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才主张《山海经》记载不周之山是《穆天子》记载瓜纑之山的观点。具体的求证，辩证和印证，暂不作详述。另外关于不周山或瓜纑之山具体和精确的地理位置，不才也暂时不透露。希望感兴趣的爱好者们先自行去考据。
不才再说说西海和之海，不才读《山海经》，从最初提出《山经》地理概念名词及分类分级起，明确指出《山经》地理概念名词与秦汉文献和史料记载地理概念名词的观念一致。
不才反复读秦汉及之前文献和史料，以及隋唐及宋明的文献和史料，发现地理概念名词的观念发生了一些“演变”，诸如“中国”，“九州”，“四海”，“天下”等等从最初只是一个个概念，到后世逐步演变成具体明确的地理范畴，乃至今天学界依旧说不清楚，讲不明白，甚至以讹传讹。
回归正题，《山经》和秦汉文献和史料记载的海，不才分为“海”和“之海”，其中“西海”是表示“西方之海”的意思。不才依照《山经》地理概念名词分类分级，如下：
海——目所不能及者。
之海——目所能及者。
不才为什么以“目所能及”作为“界定标准”，古人进行地理考察，是离不开登高望远和隔岸观海。
《孟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
不才对于古人是怎么观望山海，怎么绘制山海图，具体的求证，辩证和印证，暂不作详述。不才依据《山海经》的记述只作阐述，如下：
大山——方千里以上。
山——方数百里之间。
之山——方百里左右。
小山——方数十里之间。
海——方千里以上。
之海——方数百里之间。
大泽——方数百里之间。
泽——方百里左右。
之泽——方数十里之间。
其中“之海”和“大泽”是同一级，有时是“混用”。
《山海经》——大泽方千里。
《山海经》——大泽方百里。
《史记·大宛列传》——于窴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
《史记·大宛列传》——奄蔡······行国······临大泽，无崖，盖乃北海云。
《汉书·西域传》——其河有两原：一出葱岭，一出于阗······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广袤三四百里。
《后汉书·西域传》——西域内属诸国······其河有两源，一出葱领东流，一出于窴南山下北流，与葱领河合，东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盐泽，去玉门三百余里。
注意“盐泽”从《史记·大宛列传》变成了《汉书·西域传》和《汉书·西域传》的“蒲昌海”。从“泽”到“海”，一个要么是观念的转变，一个要么是湖泽的变迁。另一个要注意“广袤三四百里”，说明“之海”是在“方数百里之间”。

说到“之海”的分级以及对应水域面积大小，需要注意《史记·大宛列传》——奄蔡······行国······临大泽，无崖，盖乃北海云。
1，无崖指看不到边际的意思。
不才有特别查证人的眼力可以望多远——人若站在高山顶上，眼力可以达到320千米处。
320千米，约合汉朝里制（约416米）770里，四舍五入，说“八百里”不为过。
我们翻开史书，典籍，经常读到“八百里秦川”，“八百里洞庭”云云。
《山海经·荒经》——大泽方千里。
《山海经·海经》——大泽方百里。
不才推论，大泽要么从方百里到方千里之间，要么大泽从《荒经》到《海经》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从方千里缩减到方百里了。
不才推论《山海经·荒经》的大泽方千里与《史记·大宛列传》记载的大泽无崖吻合，从《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来说，大泽与之海还是可以互用，但是对应的水域面积是方千里。到了《山海经·海经》与《汉书·西域传》虽然大泽和之海还是可以互用，但是大泽相应的水域面积降级到方百里。而且许多大泽也被统称为之海了。

