修《金史》，既有金国的实录、国史为根据，又有金国遗老王鄂等人的搜集、补充，还有刘祁、元好问等金国文人的著作可直接资以参证，元朝史官编写《金史》的参考资料比编写《辽史》的参考资料要丰富全面得多。同时，与金国相关的那些资料又经过金国遗民文人的加工整理，故《金史》编者易于着手，这与《宋史》编者面对一大堆数量庞大、毫无整理的原始材料又不一样。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元人之于此书（《金史》），经营已久，与宋、辽二史仓促成书者不一样，所以本书首尾完备、条例整齐、简约而无疏漏、周赡而不繁芜。”
元好问，忻州（今山西秀容）人，生于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年），卒于元宪宗蒙哥七年（1257年）。元好问是金末元初最有成就的作家和历史学家，也是金末元初北方的文坛盟主。元好问的祖先是北魏皇室鲜卑族拓跋氏。在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中，元好问的祖先改姓元。金宣宗兴定五年（1221年），元好问考中进士。之后，元好问先后担任金国国史院编修、南阳令、尚书省左司员外郎等职。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年），元好问被蒙古兵俘虏，押赴聊城羁管软禁，元太宗窝阔台十年（1238年），时年49岁的元好问结束了羁系生活。这期间，元好问作为亡国囚徒，与家人辗转于山东聊城、冠氏之间，并逐渐与蒙古国的汉军首领严实、赵天锡等人接上关系，生活逐渐好转并获得自由。
元好问亲身经历了金国衰亡和蒙古灭金的全过程，又曾在金国从政十几年，作为金国遗臣的元好问长期关注金国的命运以及金国史迹的保存。在金国败亡前夕，元好问就向金国当政者建议用女真文小字写一部金史，但未能如愿。于是，元好问就私下编撰了一部《壬辰杂编》。金国灭亡之后，元好问怀着“国亡史兴，己所当任”的爱国信念，决心以自己一人之力修一部金史。
元好问痛心金国的沦亡，他拒绝在蒙古国做官，以表明自己的金国遗民身份和对故国的忠心。但为了写金史，元好问却又不得不与蒙古国的中上层官员周旋，以便取得他们的协助，并获得必要的资料。为了完成修金史的宏愿，元好问忍辱负重2O多年，直到去世。为修金史，元好问还在自己家的院子里建了一座亭子，作为存放资料和编辑写作的地方。通过多年的奔波收集，元好问积累了与金国君臣相关的资料上百万字，后称“金源君臣言行录”。元好问还怀着“以诗存史”的目的，编成《中州集》。以“中州”为名，即含有缅怀故国和以金国为正统的深意。《中州集》是一部金代诗歌总集，里面不仅收录了元好问所知道的金国诗人词客、金国两位皇帝、金国王公大臣以至布衣百姓的诗词2116首，而且还为250多个作者写了小传。《中州集》也保存了大量与金国相关的历史资料。元朝史官所编的《金史》中的《艺文传》就是以元好问的《中州集》为蓝本写成的。
作为金国遗臣的文人元好问一直对金国忠心耿耿，渴望写成一部缅怀故国的史书。元好问编写的《中州集》、《壬辰杂编》、《续夷坚志》及《元遗山先生文集》等诸多著述，保存了大量与金国相关的材料，对元朝史官修《金史》起了重要的作用。元好问生前虽然未能实现修成金史的愿望，但他所收集整理的大量与金国相关的材料，却为元朝史官修辽、宋、 史，以至明朝修元史，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特别是为元朝史官修《金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元朝史官所编《金史》中的大量记述直接来源于元好问的著述，《金史》与元好问的关系十分密切，《四库全书总目》称“多本其所著”。
在金国灭亡之后，元好问曾写信给蒙古中书令耶律楚材（原金国旧臣），请他保护资助金国遗留下来的54名遗臣儒士，并酌加任用。后来，元好问所举荐的54名金国遗臣儒士大多被元朝政府任用为官，其中就包括同样对金国忠心耿耿的金国遗老王鄂。
金哀宗天兴三年（1234年），蒙古军队包围了金国的最后据点——蔡州，遭到顽强抵抗，蒙古军恼羞成怒，攻下蔡州后即开始屠城。但是，蒙古军统帅张柔（汉人降将）发现原金国状元——王鄂也在被俘者之列，张柔马上救下了他，从此，王鄂便成了张柔的座上客，他们二人都间接地为《金史》的编著作出了重大贡献。
与辽国相比，金国修史制度要完善得多。有记注院，掌修起居注；秘书监设有著作局，掌修日历；还有国史院，掌修实录和国史。其实录编修最为完备，以下除卫绍王、金哀宗之外，均有实录；金国还修有国史，包括皇帝本纪及功臣列传。金宣宗时期，因害怕蒙古军的再次进犯，金国国都由中都（今北京）迁往汴京（今开封），金国史官编写的大量历史文献也随之携至汴京。汴京被蒙古军攻克之后，参与了攻汴战斗的蒙古军大将张柔（汉人降将）颇具远见，在其他蒙军将士争抢金帛财宝时，张柔却来到金国史馆，将金国实录及其他秘府图书运回了家中。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金国官方所编写的这些历史文献被献之于蒙古朝廷，从而为元朝史官编写《金史》提供了重要条件。
元世祖忽必烈继位之后，金国遗老王鄂成了他的得力助手，为元初朝廷上下的文字制作及各项典章制度的创立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王鄂向忽必烈建议，设立史馆，并且纂修辽、金二史。
元朝建立后，金国遗老王鄂不但向元世祖忽必烈提出了编写辽、金二史的建议，而且还开始着手搜集、整理与金国相关的文献资料。金国卫绍王朝没有实录，在金国灭亡之后，王鄂收集并整理出相关的材料，而元朝史官所编《金史》中的《卫绍王本纪》其实就直接来源于金国遗老王鄂的著述；金国迁都蔡州之后，官史记载中断，也是因为王鄂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著有《汝南遗事》4卷，才得以将金国的亡国过程记录下来。
与辽国相关资料比起来，与金国相关的文献资料保存下来的要多得多，而且很完整。同时，很多对金国忠心耿耿的金国遗老文人们曾经得到元朝官方的重视，而且他们十分注意搜集与金国相关的文献资料。例如，金国遗老文人元好问、刘祁、王鄂等人就收集整理了很多与金国相关的文献资料，并被元朝史官大量照搬照抄。
元朝末年修《金史》，实际上是在前人工作基础上的进一步加工整理。元朝史官修《金史》，既有金国的实录、国史为根据，又有金国遗老王鄂等人的搜集、补充，还有刘祁、元好问等金国文人的著作可直接资以参证，元朝史官编写《金史》的参考资料比编写《辽史》的参考资料要丰富全面得多。同时，与金国相关的那些资料又经过金国遗民文人的加工整理，故《金史》编者易于着手，这与《宋史》编者面对一大堆数量庞大、毫无整理的原始材料又不一样。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元人之于此书（《金史》），经营已久，与宋、辽二史仓促成书者不一样，所以本书首尾完备、条例整齐、简约而无疏漏、周赡而不繁芜。”
楼主：民族英雄岳飞
时间：2020-02-23 20:45:28
谈过了《金史》的史料来源，下面再谈谈《宋史》的史料来源。宋朝史学相当发达，史家辈出、著述丰富，官方的修史制度及机构也相当完善。宋代官方所修有关本朝的史书有会要、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实录、国史等。所谓会要便是分类集中记载各项典章制度沿革、兴废；所谓起居注、时政记便是按年、月、日记载皇帝的生活起居及君臣商讨军国大事的情况；此外还有根据起居注、时政记修成的日历，根据日历和其他行状碑铭编年的实录以及博采众书修成的国史。其中会要属于政书体裁，国史是纪传体史书；其余基本上都是编年体史书。
宋代的为数众多的大量官修史书在南宋灭亡时，多数被元朝政府完整地接收下来了。元朝政府在为宋朝修史时，又进行了一些采访、搜集工作，得到了不少关于宋朝的野史、笔记、文集等。
《宋史》便是在以上众多史料的基础上修纂而成的。那么，元朝所修的《宋史》主要依据宋代的哪一类史料呢？
清代史学家赵翼考证后认为：“宋代国史，国亡时皆入于元，元人修史时，大概只就宋旧本稍为排次。”这一说法是符合事实的，《宋史》中的列传及15种志基本上来自原宋代国史的列传及志；本纪、表虽然兼采实录、日历、野史、文集等，但也是以原宋代国史为主干的。
史学家普遍认为，元朝史官所编写的《宋史》“以宋人国史为稿本”，中华书局《宋史》的《出版说明》也沿袭此说：“宋人国史记载北宋特别详细，南宋中叶以后‘罕所记载’，《宋史》依样画葫芦，显得前详后略，头重脚轻”。除了以宋朝《国史》为编写依据之外，元朝史官所编写的《宋史》还广泛采纳了《宋实录》等宋朝官方文献中的史料。
《宋史》的主要史料来源是宋代的国史、实录、日历等宋朝史官的原始记述，而这些史籍现在几乎全部佚失了，在其他书中虽然也有引用，但取舍、详略各不相同。加上在记载宋朝历史的各种文献中，只有《宋史》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状况，内容广泛而丰富。
但与《金史》相比，《宋史》缺少前期整理，后期的编写时间又相当仓促，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问题和缺陷。《宋史》成书于元朝末年，当时时局动荡不安，编写《宋史》的那群元朝史官面对数量庞大、毫无整理的宋代原始史料，为了尽快交差，不得不匆匆急就。对于极为丰富的宋代史料，编写《宋史》的元朝史官并没有认真加工、整理，也没有时间去修订、辨析，而是采用省力的办法，直接将比较简略的宋朝各代纪传体国史、《文献通考》等资料拼凑成书，致使《宋史》芜杂粗糙，错讹与疏略之处较多，其本纪、志、列传之间，各列传之间往往互相抵牾。
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尽管存在不少问题，但《宋史》却是保存宋朝官方史料和私人著述的最系统全面的一部史书，其中原封不动地照抄保留了宋朝时期的很多原始史料，因而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要想了解宋朝历史便不可能脱离《宋史》，后世众多的修订之作，虽然确实各有其长处，但却不能取而代之或者与之并行于世。《四库总目提要》也指出“盖其书（指元朝所修的《宋史》）以宋人国史为稿本”，还说“然年代绵邈，旧籍散亡。仍以是书为稿本，小小补苴，亦终无以相胜。故考两宋之事，终以原书为据，迄今竟不可废焉。”
事实上，尽管元朝史官曾经大量删削宋、金两国官史中对蒙古不利或说蒙古坏话的记载，但是在对待宋金两国以及《宋史》、《金史》中与宋金战事相关的描述上，元朝史官的态度却是中立的，基本上不存在厚此薄彼的问题。
《宋史》总体上保留了宋朝史官的记述，《金史》也基本保留了金国史官以及金国遗老文人的描述，只要其中所载不直接牵涉到蒙古人，则包括元朝丞相脱脱在内的蒙元史官就不会干涉，而元朝史官更多的则是以局外人的身份上来评判宋金两国之间的纷争。同时，在保留宋朝史官记载和金国史官记述的同时，在人物传记的结尾还加入了作为局外人的元朝史官的客观评判。所以，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同样是元朝中央政府组织史官编撰的官修正史，关于宋金战事的不少记载，《宋史》和《金史》却存在明显差异。
很显然，《金史》主要是元朝史官在金国官修史书的基础上整理修订而成，《金史》中的记述基本来源于金国史官所撰写的金国国史、实录，甚至还有很多记述直接照搬照抄元好问、刘祁、王鄂等金国文人遗老所收集整理的文献资料。
而《宋史》则是元朝史官在宋代官修史书的基础上稍加排次整理修订而成，《宋史》的主要史料来源是宋代的国史、实录、日历等宋朝史官的原始记述。
宋代的为数众多的大量官修史书在南宋灭亡时，多数被元朝政府完整地接收下来了。元朝政府在为宋朝修史时，又进行了一些采访、搜集工作，得到了不少关于宋朝的野史、笔记、文集等。
《宋史》便是在以上众多史料的基础上修纂而成的。那么，元朝所修的《宋史》主要依据宋代的哪一类史料呢？
清代史学家赵翼考证后认为：“宋代国史，国亡时皆入于元，元人修史时，大概只就宋旧本稍为排次。”这一说法是符合事实的，《宋史》中的列传及15种志基本上来自原宋代国史的列传及志；本纪、表虽然兼采实录、日历、野史、文集等，但也是以原宋代国史为主干的。
史学家普遍认为，元朝史官所编写的《宋史》“以宋人国史为稿本”，中华书局《宋史》的《出版说明》也沿袭此说：“宋人国史记载北宋特别详细，南宋中叶以后‘罕所记载’，《宋史》依样画葫芦，显得前详后略，头重脚轻”。除了以宋朝《国史》为编写依据之外，元朝史官所编写的《宋史》还广泛采纳了《宋实录》等宋朝官方文献中的史料。
《宋史》的主要史料来源是宋代的国史、实录、日历等宋朝史官的原始记述，而这些史籍现在几乎全部佚失了，在其他书中虽然也有引用，但取舍、详略各不相同。加上在记载宋朝历史的各种文献中，只有《宋史》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状况，内容广泛而丰富。
