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立身处世取决于你的初始条件和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正如选择一条什么样的路径取决于起点和目的地。屌丝一词太笼统，可能真是你本身资质不行，也可能是你身处的时空节点不对。谁知道你是真狗还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先把你祖孙三代人生经历报上来才能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关于种子和土壤：
正常情况一点一点扩大势力是非常艰难而漫长的，但在风云变幻的剧变之下，机会窗口会打开，赶上机会窗口时就会迅速复制自身流传下去。
种子和土壤的分野其实很简单，活下去的作为种子，死了的化为土壤。成为种子是幸运的，但种子在同类种子构成的土壤中最有生命力。
在一切尘埃落定之前，没有人能分辨谁是种子谁是土壤。洪水当头，正确的做法就是先撒出去再说。
窝老滴总结：美国红脖是种子，战争纪念碑上的一个个名字就是土壤。种子作为精神延续的实体，不会忘了纪念那些给予了自己生命力的土壤，文明如此生生不息。
如果不幸没能作为种子保存下去，能够选择自己同源的种子也是一种幸运。从这个意义上说，鼓起勇气做正确的事，无论结果如何，都会得到相应的奖赏。

基因一致性对大灭绝有参考作用，但神话制造者用反了。基因越是一致，越是说明起源于晚近小集团，也就是大多数人口越有可能在晚近灭绝。最古老和延续性最强的地方，基因一致性最差。基因延续性对大灭绝没有参考作用，即使日本西部人替代韩国人，基因延续性仍然不会改变。

一直在思索知识分子是什么阶级。历史上，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知识分子既不是压迫别人的奴隶主和地主，也不是受压迫的奴隶和农民。他们不是阶级社会里的主要矛盾和斗争阶级，但却常常依附统治阶级，为他们发声。我称他们为'工具阶级'。春秋百家争鸣，他们为新兴地主发声；文艺复兴后，他们为资产阶级发声；新中国后到改革开放前，在工农阶层成为社会主流的时候，他们又讴歌劳动人民和共产党；改革开放后，工农地位下降，他们又在为资本家说话。他们时常与强势阶级为伍，却很少选择弱者。所以知识分子革命觉悟很低

