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 派 分 子的噩梦》（长篇连载）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20-03-06 15:40:03
《右 派 分 子的噩梦》
内容简介：
1957年，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遭到一场浩劫。一场强烈的反 右斗争风暴，给55万多人被戴上了“右 派 分子”的帽子，其中绝大部分是知识分子。从此，他们成为“敌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就由“四类分子”变成了“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
“右 派 分子”们先是满腹疑惑：“不是一再鼓励鸣放、承诺‘言者无罪’么？怎么就成了罪人呢？”他们后来才恍然大悟：“啊呀！我们上当啦！这是阴谋呀！”领导恨恨地说：“有罪者言者有罪。你本来就有罪嘛！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
当时的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曾沉痛地说：“这场反 右斗争的后果很严重，把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的干部错划为‘右 派 分子’，使他们和家属长期遭受委屈和打击，不能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仅是他们本人的不幸，也是国家民族的不幸。据统计，全国共划右 派 分子五十五万余人。其中，相当多的人是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和有经营管理经验的工商业者。全国五十余万被划为‘右 派 分子’的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相当多数被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少数在原单位留用的，也大多用非所长。”
季羡林在《牛棚杂忆》的自序中说：“我期待着有人会把自己亲身受的灾难写了出来。……我心里不解，万分担忧。这场空前的灾难，若不留下点记述，则我们的子孙将不会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将来气候一旦适合，还会有人发疯，干出同样残暴的蠢事。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引自季羡林《牛棚杂忆?自序》第6页。)
对这段沉重历史的描述与展现，我想，它对我们继续总结沉重的历史教训，进一步改革开放，贯彻邓小平理论和中央的方针政策大踏步地前进，是会有好处的。
前言
1957年，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遭到一场浩劫。一场强烈的反 右斗争扩大化风暴，给55万多人戴上了“右 派 分子”的帽子，其中绝大部分是知识分子。从此，他们成为“阶级敌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就由“四类分子”变成了“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右 派 分子”们受到了严厉惩罚，许多人被押送到劳改农场进行劳动改造，不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为什么会这样？
1957 年4 月27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强调指出，应当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要求各级领导机关和干部着重检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情况，检查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和“勤俭建国”方针的执行情况；检查那些脱离工农兵、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众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现象。
5月1日， 在天安门城楼上约集各民 主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 主人士座谈，以真诚的态度向他们说明了共 产 党整风的目的和意义，恳切地希望他们向共 产 党提出批评意见，帮助共 产 党整风。
根据 的指示，中 共中央统战部从5月6日开始，邀请民 主党派和党外民 主人士举行座谈会，请他们给共 产 党提批评意见，帮助共 产 党整风。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再三传达 的指示：要参加座谈会的人士去掉疑虑，放胆鸣放，党的政策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各级党政机关和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机构、文化艺术单位的党组织也纷纷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和小组会，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欢迎大家“鸣”“放”。
民 主党派、党外民 主人士和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机构、文化艺术单位的知识分子们，被共产党的诚恳所感动，盛情难却，就纷纷“鸣”“放”，帮助共产党整风。中央和地方的各种报刊每期都以相当大的篇幅报道整风情况，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工商界人士座谈会的发言都及时见报。这些座谈会提出的绝大多数意见，虽然尖锐，但比较中肯，也富有建设性。
5 月中下旬至6 月初，国内政治生活的气氛十分紧张，社会上极少数人乘“大鸣”、“大放”之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他们把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公然提出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合营企业，要求“轮流坐庄”，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他们极力抹煞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成就，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说成产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极少数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很快在社会上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在某些地区和部门的一定范围内出现了复杂的局面，而且有蔓延之势。
在社会上，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抱有敌对情绪，这是党本来就清醒估计到并且多次指出过的。但是，这些人此时发动如此猖狂的进攻，则是党没有预料到的。这种异常现象，被党看作十分危险的政治信号。于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进行了这一系列部署，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事实表明，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的敌对势力确实存在，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坚决予以反击，借以教育广大党员和人民，是正确的和必要的。反右派斗争在全国人民中间澄清了根本的大是大非，稳定了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如果放弃这种斗争，不在问题发生的范围内鲜明地击退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就会造成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严重混乱。在这方面，党所取得的经验是具有长远意义的。
但是，由于当时党对阶级斗争和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
估计，并且沿用革命时期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斗争方法，对斗争的猛烈发展又没有能够谨慎地加以控制，致使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反右派斗争严重地扩大化，主要表现是：
（1）对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数不断升级和扩大。
对右派分子，5月中旬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中原来设想是：除个别外，不必具体点名，给他们留一个回旋余地，以利于在适当条件下妥协下来。6月29日，中央改变了这个设想，指示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右派和极右派人数，北京大约400人左有，全国大约4000人。这表明斗争重点已不是批判政治思潮，而是侧重具体点名了，不过在人数上还有所控制。过了10天，中央又指示，把准备点名批判的人数扩大了一倍。8月1日，中央要求把反右派斗争进一步向地县、市区、大厂矿（后来又提到向中小学教职工）深入展开，并提出要“深入挖掘”右派。到9月党八届三中全会时统计，全国已划右派6万余人。10月15日，中央发出《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通知》原意要控制范围，防止多划右派，但其中一些提法不尽科学，加上许多地方已划了右派，为了不挫伤这些地方和单位的积极性，这个通知并没有普遍传达，更谈不到贯彻执行。这样，反右派斗争已经出现的扩大化错误不可能得到纠正。后来，在1958年党外人士整风交心中，一些地方和单位把党外人士在自我检查中交出的“黑心”作为制定右派的依据，又错划了一批右派。到1958年秋，整个运动结束时，全国共划了右派分子55万多人。由于严重扩大化，把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党的干部和政治上热情而不成熟的青年学生错划为“右派分子”。
（2）把大量人民内部问题错误地作为敌我矛盾批斗和处理。
在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中，除极少数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外，许多人只是向党的工作和干部提出批评意见，这些意见相当部分是正确的，或仅仅是言词比较尖锐，或有这样那样的片面性，但却被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还有一些人对共 产党的路线、政策，对社会主义的现实和理论提出一些问题和想法，即使有明显的错误，也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应该通过耐心细致的讨论、教育来解决，而不应该作为敌我问题加以打击。但实际做法却相反，这就导致了扩大化的失误。
（3）对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处罚过于严厉。
对右派性质的判定，在7月11日中央批准的中央统战部的建议中，还是讲“人民内部划分左、中、右”，同时指出：右派里面有一部分极右分子，极右分子中的一部分政治上已处在敌我界限的边缘，这在当时是比较清醒的正确判断。但是，过了几天，毛泽东否定了这个估量，断定：“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543页。）这就导致了后来对右派分子过于严厉的处置。
在反右派斗争后期，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凡是党团员的全部被开除党籍和团籍；半数以上的人失去了公职，相当多的人被撤职、降职、降薪或被送劳动教养，或被监督劳动；有些人甚至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少数在原单位留用，也大都用非所长。
对“右派分子”的严厉处罚，使一大批无辜的人们和他们的家属长期遭受委屈和打击，失去了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应有作用的可能。这不仅对他们是极大的不幸，也是国家和民族的不幸。
原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对反 右扩大化的情况作了这样的回忆：“反右派斗争中所划的五十五万人中，除极少数是真右派外，绝大多数或者说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错划的。在这些被错划的人当中，有许多参加革命多年的党的干部，许多同党长期合作共事的爱国人士和朋友，许多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和富有经营管理经验的工商业者，以及许多政治上热情但不成熟的青年学生。”（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18～619页。）
薄一波分析了发生扩大化的几条原因：其一，“对右派分子数字的估计，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主观随意性，并不是建立在严肃的事实基础上的；其二，许多地方和单位没有严格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自定“土政策”随意划右派。
当时的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曾沉痛地说：
“这场反右斗争的后果很严重，把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的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使他们和家属长期遭受委屈和打击，不能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仅是他们本人的不幸，也是国家民族的不幸。据统计，全国共划右派分子五十五万余人。其中，相当多的人是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和有经营管理经验的工商业者。全国五十余万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相当多数被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少数在原单位留用的，也大多用非所长。”
季羡林在《牛棚杂忆》的自序中说：“我期待着有人会把自己亲身受的灾难写了出来。……我心里不解，万分担忧。这场空前的灾难，若不留下点记述，则我们的子孙将不会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将来气候一旦适合，还会有人发疯，干出同样残暴的蠢事。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引自季羡林《牛棚杂忆?自序》第6页。)
季羡林先生的话启发了我，我利用退休的闲暇时间，广泛收集资料，进行了整理编排，编成此书，将反右斗争扩大化这段沉重历史再现出来。我相信，后代知道了这些事情，就会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就能更加深刻地领会邓小平理论，就能更加热烈地拥护党中央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就能更加坚定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向资料的提供者致谢！
编者 2013年12月19日星期四于北京朝阳区“怀旧斋”
内容简介：
1957年，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遭到一场浩劫。一场强烈的反 右斗争风暴，给55万多人被戴上了“右 派 分子”的帽子，其中绝大部分是知识分子。从此，他们成为“敌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就由“四类分子”变成了“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
“右 派 分子”们先是满腹疑惑：“不是一再鼓励鸣放、承诺‘言者无罪’么？怎么就成了罪人呢？”他们后来才恍然大悟：“啊呀！我们上当啦！这是阴谋呀！”领导恨恨地说：“有罪者言者有罪。你本来就有罪嘛！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
当时的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曾沉痛地说：“这场反 右斗争的后果很严重，把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的干部错划为‘右 派 分子’，使他们和家属长期遭受委屈和打击，不能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仅是他们本人的不幸，也是国家民族的不幸。据统计，全国共划右 派 分子五十五万余人。其中，相当多的人是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和有经营管理经验的工商业者。全国五十余万被划为‘右 派 分子’的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相当多数被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少数在原单位留用的，也大多用非所长。”
季羡林在《牛棚杂忆》的自序中说：“我期待着有人会把自己亲身受的灾难写了出来。……我心里不解，万分担忧。这场空前的灾难，若不留下点记述，则我们的子孙将不会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将来气候一旦适合，还会有人发疯，干出同样残暴的蠢事。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引自季羡林《牛棚杂忆?自序》第6页。)
对这段沉重历史的描述与展现，我想，它对我们继续总结沉重的历史教训，进一步改革开放，贯彻邓小平理论和中央的方针政策大踏步地前进，是会有好处的。
前言
1957年，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遭到一场浩劫。一场强烈的反 右斗争扩大化风暴，给55万多人戴上了“右 派 分子”的帽子，其中绝大部分是知识分子。从此，他们成为“阶级敌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就由“四类分子”变成了“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右 派 分子”们受到了严厉惩罚，许多人被押送到劳改农场进行劳动改造，不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为什么会这样？
1957 年4 月27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强调指出，应当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要求各级领导机关和干部着重检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情况，检查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和“勤俭建国”方针的执行情况；检查那些脱离工农兵、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众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现象。
5月1日， 在天安门城楼上约集各民 主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 主人士座谈，以真诚的态度向他们说明了共 产 党整风的目的和意义，恳切地希望他们向共 产 党提出批评意见，帮助共 产 党整风。
根据 的指示，中 共中央统战部从5月6日开始，邀请民 主党派和党外民 主人士举行座谈会，请他们给共 产 党提批评意见，帮助共 产 党整风。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再三传达 的指示：要参加座谈会的人士去掉疑虑，放胆鸣放，党的政策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各级党政机关和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机构、文化艺术单位的党组织也纷纷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和小组会，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欢迎大家“鸣”“放”。
民 主党派、党外民 主人士和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机构、文化艺术单位的知识分子们，被共产党的诚恳所感动，盛情难却，就纷纷“鸣”“放”，帮助共产党整风。中央和地方的各种报刊每期都以相当大的篇幅报道整风情况，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工商界人士座谈会的发言都及时见报。这些座谈会提出的绝大多数意见，虽然尖锐，但比较中肯，也富有建设性。
5 月中下旬至6 月初，国内政治生活的气氛十分紧张，社会上极少数人乘“大鸣”、“大放”之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他们把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公然提出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合营企业，要求“轮流坐庄”，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他们极力抹煞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成就，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说成产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极少数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很快在社会上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在某些地区和部门的一定范围内出现了复杂的局面，而且有蔓延之势。
在社会上，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抱有敌对情绪，这是党本来就清醒估计到并且多次指出过的。但是，这些人此时发动如此猖狂的进攻，则是党没有预料到的。这种异常现象，被党看作十分危险的政治信号。于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进行了这一系列部署，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事实表明，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的敌对势力确实存在，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坚决予以反击，借以教育广大党员和人民，是正确的和必要的。反右派斗争在全国人民中间澄清了根本的大是大非，稳定了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如果放弃这种斗争，不在问题发生的范围内鲜明地击退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就会造成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严重混乱。在这方面，党所取得的经验是具有长远意义的。
但是，由于当时党对阶级斗争和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
估计，并且沿用革命时期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斗争方法，对斗争的猛烈发展又没有能够谨慎地加以控制，致使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反右派斗争严重地扩大化，主要表现是：
（1）对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数不断升级和扩大。
对右派分子，5月中旬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中原来设想是：除个别外，不必具体点名，给他们留一个回旋余地，以利于在适当条件下妥协下来。6月29日，中央改变了这个设想，指示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右派和极右派人数，北京大约400人左有，全国大约4000人。这表明斗争重点已不是批判政治思潮，而是侧重具体点名了，不过在人数上还有所控制。过了10天，中央又指示，把准备点名批判的人数扩大了一倍。8月1日，中央要求把反右派斗争进一步向地县、市区、大厂矿（后来又提到向中小学教职工）深入展开，并提出要“深入挖掘”右派。到9月党八届三中全会时统计，全国已划右派6万余人。10月15日，中央发出《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通知》原意要控制范围，防止多划右派，但其中一些提法不尽科学，加上许多地方已划了右派，为了不挫伤这些地方和单位的积极性，这个通知并没有普遍传达，更谈不到贯彻执行。这样，反右派斗争已经出现的扩大化错误不可能得到纠正。后来，在1958年党外人士整风交心中，一些地方和单位把党外人士在自我检查中交出的“黑心”作为制定右派的依据，又错划了一批右派。到1958年秋，整个运动结束时，全国共划了右派分子55万多人。由于严重扩大化，把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党的干部和政治上热情而不成熟的青年学生错划为“右派分子”。
（2）把大量人民内部问题错误地作为敌我矛盾批斗和处理。
在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中，除极少数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外，许多人只是向党的工作和干部提出批评意见，这些意见相当部分是正确的，或仅仅是言词比较尖锐，或有这样那样的片面性，但却被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还有一些人对共 产党的路线、政策，对社会主义的现实和理论提出一些问题和想法，即使有明显的错误，也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应该通过耐心细致的讨论、教育来解决，而不应该作为敌我问题加以打击。但实际做法却相反，这就导致了扩大化的失误。
（3）对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处罚过于严厉。
对右派性质的判定，在7月11日中央批准的中央统战部的建议中，还是讲“人民内部划分左、中、右”，同时指出：右派里面有一部分极右分子，极右分子中的一部分政治上已处在敌我界限的边缘，这在当时是比较清醒的正确判断。但是，过了几天，毛泽东否定了这个估量，断定：“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543页。）这就导致了后来对右派分子过于严厉的处置。
在反右派斗争后期，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凡是党团员的全部被开除党籍和团籍；半数以上的人失去了公职，相当多的人被撤职、降职、降薪或被送劳动教养，或被监督劳动；有些人甚至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少数在原单位留用，也大都用非所长。
对“右派分子”的严厉处罚，使一大批无辜的人们和他们的家属长期遭受委屈和打击，失去了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应有作用的可能。这不仅对他们是极大的不幸，也是国家和民族的不幸。
原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对反 右扩大化的情况作了这样的回忆：“反右派斗争中所划的五十五万人中，除极少数是真右派外，绝大多数或者说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错划的。在这些被错划的人当中，有许多参加革命多年的党的干部，许多同党长期合作共事的爱国人士和朋友，许多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和富有经营管理经验的工商业者，以及许多政治上热情但不成熟的青年学生。”（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18～619页。）
薄一波分析了发生扩大化的几条原因：其一，“对右派分子数字的估计，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主观随意性，并不是建立在严肃的事实基础上的；其二，许多地方和单位没有严格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自定“土政策”随意划右派。
当时的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曾沉痛地说：
“这场反右斗争的后果很严重，把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的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使他们和家属长期遭受委屈和打击，不能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仅是他们本人的不幸，也是国家民族的不幸。据统计，全国共划右派分子五十五万余人。其中，相当多的人是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和有经营管理经验的工商业者。全国五十余万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相当多数被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少数在原单位留用的，也大多用非所长。”
季羡林在《牛棚杂忆》的自序中说：“我期待着有人会把自己亲身受的灾难写了出来。……我心里不解，万分担忧。这场空前的灾难，若不留下点记述，则我们的子孙将不会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将来气候一旦适合，还会有人发疯，干出同样残暴的蠢事。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引自季羡林《牛棚杂忆?自序》第6页。)
季羡林先生的话启发了我，我利用退休的闲暇时间，广泛收集资料，进行了整理编排，编成此书，将反右斗争扩大化这段沉重历史再现出来。我相信，后代知道了这些事情，就会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就能更加深刻地领会邓小平理论，就能更加热烈地拥护党中央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就能更加坚定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向资料的提供者致谢！
编者 2013年12月19日星期四于北京朝阳区“怀旧斋”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20-03-06 15:40:03
1、劳动教养条例
1957年，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遭到一场浩劫。一场强烈的反 右斗争风暴，给许多知识分子戴上了“右 派分子”的帽子。从此，他们成为“敌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就由“四类分子”变成了“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
在轰轰烈烈的反 右 派斗争群众运动中，揪出来的“右 派分子”人数不断扩大。当时有一段著名的批判词：“你那么多的知识，为什么犯错误呀？你那么厉害，尾巴翘得那么高，为什么动摇呀？可见你的知识不太多。在这方面，知识多是工人、是农民里头的半无产阶级……，你看谁人知识高呀？”党中央文件明确规定，不在工人和农民（贫下中农）里面抓右 派。集中火力批 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1957年6月26日，党中央估计“全国暴露出的企图复辟的右 派分子，已经是数以千计”。三天后的6月29日党中央认为，“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右 派，全国大约4000人左右”。仅过了十天，即7月9日，党中央通报说：“准确的右 派骨干名单扩大了一倍，全国不是4000人，而是大约8000人。”到9月份中 共八届三中全会时，已经划了右 派6万2千多人，而据会上“透底”估计：全国大约有右 派分子15万人（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在首都， 10月14日统计，仅中央直属机关就有“右 派分子4837人”；到10月25日“北京市经领导批准审查的右 派分子有6927人”。对于全国的右 派分子，制定了百分比的指标而且不断超标，构成了相当庞大的数字。
1958年4月6日，毛 泽 东在汉口会议上说，全国有“右 派”30万人；随后中央文件又宣布全国“右 派约45万人”，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据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复查统计，实际上全国共定了“右 派分子”552877人；约占当时全国知识分子总数（500万人）的九分之一（参看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及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等书的记载）。
这么多的阶级敌人，全国监狱是关不下的。对于他们怎样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呢？真是一个极大的难题。
“反 右运动”刚进入高潮，席卷全国的“大风大浪”（毛 泽 东语）中涌现大量触目惊心的“右 派分子”，特别在大专院校师生、民 主党派、人民团体和青年干部里面，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许多右 派分子不服气、不认罪，坚持他们不是“阶级敌人”而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应予“正确处理”。再说全国各地的也没有足够的牢房、无法关押如此众多的右 派分子。在这种情况下，1957年7月18日，毛 泽 东 提出了对右 派分子的处罚的上限：他说，要搞个劳动教养条例，除了少数知名人士之外，把一些右 派都搞去劳动教养。8月1日，公布《劳动教养条例》；8月3日，国务院就下达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里并没有写明“右 派”二字，但一目了然，第一条第二款所谓“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 革 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到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就是指群众运动中划出来的那一大批右 派分子。《决定》宣称：这些人都是“应当加以收容实行劳动教养”的。
8月4日《人民日报》公布这个《决定》时，配发了社论《为什么要实行劳动教养》，对这一措施作了解释：“对于这些坏分子，一般地用说服教育的办法是无效的；采取简单的惩罚办法也不行；在机关、团体、企业内部也决不能继续留用；让他们另行就业又没有人愿意收留他们。因此，对于这些人，就需要有一个既能改造他们，又能保障其生活出路的妥善办法。根据人民政府长期的研究和考虑，把他们收容起来，实行劳动教养，就是最适当的也是最好的办法。”
社论还说：“劳动教养同劳动改造罪犯是有区别的，它同救济鳏寡孤独的教养院也不相同。”划了两条分界线。朱正指出：后一条分界线显然是陪衬。从那时直到现在，那种救济鳏寡孤独的教养院在中国也并不怎么普遍；而在接受劳动教养的右 派分子中，大约也不会有人糊涂到把自己看作被救济的鳏寡孤独。要真有这样糊涂，那就比猪八戒还要简单，也就不必划为右 派分子，不会投入劳动教养了。
劳动教养跟劳动改造罪犯有什么区别呢？社论说：“劳动教养管理机关必须制定一套带有强制性的行政制度和纪律，不能允许被劳动教养的人破坏这些制度和纪律。例如不准他随便离开农场和工厂而自由行动，不准破坏公共秩序，不准破坏生产，否则就要受到处分，情节严重的还要受到法律制裁。”这些，其实跟劳动改造没有多大差异，反正都是在剥夺了人身自由的情况下，在警戒线之内，在枪兵的看管之下劳动。
但是社论又说：这些被劳动教养的人，“在劳动生产中，对他们同样实行按劳动成果给工资报酬的原则，具体地说就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这里，确实显出了两者的区别。强调这个区别，就表示没有将右 派分子当作罪犯，没有给予刑事处分，也就是体现了“宽大为怀，不予办罪”的精神。就经济状况来看两者的区别，有人说笑话：劳动教养是按劳分配，劳动改造是按需分配。（参看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第489—493页）
劳动教养，是新中国的一大新发明。据说是吸取了苏联“劳动教化”的措施，并吸收了上海市改造妓女的“妇女教养院”的经验创造出来的。这不算判刑，不用经过法院审理，而是一种“最高的行政处分”，属于“敌我人内处”，就是敌我矛盾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劳动教养与劳动改造还有一个极重要的区别。“劳动改造”先得经过法律程序由法院审理然后判刑。如果是有期徒刑，或者10年8年，或者3年5年，开始服刑之日即可以知道刑期终了之时，心里有个底。而1957年8月公布的《劳动教养条例》，却不必经过法律程序，对劳动教养期限更没有作出任何规定，它的第四条说：“被劳动教养的人，在劳动教养期间，现良好而有就业条件的，经劳动教养机关批准，可以另行就业；送请劳动教养的单位、家长、监护人请求领回自行负责管教的，劳动教养机关也可以酌情批准。”但是，“表现良好、酌情批准”，这都是弹性特别大的规定。那时，谁也不知道这条路还有多长。直到1979年11月，国务院公布的《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才宣布“劳动教养”的期限为1年至3年。必要时得延长1年。
1957—1958年所划的右 派分子究竟有多少被劳动教养呢？李维汉回忆，“全国55万余被划为右 派分子的人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相当多数被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参看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839页）劳动教养是对右 派分子最重的处罚，其中问题尤其严重的才同时宣布开除其公职；监督劳动是次一等的处罚，就没有同时开除公职的。所以，凡是开除了公职的，必定是送劳动教养的；而这只占劳动教养人数的一部分，因为被劳动教养的右 派分子还有若干是保留公职的。按照李维汉所说的数字，55万余人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即有28万以上的被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再加上未开除公职者，劳动教养的右 派分子就更多了。
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作者：陈明远 ）
1957年，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遭到一场浩劫。一场强烈的反 右斗争风暴，给许多知识分子戴上了“右 派分子”的帽子。从此，他们成为“敌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就由“四类分子”变成了“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
在轰轰烈烈的反 右 派斗争群众运动中，揪出来的“右 派分子”人数不断扩大。当时有一段著名的批判词：“你那么多的知识，为什么犯错误呀？你那么厉害，尾巴翘得那么高，为什么动摇呀？可见你的知识不太多。在这方面，知识多是工人、是农民里头的半无产阶级……，你看谁人知识高呀？”党中央文件明确规定，不在工人和农民（贫下中农）里面抓右 派。集中火力批 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1957年6月26日，党中央估计“全国暴露出的企图复辟的右 派分子，已经是数以千计”。三天后的6月29日党中央认为，“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右 派，全国大约4000人左右”。仅过了十天，即7月9日，党中央通报说：“准确的右 派骨干名单扩大了一倍，全国不是4000人，而是大约8000人。”到9月份中 共八届三中全会时，已经划了右 派6万2千多人，而据会上“透底”估计：全国大约有右 派分子15万人（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在首都， 10月14日统计，仅中央直属机关就有“右 派分子4837人”；到10月25日“北京市经领导批准审查的右 派分子有6927人”。对于全国的右 派分子，制定了百分比的指标而且不断超标，构成了相当庞大的数字。
1958年4月6日，毛 泽 东在汉口会议上说，全国有“右 派”30万人；随后中央文件又宣布全国“右 派约45万人”，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据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复查统计，实际上全国共定了“右 派分子”552877人；约占当时全国知识分子总数（500万人）的九分之一（参看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及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等书的记载）。
这么多的阶级敌人，全国监狱是关不下的。对于他们怎样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呢？真是一个极大的难题。
“反 右运动”刚进入高潮，席卷全国的“大风大浪”（毛 泽 东语）中涌现大量触目惊心的“右 派分子”，特别在大专院校师生、民 主党派、人民团体和青年干部里面，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许多右 派分子不服气、不认罪，坚持他们不是“阶级敌人”而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应予“正确处理”。再说全国各地的也没有足够的牢房、无法关押如此众多的右 派分子。在这种情况下，1957年7月18日，毛 泽 东 提出了对右 派分子的处罚的上限：他说，要搞个劳动教养条例，除了少数知名人士之外，把一些右 派都搞去劳动教养。8月1日，公布《劳动教养条例》；8月3日，国务院就下达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里并没有写明“右 派”二字，但一目了然，第一条第二款所谓“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 革 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到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就是指群众运动中划出来的那一大批右 派分子。《决定》宣称：这些人都是“应当加以收容实行劳动教养”的。
8月4日《人民日报》公布这个《决定》时，配发了社论《为什么要实行劳动教养》，对这一措施作了解释：“对于这些坏分子，一般地用说服教育的办法是无效的；采取简单的惩罚办法也不行；在机关、团体、企业内部也决不能继续留用；让他们另行就业又没有人愿意收留他们。因此，对于这些人，就需要有一个既能改造他们，又能保障其生活出路的妥善办法。根据人民政府长期的研究和考虑，把他们收容起来，实行劳动教养，就是最适当的也是最好的办法。”
社论还说：“劳动教养同劳动改造罪犯是有区别的，它同救济鳏寡孤独的教养院也不相同。”划了两条分界线。朱正指出：后一条分界线显然是陪衬。从那时直到现在，那种救济鳏寡孤独的教养院在中国也并不怎么普遍；而在接受劳动教养的右 派分子中，大约也不会有人糊涂到把自己看作被救济的鳏寡孤独。要真有这样糊涂，那就比猪八戒还要简单，也就不必划为右 派分子，不会投入劳动教养了。
劳动教养跟劳动改造罪犯有什么区别呢？社论说：“劳动教养管理机关必须制定一套带有强制性的行政制度和纪律，不能允许被劳动教养的人破坏这些制度和纪律。例如不准他随便离开农场和工厂而自由行动，不准破坏公共秩序，不准破坏生产，否则就要受到处分，情节严重的还要受到法律制裁。”这些，其实跟劳动改造没有多大差异，反正都是在剥夺了人身自由的情况下，在警戒线之内，在枪兵的看管之下劳动。
但是社论又说：这些被劳动教养的人，“在劳动生产中，对他们同样实行按劳动成果给工资报酬的原则，具体地说就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这里，确实显出了两者的区别。强调这个区别，就表示没有将右 派分子当作罪犯，没有给予刑事处分，也就是体现了“宽大为怀，不予办罪”的精神。就经济状况来看两者的区别，有人说笑话：劳动教养是按劳分配，劳动改造是按需分配。（参看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第489—493页）
劳动教养，是新中国的一大新发明。据说是吸取了苏联“劳动教化”的措施，并吸收了上海市改造妓女的“妇女教养院”的经验创造出来的。这不算判刑，不用经过法院审理，而是一种“最高的行政处分”，属于“敌我人内处”，就是敌我矛盾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劳动教养与劳动改造还有一个极重要的区别。“劳动改造”先得经过法律程序由法院审理然后判刑。如果是有期徒刑，或者10年8年，或者3年5年，开始服刑之日即可以知道刑期终了之时，心里有个底。而1957年8月公布的《劳动教养条例》，却不必经过法律程序，对劳动教养期限更没有作出任何规定，它的第四条说：“被劳动教养的人，在劳动教养期间，现良好而有就业条件的，经劳动教养机关批准，可以另行就业；送请劳动教养的单位、家长、监护人请求领回自行负责管教的，劳动教养机关也可以酌情批准。”但是，“表现良好、酌情批准”，这都是弹性特别大的规定。那时，谁也不知道这条路还有多长。直到1979年11月，国务院公布的《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才宣布“劳动教养”的期限为1年至3年。必要时得延长1年。
1957—1958年所划的右 派分子究竟有多少被劳动教养呢？李维汉回忆，“全国55万余被划为右 派分子的人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相当多数被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参看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839页）劳动教养是对右 派分子最重的处罚，其中问题尤其严重的才同时宣布开除其公职；监督劳动是次一等的处罚，就没有同时开除公职的。所以，凡是开除了公职的，必定是送劳动教养的；而这只占劳动教养人数的一部分，因为被劳动教养的右 派分子还有若干是保留公职的。按照李维汉所说的数字，55万余人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即有28万以上的被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再加上未开除公职者，劳动教养的右 派分子就更多了。
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作者：陈明远 ）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20-03-06 15:40:03
2、在劳教农场的右 派们（1）
《劳动教养条例》开始实行的头一两年，并没有“教养期”这一说；强调的是“谁改造好了谁走人”。但是“改造好了”这句话好说而不好解释，标准更难确定。被送来“劳动教养”的右 派分子们，多数是北京市各院校的青年师生。他们抱着“认真改造”之心，真的打算：在劳改中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清河农场，在京山铁路茶淀车站附近，是闻名于世的劳教农场。它虽然地处河北省宁河县，但却划归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处管辖，所有人员都是北京市户口，一律使用北京市票证。这叫“飞地”。北京市劳改处拥有的飞地，除了清河以外，远在东北的黑龙江、吉林，西北的青海，还有很多。
1958年在清河农场“西荒地”，由教养分子一口气建设起来的581、582、583、584、585（以年代编号）共五个分场，出现了热火朝天的“土方大会战”的盛大场面。这些知识分子白面书生决不是“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窝囊废，而个个都是体力劳动的能手。“大战七里海”的时候，教养分子们（许多人还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干起活儿来，扁担一抬儿要抬四五百斤土，每人一天要做十几方土方，最高劳动量能做四五十方！汗流浃背、埋头苦干、特别能吃，一天要吃五顿饭。
一年两年过后，清河农场只见人进来，不见人出去。许多教养分子刚进来的时候，“锻炼改造”之心强烈，劳动起来不要命，一心只希望表现良好，争取早日出去，重新工作。但是三年四年又过去，劳动强度越来越大，解除教养的希望却越来越小。于是产生了逆反心理：反正干得再好也出不去，还不如不干。结果是“老号”们闹情绪，新进的教养分子一听居然有人教养了四、五年还出不去，也失去了“改造好”的信心。
50年代的劳教所，真是人间地狱。吃的是麸子面窝头，而且只能吃半饱，床铺上臭虫、虱子成堆，一条统铺上要睡二三十个人，一人只有二三十厘米宽的铺位，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比叫花子都不如，更不如监狱里的正式囚犯!
