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处是扬州7
在中央之国的地名中，以某一地标辅以方位命名是很常见的方法。如：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广东/广西（这当中的“广”，指的是汉之交州首府“广信”）。既然前面已经重点解读了扬州和东吴政权的核心之地“江东”。“江西”肯定也是不能忽视的，尤其无论哪种理解下的“江西”，都属于汉之扬州的一部分。与江东甚至江南一名，已经成为历史不同的是，“江西”仍然是中国行政版图中的重要一员。当然，经由之前的解读大家已经清楚了，虽然江东、江西中的长，指向的都是长江，但这两个地缘标签并不是对应关系，出现的年代亦不重叠。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想要对江西的地缘特点做个总结的话，没有比滕王阁序开篇这段话更为精妙的了。在两汉时期，帝国中央为在扬州西部建制了名为“豫章郡”的行政区，其范围大体与现在的江西省相当。在孙吴政权统治这片土地后，汉之豫章郡被进一步拆分为：豫章、鄱阳、临川、庐陵四个郡。其中位于赣江下游之西，以南昌为政治中心的赣西北部分，继承了“豫章”一名，并在唐朝时被更名为“洪州”。这也是为什么，王勃会有“豫章故郡，洪都新府”一说（“洪都”本意为洪州都督府，今为南昌别称）。
在中国古人的世界观中，地面上的行政区会与天上的星空相对应，谓之曰“分野”，滕王阁序中所言的“星分翼轸”中，“翼轸”二字所指为两个星宿名，在地面对应的行政区是荆州地区；至于“衡庐”二字，则分别指向的是江西境内的庐山与湖南境内的衡山。由此看来，在唐人王勃的眼中，豫章之地应该是楚地的一部分。然而熟悉这一千古名篇的人应该知道，王勃接下来还有一句“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这当中的“牛斗”二字指向的也是两个星宿，在地面对应的却是扬州。
王勃这种同时用“翼轸”和“牛斗”来对应江西区位的描述，让很多研究者产生了困惑，以至于认为他在分野问题上认识不清。事实上，这种描述恰恰准确的反映了江西的“吴头楚尾”地缘位置定位。用《滕王阁序》中的词句来概括，则是“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文中的“三江五湖”，泛指的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主要支流和湖泊。一定要具体对应的话，三江所指的是：湖北境内的“汉江”、湖南境内的“湘江”、江西境内的“赣江”，等三条地处长江中游的一级支流；五湖则泛指位于长江三角洲平原之上，以太湖为核心的诸多湖泊。至于“蛮荆”与“瓯越”，同样用来分指楚地与吴越之地。
在地缘政治结构中，类似江西这种位于两个重要地政治板块之间，以至于地缘定位有些模糊的情况还有很多。比较典型并为大家所熟知的案例，是欧洲的波兰。种族属性上被归类为“斯拉夫人”的波兰，地理主体属于“中欧平原”的一部分。而这片位于欧洲中部的平原又名“波德平原”，其西部一直为日耳曼民族所据。在德国成为耳曼人的代表强势崛起，东欧平原上的斯拉夫近亲——俄国人，又同样表现强势的情况下，波兰不幸的成为了两大势力之间的缓冲之地。在德、波、俄三者之间没有山脉充当地理屏障，只能以大河为界的情况下，波兰的国家边界更是在这种尴尬的定位之下，几经变迁。
波兰的这种悲剧地缘政治地位，并没有在江西身上呈现。尽管历史上曾几度成为长江中、下游两大强势地区的相争之地，但在长江本身为主战场的情况下，各方的争夺点主要是在鄱阳湖口及其周边地区。控制鄱阳湖口的意义，并不在它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地理分割点，而是因为它是整个鄱阳湖水系的出口。无论是由顺流而下荆楚政权，还是溯江而上的江东政权，谁能够拿下鄱阳湖口，谁就能够溯鄱阳湖水系的各条支流，顺势拿下这个中间之地。并在这场长江争夺战中占据主动。
在赤壁之战前，鄱阳湖口及整个豫章郡，已经成为了孙吴政权的控制地。，周瑜作为孙吴政权最重要的军事将领，便是领军驻守于鄱阳湖口之西的柴桑（今天江西九江），并据此应对刘表和曹操的压力。在整个三国时代，围绕着这段长江枢纽，还发生过很多历史故事。只是无论无论历史如何变迁，江西地区整体都呈现出一种超然的地缘稳定性。从它的行政边界上，便能够看出这一点。
一个板块的行政边界并不总是与自然边界相契合。尤其是顶层设计师们，在“山川形便”原则之外，常常还会刻意加入“犬牙交错”的设计，以避免治下的行政区过于彰显地缘独立性。相较之下，无论是汉朝所建制的“豫章郡”还是当下的“江西省”，在这一问题上的表现都堪称完美。事隔两千多年的两个行政区，行政边界都与鄱阳湖水系的天然边界高度重合。以当下的地理、行政结构来说，整个鄱阳湖水系的流域面积为162225平方公里，其在江西省的部分占比就高达96.6%（江西省面积为166946平方公里）。
如果没有鄱阳湖的存在，纵横于江西的水系更应该被称之为“赣江水系”。值得关注的是，与太湖恒久不变的形状相比，鄱阳湖的形状一直处在变化当中。不仅历史形态与当下有很大的区别，每年丰水季与枯水季的湖域面积，亦有很大的变化。近年来，在三峡大坝对长江中下游水量影响日深的背景下，这一变化显得愈发的明显。以至于几乎逢枯水季，都有枯水成陆的湖底变身成“鄱阳湖草原”的新闻见诸报端。
无论是历史变迁还是季节性变迁，影响鄱阳湖面积的根本原因都在于两点：一是鄱阳湖作为赣江的终端湖，超过16万平方公里的流域面积，使之注定要比不用承担此功能的太湖，有着更多的变化；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地势。当我们把视角抬高，会发现这片身处长江之南的鄱阳湖地区，并非是这个枢纽点位置上的唯一湖盆。在长江北岸，同样存在一个行政上归于湖北、安徽两省的湖盆。在这个带状湖盆中，当下还存在有：龙感湖、龙湖、大官湖、黄湖、泊湖等湖泊（主要位于安徽境内）
大别山及东、西江南丘陵的存在，是造成这一地理结构的根本原因。作为江淮地区的地理西界，大别山在长江水道的形成上，同样做出重大贡献。其与东、西江南丘陵一起，在长江中下游相接之地，摆出了一个 “品”字形结构。其中大别山与“西江南丘陵”之间的缝隙，成就了一段西北-东南流向的长江河道，并成为湖北与江西的行政边界；而在大别山与“东江南丘陵”之间的缝隙，长江则转而由东南向西北方向流淌，并因大部分流淌于安徽境内被冠名为“皖江”。
相比大别山与江南丘陵，尤其是东江南丘陵间的距离，东、西江南丘陵在长江南岸位置上的距离要近得多。你会观察到，鄱阳湖最北边的这段湖体，较之南部要狭窄的多，轮廓上更像是一段被扩张的宽阔河道。基于位置，我们可以将这段鄱阳湖命名为“北鄱阳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地标，能够帮助大家理解“北鄱阳湖”地理定位，那就是属于“西江南丘陵”延伸部分庐山。事实上，正是由于南北纵横约40公里的庐山横亘于此，才让北鄱阳湖地区可供江水扩张的湖盆变得狭长。
由于地势原因，位于大别山南的这两段长江，都是更贴着江南丘陵的山麓在流淌，并在长江两侧，尤其是地势更为开阔的长江与大别山之间蓄积成湖。将时间前推至公元2世纪中的东汉后期，上述江北湖泊还是作为一个整体，并被称之为“彭蠡泽”。其范围透过东、西江南丘陵的相接之处，一直向南延伸至赣江下游。然而将彭蠡泽视为鄱阳湖的古称并不十分准确。这是因为，这个古老湖泽的主体是在长江北岸的安徽与湖北境内。在江西或者说长江南岸的蓄水范围，仅限于庐山东侧的“北鄱阳湖”。
对于一条江河来说，在途经的低洼之处蓄积出类似彭蠡泽这样的中继湖，是十分正常的地理现象。从功能上说，这些中继湖可以对河流的水量进行一定程度的调解。不过它们的位置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以彭蠡湖的情况来说，随着江北湖盆的逐渐淤高，彭蠡泽的北部主体在三国时代开始与长江分离。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湖体在赣江下游，特别是南鄱阳湖地区的被迫扩张。在地质运动（比如地震下沉）及江水的共同作用下，最终形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鄱阳湖。
要是再探讨深层次原因的话，上古的彭蠡泽之所以地在三国时代，开始变身为后来的鄱阳湖，本质是因为在庐山以南存在足够大的低地。当赣江之水无法顺利排出，包括长江之水倒灌之时，这块低地就很容易扩张成为新的湖泽。如果东、西江南丘陵是连为一体的话，即使彭蠡泽面积缩小，长江以南也是无法蓄积出新湖的。这片成就鄱阳湖的低地，被称之为“鄱阳湖平原”。
在流域上，鄱阳湖平原对应的是鄱阳湖下游地区。其范围南起江西省新干县，北至长江南岸的湖口县。总面积约39000余平方公里，无论在江西省还是鄱阳湖水系中，面积占比都接近1/4。这样一个大平原，显然注定是整个区域的核心，并会被优先开发。及至两汉时期，鄱阳湖平原上已经建制了：历陵、海昏、鄱阳、余汗、建城、临汝、鄡阳等县。只是鄱阳湖的这种扩张，势必会对本地区原来的地缘结构进行重塑。比如位于南鄱阳湖地区的古鄡阳县，在成湖之后便从行政版图上消失。公元4世纪初，落葬400余年的海昏侯墓亦因此一度沉入湖底。
