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苦难的流放生活（2）
入冬，一割完大豆，戴煌和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的秘书焦勇夫等十几人进入完达山，专伐坚硬的柞木，在劳改新生的老师傅们的指导下制作爬犁，准备隆冬季节向山下拉木头。不到一个月，即1958年12月1日，又奉命挑着行李下山，到草原上“大干水利”。
此刻正是举国轰轰烈烈“大 跃 进”的历史新阶段。850农场“大干水利”的人马，号称黑龙江省铁道兵农垦局水利第一师，下属各分场各组一个团；云山畜牧场号称第六团，下辖五个连：一、二、三连由一、二、三生产队的转业军官、农工和内地来的“支边青年”组成，被认为是“左派”精英连队；四连是劳改新生连队；五连就是来自各个生产队和打草队的“右 派”所组成的“右字号”连队。
这五个连，在云山场部东北方向十几里外的沼泽大草原上一字排开，按人数的多少和地势的高低分段包干，开凿同一条四到八米宽、一米五到两米深的大干渠。团连排都有军旗，全部实行军事化，红旗漫卷，军号嘹亮，气势颇为壮观。
“右 派连”的领导班子，由各自率领本生产队“右 派”来的队干部组成。小云山第四生产队的队长者尹担任连长，畜牧二队打草队的指导员刘文担任指导员，“三间房”和“五间房”第三生产队一位姓朱的原少尉军官任副指导员。他们都在暗暗地摽着劲：看看谁负责改造的“右 派”表现得最出色。
戴煌这个排的排长是电影演员郭龙泰，成员都是打草队中最棒的。刘文又从中挑出原是共 产 党员或共青团员的劳动干将组成一个班，成为全连第一排的第一班，满心想把这个班培养成思想改造中的优秀典型。
戴煌就在这个班。刘文鼓励他们“大干一冬，苦战一春，为争取重新回到党的怀抱而奋斗”。
这时，草原上早已天寒地冻，白雪茫茫，零下三四十度。戴煌这个排，尤其他们这个班，人人都使出了最大的劲，毫不畏缩。每天开工，他们都要先用大铁镐凿开两尺多厚的冻土层，然后用铁锹一口气甩出下面的软土，不然一会儿就又冻硬了，又得用镐刨。每人每天如果完不成七到十立方土的定额，深更半夜也不收工。第二天天还没亮，军号一响，就又一骨碌爬出被窝，扛起铁镐铁锹，用急行军速度，赶到十几里外的干渠工地先干活，等送饭的马车来了才吃早饭。这样，每天的睡眠时间最多不超过四小时。
就这样，还要不断地“放卫星”，三天小卫星，五天大卫星。就是说，一个月30天，要放大小卫星十多次。最多的一次连续苦战了56个小时。几乎人人都满身大汗，口喷白气，只穿着薄薄的棉毛衫裤。一说“歇口气”，只有五分钟，连忙披上棉袄，站在沟里拄着铁锹就睡着了。
后来为了节省上下工长途跋涉的时间与精力而多干活，右 派们都奉命把行李挑到冻透了的草原沼泽地，割几把草，把被窝铺在透明的冰层上，连夜苦战。照明用的木柴和废柴油供应不上，大家都自动把铺盖下面垫的草抽出来照明，褥子或油布就直接铺在冰层上或冻土上。早晨军号一响，戴着棉帽或狗皮帽缩在被窝里睡觉的脑袋竟钻不出被窝，因为被窝头被呼气呼湿了，都冻成了冰壳儿，被面和大衣上也是一层冰霜。大泥鱼似的靴子，更被冻得梆梆硬，怎么也伸不进脚。有时候窝窝头也冻成了冰疙瘩，不得不抡起劈柴的大斧，把它们劈碎了再往嘴里塞。开水供不上，大家就凿开沼泽地的冰层吃冰块，还把这叫做“冰激淋”、“冰棍儿”。
第一条干渠的土方任务，“右 派连”抢先完成了，并迅速转移到西边几里地的第二条干渠。刘文指导员给他们半天时间搭小窝棚，戴煌他们用几根茶杯粗细的桦树杆，搭了一个从正面看高不足一米五的“人”字形尖顶小窝棚，棚顶和棚后及两斜侧捆扎了薄薄的一层“小叶草”，前面的进出口挡了块冻得铁皮般的破油布，褥子下面也铺了一层草。这比睡在酷寒的露天下确实好多了。但四面仍然飘霜进雪，呼呼地透寒风。外面零下40度，里面也高不了三两度。早早晚晚，都得戴着棉手套吃饭，小铁勺儿也常常冻在嘴唇上拿不下来。有一次，正当戴煌小铁勺儿冻在下嘴唇上的时候，出工的号声响了，他用力一拉，拉掉下嘴唇上的一小块皮，流了不少血。
夜间睡觉，仍然要戴着棉军帽把头缩在被窝里。为了第二天早起不让靴子再冻得伸不进脚，不管上面沾了多少泥水，也像保护宝贝疙瘩似地把它们塞在大衣与棉被的夹层里。
由于天气越来越寒冷，土层冻得越来越厚，常常要三四个人排在一起猛打“排子镐”，才能把冻土层凿开一条裂缝，所以大家的体力消耗也越来越大。尽管大家没有怨声叹气，精神仍很饱满，但毕竟像俗话常说的那样——心有余而力不足。每人每天要完成七到十立方米的定额，确实越来越艰难了。
更不幸的是，大家所敬重的刘文指导员，突然不见了！（未完待续）

18、苦难的流放生活（3）

刘文指导员的“失踪”，在“右 派连”搅起了极为不安的波澜。据说，他被指控为姑息同情“右 派”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调回云山场部反省去了。连队的工作完全由四队来的尹队长和三队来的朱
副指导员负责。从此，尽管十分艰苦但尚算比较文明的流放生涯，立即宣告结束。
尹队长40多岁了，家里有个刚二十出头的“支边青年”的年轻妻子。不管大家如何苦战，他也常常离开工地连部的那顶大棉帐篷，回到小云山四队家里去。经常与我们“朝夕相处”的，就只能是三队来的那个朱副指导员了。因此在这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为这位朱副指导员多费点笔墨。
在1958年春天“向地球开战”的转业风潮前，朱是一名少尉。他的水平之高低，一时难以看得出，但其为人之粗暴和蛮不讲理，却是十分明朗的。他那满是雀斑的圆黑脸庞上，又有一些浅麻子，加上为人如此，所以大家并不关心他的大名，而背后一律称之为“朱麻子”。心地善良又懂得政策的刘文在时，朱麻子和尹队长还常常骂我们是“土匪”、“俘虏”。刘文这一走，他们就更抖活得出格了。开口：“你们要知道，自己是干什么来的！”闭口：“你们要识相，看看自己是什么身份！”他们动不动就训斥右 派们给他们“丢脸”，使他们“抬不起头”。惟一的根据是，他们到云山场部去开会，只能坐在最后面，不敢向别的连队挑战应战，因为战绩老是在最后”。
其实，“右 派连”第一个完成了一干渠的包干任务，转移到二干渠快一个星期了，三个“左派”精英连还在一干渠迟迟未转移。但是，三个“左派”精英连能吹牛，成了先进。
一天都深更半夜了，右 派们刚刚拖着十分沉重的一双腿，回到了各自的小窝棚，正脱大衣、棉衣人被窝，朱麻子就让三队来的第二排排长田振兴，丁丁当当地敲响了连部棉帐篷门前的一小截钢轨：“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大家纷纷从各个小窝棚里钻了出来，边扭衣扣边向那灰色的棉帐篷跑去。原来是朱麻子要训话。他向帐篷边上一指，说：
“你们看，今天从团部扛回了两面大黑旗！这就是你们的‘光彩’！你们如果再不好好给我们争面子，我要降低你们的口粮——少干活就少吃饭嘛！”
第二天，果然，太阳快落山了，两大箱午饭还搁在沟边上，宁可让一粒粒苞米馇子冻成了冰豆豆，也不让大家吃。究其原因，说右 派们还没有完成上午的定额。
很多人当即发起牢骚来，越干越没劲儿。可是皮大衣上一尘不染的朱麻子，却让值星排长田振兴喝令大家摘去头上的帽子，光着头干活，还要边干边唱歌，说是“让他们提提神”。这个田排长居然照办：“快摘掉帽子，摘帽子，快，快！”
田振兴在沟边上来回跑，边跑边吆喝：“快摘帽子，快摘帽子……哎呀，快摘啊……”见大家大眼瞪小眼地不动弹，他那黑不溜秋的一脸横肉急得直颤颤，牛暴子眼鼓得更大了：“快搞啊，快唱呀……”
对人的尊严如此蔑视和践踏，稍有一点自尊心的人谁能摘、谁能唱？只有几个胆子太小的人，有气无力地哼得零零落落：“咱们工人有力量，嗨，咱们工人有力量……”
这当儿，朱麻子在一旁气得麻脸刷黄，气急败坏地说：
“好吧，你们不唱，你们不唱！你们的眼里哪有党的领导？！可你们要明白，你们再不老老实实赎罪，我们有办法治！！”
说完，他就骂骂咧咧地走开了。
戴煌望着他那渐渐远去的背影，不禁想：“赎罪”？我们有什么罪？这种强迫大家饿着肚子去为自己“争面子”的人，也能叫做“党的领导”？这种人所以也高喊“革命”，说穿了，不就是为了自己的一官半职、耀武扬威享清福吗？！
一天，由于冻土层太厚，五六个人排在一起猛打“排子镐”，它也纹丝不裂。眼看当天的土方定额无法完成，朱麻子决定爆破。事前又不向大家讲清楚爆破必须注意事项，国际书店一位姓王的右 派奉命去给炸药包安雷管，当他刚刚安好雷管大喊一声“安上了”，还没等他跑开隐蔽好，远处管按电闸的就心急火燎地按下了电闸，只听“轰”的一声，老王被炸了个粉身碎骨。人们连忙奔过去抢救，只找到他的一条腿。
其时，山上的“右 派”伐木队也不断传来不幸的消息。
这个伐木队，也是在“大 跃 进”的热潮中组成的。云山畜牧场，也遵奉850总场的指示，从打草队和“五间房”、“三间房”抽调了一百多名“右 派”组成了一支伐木队，深入完达山南麓的原始森林进行伐木大战。其组成人员有电影演员张莹、李景波，新华社的编辑方约、陈亮、陈封雄，老《大公报》的名记者朱启平，总后勤部的军医李定国，八一制片厂的摄影师戚玲，等等。
这些人中绝大多数过去都没见过原始森林啥模样，更甭说对又高又粗的大树拉大锯劈大斧了。伐木队队长陆某极其威严地说：“你们不要忘记你们是来劳动改造、认罪服法的！你们可不要调皮捣蛋、偷奸要滑！我要告诉你们，我陆某可不是好惹的！如不相信，我们就竖个对立面较量较量……”
陆队长浅浅的麻子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似乎对大家充满了莫名其妙的仇恨。他又给大家强调说：“伐木场也是战场，钢锯就是战士手中的枪！人在枪就在，枪亡人就亡！记着没有？！”
台下人都睁着失望的眼睛瞪着他，只有几个人稀稀拉拉地回答说：“记得啦——”
第二天天蒙蒙亮，大家就吃罢早饭匆匆上工去了。大家人人腰上系着皮带或小草绳，别着小斧或小镰刀；挂着饭盒水杯和毛巾，肩上扛着钢锯或大斧头，走起来叮当乱响，和西伯利亚的囚徒一般。
进入林区后，各班散开，两人一组，看清树的长势和倒向，用镰刀小斧清除了树边的杂草和灌木，就躬下腰蹶起屁股，一来一往地拉起大锯来。锯了下口再转过身来锯上口，不一会，林子里就响起了“顺山倒”、“迎山倒”或“横山倒”的呼叫声，提醒周围的锯组注意或快闪开。每随着一声呼叫，就是一棵大树倒地的隆隆声。随即人们拿着大斧和大锯修去枝杈，再把树干锯成几米不等的树段，用皮尺量好大头和小头的直径，计算好木材的立方量，记上小本本，才算完成了锯倒一棵树的工作量。
伐木对的右 派们住在大窝棚。这窝棚是他们刚上山时自己匆匆盖起的。麦杆儿苫顶，住着100多人就寝。漫山都是雪，外面零下38度，窝棚内生了地塘火，也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零下十几度，许多人只得穿着鞋和衣而卧。
不久，令人悲哀的事就接踵而至了！
戚玲和另一位难友锯倒了一棵树，用大斧子修削枝枝杈杈时，一斧头砍空砍伤了脚面；青年画家孙承武和一位伙伴伐树，树倒时，树冠落在另一棵树上弹了回来，一根枝杈打得他满脸鲜血直流……这都叫“小伤”，得不到很好的医治，且照常出工不误。尽管如此，这比起死亡来毕竟还是不幸中之大幸！
一天早起，风很大，吹得原始林呼呼号叫。中国粮油进出口公司经理刘琛，穿上了家里刚寄来的新棉衣和新的大头鞋。当天下午，大家伐一片桦树林。刘琛与别人伐的是一棵歪脖子树。这树的直径约有60厘米，倾斜度比较大。他们先从从容容地锯了下口。在锯上口时，还没锯到上下锯交口时，一阵大风吹来，只听“咯吧”一声，锯口向上树身的一半猛地劈开，树底端不断升高，刘琛还牢牢地记着队长的那句“人在枪就在，枪亡人就亡”的命令，紧紧地拖着锯，没注意脚下砍倒的榛条拌了他的脚，刹那间这棵树突然坠落下来，树干正打在他的头上，他立即被压倒在树下。难友们急忙锯断了树头，把他抢救出来，但已头碎脑溢，惨然死去。张莹、莽珉和冯英等人把他抬到山下一间茅草房，夜里让李景波看守着，以防落入狼口。第二天装进一口薄皮棺材，把他掩埋了事。刘琛是在1936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就是这样的老干部，由于被打成了“右 派”，虽然因公而死，也不让开个追悼会，这使得大家十分悲戚。不久，中国科学院的施崇仁又被树砸死了！他是中国科学院一个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三十刚出头，他有个才一岁的女儿，妻子要和他离婚。临死前有人问他有什么话要说。他缓慢地有气无力地说，他就想念小女儿，眼角滚下了泪珠，还没有被抬到山下卫生所就咽了气。此后，又死了两位难友。对所有这些死者，同样都不准开追悼会，也没有执行中央的规定“对因公死去的右 派应立即宣布摘去其右 派帽子”，都是草草掩埋了事。（未完待续）

19、苦难的流放生活（4）
1959年夏收，“右派连”奉命到“三间房”、“五间房”第三生产队割麦子，参加全场的“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把刘文指导员和原来场部一些领导搞下台的云山畜牧场新领导，经常拿着小镰刀在右派们的身后和左右指指画画地进行“督战”。他们和朱麻子、尹队长等人一样，从不说鼓舞人心的激励话。他们的口头禅是：“完不成定额，就不准吃饭，不准收工！”
北大荒的季节是春季来得晚，冬季来得早。每当7月底8月初抢收麦子的时候，才是它的“霉雨”季节。一天，又一场大雨谤沦。马车送来了午饭，武副书记和张副主任也不准大家吃饭，强迫大家在雨中光着脊梁弯着腰，吭嗤吭嗤地向前割，连腰也不能直一下。可是大家从两点钟起床吃罢早饭下地，干到中午12点已干了9个小时了。而他们自己，则穿着从日本进口的漆黑的塑料雨衣，还打着伞，空站着挥舞着小镰刀，对右派们大嚷大叫：“就是天上下锥子，你们死也得死在地里！”
有些右派实在力不可支了。看神色，就是立刻把他们拖上断头台，他们也不能再干了。他们索性就坐在湿漉漉的麦茬地里听任雨淋。那个副书记，立刻抓住这机会，把右派们所有的人臭骂一顿，然后又恶狠狠地说：“你们不要以为你们的原机关还管得了你们！你们每一个人的命运，都完全掌握在我们的手里！你们日后能不能摘帽子，能不能回北京，全在我们的一句话！谁不服管，谁就是自讨苦吃！你们以为现在还能拿到的工资和生活费是铁打的吗？不是！绝不是！我们完全有权重新决定！谁不规规矩矩，还要乱说乱动，我们就可以给他‘升级’——给他换个更合适的去处！！” 意思是“去当囚犯”！
下午一点多，才让右派们吃午饭，吃完饭又接茬干，一直干到天黑才让收工回住地吃晚饭。
北大荒的纬度高，夏季不到凌晨三点就天亮，晚上直到九点半才天黑。右派们两点起床吃罢早饭就下地，直到晚上十点钟才能吃晚饭，若再洗洗涮涮，至多只能休息三个小时。而且早饭与午饭、午饭与晚饭之间的各九个多小时，都得不停地干活。
麦收完毕，新上台书记兼场长，利用场部的有线广播喇叭，对全场所有的人训了一次话。他说：
“谁说我们吃不饱、吃不好？我看我们这里好得很！关内很多地方的老百姓，一天才四小两粮，人家照样建设共产主义！你们一天一斤多粮，还说吃不饱、吃不好？！我们做领导的，口粮定量比你们的
少得多，可还吃不完哩！”
他说到这儿，广播喇叭下面的听众顿时发出一阵哈哈大笑声。“他们当然吃不完！”有人说。他们人人在云山都有家，可是人人都在场部的小饭馆里吃“包饭”——大米白面，大鱼大肉，每一片豆腐还得用油煎得两面黄；打猎队打到了野猪、狍子，先得归他们吃个够；偶尔打到了熊瞎子、梅花鹿，熊掌鹿茸之类的珍品，往往也是以他们的名义恭奉给他们的上级，剩下的也得先管他们吃个够，他们岂有口粮不够之虞？！他们与我们这些整天窝头咸菜连肚子都难得撑饱的人惟一的相同之处，就在于都在享受着“共产主义大食堂”的“恩遇”，每人每月只交6元钱，此外就各走各的道儿，别如天壤矣！
他们逼着右派们拼了命地干活，口号不是为国家多打粮、打好粮，而是“争取第一”，“向上报捷”。许多时候“捷”是“报”了，小麦、玉米、大豆都割倒了。却堆在地里脱不出粒，有好多只得等来春再说。风吹雨淋，霜打雪埋，兽损鼠耗，损失颇巨。待到来春，又大抢春耕，有的来不及脱粒，有的已无粒可脱，有的都已霉透了，只得统统付之一炬。1959年全场因此损失了1／3的粮食，而到手的又多半是霉烂变质的，磨出的面粉是“头痛粉”——蒸出的馒头黏乎乎、酸溜溜、又苦又涩，很多人吃了上吐下泻，头晕目眩。此外，每年冬天抽很多人上山伐倒的大批木头，有不少又运不出来，也只得任其腐烂虫蛀殆尽。国家不惜大量投资，满指望农场为国家增添财富，结果
反成了大累赘！
农场这群掌握大权的恶官们，用旧社会的地主老财、资本家的方法来对待被他们所控制的右派们。有人说，旧的三座大山是没有了，
但一座新的大山的分量似乎也挺沉啊！

