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西南边疆和“三宣六慰”
云南和中南半岛的发展和蜀身毒道、海上丝绸之路紧密相联。从四川南部经云南到缅甸有一条通道。从滇西的保山和德宏地区，沿大盈江而下以接伊洛瓦底江的水陆交通路线，通往缅甸各地，成为中缅之间的通途。还可以直通印度洋港口。商道沿线发展起不少城镇和部族势力。“自孟密以上，山多宝。蛮莫以下，地饶五谷。当国初兵力盛时，剪荆棘为乐土，易麟介以冠裳。”
土司羁縻制度创建于汉代，发展于隋唐，完善于宋元代。朱元璋建立明王朝时，承袭元代政权机构设置。西南也是沿袭元代疆土。明代西南地区设置的土司最多，“凡百夷聚居区，都设土司”。百夷泛指西南白夷、漂人、古剌、哈喇、缅人、结些、哈杜、怒人、蒲蛮、阿昌等民族、部落。同时明朝也开始在西南“改土归流”，制约和削弱土司势力。明代既是土司制度的全盛时期，又是土司制度走向崩溃的起点。
洪武年间，在云南承宣布政使司下除了正式府州，还设有南甸、干崖、麓川平缅三个宣抚司，及木邦、孟养、缅甸、八百大甸、车里、老挝六个宣慰司。永乐年间又设有底兀剌、大古刺、底马撒三个宣慰司。正统十一年(1446年)对西南边境调整改置“三宣六慰”。三宣指南甸宣抚司、干崖宣抚司、陇川宣抚司；六慰指车里军民宣慰使司、缅甸军民宣慰使司、木邦军民宣慰使司、八百大甸军民宣慰使司、孟养军民宣慰使司、老挝军民宣慰使司。三宣六慰下面还有长官司等。
三宣六慰的范围除了国内部分外，大致还包括今缅甸北部和中部、泰国北部和老挝的中部。其中，缅甸宣慰使司、孟养宣慰使司、木邦宣慰使司部分在今缅甸境内，八百大甸宣慰使司在今泰国境内，车里宣慰使司的部分、老挝宣慰使司的全部在今老挝境内，余均在中国云南境内。
明朝对三宣六慰并不直接管辖。“三宣六慰”都是土司，其长官由当地首领世袭，下属头目由土司任命，内部自治。但经济上要承担朝廷的“征役差发”和“贡赋”，土兵（地方军队）要接受朝廷或上级的调遣。因地理位置的不同，这些土司又分为内边区和外边区两种，明朝对它们的统治方式和控制程度有所不同。
世代镇守云南的黔国公沐氏负责对包括三宣六慰在内云南境内土司进行抚夷（即羁縻），需把夷情上报明廷，《明史》记载黔国公世代是“熟谙夷情，凡其世袭部落，悉知其详”。
除了黔国公，永乐年间开始还会派出太监参与抚夷，主要是抚谕、册封夷人酋长、颁布勘合信符等。从成化时期开始，云南巡抚参与抚夷活动。
抚夷主要是对六慰土司之间的矛盾进行调解，当时土司之间相互攻掠，明廷官员需调解各方争端。此外就是通过册封抚谕，勘察夷情，提出处理夷务的措施。
明朝中前期在云南外边政区实行金字红牌制，凡朝廷改元必定颁赐金字红牌和信符。它在边疆管理、护国捍边、调停和处置编内内部矛盾方面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明末逐渐放松乃至基本放弃这个制度。万历元年，明朝最后一次向云南外边政区颁赐金字红牌、勘合和信符。其后再也没有相关的记载。此时满州兴起，明朝自顾不暇，对西南边疆的经营逐渐松懈。

（31-2）
抚夷活动起初并不是专人负责，而是临时派遣，但沐氏家族常驻云南兼管全省抚夷。他们世代镇守金腾，在西南边疆各土司中树立了威信，诸土司也能因此听从。因担心尾大不掉，从景泰时期开始设金齿镇守太监专职抚夷安民。成化时巡抚在地方上的权力增大，三司(布政司、按察司和都司）和巡抚等参与抚夷，使沐氏的权力更为分散。嘉靖初年撤回金齿镇守使后，三宣六慰地区的抚夷活动采取了明初的处理方式，即临时派官员组成使团。嘉靖十二年（1533)在永昌府设置抚夷同知,处理三宣六慰的日常事务。
太监都专横贪婪，尤好宝石。镇守使“大率皆掊剋土司，凌虐绅士”。自设巡抚以来，巡抚、镇守总兵、镇守中官构成新“三堂”，镇守使与巡抚之间的矛盾逐渐突出,他们各持敕书，各行其事，政出多门，纷繁骚扰，使地方执行官员无所适从。
1531年（明嘉靖十年）缅甸东吁王朝建立，扩张势力。至嘉靖末（公元1566年），缅甸吞并了八百、老挝和车里三个宣慰司。万历（公元1573—1620年）初，又攻占了木邦、蛮莫、陇川、孟养等司，“三宣六慰”全部落入缅甸手中。明朝出兵反击，仅收复 “三宣”。“六慰”中除车里外都已为缅甸所有。至此，明朝在今国界外的疆域主要还有：伊洛瓦底江上游的迈立开江以东、今云南盈江县以北地，萨尔温江以东、缅泰边界以北地以及老挝、越南北部的一些地方，其中包括当时的里麻司所在的江心坡（迈立开江和伊洛瓦底江另一条支流恩梅开江之间地）和茶山司所在片马（恩梅开江至高黎贡山间地）。

