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董医生抛尸荒野（1）
我们窑洞里，惟一不吃脏东西的是董坚毅。董坚毅是省人民医院的泌尿科医生，上海人，印象中似乎是毕业于上海的哪个医学院。还在夹边沟的时候我就认识他，就是没说过话，我和他不在一个队。1959年国庆节前夕，农场组织我们去酒泉看酒泉劳改分局搞的《建国十周年劳改成果展》在一家饭馆吃饭，我们俩坐在了一起。夹边沟的右派分子们大都身上带着一些钱和粮票的。这是他们当初从家里带来的，因为劳教农场不许加餐，就总也花不出去。只要遇到外出，见到饭馆，就决不会放过吃一顿的机会的。可惜那时的饭馆里卖饭也是定量，只卖半斤小米饭或者两个馒头。有的人为了多吃一份，只要时间来得及，吃了一家饭馆再钻进另一家饭馆。
那天在饭馆吃饭，我们正好坐在一起，便跟他说了说话，知道了他是在1956年支援大西北建设的热潮中自己要求来兰州的。他原在上海的一家医院当主治医师，来兰州后在省人民医院做泌尿科主任。他爱人也是上海一家医院的医生，那年正好生孩子，就没跟他来。他还说，他爱人是独生女，岳父岳母坚决反对她离开上海，否则也就来了。
董坚毅三十四五岁的样子。
那次在饭馆吃饭，他的文雅书生的样子在我的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记得从饭馆出来，右派们排队集合回夹边沟的路上，我跟别人说过，董坚毅活不长了，看他吃饭时细嚼慢咽像是吃什么都不香的样子，就活不长。旁边有人说，你可是说对了，那人吃东西讲究得很。
别人挖野菜呀将草籽呀逮老鼠呀，什么能填肚子就吃什么，他嫌脏，说不卫生，不吃。他就吃食堂供应的那点东西。
后来有一段时间，我没再看见他，便以为他死掉了。谁知到了明水，他又出现了，并和我住在同一个窑洞里。见面时我还问了一句，老董，你没死掉呀?他笑了一下说，你怎么这样说话呀?我说你不是吃东西很讲究吗，好长时间不见，我以为你死掉了。他告诉我，因为肝硬化，他到场部医务所住院三个月。
到了明水，董坚毅还是不吃脏东西。在夹边沟的时候，因为劳动太过沉重，又吃不饱，—人们每月吃十八斤原粮—就有少数人死去了。到了明水，粮食定量进一步降为每天小两七两，月不足十四斤，一天就吃一顿菜团和一顿菜糊糊，营养极度短缺，大批死亡就开始了。为了减轻死亡，农场领导采取了特殊措施:停止右派们的劳动，准许在上班时间去草滩上将草籽，抓老鼠和逮蚯蚓充饥，或者在窑洞里睡觉。那一段时间我们把山水沟附近的老鼠和蜥蜴都逮绝了，吃光了，把附近柳树和榆树上的树叶都吃光了。可是董坚毅不吃那些东西，每天吃过了食堂配给的菜团子和菜糊糊以后，就在铺上躺着挨日子。我曾经劝过他，别那么斯文啦，能弄到什么就吃什么吧，活命要紧。他竟然回答:那是人吃的东西吗?
实际上，他之所以没有饿死，完全是他女人的功劳。自从他定为右派到了夹边沟，他女人三两个月就来一次，看望他，并且捎来许多饼干、奶粉、葡萄糖粉之类的食品和营养品。
但是，到了明水才一个多月，他的身体就不可逆转的衰弱了，身上干得一点儿肉都没有了，眼睛凹陷得如同两个黑洞，怪吓人的。他的腿软得走不动路了，每天两次去食堂打饭的路上，他摇摇晃晃地走着，一阵风就能刮倒的样子。在窑洞里要想喝点水，就跪着挪过去。他整天整天地躺在被窝里默默无语，眼睛好久都不睁开。
那是11月中旬的一天傍晚，我正在靠近窑洞门口的地方煮从田野上挖来的辣辣根，—这是一种多年生根类植物，最粗的能长到筷子粗细，煮熟后有一点甜味—董坚毅忽然挪到了我的身旁。我以为他想要吃点辣辣根，便用筷子搛了几根给他。他却推开了，说，老李，我想求你一件事。我问什么事，他说，我认为你是能活着回到兰州去，这是没问题的。我说你怎么认定我能活着回去?你没看见吗，我的脸肿得眼睛都睁不开了，腿也肿得穿不上鞋了。说真的，到了11月，几乎所有的人都衰弱不堪了，除去上次我给你讲过的魏长海。每天晚上入睡的时候，谁都不知道转天早晨还能不能醒来，因为每过三两天就有一个人死去，而且都是睡眠中死去的，没有呻吟，没有呼唤，一点痛苦的挣扎都没有，就静静死去了。
什么，你说人们为什么不逃跑吗?有逃跑的。崔毅不是跑了吗，后来钟毓良和魏长海也跑了。民勤县供销社的主任，哎呀，我叫不出他的名字来了，也跑了。但是逃跑的人总归是个别的，是少数人。绝大多数人不跑。不跑的原因，上次我不是说过了吗，主要是对领导抱有幻想，认为自己当右派是整错了，组织会很快给自己纠正，平反。再说，总觉得劳教是组织在考验我们，看我们对党忠诚不忠诚，如果逃跑不就对党不忠了吗?不就是背叛革命了吗?就怕一失足铸成千古恨，跑的人就很少了。
我说我的身体也不行了，怕熬不出去了，但董坚毅说，老李，你肯定能活着出去，你是个有办法的人。我惊了一下说，我有什么办法?他说，有人给你送吃的，我知道。有过两次了，孔队长夜里叫你出去，你回来后就在被窝里吃东西。我夜里睡不着觉，都听见了。
我不好再说什么了，他的话说得对，他窥探到了我生活中一件极端秘密的事情。还在1959年的时候，夹边沟和新添屯就开始死人了，人们都写信叫家人寄饼干寄炒面，而我也开始考虑如何不被饿死的问题了。考虑来考虑去，我决定讨好孔队长。孔队长是从甘谷砖瓦厂调来的干部，官不大，是夹边沟基建队的副队长，可是他经常跟着马车去酒泉，给农场拉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还从酒泉邮局取回右派们的邮包。

76、董医生抛尸荒野（2）

我当时想，这个人对我有用，一定要搞好关系，所以有一天我从他那里取省公安厅一位朋友给我寄来的包裹，看包裹里没有吃的，只有一团棉线和一块蓝条绒，我就全都给他了。我对他说，孔队长，这些东西我拿着没用，你拿去给你爱人做件衣裳吧。孔队长是甘谷县人，甘谷县新生砖瓦场撤销后，他调到夹边沟来了，但他女人没调过来，他女人比他小几岁，二十二只岁的样子。女人是农村妇女，从甘谷县来夹边沟看过他，我看见过。他接下了我的东西，像是有点不好意思，跟我说了几句同情的话:这是你家里人寄来的包裹吗?你家里人怎么不给你寄些吃的来，你现在最缺的是吃的东西。我顺着他的话往下说，孔队长，你说得太对了，你真能体谅人。我现在就是缺吃的，可是我是个单身汉，没有对象，父母又年老多病，我不愿叫他们知道我犯了错误在这里劳动改造，这样一来就没有人给我寄吃的了。看起来我的话起了作用，他说，没人寄吃的可是个问题，你的日子不好过呀，可你要是有钱也行呀。我听出来一点门道了，又说，有钱能有什么用处，咱们农场里什么也买不上，拿钱拿粮票也不卖馒头，还得饿肚子。他说，嗳嗳，哪能一棵树上吊死，场里不卖，不会到酒泉去买吗?酒泉的黑市上什么都有。我说，黑市上有也没用呀，我们这种人出不去……一说到这里我就停住了，想看看他的态度再往下说，结果他却直截了当地说，咳，那有啥难嘛，我三天两头去酒泉，你要是买啥东西就说一声，我给你捎回来不就中了吗!他的话正中我的下怀，我立即就对他说，要是这样，就太感谢你了。只是我还有个困难，你要是能帮助我解决就更好了。他说，你说你说，你有啥难事就说。于是我告诉他，我来夹边沟农场第一天，报到登记的时候，身上带着的一千元钱和三百元公债券都交给财务科的人保管了，现在取不出来。你能不能想办法替我取出来。他回答，这有啥难，明天我就去给你取出来。他说话算话，第二天傍晚就把我叫到副业队的办公室，说钱取出来了。问他怎么取的，他说他告诉财务科的人，我家的老人病了，我要给老人寄钱治病，财务科叫他代我签了个字，就把钱和公债券都给他了。我接过钱和公债之后，立即把三百元公债券给了他，我说，我要的是现金，公债券给你吧，到期后你取出来补贴家用吧。他很高兴。他一个月的工资三四十元。三百元对他可是个大数。趁着他高兴，我又抽出二十元钱给他，请他去酒泉时替我捎点吃的回来。两天后的一个夜晚，我已经睡觉了，听见孔队长的声音喊我，叫我出去一下。我走出去，跟他走到山墙那边，他交给我一个纸包。他说是两块烧饼，并嘱咐我不要叫人知道。此后，每过一个星期，我叫孔队长带一次烧饼，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当然，有这两块烧饼和没这两块烧饼是大不一样的。虽然烧饼都不大，每块只有半斤重，但是对于我极端虚弱的身体，是不可缺少的补充，使我苟延残喘至今。只是近来我手头的这笔钱已经所剩无几了，而身体健康状况更加糟糕，我内心里极为恐慌。
见我无语，董坚毅又说，我求你一件事，不知道你答应不答应?
我说，你说吧。他说，我爱人要来看我了，但是，我的情况可能是等不到她来……
我很是惊骇，说他，你怎么这样想?不是好好的吗!
他摇着头说，你听我说，我把话说完。近来几天，我坐着坐着，大脑就突然变成空白，意识消失厂，眼前的东西都没有了。这不是好现象。
我说，你不要胡思乱想。那是你磕睡了。
他依然摇头:老李，你不要说了，磕睡和晕眩我还是分得开的。我没有磕睡，一人到晚睡觉，我都睡不着，坐一会儿就磕睡到那个样子?晕眩，那是晕眩，已经出现好几次了。这是预兆……
我说，磕睡了，你是打盹了。
他说，老李，我是认真和你谈这件事的，你听我说。我前几天就接到我爱人的信了，她说最近要来看我，我也给她写了回信，说近日农场要调一部分人到别的地方去，其中有我，她能来就快来吧。我还告诉他，如果她来了明水找不到我，就找你询问我的情况
我惊叫起来，老董，你怎么这样?
他苦笑一下:你不要急，不要着急。我原想不告诉你的，想再等几天，可能还能见着她。今天早晨起床，晕眩又出现了，不能等了，我把这事告诉你。
我说，胡思乱想，你这是胡思乱想，你想老婆想疯了，神经错乱。
他仍然苦笑，然后说，你不要打岔。我求你的事很简单，其实很简单，但你一定要办。当然了，如果她来了，我还活着，就不麻烦你了。如果我这两天就死了，我爱人还没来，求你把我卷起来，就用我的被子卷起来，把我放在里边一点的地方，就是那儿。
我们的窑洞本来就挖得很大，近来又抬出去了几个人，所以靠着最里边的黑暗处已经空出了很大的一片空当。他指了指那片空当又说，你们把我放儿天，等我爱人来了，把我的情况告诉她，叫她把我的尸体运回上海去。
他一说了求我的事，然后用黑洞洞的眼睛看着我，那意思是问我答应不答应。我没吭声，我的心当时抽紧了，不知说什么好。静了一下，他又说，求求你，求你帮我这次忙。我不愿意把自己埋在这里。老李，当初呀，我爱人，我的父母，还有岳父岳母，都劝我不要来大西北，我没听他们的话，一心要支援大西北建设，来了大西北。我真后悔，后悔没听他们的话。那天董坚毅说了很多话，并且最后
还说，在窑洞里放上三几天，如果他爱人还没有来，就把他抬出去埋了。否则会发臭的，太脏。
三天后董坚毅死去。我们窑洞死去的几个人都是在睡梦中死去的，睡着后再也没醒过来。董坚毅不是，他死于白大。那是他委托后事的第四天上午，他围着被子坐在地铺上和我说话，说他女人快到了，看来用不着我为他料理后事了。他正说着话，头往膝盖上一垂就死了。这样的死亡方式我在电影里看到过，我总认为那是艺术的夸张，但自从董坚毅死后，我相信了，艺术是真实的。遵照死者的嘱托，我和晁崇文把他用他的鸭绒被和一条毯子裹起来，塞到窑洞的角落里，等他女人来收尸。
谁知事情就那么怪。往常，各个窑洞死了人，都是堆在门口，由农场组织的掩埋小组拉走埋掉，但董坚毅死去的第二天早晨，却遇上农场的刘场长亲自带着人清理死尸。他大声吆喝着叫人走进窑洞检查，结果把董坚毅搜出来拖出去，拉到山水沟口的崖根处埋掉了。为了对董坚毅的女人有个交待，我跟着掩埋组去看了掩埋的地方。
摘编自杨显惠：《夹边沟记事》上海女人