起初在劳改队里，吃饭一向是不定量的；1959年开始，劳改队实行粮食定量，接着又搞什么“代食品”，开始是“瓜菜代”，后来是“野菜代”，一天吃不到几两粮食，各中队天天死人，还不许说是饿死的。出既出不去，吃又吃不饱，于是这些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一群，开始磨洋工、泡病号，宁可到死气沉沉的病号队去饿死，也不愿意出工干活儿累死。
终于宣布了每个人的“教养期”
形势的发展，逼迫当局不得不另出高招：终于在1961年5月24日在各教养单位开会宣布了每个人的“教养期”。最短的教养期是半年，当然这不过是徒有其名的，实际上并没有或极少有人会得到这样的恩惠，而最长的教养期，则为三年。
但是这种教养期不像判刑那样从逮捕的那一天算起，而是不管已经教养了多久，一律从1961年5月24日算起。
教养期一宣布，人们哗然，大喊“不合理”。特别是1957年年底第一批进来的人，都已经教养了三四年了，又要从头算起，讲理不讲理啊? 但是身在囹圄，有理没理，只能听人家说，你要是反对，立刻送进“小号”即禁闭室，去喝那每顿一两二钱五（原规定十六两老秤二两）的棒子面稀粥，离鬼门关更近了，谁敢哪?
“潜伏爪牙忍受”，定期一年半、两年的陆续“解教”，最后定期两年半的人也在1963年11月24日把行李搬到了就业队去。七中队教养大院剩下72个定期三年的“老号”戏称为“孔夫子门生七十二贤”。
1964年5月24日，三年到期的那天，突然宣布要开展“拔白旗”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调来36名未获“解教”的右 派分子，叫他们相互揭发、展开批 斗。
即便是最长的教养期，到1964年5月24日，也算是个“尽头”。糟糕的是，天有不测风云，“拔白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来了；1966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红卫兵来了。1969年林彪下了“第一号战备疏散令”，把劳教农场的大批“二劳改”集中到山西去。由于说不清的原因，他们中间许多知识分子，直到1978年才摘帽，1979年底才得到解放、改正，终于创造了教养14年、改造22年的空前绝后的记录。这里必须说明，“摘帽”、“平反”和“改正”是三个不同的概念。60年代所谓“摘帽右 派”还是右 派，属“三等公民敌我人内处”待遇；后来的“平反”是从前有“反骨”后来削平了不敢再“反”了，但历史记着这笔老帐，属“二等公民犯有前科”待遇；1979年的“改正”则原来是正确的完全搞错了，彻底把颠倒的是非放正过来。
为数不少的右 派知识分子在荣获“改正”之前就归天了，有病死的、累死的、饿死的、被红卫兵小将们打死的、还有自杀身亡的。如清华大学右 派陆浩清精神分裂、死于疯人院；北京大学右 派郑光地在1963年“强制就业”后不久，于1964年10月1日在北京北海玉带桥效法屈原投水自沉。此后那古色古香的一米高的白玉石桥栏杆被拆掉，换上比人高的护栏，以防止再有诗人重蹈覆辙。
1962年10月，清河农场所有未解除劳教的右 派分子统统集中，到大兴县团河农场去。
在此之前几个月，已经有一批从东北兴凯湖、北城子和北京劳改局管辖的其他农场（也都是飞地）调来的右 派分子，共约400人（一说320人），编为“二大队七中队”，分作4个小队。
从各地押送来的右 派分子们，经过灾害饥荒时期，个个被折磨得面黄肌瘦，几乎脱了人形。有的是用担架抬下车的，如原清华大学物理系右 派谭天荣；有患严重肺病的，如杜高；有的是送进太平间就要火葬而又活过来的，如吴弘达。从前这里叫“三余庄”，生活条件稍强些，有人戏说：“这里是全国文化程度最高的农业单位”。
《劳动教养条例》开始实行的头一两年，并没有“教养期”这一说；强调的是“谁改造好了谁走人”。但是“改造好了”这句话好说而不好解释，标准更难确定。被送来“劳动教养”的右 派分子们，多数是北京市各院校的青年师生。他们抱着“认真改造”之心，真的打算：在劳改中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清河农场，在京山铁路茶淀车站附近，是闻名于世的劳教农场。它虽然地处河北省宁河县，但却划归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处管辖，所有人员都是北京市户口，一律使用北京市票证。这叫“飞地”。北京市劳改处拥有的飞地，除了清河以外，远在东北的黑龙江、吉林，西北的青海，还有很多。
1958年在清河农场“西荒地”，由教养分子一口气建设起来的581、582、583、584、585（以年代编号）共五个分场，出现了热火朝天的“土方大会战”的盛大场面。这些知识分子白面书生决不是“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窝囊废，而个个都是体力劳动的能手。“大战七里海”的时候，教养分子们（许多人还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干起活儿来，扁担一抬儿要抬四五百斤土，每人一天要做十几方土方，最高劳动量能做四五十方！汗流浃背、埋头苦干、特别能吃，一天要吃五顿饭。
一年两年过后，清河农场只见人进来，不见人出去。许多教养分子刚进来的时候，“锻炼改造”之心强烈，劳动起来不要命，一心只希望表现良好，争取早日出去，重新工作。但是三年四年又过去，劳动强度越来越大，解除教养的希望却越来越小。于是产生了逆反心理：反正干得再好也出不去，还不如不干。结果是“老号”们闹情绪，新进的教养分子一听居然有人教养了四、五年还出不去，也失去了“改造好”的信心。
50年代的劳教所，真是人间地狱。吃的是麸子面窝头，而且只能吃半饱，床铺上臭虫、虱子成堆，一条统铺上要睡二三十个人，一人只有二三十厘米宽的铺位，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比叫花子都不如，更不如监狱里的正式囚犯!
起初在劳改队里，吃饭一向是不定量的；1959年开始，劳改队实行粮食定量，接着又搞什么“代食品”，开始是“瓜菜代”，后来是“野菜代”，一天吃不到几两粮食，各中队天天死人，还不许说是饿死的。出既出不去，吃又吃不饱，于是这些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一群，开始磨洋工、泡病号，宁可到死气沉沉的病号队去饿死，也不愿意出工干活儿累死。
终于宣布了每个人的“教养期”
形势的发展，逼迫当局不得不另出高招：终于在1961年5月24日在各教养单位开会宣布了每个人的“教养期”。最短的教养期是半年，当然这不过是徒有其名的，实际上并没有或极少有人会得到这样的恩惠，而最长的教养期，则为三年。
但是这种教养期不像判刑那样从逮捕的那一天算起，而是不管已经教养了多久，一律从1961年5月24日算起。
教养期一宣布，人们哗然，大喊“不合理”。特别是1957年年底第一批进来的人，都已经教养了三四年了，又要从头算起，讲理不讲理啊? 但是身在囹圄，有理没理，只能听人家说，你要是反对，立刻送进“小号”即禁闭室，去喝那每顿一两二钱五（原规定十六两老秤二两）的棒子面稀粥，离鬼门关更近了，谁敢哪?
“潜伏爪牙忍受”，定期一年半、两年的陆续“解教”，最后定期两年半的人也在1963年11月24日把行李搬到了就业队去。七中队教养大院剩下72个定期三年的“老号”戏称为“孔夫子门生七十二贤”。
1964年5月24日，三年到期的那天，突然宣布要开展“拔白旗”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调来36名未获“解教”的右 派分子，叫他们相互揭发、展开批 斗。
即便是最长的教养期，到1964年5月24日，也算是个“尽头”。糟糕的是，天有不测风云，“拔白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来了；1966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红卫兵来了。1969年林彪下了“第一号战备疏散令”，把劳教农场的大批“二劳改”集中到山西去。由于说不清的原因，他们中间许多知识分子，直到1978年才摘帽，1979年底才得到解放、改正，终于创造了教养14年、改造22年的空前绝后的记录。这里必须说明，“摘帽”、“平反”和“改正”是三个不同的概念。60年代所谓“摘帽右 派”还是右 派，属“三等公民敌我人内处”待遇；后来的“平反”是从前有“反骨”后来削平了不敢再“反”了，但历史记着这笔老帐，属“二等公民犯有前科”待遇；1979年的“改正”则原来是正确的完全搞错了，彻底把颠倒的是非放正过来。
为数不少的右 派知识分子在荣获“改正”之前就归天了，有病死的、累死的、饿死的、被红卫兵小将们打死的、还有自杀身亡的。如清华大学右 派陆浩清精神分裂、死于疯人院；北京大学右 派郑光地在1963年“强制就业”后不久，于1964年10月1日在北京北海玉带桥效法屈原投水自沉。此后那古色古香的一米高的白玉石桥栏杆被拆掉，换上比人高的护栏，以防止再有诗人重蹈覆辙。
1962年10月，清河农场所有未解除劳教的右 派分子统统集中，到大兴县团河农场去。
在此之前几个月，已经有一批从东北兴凯湖、北城子和北京劳改局管辖的其他农场（也都是飞地）调来的右 派分子，共约400人（一说320人），编为“二大队七中队”，分作4个小队。
从各地押送来的右 派分子们，经过灾害饥荒时期，个个被折磨得面黄肌瘦，几乎脱了人形。有的是用担架抬下车的，如原清华大学物理系右 派谭天荣；有患严重肺病的，如杜高；有的是送进太平间就要火葬而又活过来的，如吴弘达。从前这里叫“三余庄”，生活条件稍强些，有人戏说：“这里是全国文化程度最高的农业单位”。
楼主：秦家老太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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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劳教农场的右 派们（2）
集中来的“右 派分子”开头都以为当局要网开一面，会在某一天宣布摘除大家的帽子，并分配适当的工作。这些“右 派分子”们经过“反 右批判”，有许多人确实从思想上承认了错误，痛定思痛，下定决心要在劳动中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他们保证：如果当局这时把他们放出去，一定都会兢兢业业努力工作，成为最听话的干部。 但是“中央政策要宽大”的传言，随着中苏关系的紧张而烟消云散了。提前重返社会的希望落空，大家又把希望寄托在“按期解教”上。好在短则半年，长则两年，到1964年5月24日之前，就要统统解教了。
解除教养最早的是从维熙（原《北京日报》郊区版记者）等五个“表现得最好”或问题本不大的右 派。从维熙靠拢政府，劳动积极，又担任小队长，表现最突出，所以能光荣获得第一批“解教摘帽”的特殊恩遇。
但是“解除教养执行通知书”上却写明“解教摘帽、强制就业”八个大字。这时已有“新政策”下达：解除教养的右 派，既不许重返原单位工作，也不准回家自谋生路，而是必须“强制留场就业”。户口落在农场当“合同工”，每月工资27元，最多加上几块钱补贴。 “就业”当然是大好事，但前面一加上“强制”二字，滋味儿可不怎么样了。下班后外出要请假，没有人身自由；信件要主动送检，没有言论自由；离真正的“公民”还远着呢。当时对“劳改罪犯、教养分子和强制就业人员”统称“三类人员”，都还是专政对象。
从维熙因为妻子张沪在清河农场教养女队，所以他在“强制就业”一中队种了一段时间葡萄以后，就主动申请到清河农场与爱妻张沪“团聚”去了。两人工资合计60元。
《文艺报》副主编陈企霞，即所谓“丁陈反党集团”中的“陈”。被打成右 派分子后，受到第2类处理：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取消了原行政10 级的高干待遇 (月薪218元)，监督劳动。每月只发给个人生活费 26元。他卖掉了藏书，作家协会通知他搬家，搬到崇文门外作协原司机和公务员们住的3号院内。一家八口人只住了3间小房，他们只好睡上下床。不久，陈企霞就被送往唐山柏各庄农场监督劳动。他每月只有26元的生活费，自己都不够用，也就无法养家，5个儿女只好靠着他妻子的工资勉强度日。后来，作家协会才答应再给他的5个子女每人每月10元生活费。
《文艺报》编辑唐达成，月薪90多元，他的爱人马中行月薪62元。唐达成被打成“右 派分子”以后，1958年被送往唐山柏各庄农场劳动改造，每月只发生活费（26元）；1960年初调回北京在西郊八大处的机关农场，又转到河北怀来县的作协农场劳动。1961年摘掉“右 派分子”帽子，降级降薪，月薪降为70元；安排在《中国文学》编辑部工作。不久下放到山西省话剧院。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下放到太原钢铁厂劳动改造。1979年平反，调回北京。
鲁迅研究专家朱正所受处分，属于第一类：开除公职、劳动教养。文革中的1970年被错判徒刑。
1958年至1962年，朱正被劳动教养；在劳动一两个月之后，就根据实际表现出来的劳动力强弱评定工资等级，分甲乙丙丁四等，那时，甲等每月是28元，每等递减4元。朱正只评得个等外，每月工资14元。扣除伙食费10元，所馀也就无几。
1970年到1973年，朱正又被判刑劳动改造。劳改犯是没有工资报酬的，每个月只发很少一点零花钱，以供购买手纸、肥皂、烟卷等等之用。朱正当劳改犯时，起初每个劳改犯每月零花钱是1元5角，后来提高为2元。可是，囚粮、囚服概不计价，真正实行了吃饭不要钱的制度。而且，夏季的蚊帐，冬季的棉被，谁要是缺了什么，也都免费发给。基本生活是有保障的。比起来，“劳动教养”更是活受罪。
电影评论家钟惦棐在1957年因发表杂文《电影的锣鼓》而成为钦定的“右 派”，受到了第2类处分：总算态度还好、情节不十分严重，决定撤职送农村或农场监督劳动，生活上酌予补助；开除党籍，撤消职务（原为行政11级），下放唐山柏各庄农场监督劳动4年。撤职、监督劳动者不发给工资，每月领取生活费26元人民币。 钟惦棐被戴上右 派帽子以后，最受牵连的当然是直系亲属。夫人张子芳和岳母带着五个孩子，四男一女，被迫从机关大楼的宿舍迁居到陋巷大杂院——振兴巷6号。在繁华的北京闹市区，这条窄巷，三人并肩就无法通过。从1958年到1979年，一家老少八口人，就一直挤住在这里的狭小平房中。
钟惦棐每月生活费26元，每个孩子补贴10元，加上张子芳每月工资，共收入100多元，要养活八口之家，物质生活的窘迫，可想而知。长年靠棒子面粥、窝窝头养活，不买论斤称的新鲜蔬菜，而买最便宜货：论捆的烂菜叶子、论堆的烂西红柿。孩子们放学回家，马上脱下布鞋换木屐，以节约鞋子。1960—1962年三年灾害饥荒时期，张子芳工作的北京电影制片厂偶尔从外地弄到一批鸡，配给供应，每只6元(黑市价10元到15元)，每个职工限购一只。张子芳盘算来盘算去，硬是拿不出这6块钱来养五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和一个老弱的母亲。“一毛钱攥出汗水，也舍不得花”。（引自罗艺军《敲电影锣鼓的人》，原载《电影创作》1993年第5期）
受尽了唐山柏各庄农场的4 年监督劳动煎熬，钟惦棐由于“劳改表现好”，终于被调回北京，贬谪在中国电影家协会资料室工作。1963年，他被摘去“右 派分子”帽子，成了一名“摘帽右 派”，行政降4级，降为15级，每月工资124元。
钟惦棐还没有缓过气来，1966年“文革”的锣鼓敲响了。作为“摘帽右 派”，他这个反面教员成了“革命大批判”的“当然对象”。于是，他又被关进“牛棚”，每月生活费仅15元；然后被赶到咸宁五七干校劳动。
直到1979年，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才使钟惦棐的沉冤得以昭雪。钟惦棐苦笑道：“我的党龄现在被确定为40年，居然有一半多时间不在党内。”
（未完待续）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20-03-06 15:40:03
4、在劳教农场的右 派们（3）
上海市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陈仁炳被打成“右 派分子”后，经历“七斗八斗”，便被送入上海社会主义学院学习。1958年9月至年底，上海“著名右 派”48人，又被送往上海县颛桥农村“集中学习”。分为三组，陈仁炳属第一组，组长为陆诒；第二组组长为徐铸成，第三组组长为沈志远。他们住在农村，上午在田间劳动，下午写交代。12个人睡一个房间。除了右 派外，还有监督人员，生怕有人自杀。陈仁炳在劳动期间患心脏病，经第四人民医院抢救未死。不久妻子离婚。1960年12月“摘帽”回学校教书。1966年文革开始，又被“监督劳动”9年，做木工，当下手；每月工资一度被减至57元7角。当时，他的房租要40元，只剩下17元7角生活费。不得已，他只好放弃原本在淮海中路的宽敞住房，迁居到普陀区两间8平方米的小屋。1972年患肺炎、心肌炎，实在干不动体力劳动；1975年，陈仁炳65岁，获准退休，从此他再也不必去做木工了。退休金每月57元。改正右 派时，他没有被改正，成了证明反 右运动正确的“右 派活标本”。但是，1981年恢复了教授待遇，住房、医疗均有了保障。
1958年4月28日下午，湖南省长沙的极右分子们背负着简单的行装，由人事科备车监送到长沙麻园湾劳教人员集训队（省公安厅临时主办）报到；湖南省直属机关送劳教的右 派都在这里集合受训。“五一”节后，首批投入“劳教”的右 派分子们，前往“新生”电机厂工地待命。6月，劳教分子约8千人，由荷枪实弹的武警押送，调往株洲“新生”工程队，即湖南省第一劳改管教队，投入株洲铁路枢纽站的土石方工程。被关在铁丝网栅栏围成的营地里，哨兵日夜监视。清晨5时排队由武装警察押送，做重苦力活，经常加班到夜间。不堪苦役者卧轨或撞车自杀。有少数仍留在“新生”电机厂工地。
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新湖南报》社，抓出了“党内右 派小集团”和“同人报右 派小集团”。报社除了行政经理部门未抓右 派以外，整个编辑部143人，有54人被打成右 派分子，其中包括前社长、副总编、编委、部主任；此外还有20人被划为“中右”（所谓中间偏右）。长沙《新湖南报》社有13人属于“情节严重、态度恶劣”的第1类，被送去劳动教养，且先后有6人被判刑入大狱；有16人属于“态度好或情节不十分严重”的第2类，撤消职务，送农村或农场监督劳动；其余25人均受到“开除公职或撤职降级、开除党团籍”的各种处分。连一些早已调离报社编辑部的同志也未能幸免。湖南报的优秀新闻工作者骨干被一网打尽。不少人妻离子散，有的迫于生计，流落街头靠拖板车为生。直接蒙冤屈死的7人，还有一些人受株连而身亡；新闻工作遭受毁灭性的打击。
《新湖南日报》编辑柏原被打成“右 派分子”。1958年4月底，报社开大会宣布处理“右 派分子”。柏原受到最重的处分：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劳动教养。从此全家人走上苦难的历程。
在宣布处分一个多月后，即6月中旬，柏原和本市同样被判处劳教的分子，由荷枪实弹的公安人员押上火车，发配株洲。这一伙人五花八门，有被划右的教师、艺术家、机关干部，也有流氓、盗贼等刑事罪犯，一视同仁。全省各地的劳教分子约七八千人，集中在株洲，编成新生工程队。内部称湖南省第一劳教（劳改）管教队。工程队承包了广州铁路管理局京广路复张株洲枢纽工程，便由这批劳教分子来完成。被关在木栅栏和铁丝网围成的营地里，哨兵站在了望台上日夜监视着，不许自由进出。每天早晨5点钟排队，由民警带领去工地，开始一天的劳动，主要是土石方工程，全凭锄头挖、肩挑、土车子推，从不言八小时，十小时，经常加班加点，直到午夜。对于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来说，实在是沉重的苦役，有的人忍受不了，加上心里委屈、绝望，便选择了卧轨、撞车，种种自杀的道路。
当时柏原35岁，正当壮年。最难应付的却是个“教”字，也就是政治教育。从入队的第一天起就被警告：到这里必须认罪认错，这是最主要的一条。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内容和外边的一样：交待、检举、认罪……批 斗。除了强度很大的劳动之外，精神是非常紧张的。到这儿来的人大多数想争取早一点摘帽、解除劳教，获得自由，“回到人民队伍中去”。因此，要把“认罪认错”、“感谢党和政府的宽大处理”，经常吊在嘴上，发违心之言，表违心之态，人格分裂，精神分裂，苦苦地熬过一天又一天。
平反后，柏原回忆录中的一段话，可以代表当时一些右 派分子的心态：
毛 讲了“五不怕”：一不怕被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有谁不怕呢？常言道，形势比人强。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环境跟现在大不一样。那时中国共 产 党和毛 泽 东的威望如日中天，人们崇敬共 产 党，崇拜毛 ，到了迷信的程度。共 产 党员、青年团员如此，知识分子也差不多，不能设想党和毛 也会犯错误。在政治运动中，如果不幸成为审查对象，即使受了莫大的冤枉委屈，也要尽力把自己往错误方面想，尽力克服抵触情绪。还相信，总有一天党组织会弄明是非，那时必定沉冤昭雪，从而还我清白。即使审查自己的人显然抱有私心和偏见，也要把他们看作党的代表，予以服从。这就是1957年反 右斗争中知识分子普遍的心态。迷信的人们，在偶像面前必然是软弱无能的。这些人面对党和人民的名义便都老老实实地低下头……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圣谕一下，就知道在劫难逃了。所谓“错划”、“扩大化”云云，都是以后的说法。”
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作者：陈明远 ）
楼主：秦家老太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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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女右 派的苦难经历（1）
贾唯英十四岁逃离封建礼教家庭的束缚，走向广阔天地，炼就了火辣辣的“川妹子”性格。从追求个人解放到民族解放，再到全人类的解放，眼界越来越开阔，也越来越热情奔放。她1937年加入共 产 党以后到被戴上“右 派”帽子以前的二十年，除了短时间到延安学习和在晋西南参加抗战以外，绝大部分时间是在青年学生中从事反抗专制统治的民 主运动。50年代初四年间则是做团的工作，仍然活跃在青年中间。从1954年起担任《重庆日报》副总编辑，在1957年被打成“右 派”，发配到长寿湖农场“劳动改造”。1979年春改正。1994年因癌症逝世。
贾唯英被打成右 派，是在那次运动中对她进行揭发批判以前就已经内定了的。她不满意报纸的呆板面孔，平时对于市委对报社工作的领导就提出过一些不同意见，这被认为不尊重领导，市委某些领导人早就对她“心中有数”了。
1957年3月她曾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那次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如何宣传和执行毛 泽 东2月间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毛 泽 东在这次会议上又有讲话，宣告中央的既定方针是“只能放，不能收”。她从中受到极大的鼓舞，回到重庆就真诚地向有关方面认真传达，并在《重庆日报》贯彻执行。市委对此不积极，她唯恐重庆在这方面落后，曾对市委提出善意的催促和批评。在视“领导权”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势者看来，这岂能容忍。何况，他们老谋深算，可能早已知道或猜测到中央领导人的话内有玄机。于是，贾唯英从北京回到重庆以后的种种积极表现，就成为她“反党”、“煽风点火”、“配合右 派进向党攻”的主要依据。加以她认为一些领导机关对记者工作不尊重不支持，时常对报纸的正常工作进行粗暴干涉，为此曾根据中央党报关于“左叶事件”的报道，召开过有关的座谈会。“反 右 派”运动一开始，她还说过：哪有那么多右 派！认为都是人民内部矛盾性质。这些被上纲为“包庇右 派”，“企图将重庆日报变成脱离市委领导的独立王国”。还说她不但“过去和现在都是未经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且“坚持剥削阶级立场，由个人野心家走上反党道路”，成为重庆“新闻界举黑旗的女帅”……
她怎能想到，又怎能弄懂，按照党中央最高领导人的号召和中央召开的会议的基本精神积极进行宣传，怎么就成了“反党”？可是，在疾风暴雨一般的运动中，她只能接受批判和判决，而不能据实据理辩驳。她只能说，自己把中央领导人的讲话精神“理解错了”，这也遭到痛斥。她做了违心的思想检查，但始终并未真正低头认罪。因此，受折磨的时间就比别人长。
下面，就是她对苦难经历的追忆。
别夫抛雏流放长寿湖
1958年4 月，我别夫抛雏，被下放到长寿湖农场“监督劳动”。从
那时候起，在那里整整三年，一千零九十五个日日夜夜。
长寿湖是个人工湖，也就是水库，是为狮子滩水电站蓄水而修建的。我们到那里的时候，水电站已经建成，建设者已经开赴新的工地。原先彻夜灯火通明、人声鼎沸的场面没有了，只剩下高高的大坝，悠悠的湖水，寂寞冷清。我们栖身的茅草房，是原先水电站建设工人家属的住宅。吃饭就在露天的坝子上，八个人一堆，围着一碗白水煮牛皮菜。就这样，开始建设长寿湖农场和渔场。
尽管我们不少人头上都戴着一顶沉重的“右 派”帽子，仍然以主人翁的姿态投入了改天换地的劳动。积肥，开荒，种菜，挖鱼池，打果树凼。我们终于吃到了自己种的四季豆、莲花白、南瓜、冬瓜、西瓜，自己养的奶牛挤出的牛奶，自己捕捞的鲜鱼。不管头上的帽子多重，心头还是甜滋滋的。一个崭新的长寿湖农场初具规模。三年，流了多少汗，流过多少泪，谁能计算？1993年春天，三十五年过去了，我又去了长寿湖一趟，重游旧地，感慨万千。
冷眼旁观“大 跃 进”
我们到了长寿湖不久，就传来消息：党中央发出了“大 跃 进”的号令。那天夜里，放鞭炮，游行。我这个人向来是很容易冲动的，这一次情绪却高不起来，几乎是冷眼旁观。我都有点恨自己了：这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和大家不合拍？许多人一夜之间就像疯了一样，我心理总觉得不踏实。队长被调去“大炼钢铁”了，副队长带着我们搜集“废钢铁”作为炼钢原料，农场哪里有什么“废钢铁”，把很多有用的铁物件都拆下来送去了。
场部召开了“放卫星、除四害，向国庆献礼大会”，会后大家都忙活起来。
队长带头，不惜工本，精心培植了一棵花椰菜，连叶子24斤，算是一颗“卫星”。我们集中力量培育出来一个40多斤的冬瓜、30多斤的南瓜，也算是“卫星”。这些都送到重庆去展览了。
又提出要学习河南长葛深翻地的“先进经验”，挖地三尺。结果，把下面的生土翻到上面来，熟土压倒下面去，没有好处，反而有害。
队长主持“蔬菜高产放卫星会议”，她提出一亩地要生产150万斤，分三层种植。大家算来算去，无论如何也算不出来怎样才能收获这么多。队里的老农不开腔，偶尔有人插一句：“你们种吧，我没听说过。”冷场了。
场部召开了一次“打擂比武会”，气氛倒是很热烈，各队队长都上台自报本队“放卫星”的产量。第一个说“亩产一万斤！”下一个就说：“我们一万五！”一个比一个高。谁都知道，这不过是自欺欺人，根本办不到，也并没有真打算办到。被逼无奈，只好这样“表态”。
