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鞋军团（5）


要想一网打尽，没有比这更好的时机了。
泸州起义是计划以袍哥会党为主，成都起义则是以新军为主。
从甲午战败到签订辛丑条约，中国传统陆军之无能无力已成了人尽皆知的事实，“习洋枪，学西法”的新式陆军（简称新军）应运而生。
每个省都分到了编练新军的指标，四川因为是大省，被安排要编三镇（镇相当于师）新军，当时已经编好的是第十七镇。
政府编练新军的初衷，与派遣学生留日没有不同，可对革命党来说，“洋化”的新军比之于那些绿营八旗，也好渗透多了，最后的结果是，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反过来成了革命党用于武装起义的长枪利矛。
在成都军界，从作为新军预备队的弁目队，到正规新军，革命党人都发展了一批内线。
除此之外，赶来增援的袍哥会党也将不在少数。泸州调集了三千人，集结于成都的会众则多达五六千人。
熊克武信心十足。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泸州的一幕竟然再次在成都上演：官方改变了祝寿地点，然后是全城戒严，断绝交通，搜捕党人。
代理四川总督赵尔丰在出手方面，比泸州知州杨兆龙更快更辣。新军和弁目队里的内线全部暴露，非死即被捕，熊克武、佘英等被列入重点通缉的“首要人犯”名单。
继泸州、成都起义后，熊克武又在叙府（今宜宾市）策动起义，然而这次同样没能逃出失败的怪圈，即都是被官府抢到先手，随之整个行动胎死腹中。
一锹下去就想掘个井，当然是显得过于心急了，可是连着三锹下去，连个泉眼的痕迹也没见着，无疑又让人郁闷到死。
接下来的时间里，熊克武和他的同志们就象久无收获的渔夫一样，被迫把鱼网翻出来，一段段地查找，要找出究竟是哪里出现了窟窿。
就三次起义的策划来看，无论是早先放弃的端午节还是后来的慈禧太后寿辰，时机掌握得都很好，且由革命党人主导，在这方面并无明显漏洞，但再看过去了就不一样了。
再看过去，是实施阶段，恰恰在这个阶段，革命党人退居幕后，站在前台的是袍哥会党和新军内线。
熊克武猛一击掌：诊结找到了！
新军里面，只发展了很少一部分中下级官兵，他们在军营里犹如沧海一粟，作用微乎其微。袍哥会党倒是人数众多，可惜鱼龙混杂，很多人还是改不了帮会习气，结果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现在，导致起义失败的基本脉络已经可以勾画出来。
第一，新军指挥权仍掌握在当地官府手中，在会党走漏消息后，他们可以动用新军提前进行镇压。
第二，作为一支新式军队，新军配备有德国毛瑟枪，会党用大刀长矛与其较量，就像在用纸棺材糊人，没有打得过的道理，
只有把伤疤完全揭开，脓血才能流得干干净净。分析到这里，众人豁然开朗。
看来，靠天靠地靠别人都不行，还是得靠自己，不过在此之前，先得进健身房，练它几块腱子肉出来。

草鞋军团（6）


武器很关键，说到底，就是手里要有枪杆子，而不光是刀把子，这样才能建立同志军。
1908年2月，熊克武专程潜回东京，通过同盟会总部，从日本民间购买到了枪弹。
当他押运枪弹，秘密返回国内时，忽然注意到，人们所戴瓜皮帽上的红顶大多被摘掉了，有的虽然还在，但也染了颜色。
在礼仪至上的东方国度，这是一个极不异常的信号。一打听，原来跟慈禧太后有关——祝寿不能挽救寿命，老毒物和光绪皇帝都死了。
国内正在举办国丧，在此期间，代表喜庆的红色成了禁忌物，别说瓜皮帽上的红顶，就连市场上的红萝卜都不准卖了。
又一个可遇不可求的起义契机，熊克武大喜过望，立刻展开了精心筹划。
之前发动起义，主要集中在包括省会成都在内的川西南，当地官府已是戒备森严，再要插进去比较困难，熊克武把视线转向了位置完全相反的川东北。那里有一个地方叫广安，防范上相对松驰，州署旁边只有一个保安营。
1909年3月1日，熊克武在广安待机行动。与以往任何一次不同，这次将以革命党人自己组建的同志军为主力，并由他亲自指挥，负责进攻广安州署。
问题是同志军人数不足，而且因运输和寄藏的困难，从日本运来的武器以子弹为多，配备的长短枪很少，这样一来，就缺不了配角的帮忙。
熊克武的计划是兵分两路，除同志军外，另由佘英召集会党，负责从保安营夺取枪械，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所有意外和困难正是发生于这一路。
当天，熊克武派人去佘英那里联络，传回的消息却让他大吃一惊。
佘英在城外的茶馆里遭到了会众的包围！
四川袍哥各有势力范围，广安当地的帮会并非佘英原属手下，他们来参加起义是要领取酬劳的，可是直到要起事的这一天，还没见到钱的影子，众人不干了。
这不是普通营生，豁了一身剐，要把皇帝打，弟兄们挣的是卖命钱，你迟迟不给，算搞的什么名堂？
帮会就这个觉悟，没有办法。此时的熊克武有着双重身份，一方面他是四川革命党人的负责人之一，另一方面，出于实际需要，他已由佘英介绍，加入了袍哥并成为舵把子。得知佘英陷入困境，他急忙赶去城外，对情绪激动的会众进行劝说：“钱要给，事情也要办，等钱运到了，必然一个子不少地补发给大家。”
这边刚帮佘英解了围，天眼看着就黑下来，既定时间到了。
此时衙门和保安营的官吏大多已经回家，士兵们也不甘寂寞，有的上茶馆，有的去酒肆，要出击的话，正是过了这村就没了那店。
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熊克武赶快飞奔回城。
如今的熊克武，早就完成了军校的社会实习任务，从一个未经世事的洋书生，转变成了有一定军事经验的指挥官。
人数不多的进攻部队被他包装成警察，一路押着“犯人”混进了衙门。进去之后，短枪齐发，门卫当即被撂倒在地。这天晚上本来就没多少值班堂勇，见到如此场面，全都被吓傻了，于是躲的躲，逃的逃，悲情的可欢了。
熊克武很快就占领了州署外府。剩下的任务，是继续往里府搜索进攻，直到活捉知州为止，但一种异样的感觉突然迎面向他袭来。

