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草根，天朝鲁迅。

这篇文字已经酝酿好几年了。之所以取阿Q这个网名，首先是为了纪念我的祖母，从千岛湖边上，虽然那时还没有千岛湖，从那个封建家庭里冒死逃出来的一个童养媳，来到歙县，遇见了我的祖父，我的爷爷。那是48年或者47年的故事，已临近解放。我的爷爷，是一个徽商大家族的末代和叛逆。那个家族，程家，是在屯溪市面上赫赫有名的大家族，大徽商，多少代人苦心经营，富可敌国。但到了我的太爷爷那一代，也就是我爷爷的父亲，程氏家族随着整个民族一起都衰落了。太爷爷抽大烟，败家，令整个家族走向绝境。姑婆冲出家庭的羁绊，参加游击队，拿起枪干革命，还当过红色队伍里的小排长呢。腥风血雨，巾帼传奇。今天她仍健在，虽已经年过米寿，仍然精神矍铄，居住在省会合肥，享受离休待遇。她叫程金凤。姑婆的兄弟，也就是我的爷爷，离家出走。沿着新安江，来到歙县，遇见了我的祖母。顺江而下与溯江而上在这里相逢。一个岛守住一个人，一对人选择一座城。千岛湖那时还只是新安江的一段，建国后拦湖蓄水，淹没了那个曾经煊赫的封建家庭，也淹没了祖母的少年故地和以死抗争的惊魂动魄故事。但祖母敢死敢拼的大无畏勇气终遗传给了我，刻进了我的灵魂里，写在了我的基因密码当中。当我又重陷入一段成住坏空的家族命运轮回之后，我知道，我身上仅存的那一点抗争的勇气是从何而来。





爷爷当年离家出走之后，没能像姑婆那样幸运地加入党组织，没能像姑婆那样在一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里收获了收官之际的正确站队，但也没有站队错误，没有被敌对势力拉下水，至少还能有一个普通人的艰苦奋斗起点和解放事业给无数个普通中国人提供的奋斗平台。爷爷进了邮局，那个年代邮局还是邮政和电信和一切通讯事业都联系在一起的综合，大而全。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和实在。爷爷刚进邮局的时候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职工，无权无势，无任何背景，如果有，那他的破产资本家的家庭给他的政治影响只能是负面的而绝非正面。至于姑婆，她虽然在解放后成为了体制中的一员，她的丈夫作为红色官僚的一员，在消灭张灵甫的战役中已经是营级军官，在解放后转业到了地方，在安徽省政府的衙门里面也官至副厅，但姑婆和她的家庭的体制内身份对爷爷和爷爷的整个家庭的影响，在这个家庭当中却始终是讳莫如深。我前前后后只知道这么一件事：曾经的某一年，姑婆给爷爷郑重地写了一封信，可是爷爷收到信后当场就把信撕掉了。我对具体的前因后果无从得知，但从后来所发生的事情当中大概可以推测一二。

我的二伯父参军，他在部队里是很努力的。他原本是可以提干至少升到连长的，但最终只以很低的军阶复原。至于为什么，从来没有提过。但我的四叔同样的经历，则给我以启发。如果这样的猜想是正确的，是刚好符合了事实，那我就猜到了爷爷对姑婆愤怒的原因了。

四叔原本只想要考大学，没想要参军。但是部队来选兵的连长一定要他参军。为了拥军建设，更因为政治压力对个人前途的影响，四叔只好让人家硬拿他抓了壮丁。四叔很努力，考上了南京的名牌军校，还上过越南前线，以通讯兵的身份在中越边境出生入死，血酬荣光。他是通讯科技的行家权威，是技术兵但军阶一直往上升。当他就要升少将的节骨眼上，却突然因为政治原因被刷了下来。既然不得志，他也就不想再在部队里呆了。他选择了复原转业，还是干老本行，通讯事业，在江苏联通里当高管，技术官僚。我当然很可惜，因为假如他升了少将，那整个家族都感到荣耀，至少可以对外边夸耀：程家出了一个将军！

但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四叔的少将军衔落空的呢？

姑婆给出了答案。





四叔：程宪平


姑婆的丈夫是华野军官，在打张灵甫的时候就是营级军阶了，后来虽然转到了地方，在安徽省的公安厅里官至副厅，而且，在文革中受迫害，照官方的标准说法就是含冤去世。但他还有战友在南京军区，甚至那些战友还能到中央军委去打探消息，只要是没有保密级别上国家级的无关紧要大事，何况
这种纯粹个人事务的消息。姑婆丈夫老战友们打探的结果是：共产党的军队还是讲血统的。四叔的舅舅，也就是祖母的兄弟，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当过连长。这就把四叔排除出了军队的领导骨干序列之外。将军这个尊敬的称谓，对于四叔这样有敌属关系的人来说，就是一条红线，触碰到了，就必须坚决打压下去。当然，以开明的眼观来看，这无疑是搞变相的株连制，但军队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是个保守的地方。