77、顾女士万里探夫（1）
董坚毅死后五六天的一个下午，他的女人到了明水。她是从高台火车站下火车，东打听西打听来到明水乡的山水沟的。她问董坚毅住在哪儿，有人把她支到了我们的窑洞。
我的铺靠近门口，我首先听见有人喊董坚毅。这声音是陌生的，似乎是个女人。我就问了一声谁找董坚毅。
我，是我找董坚毅。
这女人是从上海来的，姓顾，正是董坚毅的妻子。
我说，顾大姐，老董的事我要详细跟你谈谈，可是你听了我的话可不能太伤心。老董走了，走了七八天了。
我害怕那女人痛哭起来，可是她一动不动地坐着，眼睛直愣愣盯着我，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是她没听清我的话呢，还是不懂“走了”的意思，我就又说了一遍：顾大姐，你明白我的话吗?—老董去世已经七八天了。
她哇的一声哭起来。其实，她听懂我的话了，她是在抑制突如其来的悲痛。在抑制无效的情况下才哭出声来。
这是那种发自胸腔深处的哭声。她的第一声哭就像是喷出来的，一下就震动了我的心。接着她就伏在那个花格子书包上呜呜地哭个不停，泪水从她的指缝里流下来。她的哭声太惨啦，我的心已经硬如石头了—你想呀，看着伙伴们一个一个的死去，我的心已经麻木了，不知什么叫悲伤了—可她的哭声把我的心哭软了，
我的眼睛流泪了。确实，她的哭声太感人了。你想呀，一个女人，在近二年的时间里，每过三两个月来看一趟劳教的丈夫，送吃的送穿的，为的是什么呀?是感情呀，是夫妻间的情分呀，盼着他出去阖家团圆呀!可是她的期望落空了—丈夫死掉了，她能不悲痛吗?再说，那时候从上海到河西走廊的高台县多不容易呀!你知道的，现在从上海坐去乌鲁木齐的快车两天两夜就到高台!可那时候，铁路才修到哈密，夕阳西下时分我回到自己的窝，她却仍然在铺角坐着，嘤嘤地哭泣。有人小声对我说，她整整哭了一天，一会儿放声痛哭，过一会儿又轻轻啜泣。
菜团子还放在皮箱上，已经干巴和萎缩了。不知是谁在她面前放了一茶缸水，水仍然满着。我赶忙义去打了一份客饭—半盆菜糊糊—给她。我劝她:你还是要吃点饭呀，尽管饭不好吃，但不吃饭不行呀，会饿垮的。饿垮了你怎么回上海呀?她没有吃，默默地流泪。
和头天夜晚一样，她又坐了一夜。这天夜里我迟迟才睡，离她远远的在被窝里坐着，看着她。我没想到她是这么固执的人，真怕她想不开出什么事。我想，她对董坚毅如此痴情，什么事都可能做得出来。半夜里油灯灭了，我看不见她了，但是黑暗中时不时传来她低沉的哭泣声。
这是她来到明水乡山水沟的第三天的早晨。我从睡眠中醒来。早晨的太阳已经升起，阳光还没有直射进我们的窑洞，但是从草帘子旁边的缝隙处透进来的亮光投在她的身上。她还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木雕泥塑一般。但是，她脸上挂着泪水，眼睛肿得桃子一样大。
我的神经可是受不了啦。我把晁崇文叫出窑洞:老晁，你看怎么办呀?她已经整整两大没吃没喝了，可别饿死了。晁崇文说，你说的，咱们饿了两年多还没死掉，两天就能把她饿死?我说，可是光哭也不行呀，万一有个好歹，……后边的话我没说下去，晁崇文说，那你说怎么办?我说我问你呢，你倒反问我。他不言语了，抬头看天片刻，然后说，有啥好办法?要不你就领她去坟地看看，叫她看一眼老董?我忙说不行不行，昨天前天没答应，今天领去算什么事?再说，见了老董那个样子，真要哭死了怎么办?他说，这样也不行，那样有危险，你是啥意思嘛?我看他着急了，便说，我的意思呀，今天你劝劝她，叫她快点回上海去。她已经怀疑我了，认为我骗她了，我的话她听不进去了;你劝劝她，可能起作用。晁崇文痛快地说，好，我劝就我劝。吃过了早饭，我好好劝劝她。就是这能行不能行，我也没有把握。这媳妇够固执的。
晁祟文说吃过早饭劝那女人，可是我和他从食堂端着饭回到窑洞，出了件事:有个人死了。死者是省商业厅的一位会计:他的身体已经彻底垮了，几天前在厕所解手，他在茅坑上蹲下后竟然没有力气站起来，是我把他拉起来的;站起之后，他又系不上裤带，-—身体越差越怕冷，穿的就越厚，毛裤外边套着棉裤，棉裤再套上单裤—他的手已经没有力量把皮带勒紧了。还是我帮着他拉紧了皮带。这天早晨的事情是这样的:起床时他就躺着没动，旁边睡的人还问了他一声:我给你带饭吗?见他不回答，那人就自己去打饭了。打了饭回来，那人见他睡觉的姿势一点也没改变，便觉得情况不妙。拉开蒙着头的被子一看，人已经僵硬了_』想必是夜里就断了气。
死就死了罢，这种事大家己经习惯了，所以有人还喊了一声:不要动，吃完饭再说。大家静静地吃饭，然后才有几个身体强健一些的人来处理他。我和晁崇文属于“强健者”之列，我们打开他的箱子，找两件干净的衣裳给他穿上，然后用他的被子把他裹起来。我们还把一根绳子截成三截系了系，一截系在脖子的地方，另一截系在腰部，还有一截扎住腿部，把被子勒紧。然后我们几个人连抬带拉把他拖出窑洞，放在洞外的空地上。
于完这些事，我们已经累得气喘吁吁，坐在窑洞外的太阳地里喘息。这时我看见了那个女人，她站在窑洞里，掀着草帘子从上往下看着我们。她可能是被死人吓坏了，脸色惨白，一脸的恐惧。她已经不哭了。于是，我推了一下晁崇文，叫他看那女人，并说，去，跟她说去，叫她快回上海！
晁崇文进窑洞之后，我在外边坐着，等他劝说的结果。我认为，劝说过程将是很艰难的，晁崇文一劝，她肯定要哭起来，我可不愿看到她痛不欲生的样子。
不料也就只五分钟时间，没听见一声哭泣声，晁崇文就走出窑洞来了，对我说，老李，不行呀，我的话她根本就不听，说咱们是合起来骗她，不叫她见到老董。她今天要自己找老董去。
我吃了一惊:什么?她要自己找去?
是呀，她不叫你我领她，要自己到坟地去。她说一定要找到老董的坟。啊呀，这个媳妇犟得很……你说怎么办?
我和晁崇文说话，那女人已经走出来了，下了台阶。她的眼睛已经不适应太阳的光线了，尽管冬季早晨的阳光并不强烈，太阳像是黄疽病人的脸一样黄惨惨的，她举起一只手遮挡着光线朝我们看了看，转身往北边走去。
我急忙朝她喊了一声:哎，你干什么去?
她没搭理我，往前走。
看来她真是生我的气了。我急忙追上去拦住她说，顾大姐，你不要去找啦，你找不到的。这里埋了几百个人，到处都是坟堆，连个记号都没有，你到哪里找老董去?
她站住了，眼睛直愣愣地盯着我，一句话也不说，那神情似乎是在责备我:你不要骗我了!然后绕开我又往前走。我有点急了，说她:你这个人怎么不听劝呢……
这时候晁崇文说话了:老李，不要管了，她不听话就叫她找去，她找不到就死心了。我略一踌躇说，你不听劝呀，那你就找去吧，可是你不能到那边去。农场的坟地大部分在这边的沙滩上，就是你前天去场部的那个方向……
她看了我一眼，调转身向着山水沟南边走去了。

