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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了，整整十年！惊回首，问天谁堪造化怜！

外公的故事已经说了很多了。他遗传给我母亲的所有品性里，有一样是我最感到痛心痛恨的，那就是他作为一个自恋的传统道德知识分子文人的自我感动，刚愎自用，与专制蛮横。这完全遗传给了我的母亲。这种类型的人，只要认为自己在做正确的事，高尚的事，只要认为自己是个道德的人，高尚的人，就可以对别人指挥下令，甚至要别人为他们的事业牺牲。当然，他们会认为，只要他们是高尚的人，他们的事业就是高尚的事业，而高尚的事业就是有资格有权力要低尚的人为之牺牲。被牺牲，是一种幸福。你不幸福是因为你还牺牲的不够！你还不崇高，不觉悟，所以要帮助你进步！大象走路，哪顾及脚下的花花草草被踩踏！

外公以父权的专制力量，极其蛮横地拆散了阿姨和她原本的心上人。这件事是外公他们整个家族的一块伤疤。所有人都主动的回避了这件事，主动选择遗忘。只有阿姨，还经常很煞风景地，在亲戚们聚会的场合硬要把这件事给提出来，好像生怕大家把她的故事忘了。而且，不顾大家的尴尬。她还要说，如果有可能，她还要去找她原来的心上人，找寻属于她和她心上人的幸福，而不愿意跟着姨夫过日子。这话说的，真是让大家都尴尬的无以复加。姨夫更无地自容。其实从硬件的条件来说，姨夫也真的条件很可以了，至少从一般人的眼光来看，姨夫是绝对能够配得上阿姨的。只是从今天的角度再重新往回看，这段姻缘什么感受，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姨夫跟阿姨一样，也都是地主的后代。姨夫是千岛湖水库的移民。他的父亲，也是个小地主，但真的算是个最倒霉的那种小地主了，因为他是真的直到49年才拥有了配得上地主这个名号的那么百十亩地。姨夫的父亲，原本也就是个普通的农民，小自耕农。省吃俭用了一辈子，攒了大半辈子的口粮钱，终于赶上了49年人家送他当地主的“好”时候。地主们纷纷都把手里的地像药渣一样扔出去，多便宜都可以，甚至白送都行，就为了求着别人来接盘。姨夫
的父亲大大心动了，拿出所有的积蓄买人家地主的地，坐实了地主的成分，硬要往阶级斗争的枪口上撞，铸成大错。姨夫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生了。历史很搞怪的是，姨夫的生日正好是49年的10月1日，新中国成立。

新安江蓄水，千岛湖建成，姨夫全家顶着个地主的帽子，作为库区移民，分配搬迁到了外公和阿姨所在的村子。外公当教师，姨夫理所当然地当了外公的学生。两个都是地主，都是被身边的专政基础监督改造的对象，自然在思想上走得很近。偏偏姨夫又很出众，考上了屯高，屯溪高中。屯高是黄山市高中的最高学府，虽然那时候还没有成立黄山市，而是叫徽州地区。

姨夫的成分是地主，在那个要工农兵推荐上大学的年代，姨夫只有回乡务农。外公多少有些带着奇货可居的心态，硬要阿姨嫁给姨夫。说外公是个专制蛮横的封建家长，至少在阿姨的婚姻这件事上，他肯定洗不清。但如果说外公只是个专制蛮横的封建家长，一点点都不顾及阿姨的感受，一点点都不为他女儿，阿姨，的终身大事和切身利益考虑，那也是不公平的。虽然没有和别人谈论起过这个问题，但仔细分析的话，是肯定有这样的事的。外公为阿姨考虑的结果对错姑且不论，他考虑的是否尽心尽力秉持公心也暂且不论，但他是站在阿姨的利益角度考虑过阿姨的幸福，这点还是要承认的。毕竟，在那个年代，那个时候的标准和眼光看来，外公还是很开明的。开明知识分子。戏谑地说，读书人，知书达理嘛！

外公有三个女儿，阿姨排行第二，是唯一一个没有上学读书的。大姨有文化，招工进了公家单位，但很早就去世了。二姨要和大姨一块读书，家庭经济负担太重，难以承受；偏又二姨读书上学的年纪，赶上了三年困难时期，二姨只能当了文盲。我的母亲比二姨小了好多岁，上学的年纪赶上了家庭经济好转，得以上学，还参加过两次高考，文化人了。对于二姨，外公的内心无疑是很愧疚的，更希望能有机会补偿，补偿她失去的人生，失去的幸福。姨夫这时候回乡，加上又是屯高的高材生，虽还有地主成分的政治问题，但许多人都已经把他看成大有希望的潜力股，生力军。文革到了中期，宗教般的狂热已经退烧，邓小平被数亿中国人民寄予了希望。这样的情况下，外公想把二姨嫁给姨夫，至少在外公看来，绝对是给了阿姨一张通往幸福站的幸福车票。

阿姨后来每当提到她的真正的幸福被外公生生拆散的时候，对外公却并没有太多的怨言。因为外公的动机虽然有太多可指责的地方，但也还真的包含了对阿姨幸福的期望。如果外公真的是为了图嫁妆，或为政治地位高攀，那不要说阿姨会咬牙切齿，就是舆论，也会戳外公的脊梁骨——卖女儿啊！但外公又真的是希望阿姨幸福，对姨夫不图财不图利，只希望姨夫能给阿姨幸福。阿姨和她原本的心上人感情极好极好，比天高，比海深。但外公坚信，他慧眼为阿姨选择的姨夫才能够带给阿姨真正的幸福。老骨头硬一把，狠起心肠来痛下杀手棒打鸳鸯。知书达理的开明知识分子，突然变身为一个铁石心肠的封建老顽固，那阵势，可也真是相当的厉害！那也是一颗顽固透顶的花岗岩脑袋！

一个一向以开明而被世人所称道的知识分子文人，虽然是传统破落小地主文人，一向开明，却突然变的保守顽固，应当有外界刺激的重要原因。那正是刚刚经历了文革最高潮的阶段，无数黑五类们惊魂甫定。外公被戴上高帽游街，批斗。外婆惊吓过度，痴呆了，再严重一点就要成植物人了。外公家里的老房子被群众们破了四旧，抄家，焚书，捣毁圣象和一切封建标识。梁柱上的木雕人物，都被削掉了脸，绘有龙纹图案的六边形大水缸直接砸碎。

在小时候我看见木雕人物被削了脸当然觉得很可惜，但随着阅历的增长，逐渐有了新的想法，新的认识。尤其是联想到小学同学方龙的一件事后，愈发认为削掉房顶梁柱上木雕人脸应当有它的道理，应当是正确的。方龙房间里睡觉的那张堪称古董的精美老式木雕大床，上面也有精致的人物的雕像。漆黑的夜里，晚上睡觉的时候，那些鬼神一般的木质雕像，在光明与黑暗的交织中忽隐忽现，太摧残一个儿童的幼稚心灵了！

方龙做了一件在他所知道的范围内算是最好的处理办法的事：用削铅笔的小刀把木床上鬼神一般雕像的脸都给统统削掉。终于能在晚上睡好觉了。

这是勇敢的表现。在大人们的眼光看来，或许这是愚蠢的，是愚昧的，但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那些无法理解的事物，就是种可怕更可憎的东西。不要说什么等长大了就不害怕了，那种话没意义，连鸡汤都不算，最多鸡汤味很香。人必须先经历儿童阶段之后才能长大成人，不在儿童阶段就勇敢地面对现实的荒谬与黑暗，不在儿童阶段就赶紧让心理年龄和肉体年龄一同增长，等到只是年齿的徒长长大，不但让问题愈发的积累严重，而且更耽误了在初长成年的阶段该要做的事。人生的马拉松，输在了开始的阶段。

