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昶投降北宋后，被送至汴梁，被赵匡胤授为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封为秦国公。此时的他，虽然家国败亡，但希望自己能像当年的刘禅那样，老老实实的当个亡国之君，在汴梁安度晚年。然而，还未完成统一大业的赵匡胤或许希望自己能睡得安稳一点，于是七天之后，孟昶意外去世，时年47岁 。随后，赵匡胤辍朝五日，素服发表，赠布帛千匹，将他厚葬。
据说孟昶生前算得上“春联第一人”。《蜀梼杌》曾有记载：“蜀未归宋前一年（964年）岁除日，昶令学士辛寅逊题桃符版于寝门，以其词非工，自命笔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这大概是有史料记载中最早的春联。凑巧的是，965年新年刚过，赵匡胤便平定后蜀，委用吕余庆去做成都的地方长官。另外，宋太祖已于960年将每年的农历二月十六日自己的生日定名为“长春节”，即所谓“圣节”。孟昶降宋之时，正是宋太祖诞辰之日。孟昶写的春联，精确地预示了自己的命运，如此巧合，不禁令世人费解。
赵匡胤本是个孝子，对孟昶的母亲李夫人自然也是十分厚待和尊敬，他特意命人用软轿将老太太抬入宫中亲自接见。赵匡胤告诉李夫人:“还望 爱惜身体，不用过于思念家乡，以免伤了身体，他日当送您回去。”老太太问道：“陛下打算送我回哪里呢？”赵匡胤说：“回蜀地呀！”老太太却并不含糊，回答道：“妾家本在太原，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回到那里度过晚年！”此时的太原仍未平定，属于北汉的都城。赵匡胤听她这样一说，大喜，这老太太是在暗示和祝福自己不日即能平定北汉。赵匡胤说道：“等我平定北汉，即如 所愿！”赵匡胤随之对李夫人大加赏赐。

孟昶去世后，李夫人没有哭泣。或许，她早就料到儿子会有今天的结局。李夫人摆下香烛祭祀孟昶，说道：“你作为君王，不能死在社稷，却贪生到今日。我所以在国破家亡时没有选择去死，是因为你还在世，不想让你同时承受失去国家和母亲之痛。今日你已先我而去，我也没有再继续苟活的理由！”慈母之心，无以言表，不禁令人潸然泪下。赵匡胤听闻李夫人想要自尽，急忙命人好好保护李夫人。侍卫将府中的所有铁器收缴，并派多人看护。但李夫人已决心求死，于是六七天不进饭食，最终绝食而死。
赵匡胤早闻花蕊夫人国色天香，能诗作赋，于是在宫中召见了她。为验证她的诗才，赵匡胤命她当场赋诗。神色悲凉的花蕊夫人沉思片刻，梨花带雨地吟出了这首名垂千古的《述国亡诗》：
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
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赵匡胤听后面色带着几分凝重，他打量着眼前这位柔韧娇弱、清丽多才的女子，不禁心生几分怜悯和倾慕。一国之亡，万千男儿个个丢盔弃甲，怎能怪一深宫内的柔弱女子。不久，赵匡胤将花蕊夫人请入后宫侍宴，并封她为贵妃。

家国破碎，陪伴自己22年的孟主已逝，芙蓉倾城的成都已变成远在他乡的东京汴梁，花蕊或许会经常想起美丽的成都，还有摩诃池畔的荷塘月色，以及那些回荡耳畔的欢歌笑语。于是，在赵匡胤不在的日子，她偶尔在夜里登上高楼，看汴水东流，遥望故国，仿佛还能听到西山杜鹃的哀鸣，心中尽是思念。
花蕊夫人于是偷偷地凭借记忆，画出孟主的画像，偶尔将之取出端详怀念。一日，被突然回宫的赵匡胤撞见，花蕊夫人悄悄拭去泪水，急中生智的说道：“这张画像中的人名叫张仙，是我们老家蜀地人供奉的送子娘娘，我是希望能与陛下......”赵匡胤听后并未追究，甚至有些欢喜。后来，这画中的送子之神，从宫中传到民间，到了晚清年代，世人便把张仙的男身像改为花蕊女身像，花蕊夫人便被尊奉为送子娘娘。
关于花蕊的结局，正史并没有记载，不过却有一些野史传说。
一说，一日赵匡胤率众亲王和嫔妃在后苑狩猎宴饮，赵匡胤举杯劝酒赵光义。赵光义答道：“如果花蕊夫人能为我折枝花来，我就饮酒。”赵匡胤于是命花蕊夫人为赵光义折花，赵光义却张弓搭箭，转身将花蕊夫人射死，随后流泪满面，跪在赵匡胤面前说道：“陛下刚刚取得天下，宜为社稷为重，远离酒色！”在如此冠冕堂皇的理由之下，赵匡胤虽有不快，但也没有责怪，而是“饮射如故”。
另一说法，赵匡胤在与花蕊夫人缠绵几年后，由于花蕊夫人姿色渐衰，便又喜欢上了一名17岁的年轻宋姓女子，使其成为新的宠妃，即未来的宋皇后。于是本可能成为皇后的花蕊被落入冷宫。面对故国人亡，新朝失宠，年华渐逝，花蕊夫人终积忧成疾，在寂寞与孤独中香消玉殒于汴梁深宫。
——此节完——

