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北辰”，也就是现在我们常说的北极星，伯峻先生有其比较详尽的解说：“由于地球自转轴正对天球北极，在地球自转和公转所反映出来的恒星周日和周年视运动中，天球北极是不动的，其它恒星则绕之旋转。我国黄河中、下游流域，约为北纬 36 度，因之天球北极也高出北方地平线上36度。孔子所说的北辰，不是指天球北极，而是指北极星。天球北极虽然不动，其它星辰都环绕着它动，但北极星也是动的，而且转动非常快。祗是因为它距离地球太远，约 782 光年，人们不觉得它移动罢了。距今四千年前北极在右枢（天龙座 α）附近，今年则在勾陈一（小熊座 α）。”

像北极星那样，自己居于固定的处所而众星环绕在它的四周。譬如舜，便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的典范。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15·5）；我想，如果仅是端正坐在正南面，便能“有臣五人，而天下治”（8·20），那么为政应是不难，无非就是多学学庙中的泥菩萨，多练练坐功即好。然而，为何有不少的为政者坐得还不如庙中的泥菩萨那般安稳。究其原因，便是这些人的德行有亏，难以服众。故，所谓的“无为而治”，其实便是要求为政者下一番苦功夫，不断锤炼自己的德行；只有自身德行足够强大，众人才能自然地如众星拱月，跟随其左右。

【原文】

2·1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译文】

伯峻先生：
孔子说：“用道德来治理国政，自己便会像北极星一般，在一定的位置上，别的星辰都环绕着它。”

论语茶馆：
孔子说：“为政者如能用德来影响、感化他人，便可如北极星那样，自己居于固定的处所而众星自然地环绕在它的四周。”

在孔子看来，“道”是“道”，“德”是“德”哦。“道”是人们改造事物正确的途径，“德”则是人们改造事物的正确方式。两者虽然紧密联系，但也有所区别：“道”对应的是世界观，“德”对应的则是方法论。关于这点楼上有比较详尽的阐释。欢迎大家回看之。

0202 看理学家注家朱熹如何巧妙地否定爱情诗

2·2 章讲的是诗教。

● 诗三百：

“诗”，即《诗经》。《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有“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鄘、卫等十五“国风”，有诗一百六十篇；“雅”分为“大雅”“小雅”，有诗一百零五篇；“颂”分“周颂”“鲁颂”“商颂”，有诗四十篇。
关于《诗经》的形成，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介绍到：“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原有古诗3000篇，孔子根据礼义的标准编选了其中305篇，整理出了《诗经》。不过，唐代孔颖达、宋代朱熹、明代朱彝尊、清代魏源等对此说均持怀疑的态度。他们认为，《左传·鲁襄公二十九年》中记载的鲁乐工为吴公子季札所奏的风诗次序与今本《诗经》基本相同；而此时，孔子不到10岁时（公元前544年）。现在比较普遍的观点是：《诗经》为各诸侯国协助周朝朝廷采集，之后由史官和乐师编纂整理而成。孔子亦参与了这个整理的过程。

● 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思无邪”，这三字取自《诗经·鲁颂·駉》的最后一句：“駉駉牡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骃有騢，有驔有鱼，以车祛祛。思无邪，思马斯徂”。原句中的“思”为语气词，无实际意义；“无邪”，没有邪念。该句讲的是马的忠诚：强健的马匹，却没有邪念，不调皮捣蛋，适于远行。不过，本章，孔子引用此三字，很有可能是“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左传·襄公二十八年》），断章而取义。
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认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应该来讲，该说比较客观，它既划清了“通俗”与“低俗”的界限，亦划清了正当的讽刺与“乱”的政治界限，比较符合孔子本意。
然而，在一些理学家的眼里，《诗经》并非完全地“思无邪”。因为《诗经》中编选了大量的爱情诗和政治讽刺诗，以至这些理学家在解读本章时很是头疼，绞尽脑汁地为其“拨乱反正”。如朱熹，他便认为“思无邪，乃是要使读诗人思无邪耳。读三百篇诗，善为可法，恶为可戒，故使人诗无邪也。若以为作诗者思无邪，则《桑中》《溱洧》之诗，果无邪耶？”如此解释便巧妙地将《诗经》里的爱情诗和讽刺诗给全盘否定，从而改变孔子的文艺批评标准。