那些外公家房顶上的人物雕像，跟无数的其他封建崇拜圣象一样，在人们的头顶，压制人们的头脑，蛊惑人们的思想，毒害人们的灵魂。它们是被反动阶级创造的，它们的意义与好恶的最终解释权，掌握在反动阶级手中，尤其反动知识阶级的口舌之中。祥林嫂，二十四孝，法海镇妖。当年文革中的革命群众捣毁圣象，虽然手段很粗糙，但革命的大方向却是把握的又准又牢。而既然是文化大革命，那么除了物质层面的砸烂之外，更有精神层面的解放。虽然手段更加粗糙。应当也是从那个时候起，阿姨母亲舅舅们跟外公划清界限。从此不能再喊他“爸”，而只能再喊他“叔”。当然，历史证明，这一切只是表象，就像用刀子划破水的表面一样。文革，太超前了。太空想了。太超出人们的历史局限了。上层建筑，太超出地基的物质基础和历史现实了。

历史前进的车轮碾压过了无数底层小人物的躯骸。作为敌对分子，外公在经受了打压之后的怨气可想而知。他不是圣人，更不是圣母，他就算没有别的反抗手段，至少也能在某些问题上跟官方口径唱反调。阿姨有个成分又好品行更好的心上人，外公不让她嫁，却偏要让她嫁给同样是地主成分的姨夫。阿姨要反抗，外公就搬出孝道压迫，哪怕这时候他们已经在表面上断绝了父女关系。是文革逼他们断绝关系，划清界限，外公很冤屈，所以要杯葛毛 ，咒骂四人帮。从他个人的角度来说，这当然是正确的。可他用粗暴干涉女儿婚姻的手法，无论为了什么目的，都让人认为他做错了，——不难道正好证明了文革对他这种人的压制是正确的吗？文革手法是很粗糙，批斗他的泥腿子们是没文化，可他形使起封建父权来又是何等的粗暴，他个文化人开明知识分子包办婚姻的做法，难道比没文化的泥腿子家长尊重子女对婚姻的个人意愿的做法更值得称道？

对于整个地主阶级文人来说，孝道都是一个天条般的存在。即便开明温和派与保守顽固派，区别也仅仅是缓和与激烈的分歧。简单地说，顽固派坚定认为“老子打儿子，打死不犯法”，而温和派反对做的这么极端。一个要时时刻刻挂在嘴边言辞上刻刻时时提在手头行动上，一个只要隐而未彰引而未发。外公该算是开明温和派了，但他的行动完美地证明了什么叫反动思想根深蒂固。文革以封建的罪名声讨外公，这封建的意思肯定是包括孝道在内的，封建孝道，吃人礼教。干脆说的简单一些吧，这么说：

文革以孝道的罪名声讨外公，外公认为文革是错误的，就以孝道逼迫亲女儿嫁给同属文革打击对象的地主后代姨夫，坐实了文革声讨他的罪名，用事实展现给世人看到他是怎样蛮横地拆散了阿姨和她的心上人，生生为人世间增添加了一出悲剧的。在他身上，还有比这更荒谬更加黑色幽默的吗？

外公他当然也对底层的劳动人民抱有深深的同情，但经济基础和历史局限决定了他的这种同情无论多么深刻，无论他自身或旁人多么被这份同情心感动，那都是肤浅的、浮于表面的。是因为经济或政治地位而获取的道德优越感的一种表现。谁也不是圣人。都摆脱不了屁股决定脑袋的魔咒。能够摆脱的，做到脑臀分离的，都是圣人，或圣徒。但圣人圣徒都是不世出的，可遇而不可求。何况统治阶级也不能容忍真正的圣人。或者在刚露出一点异端的苗头就被碾压、粉碎，或者在经历了无数次死里逃生的磨难之后终于在历史书上留下了名字，名垂青史。外公他能衣食无忧地活到古稀高寿，他才有多少对现实的批判性？舅舅强调说，外公为人非常温和，非常具有传统文化所提倡的温良恭俭让。这倒确实，和外公相处过的人都证实确是如此。可他的温良恭俭让，恰恰是在心理上隔绝他与底层的一道鸿沟。底层人民挣扎求生之艰难无以倾诉，心中怨毒之怒气无可抑止地、随时随地在言谈举止中发泄出来。用正经的语言描述，就是“污”；用俚语来说，就是“屄里屌啰嗦”。外公是斯文人，言谈举止文质彬彬，肯定被底层粗人视为异类。在红色官僚的压榨之下，底层人民被幸福了。外公他当然也知道底层的苦难。但他绝没有那样的巨大勇气，去痛恨这个世道。他还是希望能够保留那个幻想，那个红色神话的幻想。这种心理，除了人人幸福人人道德高尚的大团圆温馨之外，必须承认，还有更重要的物质基础。那就是:在红色神话的平等幻想和幸福催眠所掩盖下，在事实上依然保留了外公的相对优越经济条件跟社会地位。他的祖产，公家铁饭碗，还有千百年来底层人民惯性的对文化人的敬畏，都激发了外公“比下有余”的舒适心理。

美国心理学家托马斯·威尔斯（Thomas Ashby Wills）在《社会心理学的往下比原则》（Downward Comparison Principles in Social Psychology）一文中指出，“比下有余”是一种心理机制，能让人产生安全和满足感，提升良好的自我感觉、找到伙伴温暖、常怀感恩之心。这种“朝下比”虽然看上去似乎有积极的心理提升作用，但在心理学里却被界定为“负面情感”（negative affect，又称负向情感），因为它包含负面的自我观念和情绪，如自卑、害怕、挫折感、无助和无力、无成就感。人们在关注他人或事物时普遍有负面趋向（negative bias），对负面信息比对正面信息更感兴趣，也印象更深。朝下比的负面情绪会加剧人的负面趋向。

在红色神话幻想的催眠下，再配上比下有余的舒适心理，外公他老人家一定感觉很好很强大。但既然是红色神话，它的红色底色，背景色，它的红色主旨，决定了它终有一天会清算一切阶级异己。人民也绝不会感激他这种比下有余，更不会感激他那充满优越感的廉价的同情。人民希望的是和他那优越感的位置换过来，用人民的优越感把他给比下去。外公暂时的岁月静好，只因为有太多比他坏了无数倍的阶级敌人挡在了他的前面。但等到大坏蛋大地主们都被消灭干净了，外公他这样的小地主，也就成了仅剩下的靶子，众矢之的。建国初的镇反，他因为同情底层劳动人民，又没有什么劣迹，没有历史污点，又有知识和文化（虽然是旧知识旧文化），因而还算是被优待。他也真诚地忏悔自己的剥削阶级原罪，真诚地希望通过努力来溶入人民的群体，成为人民中的一员。但人民显然并不满意他的忏悔和努力，在文革中依然把他打成了敌对势力和阶级异己，只留给他更彻底地向人民投降的唯一出路。但正是人民在人民运动中表现出来的种种丑态，跟官方宣传中对人民形象的吹捧完全相反的丑态，事实表现，终于让外公他老人家动摇了对人民神圣形象的信仰。这是多么不容易啊！须知，外公是个顽固相信党的宣传和人民洗脑的白板文人，头脑里毫无自己的主见，只能听凭外界强势力量的灌输。然而，这样的人，也怀疑了。

吴正芳在记述中说：三年困难时期，外公的父亲被当权的官僚迫害，活活饿死，当然令外公很心痛。但纵是这样，他还是要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紧跟党组织。外公这样的人，心理上一定要有一个依靠，头顶上一定要有一个救世主，否则他真的没有勇气睁眼面对这个现实的世界。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一知天下事不敢再出门。他原本是坚定信仰人民，坚定信仰党的宣传的。但文革几乎动摇了他的信仰。前来抄家的人民，虽然打着公家的旗号，神圣革命的旗号，却也跟旧社会一样，许多人都浑水摸鱼，公谋私利。那些地主阶级剥削阶级奢靡享乐的物品，人民和它们之间也并没有什么阶级鸿沟，顺走后心安理得的享用，就跟是在他们地里挖出来的一样。批斗，大打出手，很多人的表现完全就是公报私仇，甚至完全没有什么瓜葛的人也来施展下拳脚，完全就是无脑跟风，这要也是革命那流氓地痞的劣行也都可以算是革命了。还有更多的丑行。某甲因为某乙在抄家中顺走的东西又值钱又多，眼红了，主动来告诉外公谁谁又拿走了他什么值钱的东西，为了自证清白，又把自己拿走的东西中不值钱的几样拿来还给外公。这可都是人民！

