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朱椿揭发同母弟谷王朱橞谋反一事，更是让朱棣对朱椿更加信任。靖难之役中，就藩于宣府（今河北张家口宣化区）的谷王朱橞被朱允炆倚重，曾率3000军士守卫南京金川门。后见大势已去，转而迎降朱棣。燕王朱棣继位后，对朱橞大加封赏，并将他改封至长沙。然而，朱橞来到长沙后，自恃功高，骄横霸道，强夺民田，侵占公税，滥杀无辜。更为严重的是，他还将搜刮来的钱财进行招兵买马，大造战舰弓弩器械，练习军事。并写信煽动兄长朱椿一起结盟造反，以推翻成祖朱棣。朱椿并未答应，还对他进行了责备。念及兄弟之情，并没有向朱棣上奏此事。
然而，意外之事还是发生了。永乐十四年（1416年），朱椿的三子崇宁王朱悦燇犯了错误，怕被“严父”朱椿责罚，于是偷偷地跑到了叔叔朱橞家里。此时的朱橞已为谋反做了充足准备，认为时机已经成熟，而且朱悦燇可能长得比较像建文帝，也可能是为了“胁迫”朱椿支持自己造反，于是朱橞对外宣称，当年是他把建文帝从京城放走的，现在建文帝就在他的府中，他要为建文帝讨回公道。
消息很快传到了朱椿耳里，朱椿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赶紧向朱棣上奏了朱橞将要密谋不轨的事情。此前，朱棣其实早已接到朱橞要谋反的情报，只是为了保全父亲朱元璋一再叮嘱的“亲亲之义”，才没有冒然行动。而现在连作为朱橞兄长的朱椿也来举报，朱棣于是下定决心派兵前往长沙镇压。事后朱橞被捉拿至京城，朱棣把朱椿在内的各位藩王召进京城征求意见，讨论如何处置朱橞。包括朱椿在内的诸王、大臣皆同意处死朱橞。朱棣为笼络宗室，巩固皇位，并没有处死朱橞，而是把朱橞和他的两个儿子贬为庶人，但对追随朱橞造反的官员进行了诛杀。
朱椿揭发弟弟朱橞造反后，深得朱棣的赞扬，并进行了大力赏赐。朱椿的原则和立场，为后世的蜀王与朝廷的良好关系打下了坚实基础，也被后来的蜀王延续了下来。

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二月，朱椿病逝，享年53岁。明朝的藩王世袭与皇帝的继位规则差不多，正常情况下都是由嫡一子（嫡长子）继承，也被称为世子（类似太子），也需要事先正式册立。朱椿的嫡一子朱悦熑（正妃蓝妃所生）于永乐七年（1409年）早逝，年仅22岁，后被追封为蜀王。由于蓝妃仅生了朱悦熑一个儿子，在他死后，朱椿的庶长子朱悦爠（次妃张妃所生）已是名义上的长子，于是开始觊望世子之位。然而，这位庶长子从小就比较狂放不羁，朱椿或许并不太喜欢这位庶子。
朱悦燫共有3个儿子：长子朱友堉、二子朱友坿、三子朱友埙（壎）。朱友堉生于永乐四年（1406年），年仅4岁时父亲便去世。朱悦熑死后，朱椿册立朱友堉为“世孙”，成为蜀王的指定继承人。此事引起了朱悦爠的极度失望和不满，于是开始秘密策划夺取蜀王继承权的行动，他擅自把手下的亲信任命为千户，这显然犯了一个大错。朱椿知道这件事后，将朱悦爠惩罚了100大板，并准备把他押送至朝廷处置。宅心仁厚的朱友堉不断为叔叔求情，朱椿才放弃了交给朝廷处置的念头，但仍把朱悦爠囚禁起来，让他反思悔过。朱友堉又多次求情，朱椿数月后才把朱悦释放出来。
永乐21年（1423年），朱棣召朱友堉入京觐见。朱友堉还没回到成都，朱椿便去世了。朱悦爠觉得机会来了，于是把王府中的金银财宝攫走了不少。朱友堉回到成都后，有人向他汇报朱悦爠的行为，但宅心仁厚的他并未对朱悦爠进行追究。
然而朱悦爠并不甘心，为了夺取蜀王爵位，便向朱棣上奏毁谤朱友堉有“悖逆”之罪。朱棣召见朱友堉进京询问此事，但朱友堉还没到达京城，朱棣便驾崩了，由朱棣的长子朱高炽明仁宗继位。朱高炽明察秋毫，派专人到四川实地调查此事，最后的结论是朱友堉并无朱悦爠所说的悖逆行为。为了避免再生事端，朱高炽下令将朱悦爠一家及族下仆从全部迁到澧州（今湖南澧县）世代居住。

朱友堉就藩后，仍然受到朱椿时期建立的“祖训”影响，是位宽仁贤明的蜀王，而且识大体、重大局，颇有政治智慧。
宣德二年（1427）秋，四川松潘地区发生战事，宣宗朱瞻基命令朱友堉调拨蜀王府护卫官军到前线支援，朱友堉积极响应，委派指挥使李瓘领兵4000人前往松潘听征。当时蜀王府的护卫军大约有14700人。朱友堉分拨的4000人增援战事，接近于护卫军的三分之一。
明宣宗朱瞻基此举并非由于朝廷缺少兵将，而是有意削减蜀王府的护卫。宣德4年（1429年），朱友堉上奏明宣宗，请求把蜀王府应开往松潘的三护卫官军旗校留下来，让他们“修治宫室”，明宣宗同意了。第二年，四川总兵陈怀向朝廷反映，蜀王府晚上经常鸣枪放炮“警夜”，不符合规制。明宣宗派人调查，朱友堉明白了宣宗的意图，于是在宣德六年（1430年）六月主动上奏朝廷说，成都蜀王府的三大护卫军，现在只需要把左护卫军留下来即可，请求朝廷把中、右二护卫军收归朝廷。宣宗朱瞻基对朱友堉的举动非常满意，对其大加赞扬，并采纳了他的建议。随后，朱友堉继续上奏朝廷，认为四川虽然富庶，但缺少真才实干的官员和专业技术工匠，希望朝廷能调派相关人才到四川。对此，朱瞻基也答应了他的请求。遗憾的是，宣德六年（1431年）九月，年仅26岁的朱友堉便早早去世，由于他没有儿子，一年后由三弟朱友埙（壎）继任蜀王。