东西方的古老文明都以德性论为基础，而且双方的德性观颇有共通之处。华夏的德性论成熟于西周，经过汉儒重新解释后，构成了两千年 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西方的德性论成熟于罗马，在文艺复兴时代发扬光大。布鲁图和加图的恢弘气度激励了华盛顿和卡尔诺，提供了马基雅维利和莎士比亚的灵感。德性通常包括三种意义，对应文明从草昧到全盛、从全盛到衰亡的三个阶段。第一种德性是指天人之间流动的神秘力量，可以通过巫术手段捕捉和利用。第二种德性是指共同体成员的政治判断力和责任感，介于理性认知和默示经验之间。第三种德性是人类普世的伦理道德，像《功过格》一样可以计量和交换。在第一阶段，原始思维仍然处在浑朴未分的状态。在最后阶段，哲人王苍白乏味的教条已经割裂了士大夫和草根的神秘循环。只有第二阶段才是文明的巅峰，共同体通过德性展现自身。
最初，罗马人的德性产生于城邦、部族和家族的占卜。敬畏神明的古人深信不疑：诸神的意志和命运的恩惠通过飞鸟和内脏的神秘预兆展示。厚德君子就是诸神青睐、鸿运当头的贵人，一举一动都洋溢着得天独厚的虔诚、勇敢和自信。厚德是诸神的恩赐，并不取决于人的优
点；所以厚德君子不一定是私生活伦理意义上的善人，不一定是公共生活意义上的爱国者。他更有可能是尤利西斯或埃涅阿斯的类型。荷马笔下的英雄贪婪狡诈、残酷反覆，但虔诚敬神。小人德薄，体现于犹疑惶恐的举止。诸神赐给他们长期的坏运气，夺走了他们的坦荡胸
怀。他们像荷马笔下的特尔特西斯一样怯懦虚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初民时代的德性观像巴特勒的《埃瑞璜》一样冷酷无情，没有什么“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公正。他们的原则是：“不要说你的罪行是因为运气不好，因为运气不好就是你的罪行！”运气的好坏就是诸神意志的体现，没有什么道理可讲。这种观念的残余一直延续到异教世界的灭亡。凯撒在高卢发表演讲，提醒他的士兵：他凯撒的命运之好，是有目共睹的。这就足够了。士兵们消除了疑虑，死心塌地追随诸神的宠儿。
祭司为共同体料理德性，犹如审计员为银行照料存款。共同体的德性积累非常丰厚，个别的 失德不会立刻造成邦国的灭亡。如果塔林顿或叙拉古最终灭亡，肯定是因为长期冒犯诸神，以致耗尽了德性银行的积累。在此之前，诸神肯定已经多次降下征兆。罗马和斯巴达根据这
种理论，产生了监察官这样的角色。他的任务就是整顿风俗，保证日常的德性积累，预防长期损害德性的风俗堕落。这种制度演化标志着文明的复杂程度越过了阈值，共同体本身构成了德性循环系统的中心。德性循环仍然具有神秘性，但也具有经验性。贤人能够研究征兆，
预见未来。勇士能够自我牺牲，保护城邦。库尔提乌斯和老布鲁图斯牺牲自己，救国救民，构成城邦的楷模，受到一代又一代青年的崇拜和模仿。他们自己选择的厄运不再是诸神厌恶的证据，而是公共祭祀的最神圣祭品。城邦的保护神珍爱这样的祭品，超过一切盛大的祭礼
。这是城邦爱国主义的黄金时代，为后人提供了难以逾越的范例。伟大作家都要一次又一次地重写古罗马的光荣，伟大民族都要从小浸淫古罗马的遗产，从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到麦考莱的《古罗马之歌》。
凯撒临终时，罗马人民正好处在巅峰时代的尾声。礼失求诸野，初民时代的迷信在下层民众中仍然有一定的势力。他们怀疑：凯撒的死亡已经破坏了他的幸运，反过来证明了诸神对弑君者集团的青睐。他们自发地喊道：让他（小布鲁图斯）做凯撒！。小布鲁图斯如果善加利
用，未必不能因利乘便、紫袍加身。然而，这位贤人决心把自己塑造成罗马德性的样板。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共和国，不是为了自己。他爱凯撒，超过爱任何人；然而凯撒背叛了共和国，他不得不杀凯撒。无论凯撒身上的伤口有多深，都没有他心中永远流血的伤口那样深
！爱朋友还是爱祖国，这是罗马道德剧的永恒主题，在戏剧冲突中的地位不亚于中国的“忠孝不能两全”主题。小布鲁图斯知道自己的角色，所谓求仁得仁。
安东尼登上舞台，扮演末法时代的德性解构者。他的任务不仅仅是为凯撒复仇或个人投机那么简单，他要给罗马传统除魅。他对诸神和城邦的神秘性不屑一顾，直接将德性建立在纯粹理性和功利的基础上。除此之外的一切装神弄鬼，无非就是想要从人民手中骗走他们赢得的
遗产而已。小布鲁图斯到底是不是正人君子，不能由他说了算，不能由任何虚无缥缈的意识形态说了算，只能由硬邦邦的事实说了算。凯撒对小布鲁图斯多么关怀，后者自己都承认的。他怎样报答恩惠，大家现在就亲眼看到了。凯撒是不是祖国的敌人，我不好说；但他是不
是人民的朋友，事实是摆在眼前。他过去怎么给人民送礼，大家想必还没有忘记吧！承蒙弑君者恩准，我再给大家念一念凯撒的遗嘱。他没有忘记在死后造福人民，要把真金白银分给大家！如果凯撒不是人民的朋友，你们到哪儿还能找到更好的朋友！布鲁图斯这样聪明的理
论家知道怎样诡辩，我安东尼这样的老实人只知道摆事实。罗马的新人类不用再考虑了，立刻将这些反动的共和派赶出城去，幸福地期待凯撒党人给他们带来凯撒许诺的面包与竞技。
这就是莎士比亚笔下的罗马末人。世界的灭亡不是悲剧，而是闹剧。德性的解构犹如太阳的熄灭，黑暗要在八分钟以后才会来临。解构者自己不一定相信或在乎，自己为子孙留下怎样的命运。接下来就是《泰特斯•安特洛尼库斯》的黑暗世界。共和国的不肖子孙为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将虚无缥缈的权利卖给了僭主的不肖子孙。不识时务的旧道德和旧虔诚在习惯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新新人类中灭亡。蛮族的暴风雨在腐朽的文明世界天际冉冉升起。他们像早年愚昧的罗马人一样，虔信神明，在共同体内相互信任。

