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的文字啰嗦了，组织的也显冗长，拖杳，也许这部分是些的很拖泥带水吧

在我六岁的时候，也就是九零年，那一年，我的祖母去世了。而在这之前的爷爷的去世，我真的没有一点点的印象了。爷爷是因为无法接受大伯父英年早逝的事实这个沉重打击而去世的。祖母也很快随爷爷而去了。

祖母去世前坚决地把乡下的房子和田地卖掉，卖给了一户从深山坳里搬到这个相对算平地的乡镇中心村的山里人家。祖母是很坚决的，她坚决反对父母要从县城搬到乡下来靠种地维持生计。好好的县城呆不下去，却要躲到乡下来种田种地，在祖母看来那无异于逃荒、逃难。何况乡下的地也没多少一点，分地的时候家里只有祖母一人是农业户口可分地，水浇地才四分多，其余都是山坡地斜坡地，贫瘠干旱，只能种些杂粮。就是那四分多水浇地也不可能种稻子，口粮份都不够。只拿来种蔬菜，而且产量也低。然而就是这样一点点毫无经济效益的农业基础，在母亲眼里竟也成了最后的避风港和世外桃源。她在县城呆不下去了，就念叨着要搬到乡下。父亲也要去乡下，因为他在县城里只能跑班送邮件，待遇差劳累大，只有到乡下条件简陋的邮政支局，才能获得坐柜台的机会。但母亲还有一个奇想，那就是到乡下来可以找份正经在单位上班的工作，可以用父亲的熟人关系帮着找工作。多少年后我一想到母亲的这番异想天开，就震惊的无以附加。她在县城里都找不到正经工作，怎么到乡下来就反而更有机会了？乡下也不是绝对就没有工作机会，但那个稀缺与竞争激烈超出了县城多少倍！还想靠着父亲的熟人关系帮她找工作，父亲在才多大脸面，何德何能，能够在乡下那种机会奇缺的地方帮她找到一份正经上班的工作？父亲在县城里没面子，到了乡下就突然变的有面子了？

母亲的高中同学，我的小学同学焦健的母亲，跟她一样也是高中文凭也是高考落榜没有上大学，人家就早早的在乡下的单位，距离村子十多公里的一家上海投资的纸盒厂上班，当会计。但那却是在邓小平刚刚刚刚上台的时候，比母亲从县城搬到乡下早了整整有十年。那时候刚刚全国恢复高考，高中文凭的人才极其难得，在乡下就更是凤毛麟角，所以焦健的母亲可以在乡下找到一个好的工作。但等到母亲回乡下的时候，已经都九零年了，十年之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时候去乡下想找份好的工作，还抱着高中生是人才的想法，真的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而且很严重很严重。

母亲后来说焦健的妈妈能在纸盒厂当上会计，是因为焦健的爸爸是乡里的民兵营长。且不说焦健妈妈当上会计那会，和焦健爸爸还不认识，更重要的是，把问题都推到有靠山有门路上面，那么，没靠山没门路，从县城搬到乡下，岂不更只有死路一条？焦健的爸爸是民兵营长，所以好找关系；照这个道理，我的父亲无权无势，在乡下熟人间更没什么面子，那么全家搬到乡下来，还可能有什么发展和前途？

父亲在乡下，被大家直接喊作“三废”。父亲排行第三，又被乡邻们所鄙视，所以得了这么一个绰号。更要命的是邮局里的同事见父亲是个孱头，明摆着排挤他。支局的局长，汪永寿，和其他几个人挪用单位的公款做生意，亏了，窟窿太大，就想把黑锅压在父亲身上。父亲真差一点就被陷害成功。全靠着爷爷生前积攒下来的好人缘，才有县局里的领导和同事鼎力相助，让问题真相大白，水落石出。最后汪永寿调走，最倒霉的一个替罪羊替众人顶了黑锅，被开除。而父亲的饭碗保住了。回想起来，那段日子真的是日月无光。可是，后来的许多时候，我再回想起这段艰难岁月，却时常有一种怪异的想法：