【原文】

2·2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译文】

伯峻先生：
孔子说：“《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它，就是‘思想纯正’。”

论语茶馆：
孔子说：“《诗经》三百篇，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之，即‘思想纯正’。”

终于与伯峻先生的译文完全一致了。

0203从“民免而无耻”看春秋时期的严刑峻法

2·3 章比较有意思，因为有的注家在解读本章时，指出“孔子的‘为政以德’思想，重视道德是应该的，但却忽视了刑政、法制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那么这种说法是否有道理呢？首先且看原文解读。

●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道：同“道千乘之国”（1·5）中的“道”，引导、治理。
政：政条、政令。在古代，“政”作动词时，则常有征讨、镇压的意思。
齐：整顿、规范。
刑：刑罚。
民免而无耻：人们设法逃脱刑罚且无羞耻之心。

●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格：匡正、改正。

本章，孔子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命题，即：为政者应“道之以政，齐之以刑”，还是应“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一般来说，“道之以政”确实要比“道之以德”容易且快捷，但效果却不理想。以朱元璋为例：

据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儿》中的记载，朱元璋颁布了非常严厉的肃贪法令，凡贪污六十两以上银子者，立杀；且为了增加威慑力度，贪官被处死后，还要将皮剥下，然后在皮内塞上稻草，做成稻草人，挂于公座之旁，供众人参观，以威慑继任者。此外，还运用有诸如抽肠、刷洗、阉割、凌迟、挖膝盖等酷刑。然而，即便在这些令人生畏的死亡艺术之前，官员们却依然如敢死队般，前“腐”后继；官员越来越少，以至官员犯了死罪，往往只是先打一顿，然后放回去审案，给下面跪着的犯人判完罪，履行好临死前最后一班岗，才能安然赴死。这便是令人匪夷所思却又真实存在的“戴死罪”。朱元璋统治时期，还创造了一个记录，同批发榜派官共三百六十四人，皆为进士监生，一年后，六人被处以死刑，而其余三百五十八名，全都以徒流罪和戴死罪的身份，继续留在庙堂办事；也就是说，这三百六十四名官员竟无一人漏网。至于那些暂未获罪的官员，亦是整日胆战心惊，甚至要提前交代后事，唯恐一不小心触怒朱元璋而性命不保。

应该来说，朱元璋是下了大力气肃贪的，但依然是“朝获派、夕腐败”，这便不得不说，朱元璋的德行有亏：一、居上不宽，缺乏足够的安全感，对官员极不信任，仅郭桓一案，便杀掉三万多人；二、智慧不够，不能找出大规模贪腐的根源，未能对症下药，只是一味地迷信刑罚的力量，在朱元璋后期，规定只要贪污受贿，不必以六十两为限，一律格杀，并首创锦衣卫，实行特务政治。

通过此例，可清晰得知：“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在洪武朝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且有的官员为了逃避惩处，积极装疯，目光呆滞、披头散发、见人乱叫、喊打喊杀、甚至有人真的去吃狗屎，可谓“斯文扫地”，确实有那么点“免而无耻”的味道。

那么，有的注家在解读本章时，指出“孔子的‘为政以德’思想，重视道德是应该的，但却忽视了刑政、法制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该说是否有道理呢？在下认为，该说不无道理；但忽略了两点：
其一，春秋时期的法制，不同于近、现代的法制，更不同于现代法治。春秋时期的法制，多指刑罚，且为严刑峻法。虽然见于典籍的刑罚仅为死刑、肉刑、财产刑、自由刑、流刑这么几类，但其刑罚手段却是多样的，如死刑，便有赐死、杀、斩、腰斩、绞、戮、囊扑、枭首、弃市、剖腹、蒺藜、凿颠、抽肋、车裂、镬烹、弃灰、阬、肢解、磔、醢脯、夷族、灭宗等数十种处决方式；且在刑罚面前实行公开的不平等原则，对刑徒、奴隶、臣妾的处罚最重，对官吏和有爵位的人则从轻，官爵高的人和贵戚可享有减刑和赎罪的待遇。
其二，孔子亦非忽略刑罚、主张废除刑罚，而是反对“刑罚不中”（13·3）、刑罚过度，反对“不教而杀”“不戒视成”“慢令致期”（20·2）。