（32）
【链接】
宣慰使一人，从三品；州知一人，正四品；宣慰副使一人，从四品；佥事一人，正五品。
宣抚使一人，从四品；同知一人，正五品；副使一人，从五品；佥事一人，正六品。
宣慰使的官职虽然大于宣抚使，但两者之间没有统属关系，都是独立对布政使司负责。
三宣六慰管治范围：
1、南甸宣抚司。治老官城，今云南梁河县西，不久移治蛮干，今梁河县东北九保。辖境约当今腾冲市以南、龙川江以西地区。东至腾冲小龙川寨、北至腾冲、南至干崖、西至木邦孟木寨。
2、干崖宣抚司。治今云南盈江县东北新城镇，辖境相当今太平江流域。
3、麓川平缅宣抚司。治所在今天的云南瑞丽县，管辖瑞丽、陇川全境，潞江东西各一部分，包括缅甸掸邦的一部分。麓川后来被拆分，故地置陇川宣抚使司，治今陇川县西南巴弄。
1、车里宣慰使司。
车里宣慰使司是比较古老的土司，治今云南景洪市东南景兰，后移治今景洪市，又移治景洪市东北小孟养。辖境约当今西双版纳景洪、江城、勐腊、勐海等市县及老挝乌怒、孟乌再和缅甸景栋等地。
2、缅甸宣慰使司。（缅中宣慰使司，朱元璋时期）
缅甸宣慰使司的首领隶属于阿瓦王朝，治所在缅甸的曼德勒。治今缅甸阿瓦，辖境东至木邦宣慰使司界，南至海，西至戛里界，北至陇川宣慰使司界。
3、八百大甸宣慰使司。
八百大甸宣慰使司治所在清迈府，辖境相当今缅甸掸邦东部、萨尔温江以东、湄公河以西地区。辖区东至老挝，南至波勒，西至木邦，北至孟艮。包含泰北的难府、帕府、南邦、南奔、夜丰颂、清迈、清莱等府。明世宗嘉靖年间入缅甸。
4、老挝宣慰使司。
老挝宣慰使司治今老挝琅勃拉邦。“其地东至水尾，南至交趾，西至八百，北至车里”
5、孟养宣慰使司。
孟养宣慰使司治今缅甸克钦邦孟养。管辖地在克钦邦一带。1404年由孟养长官司改置，1438年废。
6、木邦宣慰使司。
木邦宣慰使司治今缅甸新维，辖境约今缅甸萨尔温江以西之南北掸邦地区；1605年入于缅甸。

明成祖再立三个宣慰使司：
1、大古剌宣慰使司（1406年立）。
辖区在缅甸南部的勃固省，明宣宗朱瞻基（朱棣的孙子）时就不再朝贡了。
2、底兀剌宣慰司（1424年）。
辖区在缅甸西南部的若开邦，宣德五年（1430年）之后不见记载，也就是不来朝贡了。
3、底马撒宣慰司（1406年）。
现在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那加兰邦一带。1408年就不来朝贡了。

从嘉靖到万历年间，大约半个世纪的“明缅战争”之后，孟养、木邦、缅甸、八百四宣慰使司之辖地皆为缅甸所有；老挝宣慰使司辖地归老挝。明朝真正掌握的只有：
车里宣慰使司、南甸宣抚司、干崖宣抚司、麓川平缅宣抚司（陇川宣抚使司）
【】

（33）
*“麓川析地”
明朝西南疆域和羁縻制度，大致是继承元朝的。西南疆域经历了洪武永乐奠基、正统征麓川、嘉靖隆庆万历明缅战争这三个阶段的变迁。
永乐初年，在云南极边地区建立十个宣慰司和两个御夷府。宣慰司有麓川、木邦、孟养、缅甸、八百大甸、老挝和车里。御夷府有孟艮和孟定。宣慰司中尤以麓川（今瑞丽）势力强大。
《麓川思氏谱牒》载：“邻境小国闻之，相属称臣纳贡，有暹罗、景线、景老、整卖、整车、车里、白古诸部。”于是麓川吞孟养、降木邦、指八百、平缅甸，赫然西南霸王。明廷视麓川为祸端，不断对麓川采取措施加以削弱。
明初麓川正值思瓦法掌权。洪武十五年 (1382)思瓦法向金齿指挥使王真投降，其实,明朝并未真正控制怒江以西地区。紧接着云南各地发生叛乱，普颜笃据佛光寨，也先不陷邓川，大理土官高生等围云南;而金齿土官髙大惠勾结麓川占据南甸、腾冲,经上江，屠永昌城，指挥王真被俘，永昌地区遭到极大的打击。洪武十八年(1385)麓川追杀景东土官陶俄，进攻定边。宣德、正统时期麓川思任法侵扰缅甸、木邦的同时，还骚扰腾冲、潞江等处，危及金齿司等明朝直接控制的地区。
永乐十一年（1413年），麓川主思行法请求其弟思任法代职。朝廷诏准，趁此机会在麓川宣抚司区域内分设土职十三处，分而治之。如木邦、孟养设军民宣慰司，孟艮、孟定设御夷府，潞江设安抚司，湾甸、威远设御夷州，大侯改云州，镇康改设州，干崖、孟琏、促瓦、散金设长官司。此举在历史上称为“明析麓川地”。
明宣宗宣德五年（1430年），由于弃交趾引发地缘地震，麓川平缅宣抚司的势力再度扩张。英宗正统三年（1438年）六月，麓川平缅宣抚司长官思任法举兵内犯。朝廷以武力征伐，从正统六年至十三年（1441～1448年）派出大军“三征麓川”，直至十四年（1449年）平定了麓川。王骥连续两次大破思任法但都没有抓住他。他在缅甸宣慰司保护下，一等到王骥撤军就继续闹事。
正统十一年（1446年），朝廷对云南西南边境重新调整改置“三宣六慰”
明朝以夷攻夷，将地方划给有功者，造成的直接后果是附近土司相继邀功，请求明朝划拨地方。尤其是将麓川故地给恭氏、多氏管辖，然而，在麓川民众的观念中，土地、人民世代属于土司。思氏仍是麓川的主人。思氏后裔试图恢复故土，引发长达数十年的争端，为西南的稳定埋下隐患。
之后，麓川后裔奔至孟养，不再接受明朝的金牌信符。弘治（1488-1505）初年孟养思禄东渡伊洛瓦底江，正德（1506-1521）时期联合木邦罕烈出兵屠杀陇川宣抚司城。正德末年孟养再次起兵，过伊洛瓦底江，凿山开道，由茶山直逼腾冲。麓川思氏及其在孟养的后裔的侵扰活动，影响到明朝设置了府州县卫所区域的稳定和安全。

以夷攻夷策略刚提出来时就受到翰林院侍讲刘球的反对。刘球认为缅甸必“挟以为功，必求与木邦分有麓川地。不与则致怨，与之则两夷土地人民各增其半，其势坐大，将不可制，是减一麓川生二麓川”。刘球建议“敕靖远伯王骥遣人往谕缅甸，不必生献此寇，只斩寇首来献，即与厚赏，仍令思机发尽削四境之地，分与各寨新附之夷，许以小职，使仍故处”。从该地区的复杂关系来看，刘球的担心不是多余的。正统时明朝广西、贵州、湘西、川西北不断叛乱，这正是明朝改土归流和边地开发造成的。

