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畿之地6 三门峡与函谷关
3000年前，周人在伊洛盆地择址构筑王城时，谷水成为了其定位坐标的最重要参考。以长度而言，谷水在伊洛盆地中要排在洛水和伊水之后。不过就其之于周人的价值来说，这条当下叫作“涧河”的河流甚至要超过伊水。在周王城建成之后，周人曾经在谷水与洛水之间开通新的连接水道，以为王城及其周边地区补水。不过提升谷水地缘地位的，并非这一常规性操作而是其上游河道所指示的方向。
流向上来看，谷水与洛水都是由西向东流淌，然后在当下洛阳市西汇流成为一河。地理上看，全长约450公里的洛水发端于华山之南、骊山之东，沿着华山和崤山的南麓汇入伊洛盆地。沿线所经的陕西省洛南县，河南省卢氏县、洛宁县，县城亦都位于洛水河谷之中。这一体量优势，使得洛水得以成为干流，并取得了两河相会后河段的命名权。
单就谷、洛两水的地理关系来说，承担两水分水岭功能的是著名的崤山。无论了解洛阳城还是崤函通道的前世今生，对崤山的解读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环。走势上看，崤山与华山两条秦岭支脉实际是一条连接的山脉。当下豫峡两省在此的行政边界，可以被视作两大山体的分割线。前者从两省边界，一路沿黄河南岸延伸至伊洛盆地的北部。邙山亦被认定为是崤山的延伸丘陵。
这条秦岭支脉在伊洛盆地的西侧的走势并不连续，而是呈出断裂状。一般所指的崤山指的是位于这条断裂部西南的主体部分，东北部分则可被单独称之为“东崤山”。以东崤山的情况来说，实际与隔黄河相望的中条山脉结合得要为紧密，或者说更应该被视为中条山脉的一部分。只是在黄河的阻隔之下，无论在地理还是地缘层面，东崤山一般都被视作崤山和伊洛地区的一份子。
这段位置崤山与中条山之间的山体，地理上更应该叫“东中条山”还是“东崤山”并不重要。它与崤山之间存在的这条断裂带，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如果你不能在地形图上感受到这条断裂带的存在，可以在普通行政地图上，从河南省三门峡市，经渑池、新安两县，画一条连接线至洛阳，便大致知道它的位置了。在整个断裂部除西端，崤山与东崤山上所汇集的雨水，西向成就了一条由三门峡市汇入黄河的“青龙涧河”；除此之外，两山之间的谷地大部分成为了谷水的干流河道。
河流除了为两岸居民提供生产、生活用水之外，还承担着通路作用。以洛水的位置来说，很容易让人感觉它是一条位于长安与洛阳，或者说骊渭平原与伊洛平原的天然连接线。问题在于，华、崤两山之南是同样源出于秦岭的蟒岭、伏牛山、熊耳山等山脉，它们之间的结合过于紧密，压缩了洛水河谷的交通空间。以至于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生成一条沿洛水河谷延伸的东西交通大动脉。
相比之下，崤山与东崤山之间拉开的空间就在显得宽阔得多，这使得谷水和青龙涧河在历史上能够成为崤函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想从洛阳前往长安的话，最直线的方式就是溯谷水而上，经青龙涧下游河谷，然后在三门峡市转而沿黄河南岸西行，最终从华山脚下进入关中平原。技术上看，这样一条由三段河岸通道所组成的线路中部，最起码会存在有两个地理节点：一是清龙涧河与黄河的河口之处；二是隔离谷水与清龙涧河的分水岭。
先来说说第一个节点。这个节点在历史上有两个著名地缘标签，包括指向黄河水道的“三门峡”，以及行政属性的“陕”。前者得名源自于在这段峡谷中存在有名为：神岛、人岛、鬼岛、炼丹炉、梳妆台、中流砥柱等六个岛屿及半岛状礁石，将整个水道切割为名为：鬼门、神门、人门的三股急流（其中人门水道相对平缓）。这些礁石的存在，极大阻碍了黄河水道的航运工作。尤其在将关东地区的粮食物资，逆水而上输往关中平原时，会更为的困难。
为了打通三门峡水道，从东汉至北宋的历代王朝，曾经尝试过多种方法。包括试图削减礁石；在三门峡两侧的崖壁之上开凿栈道，以人力拉纤的方式帮助船只通过；乃至在三门峡之侧挖通运河，以绕过这段艰险的河道。只是这些辅助手段在提升漕运成本的同时，收效并不明显。当中央之国的经济重点愈发向第三阶段转移后，在战略上更具可行性的作法，是将政治中心东移至漕运便利的华北平原。换句话说，三门峡段和整个黄河的水运如果足够通畅的话，长安城失去中央帝国政治中心的时间很有可能会被延后。最起码单从水道距离上来看，将江南地区的粮食运往长安，并不会比运往北京更远。
作为阻碍中央之国东西交通的肠梗阻，三门峡这个名称并没有被历代王朝升级为本地区的行政名称。长期以来，这个位于崤函通道中部，能够被视为中央之国东、西分割点的点位，一直是以“陕”字为名。区别只在于，秦朝在统一天下之后，将陕地变成了“陕县”，并在两汉魏晋得以延续。及至南北朝后一直到近代，则以“陕州”为名。说到这里，很多人应该已经意识到了，陕西省的名称正是源出于它位于陕地之西的位置。只是在曹操将控守崤函通道的核心关隘移至潼关之后，关中平原的安全线逐渐东移至潼关一线，使得陕地和整条崤函通道最终成为了河南省的一部分。
不管到底归属陕西还是河南，不出意外的话，“陕州”这个极具历史底蕴的名称应该是会沿用至今。然而意外还是发生了。1957年，三门峡上开始修筑当时中国最大的水利工程——三门峡水利工程。为了纪念这一看似能够彻底解决黄河水患的伟大工程，陕州被更名为“三门峡市”并成为了河南省的地级市之一。当然，陕州这笔重要遗产也并未完全放弃，而是以“陕州区”之名存在于三门峡市的建制下。
修筑三门峡水利工程的另一个目的是打通黄河航道。那些横亘于三门峡河道之中，让历代王朝头疼不已，却受限于技术又无法根除的礁石，在炸药面前只能算是六块豆腐。大部分礁石在工程修筑过程被炸掉。幸运的是，极具象征意义和文化内涵的“中流砥柱”被刻意保留了下来。悲剧的是，这一试图解决黄河下游水患的工程，很快却对与之直线对接的渭河造成了巨大负面影响。那些被水坝所阻挡的泥沙卵石开始在渭河下游沉积，并大大增加了关中平原东部的防洪压力。为了减缓这一压力，原本预留的船闸位置也被改建为排沙口。
在这里展开三门峡的前世今生，并非是为了点评这项现代工程的千秋功过，而是为了更立体的展示这个枢纽点的地缘位置。事实上，就“陕”地这个点位来说，它所发挥的作用并不仅仅在于控制两条东西向的水陆通道。如果能够横渡黄河的话，那么黄河以北的山西高原，同样有机会使用崤函通道。那么黄河有没有可能被横渡呢？当然是可以的。相比河道宽广的下游地区，黄河中上游的横渡条件要好的多。以晋陕大峡谷为例，晋陕两地民众之间的跨河交流非常频繁。西河两岸在两汉时期能够被划入同一州部，正是因为黄河并没有成为一道天堑。
值得一提的倒是横渡黄河的传统工具——羊皮筏子。由于直面游牧之地，加之黄土高原本身的经济中就带有一定畜牧的成分，所以羊在整个地区是属于普遍存在的牲畜。早在先秦时期，羊皮筏子就已经为黄河中上游的地区的人类所使用。制作羊皮筏子时，制作者会自羊的颈部环割，而不是从腹部开口。这样剥下来的羊皮非常完整，只会在颈部和四肢留下五个开口。在用盐和油对羊皮进行脱毛和软化处理之后，五个开口中的四个会先用细绳扎死，留下一个口子吹足气之后再行扎口。
经过上述程序处理过后得到的气囊，就是一个基本款的羊皮筏子了。根据需要，数个乃至数百个基本款，可以在木制支架的辅助下，编排成为更大的筏子。游牧民族同样是羊皮筏子的使用者，甚至有可能是最初的发明者。不过人马合一的游牧者，通常只需随身携带一个基本款，在渡河之时再吹气扎口，然后抱着羊皮筏子和自己的马匹一起游至河对岸。
顺便说一下，用同样的方法还可以制作更大型的“牛皮筏子”。可以想象的是，把一个牛皮筏子吹起来，需要更大的肺活量。旧时在中国西北地区，如果觉得一个人说话口气太大，便可调侃他口气大到，能去黄河边上吹牛皮阀子。久而久之，这句话就简化为全国人民几乎都能听懂的——吹牛皮和吹牛了。
好了，吹牛的事先打住，再回到三门峡地区的横渡问题上来。历史上，围绕着这个重要的枢纽点形成了两个著名的渡口，包括三门峡市西侧的“太阳渡”以及东侧的“茅津渡”。在三门峡的北岸，是横贯山西高原南部的中条山脉。从高原南下觊觎伊洛盆地的政治势力，会选择在与三门峡相对应的位置上翻越中条山脉，然后再经由上述两个渡口跨越黄河进入崤函通道。先秦之时，上述点位分布着三个小国，包括三门峡南岸的“南虢国”，三门峡北岸的“北虢国”，以及扼守中条山通道的“虞国”（北虢国与虞国均位于山西省平陆县境内，南虢国则与三门峡市重叠）。
这些先秦小国名字虽然生僻，但却并不陌生。帮助普及它们读音的是贡献了“唇亡齿寒”、“假虞伐虢”（又称假途伐虢或假道伐虢）两句成语的历史故事。公元前7世纪中，身为春秋霸主的晋国通过“假虞伐虢”的计谋，先后灭掉了这三个可能阻碍其东进之路的小国。值得一提的是，在周王朝开始封建天下之下，能够被赐予公爵之位的诸侯屈指可数。出身于姬氏王族的虢国和虞国和虢国，虽然在进入春秋乱世后沦为炮灰，但始封时的地位却是公爵之位。
虢国和虞国的历史并不是我们所关注的，其所在的位置才是它们能够出现在这部分内容中的关键。以虢国来说，在先秦之时先后存在过五个虢国。始封之祖为周文王的两个弟弟虢仲、虢叔。其中前者分封于宝鸡地区，以扼守关中平原的西大门，被称之为“西虢国”；后者则分封于洛阳盆地通往华北平原的战略通道上（今天荥阳市汜水镇），被称之为“东虢国”。至于南虢国和北虢国，则是在平王东迁前后，由西虢国和东虢国分别迁至三门峡南北分别重建的（西虢国东迁后，原址还留有一个“小虢国”，后为秦国所灭）。
这些与周王室关系密切，政治地位极其之高的诸侯国，在选分配封建之地时都有着地缘政治层面的考虑，必须为周王朝的整体稳定性负责。三门峡周边地区分布有三个高等级诸侯国，侧面验证了这个枢纽点在地缘政治层面的重要性。历史上，发生于这一地区的重大事件远不止于假虞伐虞这一件。公元前628年，秦国决定进攻身处中原的郑国。然而透过之前对虢国的征服，此时的陕地及崤函通道已经处于晋国的控制之下（三家分晋后由魏国和韩国所继承）。这意味着秦军如果执意要前往中原争霸的话，就必须假道晋国的控制区。
尽管秦晋两国为后世留下过“秦晋之好”的佳话，但在地缘政治博弈中，从来就没有永恒的朋友和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身为霸主的晋国，并不愿意坐视秦军成为新的霸主。最终秦军在回师之时，被晋军伏击于崤函通道以至全军覆没。崤之战一文之所以能够成为千古名篇，在于当时秦国的重臣蹇叔和百里奚，已经从地缘政治角度预料到了这一结果，但他们的反对意见并没有为意气风发的秦穆公所接受。
用通过羊皮筏子打通前往山西高原的通过后，陕地这个崤函通道上的中间点，客观上成为能够左右豫、晋、陕三地地缘政治身位的，升级版枢纽点的的地理位置。如果单纯是控守崤函通道，三门峡南岸完全有资格构筑一道关隘，成为关中平原的东大门及以扼守整条通道。然而来自山西高原的压力，让陕地所面临的局面趋于复杂化。
历史上，秦人为保障关中安全所修筑的函谷关，并非位于陕地，而是构筑于三门峡市以西约三十公里处的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镇王垛村。鉴于陕地对山西高原进入洛阳盆地及整个中原地区同样有着重要意义，并且晋国及后来的魏国对陕地控制权极为敏感（秦国曾与之反复争夺），在没有对山西高原形成绝对控制前，退而求其次的做这个选择，以减轻来自黄河对岸的压力是一个合理的选择。
单纯从地形上看，秦函谷关的位置亦足以起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作用。崤山的主体虽然是在陕地与黄河相接，但在秦函谷关的位置上却延伸了一条细长山梁直至黄河南岸。穿透这道山梁的谷道便是地理意义上的“函谷”，并得以为谷道东端的关隘冠名。这条宽度只有2-10米，长约6公里的谷道当下被命名为“崤函古道”，当下被作为重要的历史遗迹保留了下来。而它所曾经承担的历史使命，则函谷北部打通的G30高速公路延续。
由于函谷足以承担控扼崤函通道、护卫关中的位置，秦国在战国后期在控制陕地之后，并没有把函谷关移至陕地。进入两汉之后，汉王朝以函谷关建制了名为弘农的县，并以之中心，将西起华山、东至洛阳盆地西边缘，包含谷水、伊水、洛水中上游大部的地区，设置为了“弘农郡”。这个名称已经湮没于历史之中，取而代之的是始称于唐朝的“灵宝”。不过发源于崤山，背向穿越函谷关的“弘农河”（现已转音为“宏农河”），还能够帮助我们追忆这段历史。
位置和覆盖范围上看，在“三辅”、“三河”之间设置“弘农郡”，显然是为了对崤函通道进行管理。关于崤函通道和洛阳的故事还远未结束。下一节我们将回到陕地以东，去看看这条战略通道到底是如何与洛阳进行对接的。

京畿之地7
通过上一节的解读，我们已经确定了三门峡和函谷关这两个，位于崤函通道上的重要节点。如果说整条通道的主线是由黄河、青龙涧水以及谷水串连起来，那么此前提到的谷水与青龙涧水的分水岭，同样应该是一个紧要之处。硖石和石壕这两个地缘标签，能够帮助大家定位这个重要节点。
“硖石”一名，源自于唐时曾经在此建制过“硖石县”，及至宋代不再设县时，亦设置关口以控通道。有鉴于此，这个分水岭也可被称之为“硖石关”。与硖石关相对应的古道则是“石壕道”。受益于杜甫曾在道旁的村落写下过一篇入选中小学语文的《石壕吏》，后者得以在名气上压倒前者。当下这一地区被划归三门峡市所辖，并建制有以硖石为名的乡，以及以石壕为名的村。
《石壕吏》写于安史之乱时期，是被统称为“三吏三别”的六篇文章中的一篇。这六篇文章包含合称“三吏”的：《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合称“三别”的《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除了文学价值以外，这些文章之所以成为名篇，还因为它们细致入微的刻画了战争的残酷以及民间疾苦。基于这一史料价值，杜甫的诗被后人称之为“诗史”。
在以三国为舞台的文章中，500年后的安史之乱并不会成为解读方向。在此展开“三吏三别”，是因为“三吏”所标注的三个地名，其实正是崤函通道的三个节点。包括位于整条通道两端的，关中平原东大门属性的“潼关”、洛阳盆地西大门属性的“新安”，以及位于崤山之北的“石壕道”。至于说杜甫选中这三个地标进行文学创作，本身亦非巧合。因为躲避战乱的杜甫，正是在从洛阳返回关中的路上触景生情，写下了这些诗史中的代表作。
崤函通道在陕地以东的主线，大体上与现在的310国道相重叠。在洛阳以西沿谷水一线共分布有：渑池、义马、新安三座县级城市。两汉时则建制渑池、新安两县，其中渑池县大体与现在的渑池位置相合。变化比较大的是新安，它当时的位置所对应的，实际是在现在的义马市。不过如果当下的新安县，想争夺《新安吏》一文所带来的旅游红利倒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在唐朝的时候，新安县已经移至了现在的位置。
新安移至现在的位置，是受到函谷关的影响。说到这里可能会有人觉得奇怪，位于陕地之西的“函谷关”，为什么会影响到陕地之东的新安。这是由于在汉武帝时期，函谷关被搬迁至了新安县的最东部，定位于弘农郡与河南郡的分割点之上（具体位置在今河南省新安县城东）。为与秦函谷关相区别，这个与之相距150公里的“新安函谷关”又被称之为“汉函谷关”。
关于这次变化，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历史典故。由于长安在西汉处于首都地位，函谷关以西地区被称之为“关内”，以东地区则相应的被称之为“关外”或者“关东”。这种内外差使得函谷关在承担关卡功能的同时，无形中还成为了一条认定身份高低的门槛。西汉时曾为汉武帝征讨南越、朝鲜的楼船将军杨仆籍贯地为新安。为了让自己变身为关内人，上书汉武帝表示愿意私人出资，将函谷关的位置迁至新安东部。最为神奇的是，汉武帝答应了这个请求。
一件事关都城安危的大事，基于如此轻率的理由而决定，看起来颇有些不可思议，然而实际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函谷关向东迁移的地缘政治背景，是弘农郡的设置。西汉之初，整个崤函通道原本隶属于洛阳所在的“河南郡”（东汉时因洛阳升级为首都，而改称“河南尹”）。从地缘政治角度说，河南郡客观上成为了拱卫长安的前线。问题在于，如果觊觎皇位者占据洛阳以抗长安的话，关中平原将被迫陷于门户大开的境地。考虑到汉武帝继位前曾经爆发过七国之乱，这种担心并非杞人忧天。
在这种情况下，最合理的的选择是在关中平原与洛阳盆地之间，设置一个独立负责管理崤函通道的行政区，并将之牢牢的控制在长安的手中。观察汉函谷关的位置，你会发现它正位于洛阳盆地的西边缘。从长安的角度来说，将函谷关的位置移至于此，能够在洛阳可能生变时，最大限度为身处长安的天子提供缓冲。至于原本行使关隘作用的“秦函谷关”则升级为弘农县，并定位为成为整个弘农郡的政治中心。
应该说对于一条单线通道来说，具体将关口设于沿途哪个节点，对控制整条通道来说影响并不大。尤其弘农郡的设置，已经在战略层面上增强了长安的防御能力。然而实际上，汉函谷关的位置还是存在潜在风险的。这是因为穿越崤山的道路并不止一条。这条沿谷水而行的路线实际只是两条崤道中的一条，具体来说是“北崤道”。
既然有北崤道，那肯定就有南崤道了。在陕地以西，沿黄河南岸通道的崤函通道并没有出现分叉。二者的分歧出现在溯青龙涧河上行20余里处。在这个位置上，有一个从名字即能看出其地缘属性的乡级行政区——交口乡，帮助我们定位两条崤道的分歧点。在交口之东，青龙涧水的两条上游源流，分别指向南北两条崤道。狭义崤山所指向的正是南、北崤道之间的山体。
南崤道并非直指洛阳盆地，而是在东距洛阳约70公里处的洛宁县一带，东南向接入洛河河谷，然后再沿洛河河谷东北向延伸入洛阳城。在这条路线中，两汉在现在的洛宁县城西建制有名为“蠡城”的军事堡垒。不过整条线路中，最为知名的关口当属位于崤山（狭义）南麓，与硖石关隔山相望的“雁翎关”（当下在此坐落有隶属三门峡市的“雁翎关村”）。在变化为这个貌似与大雁有关的名字之前，这个节点的名字其实是更能显示其属性的“崤陵关”。
最晚在在秦晋崤之战中，南北崤道的存在就已被明确记录了下来。不能确定的只是，秦军到底是在哪条崤道上被晋军所伏击。由于南崤道的存在，汉函谷关实际只能对控制北崤道起到作用。当然，我们也经常说，一条穿行于山间的道路需要经常维护才能够通行。如果官方放弃对南崤道的维护，北崤道和汉函谷关的唯一性并非不能被凸显出来。只是这种情况只适用于和平时期，一旦进入战争状态，那些曾经被使用并标注于地图上的道路，被重新启用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事实上在修筑潼关的同时，曹操并没有忽视对南崤道的控制。具体做法是在蠡城建制了名为“渑池”的县。看过廉颇和蔺相如故事的人，应该不会对渑池感到陌生。公元前280年，秦国向楚国发起进攻。为避免面临双线作战的局面，当时执掌秦国的秦昭襄王，决定约请赵国的赵惠文王会盟。会盟的地点则选定在韩国境内的城邑渑池。
这一看似公允的选址其实对赵国十分不利。因为原本为魏国所控制的陕地，早已经为秦国所夺取。这意味着两国国君相会的地点，就位于秦国的眼皮底下。更让赵国人感到不安的是，此前秦国在约请楚怀王于两国交界的武关会盟时（公元前299年），曾经背信弃义的扣留了楚王，并导致后者客死秦国。可以想见，赵惠文王当时前往渑池的心情。至于后面发生的事，相信学习过人教版小学五年级语文教材的同学都已经很熟悉了。曾经带和氏璧出使秦国，并能够完璧归赵的蔺相如再次立功，不仅帮助赵惠文王全身而退，还助其免受秦王的侮辱。
通过刚才的介绍，我们已经知道不管是两汉时期的渑池，还是现在的渑池都是位于谷水之侧，也就是说是在北崤道之上。怎么曹操又在南崤道上新建了个渑池？建制一个新行政区的决定并不难理解。如果你想战术性控制一条道路，可以修建一道城堡属性的关隘；如果你想战略性经营一个地点，最好的办法则是建制新的城市。在强化南崤道控制权的问题上，曹操选择了后者。
问题在于，新建一个城市需要有相应的管理班子及人口。战乱时期解决这一问题的最高效办法，是将邻近城市的人员迁移过来。也就是说，曹操并不是凭空又建了个渑池县，而是将原本在北崤道之上的渑池县，迁至了需要在行政设置上补短板的南崤道上。鉴于原渑池县边上还有个新安县，这一做法并不会降低北崤道的控制力。历史上，类似的操作手法并不鲜见。黄祖在经营江夏、刘备在荆江南岸建制公安县时，亦都用了同样的方法。
在后来并州刺史高干起兵叛曹的过程中，曹操的这一战略性调整，曾经对保卫洛阳的安全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进入历史线后会有详细解读）。后来渑池又回到了原始位置，源自于北魏时期的行政调整。只是当时并没有马上取消曹魏渑池的建制，而是将它们分别称为 “北渑池”和“南渑池”。不过两个渑池并存的混乱局面，很快在北周时期得到了纠正。后者被更名为能够显示其洛水身份的“昌洛县”，并最终形成现在的洛宁县。
然而不管如何强化对南崤道的战略控制，南北崤道并存的客观事实，始终会弱化汉函谷关在战术层面的作用。在曹操已经得到汉献帝和洛阳，同时又担心源自关中平原和凉州的军阀东进的情况下，汉函谷关控制力的不足之处便显露了出来。有鉴于此，曹操和汉武帝做出了同样的选择，那就是将关隘移至整个崤函通道的最边缘处，以为自己获得更大的缓冲空间。区别只在于防患长安而不是洛阳生变的曹操，选择的是在通道的西边缘构筑“潼关”。
尽管崤函通道的主要卡点后来移至潼关，但汉函谷关作为通道的东部起点，并没有被完全放弃。杜甫所经过的新安县位移至现在的位置，亦是因为这个函谷关一带，早在汉代之时就已不再只是一个军事关隘，而是发展成了一个附带居民区的城池。情况稍显复杂的是，作为“函谷”二字的原始位置，秦函谷关所处的这个节点，在三国时代同样曾经复活过。
在曹操西征关中之时，曾在函谷之北打通过一条新的运粮通过，工程具体的指挥者是大家所熟悉的许褚。曹操死后第八年（公元240年），已经定都洛阳的曹魏政权决定在这条新函谷旁复建新关，具体位于秦函谷关北6公里处（现在已为黄河所淹没），史称“魏函谷关”。在蜀汉经年北伐，试图控制关中平原进而图谋中原的大背景下，这种做法能够为洛阳的安全增加一层保护。只是自北宋将中央之国的政治中心东迁之后，这些负责在长安和洛阳双城记之间维系微妙平衡的函谷关，最终都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通过这一阶段的解读，相信大家对崤函通道的结构，以及长安与洛阳的地缘政治关系有了更深的了解。现在让我们回到洛阳城的定位问题上来。西周王城位于现在洛阳市区的事实，很容易让人认定此后的历史中，包括我们正在展开的三国时代，洛阳的位置一直没有位移过。真实情况并非如此，不要忘记之前为周王城所定位的只是“京洛五都”城址的3.0版。这意味着洛阳城的位置，最起码还经历过两次迁徙。
“京洛五都”进入4.0版的伏笔，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埋下。纵然东迁之后的周天子很快衰弱成为一个影响范围仅限于洛水下游的封建领主，但内部依然存在着争斗。公元前6世纪末，周王室发生了一起争夺继承权的内乱，史称“王子朝之乱”。在这场内乱中，作为挑战者的王子“朝”，占据了位于谷水东侧的王城。而身为被挑战者的周敬王，则向东逃至与王城相距20公里处另一座城邑。此后历代周天子，曾长期居住于此。为与之前的“王城”相区别，这座位于邙山脚下的新王城，被后世以王城的另一个名称——成周代指。
关于东周王朝的这座新王城，此前的定位到底是什么并不十分确定。很多研究者认为，其瀍水之东的位置指向最初安置殷商遗民的城邑。此外，关于“王城”与“成周”两名的使用也十分的混乱。不过在东周存续的最后2个半世纪中，洛水之北存在两个经过天子认证的王城是却是客观事实。为明示它们的位置关系，我们可以用“西王城”和“东王城”来代指。
战国末期，秦国在攻灭周室最后的领地及韩国之后，以它们的故地建制了“三川郡”，所谓“三川”，指的就是河水、洛水、伊水这三条重要河流。其境由洛阳盆地向东延伸至今开封市西。在三川郡治下，西王城变身成为了“河南县”，东王城则正式获得了洛阳之名成为了“洛阳县”，并成为三川郡的郡治。
在刘邦取得天下之时，洛阳曾一度被认定为国都的所在。即使在正式定都长安后，洛阳在客观上也还是承担了副都的职责。在这一定位之下，再让邙山之南的洛阳城作为郡治就不太合适了。有鉴于此，源出东周“西王城”的河南县成为了新的郡治，而秦人当初所命名的“三川郡”亦更名为“河南郡”。考虑到伊、洛两水并没有覆盖到伊洛盆地以东地区，整个行政区又都位于黄河之南，河南郡的名称看起来会更为贴切。
当东汉正式将都城迁移至洛阳并大规模扩建后，这座承袭于东周“东王城”的城市，进一步确定了自己政治中心的地位。此后曹魏、西周、北魏三朝亦皆以此为都。因此而形成的遗址，就是“京洛五都”的4.0版本——汉魏洛阳城。这种厚爱也让后人很难再这座遗址之上，找到“东王城”的痕迹。相比之下，被冷落了的西王城，反而能够有遗址幸存，并有机会“王城公园”新形象，向世人诉说周朝的历史。
然而上述解读还是没能解决一个问题：既然是二选一的选项，为什么秦、汉二代都拔高了“东王城”的地位，让它得到了“洛”这个包含无限荣誉的名称。现在的洛阳市又为何回到了最初的原点。关于这些问题，留待下一节再行解读。