草鞋军团（7）


按照计划，佘英率会党要同时向保安营行动，而州署的附近就是保安营，也就是说，现在保安营方向也应该是枪弹声齐鸣了。
可是那里一片寂静，寂静到可怕。
熊克武预感到，会党一路肯定是出了什么问题。假如真是这样，保安营不会置州署于不顾，必然会包围上来，与里府尚存的兵勇形成内外夹攻，那样会很危险。
计划改变，不去捉知州了，转舵，进攻保安营。
保安营的营房同州署一样空虚，当熊克武率部突进后，大部分房间都空空荡荡，仅几个房间有少数士兵留守，而这些兵也并不比州署的堂勇更有种，见革命党闯入，他们只会缩到墙角发抖。
熊克武一边控制住保安营的要道，一边派人联系佘英，让会党一路赶快来搬取枪械。
果断的处置，让熊克武再次拿到了胜负手。
可是出了错的环节还在继续出错。等来等去，等不到佘英露面，相反，州署内却咚咚地敲响了堂鼓，那是官府调集援兵的信号。
事后才知道，因为会党在茶馆那么一闹，惊动了警察，反而弄得佘英无法进城，失去了取胜的先机。
城内外的官兵正不断赶来，继续等下去的结局只有一个，就是完蛋。熊克武只得下令撤退。大队在前，他带着两个人在后掩护。
刚跑出保安营大门，从州署方向就追来一群堂勇，手持刀戟，咋咋乎乎。
开枪怕暴露目标，熊克武收起手枪，拔出马刀，迎头就是一阵乱砍。
像熊克武这样的革命党人，都是砍头只当风吹帽的那种，堂勇们完全不一样，上班是为了养家糊口，所以都指望着别人上去挡刀锋，做替死鬼。
一家人做饭，谁天生是上灶的？你不肯卖力，我不肯卖力，结果是大家都畏畏缩缩，轰隆隆的一群人，竟然被熊克武等三人砍得东倒西歪。
由于天黑，厮杀之中无法保持联络，等熊克武冲出重围时，他才发现自己落了单，大部队早就冲出了城。
赶快走。到城门口时，两个官兵正要关上城门。
这就怪不得我了。熊克武一刀过去，砍倒一个士兵，另外一个小子还没反应过来，熊克武已经远去无踪。
广安起义虽没有能够取得成功，但这是革命党人第一次与官军面对面较量，尤其熊克武在此役中表现出色，像拼命三郎一般冲出城后，他还单人独骑连走了二十多里路。
二十多里，对熊克武来说不过是小茶一碟。据说他可以一天行走二三百里，中间不歇气，不喝水，不吃饭，所以人称“铁脚板”。
连着与四川境内的四次起义有关，熊克武要想不出名都比较难了，尽管他外出时一般都进行化装改扮，但仍少不了被“咬尾巴”。不过幸运的是，他每次都能成功地将“尾巴们”统统甩掉。
那些负责跟踪监视的警察和密探都觉得奇怪，怎么跟来跟去就跟丢了，难道这个革命党嫌犯飞上天了不成？
其实熊克武靠的就是铁脚板功夫，你要弯下腰来喘口气，喝口水什么的，一抬头，人就不知到哪里去了。

草鞋军团（8）


要练出这种功夫，并非完全靠天赋，还有意志和毅力。两年多来，这个年轻人不断地经历失败，然而从未想到过放弃，他仍然在继续为起义做着准备。
还是要寻找对手的薄弱点。
几个月后，熊克武找到了新的目标：嘉定府（今乐山市）。
乐山位于川西南，跟成都、泸州、宜宾在一块，好象不是一个适合再次发动起义的地点，可这只是死的一面，还有活的一面——乐山官军正奉命围剿凉山地区的彝人武装，后方比较空虚。
打的就是空虚，这一拳下去，无论如何得砸出点声响了。
广安吃亏，还是吃亏在从日本购买的枪支不敷使用，枪不够用，同志军规模便难以扩大，也就不能不继续使用难托重任的袍哥会党。
为了寻枪，熊克武绞尽脑汁。
根据情报，成都督署将向凉山前线解送大批枪支弹药，其中仅步枪就有一千支，正是革命党人最急需的宝贝！
熊克武闻讯准备在沿途设伏，捉它一条大鱼，可是功夫花了不少，一等不来，二等不来，预期中的押运官军迟迟不至。
还有哪里有枪？
新的情报显示，乐山官军被大量调出后，需要地方团练维持治安，成都督署特地向团练局下发了枪支。
革命党在团练局有内应，送枪的来了。
在广安起义中，熊克武采用的是双管齐下，即一路夺枪，一路攻城，而起义之所以失败，就败在没能夺到枪，导致所有成果随之流失。这次他决定改换思路，来个一先一后，先夺枪，后攻城。
1910年1月22日，乐山起义打响，当天早上首先谋袭团练局。
团练局教练本身就是同盟会员，按照他的要求，团丁们将枪支往操场上一架，坐进教室听课去了。革命党人就埋伏在操场之外，其它什么都不用做，就从地上捡捡西瓜就成了。
这么一捡，捡到了一百多支步枪，加上原有武器，一下子就得以武装出数百同志军，并在距离乐山仅十几里路的新场进行会合。
每一次起义开头都要出点状况，唯有这次异常顺利，熊克武很是激动，按照计划，他又抡起自己的铁脚板，马不停蹄地前去附近的泸州组织其它援军。
让人难以预料的是，这次的状况不是出在开头，而是在中间。
假如同志军能够即刻顺流而下，直趋乐山，必然能打官军一个措手不及，可是大家都太兴奋了，也缺乏经验，于是光在新场吃饭就耗去了整整一两个时辰。在这一时间段内，乐山知府已经得到通报，并作出防备。
等同志军往乐山进发时，他们才发现，不仅城头枪炮林立，就连城外都布满了岗哨。
在辄生意外和变故的情况下，众人都慌乱起来，不知如何是好。熊克武不在，佘英担负起了指挥总责，率部回撤。
可是已经迟了，第二天乐山官军便追了上来，佘英毫不示弱，就地迎战。