（34）
*缅甸：
西南疆域的经营，首要的是对缅甸的关系。缅甸与云南山水相连。13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的近600年间，中缅疆域有很大的变迁。
元灭大理后，接收大理疆土，与缅甸蒲甘王朝接壤。双方数次交战，元军深入缅甸攻占蒲甘。后来在缅甸各地设宣慰司实施羁縻管治。
1368年，元亡明兴，缅甸各土邦部落仍是分裂状态，大多臣服明朝，接受土官封号。当时缅甸以阿瓦（曼德勒附近）为都城的缅王，与白古（勃古、大古剌，今勃固）之间进行了一场长达40年的战争。双方都靠拢明朝，成为明朝的“土司”。另外永乐时还曾经设底兀刺、大古刺、底马撒三个宣慰司。
缅王于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派使臣板南速剌经云南到南京朝见朱元璋。第二年，朱元璋宣诏设置“缅中宣慰使司”，任命卜刺浪为宣慰使。其时，云南麓川(今瑞丽)傣族土官思伦发武装侵夺缅境土司，卜剌浪遣使向明朝廷诉说，朱元璋派钦差大臣“谕缅及百夷罢兵守土”，思伦发听命，纷争得以缓和。永乐二年(1404)诏设“缅甸宣慰使司”，任命缅王那罗塔为宣慰使。宣德二年(1427)宣宗任命莽得刺为缅甸宣慰使。自朱元璋洪武二十六年(1393)至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缅甸宣慰司6次派代表团“朝访”明朝，明朝5次派使节访问缅甸宣慰司。
据《明史》“土司传”记载，除了缅甸宣慰司外，明朝在缅甸境内还设置了许多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御夷府。计有孟养宣慰司(驻今缅甸克钦邦莫宁)、木邦宣慰司(驻今缅甸掸邦兴维)、大古剌宣慰司(缅甸南部勃固一带，《明史地理志》说：“亦日摆古，滨南海，与暹罗邻”)、底马撒宣慰司(缅甸东南部德林达依省．《明史地理志》：“在大古剌东南”)、底兀剌宣慰司(缅甸掸邦西北孟密)、蛮莫安抚司(缅甸克钦邦东南莫茂)、孟艮御夷府(缅甸掸邦景栋)；还有小古剌长官司、茶山长官司、底板长官司、盂伦长官司、八家塔长官司(此五长官司，《明史地理志》说：“皆在西南极边”，地近大古剌、底马撤、底兀剌三宣慰司，当在今缅甸南部)、里麻长官司、东倘长官司、促瓦长官司、散金长官司(此四长官司地在 缅甸)。
明代在今缅甸境内设置的这些土司，都划归云南承宣布政使司管辖。他们臣属于明朝，并不是因为受到明朝的军事威胁，而是在各王邦部落分裂的状态下，主动臣服。明朝不向这些地方派遣官吏和征收赋税，由土官自己进行统治。他们以“朝贡”方式与明朝保持联系，由土官本人或派使者到明朝都城或云南省城“朝贡”。各土司间发生矛盾纷争，甚至军事冲突，明朝廷或云南承宣布政使司为之进行调解，他们大多尊重和接受调解。这方面的事例，史籍多有记载。如明初，云南麓川土司叛乱，缅甸、孟养等宣慰司曾协助明朝平乱，捉拿叛乱首领思伦发父子。
概括说来，据《明史》等以及英国人哈威所著《缅甸史》的记载，在隆庆末年(1572)以前的200年间，今缅甸境内各王邦部落大多主动接受明朝的土司设置，臣属明朝，通过“朝贡”方式，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政治联系。

（35）
然而，自16世纪开始，东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发生的重大转变，一是葡萄牙殖民势力开始进入东南亚地区，从缅甸南部沿海地区进入，伺机寻求同盟、扩大势力范围；二是1531年后，莽瑞体建立缅甸东吁王朝，并日渐强大。
其时有孟密、木邦二部相争。两家俱向朝廷求助。遣都御史程宗处理。程宗办事不公，立孟密为安抚司，还把侵占的土地都给了孟密。程宗是非颠倒纵容孟密，打压木邦、孟养。结果，“孟养诸蕃大失望”。猛密胃口大开，进一步侵占木邦之地。因此两族交恶不断。祸患由此埋下。
史载， “嘉靖（1522-1563）初，孟养头目思伦纠木邦宜慰罕烈，发兵象击缅甸，大破之，掳其宣慰莽纪岁并其妻子，杀掠无算，遂瓜分其地。”明朝以金字红牌调停无效。
后来莽纪岁之子莽纪(又称莽瑞体)遣使请明出兵讨贼。惟时贵州、粤西皆有苗人为乱，明军未能及时救援。莽体瑞乃自力起兵收复其父之旧地，后势渐强，在缅甸南部的洞吾(今称东吁)自立为王，称西南金楼白象王。是为缅甸东吁王朝。
东吁王朝日渐强大，并且在葡萄牙的支持下大肆侵扰明朝外边政区。明属三宣六慰土司纷纷归附东吁王朝。
隆庆年间（1567-1572年），云南边境在缅甸的威逼下脆弱不堪。外边政区土司纷纷向明朝请求颁赐金字红牌和信符，希望在金字红牌制度下得到明朝的保护。然而嘉靖之后明朝再也没有向云南外边政区颁赐金字红牌和信符，土司得不到明朝的任何支持与保护，边疆危机更加深重。
然而缅甸则步步进逼，甚至学习明朝的金字红牌制度，派出使者，伸出援手，为这些弱小的外边政区土司排忧解难，导致弱小的外边政区纷纷倒向缅甸。
“嘉靖二十三年，有马革大部落号得楞子者，其酋名排来，兄弟争国构兵，瑞体为之和释，兄弟感之，因奉瑞体为长”。
万历三年，缅甸莽应里效仿明朝的金字红牌和信符制度，“伪为锦囊象函，书贝叶缅文，称‘西南金楼白象主莽哒喇弄王书报天皇帝，地方无事’。”，发给边地各土司并“赠以宝带、缅铎”，俨然成为这些地区的君王。明朝仍然不闻不问，任缅甸侵占大片边疆土地。
“隆庆二年，木邦土舍罕拔遣使告袭职，有索赂者，以兵备迟疑对夷使归报拔，拔怒，与弟罕章集兵截旅途，经年不令汉人通”。木邦土官罕拔向明朝报请袭职，云南官吏以勒索未遂，拒不发给承袭状纸，罕拔就反叛明朝，投向东吁。民谚说：“官府爱惜一张纸，丢失地方二千里。”
木邦得不到明朝支持，道路阻断，人民缺盐生活艰难。“后乏盐，求于瑞体，瑞体馈海盐五千登，益感缅甸而患中国，遂携金宝象马，诣瑞体致谢”。木邦投靠缅甸，“瑞体见拔，欢甚，赠以宝带、缅铎、白象、姗锦、珍宝、香药甚多，退兵护之出孤，遂约为父子”。
随后其他土司纷纷效仿木邦，“潞江安抚使线贵闻拔邀缅惠不货，亦投瑞体”，六宣慰中除车里宣慰司外，木邦、孟养等都投靠缅甸。八百大甸宣慰司、老挝宣慰司逐渐疏离明朝走向独立。
东吁王朝陆续征讨了原先臣属明朝的各个缅甸土司。1566年，吞并了八百大甸 (今泰国北部清迈、清莱一带)、老挝和车里宣慰司。万历初年，又攻占了木邦、孟密、蛮莫、陇川、孟养等司，至此“三宣六慰”全部落入东吁手中。东吁王朝迫使各王邦部落就范，一方面是凭借强硬的军事力量，一方面也由于晚明腐败。