入冬，戴煌这个排与基建大队的那两个排打乱重分。戴煌挑着行李，随一个新组成的排离开了老电锯厂，来到了南边几里地一个山窝窝里的新电锯厂。全排数十人，每两人一盘大锯和一把大斧，分散到四面八方的密林中伐木、砍枝、截树段、装窑、点火、闷炭、出炭、装炭包，并把炭包背到山下的爬犁汽车道。除了各自的“锯友”，其他人只有摸黑收工回到宿舍里才能见上面。
这四面透风的宿舍，是用带皮的松木、桦木、杨木横垒而成的。里面横钉了一层薄木板，木板上也结了一层厚厚的冰霜。晚上没有灯，没有炉子，全靠两大溜通铺之间过道上的几个土坑里的炭头火取暖和“照明”。写信、补破烂、烤鞋袜、化雪做汤做开水，也全都依仗它。大家烟熏火燎，极少洗脸擦澡，又整天和木炭打交道，每个人的脸都是黑的，手是黑的，牙缸、脸盆、饭盆。饭盒、拴着弧形粗铁丝的圆罐头筒、打个眼拴根绳挂在屁股后的小脸盆（当饭盆用的），等等，也通通都是黑的。人人的衬衣衬裤、绒衣绒裤、毛衣毛裤的夹缝里，都有大批虱子排长队；乱鸡窝一般的头发上白虮子（虱子卵）成串，棉衣棉裤棉大衣和被褥上也有虱子到处爬。
这时，右派们每个月的口粮定量已降到30斤了。早晨和中午，每人每顿只有两个小窝头和小罐头盒安个木把儿的一勺萝卜汤；晚饭是三小勺照见人影儿的稀汤粥——饭盆一丢就得撒尿。所以，人人不是枯干黑瘦，就是明晃晃的浮肿。夜盲，形呆，晕倒雪地，熏倒于炭窑，层出不穷。这些人原本是堂堂的国家干部、共产党员、知识分子，现在通通变成了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奴隶！
戴煌得了浮肿病，经常头晕眼花，腰酸腿痛，还不时拉血。有一次大便，他刚刚站起身还没来得及系好裤腰带，就晕倒在自己拉出的那堆盖满了鲜血的粪便旁，幸亏被人及时发现，才没有被冻成“冰乃伊”。
一次往炭窑里下料，戴煌在炭窑外的山坡上独自扛着一段小脸盆粗的木料，途中也突然晕倒，木料压着他的脖子，使他出不来气。他自己心里明白，可就是推它不动，也幸亏被人发现得快，才没有酿成惨祸。
又一次，戴煌往山下拖树头，用力过猛，向下跌了个倒栽葱，跌得满脸鲜血。别人都回住地吃午饭了，戴煌独自一人在雪窝中躺了好一会才醒了过来。
此外，为了“抢窑”多出炭，烧坏衣服、烫伤手臂、中毒昏倒而被人拖出炭窑进行急救，那都是常事。
一天上午，戴煌又一次被熏倒了。当时他在炭窑中从小小的出炭口向外举炭，窑外的一位难友把炭接过去，码到十几步外的炭堆上再返回出炭口时，没有再见到戴煌在洞口高举着一根粗木炭的双手。他叫了一声“老戴”，也不见有应声。他知道不妙，连忙扒在洞口向窑里面一瞧，只见戴煌正倒在窑内还在冒烟的一堆木炭旁。他急忙向别的窑点大声呼唤：“老戴晕倒啦，快来抢救啊——”说着，他首先探身下窑，把戴煌向出炭口拖。当他把戴煌拖到出炭口下，附近窑点已跑来四五位难友。他们把戴煌拖了上来，平放在雪地上，两个人往戴煌的脸上使劲地擦雪，另有人进行人工呼吸，才使得戴煌苏醒过来。
这时，右派们已常常饿得走不了路。
一天傍晚，戴煌与一位已被妻子离弃的青年画家路过一座大山的背后，见到尚未融化的一片雪地上被人用木棒画出了八个大字——
“苦海无边，何日是岸！”目睹此景，更触伤了这位青年画家的心。他极为悲愤地说：“讲了几句话，就失去了家庭的幸福和做人的尊严，还要这块行尸走肉做甚？！”
“你可不能这样想。”戴煌说，“我们的党不会一直让我们蒙冤的。”
“不——”他叹息着说，“就是争取活下去，如果日后有幸重建家庭并生儿育女，我将教育自己的儿女宁可男盗女娼，也不要‘响应’谁的什么‘号召’去说话……”
（未完待续）

20、死神在召唤（1）

新来的指导员刘恩集合全排训话。他二十六七岁，中等而结实的身材。一看他那四四方方气色红润的大扁脸，就知道他的吃食很不错。
他不但有着朱麻子的阴险残忍，而且还要外加狡诈与恶毒。
他一来戴煌这个排，就说戴煌瞧不起他。他竟说：“你们这些人，过去在北京住高楼大厦，电灯电话，趴的是写字台，躺的是大沙发，坐的是小汽车，现在让你们吃吃苦，受受罪，不为过。”边说边显出很满意的幸灾乐祸的神色。
右派们被派去修水库。繁重的体力劳动和饥饿，不断有右派死去。戴煌的排，又死了两个人。
死去的人，一个叫佟霭成，四十来岁的河南人。他原是一机部子弟学校的校长。到北大荒后不久，他的妻子就和他离了婚，给他丢下几个孩子在北京。他每月只有32块钱，根本养活不了这些孩子，他极为愧疚与哀伤。在山里剖木板时，他就曾在一座空炭窑里自尽过一次，幸亏被人及时发现。这天凌晨，佟霭成是用自己的裤腰带，把自己吊在一棵小树上，结束了他那悲惨的人生旅程。
第二位叫赵琪，也四十来岁，原是交通部的一名干部，共产党员。他那苍白而浮肿的脸上，带有几颗浅麻子。他也是在危难之时被自己的妻子所抛弃的不幸的人。
半年前，他就不能再干活了。然而班排长们说他消极混泡，反抗改造，照常逼他去“苦战”。
这天在水库大坝上，他就一直面无人色。他老耷拉着脑袋，佝偻着背，有气无力地担着一副竹簸箕。里面的沙子几乎都漏光了，他也不知道。到了坝顶上需要垫沙子的地段，他也把两只空簸箕照样往下抖一抖，转身再去“挑”。指导员刘恩和排长盛桂林骂他“装疯卖傻”，“一点儿干劲也没有”。第二天早上就传来了噩耗：赵琪死了！
刘恩对于佟霭成的死，说他是“自绝于人民，戴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
其后一个多月，阴雨连绵。右派们几乎每天都淋着雨，在稀巴烂的地里抢挖1米左右宽、50多米长的排水沟，土方量约20立方米。这是每人每天的劳动定额，必须要完成。收工回来，连烤衣服的条件都没有，许多人不得不穿着湿衣服钻进被窝，为着第二天能穿着这被体温悟干的衣服出工，暂时摆脱一下落汤鸡的痛苦。
不少人病倒了。不能带病出工的人，一律被斥之为“泡将”，有的还不让吃饭，捆罚打骂的现象亦非罕见。
一天收工后，全队集合开会批斗某班的罗应洪与马竞亮。
前者原是国家某部搞电机设备的工程师，细长的身材，体质十分纤弱；后者原是国家计委的一位科长，早先也是军队里的一名军官，还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立过功。这一阵，他俩体弱不算，确实也在闹病。马竞亮饿得没辙，偶尔捡到几根鸡骨猪骨头，烤焦了权当“锅巴”吃。刘恩、盛桂林们却说他们“破罐子破摔，丑化社会主义”。
连绵的阴雨终于告一段落，右派们开始播种大豆。每天出工收工，都要在泥泞的路上和水洼地中，来回跋涉30多里路。戴煌的一双脚，常常被陷在淤泥中不能自拔。右派们还要轮流地从大豆地返回小云山，抬着装满了稀饭足有200多斤重的铝制大牛奶桶，在这“鬼门关”似的烂路上再来回跋涉一遍，把午饭抬到地里去。
然而，在地里等着吃这桶稀饭的200多人中，多数是身体状况远胜于右派们的军工与青工。相对来说，他们一无精神压力与痛苦，二无太重的饥寒之忧。他们在规定的粮食定量外，都还能在队长们睁一眼闭一眼的默许下，非法而“合法”地搞点大豆和其他东西填肚子。而右派们，只能一边往地里撒豆种，一边把一些破损的、半瓣的、拌了“六六粉”的生豆子往嘴里塞。尽管内中未经高温破除的胰蛋白酶毒素，会使人恶心、呕吐、拉肚子，而且还要甘冒“六六粉”中毒的危险。
同时，军工与青工上工比右派们晚，收工比右派们早，干活比右派们少而轻。而对抬饭这最重、最苦、最累的差事，队部却偏偏强加于右派们这些命在旦夕之人。
一天突然接到命令，新华社和文化部的人全部离开云山畜牧场。许多人认为这可离开了这片苦海，从而欢声雷动。但是，惟独戴煌与方约被留了下来。这是为什么？戴煌请即将分手的新华社难友陈亮，带封信给新华社党委，诉说情况。不知怎么搞的，刘恩很快就知道了
这件事，他在全队面前冷嘲热讽地说：
“有人想向原机关告状，这是梦想！党只相信自己的组织系统，任何个人的叫屈是没有用的！不管他过去有过什么威风，如何地看不起我，我现在硬是有权不让他走，叫他吃更多的苦头，看他能怎么
的？！”
戴煌又能怎么办？！选择自杀，不好；越过乌苏里江到苏联去，不可能；像个别人那样逃跑，不光明磊落；惟一可行的办法，主动请求党杀掉他。这种阴曹地府般的日子与其再忍受煎熬，不如早日结束
自己的生命！
这时，戴煌浑身浮肿，实实在在地连走路都很艰难了！每走一步，全身的骨节缝都痛如锥挖针刺！
过了些日子，戴煌身上的浮肿消退了，膝盖恢复了原状，胸下的“大水鼓”也没了，突然变得精干枯瘦起来，走路也不再那么刀割针挑似地难以忍受。后来懂点儿医学的难友告诉我，这并不是什么好兆头，而是一种很危险的迹象：一个营养极度匿乏、身体极为赢弱的人，肿了瘦，瘦了肿，待第三次肿到胸口时，就肯定没救了。
可在当时，戴煌还庆幸这是一大好转。肉体的痛苦减轻了，心境也就平静了些，有时候还遥念苏北老家的亲人。

21、死神在召唤（2）

1960年7月15日，戴煌这个排又从小云山转回云山场部，给畜牧一队打草。
这时，戴煌又患起了痢疾，还拉血，但他不能歇，因为全排只有少数几个人是前两年夏秋两季打过草的老手，其中又数戴煌的刀法比较好，要他给全排的新手起示范作用。可是，由于戴煌的体力今非昔比，劳动成果远不如前了。前两年，平平常常，一天也能打三四千平方米，突击时可打五六千平方米；而现在，不论怎么鼓足劲，也不过两千平方米左右。就这样，全排也没有人能赶得上他。
然而，戴煌仍然受到了排长和副班长的刁难，说他没拿出过去的干劲，虽然他们连1500平方米也打不到。等戴煌把他们都带会了，就要求治病，但是没批准。云山场部卫生所的女医生宋立君给戴煌开了病假条，他们又说没有指导员刘恩的签字不算数，仍逼着戴煌上工。
戴煌已经从一个魁伟壮实的大汉变成了一根细长杆儿，神色也蔫巴了，体重由196斤锐减到92斤，比原来的零头还少4斤！卫生所的宋医生明白，既然体重已下降了一半还要多，原来的体质即便再佳，毅力再超常，若再不予以抢救，也不会支撑多久了。所以她主动给戴煌开了转院证，再三叮嘱戴煌尽快凭证去场部供销组领取外出粮票，争取去密山医院检查治疗。
“千万别再耽误了！”宋医生把戴煌送出诊室时再一次叮咛着。
可是，排长盛桂林和副班长王开泽得知此事，立刻向指导员刘恩汇报予以阻挠。戴煌去找刘恩，问他为什么不准他去治病。刘恩冷冷地说了四个字：
“去就去吧！”
这下，戴煌满以为治病有望，立即去场部供销组领粮票。万没想到，他们竟半两粮票也不给。戴煌问为什么？他们说刘恩已有话，必须有他的文字批准。戴煌随即转身又找到了刘恩，刘恩竟又要戴煌去找供销组。就这样，他们推来推去地踢皮球，戴煌终于没去成。
不久，戴煌的背部也被晒烂了。前两年打草，他的全身被晒得油光黑亮，神态爽朗。而现在，由于抵抗力的大幅度下降，再也经不起日光紫外线的强辐射和一群群大中小牛虹“祖孙三辈”的叮咬。裸露的双肩和脊背先起泡蜕皮，继而就烂得血肉斑斑，伤口边缘露出了黄油。每天清晨起床，薄薄的被单都粘在脊背上剥不下来，有时不得不请他人一片片地洒上水，慢慢地把被单揭下来。那痛苦，只有身遭此难的人才深知其味。
这时，右派们每天的口粮定量只有七两带皮的原粮了，到了见吃如命的地步，人人饿得不是浮肿就是皮包骨。
著名电影演员李景波不但饿得皮包骨，门牙也几乎都掉光了。一天，他和军医李定国一起上山扛柳条，在半途中歇脚时，他对李定国说：“小李，想当初我在（新局长到来之前）中扮演牛科长时吃的那只猪蹄膀，要是留到现在吃那该多好啊！当时是一只真的红烧猪蹄膀，只当道具用，装样子啃了几下就丢掉了，现在想来真可惜、真可惜！”说着说着不禁流下了口水。
出收工也拄着拐杖的学者风度的谢和赓，有一次拜托李定国从云山场部给他抢购回来一斤小人酥，高兴得像个小孩似地连声说：“感谢李医官，感谢李医官！”他过去做党的地下工作时在白崇禧等人身边当过多年的秘书，称军医为“医官”已经说惯了口。
1958年中秋节发月饼，漫画家丁聪一次就吃了五块月饼，当时对人说“饱的难受比饿的难受还厉害”。可是后来大家就再也没有机会体验一下这种“饱的难受”的滋味了，因为后来的中秋节再也没有月饼可吃了。大伙儿只能对着圆月在心眼儿里哼哼：“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照着我们‘右派犯’，更是愁上又加愁！”
经廖承志提名，原《大公报》名记者朱启平，被调往刚刚成立的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教英语。临离开北大荒时，他到虎林县城洗澡堂去洗澡，里里外外的衣服刚脱得一丝不挂，就引起澡堂内所有的洗澡客与服务人员的一致注目。他觉得好生奇怪：“大家都一样，有什么好看的？”他也只好跟着睽睽众目往自己身上瞅了瞅，这才大吃一惊：原来自己的全身上下不仅有着一层厚厚的黑灰，而且瘦骨嶙峋，胸前皮下的两排肋骨根根可数，如果不比死人多口气，则完全成了一具木乃伊。几个月不洗澡，到了这时他才看到了自己的“庐山真面目”，怪不得澡堂子里的人们把他当成了“西洋景”。
到了这地步，大家还不能喊饿。当着农场领导和队长、指导员们的面，如果饥肠辘辘，大伙只能相互间心领神会地悄悄说：“‘常委们’（肠胃们）粮草不足，又猛提意见了！”
有一次，这被一位队长听到了，他忙问：“这是什么意思？”好些人只得面面相觑，以沉默待之。一位名叫高建的难友饭量特大，饿得实在难以忍受，这时就拿起他那黑不溜秋的空饭盒用小铝勺儿敲得丁当响。这位队长这才明白“常委们闹意见”是什么意思，然而只当没听见。
这时候，对大家来说，养生之道所谓的什么“皇帝的早餐，大臣的午餐”已完全成了梦想，而成年不变的现实，只有“叫化子的晚餐”。每天天黑收工回来排队打稀饭或馇子粥、高粱粥，都是先大勺后小勺、再一匙羹半匙羹地分，一星一粒粮都当作宝贝，直到把一大锅稀汤都分光。
早餐，有些生产队是二两五的高梁糊，午餐是二两五的“双蒸馍”。那“双蒸馍”松如豆腐渣，都得用双手接，其珍贵神圣如同接圣旨，就怕掉下一星半点的碎渣渣。
晚上一下了工，许多人在回住地分食那份“叫化子的晚餐”之前，尽可能先奔向四处找野菜，挖芦根，掏鼠窝，抽烟的人则去找野薄荷叶或柞树叶，在饥饿线上苦苦挣扎着。
一天大休，“七间房”基建大队的绝大多数人，都到云山场部基建队库房提取存放在那儿的杂物，同时也想碰碰运气，看看在场部能不能买到进口货。
他们一到云山，听说场部大食堂在“处理”头天吃剩的大馇子粥，虽然已有点馊酸味儿了，但每碗也要半斤粮票五角钱。而且每人每排一次队只能限购两小碗。就这样，人们也一窝蜂似地立刻排起了长蛇阵。
原《解放军文艺》的编辑鲁一中尉，人们爱叫他“鲁小个子”的，接连排了四次队，买到了八碗粥。他坐在靠窗口的一张木桌旁，呼啦呼啦地一会儿就扒拉下肚六碗粥，还有两碗实在扒不下去了，他就直着个细脖儿，挺着个小圆肚子，把一对大而无神的眼珠儿瞪得滴溜儿圆，直愣愣地盯着这两碗有待开发的“宝藏”，一句话也不说。
原国防科委的一位精通英文的中尉军官杨崇道，也买了两碗大馇子粥，端到了鲁一中尉坐着的那张木板长条桌上，只见鲁一中尉面前放着六只空碗，还挺着个肚儿望着那剩下的两碗粥愣神，遂问鲁一中尉：“怎么？你已吃饱了吗？”
鲁一不搭腔，没神的大眼珠儿仍死死地瞪着那两碗馇子粥。
原铁道兵司令部的文化教员陈勇少尉在一旁对杨崇道说：“鲁一来得早，买了八碗粥，一口气吃下去六碗，剩下的两碗吃不掉了。”
“吃不掉给我！”杨崇道忙说。
一听此言，鲁一立即伸出两只细瘦的小胳膊，把这两碗粥往自己的面前一搂说；“撑死也比饿死强！”说完就吐里吐噜地吃了起来，直到把这两碗粥又吃了个底朝天。
比起鲁一中尉来，还是陈勇少尉有妙法：他排了五次队，抢购了十碗粥。他一口气灌下去七碗，另三碗实在没法再灌了，他就不像鲁一中尉那样“消极地”干坐在那儿侍机再战，而是“积极地”到食堂外面的广场上兜圈儿走走路、跑跑步，使劲地创造“吃机”。他一觉得自己的“皮口袋”里有了一点儿空隙，就赶忙回到食堂的那张桌旁吃一碗，直到把第十碗粥“扫荡”得一干二净。
在回“七间房”基建大队的路上，忽然有人说，场部大食堂为什么会“剩下”那许多大馇子粥？为什么又馊酸得那么出奇？因为食堂工作人员看到抢着买的人太多，大有厚利可图，就把前几天所有已经倒进猪食缸的剩饭都又捞了回来，掺在新剩下的大馇子粥里卖给“老右”这帮饿鬼的。
忽闻此说，鲁一“鲁小个子”恶心得哇地一声，从胃里翻了出来几大口吐在地上。但他又摆出了刚才在场部大食堂里的那架势，直愣愣地盯着地上的这滩已经半消化了的乳状大馇糊儿不走。不管怎么说，他总觉得白白地扔掉这已进过“皮口袋”的宝物太可惜，于是一狠心，连忙弯下腰来，把这摊宝物撮起来往嘴里糊。 （未完待续）

