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鞋军团（20）


尹昌衡离开广西，回到四川，但现实还是小小地打击了他一下：好位置到哪里都是人满为患，你的文凭和才能再犀利都没有用。
通过关系，尹昌衡才得以弄到一个职位，是四川督练公所编译科长，跟在广西时一模一样！
四川新军系总督赵尔巽编练而成。赵尔巽不是四川本地人，带来的军官也大多是外省籍，导致这支军队的高级军官，从统制（师长）到协统（旅长），说的都不是四川话，新军中的川籍军人早已心生不满。
别人不满，只放在心里，尹昌衡不满，就一定要说出来。
第十七镇新军编练已毕，成立当天，赵尔巽在庆祝仪式上举杯酌酒，说道：“新军成立，当为川人庆，为川人贺。”
军官们见状也都起立举杯，满座之上，只有尹昌衡纹丝不动。
赵尔巽觉得奇怪，就问他为什么不举杯。
尹昌衡答道：“刚才大帅说的话，卑职还有两句不懂，正在琢磨，所以忘了举杯。”
尹昌衡这么一讲，赵尔巽就没法抽梯子走路了，只好继续问他究竟是哪两句不懂。
尹昌衡立即高声作答：“大帅所说为川人庆，为川人贺，卑职认为应该是为川人悲，为川人吊！”
众目睽睽之下，赵尔巽很不高兴，但仍忍着性子：“这话怎么说？”
尹昌衡毫不怯场。
“十七镇的枪炮，都是日本人不用的废物，而统兵的人，又无真才实学，真是械不可用，将不知兵。兵如同火，练不好兵，难免自焚。如此看来，大帅所练之兵，只足自焚，还贺什么贺。所以，我说要为川人悲，为川人吊。”
此言一出，犹如将了赵尔巽一军，他不由追问：“那依你之见，当如何练兵？”
得到的回答是要择将。
又问：“谁是将才？”
尹昌衡先提了一个老资格的川籍军官，然后胸脯一挺：“还有在下我！”
知道眼前的人不谦虚，想不到的是如此不谦虚，赵尔巽一问，才知道他是陆士毕业的。
赵尔巽朝在座的外省军官一指：“他们不都是陆士生吗，学的课程完全一样，哪一点不比你强？”
既然出了头，就不能轻易缩回去，尹昌衡拿出了他的善辩本领。
“大帅以此论人，卑职以为大谬不然。宋朝时候，李纲以学士作宰相，秦桧也以学士作宰相，两人却一忠一奸，这又怎么说呢？”
赵尔巽一时反应不及，找不到合适的话来予以回应，竟然当场被问住了。见总督已下不来台，旁边的人赶紧插科打诨，以尹昌衡酒喝多了为由，将他拉走了事。
庆祝盛典不欢而散，但尹昌衡一炮而红，不仅因“胆气粗豪，敢于说话”，在川籍军官中赢得了尊重，就连赵尔巽也不得不对他另眼相看。

@十万重山 2012-05-04 22:27:34
@关河五十州 2012-05-03　13:16:54
《草鞋军团》连了几天，发现知道的还是太少，过去给老关捧场的几乎全是老帖里的兄弟，那还不如发在老地方了，还能给老帖再添把人气。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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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老师好。对于把《草鞋军团》附在这帖子里，我认为不好。估计关老已经是创作的高峰期，写的东西太多了，像我还只读了一半。要不是不时浮下水，估计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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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不是老关我特别心浮气躁，话说当年的《正面抗日战场》还不是慢慢过来的。不是我要多少点击率，而是得敷衍出版社。
实话说吧，后来写的《骇浪孤舟》、《晚清岁月》都早就签出去了——当然正式出版时它们不一定叫这个名字，甚至《晚清岁月》远未完稿。《草鞋军团》也早有出版社来预订了。话说出版社的人那才是真浮躁，都希望我下面的帖子要么不在天涯连载，要么就得有多少多少点击率，最好能超过《正面抗日战场》。十万重山 兄说得不错，短短的时间里面，如果没有水军，老关我有什么本事让点击率达到他们的要求？《正面抗日战场》也是经过足足三年才达到百万点击率的。
不然的话，我就只能在新浪博客上连载了。为了给大家看（我喜欢这个），又不让出版社唠叨埋怨，这也是无奈之中所出的下策。大家放心，我也不会把所有帖子都拿来硬充数，放在这里的帖子都是跟抗战有关的，像《草鞋军团》就是。以后跟抗战无关的，我能出书就直接出书，一般不会在天涯连载了。

@十万重山 2012-05-04 22:27:34
附带一个问题：关于张自忠，书中写道在七七事变后，29军的士兵把挂在营门口的张自忠像都撕烂了，感觉张在29军无立锥之地。何以之后还描述张对本部人马的影响力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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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烂张自忠像的不是张自忠本部，实际是刘汝明等其它部队。老长官再不是东西，你是跟着他吃饭的，也不能骂，这在当时的军队中是常规。事见于刘汝明回忆录。