（36）
万历十三年（1585）冬，蛮莫安抚使思顺由于对明军将官贪贿勒索不满，叛投缅甸东吁王朝。缅王派出大襄长等占据蛮莫。孟养也在暗中依附于缅甸。
刘铤、邓子龙征缅，大败莽应里，“纠合诸夷，歃血威远营”。收复了部分失地，并置蛮莫土司。
刘铤清醒地认识到“疆宇虽已廓清，莽酋酋然肆大，若不亟加剿灭，终为祸根蔓延”。应乘胜进讨，“俟荡平之后，另图改土设流，平定之余，更宜筑关建堡，设大将旗鼓，以控制要冲，立诸司衙门而相为犄角。随行屯田之策以足食，而财可使富，保障坚于来形；又练土著之丁以足兵，而力可使强，边境几无患。……滇南之安，永保万世无虞矣。
但是，刘铤的筹谋却不为当局所重视，不仅没有给予支持，反而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将刘铤调离。刘铤镇蛮莫约二年，抚绥边境诸土司，尚来不及剿东圩莽应里，彻底平息叛乱，便抱憾离去。
蛮莫的位置重要，云南巡按宋兴祖上疏明廷，说：“此一时济变，万不得已之计。顾臣窃有忧者，蛮莫当水陆之冲，有蛮莫则外蔽三宣，内障腾永，远通六慰；一旦授之阿瓦，六慰皆失，三宣任栋，卒有蠢动，征调何及？”
云南按察使李材认为，不收复蛮莫、孟养两地就无法制止缅军入侵，于是他派人成功地招抚了这两个地方的土司。孟养境内有密堵、送速两城（两城都在今缅甸孟养以南），这时仍为缅军占据。万历十五年（1587），孟养土司思威想要收复这两座城市，便联络了孟密思化、蛮莫思顺一起进兵，并要求明军援助。明军把总杜斌、李朝带兵不多，就把许多面明军的旗帜授与孟养兵，虚张声势，迷惑敌人。两军相遇于遮浪。缅军看到到处是明军的旗帜，“以为汉（这里指明王朝的正规军）大兵至，惊溃”，明军与土司兵乘胜追击，杀敌千余，斩杀缅将大襄长，收复密堵、送速两城。另一名缅将散铎逃回阿瓦。
万历十六年（1588），孟密思忠、蛮莫思顺又叛投缅甸，在此之前，明政府已决定以思忠为孟密宣抚使、思顺为蛮莫安抚使。由于这两人已投缅，明政府就让思忠的母亲罕洪、思顺的母亲罕送代替他们的儿子领印章。这年九月，缅军入侵，占领了孟密。十七年（1589），孟养土司思威死去，明王朝任命他的儿子思远为孟养宣慰使。次年缅军进兵孟养，攻破猛拱（今缅甸猛拱），思远和他的儿子逃入盏达（今云南盈江县境内）。十一月，缅军又攻破孟密宣抚司管辖的孟广（在今缅甸境内），罕烘等逃入陇川。缅军进攻陇川，被击退。
十九年（1591）二月，明王朝鉴于缅军频频入侵，“诸夷力不能敌，纷纷求救，永腾震动”，重新起用了“先年破缅有功，谙熟夷情”的邓子龙。当时缅军包围了蛮莫，蛮莫土司思化向明廷告急。邓子龙率兵前往，赶到罗卜思庄（在今云南梁河县以南）。由于天气酷热，大军行动不便，裨将万国春在夜间率兵赶到蛮莫，到处燃起火炬。缅军以为明军大队人马赶到，就退走了。
万历二十年（1592），缅军再次入侵蛮莫，思化逃到等炼山（在今云南陇川县境内），邓子龙驻兵等炼，缅军则进抵遮放（今云南遮放）。邓子龙与缅军大战于控哈，杀敌数百。明军把总李朝、岳顺战死。缅军退到沙州。明军因为没有船只，无法进攻。两军相持了一个月，缅军退去。
万历二十三年（1595），缅军入侵蛮莫被击退，明军参将吴显忠斩杀缅将丙测。仍然任命思化为蛮莫安抚使。

