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庆华在初三的应届就考上了县中。这在大家看来都是理所当然的。我却休学了，为的是多学一年好再做准备考上县中。但名义上却是因为出麻疹，住院，没有参加初中的毕业考试，这种说法多少也还保全了面子。然而我还只是考上了借读生，多花钱进县中。而在我应届的初三，也还有人直接在那一年就花钱读借读生进了县中。那就是吴睿，隔壁班的同学。他进县中后好像和汪庆华是同一个班。我记得我在休学那一年，有一次，好像是在吴睿家里，汪庆华也在。他们周末刚从县中回来。然后我就向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县中那么好的学校，那里面的人学习也要刻苦吗？他们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灵巧的学习方法可以不用刻苦？县中里的学习方法是否就是轻松加愉快？

吴睿和汪庆华都没有正面回答。也许这种问题真的没有办法正面回答。因为这不是可以说糖是甜的还是苦的这样有明确答案的问题，而是一个提问者态度的问题。我真的在幻想世界上存在着天堂。地球上真的有一座大金矿在等着发现它的人随便捡随便挖。它真的就在地球的某个角落里，到现在也无人知晓，就为了等着我这样满脑子幻想天降福利的人去发现它。我真的直到那时候的心智还停留在对这个残酷世界的幻想当中。

我曾无数次地回想过自己究竟在哪些方面弱于汪庆华。刚进初中的时候，我就和他同桌，因为那时候我们的成绩都一样顶尖，他是班长我当学习委员。考试我们经常只相差一分。他在数学上是比较强的，但有些他做不出来的数学题我却能做出来。那是刚进初中的时候，初一我们都一个等级和水平，初二开始也基本保持同一个档次，但初二下学期过后我们明显拉开了距离。我思考过很多，最后得出结论：在奇和正上，在死用功和脑子灵光上，我都欠缺他太多。

兵法奇正之道，分别所指的是出奇制胜巧妙制敌的计谋策略，和打狠仗用笨将的兑子拼实力。在学习上，下苦功夫用功，和肯动脑筋会想办法想点子解决具体的问题和困难，都是要学习成绩好所必须的。而在拼刻苦这一点上，我是真的输给了他。初二以后，要学习的知识点越来越多越来越难，已经不再是以前那种稍微用功就能够对付得了的，而必须要拼刻苦努力才能够掌握所有的知识点，并且以超量的练习才能完成题海战术所要求的应试能力。顺便说一句，我认为当年的应试教育或许有偏颇但绝对有价值。别跟我提什么素质教育，对于我这样穷苦人家的孩子来说，最大的素质就是在相对公平的应试教育所要求的刻苦努力流泪流汗中，表现出吃苦耐劳的精神与毅力，这才是穷人家孩子所必须的最大素质。然而我做的很欠缺。

从初二开始我们就上三节晚自习了。自习课是非常重要非常宝贵的，因为只有在对题目的反复加强训练中，白天上课所灌输给了我们的知识点才能被真正地熟练掌握。而如果放松了练习，那些本就掌握不牢固的知识点，就会迅速地模糊、淡忘，直至彻底丢掉。乡下中学的孩子，无论家庭出身有多悬殊，在天赋这根红线面前其实大家都大同小异，都没有达到只要老师灌输一遍就能够熟练掌握的高度，都必须刻苦学习反复练习才能够把学习的知识吃深吃透。我们平时接触的无非就是一些简单重复的农业劳动，和乡村间少量的工业点缀，而学校里灌输的却是高度抽象的语数外理化生的书本知识，要说我们这些乡下的孩子轻轻松松就能掌握和学会，那真是真正实现了“六亿神州尽顺尧”了。从地质年代的时间尺度来看，人类才刚刚从猴子进化而来，人类的智商在宇宙的无穷奥妙面前，甚至只在急待解决的社会现实问题面前，都是渺小的，愚昧的。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而国家既然在这么贫困的条件下还要给我们普及全民义务教育，那教育的要求也就必定是有难度的，是要刻苦学习才能胜任这样的教育的。所以，所有同学都必须刻苦努力，没有谁可以例外，否则就只有淘汰。今天的阶级正对应着那个时候的成绩。

汪庆华上自习是十分认真的，至少没有浪费。我跟他同桌了几年，晚自习他在努力我在发呆或看历史课本打发无聊的场面，被班主任抓到过多少回了。我是太娇气了。汪庆华是真的表现出了一个平民子弟所应有的本分，能吃苦能专心致志。但有的时候我也觉得委屈：一天十几节课，他只在那么一两节课里比我多努力了几十分钟，怎么就会有那么大的差距呢？那个时候，他也就是每次考试把我拉下个十来分，可怎么后来的差距，高中，考大学，后面的距离就会那么大呢?尤其让我难以释怀的是，他在智商上看起来也并没有比我高出多少，很多时候我能做出来的题目他却做不出来，包括他最擅长的数学。我在初一和初二的时候数学也还很好的，但为什么后来就差了很多呢？而且进了高中，差距就越拉越大。这一个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同桌，怎么就越到后来就越像是坐了火箭一样拼了命的往上窜呢？

