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2年，陆游被朝廷召回京城，参与编修国史。期间，逐渐掌握朝中权势的韩侂胄主张北伐，陆游给予大力赞扬和支持，并应韩侂胄之请，为其作记题诗，勉励抗金之举。一年后，修史工作结束，79岁的陆游回到山阴，直至终老，再未出仕。
时光飞逝，回到山阴的陆游也在光阴荏苒中渐渐老去。但他的理想并未被磨灭，他在《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中写道：
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
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他在《陇水头》中写道：
......
生逢和亲最可伤，岁辇金絮输胡羌。
夜视太白收光芒，报国欲死无战场。
开禧元年（1205年），在朝中开始掌握军政大权的韩侂胄，得到辛弃疾等人的建言后，在朝野上下抗金声中，决意出兵北伐，史称“开禧北伐”。初期，宋军曾收复了一些地区，但很快遭到金军反击。东路真州（今江苏仪征）、扬州相继被金军占领，西路军事重镇和尚原与蜀川的门户大散关也被金军所占。韩侂胄想通过陕西河东招讨使吴曦在四川战场挽回败局，但吴曦却早已在四川暗通金兵，叛变后被金国封为“蜀王”。这场战争于第二年以宋朝战败而结束。
开禧三年（1207年）十一月，史弥远发动政变，诛杀韩侂胄，并将韩侂胄人头送往金国，与金国订下“嘉定和议”。同年，抗金英雄辛弃疾病故。陆游听到这些消息后，悲痛不已、万念俱灰。主和派掌权后，陆游的俸禄也被剥夺。

十二月，心灰意冷的陆游来到了沈园，凭吊他曾痛失的一生挚爱唐婉，这一年，他已是83岁的垂暮老人。他驻着拐杖，步履蹒跚的来到沈园，看到自己曾经在墙壁上题写的《钗头凤》，字迹已开始模糊，他仿佛看到了唐婉的倩影，他们当年一起花前月下、赋诗唱和的情景再次浮现在眼前，那时的他们多么年轻，多么快乐。如今，唐婉已逝去约50年，而自己也已风烛残年，将不久于人世。他看到园内开满他一生最爱的梅花，“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辗作尘，只有香如故。”眼前绽放的梅花仿如当年唐婉的嫣然一笑，又或是他这位身处“污浊”尘世，却坚持拳拳报国之心的孤独老人；远处，夕阳已开始西下，“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陆游内心涌起无限悲伤，眼角不禁有些湿润。陆游在沈园写了许多诗纪念唐婉，其中有诗：
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见梅花不见人。
玉骨久成泉下土，墨痕犹锁壁间尘。
他对唐婉的爱如此坚贞赤诚，然而终究不能相濡以沫，如今却阴阳两隔；他对唐婉的爱，正如他对这个国家的爱，爱得深沉，爱得厚重，爱得执着，一生无法割舍；他对国家与爱人一片赤子之心，却终究不能快意恩仇、纵横驰骋、杀敌报国。
嘉定二年（1209年）秋，85岁的陆游忧愤成疾。入冬后，病情加重，在一个寒冷的夜晚，陆游永远地闭上了他的双眼。去世前，他知道自己再也看不到恢复中原的那一天，心有太多的不舍与不甘，写下他生前最后一首绝唱《示儿》作为遗嘱：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此节完————

第六节 山河渐破碎，英勇抗蒙元
绍兴卅二年（1162年），对于宋、金来说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在此之前的一年，金废帝完颜亮率大军南侵，结果在采石矶被虞允文击败，完颜亮南下受阻。完颜雍趁虚在在东京（辽阳）称帝，史称金世宗。完颜亮在内外矛盾的夹击之下强渡长江，预图先灭南宋，后再北返平定内乱，结果却在兵变中被属下所杀。金国换主，宋朝赢得喘息之机。就在这一年，宋高宗禅位于宋孝宗赵昚。第二年，宋朝趁金国内部局势未稳，组织“隆兴北伐”，却遭遇失败，之后不得不与金朝签订“隆兴协议”。
然而，谁也没有注意到，就在这关系宋、金命运的历史转折时刻，在漠北的草原，一位婴儿却悄悄降临人世。多年后，他不但影响了宋、金的命运，也影响了全世界的政治格局和历史进程，他便是蒙古帝国的开创者成吉思汗铁木真。
开禧二年（1206年），宋朝在韩侂胄的组织下进行的“开禧北伐”很快遭遇失败。史弥远诛杀韩侂胄，并将其人头送往金国，与金国订下“嘉定和议”。而在同一年春天，铁木真刚刚完成蒙古草原的统一，蒙古贵族们在斡难河（今鄂嫩河）源头召开大会，诸王和群臣为铁木真上尊号“成吉思汗”，“大蒙古国”已开始在漠北草原悄悄崛起。
此后，大蒙古国开始东西并进，向外不断拓展战事，先后灭掉西辽、花剌子模，一直打到伏尔加河，于1225年搬师东归，史称第一次蒙古西征。1227年，蒙古灭掉西夏，成吉思汗于同年病逝。之后，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继续率领蒙古铁骑征战四方。不久征服高丽。在此期间，也将矛头对准了曾经欺压自己的金国。