但与《金史》相比，《宋史》缺少前期整理，后期的编写时间又相当仓促，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问题和缺陷。《宋史》成书于元朝末年，当时时局动荡不安，编写《宋史》的那群元朝史官面对数量庞大、毫无整理的宋代原始史料，为了尽快交差，不得不匆匆急就。对于极为丰富的宋代史料，编写《宋史》的元朝史官并没有认真加工、整理，也没有时间去修订、辨析，而是采用省力的办法，直接将比较简略的宋朝各代纪传体国史、《文献通考》等资料拼凑成书，致使《宋史》芜杂粗糙，错讹与疏略之处较多，其本纪、志、列传之间，各列传之间往往互相抵牾。
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尽管存在不少问题，但《宋史》却是保存宋朝官方史料和私人著述的最系统全面的一部史书，其中原封不动地照抄保留了宋朝时期的很多原始史料，因而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要想了解宋朝历史便不可能脱离《宋史》，后世众多的修订之作，虽然确实各有其长处，但却不能取而代之或者与之并行于世。《四库总目提要》也指出“盖其书（指元朝所修的《宋史》）以宋人国史为稿本”，还说“然年代绵邈，旧籍散亡。仍以是书为稿本，小小补苴，亦终无以相胜。故考两宋之事，终以原书为据，迄今竟不可废焉。”
事实上，尽管元朝史官曾经大量删削宋、金两国官史中对蒙古不利或说蒙古坏话的记载，但是在对待宋金两国以及《宋史》、《金史》中与宋金战事相关的描述上，元朝史官的态度却是中立的，基本上不存在厚此薄彼的问题。
《宋史》总体上保留了宋朝史官的记述，《金史》也基本保留了金国史官以及金国遗老文人的描述，只要其中所载不直接牵涉到蒙古人，则包括元朝丞相脱脱在内的蒙元史官就不会干涉，而元朝史官更多的则是以局外人的身份上来评判宋金两国之间的纷争。同时，在保留宋朝史官记载和金国史官记述的同时，在人物传记的结尾还加入了作为局外人的元朝史官的客观评判。所以，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同样是元朝中央政府组织史官编撰的官修正史，关于宋金战事的不少记载，《宋史》和《金史》却存在明显差异。
很显然，《金史》主要是元朝史官在金国官修史书的基础上整理修订而成，《金史》中的记述基本来源于金国史官所撰写的金国国史、实录，甚至还有很多记述直接照搬照抄元好问、刘祁、王鄂等金国文人遗老所收集整理的文献资料。
而《宋史》则是元朝史官在宋代官修史书的基础上稍加排次整理修订而成，《宋史》的主要史料来源是宋代的国史、实录、日历等宋朝史官的原始记述。
楼主：民族英雄岳飞
时间：2020-02-23 20:45:28
@就爱中国怎么了 2017-01-19 17:27:47
有一个傻逼，成天的黑岳飞等民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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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指的是“叽叽喳喳侃大山”，还是“莫把战争当棋下”，还是“泪痕春雨”？
有一个傻逼，成天的黑岳飞等民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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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指的是“叽叽喳喳侃大山”，还是“莫把战争当棋下”，还是“泪痕春雨”？
楼主：民族英雄岳飞
时间：2020-02-23 20:45:28
认识岳飞需要考虑几点：
1、当时的女真骑兵在冷兵器时代的任何朝代都是一流的军队，而岳飞却在乱世中把汉族农民训练成了超一流的军队岳家军，本人认为岳家军在冷兵器时代的任何朝代都是超一流的，都是不可战胜的，岳飞是不可超越的。
2. 宋朝向来重文轻武，南宋小朝廷主张偏安东南，处处牵制阻挠岳飞北伐。
3. 岳飞所处的时代是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生灵涂炭、风雨飘摇的乱世，南宋的国力与汉唐时期无法相比，岳飞却能克服众多不利因素的制约，敢于多次发起北伐，并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率领岳家军将士以寡击众，与女真骑兵硬碰硬地对决，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重创金军主力。
4、女真族是渔猎民族，多有擒杀虎豹熊狼的勇士，金军有杰出的统帅完颜兀术等
5. 当时是冷兵器时代，作为岳飞的敌人，女真骑兵实力雄厚，比汉唐时期的匈奴、突厥骑兵要强大得多，女真骑兵包括用于迂回包抄而后突击的轻骑兵“拐子马”，以及用于正面攻坚冲锋陷阵的重装骑兵“铁浮图”,轻骑兵“拐子马”的机动性极强，重装骑兵“铁浮图”的战斗力和防御力都极强，主要任务是正面攻坚,其扮演的角色宛如现代战争中的坦克。
郾城之战，是岳家军几千精骑加几千步兵对阵女真一万五千精骑，而且岳家军赢了。
先不说黑水靺鞨历来善战的武力传统造成的所谓“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光说这场大战的特点和规模。
这种几千骑加几千步兵对付女真一万五千精骑，进行硬碰硬的对阵厮杀，经过一个下午的惨烈大战后分出胜负，唐朝没有这个例子。
即便是汉朝，那时候一个汉兵由于技术优势，可以顶三到五个匈奴兵，而当时匈奴骑兵还没有马蹬，其战斗力与后世骑兵相比要差得多，而宋金之间没这么大的差别，女真骑兵在吃饱喝足的情况下，不比任何骑兵差。岳家军纯粹是铁的纪律造就的战力，才能搞定同样数量的女真骑兵（这里面还有岳飞出其不意以奇招破掉金方重铠“铁浮图”的原因，金兀术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后来蒙古灭西夏的灵州之战，是蒙古万骑对西夏数千骑，西夏因数量不足被歼灭。蒙古灭金主力的三峰山之战，是蒙古拖雷三万骑加窝阔台的大军，对金国两万骑另加13万步兵，但拖了几个星期，把金兵断粮饿了三天、饿扁了以后才通过伏击战歼灭的。要么规模不够，要么时间太长，这都不及郾城之战骑兵主力短时间对阵决胜激烈。
明朝也就明那八次北征打到乌兰巴托、打下整个东北时还很风光，后来就不行了。第二次北征徐达的中路军打到乌兰巴托西，在万骑对万骑的较量中还被扩廓帖木儿(王保保)和贺宗哲的联军大败，死万余人，还是比不上岳飞。
所以我认为郾城之战是被低估了的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大规模骑兵对阵战役，从规模和短时间爆发的激烈程度两方面综合考虑，是中国历史上最大最激烈的骑兵对阵，这是汉、唐、明各战役所不及的。
岳飞北伐直捣黄龙的可能，金国已陷入内忧外患，南宋国力军力已反超金国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1741122-1.shtml
岳飞郾城大捷和颖昌大捷战绩战况考证
http://bbs.tianya.cn/post-no05-287896-1.shtml
推断岳家军颍昌之战杀金兵实为五千，至少有八条重要的依据
http://bbs.tianya.cn/post-no05-179239-1.shtml
绍兴十年岳飞北伐捷奏考辨
http://bbs.tianya.cn/post-no05-175991-1.shtml
岳飞的骑兵，——评述岳家军发展壮大的历程
http://bbs.tianya.cn/post-no05-286871-1.shtml
岳飞朱仙镇之战确实存在，岳家军五百精锐骑兵击溃数万金军，而非歼灭金军
http://bbs.tianya.cn/post-no05-432022-1.shtml
岳飞抗金事迹摘要
http://bbs.tianya.cn/post-no05-247643-1.shtml
岳飞抗金形势图及其解说
http://bbs.tianya.cn/post-no05-179209-1.shtml
南宋时期，人们对岳飞的评价如何？
http://bbs.tianya.cn/post-no05-222114-1.shtml
当时金国女真兵作战的最大特点，在于“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每次必“更进迭却”，作“数十合之鏖战”。可想而知，这种情况下的战斗必然是惨烈异常的，更何况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是岳家军和金国女真主力部队在平原旷野地区进行的大规模步骑混合战。并且这两战都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后的七月发生，又是在平原地区进行，最有利于发挥女真骑兵驰突的长技，在这种形势下，岳家军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进而迫使金军大败而逃，势必已经重创金军。岳家军能挡得住敌方精锐的攻击，并能击败金国女真主力部队，进而缴获包括战马、金、鼓、旗、枪、器甲在内的众多武器装备，这显然已经对女真骑兵造成了重大杀伤。
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是岳家军和金国女真主力部队之间发生的大规模步骑混合战。这两战都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后的七月发生，又是在平原地区进行，最有利于发挥女真骑兵驰突的长技，在这种形势下，岳家军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就更为不易。颍昌大捷和郾城大捷，都是空前的胜利，其意义非凡。
在这两战中，岳家军统帅能够临危不乱，正确判断形势，及时采取因应措施。岳家军将士则身负国耻家仇，同仇敌忾，以忠义许国，故士气旺盛，即使面对敌众我寡的严峻形势，也奋不顾身地英勇杀敌。同时他们经受了历次战争的严峻考验和锻炼，加之平时的严格要求、训练有素，故岳家军将士战斗力强，个个英勇善战，堪称无不“以一当十”。
加之，岳飞重视骑兵建设，岳家军以过去历次战争(尤其是绍兴六年的两次北伐)中缴获的战马为基础，组建了一支强大的高素质骑兵部队，也就有了和女真骑兵争雄较长的资本。同时宋朝发达的经济技术条件，使岳家军配备的弓矢射程更远、穿透力更强。
所以，有了以上这些必要的条件，加上统帅的杰出军事才能，在敌众我寡的严峻形势下，岳家军将士还能够接连击败完颜宗弼（兀术）所率领的金国军队主力，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郾城之战中，岳飞针对金军作战特点，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使岳家军步兵和骑兵密切配合，扬长避短，破敌所长，击敌所短，故能克敌制胜。在战争一开始，岳飞就“遣发背嵬、游奕马军”出击，同金国引以为骄傲的女真骑兵进行周旋，运用巧妙的战术，来对付女真骑兵，“或角其前，或掎其侧，用能使敌人之强，不得逞志于我”，同时通过骑兵冲杀，来分割打乱金军阵势，让步兵殿后，以强弓劲弩御敌。
当女真人的重装骑兵(“铁浮图”)上阵以后, 岳飞当即让岳家军步兵出动，命令“将士各持麻扎刀、提刀、大斧，与贼手拽厮劈”,来对付装载厚重铠甲且以皮索相连、“堵墙而进”的女真重装骑兵“铁浮图”，破其精锐。
在颍昌之战中，岳飞正确判明金军必攻颍昌的企图，适时调整部署，及时增援颍昌驻军，为岳家军与金军主力展开决战作好了必要的准备。在战斗中，面对金军的阵势，岳云率领八百名背嵬骑士居中，正面猛冲金军大阵，而步兵也展开严整的队列分左右翼继进，以翼蔽马军，与敌军厮杀。
同时岳家军将士英勇执著，奋不顾身地坚持与强敌浴血奋战，既不畏缩，更不退缩。而在战斗的最关键时期，城中守军及时增援，合兵奋击，终以强劲勇锐之师，大破金军。
楼主：民族英雄岳飞
时间：2020-02-23 20:45:28
宋史泰斗王曾瑜先生指出：
『自秦桧再相之后，他自己以宰相“监修国史”，指派儿子秦熺主编编年体的日历更是极尽篡改历史之能事。
绍兴三十三年(1162年)，南宋史宫张震上奏： “自建炎元年至绍兴十二年，日历已成将五百九十卷，多所舛误。而十二年以后迄今所修末成书者至八百三十余卷草，未立传者七百七人。” 这一千四百二十多卷是接近于《高宗日历》的全数了。《宋史·艺文志》记载《高宗日历》为一千卷，乃是后来对草稿进行删削后的总卷数。李心传说：“盖绍兴十二年已前日历皆成于桧子熺之手。“（2）从建炎元年到绍兴十二年，正是宋金且和且战，南宋抗战派和投降派激烈斗争的盛典时期，包括岳飞从投身抗金战争直到被害所经历的岁月。秦熺在绍兴十三年前就将这部分日历撰完成，他和助手王扬英、周执羔还因此而升官受奖（3）。绍兴十三年以后的日历，显然没有前一部分重要，还是由秦桧的党羽负责纂修。经秦熺之流斧削之后，官史中“凡所记录，莫非其党奸谀谄佞之词，不足以传信天下后世”。后来有个叫徐度的官员看了以后，唯有“叹息而已”（4）。