河流与山脉是两个最重要的天然边界。然而海昏侯墓和古鄡阳县的遭遇告诉我们，无论是河流还是湖泊，在承担这一任务上都没有山地靠谱。当然，这反过来也是件好事，最起码人类有机会通过水利工程，对基础地缘要素做一定的改造。从地理角度看，鄱阳湖平原属于一个面积更为巨大的盆地腹地。以其地缘政治中心为标签为之命名的话，这个盆地可被称之为“南昌盆地”。无论是南昌盆地，还是整个鄱阳湖水系内部，能够产生多少低地，实际取决于这些山地间的距离。从这个角度看，我们需要更这宏观的了解一下，成就江西的那些山地、丘陵，彼此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除了间接为江西和汉之豫章郡，成就北方边界的大别山，直接为鄱阳湖水系作出贡献的山体可以归类为三部分，分别为：武夷山脉、东江南丘陵、西江南丘陵，以及南岭。其中武夷山脉的脉络是最为清晰和连续的。狭义的武夷山，处于福建西北与江西交界处（具体为福建武夷山市与江西省铅山县所有）。鄱阳湖平原亦与之相接。；广义的武夷山脉，则指向身处整个闽赣边界，为赣、闽两水充当分水岭的山体。这意味着，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武夷山其实都是为江西、福建两省所共有。只不过在当下，这个地标更多是为福建所带红。
如果说武夷山的地缘影响力，更多体现在福建方向，那么身处武夷山北面的“东江南丘陵”地带，对江西的贡献就要大得多了。这片山地的地理地缘结构，在前面的内容已经解读过。无论在地理还是行政上，都呈现三分天下的格局（地理上为皖江、鄱阳湖/赣江、钱塘江水系的分水岭，行政上则为浙、皖、赣三省所共有）。内部多河谷、盆地的地理结构，使“东江南丘陵”地带在每一个方向都留下了广为人知的地缘印记。其中黄山和徽州这两个声名显赫的地标，彰显了安徽在这片丘陵中的存在；富春江、千岛湖、天目山等青山绿水，则为浙江增色不少。
“东江南丘陵”对江西的贡献，更多是在资源上。铜矿和高岭土是“东江南丘陵”对江西的两项重要馈赠。这两项资源，为身处山麓的德兴与景德镇两地，赢得了“铜都”与“瓷都”的美誉。尤其是后者对高岭土的发现和利用，更是使之影响力上升到了文明高度。所谓“高岭”，是景德镇东北约40公里的一道山岭，同时也是一个村名。狭义的“高岭土”，指向的是这道山岭上所出产的一种洁白细腻，具备良好可塑性和耐火性粘土。这种粘土最著名的用处就是用来烧制瓷器，以至于几乎成为了“瓷土”的代名词（瓷土的英文名kaolin，即为“高岭”二字的音译）。
需要说明的是，高岭土并非只产于景德镇地区，亦非唯一能够烧制瓷器的粘土（却是质量最好的）。这种为中国创造世界声誉的粘土，在中国还有个更广为人知的名称——观音土。是的，你没有看错，就是那种在灾荒年月，被饥不择食的灾民视为面粉替代品的粘土。可以肯定的是，不管你把这种粘土叫什么名字，也不管它变成瓷器后能够为华夏文明增色多少，其本身都不具备任何营养价值。它食用价值仅仅体现在可以缓解饥饿感，过量食用的话，还会因无法排出而造成死亡。只是对于别无选择的饥民来说，即使了解这些知识也无法改变最终的结果。
然而在三国时代，无论是“东江南丘陵”所出产铜矿还是高岭土，都还没有机会为整个鄱阳湖流域的地缘权重加分。它们的发现和利用，要等于唐宋第二帝国时期。那些有机会开发成农田的河谷低地，才是整个地区的地缘重心。下一节，我们将继承从山形入手，去探究下除了鄱阳湖平原以外，当年深耕于此的东吴政权，究竟还能够在豫章故郡发掘出哪些潜力之地。

何处是扬州8
武夷山脉的连接性，使得赣闽两省虽然地域相接，但在地缘上的交流度与融合度并不算高。相比之下，东江南丘陵地带较为疏松的地理结构，则让鄱阳湖流域与浙水流域有更多的地缘融合。这也是为什么覆盖江南丘陵地带的“徽语”，在语言特征上能够兼具“赣语”与“吴语”的特色。而从江东地区与鄱阳湖平原的战略沟通来说，除了利用皖江这条天然水上通道之外，还可以利用浙闽丘陵与江南丘陵之间的缝隙。
但凡两片被独立命名的山地，其间必定存在一定程度的断裂。就浙闽丘陵与江南丘陵的情况来说，二者在中、东部的断裂带，成就了向东北方向流淌的浙水。尤其是身处浙水上流的“金衢盆地”，更是让人意识到这是两片独立的山地。而在“金衢盆地”之西的江西境内，两片山地的的断离现象依旧明显。区别在于，收集这部分断裂带中雨水的信江，并不是浙水水系的组成部分，其最终走向是向西注入鄱阳湖，成为长江水系的一部分。
上述与“金衢盆地”相对接，且整体面积相当的断裂带，可以称之为“信江河谷”。在当下江西省的行政区划中，信江河谷建制有：上饶、鹰潭两个地级行政区。武夷山、三清山、龙虎山这些分列于河谷南北名山，则能够帮助大家加深对这一地理单元的认识。由于衢江和信江在整个断裂带的核心存在，由“金衢盆地”和“信江河谷”所连接而成的，沟通浙、赣两省的战略通道，可被命名为“衢信走廊”。利用“衢信走廊”，来自吴越地区的政权，能够更为通畅控制这片“吴头楚尾”之地。
“衢信走廊”的地缘连接作用，同样可以从语言找到痕迹。作为江西位置最东的行政区，居于信江上游的上饶地区，地区方言并非是在整个南昌盆地占主导地位的“赣语”，而是被归类为吴语的一部分。类型上与建制于金衢盆地最西端的浙江常山县、江山市类同（为此有“吴语上山小片”的命名）。单从赣、吴两种方言，在这个地缘相接之地的分布来看，也能够看出吴越之地在地缘渗透力上更为强势些。顺便说一下，这里提到的常山县，其名始于唐朝时期。正是由于它的存在，让“常山赵子龙”重回常山的梦想破灭（其实“石家庄赵子龙”，多叫几遍也挺顺的）。
既然在“吴头楚尾”的概念中，代表吴越板块的江东政权，可以通过皖江和“衢信走廊”，打通至少两条进驻鄱阳湖平原的战略通道，那么来自“楚”的势力，是不是也拥有同样的机会呢？答案是肯定的，否则这片土地也不会有“吴头楚尾”之称了。需要明晰的是到底哪里才是“楚”。历史上，由于楚国在战国后期战胜了统治江东的越国，致使楚的概念一度扩张到整个长江中下游及淮河流域，并因此有了“三楚”之分。
所谓“三楚”分别为：西楚、南楚、东楚。之前已经说过，东楚指向的是吴越故地，与现在包邮区的范围相当；西楚的范围则覆盖现在的湖北省，以及淮河以北、泗水/沂水以西的淮北地区。正是因为这一划分法，泗水之滨的古彭城（徐州）现在虽然是江苏的一部分，但在当时却是属于“西楚”的一部分。致使项羽的称号为“西楚霸王”而非“东楚霸王”。至于淮河以南的“淮西”地区，长江以南的鄱阳湖、洞庭湖流域，则属于南楚板块（对应江西、湖南两省全境，以及江淮之间的安徽中部地区）。
由于三楚的概念过于宽泛，其实际只适用于战国后期至秦汉相交的这段历史时期。在西汉开国之后，三楚的概念便已消失。西汉开国所面临的最大一场危机，是发生于公元前154年的“七国之乱”，这场因削藩而引发的动乱全称为“吴楚七国之乱”。单从名称你也能看出，江东及其地缘辐射区，已经从“楚”的概念中重新分离而出。及至“十三刺史部”概念的推出，荆州与扬州这两个为大一统王朝设计的地缘政治名词，得以成为吴、楚板块的代名词，并在三国地缘政治舞台上大放异彩。
以荆州的范围来确定“楚”的范围，则包含有现在的湖北、湖南两省，以及虽然同属长江流域，但却因处在南北分割线以北，与中原地缘关系更近的南阳盆地（当下为河南的一部分）。作为三国相争的焦点地区，荆州的具体地缘结构将会扬州部分结构后详细解读。当下的任务，还是落在解读江西地区，与两湖地区地缘关系的问题上。如果说长江是江西与两湖地区的连接主线，那么横亘于两地之间的“西江南丘陵”地带，作用就更多体现在维持彼此的独立性上了。
“西江南丘陵”的主体位于湘赣两省交界处，北端则为湘、赣、鄂三省所共有。整个丘陵地带呈现为上宽下窄的锥状体，内部可分为北部的“幕连九山脉”及南部的“罗宵山脉”两部分。然而这种粗略的划分方法，还不足以帮助释读两地的地缘关系。每一处山地都是独特的。“西江南丘陵”在内部结构上，与东侧的武夷山脉乃至“东江南丘陵”呈现出地理特点并不相同。武夷山脉的特点是连续性，这使得它更多是在充当一个地理屏障；拥有核心盆地的“东江南丘陵”，造就的是“徽州”这样一个具备独特特质的地缘板块。
至于“西江南丘陵”，在地理结构上呈现出的特点可以用两个字来归纳——断裂。尽管整体来看，“西江南丘陵”是一条南北向延展的山地，但这条山地内部却是由多条长东西走向山地排列而成的。所谓“幕九边山脉”之名，便源自于：幕阜山、连云山、九岭山，这三座由北向南排列的山体；罗宵山脉内部亦可切割出：武功山、万洋山、八面山、诸广山等山体（其中庐山具体属于幕阜山的东部延伸，井冈山则是万洋山的一部分）。上述这些山体间所造就的间隙，不仅能够同时为西侧的洞庭湖水系及东侧的鄱阳湖水系集水，更使之成为兼具定居及互通两地功能的战略通道。
参照“衢信走廊”的命名法，湘赣两省之间的这些战略通道同样可以拥有自己的名称。比如幕阜山与连云山/九岭山之间的间隙，可用汩罗江与修水命名为 “汩修走廊”；九岭山与武功山之间，则可以渌水与袁水为标签称为“袁渌走廊”等等。通常情况下，这种具备战略通道性质的山谷走廊，都有条件建制出县级行政区，并依流域属性归属相对应的地缘政治板块。相应的，如果江西、湖南两省身处不同的政权控制之下，这些战略走廊本身，也势必成为两大板块的争夺目标。
以“汩修走廊”为例，其在三国时代就一度成为孙策与刘表两方势力的博弈焦点。当时刘表的侄子刘磐跟随黄忠镇守长沙，骁勇善战的刘磐经常领军进入“汩修走廊”，攻击东吴控制的修水河谷（这里建制有艾县、西安县，分别对应现在的江西修水、武宁两县），以图打开通往鄱阳湖平原的大门。为了应对这一压力，孙策被迫在这个门户之地，设置了一个仅辖6县的特别军政机构——建昌都尉，并任命更为骁勇的太史慈任都尉一职。在太史慈的努力下，刘磐及荆州军很快便放弃了这一战略意图（太史慈死后，建昌都尉被撤销，重新归建豫章郡）。
然而纵观整个历史，发生于西江南丘陵地带的战争并不算多，长江依然是各方博弈的主战场。上述走廊地带在“西江南丘陵”中的存在，除了为湘赣两省之民增添可开发土地之外，更多是拉近了的地缘关系。两地在2000多年前，曾共同被归入“南楚”概念，便是受益于这种联系性。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说，属于楚地核心部分的湖南，看起来要比“吴头楚尾”属性的江西更为强势些。只是在人口流动和语言分布上，整个湘赣相接之地，却没有呈现出“衢信走廊”那种，政治强势区向弱势区渗透的特点。相反，来自江西方向的赣语和客家话，对整个“西江南丘陵”地带完成了全覆盖。甚至在“袁渌走廊”上，为江西镇守西大门的萍乡（著名的“安源大罢工”和“秋收起义”的发生地之一），实际却是位于隶属洞庭湖水系的渌水上游，而非鄱阳湖水系的袁水上游。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造成这种现象的地缘因素有二：一是江西相对封闭、自成一体的地理格局，使得它在历史上相对较少经历战乱。一如前面所分析的那样，整个长江中下游的地缘重心是在两头，对于这个中间之地的争夺，重心只是在鄱阳湖。换句话说，谁能够控制鄱阳湖，谁就能够得到整个江西。不过对于江西本身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坏事。缺少地缘政治上的存在感，反而使得这片土地有机会成为小农经济的典范，并且规避战乱涵养更多的人口；