我想也许我可以猜到爷爷和姑婆失和甚至决裂的原因了。祖母的兄弟是国民党的小军官，虽然只是连长，但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也是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硬要无限上纲上线的话，那么全家都可以算敌伪家属了。毫无疑问，爷爷是希望把这个消息隐瞒下去的，至少，希望它千万别进档案成白纸黑字。但问题很可能就出在姑婆这里。

或者姑婆主动向组织揭发了这一事实，或者爷爷希望姑婆帮忙隐瞒利用她在公安系统的职务之便但姑婆拒绝。在那样一个农业国的基础托起一个工业化粗架子的信息简陋的时代里，各种偶然性都大有可能。但细想一下，还是后者更有可能。无论如何这造成了整个家庭背上了沉重的政治包袱。爷爷在邮局里始终很努力，几乎到了县局副局长的位置了，但组织上始终没有给他一个名正言顺的副局长称谓。祖母始终都居住在乡下，从来没有动过招工进城的念头。虽然她随祖父经常出人县城和单位。

我没有绝对确定的把握来说这就是事实，这就是原因。我只能说这只是无凭据的猜测。姑婆至今健在，理论上说直接问她是最好的办法，但以我现在卢瑟地位向她问这些陈年往事又触及痛苦回忆的问题，傻子都知道这太荒唐太没有可行性。但即便没有这样或那样的具体的事情，没有具体的恩怨，我还是要说：虽然姑婆拿过枪参加过游击队在战场上流过血拼过命，又进了省直机关单位，成为体制内的人，而祖母只是个普通劳动人民中的一员，政治面貌只是个普通群众，在体制外艰难搵食，甚至还很可能是个文盲，但是，如果摈弃这些硬性的条件，而从精神气质来衡量的话，从灵魂的属性来检测立场归属和最后站队，那么，结果反而是：姑婆反动，祖母革命。

我最近一次见到姑婆是在去年的7月。如果没记错的话，是在去年的7月2日。具体到跟姑婆谈话则是在当天的下午快4点的样子，在合肥，她的儿子，也就是我的表叔，他家的新房子。那一次去合肥，坦率地说，是很狼狈的。具体的说，是跟一个叫李伦的人有关。李伦是成都人，但他工作的地方是合肥，虽然我也很奇怪他在合肥究竟是做什么工作。李伦邀请我去合肥商谈我工作的问题。虽然我之前就已经预感到他说的很可能就是传销，但还是抱着去碰碰运气的心理去了，结果果然是传销。当然这并非这里要说的重点，只是交代一下那时候去合肥见姑婆的背景是多么的狼狈，竟然连工作都没有，简直像个乞丐。然而我既然已经到了合肥，就这么又回去太浪费跑这么一趟路的来回车票钱了，于是就去了姑婆那里，跟姑婆有了一段谈话，也彻底断定了她身上早已经失去了最后一点当年拿枪打反动派流血牺牲的革命气概。这也验证了之前十多年对她这位老革命的看法和评价。当然，历史太远，直接从最近的说起。

姑婆谈到祖母的时候说：

她的娘家很厉害的，杀过三个共产党！

我听了差点没当场就晕过去。那么厉害的娘家，杀过三个共产党的，土豪劣绅，他们大户人家的千金大闺秀，竟然还要卖给人家做童养媳？何况，祖母是从那个封建大家的罗网中拼死逃出来的。当中的
艰险可想而知，但绝对难以用言语来形容。那是什么娘家，连婆家都说的虚伪、掩饰。那分明就是她的仇家！恶贯满盈血债累累的土豪劣绅！压迫在她身上的反动封建势力三座大山！就算姑婆的阶级立场比当年动摇了，但至少也要托底地说那是祖母的婆家对吧？竟然连婆家跟娘家都分不清了？当然，在跟她指出了这一点之后，姑婆也爽快地承认了，承认这就是个口误。但我始终觉得，这绝没有仅仅只是个口误那么简单，这应当还有更深层次的复杂心理和因素。确切地说，是——精神胜利法。