京畿之地8 汉魏洛阳城与洛阳八关
东周东王城在这场“洛阳”之争中胜出的关键因素，在于它更为的安全。河流在为城市饮水和安全提供便利的同时，往往也会在洪水季威胁城市的安全。由于伊洛盆地诸水在山地中的流程较长，它们在枯水季与丰水季间的流量差最少都在十倍以上。极端情况下，甚至能够达到百倍之上。这使得与谷、洛两水相伴的西王城，在防洪问题上承担着更大的压力。
相比之下，邙山脚下的东王城要更为的安全，其最初的选址与洛水存在一定距离，二者之间通过人工沟渠相连。至于它的位置，你可以在地图上定位到著名的“白马寺”。这座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官办佛教寺院，当年便位于汉魏洛阳城的西墙之外。需要注意的只是，当下白马寺隶在属于洛阳市洛龙区白马寺镇，但白马寺镇却正好位于洛阳市的最东端。这使得“京洛五都”4.0版的“汉魏洛阳城”遗址，当下在行政上归属于洛阳之北的孟津县所有。
一直到北魏扩建之时，汉魏洛阳城才扩张至洛水之滨，并在洛水南岸营建了少许建筑。与洛水过于亲近的位置，使得当下的汉魏洛阳城南端，有部分为北移的洛水所湮没。尽管如此，一直到这一阶段，伊洛盆地的都城选址都还是符合“洛水之阳”这一地理定位的。真正让“洛阳”的称谓变得不那么准确的，是著名的隋炀帝。作为“京洛五都”5.0版——“隋唐洛阳城”的奠基人，隋炀帝对洛阳城的贡献在于二点：一是将伊洛盆地的政治中心迁回谷、瀍两水之侧；二是将洛阳变成了一个跨洛水而兴的城市。
隋炀帝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热衷于修筑运河的帝王。在他登上帝位之后，沟通黄河与海河水系的“永济渠”，与沟通黄河与淮河的“通济渠”，加上沟通江淮的“邗沟”，以及江东平原上的那些运河，共同造成了一张覆盖中国东部的水路交通网。当你知道这些运河最终都是服务于洛阳时，就不会为隋炀帝舍弃地势上更为安全的汉魏洛阳城，而重回洛地的西端感到意外了。
当然，谷水当年对东周王城所造成的威胁，也是必须考虑到的现实问题。为此，隋唐洛阳城选择的是与规模较小的瀍水相接。这条发源于邙山西端的河流，也是现在洛阳老城区的成就者。换句话说，当年隋炀帝的这个选择，让洛阳的位置从此进入了一个固定期。除了跨瀍水而建以外，隋唐洛阳城与前世诸王朝最大的不同，在于它还是它向洛水之南的延伸。在隋唐洛阳城，宫城的位置位于洛水以北的城市西北角。瀍水两侧及洛水之南，则设计为承担居住功能的里坊。单从面积来说，隋唐洛阳城在洛水之南的面积，甚至比洛水之北还要更大些，但由于作为政治中心象征的宫殿区仍然位于洛水之北，“洛阳”之名在隋唐时期还算得上是贴切。
让一条大河穿城而过的优缺点都是显而易见的。优点是可以依托水利之便为城市的物流、商业服务。为了进一步打通洛阳城与黄河的水上交通通道，隋炀帝还引谷、洛两水，在洛水之北重新开凿了一条新的河道穿城而过，并最终在今偃师市东南注入伊洛河。这样做的另一个好处，在于可以缓解洛水对洛阳城的威胁。这种又河道并行的结构，久而久之还造成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隋唐洛阳城以东的洛水故道逐渐干涸废弃，原本的运河则成为了当下我们看到的洛河河道。看到这里估计已经有人想到了，正是这次人为改道，将二里头遗址由伊洛河之北转移到伊洛之间。
为了让长安也能够通畅的与大运河相连，隋炀帝甚至尝试过移除三门峡中那几块阻碍航道的礁石，只是受技术所限无法做到。这使得洛阳城最终成为了南北运河的最大受益者。然而让一条大河穿城而过的缺点也是十分明显的。这种做法一方面会增加城市的防御难度，另一方面会让整个城市更容易遭受洪水的侵害。事实上，无论是汉魏洛阳城还是隋唐洛阳城在实际使用时，靠洛水太近的城区都显得人气不足。那些靠近洛河的城墙，同时还必须承担防洪任务。
隋唐洛阳城在设计上的先天不足，使得洛阳在失去“京洛”地位后的历史中，其城区又回缩至了“洛水之北”。不过就当下的情况而言，受中国城市化进程提速的影响，洛阳也和很多城市一样，将原本一河之隔的郊区开发为新的城区。出于“一张白纸好作画”的理由，类似的新区往往在基建上会更受重视。具体到洛阳来说，甚至已经将行政中心迁至了伊洛之间。以至于对历史不甚了解的人，单看洛阳现在的城区范围，已经很难再体会到“洛水之阳”的地理定位了。
对于被边缘化了几千年的伊水来说，洛阳城市中心尝试向洛水之南转移是一件利好。不过伊洛之间洛阳新区并没有以“伊洛”为名，而是选取了更有旅游知名度的“龙门”，与洛水联名组成了“洛龙区”之名。中国人知道“龙门”这个地名，大抵是因为“龙门石窟”。作为中国三大石窟的成员（另两个为莫高窟与云冈石窟），那些始建于北魏时期的精美造像，每年吸引着无数游客前面参观。不过我们更关心的并不是造像，而是石窟的选址。
“龙门”还有一个知名度不那么高的名字——伊阙，能够帮助定位它的位置。伊是伊水的伊，阙则是大门的意思。合在一起你能想象，这个位置应该是伊水由周边山地，注入盆地腹地时的水口。除了能够在峡谷石壁上开凿石窟之外，这样一个阙口显然还有资格成为一个紧要的关口所在，这个关口就是“伊阙关”。事实上，作为一个群山环绕的盆地，洛阳周边类似地理位置的关口远不止于龙门一处。除了伊阙关和已经解读过的汉函谷关之外，最起码还包括六处，包括：广城、太谷、轘辕、旋门、小平津、孟津等六个关口。合称为“八关都邑”或者“洛阳八关”。
公元188年，为了平息延绵不绝的黄巾之乱，当时的汉灵帝做出了两项事关帝国安危的决定。一是将“刺史”一职改为“州牧”；二是在洛阳周边诸关口各设置一名都尉，具体负责这个方向的防务，合称为“八关都尉”。将刺史改称为州牧，改变的并不仅仅是官职的名称。刺史的“刺”有刺探之意，意指刺史一职的职责，为替中央政府刺探诸监察区的情况。反观州牧一职，重心则转至了这个代表着管理之意“牧”字上。这意味着，原始功能为监察区的州部，正式转化为一级行政区。
州牧一职的设置，有助于提升戡乱的效率。然而这同时也意味着，中央集权力的极大削弱。借助平乱所壮大的军队，州牧们很快进化为了割据地方的诸侯。可以这样说，正是这一转变直接导致了东汉帝国的崩塌。相比之下，为上述八关各设置一个都尉，具体负责洛阳一个方向的安全，进而阻止黄巾之乱由东向西波及两京，倒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只是在天下已经因州牧制的实施而变得分崩离析时，这样的设置变得毫无意义。后来的事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对帝国中央造成致命伤害的力量，并非来自洛阳以东，而是关中以西的凉州（董卓）。
尽管八关都尉的设置并没有对延缓东汉王朝的衰败，不过这一设置倒可以帮助我们，全景式的了解洛阳的位置，以及通过周边诸地缘板块的战略通道。值得一提的是，南崤道上并没有关口入选“洛阳八关”。这很大程度是因为，从青龙涧河至洛水河谷之间的通道，并非沿着一条连续的河谷。在北崤道更为直线且转接更为简单的情况下，汉函谷关成为了洛阳的西大门。当然，之前也分析过，南崤道的存在始终让汉函谷关防御功能打了折扣，所以才会有曹操新修潼关，以及曹魏政权在秦函谷关之侧修筑魏函谷关之举。
回到伊阙的位置话题上来。伊水中、下游的相接点，其身后的伊水河谷整体位于熊耳山与外方山之间（熊耳山是其与洛水的分水岭）。如果说函谷关是洛阳的西大门，那么伊阙就是洛阳的南大门了。历史上，在这个战略要点上曾发生过很多著名战事。公元前293年，秦军曾经在此大败魏、韩联军，打开了东入中原的战略通道。在这场战役中，二十四万魏韩联军全军覆没，使得“伊阙之战”成为先秦仅此于“长平之战”的第二惨烈战役。这两场战役的指挥者白起，亦因此获得了“人屠”的外号。
“伊阙”的位置属于典型“两山夹一谷”的结构，在构筑关口时这种选择时很是常见。比如汉函谷关的位置，就位于崤山和东崤山所包夹而成的谷水河谷之上。不过比较下来，两条河谷相接的分水岭处通常会更有唯一性，并且更容易成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雄关。之所以没有选择在伊水分水岭处构筑关口，是因为能够与伊水河谷对接的河流并非只有一条而是有两条。这两条河流就是在豫州部分重点分析过的汝水和颍水。其中汝水上游由外方山与箕山山脉之间流出，颍水则发源于嵩山与箕山之间。透过这两条河流所打通两条通往淮北的战略通道，可以命名为 “伊汝走廊”和“伊颍走廊”。
考虑到汝、颍两水不仅能够帮助伊洛盆地连通淮北之地，更是洛阳通往荆州主通道，两汉在汝、颍两水的水上游又各设置了一个外关，包括汝水上游的“广成关”（具体位置在今汝阳州市临汝城南），以及于颍水上游河谷的“太谷关”（具体位置在今伊川县白沙镇）。考察广成关与太谷关的位置，你会发现这是两个与伊阙关相似的“两山夹一谷”的选择。三座关口互为犄角，共同形成了对伊洛、伊颍两条战略走廊的钳制。
综上所述，洛阳的南大门是由伊阙、广成、太谷三关所共同构成的。只是如果说整个伊洛盆地的南大门，位于嵩山之上的“轘辕关”（位于偃师市与登封市交界处）估计会有异议了。与前述关口不同的是，轘辕关是一座依照分水岭原则，在嵩山之上构筑的关口，其所分割的是颍水和伊水水系。贵为“中岳”的嵩山在主脉中段有两座主峰——太室山和少室山。其中大家熟悉的少林寺便位于少室寺，金庸小说《笑傲江湖》中的嵩山派，则以太室山为根基之地（当然，历史上并没有嵩山派这个武林门派了）。
太室与少寺两山之间的一条颍水左岸支流，帮助轘辕关连通了与颍水河谷的通道。基于少林寺的盛名，当下这条河流被命名为“少林河”。而在轘辕关以西，与之对接的是伊水右岸支流属性的马涧河。由于嵩山山势险峻，在进入洛阳还有诸多更为便捷通道的情况下，轘辕关在历史上露脸的机会并不多。考虑到伊阙的位置过于偏向伊洛盆地的西侧，轘辕关的存在更多是为了加强伊洛盆地东部，与颍水河谷间的联系。
在洛阳的北部争夺“北大门”之名的同样不只有一座关口。在这个方向上，小平津关和孟津这两座背依邙山、面朝黄河，兼具渡口功能的关口，帮助洛阳抵御着来自河内地区的威胁。这当中最早出现在中国地缘政治舞台上的是“小平津关”。从地形图上你可以看出，邙山在今天洛阳市孟津县境内的走势，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薄弱处。这个位置，就是当年洛阳北渡黄河的主通道。
“小平津关”故址上，当下建制有隶属孟津县的会盟镇老城村。历史上，这个点位曾长期充当着孟津县城。只是这样一个背山临河的点位固然在位置上有优势，但也容易遭受黄河水患的困扰，迫使孟津县城后来不得不搬迁至了邙山南麓。至于说当年为什么没有叫“孟津关”而是“小平津关”，是因为当时建制于此的县还不叫“孟津”而是“平阴县”。东汉时的孟津关则位于小平津关以东约25里处（今天孟津县最东端的扣马村）。
“孟津”一名转自“盟津”二字。3000年前，周武王与八百诸侯正是在孟津一带会盟，渡河攻灭殷商成为天下之主。不太确定的只是，当年这些灭商军队到底是从哪个渡口渡过黄河的。从位置上看，小平津关所防护的是直入汉魏洛阳城，位置上对应伊洛盆地西侧的通道；而孟津关所庇护的则是与偃师对接，进入伊洛盆地东部的通道。二关并存的理由，与伊阙与轘辕并立的理由一致。
最后来说说“旋门关”。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函谷关是洛阳的西大门；伊阙/轘辕，广成/太谷，以内外两层结构护卫着洛阳的南线安全；小平律、孟津两关则是洛阳北大门的属性。那么剩下的旋门关，显然就是洛阳的东大门了。与洛阳的南、北两线，都有不止于一个关口争夺大门之名，函谷关的位置又出现过长距离位置不同的是，东大门倒一直是只有一个候选人。只是这样的说的话，一定会有人觉得奇怪，既然位置如此重要，为什么好像从来没听过“旋门关”。那么我们换一个叫法，成皋关有没有听说过？汜水关呢？都没听过的话，作为一个对三国感兴趣的人，演义中“三英战吕布”故事的发生地——“虎牢关”总听说过吧。
是的，你没有猜错。上述几个名称所指向的其实都是一个位置，只是不同时代的不同叫法。由西南向东北方向延伸的嵩山山脉，在伊洛盆地的东侧与黄河几成无缝对接之势。造就济水的“荥阳台地”，便位于在这个山河相接之地的东侧；西侧则是包夹于邙山与嵩山之间的缝隙中的伊洛河谷。台地属性的前者与两山夹一谷属性的后者，分别成就了巩义与荥阳两个当下隶属郑州市的县级市。这意味着，洛阳的东大门可以即可以选择放在巩义的东侧，也可以放以荥阳的西侧。
基于嵩山西侧的伊洛盆地才是受保护的核心，这道选择题的答案是什么已经没有悬念了。在嵩山东北麓与黄河相接的位置上构筑关口，将让洛阳更多一分的安全感。顺着刚才所指引的方向，我们可以在相应位置上找到一个隶属荥阳，名为“汜水镇”的地名，这个点位就是洛阳东大门的所在了。顺便说一下，罗贯中在写三国演义时，其实犯过很多地理知识上的错误。将汜水关与虎牢关误以为是两个关口就是一例。事实上，历朝历代在此所修筑的关城，在具体位置上虽然可能会出现少许偏差，但其所指向的其实都是一个位置。
好了，在“洛阳八关”的概念浮出水面之后，伊洛盆地的基本地缘结构也得以理清。出于对关中平原、洛阳盆地，以及崤函通道的保护，与之隔黄河相望的河北平原南部的“河内”地区（河内郡），以及山西高原南部的“河东”地区（河东郡），也被划入了这片中央直属区属性中。进而形成了“三辅”、“三河”加一个“弘农郡”的行政结构。在进入历史线之后，这些地缘板块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之前内容未能展开的，河内与河东地区之间的通道问题，将会借助具体的历史事件加以解读。下一节，我们将把目光投向帝国的西端，去看看三国之乱的真正策源地——凉州又将呈现怎样的地缘风貌。

胡马羌笛——凉州1 汉源河谷与祁山（ 诸葛亮的心结——黄土高原上的长江水）
提到“凉州”，很多人第一时间在脑海中会浮出出三个字——凉州词，只是具体是哪一首就不一定了。在唐诗中名为凉州词的名篇有很多首，代表性的有王之焕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翰的“葡萄美酒夜光杯 ，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之所以都以凉州词为名，是因为这些诗句在当时都是为来自西域的曲谱所填的词，而这些曲谱又都是从经凉州所引入。
纵观所有的“凉州词”，你会发现有两个元素几乎是一定会涉及的：来自异域的音乐和与边缘民族的战争。使得这个位于中央帝国核心区最西北的州部，自带着一股浪漫和金戈之气。这种混合气质，可以用两个经常出现在唐诗中的词语概括——“胡马羌笛”（当然，胡人同样有音乐，羌人一样有金戈铁马）。尤其在两汉时期，混合了这两大边缘势力的凉州，成为了帝国兴衰关键先生。来自凉州的两个代表性人物：董卓和马超，让凉州，更是让这片西北之地为三国迷们所熟知。
凉州的地缘复杂性，首先体现在其地理结构的复杂性上。总体来说，东汉时期的凉州与后来的甘肃省几乎重叠。很多人已经从甘肃省的轮廓感受到了凉州的地理复杂性。这个东西纵横1600公里、南北最窄处却只有25公里的哑铃状省份，很难不让人为它的稳定性担忧。不过这里所说的“甘肃省”并不是现在的甘肃省，而是清朝时期的甘肃省。从地理结构来说，无论是东汉时期的凉州，还是清朝时期的甘肃省，都包含有：陇东高原、西套平原、陇西（右）高原、西秦岭山脉、河湟谷地以及河西走廊，共计六大地理单元。
上个世纪中叶，基于当时政治整合中央之国需要，西套平原与河湟谷地这两个重要地理单元从甘肃境内分离。以前者为中心成就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后者则成为了“青海省”的核心之地。这意味着无论从地理还是地缘角度，凉州的结构其实比现在的甘肃更为复杂。
如果按照天下九州的设定，这些归属凉州的地理单元，属于以关中平原为中心的雍州的边缘之地。在关中平原成为京畿之地后，上述六大地理单元中并没有一个与之相当，足以对周边地区拥有压倒性优势的核心板块。除此之外，凉州六大板块之间的地理、地缘属性也有着很大的差异。这点从西套、河湟后来的归属也可以看出。相信随着凉州部分的展开，不仅笼罩在三国时代的一些谜团能够解开，这一行政变迁的地缘背景亦将浮出水面。
最先进入视野的是隔陇山相望的陇西、陇东两大高原。比较下来，陇东的地理结构要明晰的多，其全境为泾水水系所覆盖。除少量用来庇护西套和关中平原的边缘山地，被归入宁夏和陕西境内以外，大部属于当下的甘肃省庆阳市与平凉市所辖。水系是划分这个两地区的地理基础。与大多数河流一样，泾水上游同样存在两条难分伯仲的上源：其中南源发源于陇山东北麓，西南向流淌成就了现在的平凉地区；北源发源于陇东高原与鄂尔多斯高原相接之地，向南流淌成就了现在的庆阳地区。两条上源的交汇处则成为了当下甘肃与陕西的分割点，而当年凉州与司隶地区间的分割，亦大致遵循此规律。
既然有两条上源，就一定要分出个干、支的名分来。早在先秦之时，在这场PK就已分出了胜负，夺取泾水之名的是平凉境内的南源。而北源在汉代则被称为“泥水”，后在隋唐时更名为“马莲河”并沿用至今。实际上要是让地理学家来认定的话，长度更占优势的北源才应该是泾水的正源。然而无数案例已经证实了，古人更多是从实际价值的角度，来认定河流的身份。换句话说，被认定为正源的这条南源，在地缘政治上能够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关于这点，在“关中四塞”部分已经通过萧关提到。泾水南源的核心作用，在于对接了两条路径：一条是通往西套平原，另一条通过陇右高原。前一点使得萧关得以压倒陇关，成为关中地区的北大门。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西套平原会比陇右高原更为重要。后者的安危，直接关系到关中平原乃至整个王朝的存亡。以三国时代来说，诸葛亮的大多数北伐，都是试图由陇右而入关中。
刚才我们在说，以凉州六大地理单元间的潜力比较来说，当下并没有鹤立鸡群者，但单纯从位置上看，陇右可以算得上是中心板块。其余五个地理单元均环绕于它的四周。即使剥离掉北部的西套平原及西侧的河湟谷地，亦无损这一中心地位。陇右高原西端的兰州成为当下甘肃的省会，便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
与由同一水系所覆盖的陇东高原相比，陇右的情况要显得复杂许多。身为黄土高原的一部分，整个陇右高原位于：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秦岭以及陇山山脉之间。黄河在它的西侧由青藏高原而下，西北方向流入河套地区；渭水则由黄土高原的西端，沿秦岭北麓向东流淌，注入关中平原。这使得分布于陇右高原的其它河流，在身份上看起来面临两个选择：一是注入黄河得到一个黄河一级支流的地位；二是注入渭水，成为黄河的二级支流。
抛开渭水黄河一级支流的属性，将流经陇西的渭水上游视为一条单独河流的话，依水系归属可以将整个陇西高原切割为两部分，即西北部的黄河流域和东南部渭水流域。以区位来说，直接庇护关中平原安全的是渭水流域。西汉时以之为核心建制了“天水郡”，郡治设在平襄县（今通渭县平襄镇）；东汉时则改称为“汉阳郡”，郡治移至冀县（今甘谷县），并在行政范围上做了一定微调。
人口是反应一个板块潜力的重要指标。作为一个边远州部，整个凉州的人口并不能跟东部地区相提并论。凉州共划分为十二个郡国，其在天下大乱之前的人口数量约为50万，这当中生活在渭水上游的就有1/3。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陇东（凉州部分）及西套平原的人口相加，亦不过只有5万左右。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人口仅指的是户籍人口，鉴于凉州的民族结构复杂，会有部分边缘部落未被统计进去。不过在籍人口的比例，已经足以证明渭水上游地区，之于整个凉州的重要性。
渭水上游之所以如此重要，秦人当年对这一地区的开发。秦人的祖先原本生活在山东地区，与殷人同属于东夷体系。因参与了西周初年的“三监之乱”，被周人西迁至陇右的渭水上游地区。从位置上看，这相当于从天下的最东头转移到了最西端。对于周人来说，这样做的一个好处是，秦人原本不属于原本在黄土高原威胁关中的西戎体系，依附于周人能够帮助他们在西戎的夹缝中求生存。
后来的事情大家也都知道了，尽心帮助周王朝抵御西戎的秦人，抓住历史机遇得以进驻关中平原，并最终成为了关中和天下之主。顺便说一下，当年被迫从山东西迁的秦人先祖，并没全部进入了陇右，其中有一支落户于山西高原。后来在三家分晋时同样抓住一次历史机遇，成就了战国七雄中的赵国（因此有秦赵同祖一说）。
把视线转回到陇右。在商周时期，以渭水上游为主体的这部分陇右高原，被泛称为“西垂”。其中心区大致与现在甘肃省天水地区相重合。然而秦人最初在此谋得的根基之地，地理上却并非属于渭水流域，而是在渭水之南的西汉水上游，具体来说位于现在的甘肃省礼县。这片土地在先秦之时被称之为“西犬丘”，狭义的“西垂”亦指向于此。及至秦汉，彰显整个区域地缘属性的“西”字被沿袭下来，建制为了“西县”。
东汉时的“汉阳郡”与西汉时的“天水郡”最大的变化，便在于将渭水之南的“上邽”（今天水市）与西汉水上游的“西县”（今礼县），由西侧的陇西郡划入了“汉阳郡”范围。整个郡级行政区的名称，亦因这一调整而改变。之前的内容曾经说过，现在的汉水在两汉时期被称之为“沔水”，嘉陵江上游属性的“西汉水”才是汉朝的“汉水”。鉴于“西县”汉水流域属性，及位于整个郡最南端位置，汉阳一名可谓名符其实。问题在于，东汉王朝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调整，这是否意味着礼县所在的这条西汉水河谷，在地缘政治上有什么特殊的价值。
情况的确如此。颠覆性的事实是：不管你把它叫作“西垂”、“西犬丘”、“西县”还是“礼县”，这片土地的地理属性都是一片在流域上，归属于长江流域的黄土高原，区位上属于陇右高原的一部分。颠覆性不在于，这一认定让我们刚才把陇右高原切割为黄河和渭水流域的说法，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漏洞，而在于几乎在所有人的印象中，黄土高原都会是一个纯粹的北方概念。之前的内容也让帮助大家认识到，黄河才是黄土高原的经脉。充当南北气候分割线的秦岭，有如一道天然长城一样，将其与长江水系间隔开来。
不过再坚实的城墙也可能有薄弱之处，在西秦岭山脉就存在一个向南凹陷的较大缺口，行政上包含天水市的南部与礼县东部一带，其专业名称为“西秦岭山地间断凹陷地带”。无论从海拔、气候还是土地性质来说，这个位于西秦岭的凹陷带都与整个陇西高原相一致。换句话说，它是黄土高原的一部分而不是秦岭的一部分。
问题在于，秦岭在这个区位的向南凹陷，也让一直与黄河相安无事的长江有机可乘，得以在这个方向通过西汉水向黄土高原延伸一个突出部。放大观察西汉水在此的走向，你会发现源出当下天水市秦州区南部的西汉水，向西流经当下的礼县县城后开始向南转折，礼县县城所位于的这个转折点，可以被视为秦岭与黄土高原地貌的分割点。分割点以西、以南属于秦岭属性的石质山地，并不适合大规模开发；分割点以东，则呈现的是河谷与黄土梁相间黄土高原地貌，无论从生产还是生活条件都比较适合人居。
礼县县城以东这段东西向的西汉水河谷，是这一小片长江流域属性黄土高原的中轴线。基于其“汉水”（西汉水）源头的属性，可将之命名为“汉源河谷”。作为秦人的祖地，这一小片三面为秦岭包夹、一面与渭水水系相接的黄土高原，是如此的不起眼。以汉源河谷的长度来计算，其东西纵深不过30公里。然而它却如一只在亚马逊雨林扇动翅膀的蝴蝶一样，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当年秦人在被迫迁往西垂之时，原本覆盖整个陇右黄土地带的是属于西戎体系的部落。即使你不知道这些部落的文化特点，也能感觉到与之原本相隔几千里的秦人，与之在各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作为异类的秦人，选择在黄土高原的最边缘地带求生存，能够最大限度的保护自己。最起码当他们遭遇攻击时，可以选择迅速转入秦岭避险。
异类的属性，使得秦人在定居“汉源河谷”后，一直处在与西戎部族的战争中。在秦非子因善于养马，而被周王朝升级为附庸并带领部分族人迁往陇东之后，留在汉源河谷的老秦人还一度被西戎部族所族灭。后在周天子的支援下，秦人得以兴复故土，并逐渐成为整个西垂之地的霸主。不过3000年前被迁徙到这片极边之地的秦人，应该没有想到在“汉源河谷”的这段成长经历，竟然帮助他们在800年后击败最大的对手楚国，成为天下之主。
无论从土地属性还是气候环境来说，位于秦岭北麓的汉源河谷都属于“北方”范畴。这使得秦人在扩张时优势会优先考虑黄土高原方向。不过最初选择定居于此的秦人，应该还不知道西汉水的最终走向。穿越秦岭之后的西汉水，与从中、西秦岭山脉间流出的故道水汇合后，变身成为了纵贯四川盆地东部的嘉陵江，并在重庆境内注入长江。这意味，汉源河谷与当时被称为巴蜀之地的四川盆地之间，存在一条可以连通彼此的天然通道。汉源河谷亦可被视为，整个陇右高原通往四川盆地的跳板。
可以这样说，基于汉源河谷的地理属性，秦人是整个黄土高原乃至整个北方地区，与长江流域地缘最为接近的族群。在汉源河谷定居的秦人，无疑会在后来的岁月中，逐渐了解到他们与四川盆地之间，存在一条能够连通彼此的的战略通道。至于到底是什么时候搞清这一点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秦人后来的确利用嘉陵江通道征服了巴蜀之地。
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说，秦国与楚国在战国的胜负手是四川盆地。在夺取四川盆地，尤其是以成都平原为核心的蜀地之后，秦军不仅获得了一个巨大的粮仓，更可以顺流而下攻击位于长江中游的楚国。后人对一个立足于黄土高原的诸侯，能够抢在楚国之前得到位于长江上游蜀地多有困惑。在了知晓“汉源河谷”的长江水系属性，并了解过秦人在汉源河谷的生存经历后，相信大家对这一结果的产生会有更多的感慨。如果说当年老秦人们选择在一片长江流域属性的黄土地上开始，是一种偶然的话，那么数百年后利用汉源河谷作为进入长江流域的跳板，就带有必然性了。
当历史的车轮驶入三国时代后，汉源河谷及与蜀地相通的嘉陵江走廊，险些再次成为影响天下归属的关键先生。不同之处在于，这次最想利用这条战略通道及汉源河谷这块跳板的，是来自蜀地的力量。如果你知道“汉源河谷”所代表的这片黄土高原，还有一个更为知名的地标时，就不会为我这样说而感到惊讶了。对于一条纵横于山地的河流来说，河谷两侧必定存在与之相依相生的山体。而与汉源河谷相伴而生的这段山体，几乎可以算得上是三国故事中最知名的一座山，它就是“祁山”（具体位于河谷的北岸）。
经过演义的渲染，诸葛亮“六出祁山”北伐曹魏的故事可以算是家喻户晓。虽然事实上，诸葛亮并不是每次北伐都由祁山而出，试图先拿下陇右高原再图关中，但经过前面的解读，大家应该明白祁山或者说汉源河谷的特殊地理属性，使之有能够充当改变蜀汉命运的关键点。

胡马羌笛——凉州2 河首之地与秦人在陇右的扩张
尽管秦人早在3000年前就已经在陇右立足，但一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秦人都未能控制整个陇右高原。这一点可以从“秦昭襄王长城”的走势看出。历史上秦国有两次大规模修筑长城的行为。一次是公元前272年，当时的秦昭襄王攻灭了盘据于陇东高原的“义渠戎”。在消灭秦国在黄土高原的最大威胁，整个长城由陇右高原中部，经萧关北入陇东高原北，向陕北高原北部延伸。这便是又称“战国秦长城”的秦昭襄王长城。另一次则是大家所熟悉的，半个多世纪后（公元前215年），秦始皇派蒙恬所筑的“秦长城”。后者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将原来的秦、燕、赵长城连起来，构筑成一条完整的西、北防线。
秦昭襄王长城的走向可以帮助探究，战国时期秦国在陇右的势力范围。纵观秦昭襄王长城在陇右高原的走势，你会发现它大体就是沿着渭水与黄河的分水岭在走，将“西垂”之地及跨越陇山的萧关、陇关置于身后。不过总得来说，这条西南、东北走向的分水岭，防御方向还是北方。想要将秦国的土地完整置于长城的保护下，还需要有一段能够与秦岭紧密相连的南北向长城，充当秦国的西大门。
一条北向注入黄河的河流——洮河，成为了秦国西大门的选址。在黄河的一流支流中，洮河是仅次于渭水的第二大河流。如果说渭水能够在这场比拼中拔得头筹，是因为黄土高原和秦岭的贡献，那么成就洮河的主要是青藏高原。洮河发源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西倾山东坡（西倾山为昆仑山脉的最东端山体），向东流淌400余公里，然后在岷山与秦岭相接处的甘肃省岷县转而向北，由青藏高原与秦岭间的缝隙穿出进入黄土高原，并于今甘肃省永靖县注入黄河。
公元前4世纪初，一直在渭水流域苦心经营的秦国，终于溯渭水而上突破至与渭水源头近在咫尺的洮河河下游地区。原本生活于洮河河谷的是一支被称之为“狄戎”的边缘部落。之所以用这个兼具南、北边缘属性的名字命名，是因为“狄戎”与秦人一样，并非属于原来的西戎民族，而是周初时从晋陕大峡谷一带迁居而来的。这意味着，在华夷五方的定位中，其原本的族群属性为北狄。
基于这一历史背景，秦人在征服狄戎之后，将在洮河下游建制的行政区命名为了“狄道”，当下则为甘肃省的临洮县”。为了将洮河打造成秦国的西部防线，秦人还在位于洮河中下游转折点，也就是现在的岷县设置行政区。容易引发混淆的是，秦人在当下岷县位置上所建制的行政区，才是最初“临洮”，及至我们正在展开的三国时代，这一名称仍在沿用。诸如此类地名易位在历史上十分常见，其理由大致都与前面解读过的“武昌”之变类似。
相比之下探究这一地区变迁的过程，更吸引我们目光的是，秦国在洮河河谷的经营情况。对于一直担忧西垂安全的秦国来说，南北向的洮河是一条不错的天然防线。为了增强其防御力，秦国在修筑战国长城时，将当时的临洮（岷县）定为了起点，沿洮河东岸向北延伸至狄道北，然后转向东南方向，与沿黄河、渭水分水岭修建至渭水源头处的长城相接。
如此依托洮河河谷及河、渭分水岭而修筑的长城，为秦国的西垂地区打造了一条能够将从西、北两面抵御戎狄攻击的坚实防线。但这样的设计同时也告诉我们，秦国当时并没有控制住整个陇右高原。从地理角度来说，如果想将陇山以西那些适合耕种的黄土之地，尽数纳入版图的话，需要将防线推进至黄河沿岸。以秦国在战国后期的实力来说，并非做不到这点。问题在于，秦国在陇右的一系列军事行动，战略目标只是为了消除西部边缘部族对关中平原的威胁，然后集中全力与关东诸侯博弈。而这一目标在击败义渠戎并修筑陇右长城后已经达到了。
统一天下之后，帝国属性的秦国终于可以认真思考，将防线继续向陇右高原边缘推进的想法。要做到这点，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跨越洮河长城，向洮河以西地区扩张。虽然已经无限接近青藏高原，但狄道所处的洮河下游河谷并非是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分割线。换句话说，在洮河以西与青藏高原之间，还存在一小块黄土高原属性的土地。汉源河谷的经验告诉我们，越是这种靠近大板块相接之地的小地理单元，越有可能发挥独特的地缘政治作用。
有三个位于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相接处的节点，可以帮助大家感受这个小地理单元的区位特点。洮河流出青藏高原的峡谷口被称之为“上峡门”（今属甘肃省渭源县）。在这个地貌转折点西北约100公里处，黄河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开始由青藏高原而下过渡到黄土高原，这个转折点的名称为“积石峡”。同时在积石峡与上峡口，或者说黄河与洮河中间，还存在一条同样从青藏高原流出，进入黄土高原地貌的河流——大夏河，它在两大高原间转折点被称之为“土门关”。
积石峡、土门关、上峡门三个节点，将黄河与洮河之间的这段青藏高原边缘山体分割为两段。其中位于积石硖与土门关之间的山体被命名为“积石山”，上峡门与土门关之间的山体则被称为“太子山”。为行文方便，整段山体可合称为“积石-太子山”。整段山体的特别之处在于，青藏高原的边缘整体呈现的是向外凸起状，但在积石-太子山处，这条优美的边缘弧线却呈现反转之态，使得黄河、姚河与积石-太子山之间，合围出一块类盆地状的山前坳陷区，鉴于于这一区域当下的行政主体为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区”，这块坳陷区在地质学上被命名为“临夏盆地”。
以盆地来命名这片土地其实是有些勉强的。一方面是因为其与黄土高原相接的东、北边缘，地势与腹地的高差并不明显；另一方面是因为整个区域内部并没有形成大片的冲积平原，呈现出的是沟壑纵横的景象。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在地形图上，一眼找到这个略向青藏高原方向凹陷的低地区。当然，这里说的“低”是相对青藏高原，若是相对陇西高原的其它区域，其平均海拔则要高出不少。以整个板块的中心城市临夏市而言，其海拔接近2000米，而在渭水流域的天水市，海拔则降至了1100米。
总体上说，临夏盆地属于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这种过渡性不仅体现在海拔上，更体现在农业条件上。其农业条件较身后的青藏高原地区要好上许多，但在黄土高原比较又不算好。这使得临夏盆地与那些标准农业区相比，会混合更多成分的畜牧成分。此外，观察甘肃省的行政划分，你会发现“临夏回族自治州”并不是这个省份最西南部的地级行政区，甘肃省在它的南侧还吸纳有一块行政名为“甘南藏族自治州”的青藏高原。
积石-太子山在充当青藏高原边缘的同时，也承担着行政分割临夏与甘南的任务。基于这一区位，积石-太子山身后这片为甘肃所辖的青藏高原，被称之为“甘南高原”。反观在临夏盆地的东、北两侧，建制的则是同样隶属甘肃，但却没有民族自治属性的定西、兰州两个地级市。结合整个区域的地理环境、相关民族在生产方式上的特点，你会发现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之间的地理差异，包括临夏盆地于的地理过渡性，在当下的地缘政治层面得到了有效映射。
回到2200年前。当时跨过洮河的秦王朝，在居于临夏盆地中部的大夏河畔建制了名为“枹罕”的县级行政区，这便是现在地级市属性的临夏市的前身。此后，在大秦帝国的版图上，枹罕取代了洮河右岸的狄道，成为了中央之国的西部行政起点。然而要为这片“青藏高原山前坳陷区”寻找一个地缘标签的话，太过遥远的“枹罕”和时下的临夏，都还不是最合适的。想了让这个最合适的标签浮出水面，就要先了解一下，积石峡和积石山在古人心目中的定位。
积石山之名源出于《禹贡》和《史记》中所记录的，大禹治水时所采用的“导河积石”之法。本着治水应从源头处治理的思路，古人曾试图通过寻找黄河源头的方式，找到大禹治水的起点。而“积石山”和“积石峡”之所以得名，便是因为古人在无法深入青藏高原考察黄河源头的情况下，将这个两大高原相接的分割点，笼统的认定为了黄河的出处。至于积石山身后的黄河水又是从何而来，用一句浪漫的“黄河之水天上来”便可以解释了。
积石山的河源定位，为临夏盆地在两汉时赢得了一个听起来地位极高的地缘标签——河首。“河”为黄河，“首”则是源头之意。在三国时代，以枹罕为行政名的河首地区，曾成就过一个隶属凉州军事集团的军阀“宋扬”。这个后来被夏侯渊所攻灭的小军阀，当时的自号就是“河首平汉王”。
通过上述解读大家应该清楚了，不管是秦人始建的枹罕还是现在的临夏，还是汉代所称的“河首”所指向的都是以大夏河为中心，由黄河和洮河所包夹而成的这一小片黄土高原。有趣的是，中央之国核心区边缘的几个枢纽板块，如：河套、河湟、河西，名字中都有一个“河”字。单纯从地理位置和土地属性上来看，河首地区与上述几个枢纽板块有着相似之处，都处在农牧相接之地，又与一个大的边缘板块紧密相连。比如河套地区连接着蒙古高原；河西则指向西域。
然而历史上，河首地区的表现却并不算出彩，并没在成为中原王朝渗透青藏高原的主跳板。这是因为在连通青藏高原的问题上，有一片与之紧密相连，但却又比之更深入青藏高原腹地的农业之地来承担这一重任。这片土地就是与河首地区隔黄河与积石峡相望的“河湟谷地”。好在整个河湟谷地已经在汉武帝时期，伴随着汉朝与匈奴的战争，被纳入凉州范畴，使得我们能够在后面的内容中看到这个枢纽板块的出场。
在始皇陛下为帝国扩张西部边界时，他暂时还没有思考到这一步。积石峡以东的黄河河道，才是秦帝国新建陇右防线的选址所在。这倒也不能说秦始皇的眼光不够长。要知道汉帝国也是立国后80年（公元前121年），在张骞带回西域的地理、地缘情况后，出于“断匈奴右臂”的战略构思，才跨越黄河争夺河湟、河西地区的。在匈奴持续壮大的情况下，如果王朝不是那么快覆灭的话，原本就视陇右为祖地的秦人也许会比汉朝更早一步向西扩张。
事实上，汉帝国在建立之初所设立的大多数行政区，都是直接继承于秦帝国。在直接统治范围上，甚至一度收缩了不少。只是鉴于秦帝国的国祚实在太短，很多继承关系必须有赖新的文字考古发现才能够坐实。这种情况，在陇右高原的黄河流域部分表现的尤为明显，以至于在枹罕以东的陇右高原上，暂时无法确定更多的始建于秦朝的行政区。
河流能够帮我们推断出，秦始皇是如何向西扩张帝国防线的。除去规模较小的河流以外，洮河以东还有一条较大河流北向汇入黄河：祖厉河。其右岸支流源出于宁夏境内，连接陇山山脉与祁连山脉的“屈吴山”，左岸支流则与洮水隔分水岭相望。可以这样说，不考虑大夏河、西汉水源头这些规则较小水系的话，整个陇右高原的主体就是由：渭水、洮河、祖厉河三大河流所覆盖。
祖厉河之名，源自于西汉在祖厉河下游所置的“祖厉县”，其位置在当下的甘肃省会宁县。之所以选择这个位置，是因为此处是祖厉河东西条上源：祖水和厉水交汇之处。与只贡献了上游的渭水和只有下游在陇右高原的洮水相比，祖厉河虽然是流程最短的河流（干流全长只有224公里），但胜在全境位于陇右高原。从流域覆盖的角度来说，甚至比洮水在陇右的部分还要更大。在汉代开通丝绸之路后，如果经行的是萧关道，那么在穿行陇右高原时主要借助的就是祖厉河水系；而要是经行陇关道，这一任务则由渭水和洮河来接力完成。
当秦帝国试图向西扩张防线时，其所遵循的线路大体是由狄道而起，沿洮水下游至河口处的永靖县，然后沿黄河南岸经行兰州，至祖厉河口再溯河而上，最终与秦昭襄王长城相接，形成一个外延至黄河的新缓冲区。只是考虑到黄河本身就是一条天然防线，这条新防线目前看并没有以长城的形式体现出来。
枹罕的建制，以及将防线扩张至黄河之滨的做法，在行政的体现为秦帝国所建制了西起黄河、东至陇山、南至秦岭的“陇西郡”。流域上，包括了渭水上游、洮河下游，以及西汉水上游。至于祖厉河流域，则与泾水上游及西套平原一起，建制了横跨六盘山脉的“北地郡”。问题在于，及至两汉，祖厉河乃至整个陇右高原行政设置又发生了两次大的变化。频繁调整的背后，是西套、河西、河湟三个原本为边缘民族所控制的板块，在汉代相继被纳入中央之国的范畴。
基于这些板块的前线属性，如何控制这些整体位于帝国西北的地区，成为摆在两汉决策者面前的一道难题。下一节将进入我们视线的，将是后来成就过神秘西夏王国的“西套平原”。通过这部分内容你将了解到，西夏崛起的种子其实早在两汉时期就已经种下。