在之后的蜀王中，大多宽厚仁德，且尊儒好文。其中第九任蜀王朱让栩最为出名，其品德良好，贤名远播，受到世人极力赞扬。
第八任蜀王朱宾瀚和刘氏只有一个儿子，就是朱让栩。朱让栩出生于弘治十三年（1500年），父亲朱宾瀚于正德三年（1508年）便去世，此时的朱让栩年仅9岁。两年后，他被袭封为蜀王。朱让栩失去父亲后，全靠母亲刘氏支撑蜀王府。
刘氏非常重视对朱让栩的教育，使朱让栩自小便树立了良好的品格，而且他勤奋好学、博览群书，经史、书法、诗赋无一不通。清代四川籍诗人彭遵泗（彭端淑的弟弟）曾说，朱让栩特别喜欢读书，蜀王府的藏书量在四川首屈一指，府中有数十间石楼专门用来收藏各种书籍，数量达到亿万卷。更难得的是，朱让栩还把藏书楼对外开放，俨然成为了一座公共图书馆，每天去看书和抄书的人达到数百人之多，这也为四川地区的文化和学术的传播起到了巨大作用。
当然，无可否认，当时的蜀王府的富庶是天下闻名的，还曾被称为“全国首富”。明代学者王世贞在他的笔记《弇州史料后集》中记载，嘉靖年间首辅严嵩的儿子严世蕃曾私下做过一个富豪排行榜，蜀王位列榜首。严世蕃，号“东楼”，向来热衷于追求财富，明代小说《水浒》、《金瓶梅》中的西门庆的原型正是来自于这位仁兄“严东楼”。严嵩由于掌握朝中官员的任用大权，于是严世蕃利用父亲权势卖官鬻爵，通过各种手段大肆搜刮钱财。每当他的财产新增100万两，便会与亲信和门客们开一场盛大的庆祝宴会，而这样的宴会，一共开了4次。不但如此，严世蕃还喜欢与亲信在闲暇时间“屈指天下富家”，也就是给天下富豪做一个排行榜。这个富豪榜分为首等和二等，资产白银50万两以上者，才能进入首等。严世蕃所排的首等富豪榜上一共有17位富豪，其中包括蜀王朱让栩、太监黄锦、太监高忠、成国公朱希忠、黔公沐朝弼、都督陆炳、魏国公徐鹏举等人，当然还有他自己，而居于榜首的正是蜀王朱让栩。

在之后的蜀王中，大多宽厚仁德，且尊儒好文。其中第九任蜀王朱让栩最为出名，其品德良好，贤名远播，受到世人极力赞扬。
第八任蜀王朱宾瀚和刘氏只有一个儿子，就是朱让栩。朱让栩出生于弘治十三年（1500年），父亲朱宾瀚于正德三年（1508年）便去世，此时的朱让栩年仅9岁。两年后，他被袭封为蜀王。朱让栩失去父亲后，全靠母亲刘氏支撑蜀王府。
刘氏非常重视对朱让栩的教育，使朱让栩自小便树立了良好的品格，而且他勤奋好学、博览群书，经史、书法、诗赋无一不通。清代四川籍诗人彭遵泗（彭端淑的弟弟）曾说，朱让栩特别喜欢读书，蜀王府的藏书量在四川首屈一指，府中有数十间石楼专门用来收藏各种书籍，数量达到亿万卷。更难得的是，朱让栩还把藏书楼对外开放，俨然成为了一座公共图书馆，每天去看书和抄书的人达到数百人之多，这也为四川地区的文化和学术的传播起到了巨大作用。
当然，无可否认，当时的蜀王府的富庶是天下闻名的，还曾被称为“全国首富”。明代学者王世贞在他的笔记《弇州史料后集》中记载，嘉靖年间首辅严嵩的儿子严世蕃曾私下做过一个富豪排行榜，蜀王位列榜首。严世蕃，号“东楼”，向来热衷于追求财富，明代小说《水浒》、《金瓶梅》中的西门庆的原型正是来自于这位仁兄“严东楼”。严嵩由于掌握朝中官员的任用大权，于是严世蕃利用父亲权势卖官鬻爵，通过各种手段大肆搜刮钱财。每当他的财产新增100万两，便会与亲信和门客们开一场盛大的庆祝宴会，而这样的宴会，一共开了4次。不但如此，严世蕃还喜欢与亲信在闲暇时间“屈指天下富家”，也就是给天下富豪做一个排行榜。这个富豪榜分为首等和二等，资产白银50万两以上者，才能进入首等。严世蕃所排的首等富豪榜上一共有17位富豪，其中包括蜀王朱让栩、太监黄锦、太监高忠、成国公朱希忠、黔公沐朝弼、都督陆炳、魏国公徐鹏举等人，当然还有他自己，而居于榜首的正是蜀王朱让栩。

蜀王府如此富有，这主要得益于天府之国物产丰富，而且整个四川地区仅封有一位蜀王，相比其他地方的封藩数量，具有明显的优势。万历年间曾任工部尚书的四川内江籍官员何起鸣，在《条议宗藩至切事宜疏》中写道：“查得分封地方，山西、湖广各十处，河南七处，陕西四处，江西、山东各三处，四川、广西各一处。”明朝嘉靖年间曾任过工部尚书、吏部尚书的官员张瀚在《松窗梦语》中写道，蜀王府“富厚甲于诸王，以一省税银皆供蜀府，不输天储也”。
虽然朱让栩被世人称为首富，但并非如严世蕃之辈那般“为富不仁”、骄横跋扈。朱让栩非常贤明、素雅，且积极向上，远离奢靡享乐和声色犬马，这在当时众多藩王中极其难得。《明史》中曾记载朱让栩“尤贤明，喜儒雅，不迩声伎，创义学，修水利，赈灾恤荒”。嘉靖15年（1536年），巡按御史金粲、巡抚都御史吴山将朱让栩在四川的事迹上奏朝廷。嘉靖帝大加赞赏，并赐朱让栩“忠孝贤良”坊。嘉靖二十年（1541年），京城打算重新修建被毁的太庙，但由于朝廷财政困难，大臣们决定捐出自己的部分工资。嘉靖帝觉得让大臣捐钱修葺太庙，实在过意不去，于是只接受老朱家内部的捐款。朱让栩慷慨捐献黄金60斤、白银600斤。嘉靖帝大受感动，不仅赐以币帛表示谢意，还“加岁禄二百石，玉带一”。朱让栩将岁禄推辞掉，而只接受了玉带。在此前的正德年间，因叛乱频繁，朝廷财政困难，朱让栩还曾捐银2000两作为军饷，因此受到正德帝朱厚照的褒奖。

除此之外，明朝中后期的藩王，由于并不掌握兵权，也无权参与当地的行政事务，而且没有权限管辖当地的地方政府官员。相反，许多地方官府还有一项重要职责，便是帮助朝廷“监视”地方藩王的一举一动。由此看来，明朝中后期地方藩王的实际权势和影响力已相对较弱。朱让栩也并非如世人想象中的“权势逼人”，在他就藩期间，甚至受到地方官员的勒索和恐吓。
明朝万历年间官员徐学聚在《国朝典汇》中记载，朱让栩曾被四川都司都指挥（地方最高军事长官）刘永昌索取“金币珍宝，积且以千计”，刘永昌还纵容下属骑马闯入朱让栩的仪仗队。朱让栩对刘永昌这种过分行为十分气愤，进行劝阻警告，不但毫无效果，反而受到刘永昌的进一步恐吓。刘永昌能如此“猖狂”一方面由于他作为地方军事长官，掌有实际兵权，而且他还有一位强大的靠山——武定侯郭勋。郭勋是明初开国勋臣武定侯郭英六世孙，于正德三年（1508年）承袭武定侯爵位，郭勋深得嘉靖帝宠爱。不但如此，刘永昌本人也深得嘉靖帝宠信。刘永昌本是羽林前卫指挥使，属于中下级官员，但他口才出众，嘉靖帝对他很是欣赏，被一路提拔。刘永昌被升任为四川都司都指挥，成为四川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得势后的他飞扬跋扈、胡作非为，官员同僚对他都非常忌惮。刘永昌与宗藩朱让栩杠上后，朱让栩只好上奏嘉靖帝，请求派人查处此事。不过，刘永昌也毫不含糊，同时上奏朝廷，揭发朱让栩有“不法之事”。表面看来，朱让栩的地位似乎应远在都指挥刘永昌之上，不过，到底“鹿死谁手”还是个未知数。幸亏另有地方官员四川巡抚潘鉴、巡按御史邹尧臣站了出来，举奏“（刘）永昌不法十事”。嘉靖帝于是将刘永昌停职，朱让栩才得以最终胜出。