草鞋军团（9）


与广安起义不同，这次双方在人数和武器配备上都上了规模，而且各不相让，因此战斗异常激烈。
打一个乐山官军，同志军尚能应付，但是随后背面开来的一支官军，则使他们立刻处于腹背受敌的窘境，情形十分危险。
佘英只得率部且战且退，不料中途又遇到了一支官军。三支官军涌上来，前后左右变得全是敌人。
这是真正的硬仗苦仗。熬到天黑，同志军才得到分散突围的机会，而在突围过程中，作为指挥者的佘英与其他人失散了。
佘英从小练武，还考中过武秀才，拳脚棍棒很是了得。当时他正身患虐疾，但就靠着这身硬功夫，独自杀出一条血路，一口气跑到了川滇边境的豆沙关。
豆沙关是古代由蜀入滇的第一险关，从这里一步跨过去，便可以到达云南，然而就在镇上的一座茶馆里，佘英的行踪被密探侦知，随后就遭到包围，冲不出去了。
茶馆所在区域，另有一个名称，名叫断蛇坡。“蛇”与“佘”正好同音，断蛇等于断“佘”，联想起这些，就连横跨革命党与会党两界的英雄也感到了一种命中注定的无奈和悲哀。
他曾那么执着地放飞理想，如今风筝还在天上，只是手中那根线已经断了。
佘英被押回宜宾，一起被捕的还有另外一名革命党人。在审讯对质时，佘英故意指着他说：“此人不过是我家装水烟的雇工，把他抓来有什么用呢？”
佘英想要解救自己的同志，然而这位革命党人却大声争辩说：“佘大爷，我是跟你干革命的，你怎么说是装水烟的？我活着和你在一起，死也要和你在一起！”
负责审讯的官员面面相觑，难以理解眼前究竟都是一些什么人。
就义之前，佘英手书绝命诗：“牡丹初放却先残，未捣黄龙心不甘。”
在四川的所有起义中，乐山之役是最残酷也最壮烈的一次，包括佘英在内，死难者达两百多人，四川革命党损失极其严重。
随着乐山起义的失败，熊克武在泸州组织到的援军已起不到任何作用，他所能做的，只是冒险探监和安抚烈属。
要想在四川境内继续组织起义，至少在短期内再也不可能了。熊克武向同盟会总部提议，要求另择一处要地，集中全国革命党人的所有力量，发动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以便毕其功于一役。
事实上，同盟会总部也正在考虑这一问题。
自同盟会成立后，组织的中小规模起义已不算少，仅孙中山亲自领导的就达九次，包括四川这样各省自行策动的起义则不下数十次之多，但是无一能够成功，反而损兵折将，元气大伤。
经历血和泪的事实，才会有血和泪的体验。大家都对这样的零打碎敲失去了耐心，熊克武的建议，几乎是同盟会内的一致共鸣：与其玩NN多小的，不如赌一次大的。