绍定六年（1233年）十月，宋朝独断专权的史弥远去世，“韬光养晦”多年的宋理宗终于摆脱了史弥远的阴影，将史弥远的旧党罢斥，并实施一系列改革措施，使朝政得到一定的改观，史称“端平更化”。此时的北方，金朝在蒙古的步步紧逼之下，正面临亡国之境。宋朝又遇到了当年辽国灭亡前的境况，在联蒙灭金还是联金抗蒙之间做着二选一。最后，理宗决定联蒙灭金。同年，宋军攻克邓州（今河南南阳）。端平元年（1234年）五月，宋蒙联军攻克金国蔡州（今河南汝南），37岁的金哀宗完颜守绪自缢身亡，金朝灭亡。宋蒙联军将金哀宗尸体砍成两半，一半归宋，一半归蒙。宋将孟珙将金哀宗遗骨带回临安，理宗将金哀宗遗骨供奉于太庙，以告慰徽、钦二宗在天之灵。宋朝终于报了当年“靖康之难”的国仇，并收复了两淮以及京西大量土地，然而蒙古大汗窝阔台似乎也像当年的金国一样，彻底“看穿”了宋军的真实实力。
金朝灭亡后，蒙军北撤，河南空虚。端平元年（1234年）五月，理宗任命赵葵为主帅，全子才为先锋，出兵河南，意图据关（潼关）、守河（黄河）、收复三京（东京开封、南京应天、西京洛阳），光复中原。六月，全子才收复南京。七月宋军进驻开封。但由于粮草不济，贻误战机，宋军进攻洛阳时被蒙军伏击，损失惨重。各路宋军全线败退，“端平入洛”的计划宣告失败。宋军在此役中损失惨重，大量精兵与物资付诸流水，也为之后蒙古侵宋提供了借口。
公元1235年，窝阔台继续高歌猛进，从两个方向开启了“世界大战”。西路派术赤长子拔都、窝阔台长子贵由、拖雷长子蒙哥等诸王长子率领15万蒙古骑兵进攻欧洲，即蒙古第二次西征，或称“长子西征”。东亚，蒙古则开启了灭宋之战。
六月，蒙古大汗窝阔台以南宋背弃盟约为由，调集蒙古各部军队，号称50万大军，分三路南下攻宋：东路军由口温不花（成吉思汗异母弟别里古台次子）率军剑指江淮；中路由窝阔台的三皇子阔出率军进攻荆襄；西路由二皇子阔端率军由陈仓道进攻四川。当然，实际上这是一支由蒙古军以及西夏、回鹘、吐蕃、金国等“皇协军”“滚雪球”而成的杂牌大军。

十一月，阔端率西路军来到巩昌（今甘肃陇西）。当时，金朝的余部汪世显曾带领数万金朝军民驻扎在此。金朝灭亡后，汪世显不知何往，曾遣使向南宋四川制置使赵彦呐请求“内附”，然而赵彦呐还没来得及收服汪世显，蒙古大军已经到来。阔端派遣按竺迩前往招降汪世显。汪世显举诸城军民归降蒙古，阔端赐以蒙古章服，并让他继续担任旧职。十二月，阔端以汪世显为先锋，率军沿陈仓道从凤州（今陕西凤县）进军至西川西面的池谷（今甘肃康县东南），转而向沔州（今陕西略阳）进军。


图6-6-1 蒙军西路入四川战争路线图
此时，镇守入蜀要口的宋军主要将领包括：宋军蜀口主帅、四川制置使赵彦呐，特点是畏惧蒙军，胆小、跑得快；左骁骑大将军、利州都统制曹友闻，宋初名将曹彬十二世孙，素以忠义闻名，蒙军入蜀口时，驻守石门(今陕西略阳县西北)，负责扼守七防关(今康县云台镇)一带；沔州知州高稼，邛州浦江（今邛崃浦江县）人，南宋嘉定七年（1214年）进士，虽文官出生，却很忠勇，多年来在关陇之地抗击蒙军，蒙军入蜀口时镇守沔州。
沔州历来为宋朝西陲用兵的门户，经历金军、蒙军的多次抄掠，已外无城廓保民，内无财赋物资募集士兵。面对蒙古大军到来，赵彦呐主张退守于大安(今陕西宁强西北)。曹友闻也认为沔州很难守住蒙军的攻击，此前，高稼曾在沔州设立84座军寨，曹友闻劝说高稼移保山寨，由自己带领部下助守。高稼坚决反对放弃沔州，他说道：“沔州虽然没有坚固的陈池可守，但山势险要，可作为御敌的天然屏障。而且蒙元军远道而来，粮草不济，有许多后顾之忧，必然不敢深入冒进。沔州为元军进入四川的重要屏障，只要守住沔州，便能保住四川；如果沔州失守，则四川也将不保。因此，今日拒敌，有进无退！”赵彦呐同意了高稼的观点，表示愿与高稼一起坚守沔州。