此外，朱让栩在文学方面也颇有建树，还曾邀请当时的大文仕杨慎为他的文集作序。朱让栩生前曾编撰其代表作《长春竞辰稿》诗文集，共十三卷。文集名字为朱让栩自拟，是因为“长春不著长物，惟富图籍”，“比之青衿儒生，锦带居士，勤渠倍之。故曰：竞辰。”朱让栩临终前，邀请杨慎为其作序。杨慎家乡在成都新都，此时正被嘉靖帝外放充军于云南。杨慎受到朱让栩的邀请后，欣然同意为其作序，还邀请友人简绍芳作后序。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六月，杨慎在《长春竞辰稿》的序言中称赞朱让栩“恪遵祖训，丕承先志，懿德善行，事皆可书”，“著述满家，儒林称颂。”清朝嘉庆版《成都县志》也对朱让栩赞许有加：“忠敬慈和，孝友敦睦，德性明粹，问学渊涵。长于文翰，著作甚富。”
嘉靖26年（1547年），在位37年、时年48岁的朱让栩去世。此后几任蜀王，随着明王朝的逐渐走向衰弱，在德性和影响力方面大多参差不齐。大约100年后，第十三任蜀王朱至澍，随着明王朝的灭亡而陨落，成为了末代蜀王。
朱至澍于万历三十年（1602年）被封为世孙，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改封世子，并袭封为蜀王。朱至澍就藩期间，朝廷内忧外患开始加剧，明王朝迅速走向衰亡。1616年，北方女真族领袖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立后金，并正式起兵进攻明朝。1619年，后金在萨尔浒之战中大败明军，自此明朝在与北方女真的对抗中逐渐失势。天启七年（1627年）王二在陕西发动农民起义，之后，李自成、张献忠等先后起兵响应，明末农民起义的序幕徐徐拉开。
此时的明王朝已是内外交困，各地藩王家族也先后走向末路。此前的历任蜀王皆遵循朝廷规制，大多宽仁好儒，关心民瘼，但到朱至澍时，更多的是奢侈享乐、贪婪懦弱。面对国家危难，拿着国家和百姓供养的朱至澍却置身事外，心安理得地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享乐生活。清代刘景伯撰在《蜀龟鉴》中写道，朱至澍“暮宴朝歌，肉山酒海，坐视兵民饥困而不恤”。清代乾隆版《遂宁县志》说，朱至澍“惟耽文学，日与四近侍赋诗饮酒于丽春轩内，刻翠剪红，唱和极多”。

明末的某一年五月初五端午节，成都的浣花溪举行龙舟比赛，朱至澍下令府中之人来到浣花溪与民同乐。他带着妃子侍从们乘坐在豪华画舫中，看两岸人山人海，笙歌不绝于耳。朱至澍高兴之余赋诗道：“浣花溪上玩龙船。”有嫔妃接着和诗到：“令下游人莫敢先。长乐乐宣明主日，合欢酒献蜀王前……盛世人咸歌盛节，愿歌沃野绝烽烟。”最后一句，不乏居安思危的寄寓，其实也是在委婉劝谏朱至澍。朱至澍听后，对此并没有说什么，而是让侍从们进入龙舟继续宴饮作乐。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攻入北京，崇祯帝在景山自缢身亡，明朝灭亡。四月，消息传到朱至澍耳里，朱至澍与身边的人寻思道：蜀地富庶，易守难攻，可以作为老朱家的根据地，继续保有明朝江山，至于自己，则可以做个监国，过一下执掌国政的瘾。《明史·刘之勃传》记载：“举人杨锵、刘道贞等谋拥蜀王（朱）至澍监国。”不过，此举受到四川巡按御史刘之勃等人的坚决反对。此时的崇祯帝虽然已死，但皇族宗室成员众多，有才能的比比皆是，地处偏远、能力和口碑平平的蜀王朱至澍根本难当大任。刘之勃反对朱至澍的立场非常坚定，甚至跳入池中以示抗议。朱至澍没想到遭遇如此激烈的反对，只好作罢。
事实正如刘之勃所言，明朝灭亡后，在南方尚有势力，崇祯的堂兄弟福王朱由嵩在凤阳总督马士英、江北四镇高杰、黄得功、刘泽清与刘良佐的拥护下在南京建立流亡政权，朱由嵩先为监国，而后称帝，即弘光帝，史称南明。
然而，覆巢之下，岂有完卵。随着明王朝的灭亡，蜀王府的奢靡生活也到了尽头。1644年正月，张献忠的农民军攻克夔州（今重庆奉节），进入四川。同时，李自成的部队也开始进入川北。此时的四川局势已到万分危急时刻。地方政府经过连年战乱，已到了无粮、无饷、无兵的地步。一向反对朱至澍监国的刘之勃等四川官员，也不得不向朱至澍求借粮饷。此时的朱至澍的确不缺钱，但对于他们反对自己监国一事却耿耿于怀，看到他们这么窘迫地前来求助于自己，反倒内心有些快意，而且坚持不借。不过这些官员对于蜀王府的财富也是心知肚明，执意向朱至澍借钱。