世界的命运和人的命运虽然漫长，关键性的节点却寥寥无几。四分之三的人生剧本在三十岁以前就写定了，以后的内容根本不值一看。文明和邦国的兴废都有其不可逆的节点，拥有无限可能性的青春期总是非常短促。刘邦和项羽的斗争很重要，因为涉及大一统和多国体系的路径选择。朱元璋和张士诚的斗争不太重要，因为除了极少数攀龙附凤的大臣、将军，谁会在乎皇帝姓张姓李？王朝的故事都是千篇一律的，增加细节根本不会改进人类的理解力。凯撒和庞培的斗争很重要，因为当时仍然能够在共和国和帝国之间做出选择。加尔巴和维斯巴芗的斗争就不太重要了，因为谁上台都是皇帝。哪一位将军做皇帝，对帝国体制关系甚微。如果不考虑事实在格局当中的地位，任何事实都没有丝毫意义。拜占庭式的辑录不是历史，而是历史理解力死亡的标志。
材料只是背景，意义是在格局当中自然浮现的。一张地图要画得清晰，并不是画面越挤越好，而是格局越正确越好。认知的主要功能不是记忆，而是选择和删除。人类的祖先必须能够在静态的森林中分辨出动态的猛兽和猎物，否则他们早就死了。线索之所以会从事实的丛林中呈现，因为人脑就是用这种方式运作的。在交叉小径的花园中辨认路径选择点，并不是多么困难的任务。如果认知能力不足，就不是知识所能弥补的。如果你有这种能力，用不着别人教你。如果你没有，别人教也没有用。认知结构的层次高低相差极大，不亚于初学者和围棋高手对布局的判断能力。历史分析和布局分析都是必需的智力训练，通过摸索培养格局感。格局感确定后，材料就会变得毫无关系。
等待、依赖史料的历史学是最不可靠的。打个比方，你的钥匙丢在阴沟里了，阴沟里一点亮光也没有，而旁边有一个路灯，照得很亮，你是到路灯下找，还是到阴沟里去找？灯光很像有些材料，看见了，但解决问题的关键不在那里。阴沟下面黑漆漆的，但就在下面某一点，钥匙在那。好的历史学者必须拥有原始人在森林里的那种直觉，那种判断力――听力、视力、嗅觉、第六感，还有各方面的综合能力，能够让一个好猎人判断附近有没有野兽，安全，还是不安全。直觉来自经验。一个小孩被放到原始森林里，多半会被吃掉的。你常在森林里过，便有了经验，同时部落里面的老人也积累了很多经验传给你。所以你即使没有亲眼看到猛兽出没，也能够大致判断八九分。
如果你抬杠说，我非要见到史料才能下判断，那你就输了，多半被吃掉了。按照学院派的观点，什么都要实证，没物证不采信，孤证也不信，那得出的结论往往是靠不住的。这里所谓的靠不住，是达尔文意义上的靠不住。顶多几百个蛋头学者的支持或反对，对增加或减少达尔文意义上的利益没什么影响。绅士的博雅教育就是为了让你构成比例正确的格局，其中大部分都是灯光不亮的模糊区域，还包括大片阴沟。麦考莱这样的党棍就说书记官（这是他对专业技术人员的蔑称）只能当仆人、为绅士服务。如果你出身很差，个人经历很狭窄，又缺乏多半属于天赋的情景理解力，那么你对史料的解读多半就是错的。相反，修昔底德或曾国藩这种人有天分和丰富经验的外行更有可能正确解读。专业史学是绅士传统衰亡的副产品，主要效果是降低了自身和公众的理解能力。我们不要忘记：历史理解力不是天然就有和一直存在的，而是文明成熟期的智力烟花。拜占庭化—书记官化—四库全书化是文明衰亡前夜的最后挣扎，这时的作者已经只能依靠知识量了。佐西莫斯的材料肯定比波利比阿多，但他的可信度和解释力连阿里安和色诺芬都不如。近代欧洲的兴起将历史理解力推到了希腊人和中国人从未达到的高度，但这未必是永恒的状态。