草鞋军团（10）


1910年秋天，各地代表在马来西亚的槟榔屿举行集会，确定发动广州起义，并由同盟会中的另一位领袖级人物黄兴负责指挥。随后在海内外举行“选锋”，即挑选作为起义先锋的骨干，以便“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
这是真正精英中的精英，加入先锋队的四川籍革命党人，除熊克武之外，还有一个著名人物：炸弹专家喻培伦。
枪弹须从国外高价购买，且运输贮藏非常困难，与之相比，炸弹具有明显优势，因此同盟会从创立初期开始，就非常看好这一武器。
熊克武在东京时，曾被总部派去学习炸弹制造，不过当时采用的是银制法，即用腐蚀性液体煮化银元，然后制成炸弹。
用银元制炸弹，花销也不小，而且制造过程也异常危险，喻培伦经过研制，尝试用独创的“喻氏法”来替代银制法，终于发明了符合需要的安全炸弹。
广州期间，在熊克武的协助下，仅花了半个月时间，喻培伦就制造出了三百多颗不同份量的炸弹。
与此同时，他们还近距离侦察到了广州官军的布防情况，其中最薄弱的是水师炮台。
熊克武曾以游览为名，登上水师炮台，发现把守的旗兵根本就不干正事，他们竟然在向游客兜售茶叶，有的还聚赌抽头。
在组织起义方面，熊克武已有相当经验，此情此景让他眼前一亮——如此防守，几乎可以用不堪一击来形容，到时如果能先夺取炮台，用彼炮转攻彼兵，则必然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可是事情的进展，并不如想像中那么顺畅。1911年4月8日，黄兴在香港召集会议，确定了起义发动日期，但广州将军孚琦当天被刺杀身亡，打乱了所有既定步骤。
所谓擒贼先擒王，在起义筹备阶段，同盟会就计划刺杀广州要员，但要杀的人并不是孚琦。
要杀，你得杀能干的，广州城一共三个省级大吏，孚琦是最不能干的，同盟会紧紧盯住的其实是水师提督李准，这哥们才算得上是革命党人的心腹之患。
可惜阴差阳错，原先派去的刺客临时怯懦，迟迟不动手，换人之后，倒是行刺成功了，不过只除掉了一个窝囊废。
真正的蛇没能打着，却已经把它给惊动了，广州官府明显加强戒备。原先准备在4月13日举行起义，这样只能延期至4月26日。
1911年4月23日，黄兴从香港潜入广州，在两广总督衙门附近设立了指挥部。
还有三天，起义进入了倒计时。
革命党这边摩拳擦掌，官府那边也听到了风声。两广总督张鸣岐将一个巡防营调到城外驻扎，用于随时策应城内，水师提督李准也急调水师回城。
另一方面，同盟会从日本和越南运来的枪械也未到达，一些领导者因此主张继续延期。考虑再三，黄兴点头同意，除留下基干人员外，三百多先锋队员全部撤回香港。

草鞋军团（11）


早期的革命党人犹如水浒传中的英雄好汉，个个热血沸腾，视死如归。得知起义一拖再拖，眼看着都有夭折的危险，喻培伦当即去找黄兴，对他说：“不能延期！”
喻培伦认为，此次广州起义耗费巨大，而且全系海外华侨资助，一旦起义真的流产，前功尽弃事小，失信于华侨事大，以后怎么面对他们？人家捐了这么多钱，你就算是丢块砖瓦也得给个下落不是。
黄兴仍在犹豫，喻培伦提出了更尖锐的现实问题：“听说近期广州官府将严查户口，我们费尽心力制造的炸弹和运进城的其它武器都可能被搜出，到时难道束手就擒？”
“革命总要冒险，何况还有成功的希望。就算败了，还可以用牺牲来作宣传，起到振奋人心的作用。”
喻培伦最后说，就算大家都不干，只剩他一人，也一定要冲进督署衙门，找张鸣岐拼个你死我活。
黄兴也是个感性的人，岂有做软蛋的道理。听完之后，十分感奋，当即拍案，定于4月27日准时发动起义，并发电报到香港，让三百先锋队员返回广州。
1911年4月27日早晨，熊克武奉命接船。可是一直等到下午四点，船到了，人还看不见。
同盟会组织松散的缺陷在这一刻暴露无遗，黄兴让位于香港的起义总部派人，那边却还想再拖一天，所以一个人都没派过来。更有甚者，原在广州的一部分人也连招呼都没打一声，就自顾自地搭船去了香港。
黄兴集中敢死队员，一共才120人，诸如分路攻击水师炮台之类，已不可能实施，只能剑发一处，主攻督署。
所有认识喻培伦的人，都反对他参加起义：“你是炸弹专家，留下来的话更有用处，不必前去冒险。”
喻培伦连连摇头：“让别人去洒性，我的人格何在？再说我是为了革命才研制炸弹，现在做出了炸弹，让大家拿着炸弹去冒险，我倒不去，那怎么行。”
有人劝他，说又不少你一个。
喻培伦不乐意了：“别小看我，我一个人比你们几个都强。”
1911年4月27日下午五点，在两广总督的衙门前，来了一顶四人抬轿。递上名片，是驻广州的法国总领事。
门卫没看出任何异样，遂抬手放行。
他们没想到，从“总领事”到四个抬轿的“轿夫”，都是革命党人，领头的便是熊克武。
“总领事”来访，张鸣岐必定要出来迎接，到时熊克武便甩出炸弹，实施刺杀行动。
黄兴已将起义军分成两路，由他自带一路敢死队守在督署前门外，喻培伦则率另一路人马埋伏于督署后门外。按照事先约定，一听到熊克武的炸弹声响，两路人马即一前一后冲入接应。
炸弹响了，前门敢死队在黄兴的率领下，一手持短枪，一手拿大刀，口袋里装满炸弹，吹着号角冲了进去。
后门的喻培伦亦闻声而起，他说自己一个能顶几个，实在是毫不吹牛，其掷弹技术的熟练和准确无人能及，仅用两颗炸弹，就在院墙上炸开了洞口，众人沿着洞口一拥而入。
然而其实熊克武并没能炸到张鸣岐，炸的是包围上来的警卫。