【原文】
2·3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译文】
伯峻先生：
孔子说：“用政法来诱导他们，使用刑罚来整顿他们，人民只是暂时地免于罪过，却没有廉耻之心。如果用道德来诱导他们，使用礼教来整顿他们，人民不但有廉耻之心，而且人心归服。”

论语茶馆：
孔子说：“用政令去引导民众，用刑罚去制约民众，民众便会设法逃脱刑罚的管制且对自己的过错无羞耻之感。用德行引导民众，用礼教来规范民众，民众便会耻于犯错，即便犯错亦能真心改过。”

不得不说，伯峻先生用词确实活泼些，用了“诱导”一词，自己则喜欢中规中矩个，“引导”即好。不过，各人有各人风格，一味地追求一致，反而容易东施效颦。

临时起意，出门远行，初七继续更新。。

@昆X 2018-02-06 23:18:02
● 孔子眼中的“道”
与老子相比，孔子眼中的“道”，可能更为简单且形象些：“道”，即“路”也。不过，较之“路”，“道”不仅可指有形之路，而且可指无形之路。大家知道，“路”的作用，便是往来通行，人们通过“路”，便可以比较顺畅地从甲地到达乙地；而“道”亦是如此，人们通过“道”，便可从一种状态到达另一种状态，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贫到富。
当然，在孔子看来，并非所有的路径，都能称之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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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肖生y 2018-02-19 14:42:16
鄙人以为：老子的道指的是天地万物要遵循的一种规律，是存在于形而上的东西，而孔子的道是利于安定团结的规矩，二者只是一种从属关系。肤浅之见，请昆X老师指正。另有《点亮心灯》的帖子，请先生闲时予以指导，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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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的称谓愧不敢当，共同探讨就好。一千个读者心中便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一千个读者中心中会有一千种道。因此您所说的自然可备一说；但是在下从老子或孔子的描述中，看不出道是形而上学的东东。不过，他们的道，确实都暗含着，暗含自然规律。不过只是暗含，但并不是自然规律，这就比如小明是个富有爱心的人，小明富有爱心，但不能说小明就是爱心。您觉得呢。《点亮心灯》在下定会拜读。。

今天继续开贴了。。。

0204 孔子的自我画像

2·4 章可视作孔子的自我画像。在下认为，编者将本章放在此处，或许旨在希望后来者能够从孔子的人生经历中，得到一些启迪，汲取一些经验。当然，不一定要亦步亦趋，但至少可以朝这些方向上去努力，这样可少走一点弯路；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去做那耀眼“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2·1），但至少有理由去做一个有德行的人，因为“德不孤，必有邻”（4·26）。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而不惑：

志于学：有的注家认为“学”与“道”是等价的，确有这种可能，但可能性不大。因为“学”的概念更为全面，它包括了“道”“德”“仁”“艺”。这点请参看楼上相关章节。
不惑：有自己的主见，不被事物的表象所迷惑左右。

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知天命：顺其自然，如“用之则行，舍之则藏”（7·10），而非刻意和强求。
耳顺：即“人不知”亦“不愠”（1·1）。
从心所欲，不逾矩：在不违规矩的前提下，能够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度过人生。
至于规矩由谁而定，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这里不作延伸，只是我个人觉得，一个好的规矩，应是尽可能地公平公正，不仅是规矩的执行者应该遵守，规矩的制定者也应该遵守，且不违公序良俗，这样的规矩才是能够持续稳定的。不知大家以为如何？

【原文】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译文】

伯峻先生：
孔子说：“我十五岁，有志于学问；三十岁，［懂礼仪，］说话做事都有把握；四十岁，［掌握了各种知识，］不致迷惑；五十岁，得知天命；六十岁，一听别人言语，便可以分别真假，判明是非；到了七十岁，便随心所欲，任何念头不越出规矩。”