草鞋军团（22）


轮到尹昌衡来当家了。
尹昌衡一张嘴能瞒神吓鬼，可等他坐进都督府，才发现都督并不好做。
在经历兵变后，成都的藩库、盐库、银行早已空空如也，工商业也元气大伤。城里原有一座卖旧衣服的估衣铺，由几十家陕西商人合开，掌柜都吓得跑回了陕西老家，铺子里仅剩一两个徒弟看守，直到一年后才慢慢恢复营业。
连这样只能做做穷人生意的商铺都是如此，其它更可想而知，成都政府收不到钱税，成了名符其实的穷棒子政府。尹昌衡毫无办法，只能靠大量发行军用票来维生，
政府穷了，来蹭饭的却不见少。兵变发生后，附近各县的保路同志军都打着平乱的旗号，先后聚集成都，而且来了就不走，明睡到夜，夜睡到明，除了食宿外，各种各样的要求提了一大堆。
当场者乱，隔壁心宽，直把尹昌衡这个穷都督急到要抹脖子上吊。
到底从小是神童，左思右想，好歹给他熬出个主意。
保路同志军里面，以袍哥为主，其头领也大多是袍哥里的舵把子。尹昌衡便依样画瓢，自己建立了一个袍哥组织“大汉公”，牌子就正大光明地挂在都督府大门口，他自封为“大汉公”的舵把子。
从此以后，尹昌衡班也不上了，整天价到各个“码头”去拜客，跟同志军的头领们称兄道弟，把酒言欢。这样不仅省去了招待费，还拉近了彼此关系。
看到都督如此“亲民”，袍哥们自然喜不自胜，大家见了面，都不叫尹都督了，而是直称“尹大哥”，表示绝对拥护。
每到一处地方，袍哥就要给尹昌衡披一道红，以致于尹昌衡天天都是“绛绉缠身”。回去后，他把红绸往床上一扔，接着又兴致勃勃去拜客。也就是说，这个都督成天不做别的事，就是穿梭也似地走亲戚，至于都督府的公事，根本就没时间去理会。
成都的官员们上行下效，也都挂出招牌，成立本部门的“堂口”。尹昌衡是“大汉公”，他的军政部称为“大陆公”，有人甚至鼓动参谋长也挂一牌，曰：大参公。
各地袍哥争相涌入成都，“不逾刻而遍城中”，全城百姓为求自保，也皆以参加袍哥为荣。袍哥提倡复古，即恢复汉朝衣冠，但由于年代隔得太久，谁也不知道什么才是标准的汉朝服饰，只能从戏曲中照搬。一时间，城里满眼都是奇装异服，有头扎“英雄髻”的，有腰佩宝剑的，有足登花靴的，还有的就干脆直接披上舞台戏服招摇过市。
尹昌衡的抽风举动，在令人瞪目结舌的同时，也给别人留下了话柄。云南都督蔡锷给他发来电报，直截了当地说，你的所谓“大汉四川军政府”，其实不过是袍哥政府！
蔡锷一打一拉，他在贬低成都政府的同时，却承认重庆政府，并且表示，愿意派滇军帮重庆“讨伐”成都。
蔡锷的话是说得很好听，可不管是成都政府，还是重庆政府，都到了畏之如虎的程度。

草鞋军团（23）


在此之前，滇黔两省早就以“援川”为名派兵入据川境。黔军还好，因为贵州内部本身也发生了动乱，中途已经折回。最难打发的就是云南的滇军。
重庆政府在获知滇军入境的消息后，曾专门派人跟滇军拟定合约，答应付给兵饷，但要求不得自由行动和干涉当地民政。
可是滇军根本就不把合约当回事：都到这个份上了，谦虚不能使我进步，骄傲不能使我落后，爷想怎样就怎样。
滇军所过之地，见到川军就打，不管你是同志军还是新军、巡防军，一个不留，然后他们自己任免官员。
扯了半天，不过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滇军“援川”实为“侵川”。
让人最不能容忍的是，滇军把川南的自贡盐场也给占了，盐税收入尽由云南人所截取。
尹昌衡的成都政府已经一贫如洗，现在盐税又没了，无异于要去了半条命。
尹昌衡忍无可忍，遂将军队开到自贡，不惜与滇军进行火并。蔡锷的一拉一打，正是以此为背景。
不过以党人为主的重庆政府并不如外人想像的那么没觉悟，起码唇亡齿寒的道理，他们还是懂的，因此忙不迭地谢绝了云南方面的“好意”。
俗话说得好，一山难容二虎。在成都政府建立后，尹昌衡曾打算出兵重庆，实行“武力统一”，而重庆方面，也有过邀请滇军入川“协助统一”的心思。
滇军的现身，让两个政府都意识到，它们其实根本不是“虎”，只是两条朝不保夕的小鱼。
在经济学中，有个著名的术语叫做“鲶鱼效应”，说的是当凶猛的鲶鱼进入，反而会激活小鱼们在逆境中的生存能力，假如一一对应，滇军毫无疑问就是那条骄悍的鲶鱼。
如今不是要同室相煎，而是得互相扶持才行，否则最后都得被鲶鱼给一口吞掉。
蔡锷主政云南时期，差不多正是历史上滇军军容最盛时期，川军要硬来的话，只会输到一干二净，除非你想个法子，将这尊神给平平安安地送走。
可是众生好度人难度，滇军收着盐税，正滋润着呢，岂有肯轻易走路的道理。
正好这时传闻北洋官军将兵犯潼关，对云贵川来说，那是一条更大的鲶鱼。重庆政府便出面劝说滇军联合北伐，并且事先商定，滇军北伐的经费由四川全额负担，说好先给三十万。
四川人是想一箭双雕，将云南人从境内支走，没想到才过几天，黄兴从南京发来电文：清帝退位，南北统一，用不着再北伐了。
北伐中止，按理就不用掏费用，不料滇军却不依不饶，他们将军营往重庆一扎，不拿钱就不走人，而且坚持三十万一个子不能少。
尹昌衡十分火大，也派军队去重庆，要迫使滇军离境，双方差一点又打起来。
一打的话，甭管输赢，总是重庆倒霉。无奈之下，重庆政府只好自认晦气，筹集三十万巨款给滇军，并说了一箩筐的好话，滇军这才撤走。
吃过这么多苦头之后，成都和重庆都感到有合并的必要，否则只会继续遭受外省欺凌。

草鞋军团（24）


按照双方协议，合并后的军政府设在成都，尹昌衡出任都督，四川就此统一。
兄弟齐心，其利断金，统一了的四川就不那么好欺负了。协议一出，滇军也不再像原来那么骄横，不久便乖乖地撤回了云南。
鉴于先前的“袍哥政府”已受人以柄，尹昌衡赶紧改弦更张，下令取缔袍哥，成都两百多个袍哥招牌全被没收，劈掉做了柴火。当然这只是明面上的，暗地里袍哥还是该干嘛干嘛。
虽然是“脚杆硬不过大腿”，重庆实为成都所并，但它仍得以继续保留重镇地位。尹昌衡专门在重庆设立镇抚府，并任命了一个骨灰级人物为镇抚府总长。
这个人叫胡景伊。
说胡景伊是骨灰级，因为他在军界的资历实在是老到不能再老了。
胡景伊也是赴日留学的官派保送生，不过那还在武备学堂成立之前——他和湖南的蔡锷都毕业于陆士第三期，是四川留学陆士的第一批学生。
等他毕业回国时，才有了武备学堂，旋即被分到学堂做了老师。当时尹昌衡已经被保送出国，实际上并没有听过他一天课，但按照传统规矩，二人仍有师生之名。
除此之外，胡景伊在人际关系学上也足称尹昌衡的老师。他正是张鸣岐所称道的“不傲、不狂、不嗜饮”的典型，为人非常有城府，与尹昌衡的狂放不羁大相径庭。
在世道没有大乱之前，胡景伊这样的人不能不受到上级的青睐，所以他早早就得以向“长城”靠拢：当尹昌衡因不得志而大发牢骚，怪话连篇时，他已经调任新军协统。
在东京时，胡景伊曾加入过同盟会的前身兴中会。可等革命党人去广西找他，准备建立地下据点时，他却突然变了脸，只撂出一句：“你们赶快给我滚，要是不走，我把你们交出去！”
说这话时，胡景伊一半是怕惹祸上身，一半则纯粹是出于嫌贫爱富，他根本不认为这些朝不保夕的“乱党”日后会有什么出息。
可是仅仅几年之后，国内形势就发生了惊人的转变，世道开始乱了。
眼前的局面，就连久历宦场的张鸣岐、赵尔巽都无所适从，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更不用说胡景伊了。
武昌起义爆发后，广西新军密谋响应，有人推举胡景伊为都督，一如湖北新军拥立黎元洪。
如果这种好事放在尹昌衡身上，他早就呼地一声蹿了出去，胡景伊不行，他是稳妥持重的“长城”，不是冒冒失失的“板砖”，起码得先看清楚风向再说吧。
可是机会不等人，这么一犹豫，别人当了都督，反过来要对他下手，慌得他赶紧弃职逃到了上海。
有时候，人生就差那么一步，要不然胡景伊可不就是广西的黎元洪了。
胡景伊后悔莫及，一个劲地埋怨自己胆子太小：活一百岁难道杀肉吃？该出手时得出手啊
让他想不到的是，以前瞧不上的“乱党”竟会变得如此值钱，真是瞎了眼，赶快着手补救吧。