报上又鼓吹大办人民公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农场把食堂设在公路旁边，两头大门敞开，贴出布告：“这里吃饭不要钱。”来往路人都可以随便进入食堂就餐。真是“各取所需”了，这就叫做“共产主义”。在农场里，宣布：“鼓足干劲劳动，敞开肚皮吃饭。”大家都被动员起来“大办”、“大炼”，红苕（红薯）没人挖，大部分烂在地里。到了秋天，食堂就供应不上米饭了，引起恐慌。我们还得“夜战”，收工之后只能加一顿南瓜汤或者白菜汤。
“大 跃 进”把什么都打乱了，没有了正常的生活。我最恼火的是瞌睡。每天只能睡3、4个小时，经常要半夜起来，打着火把施肥、除草、挖地……只要手一停下来，站在那里就睡着了。又一次半夜除草，天漆黑，一点也看不见苗，瞎锄，有人锄到自己的脚拇指上。第二天一看，锄得乱七八糟，把许多小苗也伤害了。那时候，要问我最需要的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只要睡个够，就满足了。后来每天能睡到5小时，我就有松快之感。
最令人心烦的一件事情是“除四害”。苍蝇、蚊子、老鼠、麻雀，天天打，天天有。还有驻地除草，要把宿舍周围200尺以内的杂草除净。不断除，不断长，长出来又除……这些草对人有益无害，为什么要除掉？说是为了清洁卫生。真是愚昧。打麻雀，说是害鸟，也是无知之举。“四害”和屋边草除之不尽，人们已经疲惫不堪，而且把蔬
菜、庄稼荒芜了。
贾唯英十四岁逃离封建礼教家庭的束缚，走向广阔天地，炼就了火辣辣的“川妹子”性格。从追求个人解放到民族解放，再到全人类的解放，眼界越来越开阔，也越来越热情奔放。她1937年加入共 产 党以后到被戴上“右 派”帽子以前的二十年，除了短时间到延安学习和在晋西南参加抗战以外，绝大部分时间是在青年学生中从事反抗专制统治的民 主运动。50年代初四年间则是做团的工作，仍然活跃在青年中间。从1954年起担任《重庆日报》副总编辑，在1957年被打成“右 派”，发配到长寿湖农场“劳动改造”。1979年春改正。1994年因癌症逝世。
贾唯英被打成右 派，是在那次运动中对她进行揭发批判以前就已经内定了的。她不满意报纸的呆板面孔，平时对于市委对报社工作的领导就提出过一些不同意见，这被认为不尊重领导，市委某些领导人早就对她“心中有数”了。
1957年3月她曾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那次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如何宣传和执行毛 泽 东2月间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毛 泽 东在这次会议上又有讲话，宣告中央的既定方针是“只能放，不能收”。她从中受到极大的鼓舞，回到重庆就真诚地向有关方面认真传达，并在《重庆日报》贯彻执行。市委对此不积极，她唯恐重庆在这方面落后，曾对市委提出善意的催促和批评。在视“领导权”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势者看来，这岂能容忍。何况，他们老谋深算，可能早已知道或猜测到中央领导人的话内有玄机。于是，贾唯英从北京回到重庆以后的种种积极表现，就成为她“反党”、“煽风点火”、“配合右 派进向党攻”的主要依据。加以她认为一些领导机关对记者工作不尊重不支持，时常对报纸的正常工作进行粗暴干涉，为此曾根据中央党报关于“左叶事件”的报道，召开过有关的座谈会。“反 右 派”运动一开始，她还说过：哪有那么多右 派！认为都是人民内部矛盾性质。这些被上纲为“包庇右 派”，“企图将重庆日报变成脱离市委领导的独立王国”。还说她不但“过去和现在都是未经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且“坚持剥削阶级立场，由个人野心家走上反党道路”，成为重庆“新闻界举黑旗的女帅”……
她怎能想到，又怎能弄懂，按照党中央最高领导人的号召和中央召开的会议的基本精神积极进行宣传，怎么就成了“反党”？可是，在疾风暴雨一般的运动中，她只能接受批判和判决，而不能据实据理辩驳。她只能说，自己把中央领导人的讲话精神“理解错了”，这也遭到痛斥。她做了违心的思想检查，但始终并未真正低头认罪。因此，受折磨的时间就比别人长。
下面，就是她对苦难经历的追忆。
别夫抛雏流放长寿湖
1958年4 月，我别夫抛雏，被下放到长寿湖农场“监督劳动”。从
那时候起，在那里整整三年，一千零九十五个日日夜夜。
长寿湖是个人工湖，也就是水库，是为狮子滩水电站蓄水而修建的。我们到那里的时候，水电站已经建成，建设者已经开赴新的工地。原先彻夜灯火通明、人声鼎沸的场面没有了，只剩下高高的大坝，悠悠的湖水，寂寞冷清。我们栖身的茅草房，是原先水电站建设工人家属的住宅。吃饭就在露天的坝子上，八个人一堆，围着一碗白水煮牛皮菜。就这样，开始建设长寿湖农场和渔场。
尽管我们不少人头上都戴着一顶沉重的“右 派”帽子，仍然以主人翁的姿态投入了改天换地的劳动。积肥，开荒，种菜，挖鱼池，打果树凼。我们终于吃到了自己种的四季豆、莲花白、南瓜、冬瓜、西瓜，自己养的奶牛挤出的牛奶，自己捕捞的鲜鱼。不管头上的帽子多重，心头还是甜滋滋的。一个崭新的长寿湖农场初具规模。三年，流了多少汗，流过多少泪，谁能计算？1993年春天，三十五年过去了，我又去了长寿湖一趟，重游旧地，感慨万千。
冷眼旁观“大 跃 进”
我们到了长寿湖不久，就传来消息：党中央发出了“大 跃 进”的号令。那天夜里，放鞭炮，游行。我这个人向来是很容易冲动的，这一次情绪却高不起来，几乎是冷眼旁观。我都有点恨自己了：这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和大家不合拍？许多人一夜之间就像疯了一样，我心理总觉得不踏实。队长被调去“大炼钢铁”了，副队长带着我们搜集“废钢铁”作为炼钢原料，农场哪里有什么“废钢铁”，把很多有用的铁物件都拆下来送去了。
场部召开了“放卫星、除四害，向国庆献礼大会”，会后大家都忙活起来。
队长带头，不惜工本，精心培植了一棵花椰菜，连叶子24斤，算是一颗“卫星”。我们集中力量培育出来一个40多斤的冬瓜、30多斤的南瓜，也算是“卫星”。这些都送到重庆去展览了。
又提出要学习河南长葛深翻地的“先进经验”，挖地三尺。结果，把下面的生土翻到上面来，熟土压倒下面去，没有好处，反而有害。
队长主持“蔬菜高产放卫星会议”，她提出一亩地要生产150万斤，分三层种植。大家算来算去，无论如何也算不出来怎样才能收获这么多。队里的老农不开腔，偶尔有人插一句：“你们种吧，我没听说过。”冷场了。
场部召开了一次“打擂比武会”，气氛倒是很热烈，各队队长都上台自报本队“放卫星”的产量。第一个说“亩产一万斤！”下一个就说：“我们一万五！”一个比一个高。谁都知道，这不过是自欺欺人，根本办不到，也并没有真打算办到。被逼无奈，只好这样“表态”。
报上又鼓吹大办人民公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农场把食堂设在公路旁边，两头大门敞开，贴出布告：“这里吃饭不要钱。”来往路人都可以随便进入食堂就餐。真是“各取所需”了，这就叫做“共产主义”。在农场里，宣布：“鼓足干劲劳动，敞开肚皮吃饭。”大家都被动员起来“大办”、“大炼”，红苕（红薯）没人挖，大部分烂在地里。到了秋天，食堂就供应不上米饭了，引起恐慌。我们还得“夜战”，收工之后只能加一顿南瓜汤或者白菜汤。
“大 跃 进”把什么都打乱了，没有了正常的生活。我最恼火的是瞌睡。每天只能睡3、4个小时，经常要半夜起来，打着火把施肥、除草、挖地……只要手一停下来，站在那里就睡着了。又一次半夜除草，天漆黑，一点也看不见苗，瞎锄，有人锄到自己的脚拇指上。第二天一看，锄得乱七八糟，把许多小苗也伤害了。那时候，要问我最需要的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只要睡个够，就满足了。后来每天能睡到5小时，我就有松快之感。
最令人心烦的一件事情是“除四害”。苍蝇、蚊子、老鼠、麻雀，天天打，天天有。还有驻地除草，要把宿舍周围200尺以内的杂草除净。不断除，不断长，长出来又除……这些草对人有益无害，为什么要除掉？说是为了清洁卫生。真是愚昧。打麻雀，说是害鸟，也是无知之举。“四害”和屋边草除之不尽，人们已经疲惫不堪，而且把蔬
菜、庄稼荒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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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女右 派的苦难经历（2）
最难忍受的是人格的屈辱
重庆市委派来慰问团，由一位书记任团长。为了保证“首长”安全，仅是把农场里的“右 派”支使到采石场（这个场并不只是采石，也搞农业生产），去支援插秧。我们都很伤心。为什么对我们一点信任也没有了，竟然连市里的书记也不能见，难道怕我们行刺？
有一天，重庆市青年文工团到长寿湖农场来慰问演出。这是重庆解放之初我在青年团西南工委担任宣传部长和副书记的时候培植起来的一支文艺队伍，1954年青年团西南工委撤销后划归重庆市委。我怕见他们，不敢理会他们，他们也不敢向我打招呼，相互看到了也装作没有看见，即使对面坐着，也如同路人。
1958年12月，有一天队长谈到如何准备迎接元旦。我提出两点建议：完全出于对集体的关心。哪知道，竟然遭到冷峻的回答：“要你来管?!”我立刻清醒了：我是“有身份”的人呵！怎能干预元旦佳节的安排呢？
又一次，我看了《人民日报》的国际新闻以后，发了一点议论。议论毫无“不规”之点，不料却又招来横祸，挨了一顿批 斗，罪名是：“你又翘尾巴，竟然议论起国际大事来了！”“你有什么资格议论国际问题？你知道你的身份吗？”我只能默默地接受批 斗，不想申辩，也不能申辩。
有一次劳动间隙在地头休息的时候，建工部来的一位“右 派”女同志和我闲谈，她说：“你知道蜜蜂为什么蜇人吗？”我说：“不知道。”她说：“其实蜂并不愿意蜇人，纯粹是出于自卫，它的刺扎进人体以后，它自己也就要死去。”我很惊异地说：“啊，那岂不是一种同归于尽的精神？”不料，这次闲谈竟然被听到的人密告到队长那里。于是，全队开会，又把我批 斗了一通，硬说我的意思是影射“右 派向党进攻是抱着同归于尽的精神”。我还是有口难辩，任凭他们随意加罪于我。
自此以后，很长一个时期，我只有沉默不语。
积极批判我的一个女工成了我们的副队长，我在她面前动辄得咎。每天，她总要找个岔子来训斥我，恶狠狠地，恨不得一口把我吞掉。茄子整枝，西红柿搭架……这类事情，我无论如何尽力，她总要没事找事，没错挑错，斥责几句。真像小媳妇遇到恶婆婆一样。我只当没有听见，不然，就活不下去了。这日子真难熬啊！
1959年夏天起，城市供应日益困难，新来了一批升不了学的初中毕业生，到果树队。1960年又来了一批，大部分是女孩子，分在我们蔬菜队。这些女孩子，小小年纪，“阶级斗争”的观念已经很强了，总要找个岔子骂我几句才高兴。我从不申辩，任她们讥笑谩骂。能责怪这些孩子们吗？早就给她们打了“预防针”：对“右 派”要专政，要划清界限。
饥饿的年代
我被调到了采石场。工作还是种菜，兼管农药。队长是市委的一个通信员，人还老实。厨师也是市委机关的炊事员，人也随和。
采石场的宿舍建在一个高高的石坝上。有个老农带我们种菜。男队员大部分是长江航运单位的年轻人。这时候，饥饿的年代已经开始，我们的口粮定量是每月24斤，每天8两。后来每人每月支援灾区6斤，就只有18斤了，每天6两。整天重体力劳动，还要“夜战”，24斤已经远远不够吃，何况18斤？我才尝到了饥饿是怎样一种滋味。有人饿得不行，把别人掉在地上的药片也捡起来吃了。队长还算不错，千方百计给大家补充食物。把一些生了芽的麦子磨成粉做粑粑。在早上的稀饭上面加一层包谷粒，黄灿灿的，多么珍贵！都舍不得大口吃，一颗一颗慢慢地嚼。
那时候，最令人羡慕的工种就是养猪，因为可以偷吃一点猪食。可是，要是养猪的是“右 派”，被发现了就要倒大霉。有个难友被人发现吃了喂猪的小红薯，被拉到大会上批 斗。还有人“揭发”他把一条死了的小猪埋了又挖出来吃了，他为此挨了一顿毒打。人不如猪啊！
许多壮劳力感到浑身无力，忽然“胖”了。原来是营养缺乏，得了浮肿病，不久就卧床不起。妇女由于消耗相对少些，稍好一些，就成为劳动的主力，翻土，挑粪，都是我们干。我的美尼尔综合征发作了，不敢请假，在挑粪的时候晕倒在地里。队长批评我：“有病为什么不说，应当休息嘛！”一句话使我感到通身温暖。
正在提倡在农村大办公共食堂，把农户家里的锅碗瓢盆刀铲一切炊具都没收了，谁家冒烟就要受处分。指导我们种菜的老农气愤而又无奈，常常在一起劳动的时候对我们摆谈村里发生的千古奇事。他一再叹气，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老百姓每天每人只有三两口粮……大人小孩都饿得嗷嗷叫，饿呀，饿呀！这日子啥子时候才到头啊！”
而形式主义、瞎指挥、强迫命令还在大发展，规定了密植标准，每亩麦子必须播种几十斤，结果长出来的麦苗像头发丝，只好割下来大部分做青饲料，剩下的也长不好，收的麦子还没有播下的种子多。可是，谁敢提意见？
这一年形式主义发展到了顶点。报上发表了省委领导人的大文章：《全川一条心，一股劲，一个样》。在长寿湖农场，干了这样几件大事：
沿公路的土地要特别种好，作物要大面积一个样，垅行都要与公路垂直，成“丁字形”。
要从远处挑土到公路边，一堆一堆排列成阵，上面种植“堆堆苕”，“堆堆瓜”。
水稻蔸距行距要非常整齐，严格实行密植，拉起绳子来插秧。
在公路边搞这些花样，为了什么， 尽人皆知。
稻秧确实插得很整齐，可惜太密了，苗情不好，也没得到好收成。
最难忍受的是人格的屈辱
重庆市委派来慰问团，由一位书记任团长。为了保证“首长”安全，仅是把农场里的“右 派”支使到采石场（这个场并不只是采石，也搞农业生产），去支援插秧。我们都很伤心。为什么对我们一点信任也没有了，竟然连市里的书记也不能见，难道怕我们行刺？
有一天，重庆市青年文工团到长寿湖农场来慰问演出。这是重庆解放之初我在青年团西南工委担任宣传部长和副书记的时候培植起来的一支文艺队伍，1954年青年团西南工委撤销后划归重庆市委。我怕见他们，不敢理会他们，他们也不敢向我打招呼，相互看到了也装作没有看见，即使对面坐着，也如同路人。
1958年12月，有一天队长谈到如何准备迎接元旦。我提出两点建议：完全出于对集体的关心。哪知道，竟然遭到冷峻的回答：“要你来管?!”我立刻清醒了：我是“有身份”的人呵！怎能干预元旦佳节的安排呢？
又一次，我看了《人民日报》的国际新闻以后，发了一点议论。议论毫无“不规”之点，不料却又招来横祸，挨了一顿批 斗，罪名是：“你又翘尾巴，竟然议论起国际大事来了！”“你有什么资格议论国际问题？你知道你的身份吗？”我只能默默地接受批 斗，不想申辩，也不能申辩。
有一次劳动间隙在地头休息的时候，建工部来的一位“右 派”女同志和我闲谈，她说：“你知道蜜蜂为什么蜇人吗？”我说：“不知道。”她说：“其实蜂并不愿意蜇人，纯粹是出于自卫，它的刺扎进人体以后，它自己也就要死去。”我很惊异地说：“啊，那岂不是一种同归于尽的精神？”不料，这次闲谈竟然被听到的人密告到队长那里。于是，全队开会，又把我批 斗了一通，硬说我的意思是影射“右 派向党进攻是抱着同归于尽的精神”。我还是有口难辩，任凭他们随意加罪于我。
自此以后，很长一个时期，我只有沉默不语。
积极批判我的一个女工成了我们的副队长，我在她面前动辄得咎。每天，她总要找个岔子来训斥我，恶狠狠地，恨不得一口把我吞掉。茄子整枝，西红柿搭架……这类事情，我无论如何尽力，她总要没事找事，没错挑错，斥责几句。真像小媳妇遇到恶婆婆一样。我只当没有听见，不然，就活不下去了。这日子真难熬啊！
1959年夏天起，城市供应日益困难，新来了一批升不了学的初中毕业生，到果树队。1960年又来了一批，大部分是女孩子，分在我们蔬菜队。这些女孩子，小小年纪，“阶级斗争”的观念已经很强了，总要找个岔子骂我几句才高兴。我从不申辩，任她们讥笑谩骂。能责怪这些孩子们吗？早就给她们打了“预防针”：对“右 派”要专政，要划清界限。
饥饿的年代
我被调到了采石场。工作还是种菜，兼管农药。队长是市委的一个通信员，人还老实。厨师也是市委机关的炊事员，人也随和。
采石场的宿舍建在一个高高的石坝上。有个老农带我们种菜。男队员大部分是长江航运单位的年轻人。这时候，饥饿的年代已经开始，我们的口粮定量是每月24斤，每天8两。后来每人每月支援灾区6斤，就只有18斤了，每天6两。整天重体力劳动，还要“夜战”，24斤已经远远不够吃，何况18斤？我才尝到了饥饿是怎样一种滋味。有人饿得不行，把别人掉在地上的药片也捡起来吃了。队长还算不错，千方百计给大家补充食物。把一些生了芽的麦子磨成粉做粑粑。在早上的稀饭上面加一层包谷粒，黄灿灿的，多么珍贵！都舍不得大口吃，一颗一颗慢慢地嚼。
那时候，最令人羡慕的工种就是养猪，因为可以偷吃一点猪食。可是，要是养猪的是“右 派”，被发现了就要倒大霉。有个难友被人发现吃了喂猪的小红薯，被拉到大会上批 斗。还有人“揭发”他把一条死了的小猪埋了又挖出来吃了，他为此挨了一顿毒打。人不如猪啊！
许多壮劳力感到浑身无力，忽然“胖”了。原来是营养缺乏，得了浮肿病，不久就卧床不起。妇女由于消耗相对少些，稍好一些，就成为劳动的主力，翻土，挑粪，都是我们干。我的美尼尔综合征发作了，不敢请假，在挑粪的时候晕倒在地里。队长批评我：“有病为什么不说，应当休息嘛！”一句话使我感到通身温暖。
正在提倡在农村大办公共食堂，把农户家里的锅碗瓢盆刀铲一切炊具都没收了，谁家冒烟就要受处分。指导我们种菜的老农气愤而又无奈，常常在一起劳动的时候对我们摆谈村里发生的千古奇事。他一再叹气，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老百姓每天每人只有三两口粮……大人小孩都饿得嗷嗷叫，饿呀，饿呀！这日子啥子时候才到头啊！”
而形式主义、瞎指挥、强迫命令还在大发展，规定了密植标准，每亩麦子必须播种几十斤，结果长出来的麦苗像头发丝，只好割下来大部分做青饲料，剩下的也长不好，收的麦子还没有播下的种子多。可是，谁敢提意见？
这一年形式主义发展到了顶点。报上发表了省委领导人的大文章：《全川一条心，一股劲，一个样》。在长寿湖农场，干了这样几件大事：
沿公路的土地要特别种好，作物要大面积一个样，垅行都要与公路垂直，成“丁字形”。
要从远处挑土到公路边，一堆一堆排列成阵，上面种植“堆堆苕”，“堆堆瓜”。
水稻蔸距行距要非常整齐，严格实行密植，拉起绳子来插秧。
在公路边搞这些花样，为了什么， 尽人皆知。
稻秧确实插得很整齐，可惜太密了，苗情不好，也没得到好收成。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20-03-06 15:40:03
7、女右 派的苦难经历（3）
在艰辛的劳动中忘却精神的痛苦
劳动是艰辛的，也是愉快的，也只有在艰辛的劳动中，才能忘掉精神上的痛苦。
1959年到1960年，最重的劳动是积肥、抗旱、除虫。
我一个弱女子，被派到养猪场去挖猪圈。开头，一进入猪圈就想呕吐，后来也就渐渐习惯了。踩到猪粪堆里，尽其所有，把里面的粪和黑泥都挖出来挑走。再后来，还跳到厕所的人粪池里收取粪肥，挑水把粪池洗刷了，然后把污水挑到地里去。与粪打交道久了，不但不再觉得臭，发酵了的粪还有一股特殊的粪香呢。粪真灵，菜苗黄了，浇上粪肥，两三天后就转青。看到绿苗，真高兴。肥，肥，肥，我睁大眼睛整天到处转，找肥。
我真正体会到了：“收多收少在于肥，有收无收在于水。”在火辣辣的骄阳下，在地里浇上水，一会儿就晒干了。我们从河边接力挑水到坡上抗旱，费了多大劲，见效也不大。我明白了，我们还是要靠老天爷吃饭，“人定胜天”是瞎吹。再也不能像“大炼钢铁”那样糟蹋林木、破坏自然了，那是要受惩罚的。
我最恨最恨的就是虫害。刚刚栽好的海椒苗、茄子秧，一夜之间就给你放倒许多棵。地老虎（蝼蛄）总是夜里出来吃嫩苗，简直把它们莫可奈何。田鼠也真坏，我们播下去的种子，被它们成片地扒开偷吃了。蚜虫，红蜘蛛，蝗虫……除不完的虫。我经常一个人半夜起来，打着电筒或火把，到菜地、瓜田去巡视，蹲在地上等候害虫出来。看到一株株刚出土的嫩苗被虫子咬断了，我真心痛。我内疚，觉得没有尽到保护这些生命的责任。
还要防偷。我们种的白兰瓜，精心培育，长得特别好，结了很多，我每天去看看，看着它们长大，满怀喜悦。快该摘了，我去看，一个瓜也没有了，全被偷走了。我不禁流下泪来。
队长好大喜功，常常弄出个新花样来想要“创奇迹”。在围绕狮子寨山的大路上，从远处挑土堆起来，种了几百窝“堆堆南瓜”。结了瓜，队长要我负责看管，一个也不许丢。不论烈日当头还是大雨浇身，我总得绕着几里路的大圈巡视。我走到山这边，看不见在山那边偷瓜的人，走到山那边，这边又有人偷。我怎能担保南瓜不丢呢？队长又心血来潮，特意分给我一块地，要我种成“百瓜园”。我乐得“单干”，付出不知多少心血和力气，种植了各种各样的瓜，从选种、整地到播种、浇水、施肥，深夜捉虫，眼看一条条藤上开花结瓜。有两个南瓜长得特别大，准备作为新中国建立十周年的献礼。有一天，忽然不见了。我气急了，竟然为此跑到公安派出所去报案，要求一定找回来。派出所的人员倒是比我通情达理，说：“现在是饥荒年代，农民没有吃的，南瓜大概是村里的孩子们偷去吃了，算了吧。”
饥荒越来越严重。幸而我们农场里恢复到每人每月定量24斤，我们蔬菜队还储备了一些南瓜，作为“夜战”加餐专用。在野外劳动，休息的时候，东寻西觅，还能找到一些野果、野菜充饥。在农民收获过的红苕地、花生地里刨刨，还能找出来一些残余。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我在严酷的年代、严酷的境地，挺了过来，而且没有得危险的浮肿病。
“思想不倒，人就倒不了！”
1959年，建国十周年，宣布第一批给“右 派”摘帽名单。我知道没有自己的份，但是仍然多么希望听到自己的名字啊！收到宇光一封信，他说：贺小妹已经摘帽，你要好自为之。其实，那时候我们想得也太天真了，以为“摘帽”之后就万事大吉了，哪知道，“摘帽右 派”还是放在“另册”里的二等公民。
第二批、第三批给“右 派”摘帽子，每次宣布名单的时候，我都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侧耳静听。我多么渴望听到我的名字呀！1960年夏天，有个什么代表团来农场视察，专门召开了曾是老干部的“右 派”座谈会。我发言中说：“思想不倒，人就倒不了。”这是我当时的真实思想。我靠自己的意志硬撑着，在劳动中决不示弱，忍受着饥饿和痛苦，总要干好。弱女子，知识分子，体弱心不弱，要让你们看看，并不像你们想的那样柔弱无能。
农场在1960年建了一个简易的洗澡房，轮流打柴，轮流挑水。每次值班的人要从河边挑来10桶水，倒在高高的大锅炉里。对我这个只有30公斤体重的小个子来说，一趟挑40公斤重的两桶水已经很不容易了，还要提着水桶上梯子，把水倒进大锅炉里，就更难了。每倒一桶水都要使出全身力气，满身大汗淋漓。咬咬牙，也就坚持下来了。
4月收荞麦，半夜下大雨，得赶快把荞麦从地里挑回来。荞麦捆又大又重，田坎又很滑，天黑雨大，还得上陡坡。我跌倒了，怎样挣扎也撑不起来。在别人帮助下刚撑起来，走几步又跌倒了。直到深夜两点多钟，才把荞麦挑回来。浑身都是烂泥。
麦收时节落大雨，湖里涨水，麦子必须抢收，但又来不及脱粒，要全部连麦秸秆运回狮子滩场部。全体动员大干了几天几夜。我头也不梳，脸也不洗，夜里就睡在麦秸堆上，铺的盖的全是麦草。有一天，一个什么头头来视察，场团委书记把我找来见他。他见我蓬头垢面，问我身体如何。我说：“我在这麦秸堆里已经睡了几夜，没有时间洗脸梳头。瞌睡来了倒在麦秸上面，随便拉一点麦草一盖就睡着了。太疲倦了，还觉得挺舒服呢！”他思想上似乎有所触动，望着我陷入沉思。大概在想：一个“右 派”，这样忘命地劳动，为了什么？
一个冬天的黑夜，一伙人劳动过后回住处，走在山路上，我踩虚了脚，跌落到一堆乱石头上，一下子震昏了，不知道掉到了什么地方。我高叫一声，同伴们才发现我在一丈多深的沟底。他们下来把我扶起，帮我回到路上。幸好我穿着棉大衣，头上包着毛巾，只在头上撞了一个不大的伤口。又一次，跌倒在一石头上，脸完全肿了，差一点伤了眼睛，简直不像人样了，结果也无大碍，算我命强。
在艰辛的劳动中忘却精神的痛苦
劳动是艰辛的，也是愉快的，也只有在艰辛的劳动中，才能忘掉精神上的痛苦。
1959年到1960年，最重的劳动是积肥、抗旱、除虫。
我一个弱女子，被派到养猪场去挖猪圈。开头，一进入猪圈就想呕吐，后来也就渐渐习惯了。踩到猪粪堆里，尽其所有，把里面的粪和黑泥都挖出来挑走。再后来，还跳到厕所的人粪池里收取粪肥，挑水把粪池洗刷了，然后把污水挑到地里去。与粪打交道久了，不但不再觉得臭，发酵了的粪还有一股特殊的粪香呢。粪真灵，菜苗黄了，浇上粪肥，两三天后就转青。看到绿苗，真高兴。肥，肥，肥，我睁大眼睛整天到处转，找肥。
我真正体会到了：“收多收少在于肥，有收无收在于水。”在火辣辣的骄阳下，在地里浇上水，一会儿就晒干了。我们从河边接力挑水到坡上抗旱，费了多大劲，见效也不大。我明白了，我们还是要靠老天爷吃饭，“人定胜天”是瞎吹。再也不能像“大炼钢铁”那样糟蹋林木、破坏自然了，那是要受惩罚的。
我最恨最恨的就是虫害。刚刚栽好的海椒苗、茄子秧，一夜之间就给你放倒许多棵。地老虎（蝼蛄）总是夜里出来吃嫩苗，简直把它们莫可奈何。田鼠也真坏，我们播下去的种子，被它们成片地扒开偷吃了。蚜虫，红蜘蛛，蝗虫……除不完的虫。我经常一个人半夜起来，打着电筒或火把，到菜地、瓜田去巡视，蹲在地上等候害虫出来。看到一株株刚出土的嫩苗被虫子咬断了，我真心痛。我内疚，觉得没有尽到保护这些生命的责任。
还要防偷。我们种的白兰瓜，精心培育，长得特别好，结了很多，我每天去看看，看着它们长大，满怀喜悦。快该摘了，我去看，一个瓜也没有了，全被偷走了。我不禁流下泪来。
队长好大喜功，常常弄出个新花样来想要“创奇迹”。在围绕狮子寨山的大路上，从远处挑土堆起来，种了几百窝“堆堆南瓜”。结了瓜，队长要我负责看管，一个也不许丢。不论烈日当头还是大雨浇身，我总得绕着几里路的大圈巡视。我走到山这边，看不见在山那边偷瓜的人，走到山那边，这边又有人偷。我怎能担保南瓜不丢呢？队长又心血来潮，特意分给我一块地，要我种成“百瓜园”。我乐得“单干”，付出不知多少心血和力气，种植了各种各样的瓜，从选种、整地到播种、浇水、施肥，深夜捉虫，眼看一条条藤上开花结瓜。有两个南瓜长得特别大，准备作为新中国建立十周年的献礼。有一天，忽然不见了。我气急了，竟然为此跑到公安派出所去报案，要求一定找回来。派出所的人员倒是比我通情达理，说：“现在是饥荒年代，农民没有吃的，南瓜大概是村里的孩子们偷去吃了，算了吧。”
饥荒越来越严重。幸而我们农场里恢复到每人每月定量24斤，我们蔬菜队还储备了一些南瓜，作为“夜战”加餐专用。在野外劳动，休息的时候，东寻西觅，还能找到一些野果、野菜充饥。在农民收获过的红苕地、花生地里刨刨，还能找出来一些残余。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我在严酷的年代、严酷的境地，挺了过来，而且没有得危险的浮肿病。
“思想不倒，人就倒不了！”
1959年，建国十周年，宣布第一批给“右 派”摘帽名单。我知道没有自己的份，但是仍然多么希望听到自己的名字啊！收到宇光一封信，他说：贺小妹已经摘帽，你要好自为之。其实，那时候我们想得也太天真了，以为“摘帽”之后就万事大吉了，哪知道，“摘帽右 派”还是放在“另册”里的二等公民。
第二批、第三批给“右 派”摘帽子，每次宣布名单的时候，我都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侧耳静听。我多么渴望听到我的名字呀！1960年夏天，有个什么代表团来农场视察，专门召开了曾是老干部的“右 派”座谈会。我发言中说：“思想不倒，人就倒不了。”这是我当时的真实思想。我靠自己的意志硬撑着，在劳动中决不示弱，忍受着饥饿和痛苦，总要干好。弱女子，知识分子，体弱心不弱，要让你们看看，并不像你们想的那样柔弱无能。
农场在1960年建了一个简易的洗澡房，轮流打柴，轮流挑水。每次值班的人要从河边挑来10桶水，倒在高高的大锅炉里。对我这个只有30公斤体重的小个子来说，一趟挑40公斤重的两桶水已经很不容易了，还要提着水桶上梯子，把水倒进大锅炉里，就更难了。每倒一桶水都要使出全身力气，满身大汗淋漓。咬咬牙，也就坚持下来了。