78、顾女士万里探夫（2）

她走出一截去，晁崇文小声问我:老董的坟在这边吗?
我说不，在那边。
晁崇文:那你把她支到这边去，你不是害她吗?
我;那你说怎么办?老董就在北边不远的地方，叫她找到了怎么办?哭死怎么办?
晁崇文不说了。我又说，找去吧，不到黄河不死心，叫她白跑一趟她就死心了。
我和晁崇文认为，她到了坟地，很快就会回来的，那儿除了坟堆什么标志都没有。不料到了中午她也没回来，夕阳西下也还没回来。后来吃过了晚饭，暮色已经像潮水一样注满了山水沟，还是不见她的踪影。我有点沉不住气了:莫非她在坟地出了什么事?我走到晁崇文旁边说，咱们去找一下她吧，不要叫狼吃掉了。
我们刚迁到明水的时候没见过狼，但是时间不久，就有狼了，并且很快地这儿就野狼成群了。有时候，天还没黑透，狼就顺着山水沟跑来跑去，根本就不怕人。它们吃死亡右派的尸体，长得肥肥的，身上的毛都油光发亮。
我和晃崇文出了窑洞往南走，刚走到伙房跟前，一个小小的身影走了过来。我喊了声顾大姐，她站住了。
我走过去说她:都啥时间了，还不回来!你不怕叫狼吃了，可我们害怕呀。你叫狼吃掉了，我们要担负责任的呀！
她不说话。
回到窑洞我们问她:你找到了老董的坟了吗?
她还是沉默。
你找不到。到处乱埋的，又没有墓碑，你怎么找?给，把这两个菜团子吃了快睡觉吧，明早回家去，再不要瞎折腾我们了。
我把两个菜团子放在皮箱上。这是吃晚饭时我专门给她要来的两个菜团子，出去找她的时候怕别人偷吃掉，我装在自己的口袋里的。
她没有吃菜团子，她只是喝了一茶缸凉水就躺下了。看起来她累了，疲惫不堪了。
第四天的黎明到来了，我一如往日给她打来了客饭，劝她:吃吧，吃完了回家吧，不要瞎折腾了，但她却说:
小李大哥，你借给我一把铁锨吧。
我惊讶极了:你要铁锨于什么?
她软软的嘶哑的声音说，我昨天都看过了，坟地里只有不多几个坟头上放着些砖头，砖头上写着死难者的名字。其他的坟上连砖头都没有。我试着用手挖开了两个坟堆，埋得很浅，也就半尺深，有的还露出被褥来。今天我要拿把锨去，我要一个一个地挖。你放心，我挖过的坟我再埋好。
我惊呆了:这个女人，她到底要干什么!我的心咚咚地狂跳起来，眼睛一热，泪水差点儿流出来。我擦了一把眼睛，说，大姐，吃吧，你吃点饭吧，吃完了我领你找老董去。一定领你去找……真的，不骗你。
眼泪索索地流过她的脸颊。
她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从窑洞出去，走下台阶的时候，她的腿一软就栽倒了。站起来再走，她努力地提起精神，但她的身体摇摇晃晃的。
这天我们是往北走的。我们还没走到沟口，就看见死尸了。正式的坟地在沟外的沙窝子里，但是，掩埋组的人偷懒，有时拉到这里就掩埋了。这地方的地势宽阔了，也有一片沙包，埋了一些尸体。因为埋得草率，有些尸体已经暴露了出来。蓝色、黄色、黑色和各种衣裳的破布条以及土苍苍的头发在早晨的寒风掠过的地面上索索抖动着。
我向晁崇文使了个眼色，叫他把那女人引开去假装辨认那些尸体。我径直找到董坚毅的尸体往上撩沙子。我想抓紧时间覆盖一下，以免那女人看见了难以承受。我盖住了他的两条腿，就停下来喘气。我的身体太虚弱了，已经挖不动沙土了。这时候那女人朝我走过来，问，你找到了吗?我马上装出挖土的样子说，你来看看这个是不是，我看着像是老董。
说真心话，我还真怕她认不出来。从前的董坚毅多么英俊呀，三十多岁，白净的面皮，高高的身材穿一套灰制服，洒脱极了。而现在的董坚毅，赤条条躺在地上，整个身体像是剥去了树皮的树干，干干巴巴的。身上瘦得一点肉都没有了，皮肤黑乎乎的，如同被烟火熏过的牛皮纸贴在骨头架子上。他死去才八九天，倒像是从古墓里挖出的木乃伊。他的屁股蛋儿上少了两块肉，露出带着血丝的骨头。我们和他一起生活了近三年，是眼看着他从一个健壮的人变成这样一个木乃伊的，否则我也不会认定他就是董坚毅。
可是那女人走近后只看了一眼，就咚的一声跪倒，短促地呀了一声，扑在“木乃伊”上。

我的心沉了一下!她扑在‘“木乃伊”上之后，就一动不动了，没了声息。这种情景持续了足有一分钟:我忽然害怕了，是不是一口气上不来憋死过去了。晁崇文反应比我快，他推我一下说，哎，这是怎么啦，别是没气了。快，快拉起来。我们同时跨前两步要拉她，她的身体却又剧烈地抖动一下，同时她的嗓子里发出一种奇怪的咯吱吱的响声。咯吱吱的声音很费力地转化为一声凄厉的哭喊:哇啊啊啊……
哇啊啊的哭声刚结束，她就使劲儿摇晃起那个木乃伊来，并且抬起脸看着天，嗓子尖利地喊出董坚毅的名字来:
董—坚—毅—
她连着喊了几声董坚毅，山水沟里便连续不断地回荡起一个声音:毅毅毅……毅毅毅……
然后她就伏在尸体上大哭起来。
她呜呜地哭，我和晁崇文在旁边站着，耐心地等着她的哭声结束。可是半个小时过去了，她还哭个没完没了。我们等得不耐烦了，不得不拉她回去。我对她说，顾大姐，不要哭了，咱们该回去了。
我和晁崇文一用力把她拉起来了，但她却抱着木乃伊不撒手，把木乃伊也拉了起来，哇哇地哭，就像他们是一对连体婴儿无法扯开。没有别的办法，我们硬是把她的手从“木乃伊”上掰开，分开他们。我很粗鲁地推开她说，行啦行啦，多脏呀，你抱着他走开，走开点，我来埋掉他。
但是，她猛然吼了一声:不准你埋!
不埋怎么办?就这样摆着?
我要运走，运回上海去!
我苦笑一下说，你怎么运走，背着她上火车吗?
把他火化了，我把骨灰带回家去。
我一惊，这可是个好主意，但又觉得这主意不可行，没有柴。明水附近的荒滩上只有干枯的骆驼草和芨芨草，用它们是难以把尸体烧成灰的。
她问我，这附近有没有农民?
我说往西北走七八公里有个明水公社。她又要我领她去明水公社，找农民家买柴禾。她说花多少钱都在所不惜。她如此固执，我只好拖着浮肿的双腿带她去。
我们整整走了两个小时，才在明水公社找到一户农民，买了几捆木柴。同时她对那农民说，愿意多出点钱，请他去火化一个人。那农民不干，说他不干那种晦气的事。但他给我们叫来了两个老头，说他们愿意去干，叫我们和他们讲价钱。讲好了价钱，两个老头替我们雇了一辆牛车，拉着木柴往回走。经过供销社老头叫我们又买了一桶煤油。老头说，尸体很难烧透，所以要准备充足的燃料。
回到山水沟，那两个老头把木柴堆好，再把尸体码在上边，浇上煤油点着了。火势很大，很快就烧塌了木柴，尸体掉下去了。在火焰中，尸体突然坐了起来，吓了我们一跳。后来木柴烧光了，就往火里泼煤油。终于煤油也烧光了，灰烬中剩下了一堆骨头。腿骨很长，像烧黑了的木头棍子。我对她说，再也没办法了，你就捡点碎骨头带回去吧。但她说，不，我要全带回去。
她抹下绿色的缎子头巾，想把骨头全包起来，但是头巾太薄，透亮，一眼就能看见里边的骨头。我说她:你就捡点小骨头拿回去吧，大骨头不好拿，也的确没那个必要。就是在火化场，也只是给你一部分骨灰装骨灰盒，你何必大老远全都背回去?再说你这样上火车，列车员会看出来的。她不听，说，我用那件毛衣裹起来。
于是，她提了一大包骸骨回到窑洞，拿出花格子书包里的毛衣来包裹它。但是那仅仅是一件背心，太小，她无论如何调度，骨头还是露在外边。后来我从皮箱里拿出一条军毯给她。我告诉她，这是我入朝作战带回来的战利品，美国士兵的军毯。我抖开毯子叫她看，商标上还有US气字样。我说，这条毛毯我已经保存八九年了，舍不得用它。来农场劳教，许多衣物都拿去换了粮食，军毯却保留至今，舍不得换吃的，因为它是我的一段光荣历史的标志。
她接过毯子去了，她说，毯子用过之后，她要洗千净寄还给我的，因为它对我很重要。我说你不要寄了吧，你寄来的时候，我可能收不到了。—我能活那么久吗?我笑着说，你就放在你家里吧，如果我能活着离开明水，有一天去上海，我上你家去拿。她说，那好，那好，我把我家的地址告诉你。在大家苦涩的笑声中，她拿起我放在皮箱上的一册笔记本写下了她家的地址。
因为时间已是黄昏，这天夜里她又在我们组的窑洞过夜。翌日清晨，我送她出了山水沟，指着南戈壁上的一个叫明水河的小火车站说，你到那里去乘火车吧，比去高台火车站近得多。
我在戈壁滩站了许久，看着她背着背包往前走去。那个背包是我帮她打的，因为骨头多，背包很大，我把它捆成了军人的背包形状，好背。她的身体是瘦小的，而背包又大，背包把她的肩膀都挡住了。那块绿色的头巾，她又裹在头上了。11月下旬的清晨，戈壁滩上刮着凛冽的寒风。头巾的尖角在她的脖子上像个小尾巴一样突突地跳着。
摘编自杨显惠：《夹边沟记事》上海女人