第三节 宋初有起义，李顺王小波
北宋灭亡后蜀候后的“军事过渡”期间，成都并不十分安宁，甚至因为主帅王全斌的处理失当而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叛乱起义，几乎险些让北宋失去对蜀地的统治。
966年正月，北路军王全斌率将士进入成都。十几天后，刘光义（刘廷让）才率东路军抵达成都。孟昶赠送刘光义军的财物和劳军规格与前期王全斌军相同，而且朝廷诏书颁赏时，对两军也没有差别。然而，或许北路军认为自己的实际付出更多，结果被东路军捡了自己的果实。两军将士却因此互相产生忌恨，主帅之间也产生了不和的气氛。
此前，伐蜀的宋军还未出发前，赵匡胤考虑到当时的宋朝财力不足，曾在汴梁对将士们承诺道：“本次伐蜀，朝廷只要地盘、兵甲、粮草，其余缴获物资全部赏赐前方将士！”这个政策，虽然有激励将士的作用，但却也产生许多负面影响。宋军们于是个个摩拳擦掌，准备在伐蜀之战中大捞一笔。
战争开始后，东路军主将刘光义（刘廷让）每占一城，都将府库内的钱财锦帛分给各位将士们。虽然东路军路过所有城寨时，将士们都有屠戮抢掠百姓的想法，但在东路军都监曹彬的极力劝阻和制止下未能得逞。然而北路军情形却完全不同，主将王全斌虽然勇猛善战，但对待下属却比较宽容仁厚。他甚至非常“民主”，每次接到朝廷诏令后，处理事务则先由诸将们合议，方可执行下去。如此下去，即使小事，王全斌也不能独自决断，由此也埋下了治军不严的隐患。北路军在进入蜀地后，主将王全斌、都监王仁赡、副帅崔彦进等人日夜宴饮，不理军务，主将们甚至私吞了后蜀府库十六万贯钱，并且还纵容部下进行抢劫财物，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引起了蜀地军民的极大怨恨。

此时，宋廷为稳定巴蜀统治，决定将原后蜀各州县的官员和投降的蜀军转送京城，并且每人发钱十千作为路上盘缠，不走的人，则加发两个月廪食。而王全斌在左右之人的怂恿下，擅自削减了后蜀降兵前往开封的路费，蜀军们愤恨不已，造反的情绪也开始在蜀军上下蔓延。
蜀军入京时，王全斌体恤自己的下属，并未让他们参与遣送蜀军，而是只派遣各州的牙校负责遣送。但是，他的这个决定却为蜀军造乱埋下了隐患。蜀军到达绵州（今绵阳）时果然发生叛乱，开始攻占附近州县，聚众人数达已到十万之众，自称为“兴国军”。蜀军中有位名叫全师雄的官员，曾在后蜀的文州（甘肃文县）担任过刺史。他在这群蜀军中算是官阶最高、名声威望最大，文化水平也最高的人。当时，他的家人也跟随自己入京，结果在绵州意外遇到叛乱，全师雄担心自己的家人被士兵们挟制，便将他们藏在附近江曲的一家民舍家里。几天以后，蜀军果然将全师雄捉到，强迫他当了叛军首领。没办法，谁叫你在咱们这群凡人中如此”鹤立鸡群”呢！
王全斌接到蜀军叛乱的消息后，派都监米光绪率军前往招抚叛军。但米光绪却是个狠角色，他把全师雄家人搜出来后全部杀了，还把他的爱女强纳为妾，并没收了他家的出行财物。全师雄获悉后，内心愤恨不已，如此血海深仇，任何一个世人都不可能接受，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彻底打消了归降的念头，决心将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全师雄于是率领叛军猛攻绵州（今绵阳）。但是绵州之战并不顺利，叛军不久被横海指挥使刘福、龙捷指挥使田绍斌打败；全师雄转率军攻下彭州，赶走了刺史王继涛，杀死都监李德荣。随后，成都周围十县皆起兵响应全师雄，全师雄自号“兴蜀大王”，并着手建立幕府，设置官员，任命节帅二十多人，命他们率众分别据守灌口、导江、郫、新繁、青城等县。