4月收荞麦，半夜下大雨，得赶快把荞麦从地里挑回来。荞麦捆又大又重，田坎又很滑，天黑雨大，还得上陡坡。我跌倒了，怎样挣扎也撑不起来。在别人帮助下刚撑起来，走几步又跌倒了。直到深夜两点多钟，才把荞麦挑回来。浑身都是烂泥。
麦收时节落大雨，湖里涨水，麦子必须抢收，但又来不及脱粒，要全部连麦秸秆运回狮子滩场部。全体动员大干了几天几夜。我头也不梳，脸也不洗，夜里就睡在麦秸堆上，铺的盖的全是麦草。有一天，一个什么头头来视察，场团委书记把我找来见他。他见我蓬头垢面，问我身体如何。我说：“我在这麦秸堆里已经睡了几夜，没有时间洗脸梳头。瞌睡来了倒在麦秸上面，随便拉一点麦草一盖就睡着了。太疲倦了，还觉得挺舒服呢！”他思想上似乎有所触动，望着我陷入沉思。大概在想：一个“右 派”，这样忘命地劳动，为了什么？
一个冬天的黑夜，一伙人劳动过后回住处，走在山路上，我踩虚了脚，跌落到一堆乱石头上，一下子震昏了，不知道掉到了什么地方。我高叫一声，同伴们才发现我在一丈多深的沟底。他们下来把我扶起，帮我回到路上。幸好我穿着棉大衣，头上包着毛巾，只在头上撞了一个不大的伤口。又一次，跌倒在一石头上，脸完全肿了，差一点伤了眼睛，简直不像人样了，结果也无大碍，算我命强。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20-03-06 15:40:03
8、女右 派的苦难经历（4）
儿女情长气不短
我是人，是女人，是孩子们的母亲，尽管我的遭遇是冷酷的，我却不能冷酷无情。在长寿湖农场劳动，在“大 跃 进”的紧张劳累中可以忘却一切，夜半醒来却不能不思念我的亲人，孩子们和宇光——我多年的战友、亲爱的丈夫。
初到农场的时候，我放心不下孩子，大些的在上学，太小的也不能来，我托人把六岁的儿子带来了，可是他运气不好，刚来到，农场就开始“大 跃 进”。他来那天晚上，我们第一次在莲花山“夜战”。以后，每天劳动时间延长到十小时，十二小时，甚至十八小时。我只好把孩子丢在宿舍，让他睡觉。过了几天，我才知道每天夜里他都要大哭。他害怕呀！以后每次“夜战”，总把他带着。他实在熬不住，就歪在锄头把上睡着了。天气渐渐冷了，夜里十点钟以后露水就渐渐上来，他睡着衣服就湿了。我的心隐隐疼起来。“夜战”越来越多，时间越来越长。有一天，我们奉命到河对面渔场去开会，过了河还有几里路，不能带他去，让他睡觉，他老是喊：“妈妈，我要去！妈妈……”我硬着心肠走了，刚走到外面下坡，他拖着木板鞋哭着跳着跑来追我。 喊着：“妈妈我怕，我要跟你去……”我只管往前走，不理他。我们报社一位同志看看孩子的可怜样，就背着他过了河，不让我看见。到了开会的地方，他怕我训斥他，不敢见我，躲在门外一位同志怀里，一会儿就睡着了。可怜的孩子，我只好把他送回重庆家里。反正在哪里都一样不放心。
1959年的一天，农场负责人突然告诉我：王宇光又犯错误了，说是“右倾”，也下放劳动去了。
1960年春节以后，突然接到宇光的信，说女儿小英得了重病，高烧不退，据说是脑膜炎。他从下放劳动的地方请假回家护理了一星期，现在好一些了。因为怕我着急，所以没有早告诉我。我看了这封信，心急如焚，彻夜不眠，真想飞回去。可是正在农忙季节，不好请假。我只好用最繁重的劳动折磨自己，借以忘掉内心的痛苦。好不容易等到秋收完了，稍为能够喘口气了，才请准假，回家看我的小英。中途在一个公社的公共食堂碰见我们报社的一些人在那里参加“整社”，他们对我还很同情，也不见外。对我诉苦说：公社体制不能改，随便怎样也调动不起来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我只能叹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回到重庆，就到儿科医院去看小英。她从窗口看见我就喊叫“妈妈！妈妈！”我心里发酸，眼泪禁不住滚下来。又怕孩子看见难过，连忙把眼泪擦干，强笑着走进病房。孩子离开妈妈，受苦了。我在医院逗留半天，只得依依不舍地离去。什么时候才能与孩子们长久团聚不再分离呢？我期待着这一天。
1960年底，农场党委找我谈话：“你劳动得不错，现在宣布摘掉右 派帽子。”当时，我的心情很复杂。从“敌人”队伍又回到“人民”队伍里了，自然很高兴。可是，还能回到党的怀抱吗？从“阶级斗争”的大势看，这越来越渺茫了。我还得留在长寿湖农场劳动，宇光也被加上了“右倾”的罪名下放劳动去了。何时才能全家团聚？ 心里仍有说不出的惆怅。
1961年春节，我与三位回重庆的女同志一起，从晚8时到晨6时，夜行60里，穿过令人恐怖的山沟，我还为孩子们背着几十斤当时城里很难买到的瓢儿白菜，到长寿县城长江边上船，回到重庆家里。节后回到农场，宣布我担任蔬菜队副队长，不久，调到另一个队当队长。这个队情况比较复杂，有一部分刑事犯罪劳教人员，还有一部分是孤儿院来的孩子。我曾饱受人们叱骂之苦，对待队员不论是什么人，都很和气，尊重他们的人格。可是，那些劳教人员大多数总是阴沉着脸，不声不响，令人寒心，也使人担心。谁知道他们究竟经历了怎样的事情，有没有难言的冤屈。
4月，我得到调令，回到重庆，被分配到重庆大学图书馆工作。
她在错划“右 派”改正后，对党感激涕零，写了长诗《归来之歌》。诗中，对自己当作母亲的党仍然怀着深情，同时又向母亲提出许多“为什么”。把这首长诗转录如下：
儿女情长气不短
我是人，是女人，是孩子们的母亲，尽管我的遭遇是冷酷的，我却不能冷酷无情。在长寿湖农场劳动，在“大 跃 进”的紧张劳累中可以忘却一切，夜半醒来却不能不思念我的亲人，孩子们和宇光——我多年的战友、亲爱的丈夫。
初到农场的时候，我放心不下孩子，大些的在上学，太小的也不能来，我托人把六岁的儿子带来了，可是他运气不好，刚来到，农场就开始“大 跃 进”。他来那天晚上，我们第一次在莲花山“夜战”。以后，每天劳动时间延长到十小时，十二小时，甚至十八小时。我只好把孩子丢在宿舍，让他睡觉。过了几天，我才知道每天夜里他都要大哭。他害怕呀！以后每次“夜战”，总把他带着。他实在熬不住，就歪在锄头把上睡着了。天气渐渐冷了，夜里十点钟以后露水就渐渐上来，他睡着衣服就湿了。我的心隐隐疼起来。“夜战”越来越多，时间越来越长。有一天，我们奉命到河对面渔场去开会，过了河还有几里路，不能带他去，让他睡觉，他老是喊：“妈妈，我要去！妈妈……”我硬着心肠走了，刚走到外面下坡，他拖着木板鞋哭着跳着跑来追我。 喊着：“妈妈我怕，我要跟你去……”我只管往前走，不理他。我们报社一位同志看看孩子的可怜样，就背着他过了河，不让我看见。到了开会的地方，他怕我训斥他，不敢见我，躲在门外一位同志怀里，一会儿就睡着了。可怜的孩子，我只好把他送回重庆家里。反正在哪里都一样不放心。
1959年的一天，农场负责人突然告诉我：王宇光又犯错误了，说是“右倾”，也下放劳动去了。
1960年春节以后，突然接到宇光的信，说女儿小英得了重病，高烧不退，据说是脑膜炎。他从下放劳动的地方请假回家护理了一星期，现在好一些了。因为怕我着急，所以没有早告诉我。我看了这封信，心急如焚，彻夜不眠，真想飞回去。可是正在农忙季节，不好请假。我只好用最繁重的劳动折磨自己，借以忘掉内心的痛苦。好不容易等到秋收完了，稍为能够喘口气了，才请准假，回家看我的小英。中途在一个公社的公共食堂碰见我们报社的一些人在那里参加“整社”，他们对我还很同情，也不见外。对我诉苦说：公社体制不能改，随便怎样也调动不起来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我只能叹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回到重庆，就到儿科医院去看小英。她从窗口看见我就喊叫“妈妈！妈妈！”我心里发酸，眼泪禁不住滚下来。又怕孩子看见难过，连忙把眼泪擦干，强笑着走进病房。孩子离开妈妈，受苦了。我在医院逗留半天，只得依依不舍地离去。什么时候才能与孩子们长久团聚不再分离呢？我期待着这一天。
1960年底，农场党委找我谈话：“你劳动得不错，现在宣布摘掉右 派帽子。”当时，我的心情很复杂。从“敌人”队伍又回到“人民”队伍里了，自然很高兴。可是，还能回到党的怀抱吗？从“阶级斗争”的大势看，这越来越渺茫了。我还得留在长寿湖农场劳动，宇光也被加上了“右倾”的罪名下放劳动去了。何时才能全家团聚？ 心里仍有说不出的惆怅。
1961年春节，我与三位回重庆的女同志一起，从晚8时到晨6时，夜行60里，穿过令人恐怖的山沟，我还为孩子们背着几十斤当时城里很难买到的瓢儿白菜，到长寿县城长江边上船，回到重庆家里。节后回到农场，宣布我担任蔬菜队副队长，不久，调到另一个队当队长。这个队情况比较复杂，有一部分刑事犯罪劳教人员，还有一部分是孤儿院来的孩子。我曾饱受人们叱骂之苦，对待队员不论是什么人，都很和气，尊重他们的人格。可是，那些劳教人员大多数总是阴沉着脸，不声不响，令人寒心，也使人担心。谁知道他们究竟经历了怎样的事情，有没有难言的冤屈。
4月，我得到调令，回到重庆，被分配到重庆大学图书馆工作。
她在错划“右 派”改正后，对党感激涕零，写了长诗《归来之歌》。诗中，对自己当作母亲的党仍然怀着深情，同时又向母亲提出许多“为什么”。把这首长诗转录如下：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20-03-06 15:40:03
《归来之歌》
亲爱的党——母亲，我被迫离开你已有二十二年。
今天，我含着喜悦的眼泪回到你的身边。
二十二年啊！我天天都在把你思念。
记得二十二年前的一天，你宣布我不再是你的女儿，
你命令我离开你，不准回来。
像一个晴天霹雳，震得我头晕目眩。
我多么想大声呼喊：
我不愿离开你啊，母亲，我不能离开你身边！
可是，连呼喊你的权利都被夺去了，我不能不离开。
我含着泪，默默地，默默地走了，走向不知道的未来。
我翻阅我的生活历程，检视我的心灵。
我有错么？有。我做过多次自我批评。
我有意伤害我亲爱的党—母亲么？否！怎么可能！
党啊，你为什么这样狠心，把我一脚踢开，还要专政？
难道只因为我赞成你提出的“双百方针”？
监督劳动的岁月啊，充满了痛苦和屈辱，
“只准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
人变成了不准思想任凭使用的工具，
无理的责骂天天劈头而来，没有人的尊严，只有奴隶的服从。
只有麻木，只有沉默，才能活得下来，维持生存。
如果说还有一点儿收获，
那就是学会了农业劳动，爱上了绿色生命。
只因为爱它们，我才有了一点儿乐趣，
我深夜打着电筒、火把，为海椒苗儿捉虫，
我日夜守护着南瓜、西瓜、甜瓜，怕人偷走，
虫咬了一株苗，风吹落了一朵花，我都会感到心痛。
只要和那些绿色的小精灵在一起，
我就不会感到孤独，我才会心神安宁。
第一次摘四季豆啊，我是多么激动，
一篮篮，一箩箩，我把它们挑走，
自豪地挑起来我的血汗的结晶。
汗水和泪水曾经一起流，
收获的喜悦充满心头，那烦恼，那痛苦，早已溜走。
我也是血肉之躯啊，怎受得了折磨不休？
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后，在夜深人静时，
感情的闸门打开了，强抑着的悲痛喷涌奔流。
党啊，从十几岁起我就偎依在你的身旁，受到你的爱抚。
怎能忘记：在古都北平，我向你庄严宣誓，举起右手。
怎能忘记：延安窑洞的灯火，延河边上的欢乐，陕北的信天游。
怎能忘记：白色恐怖下的日日夜夜，与你生死相守。
二十年，我没有离开你一步，
而你，为什么要把你的孩子逐出家门，抛掷在荒丘？
我从不悔我选择的道路，就是下地狱，也还要把真理追求！
我也是血肉之躯啊！怎丢得下幼小的孩子，亲爱的丈夫？
我想他们哪，想得发疯，只盼有一天亲人团聚，长相厮守。
盼只盼，不要株连家属，即使有罪，在我一人，我愿身受。
盼只盼，摘掉头上的紧箍咒，还我自由。
“三年困难”，我经受了饥饿，与党分忧，从无怨尤。
可是，我怎能想得通啊，一个个问题袭来心头：
为什么老实人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搞浮夸、说谎话的骗子反被认为优秀？
为什么刚刚庆祝了“大丰收”，
就来了饿殍遍野，饥荒遍神州？
亲爱的党啊，我想不通，又哪敢向谁问个缘由？
忽然间，刮起来“文革”的十二级台风，
我又成了“牛鬼蛇神”，不准“乱说乱动”。
睁大眼睛看啊，那铺天盖地的大字报，
侧耳倾听啊，那恶言恶语的大批判，
越听越糊涂啊，越看越不懂。
为什么，革命的功臣们，一个个被批 斗，一个个进牢笼，
一个个被放逐，一个个被打入冷宫？
为什么， 共和国元首，也得不到宪法保护？
为什么， 跳梁小丑登上高位发号施令？
亲爱的党，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啊？
我惶惑，我痛苦，我心底为你担忧。
亲爱的党，你要往哪里走？
大地在呻吟，人民在呼救！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的名字被玷污，
母亲受难，女儿岂能袖手？
我毕竟幼稚、软弱，该怎么去做？
我痛恨“四人帮”团伙，就把他们的丑闻悄悄地扩散。
我赞赏清明的天安门诗词，就悄悄地抄录，传播。
我暗暗地祈祷：该死的快死，该活的复活。
漫长的悲剧终于闭幕，
你擦干净身上的血污，恢复了本来面目。
难忘的1979年啊，你焕发出美好的青春，
勇敢地改正了1957年的错误。
你呼唤，你寻找，你曾经抛弃的众多儿女，
他们不堪折磨啊！他们在哪里？在哪里？
多少人含冤而逝，坟头上芳草萋萋。
多少人孑然一身，子散妻离。
多少人只剩下奄奄一息，再也拿不起战斗的武器。
亲爱的党，你可感到痛心内疚、痛悔前非？
你可记得三十年前的诺言，
把民 主自由的旗帜重新高举？
亲爱的党啊，母亲，
今天我有多少话，想要向你倾诉衷肠。
为什么全国一解放，你就变了样？
为什么人民的领袖变成了神明，高高在上？
为什么要把祖国最需要的千千万万知识分子当成敌人，
为什么总是不顾民生，抓什么“阶级斗争为纲”？
为什么一年又一年将同样的悲剧再三上演？
为什么一批又一批把自己的儿女残伤？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回答我啊，母亲，亲爱的党。
摘编自贾唯英：《遗诗遗文诉衷情》
——贾唯英政治生命复苏后的感怀和对苦难经历的追忆
亲爱的党——母亲，我被迫离开你已有二十二年。
今天，我含着喜悦的眼泪回到你的身边。
二十二年啊！我天天都在把你思念。
记得二十二年前的一天，你宣布我不再是你的女儿，
你命令我离开你，不准回来。
像一个晴天霹雳，震得我头晕目眩。
我多么想大声呼喊：
我不愿离开你啊，母亲，我不能离开你身边！
可是，连呼喊你的权利都被夺去了，我不能不离开。
我含着泪，默默地，默默地走了，走向不知道的未来。
我翻阅我的生活历程，检视我的心灵。
我有错么？有。我做过多次自我批评。
我有意伤害我亲爱的党—母亲么？否！怎么可能！
党啊，你为什么这样狠心，把我一脚踢开，还要专政？
难道只因为我赞成你提出的“双百方针”？
监督劳动的岁月啊，充满了痛苦和屈辱，
“只准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
人变成了不准思想任凭使用的工具，
无理的责骂天天劈头而来，没有人的尊严，只有奴隶的服从。
只有麻木，只有沉默，才能活得下来，维持生存。
如果说还有一点儿收获，
那就是学会了农业劳动，爱上了绿色生命。
只因为爱它们，我才有了一点儿乐趣，
我深夜打着电筒、火把，为海椒苗儿捉虫，
我日夜守护着南瓜、西瓜、甜瓜，怕人偷走，
虫咬了一株苗，风吹落了一朵花，我都会感到心痛。
只要和那些绿色的小精灵在一起，
我就不会感到孤独，我才会心神安宁。
第一次摘四季豆啊，我是多么激动，
一篮篮，一箩箩，我把它们挑走，
自豪地挑起来我的血汗的结晶。
汗水和泪水曾经一起流，
收获的喜悦充满心头，那烦恼，那痛苦，早已溜走。
我也是血肉之躯啊，怎受得了折磨不休？
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后，在夜深人静时，
感情的闸门打开了，强抑着的悲痛喷涌奔流。
党啊，从十几岁起我就偎依在你的身旁，受到你的爱抚。
怎能忘记：在古都北平，我向你庄严宣誓，举起右手。
怎能忘记：延安窑洞的灯火，延河边上的欢乐，陕北的信天游。
怎能忘记：白色恐怖下的日日夜夜，与你生死相守。
二十年，我没有离开你一步，
而你，为什么要把你的孩子逐出家门，抛掷在荒丘？
我从不悔我选择的道路，就是下地狱，也还要把真理追求！
我也是血肉之躯啊！怎丢得下幼小的孩子，亲爱的丈夫？
我想他们哪，想得发疯，只盼有一天亲人团聚，长相厮守。
盼只盼，不要株连家属，即使有罪，在我一人，我愿身受。
盼只盼，摘掉头上的紧箍咒，还我自由。
“三年困难”，我经受了饥饿，与党分忧，从无怨尤。
可是，我怎能想得通啊，一个个问题袭来心头：
为什么老实人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搞浮夸、说谎话的骗子反被认为优秀？
为什么刚刚庆祝了“大丰收”，
就来了饿殍遍野，饥荒遍神州？
亲爱的党啊，我想不通，又哪敢向谁问个缘由？
忽然间，刮起来“文革”的十二级台风，
我又成了“牛鬼蛇神”，不准“乱说乱动”。
睁大眼睛看啊，那铺天盖地的大字报，
侧耳倾听啊，那恶言恶语的大批判，
越听越糊涂啊，越看越不懂。
为什么，革命的功臣们，一个个被批 斗，一个个进牢笼，
一个个被放逐，一个个被打入冷宫？
为什么， 共和国元首，也得不到宪法保护？
为什么， 跳梁小丑登上高位发号施令？
亲爱的党，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啊？
我惶惑，我痛苦，我心底为你担忧。
亲爱的党，你要往哪里走？
大地在呻吟，人民在呼救！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的名字被玷污，
母亲受难，女儿岂能袖手？
我毕竟幼稚、软弱，该怎么去做？
我痛恨“四人帮”团伙，就把他们的丑闻悄悄地扩散。
我赞赏清明的天安门诗词，就悄悄地抄录，传播。
我暗暗地祈祷：该死的快死，该活的复活。
漫长的悲剧终于闭幕，
你擦干净身上的血污，恢复了本来面目。
难忘的1979年啊，你焕发出美好的青春，
勇敢地改正了1957年的错误。
你呼唤，你寻找，你曾经抛弃的众多儿女，
他们不堪折磨啊！他们在哪里？在哪里？
多少人含冤而逝，坟头上芳草萋萋。
多少人孑然一身，子散妻离。
多少人只剩下奄奄一息，再也拿不起战斗的武器。
亲爱的党，你可感到痛心内疚、痛悔前非？
你可记得三十年前的诺言，
把民 主自由的旗帜重新高举？
亲爱的党啊，母亲，
今天我有多少话，想要向你倾诉衷肠。
为什么全国一解放，你就变了样？
为什么人民的领袖变成了神明，高高在上？
为什么要把祖国最需要的千千万万知识分子当成敌人，
为什么总是不顾民生，抓什么“阶级斗争为纲”？
为什么一年又一年将同样的悲剧再三上演？
为什么一批又一批把自己的儿女残伤？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回答我啊，母亲，亲爱的党。
摘编自贾唯英：《遗诗遗文诉衷情》
——贾唯英政治生命复苏后的感怀和对苦难经历的追忆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20-03-06 15:40:03
9、回忆苦命的老伴（1）
我的老伴、战友贾唯英去世以后，我慢慢静下心来，清理她多年积存的资料，翻阅她写的文稿和札记，默默地重温了她的一生。她37岁时被打成“右派”，到了59岁才得到平反改正。22年啊！这是人的一生中思想成熟、精力充沛，最能干工作、出成果的黄金时期。然而她却在磨难与煎熬中度过，只求活下去，遑论其他。软刀子杀人不见血啊！
如火似荼的青年时代
她是一个热情奔放、容易冲动的女性。好象身上有一团火，走到哪里就把光和热带到哪里。凡是与她接触过的人，无不为她的炽烈热情所感染。
正因为她具有这样的性格，所以当她按触到“五四”以来的新思潮，又看到自己的亲姐姐成为包办婚姻的牺牲品后，追求个人自由，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思想便油然而生，并且很快变成行动，毅然冲出封建礼教家庭，不辞而别，与七哥一道远走上海。当时她才14岁。到了上海，考入爱国女中。目睹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凌辱，其忧国忧民之心逐渐超越了对个人解放的追求。1935年下半年，她参加了上海地下党领导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联盟（“社联”） ．后来又转入抗日救国青年团。
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她积极组织上海中学生声援北平学生，带领队伍参加全市大中学生的游行示威，在抗日救国宣传中是扛大旗的角色。这使她在上海呆不住了，转学北平。她主动检查了自己在上海单凭热情不讲策略的“左”倾幼稚病。她认真学习革命理论。觉悟又进一步，从要求民族解放提高到要求全人类的解放。1937年5月5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北平沦陷以后，她逃了出来，辗转到了延安，进入陕北公学，结业后被分到晋西南。在那里干了—年多，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经受了锻炼。
1940年她患眼疾回四川治疗，治愈后要回晋西南的时候，发生了皖南事变，反动派加紧封锁抗日民主根据地，未能回去。南方局的同志说服她参加四川地下党工作。
由公开转人地下，对她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她没有秘密工作的经验，不懂得如何隐蔽自己．所以1941年上半年在成都女青年会工作和下半年在南川教书．一再暴露自己的思想倾向。t942年到成都考入华西大学后，才认真接受教训，老老实实地隐蔽下来。一年苦读．取得了优异的学业成缋，成为同学们心目中既会办事、功课又好的好学生．一致推举她为一年级学生自治会 。后来，她成为成都民主青年协会的主要发起人和推进者之一。
华西大学是一所基督教会办的学校，国民党、三青团不能直接插手控制学校。为了实现周恩来提出的“勤业、勤学、勤交友”的方针，唯英参加了教会举办的“查经班”和“冬令营”，结识了一批具有正义感和有进步倾向的大学同学，从基督徒主持群众活动中学会了他们的一套生动活泼的方法。1944年9月，唯英和燕京大学的刘克林共同发起组织“未名”团契，有二十余人参加，请了燕京大学进步教授沈体兰作顾问。这二十余名契友中，绝大部分是中间同学。唯英和刘克林通过具体事实对他们进行形势教育，逐渐吸引他们读进步书报，提高政治觉悟，参加爱国民主运动。有许多契友很快成为革命青年组织“民协”的成员。
在成都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中，我结识了唯英。1945年初，她的党组织关系由南方局转到川康特委。川康特委成立了青年工作领导小组．由我任组长，唯英为组员。从此，她和我一起工作，成为亲密战友．继而产生了爱情，于1946年5月结为夫妻。
唯英是1944—1946年成部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当时华西坝上的风云人物。1994年“民协”50周年纪念会在成都华西医科大学召开时，许多老“民协”会员一提起她，敬仰之情溢于言表，莫不为她后来的坎坷遭遇而惋惜．莫不为她的不幸去世而哀悼。
1945年以后，唯英已被反动当局列入准备逮捕的黑名单．即将下手。在此恶劣的环境中．我们仍在成都坚持了一年多。当时我在中学任教，她在女青年会工作。每天她出去，我都提心吊担，因为她继续在华西坝和中学生中进行工作，不知会出什么意外，等到她回家才放心。1947年3月，特务布置抓人，我们事先得到情报，立刻躲到乡下。我会骑自行车，特务难以跟踪，我还敢于外出活动。每天早晨当我在田坎上与她分手的时候，就像永别一样，依依不舍，因为不知当天是凶是吉。后来得知特务已打听到我们在乡下的住处，组织上决定把我们转侈到川南泸县。1947 年8月，我任川南工委书记，唯英任工委委员。不久，特务又跟踪追捕而来。幸而上层有泸州专员陈离掩护，特务内部有秘密内线黎强牵制，我们才得以免遭毒手。1949年1月，川康特委书记被捕叛变，出卖了我们，使我们的处境十分险恶，在四川实在呆不下去了，组织上决定把我们转移到解放区。经过许多曲折的历程，我们于1950年1月随解放军一野部队回到成都。
我的老伴、战友贾唯英去世以后，我慢慢静下心来，清理她多年积存的资料，翻阅她写的文稿和札记，默默地重温了她的一生。她37岁时被打成“右派”，到了59岁才得到平反改正。22年啊！这是人的一生中思想成熟、精力充沛，最能干工作、出成果的黄金时期。然而她却在磨难与煎熬中度过，只求活下去，遑论其他。软刀子杀人不见血啊！
如火似荼的青年时代
她是一个热情奔放、容易冲动的女性。好象身上有一团火，走到哪里就把光和热带到哪里。凡是与她接触过的人，无不为她的炽烈热情所感染。
正因为她具有这样的性格，所以当她按触到“五四”以来的新思潮，又看到自己的亲姐姐成为包办婚姻的牺牲品后，追求个人自由，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思想便油然而生，并且很快变成行动，毅然冲出封建礼教家庭，不辞而别，与七哥一道远走上海。当时她才14岁。到了上海，考入爱国女中。目睹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凌辱，其忧国忧民之心逐渐超越了对个人解放的追求。1935年下半年，她参加了上海地下党领导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联盟（“社联”） ．后来又转入抗日救国青年团。
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她积极组织上海中学生声援北平学生，带领队伍参加全市大中学生的游行示威，在抗日救国宣传中是扛大旗的角色。这使她在上海呆不住了，转学北平。她主动检查了自己在上海单凭热情不讲策略的“左”倾幼稚病。她认真学习革命理论。觉悟又进一步，从要求民族解放提高到要求全人类的解放。1937年5月5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北平沦陷以后，她逃了出来，辗转到了延安，进入陕北公学，结业后被分到晋西南。在那里干了—年多，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经受了锻炼。
1940年她患眼疾回四川治疗，治愈后要回晋西南的时候，发生了皖南事变，反动派加紧封锁抗日民主根据地，未能回去。南方局的同志说服她参加四川地下党工作。
由公开转人地下，对她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她没有秘密工作的经验，不懂得如何隐蔽自己．所以1941年上半年在成都女青年会工作和下半年在南川教书．一再暴露自己的思想倾向。t942年到成都考入华西大学后，才认真接受教训，老老实实地隐蔽下来。一年苦读．取得了优异的学业成缋，成为同学们心目中既会办事、功课又好的好学生．一致推举她为一年级学生自治会 。后来，她成为成都民主青年协会的主要发起人和推进者之一。
华西大学是一所基督教会办的学校，国民党、三青团不能直接插手控制学校。为了实现周恩来提出的“勤业、勤学、勤交友”的方针，唯英参加了教会举办的“查经班”和“冬令营”，结识了一批具有正义感和有进步倾向的大学同学，从基督徒主持群众活动中学会了他们的一套生动活泼的方法。1944年9月，唯英和燕京大学的刘克林共同发起组织“未名”团契，有二十余人参加，请了燕京大学进步教授沈体兰作顾问。这二十余名契友中，绝大部分是中间同学。唯英和刘克林通过具体事实对他们进行形势教育，逐渐吸引他们读进步书报，提高政治觉悟，参加爱国民主运动。有许多契友很快成为革命青年组织“民协”的成员。
在成都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中，我结识了唯英。1945年初，她的党组织关系由南方局转到川康特委。川康特委成立了青年工作领导小组．由我任组长，唯英为组员。从此，她和我一起工作，成为亲密战友．继而产生了爱情，于1946年5月结为夫妻。