79、悲惨的女右派（1）
我是1958年3月划为右派分子的。我原在省公安厅工作，丈夫也在公安厅。我是张掖人，家庭出身是小土地出租，也就是农村的一个小地主，家里有二十几亩水浇地。1947年我从张掖师范毕业，后在公安学校受了2个月培训，就分配在公安系统工作了。
我是个马虎人，在省公安厅工作期间，领导始终也没重用过我，哪儿忙就抽调我去那儿，我自己呢也大大咧咧叫干什么就干什么，说话也随便。所以在公安厅干了五六年也没当过什么官，也没挨过批评。我把自己的这种作风带到了张掖市公安局，结果就划成了右派。
真的，我划成右派连我自己都觉得名不副实。在反右斗争中领导逼着我提意见，我就提了。单位发救济款不发给有困难的人，却发给当官的，穷人越穷，富人越富，这不是和国民党一样了吗?结果局长就抓住了我这句话，说我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要我作检查。我也知道这话说得有些偏激，叫检查就检查。可是检查的时候我说了句我这人毛病多，毛病就像离离原上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希望大家多批评帮我改正。他又逮住我这句话说，你是一心和共产党对抗到底。散会后找我个别谈话。
我们的局长是坏蛋，是个色鬼，经常和女同志说些不三不四的下流话，经常用很色的眼睛看女人。那次谈话的时候，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叫我坐在他的床上，他搬把椅子离得很近地坐着，色迷迷的眼睛看着我。我本来就对他很反感，他又看得我心里发毛，我就说他:你离我远点。这一下我可是得罪他了，过了一天他就布置人开我的批判会，要把我打成右派。我不服气，跑到专署去找公安处处长黄钲，说我们局长要把我打成右派。
那时候我丈夫章宗昌已经划成右派了，从兰州客车厂送到安西县的四工农场监督劳动。黄钲是老公安，认识章宗昌，也知道他已经去四工监督劳动了，我带着两个孩子很难，就去找我们局长说情:戚淑英是个有口没心的人，言论性质也不太严重，她男人已经划成右派了，她还要带几个孩子过日子，就不要把她搞成右派了。
黄钲的说情可能起了点作用，局长叫秘书跟我谈话。秘书对我说，局长讲了，只要你揭发另外两个女同志的问题，就不把你划成右派。我当时想不通，心里也委实不忍心把那两位女同志搞成右派，就问秘书:这是局长说的话吗?秘书说是局长说的原话。我说局长说的空口无凭，你叫局长给我写个条子，写个条子我就揭发别人。秘书回去照实汇报了我的话，局长可是火了，跟秘书说，啊呀呀，这个女人真厉害，她想抓我的把柄。这一来他就怀恨在心了，一定要把我整成右派。
可是,当时的局党委七个人，听他话的只有三个人，他不能强行通过表决把我打成右派。于是他就把我吊起来拖着。拖着拖着，偏向我的领导调走了两个，他的人占绝对多数了，1958年3月初就把我划成右派了，而且对我的处理比对我丈夫的处理还重:开除公职，送夹边沟劳动教养。
宣布我为右派分子的第二天，我回了一趟家，把两个孩子放到我姐姐家，和父母说了我的情况。转天我就去地委办手续。地委的李英秘书认识我，一看我是来办去夹边沟的手续的，偷着跟我说，像你这样的右派是可以回家自谋生计的，你就回老家去吧，到夹边沟干什么?我说我没有家可回了。他说你不是张掖县平安堡的人吗?我说我是张掖人，可是土改以后我们家的土地被没收了，留给我父母的几亩土地我父亲也交给农会了，我父母土改后就离开平安堡投奔我姐姐和姐夫去了。父母在人家房檐下过日子就够难肠的了，我再去姐夫的房檐下过日子那日子不好过呀。
李秘书叹息着给我开了介绍信。翌日我就自己坐火车到酒泉县去了夹边沟。那天是三月八日，世界劳动妇女的节日。
在我的记忆中夹边沟农场有三千人劳动教养，大部分是右派，一小部分是在反右斗争中有言论问题的历史反革命和坏分子。人们都叫我们劳教犯，尊称劳教分子。
三千人中有十九名女右派。十九名女右派编成一个女子组，归农业大队的一个分队管。女子组的组长是那秀云。
我到夹边沟的时间还算是早的，只到了五六名女右派。大批男女右派是四、五、六三个月送到夹边沟来的。以后零零碎碎来了些人，那是没完成右派指标的单位补漏补进来的。
李怀珠和毛应星比我来得晚，是六月底来到夹边沟的。毛应星你知道吧，就是文革中被枪毙的那个女右派。李怀珠是河北省人。我不记得她是哪个大学毕业的了，反正她是大学毕业生。她和毛应星都在兰州农校当老师，一起划成右派，一起押送到夹边沟来的。李怀珠长长的身材，白皙的皮肤。她的皮肤和毛应星成很大反差:毛应星是南方人，黑黑的皮肤，典型的南方人。
我们十九个人住在一个小院里:我说的小院实际上就是把一栋平房从中间砌了一道墙接到前边一栋平房的墙上，把我们住的几间房和另几间房隔开，就成了一个小院。那边的几间住着男右派。小院的前后左右都是男右派。女右派的房子里砌了土炕，虽然没有柴草烧炕，但比男右派强多了—男右派住地铺。同样大
的房子，男右派十二三人住一间，女右派一间房子住四五个人五六个人。
我和那秀云、李怀珠、豆维柯四个人在一间房睡一张大炕。
那秀云，我前边不是说了吗，1949年我们一起参加工作一起到省公安厅政治部当内勤的。和我丈夫一样，她丈夫陈毓明也是在内部肃反后调出了公安厅，在省劳改局的野外勘测大队工作。陈毓明五七年也划成右派送到夹边沟劳教来了。那秀云是在公安厅划成右派的，也来夹边沟劳动教养。她们两口子已经有四个孩子了，划成右派后把一个送了人，三个托放在亲戚家里。

80、悲惨的女右派（2）
豆维柯是省交通厅送来的右派，那年二十二岁，是宣传部的干事。她也是撇下两个孩子来接受劳动教养的。初到夹边沟右派们都痛不欲生，近乎活不下去的样子。原因很简单:一是离开了原先工作的岗位，离开了温暖的家庭，在戈壁荒漠上生活，吃不饱，住不暖，落差太大。再就是巨大的思想压力—大部分右派都是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人，四九年前后一腔热血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一下子就成了右派成了阶下囚，思想上的确解不开想不通，觉得这一辈子完蛋了，活着没意思了。还有一种巨大的压力来自家庭:配偶离婚，孩子没人养育，老人没人管，真是妻离子散……
我们女右派的院子里，只要收了工休息下来互相一说话，一问对方的历史，就有人哭起来。一个人一哭，其他人也就同病相怜痛哭起来。经常是一个房子的人哭成一片。
我们当中最悲伤、悲痛欲绝的是张启贤和李怀珠。张启贤是酒泉中级法院的机要员。她划成右派之后原本不该来夹边沟的，因为她只是个一般的右派，不是极右分子，出身好，丈夫还是酒泉中级法院的院长。但就是她丈夫往她的心上扎了一刀:向组织揭发她往省上送文件时坐火车遇到一位熟人，聊天时告诉熟人她是送文件的，文件的内容是一个什么案件。她就义多了一项罪名:泄密。于是两罪并罚把她送到夹边沟。她进夹边沟不久丈夫就与她离婚，并和一位大学生结婚了!她明白了，丈夫是早就看上那位大学生了，蓄意陷害她……
李怀珠痛苦不已的原因是结婚不久夫妻双双划成了右派，且都被送到了夹边沟农场劳教。来夹边沟时她才25岁，大学毕业才两年，还年轻，心理的承受能力不够。她天天以泪洗面。她没有想到，自己一心要为之奋斗的党会把她整成右派，施以如此残酷的打击。在学校里批斗她的时候，有一天夜里睡在床上她突然想不通了，发疯一样赤身裸体跑到草场上去，不想活了……到夹边沟之初，她的情绪坏到了最低点:她是怀着四个月的身孕来接受劳动教养的。她曾经吞食过烟灰和碱面，说是要堕胎，不能把孩子生下来。她说自己是反革命就反革命吧，不能再生个小反革命—不能叫自己的孩子也是反革命，受这种屈辱!
我和那秀云好多次将心比心地劝过她:我们都是有孩子的人，要是像你这样想，难道我们就要把孩子掐死吗?她说我们:你们是劳教之前生的呀，生在家里。我可是要在这里生孩子呀!难道叫孩子在劳教中长大吗?这对他的心灵会造成多大影响呀!我们说，孩子生下了，不管是好长还是赖长总是要长大的!我们的劝说
不顶用，管教干部也怕她出事，就破例地把她在农业队劳教的丈夫毕可成叫来，和她在一起住了几天，叫毕可成做她的思想工作。
毕可成也是农校教师，戴一副近视眼镜，瘦长的身材。
夹边沟有几对这样的夫妻右派，可其他的夫妻没他们这样的福气，不要说同房，想来串个门见个面都是绝对不允许的。在我的记忆中，我们的组长那秀云和丈夫陈毓明只同房过两夜。那还是因为陈毓明早就认识农场场长，场长特意指示大队长梁敬孝，梁敬孝事先叫李怀珠、豆维柯和我到别的房子去睡觉，叫他们夫妻同房一次。
时间消磨心灵的痛苦，我们慢慢地适应夹边沟的劳动生活了，接受残酷的现实了，精神的压力减轻了，开始努力地改造自己的思想了。
李怀珠也不大哭了。
初到夹边沟农场，女右派的劳动是分散的。我们的组长那秀云带着六七个人在磨坊磨面，毛应星和几个人在蔬菜队种菜，――毛应星是西南农学院毕业，学的林果和蔬菜专业—还有几个人在农业队劳动，豆维柯、李怀珠和我都在农业队。
在田野上劳动，对于男右派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夏收一天要收割一亩小麦，夏收后翻地也是一天要翻一亩，挖排渠的时候一天要挖十五方土，不管干到夜里九点十点，必须完成定额，完不成不给晚饭吃。对于女右派是优待的，只要跟着干就行了。可是，所有的女右派都竭尽全力拼命地劳动。我印象太深了：排渠挖到一公尺五深地下就出水了，那是十月中旬的天气了，天已经冻冰了，站在水里挖渠扎骨的冷，可我们干得浑身出汗，只穿身单衣。尤其是豆维柯，为了显示干活积极劳动卖力，上身穿件背心，下身只穿条红裤衩。引得右派们都往我们这边看。
挖排渠的时候，李怀珠的肚子已经挺得很大了，她弯不下腰来了，根本就不能抡镐和使铁锨了。她的预产期是十一月中旬，可是管教于部不叫她休息。这对她来说很痛苦:干吧，怕累着了导致早产，不干吧，怕管教干部说她不好好改造。她只好挺个大肚子站在二台上往外翻土。后来还是那秀云跟农业大队的大队长梁敬孝说了说，才把她调到磨坊磨面。
磨面也是很累的，要早晨六点起床就去干活，天黑透了才能下班，一大围着磨转，还要淘洗粮食，晾晒粮食，搬动面口袋，罗面。那时候磨坊就有七盘石磨，七头毛驴拉磨。到晚上下班的时候，她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幸亏姐妹们照顾她，大部分时间叫她光是看看磨，看住驴不要偷吃面粉……
谢天谢地，李怀珠终于平安地熬到了生产的那一天。那是1958年11月中旬的一天，天气格外冷了一下，因为从昨天傍晚就开始下雪。天亮时雪小了，但是刮起了寒冷潮湿的东北风。这天吃早饭的时候我们被告知:今天休息。夹边沟是没有星期日的，刮大风，下雪或者偶尔下雨的日子才是我们的星期日。这天我什么也没干，吃完了饭就关起门来睡觉，因为房子里没有炉子冻手冻脚的。大约是下午三四点的时候突然有人敲门，而且敲得很急，那秀云的声音喊，开门，快开门!
2013年12月9日星期一