朱至澍开始诉苦道：“府内人口众多，许多人都指望着要养活，府库内钱粮的确不多了。现在王府最值钱的就这个承运殿了，你们实在需要钱的话，就把这座承运殿拿去卖了吧！“说完，指了指蜀王府殿。刘之勃等人怎敢卖掉朝廷修建的蜀王殿呢，而且现在除了李自成、张献忠想要外，可能谁也没兴趣，谁也买不起！朱至澍的话纯属无赖，刘之勃等人气愤之余，只好拂袖而去。
六月二十日，张献忠占领重庆。从汉中逃到重庆的瑞王朱常浩、巡抚陈士奇、兵备副使陈纁、知府王行俭等明朝宗室和官员，皆被农民军擒获并处死。七月初四，张献忠率军向成都挺进。沿路州县皆望风瓦解，各地狼烟四起，成都上下惊恐不已。此时的朱至澍终于坐不住了，准备携带家眷和金银财宝逃亡到滇黔一带。地方官员们以此举会动摇民心为由坚决不让朱至澍离开成都。朱至澍对此毫无办法，只好拿出银子募人守城，宣布应募者每人白金五十两。但为时已晚，应募者都不过是些游手无赖之人，刚拿到钱后便不见了踪影。
八月初七，张献忠农民军开始攻打成都。八月初九，成都陷落，农民军冲进蜀王府。朱至澍绝望之中，带领妃妾、伺女等跳进王府后花园的菊井自尽。朱至澍的四弟、太平王朱至渌，以及内江王朱至沂等也投井而死。据传，朱至澍的世子和世子妃、世孙三人、郡主二人被生擒。张献忠先封世子做太平公，不久用毒药鸩杀，世子妃也被发往军营做了娼妓。
张献忠听说朱至澍投井自杀，便叫人将他的尸体捞了起来，连戳了三刀，然后抛到江中喂鱼。张献忠下令，各地搜索王府宗室成员，并将发现的人员全部送到成都处决。最终共抓获王府宗室及家口数万人，被全部杀害。
大慈寺是成都著名的寺院，当时有1000多名僧人，也因藏匿蜀王宗室人员而受到牵连，全部僧人被屠杀。张献忠攻下成都后，建立大西政权，把蜀王府改为皇宫。府库内那些朱至澍曾经视作生命的巨额金银财宝，最终全归了张献忠。
——此节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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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杨慎名天下，家妻有黄娥
嘉靖年间的某一天，在四川江阳（今泸州）城郊的长江岸边，一位年近古稀、饱经沧桑的老人站在渡口。此时，夕阳已开始西下，长江之水滚滚东去，落日与晚霞的余晖洒在江面，映红了整个江水与天际。看到眼前景象，老人感怀身世，不由得徐徐而有力地吟唱道：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这位老者便是明朝著名文仕杨慎，而这首气势磅礴、悲壮豪迈的诗词《临江仙》正是他晚年被外放充边云南后在江阳逗留期间所作，而诗词中的“白发渔樵”或许正是寄寓着此刻的自己。诗词被收录于他的著作《廿一史弹词》第三段《说秦汉》的开场词，后被清初文学家毛宗岗在修订《三国演义》时作为开篇词，从此便被世人竞相传颂。
杨慎，字用修，号升庵，成都新都人，祖籍庐陵（今江西吉安市）。祖上在元末时为避农民军徐寿辉部将欧祥之乱，迁徙至湖北麻城。其六世祖杨世贤再避红巾军之乱，举家迁入四川新都。
杨慎世代为书香门第，以及官宦世家。其中祖父杨春为成化十七年（1481年）进士，曾任行人司司正、湖广提学佥事（督学）。父亲杨廷和早于祖父3年，于成化十四年（1478年）19岁时中进，与明初解缙（1388年19岁中进）共同成为了明朝最年轻的进士。杨廷和曾于明孝宗时任皇太子朱厚照（明武宗）的老师，后拜东阁大学士等职，正德七年（1512年）出任内阁首辅。武宗朱厚照驾崩后，由于无子嗣，在过渡期间，杨廷和曾总揽朝政37日。杨慎为杨廷和长子，其二弟杨惇也为进士，任兵部主事，三弟杨恒任职大理寺副，四弟杨忱为举人。如此家族，不愧为明代首屈一指“学霸”世家。而杨慎的一生，也不愧为“学霸”这个词，其才华与父亲杨廷和相比，则更胜一筹，与解缙、徐渭并称为明朝三大才子。
父亲杨廷和及第后，便被选任为翰林院庶吉士。庶吉士虽然是翰林院内的短期职位，但并非普通人所能企及。庶吉士仅从通过科举考试中进士的人当中选择有潜质者（一般为前三甲）担任，为皇帝近臣，负责起草诏书，并负责为皇帝讲解经籍等，是培养明朝内阁辅臣的摇篮。此时，与杨廷和父亲阳春为世交的四川眉山人黄明善任云南督学，杨廷和受父辈之约，告假前往云南迎娶黄明善之女黄氏为妻，也就是杨慎的生母。成化十六年（1480年），杨廷和回到朝廷，庶吉士3年届满后，被升任为翰林院检讨（掌修国史，从七品）。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年）十一月初六（12月8日），北京孝顺胡同（今晓顺胡同）内，随着一生啼哭，一位婴儿呱呱落地，他便是杨慎。
生在这样的家庭，杨慎自然从小便享有良好的学习环境，时常沐浴在浓厚的儒家经学氛围之中。杨慎自幼聪慧过人，且勤奋好学。在母亲的教导下，7岁便能熟读和背诵唐诗绝句。8岁时与弟弟杨惇进入蒙馆（儿童启蒙私塾）读书。11岁时便能作诗，12岁时模仿创作唐代李华的散文《吊古战场文》，文中居然出现“青楼断红粉之魂，白日照翠苔之骨”的金句。杨慎叔父兵部侍郎瑞红看了之后也不由得啧啧称叹，于是再让他模仿西汉贾谊做一篇《过秦论》。杨慎写完后，祖父杨春看了，非常高兴地感叹道：“我家也出了个贾谊啊！”
有一天，父亲杨廷和和叔父在一起观赏画作，父亲问旁边的杨慎：“人们看到美丽的景色之后，都说美如画；而看到美丽的画作后，却说画如（实）景。到底哪一个说法才是正确的呢？”于是要求杨慎写一首诗加以说明。杨慎略加思索后，拿出笔墨写道：“会心山水真如画，名手丹青画似真。梦觉难分列御寇，影形相赠晋诗人。”列御寇（列子）为战国时期的道家思想家和哲学家，著有思想文集《列子》，杨慎引用列子的“贵虚”道家思想学说巧妙地回答了父亲提出的画与景之间的“虚实”问题。父亲听后很是高兴，称赞他仅仅用四句诗就解释了这个问题，已远远超过前人“晋诗人”（晋代文人）。
杨慎13岁时，随父亲进入京城，沿途创作《过渭城送别诗》、《霜叶赋》、咏《马嵬坡》等诗，其中《黄叶诗》在京城引起轰动。当时茶陵诗派的首领、内阁首辅李东阳读完《黄叶诗》并见到杨慎后，叹赏不已，极力让他在自己门下学习，并称杨慎为“小友”，胜似一对忘年之交。

正德三年（1508年），大明朝迎来了三年一届的国考，21岁的杨慎参加了他人生的第一次科举考试。主考官正是博学多才的大学士王鏊与梁储，二人看完杨慎的答卷后，将杨慎写的文章列为卷首。不料却出现了意外情况，在考官传阅答卷时，不小心将烛花落到了考卷之上，杨慎的答卷意外被烧毁，杨慎由此名落孙山。
这次意外事故，对一个正常的学子来说，无疑是一场巨大的打击，但杨慎并没有因此灰心丧气。三年之后，正德六年（1511年），24岁的杨慎再次自信满满地参加国考，这一次他在殿试中获得榜首，被录为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也许杨慎自己也不会知道，他也因此成为了明朝276年中四川唯一的状元。从此，杨慎开始正式登上明朝的政治舞台。不久后，杨慎的母亲在家乡新都去世，于是他回乡为母亲守丧。服丧完毕后，回到京城复任翰林院修撰。
当时的明武宗朱厚照在明朝历代皇帝中算是位擅于玩乐的奇葩皇帝，他从小机智聪明、善于齐射、喜武好动。父亲明孝宗朱祐樘36岁时便驾崩，由15岁的太子朱厚照即位。武宗即位不久，便宠信重用以刘瑾为首的宦官马永成、张永、谷大用等八人，史称“正德八党”。朱厚照将所有奏章交给刘瑾处理，刘瑾则日益诱导武宗戏玩娱乐。朱厚照血气方刚、精力过剩、自制力差，自然沉浸其中，还在西华门另修宫殿密室，称为“豹房”，每日游乐其中。
后来，刘瑾在都御史杨一清和太监张永的合力检举下被武宗诛杀，江彬、钱宁等继续得宠，具有边军背景的江彬极力鼓动武宗到西北边境军事要地宣府（今河北省张家口宣化区）巡边，朱厚照不顾文臣反对，对巡边之事乐此不彼，还常驻宣府，将他的兴趣爱好发挥到了极致。
正德十二年（1517年）十月，恰逢蒙古鞑靼小王子率领五万蒙军侵袭边境，武宗获得消息后十分兴奋，认为这正是一个大显身手的好机会，决定亲自率军迎击，还匪夷所思地自贬身份，给自己封了一个"镇国公"、威武大将军"朱寿"。然而朝廷上下对于发生在70年前的“土木堡之变”却历历在目，当年英宗朱祁镇率20万大军北征瓦剌，却在兵败后被蒙军俘获。得知武宗的想法后，朝内大臣极力劝阻，甚至以命相逼，但朱厚照依然我行我素。不过朱厚照还是有些军事天分，最终险胜蒙军，取得“应州大捷”。然而，许多文官大臣却在这一次事件中受到影响，一向正直敢言的杨慎也在其中。
事前，杨慎针对朱厚照的“荒唐”行为，呈上了《丁丑封事》的奏章，指责武宗“陛下若轻举妄动，非事而游，则必有意外之悔”，极力劝阻武宗的行为，武宗对此毫不理睬。杨慎无可奈何，在失望与悲愤之中称病告假，回到了家乡新都，这一年，他30岁。
此前，杨慎在京城任职期间，已娶有一位妻子王氏（正室），但到他告假还乡后不久，王氏便离世。不过，就在回乡新都期间，他遇到了自己一生最重要的另一半 —— 黄娥。