二是作为地缘博弈焦点，历史上发生于两湖地区的军事争夺，要远多于江西地区。无论是南北战争还是东西博弈，两湖地区都是首当其冲。这一点，在三国时代有着充分的展现。在两湖地区因战争丧失人口后，稳定且地理相邻的江西地区，便成为了最好的人口来源地。最起码自唐代起，来自江西的移民就开始不断的补充两湖地区（特别是与之接触面最广的湖南地区）。明朝初年，当两湖地区再次因为政权相搏而损失大量人口时，在一场由政府主导，史称“江西填湖广”的强制性移民行动催化下，这场延续千年的单向人口补给工程在规模上达到了顶峰。仅湖南地区就在这场人口迁徙中，从江西方向补给了1/4左右的人口。
从江西迁往两湖地区的人口主要来自于两处平原，除了位于水系下游的南昌盆地平原以外，还有位于赣江中游的“吉泰盆地”（今为吉安地区所覆盖）。这个面积约1.87万平方公里，孕育出了江西省内排名第二平原的盆地，其名取自盆地腹地的：吉安、泰和两个行政区。如果以水系来标注的话，则可将盆地腹地的平原命名为“赣江中游平原”。在东吴控制这片土地之时，整个吉泰盆地及其以南的地区，被单独分割出来建制了“庐陵郡”（公元200年）。
庐陵郡的建制，意味着吉泰平原在三国时代开始得到更深入的开发。由于两大平原之间并无高大山脉阻隔，二者在地缘上会更容易融为一体。体现在语言上，就是共同为被称之为“赣语”的江西方言所覆盖。然而鉴于我们从地理结构的角度，认定被鄱阳湖水系所覆盖的江西已然自成一体。在此强调这一点，似乎有一点奇怪。难道江西境内还有其它类型的方言存在？事实的确如此，在语言类型上，江西南部的方言主体被归类为“客家话”。
上述差异的产生，首先与地形有关。整个围就江西的山体，呈现出北疏南紧的趋势。在南昌盆地，东、西江南丘陵间的距离可达200公里左右。而在中部的吉泰平原，两侧山地间纵深缩亦有50公里。及至于被统称为“赣南”的江西南部地区，山地的占比则要高得多。章水、贡水、桃江等赣江上游河流，在整个赣南山区冲积而成的河谷平原，面积都十分狭小。以居于核心地位的“赣康平原”（建制有赣州、南康两个市县）来说，其平原面积只有1000平方公里左右。更大的问题在于，身处赣江上游的赣南地区，与中下游两大平原之间，存在连续的山地阻隔。这一切，都使得整个赣南地区融入中央之国的进度，要较北部的大平原地区晚上许多
由于山势阻隔，以吉泰盆地为核心控制赣江地区是十分困难的，尤其是此类山区中会存在很多不愿意服从低地政权的土著居民，就像东江南丘陵地带的那些“山越”之民一样。这了应对这一挑战，孙权于公元236年将赣南地区单独分拆出军管性质的“南部都尉”府。一直到东吴为晋所灭之后，“南部都尉”才由西晋王朝正式升级为“南康郡”（对应现在地赣州地区）。不过整个赣南地区真正开发契机，却是始于西晋王朝灭亡之后。衣冠南渡的东晋王朝，为整个江淮地区带入了大量来自北方的人口。此后每一次中原政权偏安南方，都会为南方批量带入人口。
在原有的大平原地区，已经被先期开发的情况下，南迁的普通移民更多只能在赣南、闽西、粤东这些有小块河谷平原的山地中谋求发展（军政移民则可入驻重要城市）。这种周期性的移民现象，造就了汉民族中最具特色的一个民系——客家人。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中原王朝周期性的大规模南渡现象，依正常地缘渗透规律，整个江西地区在语言上的确应该为统一的赣语所覆盖。正是由于受中原博弈的影响，上述三省交界之地，才成就了有别于本地方言的客家方言，需要认识到的是，一个人或者社群所操持的方言，能够被笼统的归于客家话，并不意味着在民系上就一定被认定为客家人。就好像所谓“吴语”的归类，也只是在揭示了其覆盖区内部的强地缘联系。无论民族还是民系的划分，需要的是群体性心理认同。
除此之外，在这种经由历史沉淀所演化成的方言区，还会有些特别的方言岛。为了控制这些略显边缘，但同时在地缘位置上又非常重要的区域，帝国中央往往会远距离调配军政人员在关键点位驻囤，并最终沉淀形成独特的方言岛。比如赣南地区的地缘中心赣州，由于在控制赣南地区及打通前往岭南的通道问题上，拥有很高的权重，就形成了能够被归入西南官话范畴的赣州话方言。基于华夏文明由北向南扩张渗透的特点，类似的语言孤岛很多都呈现为官话类型。
好了，关于扬州部分的解读就至此告一段落。关于扬州与岭南地区的地缘关系，以及南岭结构的解读，将在交州部分展开。下一节，我们将把视线转身三国相争的焦点——荆州，去看看演义中所出现的“荆襄九郡”概念，到底与现实情况有多大的贴合度。

荆襄九郡1
以“十三刺史部”的概念来划分天下的话，在整个三国时代最具知名度的当属“荆州”。这片在鼎立格局中占据着棋眼位置的土地，为中国人贡献了太多耳熟能详的故事，也留下了很多待解之谜。以军事层面来说，被合称为三国三大战役的：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中，除了官渡之战以外，赤壁之战和夷陵之战都是发生在荆州的土地上，并且对整个三国时代的走势造成了决定性影响。
汉之荆州的范围，大致对应到现在的行政区划，主要包括三部分：湖北、湖南两省，以及河南省的南阳地区。从地缘关系来说，将两湖地区划入一个行政区属于常规选项。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湖南湖北两省的核心平原紧密相连，地理上都位于一个总面积达13万平原公里盆地——两湖盆地之中。围就整个盆地的山体包括：东北方向的大别山脉及其西北部的延伸南段桐柏山；东南方向的“西江南丘陵”；以西侧的：大巴山脉、武陵山脉、雪峰山脉。关于这些山脉与荆州的地理关系，在后面的内容中都会逐步展开。
每个一盆地的腹都会有一片低地。两湖盆地腹地的平原，自然会被称之为“两湖平原”。这片总面积6万余平方公里的平原，内部又分为南北两部分：位于长江以北的“江汉平原”，以及位于长江以南的“洞庭湖平原”。其中面积更大，地缘价值也更大的是江汉平原。“江汉平原”中的“江”，指向的是长江，“汉”则指向的是汉水。作为“四渎八流”概念中的一员，由北向南注入长江的汉水，拥有着非常重要的地缘价值。需要厘清的是“四渎八流”一说中所列的“汉水”，实际是指长江上游一级支流——嘉陵江上游“西汉水”；我们现在所说的汉水，在汉朝时是以“沔水”之名跻身于八流之列。为了便于理解，本文中所述及的汉水指向的都是汉时的沔水。
汉水江汉平原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但这片平原并不是完全由汉水水系所覆盖。在汉水东西两侧最起码还有涢水、沮漳河两条长江一级支流，共同为这片平原的形成贡献力量。其中前者从现在的荆州市（三国时为荆州的政治中心江陵）之西注入长江；前后者则在武汉东北部与长江合流。与形成对比的，是位于长江以南的“湖庭湖平原”，倒是基本处在洞庭湖水系的范围之内。
面积上来说，江汉平原约为4.6万平方公里，洞庭湖平原约为1.8万多平方公里。然而在先秦乃至三国时代，两大平原间的面积差距却并没有那么大。这是因为当时的江汉平原曾经为大湖所覆盖，这个湖泊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云梦泽。其面积最大时曾达4万平方公里，是彭蠡泽面积的十倍。以至于李白曾经在文章中感叹：“楚国不过千里, 梦泽 居其大半。
关于云梦泽和江汉平原的位置，可以结合长江的走势定位。如果你观察长江在两湖平原的走势，会发现长江在此出现了两个大转折。其中宜昌至洞庭湖口（岳阳）段，是由西北向东南方向流淌。这段长约400公里，充当江汉平原与洞庭洞平原分割线的长江，又被单独称之为“荆江”。向东南方向流淌的荆江，在当下湖南省岳阳市的位置上，遭遇到了幕阜山脉的阻拦 ，转而向东北方向流淌。在遇到大别山脉的阻隔再次转向东南，沿幕阜山脉东北麓向江西方向奔流。直至在江西东部遇到“东江南丘陵”的阻击，重又转折东北方向，形成长江“皖江”段。
如果将荆江至皖江段的长江放在一起看，你会发现整个长江在此呈现出标准的W形走势。当然，你也可以将之视为两个并排相连的V字。而造就这一走势的，就是品字形排列的：东、西江南丘陵，以及大别山脉。双V走势的长江，不仅第二个V字的底部形成了古彭蠡泽，更在第一个V字底形成了面积更为广阔的云梦泽。周边地势的差异，是两个古泽面积差异巨大的根本原因。在彭蠡泽所处的V字底，其北面所面对是的体型巨大的大别山脉，长江在此与大别山之间的距离不过40公里。
反观在云梦泽所处的长江V字底，其北面所需要直面的只是一处被称之为“大洪山”的丘陵，这片丘陵与长江之间的远端距离长达180公里。仅此一点，就足以让云梦泽有更为广阔的蓄水空间，并在泽底淤高后成就现在的江汉平原。说到这里，就必须先释读一下大洪山。这座不起眼的丘陵，在两汉时期还有一个更容易让大家记忆的名字——绿林山。
汉朝之所以被分割成东、西两汉，在于中间有王莽代汉建立“新朝”这个插曲。率先起事颠覆这个短寿王朝的，是一支以绿林山为的根基之地的武装力量——“绿林军”。此后世间将啸聚山林者称为“绿林好汉”便是源出于此。只是当“绿林”二字成为好汉们的向往之后，绿林山这个名字显然会变得敏感。在这种情况下，以一个新名取代“绿林”二字，最低限度可以让地方官心安。
这段以“绿林”为名历史可以帮助大家加深对大洪山的印象，但还不足于释读其位置的重要性。就地理位置来说，大洪山是两湖盆地与北部“南襄盆地”的地理分割线。这个位于江汉平原之北的盆地，大部对应现在的河南省南阳地区，因此也被称之为“南阳盆地”。整体是由秦岭及其所延伸的伏牛山脉、大巴山脉、桐柏山脉围就而成，总面积达4.6万平方公里。“南襄盆地”这个名称，来源于分列于盆地南北的襄阳、南阳两市。在两汉时期，包括当时被称之为“宛城”的南阳城，以及现在的湖北省襄阳市北部（汉水以北部分，两汉时为南阳郡邓县辖区），都属于荆州治下的“南阳郡”。