我要到后来经历了人生的许多事以后才真正明白：初中时候那看上去多出来的一点点努力，背后却是巨大的精神意志。是要经历了巨大的意志磨练之后，才能够在学习中体现那么一点点的聚精会神，专心致志。也许，那么一点点的努力，表现出来的也就是晚自习的多个几十分钟的用功学习而已，但就是这么能够坚持每天的自习课都多用功那么几十分钟，收获每场考试多考个十来分，这背后所经历的，也是无风无雨的人生所难以想象的打击和眼泪。成绩只是那么一点点，背后隐藏的却是无法想象的付出。那表现出来的一点点的刻苦努力的精神，也是在巨大的心理创痛之后才有的坚强与定力。

汪庆华有个哥哥，然而汪庆华和他这个亲哥哥的关系却很坏。汪庆华亲口说过：他和他哥哥只是“挂名的兄弟”。他甚至动手把他哥哥打的直哭！对的，刚初中的阶段，弟弟就把哥哥打的直哭！他哥哥哭的样子我确实没见过，但对他哥哥我还有印象。一看就是个很软弱很文弱的人，说的难听了，就是女性化。这要在别人家里可能外人也觉得无所谓，但是在汪庆华家里可就太刺眼了。汪庆华父亲两次翻车破产，照理说汪庆华哥哥年纪比他大，更应当懂事，更应当从对世界的美好幻想中走出来，然而事实是汪庆华这个当弟弟的到哪都无比的硬气，没人敢欺负，倒是他那个当哥哥的，给人一看就是个软柿子怂货，像个娘们。

按照某些圣母的道德标准，汪庆华肯定很坏很坏的了，他竟然敢手足相残！然而在农村，在底层，呆久了呆的够感悟人生了，就知道软弱就是最大的犯罪。而对于那些打破了幻想的人来说，最痛恨的恰恰不是砸着拳头欺负他们的狠人，相反却正是批评他们不道德不善良的圣母！汪庆华对他的哥哥痛恨至极且溢于言表，多少年后我才深刻理解了这种愤怒。他的哥哥简直把费拉两个字写在了脸上，一脸的小资产阶级特有的忧郁、多愁善感和迷茫。这种人在农村里是极被人看不起的，他们是什么人呢？打你的左脸，把右脸也奉上，因为软弱就可以满足道德的好名声，虚荣心。他们如果没有跟别人处在一起倒也就算了，但一个决心走武德充沛道路的人，最恨的就是边上有一个圣母的道德标杆。社会的正统标准向着圣母，可是心里大家都明白对立面的阶级最希望底层的被剥削阶级都圣母化，因为奴性的底层太有利于阶层的固化。可是他们偏偏又是和你在社会关系上最亲近的人。猪队友啊！你知道他们是愚蠢的，是错的，可是他们说的和做的却是全社会都支持的奴才模式。你知道你在和全社会对抗，在和全社会做后盾的阶级矛盾对抗。你的一切努力，只是为了改变这个社会现实强加给你的阶级地位，从此摆脱这样底层的痛苦与屈辱。然而那个圣母的猪队友，却用着标准模板的语言和行动，来配合反动的洗脑，来告诉你没有阶级矛盾，没有社会黑暗，更没有改变现实的必要。你要把你受过的欺负和不公正怼回去就是野蛮，就是粗鲁和不道德，就是不安分，你会怎么愤怒？对于汪庆华这样整天把“发财”二字挂在嘴边，一心要冲破阶级藩篱的野心分子，他会怎么看他那个圣母的哥哥？——以坚强为耻辱以软弱为荣誉，他们是真的娘化的无可救药！这种人贱！

我并没有对汪庆华的哥哥有多深刻的了解，但汪庆华的为人处世还算公道这一点也是大家都公认的。并没有具体的事例证明汪庆华哥哥就是如我推断的那样娘化，但从表面的印象和他弟弟的态度的侧面来看，大致可以认为这样的推断基本符合事实。

鲁迅先生说过：人和人之间的差别是超过人和猿之间的差别的。同样的家庭出身，汪庆华和他哥哥完全是两种人格，两种人生态度。这说明他是敢于思考这个世界和社会的。还是鲁迅先生的话：真的猛士，敢于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汪庆华无疑是敢于直面他的穷人家庭处境的惨淡人生的，也敢于正视穷人的多灾多难的眼泪和鲜血，更有勇气怀疑和否定这个伪善的世界，这个被迷信和科学包装成指向终极美好由此进向彼岸预备通往天堂的宇宙世界。这使他在人生的起跑阶段完爆他那个软弱文青的哥哥，也完爆周围一大片的同龄人。