黄娥，四川遂宁人，父亲黄珂曾任工部侍郎。黄珂与杨廷和曾同朝为官，再加上皆为四川老乡，因此关系一直很好，黄娥与杨慎两家算得上世交。黄娥出生于弘治十二年（1498年），比杨慎小10岁，自小便受到良好教育。她聪颖好学，博览群书，尤其对诗文辞赋十分擅长和热爱，而且生得端庄美丽。与杨慎一样，年少时便因诗赋在京城小有名气，后来曾与薛涛、卓文君、花蕊夫人被世人并称为蜀中四大才女。她在京城的豆蔻年华之时，便在《闺中即事》一诗中写道：
金钗笑刺红窗纸，引入梅花一线香。
蝼蚁也怜春色早，倒拖花瓣上东墙。
对于如此才华横溢的女子，一般的男子的确很难入其法眼。不过，早在黄娥刚刚情窦初开的时候，就一直对“状元哥哥”杨慎钦慕已久。然而，对于黄娥来说，或许有些造化弄人，杨慎在京城已娶得王氏（正室）为妻，黄娥此生似乎将注定错失这段缘分。
不过，“有情人终成眷属”，上天却意外给他们安排了一次机会。杨慎回乡之前，黄娥的父亲黄珂因年事已高，已辞官回到了四川遂宁过起了安静的生活。跟随父亲回到老家的黄娥时常想起京城的繁华岁月以及大都市浓厚的文化氛围，不觉内心苦闷，写下了散曲《玉堂客》：
东风芳草竟芊绵，何处是王孙故园？
梦断魂萦人又远，对花枝空忆当年。
愁眉不展，望断青楼红苑。
合离恨满，这情衷怎生消遣！
这首曲子传到京城后，引起了文艺圈的巨大轰动，黄娥的名气更盛，大家都称赞黄珂家出了一位绝世才女。杨慎也不由被这位奇女子的才情深深打动。杨慎回到新都后不久，妻子王氏便于1518年夏天病逝。此时的杨慎与黄娥，一个妻子早逝，一个独守闺房，或许上天刻意眷顾二人，为他们营造了走到一起的绝好机会。
杨慎在妻子离世后，惆怅与孤独时常萦绕，不禁想起了黄娥，一番打听后知道她还未嫁。在征得父亲同意后，杨慎托人向黄娥家提亲。正德十四年（1519年），21岁的黄娥终于如愿以偿，嫁给了自己心仪已久的“大哥哥”杨慎。对于此时的黄娥来说，或许在脑海中时刻描绘着他们二人未来幸福美满、相濡以沫的一生。新婚后的他们在新都桂湖之滨的榴阁过了一段幸福而温馨的难忘时光，她在《庭榴》中写道：
移来西域种多奇，槛外绯花掩映时。
不为秋深能结实；肯于夏半烂生姿！
番嫌桃李开何早；独秉灵根放故迟。
朵朵如霞明照眼，晚凉相对更相宜。

黄娥身为杨慎续弦继室，将自己比作石榴，并不想与桃李争春，而只等到仲夏时节才开出满枝的石榴花。花开虽迟，却与最爱的人喜结连理，既寄托了对杨慎的深情，也不乏对未来生活的信念与信心。
正德十六年（1521年）正月，那位向来喜欢折腾的“混世魔王”朱厚照或许由于折腾过渡，终于将身体透支，口吐鲜血，一病不起。四月二十日，31岁的朱厚照驾崩于豹房。由于武宗无子嗣，朝政暂时由杨慎的父亲、时任首辅的杨廷和掌握。杨廷和援引《皇明祖训》中“兄终弟及”的原则，并在得到皇太后（孝康敬皇后）张氏的准许后，请立武宗从弟兴献王（封藩于湖广安陆，即今湖北钟祥市）朱祐杬的长子朱厚熜（即明世宗）继统。
同年五月二十七日，首辅杨廷和总览朝政37日后，15岁的明世宗朱厚熜正式即皇帝位，次年改元嘉靖，史称嘉靖帝。嘉靖即位后，杨慎在父亲杨廷和以及妻子黄娥的鼓励下，再次积极投身仕途。他对新的朝局满怀希望，希望能有机会“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句北宋张载的名言不正是千百年来儒家弟子读书的终极意义么！杨慎回到京城后被复任为翰林院修撰、经筵讲官，经常给嘉靖讲课。
然而，年轻的嘉靖也并非是个温顺的主。他本为藩王之子，与前帝朱厚照一家上下并没有实际感情，他的皇位得来无疑是“天上掉下的馅饼”。以杨廷和为首的朝臣们认为，按照当时的礼制和惯例，嘉靖帝应该尊孝宗（朱厚照的父亲朱祐樘）为皇考，称兴献王朱祐杬为皇叔考兴国大王，母亲为皇叔母兴国太妃。通俗的讲，就是认朱厚照的父亲孝宗为亲爹，而自己的亲爹则为皇叔，自己的生母则为皇叔母，即自己的爹妈已不再是爹妈。朱厚熜对此十分不悦，无法理解和接受，认为自己继承的是皇位，怎么可能成为他人的后裔。于是双方展开了艰苦卓绝且影响巨大的“斗争”，史称“大礼仪”事件。
从嘉靖个人的角度来看，他的选择无可厚非，也情有可原，因为皇帝也是人，怎么可能因为继承了皇位，便“认他作爹”而弃自己的亲身父母不顾。况且自己的情况也并非如几百年前宋孝宗提前被宋高宗领养后而继承王位。在自己看来，孝宗对于自己只是个陌生人。嘉靖坚持自己的立场，表面看似乎是出于自然而客观的人之“天性”——孝心，然后背后更多映射的却是权利之争。嘉靖原本是一位普通藩王，被意外授予皇位，毫无政治根基，通过对抗朝臣们提出的传统礼制，坚持自己的立场，实际上是为了真正地获得自己的皇权，而不希望自己是“任人摆布”的傀儡。在这场“斗争”中，嘉靖帝是强硬的，也获得了最终的胜利，并让自己在后来45年的在位期间成为了一名实权在握的政治家，甚至连起初令世人无限敬仰的“正人君子”严嵩也终被嘉靖“调教”成了世人唾弃的绝世奸臣。然而，这场“大礼仪”斗争却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