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大洪山正好位于大巴山脉与大别山脉的延伸段——桐柏山脉之间。其北端充当了南襄盆地的南部基点，南端则充当了江汉平原和两湖盆地的北部顶点。更为重要的是，大洪山是一处独立的丘陵，与西侧的大巴山脉、东侧的桐柏山脉之间都有一段距离。汉水和涢水两条南向注入长江的支流，则分别从这两条战略通道穿过，将江汉平原与南阳盆地联系起来。
大洪山与大巴山脉之间，以汉水为主线的这条战略通道可称之为“汉江通道”（汉水现在的名称是汉江）。位于通道之北的襄阳城，在定位“南襄盆地”的边际时，也守护着整条通道及江汉平原的地缘安全。正是基于这一位置，历史上围绕着这座城发生了众多跟战争有关的故事。
在通道的南端，当下最重要的城市则是“荆门市”。为此，我们也可以把“汉江通道”命名为“荆襄走廊”。顺便说一下，在三国故事中，荆门的名气其实并不比因诸葛亮躬耕之地之争，而为人所熟知的襄阳要小。如果你知道，荆门当时的名称是“当阳”（汉代故城在今荆门市南效），就会明白为什么会这么说了。考虑到受行政变迁的影响，无论是为卧龙先生的茅庐，还是当阳长坂坡的位置定位，都有可能会引来口水，这些悬案还是进入历史线之后再行解读。
汉江通道并不是唯一连接南襄盆地与江汉平原的战略通道，在大洪山东侧与桐柏山脉之间，有一条体量相当的战略通道——随枣走廊。贯穿整条通道的，是发源于桐柏山脉西麓的涢水（今名府河）。整体通道的地理、地缘中心，是涢水河畔的地级市——随州市，通道的北端则为县级市属性的枣阳市。
历史上，发生于随枣走廊的故事同样很多。1939年，已经溯长江而上攻占了武汉地区的日军，与仍然控制湖北北部、河南西南部的中国军队，在随枣走廊展开会战，史称“随枣会战”。另一段与随枣走廊战略位置相关的重要历史，是伴随着著名的“曾侯乙墓”出土，而为世人所知晓。一般认为，墓主曾侯乙所统治的曾国，即为周天子于西周初年分封于此，以防御楚国的姬姓诸侯“随国”。只不过，进入公元前6世纪后，在楚国日益强大的情况下，控制“随枣走廊”随国不得不成为楚国的附庸，以至于今人会在曾侯乙墓中，会发现由当时的楚惠王赠予吊唁的镈钟。
虽然从山形和地理位置来看，“汉江通道”与“随枣走廊”应该拥有同等重要的战略地图，但纵观历史，汉江通道所发挥的作用要更大些。襄阳亦比位置相当的枣阳，在军事史中拥有更为显赫的声名。从水系结构切入，会很容易明白为什么会发现这种情况。既然汉水能够成为“四渎八流”的一员，那么它最起码要体量和位置上，要比周边那些默默无闻者更为重要。你会发现覆盖整个南襄盆地的河流，其实都是汉水流域的一部分。
不仅如此，就连位于随枣走廊入口处的枣阳，也属于汉水流域而不是涢水流域（所以枣阳行政上属于襄阳地区而不是随州地区）。这些扇状分布于盆地各个角落的河流，最终都会在襄阳的位置上汇集入汉水干流，然后沿荆襄走廊南下进入江汉平原，直至汇入长江。在严重依赖水运的古代，这一水系结构意味着，任何一个进占南阳的北方政权，如果想进入江汉平原，最优的选择都是借助河流的力量，向襄阳前线输送人员和物资，在攻取这个战略要点后，再顺流而入夺取江汉平原。反之，江汉平原的守卫者如果不想门户大开的话，就必须通过汉水下游河道，将来自江汉平原的补给源源不断的送往襄阳。
通过上述地理解读，整个荆州地区的地理结构开始明晰起来。总结下来，整个荆州地区可以被分为：南襄盆地、两湖盆地两部分，两者之间则以大洪山及其两侧的“汉江通道”、“随枣走廊”为分割。而从流域角度看，南襄盆地与也两湖盆盆中的“江汉平原”，同属汉江下游水系；长江之南，则大部归属于洞庭湖水系。如此看来，将这些地理单元划入同一行政区并非没有道理。
现在，让我们把视角重新聚焦在江汉平原和云梦泽之上。毕竟无论从“荆州”还是两湖盆地的范围来说，这片江北之地都属于核心之地。在三国时代，云梦泽的存在甚至对战局的走向造成了直接影响。想要在进入历史线后，更好的理解那些经典事件发生的根由，就需要先了解一下古云梦泽的位置和范围。
总体来说，先秦时的古云梦泽是位于长江北岸的湖北境内，其范围西起长江北岸的荆州市东，北抵位于随枣走廊之南的孝感市，向东则止于现在的武汉市。我们可以尝试在荆州-孝感-武汉，这三个江汉平原中心城市中拉出一条连线，连线与长江之间的梯形区域，大致就是古云梦泽在先秦时的影响范围了。在更为久远的历史中，云梦泽与长江之南的洞庭湖还是连成一片的。有一种说法，“云梦泽”是由云泽和梦泽两部分所组成。其中的江北部分是“云泽”，江南也就是后来的洞庭湖部分则为“梦泽”。
现在问题来了。相信很多看到长江这两个大V的人，心里都有个疑问：为什么长江要在此要弯这么大一个弯。如果说彭蠡泽所处的位置还有大别山的压迫，那么在江汉平原上，长江似乎应该更有机会截弯取直。毕竟这片低平之地，看起来并没有山地阻止长江这样做。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一直到云梦泽面积有所缩减的三国时代，长江都还有一条从云梦泽穿行而过的捷径可走。其起点在荆州市东南35公里处的江陵县，由此延伸的长江分支，在云梦泽南部蜿蜒穿行后，由现在的洪湖西北向转而北行，最终在当下的仙桃市位置接入汉水。这样一条存在于江汉平原的长江分支，在先秦时有一个大家熟悉名字——沧浪水。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这两句曾被屈原、孔子、孟子先后背书楚地民歌，最初正是用来描述沧浪水。事实上，沧浪之水并不会是地质史上，唯一在江汉平原穿行而过的长江古河道，正是在这些长江古道漫流之下，古云梦泽方得以形成。类似一个区域有多条河道并存，并无序漫流的现象并不鲜见，黄河下游在上古的“九河”现象就是典型案例。这种现象的消失，很大程度与人类文明的进步有关。为了索取更多的土地和规避水患，人类开发出围湖造田、兴修堤坝等技术，加速了一个地区地貌的改变。及至今日，如果不是意识到湖泊对维护生态环境重用，将江汉平原上的湖泊尽数变成良田亦为难事。
在三国时期，沧浪水依然还存在并发挥着“捷径”的作用，只是名称变成了“夏水”。由于夏水具备长江水的身份，因此仙桃-武汉段的这部分汉水，在当时被视为夏水下游。这也是为什么，武汉在三国故事中的名称是“夏口”。除了为“夏口”这个战略要点加分以外，夏水的存在还揭示出一个事实：进入无论是楚人还是三国之人，所观察到的云梦泽都已经不是一个真正的湖泊。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一片湖泊与沼泽相间的湿地。
换句话说，云梦泽固然能够因其水草丰美的环境，成为一个渔猎的好地方，并在客观上充当天然屏障，但本身并不具备通航条件。它存在价值，更多是充当长江的泄洪区，以在丰水帮助中下流地区消化多余的上游来水；在枯水季则显露出更多的陆地。说起来，这一特点于我们正在展开的三国时代倒不是坏事。进入历史线后大家会知道，曹操在赤壁之战落败后所走的华容道，正是从云梦泽中穿过。如果此时的云梦泽是一个大湖，或者正处在夏季的话，可能也就没有后面的故事了。
在地缘政治层面，夏水的存在可以用来拉近江汉平原东、西两端的距离。尤其从先秦一直到三国，当下的荆州市都是地区政治中心。在这种情况下，一条可以折弯取直，以最短距离横穿云梦泽的水上通道，就变得尤为重要。只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沧浪水的存在还不是最完美的。
位置上看，汉水在穿出“汉江通道”后如果一路向南的话，应该是在现在洞庭湖口的位置上与长江汇合。不过汉水的最后一段并没有这样走，而是在河北省潜江市之北转而向东，从武汉境内入江。从汉水的这一路径来说，最后这段长约200公里的河道，很可能是古长江的一段。如果觉得夏水所节省的路程还不够多的话，在现在的荆州市与潜江市之间挖通一条运河，接通这段直连“夏口”的水道将是最好的选择。
那么，历史上究竟有没有人这样做呢？答案是肯定的。当年的楚国就曾经挖通这样一条运河，史称“云梦通渠”。其施工时间甚至比伍子胥帮助吴国所挖通的胥溪，以及后来吴王夫差所打通邗沟还要早。考虑到伍子胥原为楚国人，并且长江中游比长江下游，更早国家化，楚国如果在借助运河改善地缘政治结构的问题上先拔头筹，并不会让人感到意外。
不过一如之前所展示过的多条运河一样，这样的人工工程并不如天然河道那样稳定。一旦不能定期进行维护，人工开挖的泥质河道很容易被水流和泥沙所破坏。由于江汉平原在战国后期为秦国所占，东迁的楚国不可能再继续维护这样一条江汉运河。加之其后中央之国长期处于战乱之中，所以“云梦通渠”一度湮灭于历史长河之中，并且没有在两汉及三国时期重获新生。一直到三家归晋之后，才重新以“杨夏水道”之名，一度重新出现在江汉平原之上（后又因战乱被彻底放弃）。
现在，我们对云梦泽的结构有了一个大致了解。不过关于荆州的故事还远没有结束，至于下一节的解读方向是什么，下一节自然会揭晓。

荆襄九郡2
解读荆州就一定绕不开楚国，就像解读扬州就一定要了解吴越一样。在古荆州及湖北的境内，可以找到很多以“荆”开头的地名，如荆州、荆门、荆江、荆山等等，但作为楚国故地，带“楚”字的地名却很少见，这又是为什么呢？其实“荆”就是“楚”。“荆”、“楚”二字的本意都是一种生长在山坡的灌木（具体品种为“牡荆”），其花、叶可以入药，枝条柔软可以用来纺织筐篓，以及被称之为“荆杖”的刑杖。先秦时荆、楚二字通用，楚国既被称为“荆”也被为“楚”，还可以用“荆楚”之名代指。
在用山形水势分割天下的《禹贡》一书中，荆州的地理特点被概括为一句话——“荆及衡阳惟荆州”。这里所说的荆、衡二字，分别代指的是“荆山”和“衡山”两山。整句话的意思是说，荆山和衡山的南面都是荆州的范围。这样看来，找到荆、衡两山的位置，对于确定荆州楚地的范围至关重要。问题只在于：山固然是不会移动的，但山名却是可以移动的。在河北部分曾经解读过的古恒山位移问题，就是典型案例。