王全斌派崔彦进与高彦晖等人分兵讨伐叛军，结果皆被全师雄打败，高彦晖战死，田钦祚仅以身免，叛军于是声势更盛。王全斌又派张廷翰、张煦前往镇压，同样战斗失利，只好退守成都。全师雄分兵驻守于绵州、汉州（今广汉）之间，阻断了成都与剑阁之间的交通要道，扬言要进攻成都。此后，巴蜀各地也开始纷纷起兵响应蜀军，邛、蜀、眉、雅、东川、果、遂、渝等十七州，皆跟随全师雄发动叛乱。成都与京城汴梁的通信也被阻断一个多月，信送不出去，就得不到朝廷支援，王全斌等人非常恐惧。当时城中还有投降的后蜀军两万多人，王全斌担心他们响应外贼造反，于是与诸将设计，把蜀军降卒引诱到夹城中，将其全部射杀。王全斌的行为更是极起了蜀地军民的仇恨。
随后，王全斌想尽办法多次遣使向京城乞援，终于把信送到了朝廷。不久，刘廷祚、曹彬在新繁率军大败全师雄的军队，俘获叛军一万多人。965年十二月，全师雄退守于郫县，王全斌、王仁赡继续攻破全师雄军队，全师雄身上多处受伤，只得退守至灌口寨。全师雄的同盟吕翰也在嘉州（今乐山）为宋军所败，退守至雅州（今雅安）。叛军的形势开始受到压制，纷纷散去，退守各地州县。有位陵州（今仁寿县）指挥使元裕，曾被全师雄任命为刺史，带有部队一万多人，结果被王仁赡擒获，王全斌将其押往成都街市，以凌迟磔刑将其处死。
966年正月，朝廷派丁德裕率军入蜀协助平叛。六月，王全斌大破全师雄于灌口寨，擒其党羽二千余人，全师雄败走金堂。八月，宋军攻克雅州，吕翰逃至黎州（今四川汉源），结果被部下所杀。不久，全师雄身上的箭伤发炎感染，病死于金堂。叛军推举谢行本为帅，占据于铜山（今四川中江），不久也被宋军擒获。后来丁德裕等人分兵招降各地残余叛军，叛军纷纷归降，为时一年有余的蜀军反叛终于得以平息。

成都叛乱平定后，朝廷命令参知政事吕馀庆到成都任知府事，王全斌仅负责军务。乾德五年（967年）初，宋太祖将王全斌召回京城，并将激起兵变的主要将领王全斌、王仁赡、崔彦进等人进行追责，剥夺军权并降职闲居。
北宋平定蜀军叛乱后，至公元975年，赵匡胤先后灭掉南汉、南唐，为结束“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打下基础。公元976年，赵匡胤第三次攻伐北汉未果。不久，十月十九日夜，赵匡胤在与弟弟赵光义经历“烛影斧声”事件后离奇去世，享年50岁。赵光义随之即位，是为宋太宗。之后，北宋的经济和文化开始逐渐获得空前发展。
自古以来，川蜀地区盛产茶叶，北宋范镇在《东斋记事》中有记：“蜀之产茶凡八处：雅州之蒙顶、蜀州之味江、邛州之火井、嘉州之中峰、彭州之堋口、汉州之杨村、绵州之兽目、利州之罗村。然蒙顶为最佳也”，此处的味江便是成都府永康军治下的青城县。青城县位于青城山脚下，自东汉张道陵在这里建立道教以来，青城山便成为全国著名的道教圣地。这里山岭众多、寺观林立、景色秀丽、气候怡人，自然也成了茶叶生长的天然场所。然而，青城县地狭人多，北宋初年，这里的大多数土地已被官员贵族、地主豪强占有，特别是寺观地主尤其明显。
宋太宗淳化四年（993）二月的一天，青城山脚下，100多户当地的茶农，围在一起，人群之中站着一位高大魁梧的中年人，他气愤填膺的对周围的人说道：“我痛恨贫富不均，今天就带领大家一起实现平均富裕“。周围的人不无点头称是。中间说话的人，便是青城县的茶农王小波。自这天起，王小波便开始以“均贫富”的口号号召和组织周围的贫民百姓一起攻入当地的寺观和地主之家，开仓放粮，并按人头均分土地。随后，获得越来越多的百姓支持，规模迅速壮大，最后蔓延到整个巴蜀地区。这便是宋初影响巨大的王小波起义，究其原因，还得追溯到当时的社会背景。