81、悲惨的女右派（3）

我跳下去开门，那秀云搀着李怀珠走进来。李怀珠的脸是惨白的。我吓了一跳，间出什么事了。那秀云说怀珠肚子痛。我知道她要生了，急忙把被褥铺好，把李怀珠扶到炕上躺好。我问她疼得厉害吗?她说这阵儿轻点。那秀云说，我说不叫她干活，叫她坐着，她非要扫磨。我想扫磨就扫磨吧，我罗我的面。我正罗着面听见她哎呀了一声，回头一看，她扶着磨盘蹲下了……
我问那秀云:等会儿才能生吧?
那秀云:得到夜里了。你把炕烧上吧。
还在半个月前，梁敬孝在挖排渠的工地上看见了毕可成，说，收工后你抽时间打些柴去，存下，媳妇生娃时把炕烧热。毕可成是个真正的书生，大城市长大的，哪会打柴呀，打了两三天，就背回来两小捆碱蓬放在女右派院子里。我看见了又生气又可怜他，说他:你就是这么打柴的吗?他说那要怎么打?我叫他找工具保管员借了两个耙子，拉了一辆排子车，带他到一片骆驼草草原上，教他如何打柴。河西走廊干旱缺雨，草原上根本就没有树林，没有硬柴可打。小时候见过父亲打柴:每到冬季，父亲就和邻居家的男人们结伴赶着牛车到远方的骆驼草滩上去。他们在荒原上住两天，用耙
子把成片的骆驼草的茎秆贴着地面捣折，再扒成堆，再用杈子叉到牛车上。把车装得高高的，用大绳勒紧，拉回家来。打一车柴要花两天的时间。一个冬季要打十几车，打够一年烧的柴。
那天我教毕可成怎么打柴，并且打了一排子车拉回来。后来他就每天收工后打点柴，拉回来堆在我们的小院里。
此刻我忙忙地从院子里抱柴，把炕烧上，然后把李怀珠先前准备好的婴儿用的小被子和尿布翻出来。她准备的尿布不多，我把自己的据件洗净的旧衣裳撕了，放好。她没准备婴儿枕头。我跑了一趟磨坊要了两碗磨面的豌豆回来，用一块手帕缝了个枕头，里边装上豌豆。这时候那秀云已经向梁队长报告过李怀珠要生孩子了，梁队长打发人把毕可成叫来了。他进来时正遇上李怀珠又一次阵痛发作，呻吟不止。吓得他连声问怎么办?那秀云瞪他说，捏住怀珠的手，安慰安慰她。他还真就坐在炕头上捏住李怀珠的手，连声问还痛吗?李怀珠不说话，轻轻地呻吟着。
炕烧热了，房子里开始有点热气。半夜里李怀珠生了个男孩。
生了孩子之后，农业大队的教导员宋有义来我们房子看过李怀珠一次。原先管我们的是一个人们叫袁干事的管教干部，后来袁干事不见了，宋有义专门管我们。宋有义和梁敬孝同级。可能是科级干部。夹边沟农场原来是科级单位，这时候劳教的右派多了，升为县级农场了。宋有义叫毕可成伺候几天李怀珠。他还和伙房说了一声，给了李怀珠一斤清油（①胡麻油），二斤鸡蛋和几斤面粉。叫毕可成给李怀珠做饭吃。
李怀珠身体弱，再加上吃不饱，思想压力又大，生下的孩子瘦极了。我的孩子们出生时都在七斤左右。生下来胖墩墩的，圆胳膊圆腿，皮肤红润，哭起来哇哇的声音洪亮有力。李怀珠的孩子才四斤重，那个瘦呀，那个难看呀:身上的皮肤皱皱巴巴的，脸上也有许多褶子。哪里像个初生的婴儿呀，简直就是个衰弱的小老头，像只赖猫。哭的时候嗓门细弱还有点沙哑。胳膊腿软软的没力量。
这个孩子长得很丑，可是我们房子的人都喜欢得不得了。毕可成伺候几天又回农业队去了，我们几个又回来睡，睡觉的时候我就挨着那孩子睡。只要他醒着，我就逗他玩，摸摸他的脚，捏一捏手指头。夜里孩子一哭，我一下子就坐起来，给他换尿布，抱着他摇呀晃呀，晃睡着了我再睡。豆维柯可是个很洋气的人，个子不高吧，但匀称，白白圆圆的脸白中透红，天生丽质，像个洋娃娃。这个人很傲气，她知道自己长得漂亮，瞧不起其他右派。虽然她也是个右派，可是在农场里她穿着列宁式的呢子短大衣，昂着头走路。但是她也喜欢那个孩子，收工回来，一进屋就把孩子抱起来亲呀亲呀，亲够了才去洗脸。这个人还积极得很，打从到了夹边沟就经常写思想汇报写改造思想的心得，向管教干部表现自己的进步。她还经常揭发别人偷粮食了，偷面粉了。她总是受到领导表扬，却把两个磨面的姐妹罚到大田劳动去了。为这些事，我们全组的右派都恨她，和她关系不融洽。可是李怀珠生孩子以后，磨面粉的姐妹们从磨坊偷面粉偷小麦半夜里在煤油炉子上做吃的给李怀珠增加营养，其他人也跟着吃，她却一次也没告发过。有次傍晚收工回来，她竟然从短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堆黄豆来，倒在李怀珠的洗脸盆里说，晚上叫老李煮着吃吧。这东西有营养。我问她从哪儿搞的黄豆，因为磨坊里从来没磨过黄豆。她回答从伙房抓的。
由于孩子的原因，我们和她的心理隔阂消除了。
不光我们宿舍的人喜欢这个孩子，全体女右派都喜欢这个孩子。有个女右派叫由田，原兰州医学院的讲师，也是兰医讲师团的理论教员。讲师团你知道是干什么的?全国解放后，各省各地县不都建立了政府吗?不都发展了很多地方干部吗?可是这些新干部，包括一些转业到地方来的部队于部，对于马列主义理论都是一窍不通，对中央的一些政策也不理解。于是中央和各省从大专院校和政府机关抽调理论水平高政治可靠的干部到中央或省党校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然后再回到各省市或地县辅导地方干部，对各级干部进行马列主义培训。这个由田，是兰州医学院专讲马列主义的理论教师。这人虽然划成右派厂，可是傲气极了。挖排渠休息的时候别人都躺着聊天，她却抱着一块砖头样的书读书。