论语茶馆：
孔子说：“我十五岁时，立志于努力学习；三十岁时，已能自立于社会；四十岁时，能有自己的主见，不被事物表象所迷惑左右；五十岁知道了天命，能够依其自然行事，不去刻意和强求；六十岁时，则能正确地对待各种言论，即便人不知亦能不恼不怒；到了七十岁时，能在不越出规矩的前提下，随心所欲地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度过人生。”

0205 “无违”，或系一语双关

本章， 又有两位新朋友闪亮登场，首先一起来认识他们。

孟懿子：

姬姓，鲁国孟孙氏第九代宗主，本姓仲孙，亦称孟孙，名何忌，世称仲孙何忌，谥号懿，是孟僖子的儿子，南宫敬叔的哥哥。据《左传·昭公七年记》载，孟僖子临终前，嘱咐他向孔子学习礼仪。孔子是年不足二十岁，因此孟僖子说“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且鉴于孟懿子与孔子的年纪相仿及特殊的身份，自己比较赞成南怀瑾先生的推断，即：孟懿子不一定是孔子的学生，而是介于学生与朋友之间的关系。

樊迟：

名须，字子迟。春秋末鲁国人。孔子的学生，从小贫穷，但读书刻苦，“崇德、修慝、辨惑”（12·21）。他有谋略，并具有勇武精神，公元前484年，齐师伐鲁，冉求率“左师”御敌，冉求认为他能服从命令，以其为车右。鲁军不敢过沟迎战，他建议冉求带头，冉求纳之，鲁军大获全胜。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

无违：不要违背。“无”同“毋”，不要；“违”，违背。
由于僖子临终遗言，特地提到要孟懿子学习礼仪；故，孔子只需稍加点拨，懿子便能心领神会：既可指不要违背礼，同时亦可指不要违背遗训。可谓一语双关。

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

御：驾车。
何谓也：省略句，省略了宾语：“无违”。什么叫作“无违”呢。

“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礼：由于孟氏在鲁国是望族，三桓之一，物质上的赡养自然不是问题，于是对父母是否能以礼相待，便成为衡量是否孝顺父母的最重要标准。当然，这个礼并非单纯的礼仪、礼制，而是“礼后乎”（3·8），礼背后的东西，即礼的本质、礼的精神：敬。
当然，伯峻先生所认为的是：“古代的礼仪有一定的差等，天子、诸侯、大夫、士、庶人各不相同。鲁国的三家是大夫，不但有时用鲁公（诸侯）之礼，甚至有时用天子之礼。这种行为当时叫做‘僭’，是孔子所最痛心的。孔子这几句答语，或者是针对这一现象发出的。 ”这个原因，亦可备一说，请大家自行比较。

【原文】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译文】

伯峻先生：
孟懿子向孔子问孝道。孔子说：“不要违背礼节。”不久，樊迟替孔子赶车子，孔子便告诉他说：“孟孙向我问孝道，我答复说，不要违背礼节。”樊迟道：“这是什么意思？”孔子道：“父母活着，依规定的礼节侍奉他们；死了，依规定的礼节埋葬他们，祭祀他们。”

论语茶馆：
孟懿子向孔子请教怎样才算行孝。孔子说：“不要违背。”樊迟为孔子驾车，孔子告诉他：“孟孙刚才问我如何才算行孝，我回答他说不要违背。”樊迟说：“老师，什么叫作‘不要违背’？”孔子说：“父母活着的时候，能够按礼侍奉他们；父母去世后，能够按礼埋葬他们、祭祀他们。”

[原创]0206 父母唯其疾之忧：是父母担忧子女，还是子女担忧父母

父子均问孝孔子，得到的答案却不尽相同。这是为何？

孟武伯：

鲁国孟孙氏第十代宗主，名彘，世称仲孙彘，谥号武，是孟懿子的儿子。公元前478年，孟武伯与高柴辅佐鲁哀公与齐平公会盟。公元前470年，鲁哀公从越国回来，季康子、孟武伯在五梧迎接，饮酒不乐，国君与大夫有恶。公元前468年，鲁哀公多次问孟武伯“请有问于子，余及死乎？”回答：“臣无由知之。”之后，鲁哀公通过邾国逃到越国。三桓拥立哀公之子为鲁悼公。