多少旧文人知识分子都和他一样的痛苦矛盾。权势阶层歹毒蛮横霸道，在现实中他们也都看得见，可是反对权势的人民，无权无势的人民，道德良知上也绝非就是高尚纯洁的白莲花。而他们文人自身，又没有任何能力去改变。甚至他们在道德上的立场，划定道德善恶是非的标准，都要依附于社会的其他群体。通常是在极左的民粹人民神圣论，和极右的法西斯精英专制之间摇摆振荡。而他们个人的命运，也在时代的动荡中令人唏嘘、嗟叹！对于在阶级立场上艰难抉择的文化人来说，真的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像那个地方典故中的故事一样：

徽州乡间有位书生，虽然功名很低，但以狂狷闻名。某一回，村里人在祠堂举办宗族祭祀之事，然后在祠堂里吃饭，族宴。该书生突然在祠堂的祖宗牌下当众撒尿！众皆大惊，仿佛凌霄宝殿被孙悟空大闹天宫了一般！简直炸开了锅！立刻有位长老忍无可忍了，站出来训斥：

堂上并无粪桶，如何竟能撒尿？！

书生慨然回答：

堂上俱是粪桶，如何不能撒尿？！

言罢狂笑而去。

未几，太平天国打到了徽州，也来到了书生所在的村庄。所有人都跑掉了，包括族里最有威望的长老们。太平军来到了祠堂，里面空无一人，除了那个以狂狷而闻名的书生。书生手里拿着书卷，来到太平军面前，高声诵读曾国藩的《讨粤匪檄》，——作死的节奏！太平军当然跟他没什么客气，直接一刀结果了他。

权势蛮横，底层下作。作为旧文人知识分子，偏偏两边的毛病都沾染了，两边的缺陷都具备。外公也和底层的坏毛病一样，胆小懦弱，奴颜媚骨，能力弱而性格更软弱。但他在封建习俗允许他蛮横的时候，蛮横起来，完全就是一个封建家长，专制暴君。除了对阿姨婚姻的粗暴干涉外，他对大舅的人生道路也很蛮横地阻挠。然而权力行恶，权力本身就是理由；羸弱行恶，弱就是有理弱就是正义。权力恃强凌弱，本身就是杀猪的刀，对弱小者磨刀霍霍向猪羊。弱势群体表现出弱者的残忍暴虐的时候，死猪不怕开水烫，毫无廉耻的滚刀肉。强与弱都不相信道德，顶层的道德是人尽可夫只认钱的婊子，权贵们的一切罪行都可以用道德来洗白；底层的道德是白白嫩嫩食屎肥的粪蛆，再肮脏的利益都值得出卖灵魂出卖道德去交换。文人知识分子站在两端的中间，两端的立场都不完全，却又两端的影响都有些沾边。所以虚幻的道德与实在的利益不可偏废，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像外公这样道德优越感极强的知识分子，无比的自恋，当然也会找个更正当的理由。对大舅的人生道路干涉，他是在执行父之于子的教育天职。对阿姨的婚姻包办，除了私的方面的理由是姨夫条件好有高中文凭能让阿姨过的更好以外，公的方面更有他心底里的道理，天理！虽然外公没有明白地从嘴里说出来，但大家其实都心知肚明：他作为地主对文革满腔怨恨，希望同样地主成分又有高中文凭的姨夫，能够出人头地，代表地主阶级做出个样子来，所以坚决把阿姨跟她的心上人拆散好让她嫁给姨夫。外公在帮姨夫出人头地的人生路上助了一臂之力。为了替地主阶级争口气这个崇高使命，阿姨就是牺牲也是幸福的，必须的！

阿姨和姨夫的第一个孩子，表姐，出生在72年。那么推算回去，外公逼迫阿姨和心上人一刀两断重新跟姨夫结合，正应当是文革最高潮的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文革狂飙掀起后，至少在表面上，外公和阿姨等子女都断绝了关系，划清了界限。但在当时，人们普遍的心底里，对文革还是懵懵然的。即便是在文革最高潮的阶段，腐朽思想、封建习俗、反动道德礼教，仍然是如同圣象一般存在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头顶之上。文革对正在当时的阿姨，也仅仅是激励了她尝试做了有限的反抗而已。尝试仅仅只是尝试，然而尝试并没有成功。阿姨对外公的反抗，终归于湮没消失，无声无息。

阿姨和他心上人的抗争一定也让姨夫难堪，何止是尴尬，简直是折磨，灵魂的煎熬！外公放出话：姨夫若不要阿姨，那就是看不上她，屯高的高中生看不上文盲村姑，一心想要高攀城里吃皇粮的女职工！姨夫读书的时候遇上困难，外公帮了他多少，如今姨夫高中读出来了，有出息了，却看不上外公的女儿！——这真是诛心。

都说圣君诛心，可其实普通人之间用道义的陷阱来要挟打击对方，也是玩的嘛儿顺溜。当然外公也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护：他是为了成全阿姨和姨夫，他是出于好心！他是怕姨夫因为拆散了阿姨的心上人而落个横刀夺爱的坏名声，怕姨夫因为心里对阿姨愧疚而自责，所以，这个坏名声外公来背了！是他用诛心言论逼迫姨夫娶阿姨的，所以姨夫没有什么可自责的！要恨外公，恨他就恨他好了，等到日子过的久了，就能够体谅他老人家做父亲的良苦用心！外公是为了孩子们好！为了他们好！

但就算是这样，姨夫娶阿姨还是在道义上很难站住脚的，很难逃脱被指责被鄙夷的。就算是知道了外公在逼迫他，但无论是那个时候，还是今天的时候，无论以哪个年代的标准和眼光来看，姨夫也应当坚决地成全阿姨和她的心上人。大丈夫宁可饿死也不食嗟来之食。姨夫他作为一个堂堂的男人，为什么要接受这种牺牲了他人、建立在他人被拆散的基础之上的婚姻呢？难道他不娶阿姨，他就娶不到别人了吗？不和阿姨结婚，他这辈子就要打光棍了吗？

对，外公是逼了他。可只要还有着正常人的智商都可以判断：外公那些诛心的言论，在一个熟人社会里，在一个大家都认识的小村庄里，那样的言论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的杀伤力。有一些言论，并不符合事实的言论，只有在大家并没有那么熟悉的情况下，才能够起到想要起到的作用。这还与言论所论及的事物是大是小有关。有些“小”事，仅仅因为它的物理性质很小，所以很难被确认被求证，比如偷人家的钱包，比如背地里说人家的坏话，比如悄悄地在人家的工具上做手脚引发事故，这些“小”事是真的很难被确认被求证的，所以大家就跟害怕传染病一样的害怕谣言中伤。但姨夫和阿姨的婚姻，那么大的事，外公说的那些话，成年人又能够相信它几分呢？让你选择，在选择相信姨夫看不上外公的女儿，和选择相信姨夫不愿拆散别人的幸福，两种可能之间选择相信其中一个，你会怎么判断？对，你是不认识他们，对他们并不能够知根知底。可是当年村子里的人，左邻右舍，父老乡亲，难道也不认识他们？难道也没有对他们知根知底的？何况，外公当年说那些话，言论对象的范围，也就是那个村子了，他还能把村子外的人都拉进舆论的漩涡中来？阿姨的心上人，也就居住在同一个村子里，他也会说话！大家都有亲戚，他也有亲戚，也会帮着他说话，帮着成全他和阿姨！而姨夫最终还是挤兑了阿姨心中的他，无论外公造了什么舆论，姨夫都有借坡下驴的嫌疑。这个嫌疑是洗不掉的。姨夫只是拿外公的言行当个在公议面前的挡箭牌而已。说到底还是立场不坚定，意志动摇，顶着个地主的帽子，对政治前途没有信心，怕讨不到老婆，对这场戳脊梁骨的送上门来的婚姻还是动了心。这一点，大家都看的很透。虽然没有人嘴上公开说出来，但其实大家心底里都这么想，都这么看。义与利之间！