姑婆对祖母甚至爷爷一家都是心存愧疚的，多少有点。至少，姑婆是希望爷爷和祖母他们能过的好的，尤其是祖母，吃了太多的苦，遭了太多的罪，在解放后也没过上什么好日子。爷爷多少还有个公家单位，多少还可以吃下集体食堂，祖母一个人在乡下，带着父亲他们五个孩子，只靠土里搵食和爷爷那工资里的一点有限接济，即便在那个艰苦朴素的时代里，也显得太艰苦太劳累，可以算得上是饥寒交迫了。姑婆希望祖母过的好些，说那个土豪家是她的娘家，从姑婆说话传出来的那个“场”中，我直觉地察觉到她是希望用这样温柔的语言描述来为祖母的悲惨命运抹上一层暖色调。但是祖母，她需要这样仅仅是语言上而且是欺瞒哄骗的心理麻醉和心理安慰？大团圆式的欺骗？自欺欺人掩耳盗铃？祖母当年从那个封建家庭中逃了出来，是拼了血拼了命的，那样的血腥与残酷，又比姑婆拿枪打反动派逊色几分？那样的坚定意志，又比姑婆解放前就参加游击队的老革命老资格党员逊色几分？如果连祖母这样坚定的反封建反压迫人民都要甘受封资修的心灵鸡汤蛊惑，像相信抗日神剧和辫子戏狗血剧一样去相信封建礼教的温良恭俭让，那么，天安门上毛 的像真的要被摘下来了！

当然，像姑婆这样的老革命都立场动摇了，普遍都动摇了，所以，中国迎来了河蟹盛世，一夜回到解放前的河蟹危机盛世！

我甚至有些怀疑，姑婆那个家庭本身都像是个封建家庭。我和姑婆他们全家都接触的很有限，但对他们那种深深浸透骨髓的庸俗和市侩还是深有感触的。长话短说。至少，我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姑婆还有一个女儿，也就是表叔的姐妹。她在文革刚结束就离开了安徽，去北大的一个教授家做保姆。那正是青年报的标题“安徽姑娘”的负面消息引发安徽人民强烈愤慨的年代。姑婆的女儿后来去了美国纽约，和姑婆他们全家都彻底断了联系，好像他们直接从来没有过任何关系一样。凭直觉我也能断定，那个表姑是对他们全家的小市民气息忍无可忍才最终选择离开的。从这我也可以想象，让姑婆和祖母谈话交流，她们是肯定没有多少共同语言的。虽然姑婆很有文化，能说上许多大道理。托庇她那个大徽商家庭的福荫，解放前她就是个知识分子了。但是正对应了毛 那句话：“方向错误，知识越多越反动！”

姑婆能对祖母说些什么呢？无非是用语言阉割事实，用强词夺理来说明祖母在那个封建家庭其实也很幸福，那个家庭在怎么有错，但动机总是好的，出发点总是好的，套用一句万金油的话：“都是为你好！”这种话，在过去叫做“诛心”，“圣君诛心”，革命年代批判旧封建礼教和理学，就是“以理杀人”，吃人！——而首先提出封建礼教“以理杀人”的戴震，正是黄山市屯溪区人。至今屯溪还有戴震路，在黎阳路边上。鄙邑荣焉。当然，用今天的说法，就叫“心灵鸡汤”。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精神胜利法。杀人不见血，杀人不用刀。就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被封建礼教和旧道德的黑洞吞没了一样。礼教吃人，道德吃人，吃人不吐骨头，吃的连渣都不剩。但它们都坚定地要受害人被幸福！就像维稳时代常说的人民群众“情绪稳定”一样！姑婆竟要笃信这样的封建大道理，就像那个宋真宗的天书封禅一样，呜呼贤哉！