经济学家汪丁丁说过:他在许多年前，读天文学著作时，被一项称为“哥白尼原则”的非自我中心假设所打动。这项假设是：不要假设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前无古人并且后无来者的；因此，只要我们真诚地对任何一种事物的未来状态进行预测，在最弱信息即完全没有相关信息可用的条件下，我们至少应当假设我们并非恰好生活在这一事物的开始阶段和结束阶段——因为这两阶段与我们相遇的概率很低，例如，低于5％。去除这两阶段之后，我们只好假设自己生活在一个比较平庸的时段内——这件事情发生的概率，相应地，将大于90％。

在我们读初中的那个时代，理想主义的残念还在，单纯幼稚的初中生当中，依然有太多的人在幻想着一个如温室花房班的幸福社会主义。而即便摆脱了左的幻想，在现代化强大科学技术的时代进步面前，大家也都有着“世界大同”的美好幻想。总之，大家都天真地以为“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前无古人并且后无来者的”。而为了迎接这个即将到来的“大同”，是在作文里描写人性的黑暗面都不允许的，是在媒体上曝光社会的黑暗面都要经过过滤机制的。那些我们亲眼所见亲身体会到的残酷与荒谬与罪恶，都一定是“大同”到来之前的暂时假象而已。多少人面对着残酷的中学教育淘汰机制无动于衷，因为大家都本能地躲在了一个“世界总会好的”这样的幻想当中，而没有想到要拼命，要抓紧每一分钟努力学习。仅仅是这一个思想态度上的错误，就在初中的阶段淘汰了90%的人。至少汪庆华的哥哥是肯定包含在这个90%的里面。很惨痛的，许多同学，当然也包括我在内，都抱着这样美好单纯的幻想，在那个阶段，就被踢进了淘汰者的行列。

汪庆华无疑是头脑清醒而冷静理智的。他能有这样的心态，而且保持了从初中到高中整个中学这样人生最重要的拼搏阶段，最后的成功也是理所当然的。中学的学习，至少相对于小学的相对简单来说，是非常艰巨而庞杂的。必须要有吃苦耐劳的刻苦精神，才能够在中学尤其是高中那种高强度的状态下拼出个好成绩来。但是光凭死用功显然还是没有用的。要会思考，会动脑。而思考的能力，对学习中知识点的理解能力，那也是要聪明和智慧才能获得的。是要经历过社会现实的磨练，人才能够变聪明的，变的看得懂这个世界的某一些简单规律和抽象概念的。

我一直认为，社会的经历会对提高人的学习能力具有很大的帮助。社会的阅历会提高人的智商聪明度，这应当是普遍正确的了。初三休学那年，快到毕业考试前，我闲逛来到吴承德的家中。吴承德的父亲是开运输车的，运人运货。所以我就心血来潮地对吴承德父亲说：中学整个初三年级要去县城考试，可以让吴承德父亲的运输车包揽运输生意。吴承德父亲很兴奋，激动地连声说好，并且说可以给学校以优惠价。他那样地兴高采烈谈论这个事，以至我都从原来的心血来潮变的想当然以为他肯定可以接下这单生意了。然而吴承德在一旁却始终态度冷淡，一点点都没有要看上这单生意的意思。我后来在回想这一件事的时候，想明白了：吴承德在经历了那样的多数人陷害他的事件和其他种种经历之后，已经变的很稳重了。他看见了校领导是怎样顺水推舟顺着多数人的意思而把所有的罪责都推在他头上，也明白了许多看上去很简单的小事其实暗藏玄机。没有谁是那么淳朴善良的，都要保留那一点点必须的心机。何况全学校全年级包车进县城来回这种牵涉到经济的利益问题，没有相当的关系、面子和信任，是根本想都别想的。

吴承德那一次被学校收拾了之后，态度转变的巨大简直出乎大家所有人的意料。直接负责吴承德所犯处分的是校领导凌家有，正好他的儿子凌洪就在我们班上，和我同学。那时候，吴承德重新回到学校之后，每天都拿一个小纸条写报告，托凌洪交给凌家有。写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甚至写上了他在英语课上的默写单词有几个没有默写出来！我认为他绝没有傻到真的以为这些可笑的琐屑小事能给凌家有带来多少乐子，更没有把这当成是正经的日常报告，但至少反映了他的心态：对权势跪舔。无论这个权势是什么，是校纪校规还是法律法规，总之，他都明白了他这样的身份公开与官府对着干，绝对无疑于拿鸡蛋去碰石头。他可没有想要找死，更没有得抑郁症。

我记得有一次数学考试，是关于钟面时针分针的旋转角度的。分针转过了多少角度到了几点几分，求时针转过的角度？这道题的关键是分针走的角度是在60分钟一圈之外还有余数，也就是说，在分针没有走完一整圈，没有走满一个小时的条件下，时针这么走？