22、死神在召唤（3）
在北大荒的第三个国庆过后，云山畜牧场场部决定在大雪封地之前，发起一场突击收割大豆的大会战。要知道，农场一提什么“突击”、“会战”，首先想到的“突击队”、“敢死队”，总是这帮“右派群”。一道令下，“七间房”四个排的“老右”，共100多人，立即挑起各自的行李，踉踉跄跄地赶向小云山。一共20来里地，等到全部人员到齐，已是深夜了，这才给每个人发了一个“狗卵子”大的一块老玉米面加榆树皮面攥成的小团子当晚饭。
小云山的小刘队长见到大家饥不择食地把这小团儿拿到手就啃，竟骂骂咧咧地说大家是“土匪”、“红胡子”（ 东北人称土匪就叫“胡子”或“红胡子”）。这些饿得没辙的“土匪”、“红胡子”，几乎人人都亮着手电筒，到拖拉机新翻耕过的秋荒地里去寻找芦苇根、四叶菜。有的人也分不清什么“根”或“菜”，抓了起来就往嘴里塞。老牛筋似的实在咬不动的才给吐了出来，直到自己的“皮口袋”里填满了各种各样的根和菜，才回屋睡觉。
所谓“睡觉”，说起来很简单，每人一捆草往地上一摊，就是“铺”，穿着衣服往下一躺，就等着第二天一早开早饭。尽管只剩下两三个小时，咕噜咕噜直叫唤的肚子也使得许多人感到那是“长夜漫漫无尽期”。
也有人睡着了，但一倒头就是“三百六十五个梦”，梦梦是吃。梦没做完，草没悟热，起床的哨声响了，人人又一骨碌都爬了起来，不刷牙，不洗脸，争先恐后地去伙房领团子。
令人振奋的是，13号这天是大会战中的“大突击日”，每人每餐多发一个团子，早中晚三餐共六个团子，一次发齐，而且是“上等货”高粱面菜团团。
这就是说，中午和晚上不必再往地里送饭了，突击区的大豆什么时候割完什么时候算。这是“老规矩”，至于能不能割完，那得等着瞧，但六个菜团子已到手，这倒是“千载难逢”的大喜事。虽说菜皮梗儿和树皮多了点，但团子的个儿确实比平时大了点，圆圆的，扁扁的，把一些人乐得大叫：“呵！林黛玉的奶子！”
不过，对这个几乎人人都得了饥饿浮肿病的“突击队”来说，每人只有这六个“林黛玉的奶子”，也只能空喜欢一时。莫说还要分三顿吃，就是一口气都吞了下去，也是远远不够数的。许多人“奶子”一到手，一眨眼功夫，就把早上的两个团子丢进了肚；咂咂嘴，不解饿，把中午的两个也顺势丢进了肚；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干脆，把晚上的两个也一并“解决”了。蹲在伙房里没挪窝，全天“大突击”的干粮袋儿就空空如也了，也不管这一天将怎么过！
这是个大阴天，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上工的哨声一响，大家就摸着黑，向东边十几里外的七虎山下的野鹅滩突击区远征。在最前面，有人提着一盏马灯引路，后面的人随着前面的人影跟进。
这支收割大豆的“突击队”，刚刚走出小云山，老天就飘洒起小雨，小雨很快又变成了雪。这时，六只“奶子”都已进肚的人，才意识到眼皮底下的形势很严峻，“这一天怎么过？”
人们稀稀拉拉地远征到了野鹅滩，这才天大亮。负责全权指挥“大突击”的，是不久前才由“七间房”基建大队大队长提升为云山畜牧场副场长的祝某。他不容大伙儿歇口气，立即按班排按人分段：每人先割两条垅。每垅四行大豆，一眼望不到头，据说约有五亩地。大伙儿一声不吭，一个个猫下腰，吭嗤吭嗤地割了起来。
割大豆和割麦子一样，都是一种十分简单的劳动，只要有力气有腰功和一把小镰刀就行。但此时此刻，对于这些连站都站不稳的“老右”来说，它的繁重程度的递增，就是几何级数的了。
“干不动的也得干！”祝副场长在地里一边转悠一边吼。
夏天割麦子“大会战”，他还在腰上别着左轮手枪，也这样边监工边喊——“你们受得了得受，受不了也得受。”现在在大豆地里，他仍然老调重弹：“割不完绝不收工！表现不好的，甭想摘帽子！”
为了除去扣在脑门儿上的“紧箍咒”，大家只得不吝惜维持生命的微弱热能玩命儿干。但是肚子饿得实在太难受，有人开始一边儿慢慢地割，一边儿偷偷地剥开生豆荚，往嘴里塞大豆。
“偷”字多难听！可是此时此地，要活命的本能就促使许多人不得不这样做，尽管都是读书识字人。
“你趴在这儿干什么！”
随着祝副场长的这又一声吼，大家才发现，正趴在垄沟里“偷”吃生大豆的原国防空军司令部的大尉军官“周大个子”，被祝某当场“抓”着了。此刻，这位身高1.82米的大块头，已成了细长细长的勾腰曲背的瘦大虾，徒有“周大个子”之名了。
又随着祝副场长的一声吼，大家纷纷放下手中的小镰刀，集中到“周大个子”的地垅里开起了“现场批判会”。按祝副场长的说法，“批判这种偷吃国家大豆的犯罪行为”。
“像‘周大个’这样死不改悔的右派，”祝某说，“是不能摘帽子的！”
这勾腰曲背的瘦大虾，也料想摘帽无望，一下撑直了腰，顶了祝某一句：
“生大豆并不比糠团团香！只要榆树皮管够，谁也不会吃这生大豆！”
“你你你……你纯粹是个活畜牲！”祝某火冒三丈地骂着，边骂边气呼呼地掏出一个小本本，把这件事记了下来，边记边嘟哝着说：“周大个，你听着，我叫你今生今世摘不了帽子！”
这奇怪吗？在云山畜牧场，当干部的骂人，是一点儿也不奇怪的。这位祝副场长，在基建大队当大队长时，不论何时何地，只要看到“老右”，他总是“骂”字挂帅：对干得好的要骂，对干不好的更是骂声如放鞭炮了。
午时到了，大豆地里照常响起了“休息”的哨音——“进午餐”。可是绝大多数人，这时哪儿还有“午餐”可进？他们只得穿着破胶靴，蹚过宽宽的一溜水，钻进了野鹅滩，刨草芽，挖芦根。突然，原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影师兼诗人戚玲，在灌木野草丛生的小浦上，发现了两只柔绒似雪的小鹭鸶。它们伸长了细脖子，张着小嘴，呀呀乱叫，煞是可爱。戚玲强忍饥饿，把它们用细草包包好，发誓要带回去养大，送给北京或别的什么城市的动物园。
“你这完全是做梦！”祝副场长闻声走来，对戚玲发出一阵阴笑。“你们人都没得吃，你哪来粮食鱼虾喂它们？再说，你就是把它们喂大了，谁给你送去什么动物园？”
戚玲决心已定，他把这两个小生命放在原来的案巢中，准备晚上收工时带回小云山。
“午餐”时间过了。哨声一响，人人又弯腰如捣蒜，挥动小镰刀，继续执行那当天根本无力完成的每人必须割完五亩大豆的“决死”令。
天快黑了，每人的两大垅地，还没有割完1／4。祝副场长大怒，用他那嘶哑的吼声下了一道新的命令：
“伸手不见手指才能收工！”
吼完，他自个儿就“单枪匹马”地先回小云山了。
天色真的已到了祝副场长命令要求的“标准”了。指导员李惠一声“收工”，也拔腿先走了。饥寒苦累的“老右”们，尽管归心似箭，但想快走也快不起来，只能在粘乎乎的路上慢悠悠地往回晃。
这时寒风凛冽，夜幕厚垂，雨夹雪越下越大。“老右”们一个个缩着脖子，东倒西歪地向前挪。泥下坚冰如滑板，许多人挪动三五步就是一个跟头。有的被摔成了泥人，浑浊的泥水顺着衣裤往下流。有的人简直是趴在地上往前爬，有的人就直挺挺地倒卧在泥水中。
原海军政治部文工团的团员杨川林海军上尉，与一些难友首批崴回了小云山。他急忙跑到队部向指导员李惠报告了路上的情况，并说“说不定会死人的”，要李惠赶快想想办法。谁知李惠这个“共产党员”，这个“政治指导员”，竟然只对杨川林苦笑了一下，什么话也没说。
夜里11点钟，又有刚回来的人去队部报告：
“路上倒下了不少人！最好赶快派人拿些菜团子，去接他们回来！”
第一批摘帽后在队部临时做统计和文书的杨崇道中尉，立即叫醒已酣酣入睡的李惠指导员：
“指导员，指导员，怎么办？”
“你们去就行了！”李惠不耐烦地嘟哝了一句，翻了个身又睡了。
杨崇道立即找来了也是第一批摘帽的蒋同磋、郝起新、罗小棠等几位排长，又找了几位稍微还有点力气的难友，带着一篮菜团子，提着一盏马灯，直奔七虎山方向而去。他们一边匆匆而走，一边高声喊叫：
“喂——，有人吗——？喂——，有人吗——？”
听不到任何人回应的声音。
（未完待续）

23、与死神接吻（1）

走出了一里多路，他们才发现了一个人，默默地躺在泥路上，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任由雨雪纷纷落在自己的身上，但还有一口气。用灯罩已被熏得半边黑的马灯照着仔细看看，原来是抗美援朝立过功、转业后在国家计委工作的科长马竞亮。几个月前，就在这个小云山，他常到垃圾堆上捡些鸡骨猪骨，用火烤来刮骨灰吃，被排长盛桂林汇报上去，被队长、指导员当作“丑化社会主义的典型‘泡将’”而批斗得不让吃饭。蒋同磋和一位随同的难友，立即替换着把他背了回去。其他人继续朝前走，继续边走边喊：
“喂——，有人吗？……”
又走出了两里多地，他们才又碰到一些倒在地上或坐在地上的人。每见一个，他们都首先送上几个菜团子。
说来也真怪，几口菜团子下肚，这些人就立刻恢复了说话的能力。他们一边大口大口地啃着菜团子，一边念叨“这下可救了我们的命”，并打着手势说：“后面还有不少人，赶快，赶快给他们送菜团子去……”
杨崇道等人继续边走边喊，向东边的黑暗中摸索而去。
不一会儿，发现远处有一团火光。他们加紧跑到那儿一看：原来是一个小火堆，旁边拢着五六个人，正在给一位掉进冰窟窿的难友烤衣服，带头的是原八一制片厂的技师金星。他们哆哆嗦嗦地一接到几个菜团子，也都不约而同地说：“这下可救了我们的命了！这下可救了我们的命了！”他们也是边啃菜团子边说：“后面还有人，快去救！”
杨崇道把郝起新、罗小棠留下来照看这几位，自己带着跟来的另外两个人，继续向黑暗中摸去。他们摸到一个大水泡子边上，发现一个人正仆倒在那里。杨崇道连叫几声，他都不应声。杨崇道俯身一摸，这人浑身的衣服均已湿透，表面一层都已结了冰。杨崇道把他翻了一个身，用马灯一照，原来是当年负责保卫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的高射炮营的上尉代理营长兼营参谋长孔祥忠。
此刻孔祥忠双目紧闭，满脸的络腮胡子上也都已结了冰茬儿。杨崇道连声呼唤：“老孔，老孔！”他也一声不应。杨崇道把一只菜团子柞到他的嘴边，又大声喊：“老孔，吃菜团子吧！”也真灵，老孔双眼立刻使劲睁开了一条缝，狠狠地咬了一大口菜团子。
谁知道，他还没把这口菜团子咽下肚，还衔在嘴里，就再也不动了。摸摸他的鼻子，连一丝儿气都没有了。杨崇道他们不相信老孔会就这样死去，轮流地奋力往回背，想背到刚才见到的那个火堆旁，帮他烤烤火，或许能使他缓过气来。
但是，等背到那火堆旁，那儿的几个人已走光了，火也灭了。再摸摸老孔的鼻子，还是一丝儿气也没有。他的全身上下里外，只有手腕上的那块旧“罗马”表还在走动，旁的一点儿活气都没有了，身子也开始僵硬了！
杨崇道只得和一位难友留了下来，守护着死去的老孔，派另一位难友赶快回去报告指导员李惠，力争套一辆马车来，把老孔的遗体拉回去。
然而，杨崇道二人在雨雪风交加的茫茫黑暗中焦急地等了一个多小时，等来的口信却是：
“李指导员说，活人回去，死人明天再说。”
杨崇道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只得带着两个“活人”回去。回到了小云山，他忙到各排一查人数，包括已知道的“死了的”在内，还少三个人！
这时，尽管在这一年多没吃饱过肚子的100多名“老右”中，没有一个人还有力气再去找人、背人，但还是有不少人想挣扎着去寻找失落的难友。可是队部指示：
“不准去！不准影响明天的继续会战！一切有关死人的事，等天亮后再说！”
人们只得集中力量抢救已经背回或用木板抬回的人。
蒋同磋等人背回的马竞亮和另外四个人，被放在食堂里，身上还多少留有一些余温。大家纷纷要求小云山队部的王卫生员来抢救。这位似乎只配给人发点阿斯匹林和灰锰氧的王卫生员，拿着听诊器前来看了看，听了听，连声说：“完了！完了！”
在大家的苦苦恳求下，他才给这几位濒临死亡的人每人打了一支强心针，但边打边冷冷地说：
“这都是白打……没救了……都拖出去吧！”
蒋同磋忙说：“他们的胸口还都有点儿热气哩，哪能‘完了’呢？”
卫生员瞪眼说：“打了强心针，心都不跳了，光有点儿热气管屁用？！”
说罢，他就拿起针盒和听诊器，扬长而去。
蒋同磋不忍看着这几位难友就这样死去，又去请求队部给云山场部打电话，要求场部卫生所派一位医生来。没想到云山场部的答复竟也是同一个口径：“明天再说！”
人命关天的大事，应该分秒必争，岂能“明天再说”？！一些难友七手八脚地继续给马竞亮等人烤火的烤火，按摩的按摩，有的还给他们一一做了人工呼吸，彻夜未眠，终于救活了两个人，而马竞亮和另外两个人再没有缓回气。
天亮了，云山场部才派来了一位医生。这位医生走到停放马竞亮等人的门板旁边，急匆匆地一一翻开他们的眼皮看了看，不无惋惜地说：“啊，太晚了！不行了！”从他的神色和口气不难看出，并不是他们当医生的有意姗姗来迟，而是场部领导对卫生所的通知太晚了！
在朝鲜前线立过战功的马竞亮和另外两个人，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活活地作践死了人，大家惶然又愤然。副场长祝某和指导员李惠，也只好威风暂敛，没有再下令吹哨子接着“大会战”。
早饭后，队部让人套了一辆马车，到那条死亡路上去拉人。赶忙了两三个小时，连孔祥忠在内，又拉回了四具全身已结了冰的尸体，再加上马竞亮等三人，这次“大会战”一下就死了七个人！
他们是：马竞亮，孔祥忠，原中央军委桂林测绘学院的教员——酒糟鼻子的矮老头儿唐奕晔，瞎了一只眼的徐老头，原交通部的干部刘湖深，原人民银行的干部陈伯龙，还有一位戴煌一时记不起其姓名的难友。
面对这七位死去的难友，所有活着的“老右”都默默哀戚，没人吭声，这天真是最阴沉最冷酷的日子。
七位死者都被放到了小云山废弃的打铁房，那儿既没有窗扇也没有门。夜里怕狼群来把死者叼走，从部派军医李定国去值班看守，另派原中国新闻社编辑朱凤藻打着马灯做伴。
“我们的生命如此不值钱，连畜生都不如！”李定国向朱凤藻叹息着说，“猪和牛马都喂得饱饱的，我们却挨饿！至于荷兰种牛的待遇，更不知比我们的要高出多少倍！不定什么时候，我们也会被饿死！”
是啊，人世间最可宝贵的是人，而不是牛羊猪狗。但在具有奴隶主意识的人看来，则奴隶不如他们的牛羊猪狗。
“过去老唱‘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朱凤藻说，“只有亲身经历了，才能深刻体会这‘饥’与‘寒’之间恶性循环的滋味……”
一阵大风吹来，几乎吹灭了马灯。老朱用大衣挡着，两个人继续守护着，谈论着……