嘉靖三年（1524年）正月，作为百官之首的杨廷和在巨大的压力下请求退休还乡，地位已经趋于稳固的嘉靖或许早就对杨廷和心怀不满，于是顺水推舟，同意了杨廷和的要求，66岁的杨廷和随后回到了家乡四川新都养老。不过，此次“大礼议”的纷争中，杨慎的“叛逆风骨”却表现得更为突出。
时有“新锐派”张璁、桂萼等人在大礼仪事件中极力迎合嘉靖帝，获得嘉靖的重用，成为推行嘉靖意志的急先锋。杨慎等人一再上书抗议并请辞，称不愿与张、桂等“无耻小人”同列共事。世宗大怒，抗拒张、桂等人不就是抗拒自己么，于是不惜使用暴力镇压，下令将带头的八人下入诏狱。消息传出后，朝臣上下群情激愤。杨慎相约同年进士检讨王元正等200多人，义愤填膺地说道：“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于是，200多位大臣浩浩荡荡地来到嘉靖起居的文华殿外的金水桥、左顺门一带集体擂门大哭，抗议非法逮捕朝臣，一时殿门外鬼哭狼嚎。嘉靖怒不可遏，下令锦衣卫将他们全部逮入诏狱，并加以廷杖，其中16人被当场打死。杨慎也于七月十五被捕，十七日被廷杖一次，被打了个半死，后慢慢苏醒；十日之后，再被廷杖一次，几乎丧命。
左顺门廷杖事件后，反对议礼的官员开始纷纷缄口，事件慢慢得到平息，为时三年的“大礼议”以朱厚熜获得最终胜利而告终，他的亲生父母终于成为了名正言顺的皇考和皇太后，而明孝宗和张太后则成为皇伯考和伯母皇太后。
事后，嘉靖下令将杨慎终生充军云南永昌卫（今云南保山县），永不启用。此前，嘉靖本打算将杨慎流放至山西雁门关，他问了问身边的官员：“全国到底哪里最艰苦呢？”身边的人说道：“陛下，俗话说‘宁充口外三千里，莫充云南碧鸡关’，当然云南最苦了！”嘉靖听后恍然大悟，心中暗念：“哎，差点便宜了杨慎这小子！”于是决定将杨慎改充云南。当时的云南永昌地处明朝西南边陲，自然环境和气候极其恶劣，而且常年有瘴毒之气，“终生充军”意味着将在那里服刑充军直到老死，这相当于给杨慎叛了死刑。可见嘉靖对杨慎是多么的“恨之入骨”。
37岁的杨慎作为曾经的状元，本应前途无量，如今落得个终生充边的罪刑，从此仕途彻底无望，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场巨大的打击。而对于他的家庭，也是一场不小的变故。年仅26岁的黄娥作为妻子，对落魄的丈夫并无怨言，反而对他极尽劝慰和贴心照顾。
嘉靖三年（1524年）秋，还未过完中秋的杨慎在官府人员的押送下，踏上了从北京到云南永昌的发配之路。黄娥不辞路途风霜之苦，一路陪伴丈夫，照顾起居。然而，从北京到永昌，有六千多里的漫漫长路，除了路途险远，还有更大的危险。在此之前，父亲杨廷和执掌朝政期间，曾大力整顿吏治，辞退了朝中不少无能的闲散官员，他们对杨慎父子恨之入骨。而此时见杨慎落难，他们便沿途尾随杨慎，打算在半路上寻机加害。杨慎知道此事后谨慎行事，时刻保持警惕，昼伏夜行，不给寻仇者任何可乘之机，直到山东西北的临清县，加害他的人才失望地散去。

十二月十五日，此时已是严冬，漫天飞雪，寒风凛冽，黄娥陪伴杨慎来到了湖北江陵的驿站。江陵地处湖北与四川的边境，到云南的路途已经近半，然而后半段的行程将更加艰险。杨慎看到娇弱憔悴的妻子，再也不忍让她继续跟随自己前进，于是力劝妻子回四川新都老家。临别之际，杨慎饱含深情的写了一首《临江仙.戍云南·江陵别内》赠给黄娥：
楚塞巴山横渡口，行人莫上江楼。
征骖去棹两悠悠，相看临远水，独自上孤舟。
却羡多情沙上鸟，双飞双宿何洲？
今霄明月为谁留？团圆清影好，偏照别离愁。
黄娥悲从中来，也填了五首《罗江怨》表达不舍心情。其中有曰：
关山转望赊，程途倦也。愁人莫与愁人说。
离乡背井，瞻天望阙。丹青难把衷肠写。
炎方风景别，京华音信绝。世情休问凉和热。
二人在江陵渡口依依惜别，黄娥独自踏上了回乡之路，杨慎也继续前往永昌。1255年初春，黄娥回到新都，她仍十分担心杨慎沿途安危，含泪作诗《寄外》：
雁飞曾不到衡阳，锦字何由寄永昌？
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诏风烟君断肠。
曰归曰归愁岁暮，其雨其雨怨朝阳。
相闻空有刀环约，何日金鸡下夜郎？
她来到榴阁，这里曾是他们当年新婚时一起生活过的地方，心里不禁泛起许多美好的回忆，思念涌上心头。她悉心的照顾着家里的老人，同时也终于盼到了杨慎从云南寄回来的第一封家书：“辞家衣线绽，去国履痕穿”。黄娥悲喜交加，凄然写下四首《黄莺儿》，其中有阕：
积雨酿春寒，见繁花树树残，泥途满眼登临倦。
江流几湾，云山几盘，天涯极目空肠断。
寄书难，无情征雁，飞不到滇南。
她还在《失题》一诗中写道：
泪珠纷纷滴砚池，断肠忍写断肠诗。
自从那日同携手，直到而今懒画眉。
无药可疗长恨夜，有钱难买少年时。
殷勤嘱咐春山鸟，早向江南劝客归。
字里行间，寄托着无尽的相思与悲苦。读完之余，不禁催人泪下。天各一方的才子与佳人就在这一封封家书中互诉心肠，表达着彼此的牵挂之情。