蒙古军自白水关（今陕西略阳北）进入六股株（今陕西略阳东北）继续向沔州进军。此时，蒙军距离沔州仅30公里。沔州没有坚固的城廓城防，高稼率军依山据守。高稼居高督战，派人在山上插满旗帜，并摇鼓呐喊，以疑惑蒙军。赵彦呐领兵进至罝口（略阳县西）便停留下来，命帐前总管、金州（今陕西安康）知州和彦威率军增援沔州。另派小将杨俊、何璘等人率兵到沔州与高稼会师，又派王宣率精兵千人助守。但是何璘部下来到沔州后不守军纪，沿途纵火，高稼将3位纵火士兵斩杀，何璘心生怨恨。不久，蒙军抵达。战斗刚刚开始，何璘便带着部下首先逃跑，一时宋军大乱，纷纷溃逃，沔州也随之陷落。众人拥着高稼出门逃离，高稼厉声训斥，但已不能阻止部下逃散。蒙军抵达后，高稼阵亡。
赵彦呐绕道向北进屯至陈仓道的咽喉要道青野原、仙人关一带(今陕西略阳北)，计划封锁蒙军的退路，却被蒙军包围。屯驻于石门（今陕西略阳西北）的曹友闻率军增援，两军合力击败蒙军，赵彦呐得以解围。
随后，稍作休息的蒙军以汪世显为先锋转攻大安。曹友闻派遣摧锋军统制王资、踏白军统制白再兴迅速赶往蒙军的必经之路鸡冠隘（今陕西勉县西南）防守，命左军统制王进据守鸡冠隘前面的阳平关(今陕西勉县西老勉县)。曹友闻部署完毕，数万蒙军已赶到阳平关。曹友闻令左军和游奕军（即机动巡逻军）出击，自率帐兵及背嵬军（即精锐亲军）冲至阵前，左右奔驰射退蒙军。
曹友闻估计蒙军很可能会转攻鸡冠隘，连忙派遣忠义总管陈庚、时当可率兵增援鸡冠隘。果然不出所料，蒙军以万余人进攻鸡冠隘。此时，刚刚抵达的陈庚率骑兵500余人从蒙军后方突袭蒙军，时当可将步兵分成左右两翼并进，守隘的王资、白再兴看到援军到达，率军出鸡冠隘迎战，在宋军两面夹击之下，蒙军大败，延着陈仓道狼狈逃出宋境。曹友闻乘势北进，收复仙人关（今甘肃徽县东南）。
此次战役，前期因赵彦呐指挥失当，宋军分兵把口，进行消极防御，招致战初失利。后因曹友闻指挥妥当，力挽狂澜，才击败蒙军，阻挡了其南进企图，史称“沔州之战”。

蒙军虽然在沔州之战中遭受挫折，但并不能停止其继续入川的野心。第二年（1236年）九月，修整一年之后的蒙军在阔端的率领下再次卷土重来。蒙军经陈仓道抵达凤县后，阔端将军队分成左右（宋军的左右方向）两路：左路由宗王末哥率军经仙人关进攻宕昌（今属甘肃）、阶州（今甘肃武都）等城，直取成都方向；右路由阔端亲率主力出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进攻武休关（今陕西留坝东南）李显忠军，取得兴元（今陕西汉中），后再与左路军汇合，后共击成都。
开战后，李显忠所部在武休关很快被蒙军打败，蒙军随之占领兴元（今陕西汉中）。随后阔端派一军向左猛攻大安（今陕西宁强西北）的宋军。宋军统帅赵彦呐见状急调扼守仙人关（今甘肃徽县东南）的曹友闻退守大安。曹友闻认为大安地势平坦，利于蒙古骑兵攻战，而不利于宋军防守，建议仍扼仙人关险地，威胁蒙古军后方，使其不敢长驱入蜀。赵彦呐并不采纳，向曹友闻一日连发七道令牌，迫使曹友闻退守大安。
九月九日，曹友闻放弃仙人关，退至大安左边的阳平关、擂鼓台一带。十六日，曹友闻与众将商议，大安和阳平关无险可守，唯南边的鸡冠隘地势险要，但那里粮食水源匮乏，如能坚持五天，可获得转机。大家认为只要以险固守，坚持五日应无大碍。曹友闻于是派遣其弟、四川制置司帐前总管曹友万与刘孝全等人，率军1万部署于鸡冠隘（今陕西勉县西南）。