北宋灭亡后蜀之后，川蜀地区虽然正式纳入北宋统治范围，但阶级矛盾并未因此而缓和。当初黄巢起义时，唐僖宗曾率领大批世族官僚逃至蜀地。五代十国时，唐朝的“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直到宋初，蜀地还保留着唐朝之前比较落后的生产关系，土地兼并比中原地区更为突出，世族豪强疯狂兼并土地，使许多普通百姓沦为“旁户”。这些旁户依附于地主豪强，既要向官府缴纳赋税，还得向地主缴租，即为“两税”，当时整个蜀地的旁户数目占到当地总户数的70%，蜀地百姓苦不堪言、怨声载道，形成了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
此外，北宋平定蜀军叛乱后，不仅将后蜀府库的金银财宝等物资全部运往开封，又在成都、梓州（今三台）、蜀州（今崇州）等地设立官方手工业作坊，制造锦、绮等贵重丝织品，专供京城皇亲国戚、高官贵族使用，号称“日进纲”；又将各州县的田税改以布帛，按照一定的比例冲抵，称为“科折”；专设“市买场”低价强买民间的布帛，称为“和市”；宋太宗又设“博买务”垄断布帛贸易，民间织造布帛全都被以低价购入，严禁民间商人贩卖。豪强地主则趁机“释贱贩贵”，投机倒把，盘剥百姓，使许多小商贩失去生路。
此外，蜀川的茶叶也成为了引发阶级矛盾的导火索之一。蜀茶在后蜀时期曾由政府进行专卖，禁止民间私人买卖，这种政策称为“禁榷”。北宋初年虽然允许蜀地百姓私自贩卖茶叶，但仅限于蜀地，不能出境。《文献通考·征榷考》有记载，北宋初年，“天下茶皆禁，惟川峡、广南听民自买卖，禁其出境”；直到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李杞入蜀后才重新开始执行榷茶一事，到熙宁八年“蜀茶尽榷”。
尽管如此，但蜀地茶农和其他普通农民一样，也基本属于“旁户”身份，仍需要交纳两税。当时贩卖的茶叶一般分为粗茶和细茶两种，细茶在不出蜀境的情况下可以自由出售，粗茶则必须上缴官府。茶农必须将生产的粗茶按照一定的比率折算为官府需要的物品（即“科折”），并按时按量将茶叶输送至官府的指定收购地点。

王小波，青城县人，另有妻弟李顺，皆为当地的贫苦茶农。王小波和他的最初追随者们，在他们起义之前，或许因输送茶叶“失职”被官府追责，加上无法忍受长期以来被官府和地主盘剥，于是揭竿而起，以“均贫富”为口号发动农民起义，并得到迅速响应。所到之处，百姓们纷纷依附，起义队伍迅速壮大。
不久，王小波率军攻入青城县城，然后相继进入邛州（今邛崃）、蜀州（今崇州）各县。当时的彭山县令齐元振贪横暴虐，恶名昭著，当地老百姓深受其苦，无不痛恨。于是王小波带领义军攻入彭山，活捉了齐元振，将其以“阶级敌人”的身份当众批斗，最后处死，并将其多年搜刮的钱财分给了贫苦百姓。王小波因此获得了当地百姓的大力拥护，大家纷纷加入义军，义军队伍一时声威大震。
此后，义军的活动范围主要在邛州和蜀州所属各县。993年十二月，王小波率军进入蜀州江原县（今崇州），与西川都巡检使张玘率领的宋军相遇，双方展开了一场激战。义军在宋军的紧逼之下，起初形势颇为不利，王小波也被宋军暗箭射中额头。天色渐晚时，趁宋军松懈之际，王小波不顾满脸鲜血，率军发动反击，宋军支持不住，纷纷溃退。张玘也在奔逃途中被斩杀。起义军随之进占了江原，但是王小波却因为伤势过重而去世。
义军继续推举王小波的妻弟李顺为首领。在李顺的带领下，义军陆续攻克蜀州、邛州城。随后，义军攻克成都南面门户新津县城，队伍达到数万之众。之后，李顺将义军分兵两路：一路占领成都外围的双流、温江、郫县和永康军治地都江堰；另一路由李顺亲自率领攻打成都，但在攻打成都西门时失利，于是转而攻克附近的汉州（今广汉）、彭州。994年正月初，南北两路义军对成都开始形成包围之势。

