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我们认为不公平的原因在于整个社会分配机制以及我们所处的位置。公平分为两种，一是可逆的，二是不可逆的。

面对这样的质问，领导没有正面回应，而是让小王去菜市场看下今天有没有土豆卖，小王立马跑去菜市场看了下，的确有土豆卖，于是跑回到领导办公室，告诉领导有土豆。看着气喘吁吁的小王，领导又问土豆多少钱一斤？小王于是又跑到菜市场去问土豆价格，问清楚后又跑到领导办公室汇报，接着老板又问小王，如果买多点土豆能不能打折扣。满头大汗的小王于是又跑到菜市场把折扣情况也打听清楚了，回到领导办公室的时候正准备汇报，而领导则是让他在一旁休息。

造成看似不公平的原因还有社会生产力还未达到超级发达的水平，如果社会生产力已经足够发达，想要生产任何东西都有相应的技术设备，并且只需要几个按钮就能全程自动化，而不需要任何人力和劳力，这个时候也就是脑力劳动、人力劳动等特点消失的时候，因为已经不需要了。当然，这种情况也许是乌托邦，也许是可以实现，但是就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处于按劳分配的状态。公务员坐在办公室，一年到头做着日复一日的机械式工作，政府系统好比一个计划经济时代的工厂，工厂挣的钱就如同每年的gdp，行政人员拿到的收入就是工厂所挣钱总值对总人数的平均分摊，因为政府工作的特殊性，很难以劳动量来衡量，很容易出现“大锅饭”现象。如果当行政人员觉得收入不公平了，为什么不进入以质量和效率取胜的民营企业中去，如果进入还达不到希望的收入，那就证明不是分配机制的问题，是自身意识和能力的问题。

2014年度诺贝尔化学奖被授予美国科学家埃里克·贝齐格、威廉·莫纳和德国科学家斯特凡·黑尔，因为他们开发出超分辨率荧光显微镜，成功突破传统光学显微镜的极限分辨率，将显微技术带入“纳米”领域，让人类能以更精确的视角窥探微观世界。有人称，在荧光显微技术这一领域贝齐格和莫纳的成果比不上华裔科学家庄小威，令人不解为何厚此薄彼。庄小威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加州大学物理学博士，40岁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目前任哈佛大学化学系和物理系教授，兼北京大学生物动态成像中心研究员。诺贝尔奖的公平与否一直是一个争论的话题。如果跳出今年或近几年，纵观100多年来的诺贝尔奖历史，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公平是相对的，不公平是绝对的。对此，可以用涉及华裔科学家和不涉及华裔科学家的事例来解读。

这时小李进来了，领导用同样的方式问小李，小李和小王一样跑到菜市场，不一会儿就回到办公室，领导问小李有没有土豆卖？小李回答有，领导又问道价格多少？能不能打折扣等，小李都一一作答，并且还补充了一句：“领导，我在想我们食堂可能需要采购土豆，于是我把这个菜农喊到公司来了，如果需要采购的话现在就可以和他商量价格的事情。”一旁的小王看到这一幕，默不作声回到自己的岗位上，这次他输的是心服口服。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做事情不能单单从点上看事情，应该有全局思维，不然怎么为上级分忧，领导不会喜欢一个完全听话的人，更不喜欢完全不听话的人。不过我们现在要思考的是对小王来说，如果没有这样的教训，他肯定觉得不公平，他认为不公平是因为只片面地看到支撑不公平的点，而没看到公平的真正原因。

我们认为的不公平还有所处位置的原因，这个不可逆，但是合理！
“为富不仁”太过于偏激，事实上现在这个社会，很多富裕的人为社会作出一定贡献，更有一定的道德素质，因为格局小的人一般很难会富。仇富心态从古至今，遗毒还没被清尽，我们唾骂很多富二代、官二代天生下来这么好命，为什么他们能享受到好的教育和资源，他们不会为将来生计担忧，因为就算不工作他们也能过的很好。但是作为一穷二白的穷家子弟，不工作就代表没饭吃，啃老也得有“啃”的才行。我们只看到上天待我们不公，但从没想过这些富二代、官二代先辈是怎么努力的，而我们的先辈又是如何碌碌平庸的，古时候讲“福佑子孙”，这些富二代不就是被先辈“福佑”的结果吗！