九月二十一日，曹友闻散尽家财，募得精兵万人，沿着嘉陵江而上300里，在流溪、黑水一带设伏。与曹友万约定，蒙古军如果进攻阳平关，曹友万先折其前锋锐气，佯败后退入鸡冠隘，曹友闻则乘机绕道切断蒙军后路，并以擂鼓举火为号，两军同时出击，夹击蒙军；此外，大开阳平关城门，内不立旗，炊烟不出，鸡犬不声，摆出空城疑惑蒙军。
二十二日，蒙古军陆续抵达阳平关。蒙军前锋八都鲁和塔海率军万人冲关。曹友万、刘孝全等率军战于关外，两军自早晨战至黄昏，天黑时，曹友万收兵进入鸡冠隘，蒙古军将鸡冠隘围得水泄不通。几天的战斗中，箭雨、炮石满天齐飞，曹友万身上已多处受伤，但仍毫不退缩，于是令部下举火。
二十七日，曹友闻得到举火信号后，立即派遣锋军统制杨大全、游奕军统制冯大用率领一只军队绕道进攻蒙军后方；派遣敢勇军总管夏用、神劲军总管赵兴，率军从分水岭村袭杀蒙军；另派天水军总管陈赓、安边军总管吕嗣德率军前往龙泉头袭击蒙军前锋；曹友闻则亲率3000精锐，冒着暴雨疾驰赶往鸡冠隘增援。曹友闻赶到阳平关后，鸡冠隘的曹友万等人听到鼓声后率军出山夹击蒙军。两军在暴雨中展开殊死激战，血流20余里，尸体堆积如山，宋军拔掉蒙军营寨十余座，阔端、塔海大军死伤过半。
二十八日黎明，阔端打算撤军，恰逢汪世显从大安率军抵达，阔端于是将骑兵分为百十队，向宋军轮番突击。通过长时间的鏖战，宋军终因寡不敌众，开始失利。宋军被蒙古铁骑团团围住，曹友闻仰天长叹：“难道天要亡我吗？看来我只有以死报国！”此时的他身中流矢，为表以死殉国的决心，将坐骑杀死，并下马步战，直至战死。曹友万率领仅存的500人进入鸡冠隘。此时，宋军统帅赵彦呐已率大军退守剑门关。
二十九日，曹友万、刘孝全等人见赵彦呐不派援军支援，而此时粮草已尽，于是率军突围，转战至龙门（今阳平关附近之龙门洞）后全部战死。
蒙军先锋汪世显感叹道：“蜀将军真英雄也！”于是让人以盛礼安葬了曹友闻等人。南宋朝廷特赠曹友闻为龙图阁学士、大中大夫，赐庙“褒忠”，谥曰“毅节”。至此，宋朝镇守川蜀北门要口的最后一支精锐部队全军覆没，曹氏三兄弟及其部将全部战死，史称“阳平关之战”，蒙军入蜀已没有障碍。随后，蒙军延着金牛道南下，向成都方向长驱直入。

十月一日，蒙军抵达朝天关（今广元北），阔端亲率大军攻破剑阁。十月七日，蒙军攻破广元，刘太尉被俘。随后，蒙军抵达剑门关。赵彦呐自己率大军撤退至绵州江油，随后继续撤退至成都，留下王连镇守剑门关。在赵彦呐连续撤退的影响下，四川各地军民人心涣散，许多官员也跟着溃逃，各地政府衙门已见不到人影。
阔端决定派遣宗王末哥率兵从阴平绕过剑阁直趋成都。这个策略正如当年三国时期姜维守剑阁，魏晋大将邓艾率军从阴平小道直趋成都。于是末哥率军往西绕过剑阁，进攻文州（今甘肃文县），文州知州刘锐率军民死守，蒙军没能攻下。末哥于是无法再像当年邓艾一样顺利越过摩天岭阴平古道顺利南下。为了早日到达成都，末哥放弃进攻文州，率军继续向西，越过岷山外延，深入藏区草原（今川西北阿坝藏区），再杀回川中，到达绵竹、汉州（今四川广汉）。
十月七日夜晚，蒙军千户郝和尚拔都率十二名精兵夜袭剑门关，攻破王连所部宋军，川蜀的最后一道天险剑门关被蒙军轻松攻破。随后，蒙军兵分左右两路南下，左路军由阔端亲自率军沿绵州方向直扑成都，右路军沿嘉陵江南下。十月十日，右路军攻取阆中，后右路军继续分兵两路，其中一路经向左与阔端会和，共击成都，另一路继续沿嘉陵江南下，向长江方向的渝州（今重庆）进军。
当时的成都知府由四川制置副使丁黼兼任。丁黼，淳熙十四（1187）进士，此时的他已七十一岁。丁黼认为，四川若丢失，南宋将不保。在此之前曾接连向朝廷上书告急，请派援兵，接着又派儿子赶赴京都，但无半点消息。
十月十三日，蒙古右路军占领顺庆（今南充），十月十二日进入安岳、遂宁，并由射洪进入盐亭，十月十六日攻占潼川（今三台）。丁黼与赵彦呐素有隔阂，丁黼要求赵彦呐留在成都城内共同抵抗元军进攻。赵彦呐口头答应，但内心早有逃跑之心，于是以出城迎战蒙军为由，带着3万大军沿长江仓惶而去，直退到夔州（今奉节）。