草鞋军团（12）


张鸣岐如今不仅是两广总督，还代理广州将军一职。广州将军一般都由满人担任，由汉人代理该职以前没有先例，然而张鸣岐并不为此而高兴，相反忧心肿肿，时刻担心步孚琦的后尘。
正因为天天悬着颗心，张总督已如惊弓之鸟，在安全防范上极为谨慎。熊克武他们虽混过了门卫，但在直入衙门二堂时还是被警卫瞧出了破绽。
督署内一场混战，熊克武冲入三堂找张鸣岐，却遍寻无人。这家伙已经溜掉了，匆忙之下，连家属都未能顾及。
抓不到张鸣岐，起义军只能先行撤退，就在这时，李准率水师发起反击。
喻培伦可谓神勇无比。广州房顶上有可通行的走道，他独自在上面蹿来蹿去，只要官军一冲过来，就猛投炸弹，打得官军再也不敢轻易靠近。
相持到半夜，起义军决定分散撤退，也就从这时候起，熊克武再也没见到喻培伦。
人越来越少，熊克武身边只剩下最后一个战友——四川籍同乡，也是东斌学堂的同学但懋辛。
他俩必须出城，但城门已关，唯一的办法是翻越城墙。
熊克武沿着墙脚摸索，墙头到处都有旗兵站岗，哪里上得去。好不容易摸到一处长满茅草的缓坡，熊克武率先爬上去，没想到坡上也有两个哨兵，要不是下滑得快，差点就被刺刀给捅成了窟窿。
城头上的哨兵并不敢下来搜查，只是不断放枪，幸而他们躲在死角，还不要紧。
此时天空中开始飘起了细雨，熊克武和但懋辛都很清楚，随着天亮的到来，他们能从广州城逃出去的机率几乎降到了零。
不远的地方有一口池塘，但懋辛说，算了，要不我们投水自杀吧，一了百了。
如同佘英到了断蛇坡，熊克武想想也没别的生路，跳就跳吧。
一跳下去，水才到脚背，敢情想死都不成。
由于但懋辛有伤在身，天快亮时，熊克武负责独自出去寻路，两人又失散了。
失散之后，熊克武的处境十分危险，他不是本地人，连广东话都不会说，随时可能遭到逮捕。只能说，那并不是一个最黑暗的年代，彼时的老百姓尚有淳朴厚道的传统，虽然大多数人都像鲁迅《药》中所描述的，对革命缺乏了解，但没有人会下作到去向官府告密，相反，更多的人还伸出了援手。
当时民间纷纷传说，革命党是一群很奇怪的人。他们原本都是有家有室的读书人，却甘冒“诛九族”的危险去“造反”，更令人惊异的是，历朝历代的造反者，不是想当皇帝，就是为了追求升官发财，唯独他们竟然不是奔着这个去的。
从自己朴素的人生哲学中，老百姓得出结论，这些人干的一定是好事情，自然也都是一些好人。包括黄兴在内，从广州脱险的革命党人大多得到了广州居民的收留和掩护。熊克武也是如此，事后，在地下党人的帮助下，他被转移到香港，从而转危为安。
其他人就没有如此幸运了。四川籍党人中，喻培伦、但懋辛先后被俘，除但懋辛幸免于难外，喻培伦等均被处决，后被集体葬于广州城外的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草鞋军团（13）


因各国对广州起义的内幕尚不知情，两广总督张鸣岐特地将“造反土匪”们的经历和照片打印成册，分送各国驻广州领事馆。
各国领事不看犹可，一看履历，喻培伦这些人不是富家子弟，就是留日学生，“中国正在发生革命”的传闻由此得到证实。
早逝的年轻人没有一个是土匪，他们全是怀抱救国救民理想的优秀分子和热血青年。随着他们离去的脚步，古老帝国的风铃在不断摇晃，向人们传递着一种难以抑制的悲伤。
广州起义又失败了，但这是最后一次失败，不到半年，武昌起义便宣告成功。
只要坚持，就能迎来希望。
1911年10月，凭借武昌起义的成功，革命党人得以控制武汉三镇。
这只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在此之后，关内十八省中，共有十四省先后响应，这些省大多成立了民军，并以所在省份的简称为号，比如湖北民军就称为鄂军。
鄂军、苏军、浙军……，一长串名单里，唯独没有四川的影子，真是起个大早，赶个晚集，不过一切还来得及。
首先得找一下熊克武。
这位仁兄正在到处奔忙。武昌起义前，他正在陕西，准备策动当地军队起义，武昌起义后，马上到武昌与黄兴商讨作战方略。及至武昌告急，又急匆匆地赶到上海，催促江浙联军进攻南京，以间接援助武昌。
其时川籍革命党人已云集上海，大家伙把熊克武给围住了：“南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攻下，就算攻下了，离北京还远得很。”
那怎么办呢？
“不如我们四川人自己撸起膀子干，组织军队兴师北伐！”
这支军队被称为蜀军，它不代表川军的全部，但却是所有川军里面第一个以省为号的军队。
在众人的推举下，熊克武负责牵头组建蜀军。
涉及到组建军队，第一让人头疼的不是人，而是钱。同盟会总部给了十万元，但远远不够，
有人建议向四川铁路公司借款。后者曾是四川保路运动的主角，正是因为政府试图将其收为国有，才直接诱发和助推了武昌起义。
武昌起义之后，四川铁路公司成了配角，再没人关心或在乎它的存在。其实这个民营公司就算不实施国有化，也已经经营不下去了，里面那叫一个烂和乱。
搞到如此地步，真是怪不得政府，都是股东们挪用资金炒股所致。这些股东本想趁股市红火时狠赚一把，没想到突然全线飘绿，结果就亏到了不堪回首的程度。
所有股票里面，只剩下一种英国人发行的“兰格志”股票尚算值钱，可以用它作抵押来买东西。
“兰格志”股票被保存在两名四川商董手里，他们如今都在上海，但要想让他们出借股票并非易事。熊克武多方动员，好说歹说，二位始终不肯松口。原因当然是怕“借”出去后鸡飞蛋打，一去不回。
直捅捅地办事，就像包全肉的饺子，太腻歪，所以很难塞进人家嘴巴，但是如果能加点大葱就不一样了。没多久，“大葱”不请自来。