对死去的这些同志，云山畜牧场善后处理是冷酷无情的。
10月14号这一天，大风大雪，全体“老右”都没有出工。为了“安定人心”，云山场部指示小云山尽快把这些死者掩埋掉。
15号早晨，大家又去野鹅滩“会战”了。队部留下几个人，套起一辆平板马车，把七位同志的遗体码在平板上，用一根大粗绳连车子的平板捆成一体，就拉到小云山的后坡去了，连张裹一裹遗体的草席都不给，更甭说棺材了。
天寒地冻，死的死了，活着的又有几个还抢得动大铁镐？跟车的几位难友，几分钟一轮换，汗没有少出，气没有少喘，也没能刨出半拉像样的坑坑来。
实在没辙，他们只得找了一个天然的小洼坑，把七位难友的遗体一起放了进去，在上面拢起厚厚的一大堆白雪，再用铁锹把这雪堆拍打成一座大坟墓的模样，就一步一回头地与他们告别了。没有举行悼念仪式，也没扎一个花圈。为了1957年鸣放中的几句话，他们熬受了人世间的残忍苦难后，就这般凄凉地结束了生命！
到了山脚下，这些掩埋了他们的难友又一次向山坡上的雪坟望了好一会。只见大风裹着大雪，向这座洁白的新坟，发出悲切的哀嚎……（未完待续）

22、与死神接吻（2）


小罗死后不久，从云山畜牧场不断传来留在那儿的难友中的一些人相继去世的噩耗，死者是唐文彝、汪之淼、王广谋、王九成、张建
淼，等等。
唐文彝，江浙一带人，国家经委高级经济师，苗条的中等身材，瘦削的脸庞，斜梳着小分头，文质彬彬，业余爱好唱京旦，尤其唱《苏三起解》，唱腔娴熟优美，同时他还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
他早就得了浮肿病，后来又瘦得像一束干柴，好像风一吹就要不支而倒。他虽然仍然老老实实地干活，排长还要挖苦地说他在演花旦，不是干活的把式。但班长戚玲对他百般照顾。有一次割水稗，戚玲就把他藏在高高的水稗堆里，让他歇了好半天。
小云山大批死人之后，一天休息，唐文彝请假去云山场部买咸菜，戚玲还派另一位难友与他结伴而去。结果在云山场部什么也没有买到，他就说服了那位难友不必再陪着他，说他一个人能走，遂独自从云山场部穿过云山水库大坝，去大坝西边的850农场五分场四队合作社想买点儿吃的，结果同样什么也没有买到，只得满怀失望地空着肚子往回走。
他走走歇歇，走到大坝中间的大闸附近，实在走不动了，就背靠着水闸坐了下来，想歇口气再走。但他再也没能站起来，挨到天黑就坐在那儿惨然死去。
他死去的前一天，还跟同班难友军医李定国讲述，他刚收到一封家信，他的孩子附信说：“爸爸，你们夜晚在野外干活，要点一堆篝火。狼怕火，这样狼就不敢来吃你们了……”结果他没有被有形的狼吃掉，而被无影无形的但更加残忍的狼——人为的大饥饿——吃掉了！
精通医道的李定国断定，唐文彝完完全全地死于低血糖，“当时只要有100毫升5％—10％的葡萄糖，就能够救他一命！”
跟着死去的是汪之淼，华侨，瘦弱的身材，面色苍白，他害着肺痨病，他们的机关也没让他免除通过“北大荒流放”这一关。农场领导当然更不把他当作病号看待，修水库，砌房子，耕种，除草，收割，“受不了也得受”。
小云山大死亡后，汪之淼跟着别的难友继续去野鹅滩割大豆。割完了那儿的大豆，回“七间房”基建大队时，他挑着行李死在夜路上，只比大死亡的难友们多活了十多天。
他死后，活着的难友从他的身上查出了900多元人民币。但这顶什么用？
“有钱他也买不到吃的，还是走上了黄泉路！”一位难友痛惜地说。

下一个死者叫王广谋，是精通军事后勤业务的大尉军官。他身高近两米，长方脸，络腮胡，人称“关东大汉”。他原来肤色黝黑，干起活来特棒，每天割麦子、割大豆都能割到五亩以上，干别的活也都名列前茅。
可叹的是，他也早早地得了浮肿病。在“吃食贵如金”的时候，他虽文章满腹，却不如一囊钱，他曾用他的一件皮大衣和一块日本航空怀表，向“七间房”的保管员换来了两斤泥鳅，一顿就吃完了。但他最后还是死了！

再一个是王九成，国家商业部的干部，由浮肿病到皮包骨，活活地饿死在集体宿舍的大通炕上。
难友们不相信他睡在炕上就会死去，连忙请来了队部的医生。医生抓起他一只枯瘦的手，把了把脉，就推开他的手下了炕，问旁人：
“现在几点了？”
有人看了看自己的手表，说：“晚十点。”
“噢，他死了！”
他死前最后享受的，是两瓶商标上印有大红灯笼的“灯笼果酒”。
他的死讯被报告到了队部。队长竟让大家就那样继续把他放在大通炕上，等第二天天亮再处理。难友们只得仍然陪他睡了一夜，第二天从队部领来了一张席子，把他卷巴卷巴地送上了后山。

再一个是原国家侨委的干部张建淼，和汪之淼一样，也是归国华侨。
前一天早起，下着小雨，他和大伙每人喝了一碗稀汤粥，从“七间房”去云山场部背小米，给养鸡场做饲料。出来不一会，他觉得浑身冷得打战，返身回屋加了件衣服。这样，他就落到了一群人的后面。从云山场部往回返时，每人也只背了一袋几十斤的小米。这时已是半夜了，他仍然落在大家的后面。大家到家后都上炕睡了，也不知他会什么时候回来。
第二天早六点出工，大雾。原电影洗印厂的蒙族干部莽珉走在全班的最后，朦朦胧胧地看到路边躺着一个人。他上前一看，原来是张建淼：眼镜没有了，手电没有了，一袋小米也不见了，但他还在轻轻地喘着气。莽珉火速回队部报告，弄了辆平板车把他拉回“七间房”，一个多小时后他就断了气……

除了饿死的和因饿而病死的，还有不忍凌辱而自戕身亡的。
一位难友，是独身回来报效新中国的归国华侨。在饿得毫无办法时，他给在英国的老父亲写了信，这位老父亲从伦敦给他寄来了几桶奶粉。队长和指导员就说他“丧失了国格”，“破坏了新中国的政治影响”，对他开了“批判会”。他觉得这是对他的莫大凌辱，而“士可杀不可辱”，遂在黑夜中投井而亡……
究竟死了多少人？农场始终没有公布过。仅据在一个队里当统计兼文书的杨崇道说，光是他所在的那个队百十来名“右派”中，经他的手写了死亡报告的就有30余人，几乎占这一个队“右派”总人数的1／3！勉强活着的也都已到了灯枯油尽的地步，随时随地都可能魂归西天。

但也有魂归西天又被救活了的，他就是戚玲。
戚玲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也会面临他在1949年打进南京后创作的那首《傅来友诉苦》长诗中所描述的那种惨境：“挨过一年又一年，日子好似滚油煎。财主门前酒肉臭，哪管饥民饿死在路边。”“种地户指头大的地也没有，饭碗就像飘在水上头。”“吃多少树皮和草根，糊一天来算一天。”
他两度浮肿，又两度干瘦如柴，形同骷髅，长而乱的头发盖满了头。他常常饿得一点儿办法没有，只好到垃圾堆上翻找出一些鱼肠子或鸡骨头，用挂在身上的那个黑乎乎的铝锅煮着吃。
有一阵，他突然卧床难起，只有敲钟开饭，他才举步维艰地扶着墙去大食堂喝一勺稀汤粥或吃一个树皮团子。大家见了面，都没啥力气说话，只能“尘世叹茫茫，各人心自知”，恨自己没有起死回生的良计，不能再去六虎林河敲冰捕鱼捕蛤什螟，上山找蟒蛇蛋、野菜和榆树皮，而只能坐以待毙。
他就这样地躺在大通炕上东想西想，常常在昏糊中被人叫醒。他感到他像一盏小油灯行将油尽灯灭，倒也没有什么死亡的痛苦。
有一天，他躺着躺着又昏迷了过去。当大家收工回来时，发现他的心脏已停止了跳动，顿即慌乱起来。适逢云山场部卫生所的一位王医生来“七间房”巡诊，大家忙请这位王医生进行抢救。这位王医生只是号号脉，用听诊器听了听，确认已停止呼吸，就嘱咐第二天安葬，一些难友不能抑制地围着哭起来。
统计兼文书杨崇道哭了一阵，忙回队部去写了死亡报告。李定国说：“不能眼看着老成就这样死去！”他出门追上了那位王医生，讨来一个急救包，给戚玲注射了一针强心剂，又进行了人工呼吸，戚玲仍无复苏的征兆。他又注射了一针强心剂，再次进行人工呼吸并挤压起搏，使戚玲终于呼出了一口气。紧接着，他要杨崇道去大食堂讨来一碗玉米馇子汤，一小羹匙一小羹匙地往戚玲口中灌去。这样，终于把戚玲已去西天的灵魂又唤了回来……
（未完待续）

23、与死神接吻（3）


电影《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海魂》的剧作家之一的沈默君大尉，被打成右派到北大荒后，和戴煌一道修建过“五一水库”，也一道在山上剖过木板。由于他早年在河南的一个土木工程学校读过书，他还专门设计过一排猪圈。1960年夏天，他被调到850农场文工队之后，和一些赶马车的铁道兵退伍老战士常常聊天，获取了伪满时期铁路扳道工与日寇作斗争的素材，匠心独具地塑造出地下党员扳道工李玉和及其义母李奶奶、义女李铁梅的英雄形象，写出了剧本《自有后来人》（几年后，被江青等人移植为京剧《红灯记》）。
由于长时期营养极端匮乏，他也得了浮肿病，对生活的现实极为不满。一天，他给一只狗套上了军上衣，又让这只狗到处乱跑，以昭示干了多少年革命的军人，如今还不如一只狗精神抖擞。由此他被罪加一等，打回了云山畜牧场园艺队，遭到冷酷的批斗。
从此他销声匿迹，病得连迈步都很艰难，和一些病友整天都躲在自己的病房里。就是在大白天，这病房也是死一般的沉寂，而耗子们却如入无人之境，公然出来打打闹闹，甚至啃活人的脚。
在这种境遇下，沈默君更感孤寂冷漠，看透了世事人生。当有人去病房探望他时，他悲愤而痛切地说：
“都是黄泉路上的人，还有什么好看的呢……”
一些人的心，就这样死去了！

在我们的人正不断死亡时，中央考察团又来了，宣布第二批摘去“右派分子”帽子的名单。
这两年零八个月的残酷流放，给大家精神上和肉体上留下的深重创伤，是永远不可修复的。就在考察团宣布了各人去向的那一天，已被摘了帽子的全身已“三度浮肿”的郭冠军——就是刚到北大荒时给北京的妻子娜塔莎精心撰写《完达山书简》的那位年轻人，白天还像范进中举似地逢人就说“我摘帽了，快回北京了！我摘帽了，快回北京了”，到夜里就在自己的被窝里无声无息地死去了！
这是人间的又一悲剧！
这位青年相貌英俊，富有才华，在大学读书时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毕业时被分配到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做俄文翻译。由于他的俄语相当流利，曾陪同著名诗人田间访问过苏联。
在访问期间，他结识了苏联文化部的中文翻译娜塔莎。两人一见钟情，感情甚笃，娜塔莎竟辞别了父母，跟着郭冠军来到了北京并结为伉俪。郭冠军被打成“右派”时，娜塔莎刚刚生下一子。郭冠军将被流放北大荒时，娜塔莎要像“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那样，带着不满周岁的儿子跟随郭冠军到北大荒流放。郭冠军不忍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跟着自己受苦，婉言劝止。
以后，娜塔莎不断接到郭冠军的《完达山书简》，在寂苦中也多少增添了几份慰藉。
但一年又一年地过去，她不能忍受身边一些人的政治白眼，遂征得郭冠军的同意，带着孩子回到了莫斯科父母的身边，但仍与郭冠军不断地鱼雁往还。没想到郭冠军终于被摘去了帽子，他们即将要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的时候，郭冠军却在“我摘帽了，快回北京了”的欢笑声中走完了他的人生路。
还在云山畜牧场“七间房”自身也岌岌可危的戚玲闻讯，当即抖抖颤颤地写出挽诗两首，以寄哀思：

其一：楚国命运倍凄凉，塞上冰霜岁月长；
大笑竟然成大梦，遥天异国哭孤嫱！

其二：草原何处有春风，壮志未酬时不逢；
万里投荒得一死，冠军何罪问苍穹！

大伙儿正为小郭悲哀，第二天一早，第二生产队又传来了噩耗：留在那儿的原海军中尉小杜，一个精明潇洒的高个子青年人，突然腹部剧痛难忍，痛得在地上直打滚，没过几个小时就死去了！
紧接着，又从云山畜牧场传来了不幸消息：中央考察团的一个分团到“七间房”宣布摘帽名单时，“七间房”的一位难友因浮肿太甚起不了床，没能参加摘帽大会。当天晚上，分班讨论不论摘帽与否都“应该怎样感激党”时，同班的一位难友告诉这位没能参加大会的难友说：“恭喜你，你已被摘去帽子了！”这位躺在炕上的难友立即兴奋得放声大笑，笑声刚落就不再吭声了。有人诧异得连忙上炕摸摸他的鼻子，原来他和郭冠军一样因兴奋过度而溘然辞世！
不久又传来了一个坏消息：留在云山畜牧场的杨泰泉也死了！
这是一个奇特的人。
他是四川人，不太高的个子，皮肤洁白细腻，双目炯炯有神，原成都军区的一名中尉，精通法文。他因帮助党整风说了几句话而罹遭“言者有罪”的大祸，从此立誓不再说话，以追悔整风鸣放时的“失误”。
在劳动中，在出工、收工、吃饭、休息时，他一律都只用眼神。手势、点头、摇头来表示干什么或不干什么的意思，而决不吐露一个字。倘若有人吹牛皮、侃大山、说笑话，他有时也压抑不住地笑笑，但笑容极其短暂，马上就转过头去，隐藏其真情的流露。
只有在孤独得极其痛苦时，他才对自己真正信得过的难友，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诉说自己的身世和心中的委屈。
所以，大家都称他为“假哑巴”，而不称其为“杨泰泉”。
在这一次中央考察团来到北大荒之前，各班讨论评比谁可以摘帽子，轮到讨论李定国时，他才第一次当众说出了两个字——“同意’
等到考察团光临，宣布摘帽子名单时，他因浮肿得太厉害，已卧床多日了，一天夜里含恨死去。
他死后，难友们在他的遗物中发现了一张小纸条，是他给他父母的遗书，只有两行字：
“多言祸及一生，不孝之子永难侍奉二老……”
（未完待续）