1236年十月十八日，蒙古前锋三百骑抵达成都北门驷马桥。他们举着宋将李显忠的旗帜，号称自己是从前线溃逃下来的宋兵。丁黼内心存疑，将蒙古兵招至城墙下面的最近位置，仔细审查，认出这不是宋兵，于是闭门不开。蒙军见无法骗开城门，转身由北向东绕城而行，沿城墙侦查，后找到机会从东大门混进城中。而此时的成都城内官民根本毫无觉察和防备，丁黼等人也是直到十月十七日，即蒙军前锋到达成都的前一天才知道剑阁失守的消息。当时的成都城内仅有400牌手和300衙役，丁黼此前向朝廷发出的求援也毫无回音。成都的居民根本不知道前方已经失守，于是当蒙军前锋进城时，百姓们还在道路两边围观。待到发现是蒙古军时，成都居民奋起抵抗，以桌椅等物构筑街垒阻挡蒙军骑兵，以扁担、锄头、木棍、菜刀等作为武器，与蒙军展开巷战，城中一片混乱。
丁黼的部下劝他逃走，丁黼说道：“我作为地方官员首领，职责就是守卫国土，怎么能逃走呢！”丁黼先后三次率部出城与蒙军交战，但是由于兵力过少而全部失败。十月十九日，阔端主力大军抵达成都城外。十月二十日上午蒙军入城，成都居民皆关上房门，举家自缢、自焚者不计其数。无奈之下丁黼换上便装，和外甥王茶干，徐姓监仓等几人一起出南门脱走。他们来到石笋桥观音院时，被巡逻的蒙军团团围住，一行六人皆被射杀于成都城西南金花街菜地中。
十月二十四日，抵达成都的蒙军已至十万。阔端率大军从东门进入成都府衙，他见成都人口众多，一时难以治理，正考虑怎么处理成都后续事宜。阔端招来随军的萨满巫师进行占卜，巫师一番占卜后对阔端说道：“大人，成都民心不归，且为四绝死地，若占据成都，统治超不过两代，不如血洗后放弃此地。”这种说法，其实也是验证了前几代割据四川政权的命运。阔端于是大书“火杀”两字，下令全军屠城并焚烧成都城。一声令下之后，蒙军在成都城内见人便杀，百姓无一幸免者，火光照耀百里。据《史母程氏传》一书记载，蒙古人将百姓以五十人一组进行“流水生产线”式的屠杀，尸体堆积如山。有一位名叫朱禩孙的官吏侥幸躲过一劫，他藏匿于一堆尸体之下，淋淋的鲜血涌入口中。朱禩孙后来向人说起此事，泪如雨下。

丁黼死后，其下属王翊继续率领军民抵抗蒙军。蒙军开始屠城后，他身边已没有什么人手。十月二十六日，蒙军进入他的府衙时，他穿着官服端坐在府上。蒙军军官询问他为什么这样做呢，王翊说道：“我只是一介小官，食君之禄却不能为君分忧，已无脸活着，愿以成都城同死”。蒙军敬佩他忠义，不忍杀他，放他出去。然而，王翊看到成都城内横尸遍野，成都城也在火光中变成废墟，内心悲愤不已，万念俱灰，于是投井而死。丁黼的另一位下属杨大异在受伤后被部下背起救出了成都城。
在成都得手后，阔端将蒙军分为四路，深入四川腹地继续屠杀掳掠，致使四川很多城市成为鬼城。其中，南路蒙军：十月二十七日，劫掠眉山；十月二十九日，焚毁青神（今青神县）；十一月一日，劫掠嘉州（今乐山）。西路蒙军烧毁了邛崃、崇州、彭州、都江堰等川西地区；北路军一路北上，劫掠了梓潼及周边地区；东路蒙军屠戮了重庆、涪陵、忠县、万州、云阳、开州、达州等地。短短一个月时间内，四川54州，仅泸州、合州（今合川）、夔州（今奉节）得以保全外，其余各地全惨遭蒙军屠戮。
成都作为当时世界第三大人口的城市，也是国内人口密度最大、全国粮产量第二、全国商税第三的城市，而且四川年缴税赋约占整个南宋岁入的三分之一。然而，已经300年未发生大型战祸的成都，然而就这样在蒙军的烧杀掳掠之下变成一座废墟。1239年，宋军原丁黼部将贺靖收复成都，他来到千疮百孔的成都后，命部下统计城内尸骸，合计约140万具，城外更是尸横遍野，难以计数。在阔端入蜀之前，四川人口为1200万左右，蒙军本次入川后，锐减到1000万。蒙军的此次入川，导致四川人口损失200万左右。此后，蒙军共三次入川，而至宋朝灭亡后的1282年，四川人口仅剩60万左右。

就在西路的四川遭遇横祸之时，宋朝的东面战场却传来了好消息。1236年十月，蒙军东路主帅阔出暴毙。随后，宋军在孟拱、孟瑛、余玠等人的指挥下，多次击败蒙军。中路蒙军开始逐渐退军。心里惦记着大汗继承人位置的阔端窃喜之余，下令留兵扼守沔州（今陕西略阳）、阶州（今甘肃陇南）、兴元（今汉中）等入川要塞，大肆纵兵对四川各地进行完烧杀掳掠后，阔端蒙军主力也退出了四川。
1240年，因孟珙在抗蒙过程中的出色表现，获得理宗的信任。理宗授孟珙宁武军节度使、四川宣抚使兼知夔州，承担起了建立四川防御体系的重任。经过孟珙约两年的治理，四川的局势得到了大力改善，军队战力也获得了大幅提升。此时幸存的四川军民大多还在各地流亡、游击。四川制置使陈隆之为了稳定民心、收拢流民，带头将一家老小迁往了成都。
1241年蒙军再次入川，先锋汪世显率领两万蒙军先行进入四川。陈隆之率宋军在成都城西和蒙军发生大战，城外一时血流成河。蒙军将领塔海、秃雪随后率大军赶到。宋军渐渐失势，陈隆之大败而归，于是紧闭城门、坚守不出。元军围城，久攻不下，正打算撤军。一位叫田世显的守城宋将却悄悄打开了北城门投降元军，元军再次攻进了成都城屠戮一番。陈隆之全家及下属几百人全部被蒙军杀光，蒙军押着陈隆之来到汉州（广汉），劝降他的部下，汉州守将王夔。陈隆之视死如归，站在城下大声喊道：“大丈夫为国而死，死就死了，但万万不能投降蒙军！”蒙军老羞成怒，将陈隆之斩杀。