坦率地说，外公的诛心手法，如果没有起到什么作用的话，那么在旁边的人看来，简直还蛮可爱的，像个老顽童。这也是一个柔弱的文人硬起心肠来所能够做到的最狠的事了。大家装着佩服他很厉害的样子，简直小心呵护他的自尊心——如果挑明了说外公这种手法其实很幼稚很可笑，那对他是个多么巨大的打击啊！这么一个心地单纯的有些执拗，而且认死理一根筋的可笑文人，如果他被告知：他努力狠了又狠，已经入戏太深，做出来的黑脸效果其实等于小孩过家家，那他真的可能口吐白沫，一头栽倒在地上！

但无论在外人看来有多么的可笑，在阿姨和亲人们看来，一个家长行使父权的权力，却是一件非常庄严严肃的大事。在农村，顽固的习俗，封建的孝道，对于无权无势的个人而言，是多么令人窒息的强势！舆论？舆论只是在背后的，是要从一点点蛛丝马迹中去推断的，却偏偏没有谁铁肩担道义，站出来主持公道，当着外公和大家的面，郑重地告诉他包办婚姻是错的。在那样的农业大背景下，谁能够做到：站出来同数千年的传统习俗封建孝道孔孟礼教相对抗，为一个弱女子的独立权利发出悖逆的声音？文革也没能够做到！大家仅能做的，也仅仅只能是背地里的一声叹息。

阿姨最终无奈地接受了这场封建包办婚姻。无论她心底里还有多少的怨言，剩下的，也都只能是经常或偶尔地，在多少年后的亲戚聚会上，突然冒出一句煞风景的话，让大家都尴尬一下罢了。多少泪，涙风中！

外公当年代替阿姨选择的对与错，如果仅仅只从最功利的角度来看，那也只能在事后让事实来做出评判了。但这个评判，即便对着这几十年近半个世纪的事实，也着实有些艰难。姨夫风光过，但又跌倒了；红过，但又输到熟人们都躲着他！过山车一般！姨夫这几十年的人生轨迹，可以大体来说一下。

姨夫刚回乡下时，还顶着个地主成分的帽子，在生产队里摊派最艰苦的劳动任务。那几年是很苦的。阿姨当然也跟着受苦。后来政策松了，姨夫因为是个高中生，被派去当拖拉机手开拖拉机。这应当是他从地主的重压之下翻身的起点。但这个节点，应当是与恢复高考的时间重合的。好像有个说法是，恢复高考后的年龄界限，是新中国成立的日子，49年10月1日。姨夫的生日正好是那一天，刚刚好符合年龄要求。那他为什么没有去参加高考呢?

后来和姨夫提到过这个问题。姨夫回答说那是因为经济原因。他那时候挣的工分很少，又有表哥表姐要负担，又没有强大的外援支持，他只能放弃。确实，恢复高考那时候，表姐已经五岁，表哥已经三岁，家庭负担很重。但政策是越来越温柔宽松了。姨夫很快又被调到中学里教数学，如果中学里也有代课教师的话，那他一定是从代课教师开始，有望跳农门了。他在那里教了几年书，很快又有一个更好的机会向他伸出了橄榄枝。邓小平鼓励市场经济，乡镇企业方兴未艾。这股春风也吹到了姨夫所在的小村庄。白杨乡塑料袋编织厂在政府和公社的大力支持下大张旗鼓地开办起来了。姨夫是屯高的高材生，理所当然地被选派进厂里当技术员，很快又升到了厂长，虽然只是个几台或十几台简单机器、十几或几十个农民员工的小厂，社办企业，但终究是当地乡镇政府大力扶持的明星企业。姨夫也是明星厂长，那个位置，甚至比乡长还炙手可热。

实事求是地说，姨夫当年那个编织袋厂，在市场方向的选择上，真的是找对了门路，抓住了机遇。在一个农村的社办企业所可能的财力与技术能力支持下，编织袋厂恐怕是当时即有条件下的最好选择了。其他许多产品的乡镇企业都因为技术门槛过低市场准入太容易而把整个市场做烂，只勉强摇摆了几年就被市场清算。编织袋的生产相对冷门，应用的范围又很广，真的应了今天的那句话：站在风口上，猪都能起飞。何况49年出生的人是属牛的。

在那个时候，姨夫在周围的这一片乡下都是很红的。白杨乡的明星企业家，大红人。在旁人的眼里，阿姨肯定也跟着沾光了，至少是享福了。就像《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安的夫人一样。是，从物质的角度说，从跟周围人的物质条件比较说，是。但是人就只有物质的属性么?那些眼红阿姨享福的人，都有意或无意忽略了一点：她有个坏婆婆，坏的早在她嫁过去之前，就有明眼人为她的命运捏一把汗了。事实果然。

姨夫的母亲，阿姨的婆婆，是个脾气极其恶劣的地主婆。但这位婆婆本人，一定认为对她的这个评价着实很冤枉。她不是因为脾气恶劣才当上地主婆的，恰恰是因为当上了地主婆所以才会变的脾气恶劣的。如果是前者，那地主婆就是享福；但事实却是后者，是她中了圈套，被现实推下了火坑，冤枉当上了一个吃苦受难的地主婆。

然而这绝不是她身边的亲人可以原谅她的理由。最典型的反例就是：我的外婆，她也因为被打成了地主婆而吃尽苦头，痴呆了，差点成为植物人。但外婆依然很善良，虽然她痴呆，但只是脑痴呆，却并不心痴呆。外婆什么时候都是微笑着的，对所有人都很友善。当然要反对这个论据的话，也可以说：外公外婆的经济条件很好，外婆总是享过福的。但也正因为他们的经济条件，所以外公时才招来特别多的打击。外公的铁饭碗让庄稼人眼红，外公的祖产，和那座大宅子，都吸引某些人来捞油水顺手牵羊。而为了表现这一切的正当，他们当然要对外公外婆痛下狠手。这样的待遇，不会落到姨夫的母亲头上。姨夫家是穷地主。打个比方说：如果地主是龙王，地主家都是龙宫，那么外公家就是海龙宫，姨夫家就是井龙宫。再说了，阿姨也是地主家出身，她的婆婆，姨夫的地主婆的母亲，再怎么脾气恶劣，总要对同属地主成分的受苦人的阿姨有一份同病相怜的同情吧？但这个地主婆却真的是没有一丝丝的通情达理，跟那些传说中的恶婆婆一样，整的阿姨很苦很苦，偏又在那样的农村环境下，诉苦无处，申冤无门。

姨夫家和外公住在同一个村子里，相隔仅几百米。姨夫的母亲脾气极其恶劣，早已名声在外，是外公早在包办阿姨姨夫的婚姻之前，甚至早在姨夫还是外公的学生外公给姨夫教书的时候，外公就早已经知道的。但外公还是义无反顾地把他的女儿推下这么一个火坑。那种坚定的动力，虽然没有明白地说出来，但外人都看的真切：地主成分的翻身是最大的大义，姨夫是地主成分又最可能出人头地，阿姨嫁过去哪怕就是牺牲也是崇高的，而崇高就是幸福的。这一点，外人岂止看的明白，而且都多多少少觉得有些荒谬。但姨夫在厂长的位置上红的时候也真的算是出头了，至少在外公看来是。姨夫红的时候那个恶婆婆的良心也还是黑的，但外公只坚定认为：改革开放了，姨夫是奔小康路上的带头人，阿姨为那个家庭牺牲就是为乡亲们的小康大业牺牲。牺牲就是崇高，崇高就是幸福！


造化弄人。最后让阿姨摆脱她婆婆这座封建大山的，却是姨夫的工厂急剧由盛转衰的变故。工厂在经营上的压力由厂里波及到了厂长家里，身为厂长的姨夫在家里也要顶着各种麻烦人物的上门施压。恶婆婆大概是躲着上门来的各种恶人，离开了白杨姨夫家。至于是去了哪里，也许是千岛湖乡下，也许是姨夫的妹妹在合肥的家。无论如何阿姨终于解放了。清代的赵翼在评论金元之际的大诗人元好问时写到：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命运就是这样捉弄着普通人的人生。