父母唯其疾之忧：

本句可有三种说法。一、天下父母没有不爱子女的，他们最担心子女会生病，所以作为子女的，要对日常生活多加注意，少生病，以免让父母担心，这便是行孝；二、子女做事情要谨慎，不要胡作非为，让父母除了为你的疾病担心外，不再对你的其它方面有所担心，这才是行孝；三、作为子女，应该忧虑父母的疾病，其它的则不用太多操心，不取干涉父母的事情，这算是行孝。
第一说，虽不错，但生病这种事，有时是不由己的。如果生病便属不孝，那么有先天疾病的孩子（如在下，便是先天性脑瘫），岂非生下来就是不孝；况且，更多的时候，令父母最担忧的不是子女的病痛，而是子女在外面惹是生非，尤其是那些比较顽劣的子女，可能会弄得父母焦头烂额、心力交瘁。而第三说，好事不干涉还差不多，比如父母丧偶、离异，想要寻找新的幸福，子女不横加干涉，这是对的，是孝的表现；但若父母作了坏事，此种情形，孔子是不反对子女“事父母几谏”的，只是“见志不从”，则“又敬不违，劳而不怨”（4·18）。
因此，相较之下，在下赞同钱穆先生的看法，取第二说。更何况，第二说亦算是因材施教，因为孟孙彘谥号为“武”，或许他从小便比较调皮，有点喜欢胡作非为。故，孔子以此为诫，算是直击要害。
当然，或许有人会讲，第二说亦非全对：子女循规蹈矩，固然能让父母省心，但恐怕这样的乖乖虎，长大后难有大的出息；相反，子女小时候调皮一点、灵泛一点，将来或许更容易获得出息些。我想，一对有德的父母，确实是不会要求子女一定得循规蹈矩、唯命是从，而是能够正确地引导，使子女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得以自然且均衡发展，尽可能让子女能够成为“乐之者”（6·20）。

【原文】

2·6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译文】

伯峻先生：
孟武伯向孔子请教孝道。孔子道：“做爹娘的只是为孝子的疾病发愁。”

论语茶馆：
孟武伯向孔子请教怎样才算行孝。孔子说：“子女做事情要谨慎，不要胡作非为，能让父母除了只为你的疾病担心外，其它方面不必担心，这便算是行孝了。”

0207“犬马能养”的四种解法

本章仍是问孝，不过由于出现新人，老规矩，先来简单介绍下新人子游。

子游：

姓言，名偃，字子游，亦称言游、叔氏，春秋末吴国人，与子夏、子张齐名，为孔子的著名弟子，“孔门十哲”之一，颇具文学造诣，曾为武城宰。

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

养：赡养、侍奉。
至于：正如伯峻先生所说“张相的《诗词曲语词汇释》把‘至于’解作‘卽使’‘就是’。在这一段中固然能够讲得文从字顺，可是‘至于’的这一种用法，在先秦古书中仅此一见，还难于据以肯定。我认为这一‘至于’和《孟子·告子上》的‘惟耳亦然。至于声，天下期于师旷，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于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的‘至于’用法相似。都可用‘谈到’‘讲到’来译它。不译也可。”
犬马，皆能有养：可有四种说法。一、如孟子所言，“食而不爱,豕交之也。爱而不敬,兽畜之也”，犬马也能得到人的饲养；二、如东汉包咸所言，“犬以守御，马以代劳，皆养人者”，狗守门、马拉车驮物，也能侍奉人；三、如李光地所言，“盖言禽兽亦能相养，但无礼耳”，犬马也能养活自己的父母；四、如刘宝楠所言，犬马乃是比喻小人之词。
鉴于第二说，犬马诚然能够侍奉人，但前提是人先得饲养犬马，即犬马不能主动地侍奉人，好像有些曲解；第三说，诚然乌鸦可以反哺，但好像没有听说犬马亦有反哺之能；第四说，以犬马比喻小人，在《论语》中找不到第二个相似的例子。故，取第一说为好。

不敬，何以别乎：

敬：尊敬、虔敬。
何以别乎：与饲养犬马有什么区别呢。


子游向孔子请教怎样才算行孝。孔子说：“如今所谓的孝，说的是能够赡养父母便可以了。可是，犬马亦能被人饲养。如果没有虔敬之心，那么赡养父母与饲养犬马又有何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