如果，如果父亲真的被陷害，被开除，砸了公家饭碗，那我反倒可以在思想上解放了！

这样的思想确实很怪异，但这都是逼出来的！怎么可以想象，我的那个家庭，是个什么样的家庭；我的那个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渣！偏偏我还要真的相信他很伟大，他做的一切都是为我好，之所以他在我面前痛不欲生都是因为我做错了什么才让他伤心。天啊！世界竟可以颠倒黑白到如此地步！然而世界本就是个颠倒黑白颠倒是非的世界！这是怎样的人世间！阿门！

想要说的话太多，堆积在了胸口，却有不知该从何说起；每一个要说的意思都明白无误地在头脑里盘旋，在心底里挤压，可是却找不到一句合适的话来表达想要说的意思，仿佛每一个字每一句话，哪怕字面上都是正确的意思，却都跟真实要表达的查了光年般的距离；
这些话，该怎么正确地说明白啊？

刚刚经历的事，太打击想要继续写下去的信心了。

孝道，真的是中国人的宗教！

父母会到乡下后，首先是用蛮横的方式赶走了买下祖母遗传房屋的那户山里人家。从此开始了我们全家在乡下的生活，直到今天。我坚决认为这是个痛苦的开端，第一是在经济和物质条件上的，第二是在精神和见识水平上的。从县城搬到乡下，而且是在城市规模拼命扩大化的90年，这只能说明他们无能。而且他们是抱着乡下可能会更好的幻想来到乡下的，被事实打脸了之后也只会成天相互埋怨，天天吵架，家中没有一刻平静。而在见识上，乡下人的保守愚昧也是大大落后于一个理想的社会水平的。他们从来不说半个字来指出我的父母只是被社会边缘化了的可怜人，他们只把所有的见解都烂在肚子里。何况，父亲虽然到了乡下，却也还有一个邮局的铁饭碗，还可以让他在单位职工的优越感中苟延残喘，将幻想的优越感进行到底。然而我却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童年、少年、青年，甚至，可能到现在都还没有摆脱的希望。我是软弱无能的，对于这一点，我也没有什么可以推脱责任的。如果必须要剖腹谢罪才能洗清我内心的痛苦的话，如果必须要这样才有用的话，我恐怕也真的只剩下这一个选择了。但我还是希望，我有机会可以向这个世界说出我的冤屈。说明我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长大的。我周围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世界。

来到乡下以后，种种困难和窘迫让母亲对父亲有了无穷无尽的指责和埋怨。其实毫无道理，妇女能顶半边天，母亲的文凭和文化水平都比父亲高的多，怎么能够把所有的工作和经济问题都推到父亲一个人身上，全靠父亲一个人？但母亲坚定地认为，她没能过上好日子都是父亲的错，都是这个贫穷的家庭没有给她富足的生活。来到乡下以后母亲就跟父亲闹离婚了，闹的很凶很凶，天天闹，天天吵架，家中没有一时一刻的安宁。那个时候，父亲还十分郑重地问我：母亲要离婚，我是要跟哪一个？跟母亲，还是跟父亲？

然而那个时候我还只有七岁的年龄，刚刚上小学，对这样的问题根本无法理解，甚至没有勇气去认识到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关系到人生命运的大问题。我那时候太小也太软弱，遇到问题不敢去面对，只会躲。但母亲的情绪不会因为我的痛苦与否而受到丝毫半分的影响。她非常激烈的要离婚，父亲已经决定妥协，而之所以母亲最后没有和父亲离婚，原因只是很讽刺的：她嫁不出去了。她那个时候已经都过了三十岁了，没有财产，没有范围，没有一技之长没有谋生的手段。结过婚嫁过人倒在其次，最重要的是，她都已经生过孩子了。是的，我是她的累赘。是导致她嫁不出去没人要的罪魁。她有多么的恨我！