这一次元军在成都同样进行了大肆烧杀，元初诗人郝经写道：
芙蓉城碎朔风急，虓虎磨牙绮罗穴。
不识兵戈三百年，叠鼓一声肝胆裂。
蒙古军两次入川，攻破成都，使当地的生产和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税赋大减，这对风雨飘摇的南宋政权是个很大的打击。理宗收到成都被屠戮的消息后，非常不安，他对大臣赵熙暨说到：“目前的四川局势危急，朕与二三位大臣没有一天不在讨论四川的事宜。”1242年，抗蒙名将余玠临危受命，被理宗任命为四川安抚制使兼重庆知府。
余玠来到四川后，将川蜀的政治及军事中心从成都转移至重庆。余玠除了积极稳定四川局势，恢复生产外，还开始着力建立牢固的军事防线。余玠在播州（今贵州遵义）隐土冉琎、冉璞兄弟二人的建议下，结合蒙古骑兵的特点以及四川的地形特点，发动群众依山傍险，修筑了众多山城防御体系。
这些山城大多座落在依山傍水的山崖之上，平均海拔虽仅三五百米，却峭壁环绕，远比人造城墙险要，有的地方甚至可以凭借自然天险而不筑城，地质学上形象地称为“方山”。由于其地势特点，蒙军无法发挥骑兵优势，很难攻克。“方山”山顶平坦，周围数百十亩至数十里不等，具备了耕种、取水、驻扎、练兵、储备、防守等各种功能。百姓在收获季节可下山收割粮食，蒙军进攻时，则可进入山城防守。各个山城临近水路，相互之间也可通过水路进行物资运输和军事支援，实现了“守点不守线，连点而成线”的战略目的。余玠组织百姓修筑的这些山城，算是天然的要塞堡垒，优势远远超过了过去平原上的城池防御体系。这些山城其中最著名的包括：剑阁苦竹城、苍溪大获城、通江得汉城、金堂云顶城、南充青居城、合川钓鱼城、蓬安运山城、奉节白帝城，因此他们被称作“抗蒙八柱”，又称“川中八柱”。其中的钓鱼城更是创造了抗蒙的军事奇迹，甚至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成为了宋末抗蒙历史中一颗最璀璨的明珠。

此后，蒙古军多次入蜀侵扰，宋朝四川军民依靠新建立的山城防御体系，打退了蒙古军的数次进攻。淳祐十年（1250年），余玠调集四川各路精锐，北伐汉中，向蒙军发起了主动进攻。虽然未取得实际进展，但却为南宋抗蒙带来了巨大的信心。
1252年，蒙古大汗蒙哥派其弟旭烈兀率领10万大军攻击波斯帝国，开启了蒙古的第三次西征。同时，蒙哥派汪德臣率蒙军侵掠成都，围攻嘉定（今四川乐山）。余玠率部力战，再次打退蒙军。在余玠的领导下，四川抗蒙形势日益好转。然而16年来在抗蒙生涯中屡建奇功的余玠或许由于功劳过大，再加上他性格耿直，手段和政策向来比较强硬，于是得罪了一些同僚。
1253年，宰相谢方叔和参知政事徐清叟等人联合向理宗诬告攻击余玠，渲染他独掌大权、居功自傲，甚至有不尊重理宗之举。四川统制姚世安与余玠关系也有不和，于是姚世安与朝廷中的谢方叔等人里外配合，表奏余玠在四川有不臣之心。说的人多了，效果自然就明显了，理宗终于对余玠产生厌恶，下令将余玠召回朝廷问罪，并让平庸的尹余晦代替他的职位。
余玠接到诏令后，愤懑成疾。同年七月，余玠在四川暴卒，享年56岁。有传闻称他是为了证明清白，服毒自尽而亡。然而，嫉恨余玠的人并未就此放手，继续对其诬告诋毁，以至于余玠遭到抄家，家人也被迫害。五年后，理宗才回过神来，认为自己对余玠可能冤枉，于是下诏恢复其官职。尽管余玠死了，但他生前建立的山城防御体系却在抗蒙过程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1257年，蒙古大汗蒙哥决定发动全面侵宋战争，计划彻底征服南宋。西路由蒙哥亲率大军进攻四川，宗王塔察儿率东路军进攻荆山（今安徽怀远），以牵制和分散宋朝兵力。十一月，由于塔察儿攻宋不利，蒙哥改派其弟、总领漠南汉地军政事务的忽必烈统领东路。蒙哥计划占领四川后，与忽必烈的东路军攻下鄂州会师，然后直趋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