唯英是1944—1946年成部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当时华西坝上的风云人物。1994年“民协”50周年纪念会在成都华西医科大学召开时，许多老“民协”会员一提起她，敬仰之情溢于言表，莫不为她后来的坎坷遭遇而惋惜．莫不为她的不幸去世而哀悼。
1945年以后，唯英已被反动当局列入准备逮捕的黑名单．即将下手。在此恶劣的环境中．我们仍在成都坚持了一年多。当时我在中学任教，她在女青年会工作。每天她出去，我都提心吊担，因为她继续在华西坝和中学生中进行工作，不知会出什么意外，等到她回家才放心。1947年3月，特务布置抓人，我们事先得到情报，立刻躲到乡下。我会骑自行车，特务难以跟踪，我还敢于外出活动。每天早晨当我在田坎上与她分手的时候，就像永别一样，依依不舍，因为不知当天是凶是吉。后来得知特务已打听到我们在乡下的住处，组织上决定把我们转侈到川南泸县。1947 年8月，我任川南工委书记，唯英任工委委员。不久，特务又跟踪追捕而来。幸而上层有泸州专员陈离掩护，特务内部有秘密内线黎强牵制，我们才得以免遭毒手。1949年1月，川康特委书记被捕叛变，出卖了我们，使我们的处境十分险恶，在四川实在呆不下去了，组织上决定把我们转移到解放区。经过许多曲折的历程，我们于1950年1月随解放军一野部队回到成都。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20-03-06 15:40:03
10、回忆苦命的老伴（2）
苦难的二十二年
解放后，唯英在成都做了一个多月妇联工作，3月就被调到重庆，任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西南工作委员会宣传部长，后来任工委副书记。1954年l月西南工委撤销后，她被分配到重庆日报社任副总编辑。无论在青年团还是报社，她工作都相当出色．颇得好评。
1957年的一场“反右派”斗争．如同晴天霹雳，把她震得头晕目眩。她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自己还莫名其妙。
她参加了当年春天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回来以后十分兴奋，向我详细讲了她参加会议的感受，并把记录本子给我看，自认为真正吃透了上头的精神。在我面前，她老是埋怨市委“放”的步子太慢．很着急，向市委主要领导人提了意见。
我发觉她的情绪有点急躁，一再劝她不要自作主张．一定要按市委的部署行事。
她确实听了我的话，按照市委的布置去办了。然而，市委领导人早已存心把她打成右派。在正式划定“右派”之前就已经把她列入了右派名单。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她早已注定逃不脱这次厄运了。
报社当时对她组织了多次大批判，－次检讨，过不了关，又一次批判，又一次捡讨，总归过不了关。定为“右派”之后，被下放到长寿湖农场去监督劳动。怎么对待呢？我只有千方百计安慰她．鼓励她抬起头来，不要自认为低人一等，我说：“我理解你．你不是右派．因此决不会歧视你，更不会抛弃你，我仍然像往常一样爱你。你要拿出勇气来活下去．不要想到死！当前首先要过好劳动这一关。”
她在长寿湖的三年监督劳动．是对她最严峻的考验。再苦的体力劳动她也能够承受，而且主动给自己加担子，使自己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忘掉精神上的痛苦。劳动过后疲惫不堪，倒上床即入睡。对于她这样一个瘦弱的体重只有30公斤的女性来说，那些肉体上的磨炼，真够难为她的！然而她挺过来了。而最使她揪心的莫过于精神上的受屈辱和人格上的被糟践。动不动就敲打她，说她“翘尾巴”了，说是要把她的“气焰”打下去。她还能有什么气焰，无非是要把她仍然保有的一点自尊心消灭掉。天哪！真是动辄得咎啊！就像封建家庭里的小媳妇一样，随时随地都受到训斥。她不敢吭声，又不敢不听。只有到了晚上，夜深人静时，蒙在被窝里暗暗饮泣．真够折磨人啊！好在她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思想不倒，人就倒不了！”这是她能够顽强活下去的首要精神支柱。她的不倒的思想是什么呢？就是二十多年的革命经历锤炼出来的对理想社会的信念，她的信念就像忠实的宗教徒那样虔诚。
她在一首自叙诗中这样写道：
我从不悔我所选择的道路。
就是下地狱，也要把真理追求！
1960年底长寿湖农场党委宣布为她“摘帽”，略略减轻了对她的政治压力。“右派”帽子摘了，并不等于不再是“右派”了。当时创造了一新名词，叫“摘帽右派”。摘帽与戴帽的唯一区别是前者取消了监督劳动。其他仍和后者一样，人格仍然低人一等，不能与其他公民平起平坐，而且经常被警告“不要忘自己的右派身份”，仍然要受监督。
在重庆大学图书馆与在长寿湖到底有所不同，她能够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了。对一个母亲来说．这是无与伦比的安慰。能够和孩子们住在一起了，孩子们又能在她膝下嘻笑、玩耍、调皮了。她重新有了天伦之乐。 一次春节．我们天不亮就起来，带着孩子赶第一班车去爬南山．准备了一些熟红苕当午饭，尽情地游山看梅花，到傍晚才回家。在这样的家庭和睦气氛中，她的情绪慢慢稳定下来，对于别的人训斥也不以为意了。
她有一个特点．对于分配给她的工作．向来认真负责，尽心尽力，而且做一门爱一门，从不挑剔。到了重庆大学图书馆：她就一头栽进书堆里．分类、编号、制卡，读者来查询或借书．她很快就能给出满意的回答或拿出他所需要的书籍。休息的时候，她也参加打羽毛球，做工间操。学校开运动会，她参加了竞走。她的工作和生活慢慢正常起来。
女儿小英小学毕业升学的事，又勾起她的创痛，使她又一度陷入痛苦之中。
1964年小英小学毕业，是全班突出成绩优良的三好学生，却不能升入公立中学，只能读民办初中。唯英百思不得其解：难道重在表现的政策不作数了？难道家里一人“出了问题”．子女一辈子也不得翻身？何况小英的爸爸还在重庆钢铁公司任职呢？小英的班主任非常同情小英，却又帮不了忙。唯英见到她时，唯有相对而泣。最后重钢派人到沙磁区文教局查询，得到了官腔式的答复：“听说她已进了民办中学。那也好啊！一样可以学到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一样可以成材。”她看了以后，愤愤不平，极不满意。当时我这个被认定犯了“右倾”错误的人却也是个“左左派”，说“这是阶级斗争在家中的反映”，引起了我们两人之间的一场大争吵。我向她表示了歉意，她仍然气得大哭一场，感到家庭和社会都在打击她。好在小英比较开朗，接受了现实给她的安排而毫无怨尤。我也一再劝慰唯英：“读书在个人，不好的学校也可以出好学生。既然小英本入都能接受，你也不要自寻苦恼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12级台风又把她刮到大浪的峰尖上。但是这一次她的心态与1957年那一次迥然不同。前一次她毫无思想准备，这一次她做了最坏的打算，准备承受最严重的打击。
在重庆大学广场。批判唯英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批斗会上。恶言恶语劈头盖脑而来，她只有不吭声。武斗期间．分配地去为死难者守灵，看守尸体。她也沉默地服从。军宣队、工宣队来了以后。又把她隔离起来，强要她交待自己是“打入共产党的国民党特务”。这样反反复复地折腾了四五年，到1971年林彪事件以后才把她撂在一边。 ｜
国家 刘少奇之死，使她既悲伤又愤恨，既惶惑又忧心忡忡。她一直压抑不住自己的愤懑之情，常常对我说：“这怎么得了？这怎么得了？”我也无言以对。
苦难的二十二年
解放后，唯英在成都做了一个多月妇联工作，3月就被调到重庆，任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西南工作委员会宣传部长，后来任工委副书记。1954年l月西南工委撤销后，她被分配到重庆日报社任副总编辑。无论在青年团还是报社，她工作都相当出色．颇得好评。
1957年的一场“反右派”斗争．如同晴天霹雳，把她震得头晕目眩。她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自己还莫名其妙。
她参加了当年春天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回来以后十分兴奋，向我详细讲了她参加会议的感受，并把记录本子给我看，自认为真正吃透了上头的精神。在我面前，她老是埋怨市委“放”的步子太慢．很着急，向市委主要领导人提了意见。
我发觉她的情绪有点急躁，一再劝她不要自作主张．一定要按市委的部署行事。
她确实听了我的话，按照市委的布置去办了。然而，市委领导人早已存心把她打成右派。在正式划定“右派”之前就已经把她列入了右派名单。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她早已注定逃不脱这次厄运了。
报社当时对她组织了多次大批判，－次检讨，过不了关，又一次批判，又一次捡讨，总归过不了关。定为“右派”之后，被下放到长寿湖农场去监督劳动。怎么对待呢？我只有千方百计安慰她．鼓励她抬起头来，不要自认为低人一等，我说：“我理解你．你不是右派．因此决不会歧视你，更不会抛弃你，我仍然像往常一样爱你。你要拿出勇气来活下去．不要想到死！当前首先要过好劳动这一关。”
她在长寿湖的三年监督劳动．是对她最严峻的考验。再苦的体力劳动她也能够承受，而且主动给自己加担子，使自己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忘掉精神上的痛苦。劳动过后疲惫不堪，倒上床即入睡。对于她这样一个瘦弱的体重只有30公斤的女性来说，那些肉体上的磨炼，真够难为她的！然而她挺过来了。而最使她揪心的莫过于精神上的受屈辱和人格上的被糟践。动不动就敲打她，说她“翘尾巴”了，说是要把她的“气焰”打下去。她还能有什么气焰，无非是要把她仍然保有的一点自尊心消灭掉。天哪！真是动辄得咎啊！就像封建家庭里的小媳妇一样，随时随地都受到训斥。她不敢吭声，又不敢不听。只有到了晚上，夜深人静时，蒙在被窝里暗暗饮泣．真够折磨人啊！好在她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思想不倒，人就倒不了！”这是她能够顽强活下去的首要精神支柱。她的不倒的思想是什么呢？就是二十多年的革命经历锤炼出来的对理想社会的信念，她的信念就像忠实的宗教徒那样虔诚。
她在一首自叙诗中这样写道：
我从不悔我所选择的道路。
就是下地狱，也要把真理追求！
1960年底长寿湖农场党委宣布为她“摘帽”，略略减轻了对她的政治压力。“右派”帽子摘了，并不等于不再是“右派”了。当时创造了一新名词，叫“摘帽右派”。摘帽与戴帽的唯一区别是前者取消了监督劳动。其他仍和后者一样，人格仍然低人一等，不能与其他公民平起平坐，而且经常被警告“不要忘自己的右派身份”，仍然要受监督。
在重庆大学图书馆与在长寿湖到底有所不同，她能够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了。对一个母亲来说．这是无与伦比的安慰。能够和孩子们住在一起了，孩子们又能在她膝下嘻笑、玩耍、调皮了。她重新有了天伦之乐。 一次春节．我们天不亮就起来，带着孩子赶第一班车去爬南山．准备了一些熟红苕当午饭，尽情地游山看梅花，到傍晚才回家。在这样的家庭和睦气氛中，她的情绪慢慢稳定下来，对于别的人训斥也不以为意了。
她有一个特点．对于分配给她的工作．向来认真负责，尽心尽力，而且做一门爱一门，从不挑剔。到了重庆大学图书馆：她就一头栽进书堆里．分类、编号、制卡，读者来查询或借书．她很快就能给出满意的回答或拿出他所需要的书籍。休息的时候，她也参加打羽毛球，做工间操。学校开运动会，她参加了竞走。她的工作和生活慢慢正常起来。
女儿小英小学毕业升学的事，又勾起她的创痛，使她又一度陷入痛苦之中。
1964年小英小学毕业，是全班突出成绩优良的三好学生，却不能升入公立中学，只能读民办初中。唯英百思不得其解：难道重在表现的政策不作数了？难道家里一人“出了问题”．子女一辈子也不得翻身？何况小英的爸爸还在重庆钢铁公司任职呢？小英的班主任非常同情小英，却又帮不了忙。唯英见到她时，唯有相对而泣。最后重钢派人到沙磁区文教局查询，得到了官腔式的答复：“听说她已进了民办中学。那也好啊！一样可以学到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一样可以成材。”她看了以后，愤愤不平，极不满意。当时我这个被认定犯了“右倾”错误的人却也是个“左左派”，说“这是阶级斗争在家中的反映”，引起了我们两人之间的一场大争吵。我向她表示了歉意，她仍然气得大哭一场，感到家庭和社会都在打击她。好在小英比较开朗，接受了现实给她的安排而毫无怨尤。我也一再劝慰唯英：“读书在个人，不好的学校也可以出好学生。既然小英本入都能接受，你也不要自寻苦恼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12级台风又把她刮到大浪的峰尖上。但是这一次她的心态与1957年那一次迥然不同。前一次她毫无思想准备，这一次她做了最坏的打算，准备承受最严重的打击。
在重庆大学广场。批判唯英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批斗会上。恶言恶语劈头盖脑而来，她只有不吭声。武斗期间．分配地去为死难者守灵，看守尸体。她也沉默地服从。军宣队、工宣队来了以后。又把她隔离起来，强要她交待自己是“打入共产党的国民党特务”。这样反反复复地折腾了四五年，到1971年林彪事件以后才把她撂在一边。 ｜
国家 刘少奇之死，使她既悲伤又愤恨，既惶惑又忧心忡忡。她一直压抑不住自己的愤懑之情，常常对我说：“这怎么得了？这怎么得了？”我也无言以对。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20-03-06 15:40:03
11、回忆苦命的老伴（3）
跨越坎坷，拼搏至最后一息
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像一轮冬天的太阳，灿烂光辉温暖了神州大地，也温暖了我们的家和唯英的心田．1979年3月20 日市委正式通知：彻底改正唯英划为右派的错误决定。她日夜盼望的“摘掉头上的紧箍帽，还我自由”的日子终于到来了。得到改正通知书的翌日，她在一首《给宇光》的诗中写道：
亲爱的，今天我要大声呼叫你“同志”！
“同志”，多么亲切而神圣的称呼呀！
不准我使用它已有22年……
22年，漫长的岁月，屈辱的岁月啊！
没有压垮，没有沉沦¨
而今，我要昂看头，走向新的征程。
她是一个感情丰富而又带点浪漫气质的文人。经过人生的大折腾：1957年由党员、同志被打成反革命、敌人。1979年又重新承认她仍然是党员、同志，回到党里来，连续计算党龄。试想一想．她有多少感触啊！
她即将进入花甲之年．听力大幅度下降．两眼昏花，两鬓斑白，身体更大不如前，已经不能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剩下唯一可用的战斗武器就是一支笔。22 年来她笔下出现的都是违心的交待和检讨，再也没有写过自己想写的东西。现在可以写了，又觉得下笔如千钧重，不知从何写起，勉强写出来的东西连自己也看不过去。怎么办？只有一方面准备资料，一方面重新练习写作。
剪报是她准备资料的主要方法之一。我们订了十几种报纸，她发现有自己需要的资料都剪下来分类存放，每天如此，慢慢成为她离休后生活的主要内容。有时我们外出，回来后报纸大量堆积，她一头扎进去赶着两三天看完剪完。遇到这种情况．我就强把她拉出去散步活动一会儿。但她坚持该做的事情赶前不赶后，今天的事今天办完，决不施到明天。这已是她多年养成的习惯，白天耽搁了的，晚上不着电视也要补上。
除此以外，她也摘抄些她认为写得极好的文章段落．并重读名著。
从1981年到1985年，在报刊上她一共发表了16万多字，其中12万字是追述往事，包括如自己的经历、亲历的事件、战友的事迹等。所有这些，都写到全国解放时为止。1986年以后，她开始思索写解放以后的事了。解放后两次席卷全国的大运动她都被卷入，能不能写？她犹豫起来了。我对她说：“你又没有乌纱帽，怕什么？古人说不平则鸣嘛。胸有抑郁，发愤而成文章，这是古往今来的通理。你先写出来，不能发表就留给子女们，说不定将来有一天还会成为重要的历史文献参考资料呢！”在我一再鼓励之下；她开始回忆，先写出长寿湖三年的素材，“文革”经历也列了大纲和细目。
我们每次出游，她都把所见所闻记在小本子上。由于她的听力很差，便由她发问，得到答复后我写给她。回家以后根据这些和她自己的感受写成游记或随感。
1990年她满70岁．进入了古稀之年。她知道自己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而想写的东西还那么多。解放以后的事还没有开始动笔呢。
她拟好自传的提纲，连小标题也确定了，素材的收集和准备也差不多了，准备从1993年开始动笔。这一年，我觉察到地的体力更下降了，衰老更显著了。但是她一向好强自信，而我又缺乏对老年人的护理知识，也就对她没有特别注意照顾，只相信医生的一般诊断，未能及早发现脑癌病变。这是我深感内疚的。 、
11月云南西双版纳正是最好的季节。昆明同志约我们去一游。这是她一直向往的地方。在旅游途中，她的行动更拖沓了，不能走远路，连进出火车站都感到困难。回来不久，由于脑癌长大压迫指挥运动的神经，左腿不听使唤而摔了一跤，从此病情一天天严重起来。
已经坐在轮椅上了，她还要强撑着整理她的资料，为写自传作准备。试了一会儿．实在支持不下去了．才作罢。唯英从来不愿意“悠哉游哉．聊以卒岁”。她老是把“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挂在嘴上。只要还能动弹，脑子还管用，她总要做些事情。1994年2月下旬．她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她预感在世的时间不会太长了，就说：“趁我脑子还没有糊涂，我要把心里想说的话写出来。”她写了一篇散文，非常潦草，我帮她照原样誊正（只是对永别式的伤感辞句作了一点修改），文章题目为《献……》：
在我的生命之路上，你始终伴随着我。记得吗？1945年，我们是在学生运动中认识的。那时，我们都很年轻。我们相识在美丽的华西坝，尽管白色恐怖威胁着我们，但爱情的火焰仍然在我们心里燃烧，我是哼着影片《翠堤春晓》中的那首歌子走向你的。
亲爱的，我们相识相爱，相亲相依，有半个世纪了。50年啊，多么漫长的岁月！我们始终不分离，不管是白色恐怖的狂风暴雨、闪电雷鸣；还是极左路线的强大压力，你始终顶着，永远和我站在一起。
你是共产党员，忠于理想；你是纯情的丈夫，忠于爱情。有人说你傻，因为我只不过是一只丑小鸭啊。 1957年后，在我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时，你为我受连累达二十二年之久。当我觉得无颜见亲朋好友时，你鼓励我抬起头来做人，不要被不公正的闲言碎语压倒。二十二年啊！几乎是半个人生，有我那种遭遇的许多家庭解体了，而你维护着我们这个家庭的完整性。亲爱的，你拥有一颗多么善良，多么公正，多么深情．象金子一般的心啊！
在难忘的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阳光终于照亮了我的命运，我的错案得到彻底改正．我们这个家庭又获得了新的解放．全家人欢天喜地。回顾这段日子．我深知．没有你，我己不是我．我们这个家庭也不是一个家。我们终于跨越了人生途程中的一大坎坷，在满目青山夕照明的晚年，我俩相亲相爱，相依相伴地学习、研讨，还结伴同游了不少的风景名胜地。我们太快活了，以至于如成语所说，乐极生悲……
我从西双版纳回来后，由于摔了一跤，从此一病不起。残酷的命运，又一次把我推入痛苦的深渊。又一次使你为我受难，我感到深深地负疚：我为什么老是给你带来苦难？但是你安慰我，鼓励我．使我有了勇气与疾病作斗争。我要继续活下去，我要做和我该做的事还很多，我必须再一次对恶劣的命运抗争，做到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在人生的道路上，让我们拉着手一直走到尽头！
她说：“这是我一生中最后一篇文章了……¨3月12日，她在病床上看到《重庆晚报》登载的这篇文章。要求复印多份，分给每个儿女。3月15日，她写的《李林传——侨女之光》的样本带到了病房，让她过目。这是她一年来心中时常记挂着的一件大事。因种种原因一再推迟出版，她非常着急，多次催促，现在亲眼见到样书，应该安心了。
又过了一个月，从4月19日起她进入全昏迷，我把凡是被认为能够治癌的药物全都给她用上了，终于没办法延长她的生命。直到1994年7月1日……
她走了，她终于跨越了一切坎坷，走入永恒。
唯英去世后，当年曾一起从事地下工作的老同志马识途写来了一首悼诗：
才闻版纳采风归，噩耗忽传似炸雷。
永忆华西风雨日，难忘曙夜鸡鸣时。
忠言获罪天无眼，赤胆遭殃地有知。
正望桑榆收彩霞，英才不寿泪花飞。
摘编自王宇光的回忆——《跨越坎坷》
跨越坎坷，拼搏至最后一息
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像一轮冬天的太阳，灿烂光辉温暖了神州大地，也温暖了我们的家和唯英的心田．1979年3月20 日市委正式通知：彻底改正唯英划为右派的错误决定。她日夜盼望的“摘掉头上的紧箍帽，还我自由”的日子终于到来了。得到改正通知书的翌日，她在一首《给宇光》的诗中写道：
亲爱的，今天我要大声呼叫你“同志”！
“同志”，多么亲切而神圣的称呼呀！
不准我使用它已有22年……
22年，漫长的岁月，屈辱的岁月啊！
没有压垮，没有沉沦¨
而今，我要昂看头，走向新的征程。
她是一个感情丰富而又带点浪漫气质的文人。经过人生的大折腾：1957年由党员、同志被打成反革命、敌人。1979年又重新承认她仍然是党员、同志，回到党里来，连续计算党龄。试想一想．她有多少感触啊！
她即将进入花甲之年．听力大幅度下降．两眼昏花，两鬓斑白，身体更大不如前，已经不能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剩下唯一可用的战斗武器就是一支笔。22 年来她笔下出现的都是违心的交待和检讨，再也没有写过自己想写的东西。现在可以写了，又觉得下笔如千钧重，不知从何写起，勉强写出来的东西连自己也看不过去。怎么办？只有一方面准备资料，一方面重新练习写作。
剪报是她准备资料的主要方法之一。我们订了十几种报纸，她发现有自己需要的资料都剪下来分类存放，每天如此，慢慢成为她离休后生活的主要内容。有时我们外出，回来后报纸大量堆积，她一头扎进去赶着两三天看完剪完。遇到这种情况．我就强把她拉出去散步活动一会儿。但她坚持该做的事情赶前不赶后，今天的事今天办完，决不施到明天。这已是她多年养成的习惯，白天耽搁了的，晚上不着电视也要补上。
除此以外，她也摘抄些她认为写得极好的文章段落．并重读名著。
从1981年到1985年，在报刊上她一共发表了16万多字，其中12万字是追述往事，包括如自己的经历、亲历的事件、战友的事迹等。所有这些，都写到全国解放时为止。1986年以后，她开始思索写解放以后的事了。解放后两次席卷全国的大运动她都被卷入，能不能写？她犹豫起来了。我对她说：“你又没有乌纱帽，怕什么？古人说不平则鸣嘛。胸有抑郁，发愤而成文章，这是古往今来的通理。你先写出来，不能发表就留给子女们，说不定将来有一天还会成为重要的历史文献参考资料呢！”在我一再鼓励之下；她开始回忆，先写出长寿湖三年的素材，“文革”经历也列了大纲和细目。
我们每次出游，她都把所见所闻记在小本子上。由于她的听力很差，便由她发问，得到答复后我写给她。回家以后根据这些和她自己的感受写成游记或随感。
1990年她满70岁．进入了古稀之年。她知道自己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而想写的东西还那么多。解放以后的事还没有开始动笔呢。
她拟好自传的提纲，连小标题也确定了，素材的收集和准备也差不多了，准备从1993年开始动笔。这一年，我觉察到地的体力更下降了，衰老更显著了。但是她一向好强自信，而我又缺乏对老年人的护理知识，也就对她没有特别注意照顾，只相信医生的一般诊断，未能及早发现脑癌病变。这是我深感内疚的。 、
11月云南西双版纳正是最好的季节。昆明同志约我们去一游。这是她一直向往的地方。在旅游途中，她的行动更拖沓了，不能走远路，连进出火车站都感到困难。回来不久，由于脑癌长大压迫指挥运动的神经，左腿不听使唤而摔了一跤，从此病情一天天严重起来。
已经坐在轮椅上了，她还要强撑着整理她的资料，为写自传作准备。试了一会儿．实在支持不下去了．才作罢。唯英从来不愿意“悠哉游哉．聊以卒岁”。她老是把“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挂在嘴上。只要还能动弹，脑子还管用，她总要做些事情。1994年2月下旬．她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她预感在世的时间不会太长了，就说：“趁我脑子还没有糊涂，我要把心里想说的话写出来。”她写了一篇散文，非常潦草，我帮她照原样誊正（只是对永别式的伤感辞句作了一点修改），文章题目为《献……》：
在我的生命之路上，你始终伴随着我。记得吗？1945年，我们是在学生运动中认识的。那时，我们都很年轻。我们相识在美丽的华西坝，尽管白色恐怖威胁着我们，但爱情的火焰仍然在我们心里燃烧，我是哼着影片《翠堤春晓》中的那首歌子走向你的。
亲爱的，我们相识相爱，相亲相依，有半个世纪了。50年啊，多么漫长的岁月！我们始终不分离，不管是白色恐怖的狂风暴雨、闪电雷鸣；还是极左路线的强大压力，你始终顶着，永远和我站在一起。
你是共产党员，忠于理想；你是纯情的丈夫，忠于爱情。有人说你傻，因为我只不过是一只丑小鸭啊。 1957年后，在我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时，你为我受连累达二十二年之久。当我觉得无颜见亲朋好友时，你鼓励我抬起头来做人，不要被不公正的闲言碎语压倒。二十二年啊！几乎是半个人生，有我那种遭遇的许多家庭解体了，而你维护着我们这个家庭的完整性。亲爱的，你拥有一颗多么善良，多么公正，多么深情．象金子一般的心啊！
在难忘的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阳光终于照亮了我的命运，我的错案得到彻底改正．我们这个家庭又获得了新的解放．全家人欢天喜地。回顾这段日子．我深知．没有你，我己不是我．我们这个家庭也不是一个家。我们终于跨越了人生途程中的一大坎坷，在满目青山夕照明的晚年，我俩相亲相爱，相依相伴地学习、研讨，还结伴同游了不少的风景名胜地。我们太快活了，以至于如成语所说，乐极生悲……
我从西双版纳回来后，由于摔了一跤，从此一病不起。残酷的命运，又一次把我推入痛苦的深渊。又一次使你为我受难，我感到深深地负疚：我为什么老是给你带来苦难？但是你安慰我，鼓励我．使我有了勇气与疾病作斗争。我要继续活下去，我要做和我该做的事还很多，我必须再一次对恶劣的命运抗争，做到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在人生的道路上，让我们拉着手一直走到尽头！
她说：“这是我一生中最后一篇文章了……¨3月12日，她在病床上看到《重庆晚报》登载的这篇文章。要求复印多份，分给每个儿女。3月15日，她写的《李林传——侨女之光》的样本带到了病房，让她过目。这是她一年来心中时常记挂着的一件大事。因种种原因一再推迟出版，她非常着急，多次催促，现在亲眼见到样书，应该安心了。
又过了一个月，从4月19日起她进入全昏迷，我把凡是被认为能够治癌的药物全都给她用上了，终于没办法延长她的生命。直到1994年7月1日……
她走了，她终于跨越了一切坎坷，走入永恒。
唯英去世后，当年曾一起从事地下工作的老同志马识途写来了一首悼诗：
才闻版纳采风归，噩耗忽传似炸雷。
永忆华西风雨日，难忘曙夜鸡鸣时。