祖母没有机会去受教育。以她童养媳的身份，对文化知识的接触最可能的是被强迫灌输和填鸭一堆洗脑的东西，封建礼教，孔孟之道。这或许正是她矫枉过正的原因。我的大伯父，曾经把许多书放在了乡下的家中，外出工作时却没有带上，结果被祖母都给当毒害物给处理掉了。大伯父回来知道后也无可奈何。但若因此而以为祖母就是个反智主义者,坚决抵制一切知识文化书籍,那就大错特错了。和爷爷一样，祖母对父亲他们五个兄弟的读书教育都要求的非常严。学习糟糕成绩差，是要被棍棒伺候的。当然，这只针对二伯父和我父亲两个。二伯父是真的被反智的民粹洗脑了，真的以为书读多了就要蜕变成为剥削阶级，至少在思想上是。父亲则是彻底无可救药。我都忘了他究竟是小学没毕业还是初中没毕业。在他的兄弟五个人当中，父亲是唯一一个靠了爷爷的关系顶班进邮局的。我甚至怀疑，爷爷是为了能让父亲去顶班而提早离休的——应当是离休，爷爷在48年就进邮局了。二伯父好歹也还凭着在参军时的努力退伍转业后在休宁的一个军用基地看仓库，吃皇粮拿工资。大伯父则更是家乡人心中的传奇。在家乡人的传说中，大伯父是个像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那样的人物，能文能武，独当一面。大伯父刚初中的时候，就以全省第二名或第三名的成绩去了省会合肥作报告，受领导接见。才刚刚三十出头，大伯父就当上了徽州地区水利局的副局长。注意是徽州地区而非徽州区。徽州地区就是黄山市的前身，87年徽州地区才改名为黄山市，然后为了保留一个徽州的地名而专门划出了一个徽州区。但可惜伯父英年早逝，刚刚三十五六岁就因为工作劳累过度而因公殉职，跟石达开正是相似的年纪，英雄天妒。我相信，以大伯父的英明智慧，断无可能会去相信孔孟之道的蛊惑人心那一套。爷爷和祖母都是支持他读书的，把他的书当毒害物而处理掉，估计是要么里面有像是孔子画像的插图，让祖母误以为是孔孟的书；要么是破四旧的线装书，被大伯父拿来废物利用，批判学习。家里的读书氛围是很浓的。爷爷和祖母都坚信：穷人家的孩子，只有读书才能有出息。应当正是这种心理，读书最烂的我的父亲，才坚持要顶着全家的反对压力也要娶我的母亲，一个高中毕业又考大学考了两次的小地主知识分子破落户人家的女儿。他们结婚，全家都是坚决反对的。爷爷奶奶，和伯父，上上下下，都是坚决反对的。母亲虽然有文化，算知识分子，但却更是个绝对的傻逼。绣花枕头一肚的烂稻草。现在他们在村里人的眼中，也就是“一对痴屌痴屄”。这话，话糙理不糙。直中要害。

祖母虽然没读过书，没什么文化，却一眼看穿看透了母亲是什么货色，什么人渣。我对祖母的眼光是极其的佩服。母亲后来十几年、几十年地反复念叨祖母祖母待她苛刻怎么数落她，说她是个蛀虫、寄生虫，是要来败掉这个家的。母亲说起来都对祖母咬牙切齿，可是祖母对她的判断都被事实一一应验了。当然，我听来的只是母亲转述过来的话，若是祖母的原话，想必更加贴切、传神。祖母没文化，可她在乡邻间极受尊重。乡亲们都尊称她为“程世母”。今天若来村子里向上了年纪的乡亲们打探，问一下“程世母”是谁，大家都知道那就是祖母。

祖母名讳，叫鲍善珠。

祖母对母亲的看穿看透，甚至包括对姑婆的杯葛——虽无证据，但可以想见——其实都是对那个腐朽阶级的看穿看透。祖母没有接受过正统的马列主义教育，但她的亲身经历却向世界宣告了她的立场和斗志。正如鲁迅所说：

诚然，老百姓虽然不读诗书，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里觅道，但能从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决非清高通达的士大夫所可几及之处的。
——《且介亭杂文二集 “题未定”草（六至九）》

能从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我生平最崇敬的一句话是佛祖释迦牟尼在《金刚经》里的大彻大悟：