宋朝为了挽回局面，免去了镇压义军不力的成都知府吴元载，由郭载接替其成都知府之职。此外，朝廷令梓州（今三台）、遂州（今遂宁）都巡检使卢斌从梓州驰援成都。但在李顺义军的强大攻势下，宋军仍然不敌，郭载与转运使樊知古等成都官员及将士夺门而出，退守梓州，不久郭载忧愤而死。正月中旬，义军占领成都。
义军进入成都后，建立“大蜀”政权，改元“应运”，李顺进位为“大蜀王”，同时按照基本的礼制建立各大机构，册封官员，新政权已包含尚书省、枢密院、军师、军将、知州、刺史等职。此外，为彰显威势，义军将士脸上皆刺上“应运雄军”四字。此时，巴蜀大地各州县纷纷被义军占领，相继纳入大蜀版图。但是，大蜀最终仍未能有效控制北面剑门和三峡夔门（今奉节）两个最重要的军事要口，为宋军陆续入蜀平乱创造了有利时机。
川蜀的起义形势在北宋朝廷引起巨大震动。在元代以前，由于吐蕃（今西藏）一直未纳入中原王朝版图，因此，世人一直将岷江流域的成都平原视为长江上游，是绝不可失去的国家战略重地，“失蜀必失宋”由此成为统治阶级的一致观点。蜀地的叛乱必须尽快得到平息，宋太宗于是召集群臣积极商议对策。最终，太宗委任自己最为亲信的宦官王继恩为西川诏抚使，率领禁军精锐从北路剑门入蜀；又增派雷有终、裴庄、尹元等率兵从东路夔门（今奉节）入蜀；同时下诏极力招抚蜀民，并命张咏知成都府，伺机入川。
王继恩当初在“烛影斧声”事件中曾经为赵光义的即位立下汗马功劳。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冬，宋太祖赵匡胤陡然驾崩，由于其死前并未指定皇位继承人。宋皇后命王继恩诏令四皇子赵德芳入宫，处理赵匡胤后事。谁知王继恩出宫后并没有去通知赵德芳，反而擅作主张，邀请请私交甚好的晋王赵光义入宫。赵光义当时还有犹豫，王继恩说了句：“事久将为他人有矣！”赵光义被点醒，随即入宫，才为即位创造了先机。王继恩也因此被宋太宗所信任，让他成为了此次入蜀平乱的主帅。

在宋军两路大军压境之际，李顺的义军主力正在围攻梓州，结果80余天仍未取得进展，不仅消耗了军力和士气，更为严重的是贻误了重要战机，致使李顺无法抽出更多的兵力进攻并控制剑门关，使王继恩北路军顺利通过剑门天险，得以长驱直入。
王继恩入蜀后，首先集中力量夺取剑门附近的一些战略要地。他亲率大军进攻川北重镇剑州（今剑阁），另由曹习统领一路偏师，南攻阆州。由剑门关至剑州，地势险要，且一路上坡，不易攻取，于是王继恩避开正面，绕道西面小路从侧面展开攻击，攻杀驻守的农民军500余人。然后继续向东攻取汉源坡、育强岭，控制了南下剑门的道路，随后主力大军居高临下，猛攻剑州。不久，王继恩攻克剑州，随后又在剑州南的40余里的柳池驿攻破500多名农民军的防守。农民军残部四下溃逃，被杀或溺水者不计其数。
随后，王继恩率军继续进攻绵州（今绵阳），在当地地主武装的配合下，绵州被顺利攻克。另一路由曹习统领的宋军也相继攻下阆州和老溪，农民军依险据守，终因力量悬殊而战败，3000多名义军阵亡，余众纷纷投江而死。不久，巡检史胡正违攻下巴州，义军战死者5000余人。至此王继恩全部占领了剑门关周围地区，保证了入川援军的道路通畅。
淳化五年（994年）五月，王继恩大军包围成都，成都城中10万义军在缺乏外援的情况下撄城拒守，由于城内粮食和守城武器严重匮乏，最后成都陷落，3万多义军阵亡，李顺下落不明，其去向众说纷纭。王继恩在给宋太宗的报告中曾说到，已捕获李顺，在被押到凤翔（今陕西凤翔）时被处死。不过李顺之死也另有说法，一说破城后被乱军所杀，连尸首也无法辨认。也有说李顺逃离成都，辗转至广州，三十年后，在广州被抓获后被杀。