明朝与宋朝一样，凡与帝王、奸佞等人的“错误思想和行为“进行过“英勇斗争”的官员，即使获罪，在官员和百姓当中都会成为令人敬仰瞩目的“斗士英雄”。杨慎自然也是这样的斗士，况且他还有状元这个特殊身份。因此，令杨慎十分安慰的是，当他来到云南充戍后，各地官员百姓都十分善待于他，给了他非常宽松自由的生活环境。杨慎于是有许多时间游历各地、体察民情、结交朋友、收取弟子，顺便深度思考一下生命的终极意义。
杨慎充戍期间，曾多次往来于四川、贵州与云南之间，其中11次回到四川，9次回到新都，1次到贵州。或被他人邀请，或回家探亲，而且他在各地皆被当地官民热情接待。此时的他，在仕途方面或许是苦闷和无望的，但在精神生活方面确是非常富足的。
俗话说，孤独和痛苦是文学的温床，而此时的杨慎无疑具备了这种环境条件。在此后充边云南的35年间，他创作了大量文集著述、书法、绘画、散文、诗歌、杂曲、词赋等，内容十分广泛，其中《南诏野史》、《云南通志》、《云南山川志》、《南中志》、《滇载记》等著作400余种，且存诗约2300余首。《明史》本传称：“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第一。”无可否认，正是由于杨慎被充边云南的特殊经历，才真正成就了明朝首屈一指的大文仕。
嘉靖五年（1526年），父亲杨廷和患病，杨慎得以短暂回到家乡新都探亲。杨廷和见到儿子后非常高兴，病情也缓和了一些。杨廷和病愈后，杨慎便又返回永昌，这次妻子黄娥也随杨慎来到了云南，陪伴他生活了两年多。杨慎回到永昌后，听说寻甸的安铨、武定的凤朝文作乱，便率领家丁步卒一百多人，快速赶到木密所，与守卫官员一起打败了叛军。
1529年，71岁的杨廷和在新都去世，杨慎请求云南巡抚欧阳重替他上报朝廷，让自己回乡葬父，获准后赶回新都治丧。办理完父亲丧事，即将返回云南。妻子黄娥又将面临与杨慎的离别，他对丈夫依依不舍，作曲《罗江怨》，内心的凄苦之情洋溢其间：
青山隐隐遮，行人去也，羊肠鸟道几回折？
雁声不到，马蹄又怯，恼人正是寒冬节。
长空孤鸟灭，平芜远树接，倚楼人冷栏干热。
杨慎充边其间，远在京城的嘉靖却始终对他“恋恋不忘”，或许杨慎父子对他的“伤害”实在太深了，他十分关心杨慎在云南是否过得舒心。于是，时常向身边的人问起杨慎的近况。大臣们知道其中的“奥妙”，为了保护这位“楷模先驱”，大家都说杨慎“老病”、“颓放”，嘉靖听后方才放心。杨慎听到此事后，心中苦闷，没了妻子黄娥陪在身边，他于是开始放浪形骸，时常纵酒自娱。《乐府纪闻》记载道，杨慎在闲暇时以红粉傅面，将头发梳成少女的两个丫髻造型，并插上红花，完全一副歌妓模样，搂着真正的歌妓，在大街上招摇过市，如此“有伤风化”的行为，他已不再过多顾忌。“陛下，你不是希望我这样吗？好吧，我就这样！”表面的放浪之下，何尝不是一颗受伤与孤独的灵魂。
其实，杨慎以及黄娥心中时刻都在企盼着有一天能被皇帝赦免。然而，嘉靖没有给他机会，老天也没有给他机会。在他充边的35年期间，嘉靖的的确进行了六次大赦，但对杨慎却是“铁石心肠”。嘉靖时刻告诉自己：只要我朱厚熜在世一天，你杨慎就别想过舒服日子。而且杨慎的运气也极其不佳，嘉靖帝在位时间共45年，在整个明朝仅次于万历帝的48年（含张居正主政10年）。看来杨慎此生已经等不到嘉靖退位或驾崩的那一天，只能在云南边境终老一生了。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65岁的杨慎在朋友黔国公沐朝弼（明朝开国功臣沐英的八世孙）的帮助和运作之下，借兵役已满之名回到了四川，寄寓于江阳（今四川泸州）。江阳算是杨慎在四川的第二故乡，这里亲朋好友较多，其中江阳世袭卫指挥使韩适甫、韩述甫弟兄二人，是杨慎的姨表兄弟（杨慎姨妈的儿子），经常留他在江阳歇脚。后来，他的幼子杨宁仁也娶了江阳士人腾恩官的女儿为妻。杨慎在泸州寓居了约六年。泸州自古以来盛产美酒，而且年过花甲的杨慎在经历坎坷之后再与亲朋好友相聚，自然是“一壶浊酒喜相逢”，于是他在江阳的长江岸边写下了那首千古绝唱《临江仙》，用“是非成败转头空”感慨了自己这一生。
然而，好景不长，杨慎的“良好近况”终于还是被远在京城的嘉靖帝知道了，他并不打算放过杨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冬，新任的云南巡抚派四位指挥将他“械押”回永昌戍所。此时的杨慎已年过古稀、多病缠身，却仍不被皇帝所容，他总结了自己的这一生遭遇，悲愤地说道：“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怎么70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读书有今日，何不早躬耕！”次年七月，72岁的杨慎在云南永昌的一座佛寺内郁郁而终。
杨慎去世后，沐朝弼等许多当地官员前往吊祭，当时巡抚云南的右副都御史游居敬命人将杨慎的尸体殡殓入棺，派人送还至家乡成都新都安葬。远在新都的黄娥听到丈夫的噩耗后，悲痛不已。她来到江阳（今泸州），将丈夫的灵柩迎回了家乡新都，安葬在杨廷和的墓旁。
杨慎与黄娥，自喜结连理那天起，只过了5年的平静生活。之后30多年的生离，一直未等到赦免和相守的那一天，换来的却是今日的死别。这个世界，对于他们来说，或许太过无情和残酷。10年之后，72岁的黄娥也在新都走完了她的一生，死后葬于杨慎墓旁。因杨慎为明朝四川唯一的状元，墓地也被称为状元坟。
关于杨慎的死，民间也另有传说。据说他被押回云南后，有人说他的死只是一场“烟幕弹”。他实际上伏居于江阳，直到终老。期间，隆庆元年（1567年），嘉靖驾崩后，杨慎还曾获得了新继位的明穆宗朱载坖为“大礼议”诸臣平反的机会。
——此节完——