（37）
从万历二十四年到二十六年（1596-1598）莽应里的统治陷入危机，中缅边境一度趋于平静。莽应里在派兵侵犯中国的同时，从1584年到1593年连续五次发动侵略暹罗的战争，但都遭到失败。1596年，逼罗军队开始反攻。在此后的几年中，缅甸南部的孟族起来反抗莽应里的统治，阿瓦、东吁、卑谬、良渊等地的封建领主，也纷纷宣告独立。莽应里的统治陷入危机无力侵扰云南。这就是包见捷在（缅略）中所说的：“自后（缅甸）屡为暹罗、得楞（孟族）所攻，疲于奔命，不复内犯矣！”
可是几年之后，缅甸卷土重来。万历三十二年（1604），缅军进攻孟密，向孟养思轰征兵。思轰拒绝了缅方的要求，并且逮捕了来使。于是缅军进攻孟养，思轰兵败身死。
万历三十四年（1606），缅军30万进攻木邦，木邦“请救于内地，不至。”明军不救援，木邦陷于缅甸。
朝廷漠视不理，那么与木邦相邻的其他土司难道没有丝毫力量可以驰援吗?不是，但边地土司的力量在相互攻夺中被内耗不少。问题是，蛮莫和木邦等土司间并没有为对付洞吾入侵而结成任何形式的联盟。这恰好是中央政府应该发挥的组织功能，可惜没有。不但没有，明中央从“析麓川地”开始就在消融该地区存在的政治经济合力。没有从战略高度认识戍守边疆需要边地人民的力量。朝廷应该努力整合与运用边疆力量，而不是分解和消融它。
有明一朝，一直疲于应对麓川、木邦、孟养等土司间纷争，未有善果。及至国力不振，边地土司益加失控。境外没有强大政权时， “析麓川地”固然便于其管理，一旦境外出现强大政权，因“析地”带来的边地力量分散及力量内耗的诺病便一览无余。所以，“析麓川地”是明朝失地于东圩王朝的直接导因。
三宣六慰地区高级官员贪污腐化很严重。如：卫所军民贪图美色宝石贩卖军火科技；程宗贪纵孟密；岳凤、陈安、景宗真、罕虔构缅入侵；镇守使宦官贪暴（云南的镇守太监、矿监税使加剧了边疆紧张局势， 摧残社会经济，而他们对地方的影响与个人品德素质和皇上的纵容有关）；高级官员卷入腐败案或勒索土官（停止下西洋后政府不能以实物税抵俸禄，资金不足导致政府官员俸禄少得无法维持生活， 以至一些高级官员卷入腐败， 在京官员被外放到各省时， 没有旅行资费与津贴， 除举债外， 根本无法到达新的任职地方。）；张居正下令要云南弃捕战败被围困的莽瑞体；八关勐卯屯田（不包括蛮莫败笔）；思正内奔被杀；索贿致思哲、罕拔、线贵、多安民叛归缅甸等。加上朱元璋“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的祖训金句屡屡在关键时刻出现，导致中国一直处于被动防守状态。
李原名在洪武二十年(1387)的报告提到，出使百夷地区的军官“皆是贪财好利小人，不知事势轻重，一概张威，贻笑诸夷。”
西南边疆地区的军民、商人出关，泄漏军情。朱佑樘的一份敕书也证明了这种现象的存在，“仍禁约官豪军民人等，不许擅往夷方，置庄搅扰，及私与夷民交通，透漏事情，贩卖军器、火药等项。”
三宣六慰之间争夺不断，使边疆局势不稳定。洪武二十七年(1394)设缅中宣慰司后，麓川思伦法多次出兵侵扰缅甸。洪武末年麓川思伦法受到刀干孟等人的反对，被迫逃离麓川。永乐元年(1403)车里宣慰司土官刁暹答令其属下剽掠威远；二年(1404)麓川都木刀门赖向明朝反映，孟养、木邦侵扰其领地；四年(1406)孟养宣慰使刀木旦父子被缅甸杀害，人民被掳，土地被侵。弘治三年(1490)干崖刀怕愈试图夺取宣抚使职，引起土官争袭。成化时期木邦、孟密之间发生争夺，在明朝官员嗾使下，孟密脱离木邦。嘉靖初年盂养思氏联合孟密、木邦进攻缅甸；思氏后裔扰乱了三宣六慰之间的平衡关系。
隆庆年间木邦、璐江線贵、跪川岳凤、蛮莫思哲相继叛附缅甸，三宣六慰地区土官之乱日渐严重。缅甸一度攻打到云南的腾冲、施甸、风庆地区，威胁永昌府，明朝不得不从内地调重兵，设置姚关、腾永两个大营。在外边政区的重要军事战略隘口进行边防军事部署，建立八关和勐卯屯田，形成军事边防屏障。嘉靖三十九年始于蛮哈设兵，冬春防缅，外边政区的屏障作用几乎丧失。
云南巡抚陈用宾在干崖 、陇川与木邦之间筑设八关，蛮莫之地已在关外。八关之设，意在御缅，何以把戍边前线大大回缩 ?历史已经证明这是败笔 。

（38）
朱棣志在北方，对西南以德怀柔。他一即位就赐予大量物品给西南土司，得到他们的归附。赏赐甚多，甚至土司相争，到明朝贡方物请罪，也会受到赏赐，以“抚谕”的方式和平解决争端，达到羁縻控制的目的。宣德时期采取了收缩西南边疆的经营策略。如宣德三年 (1428)朱瞻基考虑到“念数年来而征交趾及四川番寇，军民劳弊未苏”，建议“再加遣人招抚，如能顺服，不必用兵”，形成宣德时期对三宣六慰地区以抚谕为主的治理特点。
又明朝的重点防御是北方的九边，一旦北方局势紧张，明朝在西南地区就采取抚的手段。明朝后期倭寇和女真威胁严重，而云南财力、兵力的不足，无力在三宣六慰地区积极进取，而转攻为守，筑八关，使关外诸宣慰司被缅甸侵吞。
至此，明朝在国界外的疆域主要还有：伊洛瓦底江上游的迈立开江以东、今云南盈江县以北地，萨尔温江以东、缅泰边界以北地以及老挝、越南北部的一些地方，其中包括当时的里麻司所在的江心坡（迈立开江和伊洛瓦底江另一条支流恩梅开江之间地）和茶山司所在片马（恩梅开江至高黎贡山间地）。

万历三十四年以后，中缅战争之间基本上停止了。明王朝的统治已陷于危机，再也无力收复失地；在缅甸方面，万历三十三年（1605）良渊侯死去，其子阿那毕隆继位，在侵占木邦后，即挥戈南下，进行再次统一缅甸的战争。

至清朝时云南开始大规模土改归流，当时清朝接收云南已经没有三宣六慰。吴三桂大军兵临缅都阿瓦城活捉永历帝，却邀功心切立马自阿瓦城回军，没有恢复中央政府的管治。约有一百多年时间，中缅之间没有什么官方来往。正如清人赵翼所说: “是时三桂未及为善后，许以边外木邦、猛密、大山诸土司，听其仍为缅属，不复能如明初之众建而分其势。”
大体至清朝对云南改土归流时前后，缅甸亦开始对三宣六慰故地土改归流。