24、与死神接吻（4）

考察团光临之际，一个接一个的死讯传来。这明明白白地告诉考察团：这成批的死亡，乃非“一日之寒”所致啊！若你们再晚去几个月，不知在北京和外地又将遗下几多男女老幼孤寡人！
一位难友哀伤地说：“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知识分子本来就不多。可是，有人一边说‘人才难得’，一边却又如此大规模地残杀人才，这必将受到历史的无情惩罚！”
在一分场的基建队，右派们简直成了一群叫化子，一天两顿饭几乎都是“乞怜讨要”才弄到嘴的。每顿饭，他们都要在基建队伙房专门为右派们开的一个小窗口前，排成拐成几道弯的盘蛇阵，一个挨着一个地捧着又脏又大又黑的大海碗、搪瓷缸、罐头盒、洗脸盆等五花八门的“饭碗”，按名单上前去要来一勺稀粥和一个小窝头。
基建队的事务长和炊事班长把守在窗口，紧紧地盯着右派们每一个人，生怕右派们有人打双份。在打稀饭时，吃得红红胖胖的、相互扭扭捏捏眉来眼去的男女炊事员们，故意给右派们浮上撤稀汤，还不把勺儿撒满，这使大家很愤慨！
右派们每天只有七两带壳儿的高粱或玉米，满打满算能够吃到嘴的，不过只有五六两粮食，已经少得不能再少了。再经过这么一番克扣与掠夺，到右派们口中的粮食就更寥寥无几了。打渔队打到的泥鳅本该当作正常“改善生活”的菜供应大家，但队长和管理员们竟要外加五角钱才卖给右派们一小碟，而且里面只有五六条小泥鳅，后来又减少到两条小泥鳅加三四块半个银圆大小的薄萝卜片。
要知道，那年月的五角钱非今天之五角钱可比。那时在北京，国营粮店最上等的小站米也不过一角九分七或两角五分钱一斤。这就是说，几条小泥鳅竟卖到两斤多小站米的价钱。
当大家愤愤不平地纷纷提出指责时，事务长和炊事班长居然毫不掩饰地说：“你们都快回北京了，又过好日子了，我们不在你们的身上捞一把向谁捞？”
右派们饿得实在没法可想，只好不时到家属宿舍的一排排平房前面长长的垃圾堆上，捡些大葱根、胡萝卜头充饥，当然都等不得去冲冲洗洗就向嘴里塞。有几次，戴煌一捡到洋白菜根，就都像啃甘蔗段似地，用牙齿撕去外面污秽不堪的硬皮，生吃里面的嫩瓤儿，觉得比鲜嫩的黄瓜还甜美。
身处这种绝境，对来自云山畜牧场的最新传言也就毫不足奇了。据说在我们离开云山之后，那里每死一个“右派”，都有好些人自告奋勇地争着去守护死者，为的是争取那一两个小小窝头的夜餐，有时甚至不惜“拼命”地大打出手……

离开一分场的那天早晨，快捆行李时，戴煌才发现农场卖给他的那份作为一分场到北京的四天路程粮食的四斤农场土造饼干通通不见了。装这四斤饼干的破毛巾袋，也被扔到了屋后的雪地上。这甭说到北京，就是从一分场到虎林、密山间的辉崔火车站这六七十里的大雪地，他也没法饿着肚子走过去。
戴煌急了！硬着头皮要求场队领导再卖给他一份，他照样再付四斤全国通用粮票和四块钱，甚至出双倍、三倍的粮票和钱都甘愿。但是不论他说了多少次，他们连一片饼干也不给，理由是他们“做不了主”，要戴煌去找分场党委许书记。
许书记全身干瘦，一目似已失明，正在分场部的小饭馆里，与分场党代会的几十位代表和工作人员共享早餐。
他们的早餐很丰盛：八人一桌，鱼肉成盆，饼干成堆，上等的大米粥随意喝。戴煌站在许书记身边，诉说自己的难处和病痛，要求许书记额外批准，多少照顾一点，他给双倍、三倍的粮票和钱。
许书记向戴煌瞪着一只眼，干瘦的脸上毫无表情。所有在场吃得满头大汗的人们，也一律大眼瞪小眼地无动于衷。许书记夹了一大块红烧肉塞进嘴，边咀嚼边向戴煌大上政治课：
“现在的粮食问题，已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党中央三令五申，每人有每人的定量，一定要从严掌握。谁丢了口粮谁负责，党管不了！”
一看这阵势，戴煌二话没说，就出了这小饭馆。心想，就是过去的地主资本家们，也未必人人都如此铁石心肠，忍心看我这样一个垂危之人，在风雪饥寒中漫途跋涉。在座的这些共产党员，竟然就能够这样狠心无情！他们还正在举行什么党代会，少不了还要高唱什么“英特纳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可是看来在他们的那些脑瓜子里，莫说共产主义者的灵魂，就是正常人通常应有的道德世界，恐怕也还是一片荒漠！
那是1960年12月底。对于右派们在北大荒两年零八个月的令人发指而又哀伤悲痛的遭遇，如果不是身历其境，不但戴煌这样的人不敢相信这会是事实，就是资本主义世界里与共产主义人生观价值观相对立的人，甚至最富有想像力最反动的小说家，恐怕也很难想像出在这个又进行了整整十个年头“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国家里，会发生如此种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黑暗与恐怖。
戴煌又一想，这也不能完全责怪农场的一些领导者。全国亿万人浮肿病倒，千百万人饿死或饿得奄奄一息，无数个村庄草盛人绝，新坟累累，饿殍载道，野犬争相食……如斯悲惨景象的出现，充分说明那所谓的“三面红旗”，不过是徒有其名。
（22-39章据戴煌《九死一生》编写）

25、走进炼狱

抛妻别子

我被划成右派之后，马上就危及我的家。我的妻子年纪比我小，可党龄比我长。我想我这辈子算完了，坐牢判刑也豁出去了。可是她呢？她怎能跟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民公敌继续做夫妻呢？离婚吧，离婚对她和孩子可以少一些政治上的株连；对于我也可以无后顾之忧地去跟命运抗争。
然而，她不同意。我们谈了多次，她不耐烦了，说：“你要是真有一点点罪，我早就甩了你了。现在这个时候，我不能撇下你不管。”平素，她性格倔强，争强好胜，三天两头跟我吵架。可是，这时候却温柔体贴，再不跟我吵了。
她在她的学校里，一再遭到批判，大会上要她揭发检举我的反动思想言行。她无可揭发，只好挨批。人家用侮辱性话语，说她跟老虎睡觉，她只能默默忍受。作为一种惩罚，她总是被派去干重活儿。她一声不响地埋头苦干。结果脊椎严重挫裂，从此低烧不退，膀子抬不起，头也扛不动。看着她连穿衣服都抬不起手来，心里那滋味，就像有把刀子在我已经麻木的心脏割着划着。她需要长期治疗，可是在北京我们举目无亲。她只好带着孩子去南京，投奔她姐姐家养病。
我们不得不把一点一点添置营造起来的家，自己亲手加以毁灭，把家里的东西拿出去贱价卖掉。我们被从机关干部宿舍赶出来，搬到东单菜场附近一间破旧的小平房里。大冷天在冰冷阴湿的地上睡觉。我们这难舍难分的一对，在即将妻离子散的悲惨日子里，没有一滴眼泪，一声叹息，一句感伤的话。我们的心已经碎了，麻木了。风摧雨残同命鸟，故园归去已无家。
严冬时节，我被发配到荒漠的渤海滩，在唐山国营农场三分场劳动。夫妻诀别的日子到来了。我得走了，背上背包，围了围脖。她说：“亲亲你的宝贝儿子吧。”我放下背包，怀着无限深情亲吻孩子。这也就是在跟重病中的妻子吻别。从此，为了维护“党的影响”，我背上十字架走了。她那一双明净清澈的眼睛对我望着，关照我说：“你这知识分子的臭脾气，高傲、自尊、倔犟。党内斗争本来就是很残酷的，要看开点儿，不要钻牛角尖。千万不能自走绝路，害了孩子。听见没有？”
在凛冽的寒风里，我向火车站走去。在这冰冷彻骨的世界上，唯有她的话能在我心灵深处浇灌一股温馨洁净的暖流。走了，各自朝着痛苦而不可测的未来走去，越离越远。大难生分同命鸟，情深只恨情难断。

26、残酷的批斗

在三分场，我们被分别编到生产队里，队里每个小组都插进一个老右。我们和农场工人一起干活，一起住，一起生活。干了一段时间，要讲“阶级斗争”了，就开始批斗右派。
在批斗我的小组会上，那些平素和我一起干活、关系亲密的工人党团员，突然拉下脸来，像对待罪犯一样训斥着、侮辱着，要我交代来农场后的罪行。他们没有抓住或制造出我有什么反动表现，只好恶言恶语地空喊一通。他们似乎是演戏，这戏演得很拙劣。一个上了点年纪的非党团员工人却看不懂这戏，大惑不解地一再向批斗会的主持人说：他不是很好吗？犯了啥事了？我看他挺好的，没说的。
这时，生产队长来巡视了，主持人向他小声汇报，请示这戏怎样演下去。不料，队长却善意地看了看我，对组长说：“休息一下。休息后不开小组会，改开大组会，目标对准那个萧乾。”

好哇，这下我如释重负，甚至对队长感恩戴德，浑身轻佻起来了，简直像个仰头对主人摇尾巴的哈巴狗！这就是我，一个小人、可怜虫，已经进入角色、化入角色的我！
萧乾这老头，我觉得他十分善良，谦虚、憨厚，简直天真可爱。他诚心诚意跟工人打成一片，相处密切。很多方面他比我表现得强多了，我还暗暗地向他学习。可是，他不是老党员、老革命，因此，这位可爱的长者就成为批斗右派的重点对象。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这些老右离开生产队，被集中成一个大组，一起劳动，一起生活。两间工人宿舍腾给男性老右，大家挤住在大炕通铺上。挤不下，我和钟惦棐就合睡在大炕边的一张木板床上。
一天，总场的公安局长来了，召集老右们训话。他面孔铁青，横眉怒目，狠声恶气，拍打着桌子，把我们痛训一顿。他骂我们是“丧家之犬，没人要的野狗”。他斥责我们劳动表现恶劣，是“破罐子破摔，偷懒耍猾，抗拒改造。你们只有一条出路，老老实实低头认罪，劳动改造，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再不老实，那就抓起来判刑！”
他警告说，另一个分场的右派分子秘密组织反革命组织，任命了部长、政委，企图颠覆共产党领导下的共和国。现在他们已经遭到严厉镇压。
这真够骇人听闻的，真能把人吓出一身冷汗来。据说这就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表现，右派分子的新动向”！
后来，听一个农场干部家属说，那些老右是开玩笑，互相瞎叫什么部长、政委什么的，有人打了小报告，就成了掉脑袋的大问题。她好心劝诫我说，在这里说话要小心，切不可瞎开玩笑。
局长在那里呵斥发威，我心里痛苦极了。我们流血牺牲夺来了政权，却在这个政权下落到这步田地，受尽凌辱、糟践。你只要跳下低头认罪的深渊，就会发现这深渊深得没底，就要身不由己地向深处坠落，坠落。落到连哈巴狗都当不上，只能当个没人要的野狗的地步，落到连野狗也不如的癞皮狗的地步！
我偷眼瞅一下在座的老廖，他竟然十分平静，似乎一切都理所当然；再瞅钟惦棐，他好象置身世外，充耳不闻。萧乾大约是和我一样，显得阴沉，痛苦不堪。
痛苦中我不能不冷静地沉思：斯大林的“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化”的理论，在中国有自己的版本。中国虽然没有发生匈牙利事件，毛 却认为中国也会有发生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于是他要主动整风，把各个机关、学校可能发生的“小匈牙利事件”诱导出来，导出一批反革命分子、纳吉分子，这就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于是，总归要有一批人按照毛 的希望当上右派，被送上“阶级斗争尖锐化”这个祭坛上作牺牲，充当全国知识分子和全国人的“反面教员”。
“阶级斗争尖锐化”了，许多右派唯恐遭到更加严厉的镇压，就进一步进入角色，幡然悔悟似的检查自己的罪行，说自己在本单位“搞了匈牙利事件”，“当了纳吉”，等等，使劲地朝自己头上泼粪浇尿。就这样，“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戏演得高潮迭起，紧张激烈，热闹非凡。老右之间互相批斗、撕咬，互相尖锐化。据说，这是为了提高觉悟，脱胎换骨。
可惜，我始终没有这种福份。在这场尖锐化的戏目里我演砸了。我成了不服罪的典型，右派中的右派。我的新罪行是语言学方面的。夏天在大太阳下挑粪，大家都喊热，我跟着说“热死了”；地里小咬特别多，比蚊子还厉害，我说“痒死了”。我这江南口音里常常出现“热死了”、“痒死了”、“开心死了”之类的话语。于是，犯下了滔天大罪：“你这是攻击党，什么死了死了的，你就是要把党搞死。”在劳动中，我挨了一顿训，我对人说：“我挨骂了。”这又是一条罪状：“你这是把批评污蔑为辱骂。”在大组会上对我批斗，从语言学的问题联系到其他方面，再略加精神分析，触及灵魂，于是我这个“凶恶阴险的敌人”形象就凸现出来了。右派大组长和一群积极分子的狠批狠斗，弄得我瞠目结舌，莫名其妙。大组长这下可抓住了表现他自己“进步”的机会。
有个老右是山东人，他说他老家有句古话：“下油锅也要抢着站锅补钉。”他没有解释，害得我琢磨了好几天。哦，原来是说，锅补钉比别处要高出一毫米，下油锅的人抢着站到补钉上，把别人挤开去，好让滚油把自己少煎十万分之一。现在时代不同了，他们抢着站到我身上，把我踩到脚下，表明他们多么左，多么革命，就有可能从地狱里爬出去。现代人毕竟比古人要聪明多了。
“打小报告”，在这里是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看不见的杀手。我和钟惦棐合住一床，他经常给我讲故事。他从来不打我的小报告。可是他自己却被人打了小报告。有一次，他对别人说傅雷的儿子逃到国外了。这一下就闯了祸。大组长在会上追问他怎么知道的。他十分平静，他明白有人打小报告了。他迟迟不作答，似乎在想词儿。过了一会儿，他才说是从《参考消息》上看到的。这又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他违背了右派分子不准看《参考消息》的戒律。大组长追问他在哪儿看到的。老钟若是讲出了谁，就要株连到谁。任凭一再追问，他就是闭嘴不答。僵持了好久，终于他想出了词儿：“有一次宣传部长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去画画，部长去拿纸笔，他的办公桌上有《参考消息》，就顺便看到了。”好一个老钟，为了不株连别人，煞费苦心，居然编造得天衣无缝，“尖锐化”竟然没有化得动他。我不能不佩服他。
一天，我俩躺在床上，谈起了他那篇大毒草《电影的锣鼓》。他很平静，淡淡地，嘿嘿一笑：“那是周扬和我交换意见以后，他叫我执笔写成文章发表的。”啊，原来如此！我寻思，文艺界反右斗争不正是这位部长领导的吗？为什么《电影的锣鼓》的黑锅要让钟惦棐一个人来背，他不站出来认账呢？