先来看看当下的“荆山”位置在哪。南北长约150公里、东西宽约20-30公里的荆山，在地理上属于大巴山脉的最东端，与大洪山相对就。换句话说，前文论及的“汉江通道”具体便是由荆山与大洪山包夹而成的。作为与楚国地望密切相关的重要地标，荆山目前全境位于湖北省境内。你可以在地形图上先找到位于湖北省的襄阳市和荆门市，两市以西的南北向山体便是荆山。整个山体与大巴山脉的分割线，在北方是一条发源于湖北省房县，向东注入汉水的支流——南河；在西面则是南向注入江汉平原，与沮河一起汇聚而成“沮漳河”的漳河。
尽管荆山之于楚国来说，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但楚人的最初活动中心，却很可能不在荆山地区，甚至说最初的荆山也不一定是现在的位置。在周人最初接触到楚人时，被视为蛮夷部族的楚人，还主要活动于“丹阳”地区。依山南水北为阳的定位，丹阳指的是丹水之北。不过，最有可能为楚之“丹阳”的区域，虽然的确是在古荆州的范围内，但却不在湖北省境内。
当下仍以“丹”为名，并且与楚地相关连的河流，源起于位于南襄盆地的西侧山地的河南省淅川县（古称丹水，今名丹江）。在与另一条淅川境内的河流“淅水”汇合之后，继续以丹水之名沿南襄盆地的西边缘而下，在今湖北省丹江口市位置注入汉水。这片丹、淅之地，一般被认为就是代表楚人源起的“丹阳”（丹江与汉水相交之地，因“南水北调”工程的需要，蓄积有著名的“丹江口水库”）。
在周王朝崛起，并向中原及江淮地区扩张之后，原本居于“丹阳”地区的楚人，被迫向南进入汉江通道，沿荆山东麓南下进入江汉平原西部，并据此发展成为足以和北方诸侯相抗衡的南方大国。需要说明的是，关于楚人起源的“丹阳”之地在哪，历来有着不同的说法。除了丹淅之说以外，还有观点认为楚人最初是源起于江汉平原之西，秭归-宜昌一线的三峡地区，以及位于荆州与宜昌之间的枝江地区。不过无论楚人是来自丹淅之地还是三峡或枝江地区，抑或就是从荆山之中走出来的，最终成就楚国大国地位的，都是江汉平原。
由于汉水与云梦泽的存在，使得整个江汉平原在地理上被分割为了东、西两部分。汉水以西可称之为“西江汉平原”，以东则对应为“东江汉平原”。在这两部分江汉平原中，真正帮助楚国完成华丽转身的是“西江汉平原”。地理上看，西江汉平原的范围是以：荆江、汉水、荆山、云梦泽为边，沮漳河为地理轴心。这一地理单元与楚国的地缘关系，用左传中的文字来总结就是“江汉沮漳，楚之望也”。
公元前7世纪初，楚国在现在的荆州市北5公里处建筑都城“郢都”（今称“纪南城”），并开始向周王朝嫡属的那些北方诸侯发起进攻。两汉设置荆州之时，在整个荆州板块中居于核心地位的，依然是以西江汉平原为核心心设置的“南郡”，当年楚国的郢都，也变身成为了南郡的治所“江陵”。除西江汉平原以外，南郡所辖的低地板块还包含两部分，包括：汉江通道，以及荆江南岸的宜都-洞庭湖口的沿江平原地带。
襄阳及汉江通道被归入南郡，是因为它是西江汉平原的门户；而南郡及至现在的湖北省，在对应的方位上延伸到长江以南，则更多是因为荆江的不稳定性。所谓“万里长江险在荆江”，由于荆江段的河道非常的曲折，加之江水刚从三峡的束缚中奔涌而出，导致每逢汛期荆江周边地区极易酿成水患。洪水除了在长江北岸，蓄积出用来分洪的云梦泽以外，在南岸地区同样冲刷出了类似“夏水”的分洪水道。只不过，此类水道在每一个时期的位置和名称都不尽相同。
在三国时期，位于长江之南的荆江分洪水道被称之为“油江”，而当下承担这一功能的，则是19世纪后期，由长江洪峰所造就的“松滋河”。由于松滋河的东端连通了洞庭河，因此这部分行政上隶属湖北，位置却在荆江之南的沿江平原（具体包括：松滋市、公安县、石道市三地），在水系上被归入了洞庭湖流域。不过从它的原始地理属性来看，命运更多是与荆江及湖北联系在一起。
由于受荆江的不稳定性影响，南郡在江南的平原部分，在两汉时期并没有设置县一级的行政区。不过在三国时代，它却有过一次出彩的表现。公元209年，因赤壁之战夺得荆州江南四郡，并自领“荆州牧”的刘备，在油江注入长江的“油江口”位置上，取“左公安营扎寨”之意建制了“公安县”（刘备从汉献帝那里正式受封的官职为左将军），并以之为荆州牧的临时驻地，以图江北的南郡之地。尽管在从孙吴手中“借”得南郡之后，刘氏荆州的政治中心随之位移到了江北的江陵，公安的行政设置却一直延续了下来。
虽然刘备曾经一度让南郡的江南部分出现在三国地缘政治舞台上，不过总体来说，南郡的故事都还是发生在长江以北。在地图上分别定位出：襄阳、荆门、荆州，以及宜昌四个归属于湖北的地级市，有助于帮助我们找到解锁南郡的钥匙。从地缘政治角度说，襄阳-荆门一线控制的是“汉江通道”；古称“夷陵”的宜昌则是江汉平原的西大门，与荆州一起成为荆江的守护者。
在三国时代，上述四个城市都曾经发生大家耳熟能详的重要事件。其中襄阳是刘表在受命成为荆州牧时的治所，也就是赤壁之战前的“荆州城”。而在刘备从孙权手中“借”得荆州，且襄阳仍在曹魏控制之下的情况下，江陵随之成为了新的“荆州城”，并将这个名称延续到了现在。至于荆门和宜昌，如果知道它们的古名是“当阳”和“夷陵”之后，相信但凡对三国故事有所了解的人，都不会感到陌生。
既然“西江汉平原”在两汉时期成为了“南郡”的一部分，那么“东江汉平原”又归属于哪个郡呢？答案是“江夏郡”。从名称你很容易看出，江、夏二字来源于长江与夏水。如果说沮漳河是整个西江汉平原的地理轴心，那么从随枣走廊而下的涢水，就算是东江汉平原的地理轴心了。不过地理轴心并不代表着一定是地缘政治核心。如果以“水”的作用来说，汉江和长江在整个江夏郡所发挥的作用要大于涢水。
除了造涢水下游以外，本来充东、西两部江汉平原分割线的汉水下游，在建制中实际是都归于江夏郡的范围内。基于管理的需要，将一条段具备运输功能的河流整体划入一个行政区，而不是简单作为行政分割线是一种常规操作。如江南省在分割为安徽、江苏两省时，将京杭大运河整体置于一个行政区内的考量，就起到了重要作用。问题只在于，为什么江汉平原上的汉水段被划入了江夏郡，而不是南郡。
答案隐藏在汉水的走向之中。汉水是自湖北省钟祥市穿出汉江通道，进入江汉平原的。其后并没有一路向南在江陵附近接入长江，而是在今湖北省潜江市一带转而向东流淌，在现在的武汉也就是三国时代的“夏口”位置上入江。这意味着钟祥以南的汉水河道，并无法承担襄阳、江陵之间的交通任务。或者说，荆州与襄阳之间并不存在合理的水上交通线。在汉水入江汉平原后，转而向东的情况下，将这部分汉水整体划入江夏郡范围，有利于汉水这条重要水道的管理。
换句话说，从接受江汉平原补给，以抵御北方威胁的角度来说，江陵所代表的西江汉平原，主要依托的是陆地地交通线。具体来说，就是现在襄阳、宜城、荆门、荆州四市之间那条近乎直线的连线。上述行政和交通特点，在刘备从新野向南逃亡之时体现的淋漓尽致。刘备本希望依托这条交通线前往江陵。只是刚入江汉平原，就在当阳一带为曹军精锐虎豹骑所追袭，被迫转向东南进入江夏郡内，与率领水军沿汉江南撤的关羽会合，一同前往夏口避难。
当然，如果当年楚国曾经打通的“云梦通渠”在两汉时期还能够使用，那么情况将为之一变。通过这样一条运河，荆州与襄阳间的水上交通距离，将云梦泽东北部的那些城市更近。那么，通过在三国时代依然存在的“夏水”，来打通荆州与襄阳之间的水上通道有没有可能呢？前面已经解读过，夏水是一条起自现在的江陵县（距荆州市直线距离仅35公里），在仙桃市与汉水汇合的天然水道，由于其长江分支的属性，仙桃-武汉段的汉水在两汉时也被视为“夏水”的一部分。从距离上看，由夏水接入汉水虽然要比“云梦通渠”更远，但还是要比由长江绕至夏口再接入汉江要近得多。
然而问题在于，夏水并不是一条稳定的航道，它的作用更多是在丰水期为长江荆江段分流。在整个云梦泽地区因泽底淤积高问题，面积开始缩减，长江水更多向其它地区分流的两汉时期，当年楚人曾经感叹水清、水浊的“沧浪河”，一定程度变身成了一条季节河。简单点说，受长江上游来水的影响，夏水在夏季是可以全线通航的，一旦到了冬季，仙桃以西的夏水河段则不堪大用。这也是为什么，这条河流的名称由“沧浪河”变成了“夏水”。
在赤壁之战中，急于在冬季发起进攻的曹操，之所以没选择通过夏水直取夏口，同样是这个原因。当然，即便没有夏水的存在，凭借江、汉相交的优势，夏口区位优势依然依然不会被动摇。这样一个两水相交位置，即可以通过汉水连通汉江通道，又有机会透过在丰水季，透过夏水横穿整个云梦泽抵达江陵之南，并且与涢水入江之口相距仅20公里。
不过和平时期的政治中心，并不总是设置在那些重要的枢纽点上。一旦进入战争状态，那些在位置上更为关键的枢纽点，会更有机会脱颖而出。比如在群雄并起之前，战略地位显赫的彭城并不是徐州刺史部的治所驻地，在曹操控制徐州之后，彭城则迅速被确立为徐州新的军政中心，并最终继承了“徐州”这个显赫的地名。在两汉时期，江夏郡的郡治曾在江汉平原边缘的：安陆（今安陆市云梦县）、西陵（今武汉市新洲区）中转换。战争帮助夏口迅速崛起为地区中心，在黄祖为刘表镇守江夏、对抗孙吴之时，他就已经将军政中心迁徙到了江汉相接之地，并筑就了最初的夏口城。其后刘琦、孙权无不将夏口视为控制江夏的军事重镇。
由于江、汉两水T字相交的格局，准备在江夏相汇之地，据险以自守的将军们，在具体构筑“夏口城”时将面临选择。历史上，黄祖所筑的夏口城与孙权所筑的夏口城，在位置选择上就有所区别。及至这个点位，有机会成为整个湖北的政治中心时，事情却出乎意外的得到了完美解决。今天，在古夏口位置上充当湖北政治中心的，是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市。稍有地理常识的人，应该都会知道“武汉三镇”的说法。具体来说包括：武昌、汉阳、汉口三镇。
上述三个地区的位置所对应的，正是江、汉两水所分割而成的三片陆地。其中汉阳、汉口地区分别位于汉水南北，武昌地区则位于长江之东。单纯从控制江汉的角度来说，身处江汉平原之上的汉口和汉阳两地，天然更具备合二为一的条件。两地区在最初的时候也的确同以“汉阳”为名，归于同一行政区（汉阳之名始于公元7世纪初的隋朝时期）。一直到1899年，汉口地区才第一次以“夏口厅”之名，成为单独的行政区。