下面再来说说“外国”，《山海经》，尤其是《海经》多有记述“海内”和“海外”。不才依照《海内经》和《海外经》划分，发现《海内经》的国或之国是汉武帝东讨西伐，南征北战，开疆拓土，辟地千里之后，或内附，或臣服，或朝贡的国家。而《海外经》的国或之国，则是比邻而居的不臣之国。
至于《海外经》记载的不臣之国为何与《荒经》，以及周室典藏记载方邦多有吻合，不才推论是从春秋战国时代，华夏文明蒸蒸日上，华夏族欣欣向荣，不断扩张，不断兼并，那些原本地处中原，在周朝初期与华夏族交错杂居的蛮夷戎狄，要么被征服，被奴役，要么退避，迁徙。无处可逃的蛮夷之邦被华夏族吸收，被同化。而偏远的或流亡沿海，或躲进深山老林。而西北的戎狄之民，本来就是有利则聚，无利则散，一旦失势，就逃回草原，逃回大漠。
从汉武帝东讨西伐，南征北战，开疆拓土，辟地千里之后，许多蛮夷之邦到最后逃无处可逃，避无处可避，躲无处可躲，除了零星的残余势力逃向更远的深山老林，就只剩下渡海逃到孤岛。汉朝虽然开疆拓土，辟地千里，但因为人口在峰值时只有6000万，并没有生存压力，所以除了向新开辟的地方流放刑徒和罪犯之外，没有大规模举族迁徙。与《山经》记载“多放士”吻合。

@游必就士2018 2020-04-30 08:51:50

《山海经》方国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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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必就士2018 2020-04-30 08:51:50

《山海经》方国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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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万年前，海平面比现今低150-200米。浅蓝色海区皆为路地，欧亚大陆“图亦作牛形”。
你说“欧亚大陆‘图亦作牛形’”分明是以讹传讹，不懂装懂，连“图亦作牛形”出处，以及对应的经文内容和兽都没有弄清楚呢？
你说“欧亚大陆‘图亦作牛形’”分明是自欺欺人，采取“张冠李戴”的方式“嫁接”编造，糊弄。这边是你研读《山海经》的“活学活用”吗？

不才抽空说说，为何近现当代专家学者教授作家耗费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都对《山海经》一知半解，一窍不通的根源——《山海经》刻本都是《山海经传》，《山海经传》刊刻过程的疏忽造成了部分经文和注语混淆和错误。在后世重新校刊，印刷和发行之后，更是错上加错，人为制造了越来越多的问题。
近现当代专家学者教授作家耗费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钻研《山海经》却没有一个人提出梳理《山海经》文字，还原《山海经》的。如果没有下苦功夫来梳理《山海经》文字，如果没有一点一滴去还原《山海经》，想要清楚《山海经》的奥义，明白《山海经》的真相就无异于痴人说梦。
不才读《山海经》三五年，读《山海经传》三五本，读《山海经》论著三五十本。通过梳理《山海经》文字，通过辨析《山海经》行文，语法，观念，语境，句式和常用语，对《山海经》的字词句篇章进行分门别类，一步一步，一点一点，一滴一滴，从还原《山海经传》开始，到还原《山海经》，再到复原《山海图》······经过一点一点的求证，辩证和印证，经过一次又一次读秦汉及之前文献和史料，从中一点又一点找出《山海经》留下的时代背景，社会背景，人物背景和故事背景；从考古出土甲骨文，金文，简书，帛书一点又一点印证，从考古出土陶器，玉器，青铜器一点又一点印证；从古代流传的舆地图，刊刻的，石刻的，一点又一点追溯《山海图》的影子；从秦汉及之前文献和史料有关地理知识的记述中一点又一点寻找《山海图》的印记。终于还原了《山海经》，复原了《山海图》；终于清楚了《山海经》之所出，《山海图》之根源；终于明白了《山海经》的意义，《山海图》的道理。
不才往后会结合目前个人搜集到的明清《山海经传》刻本一点一点揭开《山海经》的神秘面纱，还《山海经》一个真相。
先预告一下，不才第一个要破的《山海经》之谜——《山海经》之名。
《论语》——名不正则言不顺······
不才认为破《山海经》必须先正名。

《史记·大宛列传》——太史公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馀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後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论衡·谈天》——太史公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其高三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辟隐为光明也，其上有玉泉、华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後，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
《汉书·张骞李广利传》——赞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高二千五百里余，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自张骞使大夏之后，穷河原，恶睹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经》所有，放哉！”
《史记》，《论衡》和《汉书》有关司马迁《大宛列传》最初记述《山海经》之名，还是《山经》之名。因为有了《山海经》或《山经》之分，后人便起了争论——一些人主张司马迁所见是《山海经》，有一些人则主张司马迁所见是《山经》。以上三篇皆出自古诗文网，不才复制黏贴而来。