胡马羌笛——凉州3 西套平原与宁东翰海

俗语云“黄河百害，唯富一套”。河套平原无疑是黄河上游最惹人关注的地理单元，历史上，围绕着这片被黄河水浸润的土地，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之间爆发了无数次战争。广义的讲，河套平原指向的是前、后套平原，二者合称为“东套平原”，今为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包头市以及巴彥卓尔市三市所辖。广义的讲，还应该包括宁夏境内的西套平原。
位置上看，东、西套平原都位于黄河那个著名的几字弯之侧。从大的板块来说，处在内蒙古高原与鄂尔多斯高原之间的夹缝中。整个区域远离海洋，来自西太平洋的湿润夏季风吹拂至此已成强弩之末，使得位于河套外围内蒙古高原，年平均降水量处在“十五英寸等雨线”之下，气候上被归类为干燥少雨的温带大陆性气候。相比之下，位于几字弯腹地的鄂尔多斯高原定位则有些模糊，很多时候它被视为黄土高原和温带季风气候区的一部分。问题是与周边黄土地貌的山西高原、陕北高原、陇东高原、陇右高原相比，鄂尔多斯高原要平均海拔要更低，顶面的地势也更为平缓。这使得它所能聚拢的水气，要小于那些在离海距离和海拔上都更占优势的邻居们。
相对低平的地势以及更偏向大陆腹地的位置，不仅让鄂尔多斯高原较少受到东南季风的垂青，还和蒙古高原一样更多遭受干冷的西北季风影响。在亚洲东部，季风分为二种：西北季风和东南季风。所谓季风气候与大陆气候的区别，其实就在于更多受哪种季风影响。在人们的印象中，能够带来降水和希望的东南季风，会更容易显示自己的正向作用。也可以说，东南季风的影响性越弱、西北季风的影响性越强，气候上越偏向于大陆性。不过寒冷而又强烈的西北季风也并非一无是处，除了帮助进入工业时代后的华北地区，吹散冬季的雾霾之后，它对中央之国更为深远的影响，是经年累月将欧亚大陆腹地风化而成的黄土，默默的向东搬运至黄土高原。
从蒙古高原及西域地区经年累月吹拂过来的黄土，吹拂至黄土高原后，在山脉的阻滞之下降落在黄土高原之上，形成厚厚的黄土层。较重的沙粒则沉积在内蒙古高原西南部，那些地势平缓的台面上。位于贺兰山以西的这片蒙古高原，便是这些沙粒的重要集中地。这片当下为为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所覆盖蒙古高原，被称之为“阿拉善高原”。作为蒙古高原的最南部板块，“阿拉善高原”的地缘属性形成与贺兰山有着很大的关联。“贺兰”一名则源自突厥语中的异兽“驳马”，这种异兽外形似马、额生独角，并且凶猛异常。至于说这种怪兽在现实中的依据是什么，并不是我们所关心的，真正值得关注的是 “阿拉善”之名。所谓“阿拉善”其实就“贺兰山”一词在蒙古语的发音，再译转回汉语。
在当代中国的范围内，成规模的沙漠总共有八处。其中分布在阿拉善高原腹地的就有三处，由西至东分别有： 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以及乌兰和布沙漠，由于座落于阿拉善高原，又被统称为“阿拉善沙漠”。整个沙漠地带西起古称“弱水”的额济纳河，东至贺兰山西麓与阴山山脉西南，面积总计约8万公里。
贺兰山及阴山山脉最西端的狼山，客观上成为了一道天然的防沙墙，阻止来自西北的沙粒侵入西套平原和鄂尔多斯高原，这些被山地阻隔的沙粒，亦因此而更多的覆盖在了阿拉善高原上相对低陷的腹地。然而这道防沙墙却又是不完美的，贺兰山并没有向北与狼山连为一体，这就造成了贺兰山与阴山山脉、陇山之间拉开了一个宽约百公里的缺口。从这个缺口侵入鄂尔多斯高原的强风，对地表土壤的破坏性也较其它区位更为严重。当下鄂尔多斯高原北部和东部分别存在的库布齐沙漠及毛乌素沙地，其形成原因与这一地理结构不无关联。
干旱的气候、沙化的土地、平缓的地势，使得能够顽强在鄂尔多斯高原上生长的植被，主要是耐旱的草本植物和灌木。从这个角度，也可将这片土地称之为“鄂尔多斯草原”。当然，大家不要一提到草原就想到“风吹草低现牛羊”的美景。事实上，在整个亚洲地区，这种水草丰美的景象并不多见。有很大比例是年降水量在150～250mm区间的荒漠草原。而鄂尔多斯草原，除了东、南部与黄土高原相邻的边缘地区，降水量有机会超过250毫米以外，大部分都处于这个区间。不管草原的质量如何，在自然经济时代，这样的环境属性都不可能成为一片农耕之地，能够真正成为鄂尔多斯草原主人的，是那些能够适应游牧生活的部族。
在一片干旱的土地上，山地的存在能够显现出更多的价值。具体归属于凉州板块的“西套平原”，贺兰山脉所起到的作用不仅仅是还阻止来自西北方向的风沙侵蚀贺兰山东麓，还粘滞了黄河水的流速，得以让贺兰山与鄂尔多斯高原之间，漫流出一片可农可牧之地。因全境处于宁夏境内，这片河套之地又被称之为宁夏平原。容易被忽视的是，西套平原内部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整体，而是应该被分为两大块，包括中北部的“银川平原”和西南部的“中卫平原”。
银川平原位于贺兰山主脉与鄂尔多斯高原的包夹之中，是整体西套平原的主体。当下行政上由银川、石嘴山、吴忠三市所辖。之所以用“银川”之名，是因为这座城市不仅位于整片中原当中，还有着自治区首府的行政地位加持。需要注意的是，很多时候银川平原的概念会和宁夏平原/西套平原划等号，但实际情况是在宁夏的西南部，贺兰山余脉与黄土高原还包夹出一块面积较小且相对独立的平原。当下在此建制的为地级市属性的中卫市，在没有城市与之竞争的情况下，我们可将之命名为“中卫平原”或者“中卫盆地”。
相比体量更大且受贺兰山主脉所保护的银川平原，中卫平原与阿拉善沙漠的接触要更为亲密。正因为如此，将之与阿拉善高原间隔开来的贺兰山余脉，在历史上被称之为“鸣沙山”，而横穿中卫平原的这段黄河则被命名为“鸣沙河”。如果大家在翻阅历史是，看到了这两个地理标签，且事件发生地位于这一区域的话，那么就会知道它们所指向的是“中卫平原”。
上述划分意味着，面积1.7万平方公里的西套平原，应该是由银川平原与中卫平原组合而成的。中卫平原与银川平原间存在明显的地理间隔。东流至此黄河在周边高地的挤压之下，在二者的分隔点开始向转向东北方向，使得通过两块平原的走势，也可将之分离出来。其中银川平原呈南北向延伸，中卫平原则呈东西向延伸。
还有一个方法可以帮助大家确认银川和中卫平原的位置，包括为整个宁夏内部诸板块定位。很多人应该已经注意到了，宁夏的轮廓有点类似于一个变形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的上半部主体即为银川平原与贺兰山主体，左半部的主体则是中卫平原和陇右高原的边缘。此刻将中卫平原和银川平原的概念从西套平原中提炼出来，可以帮助我们在后面的内容中，更细节的解读西套平原与黄土高原的地缘关系。
单从自然降水来说，西套平原本也应该是一片荒漠草原，其年平均降水量只有150-200毫米。在贺兰山和黄河水的帮助下，西套平原除了不缺少地表水以外，空气温度也可常年保持在60%-70%左右。由于处在乌兰和布、库布其、腾格里、毛素乌沙漠的战略合围中，西套平原比之东套平原更具“沙漠绿洲”的性质。这样一块孤独的绿洲，既能够成为黄土高原农业民族和蒙古高原游牧民族，染指彼此领地的跳板，也能够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比如大分裂）彰显独立性或者自治性。这也能够解释，西夏和宁夏这两个有些特别的政治体，能够依托西套平原出现在中国历史中。
居无定所的游牧民族，穿越荒漠、半荒漠地区进入西套平原并不存在特别的障碍，但对于步步为营，战略上处于防御状态的中原王朝来说，想要控制这个被干旱包裹的绿洲，就要多费些心思了。从地理格局来看，最起码要完全的控制陇右、陇东两大高原之后，才有可能打通稳定通往西套平原的战略通道。这当中尤为重要的是对陇右高原的完整控制。贺兰山的走势决定了只拥有陇东高原，并无法对西套平原建立牢固的控制线。
严格来说，贺兰山并不是南北走向，而是由沿黄河西岸向西南方向延伸。这也是为什么，贺兰山余脉还能够在陇山之西与黄土高原，合围出一块东西走向的中卫平原，同时与陇东高原之间拉开了一定距离。这一地理结构决定了，如果中原王朝能够完整的控制陇右高原，就能够获得一条直连西套平原的战略通道；从陇东高原出发的话，则必须穿越一块游牧民族占优的鄂尔多斯高原。这也是为什么，没有做到这一点的秦照襄王只能从陇右高原中部开始，沿陇东、陕北高原的边缘修筑长城。统一之后的秦朝，在将陇右的防线推进至黄河的同时，也将西套平原纳入了帝国的版图。
充当西套平原与陇东高原连接部的，是鄂尔多斯高原的西南角。历史上，这个位于西套平原东南区域，曾经有一个看起来很辽阔湿润的名称——翰海。不过游牧民族口中的“翰海”译自突厥语的名词，指向的可不是一片水泽之地，而是指辽阔的荒漠、半荒漠化土地。最有名的翰海位于外蒙古南部，将整个蒙古高原分成南、北两部分的。这片总面积达130万平方公里的干旱土地，又被称之为“大戈壁”。
插入西套平原与陇东高原之间的这片“翰海”面积并没有这么大。因为这条西北、东南走向的分割线一带，当下已成为了宁夏与内蒙古的东部边界。如果把当下的行政区划与地理结构对应来看，你会发现在隶属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市，唯一未能覆盖的鄂尔多斯高原部分，正是这片位于宁夏东部的翰海。为了与历史上出现的其它翰海相区别，我们可以依据其现在的行政归属命名为“宁东翰海”。
地缘政治上看，宁东翰海成为宁夏而不是内蒙古的一部分，是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长期博弈的结果。如果不是上世纪中叶建立民族自治区的话，它本应该和陇右、陇东两大高原的主体一样留在甘肃境内。这一行政变迁在彰显了西套平原中央之国核心区成员属性的之余，也凸显了其在地缘上的独立性甚至孤立性。
位置上看，宁东翰海所覆盖的区域，属于宁夏“十”字架结构的东部，与西部的中卫平原相对。为了庇护纵容其间的交通线，当年控制了西套平原明王朝，将沿陕北高原边缘修筑的长城，在此向西北方向做了个转折，由陕西省定边县向银川方向延伸。内蒙古与宁夏在此的行政分割线，便是大致沿这条长城线划定的。这两条连线的存在，也帮助我们确定了宁东翰海的东北边界。
在当下的行政区划中，宁东翰海大部为宁夏自治区吴忠市所辖，小部分为隶属银川的灵武市所辖。如果你知道，整个地区最著名的土特产，是出产于荒漠草原上的“宁夏滩羊”，应该会对它的自然环境有一个更直观的认识。位置上看，与宁东翰海相接的是陇东高原。中原王朝由这个方位打通一条战略通道的话，可以直通西套平原的核心——银川平原。问题在于，中原王朝固然可以由关中平原北上，溯泾水上游一路进行农开发，并走近宁东翰海，但想要从中打通一条连接银川平原的稳定战略通过却并非易事。
长城除了提供防御功能以外，本身也可承担交通线的职责。明代在于银川至定西所修筑的长城，其沿线修筑的军事城堡本身也有着交通中继的作用。只是战略控制一片土地，最重要的是拥有自给能力。一条建筑在荒漠草原上的长城，最缺乏的却是这一点。要想吸引人口和提升控制力，包括在陇东高原与银川平原之间，构筑一条稳定的战略通道，希望还得寄托在天然河流之上。
依宁东翰海东南高、西北低的地势来说，我们需要寻找的是一条发源于陇东高原边缘，向北在银川平原东部注入黄河的河流。在这样一片干旱的土地上，这样一条河流到底存不存在呢？答案是肯定的。它的名字叫作“苦水河”，由于西汉曾在苦水河汇入黄河的河口处始建“灵州县”，并在后来的历史中沿用下来，这条河流还曾被称之为“灵州川”（此外还有山水河、安乐川、洛浦河等名）。
值得一提的是，灵州一名中的“州”字最初为带三点水旁的“洲”。显示了其河口环境的“水中之陆”的原始地理属理。在已经解读过的内容中，因相同理由而得名的还有“株洲”，只不过株洲之名登上地缘政治舞台的时间实在太晚，还没有经过历史的洗礼去掉三点水，演化成带有行政属性的“州”字。充沛的水资源在提升灵州地缘潜力的同时，也带来了不稳定性。历史上，灵州的位置曾经因黄河水改道而三次迁移。时至今日，古灵州的继承者“灵武市”，位置已向东北方向偏移至更靠近鄂尔多斯高原的位置上了。

胡马羌笛——凉州4 宁南高原与清水河
灵州川的存在能够帮助中原王朝，在步出陇东高原后，穿越这片荒漠草原直抵银川平原。在灵州川的南面，与之源头接近但流向相反的河流，则承担着帮助整条战略通道向纵穿陇东高原的任务。循着这一方向出现在视野中的河流名叫“环江”，属于“马莲河”河的上游。而司州部分已经解读过，马莲河的地理身份是是泾水东源。理顺了这些水系的关系，一条从长安出发沿泾水而上，溯马莲河、环河，下灵州川，纵穿宁东翰海直抵西套平原的交通线便跃然于纸上了。
正是有了灵州川的连接，西套平原与马莲河流域才能够在行政上融为一体。围绕马莲河-灵州川-黄河这条轴线，两汉建制了包含银川平原和半个陇东高原的“北地郡”。区别在于西汉时期，北地郡和大部分东套平原、鄂尔多斯高原一起，归属于“朔方刺史部”。而在东汉撤销朔方刺史部后，北地郡则成为了凉州最东部的行政区，并成为后来甘肃省在陇东高原存在的行政源头。
然而透过“灵州川”这个历史名称，固然能够帮助了解这条河流的地缘政治价值，但它的另一个名称“苦水河”，却让人对这条战略连接线的稳定性感到一丝隐忧。在中央之国的范围内，并不只有一条苦水河。以此为名的河流，共同的环境背景是干旱环境所带来的高蒸发量，使得河水的矿物质含量偏高（因此口感苦涩）。这意味着，穿越宁东翰海的苦水河，在承担西套平原与陇东高原战略连接线的问题上，着实有些勉强。最起码你很难依托这样一条水质偏差、水量不够大的河流，打造出一条农业走廊来。
那么，西套平原与黄土高原之间就不存在稳定的连接线了吗？当然不是。前面也说了，二者的连接呈现出“西密东疏”的结构。从位于宁夏同心县、盐池县交界处的苦水河谷，向西驱车约100公里进入同心县成所在的谷地，你会发现一条从名字上看就充满希望的河流——清水河（汉时的名字为“乌水”）。这条发源于六盘山北麓向北注入中卫平原的河流，干流河谷正处于陇东、陇右两大高原之间的缝隙。依托两大山地，清水河谷的环境较之苦水河要好一些。
不过这种好也只是相对的。以清水河谷的情况来说，上游固原境内的年平均降水，还能勉强达到15英寸等雨线的要求，中游同心县就不到300毫米了。说到这里，要解释一下蒸发量的概念。蒸发量是指“在一定时段内，水分经蒸发而散布到空中的量”。跟降水量一样，通常以毫米和年来标定。你会发现在西北干旱地区，测定出来的蒸发量会一般比降水量高出7、8倍，甚至超过10倍；而在中东部地区这一数值要接近的多，甚至降水量是要高于蒸发量的。
这里说的蒸发量，更准确说是“潜在蒸发量”，是将水放在蒸发器里测定出来的结果。实际环境中，蒸会量会大大小于测定出来的数值，除非极端沙漠地带，地表水亦不可能全部被蒸发。蒸发量与降水量的差值，更多是在帮助我们从数据上感知一个地区的干旱程度。悲剧的是，越是降水量稀少的地区，潜在蒸发量越是高。这就好像一个人本来就没水喝，还要让他去大太阳底下晒一样。
蒸发量与降水量之间的这种反比关系，使得我们在衡量一个地区的干旱程度时，一般只需参考降水量就行了。结合自然植被状态和农业需求总结出来15英寸等雨线（381毫米），则是一条很有价值的干湿分界线。将蒸发量的概念提出来的意义之一在于：在这条分界线两端，无论干、湿所呈现出的都是加剧状态。越是干旱地区，潜在蒸发量超出降水量的比例越大；越是湿润地区，降水量越是能压倒蒸发量。
这种马太效应的形成原因其实也很简单：降水的缺乏是因为没有受到水气和雨云的青睐。而没有了云层的遮盖，阳光又会更加肆无忌惮的将地面本以匮乏的水资源吸走。当然，阳光同样是农业和植被生长所需的重要资源。如果能解决水的问题，这种日照充足的干旱地区，往往能种出更优质的农产品来。考察清水河口所处的中卫平原，你会发现它年平均降水，比之清水河中上游地区更低，只有不到200毫米，潜在蒸发量则高达将近2000毫米。只是有源自青藏高原，不远千里前来支援的黄河水的浸润，不用像中上游地区那样“靠天吃饭”罢了。
蒸发量给人类的另一个启示是：在试图从外部引水改造一片干旱之地时，如果不考虑输送、灌溉中的蒸发量问题，将会造成极大浪费。从这一角度说，要是人类哪天有能力建立一条空中水气走廊，将东南部的雨云输向西北，倒真是可以标本兼治的解决中国西北干旱问题。只是人类过往几千年改造地球表面，尤其是改造河流的经验告诉我们，即便有高科技加持，人类也未必马上能知道一片飘向蒙古高原的雨云，会不会让亚马逊森林里的一只蝴蝶感到不适。
把视线从未来拉回到地面。源头出自六盘山北、河口位于中卫平原（具体是中卫市中宁县）的清水河谷，为关中平原又打通了一条通往西套平原的战略通道。2000多年前，从关中平原起程的汉军，可以在沿泾水向向西然后北出萧关，再沿清水河谷一路向北进入中卫平原。围绕着进入中卫平原的战略走廊，东汉王朝建制了同样隶属凉州的“安定郡”。如果说北地郡的地理结构，可以归纳为：马莲河+苦水河+银川平原，那么安定郡的结构则是：泾水西源（正源）+清水河+中卫平原。
对于中原王朝来说，清水河的存在并不仅仅是提供一条战略通道那么简单。整个清水河干流河谷宛如陇山的北延伸线，整个清水河流域也基本在黄土高原地貌中延伸。从这个角度看，“陇山-清水河谷”似乎可以被认定为陇东、陇右两大高原的分界线。不过基于其在地缘位置上的独特性，我们更应该将之视为一个独立板块。根据其当下大部属宁夏所有的行政属性，我们可以将之命名为“宁南高原”。宁夏十字架结构的前三部分：上半部的银川平原、左半部的中卫平原、右半部的宁东翰海都已经悉数出场。补足这最后一块拼图的，就是清水河水系所覆盖的“宁南高原”。
以清水河谷为轴线的话，宁南高原呈现出“西大东小”的结构。也就是说，清水河左岸与陇西高原相接的这部分黄土高原，面积要远大于其右岸，与陇东高原相接的部分。在清水河左岸，分割宁南高原与陇右高原的，是一条之前内容中曾闪现过的名字——屈吴山。说起屈吴山，就必须先说一下两条山脉——陇山和祁连山。陇山山脉的情况前面已经交待过。这是一条从关中平原西端开始，向北延伸的秦岭支脉。除此之外，你还可以将这条山脉称之为“六盘山脉”。一定要再细分的话，陕西、甘肃境内的南段为陇山，宁夏境内部分可称为六盘山。
祁连山脉是围就青藏高原东北边缘的重要山脉，也是后面即将展开的河西走廊的靠山。位置上看，陇山山脉位于陇右高原东边缘，祁连山脉止于黄河之西，相隔整个陇右高原的二者看起来不太可能交集。然而在地质活动的作用下，斜穿黄土高原北部的屈吴山，成为了两山之间的连接线。这条充当陇山、祁连山连接线的山地，不仅是祖厉河与清水河的分水岭，同时也是宁南高原与陇西高原的分割线。
宁南高原插入位于陇东、陇面中间的位置意味着，中原王朝即可以从陇东高原，也可以从陇西高原切入清水河谷，打通前往中卫平原的战略通道。使得宁东翰海与宁南高原一起，成为了游牧者和中原王朝争夺西套平原博弈舞台。前者的荒漠草原属性，使得游牧者在做宁东翰海时要更占优势；后者的黄土高原属性，又使得中原王朝有机会，在宁南高原建立直抵中卫平原的建立农业带。
不过宁夏高原的气候环境，对中原王朝的控制有些不利。清水河偏西北向的走势告诉我们，高原的迎风面整体是对着西北季风的方向。虽然在屈吴山之南，祖厉河与姚河也是这样的流向，但与青藏高原相邻的位置，可以一定程度帮助阻挡住部分西北季风的影响，并在其上空聚拢来自东南方向的水气。相比之下，宁南高原所面临的局面就要严峻许多，更多要直面从阿拉善高原之上吹来的干燥西风。这使得整个高原地区的生态十分脆弱，很容易被过度农业开发所破坏。
虽说单从降水来说，宁夏境内的四大板块都是干旱的。自然降水甚至呈现出东南向西北方逐渐递减的态势。不过与有黄河水加持的西套平原相比，无论是宁南高原还是宁东翰海，更多都只能靠天吃饭。不过对于试图割据西套平原与中原王朝对抗的政权来说，这种结构倒未必是坏事。能够让习惯步步为营策略的中原王朝，在觊觎西套平原之前，必须穿越一片农业潜力不足的土地。
关于这片为西套平原提供缓冲的干旱土地，还有一个出现在40多年前的名字可以帮助加深认知。1972年，被联合国粮食开发署认定的“不适宜人类居住地区”名单中，曾出现过一个叫作“西海固”的地名。“西海固”一名从字面上解读指的是宁夏南部的：西吉、海原、固原三个县。实际被纳入这个概念的则有则：固原县（现为固原市原州区）、西吉县、泾源县、彭阳县、隆德县、盐池县、同心县、海原县八个县区。当你在地图上将它们一一标出后会发现，这片曾因干旱而被认定不适合人居的土地，指向的就是宁南高原和宁东翰海（依靠从黄河引水以及植树造林，当下“西海固”地区的生态环境已经得到了一定改善。）
中央之国的范围扩张至宁夏地区始于秦王朝。继承赵国遗产将与长城防线北移至阴山山脉的秦始皇，没有理由把对关中平原威胁更大的西套平原留给游牧者。移民实边是历代王朝开发边缘之地的基础手段，尤其是那些有机会进行农业开发的土地。然而由于秦王朝的存续时间太短，当时被强制迁往整个河套地区的移民，在关东发生动乱后很快就逃回了内地，使得匈奴所代表的北方游牧民族又重新控制了这片土地。
一直到汉武帝时期，中央帝国才重新从游牧者手中，夺取了包括三个河套平原在内的河套地区，并重新开始大规模移民工作。只是这片土地终究是处在农牧交界之地，一旦中原发生战乱便极易被放弃。在两汉相交之际以及东汉末年，这种情况就两度发生。使得后来曹魏的版图中，已经不包括河套地区。与之前情况有所不同的是，这一阶段在河套填补真空的，并不只有来自北方蒙古草原的边缘民族，还包括来自黄土高原以西的戎族后裔。由于没有办法厘清他们的来源，这些混居于河套地区的边缘民族被称统称为“羌胡”。
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是先秦时华夏族对四方边缘民族的泛称，这一称谓在进入秦汉之际开始发生变化。“羌”开始取代“戎”成为西部边缘民族的泛称，“胡”亦取代“狄”成为了北方游牧者的统称。这其中“羌”与“戎”的含义相当，在商王朝时用来代指中原以西部族。也可以说，在商人的概念中，周人最初也是西羌的成员。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周人开始用“戎”的概念取代“羌”，以将自己和这些远亲区别开来。至于“胡”，则有可能来自于匈奴人的自称。鉴于匈奴让蒙古草原诸部第一次完成了统一，这个自称在后来的历史中，被中原王朝用来代指整个北方边缘民族。
以对中央之国地缘政治舞台上的表现来说，西羌的机会并不如北胡那么亮眼，但东汉和三国时代，却是“羌”系民族活动的一个高峰。大家熟知的马超、姜维等三国名将，都与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董卓之所以能够崛起，也是因为它在进剿“凉州羌乱”时得以坐大。接下来，随着“河湟谷地”部分的展开，我们将进一步了解这些羌系部落的前世今生。

凉州5 河湟谷地
无论你把中央之国西部的边缘部族叫作“西戎”还是“西羌”，他们最初都是生活在黄土高原之上。经过东、西两周的兼并重组之后，黄土高原已逐渐演变成了华夏族的领地。当然，如果再追根溯源的话，无论是传说中的黄帝还是周人，其实都脱胎于原始西羌民族。在他们率先进入文明序列后又通过结盟和战争，不断从这些远亲当中吸收新鲜血液。
并不是所有的西羌部落都愿意改变自己的原始属性，成为华夏族的一员。西汉初年，那些仍然希望保持自己原始属性的西羌部落，生存空间已经被挤压至黄河以西地区。在西羌所覆盖的区域中，尤以位于青海省东北部的“河湟谷地”尤为重要。这个嵌入青藏高原的板块，向东与隶属甘肃的陇右高原对接，行政上包括西宁市所辖的四县三区（城东区、城中区、城西区、城北区、湟源县、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湟中县）；海东市所辖的两区四县（乐都区、平安区、互助土族自治县、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化隆回族自治县、循化撒拉族自治县）；黄南藏族自治州的尖扎县、海南藏族自治州的贵德县，以及海北藏族自治州的海晏县。