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

祖母信仰无神论。没有任何遗留下来的痕迹证明她老人家求神拜佛。当然，严格意义上说，佛教也是一种无神论思想。《金刚经》里的这句话，六如偈，用在祖母身上，或者说用来描述祖母的世界观，描述祖母对这个世界最核心的感受，这句话，应当是最合适的了。她以死相拼换来的婚姻自由，却正好被我的母亲钻了空子，取巧利用，祖母虽以母上之尊坚决反对，甚至全家上下都坚决反对，但也无济于事，因为有个婚姻自由的政治正确。而这个政治正确，恰恰是祖母那一辈人拿血拿命换来的。这真是个黑色幽默。是祖母她们的婚姻自由，才有了我的父亲，和反对父亲母亲结合的伯父；甚至说，包括更大的自由在内，祖母那一辈人的流血牺牲，才有了母亲受教育的权利。但正是因为母亲受过教育读过书识了字，所以才胆敢嘲笑祖母的土气和执拗。祖母很开明的，她从未反对过儿辈人和周围的人接触新鲜事物。但她分得清哪些是实在那些是虚幻。五色令人目盲_五音令人耳聋。祖母更有眼光扫除物质的表面现象的眼障，直截了当挑明了精神气质的归属，是阴柔的还是阳刚的，是依赖别人的还是自立自强的，是担起责任的还是逃避责任的，是敢于面对现实的还是躲在精神胜利法的幻想世界里面的。审美的取舍好恶从根本上透视着心灵最深处人性与灵魂的高贵或卑贱。祖母对我母亲的预言被事实一一应验。母亲吸引父亲且始终引以为傲的有知识有文化高中文凭，知书达理读书识字，在祖母经人阅世的老辣眼光看来，那只是很可笑的精神胜利法而已，就像一块钱的钞票新鲜，干净，完好，所以有资格嘲笑一百块钱的钞票皱了，脏了，有汗味，有涂鸦，有破损，有折痕！何等的可笑！何等的荒谬！多识几个字就比人家高贵了？那些诗词曲赋，风花雪月，即使在最腐朽的剥削阶级那里，人家也有个清晰的定位——帮闲！闲的蛋疼！新中国建立建设以来，万象更始，百废待兴，哪有地方闲着的！哪个工地养闲人！当然，如果能够为真正有益于社会的群体，或凝聚社会的组织做帮闲，从事文艺工作，或埋头钻进故纸堆，那也闲的有价值。但能够用帮闲换工资来吃饭，也必须经历过一番艰苦的努力，比她那两次高考付出的努力还要多的多的多。但母亲什么能力也没有，就光只有读书看报写字认字的能力而已。对此，我只能说，她真的把学习文化知识当成有闲阶级的消遣和娱乐了。正常人学知识学文化是要用到正地方拿工资吃饭的，她既然没考上大学，又没有一技之长，甚至没有个正规安稳的饭碗，那知识分子的身份对她就只有在婚姻市场上抬高身价这唯一的用途了。但这却又是什么样的心态？是香港选美大赛上待嫁的名媛们等待嫁入豪门的心态！祖母对她看的太透彻了！


可是那又能怎样？她说出的话语好像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声音。她也只有去了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之于她也真的没有什么再值得留恋。她吃了太多的苦，也看够了太多的荒谬，荒诞。她的兄弟是国民党的连长，政治问题拖累整个家族。但那个亲姐妹要卖给大户人家做童养媳的家庭，那样的出身，怎能够断定他的阶级立场就一定是在剥削阶级一边？何况，株连制至少在这里是冤枉好人了。祖母的兄弟，完全可能是因为家庭所迫，才被迫好铁打钉，出门投军的。只可惜投错了门站错了队。姑婆倒是站队正确，可吃光了政治资本之后却完全是个脱离了崇高精神只剩下庸俗趣味与金钱嗜好的资产阶级小市民，——虽然她那点可怜的资产即使在黄山市的人看来也基本属于无产，这是文革后打破阶层固化实现阶级流动的表现。直白地说，姑婆和其他体制内的体面人一样，都属于那个淘汰了的个、过气的福荫庇护既得利益阶层。他们趣味相投，惺惺相惜，能说得到一块。父亲与母亲结婚，遭到全家上上下下的一致反对，偏偏姑婆邀请他们去合肥，旅行结婚，留下了一大堆在逍遥津的合影照片作纪念。

祖父和祖母对此一定只能无语。他们当然明白这里面有姑婆希望和家乡人重新搞好关系的意思，但这还是小问题。关键是姑婆对父母婚姻的支持让祖父母和全家的反对声音更显得苍白无力。他们还能说什么呢？

当行文至此，我个人的道德立场也显露无疑了。我是个逆子，反抗孝道，反抗我的生身父母，反抗他们的专制，更反抗他们的下贱。有道德癖的大人先生们，你们尽可以离开了。鼠标移至右上角，点击那个叉叉的关闭符号就是。你们尽可以给我安上任何罪名以口诛笔伐，我都无所谓了。我也从未幻想这个父权专制的中国，会有容忍逆子反抗孝道的空间。但凭三十年的社会阅历，我也可以断定:在中国，受孝道的荼毒和迫害的，很多很多。在他们周围，许多人其实对孝道的封建专制本质也看的很透彻，只是囿于官方强势话语权的压迫而无法公开地发出声音而已。我坚信：会有正义的声音站在我这一边，站在反抗孝道的一边。至于坚定要把我钉上大逆不道耻辱柱上的卫道士们，我又能幻想什么？天雨虽宽不润无根之草，佛法虽广不渡无缘之人。大慈大悲的佛祖尚且不认为芸芸众生皆有慧根皆能成佛，卑微如我辈者又如何能幻想这个趋炎附势的社会会有多少人铁肩担道义，站出来为被侮辱被损害的极少数一小撮来说句公道话？