判断和追求真相主要不靠知识或材料，而是靠你对整个格局的把握和判断，就像好猎人的那种直觉，就像坚持在阴沟里而不是路灯下找钥匙。你必须心里有了七八分，再用史料来充实它。学术圈用的材料，有点像是古代的有一种叫肿骨鹿的动物，它头上长了很大的角，在需要交配的时候，雄鹿就用角互斗。学术圈应用史料就像是肿骨鹿的角，彼此之间掐架的时候用，可以增加声势。这样往往给外行留下错误的印象，仿佛史料起了决定性作用。其实冲突都是因为理解和解释框架的缘故，优点和弱点也是框架的优点和弱点。
你从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和阎若璩《尚書古文疏证》的纠纷就可以看出，清代经学一开始就是史为经用的。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经学门派之见，没有任何史料能够经得住对立经学观的逆向诠释。惠栋和戴震的孟子观不同，同样不是所谓实证能够调和的。如果沈志华错了，那不是因为他需要更多的档案，而是因为他根据错误的先入之见使用材料。简单粗暴地说，他预先一口咬定，苏联、中共、朝共是彼此独立的民族国家和政治实体，如果自己高兴就能单独跟美国人妥协；美国外交家是一群现实主义者，如果高兴就能承认东亚各共产主义集团。任何了解相关历史背景的人都心里明白，这些前提纯属扯淡。毛泽东没有苏联的帮助，可能没有多少机会在东北、更不用说在全国战胜蒋介石；他跟美国单独妥协的可能性相当于饶漱石跟苏联单独结盟的可能性；他有强烈的利益动机，通过证明自己有培养价值，赢得更加稳固的国内地位，这种希望没有落空。美国外交家不是现实主义者；朝鲜战争不是国与国的战争，而是建构战后东亚体系的一部分，不可能脱离对日战争善后问题而单独处理；美国跟北京、平壤单独议和的可能性相当于美国跟汪精卫、溥仪单独议和的可能性。他（沈志华）的书主要就是证明：没有任何史料能够禁得起明知故犯的诱导性诠释。诱导的目标不是增加外行读者的理解力，而是为了说服他们忘记自己的真实处境。
事实在历史当中，犹如物自体在哲学当中。没有适当诠释，你不可能接触到物自体。真实史料可以支持伪造的历史，例如司马昭解释高贵乡公死因的文告。虚假史料可以反映真实历史，例如奥斯汀小说暴露的英国乡绅习俗。可信度的估计主要还是要依靠个别史料在整体背景当中的协调程度，也就是说还是取决于情景模拟。史料正确而结论基本错误，史料错误而结论基本正确，都是有可能的。提高认知层次比具体的正误重要的多，高层次的高细节错误率比低层次的低细节错误率更有利于达尔文意义上的格局判断力。例如：一种理论说血型决定性格，层次就比较高，因为性格类型确实有区别，读者的理解力因此提高，原因的错误解释可以在发展中修正。另一种理论说，温柔的男人和刚强的女人属于同一性别，不同于男人和女人。这种理论层次就很低，因为降低了读者的理解力，随着发展不断制造更多的错误。孟德斯鸠的种族—气候决定论、马克思的殖民主义—亚细亚生产方式论、四人帮的儒法斗争论属于前者。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论、美国韦伯学派的现代化理论、目前占主流地位的多元文化论和非西方中心论属于后者。