我犹豫了很久，最后选择了时针跳跃式的转动。也就是说，我以为时针平时都是趴在那一动也不动的，只有到了满整点了，时针才突然从上一个整点转向下一个整点。我也曾犹豫，时针应当是平滑地转动的，在上一个整点跟下一个整点之间转动角度是30°，那么半个整点时针走的就是15°。但我最后还是选择跳跃式转动，所以那道题做错了。汪庆华做对了，他的思路就是平滑转动的。

也许这个题目只是赶巧了吧，没有那么全面地反映整体的思维能力。但我还是记得，在小学的时候，就听到数学上要有负数。那个时候我怎么都无法理解，存在的数量就是正数，不存在的就是零，那么负数的意义是什么？难道是负的存在吗？而负存在又是一种怎样奇怪的存在？

直到后来经历了许多的风雨之后，我才想到可以这样地理解:幸福的指数就是正数的表示，没有幸福无风无雨就是零，而负数，就是痛苦，就是跟幸福完全相反的存在。正数和负数都是表示意义的，而意义有正面存在的，也有负面存在——相反的存在，朝着反方向而去的另一种形式的存在。正如痛苦就是幸福的相反方向的存在。这种意义的指向，绝不是物理物质一样的实在，但却是价值意义上的存在。可以用主观和客观来区分他们吗？人感知的意义就一定是主观的吗？我知道社会上其他的人，也一定有很我一样感知到这种主观的意义，痛苦幸福等等感受，它们对于自身来说当然是主观的，但是对于其他人来说，对于相信在别人的身上也会有和自身同样主观感受的人来说，那也是客观的。

而在小学刚开始在学习中接触到的时候，我还无法理解带分数、假分数，无法理解数值比1大的分数存在的意义。而在初中学了物理之后，我还无法理解短路的真实含义。还是吴睿的爸爸，在镇中心修家电的那个老乡，在他的辅导下我才理解了什么是短路。是吴睿的爸爸告诉了我，要从电流相对值的意义上去理解短路，而不要从电流绝对值的意义上去理解，那样的话世界上就没有短路，短路在绝对有电流通过的标准下就是不存在。我真的有点钻牛角尖了。

模型在科学的分析中起着核心作用。学习科学知识，学习数理化知识，最重要的能力就是在头脑中建立一个能够理解抽象概念的具体模型，就像笛卡尔坐标系数形结合一样。这样的模型是多变的，运用到每一个具体的知识方面都必须有专门的、独特的模型，而在整体的统筹上，还要有一个能够充分制造和运用各种知识模型的总模型。这是我自己的经验，也是在科学史这样大视角分析中经常被科学家们提到的。虽然我身边的人，他们并没有跟我谈论过知识模型的问题，但我想，既然顶尖的科学家们都是用这种方法来理解和解决科学问题的，那么普通人应当也都一样的吧。恕我文笔拙劣，没有能力把这方面展开。但我可以很有把握地说，这样在头脑中创造模型的能力，也是要相对的聪明才智才能够符合要求的。我不知道这样的思维创造中，人的聪明与毅力是怎样的具体作用，何况在模型创造出来之后又会对人的智商有反过来的促进作用，这个问题显然太复杂了。但这个观点的提出，应当是符合权威的论断和大家的认知的吧。然而无论如何，艰苦的精神和坚定的意志，都是对于学习成绩大有益处的。

我在初中升高中的考试中只考了608分，距离县中的分数线还差了20分。坦率地说，这个成绩是很丢人的，因为我已经休学了一年，在初三多准备了一年。而就在我准备借读进县中的时候，认识了一位好像是同学的亲戚的人。如果没记错的话，他是那一届进县中的状元，至少，他也是考进县中的成绩最高的几个人之一，他的成绩比我高出了整整100分。他叫王俊，他的父亲那个时候好像还在劳改农场里没出来。他的家境也就可想而知的了。因为成绩相差的太悬殊，所以，除了刚进县中那会还跟他凑的近以外，后来我都几乎跟他没有过联系。何况我们也没有分在同一个班。我读大学的时候想起高中的事，突然发现自己连这么个同学的名字都忘了。还是方万里告诉我他的名字，而且告诉我他后来去了韩国。

方万里也是我在高中里很要好的同学，只是他的家境对应他的学习成绩，简直就是纨绔子弟的活证明。方万里的父亲是南源口乡茶厂的厂长。对的，性质和我那个姨夫的白杨乡编织袋厂基本都一样。我的姨夫在丢了厂长的位置以后只能当个每月领60块钱的电工，过得紧了千岛湖水库移民的移民补贴那一点扶助也成了救命钱。方万里的父亲卖茶厂的钱，被方万里做生意炒黄金，瞎胡闹亏光糟蹋干净后，过了退休年级的老人也只好四处打短工补贴家用，甚至务农，土里刨食。但总还有一丝宽慰的是，方万里社交能力真的算是极强极强，在生意场上到处牵线搭桥，居然也能够把销售做的好，现在经济上已经有了很大起色了。这比我姨夫家的表哥要强的多了。表哥在糟蹋了青春和美貌之后，只能规规矩矩到厂里打工，靠着那一份工资来糊口。命运呐，少年时候的磨练，真的对一个人的坚强意志有着巨大的作用。