南宋官修史书《高宗日历》除了给宋高宗和秦桧的降金乞和涂脂抹粉之外，还不遗余力地诋毁岳飞，抹杀岳家军的功绩。当时南宋另一个史官说：“自(绍兴)八年冬，桧接既监修国史，岳飞每有捷奏，桧辄欲没其实，至形于色。其间如阔略其姓名，隐留其功状考，殆不可一、二数。”（5）岳飞生前尚且如此，他惨遭杀害后就更可想而知了。孝宗倾向抗战，力主给岳飞乎反。但按照惯例给岳飞赐谥时，却遇到秦桧篡改历史所造成的困难。一方面，“人谓中兴论功行封，当居第一”（6）；另一方面，在吏补考功覆议“武穆’谥号时，“因博询公平生之所以著威望，系安危，与夫立功之实，其非常可喜之太略，虽所习闻，而国史秘内，无所考质’。也就是说，岳飞功居第一，只是凭传闻印象，而宫史却无以证实，只好采取访问故将遗卒的办法，“独得之于旧在行阵间者”（7）。足见岳飞的抗金事迹，被湮没到了何等地步。
《高宗日历》、《高宗实录》等南宋宫修史书，业已失传。现存有关岳飞事迹的主要记有《宋史》、《金史》《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金佗稡编》这五部书。除了《金史》之外，其它四部书都在不同程度上承受了秦桧父子篡改历史的恶果。
《宋史》是二十四史中内容最庞杂的一部。人们可以列举其千百条错论，但《宋史》毕竞是最基本的宋代历史资料。《宋史》在元朝末年仓促成书，大体上是照抄南宋官方自撰的国史、实录等等官修史书，因此书中很多错误应由宋朝史官负责。
《宋史·高宗纪》主要根据《高宗日历》，而《宋史·岳飞传》主要根据岳珂《金佗稡编》修成，彼此不能不发生矛盾。如《宋史·岳飞传》说绍兴十年岳飞自朱仙镇班师，《宋史·高宗纪》却说“遂自郾城还，军皆溃”。这仅仅是《宋史》粗制滥免失于剪裁和考订的一例。
《宋史》的《高宗纪》和《岳飞传》没有为我们研究岳飞提供更多有价值的原始资料，倒是《宋史何铸传》保存了一条珍贵资料。《何铸传》当是来源于何铸子孙上报史馆的行状、墓志铭之类，其中谈到岳飞背刺“尽忠报国’的事。《宋史·岳飞传》也采这条资料。这是对《金佗稡编鄂王行实编年》所作的唯一重要补充
《金史》和《宋史》同时编撰，它主要依据金国史官自挑的史书修成。《金史》的缺点是刻意为金国将领扬胜讳败。南宋初，宋朝有和尚原、仙人关、顺昌、郾城、颖昌五次大捷，《金史》只承认和尚原一次，其它四战只宇不提。但是《金史》仍可补充或纠正宋方记载的不足或谬误，还辑录了一些金朝初年北方人民反抗斗争的史实。我们如果仔细分析，《金史》也多少透露了岳飞绍兴十年北伐时，金国当时所处的窘境，《金史·宗弼传》实际上承认了金军一度放弃汴州(开封)的事，可与《金佗稡编》的叙事互相印证。
《三朝北盟会编》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两书，无疑是现存记述高宗朝宋金关系的资料最丰富的史书。《会编》引用大量制诰、国书、奏议、记序、碑志等文献资料，即使彼此矛盾，也兼收并蓄。《要录》主要根据日历等官史，旁采私家著述，考核较为精详。这两部书都是肯定岳飞的，然而对岳飞事迹的叙述相当粗琉，甚至不知不觉地承袭了秦熺日历的某些污蔑之词。岳飞的主要事迹，包括四次北伐，绍兴七年因并统淮西军而受打击，绍兴八年和九年反对求和，绍兴十一年援淮西以至被杀害等，这两部都有错讹或疏略。
人们谈论宋代的编年史，往往是《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并称，其实《要录》不如《长编》。《长编》的写作原则是宁繁毋略，而《要录》则是名实相符的“要录”。如果将《宋会要辑稿》同两书对比，情况就比较清楚。《长编》的记载往往比《宋会要》详尽，而《要录》的记载往往比《宋会要》简单，有时甚至删略了一些有价值的资料。《宋会要》《中兴会要》部分，尚能提供某些《要录》删略的岳飞事迹如《要录》卷一O九绍兴七年三月甲子只载王贵和牛皋升官，而《宋会要》兵一八之三八则说明升官的原因：‘掩杀逆贼五大王刘复、李成等，累立奇功故也。”秦熺的日历虽然删削了岳飞第三次北伐的战绩，但在叙述王贵和牛皋升官时，有所透露，而李心传未予重视反而将升官的原因也一笔抹掉。
由于秦桧不遗余力地掩没岳家军的战功，宋人谈到宋金绍兴十一年和议前的战役，往往只提顺昌和柘皋两战，而不提郾城、颖昌两战。孝宗乾道二年(1166年），定所谓“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多数是不足道的小胜，而不列岳家军的郾城、颖昌两次大捷。《金佗稡编》的问世，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关于郾城之战，虽然详尽的捷奏已经散佚，但是宋高宗给岳飞的一道奖谕诏书指出： “自羯胡入寇，今十五年，我师临阵，何啻百战。曾未闻远以孤军，当兹巨孽，抗犬羊并集之众，於平原旷野之中，如今日之用命者也。盖卿忠义贯於神明，威惠孚於士卒，暨尔在行之旅，咸怀克敌之心，陷阵摧坚，计不反顾，鏖鬬屡合，丑类败犇。念兹锋镝之交，重有伤夷之苦，俾尔至此，时予之辜。惟虏势之已穷，而吾军之方振，尚效功名之志，亟闻殄灭之期。裁想忠勤，弥深嘉叹，降关子钱二十万贯，犒赏战士。……”
这道给岳飞的一道奖谕诏书证明南宋朝廷当时曾对郾城大捷作出绝高的评价。』
宋史泰斗王曾瑜先生还指出：“总的说来，宋代出于印刷术的推广，传世资料浩繁。倘若对有关资料不加认真稳考，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整理工作，就不足以其实地反映岳飞的生平。”
故此，有记载，不等于就是真实，这要求我们认真比较分析，才能得出真实的结论。我这里对岳飞的一些考究，也是基于这个想法。《三朝北盟会编》是兼收并蓄，纵然相互矛盾的记载，但它会记录其中有关于部分被秦桧、秦熺之流所歪曲的史实，自然毫不为奇；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那段记载，则和《三朝北盟会编》的错误记载几乎完全相同，显然作者李心传在摘录此段的时候，未加分析，完全摘下，并没有察觉记载间的自相矛盾之处。至于《宋史高宗本纪》和《秦桧》多按照《高宗日历》记载编写，有此记载，实属正常。只是岳飞的功绩和清誉，又岂是这些奸佞之徒可以湮没呢！
楼主：民族英雄岳飞
时间：2020-02-23 20:45:28
在岳飞生前，金军中流传着一句关于岳飞的著名评语：『撼山易，撼岳家军难！』（《金佗续编》卷30 王自中撰《郢州忠烈行祠记》，《金佗稡编》卷9《遗事》）
岳飞遇害后不久，绍兴十二年（1142年）八月，金国使者刘祹评价岳飞：『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飞，所至纪律甚严，秋毫无所犯。所谓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为我擒。如飞者，无亦江南之范增乎! 』(《说郛》卷18叶寘《坦斋笔衡》，赵葵《行营杂录》)
在岳飞遇害二十年之后，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国皇帝完颜亮再次发起攻宋战争，当时金军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岳飞不死，大金灭矣！”（《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记载：『逆亮南寇，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
在岳飞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国皇帝在诏书中则直接承认了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金国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南宋开禧二年），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写到：『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金史》卷98《完颜纲传》)
《中兴小纪》卷29记载：『(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诏赐飞死，斩宪、云于市，令殿前都指挥使杨沂中莅其刑，家属立徙广南，且籍其家赀。……飞知书而得士，且济人之贫，用兵秋毫无犯，民间安堵，不知有军。先计后战，屡胜强敌，号为良将。其死也，天下冤之。』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记载：『(绍兴十一年十二月) 癸巳，诏飞赐死，命殿前都指挥使职事杨沂中莅其刑，诛宪、云于都市。……仍籍其赀，流家属于岭南。天下冤之。飞死年三十九，……飞知书，善待士，且济人之贫，用兵秋毫无犯，民皆安堵，不知有军。至今号为贤将。』
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在其著述《老学庵笔记》卷1中写道：『张德远(张浚字德远)诛范琼于建康狱中，都人皆鼓舞；秦会之(秦桧字会之)杀岳飞于临安狱中，都人皆涕泣。是非之公如此。』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十月，南宋朝廷给岳飞和张宪家属解除拘禁，以开“生还”之路，岳飞家属自岭南蛮荒之地北返。岳飞三子岳霖途径赣州(原名虔州)，『父老帅其子弟来迎』，当地百姓夹道迎接，个个泪流满面，他们说：『不图今日复见相公之子』。后来，岳霖到荆湖北路任官，鄂州军民闻讯后，『设香案，具酒牢，哭而迎』，以表示他们对岳飞的缅怀（《金佗稡编》卷9）。
《金佗续编》卷27《孙迪编鄂王事》记载：『湖之南，江之西，比屋绘像，事王如生』。直到岳飞身后好几十年，江、湖之地的百姓依然家家户户张挂岳飞的遗像，奉祀不衰，还流传了很多歌颂岳飞的民间故事。鄂州城内的旌忠坊，特别为岳飞设立忠烈庙（《金佗续编》卷14《湖北转运司立庙牒》《敕建忠烈庙省牒》，卷28《孙迪编鄂王事》，卷30《郢州忠烈行祠记》；《舆地纪胜》卷66《鄂州》）。
金国女真人最畏服岳飞，平日往往不敢直呼其名，当他们得知岳飞死耗，个个欢天喜地，酌酒相庆。被金人长期扣押的南宋使臣洪皓，目击此情此景，心如刀割，只能吞声抽泣，洪皓在给南宋朝廷的密信中写道：『金人所畏服者惟飞，至以父呼之，诸酋闻其死，酌酒相贺』（《宋史》卷365《岳飞传》）。当洪皓从金国回归南宋之时，岳飞已经遇害，『忠宣（洪皓的谥）还，因奏事，论至公（岳飞）死，不觉为恸』(《鄂国金佗续编》卷14《忠愍谥议》) 。谈到岳飞之死时，洪皓竟然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以致当着赵构的面为岳飞遇害而失声痛哭，可见洪皓对岳飞的深厚感情。然而，洪皓长期被金国扣留，终生都没有机会见到岳飞，他对岳飞的感情，无疑是来自于金人对岳飞的高度敬畏。正因为这一段屈辱的经历，使洪皓更懂得一位使敌人敬畏的爱国将领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
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秦桧还没死，南宋状元张孝祥就上书宋高宗，请求朝廷给岳飞平反昭雪。《于湖居士文集》附录《宣城张氏信谱传》记载：『先是，岳飞卒于狱，时廷臣畏祸，莫敢有言者。公(张孝祥)方第，即上疏言：「岳飞忠勇，天下共闻，一朝被谤，不旬日而亡，则敌国庆幸，而将士解体，非国家之福也。」又云：「今朝廷冤之，天下冤之，陛下不知也。当亟复其爵，厚恤其家，表其忠义，播告中外，俾忠魂瞑目于九泉，公道昭明于天下。」帝(宋高宗)特优容之。时公尚在期集所，独未官也，秦相益忌之。』（还可参见《建议以来系年要录》卷166）。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国皇帝完颜亮自认为准备就绪，灭宋之谋便不再遮掩，金军开始大举南侵功宋，“臣构”祈和不成，命且不保，南宋再度面临亡国的严峻形势。金军的大举南侵宣告了宋高宗赵构、权奸秦桧之流长期奉行的屈辱求和政策的彻底破产，主和误国之罪昭然若揭，抗战派再次得到人们的尊重和仰赖。
南宋官员杜莘老等人上奏朝廷，请求给岳飞平反昭雪。杜莘老说：『臣窃见往者秦桧擅权，力主和议，沮天下忠臣义士之气，使不得伸。是以胡铨，直臣也，以上书激切，桧遂贬之远方，二十余年不用。岳飞，良将也，以决意用兵，桧文致极法，家属尽徙岭表。至今人言其冤，往往为之出涕。臣愿陛下思咸之义霈涣号之恩，召还胡铨，亟赐擢用，昭雪岳飞，录其子孙，以激天下忠臣义士之气。则在廷之臣必励勉而尽忠，沿边之将必踊跃而效命。臣邻尽忠在内，将士效命在外，以此破敌，何敌不摧？以此建功，何功不立？此诚帝王鼓动天下之至权也！』（《鄂国金佗续编》卷30杜莘老《乞昭雪奏札》）
南宋宰相史浩也上书朝廷，请求给岳飞平反昭雪。《玫瑰集》卷93《纯诚厚德元老之碑》记载：『公(史浩)既相，益思所以报上者，首言前宰相赵鼎、参政李光之无罪，大将岳飞之久冤，宜复其官爵，录其子孙，凡坐废者次第昭雪。』(《宋史》卷396《史浩传》)
《三朝北盟会编》卷236记载：『(绍兴三十一年十月十九日戊午)太学生直学宋芑上叶枢密书，书曰：「……凡前日中外之臣误我以和议者，无问存殁，悉正典刑。于是斵秦桧之棺，而戮其尸，贬窜其子孙，而籍其资产以助军，以正其首倡和议、欺君误国之罪；复岳飞之爵邑，而录用其子孙，以谢三军之士，以激忠义之气。诏下之日，使东南之民闻之，莫不怒发动冠；西北之民闻之，莫不感激流涕。如此则出师之日，吾之民将见人自为战，彼之民必有倒戈者矣。……」』(还可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0)