27、人狗之间

第二天，领导问我：“钟惦棐跟你讲了周扬部长什么了？”好快啊，小报告怎么比窃听器还灵？我们是在床头窃窃私语，怎会被人听了去？我纳闷，也只好如实回答。“这就对了，”他说，“钟惦棐昨天急着找我，他赶在你前面说了此事，怕你歪曲他的话，添油加醋，咬他一口。”原来如此！处于“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窝里斗之中，人与人之间是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友谊的。别看我和老钟挺亲密，他也不能不把我当狗加以防范。我不由得心里一阵难过，感到一种莫名的孤独。
这场“阶级斗争尖锐化”，原来是一场分不出阶级界线，也分不出左与右、分不出是与非的大混战、窝里斗。朋友变仇人，战友成冤家。在我们机关的右派群里，那些主张请愿、搞大民主的人，反过来批斗我，我倒成了“反党头子”；老廖把我的哲学观点批成修正主义；我又怪罪老廖定我右派，反咬老廖一口。那位发起请愿的人，来农场后就在老右群中串联，说我如何坏，善于打小报告害人，在大组会上带头狠咬我。我也不甘示弱，狠狠反咬回去。你看，这个世界多热闹，大混战，窝里斗。多年大战下来，战果累累，造就了一群批斗的积极分子、互相撕咬的英雄，一个个进入角色，化为小人、可怜虫、癞皮狗。
在这个互相撕咬的狗的行列中，我撕咬人的水平并不比那些积极分子有任何逊色。
人变成狗不难，可是从狗变成人却很艰难。
第一个使我有了点自知之明，开始从狗的王国向人进化的，就是那个萧乾。
那天，老右跟生产队的工人一起去收割稻子，天不亮就下地。老萧这老头，头高马大，肩宽腰圆，头发有点灰白。现在要蹲在田地里和年轻工人一样，一边割，一边不停地向前挪动。他受得了吗？我真为他担心。可是老萧竟是乐呵呵的，没有一点犯难的神气。没多会儿，我就被拉下了一大截子，可老萧和小伙子们已经割到了头。他用镰刀抵住田埂用力把身子撑直，笑了笑，转过身来又投入第二行的收割。一个小伙子大声赞道：“老萧真不善（厉害的意思），窜的挺快哪！”
老萧个头高，到了蹲不住了，就跪下来割，用膝盖向前挪窝。一天十几个钟头下来，我的两条腿直在弹琵琶，老萧的脸上竟然能露出轻松愉快、天真无邪的笑。晚饭后，他靠在炕上，头枕着被子，挺直了腰杆，戴着老花镜，一只大手捏着一根小针，笨手笨脚、专心致志地缝捕着裤子上的补钉。
这老头真可爱，有一股说不出的魅力。我被他感动了，一丝敬意油然而生。
萧乾的笑容没有维持多久。全场收稻结束后，召开右派分子自我检讨大会，也就是批斗大会。带头发言的是一位善于领会领导意图的年轻美丽的姑娘。平素，为了表现积极，出人头地，她自愿干男人才能干得动的重活、苦活，赶着拖着很粗的树干的马平整水田。可是，工人似乎并不欣赏，在背后管她叫“臭美”。现在，她带着负罪的神情检讨说，她内心深处有怕苦情绪、保命思想，“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动剥削阶级思想，是不服罪的右派立场”。她简直在扮演着“革命修女”的形象。
可是，她的戏还没有演完，突然话锋一转，提高嗓门，声色俱历：“萧乾！你对劳动，对劳动人民，对社会主义是什么态度？必须老实交代！”这下子把个老萧镇住了，他满脸惊讹惶惑，再也看不见那天真无邪的笑容了。
那姑娘满脸怒容：“萧乾，你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跪着割稻子？谁也没有要你跪，你为什么这么恶毒，故意丑化、污蔑我们的劳动？”
姑娘起着一呼百应的作用。接着，一个个积极分子冲上去了。狠狠扑上去撕咬，借以表现自己进步，左，觉悟高，以求摘除右派帽子。我也蠢蠢欲动，只是因为找不出老萧的错误作为攻击他的材料，只好听别人揭发。
“萧乾平常千方百计腐蚀拉拢工人，他把自己的一件棉袄给工人穿，向工人进攻！”
“萧乾至今还想当老爷，让工人老大哥侍候他。他总是要工人替他打饭。”
在饭堂打饭打菜要排两个队。老萧和我都跟工人配成搭档，可以少排一个队。这也不得了。我们是阶级敌人，根本没有资格和工人打成一片。跟工人亲密无间。这又是“阶级斗争尖锐化”了。我担心，火会不会烧到我身上？我得赶快揭批老萧，以免目标向我转移。我搜索枯肠，准备发言。我抬头瞄了一下老萧，看到他那痛苦得痉挛的脸，心里一阵抽搐。
“不，不能这样！这不是当狗吗？人总得有点人味！”我突然横下心来，不参加这场批萧的戏，从上演的角色中挣脱出来。这时，大会上的发言，我再也听不进去了。神经也就松弛下来，加上白天超强的体力劳动，眼皮抬不起来了。
“革命修女”还在嚎叫着，满嘴血淋淋的。“萧乾必须脱裤子割尾巴，彻底改造！”
老萧却从不还口。老萧不是大作家、名记者吗？怎能这么没水平、没能耐？他为什么不反咬回去？突然，我惊醒了：老萧他不是狗，是人！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老老实实的人。我脸红了，而我却在扮演着狗的角色。我曾经自认为在政治上比老萧优越，他对政治简直是一窍不通。现在我才发现，我比萧乾优越之处就在于会咬人，多年练就了耍嘴皮撕咬人的能耐。我不是一向自以为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吗？什么时候变了？变得和那“革命修女”一样，虚伪，卑鄙下流，丑不堪言。这真是个噩梦，可怕极了，吓得我毛骨悚然！
于是，在我疲惫的脑袋里，人和狗这两种动物，不停地变换着，一分为二，合二为一。我终于发现：我是个人，是昂着脑袋直立行走的人。本来就不是爬着走，耷拉着脑袋的狗。终于，我的噩梦醒了。
事后，军人出身的保卫科长忿然说：“瞎批！假积极，不好！”农场的书记也说：“这个人（指那位“革命修女”）年纪轻轻的，怎么一向假的出奇！”
在这场大戏中，多数上了年纪的却不善于耍假。老廖和老钟常爱谈论在延安的琐事；在“大跃进”的大疯狂中谈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探讨治国之道……
不久，老钟因患肝炎离开农场。那位“革命修女”和大组长也调离了。

28、苦难的草民

“大跃进”，大疯狂，大吹牛。三分场搞了一块试验田，小麦密得不能再密，没行没垅，一切增产的办法都用上了，收获时地里的每一粒麦穗都拣了回来，打场一遍又一遍，最后过秤，仍没有达千斤。书记气不过，说：“什么亩产几千斤、几万斤，全是吹牛，瞎吹！”
农场工人抱怨人民公社，说大食堂吃不饱饭。有些老右却批评工人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一个跟我很要好的工人对我说，他要离开农场了。临行，他建议我到外边的农村去看一看。
经领导同意，我走向场部大门。离大门不远，就被一个青年工人拦住。他手里拎了个大包。他说里面装的是饭，他家里人从家乡来，在场部外面等着他送饭吃。
“大哥行行好，帮我把饭带出大门。我妈打昨天就等在这儿，一口饭也没吃上。我带不出去，大门口查得紧。”他指着路边的一辆马车，有的工人上了马车，把装着饭的大包藏在身下。“你搭马车走吧，他们不会查你的。”
“不行，兄弟，你知道我是什么人？”
“知道，我们都知道，是右派，大好人。他们也知道你是好人，不会查你的。”说着就把大包往我怀里一揣，就朝门外走去。
我揣着大包，藏也藏不了，犹豫着走向大门。可是，大门的岗哨检查人员竟然正眼都不看我一下，让我走出大门。走了一段路，才见到那小伙子在路旁等我。他千谢万谢：“大哥，你真是救命恩人呀！”
我跟着他离开大路，看到远处聚集着黑压压一大片人。他说，他们都是工人们家乡来的亲人，有乐亭的、宝坻的，还有从山东来的。一双双焦急企盼的眼睛张望着，盼着那个救命的饭包。工人空手而来的，亲属们就垂头丧气。一个工人喜滋滋地从裤裆里掏出比拳头还小的一坨饭，亲属连忙接过分吃，好像嚼都没嚼就咽下去了。
看着那一张张灰土色的脸，一双双渴望求的眼睛，心里实在不是滋味。有谁管他们的死活？
怀着沉重的心情，我走出农场地界，进入公社的土地。一眼望去，泾渭分明。农场的麦地已经收割，留下满地麦茬。公社的地却是一片荒芜，麦地里稀稀落落地长着几根没有结穗却已枯黄了的麦草。我走近名叫柏各庄的寨子，寨子大门口的墙上用大红字写着亩产几千斤的豪言壮语。一个家在山东的工人对我说过，这号鼓舞人心的创记录的数字，是杀人的数字，血淋淋的数字。原来到处一样，中国成了人人说谎的国家。
大约10点钟，我来到这里新建的公社食堂。我用粮票和钱买了一碗白菜汤和两块红薯，坐到一张桌边吃起来。突然，脚下似乎有狗在抢夺。我低头一看，啊，我扔到桌下的薯皮，招来许多人在桌下抢。还有许多人在我周围盯着。我没法再吃，把全部红薯和菜汤都送给他们。菜碗在争抢中被打翻，菜汤流到桌上，许多人急忙趴在桌上吮吸。
公社食堂开饭了。社员们排着长队，领他们自己那份“饭”——有两片青叶子的一碗清水，一块大约有我四分之一拳头大的玉米窝头。社员说：“只有干部和炊事员有饭吃，有鱼有肉吃。”
唉，基层干部变质了，他们才不管人民的死活呢。——又是什么使得他们变了的呢？
从这里往外走，在一个中药铺对面，见一个大婶坐在门口，手里拿着一块鹅卵石，在石板上有气无力地砸一小把花生壳。问她有啥用处，她说她要砸烂了吃。我蹲下来替她砸，这玩意儿真难砸碎，怎能吃得下去？即使吃下去了，得到的能量也抵不上砸碎它所付出的能量呀。我帮大婶砸着花生壳，一边和她唠磕。她说：前些天农场收麦，社员们去拣麦穗。饿得熬不住，就连拣带拿，搓搓就往嘴里塞。有个干部说“这是国家的，不能拿。”社员说：“都共产主义了，是国家的我们就能吃。”可是，他们开了枪，大家都跑回来了。
“不会吧，共产党不会对老百姓开枪的，兴许是朝天开的枪。”我仍然按常规思维判断。
“唉，现在叫我去白拿，也爬不去了。”她已经走不动了，饥饿使她虚弱不堪。在她身旁躺着一个双腿浮肿的男人，靠晒太阳取暖。
这是一幅可怕的人间惨象。到处都有饥饿的人群，濒临死亡而无力挣扎着的人群。我心如刀割，不禁为老百姓的苦难鸣起不平来：“你们就该起来斗争，自己作主，不要听上头的话，什么亩产几千斤！按虚报的产量交粮，你们还能有粮食吃？办那喝稀汤的大食堂，害死人，还挂满了锦旗！”
我这是说空话，瞎埋怨。接着，我又出了个馊主意：“你们一起去找政府，要求开仓放粮。”躺在旁边的男人嘟哝了一句，我没听清。大婶把那男人的话转告我：“大兄弟，你这不是叫我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去找死？”
一句话把我镇住，不再作声，嘿然离开。善良而驯服的人啊，你们宁饿死也不反抗。我竟然鼓动他们为生存而斗争，可真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了。
我这个立志为人民幸福而斗争的革命者，只能哀其不幸，恨其不争，却束手无策，无所作为。可耻啊，这是我从来没有感受过的耻辱，从未经历过的精神痛苦。我亲爱的父老兄妹啊，我义无反顾地献出自己的青春，出生入死，是为了什么？今天又付出比生命更珍贵的人格与尊严，受尽凌辱而不悔，又是为了什么？难道就是为了换得你们今天的苦难吗？
难道世上有喝大锅清汤的共产主义？难道有践踏人的尊严的共产主义？难道有君为贵、民为轻的共产主义？怎能给崇尚人类优秀的文化结晶的善良的人们贴上反动阶级的标签，却把走向贫困与饥饿说成是真善美，贴上先进阶级的标签？
你们可知道，我们九死无悔地献出宝贵的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了人民！我们坚贞不渝的生死之恋、刻骨之爱，到底是爱恋着什么？谁能当之无愧地接受这份爱？人民！人民！人民！
突然，上空响起了公社广播喇叭的轰响，奏完《东方红》的序曲之后，又是宣讲三面红旗、“形势大好”、“共产主义万岁”。这时，脚下的大地似乎崩塌了一般。我的信念，我曾奉若神明的一切，突然之间全都崩塌了。
我失魂落魄地走去，走到一条干涸的农渠里，浑身无力地躺下来。我已无泪可流，痛苦使我按奈不住，情不自禁地对着苍天大声喊叫起来：
万马齐喑呵，鹦鹉高歌！铺地饿殍呵，冲天赞歌！
引领全球呵，野心狂勃！
人犬之间呵，一点之讹！人不如狗呵，苍生奈何！
（注：“犬”字比“人”字仅多了一划、一点）

天快黑了，我从农渠里爬出来，走回农场。我像是从梦境里走出，不再相信一切戏法，我只相信真能使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的主义。这就是我，一个从梦中走出来的社会主义者，中国人民的普通儿子，一个从狗进化成人的人。

29、摘帽右派

摘帽右派

1959年，三分场宣传部长宣布，河北省委正式来文，为我摘掉右派帽子，回原单位听候分配。啊哈，终于有幸领到了一张妓女合格证！可以有出卖自己人格的自由了。
我这是咒骂自己，还是忿忿不平的敌对情绪？我在农村所见的社会现实，使我欲哭无泪，心头鲜血滴沥。我带着一颗孤独寂寞的心，在哀鸿幽咽、鹦鹉高歌声中离开了渤海滩。
同时被摘帽的有廖经天。我们回到了北京。不久，他下放到贵州去了，我被分配到安徽。在去安徽报到以前，给我一个月的探亲假，到南京与妻儿会面。
在南下的火车上，一位河南老乡对我悄声说，河南饿死的人可多啦，越是先进标兵的地方，死的越多；越是壮汉子，死的越快，病恹恹的老人反而经得住饿，慢慢饿死。——我想，只有广大地区饿死人多的地方，才能归纳出这两条可怕的规律来。
我头靠在车窗上，脑子里展现一幕幕遍地饿殍的景象。忽然，车厢里的喇叭响起了赞歌：“麦苗儿青来菜花儿黄，毛 来到咱村庄。千家万户齐欢笑呀，好象春雷响四方……”车轮发出咯噔咯噔的单调的响声，伴着漫漫长夜，在茫茫苦海中行进。我没有困意，国事、家事、个人事，事事伤心，百感交集：
相思一度，辛酸一度，恋苍生，魂萦垄亩。
垢面鹑衣不忍离，车轮难驻。
颂歌扬，九洲夜哭。
妻儿何处，高堂何处，负深恩，零丁孤骛。
白发红颜梦里盼，盼君何苦。
暗凝思，我民我土。 （调寄《解佩令》）

到了南京，车轮停驻。夫妻重聚的时刻到了。我们抑制不住久别重逢的喜悦，我唱起“Long long ago”（《很久很久以前》）那支英文歌曲：“再给我讲吧，那些我特别爱听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再给我唱吧，那是我曾多么爱听的歌子，很久很久以前……”

摘帽右派，仍旧是右派，这是无以摆脱的现实。我再次提出离婚，不愿拖累老婆孩子，同时，我也不想被他们所拖累。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矛盾：我们亲得一刻也舍不得分离，却又如此决绝。可是，她仍然不同意。她已经不是第一次碰到我给她出的难题。我被划右派后，她的共产党员姐姐也曾劝她办离婚，她说无论如何也得等到农场见我一面以后再离。最后，她还是拒绝了她姐姐的建议。她既然爱了，就不管什么政治地位、利害得失，也不管物质生活受多少苦。“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又哪怕艰难孤苦，又哪怕做活寡妇？
一个月的假，很快就过去了。妻子带着孩子送我登上去安徽的长途汽车。我先到合肥，被分配到徽州。经芜湖乘长途车南下，汽车开进了峰峦起伏的大山里。望着车窗外的青山碧水，心里响起了屈原的《怀沙》：“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伤怀永哀兮，汩沮南土。”这似乎是我眼前的写照。
汽车到达我的目的地徽州屯溪镇。次日，我到地委报到，并交上一份申请报告，请求分配下农村生产队。我明白，带着个右派罪名，尽管是个脱帽右派，在人地两生的地方，留在干部队伍里，等于关进新的牢笼里。我仍然留恋那些朴实而苦难的人民。
我住进地委招待所等候分配。来这里公干的人进进出出，一般只住上三五天就走了。可是有一位干部住的时间比较长，和我慢慢熟了，就打开了他的话匣子。他滔滔不绝，讲述皖北农村干部的恶行。据他说，农村干部欺压百姓，为非作歹；群众在食堂里喝稀汤，饿死人，干部私下大吃大喝，脑胀肠肥。他说得有鼻子有眼，能举出地名、村名、人名。他说在“大跃进”、吃食堂时期，安徽饿死的人数达800万。可是，他把这一切都归罪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据他说，许多人向上告状，反映情况，告状信不是寄不出去被截获，就是被批转给当地处理。上告的人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省里有些“门槛精”的干部，把告状信托可靠的关系带出去，信中明确表态“拥护三面红旗”，只告省委领导“过左”，害死了人。
听着他讲述的故事，我不免寻思起来。他描述的惨状，和我在渤海地区农村所见没什么两样。河北、山东并没有曾希圣呀。对曾希圣这个人我还是知道一些的。抗战时期新四军北上抗日，遭国民党围歼，重新整编为七个师，曾希圣被任命为第七师政委，对开创皖南、皖中根据地是有功的。怎么，解放后到安徽他变了？难道他不再紧跟中央、独断专行起来了？
再说，这位安徽干部居然可以无所顾忌地攻击曾希圣，曾希圣还是当时的第一书记呢。这人有什么来头？
我心里有一连串的问题，可是我不好直接提出来，只能默默地听着。
中秋节快到了，那人离开了屯溪。在招待所里闲居了一个月，我才被分配了工作，到徽州专区农业专科学校当副校长。中国历史上被贬谪的官员，从来是流放外地，有职无权，加以监管。我这摘帽右派理当从之。
几乎同时，清华大学的党委书记俞时模，也是摘帽右派，分配到徽州专区师范学校当副校长。据说他是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是安徽芜湖人，全家“连锅端”来到这里。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造反派打入黑牢，迫害致死。