草鞋军团（25）


上海是自由港，也是革命党人聚居之地。胡景伊的弟弟已经加入了同盟会，经过他的引见，胡景伊结识了熊克武。
胡景伊既有士官生的学历，又有当协统的经历，在军事学识方面自然有一套，因此一开始熊克武对他很是尊重，在筹组蜀军的过程中，也经常向其请教，两人私交甚好。
胡景伊本想凭此挤进蜀军领导层，但广西那段变脸经历，却让大多数革命党人看穿了他的为人。据说孙中山只要一提胡景伊的名字就会切齿痛恨，在沪党人对他也都非常厌恶。
私交再好也得服从公义。熊克武从此便有意疏远胡景伊，说到蜀军时便语多敷衍。胡景伊察觉党人难以相容，才灰溜溜地离开上海，去了四川。
也算巧，当时重庆政府正不知如何才能打发滇军，而胡景伊因为与滇军将领有旧，便想聘他为顾问，以便与滇军进行谈判。
胡景伊是个热衷富贵不甘寂寞的人，尤其落魄之时，再小的官帽也是官帽，于是马上接了过来。
谈判结束，正待回重庆复命，却接到了尹昌衡的电召。
此时的尹昌衡正处于焦头烂额之中，急切地要找一个“诸葛军师”来辅助自己。胡景伊不仅是他的老师，在广西时还曾是他的上级，“学识优长，经验宏深”，各方面都绝对合格。
得知有这么好的去处在等着他，胡景伊连招呼都不给重庆方面打一个，就直接去了成都。
四川统一后，重庆虽被并入成都，但尹昌衡对重庆并不放心，因为那里的革命党人最为集中，即便变成地方，仍能形成分庭抗礼之势，他任用胡景伊为重庆镇抚府总长，就是想利用这个老狐狸来镇住当地的革命党。
胡景伊初到上海时，本想与革命党拉关系，却遭到群起而攻之。等于阿Q要革命，“洋先生”却不准他革命，以致于“他所有的抱负、志向、希望、前程”都差一点被一笔勾销，由此因爱生恨，内心对革命党人恨得牙痒痒。
胡景伊星夜兼程赶到重庆，随他一起到任的，还有一个机关枪营。重庆党人虽多，但手上没有武装，只能唯命是众，胡景伊由此洋洋得意，不可一世。
有人对他说，某某党人乃海内奇杰，才堪大用，他从鼻子里哼一声：“什么奇杰，不过是能耍几个炸弹而已！”
要说最让胡景伊痛恨的，莫过于有“羞辱之恨”的熊克武和蜀军，偏偏他又听到消息，蜀军即将开赴重庆，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个很大的威胁。
胡景伊需要找一个枪手来对付蜀军，阻其入川。
这个找到的枪手人称刘罗汉，乃原驻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的巡防军管带（相当于营长），拥有巡防军千余人，后经人游说宣布“反正”。
刘罗汉是熊克武所说的那种见风使舵者的典型，名义上与革命党人虽已是同志，其实骨子里还是敌人。他在万县不仅贪横不法，而且残杀党人，与胡景伊倒是实实足足的“同志”。
胡景伊向刘罗汉发去密函，让其对蜀军发起暗袭，但墙有缝，壁有耳，重庆本是党人据点，情报早就事先递到了熊克武手上。

草鞋军团（26）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一刀一个。1912年4月10日拂晓，熊克武先发制敌，在他的指挥下，蜀军在万县向巡防军发起进攻。
无论是人员质量还是武器质量，蜀军均非巡防军可比。尤其在近现代战争中，以炮的威慑力为最大，而巡防军的炮还是旧式的劈山炮，这玩意就是在半个世纪前的湘军时代都算落后了，哪里是新式山炮的对手。不到半天工夫，巡防军就被打得落花流水，刘罗汉本人也遭到处决。
蜀军的开场秀令胡景伊大为震恐，自此更把蜀军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
1912年3月底，熊克武乘轮船由万县抵达重庆。甫至城下，他就得到党人捎来的情报，说胡景伊已在城头安放大炮，针对的就是蜀军。
半几，胡景伊果然派使登船，要求蜀军不得入城，只能驻扎江北县城。
如此苛酷待遇，分明就是要寻衅打架。熊克武很清楚，尹昌衡对胡景伊如此倚重信任，一旦打起来，就不是胡熊二人的矛盾，而将转化为蜀军与其他川军的战争。
老狐狸真够坏的，但我不会上你的当。
熊克武马上下令将部队开入江北，同时禁止普通士兵进入成都，官佐要去探视亲友，则一律换穿便衣，以免产生不必要的冲突。
蜀军不仅枪械齐整，而且军官层多为刚走出军校大门的年轻人，没有小圈子，也没有人摆老资格。平时办公多采用圆桌形式，同事战友之间，相处有如手足，尽管也时有争吵，但吵过就算，谁也不会心存芥蒂。
蜀军内外皆修，让胡景伊没有任何漏洞可钻，大家只能这么互相对掐，直到胡景伊返回成都。
尹昌衡没有亏待胡景伊这个“老诸葛”。当时全国进行军制改革，尹昌衡也对川军进行了统一改编，共编五个师，胡景伊被任命为军团长，名义上可节制所有川军。
在整编仪式上，尹昌衡特地向全体军官宣布：“胡先生是我们四川军界的泰斗，在座诸位，哪一个不是胡先生教育过的？所以大家今后一定要按照军团长的命令行事。”
尹昌衡的这番话倒也不是空穴来风。除熊克武外的另外四个师长，都是武备学堂的学生，师长以下的旅团营长，武备学堂出来的就更多了，也就是说，武备生几乎控制了川军的各级领导权，由此形成了川军中的第一个派系：武备系。
胡景伊当了军团长，就不想再留在重庆跟熊克武干耗——不管尹昌衡怎样提高他的权威，军团长说穿了仍只是一个空名，也根本调遣不了以蜀军改编而成的第五师。
1912年6月10日，经胡景伊提议，重庆镇抚府被正式撤销。在胡景伊走后，蜀军才得以移驻重庆，这个革命党人的据点总算被保存下来。
胡景伊回成都，一半是在重庆呆不下去，一半是受尹昌衡相召，而尹昌衡召他回来，则是要与他商量一件大事。