忠言获罪天无眼，赤胆遭殃地有知。
正望桑榆收彩霞，英才不寿泪花飞。
摘编自王宇光的回忆——《跨越坎坷》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20-03-06 15:40:03
12、流放北大荒
1958年3月，首都中央直属机关500名右 派分子被流放到北大荒。这群罪犯在前门火车站上了北去的列车。一个右 派分子后来回忆了当时告别北京的情况：
北京下着蒙蒙细雨……从北京开往牡丹江的火车，要在早晨启程，这是风天雨天都不会变的。在那万事都难以预料的年代，惟有这少变的列车时刻，使人们的生活多少有点安定感。此刻，中央各单位、各部门被戴上“右 派分子”帽子的人，冒雨从北京城的四面八方向前门火车站聚拢来，他们要搭车去密山、虎林一带的军垦农场，开始那不可知的北大荒流放生活……。
汽笛一声长啸，车窗里、站台上，多少双怅然离别的眼睛、多少抑制不住的泪水、多少只发疯般挥别的手，数也数不清。车厢里的很多年轻人——最小的刚满18岁——有的脸上还挂着泪，都高声唱起苏联那首催人泪下的《共青团员之歌》，一些年岁大的人也随声跟着哼哼：
再见吧，亲爱的故乡！胜利的星会照耀我们！
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对我们来说，劳动，本是光荣而自豪的字眼。可是一加“监督”二字，它就完全走向了它的反面——耻辱与痛苦！
据当事人说，首都右 派分子送往北大荒农场是分批出发的。第一批在3月14日，包括处分最严重的一些人，送往北大荒853农场。那里是刚创办的最为艰苦、在乌苏里江畔的饶河县境内。如吴祖光、聂绀弩、陈明、柳萌……都在其内。而另外一批：丁聪、黄苗子、戴煌……等人是在晚一些时候的3月25日凌晨，从北京前门火车站出发，送往北大荒850农场。其间还有几批。
更严酷、更沉重的灾难方兴未艾。从此人祸天灾源源不断的中华大地上，多了几十万强制“劳改”的阶级敌人，少了几十万敢于说真话的知识分子。
1958年初，报刊上已经充满了“大 跃 进”的报道。一方面是众口一词的赞颂，另一方面是鸦雀无声。在公开场合，几乎再也听不到什么人起来“唱反调”了。
右 派分子王正回忆说：
我由于1957年“堕入反动泥坑”，发配到北大荒实行“监督劳动”，那我就彻底地成了一名“农工”了。不仅列为农工编制，领取农工的工资（每月32元），而且在严酷的磨难中不折不扣地干着农工的活。我能用镰刀每天割一亩多地的小麦，能不间断地扛二百斤的粮袋健步上囤，能用手锯每天伐好几棵直径一米来粗的大树，能高速地和泥、脱坯、垒墙、盖房顶……我敢说，一切指派我干的活，我的技术熟练程度，我的体能承受力和忍耐力以及我在劳动中的认真和细致的态度，都决不亚于任何一个真正的农工。至于我们的“政治待遇”，则就无法与农工相比了。因为我们的头上戴着“阶级敌人的帽子”，我们的名字列入了“敌我矛盾的另册”。正因为如此，我们无论干什么活，都要比普通农工更加发奋，更加拼命。在北大荒时，我曾一个人跳进冰河里，来回搀扶全队一百多“右 派”一个一个负重通过独木桥。还有一次，在完达山伐木，我因为全神贯注指挥大家滚动木材，而自己差一点被巨木轧死。这类事情不少，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宣扬自己，以此来获取表彰或夸奖。我相信我的同代人许多都和我一样，甚至在自我改造上比我更加纯粹和彻底。
新华社记者戴煌被遣送850农场监督劳动。1960年全国大灾荒，农场的粮食被国家调走了，他们有一段时期每月只有19斤口粮。他原体重160多斤，做重活，吃得这么少，瘦成了90多斤。他饿急了，就在地里捉老鼠回来煮着吃，有一次，他煮了大大小小82只耗子，一顿吃完，成为世界上的吃耗子纪录创造者。那时，人们总是想吃东西，肚子饱了，还想吃，好像是个无底洞。这种疯狂的食欲是后来人无法理解的。
著名女作家丁玲本是副部长级（行政7级）干部，月薪322元。1957年，丁玲和丈夫陈明都被打成右 派分子。陈明的单位北京电影制片厂对他的处理是第2类，撤销级别、保留厂籍，下放农场监督劳动。陈明被发配到了北大荒——黑龙江密山农场。从此停发工资，按农场新农工待遇，每月只拿28元生活费。
陈明走后，丁玲仍留在北京等待处分。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告诉她：“对你的处分是按右 派分子的第6类处理。冯雪峰也是按右 派分子第6类处理，这是在政治协商会议小组会上讨论过的。你可以不下去劳动，分配工作，也可以留在北京，从事研究或写作，稍微降低或者保留原工资。”但是丁玲希望到北大荒去，同陈明生活在一起。不久，她就从中国作家协会拿到一封简单的介绍信。这一张窄纸条写着：“撤销职务，取消级别，保留作协理事名义。下去体验生活，从事创作；如从事创作，就不给工资。如参加工作，可以重新评级评薪……”丁玲就这样去了北大荒，这一年她是54岁。丁玲在北大荒住在简陋的农舍里，她参加劳动，养鸡，办托儿所，当扫盲教员，后又到宝泉岭农场安家落户。
评剧表演艺术家新凤霞的老公、著名剧作家吴祖光回忆说：
1958年早春三月的一个凌晨，大雪纷飞，我到父母亲的住室去和老人告别。我要和一个有五百人的庞大队伍的右 派大队去到极北边的北大荒劳动改造。早在几个月前我开始受批判时就把一切有关的报纸刊物收起来不让父亲看见，因此病中的父亲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也不知道我要到什么地方去，分别时他是对我笑着的。那时我也不知道这是与父亲的永别。父亲在第二年去世，我在春耕的大田里劳动时，收到北京的报丧电报已经过了半个月。
吴祖光在另一处回忆说：“1958年一个早春时节风雪交加的夜晚，我离开北京的家，去了极北边疆的北大荒，去经受艰苦生活的洗礼。总结自己的经历，我认为无论多大的苦难，人都是经受得了的。何况多大的冤枉总会得到多数人的同情。这就是使人能够生活下去，并且得到更大的支持和力量的原因。”（吴祖光：《电影从业十年》，引自《吴祖光选集?第五卷》第634页。）
吴祖光流放北大荒劳动三年。1961年摘掉“右 派分子”帽子，叫做摘帽右 派，摘了帽子还是右 派。1961年至1966年调到中国戏曲研究院担任编剧工作，降为文艺七级待遇，月工资120元（原来是 “文艺四级”，月工资200多）。1969年以后在静海干校劳动锻炼。1968年3月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又审查了吴祖光，在1975年6月7日做的结论中称：“经查，吴祖光是反动集团‘二流堂’的骨干分子。1957年他公开反对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被划为右 派分子。吴祖光犯有严重路线错误。”打倒“四人帮”以后在文化部艺术局工作。1978年十月份起彻底平反，恢复原来的“文艺四级”待遇。这时他已经62岁，蒙冤含屈22年。
吴祖光曾和丁聪开玩笑说：“咱们受了右 派义务教育全程一共二十二年。其中北大三年，中专八年，全托十一年。这才算熬到毕了业！”所谓“北大”指的是北大荒劳改农场，所谓“中专”指的是中央机关专案组，所谓“全托”指的是群众专政。
1958年3月，首都中央直属机关500名右 派分子被流放到北大荒。这群罪犯在前门火车站上了北去的列车。一个右 派分子后来回忆了当时告别北京的情况：
北京下着蒙蒙细雨……从北京开往牡丹江的火车，要在早晨启程，这是风天雨天都不会变的。在那万事都难以预料的年代，惟有这少变的列车时刻，使人们的生活多少有点安定感。此刻，中央各单位、各部门被戴上“右 派分子”帽子的人，冒雨从北京城的四面八方向前门火车站聚拢来，他们要搭车去密山、虎林一带的军垦农场，开始那不可知的北大荒流放生活……。
汽笛一声长啸，车窗里、站台上，多少双怅然离别的眼睛、多少抑制不住的泪水、多少只发疯般挥别的手，数也数不清。车厢里的很多年轻人——最小的刚满18岁——有的脸上还挂着泪，都高声唱起苏联那首催人泪下的《共青团员之歌》，一些年岁大的人也随声跟着哼哼：
再见吧，亲爱的故乡！胜利的星会照耀我们！
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对我们来说，劳动，本是光荣而自豪的字眼。可是一加“监督”二字，它就完全走向了它的反面——耻辱与痛苦！
据当事人说，首都右 派分子送往北大荒农场是分批出发的。第一批在3月14日，包括处分最严重的一些人，送往北大荒853农场。那里是刚创办的最为艰苦、在乌苏里江畔的饶河县境内。如吴祖光、聂绀弩、陈明、柳萌……都在其内。而另外一批：丁聪、黄苗子、戴煌……等人是在晚一些时候的3月25日凌晨，从北京前门火车站出发，送往北大荒850农场。其间还有几批。
更严酷、更沉重的灾难方兴未艾。从此人祸天灾源源不断的中华大地上，多了几十万强制“劳改”的阶级敌人，少了几十万敢于说真话的知识分子。
1958年初，报刊上已经充满了“大 跃 进”的报道。一方面是众口一词的赞颂，另一方面是鸦雀无声。在公开场合，几乎再也听不到什么人起来“唱反调”了。
右 派分子王正回忆说：
我由于1957年“堕入反动泥坑”，发配到北大荒实行“监督劳动”，那我就彻底地成了一名“农工”了。不仅列为农工编制，领取农工的工资（每月32元），而且在严酷的磨难中不折不扣地干着农工的活。我能用镰刀每天割一亩多地的小麦，能不间断地扛二百斤的粮袋健步上囤，能用手锯每天伐好几棵直径一米来粗的大树，能高速地和泥、脱坯、垒墙、盖房顶……我敢说，一切指派我干的活，我的技术熟练程度，我的体能承受力和忍耐力以及我在劳动中的认真和细致的态度，都决不亚于任何一个真正的农工。至于我们的“政治待遇”，则就无法与农工相比了。因为我们的头上戴着“阶级敌人的帽子”，我们的名字列入了“敌我矛盾的另册”。正因为如此，我们无论干什么活，都要比普通农工更加发奋，更加拼命。在北大荒时，我曾一个人跳进冰河里，来回搀扶全队一百多“右 派”一个一个负重通过独木桥。还有一次，在完达山伐木，我因为全神贯注指挥大家滚动木材，而自己差一点被巨木轧死。这类事情不少，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宣扬自己，以此来获取表彰或夸奖。我相信我的同代人许多都和我一样，甚至在自我改造上比我更加纯粹和彻底。
新华社记者戴煌被遣送850农场监督劳动。1960年全国大灾荒，农场的粮食被国家调走了，他们有一段时期每月只有19斤口粮。他原体重160多斤，做重活，吃得这么少，瘦成了90多斤。他饿急了，就在地里捉老鼠回来煮着吃，有一次，他煮了大大小小82只耗子，一顿吃完，成为世界上的吃耗子纪录创造者。那时，人们总是想吃东西，肚子饱了，还想吃，好像是个无底洞。这种疯狂的食欲是后来人无法理解的。
著名女作家丁玲本是副部长级（行政7级）干部，月薪322元。1957年，丁玲和丈夫陈明都被打成右 派分子。陈明的单位北京电影制片厂对他的处理是第2类，撤销级别、保留厂籍，下放农场监督劳动。陈明被发配到了北大荒——黑龙江密山农场。从此停发工资，按农场新农工待遇，每月只拿28元生活费。
陈明走后，丁玲仍留在北京等待处分。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告诉她：“对你的处分是按右 派分子的第6类处理。冯雪峰也是按右 派分子第6类处理，这是在政治协商会议小组会上讨论过的。你可以不下去劳动，分配工作，也可以留在北京，从事研究或写作，稍微降低或者保留原工资。”但是丁玲希望到北大荒去，同陈明生活在一起。不久，她就从中国作家协会拿到一封简单的介绍信。这一张窄纸条写着：“撤销职务，取消级别，保留作协理事名义。下去体验生活，从事创作；如从事创作，就不给工资。如参加工作，可以重新评级评薪……”丁玲就这样去了北大荒，这一年她是54岁。丁玲在北大荒住在简陋的农舍里，她参加劳动，养鸡，办托儿所，当扫盲教员，后又到宝泉岭农场安家落户。
评剧表演艺术家新凤霞的老公、著名剧作家吴祖光回忆说：
1958年早春三月的一个凌晨，大雪纷飞，我到父母亲的住室去和老人告别。我要和一个有五百人的庞大队伍的右 派大队去到极北边的北大荒劳动改造。早在几个月前我开始受批判时就把一切有关的报纸刊物收起来不让父亲看见，因此病中的父亲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也不知道我要到什么地方去，分别时他是对我笑着的。那时我也不知道这是与父亲的永别。父亲在第二年去世，我在春耕的大田里劳动时，收到北京的报丧电报已经过了半个月。
吴祖光在另一处回忆说：“1958年一个早春时节风雪交加的夜晚，我离开北京的家，去了极北边疆的北大荒，去经受艰苦生活的洗礼。总结自己的经历，我认为无论多大的苦难，人都是经受得了的。何况多大的冤枉总会得到多数人的同情。这就是使人能够生活下去，并且得到更大的支持和力量的原因。”（吴祖光：《电影从业十年》，引自《吴祖光选集?第五卷》第634页。）
吴祖光流放北大荒劳动三年。1961年摘掉“右 派分子”帽子，叫做摘帽右 派，摘了帽子还是右 派。1961年至1966年调到中国戏曲研究院担任编剧工作，降为文艺七级待遇，月工资120元（原来是 “文艺四级”，月工资200多）。1969年以后在静海干校劳动锻炼。1968年3月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又审查了吴祖光，在1975年6月7日做的结论中称：“经查，吴祖光是反动集团‘二流堂’的骨干分子。1957年他公开反对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被划为右 派分子。吴祖光犯有严重路线错误。”打倒“四人帮”以后在文化部艺术局工作。1978年十月份起彻底平反，恢复原来的“文艺四级”待遇。这时他已经62岁，蒙冤含屈22年。
吴祖光曾和丁聪开玩笑说：“咱们受了右 派义务教育全程一共二十二年。其中北大三年，中专八年，全托十一年。这才算熬到毕了业！”所谓“北大”指的是北大荒劳改农场，所谓“中专”指的是中央机关专案组，所谓“全托”指的是群众专政。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20-03-06 15:40:03
13、流放北大荒的右 派们（1）
1958年3月20日，即戴煌被开除出党第三天上午，他的妻子和他离了婚。两个孩子，大女儿才3岁半，小女儿此刻刚满十个月。大女儿留在妻子身边，小女儿由外婆带着去大姨家。
戴煌妻离子散，只身去了北大荒！
到了北大荒，戴煌被安置在云山畜牧场第三生产队。他回忆说：
我们到达第三生产队队部时，天色已经昏茫茫的了。这是紧挨当年杨子荣们苦战过的完达山南麓的一个生产队。几年前劳改犯们留下来的两片住房之间，是宽达千米的森林沼泽地。东边是队部、伙房和一座磨麦子的小磨坊，号称“三间房”；西边有五座完全用草坯垒成的比较宽大的草房，住着先我们到达的中央各部的“右 派”，号称“五间房”。“五间房”西边有一条蜿蜒曲折、越来越高的小公路，通向深山里的老电锯厂。
我们的来到，引来一批批同难相怜的伙伴。其中有原东北鲁迅艺术学院院长、画家杨角和他的妻子张晓非，《人民画报》副总编辑、漫画家丁聪，美术评论家和书法家黄苗子，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王卓如，电影演员李景波、张莹、郭允泰、管仲强，国家海关总署副署长丁贵堂之子——1955年才从美国归来在对外文委任职的丁耀瓒硕士，等等。
他们是3月25日早晨离开北京的。当时天空灰蒙蒙的，空中有一群白鸽在自由飞翔，不时发出鸽哨的鸣叫声。他们在前门火车站广场等候剪票，大多沉默得没有笑容，仿佛每人身上都背着一块大石头。剪票进入站台时，没有亲人为他们送行，因为他们的单位规定不准亲人送行。他们穿过光线很暗的站台过道，默默地进入车厢。有一位二十刚过的男青年，还止不住地流眼泪。
在这批不幸的人当中，我惟一很熟识的是《光明日报》女记者徐颖。她是与我关系密切、一同在外交学院学英文又一同被打成“右 派”的新华社记者姚昌涂的妻子。她之所以被打成“右 派”，是因为整风鸣放阶段遵照报社领导的指示，如实报道了民 主党派和高等院校的鸣放意见。一声“反 右”令下，这些鸣放者纷纷中箭落马，她也成了“帮助这些右 派分子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毒素的帮凶”。
由于夫妻二人双双落难，徐颖在忧痛中早产了怀胎仅八个月的女孩。这孩子极为纤弱，呼吸艰难，不得不被送进一只特制的氧气瓶护养，遂被叫做“小瓶”，后又正式起名为“小萍”。小萍刚从瓶子里出来呼吸人世间的正常空气，这位年轻的母亲就随着大队“右 派”，离开了孩子、丈夫和在她出世不久就守寡的老母亲，到这“五间房”来了。
很快，我们就粗粗地熟悉了一些人，像与徐颖合编在一个劳动小组的，组长是喝过延河水的“二号大姐”张晓非，其他组员是：老《大公报》的地下党员、解放后是《财贸战线》报记者的高汾，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了金葵，北京电影制片厂电影剧本编辑部编辑陈瑞琴，文化部电影艺术局制片处干部、“吴祖光小家族”最小的成员陈敏凡，新闻电影制片厂职员孙自若、文朴新，原《大公报》会计徐文兰，国家计委干部林清文，第一机械工业部干部吕莹、打字员戴菊英，文化部电影艺术局干部韩渊，等等。
其中戴菊英被打成“右 派”时才17岁，还不够公民资格。她的惟一“右 派”罪名只有一句话——“美国鞋油真好使。”人们说这是“崇洋媚外”，她不服，顶了几句，就被说成“态度不好，思想顽固”，跟着就给她扣了顶“右 派”帽子。
韩渊，不是右 派。但她的丈夫赵超群——对外文委的俄文翻译是“右 派”。韩渊学着俄国“十二月党人”中一些人的妻子心甘情愿地陪伴自己的丈夫一道流放西伯利亚那样，与赵超群一道来到了北大荒。这说来颇具传奇色彩。
具有传奇色彩的男伙伴那就更多了。像谢和赓，《世界知识》高级编辑兼欧美组组长，一位走路者要拄着拐杖的40来岁的高个子。他1933年2月21岁在北平读大学时就参加了中国共 产 党，被党的北方局选派去张家口，协助冯玉祥将军筹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成了吉鸿昌军长的秘书，兼任一个师教导队的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教员。察哈尔抗战失利，党中央派他回到老家广西，利用家庭影响打入桂系军阀上层领导机关，颇受李宗仁、白崇禧的赏识，先后担任了白崇禧的上校秘书，兼任国民党大本营国防会议秘书、军政委员会秘书及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秘书，后又兼任桂林行营秘书、全国回教救国会理事长秘书、军训部西北战事巡回教育班主任秘书，成了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直接领导下的“特密”地下党员，代号“八一”，为我们党中央获取了国民党高层的大量重要情报，功勋卓著。
其间，他与30年代领衔主演历史名剧《赛金花》而轰动了上海滩和南京城的著名影剧明星王莹相爱。王莹也是中 共地下党员。当国民党海外部派遣玉莹以其视察员身份去美国留学时，李宗仁、白崇禧也派遣谢和赓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上校秘书、国民党政府驻芝加哥领事馆学习员的外交官身份赴美深造。
1942年5月，他们将由重庆飞印度新德里转赴美国时，在重庆的周恩来秘密嘱咐他俩以党的利益为重，暂不要结婚，集中精力学习和广泛联系中外抗日友好人士。他们到美国后，格遵周恩来的临别嘱咐，全力投入学习和工作，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0年2月，才在美国结婚。
1954年，他们要求回国。美国移民局不让他们回到新中国，将他们囚禁于著名的哀高思岛。周恩来闻讯，通过印度驻美大使奔走斡旋，才被美国移民局“驱逐出境”，于当年圣诞节回到深圳，廖承志派专人前往迎接，1955年元旦回到北京。回到北京不久，谢和赓被安排到人民出版社《世界知识》编辑室任高级编辑兼欧美组组长。
1957年整风鸣放，生性刚正的谢和赓不听王莹的劝阻，贴了一张反对官僚主义的大字报，并要求保护古迹牌楼，将没收大地主、大官僚、大资本家、大买办阶级的宅第花园向人民开放或做少年之家、老年之家和文化馆；就是中南海，也要对人民开放。因为在1925年段祺瑞政府时代，北海就开放了；1929年，中南海也开放了。现在是我们共 产 党领导的人民的天下，中南海更应该对人民开放，中 共领导占据着这处古迹是不对的。
这可成了人民出版社鸣放中的一发重炮弹，他因此受到了批判。可是慷慨热诚的谢和赓怎么也想不通。他把个人的荣辱沉浮早就置之度外。还是在美国，他和王莹就一直把“学问真理于我是生命，荣华富贵于我若浮云”当做座右铭，并在牢记孟夫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外，自己还追加了“真理不能离，成就不能急，挫折不能息”。因此他在被批判的会议上慷慨陈词地为自己进行辩护，并高唱《国际歌》。
人民出版社的领导知道他与周恩来、董必武等高层领导人的关系非同寻常，就把他的辩护词特别录了音送进中南海。周总理听了录音说，叫他认个错就算了嘛，何必如此对抗。据传，是毛 说他也该算做右 派，应当送去北大荒改造改造。
这样，这位当年代号“八一”的为党建立过殊勋的人就也到北大荒改造来了。
还有，老《大公报》驻美特派员朱启平，当年曾随对日作战的美军在琉球群岛作战地采访，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后，在美国“密苏里”号主力舰上，他采访过日前向麦克阿瑟及同盟国代表们的投降仪式，并写了著名通讯《落日》。
大陆解放前夕，他的两位兄长均在台湾政界或经济界身居要职，他却没到台湾去，而留在大陆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1957年整风鸣放，他只不过批评我们的新闻报道有时不够实事求是，论据是，曾在1948年一度担任过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的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于1951年3月从法国回到了新中国。朱启平本人为《中国建设》杂志写了一篇文章，说他向往新中国，宁可放弃美国、法国的高薪聘留。可是“上面”有人在发稿时，却非要把这改为翁文灏是在国外“走投无路”才归国的，是共 产 党宽宏大量地收纳了他。朱启平说，这么一改，就完全背离了事实，同时也是对这位爱国老科学家人格的侮辱。
就这么一条批评意见，有人便说他是“攻击党的领导和攻击党的新闻政策”，把他划成了“右 派”！
具有传奇色彩的伙伴还很多。（未完待续）
1958年3月20日，即戴煌被开除出党第三天上午，他的妻子和他离了婚。两个孩子，大女儿才3岁半，小女儿此刻刚满十个月。大女儿留在妻子身边，小女儿由外婆带着去大姨家。
戴煌妻离子散，只身去了北大荒！
到了北大荒，戴煌被安置在云山畜牧场第三生产队。他回忆说：
我们到达第三生产队队部时，天色已经昏茫茫的了。这是紧挨当年杨子荣们苦战过的完达山南麓的一个生产队。几年前劳改犯们留下来的两片住房之间，是宽达千米的森林沼泽地。东边是队部、伙房和一座磨麦子的小磨坊，号称“三间房”；西边有五座完全用草坯垒成的比较宽大的草房，住着先我们到达的中央各部的“右 派”，号称“五间房”。“五间房”西边有一条蜿蜒曲折、越来越高的小公路，通向深山里的老电锯厂。
我们的来到，引来一批批同难相怜的伙伴。其中有原东北鲁迅艺术学院院长、画家杨角和他的妻子张晓非，《人民画报》副总编辑、漫画家丁聪，美术评论家和书法家黄苗子，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王卓如，电影演员李景波、张莹、郭允泰、管仲强，国家海关总署副署长丁贵堂之子——1955年才从美国归来在对外文委任职的丁耀瓒硕士，等等。
他们是3月25日早晨离开北京的。当时天空灰蒙蒙的，空中有一群白鸽在自由飞翔，不时发出鸽哨的鸣叫声。他们在前门火车站广场等候剪票，大多沉默得没有笑容，仿佛每人身上都背着一块大石头。剪票进入站台时，没有亲人为他们送行，因为他们的单位规定不准亲人送行。他们穿过光线很暗的站台过道，默默地进入车厢。有一位二十刚过的男青年，还止不住地流眼泪。
在这批不幸的人当中，我惟一很熟识的是《光明日报》女记者徐颖。她是与我关系密切、一同在外交学院学英文又一同被打成“右 派”的新华社记者姚昌涂的妻子。她之所以被打成“右 派”，是因为整风鸣放阶段遵照报社领导的指示，如实报道了民 主党派和高等院校的鸣放意见。一声“反 右”令下，这些鸣放者纷纷中箭落马，她也成了“帮助这些右 派分子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毒素的帮凶”。
由于夫妻二人双双落难，徐颖在忧痛中早产了怀胎仅八个月的女孩。这孩子极为纤弱，呼吸艰难，不得不被送进一只特制的氧气瓶护养，遂被叫做“小瓶”，后又正式起名为“小萍”。小萍刚从瓶子里出来呼吸人世间的正常空气，这位年轻的母亲就随着大队“右 派”，离开了孩子、丈夫和在她出世不久就守寡的老母亲，到这“五间房”来了。
很快，我们就粗粗地熟悉了一些人，像与徐颖合编在一个劳动小组的，组长是喝过延河水的“二号大姐”张晓非，其他组员是：老《大公报》的地下党员、解放后是《财贸战线》报记者的高汾，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了金葵，北京电影制片厂电影剧本编辑部编辑陈瑞琴，文化部电影艺术局制片处干部、“吴祖光小家族”最小的成员陈敏凡，新闻电影制片厂职员孙自若、文朴新，原《大公报》会计徐文兰，国家计委干部林清文，第一机械工业部干部吕莹、打字员戴菊英，文化部电影艺术局干部韩渊，等等。
其中戴菊英被打成“右 派”时才17岁，还不够公民资格。她的惟一“右 派”罪名只有一句话——“美国鞋油真好使。”人们说这是“崇洋媚外”，她不服，顶了几句，就被说成“态度不好，思想顽固”，跟着就给她扣了顶“右 派”帽子。
韩渊，不是右 派。但她的丈夫赵超群——对外文委的俄文翻译是“右 派”。韩渊学着俄国“十二月党人”中一些人的妻子心甘情愿地陪伴自己的丈夫一道流放西伯利亚那样，与赵超群一道来到了北大荒。这说来颇具传奇色彩。
具有传奇色彩的男伙伴那就更多了。像谢和赓，《世界知识》高级编辑兼欧美组组长，一位走路者要拄着拐杖的40来岁的高个子。他1933年2月21岁在北平读大学时就参加了中国共 产 党，被党的北方局选派去张家口，协助冯玉祥将军筹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成了吉鸿昌军长的秘书，兼任一个师教导队的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教员。察哈尔抗战失利，党中央派他回到老家广西，利用家庭影响打入桂系军阀上层领导机关，颇受李宗仁、白崇禧的赏识，先后担任了白崇禧的上校秘书，兼任国民党大本营国防会议秘书、军政委员会秘书及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秘书，后又兼任桂林行营秘书、全国回教救国会理事长秘书、军训部西北战事巡回教育班主任秘书，成了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直接领导下的“特密”地下党员，代号“八一”，为我们党中央获取了国民党高层的大量重要情报，功勋卓著。
其间，他与30年代领衔主演历史名剧《赛金花》而轰动了上海滩和南京城的著名影剧明星王莹相爱。王莹也是中 共地下党员。当国民党海外部派遣玉莹以其视察员身份去美国留学时，李宗仁、白崇禧也派遣谢和赓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上校秘书、国民党政府驻芝加哥领事馆学习员的外交官身份赴美深造。
1942年5月，他们将由重庆飞印度新德里转赴美国时，在重庆的周恩来秘密嘱咐他俩以党的利益为重，暂不要结婚，集中精力学习和广泛联系中外抗日友好人士。他们到美国后，格遵周恩来的临别嘱咐，全力投入学习和工作，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0年2月，才在美国结婚。