以上4篇出自《山海经研究》一书。
《山海经研究》，作者是张春生，2007年成书。

《山海经研究》作者张春生。
下面是不才查找的张春生先生小传。
张春生，男，1938年10月生，福建闽侯县人。
1957～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上海大学法学院退休教师，中国山海经学会筹备委员、美国达拉斯中华文化交流协会会员。
先后参加编写《中国文学发展简史》、《古代汉语》、《汉语与写作教程》、《认识与自由》（荣获上海市1978～1986年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法古文导读》等。
教学之余，潜心钻研《山海经》，意欲让《山海经》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

通过张春生《山海经·研究》的《山海经·释名》一文中，可以看到张春生先生主张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所见所闻的是《山经》。
持同样观点和主张的大有人在，其中前些年在网络解读《山海经》轰动一时的“十万昆仑”也算是一号代表人物，不才将他原文复制粘贴出来，如下：
十万昆仑《大洪水绝密档案》----《山海经》全解密
一、神秘的《山海经》
《山海经》是中国最为神秘的一本书。据传《山海经》之前只有《山海图》，没有《山海经》，后大禹将《山海图》铭刻于九鼎，大臣伯益据《山海图》著成《山海经》。可惜的是后来九鼎和《山海图》均失传，留给后人的只有那神秘的《山海经》。后人释读的很多，但一直没有人能看懂。
即使博学如司马迁，他对《山海经》也是抱怀疑态度的。据《史记》载：“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寥寥二句。因张骞出使西域大夏之后、穷尽黄河源头也未见到昆仑山，司马迁对《山海经》的真实性大打折扣。他认为，谈九州山河，《尚书》接近于事实，而《禹本纪》、《山经》中所有怪物，他是不敢谈论的。这表明，司马迁老先生是不认可《山经》的。为什么《史记》中只提到《山经》而未提到《海经》？这是因为司马迁当时只出现了《山经》，他没有看到《海经》。
到底是《山海经》还是《山经》，其实是非常有必要“正名”，而所谓“正名”便是要“名副其实”！

《史记·大宛列传》——太史公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馀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後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论衡·谈天》——太史公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其高三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辟隐为光明也，其上有玉泉、华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後，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
《汉书·张骞李广利传》——赞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高二千五百里余，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自张骞使大夏之后，穷河原，恶睹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经》所有，放哉！”

不才前面查证《史记·大宛列传》最后时事记述时间是公元前102年。
《论衡》作者是王充（27-97年），大约作成于章和二年（88年）。
《汉书》主要是由班固继承其父班彪遗志书写。班固死后，《汉书》中的“八表”和《天文志》尚未完成，于是汉和帝刘肇命班固的妹妹班昭补写“八表”，而马续补写《天文志》。
班固（公元32年～公元92年）。
《汉书·张骞李广利传》——赞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高二千五百里余，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自张骞使大夏之后，穷河原，恶睹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经》所有，放哉！”
从上面可以确定《汉书·张骞李广利传》出自班固之手，最晚也是在公元92年。

班固（32年—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东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
班固出身儒学世家，其父班彪、伯父班嗣，皆为当时著名学者。
在父辈的熏陶下，班固九岁即能属文，诵诗赋，十六岁入太学，博览群书，于儒家经典及历史无不精通。
建武三十年（54年），班彪过世，班固从京城洛阳迁回老家居住，开始在班彪《史记后传》的基础上，与其弟班超一同撰写《汉书》，后班超投笔从戎，班固继续撰写，前后历时二十余年，于建初中基本修成。
汉和帝永元元年（89年），大将军窦宪率军北伐匈奴，班固随军出征，任中护军，行中郎将，参议军机大事，大败北单于后撰下著名的《封燕然山铭》。后窦宪因擅权被杀，班固受株连，死于狱中，时年六十一岁。

上文是不才查找的班固小传。
建初是汉章帝刘炟第一个年号，建初元年是公元76年 ，末年是公元84年，共计9年。
班固撰写《张骞李广利传》最迟估计是在公元84年。
不才罗列王充和班固生卒年，如下：
王充（27-97年）。
班固（32年—92年）。
他们是同时代人，作为当时的才子，士大夫，大文豪，他们有什么交集吗？
《论衡·别通》——是以兰台之史，班固、贾逵、杨终、傅毅之徒，名香文美，委积不泄，大用於世。
《论衡·佚文》——永平中，神雀群集，孝明诏上《神爵颂》，百官颂上，文皆比瓦石，唯班固、贾逵、傅毅、杨终、侯讽五颂金玉，孝明览焉。夫以百官之众，郎吏非一，唯五人文善，非奇而何？