（39）
【讨论】缅甸大部分不是明朝领土
前面我提出分析羁縻地带是否属于领土的四条标准：流官、驻军、赋税等行政活动，以及与朝廷和内地的联系是否密切。流官和驻军是硬杠杠，容易识别。而联系密切就要看具体情况了。
从这四条来看，缅甸大部分地区，虽然一度是明朝羁縻之地，但显然不能算是明朝领土。现属中国的永昌（即金齿？）、腾冲，境外的孟艮御夷府（缅甸掸邦景栋）等地属于明代领土。其余羁縻土司辖地就要具体分析了。
土司接受羁縻，无非是二个原因。一是经济利益。除了大量封赏之外，还可以得到和中国贸易的机会；第二个是希望朝廷给予保护。而中国有没有出兵去给予保护，是很重要的。领土都是打仗打回来的，不会自己跑到中国。
阿瓦（缅甸曼德勒）的缅王虽然也接受明朝封号，一度互派使节，但实际完全独立。它被孟养攻破，朝廷拒绝支持。后来的东吁王朝根本是不断攻打明朝。明军从来没有来到缅甸中部。所以阿瓦（曼德勒）不属领土。
缅甸南部的勃固也是接受羁縻，但没有什么政治、军事来往，更加不算。西部印度洋沿海的底兀剌宣慰司在若开邦，只是来过一二次朝贡就无影无踪了，当然不是领土。
麓川、勐养和木邦，不但接受封号，而且和中原来往很密切，尤其是军事互动。明朝多次在这里用兵，并且有实力划分它们的土地。这才是主权和行政活动。这里是明朝领土。可是到了明末，勐养和木邦都给缅甸夺占了。
总的来说，谭版等主流的明朝疆域地图所标画的西南国界线是准确的。
【】

给扎口了？赫赫皇明骂不得？

（40-1）
13-16世纪，也就是明朝的时候，世界文明出现巨大变化，开始从传统农耕/游牧文明向工商业主导的近代文明转化。
蒙古帝国完全打通了世界的交往。地处东西方两端的中国和西欧第一次发生了直接的交流。丝绸之路畅通，海洋航行也空前地安全和频繁。东西方之间、世界各地各文明之间的互相交往联系空前紧密。不但货物和人员来往不绝，而且文化沟通也前所未有地通畅。
中国的各种技术和高档货物源源不断向西流动，直至西欧。阿拉伯的科学也溪流般流入西欧，直接给西欧文明滋润和营养。
蒙古人从华北学会了中国发明的火药和火器，随即带到阿拉伯。很快就传入西欧。古代文化流传总是非常迟缓的，而火药和火器传播之快前所未有。火药和火器在西欧引发革命性变革。西欧很快就后来居上，在火器技术上不断进步，反过来带动了亚洲从西亚到印度到中国到日本的火器和军事变革。

(40-2)
我们回看历史，对这个大变化的历史潮流，东方和西欧的态度和进展截然不同。
从文明史的视角来看，元明这三个世纪内，中国的经济文化、社会状况等还没有显著的变化。可是一些影响深远的事情已经发生，中华文明已经越过它的顶峰开始步向下坡。
中国社会的心态悄然改变。元代是世界性的开放态度，欢迎各种文化、各个宗教平等共处，而明代则是喜欢封闭，在自满自大背后实质上是隐藏着对未知事物、对新挑战的本能恐惧。
和以往各个朝代相比，明朝出现了不少新情况新变化，许多做法是不曾有的。首先是开国皇帝，就是性格十分复杂。明朝也确实是复杂的多面相的朝代，不能简单地以是、否作判断。

朱元璋在登基未久洪武二年（1369）就着手编纂《皇明祖训》，六年书成，亲作御序，命礼部刊印成书；九年又加修订，二十八年重定，作为给后世子孙的训戒。其内容繁琐细致。《皇明祖训》训诫子孙，为大明帝国立下了“规矩”，并要求以后的皇帝、藩王和大臣们必须严格遵守，一律不准更改。否则，以奸臣论，杀无赦。这种开国皇帝立下“一字不可改易。”的训诫，大概也是史无前例的吧。
在这样一个三千年大变局即将开始的时刻，朱元璋定下了“祖训不可改”的天条，给中华文明套上沉重的精神枷锁，使得中华文明很快就被欧洲文明抛到十八条街后面，看不见车尾灯了。

通过了。涯叔真是有点变态，客观理性都过不了。

（41）
【链接】
《皇明祖训》最早称《祖训录》，于洪武二年（1369）成文，六年书成，亲作御序，命礼部刊印成书；九年又加修订，二十八年重定颁布，易名为《皇明祖训》，作为给后世子孙的训戒。其内容繁琐细致，除序言外，共分13章：首章、持守、严祭祀、谨出入、慎国政、礼仪、法律、内令、内官、职制、兵卫、营缮及供用。概要内容如下：
(1)首章。前有四款，分述禁用酷刑、禁立丞相、对犯法皇亲国戚的处置及对四方各国的方针。其后是关于敬天法祖等问题的言论。
(2)持守。自述持身之道，强调节俭。
(3)严祭祀。认为祭祀贵在精诚，并叙述祭祀的准备程序。
(4)谨出入。告诫后代帝王不要轻易动止。
(5)慎国政。主要讲帝王须广有耳目，同时规定官员、士、庶人等不得枉议大臣。
(6)礼仪。分述祭祀、奉使王府、进贺表笺、亲王朝觐、亲王在国等礼仪。并为东宫及亲王府各拟名二十字，令其子孙顺序使用。
(7)法律。包括对皇太子和亲王的处分办法。
(8)内令。规定皇后不得干预外政、宫闱当谨内外。
(9)内官。分述内官职掌、品秩和内官机构的设置。
(10)职制。先叙述封爵的程序和规格，规定郡王子孙有文武材者，可考验授官；次述宗人府及王府官的设置。
(11)兵卫。分王国军队为守镇兵和防卫兵，遇警并从王调遣，同时规定亲王仪仗。
(12)营缮。规定诸王宫室格式，不得超越。
(13)供用。包括朝觐时沿途人役物料的支给和每岁常用两部分。
《皇明祖训》训诫子孙，为大明帝国立下了“规矩”，并要求以后的皇帝、藩王和大臣们必须严格遵守，一律不准更改。否则，以奸臣论，杀无赦。
【】