《宋会要辑稿》职官76之70记载：『孝宗绍兴三十二年未改元，七月十三日，诏岳飞特追复少保、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先是有诏：「飞起自行伍，不俞数年，位至将相，而能事上以忠，御众有法，屡立功效，不自矜夸，余烈遗风，至今不泯。去冬出戍，鄂渚之众师行不扰，动有纪律，道路之人归功于飞。虽坐事已殁，然太上皇帝念之不忘。今可仰承圣意，追复元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与录用。」故有是命。十一月三日，诏故追复少保、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岳飞妻、前楚国夫人李氏特与复楚国夫人，男前左武大夫、忠州防御使云追复旧官，前忠训郎、阁门祗候雷追复旧官职。』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00记载：『(绍兴三十二年七月)戊申，诏岳飞复元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与录用。』
南宋大学问家朱熹与门生论岳飞：『问（门生）：“岳侯若做事，何如张、韩？” 曰（朱熹）：“张、韩所不及，都是他识道理了。” 问（门生）：“岳侯以上者，当时有谁？” 曰（朱熹）：“次第无人。”』 （《朱子语类》）
南宋学者欧阳守道在纪念岳飞的文集中写道：『岳忠武王之死，孰杀之？金人不能杀王于战，能杀王于狱。盖自遣秦桧来相，而金人之令行于江南矣！其所欲杀，岂独一岳王？桧方次第扫除以报，而艺祖在天，丕降罪疾，殛之，然后三、四忠贤幸免，中国再有生气。王不幸，最先死，死且孥，哀哉！《崇岳集》者，陈君华叔之所集，而间以己作，率悼岳王也！』（《撰斋文集》卷21《书崇岳集》）
(注：文中的“王”指的是岳飞。淳熙五年(1178年)，南宋朝廷给岳飞定谥号为“武穆”，嘉泰四年(1204年)，南宋朝廷追封岳飞为“鄂王”，宝庆元年（1225年），南宋朝廷赐岳飞谥号为“忠武”，此后世人敬称岳飞为“岳鄂王”、“岳武穆王”、“岳忠武王”或“岳王”；“艺祖”是宋人对宋赵匡胤的尊称。）
南宋学者曹彦约称赞岳飞说：『若夫智略足以料敌，鉴裁足以用人，纪律严而下不忍怨，粮运竭而众不忍叛，身死八十年，闻风者犹且悦之，其惟岳飞呼！古之所谓名将，不过于此。然而南北分合，应有定时，忠邪生死，应有定数，岂权臣一日所能自为之？哀哉！』（《昌谷集》卷17《中兴四将赞》）
文天祥看过岳飞手书唐朝李华《吊古战场》之后，发表肺腑感言说：『岳先生，我宋之吕尚也。建功树绩，载在史册，千百世后，如见其生。至于笔法，若云鹤游天，群鸿戏海，尤足见干城之选，而兼文学之长，当吾世谁能及之。 』
岳飞曾孙岳觌，任处州庆元县尉，曾与文天祥通信，文天祥复信说：「惟中兴之初，先武穆王手扶天戈，忠义与日月争光，名在旗常，功在社稷，天报勋劳，克昌厥后，虽百世可知也。县尉生北平龙虎家，而又伟然植立，谁不知敬。幸出结习，乃托一日之尝僚，剀谕批历，亦既钦承，远畀麟缄，为礼过矣。」 （《文山先生全集》，《汤阴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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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看，自南宋建炎四年（1130）以来，直到岳飞遇害之前的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比在逐步朝着有利于南宋的方向转变。宋军由弱变强，金军由盛转衰。
自宋金开战以来，宋军主要取得了和尚原、仙人关、顺昌、郾城和颍昌五次大捷，都击败了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亲自率领的金军主力。
秋冬季节，弓劲马肥，骑兵可以纵横驰骋于平原旷野地区，此时最有利于女真骑兵作战。但女真骑兵不耐暑热多雨天气，在夏天需要退到北方避暑。发生在公元1131年的和尚原之战和发生在公元1134年的仙人关之战都是山地战，吴玠率领的宋军可以凭借险峻的地形与金军对抗，金军主要是“以失地利而败”。然而，到了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五月底至六月上旬，宋将刘锜充分利用暑热天气，在顺昌府（即颍州，今安徽阜阳），以逸待劳，以少击众，击败金军，取得顺昌大捷，遏制了金军的攻势，开创了宋军在平原地区大败金国女真骑兵部队的新纪录。
如果说，顺昌之战尚有女真人不耐暑热的天时，以及金军劳师动众、远道而来的不利因素，加之宋军可以倚仗城池固守等因素，那么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则是岳家军和金国女真主力部队之间发生的大规模步骑混合战，这两战都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后的七月发生，又是在平原地区进行，最有利于发挥女真骑兵驰突的长技，在这种形势下，岳家军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就更为不易。颍昌大捷和郾城大捷，都是空前的胜利，其意义非凡。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七月上旬和中旬，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地利条件下，岳家军在兵力尚未集结完毕的情况下以寡击众，在平原旷野地区进行的野战中获胜，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击败金军主力，随后集结兵力，乘胜进军至距离东京开封府仅四十里的朱仙镇。这标志着宋金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是岳家军和金国女真主力部队之间发生的大规模步骑混合战。这两战都是在绍兴十年（1140年）闰六月后的七月发生，又是在平原地区进行，最有利于发挥女真骑兵驰突的长技，在这种形势下，岳家军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就更为不易。颍昌大捷和郾城大捷，都是空前的胜利，其意义非凡。
在这两战中，岳家军统帅能够临危不乱，正确判断形势，及时采取因应措施。岳家军将士则身负国耻家仇，同仇敌忾，以忠义许国，故士气旺盛，即使面对敌众我寡的严峻形势，也奋不顾身地英勇杀敌。同时他们经受了历次战争的严峻考验和锻炼，加之平时的严格要求、训练有素，故岳家军将士战斗力强，个个英勇善战，堪称无不“以一当十”。
加之，岳飞重视骑兵建设，岳家军以过去历次战争(尤其是绍兴六年的两次北伐)中缴获的战马为基础，组建了一支强大的高素质骑兵部队，也就有了和女真骑兵争雄较长的资本。同时宋朝发达的经济技术条件，使岳家军配备的弓矢射程更远、穿透力更强。
所以，有了以上这些必要的条件，加上统帅的杰出军事才能，在敌众我寡的严峻形势下，岳家军将士还能够接连击败完颜宗弼（兀术）所率领的金国军队主力，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郾城之战中，岳飞针对金军作战特点，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使岳家军步兵和骑兵密切配合，扬长避短，破敌所长，击敌所短，故能克敌制胜。在战争一开始，岳飞就“遣发背嵬、游奕马军”出击，同金国引以为骄傲的女真骑兵进行周旋，运用巧妙的战术，来对付女真骑兵，“或角其前，或掎其侧，用能使敌人之强，不得逞志于我”，同时通过骑兵冲杀，来分割打乱金军阵势，让步兵殿后，以强弓劲弩御敌。
当女真人的重装骑兵(“铁浮图”)上阵以后, 岳飞当即让岳家军步兵出动，命令“将士各持麻扎刀、提刀、大斧，与贼手拽厮劈”,来对付装载厚重铠甲且以皮索相连、“堵墙而进”的女真重装骑兵“铁浮图”，破其精锐。
在颍昌之战中，岳飞正确判明金军必攻颍昌的企图，适时调整部署，及时增援颍昌驻军，为岳家军与金军主力展开决战作好了必要的准备。在战斗中，面对金军的阵势，岳云率领八百名背嵬骑士居中，正面猛冲金军大阵，而步兵也展开严整的队列分左右翼继进，以翼蔽马军，与敌军厮杀。
同时岳家军将士英勇执著，奋不顾身地坚持与强敌浴血奋战，既不畏缩，更不退缩。而在战斗的最关键时期，城中守军及时增援，合兵奋击，终以强劲勇锐之师，大破金军。
认识岳飞需要考虑几点：
1、当时的女真骑兵在冷兵器时代的任何朝代都是一流的军队，而岳飞却在乱世中把汉族农民训练成了超一流的军队岳家军，本人认为岳家军在冷兵器时代的任何朝代都是超一流的，都是不可战胜的，岳飞是不可超越的。
2. 宋朝向来重文轻武，南宋小朝廷主张偏安东南，处处牵制阻挠岳飞北伐。
3. 岳飞所处的时代是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生灵涂炭、风雨飘摇的乱世，南宋的国力与汉唐时期无法相比，岳飞却能克服众多不利因素的制约，敢于多次发起北伐，并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率领岳家军将士以寡击众，与女真骑兵硬碰硬地对决，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重创金军主力。
4、女真族是渔猎民族，多有擒杀虎豹熊狼的勇士，金军有杰出的统帅完颜兀术等
5. 当时是冷兵器时代，作为岳飞的敌人，女真骑兵实力雄厚，比汉唐时期的匈奴、突厥骑兵要强大得多，女真骑兵包括用于迂回包抄而后突击的轻骑兵“拐子马”，以及用于正面攻坚冲锋陷阵的重装骑兵“铁浮图”,轻骑兵“拐子马”的机动性极强，重装骑兵“铁浮图”的战斗力和防御力都极强，主要任务是正面攻坚,其扮演的角色宛如现代战争中的坦克。
郾城之战，是岳家军几千精骑加几千步兵对阵女真一万五千精骑，而且岳家军赢了。
纵观北宋末年到公元1141年(南宋绍兴十一年)第二次宋金和议之前的宋金战争史，作为一个基本史实，其整体形势是宋军愈战愈强，而金军愈战愈弱。
在绍兴十年（1140年）金国败盟之后，宋军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这标志着金强宋弱的形势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南宋之所以没有灭亡，主要是因为岳飞等抗金英雄的抵抗，金国之所以要与南宋议和，主要是因为宋金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岳飞北伐接连在野战中击败金军主力，使金人认识到武力难以灭宋，南宋有了与金国谈判的资本。
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过去轻视南宋的军力，认为用武力可以灭宋，所以他才“锐意败盟，举兵南征”。但南侵的结果却是，金军“败于顺昌，败于郾城，败于柘皋”，金军一败再败，使兀术看到金国在军事上已失去了优势，想用武力亡宋是不可能的了。金国主战派的锐气遭挫，于是，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就改变策略，重新提出要与南宋讲和，再开“始讲和，而南北无事矣”。很显然，如果金兵能在战场上取胜，那么向来轻视南宋的金国统治集团是不会与南宋讲和的。
由此可见，宋金尽快地达成和议，既是苟且偷安、疑忌武将的南宋皇帝宋高宗赵构和卖国求荣的权奸秦桧的愿望，也是金国女真统治者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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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初年，外敌入侵、战乱不断的特定历史条件使武将事权增重，武将地位、威望提高，与宋朝以文制武的传统国策发生矛盾冲突，这种矛盾始终存在，随着抗金形势的变化而升降。到后来，以宋高宗赵构为首的南宋朝廷出于对武将的防范与猜忌，急于收回诸大将的兵权，加之不愿承担继续对金国作战的风险，急着要尽快达成宋金和议，并解除武将兵权，偏安江南，为此，甚至不惜放弃收复失地，曲膝求和，割让大片国土，向金国称臣纳贡。
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金国单方面撕毁和约，再次大举南侵攻宋。这一次金国遭到了惨败，各路宋军挫败了金军的进攻，岳家军还向金军发起了大规模反攻。这些标志着金国在军事上的优势已经丧失。向来主战的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开始改变策略，准备再次与南宋议和，再开“始讲和，而南北无事矣”（《大金国志》卷27）。