永平是汉明帝刘庄的年号，永平元年是公元58年，末年是公元75年，共计18年。
不才查证，神雀群集，孝明诏上《神爵颂》发生在“十七年”。
《东观汉记•贾逵传》卷十八——永平十七年，公卿以神雀五采，翔集京师，奉觞上寿。上召逵，敕兰台给笔札，使作《神雀颂》。
永平十七年是公元74年。
王充《论衡·佚文》记述的《神爵颂》应该是《神雀颂》之误。
公元74年，王充47岁，班固42岁。
班固永平五年（公元62年）······有人向朝廷上书告发班固“私修国史”，汉明帝下诏扶风郡收捕，班固被关进京兆监狱，书稿也被官府查抄。“私修国史”罪名很大，同郡人苏朗曾被人告发伪造图谶，被捕入狱后，很快就被处死······
班超将父兄两代人几十年修史的辛劳以及宣扬“汉德”的意向全部告诉了汉明帝，扶风郡守也将查抄的书稿送至京师。明帝读了书稿，对班固的才华感到惊异，称赞他所写的书稿确是一部奇作，下令立即释放，并召进京都洛阳皇家校书部，拜为兰台令史，掌管和校定皇家图书。
班固被告发“私修国史”时30岁，同年拜为“兰台令史”，后来还成为“校书郎”。
《典引》——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与贾逵、傅毅、杜矩、展隆、郗萌等召诣云龙门，小黄门赵宣持《秦始皇帝本纪》问臣等曰：太史迁下赞语中，宁有非耶？
臣对：此赞贾谊《过秦篇》云：向使子婴有庸主之才，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绝也。此言非是。
即召臣入。
问：本闻此论非邪？将见问意开寤邪？
臣具对素闻知状。
诏因曰：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

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班固曾经受诏，评价司马迁。
班固给司马迁的批语——“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
不才不说前人是非，不论前人功过，只是就事论事。
不才初读《史记》，一直都觉得司马迁豁达，大气，有操守。司马迁敢于给项羽和吕后立本纪，按天子之礼待之。司马迁敢于给陈胜和吴广位列世家，按诸侯之礼待之。不才少年时便非常钦佩司马迁的气度和风骨。
不才后读《汉书》，一直都觉得班固阴郁，小家子气，保守。班固罔顾王莽称帝，建立新朝，做了十四年皇帝的史实，不才读《汉书·王莽传》，从字里行间感受到班固笔下王莽非常搞笑，非常愚昧。试问一下如果王莽真的一无是处，他如何能够脱颖而出，篡汉成功呢？如果王莽真的老谋深算，从一开始就为了篡汉而处心积虑，那么王莽堪称“未卜先知”的“神人”。班固处处贬低王莽，处处诋毁王莽，固然有受“大势所趋”，但是把陈胜和项羽贬为传，再回顾班固对司马迁之“不屑”。班固作为“文人相轻”的始作俑者，他的小鸡肚肠可见一斑。

下面说一个“文人相轻”的典故。
傅毅与班固都是东汉有名的文史学家，均为扶风郡人，经历也极为相似，班固16岁时到京城洛阳太学求学，与傅毅成为同学，一起在太学中崭露头角。
永平五年（62年），班固迁为郎，典校秘书，二人又在京城洛阳相遇。
汉明帝时期，神雀群集，明帝要求百官作《神爵颂》，班固、傅毅献赋，均得到了汉明帝的称赞，平分秋色。 在反对迁都长安问题上，班固作《两都赋》，傅毅也作了《洛都赋》《反都赋》。汉章帝即位后，召傅毅为兰台令史，二人又成了同事。
傅毅作《显宗颂》十篇，显于朝廷， 班固心中颇有不平，在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讥讽傅毅“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引出了“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的千古话题。
不才查找班固的一些事迹，到底与《山海经》之名，给《山海经》正名有什么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