草鞋军团（27）


自近代以来，英国多次派兵侵藏，达赖喇嘛起初曾选择进京，欲借助中央政府之力抵御英军，但在由印度回藏时，被英方笼络，态度又转向亲英。在达赖的影响下，川边巴塘、理塘一带土司发动暴乱，杀害了北京派去的驻藏帮办大臣。
清末奉旨出征的是赵尔丰，他不仅平定了暴乱，而且还在当地成功地实施了“改土归流”政策，即废除土司制度，重新设立行政机构。
赵尔丰能做到封疆大吏，西征是其最大功绩。接任乃兄的川督一职后，他仍在川边忙碌，直到保路运动爆发，在成都被赶下台。
即使削职为民，赵尔丰也没能保住自己的性命。
成都兵变后，整个省城损失异常惨重，甫任都督的尹昌衡得给方方面面一个交待才行。可是乱兵又不能追惩，否则谁拥戴你，剩下来就只有痛打落水狗，顺便借此立威。
赵尔丰的哥哥与尹昌衡有知遇之恩，然而政治这东西，实在管不了那许多，尹昌衡最终将已经下台的赵尔丰抓了起来，指称他是兵变的幕后元凶，予以斩首示众。
在出征川边的军事行动中，赵尔丰以文官而指挥若定，有擅战之名，乃至“藏人畏恨”，可是当时代的大潮汹涌而至，亦只能遭受灭顶厄运，甚至于比普通人更狼狈——尹昌衡杀他时，几乎跟杀一只豚犬没有任何区分。
不过他曾坐过的那张位置也决定了，谁坐上去，都得接受同样的使命，如今尹昌衡遇到的情况更为严重。
就在1912年6月，原本逃往印度躲避战乱的达赖，在英军的护送下又回到拉萨，“亲英反汉”卷图重来，并逾演逾烈。
赵尔丰被杀前后，不仅“改土归流”中途夭折，驻防军队也已大部内调，在防守上极其虚弱。叛乱后的藏军由此一路东进，不仅将驻藏川军予以分割包围，而且已经打到了巴塘、理塘，川边形势岌岌可危。
尹昌衡决心率大军出关西征。他把胡景伊叫到成都，是要再听听“老诸葛”的意见。
尹昌衡首先提到了赵尔丰：“此君经营川边六年，花了那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才取得那么一点成绩，要是我去的话，收获当不止于此。”
还是那种“尹氏风格”，目中无人，睥睨一切，但大敌当前，倒也颇有一番英雄气慨。
胡景伊对此极表赞同。
赵尔丰以出手狠辣，被川人称为“赵屠户”。胡景伊对尹昌衡说：“以你诛杀赵屠户的声威，叛乱的藏兵听了，定然是丧胆溃窜，荡平不成问题。”
尹昌衡闻言很是高兴，即向北京政府请缨西征。

@丹一沙 2012-05-07 21:12:43
回复第97119楼，@ryanlibo1022ABC
人口死亡的城乡差异
由于当时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而在政策上又优先保证城市的粮食供应，所以大饥荒中饿死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农民，所以当时的城镇居民就很少会有什么深刻的记忆。比如说，当时京、津、沪三地粮库告急，国家粮食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北京、天津只有4天存粮，上海只有两天存粮，如不立即采取措施，其他物资运输让路，几个大城市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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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李督治蜀，川人饿殍遍野，其后人回忆录竟以为他不过执行旨意而已，谓组织原则性强。又闻民初党人，一为有党性而无人性，一为掌军权而不顾人权，当然这里说的是那时的部分同盟会员和国民党人，不能混淆。然以此观来，李督别说不及民初党人，其人品较之那些北洋军人，亦差之远甚。

草鞋军团（28）


1912年6月14日，北京政府复电同意，并任命尹昌衡为西征军总司令。
都督离境，本来留守责任要交给副都督，但尹昌衡对这个副都督不放心，怕他乘机夺权。想来想去，还是“老诸葛”更可靠，于是便在出发之前，任命胡景伊为护理都督（即代理都督）。
尹昌衡这边刚刚出兵，那边叛军就得到了消息。正如胡景伊所说，藏兵素来畏惧赵尔丰，而这个“尹长子”竟然能诛“赵屠户”于成都，自然是比赵尔丰又要可怕许多倍，心理上便未战先怯。
尹昌衡西征时一共带了八个团的川军，至多万余人，且是分路攻击，但叛军却传说他率兵十余万，结果畏之如虎，自个把自个给吓得够呛。
西征川军日行百余里，势如破竹，有如秋风扫落叶一般，不到三个月，便收复了巴塘、理塘，原先被围困着的驻藏川军也一一得救。
尹昌衡控制住川边后，本拟一鼓作气，率军直趋拉萨，以彻底驱赶英人势力和影响，但这时北京政府发来电文，下令他停止进军。
西征军攻势之神速凌厉，大大出乎达赖意料之外，也惊动了对西藏久有觊觎之心的英国佬。
英国对“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提出严重抗议，声称如果西征军要继续前进，他们将拒绝承认北京政府的合法性，不仅如此，还会“助藏独立”。
袁世凯深知尹昌衡个性，接连来电十余道，要求他绝对不得越界一步。
尹昌衡出征，怀抱的是一种英雄情节。他曾经说过，如果让他生在汉朝，“烈不敢让关壮缪”，让他生在宋朝，“忠不敢让岳武穆”，那是绝对敢跟关羽、岳飞这类猛人豪杰一比高下的。
可是关羽、岳飞碰到的尴尬，也同样发生在尹昌衡身上。归根结底，他如今已是民国将领，再不是清末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毛头小伙，说造反就可以造反。这些电文犹如十二道金牌，足以捆住他的手脚。
另外一方面，兵马出征，离不开充足粮草，当年赵尔丰在前面打仗，朝廷让赵尔巽出任川督，就是为了从后面提供有力支援。袁世凯不光发金牌，还断粮饷，西征军要继续前进，只能落入粮械两绝的困境。
尹昌衡只得停下征尘，着力经略川边。在赵尔丰“改土归流”的基础上，他再进一步，用整整两年时间，将川边建成了辖三十二县的特区，为后来的西康（即川滇边区）建省打了下基础。
因西征之功，尹昌衡被另授以川边经略使，军衔晋为上将。这个年轻的川军将领从未改变自己的个性，照样傲，照样狂，可对于四川百姓来说，他毫无疑问就是长城。