王继恩由于对赵光义的“上位”有恩，深得赵光义的信任，入川又被授予大权，因此手握重兵的他自我感觉特别良好。进入成都后，他便开始大摆威风，经常召集部下和亲信宴饮作乐。每次出行各地州县府衙，前后奏乐，卫兵随行，身后甚至还有专人为其拿着棋盘，时不时的找人对弈两局，可谓威风凛凛、大有排场，按现在的说法，就是“有点作”。迫于他与赵光义非同一般的关系，以及高高在上的职位，大家也只能在背地里暗暗的骂一句“死太监”。王继恩的仆从也趁机干些狐假虎威的事，士兵霸占钱财、奸淫掳掠更是屡见不鲜。大蜀府库的金帛140余万，也被洗劫一空，使得许多地方百姓又重新拿起武器进行反抗。
此时，成都府已被朝廷改称益州，新任益州知州张咏已到任。张咏在当时算得上名副其实的“父母官”，体察民情，洞民之苦，知道蜀地百姓造反的根本原因。当时，王继恩俘获了许多义军交给张咏办罪，张咏尽数将他们放了。王继恩大怒，张咏说道：“以前李顺胁迫百姓为贼，今天我与王大人一起化贼为民，有什么不可呢？”王继恩顿时无言以对。此后，王继恩部下不守法纪，掠夺民财，张咏派人捉到后，并不向王继恩通报，径自将这些士兵绑了，投入井中淹死，王继恩却也不敢向他责问，双方都假装不知此事。宋军见张咏手段厉害，便收敛了许多。此外，张咏还向宋太宗反映王继恩在蜀地骄横跋扈、放纵军纪，进入成都后只顾饮宴，而不尽力剿贼。宋太宗知悉后，命内押班卫绍钦与王继恩共同处理成都事宜，又派专人督促宋军加紧围剿残余义军。

王继恩的部将王文寿，率2000余人在遂州一带追讨义军余部。王文寿向来对部下粗暴专横，滥用刑罚，士兵常因一些小过错而被惩处，于是引起许多人的怨恨。当时，王文寿有位部下张嶙，任职指挥使，或许平常经常被王文寿责罚，心有怨恨，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趁王文寿就寝时将他斩杀，并拿着王文寿的人头率领部下投奔了义军首领张余，一时农民军势力更盛。
义军在张余领导下，沿长江而下，向川南、川东进军，连克嘉州、戎州（今四川宜宾）、泸州、渝州（今重庆）、涪州（今重庆涪陵）、忠州（今重庆忠县）、万州、开州（今开县）等地，声势浩大，很快占领了川东大片地区，发展到10万余人。
宋太宗听到宋军反叛的上奏后，打算将投奔义军的士卒的妻儿全部处死。朝中大臣认为不妥，建议将他们的妻儿都集中起来，派遣将士以此为饵前去招抚，并示喻赦免他们的罪刑，这样他们一定回归，从而迅速瓦解义军。太宗同意了这个建议，令巡检程道符前往蜀地宣扬太宗旨意。一位叛逃义军的宋军士卒于是斩杀了张嶙，将首级献给王继恩，其他叛逃的士兵的也纷纷回归。王继恩趁此机会接连大败义军，至道二年（995年）二月，义军主力作战失利，张余在嘉州被擒杀。同年五月，李顺余部王鸬鹚在邛蜀山区（邛崃山区）称邛南王，攻打邛州、蜀州等地，不久败亡。至此，历时两年零三个月的王小波、李顺起义被宋军彻底剿灭。

王小波起义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在中国历史上却是第一个以“均贫富”为口号的农民起义，有着里程碑式的历史意义。此外，起义还严厉打击了蜀川地区的豪强势力，一定程度地提高了农民的社会地位，使得许多农民从过去的“旁户”成为一般的佃户。虽然蜀地农民们没有彻底摆脱被剥削的封建体制本质，但与封建地主的依附关系变得相对松弛和缓和，在生产经营方面有了更多自由空间，百姓负担也相应减轻。
此后，许多宋朝官员都不敢到蜀地任官，即使到蜀地任官的官员也极其谨慎小心，尽量收敛，以减少官民矛盾。当时蜀地官员因担心安全，甚至都不带家属入蜀。就连做过两次益州知州的张咏一直都是单骑入蜀，最后回朝途中，路过剑门关时，不由得心有余悸地写道：“多赖皇明烛幽远，两川无事得生还！”
——此节完——

第四节 成都有交子，首创为纸币
今天，在世界金融中心的英国伦敦金融城里，坐落着一家有着300多年历史的银行，它便是现代金融业的开拓者——英格兰银行。在银行后花园的天井里，种着一颗当地很少见的桑树。据说这颗桑树来自遥远的中国，是为了纪念一千多年前的宋朝，中国人用桑树皮和叶子制作出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自隋唐以来，成都商品经济便非常繁荣，与扬州并称为“扬 一益二”。由于玄宗、僖宗入蜀，更让许多北方士族衣冠相继迁入蜀地，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到了宋代，成都的商品经济则得到进一步发展，纺织、茶叶、造纸、印刷、陶瓷等产业异常繁荣。随着商品的大量流通，对货币的需求量也日益增加。
此外，前后蜀时期，蜀地一直使用铜钱作为本位货币。后蜀广政年间开始铸造铁钱，此后，铜钱与铁钱便开始混合使用。965年，北宋攻灭后蜀，四川纳入北宋版图。北宋平息蜀军叛乱后，成都成为了北宋王朝最重要的的财源输送地，朝廷将成都的金银财宝和铜钱、布帛尽悉搜刮，通过长江水路源源不断的输往京城汴梁。