82、悲惨的女右派（4）

夹边沟的管教干部都是管劳改队的水平，哪见过这样的“犯人”，走过去制止，她竟然嚷了起来:这哪行!怎么连书都不叫读了!读书才能改造思想，劳动只能锻炼筋骨！右派们不知她是哪来的右派什么身份，竟然说这样的傻话，便都笑她。在农场劳动了几个月，她看到农场太穷，饭也吃不饱，劳教分子每月三元钱的津贴也发不下来，便对大队长梁敬孝说，梁队长，你们给我几天假，我到北京找一趟周总理给农场要点钱去。梁队长认为她说疯话，根本就不理她。她又去找场长刘振宇，还是这样说。场长也不理她，并且对人说，不要理她。装神弄鬼的那套把戏我还识不透吗，骗鬼去吧!于是，农场里传开了，由田装精神病。但是我们女右派都不这样认为。
由田犯神经不是永远的，当她不犯病的时候，她是个安静温和的人，说话很理智。有一段时间女右派都在猪圈干活，喂猪，空闲时间多，也不很累，聊大的时候她曾说起过她的生活，她的历史。她是东北人，“9.18”日本人占领东北，她不甘做亡国奴流亡到北平，又到大后方的重庆。她是在流亡中上完大学的。他爱人姓宋，也是东北青年，成都大学毕业，后来去美国留学，做了大学教授。她没有出国，在国内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到了大西北。解放后在兰大做讲师。她有三个孩子，1957年定为右派之后，她把孩子托靠给了邻居，自己来农场劳动教养。她的小儿子那年十四岁，调皮，邻居管不了，送到农场来了。儿子叫宋亚杰，在农业大队劳动:管教干部在女右派住的小院里给她们母子一间房子住。
由田经常犯神经说话没有分寸，人们有时候逗她:你不要吹牛了，你找周总理要钱，你和周总理什么关系，周总理能给你批钱?她撇撇嘴，轻蔑的口气说，你们知道什么，我跟周总理的关系能跟你们说吗!
据医学院来的右派讲，由田的精神不正常是反右斗争中受了刺激所致。她已经有几年没见到丈夫了。解放以后中美断交，她丈夫回不来她又出不去。
有一天我们在田野上翻地，有架飞机从头顶飞过，她又犯神经了，说，你们看，周总理派飞机接我来了。右派们都笑她:你又犯神经了，吹牛啦!她竟然发火了，说，我吹牛?你们说我吹牛?我现在就去北京找周总理要钱，我把钱要回来，看你们怎么说。她说着话就气呼呼扔下铁锨走了，朝着酒(泉)金(塔)公路的方向走去。我们追上去拉她劝她回来，可是劝不住她，拉也拉不回来，她还是往前走。没办法，那秀云就跑去找梁队长，说由田要去北京找周总理，我们劝不住，你去劝劝吧。梁敬孝说，不要管，谁也不要拦她，叫她走去。等到由田走出了场部，走过南边的几座沙包，梁敬孝便带了两名管教于部追上去。那几座沙包是警戒线，右派到农场的第一天管教干部就告诉大家，未经管教干部批准而越过沙包者被视为逃跑。梁敬孝带着人追上由田，五花大绑把她捆了起来。捆回来之后绳子都没解开就关进了禁闭室。关了几个小时才放出来，胳臂和脸都肿了。
就是这么一个神神经经的人，也竟然每天晚上跑到我们房子来抱一抱李怀珠的孩子。李怀珠怕她神经把孩子弄疼了。看她一进来就自己抱起孩子来喂奶，不叫她抱，她却硬是把孩子从李怀珠的怀里抢过来抱着，一改口常严肃的面孔，用我们从来没听见过的亲热的音调说，叫阿姨，叫阿姨。然后就把脸贴在孩子的脸上亲着笑着。有一次她亲着孩子的时候竟然流起眼泪来，嘀哩嘟噜说了一串英语。我的英语都忘光了，但她说的这几句话我听懂了。她说的是: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心肝呀……
我们都爱这个孩子。有时候吃过了晚饭，不知道为什么，全体女右派就都集中到我们这间房子来了。这个人抱一会儿，那个人抱一会儿，这个人亲一亲，那个人亲一亲，孩子在大家的手上传过来传过去，亲呀，笑呀，说呀。就连没结过婚成天阴着个脸的老姑娘毛应星也抱孩子。当她抱着孩子的时候，脸上也露出兴奋的笑容。
这是李怀珠的孩子，也是我们大家的孩子。我看见，不光是由田抱着孩子流过眼泪，那秀云流过眼泪，张启贤流过眼泪。我也流过眼泪。我抱着她就像是抱着我自己留在母亲那儿的儿子一样，心情非常感动。他像一道阳光射进我们冰冷的房子，照亮了我们的心，温暖了我们孤寂痛苦的灵魂。
这孩子很瘦，那是因为他先天不足，缺少营养。在磨坊磨面的右派们就偷面粉，偷粮食，给李怀珠做饭吃，叫她每天吃得饱饱的，用她的奶水来喂饱孩子。教导员宋有义经常到女右派的小院来，有时候进了房子掀一掀煤油炉子上的锅盖看看里边煮着什么。他看出坐了一个月子的李怀珠比以前胖了，想要查出她是怎么搞到食物的，但谁也不叫他查出来:我们都是半夜里给李怀珠做饭吃。过元旦和过春节的时候，我们一帮女右派去伙房帮了几天厨;我们几次偷羊肉回来，夜里给李怀珠做羊肉面片吃。
毛应星拆了自己的一件毛衣，给孩子织了一件连体的毛衣，作为满月的礼物。由田把自己儿子的一只口琴送给孩子。
满月那天，大家商讨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组长那秀云说，就叫夹农吧。长大了叫他记住他是在夹边沟农场出生的，记住妈妈和阿姨们这一段有意义的生活吧。

83、悲惨的女右派（5）
九个月过去了。夹农还没出生的时候，李怀珠强烈地担心过孩子生在夹边沟能够生存下去吗?能长大吗?能不能长大我们不能预测，因为我们是劳教犯，不知未来的年月我们还将经历什么样的磨难，但是，过去了的九个月，他健康地成长着，没有挨饿。九个月，他的原先皱巴的脸胖了起来，白白的脸蛋泛着红润和光泽。他笑的时候脸上还出现两个好看的酒窝。他的身体也充分地伸展开了，他已经长成了一个胖乎乎手脚有力的孩子。他还不能走路，但是当你把手指头伸过去的时候，他能够抓得很紧又很有力量，腾的一下站起来。他扶着你的手双腿有力地一弹一弹地跳动，嘴里喊着妈，妈……他还不会说别的活，只会叫妈。他把所有的女右派都叫妈!
但是，他的好日子很快就结束了:1959年8月，农场的夏收结束之后，场领导突然把我们十九个女右派除了种菜的毛应星等几个人之外全都调到猪圈去干喂猪的工作了，而把原先喂猪的几个男右派换到了磨坊。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叫我们去喂猪，是嫌那几个磨面的人干得不好，还是要照顾在菜地和农业队劳动的右派们去干点轻松活。也可能是为了加强管理吧。我们十九个人虽然独立地住在一个小院里，场里规定不许男右派到我们的小院来，就是夫妻也不允许随便走动，但是毕竟我们的小院处在众多男右派的汪洋大海里，难免要出点事:我和那秀英、豆维柯曾经有一段时间为李怀珠做过安排，每过几天就叫毕可成到我们的房子里来和她相聚一次。他来的时候我们三个人跑到别的房子去挤着睡，大快亮时他再回到农业队去。1959年春节的时候，农场抽了几个女右派和男右派在一起排练节目，欢庆春节。豆维柯和农业队一位年轻的男右派演出了黄梅戏《天仙配》，结果两人产生了感情。在好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就像给李怀珠和毕可成提供相聚的条件一样，也给豆维柯和那位男右派提供相聚条件。我们是这样想的:夹边沟的生活太艰苦太压抑了，年轻人有胆量有勇气做个露水夫妻使生活变得快乐一些轻松一些有什么不好呢!是他们两个人太不注意了，导致豆维柯怀孕了，事情暴露了。结果豆维柯被送去酒泉劳改局医院堕胎，那位男右派被弄到严管队劳动。
豆维柯堕胎不久，我们就被调去养猪了。
一调到养猪场，我们就开始挨饿了，因为再也没法偷磨坊的粮食了。
1959年春天开始，劳教分子们每月的口粮就下降到二十六斤了。二十六斤粮食，坐机关的人和家庭妇女们还可以吃个七八成饱，对于一天劳动十几个小时的人来说，就不足以提供身体所需的营养了。五九年春天就开始饿死人。
好在喂猪的活并不重:十四名右派喂不到二百头猪，除了李怀珠和由田每人管三个仔猪猪圈外，其他的人每人管一个猪圈。因此我们虽然饥肠辘辘，但并没有到太累和太饿的程度。再说那时候大跃进的高潮还没过去，猪场为了放卫星养着几只“千斤猪”，“千斤猪”的饲料比我们从伙房打来的饭的质量还好:有时候把整锅煮熟了的土豆给它吃，有时候喂粉碎了的黄豆。而伙房给我们吃的什么呀:糜子面的菜糊糊，玉米面的疙瘩汤，青稞面的窝头，还吃不饱。实在饿得难受，我们就从造猪食的锅里偷几个土豆吃。
祸事接踵而至。
夹边沟农场的养猪场在场部办公室南边二三百公尺处的一片草滩上，是成马蹄形排列的三栋房子围成的小院。总共八间房:东房四间，这是正房，住人;北房和南房各两间，北房是仓库放着饲料什么的，南房安装了两口大锅造猪食。西边没房子，应该是围墙的地方挖了一口水井。这口水井挖得很大。敞口的，有一圈台阶供人走下去打水。水井西边是一排一排的猪圈。我们的工作是一天三次造猪食喂猪，打扫猪圈，抬土填圈。按说一人一个猪圈喂十头八头猪是累不着人的，但教导员宋有义看我们轻松就不舒服，命令我们每天喂一次猪就要刷洗一次猪食槽，洗完后要用抹布擦干净。就是这样，我们每天的工作量仍然比在农业队和蔬菜队小得多，在两顿喂猪的间隙里可以回宿舍休息一个多小时，缝补破衣裳，或者聚在一起聊天，逗夹农玩。
那是十一月下旬一天的下午三四点钟，喂完了中午那顿猪食，擦洗完了食槽，大家凑到两间房子里取暖和说闲话。那天刮大风，天特别冷，我们擦洗完猪食槽手都冻僵了，衣裳也被风刮透了，一干完活就都往那两间房跑。那两间房里有原先喂猪的人砌下的土炉子，有人从馇猪食的房子里抱了些柴去把炉子点着了，房子里有点热气。
我们进去不久，李怀珠也抱着夹农跑来了。她进门还说了句话:咱那房子跟冰窖一样，冷得坐不住。
在磨坊干活的时候，管教干部允许李怀珠两小时回宿舍一趟，给夹农喂奶。到了猪圈就更方便了，听见夹农哭，随时就可以进屋照看一下。每天上班的时候怕夹农醒了乱爬，就在后窗上拴根绳子绑在夹农的腰上，以防掉下炕去。
可能是房子里暖和的原因，李怀珠进来后时间不长，夹农就在她怀里睡着了。这时候我说她:你把夹农放回去吧。你看，睡着了。她看了看怀里的孩子说，咱房子冷，我就这样抱着吧。如果那天那间房子里人少，可能也就不出事了，李怀珠把孩子放炕上就行了，可是那天那间房子里挤了八九个人，炕上坐着人，没处放，她一直抱着孩子站着。于是，过一会儿我又说她:你放回去吧，怕冷你给他盖厚点;你这么抱着不累吗?
李怀珠就去放孩子了。
她出去不一会儿就回来了，但还是抱着孩子。我说她:咳，你这个人，叫你把孩子放下去，怎么又抱回来了?
李怀珠说我还是抱着吧。