阿姨的婆婆去世的年份应当是在08年，最多08年的年底，八十高寿，算善终了。按照习俗，姨夫和阿姨的家庭分到了那个穷酸地主婆的一点点遗产，一些衣服和几件家具，几件简单的生活用品。那时候姨夫的工厂都倒闭好多年了，他们家的经济很困难很困难。但阿姨还是把她的恶婆婆的遗产统统都一把火给烧了，一点灰都没留下。

姨夫的厂子红的时候是在八十年代，确切地说是在邓小平全面改革开放到南巡讲话的这一个历史阶段。虽然只是一个小厂，乡镇企业，但市场很好；更重要的是，姨夫是厂长。大概是在87年吧，既然厂里和家里的经济状况都很好，姨夫就带着阿姨去了北京旅游了一趟。在那个时候，乡下人能够去一趟北京旅游，真的是一件很值得炫耀的事。但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工厂的经营状况就如过山车一般断崖式急剧下落。原因很简单：市场本身需求量的增长
没有跑过冲杀进市场的供应量的增长，市场出现了严重的供大于求。但姨夫的能力也只能够在那种低烈度的竞争环境下混的风生水起了，而一旦市场竞争白热化，姨夫那高中生的底子和只能在乡镇一级混得开的企业经营能力，就明显显得捉襟见肘。还没能坚持个十年，无论这近十年间姨夫怎样苦心经营苦苦维系，厂子都还没能够起死回生，最终还是关门了。姨夫和阿姨也过的很苦很苦，但现实的残酷真的没有一丝丝的怜悯。

在当时那样的条件下，也许真的很难做出什么改变，很难在那样的市场条件下让姨夫的工厂脱困。但仔细回想，却应当还是有机会尽可能的改善的。至少，有的方面姨夫本可以做好，但他没有做到。我知道的至少有这么一件事：那还是刚刚邓小平南巡讲话，企业刚刚开始走下坡路的阶段。那一年，企业的生产经营出现了困境。按照惯例，中秋节工厂是要发福利的。但身为厂长的姨夫，为了降低经营成本，竟决定停发一切福利，中秋节什么也没有，什么物品也没发。这让所有的人，甚至包括村子里的人，都对姨夫很有意见，都认为他这个厂长当的不厚道。是，姨夫是出于公心，工厂不是他私人所有的，他只是厂长。但凭心而论，在所有的私人中，他这个厂长获得的利益最大；工厂的产权归公家归集体，但至少在劳动报酬这一块，他厂长拿的是最大头，分蛋糕要分最大的那一块。假如工厂要裁员，那么他厂长无疑是最后才被考虑要裁掉的那一个。所以，从现实的利益角度出发，工人必然是短视的，至少比他厂长短视，工人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到手的工资高低和奖金福利。是应当要降低成本控制生产，保障锅里的汤才有大家碗里的饭，但难道不是要靠工人干的好，少出残次品，才能把成本降下来？把生产控制的好起来？也许厂里的资金周转真的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但真的就连这一笔钱都拿不出来？中秋节福利，大家心理的期望值也就只是一盒普通的月饼。以九十年代初的物价水平，也就是每个人几块钱的问题。厂里几十个工人，最多也就几百块钱。真的连这笔钱都拿不出来？真的有那么穷？

我也曾见过在工资名目和数目上跟工人玩文字和数字游戏的。曾有那么一个厂，烧锅炉的工人的工资条上有个安全奖100元，但一算工资总数并没有多出这个100元。工人师傅找到厂长要说法，厂长明白无误地告诉工人师傅：这个安全奖的100元是从基本工资里扣除的，转移过去的。所以工资总数还是如同物理定律般遵守质量守恒定律，没有多也没有少。这位工人师傅当场就奚落厂长：原来只是拿他寻开心而已，那他宁可不要这个安全奖。一席话搞得厂长很下不来台。中秋节发月饼的福利应当不需要玩这种捉弄人的游戏，但毕竟福利跟工资和奖金，在人们的看法上，还是有本质区别的。福利是对工人作为一个人的尊重，所以要在节日发放。工人也是人嘛，也要过过节日，开心开心。每逢佳节倍思亲，在节日里发放福利本身就是跟工人拉近关系的做法。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不错，福利的钱也是工人劳动赚出来的，是要算在总的人力成本支出里面的。但给人的感受总是两样。工人的干好或干坏，也是要考虑到对工厂感情的影响的。

严格地说，如果硬要冷酷透顶地对待工人的话，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工厂也一样正常运转，无非次品率提高些，生产成本拉大些，但只要有个奖惩制度在那里，有个跳农门排队的现实摆在那里，工人们照样还得兢兢业业。现实真的很反鸡汤。但那是个市场经济的大门刚刚打开的年代，不是现在阶级固化的年代。阶级流动市场做大的大背景下，对个人努力的回报，造就了无数个白手起家的传奇，企业精英，经营骨干。工人不会只停留在工人的位置上，不会原地踏步。如果工厂真的能够做到让工人爱厂如家，那么那些后来离开编织袋厂去了别的地方发展出头的工人，也应当可以在编织袋厂里干出一番成绩。人家去别的地方也是从零开始，也能从普工到经理，凭什么说在编织袋厂就只能当工人而不能从无到有，干出个金牌技术员，金牌业务员？何况现实最讽刺的就是，姨夫现在就在他原先的工人底下干，还是编织袋厂，虽然只是个低技术粗加工小微企业，但毕竟是从他底下出来的员工当上了老板，姨夫这个原厂长给他手底下的员工打工，而且拿的是最低标准的工资。如果姨夫在厂长的位置上，真有那个魄力，真有企业家的大才干，那么他手底下的工人们，怎么就不能为工厂改进技术，扩大订单？毕竟，人家在离开了那个厂之后，也在其他地方证明了确实有技术和业务的能力对么？

但从姨夫在刚刚面临企业困境的时候，就中秋节停发月饼的事实来看，他真的没有那个魄力，和企业家的才干。而这一点，从他始终对他的地主成分的遭遇耿耿于怀上，就可以看出来。首先，打倒地主阶级是不是正确的？其次，他父亲买田买地被地主是不是咎由自取？打倒地主，无论如何让无数底层的贫苦农民翻了身，至少跟原先压迫他们的地主阶级平起平坐。别说什么地主阶级道德高尚的骗人鬼话，那些从清朝把家业传下来的地主阶级，本就是大清朝的统治根基，说地主阶级道德高尚就等于说大清朝圣泽仁恩。后清难道也要向大清看齐了？而姨夫的父亲，在49年的关口买田买地，固然是有别人给他下圈套的因素，但在那样一个刚刚经历了天下大乱刚刚开始安定下来的时候，他没有在大时代漩涡中练就的政治嗅觉敏锐，却只想着投机取巧，难道不是个让人鄙夷的机会主义者?何况49年的地价，便宜的近乎白送，甚至倒贴，他的父亲难道就没有一点点最基本的人生经验，察觉到世道变了?说到底还不是财迷心窍，利令智昏，面对着便宜的近乎白送的田地，按捺不住了嘛！而投机取巧的机会主义者，跟利令智昏看见就想要的咁蠹，在哪朝哪代能吃得开？

电影《教父》中有句堪称经典的台词：不要恨你的敌人，那会影响你的判断。姨夫当然有理由恨那个斗地主的制度，但他真的应当从一个清醒的旁人的角度，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上，认识到：他的父亲被地主，真的是咎由自取，硬要往政策的枪口上去撞的结果。而且他也没有学会分析和判断政策背后的大形势，大世道。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全面改革开放的大格局确立之后，姨夫他这个厂长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他还是水浅了，该让贤了。宁为凤尾，不为鸡头。关起门来做皇帝真的一点都没意思。九几年的时候，有好几个浙江老板想过来收购他的编织袋厂，但姨夫都拒绝了。或者姨夫把厂长的位置让出去，如果降职他面子上拉不下脸的话，那也可以进乡政府谋个职务。由企业单位转进事业单位，这是多少人在九十年代做的最幸运的事。但姨夫始终恋栈不去，简直是死也要死在那个厂死在那个厂的厂长位置上的牛倔劲一样。直到香港回归了，澳门也回归了，姨夫终于同意让一个浙江的老板来收购他的编织袋厂了。但这个时候，企业已经倒闭在即，完全就是当包袱一样给甩出去了。偏偏姨夫还要再耍一把小聪明，在企业的产权问题上跟人家打埋伏。结果最终他这个原厂长被扫地出门。