看到这些复杂的行政区名，可能已经有人感到头痛了。接下来还是让我们回归地缘本质，看看河湟谷地在地理上呈现什么样的特点。位置上看，青海省占据了青藏高原的东北角。以此来命名的话，可以将青海所辖的这部分世界屋脊称之为“青海高原”。青藏高原有将近30%的土地，都为这个标签所覆盖。“河湟谷地”则是一片由黄河一级支流属性的湟水以及黄河，在青海高原东北部所包夹而成的一片三角形地带。
不过整个河湟谷地在结构上并非一片类似关中平原的大型冲积平原，而是由湟水水系诸河谷，及积石峡以西的一段长约200公里的黄河河谷所组成的。，可分别将之称之为“湟水谷地”与“河水谷地”。需要注意的是，河湟谷地的精华并非只包括干流部分，两段河谷周边地势较低的支流河谷，同样涵盖在它的范围内。比如：大通、互助、湟中、化隆等县，就是位于干流两侧的支流河谷中。
尽管与“河首”地区相邻，但河湟谷地与这个邻居之间还是存在很大的地理差异。二个的区别在于：河首地区在地理上属于黄土高原凸入青藏高原的一个山前盆地；河湟谷地的核心则是湟水及黄河深切入青藏高原的两段谷地。二者间即可以用积石峡至湟水河口的这段黄河为地理边界；也可以用青海省海东市与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的行政边界为分割（位于湟水下游与黄河间的南北向边界）。
从地缘政治角度，河湟谷地比之河首之地的重要度要高得多。后者的悲剧在于，作为一片位于黄土高原边缘的土地，其与板块内的其它板块相比，在农业和人口潜力上并没有任何优势可言。与青藏高原相接的位置，倒是可以使之成为一个重要的跳板，就像“黄土高原上的长江水”属性的“汉源谷地”那样，能够以成就秦人之功和“六出祁山”的故事，留存于人们的记忆中。
然而最终承担这一战略任务的，却是河湟谷地。如果中原王朝想在青藏高原有所作为，深切入青藏高原内部的河湟谷地，比之河首地区所能辐射的范围要广的多。对比青藏高原的其它板块，河湟谷地的地缘优势十分明显。其之于青海和整个青藏高原的重要性可以通过一组数据来体现。2017年青海省的常驻人口为600万，上述市县的总人口超过390万，占比达65%；而其总面积仅有26000平方公里，仅占青海省的3.6%（青海省面积为72.1万平方公里）。要知道青藏高原的另一个核心行政成员“西藏”，2018年的总人口不过344万。
基于河湟谷地之于青藏高原的人口优势，以及直面黄土高原的位置，它不可避免的成为了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势力博弈的焦点板块。对于中原王朝来说，得到河湟谷地虽然还不足以帮助其控制整个青藏高原，但最起码可以阻止源自青藏高原的势力威胁黄土高原。反之如果青藏高原力量的整合者，能够控制这块直接对接陇右高原的土地，就获得了威胁黄土高原的能力。后来在唐帝国时期，来自西藏的吐蕃政权之所以能够一度攻破长安，先决条件便是夺取了河湟谷地。
成就河湟谷地优势的是它农业条件。以海拔来说，河湟谷地属于整个青藏高原的最低点。以位于“湟水河谷”与“河水河谷”西段的西宁市、贵德县来说，海拔都只在2200多米，而在谷地东端的民和县与循化县，海拔更低至1800米。甚至比被身处云贵高原、被誉为“春城”的昆明还要低（海拔1895米）。这些数据最起码能够让我们获得一个初步印象，那就是在河湟谷地不用担心青藏高原所带来的种种不适。
河湟谷地的另一个地理优势在于朝向，两条谷地整体由西北向东南方向延伸，并呈逐渐走低的地势。比之海拔虽然更低，但却面向西北方向的宁南高原，河湟谷地的这种朝向能够使之直面东南季风。在两侧山体的作用下，那些来自太平洋的暖湿气流在穿透峡谷之时，会更容易抬升形成地形雨。仍以湟水上游西宁为例，其市区年平均降水能够达到380毫米，甚至比位置偏东的200公里，位于陇右高原的甘肃省会兰州还要高出50多毫米（兰州年均降水量为327mm）。此外，相对较低的海拔以及东南季风的深入还使得河湟谷地的气候不至于太过寒冷，散布于整个区域内的谷地，无霜期基本都处于120-200的区间，足以保证农业生产基本要求。
整体了解了河湟谷地的区位优势后，再来看看其内部结构。两条位置相近的河流，中间势必存在分水岭。湟水河谷与河水河谷之间的分水岭是西起青海湖、东至积石峡的“拉脊山”。其中位于拉脊山以南，分布于“河水河谷”范围的有：循化、贵德、尖扎、贵德四个县级行政区，其余部分都位于湟水河谷范围。无论从位置还是潜力来看，湟水谷地都要大于河水谷地。这点从当下的青海省会，定位于湟水上游的西宁也可以看出。
除整体地势相对更为低缓以外，湟水谷地之于河水谷地的另一大优势在于区位。顺着湟水一路上溯至它的源头，你会发现接下来映入眼帘的是中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穿越青海湖盆地再往西，则是位列中国四大盆地之列的“柴达木盆地”。待从柴达木盆地穿出，便进入了塔里木盆地东端。这意味着，如果从陇右高原打通一条通过西域的通道，可以选择：经湟水河谷、青海湖盆地及柴达木盆地北沿，穿越青海高原的线路。整个线路再向东延伸的话，则可在渡过黄河后经洮河河谷接入渭水河谷，然后再由陇关翻越陇山，顺千水进入关中平原。
上述路线连起来便是“丝绸之路南道”在西域以东的走向。其中翻越青海高原的部分被称之为“青海道”。总的来说，青海道的通行条件并不如后面将要解读的，沿“河西走廊”延伸的“河西道”）。这一方面是因为青海道的整体海拔，便得通行之上的人更容易遭遇高原气候的挑战；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河西走廊沿线，均匀分布有数个绿洲，可以为往来人员提供稳定的补给。而在青海道，农业线只能延伸至湟水河谷。
湟水河谷与青海湖区的分水岭，是达坂山在此转而向北的一段延伸——日月山。这段山体通常也被认定为是整个青海地区的农牧分割线。越过这条分割线进入青海湖区和柴达木盆地区，就将进入游牧经济才能适应的环境。以丝绸之路的要求来说，即便在此生息的游牧者不主动攻击往来商旅，也无法提供稳定的补给。鉴于上述原因，青海道在丝绸之路的历史上，一般处于辅道定位，只有在河西道因政治原因断绝之后，才会成为勾通中原王朝与中亚地区的主线（比如南北朝时期和北宋时期）。
超过3000米的海拔及东部高大山体的阻隔，使得青海湖区已经不再有机会享受太平洋季风润泽。任何试图将这片游牧之地上开拓耕地的想法，都想遭受严峻的挑战。西汉末年，王莽在青海湖区的一次失败政治尝试，可以帮助验证验证这一点。理想主义者的王莽，在执政之时制定了很多看起来完美却不切实际的施政方针。这些政策所导致的混乱使之很快成为众矢之的，他所建立的 “新朝”亦因此不被认定为一个正式的朝代，而只作为两汉的分割线存在于中国历史当中。这些失败的施政中，就包括“西海郡”的设置。
中央之国的整体地理格局可以用“海中地”来形容，这与欧亚大陆西端的“地中海”格局截然相反，并导致了不同的文明走向。今天的中国人，会明白这种半封闭的地理格局不太利于对外交流，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华夏文明和中央之国其实是自得于这种被四方蛮夷所包围、独大于东方的位置。，唯一的遗憾是东亚大陆在轮廓上看，只能勉强算是一个凸向太平洋的半岛。依此结构虽可将山东半岛北部的渤海定性成“渤海”、山东半岛南部的海区定位成“东海”、两广之南的海区定位为“南海”，但却独独缺少了“西海”。
一定要在中央之国核心区之西，寻找一片咸水湖来充当“西海”，没有比青海湖更加合适的了。王莽并非第一个认识到这一点的人，他的问题在于认定，先前既然已经在北海、东海、南海之侧建制有名为：北海郡、东海郡、南海郡的行政区，那么“西海”之侧也一定要设置一个“西海郡”，方能显示“四海一统”的盛世景象。基于这个完美主义者设定，以青海湖盆地为基础的“西海郡”被建制了出来。其行政中心则被设置于气候环境稍好，位于青海盆地东北部的海晏县境内。
海晏县所处的地理单元是一个为山地包夹的小型盆地（可称之为“海晏盆地”），它的东南部即是日月山。其在位置上的特别之处在于：一方面湟水源头即出自海晏县境内。由此海晏县被认定为是湟水河谷的一部分。不过从周边山体的结构来看，日月山并没有将海晏盆地与青海湖盆地隔绝开来。相反，整个盆地与湟水河谷之间的隔离程度要更高。这一特点，使得海晏盆地也可被视为青海湖盆地的附属板块。
不管海晏盆地的地理属性，更倾向于青海湖盆地还是湟水谷地，它都是在西海郡进行农业开发的唯一依靠。当下，覆盖范围从青海湖北部，向北延伸至祁连山脉的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依然基于同样原因将首府设立在海晏县。其400毫米的年平均降水量，似乎也在向世人表明，它是一片适合进行农业开发的土地。为了建设西海郡，王莽曾强制向此迁移了数以万计人口。然而即便降水量能够高于15英寸等雨量，湟水源头处的这片土地对于农民仍然缺乏吸引力。整个区域最大的问题是寒冷，高海拔及面向西北方向的开口，使得海晏盆地的甚至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无霜期。
当下海晏县还不到4万的常住人口，能够帮助我们感知这一地区的开发难度。随着王莽政权的迅速衰亡，西海郡很快重新为游牧的羌人部落所控制。一个世纪后，为了加强对青海湖地区的控制，东汉王朝曾尝试在日月山下再次移民屯垦。只是受恶劣环境的影响，同样仅坚持了数年便遭遇了失败。
不管怎么说，两汉时代在日月山下的尝试，都足以帮助我们在此确定一条农牧分割线。在随后的绝大部分历史中，这条分割线成为了中央帝国在青藏高原上控制力边界。而这条边界并非一蹴而就的。整个河湟谷地开始进入中央之国的视线，始于霍去病通过“汉匈河西之战”（公元前121年）征服河西走廊。不过这次战争，并没有涉及到河湟谷地。在汉武帝的战略规划中，直面蒙古高原的河西走廊是对匈战争的主战场。收降盘踞于河西走廊的匈奴浑邪、休屠王两王之后，帝国旋即在此建制了酒泉郡等行政区，并将之纳入凉州的范畴。
当中央帝国的西部边界止于黄河之时，羌人所控制的河湟谷地并不会对陇右的安全造成致命威胁。而当凉州的范围沿祁连山北麓，向西延伸至西域之后，情况就变得有些微妙了。以河西走廊包夹于青藏高原以蒙古高原之间的区位来看，一旦河湟谷的西羌与北胡属性的匈奴人结盟，狭长的河西走廊将很容易被切断。在此后的历史中，河西走廊曾多次因此而脱离中原王朝的控制。
公元前111年，汉武帝以羌人曾配合匈奴进攻河首之地为由（枹罕），发动了对羌人战争。不过这场战争并没有完成对河湟谷地的征服。帝国只是在战争之后设置了“护羌校尉”一职以管理对羌事务。30年后也就是公元前81年，汉帝国才正式开始在河湟谷地设置名为“金城郡”的行政区。然而金城郡的设置并不代表中原王朝已经完全控制了河湟谷地。无论是“护羌校尉”的驻地，还是金城郡的政治中心“金城”，都不在河湟谷地。至于为什么会这样设置，这一进程到底是怎么推进的，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凉州6 金城与河西高原
无论讨论两汉时的“金城郡”还是现在的甘肃省，有一座城市都是绕不开的，那就是兰州。作为甘肃省的省会，兰州的位置无疑有其独到之处。板块属性来看，兰州位置陇右高原的西边缘。历史之所以选择兰州，首先是因为它能够直接受到黄河水浸润（虽然也会有洪水的威胁）。兰州的周边并没有其它大河存在，这是一座几乎完全由黄河水造就的城市。考虑到整个地区处在“十五英寸等雨线”的边缘，甚至兰州当下的年平均降水已经低于这条农牧分割线，这些来自青藏高原的补给变得十分的重要。
其次是因为兰州所处的黄河河谷较为宽阔，拥有相对大型的冲积平原。借助山地间的缝隙，奔涌而来的黄河水在青藏高原的东部及黄土高原的西部，深切出一系列河谷平原。正是因为这些呈现出“两山夹一谷”特点的河谷平原存在，已经深入青藏高原的“河水谷地”，才有机会赢得相对较好的小环境。而在积石峡以东，中卫平原以南，黄河水同样生成了一系列狭长的河谷平原。其中最大的两处包括兰州市所处的“兰州盆地”以及为甘肃省靖远县所覆盖的“靖远盆地”。
在控制河湟谷地问题上发挥作用是兰州盆地。这个狭长盆地的东点被称之为“桑园峡”，西点的名字叫作“岸门”（位于今兰州市西固区“岸门村”）。两个端点间的直线距离长达35公里，而南北最宽处却只有7公里，最窄处甚至只有1公里。这个位于盆地东部的最窄点，将整个兰州盆地变形成为了西大东小的两部分。依山就水的兰州城，也因此扩展成了一个带状结构的城市。
公元前86年，汉王朝决定在盆地的西端，现在兰州市西固区西固城一带建制“金城县”。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有一种说法是筑城时挖出了黄金；另一种说法则是取自“固若金汤”之意。不管当时的动机如何，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以至于兰州人仍然愿意将这个始于2000多年前的名字，作为兰州的别称，并认定兰州城始于金城。不过实际上，兰州的建城史并不是始于金城，而是“榆中”。
榆中之名始于蒙恬为秦王朝沿黄河构筑城塞时期。《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城河上为塞”，“迁北河榆中三万家”。这里所说的“榆中”并不是现在位于兰州东南的榆中县，而是兰州盆地。由于秦朝的历史实在太短，当时到底只是在兰州盆地构筑了城塞，还是正式建制了名为榆中的行政区，当下还不得而知。公元前127年，在汉武帝开始对匈奴战略反攻后，“榆中县”正式出现在了盆地最东端（今兰州市城关区城关区东岗镇一带），并被载入史册。
榆林、金城两县分布于兰州盆地两端的位置，有助于汉帝国对这个关键板块的控制。在建制之初，两县在行政上都归属于以洮河为地理中心的“陇西郡”。公元前81年，汉王朝决定以兰州盆地为起点，向西建制包含河湟谷地在内的“金城郡”。“金城”这个熠熠生辉的名字由此进一名提升了政治身位。相比之下，历史更为久远的“榆中”一名就显得落寞了些。不仅未能在2000年前升级为郡名，现在所指向的位置更与当年大相径庭。
除了名字上没有金城二字讨喜之外，榆中在兰州盆地失去存在感的原因，还因为在后来的历史中，它的位置出现了迁移。兰州盆地背后所依附的山体名叫“皋兰山”，海拔2159米的皋兰山是整个陇右高原的最高点。其所在的山体由黄河南岸向东南方向延伸，不仅帮助造就了兰州盆地，还在兰州的东南部另行成就了一个略成南北方向的盆地。现在的榆中县便位于这个盆地之中，为此可将之命名为“榆中盆地”。
公元4世纪末，一支鲜卑部落曾在榆中盆地立都建立“西秦”国，成为“五胡十六国”中的一员。这也是榆中盆地地缘政治地位最高的一次。然而很快，西秦的国都还是迁往了地缘位置更为重要的兰州盆地。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整个榆中盆地虽然与黄河无限接近，但与黄河之间还是存在明显的山体间隔，只能通过一条名叫“苑川河”的小型河流与黄河相连。这使得榆中盆地无法为得到黄河所赋予的水利之便，进而使之在地缘政治上，更多只能充当设立在兰州盆地行政区的辖地（当下的榆中县亦为兰州的市辖县），。
这一地缘政治关系，为榆林这一历史名称的转移埋下了伏笔。尤其是当在隋代出现的兰州之名，逐渐开始成为这个黄河枢纽的行政名之后。事实上，现在的榆中县在明清时期的还叫过“金县”，而这个名字的源头同样指向当年的金城郡。只是因为与辽宁的金县同名，一个世纪前重新选择了同样为兰州所弃用，但却更有历史的“榆中”之名。
兰州盆地的优势还在于区位。在这段黄河河谷中筑城设防，不仅能够为半个陇右高原提供保护，还能够作为西入河湟谷地的战略基地。流向上看，湟水与兰州所处的这段黄河近乎直线相连，岸门与湟水河口间水路距离亦只有不到30公里。对于试图征服河湟谷地的汉王朝来说，依托兰州盆地这个后方基地，可以很方便的溯河而上，将人员和物资输往前线。不过两汉帝国对兰州盆地的经营以及金城郡的设置，还不仅仅是为了控制河湟谷地，它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保护通往河西走廊的通道。
河西走廊的解读将会放在河湟之后。在此之前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陇西高原到底有没有与河西走廊相连。这个问题看起来有些奇怪，从字面上理解 “河西走廊”应该是位于黄河以西的一条走廊地带。以此来说，从兰州或者其它点位上渡过黄河，就应该进入河西走廊了。然而实际情况却有些复杂，所谓“河西走廊”指向的是位于祁连山北的一系列绿洲，这些绿洲本身与黄河的距离其实还有些远。
为青藏高原围边的祁连山脉，在接近黄河之时并没有老老实实的贴边延伸下去，而是额外向东延伸了一条名为“乌鞘岭”的支脉。乌鞘岭的出名之处在于被认定为是河西走廊的东部起点。考虑到翻越乌鞘岭之后，才正式进入祁连山北的绿洲带，这一认定并没有问题。这一结构使得乌鞘岭、黄河、青藏高原三者之间，围就出了一块即不属于河西走廊，却又与黄河右岸的陇右高原存在明显的间隔的过渡地带。基于其位置和地势，我们可以将之命名为“河西高原”（当下整体为甘肃所辖）。
地貌来看，河西高原仍然属于黄土高原的延伸，其整体地势要略低于陇右高原。受此影响，河西高原在接收东南季风水气的的问题上处于劣势。加上乌鞘岭本身并不是一道完美的屏障，不能够为河西高原完全阻挡来北部阿拉善沙漠的恶劣影响，使得整个河西高原的干旱情况进一步加剧。整个板块只在西侧贴近青藏高原的位置上，生成了一条名为庄浪河的大型地表径流，其余地区尤其是东部地区的河流，几乎都呈现季节性河流的特点。
就河西高原的自然条件来说，并没有可能将之整体打造为一个人口密集的生存之地，但对于连通陇右与河西的需求来说，却又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在这种情况下，庄浪河谷成为了最好的战略通道。发源于乌鞘岭西端、东南方向注入黄河的这条河流，在汉朝时的名字为“乌亭逆水”。之所以被称之为“逆水”，是因为它与黄河右岸的其它黄河支流流向截然相反。河西高原唯一大型地表径流的属性，更是进一步加深了这一印象。
当下庄浪河谷全境建制了两个县，分别是上游的“天祝藏族自治县”，中下游的永登县，从两个县级行政区的属性亦可看出，整个庄浪河谷之于青藏、黄土两大高原间的过渡性。而庄浪河谷亦因其位置，成为了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一环。为了扼守这条战略通道，征服河西走廊后不久，的汉武帝就分别在河谷的中点及靠近下游河口处设置了“令居”（前115年）、“枝阳”（前121年）两县。
正如兰州盆地的开发，是为了同时为河西与河湟提供支援一样，对庄浪河谷的经营同样不光是为打通一条“丝绸之路”。凉州的地缘位置正处在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交汇之地。汉帝国之所以要尽力向河西扩张，一个的很重要理由就是切断西羌与北胡之间的联系，避免自己在西线两面受敌。基于这一需求的需要，西汉在设置“护羌都尉”一职时，将其治所放置在于令居而不是兰州盆地。基于这一设定，以庄浪河谷为基础的战略防线，又被称之为“令居塞”。
在新设金城郡时，整个庄浪河谷与兰州盆地一起被划入。很显然，无论在令居设置的“护羌校尉”，还是后来的金城郡，都不是为了保护羌人了。监控这些羌人，使之不与匈奴结盟才是设计出这一系列操作根本原因。既然令居塞还有监控羌人的重要职责，不妨先来厘清下庄浪河谷与河湟谷地的地理关系。
与庄浪河隔分水岭相望的并非湟水河谷，而是一条在汉朝被称之为“浩门（亹）河”、当下通用名为“大通河”的河流。流域界定的话，大通河属于湟水左岸支流，分隔两条河流的是一条被称之为“大通山”的祁连山支脉。从祁连山主脉与大通山之间穿出后，大通河在民和县城的位置上与湟水相会。全称为“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的民和县，是青海省最东端的行政区，大通河口的东北部，即为从庄浪河谷扩张而来的甘肃省永登县境。如果你认定河湟谷地必须全境属于青海省的话，民和县城所位于的大通河口，就是湟水谷地的东部起点。
纯粹从地理角度看，大通河才是黄河的一级支流。换句话说，在大通河与湟水的关系中，前者才应该是干流并取得整个水系的命名权。这是因为从青海湖盆地之东流淌而来的湟水，延伸到大通河口才不过经行了200余公里，而发源于祁连山脉西端的大通河，全长则有554公里。不过无数经验已经告诉我了，实用主义的古代中国人，对河流主从问题的认定是看谁更能为我所用。
与湟水几乎全流域都能尝试农业开发不同的是，身处祁连山腹地的大通河谷，大部属于高原亚寒带气候，只能为游牧者提供山地草场。只有位于大通山东部的一小段南北纵深约30公里下游河谷，才能受到东南季风的润泽，并且有相对宽阔的河谷平原。公元前61年，汉朝曾在大通河下游设立“浩门县”，充当河湟谷地的东北门户，以防止来自大通河谷的羌人部落入寇金城郡。虽然当下这段农业条件最好的大通河谷归属于甘肃省永登县，但从地理关系和历史来看，它也应该属于河湟谷地的范围。
事实上，在汉朝跨越黄河防线向河西走廊扩张之前，上述问题并不成为问题。无论是湟水流域还是河水谷地，还是庄浪河谷都属于西羌部落的生存之地。祁连山脉与河西高原，很好的将这些依附于山地生存的边缘民族，与蒙古高原游牧民族间隔了开来。基于这一结构，以湟水河谷为核心，黄河以北、庄浪河谷以西的这片土地，历史上又被称之为“三河间”。
了解了上述历史和地缘关系，再来审视兰州盆地的位置，将会有更深一步的感受。你会发现，从兰州向西眺望，庄浪河口、湟水河口与兰州盆地盆地的距离是如此的接近，其中湟水河口与庄浪河口的黄河只有10公里长，庄浪河口与岸门间的直线距离亦不过13公里。2000多年前，这段包括湟水、庄浪河口的峡谷，以立于峡中四望皆河之意被命名为“四望峡”。时至今日则演化出了一个更霸气的名字——八盘峡。
换个角度再看从兰州方向，看上述河谷的位置关系，会发现整个水系结构有如三叉戟一般延伸开来，兰州盆地所依附的这段黄河，就是这柄三叉戟的手柄。从四望峡向北、西、南三个方向延展出去的庄浪河、湟水、黄河，则是三叉戟的三个分叉。单从这种“金城锁三河”式的地理关系中，你也能感受到兰州盆地的枢纽地位。

三河周边地区的地理、地缘属性，让兰州盆地的枢纽性进一步得到了强化。经过前面的解读我们已经知道了，沿上述三条河谷分布着的是：庄浪河谷、河湟谷地、河首地区。这些板块的共同之处在于，在地理上呈现青藏高原向黄土高原过渡性，以及生产方式上的农牧混和性。这意味着汉王朝和后面那些以农耕文明为背景的中原王朝，在将这些板块在融入中央集权体系的问题上，存在更多的不确定性。即便是在这一融合进程，已经推进了2000多年的今天，你仍然能够从这三个地缘板块中，所分别包含的民族自治地区成分中，觉察到这一底层影响力的存在。
理清兰州盆地与周边板块的地缘关系后，西汉王朝当年所置金城郡的地缘结构也就呼之欲出了。归纳下来，西汉时金城郡包含有：兰州盆地、庄浪河谷、河湟谷地、河首地区四个地理单元。而东汉金城郡与之的差异，则是将位于黄河右岸的河首地区重新划回给了陇西郡。及至曹操控制北方、平定凉州之后，又单独将河湟谷地析出，以现在的西宁为郡治单独设立名为“西平郡”的行政区，成为了后来青海省的行政源头。

凉州7 羌人与赵充国
在西汉金城郡所涵盖的：兰州盆地、庄浪河谷、河湟谷地、河道地区等四个地理单元中，河湟谷地是最晚建立直接统治的板块。金城郡成立之时（公元前81年），总共只有七个县；分别是金城盆地的：金城县、榆中县；庄浪河谷的：令居县、枝阳县；河首之地的枹罕县、白石县；湟水下游的允吾县。其中允吾、白石两县甚至都还是伴随着这个新行政区的建制而新设的。
没有正式置县，并不代表汉朝没有统治河湟地区。在一场羌乱平复后（公元前111年），帝国开始在河湟地区沿河谷设置名为“亭驿”小型军事据点，以向汉王朝通传解羌人的动态。为了维持这些亭驿的运转，还在它们周边开垦少量通常以刑徒为劳动力的“公田”提供补给。比如刚才提到的浩门、允吾两县，都是由这些汉武帝时期的亭驿升级而来的。后来的青海省会西宁市的行政起点，亦是当时设置的“西平亭”。
这当中要重点提一下允吾的位置。在金城郡中承担郡治任务的并不是金城，而是这个位于湟水下游的新县。其位置在今天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与甘肃省永登县交界处。至于说允吾城到底是在青海还是甘肃境内，目前还不是十分的确定。能够认定的是，允吾县和金城郡的设置，意味着汉朝对河湟谷地的管理模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让人感到一丝奇怪的是，从汉匈河西之战到金城郡的设置（公元前121年——前81年），之间过去了整整40年。事实上，此后又过去了20年（公元前61年），汉朝才通过一场战争在河湟建立直接统治。既然拥有强大武力的汉武帝，在河西之战后能很快决定在位置更偏远的河西走廊设郡，又为什么没有顺势将同样有农业潜力，同时与陇西相连的河湟设置郡县呢？问题的答案是：羌人更容易统治。
这里说的“容易”是与匈奴或者说北亚草原民族相比较。很多时候，羌人被笼统的归于“游牧民族”范畴。先且不论这个论断是否准确，即便都是游牧民族，受生存环境的影响，在地缘特点上也存在很大差距。大家一提到游牧民族，脑海中往往浮现出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景象，然而游牧环境并非只有这一种。比如你一眼就能看出，那些纵横于欧亚大陆腹地、骑着蒙古马游牧的黄种游牧民族，与在北非及阿拉伯半岛，以单峰驼为主要骑乘工具的白种阿拉伯民族，属于不同的类型。
大家脑海中的典型草原景象，源自于欧亚大草原。在欧亚大陆腹地，从亚洲东部的的大兴安岭，到欧洲中部的喀尔巴阡山脉之侧范围内，延伸着一条世界上最大的草原地带。这片东西延绵6500多公里草原地带，就是“欧亚大草原”。历史上困扰欧亚大陆边缘文明地带的游牧势力，大多源出于欧亚大草原。
欧亚大草原地带的降水区间，基本处在200-450毫米这个区间，生在这一区域内的牧草多属于旱生类型，种类成分则以丛生的多年生禾本科草类为主。环境整体所呈现的干旱性，使之又被称之为“欧亚干草原”。地势整体低缓加之草原带的连续性，让身处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有机会周期性的整合生成强大的草原政权。这当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匈奴、突厥、蒙古等民族建立的草原帝国。
反观羌戎部落原本覆盖的黄土高原，以及在西汉初期仍能保有的河湟谷地，情况就有些不同了。每一种类型的植物群落都存在边缘地带。年平均降水低到200毫米的干草原地带，会呈现出荒漠与草原的过渡性，被我们认定为“荒漠草原”，而要是高到400毫米以上，又会呈现出更多森林特征。这种森林、草原相杂的植物群落被称之“森林草原”地带。至于草原和森林在当中的占比，则随着降水量的变化而变化。降水越多森林的比例越高，反之则草原的面积占优。
一般来说，高于550毫米降水量的温带地区，就完全进入森林地带。必须注意的是，这完全不代表草本植物就没办法在这条降水线以上生存，它们的生存区间比之树木们要大得多。只是如果拥有高大叶冠和根系的乔木能够生长的话，会抢占掉大多数的阳光和水肥资源。虽然小草们还是能见缝插针的长出来，但形成连片草原就难了。而人类在温带开拓农耕区的行区，本质也可被视为用人工培育的，需要更多水/热资源的“草”，去抢占原始森林的空间，更具体来说是争夺温带阔叶林的生存空间（“针叶林”虽然降水足够，但温度太低）。
如果一片土地的原始状态，是阔叶林与草木植物（包括灌木）相杂的森林草原地带，那么它将有机会相容农耕与畜牧两种基本生产模式。这意味着在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竞争中，理论上存在一个400-550毫米降水量的交叉区间。在黄土高原地带，陕北高原、陇东高原、陇右高原，以及山西高原北部，基本都在这个区间内。以原始植物群落结构来归类的话，整个区间可称之为“黄土高原森林草原”地带。
虽然“黄土高原森林草原”属于农耕者的舒适空间，但游牧者同样有机会从中找到草场放牧他们的牲畜。理解这背后的原因，能够帮助我们解开一个谜题，那就是为什么曾经散布于黄土高原的羌戎部落，会经常被误解为“游牧民族”。然而实际上这种归类并不准确，既然有部分土地适合耕种，并且农耕能够让土地承载更多的人口。生活在黄土地带的羌戎民族没有理由，不在自己的经济结构中融入部分的农耕因子。这混和性同样出现在农耕民族身上。今天，在降水不太充足的黄土高原上，农民们仍会通过放养小规模畜群，来利用那些无法耕种的土地。
此外，农耕文明的边界并不是一开始就确定的。探索农耕文明的地理边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期间充满着与游牧者的博弈。如果将基本属性为农耕的华夏文明，历史认定为5000年的话，那么这一探索的时间跨度长达3000年。一直到2000年前，汉王朝将连续农耕区的外沿扩张到极限十五英寸等雨线，甚至通过灌溉技术运用，将与核心农业区相连的绿洲农业带，如河西、河套都拿下时，农耕文明在东亚地区的边界才算真正弄清。。
回到羌人的问题上来。相信很多中国人，都能列举出几个北方草原政权的代表性君主来。最起码成吉思汗的知名度，应该不会比秦皇汉武更低。然而说到羌人政权和知名领袖，能够说出一二的就不会太多了。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羌人的生存环境及存在结构，与在欧亚大草原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有很大的差异。羌戎民族在生存环境上，要更为依托河谷地带，并且在生产方式融入了部分农耕成分。
河湟谷地并没有生成大型冲积平原，沟壑纵横是它的地理特点。而在黄土高原，除去以关中平原为代表的几个大型盆地以外，其它部分同样表现为沟壑纵横状。生活在这些河谷中的羌戎部落，彼此间即有共同性但又存在一定独立性。依托原始的森林草原地貌，以及相较蒙古高原更多的降水，羌戎民族很早就开始尝试农耕。而那些掌握了初级农业技术，并率先迁徙到大平原地区的部族，逐渐融合演变成了后来的华夏族。
典型的羌人部落，会依托一条河谷农牧。以游牧经济要求来说，需要年复一年的在生长期各异的草场中转场。整体环境越恶劣，转场的次数就越多、范围也越广。由于海拔和地形的原因，山谷中存在的不同的气候小环境，使得羌人部落有机会在一条山谷中找寻到适应各个季节的牧场。比如春季时利用山地向阳坡带的干旱草原放牧；夏季再转场到海拔更高、气温更低的草场避暑及利用生长期较晚的牧草；天冷之后再到相对温润河谷深处躲避严寒。
除了可以在一条河谷中满足游牧需求以外，在温度及水资源都符合农耕需要的河谷平原，羌人也会开辟农田。只不过一般并不会精耕细作，而是采取粗放的刀耕火种方式。在播种季节洒下作物种子后，等到收获季节再前往收割。为自身和畜群获得额外的粮食补给。正因为如此，羌人的原始属性更应该被认定为“农牧民族”。
经济上的农牧兼备对羌人来说是好事，也是坏事。说是好事，是因为他们不用像蒙古高原游牧民族那样，过着典型的逐水草而居生活。储存那些在河谷平原收获的粮食，更是增强了他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说是坏事，则是在每条河谷都有可能自成体系的情况下，羌人部落兼并融合成为一体的难度，要高于北方游牧者。以西汉初期生活在河湟谷地的羌人部落来说，大大小小不下二百个之多。而如果不能结成同盟，就很容易被拥有中央集权体系的中原王朝分而治之，或者各个击破。
农牧结合的生产方式，还让羌人较之典型游牧民族，更容易受到土地的束缚。蒙古高原上的草原政权可以周期性的从漠北启程，跨越千里攻击长城沿线。如果在漠南遭遇中原王朝反击，又能当即选择穿越戈壁回到漠北。但让羌人放弃赖以生存的河谷，做如此大范围的迁徙却要困难的多。这同时也让他们更容易与强大的对手达成妥协。
从汉朝的角度来说，对河湟的羌人实施间接统治又何尝不是一种妥协呢？除了更容易用政治手段招抚以外，汉帝国没有急于直接统治河湟之地，还在于农牧结合的羌人，较之匈奴人更为为富足。在汉军对羌人发动的历次战争中，动辄就能俘获数以十万计的牲畜。要知道北方游牧民族之所以会常规性的侵扰农耕民族，很大是因为生产方式决定了游牧者难以储存物资。一旦雪灾等恶劣气象，让那些活着的财产大量死亡，向农业区寻求补给几乎是必然的选择。相比之下，在温润河谷地带农牧的羌人不仅能够自给，还能有多余的粮食用于出售和交换。
当然，以河湟谷地的农业潜力，如果让精耕细作的中原移民前来经营，势必会有更多的产出。问题是人力是有限的，尤其是在河西绿洲，需要大量移民囤固边的情况下。只要羌人愿意置于汉朝的管控之下，河湟的地缘潜力同样可以为汉朝所用。一个距离现在比较近的案例，是后来的清王朝在屠灭盘北疆的蒙古准噶尔部后，向具备农业开发潜力的伊犁河谷上游，迁徙了不少来自南疆的绿洲农业带的农民，以为当地驻军提供粮食补给。
然而羌人过于分散结构虽然不利于结盟，但并不代表不能结盟；汉王朝可以用外交手段分而治之，匈奴同样有可能说动羌人一起来攻掠汉朝。尤其汉帝国跨越黄河之后，的确进一步压缩了羌人的生活空间。公元前63年，匈奴遗使与羌人中最为强大的先零羌联络，试图夺回河西走廊、打通羌胡通道，后者随即秘密与其它羌人部落结盟。并向汉朝提出北出湟水，到汉朝那些不能耕种的土地上游牧。
从方位上来说，先零羌所要求的游牧之地，直接指向的是庄浪河谷。单从从经济角度看，这个建议并没有什么问题，毕竟汉朝向边塞的移民主事农耕。在这个农牧交界之地，还有大量草场被闲置。问题是前面我们说了，庄浪河谷是隔绝羌胡、连接陇右与河西的关键之地，汉朝在此建立了令居塞并置护羌校尉于此。而在河西之战前，庄浪河谷原本是先零羌的领地。有观点认为，令居这一地名的来源便与“先零（令）”有关。从这个角度说，先零羌比其它羌族部落更有欲望从汉朝手中夺回失去的领地。
就算不知道羌人暗通匈奴、秘密结盟的事，先零羌的这一要求也足以引起汉朝对羌乱再起的担忧。早在公元前112年，当时的先零羌就曾在获得匈奴的支持后，联合其它羌人部落，对汉朝控制下的河首之地及令居塞发动过进攻。汉朝于次年在河湟之地设置亭驿，加强对河湟谷地的控制，正是这场平羌战争所引发的地缘政治后果。
在汉朝明确拒绝先零羌的要求后，后者并没有听从，而是继承按原计划渗透到汉朝控制下的郡县中游牧。公元前61年，在经过一系列摩擦之后，汉朝决定派名将赵充国领军，由金城出四望峡，溯湟水而上彻底解除羌乱。史称“赵充国平西羌之战”。值得一提的是，很多人都知道新疆尼雅遗址（也就是精绝古城）出过一块绣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织锦护臂，但不一定知道这块被裁作护臂的织锦其实还有一截，上面绣着三个字——讨南羌（鉴于汉朝已经征服了河西走廊，河湟谷地的羌人也被称之为“南羌”）。这块全称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的织锦，大概率就是为赵充国出征河湟而织造的。
最终汉朝在这场战争中取得了全胜。在赵充国的建议下，湟水谷地深处的三个亭驿被升级为县。包括位于今湟源县的“临羌”；海东市平安区的“安夷”；海东市乐都区东部的“破羌”。护羌校尉驻地亦迁至湟水河谷，并在积石峡口设置“河关县”，封堵河水谷地进入黄土高原的通道。更为重要的举措是，将此次战役中所征召的步兵，留驻于湟水河谷，在羌人所遗的耕地及先前已经开垦的公田上囤田戍边，让河湟谷地彻底变成汉朝的直接统治区。
在汉朝的实力碾压之下，原居河湟的羌人部落做出了两种选择，一部分希望继承保持独立的羌人退至黄河上游及青海湖区游牧；另一部分则在汉朝于河湟建立的“金城属国”中接受汉朝的 管理。所谓属国，是两汉为安置归附的匈奴、羌等部族而设置的特别行政区。行政上一般与郡平级，对上接受汉朝官吏（属国都尉）的管理，对内事务则按本民族习惯法运行。对照现在的行政区划，相当于民族自治地区。时至今日，正如大家所看到的那样，当下河湟地区依然存在的不少，生产方式上兼具农牧特色的民族自治地区。
将河湟谷地彻底纳入王朝的统治序列，并不代表羌人的故事就结束了。羌人部落地缘属性在此后又有哪些变化，尤其是进入东汉时期的变化和影响，在进入历史线之后会进一步展开。下一节，我们将要把视线投入到陇右高原的西北部，从那里启程丝绸之路北线，进入河西高原及河西走廊。