行政上的变动，源起于汉水在15世纪下半叶的一次改道。当时的汉水原本在汉阳城的南侧流淌，“汉阳”之名即是依造“山南水北谓之阳”的命名规律而得。此后向北改道的汉水，将汉阳一区一分为二。其中主城区虽然变成了在汉水之南，却因其为行政机构驻地，继承了“汉阳”之名。反过来，被分割在汉水之阳的部分，则独立发展出了以工商业为特点的“汉口”地区。
与绝大部分历史时期，都处于同一行政区内的汉阳、汉口两地不同的是，位于长江东岸的武昌城，历史上却几乎一直是在独立运行。直到1927年，才被尝试以“武汉”之名整合在一起，但行政上却还是相互独立。一直到1949年，武汉三镇才算真正完成行政上的融合。武昌的地缘独立性，一方面是因为横亘于武昌与两汉地区之间的长江，宽度达到1000米。在没有大桥相连，如此宽度所造成的地缘隔阂感，很难依靠渡船弥合。相比之下汉水下游的平均宽度就只有150米，对汉阳、汉口的分割就要弱得多。
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武昌背后所依靠的，是一个独立于江汉平原之外的独立地理单元。这一特点使得武昌及其所位于的这个整体位于长江之南的地理单元，具备了自成一体的地理基础。这样一个在三国时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作为一个板块却又经常被忽视的地理单元，将是我们下一节的解读方向。

荆襄九郡3
在三国时代能够定位为“吴头楚尾”的板块，并不是被鄱阳湖流域覆盖的江西，而是“鄂东南”。顾名思义，这个板块位于湖北省东南部。其行政上包括：黄石、鄂州、咸宁三地区，以及以武昌为核心的，武汉的长江以东部分。能够成为一个独立板块，必定是在地理上有一定辨识度。从地理结构和轮廓上看，鄂东南板块与江东板块颇有些相似。长江在两个地理单元，都呈现出倒V字结构，并与南部的山地一起，共同围就出一大一小两片三角形的低地区。其中为江东这个大三角低地区兜底的山地，是以黄山为代表的“东江南丘陵”；与长江一起在湖北省东南部，造就一片小三角形低地的，则是位于“西江南丘陵”最北端的幕阜山脉。基于这片低地的位置及轮廓特点，我们可以将之命名为“鄂东南三角区”。
尽管有诸多相似之处，这两片三角地区之间还是存在诸多差异。单从所面临的压力来说，由于扬子江段在三国时代还未发育完全，加之东海存在，使得使得江东板块只需要应对来自板块之西的压力。反观身处长江中游的鄂东南地区，所对应的长江则早已发育成熟。无论是来自江汉平原的力量，还是来自长江下游的力量，都可以觊觎这片土地。
就地缘位置上看，鄂东南三角区无疑与江汉平原的关系更近。正因为如此，在2000年前，它属于荆州及江夏郡组成部分，今天则为湖北所辖。然而在荆楚与江东两大板块对抗的时代，如果江东政权在吴头楚尾的争夺中，抢先控制了鄱阳湖流域，那么地理上独立的鄂东南三角区将成为其入侵江汉平原的跳板。由于鄱阳湖流域在两汉时期被划入了扬州范畴，并且在东汉末年为强势的孙吴政权所控，使得鄂东南三角区在三国时代，客观上取代鄱阳湖地区成为了新的“吴头楚尾”。比如著名的赤壁之战，与“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的故事，都是发生在这片土地及其所对应的长江之上。
既然鄂东南三角区具备如此重要的地缘政治价值，那我们就需要好好研究一下它的地形特点了。观察鄂东南三角区的地理结构，你会发现一个特点，那就是湖泊众多。今天，湖北省境内有大约三分之二的湖泊，包括：梁子湖、牛山湖、保安湖、斧头湖、西凉湖、鲁湖、三山湖等诸多湖泊，都是位于这个三角区之中。造就这一现象的地理原因有二：一是长江在这一带曲折蜿蜒，使得江水极易在洪水期漫入这片三角地形；二是整个鄂东南三角区的地形并不是一片大平原，受幕阜山脉的影响，区域整体呈现的是丘陵地貌，更容易蓄水成湖。这片丘陵甚至还延伸过长江，一直延伸到汉水之南。在古云梦泽已经消失的今天，还能够在汉阳及其以西地区（古云梦泽东部）看到大量散布于江汉之间的湖泊，正是拜这片丘陵所赐。
无论湖水更多源出上游山地来水，还是来自于江水倒灌，有一点都是可以肯定的，鄂东南的这些湖泊必定都长期存在与长江相连的水道。在河道纵横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取得军事优势的关键在于水上控制力，尤其是对长江水道的控制力。与海军需要有深入陆地，能助之躲避风浪的港口一样，内河水军虽然常常以大江大河为战场，但平时囤驻、训练之处往往还是在环境更为稳定的支流及湖泊中。
对于试图跨越长江，争夺鄂东南三角区的政治势力来说，散布于鄂东南的这些水道和湖泊，不仅能够帮助他们深入到板块的各个角落，还能够为他们争夺相关长江水道助力。不过在丘陵的切割之下，鄂东南地区的湖泊并没有如云梦泽那样连成过一个稳定的整体。这意味着整个低地区的湖泊，将拥有多条连通长江的水道，而这些水道和河口就是我们解开鄂东南地缘之锁的钥匙。参考地理位置和辐射范围，整个鄂东南三角区可分为四部分，大体上对应：黄石、鄂州、武汉（江东部分）、咸宁四个地级行政区。
先来看看位置东南角的黄石地区。就地理结构来说，黄石地区很大程度算是在幕阜山地的包围之中。不仅地区中心属性的黄石市处在山地与长江的夹缝之中，其背后所辖的：大治、阳新等县，在地理上也呈现为盆地状。如果把视角再拉高，长江在这一地区正处在大别山脉与幕阜山脉之间的夹缝中。基于其位置，我们可以将之命名为“鄂东沿江走廊”。
作为连接两湖平原与鄱阳湖平原的长江通道，鄂东沿江走廊并没有冲积出大面积的沿江冲积平原。而在鄱阳湖湖口以东，同样承担两大板块连接功能的沿江通道，地势就要宽阔、平坦的多，以至于诞生过彭蠡湖这样的大型湖泊，以及曾经承担安徽省会职责的城市——安庆（安徽二字中的“安”，既是取自安庆）。有鉴于此，这样一条以安庆为中心，西起江西九江、东止安徽铜陵的沿江通道，被命名为“安庆谷地”。顺便说一下，进入东晋之后，面积萎缩并彻底与鄱阳湖分离的古彭蠡泽，还获得了一个新的名字——雷池。“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历史典故，便是出自于此。
把视线转回到鄂东沿江走廊上来。两岸山势险峻的地势，使得鄂东沿江走廊充当的主要是一条战略通道而非核心区的功能。在三国时代，黄州市东南方向的沿江山体被命名为“西塞”（山体遂命名为“西塞山”）。在扬州与荆州的战争中，西塞曾经多次成为战场。单从名字也可以看出，“西塞”所指的是孙吴政权的西部要塞。也可以这样说，孙吴政权希望能够以西塞山及其所对应的江面，作为抵御荆州威胁的第一道防线。
当然，以西塞为前线的想法，是建立在孙吴政权没有控制荆州的情况下。在荆州刘表政权崩溃后，有机会染指荆州的孙吴政权，就需要将视线越过黄石和西塞山，在更为广阔的鄂东南三角区腹地布局了。从西塞山出发溯江而3、40公里，两岸的地势开始变得开阔。不仅如此，长江南北两岸还会出现两个地区中心城市：长江南岸的鄂州，以及北岸的黄冈。对于前者，很多人对它的印象是，鄂州的“鄂”字也是湖北的简称；而近年来帮助前者打响知名度的，更多是位列四大高考工厂的“黄冈中学”。
然而具体到三国时代，这段长江两岸却有与两个知名标签相关联：赤壁和樊口。关于赤壁之战发生在哪里，历来争论不体。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它是位于鄂东南三角区所对应的这段长江之中。由于苏轼前后《赤壁赋》的背书，“黄州赤壁”成为了知名度最高的选项（黄冈唐宋时称“黄州”）。从地理位置上看，黄冈位于江汉平原的东部顶点。如果当年赤壁之战真的发生于此，则意味着曹操已经控制了整个江汉平原。
关于赤壁之战时，曹操到底已经控制了哪些区域，又或谁才是真正的“赤壁”，并不是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当下这些地理解读，更多是让大家在脑海中建立一个地理框架。相比赤壁的不确定性，樊口的位置倒是没什么争议。刘备败入江夏之后，曾在鲁肃的建议下于樊口驻扎，并在与孙权结盟之后，在此与周瑜所率领的江东水军会合。今天，你仍然能够在鄂州城西的西山脚下，看到“樊口”的存在。
樊口的故事并没有止于赤壁之战。公元221年，在孙吴政权攻灭关羽取得荆州的控制权之后，为了稳固这片居于三国之中的战略要地，孙权将与樊口相依的鄂县更名为“武昌”，并将都城从江东的建业（南京）迁至于此。8年之后，孙权在武昌城称帝，正式在政治层面将历史拉入三国时代。
先后被刘备和孙权选择，看来樊口的位置非同一般。当我们顺着与樊口相连的水道，向这片三角区腹地探寻，答案便浮现眼前了。与樊口相连的，是以 “梁子湖”为中心的，鄂东南最大的几个湖泊。除面积仅次于洪湖的湖北省第二大湖梁子湖以外，这个水道相连的湖群还包括：牛山湖、保安湖、三山湖等湖泊。整个湖群则可被统称为“梁林湖水系”。历史上，这些湖泊的融合度比今天我们能看到的要更高，整个湖区还有一个更容易让大家联系到樊口的名称——樊湖。
传说中，樊湖地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帝尧时期的“樊国”，只是如此久远的“历史”只能归类于传说。这一地区真正能够进入信史时代，始于西周中期在此建国的“鄂国”。再向前追溯的话，鄂国的历史还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建制于山西境内的“鄂国”。传说中，当时的鄂侯曾经与西伯侯姬昌一起位列三公，并因向纣王谏言而被杀。其后在西周初年，迁徙至南襄盆地北部，并于西周中期沿随枣走廊一路南迁，最终跨越长江至樊湖地区重新建国。至于说这个“鄂”字，是否与鳄鱼有关，那就见仁见智了。
在楚国崛起于江汉平原之后，近在咫尺的鄂国也随之覆灭成了为楚国的属地。对于楚国来说，吞并鄂国的意义在于将边界推进到两湖盆地的东边缘，并通过鄂东走廊渗透长江下游。而对于试图反方向操作的孙权来说，在荆州新定，魏、蜀两家还虎视眈眈之时，将都城迁至荆州地界则有利于加强对荆州的统治。然而由于南郡及江夏郡的北部地区，包括襄阳和曾经作为江夏郡治所的“安陆”（今云梦县），都在魏国的控制之下。东吴对能否守住荆州，显然没有经营江东时那么有信心。将政治中心放至江汉平原更是有安全上的隐患。