公正地说，姨夫顽固地像经营封建庄园一样经营他的小工厂，小企业，完全是在骨子里遗传了他父亲当年投机取巧买田买地做地主的那一套。看到便宜就心动，而且对周遭正发生的天翻地覆没有一丝丝的反应，完全无动于衷。一定要等到现实的报应找到了头上了，才发觉大错铸成。而且错了之后也没有深刻反省，只知道埋怨当年押宝没有押对。这样的长辈传授的人生经验，只能是图森破图样，搜台幕耐衣务。姨夫只看到厂长的位置宝贵，厂子在自己手里自己说了算，就坚定的要把这一切保持现状到退休。他竟然都没有看到：全面化的市场经济是一个高水准的竞技舞台，像他那样文革时期的高中文化，明显已经落后于时代了。但他还像押宝一样，押宝时代的脚步会慢一些，慢的足可以让他有个平稳过度，在编织袋厂这个现代土围子里，安安稳稳干到退休。他的儿子，也就是我的表哥，姨夫动用了所有力量和一切关系，只为了把表哥塞进粮站，捧铁饭碗，结果才几年工夫就大下岗，心都碎了。我甚至想啊，就凭着表哥那酷似焦恩俊却比焦恩俊更帅气十倍的容貌，又有着玉树临风一般的气度，他就是去横店当个群众演员跑龙套，也比今天的穷打工要前途光明多少倍啊！当演员当的好，甚至可能超过姨夫最红的时候交往过的最高级别的人物。而表哥也确实有做演员的天赋。他那股天生的机智，当个群演是肯定够了。而要做个实力派，他还需要用心揣摩人物的复杂内心，和表现个人在复杂社会环境压力下种种言行举止的能力。但要做个偶像派，他的脸就是老天爷给的保票，稳操胜券！表哥读中学的时候，收到女同学的情书，能塞满一大抽屉。那可是还很保守的年代！

但姨夫完全就是一个保守顽固封建落后的土老帽的思维。当年他父亲面对全民族的血腥动荡懵懵懂懂，高高挂起，不管不问，临到头了连共产党的政策是要斗地主都不懂不知道，活该被打成了地主。但这样悲惨的经历却没有给姨夫以任何有益的教训，当了一个工厂的厂长却还继续用一个封建老古董的思维去面对现代化世界潮流的冲击。一个工厂，竟连一辆机动车都没有。他竟然没有给编织袋厂配一辆的车来送货，做人家的生意竟然还是要买家派车来拉货！真让人彻底无语了！而姨夫他厂长本人，竟也还是到了被收购工厂的浙江老板扫地出门之后，又过了十来年，去给他原先手底下员工的编织袋厂打工了，才配了一辆摩托车。多渺小的一点点都舍不得扔掉，结果连最后的一点点都要被逼迫扔掉；多可怜的一点点都要死死地抓住，结果连仅剩下的一点点都抓不住。李嘉诚早说了：不赚最后一个铜板。姨夫他这个厂长要人家买主派车来拉货也就算了，他坚守这个小厂的厂长位置还要坚守到被扫地出门前的最后一刻！都知道市场经济是买方市场，是卖的求买的，他这样的生意人简直是提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顾客——顾客就是上帝！

工厂被收购的时候他才刚刚五十出头。那正是他最灰头土脸的时候，五十大寿竟然没有一点点的表示。五十而知天命，他的天命就是又回到了五十年前的原点，从花香枝头无可挽回地跌落到泥土的掩埋中。经历了梦一般的成就顶峰，终于还是一无所有，而且往事不堪回首。那一年，他的头发全白了。

外公没能看到姨夫管理的工厂的最后倒闭的景象。在工厂还红着的时候，外公的胃癌就已经到了晚期。在工厂已经严重亏损但还能够维持一个表面的架子的时候，外公在失意中终于去世了。姨夫作为外公的亲人中最有出息的后生，为他举办了一个在村子里很算风光体面的葬礼，把他和外婆葬在了一起。这个作为村子里红人的女婿，来捧外公最后的面子，那是用外公亲女儿的终身幸福换来的。阿姨没有悲伤。其他人也都没有悲伤。好像从头到尾就没有亲人哭过。大舅没有出现。也许出现过了，但出现的很低调，在外公的葬礼上露个人头应个卯就匆匆离去。那样的话，就只能是为了避开众人的聚焦了。免得大家对大舅道德批判，口诛笔伐。但有一个没有任何亲戚关系的妇女，从葬礼的一开始就追着外公的棺材哭天抢地，哭喊着说她失去了外公就失去了可以诉苦的人。她哭的是那么悲恸，举止疯狂，鞋子掉了袜子上沾满了泥土也要追赶着拍打外公的棺材。没有人上去拉住她，更没有人去劝她。大家心里都明白：她再有天大的冤屈，找到外公这样的旧文人申诉，未免只剩可笑了。阿姨作为外公的亲女儿，她的终身幸福都被外公给生生硬拆散了，阿姨在外公的葬礼上埋怨了半个字了吗？何况外公那种软弱的人的道德观念，牺牲就是崇高，崇高就是幸福，满满的鸡汤，多么像金庸所说的“三尸脑神丹”啊！外公口含天宪，用政治和伦理上的大义来压制别人，阿姨是他的骨肉至亲，没有办法，只有服从封建的宗法，违心地嫁给了姨夫。但等到姨夫也动用政治上的大义来压制厂里的员工，人家就会要用脚投票了。

姨夫手底下的员工，也有几个有眼光的，看出了厂子的最大出路就是被外地老板收购，给人家大企业打工。姨夫当然反对，搬出的理由首先是政治上的上纲上线：上头没有批准，必须要红头文件才可以办。犯了政治错误谁也担当不起。何况还有个企业产权所有制的问题。要保住企业的公有制性质。企业产权是村民集体所有。卖了它，就是出卖全村人的共同利益。就算外地老板开的收购价符合市场经济，那也要征得全村父老乡亲们的一致同意才行。再说了，外地老板剥削厉害，又没有可靠保障，人家要是买了厂子抵押骗贷款，大家就有的哭了。工厂虽然面临困难，但它毕竟是当地的明星企业，当地政府一定会扶持它。大家在企业最困难的时候坚持下来，就是企业的功臣。这样的理由确实很不好反驳。但效益差工资低，养家糊口的压力，显然比改制的风险更折磨人。工厂里有能力的人都出走了，没走的也都对姨夫这个厂长有了新的想法，新的认识。姨夫的老丈人，外公，的葬礼上，好像就有姨夫厂里的人没过来。外公的葬礼在村里人的心中，也是某种意义上的象征，象征着对一个旧时代和旧时代精神的埋葬。埋葬了许多人对一种迷梦的幻想和执念。过去那种道德观念，软弱的、退缩的、退让的、服从的，维持现状的、鸡汤的、情怀压倒现实的，自恋的，自虐的，精神胜利法的，好人一定有好报的，周全忍让，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的，欺瞒哄骗，大团圆的，那样一种弱者的、奴隶的、奴性的，旧的道德，已经在时代的洪流面前，在人们的心里，一点点的被冲刷褪色了。外公算是幸运，他要死的再晚一点，他那喜欢道德说教的形象，在人们的眼里就要是“老而不死是为贼”了。外公最看重的女婿，姨夫，因为抗拒时代潮流，很块就要被新厂长扫地出门了。而外公的其他亲人，则因为继承了他头脑里清高的贵恙，而已经经受现实的清算了。

邓公上台后地主黑五类们终于在政治上翻了身。但外公只是个乡下的教书匠，捧铁饭碗吃皇粮，又因为全社会普遍开始奔小康，他的铁饭碗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值得羡慕了。跟修地球的农民比起来，也仅仅只是稳定有保障有福利而已。政治平反，政策对他的优惠在实际的利益层面也很有限。除了二舅，因为政策照顾，接替了外公的教书匠位置，捧上了铁饭碗吃上了皇粮，外公的其他子女，都必须自力更生，生产自救，靠自己的能力，在社会上闯荡，搵食。