南宋西路方面，四川制置使蒲择之命都统杨大渊守剑门，遣安抚使刘整、都统制段元鉴等人把守遂宁江箭滩渡口，以阻挡蒙军从东川进入成都的要口，蒲择之自己率军驻守成都。纽璘率领蒙军抵达江箭滩后，受到宋军阻击，无法渡江。两军从日出战到日暮，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纽璘所部斩杀宋军二千七百余人，宋军战败，蒙军随后长驱直达成都。此时南宋四川的政治及军事中心已移往重庆，川西没有重兵把守。1257年秋，蒙军轻易占领了成都。所幸的是，蒙军入城后再没有像以前一样进行屠戮。自此，成都纳入元朝统治。
1258年五月，纽璘率领蒙军进攻西川附近最重要的山城要塞、“川中八柱”之一的金堂云顶山寨，宋军守将姚世安举城投降。蒙古军乘胜占领彭（今彭县）、汉（今广汉）、怀（今 淮口）、绵（今绵阳）等州，威州（今汶川）和茂州（今茂汶、北川、汶川等地）的各少数名族部族也相继归附蒙元。
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亲率大军攻占川中八柱之一的钓鱼城，久攻不下，蒙哥被“炮风所震”，不久身亡。蒙古由此停止了西征，开始了内部汗位争夺，从而拯救了亚欧大陆以及非洲可能被覆灭的命运。东面的伐宋之战也暂时停止，宋朝也因此继续延续了20年，钓鱼城由此被世人称为“上帝折鞭之处”。
1274年，元世祖忽必烈命左丞相伯颜率军大举伐，宋军节节败退。1279年，宋军与蒙军在崖山进行的大规模海战，宋军战败，陆秀夫携7岁的宋怀宗赵昺跳海殉难，宋朝灭亡。同年，为南宋坚守了36年的最后一块“弹丸之地”钓鱼城在三年不通王命的情况下已经弹尽粮绝，最后一任守将王立以蒙军不屠城为条件，率领十万余军民向蒙军投降。至此，元朝统一中国。
——本节完——

@王雁北 2020-11-10 10:50:29
作为一个来蓉20多年的异乡客，越来越喜欢巴蜀悠久的历史文化，看了老师的书，很多模糊，碎片的知识，一下子被一条线有机的串联了起来。那么多的历史人物，典故，那么多的古迹，街道，都鲜活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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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目的就是，在有限的篇幅内传递更多的知识！谢谢！

第七章 元、明
第一节 元朝多世家，驻守于四川
第二节 太祖建大明，蜀王镇巴蜀
第三节 杨慎名天下，家妻有黄娥
第四节 明末乱世起，献忠入成都

第一节 元朝多世家，驻守于四川
1259年，大汉蒙哥死于征战南宋钓鱼城的途中，元睿宗拖雷七子阿里不哥与他的哥哥、拖雷的四子忽必烈展开汗位之争，双方爆发长达四年的激烈内战。1261年，忽必烈占领哈拉和林后再次向阿里布哥发起进攻，大败阿里布哥军于昔木土脑儿。1264年8月21日阿里不哥在战败力竭之下向忽必烈投降。
1271年（至元八年），忽必烈建国号为大元，并定都于大都（今北京）。1274年（至元十一年），忽必烈命伯颜统领蒙军大举伐宋。1279年（至元十六年），蒙军消灭了流亡在崖山的南宋最后的残余势力，完成了元朝的统一大业。
元朝的统治者来自于漠北草原，并通过向四面八方征战之后而获得统一，被征服的地区除了宋朝的版图外，还有大量中西亚地区以及其他周边各国，因此元朝政权相对于中国历史上其他大部分政权具有其特殊性。唐宋以来，科举制度逐渐成为了世人进入统治阶层最主要的渠道，但是这种格局却在元朝有所改变。元朝的国家机构和官职制度具有两重性，既继承了蒙古传统的特性，也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
清末史官屠寄曾提出元朝等级制度的划分方法：第一等蒙古人为元朝的“国族”，蒙古统治者称之为“自家骨肉”；第二等为色目人，主要来自于被征服的西域人、吐蕃人等，部分辽、金遗族（契丹、女真等）也被划入色目人；第三等汉人，概指北方汉人，主要是西夏、辽国、金国等国的汉族遗民；第四等南人，概指南方（主要是南宋腹地）的汉人和少数民族。四个等级的人按照先后顺序享有不同的特权。虽然学术界迄今并没有发现元代实行过四等人制的法令，但这种划分却反映在一些政策和规定中。比如汉人和南人士兵不许充当宿卫，汉人官员往往只能做副手。蒙古人在法律上往往享有更优先的特权。《元典章》规定蒙古人杀死汉人，只需仗刑五十七下，付给死者家属烧埋银子即可；汉人殴死蒙古人，则要处以死刑。
结合其等级制度，在元朝统治阶层任官的途径主要体现为：
首先是“根脚”，即社会出生。比如蒙古贵族一般享有最高的特权，其中怯薛出身的贵族为“大根脚”。从成吉思汗时起，怯薛是蒙古国家机构的核心，它既是可汗的护卫又是大中军，既负责可汗的防务又参与处理国家政事。怯薛由皇帝直接掌握，因此享有许多特权。此外，在对外征服过程中建立重大军功的色目人或少数汉人军事将领也获得一些较高的职位和爵位，并通过“世袭”，成为各个地方的重要驻守官员和军事世家。