正因宋金对峙的形势发生根本转变，赵宋政权偏安江南已有十足的把握，解除诸大将兵权的时机也已成熟。所以，宋高宗赵构就把他这一心思告诉了秦桧，『乃密与桧谋削尾大之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6）。秦桧为要替其金国主子女真贵族效劳，为要适应兀术“乃始讲和”的策略，更是『力主和议，恐诸将难制，欲尽收其兵权』(《宋史纪事本末》卷72《秦桧主和》)。因而，宋高宗的主意，正中秦桧的下怀。
秦桧与他的党羽参知政事王次翁、给事中直学士院范同密谋，经过反覆的策划后，范同向秦桧献计说：把张俊、韩世忠、岳飞三大将都调入朝廷任枢密使和副使，明升其官职，实『罢其兵权』(《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0）。
王夫之《宋论》卷10指出：『高宗之为计也，以解兵权而急于和；而桧之为计也，则以欲坚和议而必解诸将之兵，交相用而曲相成』。
宋高宗赵构要解除宋军诸大将的兵权，不仅是为要议和，更是出于对武将的猜忌和防范。防范武将做大是赵宋王朝恪守不渝的家规。宋朝历来就重文轻武，推行以文制武的国策。
如果仅仅从对金国妥协求和，解除大将兵权这两个问题着眼，岳飞也可以罢官赋闲，得到与韩世忠一样的善终结局。毕竟岳飞当时已被解除兵权，后来又被罢官，不可能再对宋高宗和秦桧的卖国求和政策构成阻碍，更不可能威胁南宋皇权。
况且，威名远播的抗金名将岳飞曾是南宋的重要军事支柱，金人十分畏惧他。被扣押在金国的宋使洪皓在给南宋朝廷的密信中写道：『金人所畏服者惟飞，至以父呼之』。假如南宋留着岳飞不杀，暂时不用岳飞，让他在家赋闲，或者把他软禁起来，也可以在无形中震慑那些贪婪狡诈、反复无常的金国女真统治者，使金人不敢轻易违约败盟。
要知道，早在绍兴八年(1138年)年底，宋金达成第一次和议，仅仅过了一年半，到了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上旬，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就突然撕毁和约，大举攻宋，宋高宗当时无奈地说：『夷狄之人，不知信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5）。所以，在绍兴十一年(1141年)第二次达成议和之后，金人会不会很快变卦，还是一个未知数。
但是，有两件事却直接导致了岳飞的遇害：
绍兴十年五月，金国单方面撕毁和约，再次大举南侵攻宋。同年七月，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地利条件下，岳飞所部与金军主力在平原旷野地区进行硬碰硬的主力对决，岳家军在野战中获胜，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击败金军主力，随后集结兵力，乘胜进军至距离东京开封府仅四十里的朱仙镇。这标志着宋金战争的形势发生根本转变。金军真正领教了岳家军的威力，金军之中从此流传着一句关于岳飞的著名评语：『撼山易，撼岳家军难！』（《金佗续编》卷30 王自中撰《郢州忠烈行祠记》，《金佗稡编》卷9《遗事》）
岳家军在颍昌大战时，重创金军，并杀死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的女婿，与完颜兀术结下深仇。
再者，岳飞不仅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而且善于带兵、练兵。岳飞带出的军队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巨大的战斗力，堪称无不“以一当十”。尤其是岳飞曾组建强大的骑兵部队，能够在野战中与金国倚为支柱的女真骑兵争雄较长。
在南宋初年的诸大将中，只有岳飞是进攻型的将帅，南宋的其他将领中，吴玠、刘锜是防御型的将帅，守则有余，攻则不足。韩世忠的抗金意志很坚定，但军事成就不仅比不上岳飞，而且也不及吴玠、刘锜。而刘光世、张俊等人都是些养尊处优、贪图享乐、畏敌怯战的庸将懦夫，主要靠着与皇帝关系亲近、会奉承且资历老而忝为大帅。
岳飞抗金意志十分坚定，主张积极备战进攻，反对消极防守。在南宋初年，具备光复失地的决心和能力的宋军统帅，惟有岳飞一人。岳飞的存在对金国具有很大的潜在威胁，金国当权者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安。
当时执掌金国军政大权的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提出了以杀害岳飞作为宋金议和的条件，这是由于金人深知，岳飞能征善战、威名远播、功高望重，并且还是进攻型的将帅，不仅向来抗金意志坚定，而且还具备光复失地能力。岳飞即使被南宋朝廷罢官免职，也犹如『猛虎在山』，『飞虽不掌兵，亦足以强国』。这对于兵老气衰的金国来说，仍是一个很大的潜在威胁。
兀术的密信，就像给秦桧下了一道不可违抗的圣旨，秦桧当然会千方百计地去执行。而宋高宗赵构为了向金国表示求和的诚意，也决意要杀害岳飞。
据著名历史学家、宋史泰斗王曾瑜的考证，负责掌管南宋朝廷文献的官员查龠曾经揭发金国统帅完颜兀术给南宋的信件，兀术在信中要求一定要杀害岳飞，然后才可以达成和议，金国才能归还宋高宗赵构的亲生母亲韦太后。兀术的信对于岳飞的遇害，无疑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兀术的密信可能是直接给南宋朝廷，也可能是暗中给秦桧的，当然还可能既有给南宋朝廷的，也有给秦桧的。宋史泰斗王曾瑜认为，兀术的密信早在绍兴十年七月中旬的颖昌之战结束后就已经发出，当时派人秘密送给内奸秦桧。宋史泰斗邓广铭先生则认为，查龠所揭发的密信，应该即是绍兴十一年宋金再次议和之时，金国统帅兀术口授给南宋使臣魏良臣，让魏良臣捎带给南宋朝廷的话。
还有一件事不容忽视。早在1127年发生的靖康之变中，宋高宗赵构的亲生母亲韦贤妃也被金人掳到北方，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议和之时，韦贤妃还被扣留在金国。
宋高宗赵构即位后，母子情深，十分挂念自己的亲生母亲韦贤妃，于是就遥尊韦贤妃为宣和皇后，恩泽所及，韦家有三十多人被授予官职。只要一有使节去金国，宋高宗就让他们去打听韦贤妃的消息。
绍兴七年（1137年），宋徽宗、郑皇后在金国去世的消息方才传到南宋，宋高宗赵构知道后十分悲痛，号恸不已。宋高宗马上就想起了他的亲生母亲韦贤妃，十分担心她在金国的境遇。宋高宗赵构对大臣们说：『宣和皇后(指韦贤妃)春秋高，朕思之不遑宁处，屈己请和，正为此耳』。不久，宋高宗下诏，遥尊韦贤妃为皇太后，派王伦去向金国统帅挞懒乞求，表示只要金人肯答应他的讲和要求并能放韦太后回归南宋，其他一切条件都好商量。『帝以后久未归，每颦蹙曰：「金人若从朕请，余皆非所问也」』(《宋史》卷243《韦贤妃传》)。
绍兴十一年（1141年）四月，当时被扣留在金国的南宋使臣洪皓得到了韦太后的一封书信，派人送回南宋朝廷。宋高宗大喜过望说：『朕不知太后宁否几二十年，虽遣使百辈，不如此一书』(《宋史》卷243《韦贤妃传》)。
同年七月，岳飞回到南宋朝廷的行在临安（今杭州），随即上奏辞职。八月，岳飞也和韩世忠一样，罢官赋闲，留在临安，居虚位而无实职，南宋朝廷最高军事机构枢密院的事务全由张俊负责处置。
岳飞罢官赋闲之后，既脱离军队，也没有兵权，不仅对南宋朝廷的降金乞和活动无权干预，而且对皇帝的宝座也没有威胁。假如宋高宗真要“保功臣之终”，完全可以就此住手。但宋高宗为了对金国媾和成功以迎回亲生母亲韦太后，加之对岳飞的忌恨，在秦桧的怂恿下，决定对岳飞下毒手。
绍兴十一年九月，岳飞部将张宪和其子岳云遭到秦桧、张俊等人陷害入狱。十月十三日，岳飞下狱。与此同时，宋金议和的书信、使者往来十分频繁，双方秘密地就宋金两国再次议和之事进行讨价还价。金人提出了条件，要想让韦太后回归南宋，除了割地称臣纳贡之外，还必须杀掉岳飞。再加上奸相秦桧的怂恿，于是宋高宗赵构不仅要解除岳飞的兵权，而且还下决心谋杀岳飞。
宋高宗赵构自以为冤杀岳飞之后，南宋还有韩世忠、刘锜、吴璘、杨沂中等名将可用，更重要的是，这些人的特点都是组织大规模的进攻也许不行，但仅仅自守防御的话，已经足够了。这点正好符合赵构的需要。对于赵构“要自保要防着兀术撕毁和约，但是不要北伐”的底线来说，这些将领的能力不少也不多，正合适。而且吴璘（1102年生）、刘锜（1098年生）、杨存中（1102年生）等人与岳飞（1103年生）的年纪大小差不多，宋高宗认为这些将领在当时再过十几年也有能力带兵打仗。
宋高宗赵构选中了刘锜、吴璘、杨沂中等人做自己的底牌，同时毫无顾忌地舍弃了岳飞。对于赵构来说，如果想要北伐中原、收复旧疆、甚至灭掉大金国，那么非用岳飞不可。但如果只是想要偏安江南、单纯防御，防着金国别再撕毁和约、撵自己下海的话，则不必非留着岳飞，还有其他人可以用。
所以，一心想要偏安江南、向来防患武将做大的宋高宗赵构纵容秦桧、张俊之流陷害岳飞，冤杀岳飞以满足金人提出的宋金议和要求，震慑抗金主战派，同时换取金人放回赵构生母韦太后。
楼主：民族英雄岳飞
时间：2020-02-23 20:45:28
秦桧热衷议和、破坏抗金斗争、出卖南宋国家利益的动机何在？
秦桧有金国主子作后台，与金人勾结往来，决意主张和议，且被金人多次点名为宋金和谈的最佳人选。与此同时，宋高宗赵构一心求和，决意偏安江南，必须倚重秦桧，秦桧这才得以长期担任南宋宰相。
内奸秦桧一直在不断地破坏南宋的抗金斗争，尤其是在金国危难的关键时刻，更是要千方百计地来为其金国主子效劳。如果宋军抗金取得了最终胜利，金国政权势必被打垮，而秦桧独特的权势和地位也会丧失，秦桧也会随之而失去包括官爵、权力、财富在内的一切，甚至连身家性命都难保。
只有大金国继续存在下去，并通过和议让南宋臣服于金国，秦桧才能得到金人的支持，而一心求和的宋高宗也必须继续倚重秦桧，这样秦桧才能保持并巩固其独特的权势和地位。
于是，在秦桧的主持下，南宋解除了三大将的兵权，并与金国达成了绍兴和议，暂时消除了金军对南宋的武力威胁，向来猜忌防范武将的宋高宗赵构自此可以无所顾忌地打压武将，进而消除武将权力增重对皇权构成的潜在威胁，同时又可以无忧无虑地偏安江南，肆意享乐。
绍兴二年（1132年）因秦桧第一次当宰相时胡作非为而遭到南宋大臣百姓的一致反对，迫于南宋臣民群起的反对形势，加上当时金国尚没有准备专心议和，宋高宗罢免了秦桧的宰相职位，让秦桧外调赋闲。
绍兴四年（1134年）十月，宋高宗赵构一面让宋军将士抵抗金国、伪齐联军，同时又派魏良臣、王绘等大臣前往金军统帅完颜挞懒（汉名“完颜昌”）处求和。
临行前宋高宗赵构还待别嘱咐使臣魏良臣、王绘等人，他说：这次你们前去不必用言语与金人计较，“卑辞厚礼，朕且不惮，如岁币、岁贡之类，不须较”（《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0），他还要他们向金人作解释，这次南宋派岳飞收复襄阳诸郡，只“因李成侵犯不已” ，别无其他用意（《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0）。尽管抗金将士浴血奋战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但宋高宗赵构梦寐以求的还是妥协求和，只要能够议和，他就不惜卑躬屈膝，也不惜贡纳巨额的岁币。
魏良臣、王绘这次出使金国，先后见到过金军将领聂贝勒质、宵揭录，金军统帅完颜挞懒，他们三人都异口同声地问起秦桧，并别有用心地赞扬秦桧。
聂贝勒质何南宋朝廷之所以罢秦桧相，是否是因为他从金军回去而对他有所怀疑（《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1）；
宵揭录不仅关心秦桧的近况，而且别有用心地褒扬秦桧是个大好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1）；
金军统帅完颜挞懒更是直截了当地声称秦桧最熟知金国情况，要挟南宋必须信任并重用秦桧，否则就休想和谈（《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2）。
所有这些，当然不是偶然的事。金人“数问桧，且称其贤，乃知桧之策出于虏意也”（《三朝北盟会编》卷220）。这就表明金国统治者对秦桧的下落极为关心，一再打听，同时也表明了他们对宋高宗罢免秦桧宰相之事的不满。因秦桧被罢相，对于金人推行“以和议佐攻战，以儹逆诱叛党”的策略，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所以，他们一见到南宋使者，就一而再、再而三地来发泄他们的不满，并特意褒扬秦桧。很明显，这是在向南宋朝廷施加压力，要求宋高宗必须重新重用秦桧，否则，宋金和谈就休想成功。
绍兴四年（1134）十二月，魏良臣、王绘回到南宋，在平江（今苏州）晋见宋高宗赵构，立即转达了金国权贵完颜挞懒等人的意见，宋高宗当然非常重视。
绍兴五年（1135）正月，宋高宗下诏令秦桧等人条陈“攻战之利，备御之宜，措置之方” ，到二月，再次起用秦桧做官。 秦桧再次进入朝廷后，便利用手中所掌握的权力，蒙上骗下，拨弄是非，乘机捣鬼，从中破坏抗金斗争。
绍兴八年（1138年），秦桧玩弄两面派手段，挑拨离间，让左宰相赵鼎、右宰相张浚相互倾轧，最终将他们排挤出南宋朝廷，张浚、赵鼎先后被罢相，接着，秦桧开始第二次当宰相，“桧独专国”。从此，南宋的朝政大权完全由秦桧一人独揽。