鹯阴城与“陇右四塞”
想要从陇右高原进入河西走廊，必须先进入河西高原。历史上有两条主线帮助往来于丝绸之路的商旅做到这点。除了由“兰州盆地”经四望峡，入庄浪河谷南道以外，还有一条线路的起点在祖历河与“靖远盆地”。顾名思义，靖远盆地在行政上由甘肃省靖远县所覆盖。从兰州盆地东端的桑园峡沿黄河上溯约80公里，就到了的靖远盆地。其名源自明朝在此设置的“靖虏卫”，鉴于清王朝的出身，靖虏二字中的“虏”在清初被替换成了“远”。不管叫哪个名字，都可以看出即便到了明清之际，靖远盆地仍然具备很强的边塞功能。
这个位于陇西高原西北边缘的河谷盆地，比起西南方向的兰州盆地要更为狭长。黄河在整个靖远盆地中延伸了超过50公里的河段，陇右三大河流之一的“祖厉河”，其河口正处于整个盆地的中点。向陇右高原腹地延伸的祖厉河谷，与沿黄河伸展的靖远盆地，所组成的这个个T字型结构，让你很容易从中感觉到，在二者的关系中，靖远盆地承担的是构筑黄河防线，包括连接河西高原的任务；祖厉河谷承担的则是横穿陇西高原的通道任务。
为了实现上述功能，西汉王朝在黄河与祖厉河畔分别建制了鹑阴、祖厉两县，前者在东汉时更名为“鹯阴”，并一直延用至三国时代（为避免混乱，此后行文中都会以“鹯阴”一名代指）。其中祖厉县位于祖汉朝在祖厉河两条上源——祖河与厉河相汇处（今会宁县西北部的郭城驿乡），祖厉河亦因这一行政建制而得名。事实上，鹯阴在当时也是一条河名。不过“鹯阴河”所指向的并不是黄河的某条支流，而就是黄河本身。由于地理分割，大型河流的许多河段都有自己的名字。在“河”这个字还没有成为通用名之前，以河为后缀的河流，通常都代表着一段黄河。
结合祖厉河与黄河所组成的T字型结构，鹯阴河很有可能指向的就是靖远盆地中那段50公里的黄河，祖厉河口亦将是鹯阴城的最佳选址。然而当年汉武帝为丝绸之路北线，所选定的渡河节点却并不在祖厉河口，甚至不在靖远盆地之中，而是在靖远盆地之北。这多少有些出乎意料，要知道当下的靖远县城正位于祖厉河口，其行政史最起码可以追溯到公元6世纪中，由西魏政权建制的“会州”城。这些历史足以证明，祖厉河口及靖远盆地之于陇右安全的重要性。
想要了解汉帝国基于什么样的理由做出异样的选择，需要把视角拉高，从高空俯看一下靖远盆地与周边地理单元的关系。作为陇西高原的西北门户，靖远盆地的位置已经无限接近屈吴山的西端。这个西望乌鞘岭、东连陇山的山体，此前被我们定位为宁南高原与陇右高原的分割线。以此来说，靖远盆地并不只是介于河西高原与陇西高原之间，同时与宁南高原隔山相望。
之前已经解读过来，宁南高原在地缘政治上是作为西套平原的附属板块而存在。中原王朝想要拿下西套平原，必须借助宁南高原的清水河水系接入。反之如果游牧者控制了西套平原，同样会自然将控制力溯河延伸至宁南高原，并与中原王朝在此交锋。这意味着，如果屈吴山在黄河东岸不充当一道天险的话，那么沿黄河所选择的节点，就必须在和萧关一样，不仅兼顾东西，还能够御敌于北方。
放大靖远盆地与北部山地的相接部，你会发现河谷盆地与山脉并不是无缝对接的。东北方向流淌的黄河在即将流出靖远盆地时，向西北方向做了一个约90度的转折，流入屈吴山西端的山地之中。此后在这片山地中，黄河又向北、向东做了两个转折，回复成东北流向进入中卫平原，使得靖远盆地与中卫平原之间的这段穿行于峡谷中的黄河，整体呈现为C字状。在这个字母C中，位置最南的这段峡谷被称之为“红山峡”。
红山峡以南，直至靖远盆地北部的这段长约20公里的黄河，就是帮助生成“鹯阴城”的鹯阴河。鹯阴河与屈吴山同样不是无缝对接，而是拉开了约5公里的距离，使得山水之间得以形成一片山前台地宽约5公里、长约20余公里，西宽东窄的台地。在黄土高原，山地与盆地之间存在这样的过渡地带实属正常，一如关中平原与山地相接之处，存在周原这样顶部平整的台地一样。只是鹯阴河与屈吴山脉之间的这块台地，比起周原的条件却是要差得多。
由于屈吴山脉阻挡了东南季风的吹拂，整个台地的年平均降水不足200毫米。正因为如此，这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小型台地，被称之为“旱平川”。应该说，这个命名是非常传神的，即表明了它低于山地、高于河谷冲积平原的台地性质，又突显了其比后者更为缺水的特点。自身及周边高地的降水不足，使得旱平川的地表只存有季节性河流。在黄河两岸，这类季节性河流有一个能够突显其干旱特点的后缀——沙河。
旱平川上最大的沙河，名叫“水泉沙河”。沿水泉沙河与旱平川上的其它沙河上溯，你会发现它们能够穿透屈吴山，将源头置于山脉的北麓。在山脉与河流的关系中，这种情况很常见。毕竟山脉就算线性延伸，之间也会存在很多缝隙。比如太行山脉西侧的很多河流，就穿越了太行山间的那些峡谷流入华北平原。这些河谷往往会成为连通两大地理单元的孔道，当下连通北京与拉萨的109国道及G6高速，便是在两条沙河河谷的帮助下，由宁南高原进入旱平川台地。
然而对于历史上的中原王朝来说，宁南平原与旱平川之间存在孔道却未必并是好事。那些更适应干旱环境的北方游牧者，虽然很难从两岸悬崖林立、乱石穿空的红山峡南下，却可以借助这些沙河河谷，从宁南高原的西部，跨越屈吴山脉进入旱平川乃至靖远盆地。当然，旱平川同样也是陇右进入宁南高原乃至西套平原的重要跳板。最终造成的一个地缘政治后果，是甘肃与宁夏在屈吴山西段的分割线，实际上位于山脉之北。换句话说，时下甘肃得以领一块宁南高原西南角，地缘背景正是因为旱平川这个跳板和北上通道的存在。
通过上述解读，旱平川之于陇西与宁南高原的连接作用，已然十分的清晰。不过当年构筑于此的鹯阴城并不是仅仅为了直面宁南高原，刚才提到的两条高等级公路，在西出旱平川之后，也没有溯黄河而上进入靖远盆地，而是通过黄河大桥向河西高原延伸。这意味着，接下来还需要帮鹯阴城和旱平川定位一个渡口，以显示旱平川之于陇西与河西两大高原间的连接作用。
作为一个渡口，两岸需要有河供通行的河滩地，这些河滩地通过又会被开发为农田。观察卫星地图，你会发现沿鹯阴河两侧河滩，线性向北延伸的农田带越收越窄，至红山峡口前完全消失。九曲十八湾的黄河在进入红山峡之前，又顽强的扭出了一个被当地人称之为“黄沙湾”的S型小湾（可在电子地图上定位白银市平川区小黄湾村）。这里就是鹯阴古渡的所在。对于防御者来说，更让人头疼的是：在这个节点上，黄河水道不仅窄狭还容易在冬季结冰。历史上，游牧骑兵往往选择在冬季鹯阴渡河面封冻之时踏冰而来，经靖远盆地入寇陇右。
从陇西高原沿黄河东岸向北寻找渡口进入河西高原，不管是坐羊皮筏子还是踏冰而过，鹯阴渡都将是最后的选择。这种位置感也与萧关是陇右与陇东高原最北部连点的情况类似。结合御敌于北方的共同任务，成就鹯阴与萧关都是三线交叉的点位。后者之所以更为知名，一方面是因为它承担着护卫关中的任务；另一方面是因为它路径更容易识别。
从地理位置上看，萧关处于泾水源头、渭水上游水系、清水河源头三水相接之地。需要注意的是萧关所代表的不只是一个关隘，而是构筑于这个三线相接位置上的一系列关防的总称，具体的关联则随着王朝的更迭出现小范围位移。在明朝经营这个战略节点时，曾经为之设计了一个更能反应其地理特点的名称——三关口。同样，理解鹯阴城的位置时，也不能局限在两汉王朝选择的成址上。为了控制这个战略要地，历代王朝在此修筑了非常多的军事堡垒。虽位置不尽相同，但都没有脱开面积不到100平方公里的旱平川台地
尽管旱平川的位置是如此的重要，但与相邻的靖远盆地相比，地缘潜力却要差上许多。这一方面是因为地势较高，使得旱平川难以得到黄河的直接浸润（但可以打井取涌入地表的黄河水）；另一方面更是因为它的面积要远小于靖远盆地。无论从地理还是地缘政治上，旱平川都更应该被定位为靖远盆地的附属板块，就好像周原被视为关中平原的一份子一样。以这个基本面来说，古会州城在祖厉河口的修建，也算是一种拔乱反正。
地区行政中心向靖远盆地转移，不代表旱平川就失去了价值。农业和人口承载力更高的靖远盆地，将更好的为旱平川的军事存在，提供战略支撑。这实际也是当年金城被和兰州盆地被先定的基础原因。对比后你会发现，即能北渡河西、又能西连河湟的“四望峡”，与旱平川在陇右西北向的军事价值无异。只不过，四望峡需要面对面对的是羌人的核心区，及通过河西走廊的主通道。汉帝国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它所处的小型河谷盆地，没有单独承担如此艰巨任务的潜力。
综上所述，我们已经能够为陇右与河西高原之间的地缘沟通，理出两条主线来了。二大地理单元的连接面是西起四望峡、东至黄沙湾的这段曲折蜿蜒的黄河。兰州与靖远两个体量最大的河谷盆地，分别在南北两线肩负着战略保障任务。并由与二者相邻的四望峡、旱平川承担具体的连接任务。同时在对接河西的任务之外，“兰州盆地-四望峡”防线还必须在侧翼面对来自河湟谷地/青藏高原的压力；“靖远盆地-旱平川”防线承受的则是宁南高原/河套地区的压力。
比照“关中四塞”及“洛阳八关”的全面防御视角，结合此前内容所提炼出来的节点，我们还可以将上述模型进一步升级为“陇右四塞”概念。包括：西大门属性的“四望峡”、北大门属性的“旱平川”、东大门属性的“三关口”（萧关）、南大门属性“祁山”（汉源）。这一模型不仅能够帮助大家了解，当年曹魏政权在陇右所面临的地缘政治局面，更能让大家在博览陇右历史时有豁然开望之感。
再次聚焦鹯阴渡。鹯阴渡的位置确定后，丝路北线横穿陇右高原的线路也就明晰了。如果你是当时的执政者，接下来又会怎么做呢？自然是在河西高原东侧再建制一个县，帮助丝路北线接入河西走廊，就像在河西高原西侧，建制服务丝路南线的令居等县一样。一个看似利好的消息，是乌鞘岭伸展至此已是强弩之末。这条祁连山脉的最东部支脉并没有触及黄河，黄河在中卫盆地和靖远盆地间的那个C字型转折，实际是从屈吴山最西端穿越而过。两条山体之间亦没有紧密相连，现在的甘肃省景泰县便建制于两山之间谷地中，我们可将之命名为“景泰干谷”。
沿景泰干谷北出河西高原后，紧贴乌鞘岭北麓西行便可接入河西走廊。如果贴屈吴山北麓东行的话，则可进入中卫平原。以地势来说，这条全路在谷地延伸的丝路北线，要比经由庄浪河谷，翻越乌鞘岭南线更有优势。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与南线全线有庄浪河补给不同的是，南北向的景泰干谷，直面的是延绵于阿拉善高原东部的腾格里沙漠。尽管受两山的庇护的干谷还不至于成为沙漠，但风沙走廊的性质还是让防沙治沙，成为保护景泰环境的头等大事。这样的区位，不用说你也知道它的年平均降水很难超过200毫米，能够在地面找到的河流也都是季节河属性的“沙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将之命名为“干谷”。
对于试图保障丝绸之路安全的中原王朝来说，另一个问题在于：在控制河西走廊的情况下，由南线穿越河西高原的线路将是十分安全的。反观北线，却会必须直而来自阿拉善高原的游牧者。如果后者控制了东侧的中卫平原，这种威胁更是会成倍增加。让人无奈的是，虽然地理、地缘条件有点差，但该做的地缘政治布局还是得做，否则让游牧者如入无人之境的透过景泰干谷、进入河西高原腹地，两条丝绸之路都有可能被切断。
最终补上这个缺口的，是汉武帝在此建制的“媪围”县（位于景泰县城东南约十五公里处的吊沟古城）。河西高原的地缘价值，亦就此明晰。对于中央之国来说，并不指望干旱的河西高原，能挖掘出多少农业和人口潜力来说，它的主要价值是在东、西边缘维护两条连接陇右高原与河西走廊的通道。至于腹地的价值反而不大。历史上，建制于河西高原上的城市，行政上不是置于陇右城市之下，就是被划给河西走廊。
然而上世纪的一次行政变动，却有些颠覆了这一地缘政治格局。今天，承载着甘肃省会的兰州盆地，仍然具体负责着陇右西南门户的安全，庄浪河谷和四望峡亦都属于兰州的辖区。但在西北方向，肩负这一职责的地级市，却是位于河西高原的“白银市”。白银市并不是一座沿黄城市，而是位于小型山间盆地间。其与黄河的联系，主要通过两条不到30公里的沙河来完成的。这两条沙河从兰州盆地与靖远盆地间注入黄河。从这个位置来看，成就白银市的并不是丝绸之路。
当下，景泰干谷的景泰县、靖远盆地的靖远县、祖厉河谷的会宁县，都是白银市的属县。甚至原属靖远的旱平川台地，也变成了白银市的市辖区“平川区”。虽然后一变化，倒是能够佐证旱平川与河西高原间紧密的地缘联系，及其与靖远盆地的地理差异，但让一个即缺水、又没有区位优势的城市，承担与兰州一样的地缘政治任务，看起来多少些奇怪。名字倒是一个亮点。南金城、北白银的格局，让整个地区散发着富贵之气。
尽管金银组合堪称完美，但两座城市的历史却相差了2000多年。前面说了，金城始建于公元前86年，而“白银市”出现在行政舞台上却是在1956年。一直到1986年才正式升级为地级市属性的白银市（中间还被撤销过）。如果说金城当年因挖出黄金而得名，只是一个传说的话，那么白银市的横空出世，却的的确确是因为“家里有矿”。上世纪50年代，白银地区被发现蕴藏有数百万吨矿产资源，包含有：金、银、锡、碲、镉、锗、钴、锑、汞……等60多种贵重稀有金属。随着这些矿藏的开发，一座新兴城市拔地而起，并取了这么一个富贵的名字（不过白银市储量最丰富的其实是铜矿）。
特别提一下白银的历史，是想借此说明一下在地缘因素中，矿藏也是影响因子之一，古代也不乏因为某种资源而兴起的城市和地理单元。问题是在历史长河中，“资源性城市”的稳定性始终是一个问题。一旦其资源被替代或者枯竭，就很有可能迅速衰弱。相比之下，区位、气候、土地环境这些地缘要素要恒定和重要的多。当然，这并不代表我们在具体研究某段历史时，不去重视对当时地缘格局造成重大影响的某项资源，比如研究当下的世界，就不可能无视中东的石油美元。至于白银今后的走向，就不是这些文字所要解决的了。河西走廊才是我们下一步的方向。

凉州9 焉支走廊
在能够被纳入中央之国核心区的板块中，河西走廊的存在最为特别。即便对地理、历史无感的人去看地图，也会很容易关注到这个向西北延伸的突出部。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河西走廊的存在，甘肃省的轮廓看起来将要正常的多。而这一切的原点，指向于公元前121年。在这一年，招降了匈奴休屠、浑邪两个匈奴部落的汉武帝，分别以两部故地为基础，在河西走廊设置了“武威”、“酒泉”两郡。十年后又从上述两郡中析出了“张掖”、“敦煌”二郡，并称为“河西四郡”。
两千年后的今天，甘肃省在河西走廊的管辖范围当年的河西四郡并没有本质区别。行政上则由四郡变成了五个地级市。其中武威、张掖、酒泉三城依旧延续着当年的行政地位。变化在于在敦煌变成酒泉下辖的县级市、张掖和酒泉分拆出了金昌和嘉裕关两个地级市。当年汉帝国基于何种地理背景设置了“河西四郡”，时下的行政变化又有哪些地缘依据，将是接下来内容的解读方向。
东北直面阿拉善沙漠，西端又与塔克拉玛干沙漠相接的河西走廊，并不是东亚农耕民族所适应的传统类型土地。在这片身处欧亚大陆腹地的土地上，即便是最东部的武威，年平均降雨量也只在200毫米上下，最西端的敦煌甚至会低至40毫米。要是单凭这样的降水量，河西走廊毫无疑问将是一片荒漠、半荒漠化的土地。然而河西走廊却又是幸运的，因为它有靠山。整个河西走廊用一个地理概念来概括的话，那就是“祁连山山麓地带”。
东接黄土高原、西抵塔里木盆地的祁连山脉，是围就青藏高原的边缘山脉之一。整个山脉并不是单纯的线性延伸，在外围主脉以南、以西还延伸了多条同向支脉。比如之前提到的，位于大通河谷与青海湖之间的“大通山”。整个山地西南一直延伸到柴达木盆地的北部，东南向则向青海湖盆地和湟水谷地之南，延伸出了青海南山及拉脊山。如此形成的东西延绵近千公里，南北宽约200-400公里的区域，用“祁连山区”来概括会更为准确。
西北向东南延伸的走势，使得祁连山脉能够受到受到些许东南季风的垂青。虽然来自太平洋的季风吹拂至此已是强弩之末，但作为青藏高原的一份子，祁连山主脉的海拔能达到4000-6000米。这一高度一定程度弥补的距离上的不足，让它的外围山脉有机会拦截更多的水气并形成降水。在祁连山区直面黄土高原的东南角，这些降水在地表汇集成就了湟水、大通河及庄浪河三条重要河流。而在直面阿拉善沙漠的祁连山坡，这个天然水塔同样成就了三大水系，包括：石羊河水系、黑河水系，以及疏勒河水系。
与庄浪河谷隔乌鞘山分水岭相对接的，是一条叫作“古浪河”的河流。如果沿景泰干谷绕行至乌鞘岭北麓的话，最先迎接人们的也是古浪河。这条汉时被称之为“松陕水”的河流是石羊河水系的东支。也就是说，石羊河水系及其所冲积而成的绿洲，将是进入由河西高原进入河西走廊的第一站。
受环境影响，石羊河及其以西一直到天山南北的河流，与大家在东亚地区看到的河流都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些生成于欧亚大陆腹地的河流，在离开山地的庇护之后，会在荒漠中艰难穿行一段距离，然后在太阳的炙烤下渐渐消失于沙漠之中。这种没有办法履行“百川归海”责任的河流，被统称为“内陆河”。一般来说，大型内陆河都遵循着以下结构：多条相邻的上游支游从山地倾泄而下后，在山麓形成一个或多个冲积扇，然后再汇集成一条干流向沙漠深处，直至觅得一个低洼处形成一个终端湖。围绕这些高山之下，会形成人类赖以生存的绿洲，而绿洲的形态亦随着水系结构的变化而变化。
石羊河水系在祁连山麓所成就的冲积扇平原，当下建制了两个地级市，分别是西侧的金昌市与东侧的武威市。相比之下，后者的名气要大得多。因为公元前121年，汉武帝以石羊河水系为核心建制的郡级行政区，就是“武威郡”。当时的武威郡治下包含：姑臧、张掖、武威、休屠、揟次、鸾鸟、扑环、媪围、苍松、宣威等十个县。不过将汉之武威郡等同于石羊河水系也是不够全面的。媪围的入选，显示以景泰河谷为核心的河西高原东部，也被纳入了武威郡的范畴。考虑到景泰干谷在位置上直面蒙古高原，自身又潜力有限，将之与古羊河水系划入同一行政区，并在黄河与石羊河之间建立防线，将更能够保障乌鞘岭南北的安全。
然而缺乏地表水支援的景泰干谷，在自身地缘潜力上始终是有限的。为了进一步增强乌鞘岭的安全。进入东汉之后，武威郡的范围向东扩张至了陇右高原，将靖远盆地、祖厉河谷，以及旱平川划入（鹯阴、祖厉因此从定西郡划入武威郡）。这相当于集两端之力，共同补强景泰干谷这个防线上的薄弱点。只是在进入三国时代后，由于整个中央之国的人口被战乱大量消耗，必须依靠外援的媪围县，最终还是从行政板块上消失了。一直到上个世纪，才以景泰之名重新建制县级行政区。
当然，放弃在景泰干谷置县，并不代表漠视这一地区的军事价值，历代王朝仍然在此修筑了不少军事设施。从地缘政治角度看，能否守住景泰干谷的关键，在于能不能拿下石羊河绿洲。如果不能把行政线延伸至乌鞘岭之北，黄河本身将是一条可靠的防线。只是放弃河西高原，又意味着无法切断河湟谷地与河套地区的地缘联系，让陇右的安全进一步陷入危险境地。
从上述地缘政治关联中可以看出，在河西高原不堪大用的情况下，能否控制石羊河绿洲，不仅事关丝绸之路的畅通，更直接关系到河湟、河套能否纳入中央之国核心区，进而决定中原王朝与蒙古高原游牧民族、青藏高原农牧民族之间的博弈平衡问题。可以这样说，如果不是两千年多年前，沿河西走廊分布的那些绿洲，开始成融入中央之国核心。从积石峡至红山峡的这段黄河，将很有可能成为后来中国的西部边界。
两千多年前，被授命充当两汉武威郡郡治的是居于冲积扇平原核心的“姑臧”县，这个当年的武威群治，便是现下武威市的前身，具体来说是武威市区属性的凉州区。而武威郡的大部分县亦都设置这片山麓绿洲之上。可能已经有人注意到了，刚才所列出的武威郡属县中，还有一个以武威为名的县。只是这个县却并不与姑臧相邻，亦不在石羊河冲积扇上，而是在下游终端湖的南面。
石羊河水在阿拉善高原腹地汇集而成的终端湖，在先秦时的名字是“潴野泽”。由于整个石羊河流域，在汉初曾为匈奴休屠王牧地，潴野泽因此在汉朝时又被称之为“休屠泽”。位置上看，延伸至休屠泽石羊水，及其所滋养出来的绿色长廊，将这阿拉善高原上中东部的沙漠，分割成了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两部分。更为重要的是，这条沿河分布的绿洲带，能够拉近河西走廊与蒙古草原的地缘距离。以祁连山麓与休屠泽北端的直线距离来说，这条绿色长廊最起码可以为试图接近祁连山脉的旅行者，提供约200公里的战略支撑。可以想见，如果没有这些祁连山之水顽强的向北延伸，即便是更耐受干旱环境的游牧者，想要安全穿越阿拉善沙漠也并非易事。
出于防御匈奴的需要，两汉除了在休屠泽之南建制武威县以外，还在冲积扇平原与终端湖间的中点建制了名为“宣威”的县，以共同承担石羊河下游的防御工作。你很容易在甘肃地图上，发现与河西走廊对应的位置上，存在两个面向蒙古高原的凸起。东边这个凸起的轴心便是石羊河下游。当下在西汉宣威、武威两县故地上建制的行政区，是武威市治下的民勤县。有鉴于此，石羊河冲积扇以北的这条下游绿洲带，被称之为“民勤绿洲”。
受上游农业开发的影响，民勤绿洲及石羊河终端湖的面积，2000年来一直处于萎缩状态中。以终端湖来说，在潴野泽时期的水域面积能达到2万平方公里；变成“休屠泽”并开始进行农业开发后，面积锐减为4000平方公里；隋唐时期的名字再次变更为“白亭泽”，面积也退至1300平方公里；明清时期进一步缩小到400平方公里；等到民国时期就只剩下名为“青土湖”的70平方公里水域；及至 1959年则完全干涸。随着上游来水的减少，原本的绿洲开始退化成为沙漠，以至于防风固沙成了民勤绿洲的头等大事。好消息是，经过持续的生态治理及补水，时下石羊河尾闾之处又开始有湖面出现。虽然面积还远不能和历史时期相比，但最起码可以让这片绿洲摆脱彻底消失的命运。
离开武威郡沿祁连山北麓继续向西，接下来进入的将是张掖郡地界。既然汉帝国决定从武威郡中分拆出张掖郡，时下张掖也依然是与武威同级的地级市，想来张掖在地理上必有其独立性。只是这种独立性并非是由一条完整水系所支撑，而是被一条东西延绵300公里的祁连山支脉——“走廊北山”所成就的。顾名思义，“走廊北山”位于河西走廊的北沿。其主体为东西长约200公里，与祁连山主脉距离约50公里的“龙首山”；西段为走势稍弱的“合黎山”；同时还包括龙首山的东端，向西南方向折出的“焉支山”。
在“走廊北山”与祁连山主脉的配合下，张掖地区的地理结构表现为盆地状（可称之为“张掖盆地”）。北部延绵的山体，能够帮助山麓冲积平原更多阻挡来自阿拉善高原的风沙，使得张掖的整体环境和降水，较之武威要更好些；此外“走廊北山”还是一道迟滞游牧者进攻的天然防线。为了进一步增加河西走廊的防御力，汉王朝在河西设置郡之后，曾沿河西走廊修筑西至玉门关、东至乌鞘岭的“河西长城”。走廊北山即是这条塞外长城的主要依托。
水系属性来说，张掖盆地的主体属于黑河水系。横贯张掖盆地的是黑河的东源也是正源。从祁连山北坡倾注而下的黑水，在滑过燕支山、龙首山之后，西北向由合黎山西端流出张掖盆地，与从酒泉方向流出的“北大河”等支流汇合成干流，再东北向进入沙漠腹地。时下的张掖地区也正是以这段黑水上游为核心建制而成。不过西汉的张掖郡在范围上还要更大些，实际是由现在的张掖市与金昌市境所组成。
金昌市的辖区正位于龙首山与焉支山相接处。在其境内，西南-东北向延伸的焉支山，与祁连山主脉之间形成了一条宽约10公里的山间走廊，可称之为“焉支走廊”。为控制这条石羊河绿洲进入张掖盆地通道，汉武帝在它的东端设置了“番和”、“骊轩”两县。并在析出张掖郡时将两县划给了张掖郡。及至清朝演变成现在隶属金昌市的永昌县。


大家也许会对永昌和金昌有点陌生，但对于“焉支山”就不应该有陌生感了。当年匈奴人在失去河西走廊之后，曾哀歌道“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令我嫁妇无颜色”。这两句包含丰富地缘信息的匈奴民歌，因被列入汉乐府诗而千古流传。更容易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焉支”二字与古代女子化妆所用的“胭脂”同音。“焉支”二字为匈奴语翻译，历史上焉支山还被译为燕支山、胭脂山。结合这两句民歌，一般认为最初制作胭脂的原料即是从此山采集，并传入中原。
焉支山长不过百公里，体量上完全无法与气势磅礴的祁连山主脉相比。能够在匈奴人口中与祁连山并立，足以证明其地缘位置的重要性。这一重要性，一定程度表现为焉支走廊在地理上的双重属性。首先，焉支山和焉支走廊在位置上完全置于龙首山之南，使之更像是张掖盆地的一个子单元；其次由焉支山南流出的西大河、东大河、金川河等河流，却并不是黑河流域的一部分，而是穿越焉支山与龙首山的东端，东北向注入石羊河。
与张掖盆地的嵌入关系，使得焉支走廊在大部分历史时期都为张掖的属地；而基于水系属性，这个双重属性的地理单元，部分历史时期也曾变身为武威的一部分。不过现在的焉支走廊及其周边地区，却历史性的得到了一个新的机会。1981年，甘肃省以原永昌县辖区为基础，建制了地级市属性的“金昌市”。之所以没有直接采用永昌之名，是因为这座新兴城市，并没有选址在永昌所处的焉支走廊东端入口，而是选址在了南距永昌县城约30公里的金川镇。新建制的金昌市城区亦因此命名为了“金川区”。
地理位置上，金昌市处于龙首山东北端，与被焉支山庇护的永昌县城相比，即无位置优势，又需要面临更恶劣的环境。遵循这一地区的传统地缘逻辑来看，即便是一定要将这个潜力有限的连接带独立出来，这个选址也着实让人有些困惑。只是如果你能理解白银市为什么能够出现在行政版图之上，且获得了一个地级市的身位，那就同样能够理解这金昌的建制了。“家里有矿”是金昌建制及选址的唯一原因。成就这座新兴城市的主要是“镍矿”，金昌亦因此有着“中国镍都”之称。
你很难预料，当这些资源性城市所赖以升级的矿产枯竭之后，整个区域的地缘政治结构又是否会恢复常态。好在我们现在所流连的历史时期，倒是没有这种烦恼。焉支走廊的区位价值，才是大家应该关注的重点。能够让焉支山与祁连山齐名的因素，并不仅仅在于它能够连接河西两大绿洲。下一节我们将继续一路向西，去看看步出焉支走廊后，还会有什么新的发现。