对于以“地利”立国的江东政权来说，江汉平原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天险的保护。刘备当日被虎豹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追击至长坂坡的经历，更是让孙吴政权认定，长江才是最有利的屏障。从更高的视角来看你会发现，鄂东南三角区本身也是“两湖盆地”的一部分，鄂州所扼守的是整个盆地区的东大门，也是由东向西入驻两湖地区的桥头堡。在这种情况下，将同样有长江天险庇护的鄂东南三角区，经营成为控制荆州的“小江东”，并以与西塞防线近在咫尺的鄂县为新都的“武昌”，无论在战略还安全上都不失为良策。
然而历史上，孙权的良苦用心并没有得到江东士族的广泛支持。公元229年，孙权在“武昌”称帝之后，旋即还都建业。公元266年，孙吴末代皇帝孙皓一度再次迁都“武昌”，但同样遭到江东势力的强烈反对并酿成了内乱。甚至民间也产生了“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的民谣。迫使孙吴政权再一次将都城迁回建业。
现在，当大家明白最初的武昌原来是现在的鄂州，并且拥有鄂东南地区最大的腹地时，问题又来了。从地理位置上看，当下这个对应着汉水河口的武昌，位置同样看起来很有优势，又有什么理由被孙吴政权放弃呢？与江东的情况类似，鄂东南三角区的防御面实际也是在西侧。以此来说，现在这个武昌的位置与孙吴在江东的都城建业（南京）相当。更何况夏口还能够通过汉水，横穿整个江汉平原并直达南襄盆地。
对于有入主中原之心的孙吴政权来说，这样一个位置是不可能不重点经营的。实际上孙权并没有放弃夏口，而只是放弃了黄祖在汉阳地区所筑的“夏口城”，转而在现在的武昌地区重筑了新的“夏口城”。在孙权有意将鄂东南打造成“小江东”的情况下，将夏口城移筑到长江东岸，有助于整个鄂东南地区的开发。虽然由于位置过于前线，新的夏口城并没有成为东吴的新都，但还是成为了吴属江夏郡的郡治所在。
身兼区域政治中心和开发职责的新夏口城，同样在背后的鄂东南三角区拥有自己的腹地。如果说，樊湖覆盖的是鄂东南腹地的中东部，那么新夏口城所辐射的就是这个三角区的北部了。今天，这一区域的代表性湖泊是位于武昌东部，并因此而得名的“东湖”。至于三国时代，这一地区的湖泊分布状态如何，当下已很难考证。可以肯定的是，负责新夏口防线的吴国水军，在这个区位上并不缺少与长江相通的湖泊囤驻。
那么，武昌这个名字到底是怎么从樊口跑到夏口的呢？其实“武昌”和“鄂”这个两个名称，曾多次在上述两个战略要地转换。比如在南宋时期，现在的武昌反倒是叫“鄂州”，而现在的“鄂州”当时还是叫“武昌”（武昌县）。夏口得到“武昌”之名始于元朝设置统属两地的“武昌路”，并将治所放在了夏口。其后由于明清两代只是将武昌路改称为武昌府，夏口属性的武昌仍以府治的地位，得以用“武昌府”之名贯穿明清两代，并在清王朝终结的那一年，通过“武昌起义”的背书，彻底在进入新时代后独占武昌之名。在武昌府的存续过程中，虽然当年孙权在樊口边上设立的“武昌”，尚能一直以“武昌县”之名存在于行政版图中，但为了避免与已经升级为湖北省会的武昌发生混淆，最终还是不得不让出“武昌”的版权，不得不恢复“鄂”的旧名。
说到这里，倒是还可以了解一下著名的武昌鱼到底是什么鱼。通俗点讲，你可以认为武昌鱼就是大家在菜场常见的“鳊鱼”。不过新旧武昌人可能会告诉你，只有科研人员于1955年在梁子湖发现的“团头舫”才能算是真正的武昌鱼，菜场里卖的大路货是“三角舫”。至于说这两种鳊鱼到底的细微区别到底在哪里，味道又是否有差异，大家可自行去考证。只是说2000多年前吴人口中所说的“不食武昌鱼”，应该只是用来泛指罢了。由于梁子湖当下为武汉和鄂州两地共有。在这种情况下，倒是不用去争议，谁更有资格拥有“武昌鱼”的属地权。在这个各大省会城市都争相扩张，希望成为特大城市的时候，如果鄂州有一天被并入武汉，倒也算是为新老武昌这桩公案，找到了一条另类解决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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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孙权在规划武昌和夏口两城时，肯定没有想到日后这两城在名称的使用上，会变得如此的混乱。好在名字只是一个代号，用什么名字其实并不重要，关键是要理解其背后所对应的地理位置。以此角度来说，用“夏口”和“樊口”这两个地理标签，来对应新旧武昌，要更容易理解它们的地理位置，及地缘政治地位的变迁。两相对比，从背靠扬州、控扼荆州的角度来说，樊口这个位置固然是不错的选择，但从辐射面积及经略湖北的角度来说，优势则在两江相交的夏口。
现在我们了解了夏口、樊口这两个水流相交之地的前世今生，那么在鄂东南板块还有没有类似的战略要点，能够引发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关注呢？答案是肯定的。不考虑幕阜山区所包夹而成的那些临江山间盆地，单就幕阜山北这片丘陵来说，最起码还有四个位于区域西南的水口值得一提。
首先进入视线的是北距夏口约30公里的金口。金口背后是一条叫作“金水河”的河流，其当下的上源是发源于幕阜山北麓的“淦水”。淦水在穿越山麓之下的咸宁市之后，沿途串连起来斧头湖、鲁湖等湖泊，经金水河在今武汉市江夏区境内注入长江。基于其位置及在辐射范围上的优势，两汉时期曾在此建制“沙羡县”。
从防御江东势力来袭的需要，夏口的位置显然是要重于金口。一旦夏口有失，江东水军将长驱直入整个江汉平原腹地。正因为如此，为了增强夏口的防御力量，黄祖镇守江夏时曾将沙羡的治所和人口由金口迁至夏口。不过当威胁来自于南郡方向，成为前线的就是金口了。至于什么这个顺江而下的危机在什么时候暴发过，如果你知道金口南侧有一座临江丘陵叫 “赤矶山”，相信已经猜到了这里所说的威胁，就是著名的“赤壁之战”。只是在历史没有明确记载赤壁之战地理位置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将金口作为一个备选项。
单从在夏口之西驻军抵御曹军的角度来说，金口并不是唯一的选择。自金口沿长江水道继续向西南方向继续前行约120公里，至鄂东南三角州西南角，最起码还有一个水口有可能成为双方水军的对阵之处，那就是“陆口”。“陆口”顾名思义是因一条叫陆水的河流而得名。其当下的位置是在同属湖北省咸宁地区的嘉鱼县与赤壁市交界处。不过在三国时代之前，同样发源于幕阜山脉的陆水，却并不是叫这个名字而是叫“隽水”。其入江之口亦因此名为“隽口”。
隽水下游地区经常受江水侵扰，在幕阜山中的上游地区反倒有开阔的山间盆地，所以两汉时并没有尝试在隽水下游建制行政区，而是在上游建制了“下隽县”（今天为咸宁市所辖的通城、崇阳两县）。然而没有进行开发不代表没有军事价值。公元219年秋，陆逊率军驻扎于陆口，并于年底乘关羽北上进攻樊城之时袭夺了江陵，帮助东吴从蜀汉手中夺取了荆州。正因为有此大功，此后隽水被改名为陆水，隽口也变身成为了陆口（此外还有陆溪和陆溪口的名称）。
无论陆口及其周边地区，是否是真正的赤壁之战所在地，在陆逊据此攻取江陵之后，它的战略地位都已在那个时代得到了证明。为了更好的经营鄂东南三角区的西南部，拿下荆州的孙吴政权，很快在此建制了名为“蒲圻”县的行政区。其境不仅包含在1998年之前还名为“蒲圻”的赤壁市，还覆盖嘉鱼县与咸宁市区（咸安区）。地理上，相当于整个咸宁地区的低地部分。
陆水并不是三国时期蒲圻县的地理核心，真正充当这个行政区核心的是一个湖泊——蒲圻湖。如果说在鄂东南三角区的中西部，以梁子湖为核心的古樊湖，成就了当年吴都“武昌”，那么帮助孙吴定位“蒲圻县”范围的就是 “蒲圻湖”。在本地区众多湖泊中，最有可能继承这个古名的，是当下由：嘉鱼、赤壁、咸宁（咸安区）所共享的西凉湖。只不过正如古樊湖不能简单对应当下的梁子湖一样，古蒲圻湖也不能说只限定在西凉湖范围内。事实上，它所代表的是以其为中心，南起陆水之东、北至金口的一系列水域相通的河流与湖泊。
仔细观察，你会发现长江在这一地区的走势非常曲折，尤其是嘉鱼县与金口之间，弯出了一个向江汉平原延伸一个被称之为牌洲湾的“几”字弯。以牌州湾为代表的江湾存在，不由得让人产生一个疑问，奔涌而来的长江水既然经常在荆江段截弯取直、衍生支线，在这段河道难道就没有过类似的表现吗？如果你从将视线从金口开始缓慢下移嘉鱼县西，观察地理相接的：后石湖、鲁湖、团墩湖、斧头湖、西凉湖、蜀茶湖等湖泊，很容易感觉到它们所组成的是一条“湖链”，而湖链与长江之间则是平坦的沿江平原。
这一结构很容易让人做出一个假设：这片沿江平原的边缘，当年是否存在一条水道，将这些湖泊串连起来。事实也的确如此，至少在宋代以前上述湖泊都有较为宽阔的水道将之贯通，水道的两头则与长江相连。整个水系一头在自嘉鱼县西吸纳长江来水，另一头则与金水河相接，将分流而来的长江之水送还主河道。在这个过程中，漫流的洪水于辅道之侧遗留下了一系列湖泊。刚才提到的“金水河”及那些位于陆水与金口之间的湖泊，都曾是这个长江辅道属性水系的一部分。整个水系则可命名为“蒲圻湖水系”。
古蒲圻湖水系的起点并不是陆口，而是位于嘉鱼县西的“鲍口”，终点则是金口。此外在鲍口和金口这一头一尾两个水口之间的牌洲湾的东南角，水系还与长江有过一次亲密接触，并形成了名为“竞江口”的水口（位置在今嘉鱼县潘家湾镇）。如此归纳下来，我们最起码已经在鄂东南三角区的长江南岸，找到了：西塞山、樊口、夏口、金口、竞江口、鲍口、陆口，七个拥有地理优势的战略要点。这些战略要点，看起来都有机会成为赤壁之战的候选项。