草鞋军团（29）


这边尹昌衡正忙得不亦乐乎，他却意外得知，成都老家那边早已起了变化，有人鸠占雀巢，惦记起了他的交椅。
令人惊异的是，这个可恶的斑鸠不是他提防过的副都督，恰恰正是他曾格外倚重和信任的胡景伊。
事实证明，胡景伊城府之深，远非性格粗略的尹昌衡所能及。他平时处处奉迎尹昌衡，出现在尹昌衡眼里的形象，也宛然就是一个干练持重的“老忠臣”，但其实他内心里一时一刻都没有断过“彼可取而代之”的念头。
得知尹昌衡有意亲自西征，胡景伊马上秘密约见各报社记者，要他们尽量鼓吹西征，以此通过舆论把尹昌衡架上西征的马车，让其即便后悔也找不到退路。
和尚一离开庙便不灵了，这就叫调虎离山，
在送尹昌衡出征时，胡景伊表现得完全和那个白帝城被托孤的孔明一样。他信誓旦旦地告诉尹昌衡：你只管打仗，后方有我护理着，尽管放一百个心。等你功成回师，都督一职还是原物奉还。
话犹在耳，已经挖起了少主人的墙角。
尹昌衡有胆量有威望，也有能力，仿佛刘备，而不是刘备的儿子阿斗，要挖他的墙角，非得找个强有力的后台不可。
这个后台，便是北京的袁世凯。
胡景伊与袁世凯以前没有渊源，要拉关系，必须靠“跑步前进”。为此，他专门派驻了驻京代表，每个月仅活动经费就超过一万元，终于与袁世凯身边的亲信陈宦达上了线，并通过这条门路，成功地“投身”于袁氏门下。
做小弟的，必须要知道大哥的喜好。有了北京的眼线，胡景伊很快就掌握了袁世凯的好恶。
其时同盟会与其它几个小党已合并组成国民党，意欲通过“议会道路”来实现政治理想，袁世凯最不喜欢的就是国民党。
对以前的革命党人，袁世凯还只是鄙视，认为不过是一群披着现代外衣的梁山盗贼，等国民党成立，鄙视很快就转变成了讨厌和厌恶，因为国民党显见得已对他的宝座形成了威胁。
获知这个秘密，胡景伊几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尹昌衡走后，成都实行军民分治，胡景伊代理军权，原先的副都督则掌民政权。胡景伊连民政权也想抓在自己手里，而他踢对方出局的武器就是告诉袁世凯，那个副都督是国民党员。
袁世凯随即来了份电报，把副都督调到北京，其民政长一职也由胡景伊一手兼掉。
在独揽四川军政大权后，胡景伊又加紧拉拢各师师长，以孤立尹昌衡。
尹昌衡不是聋子瞎子，虽然身在川边，但也会有人向他报告成都方面的情况，他一听就急了。
以为胡景伊是“老诸葛”，原来对方却是司马懿，托孤的结果，是连孩子都要让这老小子给拐走了。