焉南盆地与扁都口
走出焉支盆地和石羊河水系后，下一步将进入的是居于河西三大水系中心的“黑河水系”。黑河是乌鞘岭以西至天山以南，仅次于塔里木河的第二大河流。整个水系有两个主要源头：西源属性的“北大河”，以及正源属性的东源。前者在祁连山北麓的冲积扇成就了酒泉，后者则滋养了张掖。作为北大河冲积扇与黑河冲积扇的核心城市，张掖与酒泉之间的距离约为200公里，张掖与武威间的240公里短不了多少。事实上，如果不是走廊北山的存在，使得黑河之水在北入张掖之后，被迫向西北方向流淌，黑河与北大河势必会成为两条独立河流。只是最终的合流，并不妨碍这两条河流在祁连山麓，分别形成两片相互独立的绿洲。
广义来说，黑河水系应该包含北大河与黑河两条河流及其支流。只是鉴于两条河流的地缘独立性，有必要将之区别一下。如果以下游之名来命名整个水系的话，我们可以将之统称为“额济纳河水系”。这是因为两河合流之后的干流，最后一部分现在位于内蒙古境内，并以蒙古语命名为“额济纳河”。不过如果再深究的话，其实额济纳河正是黑河的蒙古语译名。
好在我们需要的，只是一个能够让大家意识到地理范围的标签，将北大河排除出黑河水系的范围，并以额济纳河水系覆盖二者，有助于大家厘清整个区域的地缘关系。至于为什么在历史上，整个水系会以黑河为名，表面看是因为黑河的流程更长，实际上则是因为黑河与张掖盆地的地缘位置更为关键。黑河的之于北大河，或者说张掖之于酒泉的地缘优势，在于它拥有跨越祁连山脉，连通羌人之地的孔道。正因为有这个重要价值，黑河在汉代也被称之为“羌谷水”。
一般来说，这种孔道所依托的都是能够穿透山脉的上游河谷。以此标准来说，无论是北大年河还是黑河都能达到。与张掖和酒泉相接的这段祁连山主脉，又被单独称之为“走廊南山”。整个额济纳河水系之所以有较大的水量，在于除了能够收集走廊南山北坡之水外，还在山脉之南的祁连山区拥有大片的集水区。这当中尤以黑河为甚，其在祁连山区的含水区，东西延绵将近300公里。
如此看来，定位黑河的主源将是找到这条战略通道位置的关键。以地理标准来说，黑河之水是从张掖市西南方向的一条峡谷中流出，注入张掖盆地西部。这条穿透祁连山主脉的峡谷亦因此被命名为“黑河大峡谷”。然而无数案例已经告诉我们，地理源头并不等于地缘源头。对于古人来说，黑河大峡谷所指向的上游河道有多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能不能成就一条通往羌人之地的战略通道。
从这个角度来说，结果是令人泄气的。因为黑河峡谷所处的这段祁连山脉，几乎是整个山脉中最宽、最高的一段。黑河在其中艰难穿行了百余公里，方才进入张掖盆地。这使得黑河大峡谷很难成为张掖盆地连通祁连山区的主通道。相比之下，借助黑河左岸的一条名为“大沙河”的支流，反倒更有机会进入黑河上游河谷。当下依托大沙河河谷，建制有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并有沿河谷修筑省道沟通张掖盆地与黑河上游河谷。
问题在于，这条同样需要在山地中穿行上百公里的通道，所指向的方向过于偏西。与羌人的核心之地相去甚远，无法承担连通羌胡的战略任务。作为羌人核心之地的河湟谷地，位置上处在河西走廊的东南部，这意味着如果张掖地区拥有一条通羌之路的话，它的位置应该尽可能靠近张掖盆地的东端。顺着这个方向，我们可以在焉支走廊之西，看到一个由焉支山西端与祁连山主脉合围而成的小型盆地，充当着张掖盆地的东南角。基于其位置，我们可将之命名为“焉南盆地”
焉南盆地与焉支走廊在地理属性上的不同主要有两点：一是形态不同。从焉南盆地之南，向东一直到乌鞘岭的这段祁连山主脉，又被单独称之为“冷龙岭”，向西即为前面提到的“走廊南山”。冷龙岭在焉支走廊南部，有一个明显的凸起，使之在形态上呈现为狭长谷地状。整个走廊南北纵深不过10公里，东西纵深却有上百公里。而焉南盆地的南北最宽处超过30公里，东西纵深亦大致如此。这一特点，使之在结构上呈现为腹地开阔的盆地状。
二是水系归属不同。焉支山西南-东北向的走势，促使流入焉支走廊之水顺着这个走势，东北向注入石羊河。反观焉南盆地，由于盆地北部已经摆脱了焉支山主脉的控制，由此流出的祁连山之水，可以从焉支山与走廊南山之间，北向进入张掖盆地腹地，遇到龙首山的阻挡之后，再西向交汇后注入黑河。
覆盖焉南盆地的，主要是黑河的东源：山丹河（又名马营河）及其支流的上游。大部分山丹流域，在行政上为当下隶属张掖的民乐县与山丹县所覆盖。由于农业开发及水利工程的修筑，这一地区的自然水系结构已经破坏的很厉害，实地考察的话，已很难看到连续的河流存在。事实上，在整体环境干旱的绿洲农业区，截流取水并造成原有水系结构面目全非的现象非常普遍。剥离出原始水系结构，能帮助我们看清板块的原始属性。
幸运的是，焉南盆地所面对的这段祁连山主脉相对较为薄弱，依托山丹河及其左岸支流的上游河谷，有多条可供穿越祁连山脉的峡谷存在。最具代表性的是民乐县境内，的“扁都口”，以及山丹县境内“白石崖”。此外还有位于盆地东南角，西大河源头属性的“平羌口”（行政上为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的飞地）。后者仅从名字上，就能让你感觉到它沟通羌地的作用。
2200年前的“小月氏”南迁事件，帮助中原王朝第一次知晓了上述通道的存在。河西走廊是西汉王朝从匈奴手中夺取的土地，但匈奴人占据这片土地的时间不过半个多世纪。此前据此游牧的是引发张骞出使西域事件的“月氏人”。公元前2世纪初，已经统一蒙古高原的匈奴人，不仅在长城沿线持续侵扰立国不久的汉帝国，与月氏人间也爆发了一系列战争。公元前174年，在战争中落败的月氏人被迫西迁，并最终在中亚两河流域定居，演化出后来的称霸中亚的“贵霜帝国”。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月氏人都西迁离开故土，有一小部分月氏人选择了由焉南盆地迁入祁连山区游牧。那些西迁的月氏人遂被称之为“大月氏”部，退入祁连山区的月氏人则被称之为“小月氏”部。
焉南盆地成为连通羌胡的枢纽点，还在于它的环境优势。龙首山和焉支山的双重保护，使得盆地腹地能够较少受到北部风沙的侵扰。平坦、宽阔的地势，以及祁连山雪水的补给，更让整个区域成为了一片水草丰美的草原。以至于在河西绿洲被纷纷开耕为农田之时，历代统治仍然会将此定位为马场。由此也为之带来了一个非常能表明其属性的地理名称——大马营草原。
大马营草原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一片包裹于农业区之中的草原，能够稳定的为中原王朝提供马匹，类似的草原还有秦非子当年牧马的“关陇草原”。史料记载，唐代曾在大马营草原畜马7万。可以想见，无论对于游牧者还是中原王朝来说，这片草原的诱惑力都是巨大的。一直到上个世纪，大马营草原都还是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军马场。相比大马营草原这个名字，山丹军马场及其所培育出来的“山丹马”要更为知名。只不过随着军马退出战争舞台，山丹军马场也在本世纪初转为民用，草原大部亦被开耕成了农田。
当年小月氏部之所以不愿意随众西迁，很大程度也是舍不得这片水草丰美之地。这些期待有朝一日能回到河西走廊的游牧者，退入祁连山区时最有可能的选择线路是扁都口。扁都口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在于其海拔较低、河谷相对较为宽阔，谷中水流亦不甚急。用古人的话来说就是“盖山口之路宽平，而山中之水草丰茂也”。这一特点，使得这段长约27公里的峡谷，能够在历史上持续承担着沟通河湟与河西的使命。时下连通西宁与张掖的国道“宁张公路”（G227）便是借由扁都口打通。
从丝绸之路的视角来看，扁都口相当于是“河西道”与“青海道”之间的连接线，并与河西高原上的庄浪河谷一起，强化河西走廊与河湟之地的联系。东接焉支走廊、南连扁都口，自身又是优质草原的焉南盆地，则凭借这多重优势成为了河西走廊的枢纽点。由此可见，匈奴人之所以如此重视焉支山，并不是仅仅是因为失去它会“令我妇女无颜色”。
冷龙岭和扁都口同时也是甘肃和青海两省的分割线，但翻越扁都口进入青海境内，并不意味着就进入了湟水谷地。在二大板块之间，还横亘有两条首尾相连的高山谷地。其中与扁都口峡谷相接的谷地，是流淌着黑河上游支流属性的“八宝河”。这条向西流淌的河流与向东流淌的黑河正源，都位于青海省祁连县境内，于县城之西合流后，共同汇入黑河大峡谷。当年南逃入祁连山区小月氏人，很有可能就是祁连县境内游牧。
不过从沟通羌人的角度来说，八宝河谷并非终点。南行的旅人在渡过八宝河后，只需再向东南方向翻越分水岭，很快就会进一段东西长约70公里的月牙形盆地——门源盆地。以此为基础建制的行政区是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境，而成就这个盆地的则是“两山一河”。两山指的是冷龙岭与大通山，一河指的是大通河。总体来说，冷龙岭与大通山虽然整体结合的非常紧密，限制了整个大通河中游地区的开发潜力，但在门源盆地，两山却显得不那么亲密，使得这个板块能够拥有较为宽阔平坦的腹地平原。
大通河水以及相对宽阔的冲积平原，使得门源盆地看起来具备了农业开发的基本条件。然而通过前面的内容中我们已经知道，能够被纳入河湟谷地概念，成为连片农业带中一员的大通河谷，只有接近河口的最后40公里谷地。换句话说，门源盆地在历史上所充当的，更多是游牧之地的角色。
影响门源盆地农业潜力的主要因素并不是降水。由于来自海洋的季风能够溯大通河而上，并且在周边高大山脉的作用下形成更多降水，这个山间盆地的年平均降水能够超过500毫米，甚至比充当河湟地缘中心的西宁还要高出100多毫米。问题出在温度上，受海拔和周边山体的影响，门源盆地基本不存在绝对无霜期，气候类型为高原亚寒带气候。
以自然经济时代的农业技术而言，门源盆地的条件更适合做高原牧场。当然，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是在不断增强的。基于技术进步，类似降水充足但温度偏低的区域（比如东北地区），在古典时期后期，已经能够通过选种合适的作物而发展农耕业。以门源目前情况而言，已经成为一片农牧混合之地（从自治地区的行政属性上也可看出）。其最主要的农作物是能够适合青藏高原气候的大麦品种——青稞，以及同样仅需较短种植期的油料作物春油菜。
虽然在大部分历史时期，从张掖盆地到湟水河谷，中间都要穿行高原游牧区，但有了八宝河谷与门源盆地这两块低地做中继点，河西与河湟间的这条直连通道，在通行上的难度还是会大为降低。刚才提到的“宁张公路”，能够帮助大家更直观的感受这条线路的走向。需要注意的是，整条通道毕竟是穿行于青藏高原。如果想安全通行，最好还是规避气候恶劣的冬季。此外，高原山地间的气候变化较大。历史记载，当年隋炀帝在征服盘据河湟的吐谷浑部后，曾率大军循上述路线称入河西走廊西巡。然而在回军之时，即使是选择了温度较高的6月，在时称“大斗拔谷”扁都口也还是遭遇暴风雪而伤亡大半。
将视线拉回张掖盆地。拥有一条通往河湟的通道，只是张掖盆地的一项副业。汉帝国之所以重视这个盆地，并将之从武威析出单独设郡，更多是希望依托它抵御匈奴的进攻。需要注意的是，张掖之名并非出现于张掖郡分立之时。在武威郡建制时，石羊河冲积扇上就已经设立过以“张掖”为名的县了。只是这个蕴含“张国臂掖，以通西域”之意的名字实在是太好，以至于在设立新郡时被再次采用。
帝国为张掖选定的郡治叫作“觻得”，位于当下张掖市的西北，与山丹河汇入黑河的河口相依。基于山丹河及焉南盆地，能够对接焉支走廊与扁都口的位置，在古人的认定中，这条由西向东纵穿张掖盆地的河流，才是黑河的源流。由于黑河在汉代还有一个名字叫作“弱水”，所以山丹河在一些历史地图上，有时也会被标注为弱水。应该说，古人在河流之名的标注上显得十分的混乱。除了弱水、羌谷水、黑水这些名称以外，这条成就张掖的河流还被叫作“张掖水”或者“合黎水”。前者自然得自于它的行政属性，前者则出自走廊北山的最西段——合黎山。
由“觻得”沿黑河向西，很快就会进入合黎山保护中。与龙首山相比，合黎山的体量和海拔要低得多。这条向西北方向延伸的低山，最大的作用是迫使黑水继续向西北方向流淌了200公里，并最终与北大河合流成为一河。至于说北大河及其所成就的酒泉郡又是什么情况，两河合流之后有没有造就新的绿洲，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凉州11 居延海与北大河
世人知道酒泉，大抵是因为两件事：一件是传说中霍去病逐匈奴至此，将汉武帝赏赐的一坛美酒倒入泉中与将士共饮，遂成“酒泉”之名；二是成就了中国第一个卫星发射中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霍去病到底有没有这么做过不得而知，鲜为人知的事实倒是，酒泉卫星发射场其实是在相邻的内蒙古阿拉善盟境内。表面原因是额济纳河下游及其终端湖，并不像石羊河下游和体屠泽那样归属于甘肃，而是归属于内蒙古。在更地广人稀的内蒙古境内建立发射场，而将保障基地建制于上游的酒泉绿洲，算是一个各取所长的方案。
这个问题如果再深究的话，那就是为什么河西走廊在这个位置上，没有能沿河向北控制所有的绿色地带。对北大河的解读，将有助于大家理解这一切。北大河又名讨赖河，汉时被称为“呼蚕水”。由于汉时在北大河冲积扇上建制有“禄福县”充当酒泉郡郡治，并演化为现在的酒泉市，这条河流也曾被称之为“禄福河”。时下之所以用“北大河”这个通用名，是因为它是从从酒泉之北流淌而过。
与河西走廊的其它河流一样，成就北大河与酒泉的都是祁连山之水。不过比起山脉的其它部分，酒泉应该会更有资格争夺“祁连山”这笔地缘遗产。广义的祁连山脉西接塔里木盆地、东抵黄土高原，狭义的祁连山则指向就是酒泉背后的这部分山体。黑河与北大河两河的源头，一东一西发源于祁连山南麓，然后再经行峡谷北流入河西走廊。区别在于北大河上游及支流，均围绕着这段祁连山生成。黑河上游则在祁连山东南端发源之后，又向东延伸了300公里集水区，使之能够形成更大的流量。
与黑河在流出祁连山脉之后，会受到龙首山、合黎山等独立山体的影响而改变流向一样，北大河的北上之路也非一路平坦。北出祁连山后，很快它就会受到一座黑色独立山体的影响向东偏流至酒泉市的北部，然后再东北向于金塔县境内与黑河合流。这座长约30公里、宽约20公里的黑色山岗体，在历史上曾有一个很诗意的名字——洞庭山。之所以有过这个名字，有可能是在它的阻挡之下，山前曾经蓄积成湖泊过。只是真要是结合其本身的地貌来看，还是叫“黑山”比较合适（至于是不是黑山老妖的出处，大家可自行考证）。
在中国境内，有很多以“黑山”为名的山体。比如藏于太行山脉中，在三国时期成就过“黑山军”的黑山。相比之下，河西走廊的这座黑山虽然声名不显，但战略位置却更为显赫。至于除了让北大河改变流向以外，黑山还在地缘政治层面有什么样的表现，姑且按下不表。在此之前需要先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北大河与黑河合流后的额济纳河，大部分成为内蒙古的一部分。
其实从地理属性来说，无论是石羊河、黑河还是北大河，离开走廊北山及其延伸带的保护后，就已经进入了荒漠化的阿拉善高原。只是在祁连山水的合力冲击下，才在沙漠中线性延伸出两条绿色长廊。石羊河之水造就的民勤绿洲属于东边那条；造就西边那条的，自然就是现在正在展开的额济纳河。
前面说了，额济纳河在蒙古语中也是“黑河”之意。追根溯源的话，这个名字来源于《禹贡》中以“黑水、西河惟雍州”来划定雍州的范围，而凉州本质是去除掉关中之地后的雍州（三国时期曾改回雍州之名）。在汉帝国扩张到河西走廊后，黑水之名遂被放置于此，以合雍州之界西为黑水的古老认定。此外由于“黑水、西河惟雍州”之后还有一句“弱水既西，泾属渭汭”，这条河西第一大河又有了弱水之名。从政治正确的角度看，弱水其实要比黑水好。毕竟黑水被认定为是中央之国的西界，而河西走廊的最西端其实是疏勒河。参考泾水的关中地区的身位及位置，位置更为模糊的弱水，更容易帮助汉帝国，向西延伸“自古以来”的权力。
名字只是一个代号，相比这些河流本身的变化，古人基于各种理由所做的混乱命名并不是重点。额济纳河显然也应该有个终端湖。更准确的说，是有两个河道相连的终端湖。在汉朝时这个这两个湖泊被统称为“居延泽”，至唐朝则改称“居延海”。总得来说，由于上游补水较多，居延泽的面积较之同时期的休屠泽要更大。只是这仍然无法让它避免和古休屠泽一样，消失于上个世纪的命运。一直到21世纪，已经开始重视环保的中央之国，才通过上游治理恢复了几十平方公里的水面。
压倒居延海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北大河下游水库的修建。这条额济纳河西源在20世纪中叶先后修建的“鸳鸯池水库”、“解放村水库”（现合称为“鸳鸯湖”），在帮助其所在的金塔县向北延伸大片绿洲的同时，也让它的下游再也无水与黑河相汇。也就是说在人力的作用下，北大河终于变成了一条独立河流。在卫星图上你会发现由于鸳鸯湖的出现，整个北大河原本以酒泉绿洲（山麓冲积扇形）为主的单核心模式，变成了以这个人工湖为中心，由酒泉绿洲、金塔绿洲组合在一起的沙漏状双核心结构。失去了北大河之水后，面积原本就已萎缩不少的居延海，很快就彻底的干涸。当然，换个角度看，你也可以认为额济纳河绿洲，因此而部分转移到了北大河下游。鉴于纵穿沙漠所带来的高蒸发量，这种此消彼涨的变化兴许还让整个流域的绿洲面积有所增长。
额济纳河的延伸，让甘肃在河西走廊的辖区，有了第二个向北凸起。体量来看，这两个凸起大体相当。这条祁连山之水，实际还滋养了相信的内蒙古阿拉善盟。究其根源，是因为额济纳河的流程实在是太长了。从酒泉绿洲和张掖盆地之北算起，这条汉时的弱水在沙漠中穿行了约400公里才到达居延泽，较之石羊河要长出一倍。以至于你会发现居延泽的位置已经抵达的中蒙边界。
历史上蒙古草原被分为漠南、漠北两部分，分割二者的是横亘其间的大漠戈壁。当下隶属中国的内蒙古自治区，完整的继承了漠南蒙古部分，以及地缘位置上归属漠北的呼伦贝尔草原；获得独立国家地位的外蒙古地区，则得到了大部分的漠北草原和大漠戈壁。纬度上看，居延海的位置甚至比东套平原还要更偏北。如果游牧者从漠北入侵河西走廊，居延泽将会是第一站。反过来，如果汉帝国想直捣漠北，居延海同样能成为跳板。
这了控制了个战略要地，汉帝国在居延泽之南（现内蒙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境）建制了“居延县”，并以之为依托构筑了能够将东居延海及弱水置于保护中的居延塞长城。之所以没有将西居延泽置于长城之后，是因为东、西两个居延泽的水质有所不同。其中在蒙古语中被称之为“嘎顺诺尔”的西居延泽（“苦海”之意）呈现的是咸水湖特质；蒙古语称“苏泊诺尔”（“母鹿湖”之意）的东居延泽则属于淡水湖。
在大型内陆终端湖中，这种一咸一淡的配置并不鲜见。毕竟在不能帮助海水变咸的情况下，内陆河经年累月从上游带出的矿物质，也总要有个地方沉积。这使得大部分的内陆河终端湖，都呈现出咸水湖的物质（比如青海湖）。不过如果地理条件允许，内陆河的终端同样可能蓄积出淡水湖。这需要河流在最终的归宿地找到两个相邻的湖盆，将矿物质更多沉积在地势较低湖盆中，而让连而不合的另一个湖泊实际变成一个活水属性的中继湖。除已经消失的居延海以外，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伊犁河的终端湖“巴尔喀什湖”，以及中印争议地区的“班公湖”身上。
显然，内陆河要是能够在终端蓄积出半个淡水湖，对人类的生产生活来说要有利的多，而地缘博弈的重点自然也是在淡水湖部分。历史上，居延泽与额济纳河之侧发生过无数历史事件。其中最为知名的有两件：一是汉飞将军李广的儿子李陵，以五千步卒出居延塞北击匈奴。最终在阿尔泰山余脉性质的“浚稽山”与为匈奴所围。且战且退的李陵领军杀伤上万敌军后，在距居延塞仅百里之处（中蒙边界之北）终为匈奴所俘；二是上世纪在今阿拉善盟额济纳旗驻地东南25公里处，发现的西夏“黑水城遗址”，让西夏王朝第一次如此真实的呈现在世人面前。
在两汉的行政区划中，合黎山以西至两河交汇处的黑河下游，归于酒泉郡所辖，以补足北大河绿洲的不足，额济纳河与居延泽则划归张掖郡。鉴于后者孤悬于沙漠中数百公里，防御起来的难度实在太大。西汉并没有在此进行太多的移民开发工作，而仅仅建制了一个居延县。整个黑河及北大河绿洲之北，更多是定位为军事区，以军队来进行战术性防御。这种不得已设计的问题在于，一旦中原王朝的对外扩张力不足，缺少属地化常住居民突出部将极易被放弃。同样面临这样问题的，还有深入游牧之地的后套平原。在后来的历史中，明朝便因此放弃了对这两个地理单元的控制。
地理上远离农耕区，是居延泽乃至整个河套平原当下成为自治区的底层原因。当然，孤悬于沙漠之中的额济纳河与居延泽，无法支撑稳定的农耕经济，并不代表没有办法成为中央之国的一部分。农耕文明与游牧者之间，亦非没有办法找到相处模式。至于东汉王朝在控制这些可农可牧的边缘之地问题上，又采取了哪些措施，这些措施又是否完美。等到进入历史线后会详细解读。接下来，让我们把视线拉回到北大河畔的黑山身上，去看看这座不起眼的山体又有什么特别之处。
说黑山不起眼是跟祁连山脉相比，但与其左右一系列东西排列的低山中，黑山还是挺显眼的。在它的东南方向，还有一个体量较小，被称之为“文殊山”的丘陵，与之一起固定北大河的流向。在黑山的西侧，祁连山之水开始向西北方向偏流，并在天山余脉“马鬃山”（又称北山）作用下，向西合汇流而成疏勒河注入塔里木盆地。
在疏勒河以东的祁连山麓，河流整体都是在向北部的蒙古高原流淌。从这个角度说，向西流淌的疏勒河算得上是一个异类。造成这一变化的最大地理因素，是青藏高原轮廓，在黑山附近开始出现了重大改变。简单点说，黑山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在它的东侧，固定青藏高原边缘的祁连山脉，是西北向东南向延伸；而在黑山以西，青藏高原的边缘山脉呈现的则是东北-西南北的走势。身处这们一个转折点上，又有靠山与祁连山之水滋润，你很难想象黑山这样一个分水岭，在历史上会被政治家和军事家们所忽视。
这么有特点的一个节点，显然应该有一座关城与之相配。真要选择构筑关城的话，
“两山夹一谷”结构的黑山与文殊山之间是最合适的。这段北大河河谷有一个地理名称——“石关峡”，仅从这个名字就能看出它的确如我们推测的那样，成为过河西道上的重要节点。不过石关峡在两汉时却并没有成为门户。这倒不是说它不重要，而是因为通过对匈奴人的不断打击，当时的中央帝国已经能够将控制力延伸到蒙古高原和天山南北，包括将长城向这两个方向延伸。在这种情况下，石关峡的重要性，被更西部的玉门关、阳关等名关所掩盖。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石关峡终究还是迎来过自己的高光时刻。如果我说出这个节点的另一个标签——嘉峪关（明嘉靖年间），相信大家马上就能明白我为什么这么说了。自16世纪初，明王朝开始战略收缩后。作为明长城的起点，嘉峪关和它所位于的石关峡，在长达200年的时间里（至清雍正年间），不仅充当着河西走廊的门户，还成为整个中央之国的西大门。另一个高光时刻，出现在上世纪中叶。原本的嘉峪关并非是一个行政区，而是酒泉治下的一个军事堡垒。一如四望峡之于兰州、旱平川之于靖远的长期地缘定位一样。1965年嘉峪关正式设市， 6年后的1971年确定为与酒泉平级的地级市。
与嘉峪关的崛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敦煌在行政上的没落。如果将两汉的郡与当下的地级市等同视之，你会发现河西四郡中的：武威、张掖、酒泉三郡，都还在与它们所依托的绿洲一起，延续着自己的地缘政治地位，而依托疏勒河兴起的敦煌当下却只是一个县级市。考虑到嘉峪关和黑山之于北大河流域边缘的位置，并且500年前河西走廊的防线曾经从敦煌退至嘉峪关，这很容易让人感觉是不是嘉峪关取代了敦煌地缘政治地位。
事实并非如此，年经的嘉峪关市最初是从相邻的酒泉、肃南两县划入少量辖地而成立的，目前则是全国仅有的几个不设区县的地级市之一（而且是最早的一个），总面积仅有不到3000平方公里。地处甘肃省最西部的，面积超出嘉峪关十倍有余敦煌市，却是属于酒泉地区。换句话说，嘉峪关本质只是插入酒泉地区的一个特殊点。考虑到“地区”本身并非宪法认定的正式行政区，设置它的初衷是为了在省、县两级行政区中，起到承上启下作用。嘉峪关这种体量的地级市出现，并不符合常理。
“天下第一雄关”的美誉并不足以让嘉峪关突然崛起。真正助力它行政升级的，是中央之国对于工业化的渴望。上世纪50年代，深藏于祁连山中北大河河谷，经勘探发现了中国西北最早的大型铁矿——镜铁山铁矿。依托这一资源，随之了成立酒泉钢铁公司，并开始筹备为之提供战略保障，并能置于更高级别行政区控制下的嘉峪关市。换句话说，与同一时期“铜城”白银、“镍都”金昌的出现如出一辙，成就嘉峪关的并不是它的地缘位置和绿洲，而是它的“钢城”属性。
如果说嘉峪关的崛起更多是一个意外，此类资源性城市到底能支撑多久，亦要打上个问号的话，那么敦煌的没落，则有更多地缘上的必然性了。下一节，我们将走进敦煌，去看看成就了莫高窟的这片土地，与河西走廊的其它兄弟板块相比，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