社会是一个东西，一个事物。他不是个人，他是一个组织，一群人按着一定的规则组织起来。

我们说的社会，就是这样一群人组合而成的东西，可能是企业，可能是党派，可能是军队，但是他们内部必须是有一定规则的，也就是领导原则，也就是统治和被统治原则，否则，还是一群人，他们都是马路上的过客，谁跟谁也没有隶属关系，这个社会叫做“无社会”，过去自己自足的小农经济，就可以看作是无社会。老子曰：邻国之人隔河相望，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说的就是无社会的情况。在商场中，大家都是顾客，没有形成组织的情况，叫做无社会。

用细胞来比喻，一个酵母菌群体，是散乱的各不相关的群，是无社会的。而一个树木，那里面的每一个细胞都是隶属于那个树木的，树木里面也是一个细胞群体，但是那就是社会。

两种群体是不相同的。一个是有组织的，一个是无组织的。

无组织的那个细胞群，叫做民主

有组织的那个细胞群，都接受着树木的专政。这个叫做专政。

两个群体的区别，是在他们内部有没有那个专政的关系。统治关系。

整个社会的发展，就是这个无社会，和有社会，两个状态的斗争运动。时而有社会，时而无社会。

社会的本质，就是它内部的那个统治关系。有了这个关系，这个组织就是存在的，没有了这个关系，这个组织就没有了。如果你所在的那个企业没有了那个统治关系，隶属关系，那个企业也就不存在了。

这个关系的变化就是社会本身的变化，是社会变化的本质。社会因为统治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叫做历史——我们说的历史，就是这个定义，不是说一个事物在时间中的延长那样的历史。我们说的就是社会发展史，就是王朝更迭，其他的东西你叫做历史也没有意义，不是我们这个学科领域。

一部历史书，讲述的都是社会发展的过程，战争，更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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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细看那个统治关系，就是两个意志，一个统治另一个。

这个统治关系的形成，本质上都是通过暴力形成的。都是通过战争形成。

统治就是暴力。

如果你深入到经济学领域，你就会发现经济也是暴力。价值就是暴力。私有制也是。

所以，经济，战争，国家，统治，历史，政治，，，，，其实都是关于暴力的学说，所以成吉思汗什么也不懂，只懂得杀人，他就横跨欧亚大陆了。他就成了英雄，他虽然不是政治学家，但是他的政治活动却无人能比。

所谓社会发展史，所谓历史，就是那个统治关系从无到有的过程。从无社会到有社会的过程。

原始社会其实是无社会，

最高级的社会，是军队那个样的组织，在那里统治关系发展到极端，有的极端。如臂使指，令行禁止。维继军队内部那个统治关系的力量，就是杀人。铁的纪律。

但是军队依然还是一个专业化的组织，作战是他的专业。这个组织是为了其他东西服务的。政党才是真正的社会组织。

政党只有一个目标，就是统治。他把杀人这个专业给予军队，自己仅仅负责统治。

所以，社会发展到最后，是那样一个如军队的组织，如政党的组织。层层节制，层层管制，没有自由。只有统治。只有纪律。

我上面表述的就是理想化的社会，在没有客观制约的情形下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现实中的各个形态的社会，都是因为受了生产方式的制约而形成的。还没有发展到最高阶段。

社会的发展，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那个统治关系不断强化的过程。这就在历史上形成了一条链条一样的社会发展史。

社会中的这个统治关系，叫做政治关系，并不是为了经济的，也不是为了任何东西的，原则上也是不受任何制约的，他就是组织自己的原则，自己的规律性。

政治家，就是研究这个统治关系的专家，就是达到最有效统治的专家。他们经营的就是这个统治关系。

这个关系，决定其他任何东西。比如，司令决定军队，军队决定整个社会，整个社会决定所有的生产活动，生产活动决定整个地球的自然风貌。。。。。。

就其最终原因，都是那个宇宙统治者在决定着所有的东西。

忠孝节义其实是普通人对家庭和社区的自然感情，无需论证而且根本没有学习必要。秦政依靠机智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破坏和消费小共同体产生的天然德性，最终实现自我毁灭，自然越来越感到忠孝节义的匮乏，犹如狐狸担心兔子的匮乏，出于政治精算师的本性，一面口头宣传指望免费的德性供自己收割，一面用实际行动强化收割技术，结果当然是进一步加快自我毁灭和蛮族替代的速度。德性进入党派宣传领域，就是毁灭的前兆。

阶级斗争的目标就是瓦解小共同体，造成容易奴役的散沙。不能抵抗病毒，就证明你没有通过达尔文系统的甄别，不应该继续占据资源，淘汰是达尔文机制的最重要部分，病毒是用来淘汰食物链顶端的。从小共同体或社会角度看，内部无产者和外部无产者都是破坏者。从文明的角度看，外部无产者不是。蛮族是秩序输入和重建者，将本来应该腐败的资源变成了新的有机体。列宁主义者是传染病，无产者是烂肉，只能将复杂尸体分解为简单元素，为遥远的未来清理生态位。谁都抗拒不了基因的指示，多大的利益能让唐璜改做同性恋者呢？野兽只会捕食能吃的肉，烂到不能吃的肉才会交给病毒处理。