草鞋军团（30）


尹昌衡赶快从川边赶回成都，要找胡景伊索回都督方印。
听说尹昌衡回来了，胡景伊先是躲进城外的寺庙，拒不露面。在舆论的压力下，实在藏不住，才不得不出来与尹昌衡谈了一下，表示愿意奉还川政，不过他说要电呈袁世凯批准才行。
之后胡景伊没有食言，三次去电北京，请求让尹昌衡复任都督。
尹昌衡以为这下总可以官复原职了，因为所谓批准，向来只是走个过场而已。
孰不料事情的发展大大出乎他的意料。袁世凯回电，不是批准，而是申斥，对尹昌衡的申斥，说你不好好地在川边呆着，跑成都来干什么。
素来咬人的狗不露齿，若比玩阴的，尹昌衡哪里是胡景伊的对手。就在胡景伊答应归还川政的同时，他给他的驻京代表发去一份密电，无中生有地说尹昌衡是国民党员，“如果回任，对大总统是不利的”。
驻京代表通过关系，将这份密电交给陈宦，陈宦又转呈袁世凯，袁世凯一听尹昌衡竟然是国民党员，马上决定弃尹保胡。
袁世凯的电令一到，北京政府的态度昭然若揭，众人马上面临着一个如何站队的问题。除了一部分国民党员仍坚持“迎尹倒胡”外，其余大部分人都跑到了胡景伊身后，就连原来拥护尹昌衡的几个师长也见风转舵，转入胡景伊阵营。
尹昌衡眼见大势已去，只好返回川边。袁世凯随后便正式任命胡景伊为四川都督，尹昌衡为川边经略使（川边都督）。
这个等同于降职的任命，对尹昌衡造成了很大打击。他尚未得志时就有轻狂一面，常称“酒不丧行，色不害德”，悲愤交集下，更开始假酒色宴乐以自遣。
民国小报对八卦新闻的态度是一个都不放过。于是各大报纸上都出现了尹昌衡赴藏，“日征蛮女有姿者充下陈”的花边新闻。有些无聊文人更添油加醋，连篇累牍地考证，说什么西藏“蛮女”久负艳名——所谓“小蛮”就是由此而来，难怪尹都督会乐不思蜀，把川边这个“藤峡棘穴之所”当成温柔乡了。
还有人则装作道貌岸然的样子，指责尹昌衡是只听新人笑，哪管旧人哭，连家里的老婆孩子都不管了，你还是人吗？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当这些八卦小报被放到袁世凯桌上时，他得到的却是不一样的感受。
尹昌衡若果真沉湎酒色也就罢了，然而很明显不是这样。
袁世凯本身是个强人，他也知道强人有多么难以驾驭：尹昌衡如此了得，一旦生出反意，可太难办了。
袁世凯的隐密心思，就连报界都瞧出了端倪，一家四川报纸这样报道：“袁大总统每提及尹昌衡，总是紧张，提到胡景伊，他就放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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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自己和胡景伊都从此不紧张，袁世凯把尹昌衡从川边骗到北京。不久就将他逮捕入狱，一度要问成死罪，但幸运的是，尹昌衡已位居上将，而按照规定，审判上将必须由上将组成的军法庭进行会审。
这些上将并非都一味听任袁世凯摆布，因此彼此意见不一，拖了半年多后，才给尹昌衡定了一些罪名，其中杀赵尔丰即为其一。
尹昌衡被判刑九年，这个曾有功于社稷的年轻人从此失去了自由。
几年后，袁世凯病死，尹昌衡被特赦后提前释放出狱，他那时也才三十出点头的年纪，但却选择了归隐闲居。
尹昌衡的前半生叱咤风云，然而他后半生留下的几乎全是一篇篇诗文。在这些诗文中，已不再有狂傲不羁的影子，而多为对战乱年代“极目生愁云”似的嗟叹。
只有一篇与军事有关，这就是《西征记略》。终其一生，西征川边，始终是最让他自豪的一部分。
胡景伊扶正后，对跟他唱对台戏的国民党当然不会给以好脸色。尹昌衡一回川边，成都国民党党部即遭到封闭，国民党党籍的省议员也纷纷逃往重庆，依庇蜀军避难。
对四川国民党而言，蜀军就是唯一的保护伞，相反，胡景伊则视如心腹之患，加上要紧跟袁世凯，排斥和打击蜀军就成了他的不二之选。
名义上，胡景伊成了四川都督，熊克武还是师长，为其下属，胡景伊也就有足够机会来为难熊克武。五个师里面，别的师的公文可以不看，惟有蜀军的必看，而且得亲阅。
不知道的，还以为胡景伊特别看重或关心蜀军，其实他是要从中找茬。蜀军上报文件，不论对错与否，他都要批一个“驳斥”。
胡景伊的“另眼相看”，连都督府的秘书都看不下去，私下里说，在川军的五个师里面，以第五师（蜀军）最守纪律，凡事都遵督令而行，真的不懂都督为什么要如此对待他们。
熊克武自己当然很清楚，他知道胡景伊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意在像重庆时那样激怒蜀军。
如果被激怒，那就是中了招，上了当，所以熊克武仍以表面恭顺的态度来沉静应对，尽量不跟胡景伊发生直接冲突，但随着事态的发展，息事宁人已经做不到了。
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代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被剌，标志着北京政府与国民党之间已由暗斗走向明争。几个月后，国民党放弃了政治解决途径，转而组织讨袁军，发起“二次革命”。
与由国民党完全掌握政权的其它南方省份相比，熊克武仅占重庆一隅，并无稳操胜券的把握，因此一直举棋不定。
战场形势很快朝着不利于国民党的方向发展。仅仅一个月不到，东南数省的讨袁军就相继败北，其中支持时间最长的为二十七天，最短的仅仅十四天。
这就意味着蜀军一旦揭竿而起，只能独立作战，而仅在川省，他们就须以一敌四。审时度势，熊克武更不能轻动了，但有人却要他动。胡景伊不断放出风声，称将对蜀军进行编遣或分割。