自建炎元年（1127年）宋高宗赵构继承皇位，直到绍兴八年（1138）宋金第一次议和的十二年内，“所用相凡十人，执政三十三人”，其中不论是抗战派李纲、张浚，还是投降派黄潜善、汪伯彦等人，前后十几任宰相，都是很快就被罢相，“皆不久而去，规模数易”。因为，宋高宗赵构也不是无能之辈，他担心宰相专权，所以才不断更换宰相。
绍兴十一年(1141年)，南宋朝廷收回兵权，冤杀岳飞，根据同年达成的宋金和议，金国明确要求南宋不得罢免秦桧的相位。宋金议和后，依仗金人“不许以无罪去首相”的规定，秦桧稳当终身宰相，独揽南宋朝政大权（《朱文公文集》卷95张浚行状，《四朝闻见录》乙集《吴云壑》，《鹤林玉露》甲编卷5《格天阁》
在宋金议和之后，有了金国主子撑腰，秦桧当上了皇帝不能随意罢免的终身宰相。没有金国首肯，宋高宗不敢罢免秦桧的相位，否则，就会被金人视为是破坏和议。秦桧自此专权18年,权势如日中天。秦桧“挟强虏以要君”，用今天的话说，大致可以类比为“挟洋人以自重”。
南宋大学问家朱熹指出：『秦桧之罪所以上通于天，万死而不足以赎买，正以其始则唱邪谋以误国，中则挟虏势以要君，……而末流之弊，遗君后亲，至于如此之极也。』（《朱文公文集》卷75《戊午谠议序》）
内奸秦桧的心理状态和宋高宗赵构并不完全一样。一方面，内奸秦桧一直在不断地破坏南宋的抗金斗争，尤其是在金国危难的关键时刻，更是要千方百计地来为其金国主子效劳。另一方面，由于秦桧有金国主子作后台，与金人勾结往来，决意主张和议，且被金人多次点名为宋金和谈的最佳人选。与此同时，宋高宗赵构一心求和，决意偏安江南，必须倚重秦桧，秦桧这才得以长期担任南宋宰相。
如果宋军抗金取得了最终胜利，金国政权势必被打垮，而秦桧独特的权势和地位也会丧失，秦桧也会随之而失去包括官爵、权力、财富在内的一切，甚至连身家性命都难保。只有大金国继续存在下去，并通过和议让南宋臣服于金国，秦桧才能得到金人的支持，而一心求和的宋高宗也必须继续倚重秦桧，这样秦桧的特殊地位才能继续维持巩固。
结果是，金人有所需求，秦桧都无不唯命是从。在宋金议和之后，有了金国主子撑腰，秦桧逐渐成了皇帝无法罢免的终身宰相；而在秦桧的主持下，南宋解除了三大将的兵权，并与金国达成了绍兴和议，暂时消除了金军对南宋的武力威胁，向来猜忌防范武将的宋高宗赵构自此可以无所顾忌地打压武将，进而消除武将权力增重对皇权构成的潜在威胁，同时又可以无忧无虑地偏安江南，肆意享乐。
南宋臣民对秦桧祸国殃民的罪行恨之入骨，秦桧十分擅长玩弄权术、结党营私，但是治国理政却是一塌糊涂，秦桧在南宋不得人心，如果宋高宗赵构不是一心希望与金国议和、偏安江南，如果秦桧没有得到金国权贵撑腰，无才无德的奸佞秦桧根本不可能当南宋宰相。正因为如此，秦桧才拼命地讨好金国，因为只有大金国存在，并通过和议让南宋臣服于金国，而宋高宗也可以与金国达成和议，得以偏安江南，不必担心战争不断、必须提拔重用武将而致武将位高权重的潜在风险。秦桧及其奉行的妥协求和政策既符合金国女真贵族的利益，又满足了宋高宗赵构与金人议和、收兵权打压武将、偏安江南的迫切需求，正因为如此，才有秦桧这个金国代理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正因为秦桧有金国主子作后台，与金人勾结往来，决意主张和议，且被金人多次点名为和谈最佳人选，一心只想通过求和而偏安江南的宋高宗赵构才必须倚重秦桧，秦桧这才能够长期当宰相。
只有大金国继续存在，并通过和议让南宋臣服于金国，秦桧才能得到金人支持，宋高宗也必须倚重秦桧，秦桧的权力地位才能巩固，才能为所欲为，一手遮天，成为南宋最有权势的权奸，结党营私、徇私舞弊、残害忠良、迫害异己、贪污受贿、贪赃枉法、卖官鬻爵、肆意盘剥、巧取豪夺，以致权倾天下，富可敌国。
楼主：民族英雄岳飞
时间：2020-02-23 20:45:28
宋金议和之后，南宋出现的“繁荣景象”：
在秦桧专权当国时期，南宋财政由于秦桧集团的贪渎，陷入全面窘困，“府库无旬刀之储”。为了解决财政危机，秦桧大肆横征暴敛，秦桧“密谕江、浙监司暗增民税七八”，结果导致“民力重困，饿死者众”(《文献通考》卷5)。
为了榨取民脂民膏，秦桧还禁止减免赋税，密令各地“间乞减免，理宜禁绝”，不断增加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致使平民百姓大量破除。
《宋史》卷174《食货志》记载：“自桧再相，密谕诸路，暗增民税七八，故民力重困，饿死者众”；
《文献通考》卷5记载：“民力重困，饿死者众，皆桧之为也”(《文献通考》卷5)。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9记载：秦桧亲信曹泳任户部侍郎期间，“巧计百出，必为额外多方聚聚敛，较利之锱铢，割民之脂膏”。
在秦桧及其党羽的治理下，南宋国困民穷，“饿死者众”，两淮、江南各地普遍出现萧条衰败景象。
当时南宋老百姓评论说：“自秦太师讲和，民间一日不如一日”（《胡澹庵先生文集》卷14《与虞并甫》）
“自桧当国二十年间，竭民膏血”“国之府库，无旬刀之储，千村万落，生理萧然”（《宋史》卷374《胡铨传》）。
秦桧专权期间南宋出现的这个“萧然衰败”景象，便是当代网络丑类所宣称的和议之后带来的“繁荣”！
宋金议和之后，南宋的“国防建设”：
《绍兴和议》使宋朝永久失去了原来北宋的山西和关中养马的马场，从此岳家军的背嵬战士和几万精锐骑兵成为南宋一朝的绝唱，宋朝直至覆灭，都只能靠步兵和北方游牧民族的精骑对阵。后来南宋的“隆兴北伐”和“开禧北伐”，以步兵逆击金国精骑大败而归，原因之一就是这个《绍兴和议》导致南宋骑兵力量可以忽略不计，无法和绍兴初年的南宋军队实力相提并论。
秦桧还不遗余力地摧残南宋的国防力量，迫害南宋的抗金将士，致使南宋军备废弛多年，军心涣散、军纪腐败，军力日益衰弱。
对于坚持抗金的将领，秦桧不断地加以打击和迫害。南宋的抗金名将，如岳飞、韩世忠、刘锜都遭到迫害，其中岳飞、岳云、张宪等人被冤杀，韩世忠等人被解除兵权赋闲，刘锜等人则被贬斥远方；岳飞部将牛皋不满秦桧的黑暗统治，秦桧让其党羽田师中用毒酒将牛皋毒死。
签订绍兴和约时，南宋把商州割给了金国，商州守将邵隆坚决反对割让商州，被秦桧贬官叙州后毒死。为悼念邵隆的爱国品行，叙州军民“皆悲哭之”“为之罢市”（《三朝北盟会编》卷214）；
抗金将领李显忠杀出重围，自敌占区回归南宋，金人称其“私遣过界”，“秦桧怒”，随即罢去李显忠的军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7）；
当时还有一位身陷敌占区的河北进士梁助，昼行夜状，历尽了千辛万苦回到南宋。梁助归宋后“上书言河北事极详”，并认为“金人必举兵。秦桧怒，直决之”，把他“押赶惠州编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2引《赵牲之通史》。）
收回诸大将兵权之后，秦桧大量选用一些奸贪驽钝的庸人去接管各路宋军，“其任将帅，必选驽才”（《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9），驽将治军“不治兵而治财，刻剥之政行，而附摩之恩绝；市井之习成，而训练之法坏”（《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9）。
经过秦桧及其党羽的破坏，南宋初年军队的抗敌锐气丧失殆尽。在秦桧专权期间，大部分宋军将士逐渐由能征善战的军人转变成贪财好利的商人，“二十年间，披坚执锐之士，化为行商坐贾者，不知其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9）。
秦桧还不断缩减宋军的编制与规模，甚至经常克扣军饷。于是南宋军备废弛、军心涣散、军纪腐败，守将缺人，军力日渐衰弱。
值得注意的是，绍兴和议达成之后，金国女真统治者“以书来索北人之在南者”，南宋朝廷“不敢不如命”，很快下令将“海州、泗州、涟水在南百姓”“根刷过淮北”。后来，秦桧又写信给金国统治者，“许以所索陕西、河南人次第而遣”。
绍兴十四年（1144年），宋高宗、秦桧又“命州县根刷，前后归朝人发还金国”。但金人还不满意，于是秦桧又“命尽发前后所得大金、契丹及归朝人五万，还于大金。”
秦桧这样做的目的既是满足金国的要求，更是为了“阴谋内弱军势，绝后来归降之心。”（《三朝北盟会编》卷220，《中兴姓氏录》）
此外，对于淮河、大散关以北的民众，因不堪忍受金国统治者的压榨或因饥荒而冒死南归者，宋高宗、秦桧一概拒之于国门之外。
宋高宗、秦桧下令给宋金交界处的南宋地方官吏说：“毋招集流亡，恐致生事。当时，金国连连灾荒，陕西一带百姓“无以食，争西入蜀”，但因为秦桧命令，宋庭不敢接纳，以致这些百姓“皆散去饿死，其壮者，北人多买为奴婢。”（《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7）
有人会问，宋高宗、秦桧将南归的北方人强行遣送回去，跟军政有什么关系呢？
原来，南宋前期的主要将领，如岳飞、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吴玠、刘锜等人，都是北方人，“中兴诸将皆北人”，而他们的手下将士，也多是北方精壮汉子。事实上，这些逃到南方的北方流民，是宋军的中坚力量。
而宋高宗、秦桧做出亲痛仇快的举动，无疑是断绝了宋军精壮兵员的来源，导致后来宋军战斗力大为消弱。而且，他们的举动，也让北方的百姓和义军心寒，不敢南来，大大巩固金国的统治，削弱了南宋的边防。
这种恶果，充分体现在绍兴三十一年的宋金战争上。经过秦桧及其党羽将近二十年的压制和破坏，到了金国再次发起攻宋战争的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南宋军备已废弛多年，宋军将士也早已失去绍兴十年时的那种进取之心和雪耻之志，此时算得上是兵无精兵，将无良将。
结果，在名将刘锜(已经六十多岁)的指挥下，虽然集中了江州、池州、建康、镇江四支大军，但宋军在两淮还是一败再败。毫无疑问，刘锜此时手中的兵马，已非昔日骁勇善战的八字军，而是被秦桧之流腐化削弱后的军队。刘锜纵有千般能耐，此时也无济于事了。
《绍兴和议》确定了完颜昌提出的、秦桧大力提倡的“南自南，北自北”，即原籍在《绍兴和议》规定的南宋境内的汉人归南宋，原籍在《绍兴和议》规定的金国境内的汉人归金国。从此北方汉人不但完全在名义上成为金国臣民，而且不能南逃，否则将被遣返。这造成了北方汉人没有选择地成了宋的敌国子民，以致宋朝实力的一进一出：
1.南宋初年的名将，包括中兴四将中的岳飞、韩世忠、刘光世以及刘锜、吴玠、杨沂中均为华北汉人。从小接受的是忠于宋朝的教育，忠心保卫的是宋朝，在抗金多年以后，终于有击败完颜宗弼等金国主战派并收复失地的实力；
2.1279年灭宋的元镇国大将军张弘范和其父张柔是河北的金国汉人，从未接受忠于宋朝的教育，一路击败南宋优势兵力，崖山海战灭宋后张弘范在崖山写下“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十二字。
秦桧、赵构之流推行“休养生息”政策的结果：
秦桧专政期间，是宋朝最黑暗、专制、腐败的时期之一；南宋日后的繁荣，大半是建立在宋孝宗的励精图治之上，与秦桧赵构之流毫无关系。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前后的南宋，经过秦桧及其党羽将近二十年的折腾，已经变得国困民穷，“国之府库，无旬刀之储，千村万落，生理萧然”，宋金国力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
经过秦桧及其党羽将近二十年的压制和破坏，到了金国再次发起攻宋战争的1161年(秦桧已经死了)，南宋军备已废弛多年，宋军将士也早已失去绍兴十年时的那种进取之心和雪耻之志，此时算得上是兵无精兵，将无良将。结果，在名将刘锜(已经六十多岁)的指挥下，虽然集中了江州、池州、建康、镇江四支大军，但宋军在两淮还是一败再败。毫无疑问，刘锜此时手中的兵马，已非昔日骁勇善战的八字军，而是被秦桧之流腐化削弱后的军队。刘锜纵有千般能耐，此时也无济于事了。
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前后，金国内外交困。然而，在达成宋金和议之后，经过将近二十年的休养，加上南宋每年进贡给金国的大量财富，金国的国力得以恢复，金军将士也养得膘肥体壮。
公元1161年，在金国国力和军力得到恢复之后，金国皇帝完颜亮再次率领金军全线出击，大举南下攻宋，各路宋军一触即溃，金军越过宋军的淮河防线，长驱直入，很快就打到长江北岸。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听说金国皇帝完颜亮率大军气势汹汹地打到长江北岸，宋高宗赵构马上吓得尿裤子，赶紧备船，准备逃亡海上。多亏了临危不惧的爱国文臣虞允文指挥宋军残部凭借长江天险据守，加上金国后来发生内讧，完颜亮被其部下杀死，金国陷入内乱，南宋总算又逃过一场劫难。
公元1161年，曾经亲历1140年宋金战争的金主完颜亮再次发起攻宋战争，当时金军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岳飞不死，大金灭矣！』(原文『逆亮南渡，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
在秦桧专权当国时期，南宋财政由于秦桧集团的贪渎，陷入全面窘困，“府库无旬刀之储”。为了解决财政危机，秦桧大肆横征暴敛，秦桧“密谕江、浙监司暗增民税七八”，结果导致“民力重困，饿死者众”(《文献通考》卷5)。