现实中对于磨练的价值和意义，要做到理客中的评判，应当参考一个概念,叫幸存者偏差。通过了磨练这一关的人，固然可以说是勇气和意志的胜利，但是，没能过关的失败者，他们也未必就是胆小鬼和懦夫。世界上没有一种考核机制是绝对公平的。当中有太多的偶然和意外左右着人生的命运。可能只需要一点点的坏运气就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如长者所感慨：人呐就都不知道,自己就不可以预料。你一个人的命运啊,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是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行程。

当年和汪庆华一起角逐年级第一的，还有二班的江军。必须承认，统计规律还是倾向于公平和无偏差的。一班也有个女生，也是当年每次冲击年级第一的大热门。三个班正好一个班一个顶级选手，真的平均分配。而在均匀中又稍微有些打破均匀的因素，汪庆华在三个顶级选手中的家境是最好的，所以汪庆华考中年级第一的次数最多。世界既是均匀的，也是不均匀的；既包含均匀和对称的一面，又包含不均匀、不对称的一面——这真是一个辩证法的奇异体现。江军是我小学同学，早在小学一年级时，我们就已经处的很要好了。他的家境真的很困难很困难，相比汪庆华那样家里开车送货的，真是喝稀饭跟喝肉汤的区别了。然而好歹他们的家庭都还能够为他们凑齐学费，尽管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那个时候的学费已经很照顾很照顾穷人了，——但是，一班的那个也考过年级第一的女生，她的家庭却连学费也凑不出来，每学期开学都是学校想尽办法才没让她辍学。汪庆华还能够整天嘴上念叨着“发财”，江军却是身上的衣服都要反复打补丁了穿。

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记得很清楚的，我考了全乡镇第一，江军一个名次也没拿到，但是获得了一张奖状：三好学生。到了小学二年级，江军考了第一，我却只考了第六，等于没有名次。以后的小学每次期末考试，江军的成绩都比我好。他也一直当着班长。升了初中以后，他分配到了二班，成绩还是名列前茅。那个时候，我和别的同学聊天，说到江军，感慨地说：他将来一定是叱咤风云的人物！

可是谁能想到，这样一位大有前途的青年才俊，竟然因为一件极其偶然和意外的事，而改变了人生命运。

江军家原本住在山沓上。我们这边的山区，有许多很偏僻的角落，大家就叫那些地方为山沓，比如，豆腐沓，牛屎沓。江军家在搬下山来之前，就居住在那样的山沓上。小学的时候，他从山沓上的家走到学校至少要一个小时。可他从未迟到过。至少我的记忆中他从未迟到。然而我真的是太没有融入到同学和班级的集体中了，竟然都忘记了江军他中午是在哪里吃饭的，我真的忘记了。好像他早上都是带好了咸菜到学校的。确实，住在山上是太偏僻太落后了。大家都拼命要搬下山来。我知道的有一个著名景点的村庄，属于这个镇上的，高山榆槐行政村，原本有七八百人，现在只剩下了七八十人。到那村子里旅游，寂静的好像人家专门把个工业化之前的古朴村落，原汁原味地留给了旅行者观光一样。是的，山区就是贫困的代名词。江军父母肯定也要想方设法搬下山来。

那可能是在初二的时候，江军家到马路边的一块偏僻的空地上做房子。按理说江军正在准备考高中，向县中冲刺，家里做房子肯定会在经济上有影响。毕竟，他家里给他凑学费都是非常紧张非常紧张的，初中尚且如此，高中肯定更艰难。但是江军还有一个哥哥，他哥哥学习也还好的，但没有江军那么特别的优异，所以，他家里的意思就是：江军哥哥读完初中后，就辍学打工，在经济上支援江军，保证他能有学费读大学。很可能就是这方面的考虑，为了给他哥哥解除后顾之忧，他家里决定做房子，为江军更为江军的哥哥。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就因为做房子的事，江军出事了。出大事了。

江军和他哥哥帮家里建筑，用筛子筛抹墙用的细沙。抹墙也要用到石灰，所以建筑的场地上也摆放了石灰的。江军和他哥哥相互打闹闹着玩，用这边的方言土话就是“武了嬉”，相互用细沙泼洒对方。这种游戏在乡下很寻常的，我还记得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在生产队的油坊里，跟着一大群人，拿着用来榨油的成包成袋的黄豆，和大家一起，打黄豆仗的往事。拿着黄豆撒对方身上，对小孩子来说，真的是一种开心的游戏。江军和他哥哥撒细沙，也只是个平常的游戏罢了。然而，游戏升级，两人开始撒石灰。大错由此开启——江军的哥哥把石灰误撒进了江军的眼睛，江军差点失明了！后来虽然拼命医治，但江军已经无法正常看书学习了，比指甲还大的课本上的字，像今天键盘上按键那么大的文字，竟也还要用放大镜来看！大祸从天而降，江军的人生从此一片灰暗。