草鞋军团（32）


其实胡景伊要编遣蜀军岂是那么容易的事，换句话说，如果容易，他还不早就干了。说一千道一万，这个时候老狐狸要制造此类信息，无非还是要施他的“引蛇出洞”之计而已。
就算熊克武沉得住气，他的部属也沉不住气了。蜀军自师长以下的军官全是清一色的党人，而且多半是保定军校生，血气方刚，他们秘密集会，主张武力反抗，甚至有激进派提出，如果熊克武不赞成，就将他关起来，但对外仍打出熊克武的旗号，以为号召。
到了没有退路的时候，熊克武对众人说：“我隐忍不动，是为了待机而起，以保存蜀军这支力量。现在既然大家宁为玉碎，我也决心一拼。”
1913年8月4日，熊克武在重庆发表通电，以蜀军为主组织讨袁军，混编成四个支队九千人，这就是“癸丑讨袁”。
讨袁是旗号，也是最大目标，当前之敌是胡景伊，即讨胡。胡景伊的据点在成都，而要攻成都，必须拿下泸州才会没有后顾之忧。
熊克武的九千人不算多，因为他实际上要独自对抗六省军队，光胡景伊能调度的川军就超过讨袁军不止一倍，关键是这四个支队如何用法。
有人向熊克武献计，兵宜合不宜分，应采取突贯攻击战术，舍外省于不顾，集中全力于中路，一面牵制泸州，一面绕道直袭成都。
献计之人即为但懋辛，那个曾与熊克武一道参加广州起义的东斌军校同学，时任讨袁军副参谋长。
但懋辛的名字虽侥幸未列入“黄花岗”，却也是九死一生。他这个计策的精妙之处，在于可出敌于不意，就象广州起义中攻击两广督署那样，设若当时能成功捉住张鸣岐，最后的结果或许就大为不同。
然而讨袁军采取的是民主合议制，甭管什么计策，都放到桌面上来商量，商量来商量去，大家还是觉得但懋辛的计策过于冒险。
若就稳妥而言，“合”当然不如“分”。最终熊克武采取的战术，是用三个支队防御来自南北两路的外省军队，撑起支架后，由剩下来的第一支队向泸州发起进攻。
稳，只是相对而言。战役开始后，北路率先吃紧，熊克武先是派王子骞临场指挥，接着又亲临督师，才使北路的棚架没有垮下来，这时众人都庆幸采取了“分”，要不然就得被别人追着屁股打了。
还是得看中路，成败皆决定于此。
闻知“蛇已出洞”，胡景伊提前作出反应，将第一师（周骏师）调到了泸州。
在川军中，包括周骏师在内的那川军四个师，因为主要出自于清末时的旧军队，所以被称为老川军，蜀军则被称为新川军。其中，周骏师是十七镇的底子，在老川军中实力最为强悍。
熊克武投入泸州战场的是讨袁军第一支队，集中了新川军之精华。两强相遇，使得中路战事至为惨烈。
第一支队前仆后继，有的军官右手被子弹贯穿，手枪掉落于地，又接着用左手拾枪，仍大呼前进。在阵亡名单上，已有多位营长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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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上，要说拼命，大家都拼命，关键还是武器的优劣与否。熊克武向日商购买的军火，除步枪为俄式步枪，稍显落后外，机关枪和山炮均为日本最新式产品。
要论起来，老川军的武器，也全是清一色的日本造。尹昌衡说新军“械不可用”，乃至于“十七镇的枪炮，都是日本人不用的废物”，当然是言过其实，不过这些年过去，比之于“最新式日本造”，这些“老式日本造”确实已经相形见拙。
在“最新式”的火力攻击下，周骏师伤亡的军官，比第一支队整整多出一倍，在野战失利后，被四面包围于沪州城中。
中路战事异常顺利，攻下泸州指日可待，然而就在这紧要关头，袁世凯开始发力了。
滇黔军自南，陕甘军自北，鄂军自东，五省军队如乌云压阵一般向重庆大营扑来，直接威胁讨袁军后路。
熊克武大惊失色，急召中路部队回师援救，但来不及了，没等第一支队赶回，重庆已经失陷。
至此，熊克武的军事布局被完全打乱。处于袁军的重重围困之中，各支队前进不得，后退不能，“分”变成了被对方分而歼之。
蜀军近乎全军覆灭，这支国民党在四川的唯一武装悲剧性地退出了历史舞台。自辛亥之后，熊克武等人再次被迫逃亡。
但懋辛之计的价值，终于得到了证明，可惜是在失败中得到了证明——行军与理政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并不需要过分民主和稳妥，它的取胜之道，有时就藏在偏执和冒险之中。
袁世凯和胡景伊挟得胜之势进行大肆报复。袁世凯除将熊克武等人作为“首逆”外，还别出心裁地列出一封全国通缉的名单，中有四川党人一百零八人，喻意就是梁山那一百零八个天罡地煞。胡景伊则继续扩充迫害者名单，仅在重庆一城，被抄没的就多达十八家，遭到杀害的党人则难以计数，甚至有的川中富户只因没有主动阿附胡景伊，竟然也被诬陷为党人，弄到家破人亡的悲惨境地。
有一位矿工出身的老党人，系由佘英直接向孙中山介绍加入同盟会，曾多次发起反清起义。清政府因其在四川当地声望不错，为表示怀柔，对他网开一面，但就是这么一位好汉，却被胡景伊以“土匪”之名处以死刑。
据说这位老党人在行刑前仰天大笑，说：“我不死于满奴之手，而死于辛亥革命告成之后，这是什么革命！”
辛亥所谓的胜利成了一场虚幻，一场梦境，到头来，他们才发现，原来自己从来没有胜利过，只不过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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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同台，如果说尹昌衡是枭雄，熊克武是英雄，胡景伊就是奸雄。
现在，枭雄被逮，英雄被逐，舞台之上，只有我最吃得干，由不得胡景伊不得意。
以老狐狸看来，全天下人都已在他的算计之下，但是他错了，一直以来，有一个人比他更会算计。
这个人叫袁世凯。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虽做了“临时大总统”，但他的势力仅止于北方数省，全国大多数省份特别是南方各省大部分还是自己做主，或者说是由当地的都督们做主。
“二次革命”来得正好，袁世凯一棍扫过去，不仅把国民党的武装力量清理了个干净，而且震慑住了那些听话或不听话的都督，成功地建立了权威。
1914年6月30日，已正式成为“大总统”的袁世凯，下令裁撤各省都督，从而迈出了“削藩风暴”的第一步。
胡景伊在官场混了很多年，自然知道来者不善，开始惴惴不安起来，但袁世凯很快又给他吃了一个定心丸。
1914年7月，胡景伊被任命为成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
胡景伊这下松了口气。是将军还是都督，其实都无妨，后面的“督理四川军务”最重要，这意味着他还是四川的土皇帝。
站队，就得站得既早又好，看来袁大总统是完全把我当自己人了。搞政治嘛，就得眼神贼点才行。
胡景伊沾沾自喜，心里那个美，他完全想不到会风云突变。
1915年2月，他从驻京代表处得到消息，袁世凯将派参谋次长陈宦到四川，名目是“会办四川军务”。
让胡景伊感到格外震惊的是，陈宦不是一个人来“会办”，跟在他后面的还有北洋军三个旅。
什么会办，分明就打他的主意来了，一句话，还是要“削藩”。
在此之前，胡景伊都是通过陈宦来与袁世凯拉关系，以致于陈宦对胡景伊的情况已摸得很透，而且陈宦虽不是四川人，但他担任过四川武备学堂的会办（相当于副校长），无论是在四川的根基，还是在武备系中的影响力，他都绝不输于胡景伊。
胡景伊这才着急起来，他让驻京代表“孝敬”陈宦七十万巨款，想请陈宦不要来四川。
他糊涂，驻京代表可不糊涂。袁世凯和陈宦志在图川，别说七十万，七百万也打发不了。
利益场上，都是知心不换命的酒友。瞧瞧胡景伊那点道行，也整不出什么新鲜的来了，这个驻京代表便不声不响，卷裹着巨款，脚底抹油溜掉了。
陈宦到达成都后，面对面一谈，胡景伊才知道被人做了手脚，但也只好自认晦气。
1915年6月22日，陈宦果然承袭了胡景伊的“成武将军”，袁世凯另授胡景伊为“毅武将军”，调其入京觐见。
虽然都是“将军”，区别可大了去，胡景伊的新官衔根本就是可有可无的虚职，等于被一脚踢开了。
奸雄也要讲级别，袁世凯之奸之术远在胡景伊之上，几个虚虚实实、兜兜转转的组合拳下来，便完成了他的“图川大计”。

@yazhouwuji 2012-05-11 09:06:48
对老关本贴的一些个人看法，希望和老关讨论。本书重点应该是川军抗战吧？也就是从37年到45年的8年时间。可是现在的川军起源等前期似乎描述的过多，后面的川军内战多如牛毛，我光看其他川军内战大致介绍都看的头晕。是不是架构有些本末倒置了呢？前期是不是可以简略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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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抗日战场》也讲到川军，比如说杨森在所有抗战川军中表现十分突出，其实他以前即有“川中吕布”之誉，战力相当强悍。又比如刘湘、邓锡侯等人，如果没有川军起源和内战的铺垫，他们的性格是交代不清的。尽管熊克武、尹昌衡都没有直接参与抗战，但他们对川军精神的影响也不应否认。总之，在老关眼中，所有的历史包括军史都应是人性的历史，而不是战争机器的历史，所以觉得二者不能割裂。当然整部书一定会以抗战为重点，并以此作为高潮。试以此答复yazhouwuji 兄。