但母亲是绝不肯明白地说出来：她是因为我拖累她嫁不出去没人要了所以才恨我的。那样的话母亲她可就是个要在道德上受指责的坏人了。母亲是个多么要面子的人哪！虚荣心多么多么的要强！她再没本事再被人鄙视再苦再穷，也要在道德上高人一等，在道德良心好人坏人的问题上比别人高!受外公那个小地主知识分子家庭的熏陶，母亲有一种天然的与生俱来的道德优越感。这种道德的优越感使得她在骨子里深深地蔑视别人，蔑视周围的人。她已经为此而吃过很大的苦头了，在县城里始终找不到个安稳的饭碗所以才跑到乡下。但她除了道德上的优越感之外，也没有别的优越感可以支撑她的玻璃心了。知识和文凭？有知识有文化却还找不到事做，效果只有打脸。只有道德的优越感才能使她不再为现实的失败而感到太多的痛苦。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溢矣。贼是小人智过君子。这是多么好的精神胜利法啊!

但精神胜利法要落到实处，母亲就只有拼命来纠察我的道德问题了。她用对我的道德纠察来凸显她在道德上的高高在上。她要用指正儿子的道德问题来表明她是有道德的，是在道德上可以指责更纠正别人的！一般人都认为，作为母亲，肯定是帮着儿子、护着儿子，才是好的；我的母亲，她却要比周围的一般人都道德上更高出一个层次，她是要用对儿子的凶狠来体现她的道德更高的——儿子坏她就是大义灭亲，儿子好她就是更高的严格要求！

我知道，当一个事物有了模棱两可，有了两种截然相反甚至对立的说法的时候，再要准确判断它的性质，就很难很难了。古希腊的智者普罗塔戈拉说过：任何同一个问题都有两种相反的答案。我的母亲，对于她的严厉和凶狠，那既可以说是她良心坏了对亲生儿子都那么狠毒，也可以说是她以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为了培养我教育我而对我严格要求，对我表面的坏其实是对我好，甚至为了要我好而不惜做出许多表面上不可理喻的行为，为了让我好而不惜付出作为一个母亲让亲生儿子恨她的代价。我不知道，这个问题要怎么样才能有一个公正的回答。但我知道，对于今天这样的社会来说，谈论这个问题是很烦的。坦率的说，正如鲁迅先生笔下的祥林嫂一样，大家都很烦了！

对于父母的好和坏的问题，首先这很难说的清，因为要描述的事物都太过于琐屑、细小；其次，大家的心理都普遍希望，世界上的父母都是好的，这既能让大家的心理保持舒适，而且也再省得去为烦人的问题而伤脑筋。我也正是这样，也希望我的父母都是对我好的，他们对我表面的坏都是为我好，所以才显得严厉；我的父母也坚持认为他们对我是好的，他们对我的坏都只是对我要求的严厉而已，这样他们就心理舒适了，而没有任何道德良心上的不安；而这个世界，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和人民，不就是由无数个这样希望心理舒适的人组成的吗？他们为什么要跟自己的心理舒适过不去呢？为什么要违反人的趋利避害本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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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面绝对正确的掩盖下，通过对具体操作的微小但深刻改变，魔鬼都在细节当中，偷天换日偷梁换柱，具体的操作执行的改变导致整个事物的发展方向完全向着相反的方向而去，最终使得事物发生实质上的根本改变。他给花浇水。他给花浇开水。我曾经是无比坚定地相信我的父母对我再怎么坏都只是对我的严厉而已。对这一点的坚信，我必须要用我的整个生命来维护。因为我的父母，他们的所作所为，逼着我怀疑，我的信仰动摇了。然而我越是怀疑，就越感到痛苦，越感到害怕。因为如果我的父母是坏的，那么我的世界就崩溃了。这个世界告诉我的就是：父母对孩子绝对是好的，如果不好那就不是这个世界！父母之所以做出看上去很坏的事，是因为比一般的爱要更深沉更伟大的爱！他们心里也知道，他们对我的过分严厉是会引起我的反感、愤怒甚至对他们的恨的，他们也会因为我对他们的恨而痛苦，甚至比我恨他们的痛苦而更痛苦！但是，他们是大人，是理智战胜感情的大人，为了教育我，为了严厉的教育我，他们宁可忍受被我痛恨的痛苦——是的，这世界对我说：当我恨父母的时候，父母比我更痛苦——但父母宁可忍受被我恨的痛苦，也要严厉教育我！他们是为我好！他们是为了让恨他们的人
好！这是多么伟大的牺牲！除了父母，世界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够做到——为了让恨自己的人好！世界上也很少有人，会因为别人对自己的恨而痛苦，常理都是别人恨过来自己也恨过去，或者干脆懒得理睬；只有父母，当孩子恨父母时，父母会痛苦，但父母宁可忍受这种痛苦，也要做好教育孩子的责任，也要为孩子好！多么伟大的父母！