江军的父母原本都表示过，江军考上了大学如果没有学费，家里就是把新房子卖掉也要供他读大学。可江军的眼睛接近于失明后，他只能去建筑工地上卖苦力,驮钢筋，扛水泥包。他后来对人说起眼睛的事，从来只说是他自己把石灰撒进去了，从来没有提过他哥哥。江军和他哥哥兄弟感情很好的，他哥哥也是个很友善很热心肠的好人。江军这么做完全是为了避免人家对他哥哥的黑暗猜疑。真可怜他一片良苦用心。

还有一班的那位女同学，她的父亲在初三之前就惨遭横死，而且死的地方就在学校外的马路边上。那一回好多同学都围过去看的。尸体很快就移走了，只剩一些看热闹的同学和村民还聚集着。我记得个时候，我们班的班主任正好闲的无事，但又不好过去围观，因为有失体面，就让我过去看看到底是怎么样的场景。我去的时候已经基本清理结束，没什么可看的了，只好回来向班主任报告说是一班的那位学习成绩最好的女同学的父亲横死马路上了。班主任很吃惊，但也没有过多的表示。最终那位成绩跟汪庆华争夺全年级第一的女同学，后来突然，辍学了。原本有望三个班一人一个保底的县中名额，最终只剩下了汪庆华一个。

然而江军他们终还是有能力读完了初中。我记得在小学的时候，班上有个家境特别贫困至极的女同学，叫潘红霞。她家里甚至没有基本像个样子的住房！她家里住的，完全就只是个用泥土和树枝搭起来的简易棚！人家形容家里穷可以说家徒四壁，而潘红霞的家里连家徒四壁都不够格，因为那个棚子，有好几个缺口，有的缺口还特别大，简直像是房子倒塌了半壁。没有瓦怎么办？塑料布搭的顶棚挡雨就可以了。这么贫困的家庭，能够供她和她弟弟上学，简直是卖血才凑到的学费。而且，理所当然的，潘红霞读到了小学二年级就辍学了。她弟弟不知道，但想来也不会好到哪去吧。

我记得小学一年级，刚刚搬到乡下的时候，对乡下和村子里的一切都还感到好奇。那一天下午放学了之后，我在村子里玩耍，经过了潘红霞的家。当时潘红霞正在做家务，而且准备做晚饭。她看到我之后，跟我打了招呼，而且喊了我的名字。虽然没有在语言中用具体的词语说出来，但我分明感受到她对我能有空闲出来玩的羡慕，对我职工家庭出身铁饭碗经济的羡慕。那一刻，她对我的羡慕，让我感受到了一种无地自容的感觉，当时没有确切的词语来描述，但是等过了有些年之后，我终于明白了那个可以具体描述的词语：游手好闲。

一年级的时候，潘红霞想学习成绩就很糟糕。可是用学习成绩来描述这样家境的一个女同学的努力刻苦与聪明与否，真的没有意义，甚至，就是不公平，就是耍赖和谲诈。她有学习的条件吗？她放学了有时间做作业吗？她有重知识重教育的家庭环境吗？她买的起笔和纸吗？这真不是说笑话，吴新星的家境再怎么样也比她好的多了，但吴新星那时候真的也快要买不起笔和作业本了。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吴新星家里没有钱给他买尺子。三年级的暑假作业，数学作业中有一题，要求用直尺做一段指定长度的线段。吴新星没有钱买尺，就借了我的暑假作业，对着我的作业，尽可能平直地用手光捏着笔在暑假作业本上画了指定长度的线段。虽然我现在想起来也奇怪他怎么没有直接借尺子对着描。也许，他是很倔地要表示：没有尺子，他的直线线段也能画的出来吧。

在有限的小学两年的记忆里，潘红霞都是个善良的同学。大家和她相处的都很好。那个时候到现在，都很流行一种精英视角的观点：学习差的人是应当受穷，因为这种人已经在社会的竞争中失败了，是劣质人口，理应被社会所淘汰。想想潘红霞，还有吴新星，还有更多的人更多的同学，真感慨社会的虚伪太欺负弱势群体了。穷人也有话要说：正是因为在社会的阶级分化中处于弱势地位，所以在社会的竞争中先天地处于劣势。这样的竞争其本身就是不公平的，极其不公平不公正。然而却还有人要用这样不公平的竞争结果来倒推不公平的原因，难道穷人的善良却就是为了：在泼上愚昧懒惰心眼坏的污水的同时，还都不能辩驳？必须要乖乖接受这样的污名化？妖魔化？