（42）
【讨论】
网友称赞说：朱元璋规定“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应该承认，就是明朝皇帝在对外问题上，却无一不表现了大国骨气，没有一个是怂包软蛋。
土木之变英宗被俘，瓦剌用英宗当人质，威胁明朝，但是明朝拒绝了瓦剌的种种要求，而是马上立英宗的弟弟朱祁钰为帝，继续对抗瓦剌。朱祁钰沉着应战，打退了敌军。崇祯在敌军围攻京师，也没有退缩，而是指挥军队打退了清军。即使后来，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皇帝也没有逃跑，没有投降，而是选择了殉国。
有学者研究说，明朝的气节在古代皇朝中独一无二，一直奉行不称臣、不和亲、不纳贡、不赔款、不割地，天子御国门、君王死社稷的信条，朱元璋还亲自将这些信条写入《皇明祖训》中，时刻提醒着明朝历代皇帝。
上面的评价是片面的。《皇明祖训》集中表达了中华文明衰老期的顽固保守，是发展的桎梏。也不觉得朱家子孙有骨气。土木堡被俘，英宗并没有表现什么骨气，他有罪责。瓦剌把他放回来，他寻机复辟，大杀忠臣良将，客观上就是头号大内奸。崇祯也是乱杀良将，自己作死。
汉唐有没有“不称臣、不纳贡、不赔款、不割地”？汉唐是和亲了，怎么就有损国家气节？和亲不就是和平安定、以德化人的好办法吗？而且汉唐和亲的前提，是外邦承认中华帝国的天朝大国地位啊。明朝不赔款割地，哪怕土地一片片地缩水，也装作看不见。
我们评价历史人物，不应盯着道德如何，应聚焦他们的历史贡献，是大是小，是正是负。君主不应是道德圣人，他的职责是管治国家。以德治国的错误观念遗毒很远，甚至现代还有人提倡在国家关系中突出道德，给国家造成损失。
二战结束，美苏忙着瓜分世界，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布局严防德国日本再次兴起。中国好歹也是战胜国，可是日本本土寸土未失，中国却失去了固有领土外蒙。还有钓鱼岛也莫名其妙地变成日本领土。好一个战胜国、四大强之一和联合国创始人！
常校长根本没考虑走先手棋永远压制日本，却以道德为由免除日本战争赔偿。白白放弃驻军日本的权利。那可是彰显战胜国威严的千古良机，哪怕驻一个排也可以极大提高民族自尊心和凝聚力！
中国和朝越琉球有长期的藩属关系。抗战胜利后，中国已是现代意义的国家，传统概念不适合了。但假如中国有大国地缘观，就应该努力尝试重建新型的特殊关系，而不是只求和平至上以德化人。【】

（17-1）
【蒙古】
明代的边患，如同以往一样，首先是蒙古高原游牧民族，其次为东北渔猎部族。终明代一朝，始终未能有效解决。
明朝初年，太祖多次对北元用兵。洪武二十年(1387)冯胜、傅友德、蓝玉征辽东纳哈出，纳哈出投降。
1388年洪武二十一年 明军远至捕鱼儿海（呼伦贝尔的贝尔湖），俘元皇子及妃嫔等数万人，北元主远走。至此北元衰亡。此战役后，北元分裂为鞑靼和瓦剌。
1392年，明军兵锋抵达斡难河（今鄂嫩河）。明成祖永乐四年（1406年）二月，明朝在斡难河流域设立羁縻卫所斡难河卫。
1410年-1424年永乐先后五次亲征漠北。前二次分别破鞑靼、瓦剌，战功赫赫；后三次主要是驱赶鞑靼远遁，没有多大实际战果，瓦剌却乘机得到发展空间，成为重大威胁。
朱元璋大封王子王孙，亲王分驻全国要地，尤其以北方塞王紧要。诸亲王地位极高极贵，却没有土地、人民，只能管王府之内。但是有兵权，带数千至数万亲兵。平时监视地方军镇，战时可调遣指挥当地守军。北方边塞封九王统兵御边，沿长城立国，又可分二线。辽国（广宁，今辽宁北镇）、宁国（大宁，今热河平泉）、燕国（北平）、代国（大同）、庆国（宁夏）、肃国（嘉峪）为外线，内线则有晋国（太原）和秦国（西安）。其余要地开封武昌长沙成都等也封亲王镇守。塞王参预军务，将兵出塞，节制大将，尤以晋、燕二王军权重立功多。
朱元璋陆续在长城以北数百里的地区建立多个卫所防卫，包括东胜卫、开平卫、大宁卫、广宁卫、云川卫、官山卫、全宁卫、老哈河卫等。其走向大致为贺兰山-阴山－大青山南麓－西拉木伦河一线，组成牢固的军事防御体系。
成祖北迁后，北方从鸭绿江到嘉峪关设九边镇守。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太原、固原。
可是靖难之役却陆续造成一系列严重后果。一是废弃大宁城。宁王朱权封地原在大宁，手握重兵。大宁在喜峰口外，东连辽左，西接宣化，是边防重镇。后朱棣诱迫宁王联手造反，大宁边军和朵颜三卫南下。靖难之役后大力削藩，剥夺藩王带兵权力。塞王陆续内迁。宁王朱权由大宁改封南昌（大宁都司迁保定？），辽王由广宁（辽东）改封荆州，此后边防日渐空虚。而且成祖还把大宁一带地送给从征有功的朵颜三卫。从此胡马疾驰半日即可到阙下，而辽东和宣府怀来隔断。明朝长城以北防御体系出现巨大漏洞，为整个体系的崩溃埋下了祸根。
洪武在长城外设大宁（内蒙古宁城）、开平（元上都，内蒙多伦西北）及东胜（内蒙托克托）三卫，作为第一道防线。大宁弃后，东胜孤远难守，不久亦内迁。
东胜卫的内迁直接使开平卫成为孤悬长城之外的独堡，胡虏出没，粮饷艰难。开平卫是元故都，位于北京的正北方向，对于巩固北京的防御，增加北京的战略纵深意义重大。15世纪后，蒙古再次强大。长城以北防御体系崩坏，气候转冷，农耕不济，加上腐败的横行，使得卫所逃户现象越来越严重。开平卫已经难以维持。1430年明宣宗朱瞻基内迁开平卫到独石口。长城外三卫荒废。
东胜卫后撤还让河套失去外援，到天顺（公元1457—1464年）后就完全成了蒙古的势力范围。
宣宗整修长城，在长城沿线设置九边重镇。先后设辽东（辽宁北镇）、蓟州（今河北蓟州）、宣府（河北宣化）、大同（今大同）、太原（山西偏关）、延绥（今榆林，即榆林卫）、宁夏（今银川）、固原、甘肃（张掖）九个要镇，除辽东外大都在长城以内。现存的长城即是明中期修筑的。
这样长城成为明朝中后期的北边，同时也是农耕区与游牧区的界线。长城以北的土地也全部丢失，都城北京成为真正的国门。