凉州12 冥泽和“潜行”的疏勒河
离开嘉峪关市继续西行，接下来将进入的并不是大家期盼已久的敦煌市，而是同样由酒泉代管的玉门县境内。不过对于当年行走在丝路上的旅人来说，更关心的是下一条河流在哪里。如果沿黑山南麓西行的话，距嘉峪关80公里处就能看到一条名叫“石油河”的河流，以及一座听起来富贵逼人的小镇“赤金镇”。在明王朝还没有退守嘉峪关之前，曾在嘉峪关以西羁縻了七个蒙古部落以为缓冲，合称为“关西七卫”。16世纪初在明朝退守嘉峪关后，这七个卫所被全数放弃。
赤金镇之名便是得自于驻扎于此的“赤金卫”，是距离嘉峪关最近的一个卫所。从水系划分的角度来说，其所依附的石油河属于疏勒河最东部的支流。比较让人感兴趣的是这个现代气息浓厚的名字。其实石油河一名还真不是现代之名，而是在19世纪末就有了。当时生活在此的人，发现河畔有黑色石脂冒出，可以采集来做燃料，遂将此河称为“石油河”（原名鸦尔河或鸭儿河）。
借助这一宝贵资源，祁连山麓的石油河谷在上世纪30年代末，成就了中国第一个产油基地——玉门油田。“玉门县”亦因此而升级为彰显工业属性的“玉门市”。至于说玉门市现在有没有遭遇资源性枯竭城市的痛苦，大家可以自行去研究。有一个消息倒是可以提供参考：中国房价的最低点出现在了玉门，一度出现过几千人民币一套的房子（真的是人民币，零也没标错）。
石油虽然对于近现代的玉门来说很重要，但玉门并不是如前面介绍的几座资源性城市那样，靠矿产资源跻身行政舞台。但凡读过些许唐诗的中国人，都不会对“玉门”二字感到陌生。“羌笛何须怨杨柳 春风不度玉门关”，“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身为河西走廊的门户，玉门关承载了多少汉唐荣光和诗人的梦想。
汉朝在经营河西走廊时，向有“列四郡，据两关”之说。如果把这六个地标具体定位为关、城，由西至东的排列顺序为：武威城（姑臧）、张掖城（觻得）、酒泉（禄福）、敦煌、阳关以及玉门关。这意味着，离开黑山和北大河之后，接下来迎接大家的将是神秘的敦煌。然而不管你是在地图上看还是实地考察，我们现在说的“玉门市”却是在敦煌以东，与嘉峪关间的直线距离仅100公里。而汉玉门关的位置，还要再往西走上300公里。
虽说现在的很多行政区为了让自己显得更有历史，会很牵强的在周边地区寻个有过关联的古地名更名，但嘉峪关之西的这个“玉门”却不是这种情况。早在汉武帝设置设酒泉郡，现代玉门市境内已经建制了“玉门县”。也就是说，在2000年前其实有两个含义，一个是行政区属性的“玉门城”，一个是关隘属性的“玉门关”。汉玉门县位于今玉门市的北面，都不是依托刚才所说的石油河，而是疏勒河干流。2000多年前的玉门县与玉门关，一个位于疏勒河绿洲的最东端，一头位于疏勒河绿洲的最西端。帮助今天的我们定位出疏勒河绿洲的范围。
这条河西第二大河发源于大通山西北麓，向西于祁连山区中穿行约300公里后，由玉门市昌马乡境内向北注入河西走廊。疏勒河从山地突围入低地区的峡谷，被称之为“昌马峡谷”。依照一般规律，疏勒河从昌马峡谷喷薄而出时，必须会在山前低地上形成一个绿洲属性的冲积扇。作为疏勒河绿洲门户的玉门城，应该就在这个冲积扇绿洲的东部。事实也的确如此，但实际情况却还有些复杂。不同于其它的内陆河冲积扇，疏勒河冲积扇有些不同寻常的特质，让整个流域的地缘政治结构显得扑朔迷离。
最起码在亚洲内陆地区，很难再找到疏勒河冲积扇这样标准的大型冲积扇了。整个冲积扇宛如一把巨大折扇覆盖在祁连山与北部的马鬃山之间，又好像一片秋日落下的银杏叶，静静的躺卧在这片苍凉的土地上。套用诸葛亮在老版《三国演义》电视剧中，骂死司徒王朗的一句话来形容，那就是“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完美的冲积扇”。它不同寻常之处并不是体现在完美的体态上，而是体现在被泾渭分明的横切为二部分。
怎么来形容这一结构呢？相信大家在日常生活中，都疏勒河见过广场舞大妈们经常使用的一种道具——由折扇加工而成的“舞蹈扇”。由于这种类型的扇子最早为中国北方地区秧歌舞所采用，也因此被称之为“秧歌扇”。与一般的折扇相比，秧歌扇除了被绸布包裹的更为鲜艳以外，最大的不同是在扇体外围还延伸了一圈脱离扇骨支撑的绸布，以增加舞蹈的灵动感。
疏勒河冲积扇就像这样一把特别的“秧歌扇”，其内部分为扇体和扇缘两部分。这当中与上游河谷相连的扇体部分，南北纵深为50公里、东西远端距离约70公里；扇缘部分南北平均宽约10-30公里、东西远端直线距离超过100公里。原始面积都在1800平方公里左右。两部分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地理特性，其中扇体表现为一望无际、砾石遍地的平缓戈壁；扇缘则为土质平原，呈现出一派绿洲景象。许多地表泾流纵穿而过，汇入北侧的疏勒河下游河道。
堆积在冲积扇上的砾石来自于疏勒河上游，更准确的说是祁连山区。在人类涉足这片土地之前，远古冰川融化所形成的巨大水量，就已冲刷下大量的岩石碎屑，沉积于山麓之前。质量较轻的泥土，则继续前行沉积形成沙漠绿洲。应该说，多数内陆河流或多或少都有这种情况。只是很少有像疏勒河冲积扇这样，让人类如此壮美的感受到这一现象的存在。
疏勒河冲积扇能够引发人类关注的，显然不会是扇体上那些砾石，而是扇缘部分的冲积平原。在没有人类干扰的情况下，原始冲积平原呈现的往往是湖泊和湿地状态。之后再随着人类的开发，水面开始逐渐缩小甚至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大片农田和更大的人口承载力。最为典型的案例，就是云梦泽与江汉平原的转换。疏勒河所造就的这片扇缘绿洲，同样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在西汉王朝刚征服这片土地之时，整个绿洲大部为水面所覆盖，被称之为“冥泽”。在鉴于此，我们也可以将这片绿洲命名为“冥泽绿洲”。
“冥”字的本意是幽暗不明，经常被用来代指阴间地府。之所以把这个东西长度超过100公里的古代大泽命名为“冥泽”，是因为其不走寻常路的上游来水。基于疏勒河冲积扇的地理结构，由昌马峡谷流出的河水想要汇入冥泽，先必须在戈壁中穿行4、50公里。由此造成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那就是“潜行”。
“潜行”概念在解读济水时也曾经出现过。不过我们已经知道了，济水并没有像古人所认定的那样“三伏三现”，而实际是由三段分别发源于：王屋山、嵩山，以及鲁中南山地丘陵的河流所组成的。但在疏勒河冲积扇，潜行却真实存在。河水在由昌马峡谷流出之后，先是渗透到砾石密布的戈壁滩下形成无数条暗流，然后在遇到泥质土壤时冒出变身成地表水，并汇集成疏勒河下游河道。
事实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种，高山雪水将岩石碎屑带至山麓是常态，潜行现象在亚洲西部并不鲜见，但疏勒河冲积扇这样，上游之水如水银泄地般由整个扇体下穿行而过的壮观景象还是很少见的。想像一下当古人看到干涸的戈壁滩边缘，突然冒出那么多条暗流汇聚成泽时的心情，为什么将之命名为“冥泽”也就不用解释了。当年张骞曾认定横穿塔里木盆地的塔里木河，在汇入罗布泊之后“潜行”于地下，于青藏高原东部的“积石峡”冒出变身成为黄河。考虑到张骞在西域应该见识或听闻过这种现象，这种在今人看来颇为荒谬的想法，倒还真不纯粹是脑补出来的。
其实疏勒河在山前戈壁中也并不总是潜行。与季风吹拂下的中东部地区一样，每到夏季，疏勒河与其它内陆河同样会因为冰雪消融而形成山洪。巨大的水量除了为中、下游的戈壁滩与绿洲带入更多的碎石和泥土之外，还会在冲积扇表面形成一道道如扇骨般分布的泄洪通道。连接昌马河谷与玉门市的这段昌马河，本质就是泄洪通道之一，并且是位置最东边的一根。由昌马河向西，你能在扇体东部依次数出已命名的：一道沟河、二道沟河、三道沟河。。。直至十道沟河的泄洪通过来。实际存在于地表的泄洪通道其实还要更多，只是扇体西部的通道没有再行命名罢了。
现在问题来了，所谓“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河流也是这样的。纵然有那么多分支，疏勒河中游最少也要有条常年有水的地表径流的。在两汉时期，代表疏勒河中游河段的地表径流，被称之为“冥水”或者“籍端水”（后者可能是来自羌语的译名）。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冲积扇最东沿的昌马河无疑承担了这个职责，并滋养了冥泽绿洲东南端的玉门市。
昌马河却并不是2000年前的疏勒河径流。部分研究者认为，冥水所使用的河道应该是位于昌马峡谷正北的“四道沟河”。只结合疏勒河冲积扇的结构，及当年的行政设置，冥水的位置更有可能沿冲积扇西沿前行，你很容易能够在卫星图上找到这条痕迹明显，并与昌马河东西相对的故道。在它之侧，有始创于南北朝时期的“东千佛洞”遗址。西北行至扇缘绿洲的西南部，还有汉朝设置的“冥安县”（今甘肃瓜县锁阳镇境内）。当然，历史真相究竟如何，还要有赖更多的考古发现。
现在大家已经对这把神秘 “秧歌扇”的结构有所了解了。站在汉王朝的角度，如想要开发冥泽绿洲，将如何从行政角度进行规划呢？考虑到冥泽的水显然很浅，但水域面积受季节影响很大，如果想构筑城邑控制冥泽绿洲的话，选址应该在绿洲之南靠近戈壁的位置上。以借肋更高的地势，防范可能遭遇的水患。正是依据这一思路，汉帝国除冥泽绿洲西南和东南端建制：冥安、玉门两县外，还在二者之间设置了名为“渊泉”、“池头”（东汉末年更名为“沙头）的县。
仔细品味，你会发现冥泽绿洲上的这些县，名字本身都有蕴含着丰富的地理、地缘信息。比如“冥安”显然为希望冥水安定的意思；而“渊泉”就很容易让人感觉到，它指向的就是那些在戈壁下潜行、绿洲中冒头的“潜流”；至于池头更名为沙头，更是折射出了环境的变化。
扇形排列的冥泽四县，共同帮助帝国守护这片水草丰美之地。在从酒泉郡中分拆出敦煌郡之时，西侧的冥安、渊泉两县被划入了敦煌境内，池头、玉门两县则留在了酒泉境内。换句话说，整个冥泽绿洲被或者说“疏勒河冲积扇”为酒泉、敦煌两郡所平分。这一地缘政治格局在当下依然有所待续，对分冥泽绿洲的变化为了玉门和瓜州两县级行政区。区别在于，后者的县城并不是位于冥泽绿洲之上，而是位于古冥泽以西的疏勒河之侧。从这个角度来说，冥泽绿洲的西部似乎陷入了衰退中。
冥泽绿洲的变化，首先体现在水域的变化上。历代王朝对古冥泽绿洲的开发，使得今天我们已经很难看不到冥泽的遗迹。整个水域也缩减成为一条沿绿洲北沿西行的疏勒河道。上世纪中叶在绿洲西北端修筑的“双塔堡水库”，依稀还能让大家凭吊一下，这片土地当年的烟波浩渺之像。再仔细观察，你还会发现整个古冥泽绿洲现在呈现出“东绿西黄”状态。依托昌马河，归属玉门及古酒泉郡的部分，农田非常的密集；反观归属瓜州和古敦煌郡的冥泽绿洲西部，不仅当年汉朝在此构筑的冥安城（瓜州县锁阳城镇南岔大坑古城）已湮没于荒漠地貌之中了，农田密度更是无法与东部相比。
引发这一变化的直接原因，是清王朝对古冥泽绿洲的开发。17世纪末，盘踞天山南北的蒙古准噶尔部愈发强大，甚至已经接近统一蒙古高原。为了应对与准噶尔汗国的战争，18世纪初（康熙末年）的清帝国决定在古冥泽绿洲大规模囤田驻军，充当西域前线的后勤保障基地。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河西走廊的西大门开始由嘉峪关，重新向敦煌及疏勒河流域西移。
基于博弈双方的地缘位置，清王朝在重新开发疏勒河绿洲时，选择了在昌马峡谷北侧修筑水坝、沟渠，将上游来水更多通过昌马河引入玉门所处的绿洲东部。玉门一带的绿洲亦随之向东北方向有所扩张。此消彼涨的是，缺水的绿洲西部则逐渐有荒漠化的趋势。那些原本兴盛于此的古代城关，也渐渐为人所淡忘。这些消失于西冥泽绿洲的城邑中，最为知名的是南端的唐瓜州城。
唐瓜州城在地缘政治上，继承的是汉冥安城。只是在位置上向西南偏移了5公里（锁阳城遗址）。此后唐瓜州城一直到明朝退守嘉峪关后才被废弃。在清王朝将疏勒河水更多引向昌马河与玉门市境内后，以唐瓜州城为代表的西冥泽绿洲，更是失去了复兴的基础。那么，现在以“瓜州”为名的这座城市，又有什么样的地缘潜力，让它能够脱颖而出，冥泽绿洲的地理变迁，还有没有湮没更多的历史呢？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凉州13 玉门关与敦煌
伴随着冥泽绿洲消失的是玉门关，但不是“汉玉门关”而是“唐玉门关”。由于河道变迁，甚至决策者个人喜好等原因（比如不愿意用旧城），一座城市小范围移动实在是太正常了。这种位移并不影响彼此的继承关系，哪怕是名字发生变化，就像上一节说的到汉冥安城与唐瓜州城那样。秦函谷关和短期存在过的魏函谷关也是这种情况，但把函谷关从灵宝（秦函谷关）东迁到130公里之外的新安（汉函谷关），哪怕名字一样，代表的也是不同的板块了。
唐玉门关与汉玉门关的直线距离超过200公里，二者所依托的显然也是不同的地理单元。这座唐代关城的遗址正位于上一节提到过的，可以让大家缅怀下古冥泽盛景的“双塔堡水库”。从水库一路向西至敦煌城西南，你会看到一条与祁连山脉平行，总长约140公里的外围山梁。这道山梁的西段被命名为“三危山”，位于现在敦煌市境内；东段则位于瓜州县境内，被称之为“截山”。
截山东南，疏勒河之水在祁连山脉与马鬃山之间这片南北纵横数十公里的低地带，涂画出了一把分支众多的秧歌扇。而进入截山之北后，不再有潜流补给的疏勒河水，开始老老实实的沿马鬃山南麓西行。这使得截山东端，成为了疏勒河线状延伸的下游河道，与扇状结构的中游水系间的一个分割点，以之为靠山兴修水库更有利于蓄水和减少工程量。
依山靠水、百川归流位置，也让唐王朝选择将玉门关定位于此。如果说双塔堡水库要控制的是水流，那么唐玉门关要控制就是人流。不过这里说的控制是相对的，以唐玉门关的地理位置来说，并不是冥泽绿洲接入疏勒河下游的唯一入口。当然，从控制角度要求往来于丝路上的商旅由此通关，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能够帮助绕过唐玉门关的是位于疏勒河冲积扇西侧的河流——榆林河。榆林河又名“踏实河”，是疏勒河左岸主要支流。其北出祁连山脉的峡谷东距昌马峡谷约70公里。这一距离使得榆林河能够完美避开疏勒河冲积扇的影响，打造属于自己的冲积扇。不过榆林河在打造冲积扇的问题上，与疏勒河即有共性也有不同。
二者共性在于，榆林河出祁连山之后，同样要经过一片纵深数十公里的戈壁滩。事实上，自从进入疏勒河流域后，这种现象就表现的十分突出。只能说当年冰川在消融之时，把太多的岩石碎屑倾注在了祁连山北，使得整个沿疏勒河流域分布的绿洲，与祁连山脉的距离，较之河西其它流域都要更远。
不同之处在于，榆林河北出祁连山后所面对的低地，结构要更复杂一些。截山祁连山间的距离约为60公里，如果二者之间也是一整片向北倾斜的洪积平原，那么只要榆林河水量够大，应该也是很有机会形成一把体量媲美疏勒河的“秧歌扇”。只是榆林河的北流之旅并不通畅，在截山与祁连山中间，还横亘有一道东西延伸的山梁。榆林河在山梁之南实际是在低丘峡谷中穿行，越过这道山梁之后，才有可能打造属于自己的冲积扇和绿洲。这道横切榆林河的山梁本身并不出名，不过山梁南麓的榆林河谷中，却有着从北魏至元代所开凿的数十个佛教石窟，这些石窟被合称之为“榆林窟”。
榆林窑是整个河西走廊至天山南北，重要程度仅次于敦煌莫高窟的石窟。你很容易在地图上锁定它的位置，并看到刚才说所的这道山梁。至于在榆林窟之北，穿透这道山梁的峡谷，则可称之为“榆林峡”。是上世纪在峡谷的北段修筑 “榆林河水库”，能够帮助大家更精准的找到它的位置。
在榆林峡的北侧，榆林河终于有机会在峡谷与截山之间形成属于自己的冲积扇。观察万 “榆林河冲积扇”，你会发现它几乎就是“疏勒河冲积扇”的缩小版。戈壁地貌的扇体上，同样呈放射状遍布着泄洪通道。在榆林河水库的助力下，榆林河的地表径流亦在出峡谷后，沿着冲积扇最东侧的那条河道东北向流淌，然后再沿着截山南麓向西流淌至冲积扇西北端，最终于截山与三危山之间的峡谷中穿出注入疏勒河。
同样参考疏勒河冲积扇的结构，榆林河绿洲应该就位于截山南麓的扇缘部分，由此形成的弧状绿洲，甚至有可能蓄积成湖过。事实的确如此，两汉曾在这片扇缘绿洲设置有“广至县”（今锁阳城镇破城子遗址），唐朝则于立有常乐县。只是在后来的历史中，一如疏勒河之水更多被导向最东部的昌马河一样，榆林河的地表水同样被导向了冲积扇的最东部，榆林河绿洲亦随之集中于冲积扇的东南缘。这种做法客观上，让榆林绿洲能够更多东南向向转移，与东部的古冥泽绿洲连成一片。打通冥泽绿洲经榆林绿洲通过疏勒河下游的交通线。只是当前者也在东移的情况下，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两片独立的绿洲。
由于流量不如疏勒河，榆林河绿洲的面积要比冥泽绿洲小的多，受影响后缩减的比例也更大。以至于绿洲西北下游河段，在当地人口中已经不榆林河，而是“芦草河”甚至“芦草沟”了。由林到草、由河到沟的名称变迁，透露着一丝凄凉。剩下的榆林河绿洲所承载的行政区是“瓜州县锁阳城镇”。需要注意的只是，锁阳城遗址并非在榆林河绿洲之上，而是在已经有荒漠化趋势的冥河绿洲西南。二个冲积扇绿洲皆将水流引向东部的做法，使得这片曾经阡陌遍地、兴盛一时的绿洲，以及上面的众多遗址，如今只能成为榆林河的绿洲的附属之地。
随着人类的干预，河西及西域绿洲面积的位置都发生过重大变化，不过河流本身所带有的通道价值，倒是依然得以延续。就同样发源于祁连山区的榆林河来说，它的通道价值还体现在为祁连山区打通了一条，直连疏勒河下游的通道。虽然丝绸之路青海道的主线，穿越的是南部的青海湖盆地及柴达木盆地，但这并不妨碍游牧于祁连山区的羌人等部落，借助这条通道进直接进入敦煌地区。榆林河在祁连山区的上游部分被称之为“石包城河”，在这条河流边上遗存有名为“塞江关”（今名“石包城遗址”）古代关隘。
一件发生于80多年前的悲壮历史事件，能够帮助我们真实触摸到上述通道的存在。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2万余人，准备通过河西走廊进入新疆，进而打通连接苏联的通道。在张掖盆地，沿途遭遇重大损的西路军残部被迫经由张掖城西南，今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境内的“大沙河谷”转入祁连山区。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这支残军向西横穿人迹罕至祁连山区，沿石包城河——榆林河而下进入截山之北的安西县，最后穿越马鬃山中的“星星峡”进入北疆地区。只是最终能够走完这段艰苦旅程的，不过只有400余人。
这里说的“安西县”就是现在的瓜州县，这片由疏勒河水和榆林河水共同造就的绿洲，可称之为“安西绿洲”。疏勒河在进入入截山之北后，并非是贴着截山北麓流淌，而是继续沿着马鬃山南麓西行。这使得西向流淌的疏勒河、西南-东北走向的截山，以及北出峡谷的榆林河之间，围就出了一片三角地带。在历代引水工程的帮助下，这个三角地带成为了现在规模的“安西绿洲”。
基于安西绿洲北连疏勒河，南接榆林河的位置，在此设置据点可以同时控制连通冥泽绿洲与榆林河绿洲连通西域的通道。依照这一思路，汉军沿疏勒河岸建筑了名为“昆仑障”的长城，并在它的南面设立“宜禾都尉”一职，负责在这片三角地带的囤田工作。及至魏晋时期更一度变化为“宜禾县”（北周时废止）。而在清王朝重新入主西域，且西冥泽绿洲环境开始恶化的情况下。这片当年的“宜禾”之地，被以“安西直隶州”之名（清亡之后变更为“安西县”）重新开发并定位为疏勒河下游行政中心。
2006年，安西县被更名为“瓜州县”。这背后所隐藏的逻辑是，相比“安西”之名，瓜州看起来要更有历史。只是通过前面的解读大家已然知晓，若以县城位置来确认属性的话，二者所指向的并非同一板块。古人和今人出于不同目的而错配的各种地名，往往让后人的思绪陷入混乱之中。为避免混乱，当下瓜州县城所处的这片位于疏勒河与榆林河之间间的三角形绿洲，方被称之为“安西绿洲”。
从安西绿洲出发的丝绸之路，沿着马鬃山南麓的疏勒河谷继续向西延升。要是一直这样延伸走下去的话，疏勒河的归宿将是位于塔里木盆地东端，由塔里木河之水蓄积而成的终端湖——罗布泊（古称“盐泽”）。不过疏勒河虽然有可能在某个水量充足的时段连通过罗布泊，但二者间并没有建立稳定的联系。就两汉的情况来说，疏勒河水在与唐玉门关相距200公里左右的汉玉门关一带蓄积成终端湖。换句话说，玉门关可以被认定为是疏勒河流域的西部终点，出玉门关则象征着正式进入西域之地。
过玉门关之后的丝绸之路，开始沿着塔里木盆地的北沿，借助塔里木河沿线生成的绿洲横穿整个盆地。有了这个一样定位，大家应该不难理解，为什么玉门关会那么出名了。然而行文至此，敦煌郡的核心要求敦煌城却还没有出现，包括与玉门关并立且同样经常被唐诗（如“西出阳关无故人”）提到的“阳关”又在哪里呢？不要着急，它们马上就要出场了。
敦煌城的地理位置是在三危山的西北麓。前面说了，当下瓜州县境内的截山与敦煌境内的三危山，其实是同一条连续的山地，但无论是疏勒河还是榆林河都与三危山擦肩而过，并没有对敦煌城的选址作出贡献。你无法想象，在如此干旱的土地上，一座历史名城会没有河流支撑。这条滋养了敦煌城的河流，就是被认定为疏勒河第一大支流的“党河”。
党河之名始于清朝，它在两汉时期的古名为“氐置水”。氐族是一个与羌族关系密切古老民族，难以分清二者区别的中原王朝，经常以“氐羌”之名统称二者。前者在古时的活动区域，主要是青藏高原东部的川西北高原一带。从氐置水之名同样可以看出，早在汉王朝控制河西走廊之前，党河就已承担了连通青藏高原与敦煌地区的任务。
党河上游同样位于祁连山区，其源头与疏勒河上游隔分水岭“疏勒南山”相望。流出祁连山区的“党河大峡谷”与“昌马峡谷”的直线距离则为170公里。在同样经历过一片介于祁连山与三危山间的戈壁地带后，西北向流淌的党河开始从西端C字形的绕过三危山。然后在三危山之北延绵出一片绿洲，这便是造就了敦煌城的“敦煌绿洲”。在穿透敦煌绿洲之后，党河之水在敦煌城北约30公里处汇入疏勒河，完成了二者的连接。
顺便说一下，三危山由于表面被沙丘所覆盖，所以也被单独称之为“鸣沙山”。著名的月牙泉就位于鸣沙山与敦煌绿洲相接之地。在与鸣沙山擦肩而过后，向东北方向延伸党河与敦煌绿洲，实际三危山主体拉开了一段距离。这使得位于三危山北麓的莫高窟之间与绿洲间，侵入了一段南北宽约13公里的沙漠。这意味着，无论是月牙泉还是敦煌石窟，周边环境其实都不是影视剧所表现的那般险恶。
那么，党河与敦煌城的位置都确定了，阳关又在哪呢？其实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汉朝在西域开通的丝绸之路，是沿塔里木盆地南、北边缘延伸的。既然玉门关对接的是丝路北线，那么一定要在它的附近再设置一个同样级别的关口，要控制的自然就是沿塔里木盆地南沿延伸的南线了。以此需求来说，没有比党河在三危山西端所绕的那个湾口更为合适的了。在这个C字湾的西侧，当年曾经蓄积出过一个与党河相连湖泊——渥洼水（唐时名为“寿昌海）。阳关即位于渥洼水之北，为了支撑它的存在，汉朝还在此建制了名为“龙勒”的县（唐时名为“寿昌县）。
阳关与玉关门直线距离为50公里，一南一北扼守着通过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端的通道。敦煌城则透过党河来掌握这两条通道的连接线。往来于两条商路上的商旅，可以经由敦煌城任意在两条线路间切换。以此来说，汉朝在三危山北的党河之侧建立敦煌县，并以之为中心建制“敦煌郡”，充当的是河西走廊乃至中原王朝进入西域的跳板。
然而敦煌和疏勒河水系整体向西的走势，又使之与河西走廊的其它板块相比，更容易脱离中央之国的控制。一旦中原王朝决定战略收缩防线，比如像明朝中后期那样，固守这个位于祁连山北的跳板，看起来就意义不大了。也就是说，如果中央之国不能控制西域的话，河西走廊其实也很难再延续当年汉之“河西四郡”的结构。
至于说为什么曾经与武威、张掖、酒泉同级的敦煌，如今却没落成为了一个县，根本原因还在于敦煌绿洲当下的经济潜力不够，时下不到20万的人口，不足以让它承担更高的职责。当然，假如敦煌能够象玉门、金昌、白银那样有矿产资源加成，那么就会是另一副景象了。
好了，敦煌与河西走廊的故事就解读至此。待以后专题解读西域地区的结构后，对它们的了解将会更深入一步。下一节，我们将把视线从凉州的西北端，转回到东南端。那里还剩余一下地理单元，等于我们去揭开它神秘的面纱。

凉州14 武都郡与氐人
毫无疑问，凉州是一个西北属性的板块。当年汉武帝将之命名为凉州，而没有循禹贡九州之规将之标注为“雍州”，除了觉得剥离了雍城（宝鸡市凤翔县境内）和关中之后的雍州，再用这个名字实在有些名不符实外，还因感受到了它的“土地寒凉”特征。从地缘政治角度看，这片与帝国中央对接的寒凉之地要同时应对来自：蒙古高原、青藏高原、西域盆地三大边缘板块的压力，可以说论位置重要性无出其右者。
然而鉴于我们正在展开的三国时代，本质是一场发生于帝国核心区中的内斗，凉州直面西北三大边缘板块的：河西、河湟、古套三个内部板块，并没有多少机会在这个舞台上露脸。相反，凉州最南端那个并不属于西北概念，土地也不寒凉的地理单元——“西秦岭山脉”反而成为了魏蜀博弈的前线板块。
在两汉三国时代，凉州所辖的这片秦岭整体被建制为了“武都郡”，但具体归属于那个州却多次变化。在西汉初设武都郡时，它被和四川盆地划归在了一起，被定位为益州最北部的郡；东汉时北归属凉州，成为了这个西北大州最南部的郡。公元219年，刘备攻占汉中晋位“汉中王”后，武都郡又成为蜀汉的一部分。现在的话，当年两汉在武都郡所设置的那些县，则基本为甘肃省陇南市所管辖。
西秦岭山脉的地理属性，让武都郡成为了凉州诸郡中海拔最高，且低地比例最低的一个板块。对于这样一个山地板块来说，河流的作用要更为凸显，不仅身肩通道作用，畜养人口的重任亦同样落在狭窄的河谷之中。 以水系来说，武都郡的地理属性可以被认定为“嘉陵江上游”。换个角度说，黄河水系（具体说是渭河水系）在西秦岭山脉的占比是极少的。其实在整个秦岭山脉，分割南北水系的分水岭位于都偏向于北部。尤其是在西秦岭山脉，分水岭向北偏移的现象表现得尤为明显，在祁山所代表的“汉源谷地”位置上，代表长江流域的西汉水，甚至将源头伸至了秦岭的北麓。
武都郡境内主要有三条河流，由西向东分别是：白龙江、西汉水以及故道水，后者可以被认定为西秦岭山脉与中秦岭山脉的地理分割线。三条河流承担主通道职责的，是在前文中露过脸的西汉水和故道水。V字形相交的两条河流，先是在西秦岭腹地的陕西省略阳县北相会，然后一路向南在大巴山脉南麓的广元市南接纳白龙江，切入四川盆地中部形成嘉陵江干流。结合之前的内容，这一水系结构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沿故道水直通关中平原西部的“陈仓道”，以及沿西汉水延伸至陇右高原东部的“祁山道”。
这些连接从西秦岭山脉中穿行的河谷，及依托它们所打通的通道，是这片山地有机会升级成为一个郡的基础原因。为了控制这两条通道，西汉王朝曾在西汉水沿线建制了：武都道、上禄县、平乐道、修成道四个县级行政区；在故道沿线建制了故道、嘉陵道两个行政区。至于西汉水的源头“汉源谷地”，考虑到它的黄土高原属性及历史背景，汉王朝并没有被划入武都郡的范畴。在蜀汉控制武都郡之后，这个双重属性的跳板遂以“祁山”之名，成为了蜀魏两国争夺的焦点。
值得一提的是，部分研究者相信，故道水与西汉水在略阳相会之后，最初并没有向南直入四川盆地，而是沿着西汉水的流向切入汉中盆地，成为汉水的源头。一场发生于2000多年前的地震堰塞了二条汉水间的水道，使得会和了故道水之后的西汉水，开始向南投入嘉陵江的怀抱。这一推论倒是能够解释，为什么一条嘉陵江的上源会被称之为“西汉水”，而明明位于汉水上游的这个盆地被称为“汉中”。
无论真相如何，有三点都是可以肯定的：首先无论对接的是长江上游支流属性嘉陵江，还是中游属性的汉水，都不会改变西汉水横穿秦岭，连接黄土高原与长江流域的特殊属性；其次是在三国时代，西汉水肯定是以嘉陵江上游的面目出现。事实上，基于西汉水的特殊价值，它甚至被很多古人认定是嘉陵江的正源。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故道水同样是个有力的竞争者，毕竟它所打通的是一条直连关中平原的通道。这一点，从西汉王朝在故道水之侧设置“嘉陵道”也可以看出。
最后一点是即便西汉水没有与汉水相连，二者之间也同样存在顺畅的河谷通道。在略阳县的东南方向，一条名为东渡水的支流能够帮助往来于此的行人，无限接近汉水的北源“沮水”。你很容易在略阳县与扼守汉中盆地西端的勉县之间，找到循上述路径连接二地的309省道，以及“接官亭”、“硖口驿”一类的古地名。为了控制这条重要的战略通道，汉王朝则在沮水河谷设置了隶属武都郡“沮县”（位于今勉县茶店镇）。进入历史线后你会发现，阳平关、定军山等三国著名地标，都与之相距不远。
依托沮水建制的沮县是武都郡位置最南的一个县，但作为汉水的北源，沮水却并没有进入汉中盆地的平原地带。这意味着三国迷们一定不会感到陌生的汉中，并不属于武都郡和凉州的范围。在两汉的建制中，这个包夹于秦、蜀之间的重要盆地，被划入了益州的范围内，今天则成为了陕西省的一部分。关于它的问题，我们在益州部分会进行详解。
现在回到武都郡的地缘结构上来。经验告诉我们，低地承载着一个地理单元的农业和人口潜力。西汉水和故道水河谷总体呈现的都是两山夹一谷的结构，那些沿线分布的城邑，总让人对武都郡本身的人口潜力感到底气不足。不过观察地形你会发现，山高林密的西秦岭山脉内部，似乎也不是完全没有盆地形地理单元存在。在故道水与西汉水之间，原本结构紧密的山脉出现了一个东西长60公里、南北平均宽约15公里凹陷区。这个面积不到1000平方公里的小型山间盆地，时下由西向东建制有：成县、徽县、两当县三个县级行政区。取位置更靠中心的成、徽两县之名可命名为“成徽盆地”。
成徽盆地腹地并非是一片完整的冲积平原，其内部丘陵河谷交错，数条小型河流在南北向纵穿盆地之后，汇入了盆地东侧的故道水。这一结构和位置，使得成徽盆地本身并不具备重要的通道价值，而更像是一个隐居于秦岭腹地的世外桃源。不过作为一个依托通道优势而存在的山地板块，这样一片山间低地却又是弥足珍贵的。
西汉时期的武都郡，总计设置了包括：武都道、上禄县、平乐道、下辨道、河池县、修成道、嘉陵道、故道、沮县等九个县级行政区。其中“下辨”、“河池”两地，分别对应的就是现在的成县与徽县。至东汉时则将原属陇西郡的“羌道”划入武都郡辖区，并总体缩减为7个县级行政区。及至三家归晋时，又因人口减少（武都境全境仅余3000户）进一步缩减为6个县级行政区。
无论如何调整，下辨与河池两县始终都存在于整个武都郡的行政板图中，前者还自东汉起便承担着郡治之责。从这点可以看出，这个不起眼的山间盆地虽然不在主通道之上，但对这个山地板块的存在却起着压舱石的作用。如果能够拿下成徽盆地，不仅能直接威胁两侧的祁山道和陈仓道，更能作为进驻汉中的跳板。公元218年，作为曹刘“汉中战役”的一部分，曹洪率军与张飞、马超、吴兰激战于成徽盆地并取胜，史称“下辨之战”。
进入历史线后，有足够的三国故事帮助品味西秦岭山脉的前世今生。接下来视线西多，去看看山脉西端的白龙江又是什么情况。这是一条和洮河一样发源于西倾山东南的河流。不同之处在于向东流淌的洮河，在甘肃岷县一带迫近秦岭时，突然向北转向穿出青藏高原，由陇右高原西部汇入黄河；白龙江则不改初衷的东南向流出青藏高原，由秦岭西端汇入嘉陵江，成为了长江水系的一员。
尽管山势险恶，但这一位置关系却为洮河、白龙江，乃至长江、黄河两大水系间交通提供了一种新可能性。技术上看，这条连接线可以利用一条洮河右岸支流，和一条白龙江左岸支流。如果想发挥最大的作用，两条支流除了源头相近以外，最好还应位于秦岭山地，而不是海拔更高的青藏高原地带。
结合现在的行政设置，洮河中部的岷县与位于白龙江中部的舟曲县，可以被认定为是青藏高原与秦岭的两个分割点。依照上述要求，位于岷县东南的“迭藏河”与舟曲东北方向的“岷江”（与流入成都平原的岷江同名），成为了具体的线路选择。其中大部分线路是依托古称“羌水”的岷江河谷。从这个名字也可看出，它曾是为黄土高原上的羌人，用来沟通长江流域。为此我们可以将羌水水系及其所对接的这部分白龙江河谷称之为“羌水河谷”，纵观其在地缘政治上的作用，宛如西汉水源头处的“汉源河谷”一般。
这一路线的地缘价值，可以通过两个设置体现出来：一是在岷江流域时下建制有隶属陇南市的“宕昌县”；二是两条沟通南北的重要公路——G75高速和212国道，均沿此线路穿行。当然，路是人走出来的。在“羌水河谷”地区，除了上述相对较宽、在历史上充当官道的路线以外，一定还是存在小路的。从宕昌县城直线向西50公里，你会发现一个熟悉的红色遗址——腊子口。1935年9月，长征至此的红色军队由腊子口绕至岷江源头处的“哈达铺镇”，并从一张报纸上，发现了陕北还存在一支红色军队的消息，自此确定了这支军队的最终去向。
为了控制这个两大流域间的连接部，两汉王朝已在此设置名为“羌道”的县级行政区。而在三国时代，谙熟羌事的姜维亦曾在这一带囤田驻军（史称“沓中屯田”），以期打通一条北上陇右的新通道。战略上看，这意味在诸葛丞相屡出“祁山”（并不仅仅是取祁山道）失败后。他最得意的门生希望选择一条不寻常的道路翻越秦岭，完成蜀汉的北伐大业。让人扼腕的是，最终成功利用这条通道建立奇功的，却是反方向机动的邓艾。
邓艾由“阴平小道”奇袭蜀国的故事，相信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所谓阴平道本质就是从白龙江流域，翻越分水岭横插入岷江右岸的另一条支流“涪江”，然后直入成都平原。只是想要了解它们的位置关系，要等到益州部分展开之后了。就现在所了解的情况来说，最起码有两点是可以确定的：一是白龙江在地缘政治上，可以帮助四川盆地打通一条经由西秦岭山脉西端的北上通道；二是这条通道并不是四川盆地与黄土高原的主通道。
最后要解决的一个地缘问题，是西秦岭山脉在两汉三国时到底是谁的地盘。这看起来是个很奇怪的问题，都已经设置了郡县，自然已经是汉家核心区的一部分。然而大家不要忘记羌人在黄土高原及河湟的存在。设置郡县只是代表汉王朝的统治延伸至此，并不代表原本那些生活于此的边缘部族就此消失。考虑到强势者在扩张之时，总是会优先控制那些潜力更大的低地，像西秦岭山脉这样的山地板块，更有可能一直到三国时代，还残余有某些边缘部族。
应该已经有人注意到了，在描述武都郡治下的行政区时，前文用的是“县级行政区”而不是“县”。这是因为西汉王朝最初在这片山地所设置的，大多是一种特别的行政区——“道”。“道”作为一级行政区，在中国历史上曾长期使用。尤其是唐宋时期出现的“道－州－县”三级行政区制度，更是将行政区属性的“道”为世人熟知。至今在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韩国，“道”仍然作为一级行政区名而存在。
“道”作为一种行政区划始创于秦汉，其行政级别与县相当。区别在于，治下之民以边缘部族为主，用史书上的话来说就是“有蛮夷曰道”。由此你也能够理解，为什么秦国当年在扩张至洮河之时，将在今临洮设置的行政区命名为“狄道”。在西汉最初为武都郡设置的九个县级行政区中，以“道”为名的就有七个。包括当时的郡治“武都”及东汉时的郡治“下辨”的后缀都为道，可想而知当时整个武都郡的民族结构如何。
进入东汉之后，西汉武都郡境内以道为名的行政区，还余有分处西汉水和故道水“武都”、“故道”两地，升级为郡治的“下辨”亦由“下辨道”转变为“下辩县”。这些变化即体现了汉王朝对这西秦岭山地的控制力加强，也表明整个山地仍然有聚落的边缘部族存在。另一变化在于，以“羌道”为名的“羌水河谷”，在西汉时被划为陇西郡的一部分。是这个以洮河流域为中心的郡，位置最南端的县级行政区；东汉时期则开始南属，成为了武都郡最西端的县。
在了解到过“羌水河谷”勾连南北的地缘位置后，这一转变并不会让人感到奇怪。比较让人感兴趣的是羌水和羌道之名，所携带的地缘信息是否在告诉我们，生存于西秦岭山地的边缘部族是羌人呢？答案并非如此。当时真正生活在此的，是与羌系部族亲缘相近的“氐”族部落。
关于氐族的族属问题，一直以来众说纷纭。可以肯定的是，氐族与羌族亲缘关系密切。其分布范围从青藏高原东边缘的岷山地区，一直向东北延伸至西秦岭山区。由此可见，原本同源的氐羌部落之所以分化，概应为环境不同造成的ukua。简单点说，分布于干燥黄土高原者被称之为“羌”，而进入长江流域山地的则称之为“氐”。由于两族地理相接、血缘相近，在形成民族差异之后，也会在交汇之地相互渗透。
为了控制这些氐族部落，西汉王朝最初共设置了十三个道，包括：武都道、氐道、故道、平乐道、沮道、嘉陵道、循成道、下辨道、甸氐道、阴平道、刚氐道、湔氐道、略阳道，这其中就包括武都郡境内的7个道。生活于此的是氐人中最强大的部族——白马氐。换句话说，武都郡便是建制于白马氐的土地上。
今天，羌族仍然存在于中国五十六个民族的序列之中。你还可以在四川西部的看到“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行政设置。只不过观察当下羌族的分布区你会发现，一直在北方遭遇中原王朝挤压的羌人，时下所分布的区域实际是当年的氐人故地。至于氐人，虽然没有能够成为五十六朵花中的一员，但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时下分布于岷山东部及秦岭西端“白马藏族”，就是氐人的后裔。
处于这样一个承上启下的紧要地区，氐人显然会在三国故事中有露脸的机会。比如贾诩就曾经被氐人抓住差点丧命。曹操南征张鲁时，亦曾经在西秦岭山地中为氐人所阻击。如果你知道三家归晋后的第五年（公元285年），有一个叫符洪的氐人出世，并在半个多世纪后建立统治中国北方的前秦帝国，相信对这个民族和武都郡的存在会更多一分关注
好了，在进入历史线之后，还有很多篇幅来解读这一切。行文至此，凉州部分的解读算是告一段落了。之所以在这个板块花那么多笔墨，包括解读游离于三国博弈之外的河西走廊，是因为这个板块对于中央之国的形成实在太过重要。进入历史线后，并没有太多机会让它的这一价值得到展示。对于只关注内战属性三国故事的朋友来说，也不用着急。下一节，我们将进入三国中最重要的一个州——益州。去看看当年帮刘备立国的这片土地，到底呈现出怎样的地缘面貌。