很多红二代先辈曾抛头颅、洒热血，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不朽之功，但在那个年代，我们的先辈在干嘛？也许驻足街道某个角落卖冰糖葫芦，也许害怕战事祸及自身跑到偏远山林隐居，总之是不问世事，管他什么民族大义，什么国耻，只要自己安全就行。事实证明，曾经抛头颅、洒热血先烈虽然走了，但他们的不朽功劳却福泽后代，他们的后代可以享受国家的特殊政策。而曾经贪图安逸、只顾自己生死的人，并没有为当代创造任何价值，也就没有为后代留下任何东西，所以谈何福泽子孙呢！

从根本上来说，这是相对公平的，但是不可逆，因为我们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同样，生长在非洲战火之中，与生长在和平的国家，出生就四肢健全与残疾，天资聪颖与智障等，所面临的命运是不公平的，但这很难逆甚至是不可逆的。
还有一种不公平叫“运气”。

根据诺贝尔的遗嘱和评委会的章程，诺贝尔奖的评选有一些条条框框，例如，不能颁发给去世者、一个奖项颁发的人数不能超过3人等，由此就造成了诸多不公平，这种不公平无论对于评委会还是涉及每次获奖研究成果的研究人员，以及公众来说，都是无奈的。
被视为很不公平的涉及华裔科学家的一个诺贝尔奖是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该奖颁发给了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杨振宁，因为他们在实验中证明了宇称不守恒原理。但是，没有颁发给提出宇称不守恒理论的原创者、另一位华裔科学家吴健雄。按人数限制，吴健雄完全可以与李政道和杨振宁并列获奖。对于这一结果，首先对此感到不平的是美国物理学界的泰斗奥本海默，他认为，证明宇称不守恒有三个人的功劳最大，除了李、杨之外就是吴健雄，而且特别强调不可忽视吴健雄的功劳。

吴健雄不仅提出了宇称不守恒理论，而且也在实验室进行了验证，但是吴健雄是与美国国家标准局的其他几位科学家共同做的实验，其中最主要的是安伯勒。美国人一直认为这是一个合作的实验，没有他们的低温原子核极化技术，实验就不可能完成。如果把实验的功劳全部归于吴健雄是不公平的。
在很多人都认为不公平之后，诺贝尔奖评委会理所当然地选择了抛弃这个烫手山芋，拉下了吴健雄。如此，谁也不好再争论公不公平了。

现在，不仅2014年的诺贝尔化学奖有人认为不公平，就连生理学或医学奖也存在不公平。对于人和动物大脑中的定位系统，其实不只是奥基夫发现的位置细胞、莫泽夫妇发现的网格细胞，还有一种头部方向细胞，最早由纽约大学生理系的三位研究人员发现，分别是陶布(T aube，JS )、穆勒(Muller R U )和兰克(R anck JB )，他们的题为《在自由跑动的小鼠海马下托发现头部方向细胞》的论文发表于1990年2月1日的《神经科学》杂志。这比莫泽夫妇于2005年发表发现网格细胞的文章早多了。但是，如果承认陶布等人的贡献，则本次医学奖就会大大超过3人，而且还会有其他人出来鸣不平，因为，涉及大脑定位系统的研究成果和研究人员实在是太多了。例如，与奥基夫一道发现位置细胞和边界细胞的有多斯乔夫斯基、里斯、纳达尔和内尔等，甚至在2013年8月，美国德雷克塞尔大学的约书亚·雅各布斯等人对14名志愿者的研究还发现了在内嗅皮层外的前额叶皮层也有网格细胞，这是人类拥有网格细胞的首个直接证据。这些人都有资格获奖。不过，权衡贡献，还是莫泽夫妇的发现意义更重大，因为无论是位置细胞、边界细胞，还是头部方向细胞，都与网格细胞具有广泛的功能联系。其中，头部方向细胞的功能在于分析来自前庭系统的信息以确定头部朝向的方向。所以，将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奥基夫和莫泽夫妇不仅理由更充分一些，而且不会引发更大和更多的不公正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