二舅能被外公选中做他唯一的接班人，最重要的就是二舅的为人极其胆小懦弱，唯唯诺诺小心谨慎，仿佛一个透明人一般的存在，甚至比舞台上戏子的夸张还要过分。既有文人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清高和迂腐，又有底层可怜人被现实打磨过后的奴颜与媚骨。外公知道体制内的保守封闭，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所以对二舅的适应能力很放心。二舅跟他的一个同事结了婚，做了人家的上门女婿，还好他的老丈人也同样姓吴。像捧着皇上的玉玺一样，战战兢兢地干了近四十年，终于在临退休前得到了组织上的一个安慰奖——乡下中学的副校长，有名无实，纯属安慰。但现实的压力也让他早早地苍老了，明显地佝偻。外公他老人家最有出息的儿子尚且如此，其他的子女的状况也只能阿弥陀佛了。大舅和三舅都不肯读书，又都只做了砖瓦匠，偏偏还是死对头，在村子里几乎天天搞出个大新闻。他们都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大舅很惨很惨，大舅妈早早地横死，大舅的儿子也因为底层的艰辛而走在了他的前面，白发人送黑发人。三舅也很惨很惨，明明身在社会的最底层，做着最苦最累的砖瓦匠，却偏偏头脑里深藏着一个才子佳人的书生白日梦，言行举止扭扭捏捏竟很有些娘娘腔，再加胆小怕事，软弱可欺，注定这辈子就几乎是要在黄连里苦过来的。也许这真的不能怪他，也许真的是天生的。三舅的容貌与气质就是与生俱来的很有几分小白脸的模样。做砖瓦匠了大半辈子，风吹日晒了几十年竟也没能掩盖住他皮肤上的白皙。男丁们的出息就是这样。

外公最看中最精明强干的大姨，则因为车祸而早早地去世了。大姨招工进了县邮政局，罹难后留下了作为孤儿的大表哥。因为组织关怀政策照顾，大表哥成年后进了邮局工作。但也只能在最底层的员工岗位上庸庸碌碌。二姨很想读书但偏没有机会读书，从小吃苦劳动了一辈子，本来最有可能做个庄稼人，但外公的顽固让他的命运跟姨夫捆绑在了一起，红跟着红黑跟着黑。而我的母亲，外公是对她寄予了厚望的，读书读到了高中，还参加了两次高考，当然都落榜了，没有机会上大学。那年头，农村户口，没有上大学可就没有包分配。然而改革开放后，招工的机会真的很多很多。但母亲虽有一个高中文凭，却在县城里找不到工作！那时候别说高中生，连初中生都很吃香。但母亲在县城里就是找不到个工作。最终母亲和父亲结了婚，嫁到了程家。以当时的情况看，母亲绝对是攀高枝了。父亲有个邮局的铁饭碗。爷爷是县邮局的重要领导。最重要的是，大伯父那时候还在世，刚刚三十出头的岁数，就已经是徽州地区（今天的黄山市）水利局的副局长了。虽然爷爷奶奶和伯父都坚决反对父亲和母亲的婚姻，但既然生米做成了熟饭，他们也只有尽可能对母亲的工作问题多加关照了。

当我的父母结婚的时候，当我刚出生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亲戚朋友和周围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前景光明的家庭。最重要的就是大伯父的前途无量，是整个家族最耀眼的希望之星。但是，就在我出生当年的那个寒冬腊月里，伯父去世了。

伯父是因为工作劳累过度而因公殉职的。为了水利设计而连续半个月没有合一下眼。就是铁打的人也扛不住这样的工作强度。伯父病倒了，是脑瘤。送到上海的医院救治。但那是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能有什么好的医疗水平和手术条件？何况又是业内公认的顶级医学难题——脑瘤。伯父动过手术之后就彻底垮了，生命进入了倒计时。终于在那年冬天，伯父去世了。

对于伯父，没有任何纪念的材料遗留下来。下面图片中的“鲍川飞渡”，应当是伯父在水利局任职的时候的功绩。真的很抱歉，没有找到任何关于“鲍川飞渡”的文字说明。只是从一些侧面的记述中推断，那很可能是在伯父的努力下建成的。







对于程家来说，伯父的去世等于是天塌下来了。爷爷承受不住这个打击，短短几年后也撒手人寰。逝者已矣生者如斯。父母的婚姻和家庭才刚刚开始。我也才是刚刚来到这个世上。在伯父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对家族里的亲人无比的牵挂。伯父走之前，把我抱在怀里，千叮咛万嘱咐我的父母一定要把我抚养成才，上大学，有出息。但我那时候才刚出生，对伯父是一丁点印象都没有了。在我很小的时候，还和爷爷见过面，而从我能记事起，爷爷就终日沉浸在伯父去世的悲痛之中了。所以，我印象中的爷爷，总是悲痛的样子。爷爷走的时候我还太幼小，我甚至不记得爷爷的葬礼。爷爷到最后一刻也没有对我的父母起过有出息的幻想。他从来没有掩饰过对我的父母的失望：烂泥巴糊不上墙。但爷爷还是对父母予以了尽可能的帮助。

母亲一开始是被爷爷照顾进了县邮局的后勤单位，当临时工，做手套之类的纺织品。但没多久就结束了。母亲后来辩解说那是因为那个后勤单位是临时的，需求量也有限，人物做完了单位就裁撤了，人员也都解散了。这说法听起来是很有道理。但问题是:聪明人都知道，以母亲那样的优越条件，跟邮局这样公家单位的劳动关系，不可能只会是一锤子买卖。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县邮局这样的单位也始终在扩大，在招工。母亲既有高中文凭很吃香，又是正经的职工家属，怎么就不能招工进邮局做正式单位职工？后勤单位临时工做手套，应当是爷爷安排的一种过渡，希望母亲好好表现，做出个好的样子，给大家留下个好的印象，争取招工进邮局做正式单位职工。就算临时工裁撤后，县邮局一时半会没有招工的计划，但那时候招工是每年都有的，而且规模都很可观。母亲既有高中文凭，而且做过临时工，跟其他生面孔相比，更有脸熟的优势。何况她的高中文凭就是块金字招牌。那是个什么年代？初中毕业都是知识分子，高中文凭就能够当县长，小学没毕业就能当乡党委书记，不懂氧气和空气的区别的也能当生产队会计。母亲有那样好的条件，却没能进邮局当正式职工，真让人跌破眼镜。

后来，同在邮局里的大姨家表哥，在和我谈到母亲当年的工作问题时，无奈地说：母亲无论做什么工作，都做不下来。表哥说的这个无论做什么工作，应当除了邮局的临时工之外，更包括了她在县城里尝试过的其他很多工作。母亲的工作能力怎么样，没有人明确地告诉我，纵然是表哥这样的亲戚，也只能是用脸上的苦笑来暗示，而避免留下具体的话柄。但母亲的工作态度，则是我完全可以想见的。最明确的说明就是：在08年，4月20日的晚上，我因为要出门，所以在县邮局的门口等晚上的火车。那正好有个在邮局门口休息的人，自称是当年在县邮局和我父亲同事过的，“老汪”，他对我父母还有很深刻的印象。他说，我的父亲那时候跑班，送邮件，很辛苦，身上一身泥一身汗。大家都劝母亲每天帮父亲洗衣服，但母亲却很傲的回答：an不洗的咾！an不帮gei(他)洗的咾！这就太没道理了。父亲有个正式工作，又挂靠在个好单位。母亲则经常性失业，工作也只相对于到处打短工。她肯定比父亲时间宽裕。按道理来说，是应当用她的宽余时间来支持父亲的正式工作，那可是家庭的经济支柱！就算母亲在打短工的阶段，她所从事工种的劳动强度，也肯定不能和父亲跑班送邮件的辛苦劳累相比。但母亲不要说为家庭减轻负担，就是本可以少给父亲添加的麻烦和劳累，她也没有尝试着去做到。

母亲有一阵子在离父亲邮局单位宿舍很远的地方上班。每天早上都是父亲骑着邮局配的载重自行车把母亲送到上班的地方，再骑回邮局开始上父亲的班。这无论如何给父亲增添了劳累。母亲为什么不能自己骑自行车上下班呢？

家里有一辆母亲当年买的女用轻便自行车，是母亲在87年物价上涨的抢购风中买的。但那辆自行车始终没有使用过，包装完好的像摆设一样放在那里。直到8年后我上初中要用自行车了，才把包装打开，骑着它往返于家里和学校。再过了多少年之后，我再想起这个问题，问起母亲，母亲只能恼怒，简直恼羞成怒了。她压根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很耍赖地反问：

“不晓得骑自行车也是一种罪哈?”