草鞋军团（14）


黎元洪在武昌起义中被革命党人推为湖北都督，他的卫队长姓黄，经过“咸与维新”，自然也成了“革命同志”。在武昌之役中，黄同志受了伤，被送到上海就医。这样一来，更了不得，人家现在是老革命了。
老革命碰到的新问题，就是得有枪杆子，所谓盖庙立旗杆，自己做山神。黄某是四川人，同样知道“兰格志”股票的好处，伤一好，他就跑去找二位商董“借”股票。
当然得到的又是一番托辞。黄同志眨巴眨巴眼，也没有再劝，而是掏出一把手枪。
“敢情你们还不知道我是谁吧？看看我姓什么，对了，我就是黄兴大元帅的兄弟！你们长了七个头八个胆，敢跟我作对？”
武昌起义后，黄兴被南方各省推为副元帅，代行大元帅职权，在当时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凭一个同姓，就要跟黄兴攀兄弟，这也够能扯的。
不过这种连骗带吓的手法极有效果，在黑洞洞的枪口下，可怜的商人们吓得脸都白了，只得退一步，同意开会表决。
表决需要时间。开会那天，黄同志带着一班兵来到会场，见表决结果迟迟难以出台，便不由分说，将主持会议的商董给关进黑房子，然后大踏步扬长而去。
剩下的人见势不妙，就到沪军府去告状。沪军都督收下状纸，随手塞给来人一排新兵。
来告状的是个文人，给他兵都不知道怎么带，连开步走的口令也不会喊。于是又来求告熊克武，请他看在同为川人的面上，无论如何帮帮忙。
熊克武没有兵，但身边有个叫王子骞的能人。
王子骞也是老牌的川籍革命党人，武昌起义后有随沪军作战的经历，且任沪军先锋军总司令部一等参谋，带兵没有问题。
王子骞赶去现场的时候，黄同志留下的那班人正三三两两坐在地上侃大山。王子骞上前大声宣布：“奉都督府命令，将某某交给我，你们各自回营。”
这一班人被王子骞的气势给震住了，又见对方人比他们还多，当下连命令都不查看，就将扣押的商董一交了事。
经过几番过山车般的折腾，惜财如命的商人们开始觉悟了。这是乱世啊，饶你十八分精细，大兵们要吓你关你，甚至于杀你，都是轻而易举的事。
股票肯定是保不住了。与那个横蛮的“黄同志”相比，“熊同志”的态度已经是春风拂面，加上还有解救之恩，不给他给谁呢？
熊克武如愿拿到股票。
黄卫队长虽然看着眼热，但他又不真的是黄兴兄弟，就算给人当了回托，做了一次洋葱头，也只能自认晦气。
钱主要拿来买武器。上海多的是老外军火商，一圈比较下来，决定还是从日商手里购买，这主要是因为日本离得近，运输方便，订好合同可以第一时间拿到货。
熊克武派王子骞作代表去洽谈合同。早在广州起义时，王子骞就曾护送军火到香港，对于军械的品种、质量不算外行，而且他的日语非常纯熟，可与日商直接对话，这样还能绕过买办中间商，节省一点费用和成本。
果然双方谈得不错：用股票作抵押品，一年后以现金收回，连利息都不用付。
黄兴也曾向这家日商订购过军火，但还比不上这次优惠。一切行将谈妥，就在快要签字时，日商忽然改了主意。

草鞋军团（15）


这蜀军据说是要北伐的，当然是居无定所，将来一年期满，找不到人怎么办？须知借钱容易，讨债可不易，这就叫作“借米下得锅，讨米下不得锅”。
日商提出，光股票还不行，得找一个地方长官作双重担保。
熊克武觉得日本人的额外要求很过分，但既是有求于人，就不能不委曲求全。
江浙官员中，江苏都督是四川人，让他出面担保最为合适，可偏偏这位都督和黎元洪一样，也是转正过来的“同志”，包括熊克武、王子骞在内，一般革命党人跟他都不熟。
在中国社会，说到底，还是传统的乡谊和人情最为管用。王子骞再次出马，七弯八绕，总算跟江苏都督攀上关系，搞定了这件事。
合同一签，日商很快将军火用轮船一次性运到南京，至此，蜀军的组建已是水到渠成。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熊克武被任命为蜀军总司令，军衔为左将军，相当于中将。
蜀军各级军官均为军校的川籍学生，士兵征招的也清一色是四川人，其中很多还是原川汉铁路上的失业工人。
临时政府成立后，身为陆军总长的黄兴向熊克武问计，讨论如何北伐。
北伐主力无疑是各省民军，论数量，他们加起来已经不少，但熊克武对此并不看好。
“这些民军主要出自于起义军队，军官大多刚刚转正过来，立场不稳，观望态度也很明显，时时都想着脚踏两只船，打了胜仗还好，若是战事不顺，谁也不能给他们打包票。”
熊克武的设想是，将新成立的蜀军开到四川，将那里打造成战略基地，这样，万一形势不利，革命党也可以有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落脚之处。