江畔忏悔
离开农场那“阶级斗争”的旋涡，抛开妻儿亲情的缱绻，走到皖南这青山绿水之间，我感到未曾有过的孤独和清静。我常独自在那条碧蓝的清澈见底的江水之滨留连。我突然觉得自己的心灵得到了净化，心头不禁唱出了即兴之歌：
练江的水呵，清洌的酒。
醉得那青山云雾里游，漫山杜鹃全红透。
万山留不住，江水日夜流，润染得两岸人俊秀。
我的情意脉脉的江，我的情意脉脉的酒。
为什么，为什么，清冽的江水流到了我的心头？

面对清冽的江水，益发觉得我这个人和这个社会环境是何等污浊不堪。一种强烈的愿望，引诱我跳进江水中涤荡自己的灵魂。现在我有了独立地深思反省的自由，反省投身革命的我是怎样变成驯服忠顺的、而且会咬人的“狗”的。
难道只是由于反右对我的压力，我才放弃原则低头认罪、才为邀功取宠去撕咬别人的吗？不，反右刚开始的时候，许多被打成右派的冤案，就有我一份“功劳”。我还自以为多么革命，党指到哪儿就打到哪儿，打得颇有成绩呢！
再以前呢，“三反”打老虎，上级认为有些单位反贪污不力，没打出“大老虎”来，于是我就大打出手，把个贪小污的总务主任打成大贪污犯，并且违法乱纪，私下把他关在小黑屋里近一个月，一再开他的批斗会。最后查明，只有那么一小点贪污，法院根本不受理，我却仍然把他开除了。我跟得够紧了吧，够“左”了吧。
“三反”中，我对领导有“语言不敬”之处，领导就开始整我，要我交代历史，找我的“小辫子”。他们听说我父亲在抗日战争中当过盟军的情报员，“哈哈，国际特务！”有功于抗日的父亲成了“反革命分子”！为了表示“左”，我连忙跟父亲划清界限。父亲从上海来看我，我赶快把他送走。我的人性哪里去了呢？
解放前的地下斗争时期，我就没有左倾症吗？在中央大学，有托派活动。按照当时党的政策，我把托派的熊某和杜某说成是国民党特务、帮凶。可是他们积极投入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民主运动。我告诫同志们不跟他们合作，提高警惕。个别新青社员背叛组织，投向托派。托派了解我们的地下组织，却从来没有出卖我们。他们和我们地下组织同志们同时被国民党逮捕下牢，也没有出卖我们。解放后，公安机关在我的“帮助”下抓到了他俩，我还举证他们曾在反对国民党的群众斗争中起了破坏作用。难道这是实事求是吗？这不是做了斯大林的跟屁虫吗？
左倾顽症是有左倾理论作指导的。《联共党史》就是一本左倾教科书。在中国，左倾又有其深厚的社会历史根源。反科学的左倾顽症，和反人性的左倾顽症，像是一片树叶的两面，它的树根深扎在封建专制主义的土壤中。左倾顽症已经渗透、污染了社会，愚昧、盲从、迷信，把人演化成驯服的狗样的奴仆。
唉，回首往日壮志，唯余一恸。“哀我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这是屈原徘徊在沅江边时说的话。屈原似乎在召唤我。我如醉如痴，痛苦得不想再活下去。江水滔滔，以巨大的诱惑力，引我投江以自洁，洗净我肮脏的灵魂。

30、笑星赵丽蓉的右派老公（1）
评剧表演艺术家、笑星赵丽蓉是家喻户晓的明星。她把欢声笑语送给了千家万户千千万万的观众，但是有谁知道她凄惨可怜的身世？想过她内心深处的痛苦？
赵丽蓉文化程度不高，她从小学艺，一生从事评剧表演艺术，和著名评剧艺术家新凤霞配戏。
赵丽蓉的丈夫叫盛强，出身于书香门弟，毕业于剧专，一直从事戏剧演出的管理工作。解放前后，北京除了长安大戏院之外，京剧演出集中在前门大街一带的中和、广和、小剧场等处。盛强担任过中和剧院的副经理。后来，剧院经过整顿，盛强被调到戏剧研究院工作。盛强人长得斯文白净，赵丽蓉的母亲孟云德开始时坚决不同意这门亲事，她认为盛强的文化太高了，长得又帅气，这样的小伙子靠不住，老人担心女儿的未来没有保障。为了这门婚事，母亲大动肝火，曾放出话来说，如果赵丽蓉死心塌地要跟盛强好，就算这个闺女白养了。后来，盛强终于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让赵丽蓉的母亲感到了他的厚道、耿直和重情义，两个年轻人真心相爱的决心，这才感化了赵母，慢慢地接受了这个事实。
1957年，共产党开门整风，号召人们鸣放，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赵丽蓉深知社会险恶，胆小怕事，劝丈夫万万不能鸣放。盛强听了妻子的劝说，在鸣放座谈会上一言未发。但是，盛强有一次和几个朋友在酒馆喝酒，酒喝多了发了几句牢骚。反右运动开始后，他的几句牢骚话被“朋友”告密，结果盛强被戏剧研究院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1957年深秋的一天，赵丽蓉将饭菜做好，等待丈夫下班回来。天色已经擦黑儿，盛强心情沉重地回到家中，他告诉丽蓉，单位把划为“右派”的人，全送到茶淀农场劳动改造，今天晚上就走。去多长时间不知道，每月没有工资了。赵丽蓉听了丈夫的话，她惊愕了。送到茶淀农场劳动教养。这时，赵丽蓉的大儿子刚两岁，又怀上了第二个孩子。
盛强忍着辛酸，告诉丽蓉，他给丽蓉买了几个练字本，没事儿的时候，还要继续学文化、练写字。这样又解闷儿，又能学着给他写信。他还给岳母买了八尺布，是做上衣褂子用的，找时间做上。他又给丽蓉在鞋店买了一双布鞋。因丽蓉的脚肥，买不着合适的鞋。还有两瓶奶粉，让丽蓉每天早晚喝一杯，孩子大人都壮实。
丽蓉鼻子发酸：“孩子生下来以后，一定把照片给你寄去。”丽蓉说完，夫妻俩抱头痛哭。
盛强去茶淀农场后，赵丽蓉忍着内心的悲痛，对工作仍然认真负责，一丝不苟。虽然她距产期不远了，但每场演出都不耽误。
有一天，评剧院党委书记找赵丽蓉谈话。赵丽蓉心里又是紧张，又是害怕。 她慌乱不安地坐到椅子上，壮着胆子问了一句：“书记，找我有事儿？”书记说：“有点儿事儿。盛强有信来吗？”赵丽蓉听到丈夫的名字，心里咯噔一下，更加紧张了，不知丈夫又出什么事儿了，她小声地回答了一句：“还没有。”
这时，书记开口了，像做报告似的向赵丽蓉讲着：“赵丽蓉，你是咱们评剧院的骨干演员，在全国很有影响，你有众多的观众，报纸上对你的评价很高。你又是要求进步的青年，作为一名共青团员，要与阶级敌人划清界限。组织上对你很重视，要好好培养你，你的前途无量啊！你应当和你爱人———盛强划清界限，他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你要做出选择。赵丽蓉，你是怎么想的？” 赵丽蓉沉思了好一会儿，然后轻声地说：“让我再好好想想……”书记郑重其事地说：“现在是你应当考虑的时候了，你要是再不做出明确的选择，组织上要考虑你的团籍问题，你回去好好想想吧。”
和丈夫划清界限？这不是明明让我和丈夫分手离婚吗？在这种情况下，若离开他，这不是害他吗？他还咋活呀？这不是落井下石吗？为了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前途，抛弃曾经相爱过的人，做投机分子、做负心人？不能出卖灵魂，我绝不这样做！我绝不离开他！
1957年底，丈夫离开北京不久，赵丽蓉很顺利地生下第二个儿子子，取名“大鸣”。她常常抱着二儿子大鸣，哄着大儿子福春，手里拿着盛强的照片，教大鸣说话：“这是你爸爸，叫爸爸……”赵丽蓉
要让两个儿子心里存放着爸爸的形象，永远记住爸爸。
1958年，福春已经三岁，大鸣一岁了。赵丽蓉听说可以探视了，她带着两个儿子去茶淀农场看望离别一年多的丈夫。
赵丽蓉带着两个孩子坐在茶淀农场探视室的长椅上，等待与丈夫相见的时刻到来。看管员带着盛强从里面走出来，看管员就走了出去。盛强看到妻子和儿子，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只是瞪大了双眼凝视着亲人。
赵丽蓉极力掩饰着自己的情感，苦笑着：“福春、大鸣，这就是你们的爸爸，快叫爸爸……”福春跑到爸爸身边，紧紧抱住爸爸的大腿：“爸爸……你怎么老不回家呀……”说着哭了起来。大鸣也扑向爸爸，抱住爸爸的大腿喊着：“爸爸回家！爸爸回家！……”
赵丽蓉为了不让丈夫看见自己的泪水，嘴里不断地说着：“盛强你看，这是你最爱吃的炸带鱼、酱牛肉。还有肉末炒咸菜，肉末炸酱。点心、蛋糕，还有饼干、炸馒头片。这是鱼罐头和肉罐头……”赵丽蓉又拿出钱：“这是一百块钱，你想吃啥，就买啥，千万别亏着自己。”盛强推辞不受：“丽蓉，我了解你，你不吃不喝，省下钱为我和儿子……”福春说实话了：“妈妈吃窝头咸菜，好吃的给我和弟弟还有姥姥……”
这时，看管员走进来，说 ：“探视时间到了！”
盛强难舍难分地将两个儿子放在地上，无奈地说：“丽蓉啊，带着两个儿子回去吧，明年……明年再来。”
大鸣、福春天真地抱着爸爸不放：“爸爸回家，爸爸回家。”孩子们哭着、喊着。
赵丽蓉眼含热泪从丈夫手里抱过大鸣，手拉着福春，说着她心里实在不愿意说的话：“福春、大鸣听话，跟爸爸说再见。”福春大声哭起来：“不，不再见，爸爸回家，我想爸爸……”
盛强见到两个儿子和妻子，几夜没有睡好觉。他沉痛地思考着：右派分子的妻子和儿子在社会上也是“贱民”。不能因为自己的问题，而毁了儿子和妻子。他诚挚地希望能让妻子和儿子过着不受自己牵连的日子。他决心忍痛割断情肠，给妻子丽蓉写了一封信，提出离婚。信中写到：
“丽蓉，你好。看到两个儿子既高兴又难过。我哭了，哭了一夜……他们是多么可爱，那么聪明、那么懂事。他们的路还很长，很长。他们长大之后，要上大学、要参军、要工作、要入党，这是他们的前途，不能因为我……丽蓉，你还年轻，你现在已经是有成就的演员了，你的事业将来会更加辉煌，我苦苦地思考了很久、很久，正因为我爱你、爱我们的儿子，我们还是分手吧…… （未完待续）

2013年11月28日星期四

31、笑星赵丽蓉的右派老公（2）

赵丽蓉看完信茫然了，一整夜徘徊在大街上，徘徊在北海大桥上。清晨，她又来到北海公园五龙亭，这里是她和丈夫定情发誓的地方。 丽蓉一夜没有睡觉，疲惫不堪，靠在五龙亭的柱子上睡着了。连喜出现在妹妹面前，叫醒了丽蓉。她见是哥哥，抱着哥哥委屈地哭了起来……
连喜对妹妹说，盛强是好心才这么做，其实，他自己最痛苦，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丽蓉心想：盛强太愚蠢，这样做能改变命运吗？
夜，静悄悄。丽蓉给丈夫回信：
“盛强啊，听我说，见到你的来信，我的心难受极了。我永远不会接受你的选择，更不允许你胡思乱想，耐心等待吧，我们总有团聚的那一天。记得吗？我们海誓山盟的苍天、太池湖和五龙亭还在，它们永远是我们的见证，无论遇上啥事儿，都要乐观面对，在人生的旅途中，总会有颠簸、有沟沟坎坎，这不是你常告诉我的吗？我们在一起只有欢乐，没有忧伤。即便遇上苦难，也是暂时的。因为我们的心，永远连在一起。我们的结合好像有一种生命的暗示。我和儿子都非常非常想你，我们不能没有你。我和儿子永远永远属于你。我们等你回来，坚决等你回来。 永远是你的丽蓉 ”
1959年深秋。福春四岁了，大鸣两岁。丽蓉与丈夫分离已经两年了。丽蓉听说丈夫要从茶淀农场回来了。她激动得几夜睡不好觉。她就像初恋时的心情一样，心花怒放了，精神焕发，整个变了一个人。
这一天，应该是盛强回来的日子。然而，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盛强还没有回来。丽蓉担忧地和二哥商量，还是亲自去茶淀农场接丈夫，他会更高兴。
第二天，丽蓉和两个儿子高兴地登上了火车。丽蓉母子来到茶淀农场的探视室，和一年前没有什么两样。丽蓉和孩子仍然坐在那张椅子上，等待丈夫迎面走来。
她等了片刻，迎面走出来的却不是丈夫，是看管员。
看管员问：“你找谁？”
丽蓉微笑着：“我来接盛强。”
“盛强？他是你什么人？”管理员上下打量着丽蓉问道。
丽蓉：“他是我丈夫。”
看管员说：“他不在了。”
丽蓉：“他没到家呀？他咋会不在这儿呢？”
看管员重复着：“这个人不在了。”
丽蓉急切地问：“啥？同志，你说啥？”
看管员说：“他死了……”
丽蓉惊呆了，说：“他死了？……不，不对，你弄错了，这不是真的；他绝对不会死，他咋会死了呢？不，不，他没死……”
看管员：“他是死了，他真的死了，你没接到死亡通知书吗？”
丽蓉觉得眼前发黑，双耳轰鸣，她麻木了，呆若木鸡地站在那里停了好一会儿才说：“那，那他的尸骨呢？”
看管员说：“死去的人都埋在西边的那片荒地里，坟前有个木牌写着死人的名字，你上那里去找吧！”
丽蓉强忍悲痛，想弄个明白，她镇静地向看管员乞求着：“我求求你，请你告诉我，我丈夫真的死了吗？他到底是咋死的？
看管员说：“你丈夫在劳动的时候，背着烧完的砖，从砖窑走上来以后，他踉跄地走了几步，突然昏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当时就送到医院，经过抢救医治无效，就这样死了……当时有人问医生，他是什么病死的，医生摇摇头说：“查不出来。”
盛强不是这样死的，看管员欺骗了赵丽蓉。一位和盛强一起劳改的难友回忆说：
我也是1957年被打成右派，送茶淀农场劳动教养，和盛强在同队，同一房间住了近两年，直到盛去世后才离开农场的。盛强去世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待我慢慢道来。
当时，农场死亡右派只有两种人。一种是饿死，人数较多；一种是自杀，为数较少。盛强是被饿死的。
盛强到农场时，估计年龄在45—50岁左右。在“大饥饿”时期，农场被饿死者多为年龄偏大和年轻体壮者。前者抵抗力较差；后者饭量大，饥饿程度大所致。盛强的被饿死，应该说和他年龄偏大，再加饥饿、体力不支有关。
《光明日报》记者姚小平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购得一本《茶淀农场94名右派死亡名单》。那些在“大饥饿”中死亡者，也是被改成各种各样的病因而死亡。不巧的是其中有我认识的，全是饿死的。也被编造了假的死亡原因。
我们（包括盛强）到茶淀农场，开始在三分场。一年多以后，大部分人调到于家岭分场。盛强是在于家岭分场死亡的。我是在盛强去世后的1961年离开农场的。自从我们到农场，始终没有从事过“烧砖”的劳动。也没有见过“砖窑”。当然盛强也根本没从事过“烧砖”的劳动。看管员说盛强“背了烧好的砖”纯属子虚乌有。
当时，茶淀农场于家岭分场，不要说医院，连“医务室”也没有。在“大饥饿”时期，不知从那里调来一个医生，背着一个小药箱，在无力出工的病号宿舍“串诊”。我当时也是无力劳动的病号。这位医生也是被改造者，不论你是什么病，给的药并没区别，都是“酵母片”。因为当时不只是挨饿，药品也是极度缺乏。再说，在那种“大饥饿”中，除了饥饿造成死前的浮肿病之外，一个奇特的现象是竟然没有人患第二种病。
盛强死亡的具体情况是：同舍的人都出工了，尽管当时大家都干不了活儿，也要出去，艰难蹒跚到地里转一趟。盛强是病号，留在宿舍，等到大家回来，喊他，想问问病情，他没有回答，发现他脸色不对，一摸脸已经冰凉。人饿死是没有任何表象的，如同睡着一样，不过脸色很不好。
报告给队长，接着就用一辆小胶轮车拉到地里掩埋了。埋的那个地方叫作“西荒地”。看管员”说的“送医院”，“抢救无效”，医生说：“查不出来”。真可以说看后叫人欲哭无泪。编造得真可谓“有鼻子有眼”。
害死人还不叫你说，怎么害死的还要编故事，把“犯罪者”打扮成“拯救者”， 永远隐藏起他们的罪恶，害死你们，还让你们的子女
当恩人，永远对他们感恩戴德。
面对丈夫病逝的消息，赵丽蓉大病一场，初愈后就参加演出了，在舞台上，她照样还得笑。她从不把个人情绪带到舞台上。用她自己的话说，绝不能糊弄观众。后来，看到赵丽蓉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实在太难了，就由盛强的姐姐和赵丽蓉的二哥出面说合，让赵丽蓉嫁给盛强的三弟盛弘。当时赵丽蓉曾大发雷霆：“这不是毁我的名声吗?自古以来，哪有嫂子跟小叔子的?”直到1964年，在亲人们的真诚劝说和孩子们的哀求下，赵丽蓉也感到盛弘跟他哥一样好，他们俩才终于结合了。
盛弘也是一名大学毕业生。婚后，赵丽蓉又生下了小儿子盛谦。这个时候，赵丽蓉有3个儿子，她特别想要一个女儿，1970年，她果然生了一个女儿。3天之后，赵丽蓉发现这个女孩儿不睁眼睛，浑身不动，就知道吃，是个脑瘫儿。女儿活到11岁便死了，这是赵丽蓉最艰难的岁月，她一边演出，一边照顾病中的女儿。她穷到穿的内衣都补丁叠补丁，每次到单位的澡堂洗澡，她都躲到一个旮旯里，生怕让别人看见。
1979年，赵丽蓉与丈夫在北京郊区农村的朝家川买了个小四合院。1984年以后，赵丽蓉的外出演出活动越来越多。眼看着一家人的生活越来越和美，盛弘突发心脏病去世了。赵丽蓉再次悲痛欲绝，哭得死去活来。她心里十分后悔，自责没有照顾好老伴，不该去拍晚会节目。她说，如果守在他身边的话，他就不会走了，我对不住他呀! 2000年7月，赵丽蓉溘然病逝。赵丽蓉生前长期过着清贫的生活，身后也没给儿子们留下什么财产，然而她所获得的尊重和事业的辉煌，却是再多的金钱也不能换来的。