1954年，他们要求回国。美国移民局不让他们回到新中国，将他们囚禁于著名的哀高思岛。周恩来闻讯，通过印度驻美大使奔走斡旋，才被美国移民局“驱逐出境”，于当年圣诞节回到深圳，廖承志派专人前往迎接，1955年元旦回到北京。回到北京不久，谢和赓被安排到人民出版社《世界知识》编辑室任高级编辑兼欧美组组长。
1957年整风鸣放，生性刚正的谢和赓不听王莹的劝阻，贴了一张反对官僚主义的大字报，并要求保护古迹牌楼，将没收大地主、大官僚、大资本家、大买办阶级的宅第花园向人民开放或做少年之家、老年之家和文化馆；就是中南海，也要对人民开放。因为在1925年段祺瑞政府时代，北海就开放了；1929年，中南海也开放了。现在是我们共 产 党领导的人民的天下，中南海更应该对人民开放，中 共领导占据着这处古迹是不对的。
这可成了人民出版社鸣放中的一发重炮弹，他因此受到了批判。可是慷慨热诚的谢和赓怎么也想不通。他把个人的荣辱沉浮早就置之度外。还是在美国，他和王莹就一直把“学问真理于我是生命，荣华富贵于我若浮云”当做座右铭，并在牢记孟夫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外，自己还追加了“真理不能离，成就不能急，挫折不能息”。因此他在被批判的会议上慷慨陈词地为自己进行辩护，并高唱《国际歌》。
人民出版社的领导知道他与周恩来、董必武等高层领导人的关系非同寻常，就把他的辩护词特别录了音送进中南海。周总理听了录音说，叫他认个错就算了嘛，何必如此对抗。据传，是毛 说他也该算做右 派，应当送去北大荒改造改造。
这样，这位当年代号“八一”的为党建立过殊勋的人就也到北大荒改造来了。
还有，老《大公报》驻美特派员朱启平，当年曾随对日作战的美军在琉球群岛作战地采访，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后，在美国“密苏里”号主力舰上，他采访过日前向麦克阿瑟及同盟国代表们的投降仪式，并写了著名通讯《落日》。
大陆解放前夕，他的两位兄长均在台湾政界或经济界身居要职，他却没到台湾去，而留在大陆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1957年整风鸣放，他只不过批评我们的新闻报道有时不够实事求是，论据是，曾在1948年一度担任过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的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于1951年3月从法国回到了新中国。朱启平本人为《中国建设》杂志写了一篇文章，说他向往新中国，宁可放弃美国、法国的高薪聘留。可是“上面”有人在发稿时，却非要把这改为翁文灏是在国外“走投无路”才归国的，是共 产 党宽宏大量地收纳了他。朱启平说，这么一改，就完全背离了事实，同时也是对这位爱国老科学家人格的侮辱。
就这么一条批评意见，有人便说他是“攻击党的领导和攻击党的新闻政策”，把他划成了“右 派”！
具有传奇色彩的伙伴还很多。（未完待续）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20-03-06 15:40:03
14、流放北大荒的右 派们（2）
戴煌回忆说：
有些人的身世虽无传奇色彩，但被打成“右 派”的经过却令人感到蹊跷难言，比如《光明日报》的对唐宋古文诗词颇有研究的记者钱统纲。
大鸣大放时，报社领导派他去中南地区“推动鸣放”，方法是召开知识界上层人士座谈会进行报道。他去了武汉又去了广州，从广州北返时在武汉大学又作了短暂停留，想再看看那里的鸣放动态。新华社湖北分社和《湖北日报》的两位记者闻讯，双双登门邀请他参加武汉大学学生会的鸣放座谈会。钱统纲说，他的报道任务是知识界上层人士的鸣放而不在学生，就不必去参加学生们的这个座谈会了。可是这两位记者死拉硬拽，说是“即便不报道，看看又何妨”。他碍于情面，也只好跟着去了。不想去后，学生们一定要他讲讲话，并要求《光明日报》一定要刊登他们鸣放的消息，而不要求新华社与《湖北日报》的记者开口。
钱统纲是个已过而立之年的超龄共青团员，平素比较谨言慎行。但尽管他再三推辞，也经不起学生们的齐声要求，只好简简单单地敷衍了几句。他说《光明日报》虽然派他到外地报道鸣放，但报道对象主要是知识界的上层人士。对于同学们要求鸣放，他是同情和支持的，因为鸣放是中央提出来的。然而同学们的鸣放，不在他的报道范围之内，即便报道了，《光明日报》是否刊登，还得由报社领导决定。
说完，他就离开了会场。学生们是否鸣放，或鸣放些啥，他都全
然不知。第二天一大早，他就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不久，“反 右 派”风起，以“党天下”论而著称的《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被定为“大右 派”后，《光明日报》被揪出了男女老青齐全的一大帮“右 派”，钱统纲也成了当中的一员。人们给他安的推一罪名是：“同情与支持右 派分子向党进攻。”然而事实上，武汉大学的男女学生们那一天并没有鸣放，仅仅是要求鸣放而已，压根儿谈不上“进攻”，咋能定他们为“右 派分子”呢？鸣放不正是上面的号召吗？
尽管如此，生性胆小的钱统纲也只能逆来顺受地忍着、听着、记着，不作任何分辩，最后又在《关于右 派分子钱统纲的政治结论》上签了字，接受了“开除团籍，撤销记者职务，降五级工资”的处分，打起行李，穿着临时去前门大街故衣店购得的老羊皮大衣，就到北大荒流放来了。
类似经历的人不胜枚举。
我们几个人，纷纷把各自从北京带来的白糖、香油、酱菜，还有路过哈尔滨买到的脸盆般大小的俄式大面包和狗肉等等都奉献出来，请这些已吃了十多天窝头咸菜炖萝卜片的难友们“打牙祭”。朱启平，拿起我的小香油瓶往鼻子跟前一嗅，喜形于色地说：“啊，好香(呕欠)！”他又往面包片上洒了些白糖，咬了一小口：“呵，真甜啊！”
不久，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被“监督劳动”的“右 派”也跟脚来到。其中，居然也有我一位非常熟悉的老战友。他叫戚玲，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特技摄影师，已拍过军教片《模范飞行教员邵长源》和故事片《长空比翼》、《黎明前的黑暗》、《激战
前夜》等。
他是苏北宝应县芦村人，原名戚定。少年时目睹国土沦丧，忧国忧民，毅然背叛封建世家，于1940年18岁时在芦村中学就秘密参加了中国共 产 党的地下组织，并经地下组织介绍，到运河西边的淮南军政大学学习军事政治，后转战于淮北洪泽湖畔，出没于湖荡芦苇丛中。1942年12月，任淮（安）宝（应）县公安局警卫连支部书记，活捉了一个日本兵。1946年秋，国民党军队大举进犯淮北解放区，他当时任长淮文工队队长，在泅城血战中率领文工队男女队员在前线冒死抢救伤员。1949年渡江前后，他和我同在新华社三十四军支社和华东空军支社当记者，并协助所在部队创办《建军报》和《空军战士》报。在办报中，他写了近600行的长诗《傅来友诉苦》，颇受读者赞扬。
1950年，我被调往新华社第三野战军总分社不久又调北京新华总社，他留在空军并学会了空中摄影，抗美援朝回国后进了八一电影制片厂当摄影师。1957年，因对“肃清胡风反 革 命集团”提出了一些疑问而被打成了“右 派”，1958年4月流放北大荒，与妻儿依依惜别。
一同来自八一厂的另一个同志名叫金星。他是河南郑州人。1948年9月郑州解放时，他在郑州圣达中学担任体育、美术、音乐教师，当即与同校的小学部体育老师金光华报名参军，被分配到中原军区和第二野战军政治部文工团。1949年随军南下，参加了渡江战役、解放南京、上海和转战大西南的诸多战役。1950年10月被派往东北长春电影制片厂学习电影制片技术——摄影、录音、洗印等等。1952年5月奉命调北京八一厂，被厂长陈播、副厂长司徒慧敏任命为洗印技师。他多次奔赴南京、上海等地购置洗印器材、培训技术新秀，出色地完成了多项任务，连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55年被任命为技术鉴定技师，负责全厂制片技术质量审定。
1957年大鸣大放，洗印车间一个名叫魏国治的工人，因八一厂人事部门不同意把他的妻子调进八一厂而有所不满。他对金星说：“金技师，您能为我鸣鸣不平吗？咱们厂正在增添新工人，我想让我爱人进厂参加工作，咱厂人事科就是不答应。论条件，我爱人家庭出身是贫农，初中毕业，共 产 党员，在生产大队里还担任着妇女主任，工作怎么就不行？为什么那些职位高的人就可以把家里用的保姆们的兄弟姊妹介绍到厂里，他们一说就行，我们当工人的介绍自己的爱人反而就不行？”
为此，乐于主持正义的金星就写了一张大字报，标题叫做《朝里有人好做官》。等“反击右 派”时，有人说这是“攻击党的人事制度”，经过七十八斗，他就被斗成了“右 派”。（未完待续）
戴煌回忆说：
有些人的身世虽无传奇色彩，但被打成“右 派”的经过却令人感到蹊跷难言，比如《光明日报》的对唐宋古文诗词颇有研究的记者钱统纲。
大鸣大放时，报社领导派他去中南地区“推动鸣放”，方法是召开知识界上层人士座谈会进行报道。他去了武汉又去了广州，从广州北返时在武汉大学又作了短暂停留，想再看看那里的鸣放动态。新华社湖北分社和《湖北日报》的两位记者闻讯，双双登门邀请他参加武汉大学学生会的鸣放座谈会。钱统纲说，他的报道任务是知识界上层人士的鸣放而不在学生，就不必去参加学生们的这个座谈会了。可是这两位记者死拉硬拽，说是“即便不报道，看看又何妨”。他碍于情面，也只好跟着去了。不想去后，学生们一定要他讲讲话，并要求《光明日报》一定要刊登他们鸣放的消息，而不要求新华社与《湖北日报》的记者开口。
钱统纲是个已过而立之年的超龄共青团员，平素比较谨言慎行。但尽管他再三推辞，也经不起学生们的齐声要求，只好简简单单地敷衍了几句。他说《光明日报》虽然派他到外地报道鸣放，但报道对象主要是知识界的上层人士。对于同学们要求鸣放，他是同情和支持的，因为鸣放是中央提出来的。然而同学们的鸣放，不在他的报道范围之内，即便报道了，《光明日报》是否刊登，还得由报社领导决定。
说完，他就离开了会场。学生们是否鸣放，或鸣放些啥，他都全
然不知。第二天一大早，他就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不久，“反 右 派”风起，以“党天下”论而著称的《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被定为“大右 派”后，《光明日报》被揪出了男女老青齐全的一大帮“右 派”，钱统纲也成了当中的一员。人们给他安的推一罪名是：“同情与支持右 派分子向党进攻。”然而事实上，武汉大学的男女学生们那一天并没有鸣放，仅仅是要求鸣放而已，压根儿谈不上“进攻”，咋能定他们为“右 派分子”呢？鸣放不正是上面的号召吗？
尽管如此，生性胆小的钱统纲也只能逆来顺受地忍着、听着、记着，不作任何分辩，最后又在《关于右 派分子钱统纲的政治结论》上签了字，接受了“开除团籍，撤销记者职务，降五级工资”的处分，打起行李，穿着临时去前门大街故衣店购得的老羊皮大衣，就到北大荒流放来了。
类似经历的人不胜枚举。
我们几个人，纷纷把各自从北京带来的白糖、香油、酱菜，还有路过哈尔滨买到的脸盆般大小的俄式大面包和狗肉等等都奉献出来，请这些已吃了十多天窝头咸菜炖萝卜片的难友们“打牙祭”。朱启平，拿起我的小香油瓶往鼻子跟前一嗅，喜形于色地说：“啊，好香(呕欠)！”他又往面包片上洒了些白糖，咬了一小口：“呵，真甜啊！”
不久，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被“监督劳动”的“右 派”也跟脚来到。其中，居然也有我一位非常熟悉的老战友。他叫戚玲，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特技摄影师，已拍过军教片《模范飞行教员邵长源》和故事片《长空比翼》、《黎明前的黑暗》、《激战
前夜》等。
他是苏北宝应县芦村人，原名戚定。少年时目睹国土沦丧，忧国忧民，毅然背叛封建世家，于1940年18岁时在芦村中学就秘密参加了中国共 产 党的地下组织，并经地下组织介绍，到运河西边的淮南军政大学学习军事政治，后转战于淮北洪泽湖畔，出没于湖荡芦苇丛中。1942年12月，任淮（安）宝（应）县公安局警卫连支部书记，活捉了一个日本兵。1946年秋，国民党军队大举进犯淮北解放区，他当时任长淮文工队队长，在泅城血战中率领文工队男女队员在前线冒死抢救伤员。1949年渡江前后，他和我同在新华社三十四军支社和华东空军支社当记者，并协助所在部队创办《建军报》和《空军战士》报。在办报中，他写了近600行的长诗《傅来友诉苦》，颇受读者赞扬。
1950年，我被调往新华社第三野战军总分社不久又调北京新华总社，他留在空军并学会了空中摄影，抗美援朝回国后进了八一电影制片厂当摄影师。1957年，因对“肃清胡风反 革 命集团”提出了一些疑问而被打成了“右 派”，1958年4月流放北大荒，与妻儿依依惜别。
一同来自八一厂的另一个同志名叫金星。他是河南郑州人。1948年9月郑州解放时，他在郑州圣达中学担任体育、美术、音乐教师，当即与同校的小学部体育老师金光华报名参军，被分配到中原军区和第二野战军政治部文工团。1949年随军南下，参加了渡江战役、解放南京、上海和转战大西南的诸多战役。1950年10月被派往东北长春电影制片厂学习电影制片技术——摄影、录音、洗印等等。1952年5月奉命调北京八一厂，被厂长陈播、副厂长司徒慧敏任命为洗印技师。他多次奔赴南京、上海等地购置洗印器材、培训技术新秀，出色地完成了多项任务，连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55年被任命为技术鉴定技师，负责全厂制片技术质量审定。
1957年大鸣大放，洗印车间一个名叫魏国治的工人，因八一厂人事部门不同意把他的妻子调进八一厂而有所不满。他对金星说：“金技师，您能为我鸣鸣不平吗？咱们厂正在增添新工人，我想让我爱人进厂参加工作，咱厂人事科就是不答应。论条件，我爱人家庭出身是贫农，初中毕业，共 产 党员，在生产大队里还担任着妇女主任，工作怎么就不行？为什么那些职位高的人就可以把家里用的保姆们的兄弟姊妹介绍到厂里，他们一说就行，我们当工人的介绍自己的爱人反而就不行？”
为此，乐于主持正义的金星就写了一张大字报，标题叫做《朝里有人好做官》。等“反击右 派”时，有人说这是“攻击党的人事制度”，经过七十八斗，他就被斗成了“右 派”。（未完待续）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20-03-06 15:40:03
14、流放北大荒的右 派们（2）
戴煌回忆说：
有些人的身世虽无传奇色彩，但被打成“右 派”的经过却令人感到蹊跷难言，比如《光明日报》的对唐宋古文诗词颇有研究的记者钱统纲。
大鸣大放时，报社领导派他去中南地区“推动鸣放”，方法是召开知识界上层人士座谈会进行报道。他去了武汉又去了广州，从广州北返时在武汉大学又作了短暂停留，想再看看那里的鸣放动态。新华社湖北分社和《湖北日报》的两位记者闻讯，双双登门邀请他参加武汉大学学生会的鸣放座谈会。钱统纲说，他的报道任务是知识界上层人士的鸣放而不在学生，就不必去参加学生们的这个座谈会了。可是这两位记者死拉硬拽，说是“即便不报道，看看又何妨”。他碍于情面，也只好跟着去了。不想去后，学生们一定要他讲讲话，并要求《光明日报》一定要刊登他们鸣放的消息，而不要求新华社与《湖北日报》的记者开口。
钱统纲是个已过而立之年的超龄共青团员，平素比较谨言慎行。但尽管他再三推辞，也经不起学生们的齐声要求，只好简简单单地敷衍了几句。他说《光明日报》虽然派他到外地报道鸣放，但报道对象主要是知识界的上层人士。对于同学们要求鸣放，他是同情和支持的，因为鸣放是中央提出来的。然而同学们的鸣放，不在他的报道范围之内，即便报道了，《光明日报》是否刊登，还得由报社领导决定。
说完，他就离开了会场。学生们是否鸣放，或鸣放些啥，他都全
然不知。第二天一大早，他就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不久，“反 右 派”风起，以“党天下”论而著称的《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被定为“大右 派”后，《光明日报》被揪出了男女老青齐全的一大帮“右 派”，钱统纲也成了当中的一员。人们给他安的推一罪名是：“同情与支持右 派分子向党进攻。”然而事实上，武汉大学的男女学生们那一天并没有鸣放，仅仅是要求鸣放而已，压根儿谈不上“进攻”，咋能定他们为“右 派分子”呢？鸣放不正是上面的号召吗？
尽管如此，生性胆小的钱统纲也只能逆来顺受地忍着、听着、记着，不作任何分辩，最后又在《关于右 派分子钱统纲的政治结论》上签了字，接受了“开除团籍，撤销记者职务，降五级工资”的处分，打起行李，穿着临时去前门大街故衣店购得的老羊皮大衣，就到北大荒流放来了。
类似经历的人不胜枚举。
我们几个人，纷纷把各自从北京带来的白糖、香油、酱菜，还有路过哈尔滨买到的脸盆般大小的俄式大面包和狗肉等等都奉献出来，请这些已吃了十多天窝头咸菜炖萝卜片的难友们“打牙祭”。朱启平，拿起我的小香油瓶往鼻子跟前一嗅，喜形于色地说：“啊，好香(呕欠)！”他又往面包片上洒了些白糖，咬了一小口：“呵，真甜啊！”
不久，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被“监督劳动”的“右 派”也跟脚来到。其中，居然也有我一位非常熟悉的老战友。他叫戚玲，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特技摄影师，已拍过军教片《模范飞行教员邵长源》和故事片《长空比翼》、《黎明前的黑暗》、《激战
前夜》等。
他是苏北宝应县芦村人，原名戚定。少年时目睹国土沦丧，忧国忧民，毅然背叛封建世家，于1940年18岁时在芦村中学就秘密参加了中国共 产 党的地下组织，并经地下组织介绍，到运河西边的淮南军政大学学习军事政治，后转战于淮北洪泽湖畔，出没于湖荡芦苇丛中。1942年12月，任淮（安）宝（应）县公安局警卫连支部书记，活捉了一个日本兵。1946年秋，国民党军队大举进犯淮北解放区，他当时任长淮文工队队长，在泅城血战中率领文工队男女队员在前线冒死抢救伤员。1949年渡江前后，他和我同在新华社三十四军支社和华东空军支社当记者，并协助所在部队创办《建军报》和《空军战士》报。在办报中，他写了近600行的长诗《傅来友诉苦》，颇受读者赞扬。
1950年，我被调往新华社第三野战军总分社不久又调北京新华总社，他留在空军并学会了空中摄影，抗美援朝回国后进了八一电影制片厂当摄影师。1957年，因对“肃清胡风反 革 命集团”提出了一些疑问而被打成了“右 派”，1958年4月流放北大荒，与妻儿依依惜别。
一同来自八一厂的另一个同志名叫金星。他是河南郑州人。1948年9月郑州解放时，他在郑州圣达中学担任体育、美术、音乐教师，当即与同校的小学部体育老师金光华报名参军，被分配到中原军区和第二野战军政治部文工团。1949年随军南下，参加了渡江战役、解放南京、上海和转战大西南的诸多战役。1950年10月被派往东北长春电影制片厂学习电影制片技术——摄影、录音、洗印等等。1952年5月奉命调北京八一厂，被厂长陈播、副厂长司徒慧敏任命为洗印技师。他多次奔赴南京、上海等地购置洗印器材、培训技术新秀，出色地完成了多项任务，连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55年被任命为技术鉴定技师，负责全厂制片技术质量审定。
1957年大鸣大放，洗印车间一个名叫魏国治的工人，因八一厂人事部门不同意把他的妻子调进八一厂而有所不满。他对金星说：“金技师，您能为我鸣鸣不平吗？咱们厂正在增添新工人，我想让我爱人进厂参加工作，咱厂人事科就是不答应。论条件，我爱人家庭出身是贫农，初中毕业，共 产 党员，在生产大队里还担任着妇女主任，工作怎么就不行？为什么那些职位高的人就可以把家里用的保姆们的兄弟姊妹介绍到厂里，他们一说就行，我们当工人的介绍自己的爱人反而就不行？”
为此，乐于主持正义的金星就写了一张大字报，标题叫做《朝里有人好做官》。等“反击右 派”时，有人说这是“攻击党的人事制度”，经过七十八斗，他就被斗成了“右 派”。（未完待续）
戴煌回忆说：
有些人的身世虽无传奇色彩，但被打成“右 派”的经过却令人感到蹊跷难言，比如《光明日报》的对唐宋古文诗词颇有研究的记者钱统纲。
大鸣大放时，报社领导派他去中南地区“推动鸣放”，方法是召开知识界上层人士座谈会进行报道。他去了武汉又去了广州，从广州北返时在武汉大学又作了短暂停留，想再看看那里的鸣放动态。新华社湖北分社和《湖北日报》的两位记者闻讯，双双登门邀请他参加武汉大学学生会的鸣放座谈会。钱统纲说，他的报道任务是知识界上层人士的鸣放而不在学生，就不必去参加学生们的这个座谈会了。可是这两位记者死拉硬拽，说是“即便不报道，看看又何妨”。他碍于情面，也只好跟着去了。不想去后，学生们一定要他讲讲话，并要求《光明日报》一定要刊登他们鸣放的消息，而不要求新华社与《湖北日报》的记者开口。
钱统纲是个已过而立之年的超龄共青团员，平素比较谨言慎行。但尽管他再三推辞，也经不起学生们的齐声要求，只好简简单单地敷衍了几句。他说《光明日报》虽然派他到外地报道鸣放，但报道对象主要是知识界的上层人士。对于同学们要求鸣放，他是同情和支持的，因为鸣放是中央提出来的。然而同学们的鸣放，不在他的报道范围之内，即便报道了，《光明日报》是否刊登，还得由报社领导决定。
说完，他就离开了会场。学生们是否鸣放，或鸣放些啥，他都全
然不知。第二天一大早，他就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不久，“反 右 派”风起，以“党天下”论而著称的《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被定为“大右 派”后，《光明日报》被揪出了男女老青齐全的一大帮“右 派”，钱统纲也成了当中的一员。人们给他安的推一罪名是：“同情与支持右 派分子向党进攻。”然而事实上，武汉大学的男女学生们那一天并没有鸣放，仅仅是要求鸣放而已，压根儿谈不上“进攻”，咋能定他们为“右 派分子”呢？鸣放不正是上面的号召吗？
尽管如此，生性胆小的钱统纲也只能逆来顺受地忍着、听着、记着，不作任何分辩，最后又在《关于右 派分子钱统纲的政治结论》上签了字，接受了“开除团籍，撤销记者职务，降五级工资”的处分，打起行李，穿着临时去前门大街故衣店购得的老羊皮大衣，就到北大荒流放来了。
类似经历的人不胜枚举。
我们几个人，纷纷把各自从北京带来的白糖、香油、酱菜，还有路过哈尔滨买到的脸盆般大小的俄式大面包和狗肉等等都奉献出来，请这些已吃了十多天窝头咸菜炖萝卜片的难友们“打牙祭”。朱启平，拿起我的小香油瓶往鼻子跟前一嗅，喜形于色地说：“啊，好香(呕欠)！”他又往面包片上洒了些白糖，咬了一小口：“呵，真甜啊！”
不久，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被“监督劳动”的“右 派”也跟脚来到。其中，居然也有我一位非常熟悉的老战友。他叫戚玲，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特技摄影师，已拍过军教片《模范飞行教员邵长源》和故事片《长空比翼》、《黎明前的黑暗》、《激战
前夜》等。
他是苏北宝应县芦村人，原名戚定。少年时目睹国土沦丧，忧国忧民，毅然背叛封建世家，于1940年18岁时在芦村中学就秘密参加了中国共 产 党的地下组织，并经地下组织介绍，到运河西边的淮南军政大学学习军事政治，后转战于淮北洪泽湖畔，出没于湖荡芦苇丛中。1942年12月，任淮（安）宝（应）县公安局警卫连支部书记，活捉了一个日本兵。1946年秋，国民党军队大举进犯淮北解放区，他当时任长淮文工队队长，在泅城血战中率领文工队男女队员在前线冒死抢救伤员。1949年渡江前后，他和我同在新华社三十四军支社和华东空军支社当记者，并协助所在部队创办《建军报》和《空军战士》报。在办报中，他写了近600行的长诗《傅来友诉苦》，颇受读者赞扬。
1950年，我被调往新华社第三野战军总分社不久又调北京新华总社，他留在空军并学会了空中摄影，抗美援朝回国后进了八一电影制片厂当摄影师。1957年，因对“肃清胡风反 革 命集团”提出了一些疑问而被打成了“右 派”，1958年4月流放北大荒，与妻儿依依惜别。
一同来自八一厂的另一个同志名叫金星。他是河南郑州人。1948年9月郑州解放时，他在郑州圣达中学担任体育、美术、音乐教师，当即与同校的小学部体育老师金光华报名参军，被分配到中原军区和第二野战军政治部文工团。1949年随军南下，参加了渡江战役、解放南京、上海和转战大西南的诸多战役。1950年10月被派往东北长春电影制片厂学习电影制片技术——摄影、录音、洗印等等。1952年5月奉命调北京八一厂，被厂长陈播、副厂长司徒慧敏任命为洗印技师。他多次奔赴南京、上海等地购置洗印器材、培训技术新秀，出色地完成了多项任务，连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55年被任命为技术鉴定技师，负责全厂制片技术质量审定。
1957年大鸣大放，洗印车间一个名叫魏国治的工人，因八一厂人事部门不同意把他的妻子调进八一厂而有所不满。他对金星说：“金技师，您能为我鸣鸣不平吗？咱们厂正在增添新工人，我想让我爱人进厂参加工作，咱厂人事科就是不答应。论条件，我爱人家庭出身是贫农，初中毕业，共 产 党员，在生产大队里还担任着妇女主任，工作怎么就不行？为什么那些职位高的人就可以把家里用的保姆们的兄弟姊妹介绍到厂里，他们一说就行，我们当工人的介绍自己的爱人反而就不行？”
为此，乐于主持正义的金星就写了一张大字报，标题叫做《朝里有人好做官》。等“反击右 派”时，有人说这是“攻击党的人事制度”，经过七十八斗，他就被斗成了“右 派”。（未完待续）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20-03-06 15:40:03
15、流放北大荒的右 派们（3）
来自八一厂的第三位名叫陈尔真，祖籍广东，生于南洋，在美国留学时专攻电化教育专业。1952年归国后，在八一厂任美工师。他的英语特流利。八一厂内部观赏美国、英国的原版“参考片”，几乎都请他在一旁对着麦克风边看边口译。所有观赏的人都称赞他译得好。整风鸣放时，他没讲过一句话，也没贴过一张大字报。但是“反 右”一来，有多事者把他尊重原作、实事求是地照译不误，说成是“狂热地宣扬了资产阶级思想和美化了资本主义社会”，“贩卖资本主义货色”，给他扣了一顶“右 派”帽子。那些曾不止一次地称赞他译得好的人，却没有一个敢于出来为他伸张正义、辩白冤情。而书生气十足的他本人，还是一句话也不说。叫他来北大荒，他就穿着一件紧身的老羊皮大衣跟着大群“老右”到北国荒原来了。
跟着这趟车来的还有一位小个儿军医，名叫李定国。1950年冬天抗美援朝参军热潮中参加军干校时他还是个高中学生。他被分配到第六军医大学（后改称江西医学院）军医班学习，毕业后被分到武汉中南军区军工医院做住院军医。1956年底，调到总后勤部军医生产部卫生处任助理员。这时，总后五六十位助理员，全部挤住在礼堂对面的俱乐部二楼，一张床挨着一张床，白班夜班相互干扰，不胜其烦。1957年整风鸣放，有人认为李定国出身于书香门第，文笔也不错，就推他写一张大字报，对住房拥挤不堪提点意见。于是，李定国写了张大字报，取名为《“百家楼”风云录》，署名为“久居难”。为了写得风趣幽默，他一上来还来了个“诗曰”：“长者已住洋房去，吾侨聚居百家楼；长者一去不复返，岂知吾辈怨和愁！”大字报的正文写出了住房拥挤情况。
这张大字报一贴出，震动了整个总后大院，部长、政委都赶来观看。“反 右”时，有人说这是对住房不满；对住房不满，就是对现实不满；对现实不满，就是对党不满；对党不满，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于是，李定国成了右 派分子，也被推上了前来北大荒“监督劳动”的列车。