草鞋军团（16）


此时的四川早已宣布独立，但一省之内却有两个政府，其一是成都的“大汉四川军政府”，其二是重庆的“蜀军政府”，两个政府一东一西，“反正”的第十七镇新军以及其它军队，也依驻地不同而各为其主，这也是川军始终无法统一编制的重要原因。
成都政府内多的是立宪党人及新军军官，重庆政府则由同盟会员组成，两个政府暗中互有敌意，但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重庆远远不及成都。蜀军入川，便是要扎根重庆，给党人撑腰。
黄兴对熊克武的意见表示赞同。
与熊克武一道回川的，还有先期开驻南京的一个营蜀军。熊克武派王子骞去包一所客轮，这回找的还是日本轮船公司。
说好运费一万，先交一半，签合同时，日商神神秘秘地告诉王子骞：“一万那是实价。你是经手人，需要多少回扣，尽可以加进去，然后写在合同里。”
末了，他还添了一句：“贵国人向来如此，已成行规。”
运费还有回扣，日商不说，王子骞都不知道。他很严肃地告诉对方：“这些都是满清官场上下舞弊的恶习，你把我们革命党人看成和他们一样的人，实在太轻视中国党人的人格了。对我来说，可算无理之至。”
日商愣了一下，赶紧赔笑道歉，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礼。
这小日本脸上笑，心里其实也在笑，想想能省下回扣，能不开心吗？
所有细节都谈完了，即将签字，王子骞突然对日商说：“好，你现在可以拿回扣出来了。”
喜滋滋的日本人好像又被扔进了冷水盆里：“我刚才不是问过你了吗？是你自己不要回扣，怎么现在又要起来了？”
王子骞回复得很妙：“刚才你说的是陋规外快，所以我不要。我要的是生意场上的优惠，我想你既然预留了给经手人的折扣，自然还有还价余地，这些钱必须给我。”
碰到如此精明的中国小伙子，日商无言以对，只好掏了五百出来。
王子骞并没有将这五百元收入个人腰包。回去后即登记入帐，并将开好的收据返还日商。
因为这件事，王子骞在蜀军中被笑称为“五百元股东”。

草鞋军团（17）


熊克武、王子骞这些革命党人，当初的奋斗目标都是要推翻“腐败清廷”，所以他们才会对陋规恨之入骨，但现实生活的难题，往往并不像“五百元股东”这么简单。
1912年2月23日，熊克武率蜀军乘船返川。到达宜昌后，必须更换四川的自营客轮，但因为江水还没涨上来，客轮暂时无法东驶，大家只好在宜昌坐等。
除了每天出操训练外，也没有别的事可做，一个外号“毛牛”的营长闲得发慌，便找到熊克武，说他要去川汉铁路公司驻宜昌办事处去查帐。
没有川汉铁路公司，就没有四川的“保路运动”，湖北的武昌起义也就无法成功，再说开去，缺了公司的那些值钱股票，连蜀军都无法开张。
可要查它的帐，却不是件简单的事，那就是一团乱麻，而且还不是一般乱麻，即便集合会计专家，穷数年之力，都不一定理得清楚。
触发“保路运动”的前邮传部大臣盛宣怀，是清末国内经济领域的教父级人物，连他都被川汉铁路公司所绊倒，可想而知这座池子里的水有多深。
毛牛营长毕业于保定军校，军事知识没得说，但经济学方面则完全是门外汉，且不论查帐必备的会计统计常识，他就连通常的算盘珠子都不会拨。
可是熊克武却没法拒绝，因为对方说得慷慨激昂：“我们此次回川，附带有查办贪污责任。川汉铁路公司内部腐败混乱，乃人所共知的事。若不查一下，并将结果公布于众，难对川人及保路运动中的牺牲者交待。”
熊克武点点头：“那你就去查吧。”
毛牛营长兴奋得一跃而起，马上以蜀军司令部的名义联系办事处负责人李某。
查帐这一天，他雄纠纠气昂昂地一个人踱进了办事处的办公室。出乎他的意料，亲自出来接待的李某毫无慌张神色，举手投足间皆彬彬有礼，从容不迫。
一番寒喧之后，李某便把营长带进一所大房间。
不进去尚可，一进去营长大吃一惊，先前的各种美好也全都随之烟消云散。
房间里的卷宗帐簿堆积如山，简直比废品收购站还热闹。在室内正中央，放着一张大餐桌，上面铺有白布单，周围则摆列着好些座位，每张座位前从算盘到毛笔、铅笔、钢笔，应有尽有。
显然人家早已有备，而且不是为一个人备的，是为许多人备的。
李某仍然那么客气，一面递烟泡茶，一面上前陪笑：“所有帐目都在这里，您尽管查。有疑问随时提出，我立刻可以解答。”
营长的一个脑袋变成了两个大，但既然来了，总得装模作样查一下啊。
保定军校毕业的，那也是有文化的军官，总不会让这点尿给憋死吧。抱着一丝侥幸，他随手从帐薄里抽了两本，信手翻了翻，这一下却更是把汗都翻出来了。
别说核对数字，里面的许多名词术语，他这辈子都没见过。