但历史终会向前。孝道和其他腐朽思想一样，是为专制政治服务的。而专制政治又都建立在阶级对立的基础之上。社会一定会分阶级，就像世界一定有好也有坏一样，是这个世界无可奈何的事。但阶级社会从未有过从未改变的木乃伊形态。无论代价多么巨大，进展又多么微小，它终是会向前进。鲁迅说:人类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了大量的木材,结果却是一小块。这世界当然很黑暗，但也一定有光明的火种。寄望于鲁迅先生的那句话：

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

内省原无疚，人力可回天！

唯有祈愿，这个世界，尚有那么一丝丝的温情，一丝丝的正义。

我终于明白了我的父亲和母亲在历史所淘汰的阶级中在什么位置。张宏良是一个近年来很有知名度的人物。最有说服力的是：有个原名孟凡贵笔名苏拉密的人，写了篇文章：《论张宏良及左派的阶级基础和历史使命》。我终于明白了我的父亲只是个体制内最边缘的官工，但却也是最腐朽、最反动、最落后、最要被淘汰的体制内边缘群体中的一员。而从更大的历史视角去看，从当下的共和国政权体制内垃圾们的历史意义发散开去考虑，那么，我的母亲也只是个被淘汰的小地主破落户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残渣余孽，历史对她和她所属阶级的清算，只有太仁慈而没有太残酷。

提到我的母亲，很必要说明她的家庭，我的外公，和外公的那个家族。一来，那个家庭对母亲的人格与性格无疑有着深深的影响，深深的基因塑造，最终又塑造了我的基因，我的性格与人格；二来，那个家族中的任务，那些我的亲戚们，他们在我的生活中，生命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深深的烙印；最后，对他们的观察，对他们的理解与分析，也是我对这个世界的观察理解的重要组成，又更加深刻地影响了我对其余世界的理解和观察。

根据已知的消息，我的外公是个没落的小地主之后，破落户，当然，根据耕读传家的传统，他当然也是个知识分子，但依常理也可推断，那样的环境，那样的时代，他那样的小知识分子也基本上是个被大潮流所淘汰的冬烘酸儒。历次的政治运动，没少让他吃苦头。我记得很清楚的，虽然一直没和人提过，但我确实记得很清楚明白：小的时候和外公那个家庭一起生活，他所有的子女，无论母亲阿姨舅舅，喊他都是“叔”而从来没喊过他一句“爸”。那时候从来没感觉有什么问题，后来慢慢懂事了，想过这个问题，只能得出结论：划清界限。

外公对文革有种渗透骨髓的恐惧和战栗。我还记得吧，小学放假的时候，有一回去他那里，看见门梁顶上的砖雕很好看，只是略有缺损可惜，而且明显有撬动过的痕迹，只是那时候没看出来，看了那个位置摆的有些脱位，也只能是可惜。外公把我领到他的书房，很小心地告诉我：砖雕原本有很多，但大多在文革时候破四旧毁掉砸掉了。刚才看到的门梁上有缺损的那两个，还是藏在猪圈里才保存下来的。外公说完了这些，非常小心非常紧张地叮嘱我千万不要说出去，千万不要对外人说文革。那是我第一次听说文革，第一次听外公说反对党的话。而那个时候以我的知识水平也无法理解这些话。再后来想到这些话的时候，也会联想起母亲和其他长辈的人说过：外公曾被戴上高帽批斗。还有抄家。我还看到，外公房子里的梁柱上，的木雕，——那栋算有些气派的大房子，几百年的徽派古民居建筑，那栋房子里梁柱上的木雕，人的雕像上脸都被削掉。至于其他迫害破四旧之类，也隐隐约约听过许多。而我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就是我的外婆的遭遇了。我那时候还很小，但记得很清楚的是：外婆是个有智力问题的老人，走路说话做事总要出错，在家里也要有别人看护，就跟痴呆的人一样。在她去世后好些年我才明白，她因为外公的政治问题而受了惊吓和迫害，精神遭受严重打击，变痴呆了。可是那个时候年纪的我，哪里懂什么人间的悲苦啊!看见外婆做了什么错事，就兴高采烈跑去跟大家报告，很带着嘲笑的语气，其他人原谅我年幼无知，但母亲每一次知道了都很生气，严厉地训斥我。我只有懵懵然。长大了才懂得，这当中的酸楚，痛苦，与复杂。这世界的道理，真的太高深了。