草鞋军团（35）


袁世凯派陈宦督川，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给他复辟帝制鸣锣开道，但就在这一主一仆把如意算盘拨得哗啦啦乱响的时候，一股他们看不见的洪流正在悄然涌动。
1915年12月25日，蔡锷在昆明起兵，声讨“民国叛徒”袁世凯，从而揭开了护国运动的序幕。
蔡锷是梁启超的学生，在政治观点上，他和他老师一样，都是立宪派。护国运动之前，如果去掉这一元素，他在西南的形象，不过是一个加强版了的尹昌衡。
尹昌衡只会在四川这一亩三分地蹦达，蔡锷则在整个西南称王，并且大搞跨区域兼并，兼并的理由冠冕堂皇，足以让那些倒了霉的对象感觉活吞了一把苍蝇：滇军侵黔的旗号是“援黔”，侵川的旗号是“援川”。
川黔百姓直呼滇军为“滇寇”，一群不讲理的云南强盗罢了，真正是害死了人还要看出殡。
蔡锷用从川黔缴来的几乎相当于“保护费”、“赎城费”一样的巨款，像滚雪球一样不断扩军，使得滇军数量持续膨胀，在西南各省军队中首屈一指。
在蔡锷的运作下，云南这个原本偏处一隅，落后贫瘠的省份，军事力量却能执西南之牛耳，周围各个省份没有一个不怕的。
可是正所谓强中更有强中手，你在地方上再厉害，上头还有一个更厉害的袁世凯，蔡锷也没能逃过“削藩风暴”，袁世凯就像对付尹昌衡一样，将他召到北京，削掉了他的权力。
同样是处于逆境，尹昌衡的狂傲个性让他吃尽苦头，蔡锷可比他机灵多了，进京后该服软就服软，袁世凯举行的复辟帝制活动也一步不拉地跟着参加，在逐渐消除老袁的戒心后，得以成功潜回云南。
蔡锷能够发起“护国运动”，是捏住了袁世凯的软胁。在中国，你尽可以做伪君子，把“大总统”的权限扩到比皇帝都大，但要想当真小人，在众目睽睽之下登临帝位，那后果就很严重了。
袁世凯当皇帝，其实不见得有做“总统”舒服，要知道，他的“大总统”可是终身总统，就算自己下来，还可以指定儿子接班。更何况，此“皇帝”并非彼皇帝，“登基”之前，连宫女太监甚至是跪拜这一套都被袁世凯给废除了。
冒冒失失的结果，只是让他成为众矢之的，真不知道这老头究竟图什么。袁世凯曾自比曹操，应该说，前半段差不离，可到后半段，他也就只配给人家提鞋了。
尽管如此，在护国运动之初，袁世凯其实并没有把蔡锷当一回事。道理很简单，过去国民党搞“二次革命”，尚能够组织起南方数省的民军相抗，论整体实力，要远远高于滇军，可还不是在短时间内就被北洋军给干翻了？
滇军不足为虑，姓蔡的小子一定要现，就让他现去吧。
事实上，蔡锷面临的困难，比袁世凯预计的还要糟。

草鞋军团（36）


他如今已不是名正言顺的云南都督，云南都督换成了唐继尧。唐都督曾是蔡锷手下的一名管带（营长），慑于蔡锷的威望，不能不加入反袁行列，但始终对蔡锷盯着防着，怕对方趁机把军权全部揽过去，抢了自己的宝座。
滇军有足足两万多人，唐继尧肯交到蔡锷手上的，才不过两千一百多，而且全是“二等以下的兵，二等以下的军械”。
袁世凯方面，先不论即将开来的北洋军，就算是陈宦的部队，数量上也非滇军可比，不客气地说，蔡锷如今的境遇尚不及“癸丑讨袁”时的熊克武，难怪老袁要对之不屑一顾了。
可是这次的蔡锷超出了枭雄的框范，他将成为英雄，而英雄所要做的事，本非常人所能及，也是袁世凯这样的“奸雄”所计算不到的。
袁世凯曾经走过许多好棋，其中之一，就是于不动声色中走马换将，让陈宦督川。
袁氏身边亲信众多，尤其在他成为当红炸子鸡的时候，更是门庭若市，但你要让他捡一个最信得过的，毫无疑问就是这个陈宦。
蔡锷也被袁世凯赏识过，但是老袁说，蔡锷固然是不错，但是不如陈宦。
并不是陈宦在军政才能上要强过蔡锷，此君真正厉害的其实还是拍马奉迎和顺风转舵的功力，在这方面，他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个小袁世凯。
很多好事之人爱拿陈宦和蔡锷比较，甚至有人还穿凿附会地评论说，蔡锷之所以要组织救国军，就是要让袁世凯知道他和陈宦之间，谁才是真正的贤者。
蔡锷不是尹昌衡，他绝不会这么意气用事，但是现实赛场却偏偏把他们两人关到了一个笼子里。
陈宦在四川，实际上等于控制着整个西南，他是蔡锷起事后难以绕开的障碍，只要有陈宦在，滇军可能连西南都走不出去。
陈宦入川后，对川军进行了缩编，但仍有川军共两师二旅，此外还有北洋军的三个旅，兵力大大超过滇军，双方若是要真刀实枪地开练，强弱不言自明。
可要是置换一个战场，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个战场在现实中找寻不到，它存在于每个人心里。对陈宦来说，趋利避害是基本人生法则，以致于每一步都要计算好，自己在这件事上能不能得利，有没有好处。
这样的人，很少会去冒险，他们的心理绝不像外表看起来那么强悍。
蔡锷瞅准了陈宦身上的薄弱之处，他要打的，是一场心理战，
入滇的第一天，蔡锷就给陈宦发去密电，断言袁世凯必然失败，要他站到反袁阵营这边来。
接到电文后，陈宦笑了。
哥们，你就使着劲吹吧，北洋军有多威猛，你那滇军有多薄弱，简直是不自量力，以卵击石啊。
陈宦复电蔡锷，大义凛然，严辞责备，俨然是袁世凯身边死不改悔的忠臣一个。他随即又调兵遣将，将驻泸州的川军刘存厚师派去前线堵截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