这不是光光个晓不晓得骑自行车的问题。她要在县城里上班，找工作，县城那么大，必须要有交通工具。那时候的一个小县城当然没有公交车，就算有，对于打零工的底层来说，车费也负担不起。而除了自行车，还有什么更合适的？最重要的是自行车直接关系到她上下班的问题，直接反映她的工作态度问题。避重就轻，不谈工作态度的问题，只会死抓着晓不晓得骑自行车扯皮，她这是什么态度？真的是被祖母预言中了，母亲嫁到这个家来，就是来享福享清闲的，是来做人上人的。连骑自行车都是她不应承担的责任，还谈什么让她对家庭负责？对工作负责？对责任负责？

父亲后来曾发牢骚说：如果母亲去摆个摊卖粿，那也能对家庭经济压力有很大的缓解和压力，但母亲清高好面子，对这样的提议大动肝火，宁可失业也不去做这样的有辱斯文的事。但我的五叔的老婆，五婶婶，就是个摆地摊补皮鞋的普普通通个体户。人家还是县城里正宗的城里人。五叔是经过了专业培训搞通讯技术的技术人才，本事过硬才进邮局当正式工的。他虽然没有把五婶也招进邮局当职工吃皇粮，但在那样一个个体户吃香的年代，五婶靠摆摊补皮鞋的经济收入也相当可观，没田没地没公家饭也一样吃得起商品粮。或许这正是知识分子清高的坏处吧！是的，五婶没什么文化，只是会认字会记账而已。但全家都对五叔和婶的婚姻很支持，祖母对他们尤其满意，在经济上给他们很多的帮助。母亲当然很愤懑，提起五叔就是一口一个“老五腞”。县邮局里的人都知道父亲和五叔的关系很糟，但更知道有高中文凭的母亲始终没有个正式稳定的工作，而没文化的五婶当个体户挣的钱甚至比五叔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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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那时候还有几件事可以反映她的头脑里确实很有贵恙。那时候父亲在县城的邮局上班，母亲也住在父亲的邮局职工宿舍。爷爷那时候还在世，县邮局里的人都很尊重爷爷这位已经离休了的老领导。或许是因为爷爷的威望因素吧，县邮局里的人对父亲也尽可能的照顾，虽然他只是个跑班送邮件的最普通邮差。邮票，特别是好的邮票，单位都会让父亲也能买到，而且是以面值的发行价格买到。这可算是行业福利和优惠了。相信那些好的邮票也不可能每个职工都能买到，何况是以面值的发行价格买到。因为职工数量的巨大基数摆在那里。县邮政局的员工数量总有上百，如果在加上乡下的分局员工，数量更加庞大。全国有多少个县邮局，还有市局，倘若每个在县一级的职工都能够保证买到新发行的每一个品种的邮票，从最简单的数学除法角度来看，真的没有可能。父亲能够以面值的发行价买到那些好邮票，真的只能说是人家看在了爷爷的面子上。而且当时的人们也都知道那些好邮票是要值钱的，只是无法想象后来的邮市被炒作的疯狂和火爆。但纵然是以那个时候的想象力，放在那个时代的物价基础大背景下，明眼人也都知道那是一种升值的稳定可靠保障。但母亲却表现出了她惊人的刚愎自用。她坚持要把父亲当宝贝一样收藏起来的好邮票拿去贴信封上寄信。寄信柜台上的邮政局同事都惊呆了，纷纷告诉母亲那是要值钱的，把值钱的好邮票拿来寄信是愚蠢至极的行为。但母亲一个字都听不进去，半点都不听人劝。父亲收藏的许多邮票竟然被母亲在几年之内基本寄信寄光。也可以想象母亲寄信的频繁，那简直就是她的一种精神宣泄，好像写在信纸上寄给别人就能够得到某种精神上的充实一样。幸存下来的邮票已经很少很少，而且没什么有价值的了。也许，母亲认为在信封上贴上别人都吃惊的好邮票，也是一种炫耀吧。至少，可以让收信人在拿到信的时候会惊讶母亲竟然贴了那么好的邮票。就算对方对邮票一无所知，能够看到上面花花绿绿的图案，而且每次都会变花样，那也能够抬高母亲在对方眼里的身价，令对方收到信后阅读信件都会多出一份尊重，一份虔诚。

这样的心理当然不可能从母亲的口中得知。她可绝不可能反省她的错误，更不可能坦诚地说出来。但这却是建立在我对她深刻了解的基础之上，和她相处了三十多年的基础之上，了解得出的。更何况，这还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父亲和父亲的同事们都劝过她，告诉她这样做的愚蠢和错误。但母亲竟然一点都听不进去，顽固的就像一颗花岗岩脑袋。她的心理，其实也没什么难理解的。母亲是个知识分子，那个时代的大知识分子。至少也算是个才女嘛！
公正地说，就是在县城里，尤其是父亲的单位县邮政局里，像母亲那样有高中文凭的女性，也非常非常之少，非常非常稀罕，简直都比副局级的领导还少，还要受关照。直到今天母亲还骨子里透着目空一切的傲慢。只有她知道的知识才是知识，她知道的道理才是道理。如果别人指出了她的不足，告诉了她原本不知道的，那她的反应不是感激，而是感到她的无所不知的地位被打击了，她不再是无所不知了，而是竟还有也和比尔一样不知道的！她的自尊心
（确切地说是虚荣心）不接受，不接受别人告诉她的事实。别人说的对错不重要，她不能没有不知道最重要。就算她心底里也不得不承认别人说的其实是对的，其实真的是她错了，那她也不能容忍指出她不知道和错误的，竟然是文凭不如她的，知识水平不如她的。一定要文凭比她搞，地位比她高的人告诉她，帮她指出来，她才能够接受。而父亲那些同事，基本都没有高中文凭，而寄信柜台上的同事，就更没有高中文凭。就算后来有领导级别或学历更高
的人，看在与父亲同在邮局上班的份上，告诉了母亲，母亲还是不能接受。因为她原本就希望证明，那些学历不如她的人，说的都是错的。要是他们对了母亲错了，那母亲的自尊心可就没地方放了。所以她就赌气硬认定他们说的是错的。而等到有更高文凭，或邮局领导，来告诉她，她的面子已经下不来台了。说到底还是虚荣心在作怪。

幸存下来的邮票有许多是生肖邮票，第一轮的生肖邮票。今天这都是市场上的大热门。但父亲那里已经没有老虎生肖以前的邮票了。我很怀疑，曾经是有过猴票四方联的，但也被母亲寄信寄掉了。因为父亲是79年进邮局的。那时候爷爷应当也很有集邮的爱好，何况伯父也很喜欢集邮。多少年后，我开始懂事了，再质问母亲当年的愚蠢。母亲只会很委屈地辩解说：àn晓得哈！àn又不晓得了！我只能佩服她的厚颜无耻。当年多少人劝她，我是都还有印象的。父亲全她她都不听。等到被事实打脸了，她又推诿说没有人告诉她！

母亲当然是很有个性的，只是这属于拿着无知当个性，拿着肉麻当有趣，拿着冥顽不化当坚持原则！我还记得一件事吧：当年大家都用洗发水的，那时候其实洗发水也很便宜，邮局里的职工和职工家属都当普通日用品来用的。母亲却坚决不买任何洗发水，坚决不堕落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别人好心地跟她提出来，母亲很有个性地振振有词：àn不买呗是àn不买喂！那个深情，真的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我所在的这个家庭，这个由母亲说了算的家庭，第一次买洗发水，是在哪一年？08年。确切地说，是在08年的年底。距离在县邮局职工宿舍的那个年代，距离被同事家属好意提醒的时候，三十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