外公遭受的打击与迫害，当然值得同情值得怜悯。他也是个善良的人，好人，文弱的人，柔弱的文人。只因为地主的阶级成分而在那个大时代里被政治摆弄。他是够可怜的。但这更是历史的宿命，命中注定。他是个文化人。千百年来，中国底层的劳动人民都被迫在国家机器和封建礼教的强迫下保持对文化人的敬畏——无论是真的敬畏还只是装出来的敬畏。这种惯性，一直延续到解放后。但这样敬畏的文化，却是反动的。是为维护反动秩序而被反动知识阶层创造出来的。维护反动秩序，这里的维护二字，很熟悉了，——是的，就跟我们今天熟悉的维稳二字一样，维护社会稳定，同一个意思，同一个性质。封建文化是要讲教化作用的。跟丁璇的女德一样，就是奴德，奴隶的美德!作为一个翻身奴隶的人民政权，新中国对旧的地主阶级文人坚决打压，甚至镇压，真的无可厚非，完全天经地义，太理所当然了，太政治正确了！

作为他的亲人，我从私人的角度对外公的遭遇感到同情。但作为一个成年人，应当分得清公与私，必须分得清公与私。一人为私，二人为公。让别人来评判，来说句公道话，外公那样的地主阶级文人被打倒被强迫野蛮改造，在具体的执行中的的确确有过分之处，违反了“罚当其罪”的原则，但在大方向上，难道有错吗？我很矛盾，但我也必须明白社会的大影响、大舆论。今天我作为一个地主破落户的后代，一个最普通的穷人家的孩子，一个卢瑟，面对这个无比混账的社会，我也希望有一道砍向人间的霹雳，以雷霆万钧之力，涤荡这个世界的种种罪恶，重新维护这个社会的公平公正。我相信，有无数人也和我一样，怀着相同的理想，相同的愿望。这样的故事在真实的历史中，必定无比残酷，千百万人头落地。可是古来如此，将来也一定还会是这样。生存竞争决定的这个世界的残酷本质，什么时候改变过？既然从来是这样，将来也还是这样，那又为什么独独对49年后的那一场血腥残酷而始终耿耿于怀呢？

当年红色政权还是讲公道的。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都被镇压了，消灭了。外公能活下来，一是说明他没有大罪恶，没有大的阶级问题；二是说明政府还是分得清主次分得清轻重的。抛开阶级因素，他也只是一个普通人，顶多是一个略有文化的普通人，乡下人。外公也希望他能够舒畅地生活在一个没有阶级成分标签的时代、社会。如他所愿，他怎么说也活到了改革开放，邓小平南巡讲话。中国能有这样的条件和小康，这其中包含了无数普通底层中国人的血泪和血汗，努力和奋斗。当然也包括他——外公——一个普通破落小地主知识分子为建设这个国家所真诚付出的血泪和血汗，努力和奋斗，还有他作为敌对阶级分子所遭受的打击和迫害。而且，特别要说明的是，他是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在文革之前就已经吃皇粮了，文革那么剧烈的运动也没把他的公家饭碗给砸掉。甚至，他好像还入了党——只能说好像，因为没有确定的证明。但我相信，如果他真入了党的话，那也一定是在邓小平上台之后。

说句公道话，外公他老人家是真诚地相信马列主义，相信毛泽东思想的。他为他的地主剥削阶级身份感到内心的耻辱，而真诚地忏悔，努力地赎罪。他真诚地接受党和政府及人民对他的社会主义劳动和思想改造，以期赎清他的剥削原罪。当然，他也会因为现实与理想的距离，贫穷落后的现实与党宣传的共产主义天堂、社会主义美好世界的落差，而感到困惑，更为现实中人性的丑恶本质与意识形态里人民的伟大光辉之间的魔幻现实主义而感到幻灭。种种问题，尤其是他所切身体会到的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令他感到痛苦，甚至绝望。在官方的意识形态中得不到答案，找不到出路，他多多少少地退回到了他原本坚决反对坚决批判的剥削阶级思想中去。这真是古今一切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通病了。梦醒了却无路可走。对于一个真诚相信这个世界的美好和公正的柔弱文人来说，他这辈子活的真的太憋屈了。