84、悲惨的女右派（6）

这时那秀云说话了:你怎么不放下呢，你觉得抱着舒服呀。
李怀珠说，那你替我放去吧。
那秀云:为什么叫我放去?你放去怎么啦?
李怀珠:你放去嘛，你放去嘛，你替我去放一趟嘛。
李怀珠说话的口气有点可笑的撒娇的样子，那秀云嗔怪地瞪了她一眼，说，好，我放去，我放去。好我的姑奶奶，越伺候越蹬鼻子上脸呀，一步路都不想走了。
那秀云从李怀珠的怀里接过夹农就出去了，可是不到两三分钟一也抱着孩子回来了。她一进门就说，好你个李怀珠。你骗我，你这么坏呀!
她说话的口气有点怪，脸色也呈现出异常。
我觉得奇怪，问，出什么事厂?
那秀云说，哎呀，丑死啦，丑死啦!
我说，什么事嘛，你说嘛。
那秀云想说又没说，瞟一眼李怀珠才说:你问她，你问她
我看见李怀珠的脸上有一种诡秘的笑容，就问:怀珠，到底有什么事，你说不说?搞得神秘兮兮的干什么?
这时候其他人也都七嘴八舌地问出什么事厂，李怀珠被逼不过，说，我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了，你白己看去，咱房子闹鬼啦!
看她还是不愿说，我就扭身出了门，我想自己去看看吧，我就不信闹什么鬼。我蹬蹬蹬几步就走到门口了，推了一下门，可是门没有推开，像是有人用铁锨把顶上了，顶得还很紧。事情还真有点蹊跷，我就不推了。我们房子的门板上有一个节子掉了以后露出的椭圆形的孔，我从孔上往里看了一眼。
一看就把我惊了一跳，我呀地叫了一声跑了回来。还真是闹鬼了:豆维柯在炕上躺着，全身赤裸，宋有义刚刚从她身上下来，正往她身上拉被子。宋有义也是赤身裸体的。
我进了门就大骂起来:好个不要脸的豆维柯，大白天……
全屋的人都惊了，问出什么事了。我说，宋有义和豆维柯搞破鞋啦，真不要脸……
人们都静了一下，继而嗡的一声像蛤蟆吵坑一样议论起来:
我早说过显维柯可不是好东西……
宋有义也不是好东西……
这时站在窗前的张香淑喊起来:你们看呀，宋有义出来了!
有的人往窗前挤过去，更多的人拉开门挤着往外看:宋有义正急急地绕过水井，走到小院外边去。有两个人大声地骂起来:流氓!不要脸!宋有义走到第一个猪圈旁边，他似乎听见骂他的声音了，扭脸往这边看了一眼。
他的脸色苍白。
宋有义和豆维柯关系异常，我们早就有所觉察。女右派们搬到猪圈以后，工作地点集中了，离其他人远了，来的少了。就宋有义大人到养猪场来。他一来就扎到我们的宿舍来。有一句没一句地跟豆维柯说话。豆维柯馇猪食，他就围着锅转;豆维柯喂猪，他就围着豆维柯管的猪圈转。有时候上着班他就把豆维柯叫走了。说是叫豆维柯帮他写什么材料。对于这些，我们都没当回事，因为我们知道，豆维柯从初到夹边沟农场就靠拢组织表现积极:写思想汇报，巴结管教干部，在管教干部跟前殷勤极了。这我们是理解的。右派嘛，不就是想早点摘帽吗!可是不久就有这样的话传出来:宋有义叫她都不是去场部的办公室，而是跑到没有人烟的沙窝子里去了:一男一女跑到沙窝子里去干什么，事情不是明摆着吗!但是谁也不敢公开地议论他们的事。宋有义是教导员，权利大，想批斗谁就批斗谁，谁都害怕。
但是这次不同了，所有的女右派都看见了宋有义和豆维柯私通，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家公开地议论他们，把这事在全农场传播开来……
结果是风波骤起，大祸临头。
四五天后的一天傍晚，我们刚吃过饭，宋有义打发那个管我们的农业队的带工队长（①夹边沟农场的劳教分子分为农业大队和基建大队，大队下边设若干分队，分队长由劳教分子担任;此分队长的任务是带领本队劳教分子劳动，故，人称带工队长，也叫拐棍。）来通知那秀云，叫她集合全体女右派到场部去开会。我们排着队走到场部时那个农业队的全体劳教分子已经在第一栋办公室门前的空地上坐好了。我们全组人刚坐下，宋有义就从办公室走出来训起话来。他说，有些右派分子思想反动、反革命立场坚定，从来到农场就不好好接受无产阶级的劳动改造，还到处造谣，惹是生非，搬弄是非，想把劳教农场搞乱!想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对这样的人，领导是不能姑息迁就的，必须严厉惩治!说到这里，他突然喊道:李怀珠，张香淑，你们两个人站起来!李怀珠哆嗦了一下站了起来，张香淑的脸刷地变得惨白，也站了起来。宋有义问她们:你们知道犯了什么罪吗?两个人都回答:我们是资产阶级右派。宋有义说，我问的是现在，也就是这两天，你们又犯了什么罪!李怀珠知道，这是要她承认她造谣惑众了，但她不知怎么说好，沉默着没言语;倒是张香淑说话了:宋队长，我不知我犯什么罪了，我老老实实劳动改造……宋有义大吼一声:不老实，你们两个不老实。给我铐起来!
说着话他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两副手铐哗的一声扔在地上,农业队上来几个积极分子就把李怀珠和张香淑铐起来了。铐的是背铐。背铐你知道吗?就是一只手在前，从肩膀上拉过来往下拉，另一只手从背后往上拉，用一副手铐在后背上把两只手铐起来，人们把这种铐人的方法叫苏秦背剑，是最厉害最残酷的一种铐人的方法。
两个二十多岁的女人—那一年李怀珠二十六岁，张香淑二十三岁—叫人用背铐铐了起来，铐的时候我就听见她们的胳膊关节和筋咯巴咯巴的响声，她们的喉咙发出凄惨的断了气一般的惨叫声。那几个男人一松手，两人就身不由己地趴在地上了。这时宋有义又问:你们还造谣惑众吗?两个人被铐得连气都喘不上来了，疼得嗽嗽地哭，哪里还说得出活来。宋有义又喊，给我关起来!那几个男人就把她们拖到办公室旁的一间空房里去了。拖她们的时候，她们根本就不能走路，身体蜷成了小小的一团，头不由自主地往后仰着，像是后背上有根筋抽着她们的头。她们的脸色惨白惨白，泪水从她们脸上流过，豆粒大的汗珠在脖子上滚动。她们的腿一可怜地蜷着，悬在空中。
宋有义又训了一阵话，然后宣布散会。