这就是我所接受的教育，我接受的孝道思想。

这样的思想早已经渗透了我的灵魂。如果我要怀疑甚至推翻这样的思想，我会有多痛苦？多绝望？我敢这样让自己陷入无边的痛苦和绝望吗?

可是这多少年的人生经历，迫使我怀疑了。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用最简单的常识来看待，都一定会怀疑的！

2005年3月底寄出的信。那时候，我正在淮北上大学。

2005年6月寄出的信。

我在很幼小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出来软弱的性格了。而且这种软弱天然地带着讨好别人的因素。在县城读幼儿园的时候，大家是坐在一张大公共桌上的。因为十几个几十个小朋友都坐同一张桌子，是公共的，所以每个小朋友具体占有的桌面就必须和左邻右舍谈判才能划定。大家都在争抢最大的地盘的时候，我却在桌上划了一块明显小于平均面积值的几分之一的桌面，然后对大家讨好说：我只要这么一小块就够了！那意思是很明显的，既然我都这么软弱让着大家了，大家应当夸奖我的乐于吃亏呀！结果大家都没有很在意我的退让，更没有对我表现出什么赞赏、吃惊或鄙夷的神态，只有一个同学，好像还是个女的，可怜我似的说了一句：“你那么一点怎么够噢！”

在邮局职工宿舍居住的时候，有一回黄昏，大家聚到宿舍前的小操场上。有个在邮局上班的中年人，对小孩子们开玩笑，说什么妖魔鬼怪要出来抓你们了。还特别单独提了好些小孩的名字。说到我的时候，说：孙悟空晚上要来抓我了。我当场就吓哭了。对的，是吓哭了。可是当时有很多其他的小孩，也被那个中年人开玩笑点名了。那些小孩，有的比我大还有的比我小，但大家都没什么特别过度的反应，更没有谁要哭。只有我哭了，吓哭的。说出来太丢人了。我太胆小怕事了！

有一次，隔壁邻居托关系叫来了一辆警车搭便车，顺便也把我母亲叫上，一起搭便车外出。邻居家的小女孩就在那里大叫：“你妈妈被抓走了噢!”我竟然为这句话大哭了好久。说出来都是丢人都到茅厕里去的烂故事。

我在县城读幼儿园的时候，曾经对一件事而长久地疑惑不解。那是关于个人对外界指令的责任问题。幼儿园的同学们之间相互打闹，下手重了挨打的人就会跑去向老师报告。后来就开始流行起一种“借刀杀人”的模式。一个同学甲，让同学乙，去狠狠的打同学丙一下。老师找到同学乙，乙就把责任推的干净：是甲让我去打人的！这时候老师都会严厉的斥责：甲叫你去死你怎么不去死？甲叫你去吃屎你怎么不去吃屎？

那个时候我看到这样的场景都很疑惑：明明是人家让某某人去大人的，是发出指令的人有责任，为什么还要追究到受指令的人？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多年好多年。可见我的受人支配意识真的是无可救药。直到经历了多少年的人生之后才明白：个人，对于外界的指令，是有天然的判断和决断责任的。人有义务用自己的自由意志来判断外界指令的是非对错，美丑善恶。人也有责任抵制外界的错误指令。做到这一点，也仅仅只是一个人开始独立成熟的最初阶段和最基本要求而已。然而我的独立与成熟却来的太迟太迟了。