我真的很想和他好好地沟通，用我今天的认识来指出他的局限，他受历史具体环境的局限，和在那样的局限下他所做的种种愚蠢和错误。虽然他已经去世了二十多年，他的一些做法就是在那个年代也是颇受非议的。但我真的没有那个厚脸皮，更没有那个资格，去摆出一副事后诸葛亮的聪明人形象，去指责他在政治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刻薄地说就是在政治投机上，做错了或是认识错了什么。我今天能够比他更多更广泛地知道些什么，那也是建立在时间揭露了太多的答案的基础之上，而获取这些答案知晓这些信息的工业化条件，那也是建立在他们那一辈人甚至几辈人艰苦奋斗流血流汗更流泪的基础之上。剔除掉今天的事后诸葛亮优势，我又真正比他聪明了多少？粗糙地说，凡同等社会地位的人，交换彼此的位置，在对方的位置上所做出的决断，除非当事人一方真的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否则大家体现出来的聪明和愚蠢大体上都差不多的。而说句痛心的话，我今天的社会地位比他还差了很多。

外公的家乡人只要有提到他的，大多数人都会说起他开蜜枣厂却因工人偷吃原料蜜枣而严重亏损破产和关门的事。这个事是人所皆知的了。但这本身的对错却真的无关乎道德，无关乎一个人品质的好和坏。汉语里没有区分道德对错与无关道德的对错，很容易混淆是非，真的很无奈。但在道德上他真的也有错。外公逼迫阿姨，母亲的姐姐，嫁给姨夫，拆散了阿姨和她的心上人，原因倒并非是姨夫有钱，而是外公个人对姨夫的好感和看重。但无论原因是什么，他都主使了一场封建包办婚姻，而且更让人非议的是他拆散了阿姨和她的心上人。外公和留在村里的两个舅舅之间的恩怨纠葛矛盾冲突就更是整个村的人都人尽皆知。对于这个事我心底里的态度是站在舆论的对立面的。但这个事对我并没有直接影响。真正对我影响巨大的是他的那个破落地主知识分子的本质属性原原本本地传给了母亲。从而使我的生命一开始就蒙上了一层阴暗的冷色调。而我随后的人生，则忠实地说明了什么叫基因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

关于他的其他消息记忆还有很多，需要很多的篇幅和文字来说明、回忆。我还记得，那是二十多年前，我在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去参加他的葬礼，在他的棺材入葬的时候，一个在葬礼从头到尾都跟着他的棺材的妇女，突然像发了疯一样地扑故去，哭天抢地的说：外公没了，她去找谁诉说！她的鞋子早都掉了，两只袜子也快脱落下来。至今我都记得她的袜子的颜色。当然我更直觉地知道外公可能对她安慰的话就是鸡汤，心灵鸡汤！而且，鸡汤有毒！好人一定有好报恶人一定有恶报！天可怜他连好与恶相区分的标准都只能是一笔糊涂账稀里糊涂带下棺材！

真没有任何要嘲笑他老人家的意思。那些痛苦和疑惑和迷茫和鸡汤，也是我们也要同样经历过的。用血泪，用生命，去经历，去痛苦，去感悟！怀念他的水平，回忆他的故事，也是为我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做一份检讨，做一份交代！为了让这个世界更好一点点，更为了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中的存在更好一点点！外公他老人家早已经作古，他的事迹也多已模糊在世人的记忆中。和他同时代的那一辈人多数也已经作古，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的故事，和他们彼此间的记忆，他们的感受感悟都一道统统去了另一个世界。赞美文字的力量！天雨粟鬼夜哭!外公的乡亲，也是位长辈，已经去世的长辈，用文字记录下了外公的许多信息。出了书，就是稳定的记录。我就做一回文抄公，直接把那位已故去的长辈的文字搬过来了。这样能更好地让那些信息发挥作用，想来那位长辈也会赞许吧。

先说一下，外公名字，叫吴正浩。

这位记录下了外公生平信息的作者名字，叫吴正芳。一看名字便知道，他和外公是族亲。

刚才上传的图片缺了主要的一张，实在抱歉！

缺失补回来的那一张图片重新照了，希望更有助于看读：

上面说到外公家门梁上的砖雕，徽州三雕之一的砖雕是很有收藏价值的文物，更是精美的艺术珍品，智慧结晶。那本书的彩页里收集了一些精美的图片，都是那个村里的。一起来看看吧：









徽州三雕，除了砖雕，还有石雕、木雕。看看石雕的吧：




上面说到了外公家的木雕人物被削掉脸的事。其实木雕也很精美的，比如下面引用的书彩页的照片。可惜没有人物。但如果可以的话，用下面漆绘的人物代入一下，也可以想象木雕人物的样子了：

看书没看仔细。在书的彩页里，其实是有木雕人物的。

吴正芳他老人家也在另一本书里为外公专门写了一篇文章。

书的封面很破旧，也很邋遢，对不住大家的眼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