潘红霞的弟弟不熟，只有一件事有印象。那一回放学，走到同学潘建伟家门口的时候，正赶上潘红霞的弟弟和潘建伟的弟弟打架。潘建伟弟弟躲进了家里，潘红霞弟弟追着打进了他的家里。很快他父母过来把潘红霞弟弟赶跑了。可是潘建伟父母，尤其是他母亲，突然狠狠的打潘建伟弟弟，一边打一边骂：人家都打进家里来了他还不敢还手！不敢打架，就不要吃家里的饭！

潘红霞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跟吴新星同桌。也许，那真的是按照家庭经济条件分座位的吧。

小学的时候，老师们也都努力过让家境困难的同学尽可能的完成学业，哪怕是品学兼劣的同学。有个叫方亮的同学，没了父亲，由伯伯抚养。他伯伯肯定是希望他辍学以减轻经济负担的，全亏了老师们的劝说和帮助才得以继续求学。这样的条件本应该感恩社会，热忱于班级同学，可偏偏他继续着原来的与人为恶的品质，跟吴新星都打过架的。那一回吴新星和方亮动手，全班同学都站到吴新星这一边。吴新星把方亮打的很惨，可是没有一个同学同情方亮，却还都围观说:打的好！大家甚至都把吴新星当成了除暴安良的英雄！这样的人际关系，他什么人品也就可想而知了。而且方亮还继续他糟糕的学习表现，一点点都没有要努力上进的样子。这样的品行，终于，到了第二个学期，他的伯伯要他辍学，老师们也没有再过去劝。

过了十多年后，我在和另一位同学见面的时候，意外地见到了方亮。他辍学了之后就一直在社会上混事。那个时候，他正在浙江的某个地方，在赌场帮人看场子为生。这样的人生，也许本就属于社会的阴暗处吧。

以坏分子的形象出现的同学，虽然他们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痛苦和愤怒，但又必须要承认，他们敢蹦敢跳的性格，有时候也会起到循规蹈矩所无法起到的效果，在死寂般的环境中炸响了一声巨雷。这种人在社会上每天都在传述他们的故事。或好或坏。或反或正。或被人骂，或被人夸。也许他们撞到了对的地方，被正统社会所接纳，完成反体制到钻进体制内的转变，成为传奇；也许他们撞到了错的地方，彻底沉沦，没有人再会正眼看他们一眼，社会也会彻底的把他们打入另册。我的小学和中学的同学中，还没有这样有着过于传奇故事的同学。但他们的某一些行为，在被大家当有趣来讲述的同时，或许也可以印证那些真正成为了传奇的异样人生吧。

应当是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一场普通的数学考试，大家都在安静地埋头答题。吴承德突然大叫起来：获利是什么意思?原来，应用题中有道题要求计算获利的百分数和相关数值。吴承德那吼了一嗓子之后，班上许多其他同学也跟着表示疑惑。数学老师这才重视起这个问题来，临时客串了一把语文老师，给大家讲解获利的意思。这个事本来也没什么太多的内容，可谁料那一回期末考试，数学题的应用题中就偏偏出现了获利这个词，而且还要求计算百分数和相关的数值。其他的小学同年级考生，因为吃不准获利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而大多没有做出这道题，大大的失分。所以，我所在的小学班级，这一回在整体上就考的特别好，在新学期开学讲解期末考试的时候，数学老师特意“表扬”了吴承德。

坦率地说，如果没有吴承德提出来那个问题，班上的其他同学真的没有人会把这个问题当做个严肃认真的问题给提出来。虽然没有人谈论过，但我可以肯定地说，同学们都认为在考试的时候问这个问题，就像直接问老师要答案一样，简直接近于作弊。虽然是考数学，虽然要问的问题是语文，是真的很难把这个问题算做在数学考试上问数学问题，但大家都有一种心理上的路径依赖，一是数学考试问语文问题很像是在给不会做找借口，数学不会算，借口赖语文；二是既然在数学考试中遇到了，那它多少必定跟数学有关系，怎么说也是数学上的概念，看不懂它就跟看不懂奇数偶数是什么意思一样，都是数学不会做，而数学考试问数学问题，像作弊么？再最后，考试的时候问问题，无论怎么样都给人滑稽的感觉，所以，即使问题问的有道理，大家也吃不准它究竟该不该提出来，该不该向老师提问。这是小学生在小学阶段的正常心理。而坏分子吴承德显然太反常了，太另类了。

如果没有吴承德吼的那一嗓子，数学老师在后来讲解的时候肯定多半是不会意识到，大家其实卡壳是卡在不懂“获利”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上。就是说，数学考的不好，不是数学的问题，而是语文的问题，非战之罪。那这个问题就这样被忽略过去了，大家普遍的成绩也就跟其他小学同年级考生的一样。而恰恰因为我所在的小学班级的反常，所以无意间跟别的样本做了比较，证明确实是非战之罪，确实是这样的滑稽。而全班同学的正常，相比于吴承德的反常，也在无意间在样本中做了比较，证明调皮捣蛋的同学也有独到的价值。