我还记得，曾经幼儿园有个同学，要我回去问我妈：女人撒尿的那个东西叫什么？现在想来，古今这个同学肯定没胆子敢叫别的同学回家这么问，独独只叫我去问，只说明我的软弱听话受摆布，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了！而且，大家都认识到：我的软弱听话，是大大超出了正常人的想象范围之外的！虽然那个时候还只在读幼儿园，但大家都有了一点最基本的社会意识，知道有些问题是禁忌。知道触犯禁忌绝没有好果子吃。我也知道的。但别人要我怎么样的我从来都不敢反抗，一点都不敢反抗。连回绝别人这种荒唐要求的勇气都没有！只会别人对我怎么说我就照着人家的意思服从怎么做!然后我真的回家就问我的母亲了！母亲当然很生气，我刚把问题说出口母亲就变了脸色，狠狠地训斥我。然后，姨夫来我家的时候，母亲和他说话。之前他们说了什么我统统都不知道的，因为我是从外边跑回家后才看见姨夫过来了，在家里坐着，和我母亲站在那里说话。而且母亲的脸色很有些难看。我听见他们的说话，就是从记得的姨夫说的话开始的。只记得姨夫很有些尴尬地回应我母亲说：有些话就是不能去说的喂！我当时心里就有种感觉：他们肯定是在谈论我按照同学嘱咐的去问我母亲问题的事。我知道这是不好的，
而且被事实、被大人们的反应着重加重了，强调了。所以我终于做了一件在当时于我而言很有勇气的反抗的事：回到幼儿园之后，我没有去向那位要我问问题的同学报告问了问题得到的回答怎样。

我竟然是这样地反抗！是这样地体现我的勇气和自尊!同学对我提出这样的荒唐要求而我没有愤怒地怼过去就已经是罪无可赦了，尊严扫地，人格被践踏，而我竟然还忠实地执行了同学的指令!无可救药，无可救药！再没有去报告又算是什么反抗呢？算是什么勇气呢？如果真要反抗和自强的话，回到幼儿园后，怎么就没有抓住那个同学把他揍一顿呢？是否明明心里已经确认了自己很痛苦很屈辱，却还在那里害怕被同学问到母亲那里回答的怎么样了？是否心里既恨他提出那样的要求，又怕他再来问回答的怎么样而不知道该怎么办？是否坐在幼儿园的课桌上，一个人在那里偷偷地哭，流眼泪?

在幼儿园里，我还有其他很多的痛苦和屈辱的记忆。然而跟这件事比起来，其它什么都算不得什么事了。我还记得同学把园里的书搞坏了，硬说是我搞坏的，我不敢申辩，却只会回家告诉父母，结果父母当然不理我。有太多太多的事啊！可是我在别人面前，就天生像是负罪一样，有理也要矮三分，甚至矮七分！别人一对我变了脸色我就害怕，岂止是害怕，简直就是负罪感，内疚！可明明我什么错都没犯啊!我没犯错，却到别人面前有一种强烈的负罪感和内疚!也许，这真的是“贱”吧！

我有一种遗传下来的本能，真的跟本能一样，虽然我很恨它就像有些人恨自己先天的矮小和残疾一样，但直到今天我也没有完全克服掉，无法从根子上克服这种本能！那就是对于别人的要求，心里面都会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拒绝别人的要求是罪过，巨大的罪过！会在心里产生强烈的负罪感，感到自己有罪！拒绝别人有罪！无论别人的要求多坏多过分！好像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存在，就是为了讨好别人让别人对自己看的惯看的顺眼一样！这真的是遗传的，因为我的父母，他们也都是这样的人！别人说的话，就都是圣旨；别人要求他们做的事，就是天条！他们倨傲的时候，是那样的一副嘴脸，他们屈膝于人的时候，就又是完全相反的一副嘴脸！我的父亲，固然是别人口中的“废”，“痴儿大废”，我的母亲，在别人眼里，也就是个又死要面子，又整天唯恐有一点点不小心得罪了别人的贱女人罢了!然而，他们的所有下贱，却最终都累加给了我。

世界本就如此的荒谬，我还能幻想什么呢？

现在想来，古今这个同学肯定没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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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