因为切断社会关系的人和得不到爱抚的婴儿一样非死不可，

因为切断社会关系的人和得不到爱抚的婴儿一样非死不可，因为人不是仅仅依靠面包活着的，更不是依靠理论正确活着的。

每个人都将得到自己德性所注定的下场。

数卷 : 费拉倒是容易忍受SM，因为下等人从来就是生物人。无论什么时代，人的概念其实都是指礼法约束的资产阶级而言。下等人没有远见和节制，实际上在文明以外，以此生活比资产阶级幸福自由放纵。他们像动物一样，没有儒家或基督教的家庭观念，随意淫乱浪费残杀。男人不照顾女人和小孩，年轻人残杀老人。小孩只有母亲，没有父亲。远见就是忧虑，文明就是痛苦。下等人时刻都希望解放狂欢和自我毁灭，只是在资产阶级礼教的镇压下无法做大而已。。。。。数卷 : 布尔什维克的SM学是士大夫虚无主义者解放文明自毁力量的技术，广义宗教则是克制自毁力量的机制。希伯莱主义与迦南淫祠的斗争、清教徒与虚无主义的斗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实际上是一回事。这种斗争大概是永恒的。浅薄的士大夫厌恶礼教的约束，实际上就是剥夺了保护自己的主要力量。聪明的士大夫即使个人缺乏宗教意义的灵性，也会像休谟和孔子一样维护教会（也就是维护文明大树的地下部分）。前者的下场就跟文革时期的五四青年一样，后者则创造了已知文明的大部分内容。

数卷 : 大都、平城、布哈拉、喀山、布达佩斯的关系相当于阿姆斯特丹、纽约、东京、香港、上海的关系。液态媒介想通，天涯若比邻。陆地通道，咫尺如天涯。陆海之流在历史上的地位，不逊于海上通道在近代。无论古今，内陆统一教都是邪恶的、反文明的。普鲁士和莫斯科正是因为背叛文明而遭到神秘法则的惩罚，而支那人至今不愿承认自己生活在自作自受的地狱中。

数卷: 科学必须先有规范性条件：世界存在规律，规律有统一性，人不能改变规律。这三者都是信仰，不可能证明。不首先信仰，就没有后来的理性运作。近代人往往以为这些信念理所当然，其实全都来自中世纪初期基督教理论。大多数原始文化只有巫术思维，普遍认为规律只是地方性的，可以用法术改变。即使希腊前科学也不脱玄学底子，酷似中医与占星术，相信规律有交感性。

其实哈里发政权功大于过，奥巴马自有道理。只要不去妨碍库尔德人，绥靖政策完全符合罗马秩序。他老一举结束了马利基和巴沙尔的危险联盟，切断了伊朗叙利亚交通线，为邪恶轴心准备了胡志明小道和延安训练场。如果艾森豪威尔政府和肯尼迪政府用同样手段对待南越地面部队，不发一兵一卒；越南战争肯定会低成本胜利。经验都是通过历史积累的，以色列也绝不肯像日本那样深入阿拉伯内地长期驻守。

如果你能逆转三观，把国家看成危险的创新者和破坏者，一切表面上的矛盾和混乱都会迎刃而解。国家不是自古就有或理所当然，产生和发展都不是什么进步。进步其实一直都是反制国家的力量，结果功劳却被归到国家头上。这种力量如果非常强大，就会抑制强有力的士大夫阶级产生。如果共同体处在这种年轻和健康状态，深感不适的士大夫阶级就会称之为蛮族。
这其实是价值观、立场、观察力和悟性的问题，不是文献的问题。文献要么是正确理解习俗的产物，像撒克逊法鉴这样，要么就是危险的发明。

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就像DNA和蛋白质。前者是珍贵的，后者可以随时随地从寄生对象体内吸收，通过杀全家裹挟，要多少有多少，唯一限制只在于资金和装备供应能力。暴动和冲突的人数或伤亡无关紧要，关键在于其中有没有极少数训练有素的暴力专家。暴力专家一般都有国际性经验，在外国活动，像鲍罗廷和拉登，不像土豪那样顾念乡邻、害怕学习班。

短期内暴力活动戏剧性增加，而前后社会经济状态没有戏剧性变化，就要考虑国际暴力专家渗透。外围群众和路人甲本来就是炮灰，他们伤亡多少并没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