后来进了县中，那位地理老师，许从志，喜欢在课堂上讲一些跟课本无关的东西。有一回他提到个概念叫社会的边缘群体，说到边缘群体对社会的正面价值，许从志老师提到：改革开放之初，许多做小生意的人，都是社会边缘群体出身，因为当时社会普遍的氛围压力下，有正规饭碗的人都不敢去触犯政策。只有边缘群体，无产可破，敢冒险，敢闯敢拼，行走于合法与非法的边缘，政策管制的灰色地带，做别人敢想而不敢做的事。所以是这些人反而有许多成为了暴发户。但这些人本身学识和能力有限，除了初期的少数人有幸成为了大款，后来跟风的，就基本只有干个小个体户，混口饭吃了。

许老师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起了吴承德吼着问获利是什么意思的往事。人的相互理解是真的很难沟通的，如果没有吴承德带头吼那一嗓子，带动班上许多同学一起提出这个问题，数学老师恐怕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获利”这个词会从语文课的范畴里跑过来，卡到了数学考试的正常思维上。真的别笑话，那时候乡下人的知识面和语言能力真的是很有限很有限的。初中的时候，班上有个腿残疾的同学，叫胡成固。有一回语文写作文，给定的题目是《小议看电视》。胡成固写的是：“说起小议，那可是个顶呱呱的人物。有一回他妈妈……”

真的别笑。这真的是那个年代那样的信息条件下，乡下人的普遍的认知水平和语言能力。今天的能力是比那个时候好多了，可是今天的问题也是那个时候所无法想象的。而在今天这个时代，同样也还有许多新的事物，新的社会现象，是要有许多坏分子们尝试冒险吃螃蟹才推动社会前进的。当年多少人认为电脑就是游戏机，就是黄录像，是要把人带坏的？那时候县中里开始了最初的电脑教学，吴睿怕感染了坏东西而主动电脑课逃课！多乖的好良民！而今天看来，多少当年的网吧老板，和卖电脑起家的混混痞子，在经历了多少年的种种折腾之后，都发了？

做游戏的盛大，还有莫名其妙的腾讯，那个时候，都是主流媒体口中的边缘群体，都是官府想要管制的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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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2005年的时候，我在读大学时，写给萧一湘老先生的。之前已经写过一封普通的信，只是没有提到我具体面对的问题。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我一直希望能写的淋漓尽致，尽可能地把我的感想感受和面对的具体问题都写出来。但写的途中始终没能够把问题痛痛快快地都写在纸上。最后终于还是决定重新再写，写在了另外一本软面抄笔记本上。所以，下面这封信，并没有寄出去。最终寄给萧老先生的，是另一本软面抄，用挂号信寄过去的。但这本没有寄出去的信，我也很小心地保存着。先把它发上来吧。这封信，真是也是倾注了我的心声。

这是在2005年的时候，我在读大学时，写给萧一湘老先生的。之前已经写过一封普通的信，只是没有提到我具体面对的问题。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我一直希望能写的淋漓尽致，尽可能地把我的感想感受和面对的具体问题都写出来。但写的途中始终没能够把问题痛痛快快地都写在纸上。最后终于还是决定重新再写，写在了另外一本软面抄笔记本上。所以，下面这封信，并没有寄出去。最终寄给萧老先生的，是另一本软面抄，用挂号信寄过去的。但这本没有寄出去的信，我也很小心地保存着。先把它发上来吧。这封信，真是也是倾注了我的心声。

这是方万里写给我的信。信封已经丢了，因为浸了水。信纸也浸了水，但还好内容没有损失。他寄过来的时候就是这样，折成四角牌的。

因为丢了信封，而且最末尾的落款也没有写年份，所以上面方万里的信纸内容无法看出是写于哪一年。认真想想，应当是在方万里去了合肥读大专，而我还坚持复习高考的那一年。02年，或03年。而落款是12月，那肯定是02年了。应当就是这样，是合理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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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见到方万里的时候，他的母亲正病的很重，开刀住院了。那都是快一年前的事了。后来关于他母亲住院的情况，一点也没有消息。因为我也住院了，去年的11月8日，电瓶车撞到地面上，左腿膝盖骨骨折，住院，并且动手术了。我跟方万里也没有再联系，想知道对方的状况怕也是徒增伤心而已，唉。当年都一起从县中毕业。我们也许早就被划进了能力弱的弱势群体了。

光阴

这封信是我在2005年的年底写给萧一湘老先生的。确切地说，是在2005年的12月14日到31日，这短短的17天内写成的。信写好后，31日当天便寄给了萧老先生。萧老先生认真地看过了，也替我保存好了。直到2007年的年初，萧老先生才把信重又寄了过来。感谢萧老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