为了榨取民脂民膏，秦桧还禁止减免赋税，密令各地“间乞减免，理宜禁绝”，不断增加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致使平民百姓大量破除。
《宋史》卷174《食货志》记载：“自桧再相，密谕诸路，暗增民税七八，故民力重困，饿死者众”；
《文献通考》卷5记载：“民力重困，饿死者众，皆桧之为也”(《文献通考》卷5)。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9记载：秦桧亲信曹泳任户部侍郎期间，“巧计百出，必为额外多方聚聚敛，较利之锱铢，割民之脂膏”。
在秦桧及其党羽的治理下，南宋国困民穷，“饿死者众”，两淮、江南各地普遍出现萧条衰败景象。
当时南宋老百姓评论说：“自秦太师讲和，民间一日不如一日”（《胡澹庵先生文集》卷14《与虞并甫》）
“自桧当国二十年间，竭民膏血”“国之府库，无旬刀之储，千村万落，生理萧然”（《宋史》卷374《胡铨传》）。
秦桧专权期间南宋出现的这个“萧然衰败”景象，便是当代网络丑类所宣称的和议之后带来的“繁荣”！
宋金议和之后，南宋的“国防建设”：
《绍兴和议》使宋朝永久失去了原来北宋的山西和关中养马的马场，从此岳家军的背嵬战士和几万精锐骑兵成为南宋一朝的绝唱，宋朝直至覆灭，都只能靠步兵和北方游牧民族的精骑对阵。后来南宋的“隆兴北伐”和“开禧北伐”，以步兵逆击金国精骑大败而归，原因之一就是这个《绍兴和议》导致南宋骑兵力量可以忽略不计，无法和绍兴初年的南宋军队实力相提并论。
秦桧还不遗余力地摧残南宋的国防力量，迫害南宋的抗金将士，致使南宋军备废弛多年，军心涣散、军纪腐败，军力日益衰弱。
对于坚持抗金的将领，秦桧不断地加以打击和迫害。南宋的抗金名将，如岳飞、韩世忠、刘锜都遭到迫害，其中岳飞、岳云、张宪等人被冤杀，韩世忠等人被解除兵权赋闲，刘锜等人则被贬斥远方；岳飞部将牛皋不满秦桧的黑暗统治，秦桧让其党羽田师中用毒酒将牛皋毒死。
签订绍兴和约时，南宋把商州割给了金国，商州守将邵隆坚决反对割让商州，被秦桧贬官叙州后毒死。为悼念邵隆的爱国品行，叙州军民“皆悲哭之”“为之罢市”（《三朝北盟会编》卷214）；
抗金将领李显忠杀出重围，自敌占区回归南宋，金人称其“私遣过界”，“秦桧怒”，随即罢去李显忠的军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7）；
当时还有一位身陷敌占区的河北进士梁助，昼行夜状，历尽了千辛万苦回到南宋。梁助归宋后“上书言河北事极详”，并认为“金人必举兵。秦桧怒，直决之”，把他“押赶惠州编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2引《赵牲之通史》。）
收回诸大将兵权之后，秦桧大量选用一些奸贪驽钝的庸人去接管各路宋军，“其任将帅，必选驽才”（《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9），驽将治军“不治兵而治财，刻剥之政行，而附摩之恩绝；市井之习成，而训练之法坏”（《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9）。
经过秦桧及其党羽的破坏，南宋初年军队的抗敌锐气丧失殆尽。在秦桧专权期间，大部分宋军将士逐渐由能征善战的军人转变成贪财好利的商人，“二十年间，披坚执锐之士，化为行商坐贾者，不知其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9）。
秦桧还不断缩减宋军的编制与规模，甚至经常克扣军饷。于是南宋军备废弛、军心涣散、军纪腐败，守将缺人，军力日渐衰弱。
值得注意的是，绍兴和议达成之后，金国女真统治者“以书来索北人之在南者”，南宋朝廷“不敢不如命”，很快下令将“海州、泗州、涟水在南百姓”“根刷过淮北”。后来，秦桧又写信给金国统治者，“许以所索陕西、河南人次第而遣”。
绍兴十四年（1144年），宋高宗、秦桧又“命州县根刷，前后归朝人发还金国”。但金人还不满意，于是秦桧又“命尽发前后所得大金、契丹及归朝人五万，还于大金。”
秦桧这样做的目的既是满足金国的要求，更是为了“阴谋内弱军势，绝后来归降之心。”（《三朝北盟会编》卷220，《中兴姓氏录》）
此外，对于淮河、大散关以北的民众，因不堪忍受金国统治者的压榨或因饥荒而冒死南归者，宋高宗、秦桧一概拒之于国门之外。
宋高宗、秦桧下令给宋金交界处的南宋地方官吏说：“毋招集流亡，恐致生事。当时，金国连连灾荒，陕西一带百姓“无以食，争西入蜀”，但因为秦桧命令，宋庭不敢接纳，以致这些百姓“皆散去饿死，其壮者，北人多买为奴婢。”（《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7）
有人会问，宋高宗、秦桧将南归的北方人强行遣送回去，跟军政有什么关系呢？
原来，南宋前期的主要将领，如岳飞、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吴玠、刘锜等人，都是北方人，“中兴诸将皆北人”，而他们的手下将士，也多是北方精壮汉子。事实上，这些逃到南方的北方流民，是宋军的中坚力量。
而宋高宗、秦桧做出亲痛仇快的举动，无疑是断绝了宋军精壮兵员的来源，导致后来宋军战斗力大为消弱。而且，他们的举动，也让北方的百姓和义军心寒，不敢南来，大大巩固金国的统治，削弱了南宋的边防。
这种恶果，充分体现在绍兴三十一年的宋金战争上。经过秦桧及其党羽将近二十年的压制和破坏，到了金国再次发起攻宋战争的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南宋军备已废弛多年，宋军将士也早已失去绍兴十年时的那种进取之心和雪耻之志，此时算得上是兵无精兵，将无良将。
结果，在名将刘锜(已经六十多岁)的指挥下，虽然集中了江州、池州、建康、镇江四支大军，但宋军在两淮还是一败再败。毫无疑问，刘锜此时手中的兵马，已非昔日骁勇善战的八字军，而是被秦桧之流腐化削弱后的军队。刘锜纵有千般能耐，此时也无济于事了。
《绍兴和议》确定了完颜昌提出的、秦桧大力提倡的“南自南，北自北”，即原籍在《绍兴和议》规定的南宋境内的汉人归南宋，原籍在《绍兴和议》规定的金国境内的汉人归金国。从此北方汉人不但完全在名义上成为金国臣民，而且不能南逃，否则将被遣返。这造成了北方汉人没有选择地成了宋的敌国子民，以致宋朝实力的一进一出：
1.南宋初年的名将，包括中兴四将中的岳飞、韩世忠、刘光世以及刘锜、吴玠、杨沂中均为华北汉人。从小接受的是忠于宋朝的教育，忠心保卫的是宋朝，在抗金多年以后，终于有击败完颜宗弼等金国主战派并收复失地的实力；
2.1279年灭宋的元镇国大将军张弘范和其父张柔是河北的金国汉人，从未接受忠于宋朝的教育，一路击败南宋优势兵力，崖山海战灭宋后张弘范在崖山写下“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十二字。
秦桧、赵构之流推行“休养生息”政策的结果：
秦桧专政期间，是宋朝最黑暗、专制、腐败的时期之一；南宋日后的繁荣，大半是建立在宋孝宗的励精图治之上，与秦桧赵构之流毫无关系。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前后的南宋，经过秦桧及其党羽将近二十年的折腾，已经变得国困民穷，“国之府库，无旬刀之储，千村万落，生理萧然”，宋金国力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
经过秦桧及其党羽将近二十年的压制和破坏，到了金国再次发起攻宋战争的1161年(秦桧已经死了)，南宋军备已废弛多年，宋军将士也早已失去绍兴十年时的那种进取之心和雪耻之志，此时算得上是兵无精兵，将无良将。结果，在名将刘锜(已经六十多岁)的指挥下，虽然集中了江州、池州、建康、镇江四支大军，但宋军在两淮还是一败再败。毫无疑问，刘锜此时手中的兵马，已非昔日骁勇善战的八字军，而是被秦桧之流腐化削弱后的军队。刘锜纵有千般能耐，此时也无济于事了。
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前后，金国内外交困。然而，在达成宋金和议之后，经过将近二十年的休养，加上南宋每年进贡给金国的大量财富，金国的国力得以恢复，金军将士也养得膘肥体壮。
公元1161年，在金国国力和军力得到恢复之后，金国皇帝完颜亮再次率领金军全线出击，大举南下攻宋，各路宋军一触即溃，金军越过宋军的淮河防线，长驱直入，很快就打到长江北岸。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听说金国皇帝完颜亮率大军气势汹汹地打到长江北岸，宋高宗赵构马上吓得尿裤子，赶紧备船，准备逃亡海上。多亏了临危不惧的爱国文臣虞允文指挥宋军残部凭借长江天险据守，加上金国后来发生内讧，完颜亮被其部下杀死，金国陷入内乱，南宋总算又逃过一场劫难。
公元1161年，曾经亲历1140年宋金战争的金主完颜亮再次发起攻宋战争，当时金军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岳飞不死，大金灭矣！』(原文『逆亮南渡，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
楼主：民族英雄岳飞
时间：2020-02-23 20:45:28
【绍兴十年、绍兴十一年大事记】
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上旬开始，金国单方面撕毁和约，再次出兵攻宋。金军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又夺去了宋军当时不设防的陕西、河南之地，继而进兵威胁淮南。
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底至六月上旬，宋将刘锜充分利用暑热天气，在顺昌府（即颍州，今安徽阜阳），以逸待劳、以少击众，大败金国精锐的骑兵部队，取得顺昌大捷，遏制了金兵的攻势。
绍兴十年（1140年）六月上旬，岳飞正式自鄂州（今湖北武昌，当时是岳家军的大本营）出师北上，发起第四次北伐，这也是岳飞的最后一次北伐。经过六月、闰六月和七月的大战，岳家军连战皆捷、凯歌猛进，席卷京西、兵临大河，相继收复了从洛阳到陈州、蔡州之间的许多战略要地，基本完成了扫清东京开封府外围据点的作战计划，形成东西并进，夹击盘踞东京汴梁之金国军队主力的态势。
绍兴十年（1140年）七月上旬和中旬，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岳家军仍然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击败完颜兀术率领的金军主力，并乘胜进军至朱仙镇，迫使金军撤出东京开封府。
岳家军将士经过浴血奋战，接连击败金军，中原百姓纷纷出粮出力地支持岳家军，北方各路义军在金兵的后方攻城略地，北方各地的父老百姓也都争先恐后地牵牛挽车，“以馈义军”。金国自燕山以南，“号令不复行”。黄河以北的各路抗金义军正在等待着配合岳飞大军北进，——『河北忠义四十余万，皆以岳字号旗帜，愿公早渡河！』
绍兴十年（1140年）七月底，岳飞被迫奉诏从前线班师，岳飞北伐结束，岳家军撤军南归。
绍兴十年秋，金国统帅完颜兀术派人给秦桧送密信，提出“汝朝夕以和议请，而岳飞方以河北是图，且杀吾婿。必杀飞，始可和。”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前后，由于北方人民的反抗斗争以及金国女真统治集团的内讧，加上连年侵宋，金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金军将士厌战，士气低落，军力日弱。而在侵宋战争中，金军又接连被宋军击败，金国统治区内的各地汉人纷纷起兵反抗女真人的压迫，加之来自北方蒙古的威胁，使兵老气衰的金国无力继续打下去。在经历了公元1140年和公元1141年几次大战的挫败之后，作为向来骄横的金国好战分子，把持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国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也不得不承认南宋『近年军势雄锐，有心争战』。完颜兀术(宗弼)的心腹、悍将韩常对人坦白说：『今之南军，其勇锐乃昔之我军；今之我军，其怯懦乃昔之南军』。意识到宋金双方战略态势已经发生逆转之后，兀术采取的策略是，一边虚声恫吓，一边放出允许和谈的信息。
绍兴十一年（1141年）春，完颜兀术率军进攻淮西，后来被迫撤军；
第二年，绍兴十一年（1141年）四月，秦桧采纳其党羽范同的建议，密奏宋高宗，召张俊、韩世忠、岳飞等南宋三大将并赴行在临安，论功行赏，趁机解除三大将的兵权。岳飞被免除湖北、京西宣抚使（实职）之实职，改任枢密副使，从此脱离军队，被解除直接领军的兵权。
绍兴十一年（1141年）五月，秦桧以朝廷的名义派遣枢密使张俊、枢密副使岳飞出使楚州，去检阅原来由韩世忠统率的军队，企图利用三大将的矛盾使其自相残害。岳飞没有顺应秦桧的要求，配合张俊诬陷韩世忠谋反，也没有采取不下手也不出声的旁观者立场，而是秘密派人给韩世忠送信，叫他找皇帝设法自保，最后韩世忠逃过一劫。