《草鞋军团》今天还有两更，分别是（18）和（19）

草鞋军团（18）


真是隔行如隔山，别说查，连个装点门面的问题都提不出来。
再翻下去，今天恐怕是走不出这个盘丝洞了。毛牛营长情急生智，对李某说：“今天不是正式查，只是见个面，接个头而已。我还有事，改天再来。”
说完之后，他赶紧脚底抹油，溜之大吉。
过了些天，见客轮久候不至，熊克武决定转乘木船溯江西上，查帐一事也就不了了之。
要查川汉公司的帐，其实还轮不到蜀军，那应该是保路运动发起者们的事，可是早已没人来理这个茬了。
一场保路运动，让原四川总督赵尔丰声败名裂，被迫将权力交到了立宪党人手中，保路运动领袖蒲殿俊出任成都军政府都督。
论从政经验，“书生政客”蒲殿俊远不如下台的“旧官僚”赵尔丰。他就好象那个愣头愣脑的毛牛营长，站在帐房门前可以说东道西，等自己走进去，就马上晕了菜。
别的不提，光聚集成都的军队就摆不平。从保路同志军、新军，到由绿营改编而成的巡防军，大家如今都是“白盔白甲的革命党”，手上也都有“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钩镰枪”，自然是谁都不服谁，
蒲殿俊觉得这样不是个事，于是决定把军队召集到一起，进行点名发饷，以便稳定军心。
有人劝他，这种时候，就算把军队互相隔离起来，都尚恐不及，你还要来个集中，倘若“一夫发难”，势必波及全部，到时将不可收拾。
蒲殿俊不以为意：这个世界上，每种事情都有类型，感情也是如此。我给军队发饷，对他们好，难道他们还会恩将仇报？
当天，蒲殿俊宣布要给每个士兵发三个月的恩饷，台下果然是欢呼声一片。
可是在欢呼之后，紧随而来的却是铺天盖地的谩骂，原因是副都督又补充了一句实话：“现在财政吃紧，这笔恩饷要等以后补发。”
格龟儿子的，原来是诳我们玩呢。
有人高喊一声：“打起发！”
打起发，就是兵变的意思。这一喊不要紧，众人全都回过味来，等什么恩饷，还不如我们自己出去抢一把来得快而爽。
书生意气的蒲都督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感情也是要分类型的，而跟金钱利益紧紧挂钩的感情，本身就不值一钱。
蒲殿俊当即易服逃离，满打满算，都督一共做了才十二天，川人因此戏称其为“十日都督”。
其实他走还是不走，对局势而言，都毫无意义。各支军队犹如蝗虫一般涌上街头，见门就闯，见人就抢，他们在抢掠时还很有默契，碰到跟自己不是一个系统的军队时，都会打招呼：“不照不照。”意为各干各的，互不妨碍。
成都完全处于失控状态，大火连烧三日不熄，藩库、盐库、银行都被洗劫一空，白花花的银子整箱整箱地被搬走，民间财产损失更是难以计数，史称“成都兵变”。
很多叛兵大发横财，不少人因而聚了老婆，民间称之为“起发太太”，一首新出笼的民谣紧跟于后：“不照不照两不照，明年生过大老少。”
当欲望失去羁绊，带来的只有混乱和灾难，幸好就在这时，英雄出现了。

作者：百臂罗汉　回复日期：2012-05-03　14:54:32

又回到老帖了，希望不要再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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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最怕吵，现在发现，你这里倘若冷清，人家还不乐意来呢，吵架也得聚到热闹的地方。所以，某种程度上这是看得起博主的表示。呵呵，一笑。

今晚还有一更。

一起定个目标吧，更到一千页，点到一千万。 ：）

草鞋军团（19）


英雄的名字叫尹昌衡，因为他个头高，人称“尹长子”。尹昌衡的智商跟身高相仿，小时候就被人称为神童，一张嘴能言善辩。据说他父亲曾因事被衙役拘走，他就一个人跑进衙门，替父申辩，升堂的县太爷被这小子当场问到哑口无言，乃至不得不将其父亲放回。
那一年，他才十一岁。
如此聪明精灵，读书当然没有问题。十七岁，尹昌衡考入了成都的四川武备学堂，那是四川本地创办的第一所军事学校。学校采用的是日本士官学校（简称“陆士”）体制，并聘用日本人担任教习。
在武备学堂，尹昌衡也是绝对的尖子。他与熊克武同一年赴日本求学，但熊克武是自费生，他是公费保送生，而且是武备学堂的首期保送生。
尹昌衡在日本振武学校学习了两年，即升入陆士步兵科第六期。毕业回国后，他被分配到广西。当时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像他这样的“洋秀才”和“洋举人”，那真是金光熠熠、炙手可热，到哪都惯着宠着，视之为天之骄子。
在广西，尹昌衡的职务是督练公所编译科长，督练公所又称督练处，乃训练新军的机构，待遇非常不错。除此之外，当地达官显贵也都争相与之结交，或收为学生，或结为亲家。
民国女作家张爱玲说过，出名要趁早，否则快乐也来得不那么痛快了。这句话完全可以引用到“尹长子”身上，一时之间，他已经不知道究竟该如何伺候自个了。
某天，尹昌衡喝到酩酊大醉，一个人骑着马就冲进了巡抚衙门。门卫上前拦阻，他还举起鞭子抽人家。
其时的广西巡抚就是张鸣岐，他出来后，不免要对尹昌衡斥责两句，不料对方连巡抚大人的面子都不给，反而出言不逊。
张鸣岐虽因镇压广州起义而名声不佳，但他实际上是个很有政绩的官员，尤其在执政广西时多有建树，颇受清末名吏岑春煊的器重和赏识。
见一个乳臭未干的后辈竟敢如此猖狂无礼，张鸣岐不由大动肝火，若不是旁人说情劝阻，当即就要以“面辱大吏”予以治罪。
张鸣岐原本很看重尹昌衡，然而尹昌衡的言行使他不得不对之加以冷淡，也许他的出发点是好的，无非希望年轻人能变得更成熟老练一些，可“海外高材生”哪受得了这个，尹昌衡很快就递来了一封辞职信。
临行之前，张鸣岐专门设宴为尹昌衡饯行，在席上郑重告诫：“不傲、不狂、不嗜饮，则为长城。”话语之中，仍对之寄予殷切期望。
你猜小尹答的是什么，“亦文、亦武、亦仁明，终必大用。”
张鸣岐再也说不出话来。

@475599475 2012-05-03 18:55:46
老关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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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令夕改，一会这个主意，一会那个主意，是该骂。倒不是变了，老关这个人本来就是这个德性，不过是本性大暴露罢了，哈哈。

@虽未坚强 2012-05-03 22:21:00
老关你好，请问你预计草鞋军团比起正面战场哪个篇幅会更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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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不会超过正面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