85、悲惨的女右派（7）
散会后我和那秀云没有立即回宿舍去。我们俩惊呆了!我们在想，为了什么要铐起李怀珠和张香淑来呢。要说散布谣言还是我和那秀云散布的多，该把我们两个人铐起来才对。李怀珠和张香淑是两个内向性格平时就不爱说话的人!
站了一会儿，我们就想明白了:宋有义是敲山震虎，杀鸡给猴看，想封住右派们的嘴，但他知道我和那秀云是从公安厅来的右派，顾虑我们有了什么社会关系。不敢随意处置我们，就只好拿两个胆小怕事的人开刀!
后来我们俩转身要走了，旁边站着的农业队带工队长走到我们跟前小声说，你们两个人可是要注意呀，明天就轮到你们两个人了。
张香淑和李怀珠第二天早晨才被宋有义放出来。她们像是瘫了一样，躺在地上动不了，是农业队的几个右派把她们抬回猪圈来的，然后就在炕上躺着;她们自己说的，她们的胳膊一铐起来，扯得全身都疼，跪在地上动弹不成。后来就趴在地上了，一直趴到天亮。张香淑那两天正好来月经，铐起来后月经流得特别多，把裤了浸透，把趴的地方浸湿了。
张香淑是南方人，兰州生物制品厂的技术员。
头一天听厂农业队带工队长的话，我和那秀云就很紧张，张香淑一说，我们俩的魂都吓掉了，心想千万别再开大会呀，别真把我和那秀云铐起来。准知事情很巧，第二天下午我们正在猪圈刷洗猪食槽，看见一辆吉普车开进夹边沟农场来了。过了半个多小时，张掖地区公安处处长黄钲走到猪圈来厂。他看见我和那秀云，问，你们的生活情况还好吗?我们俩几乎齐声大哭起来:好什么呀，宋有义要整我们。黄钲很惊讶，问我们出什么事了。我们哭着讲了这几天发生的事。黄钲安慰了我们几句，说不会的，他那是吓唬你们。我们说不是吓唬，是真的，是他的亲信带工队长说的。黄钲青着脸回场部去了。他找到农场的党委书记很严肃地说，真是胡来，对妇女怎么能动铐子?还是背铐!我告诉你们，那秀云和戚淑英不许你们开批斗会。过几天我就把她们调走。真不像话，自己的屁股不干净，还打人家的屁股，真的是胡作非为无法无天了!听人说，农场党委书记原先是陇东一个地区的法院院长。有一天他正和别人下象棋，手下的干部拿来一份文件叫他划圈圈，说省高院已经批准了前些天报上去的关于几个犯人的审判决定，那个人枪毙，那个人劳改。他拿过文件划了圈之后接着下棋，结果一个判了劳改的人被处决了，判了处决的人被送去劳改了。为此免了他的院长职务，后来又调到夹边沟农场当书记来了。
过了几天，我、那秀云和其他六七个人就被夹边沟农场的马车送到酒泉城郊农场去了。城郊农场是个劳改农场，一个右派医生给我们讲了几天医学知识。学习期间我们听说酒泉劳改分局医院要我们去当卫生员，可是学习结束之后，劳改医院把张香淑、杜可等四五个人要走了，嫌毛应星、李怀珠、那秀云和我岁数大，把我们四个人送到了高台县境内的高台农场。高台农场，是个劳改农场，还有一部分刑满就业人员。
在高台农场，毛应星和李怀珠种菜，我和那秀云当统计员，以刑满就业者对待我们，每月发二十元钱的工资。
真是因祸得福呀！我们离开夹边沟农场不久，夹边沟农场的口粮就减少到二十斤，每天都有人饿死。更为甚者是到了六零年九月，劳教分子们调往高台县境内离着高台农场仅十多公里的明水乡组建新农场，口粮减到了十四斤，还没有房子住。劳教分子饥寒交迫，死亡过半。在高台农场的一年多，李怀珠也是饿得饥肠辘辘形销骨立;夹农饿得剩下了一把骨头，就像他刚出生时一样弱。原因是l 960年的冬天高台农场的劳改犯和就业人员也挨饿了，而李怀珠还要从自己和孩子原本就不够吃的口粮里节约出一部分粮食支援在明水农场的丈夫毕可成。
她每月都给丈夫送一次粮食。
我永远一也忘不了1960年12月13日那一天。那天早晨七点半钟，我吃过了早饭正要去办公室上班，李怀珠抱着夹农来到我的宿舍说要去看看毕可成，送几斤粮食去，叫我给她看着夹农。我说你放下吧，放下你走吧。我在上班时候每过一两个小时就跑回来看看夹农。夹农这时刚刚两岁零一个月，但是那孩子很听话，已经习惯了母亲上班后自己玩的日子。你只要给他一张旧报纸，他就翻过来翻过去玩，一会儿折起来一会儿展平。到最后他再把报纸撕掉。他撕报纸的时候要是没人管，便会把一张报纸撕成一堆指甲大小的碎片，就像是碎纸机粉碎的一样，很专心地撕呀撕呀，不哭也不闹。但是这天不知什么原因，十点多钟，我第二次回房子看他的时候，他竟哇哇哭个不止，喊着要找妈妈。没办法，我只好不
上班了，就待在宿舍里哄他玩。中午吃过了饭他睡着了，我又去上班。后来一个就业人员跑来喊我，说听见我房子里夹农哭，她进去哄怎么也哄不住。我又跑回去看他，告诉他妈妈去看爸爸了，一会儿就回来，但这会儿我却怎么也哄不乖他。他总是哭，抱着也不行，哭呀哭呀。时间已经是黄昏了，我觉得该是李怀珠回来的时间了，便抱着夹农走到场部外边的路上去迎她。我抱着夹农在通往明水农场的路上站了一个多小时，才看见李怀珠从南华镇方向走过来了。
往常，李怀珠一看见夹农马上就跑过来抱住，亲着叫着。我的儿子想死妈妈了，想死妈妈了。可是这天她看见我抱着夹农站着，仍然慢慢腾腾地走路，像是没听见孩子的哭声。到了跟前，孩子张开双手喊她:妈妈抱，妈妈抱。她竟一声也不应，冷漠地接过孩子往回走了。她跟我也不说话。我看见她的脸色不好看，认为她走累了，就什么也没说，跟她并排往回走。走了一截我才问，老毕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她站住了，扭过脸来看我，眼睛有点发红，嘴咧了一下—凄然一笑:他死掉了。
我吃了一惊，心猛地一沉，眼睛就湿了。但是我没再说话，怕一说话她哭起来。我默默地跟在她身后回到宿舍。走着路我在想，她是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悲痛，一进房子定会号陶大哭起来，可是回到宿舍她一声也没哭，也没流泪。她静静地坐了一会儿，很平静地说，和以前一样，今早我去了，直接找到他住的窑洞。我原打算把粮食放下坐一会儿就往回走，可是到了窑洞，人们说他死了，已经死了一个星期了。我问埋在哪儿了，都说不知道，不是他们埋的。后来找到一个掩埋组的人，领我去找坟墓。他把我领到明水北面的沙窝子里，找到了老毕。风把沙子刮走了，人露出来了。那人帮我挖了个深点的坑，又埋上了，做了个记号，我就回来了。
她说她把带去的粮食给了那个掩埋组的人。
她一声也没哭，只是眼圈红红的，干巴巴的嗓门讲完了她去看丈夫的过程。

86、悲惨的女右派（8）
这个月底我们就回家了。中央工作组和省委的工作组来到了夹边沟农场，抢救人命，叫夹边沟的右派和其他劳教分子都回家去。工作组说不管这些人有多么严重的错误，先把命保住，错误以后再说。
以后的事情我就简单说一下吧。一听说可以回家去，我也没等单位来接，就乘火车去了四工农场把章宗昌接了出来。我半个月前就接到他的来信说他病了。我们从柳园火车站上火车回到兰州。到兰州我把他送到大沙坪的省劳改局医院以后我就去省公安厅了。张掖市公安局早就不存在了，我只好回公安厅去。公安厅不要我，说我在送夹边沟的时候已经开除公职了。领导叫我们自己找工作去，自谋生计去。但我赖在公安厅不走:我说我本来就不是右派，你们把我整错了，送到夹边沟劳教差点死掉。我没死掉，回来了，现在又不要我，叫我自谋生计去。你们还讲理吗?反正我赖着不走，他们也没办法，后来他们就把我送到省劳改局的医院去当勤杂工，每月发三十元工资，和刑满就业人员一样。
1978年平反后我就调到客车厂工作了，在宣传科当了个副科长:夹边沟的那十八个姐妹，我们八九个人调出之后，剩下的人就不喂猪了，又都调回磨坊磨面去了。后来磨面的石磨改成机械化了。有一天何世珍的一根辫子夹到机器里去了，半个头上的头发拔掉了，头皮拔掉了好几块。后来我在兰州见过她，头皮没拔掉的地方又长出头发来了，拔掉头皮的地方一块一块秃着。
何世珍是我们十九个人当中最年轻的一个，当时才二十二岁。、她长得也最漂亮。她原是小学教师，释放回兰州后一直没工作后来和母亲远走他乡－去了新疆—去谋生了。再也没看见过她:豆维柯回交通厅了，文革以后我见过她一次，还是那样洋气，五十多岁的人了，抹口红擦红粉，可是红粉掩不住眼睛上的皱纹。
有个叫苗表的女石派原是省话剧团演员，回兰州后干什么我就不知道了。我是不看话剧的，不知她还当演员没有。
杜可是省建工局宣传部的干部，回兰州后在崔家崖建工局职工医院当干部，也可能是护士。
李丽，兰州铁路局干部，很漂亮，她在夹边沟劳教时丈夫就死掉了，回来后是否再嫁人我不知道。我想是嫁人了，她很年轻呀，又很漂亮。
敏惠萍是个很活泼的人，张掖人，在夹边沟劳教时演过戏剧节目《拾玉镯》。她后来到省建委当了处长。
那秀云也当了处长，在公安厅。她运气好，六二年甄别的时候平反了，不是右派了。她和我同时参加工作的，文革后算是老干部，升了处长。你说我为什么没升上去吗?就因为我在张掖市公安局得罪了那个局长，六一年甄别时他咬住我不放，我的右派帽子戴到了七八年。
毛应星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打三反时枪毙了。她从夹边沟回到兰州后和一个同样是右派的人结婚了，那时都三十六岁了。组织部门认为他们两口子不宜当教师，把他们下放到静宁县的农牧站，男的在一个公社种胡麻，女的在另一个公社种小麦，一年见不上两次面。文革当中两口子都被揪出来了，因为“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被枪毙了。上刑场之前和张志新一样被割断了喉咙:—怕她在公审大会上胡来。
由田回到兰州后完全神经了，在马路上检树枝;人家问她检树枝干什么，她说烧火煮饭吃。医学院就把她送到清水精神病医院去治疗。住了两年医院，出来后就病休了。她现在住在八里窑附近的老年公寓，她的一个孙子，就是宋亚杰的儿子伺候着。
宋亚杰?你是问宋亚杰吗?早在1959年秋季，由田的丈夫从美国回来了，到夹边沟看望由田，把宋亚杰接到宁夏去了。国家把她丈夫安排到宁夏大学当教授，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打死了……
廖兆玲，文革中一打三反，她看见许多夹边沟出来的右派又被揪出来批斗，有的，判刑劳改，有的枪毙了，她吓坏了，从兰州又跑回酒泉去了。她在洒泉劳改医院当卫生员时认识了一位酒泉新生机械厂的就业人员，她跑到酒泉和这个人结了婚，在劳改厂就业了，逃过了文化大革命的劫难。那秀云高诉我的，改革开放以后在劳改局见到过廖兆玲，她和丈夫来劳改局办理移居美国的手续。她那个劳改释放犯的丈夫有亲属在美国。
对了，我刚才忘了:改革开放之初宋亚杰去美上学，现在是加州大学的教授。宋亚杰也近六十岁啦。
张香淑我再也没见过，也没听到过她的消息。
赵经忠是南方人，军阀家庭出身，父亲是国民党军长。她原在地质局工作，反右斗争中她大义灭亲揭发父亲，但总归没能逃脱劫数去了夹边沟。她回到兰州后干什么我也不知道。
张启贤很惨:她男人陷害她当了右派送到夹边沟；出来后到了兰州，和客车厂的一个劳改就业人员结了婚。那个男人经常打她。我见过她，说她，你怎么和那么个人结婚。她说，我一个右派，没人要，我还能跟谁?
李怀珠回到兰州后从兰州农校下放平凉农校，又嫁人了。
还有个叫李默的，武威人，不知她到哪里了。其他几个人的名字我都记不起来了。四十年过去了，记忆力不行了。
对了，夹农如果没死掉，今年应该是整四十岁了，应该有家有孩子了。我已经老了，还能活几年?我最近想着去平凉看看李怀珠，看看夹农。李怀珠还活着，肯定能看到，夹农不知道能不能看到。他要是不和他妈在一起我就看不到呗。
摘编自杨显惠：《夹边沟记事》夹农

给朋友们拜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