（17-1）
【蒙古】
明代的边患，如同以往一样，首先是蒙古高原游牧民族，其次为东北渔猎部族。终明代一朝，始终未能有效解决。
明朝初年，太祖多次对北元用兵。洪武二十年(1387)冯胜、傅友德、蓝玉征辽东纳哈出，纳哈出投降。
1388年洪武二十一年 明军远至捕鱼儿海（呼伦贝尔的贝尔湖），俘元皇子及妃嫔等数万人，北元主远走。至此北元衰亡。此战役后，北元分裂为鞑靼和瓦剌。
1392年，明军兵锋抵达斡难河（今鄂嫩河）。明成祖永乐四年（1406年）二月，明朝在斡难河流域设立羁縻卫所斡难河卫。
1410年-1424年永乐先后五次亲征漠北。前二次分别破鞑靼、瓦剌，战功赫赫；后三次主要是驱赶鞑靼远遁，没有多大实际战果，瓦剌却乘机得到发展空间，成为重大威胁。
朱元璋大封王子王孙，亲王分驻全国要地，尤其以北方塞王紧要。诸亲王地位极高极贵，却没有土地、人民，只能管王府之内。但是有兵权，带数千至数万亲兵。平时监视地方军镇，战时可调遣指挥当地守军。北方边塞封九王统兵御边，沿长城立国，又可分二线。辽国（广宁，今辽宁北镇）、宁国（大宁，今热河平泉）、燕国（北平）、代国（大同）、庆国（宁夏）、肃国（嘉峪）为外线，内线则有晋国（太原）和秦国（西安）。其余要地开封武昌长沙成都等也封亲王镇守。塞王参预军务，将兵出塞，节制大将，尤以晋、燕二王军权重立功多。
朱元璋陆续在长城以北数百里的地区建立多个卫所防卫，包括东胜卫、开平卫、大宁卫、广宁卫、云川卫、官山卫、全宁卫、老哈河卫等。其走向大致为贺兰山-阴山－大青山南麓－西拉木伦河一线，组成牢固的军事防御体系。
成祖北迁后，北方从鸭绿江到嘉峪关设九边镇守。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太原、固原。
可是靖难之役却陆续造成一系列严重后果。一是废弃大宁城。宁王朱权封地原在大宁，手握重兵。大宁在喜峰口外，东连辽左，西接宣化，是边防重镇。后朱棣诱迫宁王联手造反，大宁边军和朵颜三卫南下。靖难之役后大力削藩，剥夺藩王带兵权力。塞王陆续内迁。宁王朱权由大宁改封南昌（大宁都司迁保定？），辽王由广宁（辽东）改封荆州，此后边防日渐空虚。而且成祖还把大宁一带地送给从征有功的朵颜三卫。从此胡马疾驰半日即可到阙下，而辽东和宣府怀来隔断。明朝长城以北防御体系出现巨大漏洞，为整个体系的崩溃埋下了祸根。
洪武在长城外设大宁（内蒙古宁城）、开平（元上都，内蒙多伦西北）及东胜（内蒙托克托）三卫，作为第一道防线。大宁弃后，东胜孤远难守，不久亦内迁。
东胜卫的内迁直接使开平卫成为孤悬长城之外的独堡，胡虏出没，粮饷艰难。开平卫是元故都，位于北京的正北方向，对于巩固北京的防御，增加北京的战略纵深意义重大。15世纪后，蒙古再次强大。长城以北防御体系崩坏，气候转冷，农耕不济，加上腐败的横行，使得卫所逃户现象越来越严重。开平卫已经难以维持。1430年明宣宗朱瞻基内迁开平卫到独石口。长城外三卫荒废。
东胜卫后撤还让河套失去外援，到天顺（公元1457—1464年）后就完全成了蒙古的势力范围。
宣宗整修长城，在长城沿线设置九边重镇。先后设辽东（辽宁北镇）、蓟州（今河北蓟州）、宣府（河北宣化）、大同（今大同）、太原（山西偏关）、延绥（今榆林，即榆林卫）、宁夏（今银川）、固原、甘肃（张掖）九个要镇，除辽东外大都在长城以内。现存的长城即是明中期修筑的。
这样长城成为明朝中后期的北边，同时也是农耕区与游牧区的界线。长城以北的土地也全部丢失，都城北京成为真正的国门。

（43）
不知道洪武是不是真的往前看五百年、往后看五千年，“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真是神预言。君王死社稷预言了明朝末代崇祯和社稷一齐灭亡。而“天子守国门”就是迁都北京了。
北京地处农耕核心区和边疆地区的连接处，定都北京本来是北方边疆民族的传统。元朝首次同时统一了农业区和边疆区并定都北京，是大中国的开局之作。明朝继承蒙元传统，也曾一度把疆域伸展到东北、西藏和蒙古，客观上巩固了大中国格局。
朱棣定都北京的现实考虑，是可迅速调动兵力应付倏然来去的蒙古骑兵。如依赖大将守边，来回奏报终是不便，而且恐尾大不掉。
然而建都北京有一大缺点。粮食仰给东南。“元时亦输粟以供上都，其后兼行海运。然当群雄于命之时，烽烟四起，运道梗绝，唯有束手就困，此京师之第一当虑者也”
解决之道，一来仍须重兵镇守东南。南京仍设五府六部，及南京守备负责东南防务。二来大治河道。永乐开凿会通河、清江浦，通北京漕运，粮食直达通州。元代粮运是大运河、海运和陆地运输并举，至此只余漕运了。运粮官军即达十二万人。
不过明朝总体是保守软弱，军队弱鸡。帝都北京就频频告急，加上漕运，负担很重。如果定都南京，是不是有一些臆想空间呢？
南京会更多关注南方，也许越南不会丢掉，缅甸真的就成了中国领土，直达印度洋啊！郑和下西洋没准就会继续，顺手在马六甲设个军政府。嘿嘿，一个大陆海洋兼备的新型大帝国！可以更早了解到欧洲人的火器技术和威胁，以江南的财力加快军队火器化进步，那不就把什么瓦剌鞑靼、满洲铁骑统统炸回老家去！
历史没有假设，臆想有益健康。嘿嘿。
再深究一个问题。包含农耕区和游牧渔猎地带的大中国其首都确实以北京最合适。明初一度包含边疆地带，但不久就只剩下农耕区了。为什么不能长久保有边疆区？主要是农业民族的战斗力不如游牧。元蒙、满洲入主中原后，其战斗力可以维持三四代即百年上下，以控制整个大中国。而明军就只能困守长城了。在制度上，元、清都是二制，汉地行汉制，即郡县制，边地则是按习俗松散管治。明对边地行羁縻，掌握终是不如元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