秦岭之南 益州1 汉中与“东三郡”
益州可以算得上是三国时代最重要的一个州，这么说是因为在失去荆州之后，蜀国的统治范围基本被限于以四川盆地为核心的益州范围内。从这个角度看，益州倒算得上是三分天下有其一了。当然，要是从东汉十三州部在三国时代的归属看，肯定是不能这样算的。不考虑三方在交界之地的争夺，孙吴算是占得了东汉十三州部中的：扬州、荆州、交州三州，曹魏则独得了剩余九州。正因为如此，一直有着魏国三分天下有其二的说法。
鉴于北方人口在战乱中损失较大，曹魏相对于另两家的优势客观上其实并没有这么大。无论怎么算，益州以一州之力支撑起蜀汉，都足以让我们向这个西南大州致敬。在《禹贡》一书中，益州原本被称之为“梁州”，其范围被概括为“华阳黑水惟梁州”。华阳的位置没有什么争议，指的是“华山之南”，黑水的位置则是众说纷纭。考虑到黑水为南北排列的梁、雍两州的分割点，它最有可能的位置是在秦岭之中，且应与华山东西相对。这意味着秦岭及其以南地区，都可以被划入益州的范围。
两汉益州的范围，基本遵循了禹贡的设定。整个益州内部由北向南共分为：秦巴山区、四川盆地、云贵高原三大板块。依顺序首先进入视线是由秦岭和大巴山脉所组成的 “秦巴山区”。若以两汉时的行政区划来说，可以分为二部分：西部的“武都郡”及中东部的“汉中郡”。行政设置必须有相匹配的地理基础支撑，武都郡的地理属性在凉州部分已经总结为“西秦岭山地”，那么汉中郡又可以被贴上什么样的地理标签呢？答案是“秦巴谷地”。
以“谷地”为名，是因为这段山地的核心是两个位于秦岭与大巴山脉间的盆地——“汉中盆地”与“安康盆地”。以秦岭北麓到大巴山脉南麓的距离来说，最宽处可达到300公里，最窄处也超过200公里。可以想见，对于穿行秦巴山地的交通线来说，能有这样两个盆地作为中继是多么的幸运。然而汉中盆地与安康盆地权重并不相当，整个秦巴谷地或者说汉中郡的归属，本质是系于汉中盆地一身的。
汉中盆地优势首先取决于其自身的潜力。在整个秦巴山区，汉中盆地的体量是最大的。整个盆地东西长约100公里，南北最宽处为25公里。横亘其间汉水河谷，除帮助扩张平原面积之外，还让整个板块得以享受水利之便。早在两汉时期，依托汉水平原就已经建制有：沔阳、褒中、成固、南郑四个县，其中“南郑”则充当着汉中郡的郡治，并。时光穿越到2000年后，这一行政格局依然没有太大改变。只是名字变化为了地级市属性的“汉中市”，及勉县、城固县、洋县三县。
同时承受着来自关中与蜀地的影响，是汉中地缘位置的一大特点。单以气候来说，位于秦岭之南的汉中盆地，无疑与蜀地更为接近，以至于经常被用来形容气候温润“小江南”之名，也被用在了汉中身上。这一特点使之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都在行政上附属于四川盆地。问题在于，身处北方的关中始终在政治上更为强势，并且更有动机向南扩张影响力。在这种影响力的积累下，自元朝起将汉中地区便进入“北属时期”被划归给了陕西，考虑到元朝在四川遭遇的抵抗，这种做法并不难理解。
事实上，单纯就历史记录来说，汉中盆地与关中地区的交流要更为的久远。在人文历史中，“红颜”总是与“祸水”更多联系在一起。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祸水红颜，当属让周幽王不惜为之“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应该有人已经注意到，汉朝在汉中设置的行政区有一个名“褒中”县。没有比中国人更为尊重历史的了，那些在先秦湮灭的小国，名字大多被以这种方式继承了下来。也就是说，褒中在的位置就是褒国故地。结合汉中盆地“小江南”般的气候环境，再参考后世帝王们对江南女子的迷恋，周幽王对褒姒的另眼相看，倒是有几分地缘基础。
将汉中、关中两大平原直线相连的，是两条纵穿 “终南山”（中秦岭山脉）的谷道：褒斜道与傥骆道。这当中尤其以由褒水河谷与斜水河谷的褒斜道最为知名。从名字便可以看出，褒姒当年应是由此道被他的父亲送入关中。如果你知道褒水河谷又被称之为“箕谷”，斜水河谷又被称之为“斜谷”，斜谷之北对应的那片黄土塬叫作“五丈原”的话，便知道这条通道诞生过多少三国故事了。
除上述两条通道以外，终南山中还隐藏有两条谷道：子午道与峪谷道。两条位置更偏东的通道优势在于，北端均能直指长安所在的“骊渭平原”；劣势则在于，它们在南端的出口分列于安康盆地的两侧。如果由关中平原发动进攻的话，并不能对居于核心地位的汉中平原起到出奇制胜的作用。当然，如果是反方向操作的话，倒是能够有此效果。这也是为什么，千百年来一直有人在假设，倘若魏延的“子午奇谋”被采纳的话，蜀汉有没有机会一举拿下长安。
尽管有四条通道能够对接秦巴谷地与关中平原，但这些通道的通行条件都并不理想，必须借助“栈道”这一特殊技术才能够成行。相比之下，沿故道水南下的“陈仓道”倒是不用铺就栈道。更为重要的是，这条从武都郡穿行的道路，看起来并不需要中继秦巴谷地，就能够顺嘉陵江而下直抵四川盆地。然而这一位置关系，却并没有影响汉中盆地的地缘价值。
鉴于汉中盆地在秦巴山区中的优势地位，及其与嘉陵江水系相邻位置关系，任何想要从武都郡直连秦蜀两地的军队，都必须考虑这样做之后，对手会不会从汉中盆地包抄自己的后路。借助蜀汉北伐大业，将来会有足够的历史事件帮助大家理解这层关系，尤其是理清关中、汉中、武都（西秦岭）、陇右这四个板块的地缘关系。在这部分，我们反而要将更多的目光投向汉中盆地以东地区。虽然在两汉时同被划入汉中郡，但以安康盆地为代表的这片秦巴谷地，却在地理结构上显现出很多不同寻常之处。
地理上看，安康盆地及其以东的秦巴谷地，与汉中盆地的差异并非由秦岭，而是南侧的大巴山脉所造成的。大巴山脉虽然与秦岭一样呈东、西向延伸，但它的走势却要妖娆的多。波浪状的大巴山脉总共分为四部分：其中与秦岭合围出汉中盆地的部分被称之为“米仓山”，东段帮助造就安康盆地的部分被称之为“大巴山”。后者在东北向弯入两湖盆地之后，又向南华丽转身变化出了成就楚国的地标“荆山”。除这三部分之外，大巴山东段与东秦岭山脉之间，还横亘有一段隶属大巴山脉的山体。这段东西长约250公里的山体，就是著名的道教圣地“武当山”。
狭长盆地安康盆地便位于：秦岭、大巴山，以及武当山之间。与汉中盆地相比，它的面积要小得多，并且结构也要更复杂一些。盆地的东西距离虽然也有60余公里，但南北的平均距离却被秦岭和大巴山压缩到只有两公里。这种两山夹一谷的结构，使之应该被以河谷命名。整个盆地的两端，时下分别建制有汉阳县安康市组成。后者的行政级别为地级市，并因此取得了整个盆地的命名权。
安康的这一比较优势并非今天才造就。在两汉三国时代，整个板块只在安康城的位置上建制有名为“西城”的县。造就这一结构的原因在于汉水在此的奇怪走势。线性延伸的安康盆地，让你很容易认定汉水应该像在汉中盆地那样，居间横贯而过。事实却并非如此，安康-汉中两盆地交接处现建制有隶属陕西的“石泉县”。在曹魏控制安康盆地及其以东地区后，曾在石泉县的位置上建制有“安阳县”，作为与蜀国对抗的前线。
依地势来说，汉水在进入石泉县境内后，本该顺势继续横穿安康盆地的。然而这条大河却并没有这么做，而是转向东南从大巴山中寻路向东，最终从盆地东端的安康城穿出，然后再沿武当山北麓继续东流。换句话说，身为“八流”之一的汉水，几乎完美的绕过了安康盆地。整个盆地只有汉时的“西城县”、现在的“安康市”才有机会沾光汉水的水运之利，并在干流的帮助下扩张冲积平原。至于这个狭长盆地的主体，则由一条自西向东注入汉水的支流——月河串连起来，正因为如此，安康盆地也被称之为“月河谷地”。
不过上述推断也不能算错误。在地质时期汉水原本的确是借由秦巴山间的月河河谷，穿越整个安康盆地的。只是在人类进入这片土地之时，改道的汉水便已吝啬的只润泽盆地东端的安康了。实际上在秦巴山区，这种山脉之间已经拉开了距离，但汉水却没有从中穿越而过的情况，并不止安康盆地一处。视线东移你会发现，汉水虽然在安康盆地以东由武当山北麓穿出，但武当山南麓与大巴山北麓之间，却看起来更应该成就一条横贯东西的河道。
这条存在于武当山与大巴山间，且能够在地形图上肉眼可见的缝隙，与安康盆地的走势一致，都为西北-东南走向。两山之间由西向东造就了：平利、竹溪、竹山、房县、保康五个县。而与之相交的主要是两条汉水右岸支流：堵水和南河（汉时名“筑水”）。前者的干流由竹山县城北流，穿透整个武当山腹地后注入汉水；后者则向东流淌，经房县从武当山东端流入南襄盆地。如果你把上述五个县与安康市、汉阴县、石泉县，以及汉江通道西北侧的湖北省南漳县之间画连线，会发现这是一条能够将汉中盆地与汉江通道，近乎直线连接起来的线路。
这条西起石泉县、东至南漳县，前后连接九个城市的陆地通道，完美的覆盖了新月型的大巴山北麓，为此可以将之称为“巴山北道”。基于巴山北道的存在，早在两汉时期，依托堵水与南河两条地区大河，通道上就已建制有：武陵、上庸、房陵等县。时下在中国全面铺开的高速公路，则可帮助大家更直观的观察到这条隐藏于山间的战略通道。其中安康市至南漳县境内的通道，为编号为G4213的高速公路所覆盖；安康至石泉的线路，则成为了316国道的选址。后者同时还向西延伸，将汉中盆地与安康盆地连接在一起。
然而无论在三国时代还是当代，没能被一条连续性的河流串连，始终是“巴山北道”的遗憾。不过对于弱小的蜀国来说，这倒也说不出是福还是祸。黄巾之乱后，最先在汉中郡割据的是统治方式奇特的“五斗米道”天师张鲁。公元215年，曹操率先发难击败张鲁。此后，曹操依地理结构将巴山北道所贯穿的区域切割为三个郡，分别为以西城为郡治的“西城郡”、上庸为郡治的“上庸郡”，以及房陵为郡治的“房陵郡”（其中西城与房陵两郡，在曹丕称帝后改称“魏兴郡”和“新城郡”）。
上述切割自原东汉“汉中郡”东部的三国新郡被称之为“东三郡”。在三国相争的战场上，东三郡虽然受通行条件所限未能成为博弈的主战场，但却也发生了许多事件。最著名的当属关羽围攻襄樊之时，曾要求坐镇东三郡的孟达、刘封两部前来相助。后面的故事相信大家都已知晓。二将由于坐视关羽兵败，一个被迫降魏、一个被刘备赐死。
从东三郡郡治的位置可以看出，三个地区中心分别对应的是巴山北道的三个节点：汉水、堵水以及南河。不过，巴山北道并不是汉中通往荆州的唯一通道。不要忘记，汉水在流过安康之后即向武当山北麓流淌。尽管武当山与东秦岭山脉的结合，看起来比与大巴山的结合要更紧密些，但很难相信汉水本身不能够成就一条水陆通道。
事实的确如此，安康的确拥有一条沿汉水直通南襄盆地的通道。三国西城郡的范围亦因此沿汉水向东，延伸到现在的湖北省郧县境内（现为十堰市郧阳区）。 将这条连通安康盆地与南襄盆地的水陆通道命名为“汉水通道”，并无法让人意识到它的位置特点，考虑到它完全是沿武当山北麓延伸，我们可以采取与“巴山北道”同样的命名规则，将之标记为“武当北道”。
有河谷相依的“武当北道”，早在先秦时期就已为人所知。为了控制它，秦汉之时便已在郧县的位置上构筑过名为“郧关”的关隘。值得一提是，两汉时还在郧关以东建制有名为“武当”的县，并将之作为南阳郡对接“武当北道”的门户。只是在丹江口水库修筑之后，这个南襄盆地的西大门如此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人工湖，其历史亦被新设的“丹江口市”所继承。至于当年到说到底是先有“武当县”还是“武当山”，这个就不好说了。
总得来说，受地理条件所限，“东三郡”所覆盖的这片山地，在历史中并没有太大的作为，甚至可以说有点平庸。这一属性甚至在先秦时就已经得到了验证。早在商周时期，这里曾诞生过一个以“上庸”（竹山县）为都城的地区大国——庸国。武王伐纣时曾做了名为《牧誓》的檄文。檄文中列举了八个愿意一同讨伐殷商的诸侯，史称“牧誓八国”，其中位列第一的便是庸国。
在了解了整个地区的地理结构后，大家应该明白当那些大平原地区得到开发后，偏安于秦巴山区东部的庸国，在兼并重组的东周乱世并没有太大机会。庸国最后的命运，是在春秋时被楚庄王联合秦、巴两国从三面包夹而灭，其国都上庸则成为楚国的城邑。楚国通过这场战争开始了崛起之路，楚庄王亦晋升为春秋五霸。悲剧的是，庸国却是楚庸战争的主动发起者，以至于后世将这一行为称之为“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而“庸”字也成为了能力不足的意思。有趣的是，要是追溯起来的话，楚国最杰出的代表屈原倒是庸国后裔。与之类似的是，周礼最坚定的维持者孔子其实是殷人的后裔。这一切都表明，文化而非血统才是凝结民族意识的核心。
回到三国时代。如果关羽能够北伐成功拿下南襄盆地，那么东三郡所控制的这两条战略通道，将帮助蜀汉打通汉中与南阳这两个前线板块的交通线。如果不能控制南阳盆地乃至失去荆州，蜀汉想通过汉中盆地控制整个东三郡是非常困难的。考虑无论从关中还是汉中，都难以全面控制这两条战略通道，曹操在割建东三郡之后将它们划入了荆州的范围。
反过来说，复杂地理条件、较弱的地缘潜力，对来自荆州的力量同样是一个约束。换句话说，无论控制荆州的是曹操还是孙权，都很难透过“东三郡”袭取汉中。双方在这个中间板块势均力敌僵持的状态，透过湖北、陕西两省的行政分割线，由北向南贯穿东三郡故地中部也能看出。以刚才所列举的，控守巴山北道上的九个县市来说，有四个属于陕西，分别是：石泉、汉阴、安康、平利；五个位于湖北：分别是竹溪、竹山、房县、保康、南漳。当然，如果不是汉中盆地的北属，如今分割东三郡故地的，说不定就是是四川和湖北了。

益州2 西出汉中——武兴道与关城道
在中国的版图中，如果想找一个盆地的代表，估计大多数人第一时间想到的会是四川盆地。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中央之国核心区内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盆地，还因为它比其它的盆地更接近于一个“盆”的形状。其腹地东西宽约500公里、南北纵深约430公里，总面积达16万平方公里，几乎十倍于关中平原。
一提到四川，很多人马上会联想到“天府之国”四个字。其实这四个字最早是用来形容关中平原的。考虑到四川盆地明显要比关中平原拥有更多的水资源，并且面积比关中大出那么多，刘备当年还真是得到了一块宝地。不过放大来看你会发现，四川盆地的这片腹地却并非一马平川，真正能够用来和关中平原对比的是位于盆地西侧，以成都为中心的“成都平原”。整个蜀国的国运，便是系于这片总面积约在一万平方公里左右的平原之上。“天府之国”的美誉亦是专指成都平原，更具体说是受惠于都江堰水利工程的那部分成都平原。
任何想割据四川盆地的政权，都必定以成都平原为中心布设防线。这也意味着，那些在秦巴山区艰难穿行的蜀道，其存在的价值很大程度就是为了去往成都。只是在遐想天府之国的巴适生活之前，我还要再泼上一盆冷水。时下还没有真正进入“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呢。要是从现在的行政区划来说，当你由北向南走完那些穿行于秦岭间的河谷通道，包括：祁山道、陈仓道、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峪谷道等等，乃至姜维一直想使用的羌水道之后会发现，自己站着的地方仍然是甘肃或者陕西。
四川人民完全有理由认为，只在处在四川境内的道路，才有资格被称为“蜀道”，并接受李白的感叹。无论蜀道的范围到底应该怎么认定，有一定倒是非常确定的，那就是我们还要想办法在四川北部的山地中找到道路，才能再去想到成都吃火锅打麻将的事。从地理结构看，这部分蜀道本质是穿行或者绕过大巴山脉的道路。关于这部分蜀道，还有一个听起来很富贵的名字“金牛道”。
金牛道的故事，要回溯2300多年前的秦惠王时期了。公元前316年，因商鞅变法而强势崛起的秦国，派出大将司马错南征蜀国。想攻灭蜀国，首先要拿下的自然是汉中盆地。当时的汉中盆地虽然属于蜀国的势力范围，但在此前的历史中，秦国亦曾数次攻占过汉中。有明确记载的就有两次。公元451年，秦国攻入汉中盆地并建“南郑”城。公元前387年，秦国再次攻占南郑。只是汉中之民并不愿意接受这些来自北方的统治者，每次被征服后都很快又叛离秦国。
说起来，秦国在汉中建的第一个城——南郑，倒也跟“烽火戏诸侯”那段历史有关。当年在周幽王为博美人一笑丢了关中，迫使周王室东迁洛阳时，原本在关中屏护天子的诸侯国郑国，亦随之迁往了中原。但并不是所有的郑国人都随之东迁，有部分郑人尝试穿越秦岭进入汉中，以在这个世外桃源躲避犬戎的侵扰。从这个角度说，秦人后来的征服和命名，颇有点“自古以来”的味道。
避祸汉中的郑人最终命运如何并不得而知。褒姒、南郑，包括秦国此前几次对汉中的征伐都在验证一个事实：黄土高原与汉中盆地之间虽然有秦岭相隔，但汉中并没有办法做到隔绝来自北方的压力。从据守汉中盆地的角度来说，正北方向的防御压力要小一些。终南山内部的紧密结构，使得无论是褒斜道还是傥骆道，当中都有路段必须借助栈道通行。对于防御者来说，这种结构甚至比“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式的关隘还要让人心安，只需要一把大火就可以极大降低防御压力。
问题出在陈仓道和祁山道这两条，能够从陇右高原迫近汉中平原西秦岭通道。来自北方的入侵者在这个方向上，并不需要借助易于损毁的栈道来通行。这意味着，一旦进入战争状态，防御者只需要将防御重心放在汉中盆地的西端，也就是现在的勉县位置上就可以了。只是当年的秦军就算能偷袭汉中成功，想从这个跳板继续南下入川，栈道却还是绕不过去的。
传说中秦惠文王为了让蜀国主动打通蜀道，制作了五头石牛并置黄金于身后，造成石牛能粪金的假象，然后告诉蜀国使者准备将它们送给蜀王。为了迎接这五头石牛，蜀王派遣了五个大力士开凿蜀道。蜀道即成，跟着使者入川的可不就只有石牛了。这就是“石牛粪金，五丁开道”的故事。考虑到司马错能如此迅速的拿下蜀国，秦国倒的确很有可能，以重礼诱惑蜀王开放蜀道，并以军队尾随入川。至于之份重礼到底是不是能“粪金”石牛（重点在于蜀王的智商），这个就只能猜测了。至于所谓“五丁”的真实身份，肯定不会是五个大力士而应该是五组整修道路的劳工了。
不管这个传说到底有几分真实，由汉中通往成都的这条山路都由此得到了一个名称——金牛道（也称石牛道）。金牛道的走向看起来应该是一件很明了的事情，西汉水与故道水交汇后，就沿嘉陵江干流河谷南下直入。这段南北向的河谷通道因此被称之为“嘉陵道”。其北点起于陕西省略阳县城西北25里处的西汉水-故道水相交的河口，止于这条止于四川省广元市西南的“昭化古城”。
在昭化古城的位置上，从岷山而来的白龙江开始与嘉陵江汇合，然后共同汇入四川盆地。它在四川省广元市的入川之口，看起来与成都平原也相去不远。你很容易在地图上描绘出一条，沿嘉陵江河谷而下至广元市，再西南转向沿盆地边缘，经绵阳进入成都的道路。这样一条通道在历史上的确存在。至今你还能在嘉陵江河谷中，找到诸如栈道、驿站之类的历史遗迹。比如位于广元市朝天区境内，曾被唐代诗人李商隐泳怀过的筹笔驿。
为《筹笔驿》七言律诗，是李商隐经行嘉陵道后为致敬诸葛亮而创作的。在诗人的想象中，诸葛亮曾经在此挥笔运筹。这首诗及重多道路遗痕似乎已经证明，当年蜀汉是沿着这条最容易识别的河谷通道，一次又一次的开启北上的征途。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一如秦岭中有多条道路一样，从汉中郡和武都郡进入成都平原的道路同样存在多条。考虑到这一地区修筑、维持道路的高昂成本，以及收缩防御面的需要，一个历史时期一般只会选择一条线路。
一言以蔽之，两汉三国时代的这段蜀道，与唐人所使用的并不是一条道路。从汉中盆地入川的确要借助一段嘉陵河谷，但此后却并没有一路向南。相比后者，前者更有可能是当年秦人使用过的“金牛道”。结构上看，金牛道总体应该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汉中盆地对接嘉陵江的道路；第二部分穿出秦巴山区的道路；第三部分则为接入成都平原的道路。
先来看看第一部分。汉水发源于汉中盆地的西端，分为南、中、北三源。这三个源头分别对应着三条连通嘉陵河谷与汉中盆地的道路。其中北源“沮水”所对接的这条道路，在上一部分已经解读过了。相当于连通略阳县与勉县两县县城间的S309省道。历史上，除了两汉建制于沮水河谷的“沮县”以外，围绕秦巴山区反复争夺的蜀、魏两国，还在此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痕迹。
在汉中方向，位于盆地最西端的是一个以诸葛亮的封爵命名的古镇——勉县“武侯镇”，三条东入汉中的道路皆于此交汇。在它的周边你能够找到阳平关（阳安关）、定军山、武侯墓、张鲁城等大家耳熟能详的三国地标。而通道西端的嘉陵江河谷，时下建制的正是略阳县城。公元前229年，蜀将陈式在攻克武都郡之后，在三叉口式的枢纽点上构筑了名为“武兴”的城堡，北魏时期则进一步升级为“武兴县”，并演化为现在的略阳县。有鉴于此，我们可以将这条连通汉中与武都两郡的通道，命名为“武兴道”。
视线南移，再来看看汉水的中源又可以把我们带向何方。这条汉水中源古称“漾水”，被视为汉水的正源，从它的走势来看也的确比较“正”。由武侯镇出发，顺着这条汉水正源上溯，你发现它大体是沿着一条西南向横穿嘉陵江河谷的裂谷延伸。以位置来说，这条裂谷正是秦岭山脉与大巴山脉，更具体说是西秦岭与米仓山的地理分割线。
这种山脉相接之地经常能够给人以惊喜，虽然此类谷地并不总是由一整条河流贯穿其间，但却可以帮助人类更有顺畅的穿越山地。刚才说到的“武兴道”、上一节解读的“巴山北道”，包括在东部分割秦岭的“武关道”都是这种情况。同样的，这条部分为汉水正源所用的谷道，也没有被政治家和军事家所忽视。你会在沿途发现许多与交通有关的历史遗亦。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谷道与嘉陵江水相交这个水陆相交点。你会在此发现一个与三国历史密切相关的地标——阳平关镇。
阳平关在三国时代被称之为“阳安关”、“阳安口”，北宋时开始改称“阳平关”，是蜀国非常重要的一个关口，曾多次出现在正史和演义中。然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刚才我们不是说阳平关位于汉中盆地西端的勉县武侯镇境内吗？怎么一下子又位移到60多公里外的嘉陵江河谷了。相信大家已经猜到了，此阳平关非彼阳平关，而是后世位移至此。在我们的已经展开的解读种，类似的现象实在太多。考虑到今阳平关镇与古阳平关，同位于一条通道的两端，这种位移看起来与函谷关的情况颇为类似。
尽管时下的阳平关镇，并不是三国的阳安关。但这样一个为仅能够锁定一条通往汉中的道路，还能够继续向南连通四川盆地三方交江之地，要是不像对武兴道的处理一样不建个关城，实在有些对不起诸葛丞相那多智近妖的盛名。历史并没有让大家失望，阳平关镇在三国时代的确建有一座关城。至于它的名字倒是很朴实，就叫“关城”，有时也被当时之人称之为“关头”。如此锁定的一条连通嘉陵江与汉中盆地的道路，可以被命名为“关城道”。
当武兴、关城、阳平三关全部浮出水面时，我们终于可以为汉中与嘉陵道在三国时的交通，勾勒出一幅完整的地图来。将这三个节点沿谷道连接起来，你发现它们的形状近乎呈现为一个完美的等边三角形，点到点的交通距离均为60公里出头。 在“基建狂魔”肆虐的今天，这样三条古老而又近乎直线的线路显然是不会被浪费的。除了“武兴道”被修筑了 S309省道以外，武兴与关城两个关口之间的嘉陵道，也成为了定鸡至成都的“宝成铁路”选址。至于“关城道”，它沿汉水延伸的这部分也成为了G108国道的选择。
除上述道路之外，你还会在108国道之南发现一条编号为G5的高速公路（京昆高速），同样能够连接汉中盆地与嘉陵道。两条道路的交汇点位于陕西省宁强县县城，而成就这座县城的是一条名为“玉带河”的河流。玉带河又名“南河”，正是还未露脸的汉水南源。G5高速在这片山地中亦有部分路段借助了玉带河河谷。在与G108国道交汇之后，两条公路共同向西于四川省广元市朝天区接入嘉陵江河谷。也就是说，从当下主要公路的走势及宁强县城的位置来来看，这条南源显然也成就过一条连通汉中与嘉陵道的道路，宁强县城就是这条线路的枢纽点。
事实的确如此，不过这条南源通道和它的支路（包括向北连通关城道的通道），一直到明代才开始取代由“关城道”转入“嘉陵道”的线路。与此同时，原名“宁羌”的宁强县开始出现在行政版图之上。与三国乃至先秦对比，汉中盆地与嘉陵江河谷间的沟通模式依然没有改变。只不过原本由武兴、关城、阳平三关组成的三角形交通网，其主要节点变成了略阳、勉县、宁强三县县城。真正在地理位置上有所位移的，只是西南节点由阳平关镇转移到了宁强县城。
上述三个县时下均属于汉中市所代管，并且是陕西省最西南角的行政区，离开它们接下来就将进入四川境内了。而在东汉时期，凉、益两州的分界线则位于武兴道与关城道之间。其中武兴位于武都郡的最南端，关城则帮助益州的广汉郡确定北部边界。法正在劝说刘璋投降刘备时曾语：“鱼复与关头实为益州福祸之门，今二门悉开”。意思是说“鱼复”与“关头”两城是事关益州福祸的两个大门，现在两个大门都对刘备打开了。这里说的“鱼复”城位于重庆市奉节县境内，是四川盆地的东大门。关于它的位置特点，后面会有专门的内容解读。可以预先剧透的是，它还有一个名字名字叫“白帝城”。
回到北大门属性的“关城”身上来。值得一提的是，由三国关城所在的阳平关镇起，沿嘉陵江上溯10公里，你会看到一条名为“黑水河”的嘉陵江左岸支流。其与汉水正源所处的这条谷地，最近点还不到两公里。有研究者认为，当年西汉水正是通过黑水河与时下的汉水正源相连。如果你一定要为东汉的凉、益两州在此划一条分割线的话，这条北望武兴、南临关城的黑水河倒是很好的选择。最起码在逻辑上，能够对应禹贡一书中“华阳黑水惟梁州”的设定。
不管这条黑水河在2000多年前是否连通了西汉水与汉水，黑水河之名又是否因凉、益两州在此划界而得名，关城北接武都、东通汉中的位置，已经足以让它成为益州的“福祸之门”了。对于益州来说，失去关城即意味着切断了与汉中的直线联系。虽然成都平原在技术上，还能够通过关城身后的山间通道层层设防，但将失去汉中认定为祸事来临是绝不为过的。这意味着益州的守卫者还有机会在后面的山间通道中层层设防。
既然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关城的位置处在西秦岭和米仓山之间的缝隙中。关城以南的嘉陵江河谷，在三国时又没有成为北出四川的通道，那么站在关城南望的话，接下来的路到底要怎么走呢？关于这些，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