（摘编自张平、郭民杰：《艺苑奇葩——赵丽蓉》北京东方出版
社出版发行，2001年12月）

32、“胡风分子”又成了“右派分子”
成为右派分子

林希因受胡风案件的牵连离开了文学界，但他对文学界的情况非常关心。1957年春，党开门整风，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要求大鸣大放给党提意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民 主党派相继举行各种会议，大鸣大放，各种各样的意见开始见诸报端。
虽然林希没有什么政治经验，但对于整风，他却想躲得远一些，本来他就不想参与政治，胡风问题是把他牵连进去的，否则他和政治何以会连在一起呢？
在整风期间，没有任何人邀请林希去参加大鸣大放座谈会，他更没有写过任何一个字，他也不想给党提意见，他更没有为自己的“胡风问题”发过什么牢骚。
这倒不是说林希有多么成熟，这只能说是他的性格本来就不喜欢出风头，他对人们说的那些话，并不感兴趣，他觉得多读几本书，远比给党提一大堆意见要好得多。
所以直到现在，任何人查不出林希在大鸣大放中有过任何言论，也找不到他有过向党“进攻”的罪证。
然而不幸，最终，林希还是被打成右派分子了，用当时工厂党委书记的话说，“这是客观存在，无论你有言论还是没有言论，你就是一个右派分子。”
林希是个“胡风分子”，“胡风分子”被打成右派，的确也就是客观存在了。
没过多久，工厂里的反右斗争也开始了，林希自然是重点对象，因为他是犯错误送到工厂来改造的，犯过错误的人对党能没有意见吗？有意见能不反对党吗？顺理成章，他就成了工厂里的头号右派。
大院里贴出了大字报，揭发林希为胡风翻案，说林希反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真是莫明其妙了，他什么时候为胡风翻过案呢？而且以他一个无足轻重的小青年，能有什么本事为胡风翻案呢？
揭发的材料说林希到工厂报到的时候，人事科领导问他犯了什么错误，他只说是思想问题，没有说胡风反革命，这就是为胡风翻案。
至于林希反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那是有人揭发他在投票选举人民代表时，曾向身边的人问过，选票上的候选人是谁？
这不明明是说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好吗？而且他还有这么多的右派朋友，他的朋友是右派，他能不同情他们吗？既然同情右派分子，他自己能不是右派分子吗？
工厂反右斗争，比机关、学校反右斗争搞得更是热火朝天，工人们不会写大字报，就画些“漫画”丑化他们的敌人。
有一幅漫画把林希画成一条毒蛇，工人阶级正阔步走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一条身子上写着林希二字的毒蛇，吐着长舌头妄图咬工人阶级，幸好工人阶级发觉了这条毒蛇的阴谋，一铁锨切断了毒蛇长长的身子，连蛇脑袋上的眼镜都掉进了草里。
如此野蛮的人身侮辱，在那样的年代是很正常的事，被侮辱的人无权反击，反要虚心表示接受，认为这是革命群众对自己的挽救。
到这时，林希的三条罪状已经被确认下来了。
第一条，林希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翻案。
第二条，林希反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第三条，在作家协会时，林希宣扬不学马列也能搞创作，恶毒攻击马列主义。
而且，他还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一起向党进攻。
凭着这三条罪状，林希被定为运动对象，工厂对他隔离反省，他又一次遭到非官方的拘禁。白天写检查，晚上接受群众斗争。
工厂知道，要想让林希“认罪”，也不那么容易，工厂党委书记亲自挂帅，集中了工厂几位文职干部，选拔工厂里理论水平最高、表达能力最强，阶级立场最坚定的优秀人才组成战斗队，专门对付林希一个人。

一天早晨，林希被带到了斗争大会的会场，会场四面的墙壁上挂着大标语，一些标语表示革命群众的决心，一些标语敦促林希弃暗投明。
迎面一条标语写着“一定要把右派分子林希批倒斗臭”。
会场里座位摆成半圆形，革命群众为一方，坐成扇形，留给林希的座位是一只小木凳，放在众人的对面，显然是受审判的位置。
党委书记宣布大会开始，还没容林希说话，立即就是一片口号声：“打倒林希！”“打倒右派分子！”
上百人举着胳膊挥着拳头向林希喊叫。
据说这叫先发制人，胆小的人，只这一阵口号，就被吓倒了，然后无论让他交代什么，他就交代什么了。
这些人一直吼叫了10分钟，党委书记做了一个手势，口号声停下来，接着，才有人开始发言，揭发林希的“罪行”。
1957年，林希22岁，年纪不算大，但对于斗争，他已经有过一些经验了。
听着众人喊口号，他表现得十分冷静，他不但没有害怕，反而在众人喊口号的时候注意观察着他们的表情。
林希发现许多喊口号的人都避开他的目光，他们不敢正视他，脸色变得铁青，看得出来，他们比他更害怕。
当然，也有人表现得非常出色，他们把参加斗争会看做是组织对他们的信任，在斗争会上他们拚命表现自己。
他们喊口号的声音特别宏亮，发言也特别愤怒，甚至还有人声泪俱下地为林希恶毒进攻社会主义怒不可遏。
这些人一面揭发林希的罪行，一面观察党委书记的面色，党委书记脸上稍微显露出一点赏识，他们就格外地兴奋。
“站起来！”有人拍着椅子扶手向林希喊叫，林希不肯站起来，就向这个人怒目而视。
50年代的斗争会还不像**大革命那样残酷，群众也还不会给斗争对象坐喷气式，也还不敢打人。
众人看林希不肯站起来，他们就一起站了起来，向着林希又喊了一通口号，也算是向林希示威了。
1957年在工厂里被批斗，林希一点也不害怕，他看不起工厂里的这些人，他甚至于觉得和他们没有多少道理好讲。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胡风是一个什么人，也不知道反胡风运动是一场什么运动，他真不知道他们的愤怒是从哪里来的。
但林希也知道在政治运动中千万不要和大家对抗，他们说什么，你就承认什么，会议开过，该说什么你再说什么。
会上，他不反抗，也不申辩，就是听他们喊口号，由他们揭发罪行。他想他们总要回家吃饭去的，到那时会议也就该结束了。
但林希还是太天真了，他们可以轮番地回家吃饭，而斗争会却可以一直开下去。
最残酷的一次斗争会，时间长达16个小时。
林希万万没有想到还有这样的一种斗争方法，斗争会从晚上8点开始，声讨、批判、揭发、喊口号，整整4个小时，中间吃饭，林希被带回到了反省室，吃了一只馒头，没有休息1分钟，会议继续进行。
但是参加会议的人换了，想必是上一批人已经精疲力竭了。
只有党委书记和几个骨干还在场，喊口号的人换了，果然气氛极是激烈。
急风骤雨地又是4个小时，已经是入夜时分了，会议休息。
林希想这也许就要等到明天再开了，可是连一口水也没让他喝，斗争会又继续开始了。
昨天晚上换下去的那一批人又回来了，显然他们已经休息过了，养精蓄锐归来，果然精神焕发，于是一场更残酷的斗争又开始了。
口号声更加激昂了，发言的人站到林希的对面，挥着拳头向林希喊叫：“今天你休想蒙混过关，不老实低头认罪，只有死路一条，你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是赖不掉的，你对于共产，对于亡国是不会甘心的，你是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
发言人的唾沫溅到林希的脸上，林希也听不清他喊什么，林希只是觉得累，觉得疲倦，他已经被他们熬了十几个小时了。
这种斗争方式叫车轮战，是制服敌人的最好手段，他们轮番睡觉休息，一轮一轮上来围攻斗争你，熬得你没有一点精力；
最后在你处于半昏迷状态的时候，他们无论说什么你都只能承认了，这时候，他们就胜利了。
当批斗会进行到夜里12点的时候，林希已经被折磨得失去了知觉，他只是觉着会场里的人走了一批、又换进来一批，他只是感到有人站在他对面向我吼叫，随之又有人愤怒不已地向众人讲着什么，似是在讲他对于国家民族的危害。
过后又有一只拳头举起来，似是要向林希砸过来，兜起一阵风，拳头停在他的鼻子前面，他听到那拳头攥得咯咯响。
林希自幼身体不好，再加上读书过于努力，20岁的时候，他的体重只有52公斤，而且胃口一直不好，这样的批斗会对于他来说明明就是一种残酷的私刑。
大概有人已经看出林希的疲惫，他们就向林希喊口号，不许他装死，他听着，没有一点反应。
直到第二天天明，斗争会结束，已经是早晨8点了。
批斗会整整进行了16个小时，林希没有听清党委书记在宣布散会时说了什么，他只是感到头晕，感到恶心，他想吐，但吐不出来，他只是感到一种可怕的疲倦，他几乎已经没有一点力气再走回那个反省室了。
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林希一步一步地走回了反省室，才走进屋来，他就跌倒在地上，他已经没有力气爬到小木床上去了。
这时，林希只是感觉有一块千斤重石压在他的胸前，他的呼吸短促艰难，冷汗濡湿了衣服，眼前一片混乱不清的图象。
他想大喊一声，他想砸碎自己的脑袋，但他已经没有一点力气了，他只是倒在地上慢慢地想舒缓一会儿，他想重新站起来。
他不能死，突然一个可怕的念头掠过林希的脑海，使出全身最后的力气，他在地上挣扎，双手按在胸前，他想呼吸，他想只要呼吸正常，他就能恢复平静。
他一定要活下去，此时此刻，也说不上还有什么意志，他就是不想死，至少不能死在这里，不能死在这些人的面前。
他激励自己活下去，至于活下去能期待什么，他不知道，但他对自己说，一定要活下去。
倒在地上休息了一会儿，林希渐渐地安静下来了，刚才那场可怕的折磨，已经变得遥远，大脑一片空白，好像他已经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了。
他来不及想未来等着他的是什么结局，他只是知道他还活着。
活着，还活着。

33、发配到劳改农场

淀南饲养场隶属于天津河北区区委和区公安局，位于天津北郊区，距离市区只有8公里，在天津市区的地图上找不到这个地方，它是一个苍促成立起来的收容农场。
到了1958年，劳改农场人员爆满，许多右派还留在原单位，于是各区急着办农场，好尽快把右派分子们收容进来。
林希是在一天晚上被送到农场来的。
送林希到农场来，工厂也没有做什么解释，就是人事科的科长把他叫到人事科去，也和作家协会通知他离开作协一样，谈话很简单，就是一句话：“你回去准备一下，明天送你去农场。”
这是最客气的结局了，反右之后，对于右派分子的“处理”分6类，最严重的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和逮捕一样，要召开大会，宣读公安局判决书，戴手铐押上汽车，在众人口号声中，离开原单位。
林希的“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不是极右分子，送农场，没有那样隆重的仪式。
林希被送进农场，一没有判刑，二不是劳动教养，人事科找他谈话，也没说是一种什么对待，反正就是通知要把他送到农场去。
本来以林希“胡风分子”加右派的身份，机床厂申报公安局对他逮捕法办，公安局不好签逮捕证，没有理由对他判刑，可是又不能把他放在工厂里，最后只好硬把他送到公安局的农场来，名义上叫作是“代管”，实质上就是剥夺人身自由。
机床厂是用一辆送货的小“三马”把我送到农场来的，小车开到公路边上，说是里面进不去了，司机把林希放在路边就回去了。
林希走下公路，经过一个部队农场向里面走了大约有10分钟的距离，部队农场的人说，后边就是淀南农场的办公室，这样林希才找到了地方。
农场只有几间泥巴房，走进办公室，接待林希的是一个个子矮的干部，他穿着一身警服，面色严肃，一双冷冷的眼睛看了林希好长时间。
林希拿出工厂开具的信给他看，他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围着林希绕了好几圈，似是不知道应该对林希说什么。
过了好长时间，他才一字一字地向林希说道：“你这号人，应该枪毙，现在不杀你，留着你作一个劳动力，你要好好干活。”
说完，他就走出去了。这个人是农场的场长，姓马，大家叫他马场长。
马场长走了之后，进来一个干部，也穿着警服，他向林希说了一句：“跟我走。”
林希背起行李，就跟着他走出办公室了。
林希想，一定是送我到宿舍去吧，举目望去，这里哪里有房子呢？一望无边的荒地，紧挨着一条河，高高的河堤，天黑了，没有一盏灯光，他们会把我引到哪里去呢？
跟着这个干部走了一段路，在一片荒草之间穿行，最后看见了几座蓬帐，不高，蓬帐的顶端，比人稍高一些。看着似是库房，比库房简陋。
蓬帐四个墙角是用砖砌的，墙基之间，堆起着半截土坯，土坯上半截拉着苇墙，顶子是用盘条编的，上面铺着泥草，泥草上面铺着油毡。
农场干部引林希走进蓬帐，里面地上躺着许多人，蓬帐顶上有一盏灯，很暗，什么也看不清。
“来人了，腾个地方。”干部招呼了一声，回身就走出去了。
一股恶臭呛得人几乎要吐出来。直到这个干部走出去之后，林希才看清楚，就是在这样一个小小的蓬帐里，地上至少躺着上百个人。
这就是林希住的地方，蓬帐很宽，中间一条走道，走道里烂泥巴，走道两边有两道砖头码起来的矮台，类似马路行人道上的台阶，砖头后面，就是一个一个的蚊帐，每一个蚊帐里面，躺着一个人。
蚊帐外面，青蛙在走道中间跳着，还有一双一双的鞋子，放在烂泥巴里，空气混浊得令人窒息。
干部走出去之后，过来一个人，想来一定是队长之类的人物吧，他把林希带到一个地方，对躺在地上的人说：“挤挤，来人了。”
应声，两个蚊帐往两旁拉了一下，让出一个地方来，林希立即拉好蚊帐，就算是到“家”了。
说来也怪，林希才躺下，很快就睡着了，而且没有做梦。
他心里有一种终于有了结局的感觉，后来他写了一首旧体诗，记述当时的心情，诗里有两句：“若将人生比险途，此行也当是尽头。”此时此刻他心里倒有终于有了结局的感觉了。
第二天早晨，林希随众人一起“起床”，又随他们一起抱着洗脸盆上了河堤，蹲在河边，洗脸漱口，然后又回到了蓬帐。
这时候有一个人走到他身边，看样子，似是一个管点事的人吧，他看了看林希，告诉林希，他是这里的班长，林希已经被编到他的班里了。
班长和林希面对面坐在砖头台阶上说：
“老右，这地方不能来，来了也不能白来。我不是老右，我原来是一个豆腐房的经理，卖豆浆的早点铺。豆浆铺遍地是水，我们都穿着高腰胶鞋工作。”
“我呢，没出息，有时候就把收的零钱硬币扔到鞋筒里了，也没多少，你想，一碗豆浆才3分钱，若不怎么就没出息呢，顶多一天几毛钱。”
“有一天遇见了麻烦，一定是我平日得罪什么人了，若不谁也想不到我会把零钱扔到鞋筒里。”
“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站出来一个人，说是公司里干部，一定要我把胶筒鞋当众脱下来，没有办法，我只好把胶筒鞋脱下来了，一数，里面的硬币将近1元钱。”
“1元钱不算贪污吧？可是按3年估算，这一下问题严重了，我就被送到这儿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