第四节 明末乱世起，献忠入成都
天启七年（1627年）农历八月初的一天，北方的京城秋高气爽，碧空万里，年轻的天启帝（明熹宗）朱由校心情大好，在他最近亲的乳母客氏、太监魏忠贤等人的陪同下，来到紫禁城的西苑游玩。龙船将一行人载到桥北浅水处停了下来，朱由校与身边的人便开始在船上宴饮作乐。朱由校觉得并不过瘾，于是又与王体乾、魏忠贤及两名亲信小太监去深水处荡漾小舟。忽然，一阵狂风吹来，小船竟被吹翻，朱由校随之跌入水中，险些丧命，周围之人赶紧将他救起。这次意外虽然没有酿成大祸，但朱由校经过这次惊吓，身体却每况愈下，最终一病不起。
不知到底是否因为朱由校身体有“先天缺陷”，还是老天对他太过“忌恨”，他的三个儿子及三位公主要么胎死，要么夭折，六个子嗣一个都没给他留下。八月十二日， 朱由校或许预感到自己时日不多，便召来同父异母弟、信王朱由检进入他的卧室，眼含泪水，饱含深情地对他说道：“来，吾弟当为尧舜！”10天之后，23岁的一代“木匠”皇帝朱由校驾崩于乾清宫。17岁的朱由检随即于农历八月二十四日（1627年10月2日）登基，年号崇祯。
崇祯即位后，勤于政务、事必躬亲，似乎完全具备了一位“贤君”潜质。崇祯即位不到三个月，便利用文官集团与魏忠贤的矛盾，顺水推舟，铲除了天启年间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势力。
然而，志向远大、励精图治的的崇祯却不得不面对一个超出他个人能力范围所能扭转的局面。他的爷爷万历帝，在亲政后二十多年连续不上朝，国家正常运转几乎停摆，党争持续不断，朝政日益腐败。同时，北方的后金女真强势崛起，并将南攻大明作为了主要战略目标。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军在萨尔浒之战中被努尔哈赤打败，从此明朝在辽东陷入被动。万历之后，崇祯的父亲朱常洛即位，但仅仅在位一个月后便因身虚，吃下鸿胪寺丞李可灼呈上的两颗红色药丸后便一命呜呼。崇祯兄长天启帝朱由校16岁即位，纵容乳母客氏及宦官魏忠贤专权乱政，将举国上下搞得乌烟瘴气。朱由校却放任自流，不理政事，成天将自己关在书房里捣鼓木工之活，终于将自己练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据工匠精神的木工与建筑大师。经过万历和天启两位皇帝折腾后的明王朝，已是一位积重难返、病入膏肓的垂暮老人。
不但如此，自万历晚年起的明朝末年，整个中国已进入千年一遇的小冰河时期，年均气温骤降，冬天暴雪漫天，夏天干旱与洪涝则相继施虐，几十年间粮食大幅减产。不仅如此，鼠疫、瘟疫、蝗灾也相继爆发，导致全国各地饿殍遍野、民不聊生，加之百姓赋税日益加重，政府官员贪腐霸道，各地藩王以及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压迫，至民怨四起，最终导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此外，崇祯虽然勤于政务，且勤俭简朴，在明朝众多皇帝中，相比之下，算是位“品格高尚”的劳模。崇祯或许想当一个好皇帝，希望大明王朝能在自己手里“再次伟大起来”，他也很努力，但对于皇帝来说，崇祯的个人性格却也存在着巨大的缺陷。他多疑、猜忌、敏感，甚至有些刚愎自用，导致频繁任用、贬谪官员，并随意训斥、杀戮，造成了他与官员集团之间的巨大隔阂，至君臣上下离心，能干的官员要么被杀，要么降清，直至后来无人可用，剩下一些只会欺上瞒下、见风使舵的官员，最终加速了明朝的迅速衰亡。
崇祯八年（1635年）刚刚过完新年不久，北京紫禁城内，一位神色慌张的朝中官急匆匆地赶往皇宫面见崇祯皇帝，向他汇报了一件紧急军情。崇祯听完大臣的汇报后，跌坐在龙椅之上，面色凝固，不知所措，惊恐、无奈、愤怒之情齐涌心头。不一会儿。他穿上丧服，来到皇祖太庙放声大哭，并下令朝廷官员素衣素食办理公务，以表哀悼。第二天，崇祯帝下令将北京兵部尚书张凤翼、南京兵部尚书吕维褀削职为民，并将凤阳巡抚杨一鹏和巡按御史处死。

原来，令崇祯震怒的这件事正是农民军领袖张献忠率军在安徽凤阳掘了崇祯的祖坟，并拆了太祖朱元璋出家的皇觉寺，还放火烧了老朱家的皇陵。老实说，张献忠这事做得有点过分，过分得让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会难以接受，崇祯因此对张献忠恨之入骨。此时的张献忠在安徽带领的农民军人数已是数万之多，而此时距离他发动农民起义仅约五年。
张献忠，字秉忠，号敬轩，外号黄虎。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九月十八日， 张献忠出生于陕西省定边县郝滩乡刘渠村（古称柳树涧堡）的一家贫苦家庭，父亲是一位当地贩卖红枣的小商贩。他小时候曾读过两年私塾，之后为富人家放羊。长大后曾参军，在延安府当过捕快，因犯事而被革职。失业后的张献忠后来来到延绥镇，在明军延绥总兵王威手下当了兵。有一次与其他士兵一起犯了军纪，包括他在内的18人将要被问斩。这时，延绥参将陈洪范正好走了过来，张献忠大起胆子仰面求恕。陈洪范见张献忠身材魁梧、相貌奇异，便为他向王威求情。最终，其他17人都被杀头，而张献忠仅仅被鞭打了100下，留下了一条性命，而后流落乡间，再次沦为失业青年。后来，张献忠起义后，经常感念陈洪范的救命之恩，常对人说“陈总兵活我！”据说还请人为陈洪范刻了檀木像供于军中。
天启末年，全国各地灾荒四起，而陕西地区尤为严重，粮食颗粒无收，百姓根本无法生存，以至到了吃观音土、草根、树皮，甚至易子而食的地步。然而，与灾民生活相对应的是，明朝的贵族和地主阶级们却依然过着腐朽奢靡的生活，其中崇祯的叔叔、福王朱常洵的生活尤为奢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朱常洵就藩于河南洛阳。朱常洵在洛阳所修的王府，曾花费白银二十八万两；朱常洵就藩时，万历帝还赏赐了良田4万顷。然而，朱常洵对此并不满足，他在洛阳享受着百姓和国家的供养，成天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但当地发生灾荒后，地方官员请求朱常洵帮助赈灾，但他却舍不得拿出一分钱粮救济百姓。事情反应到崇祯那里，崇祯虽然气愤，对对此却毫无办法，谁让当初太祖定下的这个封藩制度呢。朱元璋曾规定，各地的藩王并不承担地方的民事及军政责任，而且也无需向国家交纳任何赋税。明朝面对外部强大的国防军事压力，将所有的国家财政支出寄托在老百姓的赋税上面。面对如此境况，明末的百姓，甚至内部一些官兵也对这些贵族地主无不恨之入骨。
天启七年（1627年）三月，陕西澄城知县张斗耀不顾饥民死活，仍然催逼赋税，白水县的饥民王二聚集了数百饥民冲入县城，将张斗耀杀死，明末农民起义的序幕由此正式拉开。崇祯元年（1628年），王嘉胤、王自用、高迎祥也相继揭竿响应，高迎祥被称为“闯王”。不久，李自成也加入义军，后投入高迎祥旗下，成为“闯将”。崇祯三年（1630年），张献忠在家乡聚集十八寨农民组织了一支队伍，响应并追随王嘉胤起义，自号“八大王”。
《锦里新编》中记载，张献忠身材瘦长，面色微黄，胡须长达一尺六寸，身形敏捷，果敢豪气，在军中有一外号‘黄虎’”。张献忠的队伍初期隶属于王嘉胤部，因张献忠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又在军队中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且足智多谋，果敢勇猛，很快就显示了出众的军事才能，于是后来自领一军。张献忠的部众以骑兵为主，其中骑兵占约7成，步兵3成，主力部队人人配备精骑战马或双马。他的部队每攻下一地，首先搜索的便是马匹，其次才是粮草辎重和金银财宝。在强大的配置之下，他的部队战力惊人，成为当时以王自用为盟主的三十六营中最强劲的一营。从此，张献忠随着流民队伍，转战于陕西、山西、河南、安徽、湖北、四川等地，屡立战功。他的队伍由最开始的几千人发展到几万人，成为起义军中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部队。
崇祯六年（1633年）冬，“十三家”农民军以高迎祥为盟主，率军渡过黄河南下，张献忠所领的部队也属于十三家之一。明朝前期镇压义军的策略主要是以抚为主，以剿为辅，并由主抚派杨鹤任三边总督。此时的朝廷为了更好集中力量围剿义军，改由强硬派的洪承畴继任三边总督。洪承畴上任后，以重兵包围义军中心地区，高迎祥接连受挫，被迫向西部山区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