随这趟列车来的人到了“五间房”，统统被打散分编到国务院各部来的难友中。李定国被编在原《大公报》记者部主任肖离为组长的一组中，其他组员有原《大公报》名记者朱启平、《光明日报》记者尤在、世界知识出版社高级编辑和翻译家谢和赓等人。这正如屈原《九歌》所说“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大伙相处得颇为融洽。
相处得颇为融洽，免不了都要说说知心话。知心话说得最多的，莫过于各人耳闻的各地报纸上没登过也不敢登的一些抓“右 派”的趣闻。
有的说，一位律师发表了一篇论文，论公检法相互制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结果被说成是反对党的一元化领导，是资产阶级的“分权立国论”而被打成了“右 派”。
有的说，有一位共 产 党员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在朝鲜战场立过三等功，回国后转业到一个县的文化局，连续四年被评为先进。帮助党整风，他没提什么意见，文化局长是他本家叔叔，平时更谈不上得罪领导，可是他却弄了个“右 派”。因为上级布置反“右 派”，要文化局必须划一个“右 派”，不完成任务不行。没办法，那位本家叔叔的文化局长对他说：“你是个老先进，凡事都带个好头，这次你也带个头吧！”这位同志一想：“既然党组织要自己当右 派，那就带这个头罢。”这样他就成了“右 派”。
一个县的电影公司，也分到一个“右 派”名额。他们知道这“右 派”可不是好当的，不像上述文化局长和那位老先进那样无知。他们只得“评”。评来评去也没评出来，有人提议抓阄，谁抓到谁就当“右 派”。公司领导也觉得这过于荒唐，但为了完成任务也别无良策，于是一位老老实实的售票员被抓上了“右 派”，尽管他一向与世无争，从不得罪任何人。
还有一所中学，分到两个“右 派”名额。其中一位教员因有“海外关系”，整风鸣放时又提过两条建议，已被定为“右 派”，但还有一个名额没有着落。在全体教师大会上，谁也不愿当面得罪人，总是“评”不出来。一位教师早饭时多喝了一碗面汤，想去厕所方便方便。他自以为政治上要求进步，又精通教书业务，说啥也轮不到自己当“右 派”，便放心大胆地上厕所去了。没想到他前脚走，后脚就有人提他的名，其他教师立即齐声附和，举手赞成。等他一泡尿撒完回来时，他已成了“右 派”！ （未完待续）
来自八一厂的第三位名叫陈尔真，祖籍广东，生于南洋，在美国留学时专攻电化教育专业。1952年归国后，在八一厂任美工师。他的英语特流利。八一厂内部观赏美国、英国的原版“参考片”，几乎都请他在一旁对着麦克风边看边口译。所有观赏的人都称赞他译得好。整风鸣放时，他没讲过一句话，也没贴过一张大字报。但是“反 右”一来，有多事者把他尊重原作、实事求是地照译不误，说成是“狂热地宣扬了资产阶级思想和美化了资本主义社会”，“贩卖资本主义货色”，给他扣了一顶“右 派”帽子。那些曾不止一次地称赞他译得好的人，却没有一个敢于出来为他伸张正义、辩白冤情。而书生气十足的他本人，还是一句话也不说。叫他来北大荒，他就穿着一件紧身的老羊皮大衣跟着大群“老右”到北国荒原来了。
跟着这趟车来的还有一位小个儿军医，名叫李定国。1950年冬天抗美援朝参军热潮中参加军干校时他还是个高中学生。他被分配到第六军医大学（后改称江西医学院）军医班学习，毕业后被分到武汉中南军区军工医院做住院军医。1956年底，调到总后勤部军医生产部卫生处任助理员。这时，总后五六十位助理员，全部挤住在礼堂对面的俱乐部二楼，一张床挨着一张床，白班夜班相互干扰，不胜其烦。1957年整风鸣放，有人认为李定国出身于书香门第，文笔也不错，就推他写一张大字报，对住房拥挤不堪提点意见。于是，李定国写了张大字报，取名为《“百家楼”风云录》，署名为“久居难”。为了写得风趣幽默，他一上来还来了个“诗曰”：“长者已住洋房去，吾侨聚居百家楼；长者一去不复返，岂知吾辈怨和愁！”大字报的正文写出了住房拥挤情况。
这张大字报一贴出，震动了整个总后大院，部长、政委都赶来观看。“反 右”时，有人说这是对住房不满；对住房不满，就是对现实不满；对现实不满，就是对党不满；对党不满，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于是，李定国成了右 派分子，也被推上了前来北大荒“监督劳动”的列车。
随这趟列车来的人到了“五间房”，统统被打散分编到国务院各部来的难友中。李定国被编在原《大公报》记者部主任肖离为组长的一组中，其他组员有原《大公报》名记者朱启平、《光明日报》记者尤在、世界知识出版社高级编辑和翻译家谢和赓等人。这正如屈原《九歌》所说“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大伙相处得颇为融洽。
相处得颇为融洽，免不了都要说说知心话。知心话说得最多的，莫过于各人耳闻的各地报纸上没登过也不敢登的一些抓“右 派”的趣闻。
有的说，一位律师发表了一篇论文，论公检法相互制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结果被说成是反对党的一元化领导，是资产阶级的“分权立国论”而被打成了“右 派”。
有的说，有一位共 产 党员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在朝鲜战场立过三等功，回国后转业到一个县的文化局，连续四年被评为先进。帮助党整风，他没提什么意见，文化局长是他本家叔叔，平时更谈不上得罪领导，可是他却弄了个“右 派”。因为上级布置反“右 派”，要文化局必须划一个“右 派”，不完成任务不行。没办法，那位本家叔叔的文化局长对他说：“你是个老先进，凡事都带个好头，这次你也带个头吧！”这位同志一想：“既然党组织要自己当右 派，那就带这个头罢。”这样他就成了“右 派”。
一个县的电影公司，也分到一个“右 派”名额。他们知道这“右 派”可不是好当的，不像上述文化局长和那位老先进那样无知。他们只得“评”。评来评去也没评出来，有人提议抓阄，谁抓到谁就当“右 派”。公司领导也觉得这过于荒唐，但为了完成任务也别无良策，于是一位老老实实的售票员被抓上了“右 派”，尽管他一向与世无争，从不得罪任何人。
还有一所中学，分到两个“右 派”名额。其中一位教员因有“海外关系”，整风鸣放时又提过两条建议，已被定为“右 派”，但还有一个名额没有着落。在全体教师大会上，谁也不愿当面得罪人，总是“评”不出来。一位教师早饭时多喝了一碗面汤，想去厕所方便方便。他自以为政治上要求进步，又精通教书业务，说啥也轮不到自己当“右 派”，便放心大胆地上厕所去了。没想到他前脚走，后脚就有人提他的名，其他教师立即齐声附和，举手赞成。等他一泡尿撒完回来时，他已成了“右 派”！ （未完待续）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20-03-06 15:40:03
15、流放北大荒的右 派们（3）
来自八一厂的第三位名叫陈尔真，祖籍广东，生于南洋，在美国留学时专攻电化教育专业。1952年归国后，在八一厂任美工师。他的英语特流利。八一厂内部观赏美国、英国的原版“参考片”，几乎都请他在一旁对着麦克风边看边口译。所有观赏的人都称赞他译得好。整风鸣放时，他没讲过一句话，也没贴过一张大字报。但是“反 右”一来，有多事者把他尊重原作、实事求是地照译不误，说成是“狂热地宣扬了资产阶级思想和美化了资本主义社会”，“贩卖资本主义货色”，给他扣了一顶“右 派”帽子。那些曾不止一次地称赞他译得好的人，却没有一个敢于出来为他伸张正义、辩白冤情。而书生气十足的他本人，还是一句话也不说。叫他来北大荒，他就穿着一件紧身的老羊皮大衣跟着大群“老右”到北国荒原来了。
跟着这趟车来的还有一位小个儿军医，名叫李定国。1950年冬天抗美援朝参军热潮中参加军干校时他还是个高中学生。他被分配到第六军医大学（后改称江西医学院）军医班学习，毕业后被分到武汉中南军区军工医院做住院军医。1956年底，调到总后勤部军医生产部卫生处任助理员。这时，总后五六十位助理员，全部挤住在礼堂对面的俱乐部二楼，一张床挨着一张床，白班夜班相互干扰，不胜其烦。1957年整风鸣放，有人认为李定国出身于书香门第，文笔也不错，就推他写一张大字报，对住房拥挤不堪提点意见。于是，李定国写了张大字报，取名为《“百家楼”风云录》，署名为“久居难”。为了写得风趣幽默，他一上来还来了个“诗曰”：“长者已住洋房去，吾侨聚居百家楼；长者一去不复返，岂知吾辈怨和愁！”大字报的正文写出了住房拥挤情况。
这张大字报一贴出，震动了整个总后大院，部长、政委都赶来观看。“反 右”时，有人说这是对住房不满；对住房不满，就是对现实不满；对现实不满，就是对党不满；对党不满，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于是，李定国成了右 派分子，也被推上了前来北大荒“监督劳动”的列车。
随这趟列车来的人到了“五间房”，统统被打散分编到国务院各部来的难友中。李定国被编在原《大公报》记者部主任肖离为组长的一组中，其他组员有原《大公报》名记者朱启平、《光明日报》记者尤在、世界知识出版社高级编辑和翻译家谢和赓等人。这正如屈原《九歌》所说“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大伙相处得颇为融洽。
相处得颇为融洽，免不了都要说说知心话。知心话说得最多的，莫过于各人耳闻的各地报纸上没登过也不敢登的一些抓“右 派”的趣闻。
有的说，一位律师发表了一篇论文，论公检法相互制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结果被说成是反对党的一元化领导，是资产阶级的“分权立国论”而被打成了“右 派”。
有的说，有一位共 产 党员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在朝鲜战场立过三等功，回国后转业到一个县的文化局，连续四年被评为先进。帮助党整风，他没提什么意见，文化局长是他本家叔叔，平时更谈不上得罪领导，可是他却弄了个“右 派”。因为上级布置反“右 派”，要文化局必须划一个“右 派”，不完成任务不行。没办法，那位本家叔叔的文化局长对他说：“你是个老先进，凡事都带个好头，这次你也带个头吧！”这位同志一想：“既然党组织要自己当右 派，那就带这个头罢。”这样他就成了“右 派”。
一个县的电影公司，也分到一个“右 派”名额。他们知道这“右 派”可不是好当的，不像上述文化局长和那位老先进那样无知。他们只得“评”。评来评去也没评出来，有人提议抓阄，谁抓到谁就当“右 派”。公司领导也觉得这过于荒唐，但为了完成任务也别无良策，于是一位老老实实的售票员被抓上了“右 派”，尽管他一向与世无争，从不得罪任何人。
还有一所中学，分到两个“右 派”名额。其中一位教员因有“海外关系”，整风鸣放时又提过两条建议，已被定为“右 派”，但还有一个名额没有着落。在全体教师大会上，谁也不愿当面得罪人，总是“评”不出来。一位教师早饭时多喝了一碗面汤，想去厕所方便方便。他自以为政治上要求进步，又精通教书业务，说啥也轮不到自己当“右 派”，便放心大胆地上厕所去了。没想到他前脚走，后脚就有人提他的名，其他教师立即齐声附和，举手赞成。等他一泡尿撒完回来时，他已成了“右 派”！ （未完待续）
来自八一厂的第三位名叫陈尔真，祖籍广东，生于南洋，在美国留学时专攻电化教育专业。1952年归国后，在八一厂任美工师。他的英语特流利。八一厂内部观赏美国、英国的原版“参考片”，几乎都请他在一旁对着麦克风边看边口译。所有观赏的人都称赞他译得好。整风鸣放时，他没讲过一句话，也没贴过一张大字报。但是“反 右”一来，有多事者把他尊重原作、实事求是地照译不误，说成是“狂热地宣扬了资产阶级思想和美化了资本主义社会”，“贩卖资本主义货色”，给他扣了一顶“右 派”帽子。那些曾不止一次地称赞他译得好的人，却没有一个敢于出来为他伸张正义、辩白冤情。而书生气十足的他本人，还是一句话也不说。叫他来北大荒，他就穿着一件紧身的老羊皮大衣跟着大群“老右”到北国荒原来了。
跟着这趟车来的还有一位小个儿军医，名叫李定国。1950年冬天抗美援朝参军热潮中参加军干校时他还是个高中学生。他被分配到第六军医大学（后改称江西医学院）军医班学习，毕业后被分到武汉中南军区军工医院做住院军医。1956年底，调到总后勤部军医生产部卫生处任助理员。这时，总后五六十位助理员，全部挤住在礼堂对面的俱乐部二楼，一张床挨着一张床，白班夜班相互干扰，不胜其烦。1957年整风鸣放，有人认为李定国出身于书香门第，文笔也不错，就推他写一张大字报，对住房拥挤不堪提点意见。于是，李定国写了张大字报，取名为《“百家楼”风云录》，署名为“久居难”。为了写得风趣幽默，他一上来还来了个“诗曰”：“长者已住洋房去，吾侨聚居百家楼；长者一去不复返，岂知吾辈怨和愁！”大字报的正文写出了住房拥挤情况。
这张大字报一贴出，震动了整个总后大院，部长、政委都赶来观看。“反 右”时，有人说这是对住房不满；对住房不满，就是对现实不满；对现实不满，就是对党不满；对党不满，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于是，李定国成了右 派分子，也被推上了前来北大荒“监督劳动”的列车。
随这趟列车来的人到了“五间房”，统统被打散分编到国务院各部来的难友中。李定国被编在原《大公报》记者部主任肖离为组长的一组中，其他组员有原《大公报》名记者朱启平、《光明日报》记者尤在、世界知识出版社高级编辑和翻译家谢和赓等人。这正如屈原《九歌》所说“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大伙相处得颇为融洽。
相处得颇为融洽，免不了都要说说知心话。知心话说得最多的，莫过于各人耳闻的各地报纸上没登过也不敢登的一些抓“右 派”的趣闻。
有的说，一位律师发表了一篇论文，论公检法相互制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结果被说成是反对党的一元化领导，是资产阶级的“分权立国论”而被打成了“右 派”。
有的说，有一位共 产 党员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在朝鲜战场立过三等功，回国后转业到一个县的文化局，连续四年被评为先进。帮助党整风，他没提什么意见，文化局长是他本家叔叔，平时更谈不上得罪领导，可是他却弄了个“右 派”。因为上级布置反“右 派”，要文化局必须划一个“右 派”，不完成任务不行。没办法，那位本家叔叔的文化局长对他说：“你是个老先进，凡事都带个好头，这次你也带个头吧！”这位同志一想：“既然党组织要自己当右 派，那就带这个头罢。”这样他就成了“右 派”。
一个县的电影公司，也分到一个“右 派”名额。他们知道这“右 派”可不是好当的，不像上述文化局长和那位老先进那样无知。他们只得“评”。评来评去也没评出来，有人提议抓阄，谁抓到谁就当“右 派”。公司领导也觉得这过于荒唐，但为了完成任务也别无良策，于是一位老老实实的售票员被抓上了“右 派”，尽管他一向与世无争，从不得罪任何人。
还有一所中学，分到两个“右 派”名额。其中一位教员因有“海外关系”，整风鸣放时又提过两条建议，已被定为“右 派”，但还有一个名额没有着落。在全体教师大会上，谁也不愿当面得罪人，总是“评”不出来。一位教师早饭时多喝了一碗面汤，想去厕所方便方便。他自以为政治上要求进步，又精通教书业务，说啥也轮不到自己当“右 派”，便放心大胆地上厕所去了。没想到他前脚走，后脚就有人提他的名，其他教师立即齐声附和，举手赞成。等他一泡尿撒完回来时，他已成了“右 派”！ （未完待续）
楼主：秦家老太爷
时间：2020-03-06 15:40:03
16、苦难的流放生活（1）
最初的劳动，是在山脚下辽阔的翻耕过的田野上10人一组，拉拽24行播种机播种小麦。当机械动力和牛马不足的时候，这些两条腿的右 派分子就是惟一可以派上用场的动力了。右 派分子们都想好好改造自己，所以大伙儿拉得很起劲。每一趟都得拉上1000多米，
还没拉上半趟，就把棉袄、绒衣脱得光光的，只穿一件单褂子。
麦子播完了，戴煌他们就在“五间房”下面的水洼子南面，抡大镐，要大锹，用永远不会折断的小碗口粗的大扁担抬土，修筑名叫“五一水库”的土坝，打算拦蓄完达山流下来的涓涓细流，日后既可灌溉农田，又可养鱼放鸭，改善生活。
工间休息，有人钻进附近的小林子采蘑菇，有人躺在草地上仰望深邃的蓝天，唱起《贝加尔湖之歌》。传说当年苏武牧羊，就在贝加尔湖畔。
右 派们的生活相当艰苦。他们住的草坯房子四面透风，树枝编就的草炕拥挤不堪，每个人的很多东西只得摆在外边露天里。他们人人几乎都在自己的铺位上空平吊着一块尼龙布、油布或雨衣，以拦截从带树皮的屋梁上掉下来的毛毛虫和虫屎。下雨天，外面大下屋内小下，外面不下屋里还下，尼龙布又成了“空中小水库”，兜拦滴滴嗒嗒的漏水。偶尔也有一两条蛇从屋梁上掉下来。
右 派们吃的是窝窝头、玉米馇子粥和熬大萝卜，有时也能吃到黑面馒头。那是他们自己轮流去“三间房”的小磨坊，像小毛驴一般整天围着大磨盘磨出来的，从第一过到最后一过，一点儿麸皮都舍不得丢的“一条龙面粉”，又粗又黑。大家把这种面蒸出来的馒头叫做“巧克力疙瘩”，吃起来也真美。但菜极少，有时只有几粒黄豆咸菜，甚至连盐都缺少。
右 派们的劳动强度是很大的。他们每天早晨四点多钟就起来，直到晚上七八点钟才休息，是地地道道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这十五六个小时内，除了吃三顿饭和洗脸洗脚的时间外，基本上都是在不停顿地劳动，要抽空儿写封信或洗件衣服，简直就成了一件十分困难的“任务”。很多人不得不带着一些硬纸头，工间一有小歇就把硬纸头放在膝盖上写起来，一封信往往要写好几次才草草写完。脏衣服和泥袜子只好堆在屋外墙脚下，洗澡更成了一大奢望。
这时候的天气已经不很冷，但是变化无常，“一日四季”是常有的事。蓝天白云，烈日当空，突然就能乌云翻滚，骤然雨下，甚至飘夹着雪花，所以常常离不开棉袄。
但是大家没有怨言，都欢快地苦干着。
在水库工地，刨土的刨土，抬土的抬土，一刻不停。戴煌和文化部艺术局戏曲处的科长辛若平合抬一副筐。抬了几趟觉得还有余力可使，就加了一筐再加一筐，最多时加到四筐。漫画家丁聪和书法家黄苗子合抬一筐，抬了几趟觉得扁担压得慌，就用毛巾、绒衣裹着扁担头，甚至用双手托着扁担头，步履艰难地向前挪，也不肯歇一歇。
在原《大公报》记者部主任肖离那个组，军医李定国和《人民中国》杂志英文版的编辑彭阜民合抬一个筐。彭阜民个子矮小，又书生气十足，走在后面的李定国为了照顾他，常把绳子往自己跟前拉一拉，他却认为这不公平，一定要把绳子拉到扁担中间才起步。后来李定国与吴道宏合抬土。吴是江浙人，戴副近视镜，斯斯文文，但干起活来也绝不含糊，也非要把绳子拉到扁担中间不可，人们遂叫他“吴道行（beng）”，说他“修行到家了”。
抬土的人们大多快步如飞，气喘吁吁，没有可能多说话，只在拿空筐往回去时才轻松地缓口气。抡镐刨土和装筐的人们有时能说说话。外文出版社西班牙文翻译徐培基长得活像普希金，白白净净的瘦长脸，留着大络腮胡，双目炯炯，精力充沛，一边刨土，一边不时用西班牙语唱歌，大家途不叫他徐培基而叫“西班牙”。有时候，他还叽哩咕噜地使劲喊着西班牙语的劳动号子，有人根据他所发的音节笑他说“吃了馒头发烧”。
附近的荒草灌木丛中，隐藏着零下几十度也没有被冻死的黄皮蚊子和小咬，人们不得不像戴面纱似地戴起防蚊帽，再在屁股后面烧起一把草。
1958年6月30日，队部决定彻夜大干，以优异的成绩迎“七一”，向党的生日献厚礼。右 派们马不停蹄地干了一白天。吃罢晚饭，工地上竖起木杆，拉起电线，安上电灯泡，拉来“五间房”的移动发电机，就拼了命地干起来。
右 派们许多人虽然已被开除出党，但“党”仍然是自己的母亲啊，谁不愿意为母亲的生日献上一份心？
半夜，虽然人人已累得精疲力竭，抬筐的打着眯吨儿磕磕撞撞地往前走，刨土的装筐的拄着锹镐就睡着了。但有人一声呛喝，“同志们，加油啊，坚持到最后！”大家又都抖擞起精神干起来，一直干到7月1日太阳出来。吃罢早饭，稍稍休息一会儿，就又接着干。如果7月1日休息一整天，那还叫什么献厚礼？
这时，片片草原已绿浪滚滚。每一座比较平缓的山坡上，密匝匝的嫩草千红万紫。那叫“五花草”，牲口最爱吃。
云山畜牧场场部决定从“五一水库”抽调近百名作风踏实、劳力最棒的青壮年“右 派”，组成一支打草队收割“五花草”，由原是上尉军官的水库指导员刘文率领，为几百头奶牛、黄牛和骡马贮备越冬草料。戴煌也被抽调到打草队。
草场都是远离开垦过的大田区的山坡小林间没人踏过的处女地，既无人烟，也看不到走兽，只有山蝴蝶、蜜蜂、牛蛇、小咬和草丛中的多种虫类。
大家进入草地，就像投入了花的海洋一般。每人一把大钐刀——用一丈多长的小桦树杆做成的刀把儿，两寸多宽、半米多长的钐刀片，左手握着刀把儿的上部，右手握着刀把儿中间“A”字形的扶手，从左到右，一个人跟着一个人，排成相隔十来米的像台阶形的梯队。上身一摇一摆地各自平抡大刀，刀片几乎平贴着地面，刷刷地有节奏地前进。站在远处的高坡上向下看去，像是一群游泳健儿拼搏在绿色的波浪里。
这样每一刀下去，从右到左，大约三米来长半米宽的前弧形地带内，可谓‘寸草不留”。很快，人人的身体左边都拢成了一条夹着各种小花的鲜嫩的长长草龙。稍后，就有人用拖拉机、马车把这些草运到场部一个个事先挖好的敞口地窖边，用粉碎机将其粉碎喷射到地窖内，等窖子满了，用履带拖拉机将其压实，才在上面封顶，让其发酵，冬春好喂牛喂马。
这是抢时间、赶季节的重活儿。草若稍微长得老了点，牲口们就不爱吃，青贮入窖也不易发酵。所以大家拼了命地干，起五更，睡半夜，白天任凭酷日烤晒，黝黑的光脊梁都晒出油来。牛虹不断地飞绕叮咬，每人每天平均也能打光半公顷草地。一个月左右，就把大云山和十多里外小云山一带所有坡地上的“五花草”全都打光了。于是他们开始成了四处流动的“突击队”，割小麦，刨土豆，不管日晒雨淋。
（未完待续）
最初的劳动，是在山脚下辽阔的翻耕过的田野上10人一组，拉拽24行播种机播种小麦。当机械动力和牛马不足的时候，这些两条腿的右 派分子就是惟一可以派上用场的动力了。右 派分子们都想好好改造自己，所以大伙儿拉得很起劲。每一趟都得拉上1000多米，
还没拉上半趟，就把棉袄、绒衣脱得光光的，只穿一件单褂子。
麦子播完了，戴煌他们就在“五间房”下面的水洼子南面，抡大镐，要大锹，用永远不会折断的小碗口粗的大扁担抬土，修筑名叫“五一水库”的土坝，打算拦蓄完达山流下来的涓涓细流，日后既可灌溉农田，又可养鱼放鸭，改善生活。
工间休息，有人钻进附近的小林子采蘑菇，有人躺在草地上仰望深邃的蓝天，唱起《贝加尔湖之歌》。传说当年苏武牧羊，就在贝加尔湖畔。
右 派们的生活相当艰苦。他们住的草坯房子四面透风，树枝编就的草炕拥挤不堪，每个人的很多东西只得摆在外边露天里。他们人人几乎都在自己的铺位上空平吊着一块尼龙布、油布或雨衣，以拦截从带树皮的屋梁上掉下来的毛毛虫和虫屎。下雨天，外面大下屋内小下，外面不下屋里还下，尼龙布又成了“空中小水库”，兜拦滴滴嗒嗒的漏水。偶尔也有一两条蛇从屋梁上掉下来。
右 派们吃的是窝窝头、玉米馇子粥和熬大萝卜，有时也能吃到黑面馒头。那是他们自己轮流去“三间房”的小磨坊，像小毛驴一般整天围着大磨盘磨出来的，从第一过到最后一过，一点儿麸皮都舍不得丢的“一条龙面粉”，又粗又黑。大家把这种面蒸出来的馒头叫做“巧克力疙瘩”，吃起来也真美。但菜极少，有时只有几粒黄豆咸菜，甚至连盐都缺少。
右 派们的劳动强度是很大的。他们每天早晨四点多钟就起来，直到晚上七八点钟才休息，是地地道道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这十五六个小时内，除了吃三顿饭和洗脸洗脚的时间外，基本上都是在不停顿地劳动，要抽空儿写封信或洗件衣服，简直就成了一件十分困难的“任务”。很多人不得不带着一些硬纸头，工间一有小歇就把硬纸头放在膝盖上写起来，一封信往往要写好几次才草草写完。脏衣服和泥袜子只好堆在屋外墙脚下，洗澡更成了一大奢望。
这时候的天气已经不很冷，但是变化无常，“一日四季”是常有的事。蓝天白云，烈日当空，突然就能乌云翻滚，骤然雨下，甚至飘夹着雪花，所以常常离不开棉袄。
但是大家没有怨言，都欢快地苦干着。
在水库工地，刨土的刨土，抬土的抬土，一刻不停。戴煌和文化部艺术局戏曲处的科长辛若平合抬一副筐。抬了几趟觉得还有余力可使，就加了一筐再加一筐，最多时加到四筐。漫画家丁聪和书法家黄苗子合抬一筐，抬了几趟觉得扁担压得慌，就用毛巾、绒衣裹着扁担头，甚至用双手托着扁担头，步履艰难地向前挪，也不肯歇一歇。
在原《大公报》记者部主任肖离那个组，军医李定国和《人民中国》杂志英文版的编辑彭阜民合抬一个筐。彭阜民个子矮小，又书生气十足，走在后面的李定国为了照顾他，常把绳子往自己跟前拉一拉，他却认为这不公平，一定要把绳子拉到扁担中间才起步。后来李定国与吴道宏合抬土。吴是江浙人，戴副近视镜，斯斯文文，但干起活来也绝不含糊，也非要把绳子拉到扁担中间不可，人们遂叫他“吴道行（beng）”，说他“修行到家了”。
抬土的人们大多快步如飞，气喘吁吁，没有可能多说话，只在拿空筐往回去时才轻松地缓口气。抡镐刨土和装筐的人们有时能说说话。外文出版社西班牙文翻译徐培基长得活像普希金，白白净净的瘦长脸，留着大络腮胡，双目炯炯，精力充沛，一边刨土，一边不时用西班牙语唱歌，大家途不叫他徐培基而叫“西班牙”。有时候，他还叽哩咕噜地使劲喊着西班牙语的劳动号子，有人根据他所发的音节笑他说“吃了馒头发烧”。
附近的荒草灌木丛中，隐藏着零下几十度也没有被冻死的黄皮蚊子和小咬，人们不得不像戴面纱似地戴起防蚊帽，再在屁股后面烧起一把草。
1958年6月30日，队部决定彻夜大干，以优异的成绩迎“七一”，向党的生日献厚礼。右 派们马不停蹄地干了一白天。吃罢晚饭，工地上竖起木杆，拉起电线，安上电灯泡，拉来“五间房”的移动发电机，就拼了命地干起来。
右 派们许多人虽然已被开除出党，但“党”仍然是自己的母亲啊，谁不愿意为母亲的生日献上一份心？
半夜，虽然人人已累得精疲力竭，抬筐的打着眯吨儿磕磕撞撞地往前走，刨土的装筐的拄着锹镐就睡着了。但有人一声呛喝，“同志们，加油啊，坚持到最后！”大家又都抖擞起精神干起来，一直干到7月1日太阳出来。吃罢早饭，稍稍休息一会儿，就又接着干。如果7月1日休息一整天，那还叫什么献厚礼？
这时，片片草原已绿浪滚滚。每一座比较平缓的山坡上，密匝匝的嫩草千红万紫。那叫“五花草”，牲口最爱吃。
云山畜牧场场部决定从“五一水库”抽调近百名作风踏实、劳力最棒的青壮年“右 派”，组成一支打草队收割“五花草”，由原是上尉军官的水库指导员刘文率领，为几百头奶牛、黄牛和骡马贮备越冬草料。戴煌也被抽调到打草队。
草场都是远离开垦过的大田区的山坡小林间没人踏过的处女地，既无人烟，也看不到走兽，只有山蝴蝶、蜜蜂、牛蛇、小咬和草丛中的多种虫类。
大家进入草地，就像投入了花的海洋一般。每人一把大钐刀——用一丈多长的小桦树杆做成的刀把儿，两寸多宽、半米多长的钐刀片，左手握着刀把儿的上部，右手握着刀把儿中间“A”字形的扶手，从左到右，一个人跟着一个人，排成相隔十来米的像台阶形的梯队。上身一摇一摆地各自平抡大刀，刀片几乎平贴着地面，刷刷地有节奏地前进。站在远处的高坡上向下看去，像是一群游泳健儿拼搏在绿色的波浪里。
这样每一刀下去，从右到左，大约三米来长半米宽的前弧形地带内，可谓‘寸草不留”。很快，人人的身体左边都拢成了一条夹着各种小花的鲜嫩的长长草龙。稍后，就有人用拖拉机、马车把这些草运到场部一个个事先挖好的敞口地窖边，用粉碎机将其粉碎喷射到地窖内，等窖子满了，用履带拖拉机将其压实，才在上面封顶，让其发酵，冬春好喂牛喂马。
这是抢时间、赶季节的重活儿。草若稍微长得老了点，牲口们就不爱吃，青贮入窖也不易发酵。所以大家拼了命地干，起五更，睡半夜，白天任凭酷日烤晒，黝黑的光脊梁都晒出油来。牛虹不断地飞绕叮咬，每人每天平均也能打光半公顷草地。一个月左右，就把大云山和十多里外小云山一带所有坡地上的“五花草”全都打光了。于是他们开始成了四处流动的“突击队”，割小麦，刨土豆，不管日晒雨淋。
（未完待续）
楼主：秦家老太爷
字数：208119字
帖子分类：煮酒论史
发表时间：2014-02-02 01:59:00
更新时间：2020-03-06 15:4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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