@qyg999 2020-10-09 16:08:08
加油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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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开宝三年（970年），四川地区设置了第一所铁钱监，专门用以铸造铁钱，并禁止铜钱入川。之后，多地陆续开通铁钱监。自此，铁钱开始大量在四川流通，且日益增多，而铜钱则全部输往京城。大约于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前后，四川被确定为铁钱专用流通区。之后，四川的铁钱开始出现大幅贬值。在铜钱被搜刮往京城之前，铜钱与铁钱比值为1：1.2；铜钱开始被搜刮往京城后，二者比值变为1：2.5；四川成为铁钱专用流通区后，铜铁钱比值越来越高，最终稳定在1：10左右。
此后，四川曾持续增铸不同面额的“大铁钱”，原来的铁钱则为“小铁钱”。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每一千钱（每贯）“大铁钱”用铁30斤；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新铸的大铁钱每一千钱用铁重达25斤；益州知州凌策上书请求重新铸大铁钱，每一千钱重12斤10两。虽然通过不断新铸大铁钱，其重量有所减轻，但对贸易商家来说依然带来极大不便。此外，小铁钱的购买力也非常低，每10贯重达65斤，当时一匹罗缎价值两万钱，而需要的小铁钱重达130斤，可谓夸张至极。史料曾有记载，当时自陕西府运送一万贯铁钱至秦州（今甘肃天水），需要的运输费用大概二千七百余贯，运输成本已超过铁钱价值的四分之一。由此可见，北宋时期日益发达的经济伴随着大宗商品的贸易流通，对货币的需求量也日益增加，已经与笨重的铁钱产生出巨大的矛盾。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交子也随之应运而生。而交子的普及，也与一位当时的著名的四川官员有着紧密的联系，他便是在王小波、李顺起义后期的益州知州张咏。
张咏，字复之，号乖崖，946年出生于濮州鄄城（今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太宗太平兴国五年中进士，好诗文。初任湖北崇阳县令等职，因为官清廉、体恤民瘼，深得当地百姓好评。太宗淳化四年（993年），张咏被朝廷任命为枢密直学士。同年，王小波、李顺在四川发动农民起义，占领成都，建立大蜀。淳化五年（994年）九月，朝廷委派张咏到成都任益州知州，负责处理平乱。王小波起义被平定后，张咏于997年离开蜀地。

《续资治通鉴》曾有记载：王小波、李顺起义之前，益州、邛州（今邛崃）、嘉州（今乐山）、眉州（今眉山）等地，官府每年铸铁钱五十余万贯。994年，王小波、李顺起义时，四川地区由于战乱影响，停止铸造铁钱，导致民间的钱币数量减少，出现了严重的“钱荒”。于是民间开始出现专门为贸易商家提供“存款”业务的铺户。各地来到成都进行贸易的商人，为了路途的安全和解除随身携带大量铁钱的负担，于是提前将铁钱寄存在专营“存款”业务的铺户里，铺户将商人的存款金额写在用褚纸（一种桑科落叶乔木构树制作的纸张）制作的专用票据上，交給商人。当商人拿着票据提取钱币时，需要额外向铺户支付一定的管理费用。这种用来填写商家金额的票据，便是最初的交子。不过当时的交子主要为民间铺户与贸易商人之间的一种“兑换凭证”，还不完全具备货币性质，因此称之为“私交子”。当然，其背后仍需要强大的信誉和诚信作为支撑和担保，因此，当时私交子业务主要由一些经济实力强大的大型商人控制。
这种“私交子”业务，离不开高质量的纸张和雕版印刷技术，而当时四川地区的造纸术、雕版印刷技术已经非常发达。自北宋开宝四年（公元971年）起，成都曾花费12年时间，负责刻印首部官方经文《大藏经》（因刻印于开宝年间，又称《开宝经》），共用雕版13万块。由此可见，当时的四川已是全国最重要的雕版印刷基地之一。
交子出现以后，对于商人们来说，或许“腰缠万贯”再也不是难事。随着交子在民间的逐渐普及和流通，交子也开始在铺户巨大的利益驱使下进一步演化，他们随之印制出统一额度和统一版式的交子，以满足更大的流通需要。铺户们还在每年米、麦、丝、蚕等农作物的收获季节，大规模发行交子，以满足更大的货物流通需求。由于面额统一、流通量大，于是交子逐渐具备了货币的属性，也成为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而在欧洲，直到600多年后才开始出现第一张纸币。