其次是“吏进”。比如一些有名的学者、隐士，或者通晓蒙、汉等各种语言的人才，这部分官员主要由各个地方政府推举入仕，然后再进一步升迁，他们在元朝官员数量中占了绝大部分比例。
最后是“科举“和“贡授”的儒生。元朝虽然也有科举制度，部分官员职位通过考试获得，但比例却非常低。元代有人曾说，由儒入仕的，大约只占官员总体数量的百分之五；由吏入仕的，大约占到百分之九十五。相比之下，儒生只能占到吏官数目的一个零头。
总体来看，元朝中上层统治阶级主要来自于“根脚”，阶层的封闭性和固化程度也最高；吏官和儒官占据了大部分中下层官员体系，在总体官员数量中占比也最大，流动性也较强。
在元朝的行政管理体系中，主要实行行省制度。除中书省管理首都所在腹地地区以及宣政院管理吐蕃（今西藏）地区外，在元朝直接统治的疆域内共设有10个行中书省（行省）；行省作为地方最高行政机构，由中书省（中央宰相府）总管全国行省。现代行政区划的“省”，即来源于元朝的“行中书省”。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元朝在四川设立行省，四川便成为了元朝十大行省之一，治署成都。
元朝为了更好的统治被征服的地区，各地方行省仍然结合了军事性质。元代军事防卫分为两大系统，即戍卫京师（大都）的宿卫系统和镇守全国各地的镇戍系统，皆隶属于中央枢密院。华北、陕西、四川等地的戍守军、探马赤军（蒙军野战先锋部队）由各地区的都万户府（都元帅府）统领。主要以蒙古军、汉军、新附军相参驻戍。隶属行省的镇戍军，平时日常事务归于行省管理，但调遣更防等重要军务仍受到枢密院节制。

在四川，这些诞生于“根脚”的都万户，皆来自于蒙古、色目，以及北方汉人军事世家，他们在伐宋之战中为元朝建立了卓著的功勋。其中，祖孙四代镇守四川的纽璘家族是最有影响力的元朝军事世家。
纽璘，珊竹带（蒙古尼鲁温部一支）人，算是比较纯正的蒙古血统。其祖父孛罗带，初为元太祖铁木真的宿卫，后跟随元太宗窝阔台参加灭金之战，金国灭亡后负责戍卫河南。纽璘的父亲太答儿，辅佐蒙哥西征阿速、钦察等国，功勋卓著，被蒙哥拜为都元帅（都万户）。蒙哥二年（1252年），蒙哥派太答儿率陕西西海（今陕西渭南）、巩昌（今甘肃陇西）的蒙军参加伐宋战争，后攻入四川。太答儿曾与总帅汪德臣筑利州城（今广元），攻克碉门（今四川省天全县）、黎州（今四川汉源县）、雅州（今雅安）等城。后进攻重庆，擒获宋军都统制张实。
纽璘早年便跟随父亲四处参加各种战斗。蒙哥七年(1257年)，纽璘随蒙哥参加伐宋之战，率领蒙军万人，自利州（今广元）下白水江，沿嘉陵江抵达夔门（今奉节）。1258年参加成都之战，蒙军都元帅阿答胡被宋军杀死，纽璘被众将推为首领，随后攻取成都及西川其他地方。因功勋卓著，升为都元帅。后随蒙哥进攻重庆。1259年，蒙哥死后，在阿里不哥与忽必烈争夺汗位的斗争中，打算依附阿里不哥，被捉拿后得到释放，后归顺忽必烈，继续负责镇守西川。纽璘虽然作战勇猛，但年轻气盛，骄横跋扈，肆无忌惮，这或许来自于他强大的蒙古贵族的“血统优越感”，活脱脱一个蒙军“盖世太保”。在战争期间，他对待官吏，尤其是被征服后的宋朝官吏百姓，毫无体恤之心，随意侮辱和虐待。他的暴虐和跋扈连蒙古大汗都非常重视。《元史》有记载，元世祖忽必烈曾专门在诏令中特别告诫纽璘不得沿途擅自虐待官吏，并提醒他多体恤百姓。
纽璘在镇川期间，曾多次调遣士兵千余人为自己营私，士兵们畏惧他的权势和威压，虽心有怨气，却不敢不从。当时的陕西凤翔的驻军也归其管辖，当地有屯田的士兵800余人，在结束屯田后，纽璘却不给他们归还兵籍。按照规定，这些士兵应该被调往河中防守浮梁，结果士兵们无法到任。对于士兵来说，影响了他们的实际利益，对于国家来说，则严重违反了军籍管理制度，然而却没人敢去过问这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