绍兴十一年（1141年）夏，宋金第二次和议的谈判由地下转入公开，金人遣使议和，提出的和议条件之一是“必杀飞，始可和”宋高宗赵构当时已经决意放弃恢复中原的努力，一心只想偏安江南，所以为了能够尽快与金人达成和议确保自己安心享乐，就顺应金人的要求，放任当时和金人里应外合的带路党秦桧，炮制冤狱，陷害最令金人畏惧和担忧的岳飞。。
绍兴十一年（1141）八月，宋高宗赵构不失时机地解除岳飞枢密副使（实职）的职务，为岳飞保留少保（虚衔）的官阶，又“特授”他原来的武胜、定国军两镇节度使（虚衔），充万寿观使（虚衔）的闲职，还假惺惺地表示要『保功臣之终』。岳云也和父亲一起被免职。从此之后，岳飞也和韩世忠一样，罢官赋闲。不久，岳飞告假，回到江州(今江西九江)私邸暂住。
绍兴十一年（1141年）九月，岳飞得力部将张宪和其子岳云遭到秦桧、张俊等人陷害入狱。
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月，岳飞遭到秦桧、张俊等人陷害入狱。同月，宋金之间开始频繁派遣使节商讨和谈具体条款；
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宋金第二次议和条款最终敲定，宋高宗赵构按金人要求撰写了称臣纳贡割地的誓表；
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何铸将南宋接受金国所提出的所有条件的消息，带给了驻扎在淮北的金军统帅完颜兀术；
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岳飞遇害；
绍兴十二年（1142年）二月，出使金国的南宋使臣何铸，将赵构、秦桧与兀术商定的议和条件传达给了金熙宗；
绍兴十二年三月，金熙宗派出的册封使到达南宋，正式册封赵构为南宋皇帝；不久后，金国按照议和条款，派完颜塞里送还赵构生母韦氏及宋徽宗的棺木回南宋，大约在六月抵达了南宋都城临安。
事实上，在遭到陷害之前，岳飞早已经班师南归，北伐早在一年前（绍兴十年七月底）就已经停止了，而且绍兴十一年四月岳飞被解除兵权，之后岳飞既脱离军队，也没有带兵权，后来岳飞又罢官赋闲，不仅对南宋朝廷的降金乞和活动无权干预，而且更不可能再率军北伐。
况且岳飞遇害之前的绍兴十一年秋宋金两国已经达成了第二次绍兴和议，宋高宗赵构怎会还因担心岳飞北伐成功而杀害他呢？
如果仅仅从对金国妥协求和以及解除大将兵权这两个问题着眼，岳飞也可以仅仅罢官赋闲，得到与韩世忠一样的善终结局，而不会被陷害致死。因为在遭到陷害之前，岳飞早已罢官归隐庐山，只有虚衔，没有实权，无法过问朝政，无法干预宋金议和，没有什么坚持想要收复失地的言行，而且岳飞脱离军队，没有兵权，当然也没有出兵北伐的权力，更不可能对宋高宗赵构的皇权构成威胁。
在遭到秦桧、张俊之流陷害(绍兴十一年10月）之前，岳飞罢官赋闲，既脱离军队，也没有兵权，不仅对南宋朝廷的降金乞和活动无权干预，而且对皇帝的宝座也没有威胁。如宋高宗真要“保功臣之终”，完全可以就此住手。但是宋高宗赵构胸无大志，一心只想尽快结束战争，尽早与金国议和成功，从而可以偏安江南，过安稳日子，尽情享受荣华富贵，同时宋高宗赵构又一直在防范武将做大，加上对他亲生老母韦氏的思念，以及对岳飞的忌恨，于是在金人奸细秦桧的怂恿下，不仅要解除岳飞的兵权，而且还要按照金国的要求去杀害岳飞以确保宋金和议稳固并使金人放回赵构那已经被金国盖天大王干过N多次的亲生老母韦氏。
楼主：民族英雄岳飞
时间：2020-02-23 20:45:28
天涯论坛有个写手叫“泪痕春雨”，2016年6月他开了一个帖子《漫评南宋，那段被神剧写滥的历史》，这半年多的时间，经常人气很旺。此贴开篇为了引人注目，故意把严谨的古代史官和史学家编撰的《宋史》与当代不学无术的三流文艺青年编导通过瞎编滥造杜撰出来的某些“抗日神剧”相提并论，刻意片面夸大《宋史》中的个别失实描述，把正史中的少数错谬之处与虚构杜撰的抗日神剧混为一谈，以偏概全地否定传统史书的真实性，进而突显“泪痕春雨”见识非凡，哗众取宠，在煮酒论史博人眼球。
很多网友都曾指出，“泪痕春雨”的作品存在很多硬伤，其中既有史实方面的片面歪曲、错谬疏漏，也有其思想观点、分析方法、视野角度等方面的错误和局限。
那个欺世盗名的文丑写手“泪痕春雨”，用双重标准去评判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反复地突出强调一方面，有选择地忽略、淡化另一方面。在《漫评南宋》贴中，文丑泪痕挑选《金史 完颜昂传》中张冠李戴、草木皆兵的错谬记述来证明“名不见经传的金将都能击败岳飞”，这说明泪痕春雨要么不学无术，欺世盗名，要么故意断章取义，哗众取宠经常。
“泪痕春雨”故意有选择地选择史料、割裂史料，刻意选取并循环往复地突出强调对论证他的观点有利的史料（不管其是否真实可靠），忽略、无视、贬低、歪曲对论证他的观点不利的史料（不管其是否真实可靠），有时候甚至断章取义，故意挑选极端案例，然后脱离历史背景，歪曲夸大。
文丑写手“泪痕春雨”故意多次反复拿所谓南宋十三处战功等问题来贬低岳飞，意在断章取义，混淆是非，哗众取宠，却欺骗了不少观众。
相关辟谣科普资料：南宋朝廷1166年评定的所谓“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为何没有提及岳飞？
http://bbs.tianya.cn/post-no05-423841-1.shtml
“泪痕春雨”装出一副“客观”论史的“世外高人”模样，实则夹杂私货，暗中掺杂个人主观好恶，按照他自己的“三观”标准，先入为主地给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贴标签”定性归类，用双重标准进行评判分析。
在《漫评南宋，那段被神剧写滥的历史》贴中，岳飞、宗泽、李纲等举世公认的正面历史人物的形象被歪曲，他们坚持抗金、抗击外侮、主张北伐的英雄事迹遭到冷嘲热讽，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甚至连他们的功绩和战绩遭到断章取义的歪曲、贬低。例如，“泪痕春雨”多次宣称“在南宋军事改编完成前，收复建康，是岳飞最牛逼的大捷之一。而这场大捷，大约就是这样的。那就是，金军来了，岳飞率军转进了；金军撤走了，岳飞率军杀回建康城了。在这种背景下，岳飞俘虏了八个女真鬼子（当然了，还有大批伪军），于是就举行了盛大的献俘仪式。”
事实上，建议四年（1130年）岳飞率军收复建康（今江苏南京）之战中，除了活捉女真兵八人外，还杀死金兵无数，斩获佩戴金银耳环的女真官兵首级175级，岳飞收复健康的整个战役历时半月，杀敌三千多人，俘女真千户一人。在岳飞所部刚刚独立成军不久，岳飞就能取得如此辉煌战绩，确实很不容易。
然而，“泪痕春雨”却掩盖“在收复健康的整个战役中，岳飞所部除了活捉女真兵八人外，还杀死金兵无数，斩获佩戴金银耳环的女真官兵首级175级，杀敌三千多人，俘女真千户一人”的史实，故意断章取义，从中截取“俘虏了八个女真鬼子”这段记载并多次反复宣传，删除了其他记载，片面地割裂史料，选择性失明，用双重标准评判岳飞的战绩，故意给观众造成一种错觉，就是“岳飞早期最牛逼的大捷的战果仅仅就是俘虏了八个女真鬼子”，岳飞也不过如此，金军实在太强大了！
在“泪痕春雨”帖中，绍兴七年（1137年）之后的岳飞甚至被歪曲成为权势欲望高涨、日益飞扬跋扈、不尊重皇帝的军阀形象。言下之意，就是认为岳飞该杀。
“泪痕春雨”刻意用双重标准评判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例如，在对对宋金战争的分析论述中，“泪痕春雨”片面地突出强调金军实力强大，片面夸大金军的实力，反复吹捧金军是“强大无比、无法彻底战胜的”，刻意淡化、回避金国军力由强到弱、盛极而衰的发展变化过程。虽然“泪痕春雨”勉强承认了宋金对峙期间南宋军力和国力的恢复发展，但是他仍然坚持相对静止的观点看问题，过分强调夸大地理空间因素的限制作用，忽略淡化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前后宋金国力军力的变化和逆转，把地理空间因素夸大成宋金战争中的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在夸大、吹捧金军“强大，无法彻底战胜”的同时，刻意淡化、回避穷兵黩武的金国在1140年前后已陷入了兵老势衰、内外交困窘境的客观事实。
“泪痕春雨”用双重标准分析评判宋金战争形势，他甚至据此推出一个主要的根本结论：“即使南宋军力、国力逐渐强大了，宋军的军事优势也只能在两淮、两湖、秦岭等南北分界地区维持。如果宋军越过两淮、两湖、秦岭继续北上，与金军大举开战，只会不断消耗自己的军事、经济资源，却不会有什么结果。宋高宗赵构比岳飞更有战略眼光，赵构的看法是正确的，岳飞的看法是不正确的。” 换而言之，就是在“泪痕春雨”看来，岳飞坚持北伐是错误、不切实际的，宋高宗赵构、秦桧割地赔款、屈膝求和、偏安江南，却是“有战略眼光、正确、英明的”的选择。
历史上，绍兴十年（1140年）前后，在宋军实力显著增强，南宋形势日趋稳定好转，金军盛极而衰，金国内外交困的背景下，向来畏敌如虎的宋高宗赵构不愿承受北伐风险，加上对武将的猜忌防范日益严重，于是准备见好就收，决意屈膝求和，企图通过宋金议和实现偏安江南，同时避免北伐和武将功高震主的风险。与此同时，秦桧有金国主子作后台，与金人勾结往来，决意主张和议，且被金人多次点名为和谈最佳人选。只有大金国继续存在，并通过和议让南宋臣服于金国，秦桧才能得到金人支持，宋高宗也必须倚重秦桧，秦桧的权力地位才能巩固，才能长期当宰相，逐渐成为南宋最有权势的权奸，进而结党营私、残害忠良、迫害异己、贪污受贿、贪赃枉法、卖官鬻爵、肆意盘剥、巧取豪夺，以致权倾天下，富可敌国。
但在《漫评南宋，那段被神剧写滥的历史》贴中，苟且偷安、贪图享乐的宋高宗赵构却被描述成有战略眼光、英明果断、才能非凡的中兴圣主形象，赵构不断南逃、屈膝求和、偏安江南的做法被反复吹捧，被认为是“空间换时间”的高明策略。卖国求荣、残害忠良、迫害异己、结党营私、贪污受贿、巧取豪夺的巨奸秦桧也被美化成深明大义、识时务、顺应历史潮流、促成宋金和平大业的“杰出宰相”形象。
虽然“泪痕春雨”道貌岸然，故作高深状，摆出一副世外高人的样子，但仍然没能掩盖他刻意标新立异、歪曲历史、卖弄玄虚、哗众取宠、欺世盗名的文丑面目。
“泪痕春雨”可谓是典型的历史功利主义者、历史实用主义者，尽管他和他的信徒都标榜他自己是“唯物史观”，但实质却是机械唯心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泪痕春雨”的很多论断先入为主，他自以为他自己开创的那一套所谓“泪痕史学理论”是“正确的、放之四海皆准的”价值观念，可以普遍适用于古今中外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所谓的“泪痕史学理论”实质就是把利益博弈、人的行为活动都是为了获得现某种实际利益、人性自私自利、人的一切行为都有利益驱使之类的现代社会学假设强加给古代的历史人物，同时“泪痕春雨”主要按照他自己心中的价值标准对不同的历史主体和历史事件进行分析，依据个人好恶来采用“双重标准”去评判不同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貌似“客观”，实则夹杂私货，暗中掺杂个人主观好恶和“双重评判标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从另类视角生动解读了许多历史事件，但也歪曲了相当一部分历史。
对于具体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泪痕春雨”按照他自己的认识进行定性归类，为了论证而论证，首先设定一些有利于他论证的评判标准，然后想方设法地利用各种方法拼凑一些能够“支持、证明”他的观点“正确、高明”的典型案例，这些案例有如实论述的，但更多案例却掺杂“泪痕春雨”本人的主观好恶。
我曾经在“泪痕春雨”的帖子里面发了1个回复，留下几个资料链接，很快就被他拉黑了。其他很多网友都曾与“泪痕春雨”辩论，指正“泪痕”在历史事实和史学研究方面的一些明显错误和硬伤，批驳“泪痕”的某些断章取义的片面论断。当辩论不过别人的时候，“泪痕春雨”就会把别人拉黑，美其名曰“防止喷子捣乱，影响我的大作问世”，只有那些跟着起哄、专门抹黑岳飞、吹嘘“泪痕”高明的丑类，“泪痕春雨”才不会拉黑，反而以楼主的特权默许纵容那些专门抹黑岳飞的丑类小人跟着起哄，肆意歪曲历史，颠倒黑白，甚至默许丑类们攻击网友。用双重标准对待岳飞粉丝与专门抹黑岳飞的丑类，“泪痕春雨”党同伐异的狭隘心胸暴露无遗。
楼主：民族英雄岳飞
时间：2020-02-23 20:4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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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民族英雄岳飞
字数：82464字
帖子分类：煮酒论史
发表时间：2017-01-19 07:00:00
更新时间：2020-02-23 20:45:28
评论数：58条评论
帖子来源：天涯 访问原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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