随着使用交子的用户越来越多，交子铺户老板们逐渐发现了交子背后隐藏的惊天“秘诀”：由于“储户”们并不是在同一时间提取钱币，因此，只需要保留一定总额的钱币，便能满足储户们的兑换需求。这或许就是现代银行业的“准备金”制度的雏形。
不过，这种机制的背后却存在着巨大的隐患。当时的交子发行由民间的铺户各自完成，因此处于散乱状态。一些交子铺户开始把多余的钱币用来进行其他的投资，如购买房产、土地，以及其他产业投资，也可印制发行更多的交子来满足更大的利益需求。由于没有官府的统一管理，交子的发行随之出现泛滥、信誉缺失等问题。一些铺户在天灾人祸或者发生战乱的极端情况时，根本无法处理集中兑付的问题，导致铺户的破产以及储户的财产损失，甚至一些铺户在发行完交子后便停止营业或销声匿迹，关于交子的诉讼和官司案件也逐渐增多。此外，交子的滥发，也导致了物价的飞涨，为社会带来了巨大的不稳定因素。
咸平三年（1000年），宋军益州神卫都虞候王均率领蜀地士兵发动起义，占领成都，并建立大蜀，之后不到一年便被镇压。宋真宗因张咏之前治理蜀地表现突出，于咸平六年（1003年）四月派遣张咏再次入蜀任益州知州，直到景德三年（1006年）六月,，其在蜀地的任期结束。
张咏来到成都后，了解到交子的滥发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于是开始着手整顿。张咏将交子的发行权交给当地的十六家实力较强、信誉良好的铺户，通过相互联保，提高了交子的信誉。同时，为了避免交子在使用过程中因为时间过长，出现字迹模糊、票面磨损等问题，将交子的发行周期确定为三年一界。三年界满后，储户必须将旧时的交子兑换为新一界的交子。这样，解决了交子因信誉、滥发等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虽然当时的交子仍然由私人发行，但政府对交子的控制已处于半官方状态。交子的规范管理，为四川的经济稳定和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交子的这一集中发行阶段，也被称为“十六铺时期”。

不过，这种交子的集中发行制度到了1020年却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当时益州知州寇瑊上奏朝廷，认为当时十六铺发行的交子并不十分稳定，经常不能及时兑付，造成了一些社会问题，建议废除交子。真宗同意了他的建议。于是，交子在四川被全面禁止发行。
然而，寇瑊禁止发行交子的背后却伴随着一场宋廷高层的政治斗争，而斗争的两个对立方分别是：一方为宰相寇准为代表的朝臣“清流”，另一方则是宋真宗的皇后刘娥。
刘娥，成都华阳人，祖籍太原。刘娥自小父母双亡，沦为歌女。后来到京城汴梁谋生，认识了宋太宗的第三子韩王赵恒，也就是后来的宋真宗。赵恒非常喜欢刘娥，但由于刘娥出生微贱，不被太宗接受，赵恒只能与她悄悄私会。直到997年，宋太宗驾崩，赵恒即位，将刘娥接入宫中，先后晋升为修仪、德妃。景德四年（1007年），郭皇后驾崩， 真宗欲立刘娥为后，寇准等重臣皆以刘娥出身微贱为由，坚决反对，于是刘娥与寇准之间的矛盾开始形成。
刘娥不能生子，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原为刘娥侍女的李氏受真宗宠幸，为宋真宗生下了当时唯一的皇子。皇子还在襁褓中时，刘娥便将他取来当作自己的孩子，并且让杨淑妃代为养育，这孩子便是日后的宋仁宗。此事后来还被民间演绎为“狸猫换太子”的故事。
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刘娥被册封为皇后。由于聪慧干练，处事慎密得体，深得真宗信任和倚重，真宗于是逐渐将许多政事交由其处理。天禧三年（1019年），真宗多病，刘皇后逐渐把握朝政，然而以宰相寇准为首的士大夫们认为“政出宫闱”，危及社稷，坚决反对，并积极建议真宗让太子监国，以抵制刘娥。而前期刘娥辅政时期的政策也相应被扭转和改变。1020年，寇瑊接替王曙的知益州之职，他到任之后，便开始着力废除交子。然而，交子的废除却给四川的经济发展带来诸多弊端。
寇瑊离任后，由薛田继任益州知州。此时的朝廷之中，宋真宗已驾崩，13岁的宋仁宗赵祯即位，刘娥以太后的身份临朝听政，而寇准已被贬至遥远的雷州（今广东雷州半岛）。刘娥非常重视益州的交子，下令薛田与益州转运使张若谷调查交子禁止后的市场情况，商议是否启用交子。薛田等人通过调查后分析认为：因经济发展和贸易流通需求，交子不能废除，但过去的私交子却存在信誉和诚信等诸多弊端。于是上书建议国家设立专门的纸币管理机构（即交子务），由政府印发和管理交子，严禁民间私自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