赤壁之战到底在哪，也许会永远成为谜案，但东吴政权为了管理这些战略要点，所做出的行政规划，却是很明确的。综上所述，为了经营这片吴头楚尾之地，孙吴政权分别在东、北、西三个方位，设置了——武昌、夏口、蒲圻三个行政区。其中由武昌城负责：西塞山、樊口；夏口城对应：夏口和金口；竞江口、鲍口以及陆口，则由蒲圻县所辖。将这些战略要点及理清彼间的水系关系搞清，最起码可以让大家了解，为什么当年的赤壁之战会发生在这一带，而对于长江和水军有严重依赖的孙吴政权，又为什么会如此重视这个“小江东”。
归根结底，鄂东南三角区在三国时代较高的地缘政治地位，是被长江中下游之争，以及孙吴政权统治荆、扬两州的需要所推高的。只是南、北博弈始终是中央之国内部博弈的主线。以三国时代的情况来说，孙吴夷陵之战后，更多需要应对的也是来自北方曹魏政权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将视线转向从长江之南跨越江北，去看看被三国演义着墨颇多的江夏郡，在北部又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
之前的内容已经揭示，两汉所设立的江夏郡最起码包含：东江汉平原、鄂东南三角区，以及鄂东沿江通道三个地理单元。参考襄阳和汉江通道被划入“南郡”的设置，连接南襄盆地与东江汉平原的“随枣走廊”，将很有可能是江夏郡的最后一块拼图。然而情况却并非如此，随枣走廊实际是被划入了南阳郡的范围。作为一个承上启下的中间板块，无论北属还是南属都属是合理。就像江西在两汉时期被划入扬州，但要是被归入荆州也有其道理。
虽然与江汉平原地理相连、水系相通“随枣走廊”，没有与江汉平原整合在一个二级行政区，但另一个位于两湖盆地之外，且水系不通的板块，却颇有点意外的成为了江夏郡的一部分。如果以现有的行政区划来认定这个江夏郡最后的拼图，它的名称是“信阳”，具体来说，包括今天的河南省信阳市及归属信阳地区的：罗山、光山两县。东汉之时，这片淮源之地建制有隶属于江夏郡的：平春、鄳县、轪国三县。用地理名词来概括这个意外，会更容易帮助大家理解这一设置的地缘背景。这个地理名词就是 “淮源”，意为淮河源头。
以天然边界理论来审视信阳地区在两汉时期的归属，着实是有些奇怪的。要知道，当下同样归属于河南的南阳地区，虽然在当年也是荆州的一部分，但当你了解到覆盖整个南襄盆地的是汉水水系的话，就会明白这种切割自有其地理依据可言。问题是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信阳地区的地理属性是“淮源”，并且与江汉平原及整个两湖盆地之间，间隔着大别山-桐柏山脉。
问题的答案隐藏在气候之中。在地缘分割中，气候属性所发挥的影响，实际要比水系归属更为重要。气候的不同将在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一系列的差异。中国最著名的气候分割线，是由秦岭-淮河所组成的南北分割线。不过这两条分割线本身并不相连，而是在荆州北部拉开了一个缺口。如果在秦岭山脊与淮河上源之间拉一条连线，补上这个缺口的话，大体就是现在湖北襄阳地区，与河南南阳地区的行政分割线。这意味着将南阳定位为一个北方板块，并成为河南的一部分，其实是十分合理的。
回头再看信阳或者说淮源地区，以位置来说的确是很有“南方”气息。位于河南省最南端的信阳，是这个北方省份中唯一大部处在南北分割线之南地级行政区。整个地区的纬度区间，大体与隔壁湖北省的：随州、襄阳地区等同。饮食习惯能够帮助感知地域差，“南稻北麦”的种植、饮食习惯，则是普通民众区分南北方的重要依据（东北地区除外）。一个很容易让人感受到淮源板块“南方”气息的特征，是信阳地区的主食。想必你已经猜到了，与河南其它地区种植小麦和以面食为主的饮食不同，信阳地区能够种植水稻并更多以大米为主食。
现在的问题是，就算信阳地区与两湖地区在气候上有更多相似之处，并且还地理相邻，但如果有高大山脉阻隔，二者之间的沟通应该也是不易。整合进一个行政区更是有现实的困难。不过位置江汉平原北部的是大别山脉延伸段属性的“桐柏山脉”。一般来说，这种延伸山地在海拔和山体密集程度上都不高，个中会有大量天然横截面呈鞍状的裂隙，帮助山脉两侧之民进行沟通。
理论上一片山地中可以有很多连接通道，实际被使用的数量却不一定很多。这是因为，处在山谷之中的道路必须连续使用和进行维护。所谓“路是人走出来的”，如果一条山间通道被放弃使用，将会很快因植被覆盖变得无法通行。对于通道的控制者来说，这种现象其实是一个利好。只需选择天然条件相对较好的一条或者数条通道筑路、维护，构筑关城，便可做到收放自如。
这种由政府主导的道路，通俗的称呼是“官道”。除此之外，那些具备通行基础，但却被官方放弃的天然通道，也不是没有机会出现在地缘政治舞台上。出于走私、打猎、采药等原因，山地中还会存在一些官方视线之外，真正由人走出来“小道”。这样的小道虽然无法通行大部队和辎重，但在奇袭战术中往往能收到奇效（比如邓艾袭蜀时所使用的“阴平小道”）。
虽说“小道”在历史上有过出彩表现，不过地缘层面的沟通交融，还是要依靠那些官道。历史上，通过桐柏山脉与大别山脉相接处，连接南北两地的官道主要有三条。以构筑于通道之上的关城来标定，包括：武胜关、九里关、平靖关（名称在不同历史时期会有所变化）。从淮源方向来命名的话，可合称为“义阳三关”（信阳古称义阳）；而若是执意从江汉平原方向来命名的话，也可被称为“鄂北三关”。
上述三个通道节点的位置非常接近，都处在信阳与武汉之间的连线两侧。这些能够以最短距离连接“淮源”（信阳）与“夏口”（武汉）的通道，今天依然在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将信阳与武汉连接起来的“京港澳高速公路”（G4），就是从九里关下通过（构筑有“九里关隧道”）； 107国道与京广铁路，则借由“武胜关”跨越山脊。它们被打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在楚国于江汉平原做大并开始对外扩张之时，地理相连、气候相近的淮源地区，成为了楚国的重点突破对象。一旦占据这个要点，楚国即可沿淮河而下辐射整个江淮地区，又可沿淮河左岸支流而上争霸中原。
楚国能够在战国后期，几乎将整个淮河流域变身成为楚地，淮源这个地理跳板的作用功不可没。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受江淮地区的地理特点影响，水上控制和运输能力决定了你能走多远。控制淮源的楚国，可以此为基地打造淮河水军并顺流而下扩张。反之，如果楚国只是将核心区的边界，依常例定位于易守难攻的山脊之上，那么它能对淮河流域的战略控制力将大受影响。在春秋后期，从淮河下游溯河而上的吴国，就曾经一举控制淮源、跨越三关攻入楚都（参看“吴楚柏举之战”）。
以信阳的位置来说，将之视为又一块“吴头楚尾”并不准确，但套用这个词将之称为“淮头楚尾”，还是能一定程度体现其地缘位置特点的。事实上，这并不只是一块两方，而是三方交汇之地。这三方包括：中原、江汉、江淮三大板块。这种三方交融性，不仅使得信阳方向能同时呈现出：中原官话、江淮官话、西南官话三大官话区的影响，并在地缘经济上可以选择与：河南、安徽、湖北进行融合。
至于在2000年前，以江汉为核心的荆州地区，之所以能够将行政范围延伸到信阳地区，是因为两汉的行政规划上，深受先秦地缘政治遗产的影响。楚国当年以核心之地的标准来经营淮源之地的历史，使得西汉在划定十三刺史部时，将之顺理成章的纳入了荆州和江夏郡的范围。
好了，在补上“淮源”这块拼图之后，荆州的两大核心之地：南郡和江夏郡的解读就告一段落。要是以三国故事中所称的“荆襄九郡”之说来看，接下来还有七郡之地需要解读。不过可以预先说明的是，东汉时期的荆州其实只有七郡，至于为什么民间会有九郡之说，在整个今后的内容中会揭晓答案。

荆襄九郡5之武陵之谜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在所有描绘江南的作品中，这首被自汉乐府收录的民歌，几乎可以算得上是鼻祖。时隔2000多年，诗歌中所描绘的芳晨丽景，与后世脑海中所浮现的江南景象依然高度重合。不过且慢！当下现在释读的板块不是荆州吗？思绪为何又忽而飘到了千里之外的江南。
此时提到“江南”，是因为“江南”的概念本源出荆楚，最初所对应的只是荆江之南的洞庭湖流域。后世所熟知的江南，在秦汉之际的地缘标签则是“江东”。至于“江东”为什么变成了“江南”，在扬州部分已经解读过。公元前3世纪初，屈原曾经两度被楚王放逐于楚之“江南”，并最终在苦闷、绝望的心情下投汨罗江而亡。不过就楚之江南来说，位置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楚国向长江下游地区扩张，鄱阳湖流域亦成为了楚之江南的一部分。
在以荆州成为楚国旧地标签的两汉三国时代，江南一词再次回归最初的设定——洞庭湖流域。在东汉时期，这片江南之地被分割为四个隶属荆州的郡级行政区，分别为：武陵郡、长沙郡、零陵郡，以及桂阳郡。其中长沙郡在西汉时期的建制为“长沙国”（著名的马王堆汉墓就是当时长沙国相利苍及其妻、子的墓葬）。基于它们位于荆州南部及长江之南的位置，此四郡一般被称之为“荆南四郡”或“江南四郡”。为了避免与今之江南想混淆，接下来将使用“荆南四郡”作为它们的标签。
赤壁之战后，刘备曾借曹军败北之机迅速占领荆南四郡，使得自己第一次获得稳定的地盘。在罗贯中笔下，刘备、诸葛亮先是合军攻取了零陵，再分兵拿下了剩余三郡，其中：关羽攻取长沙，收降黄忠、魏延；赵云兵不血刃得了桂阳，并拒绝了太守赵范的寡嫂樊氏；张飞则得了武陵。不过由于罗贯中当时并不了解四郡的方位及荆南地区的山形水势，这个出场顺序实际是有问题的。好在今天的我们，有条件从地理、历史双重角度，复盘当时的情况。
如果说汉之豫章郡所对应的是现在的江西省，那么所谓“荆南四郡”大体对应的就是湖南了。需要注意的是，荆南四郡的范围实际还延伸到了：广东、广西、湖北、重庆、贵州等省市，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在后面的内容中，都会一一解答。首先出场的是位于武陵郡与长沙郡两个与江汉平原相连的行政区——武陵郡与长沙郡。与南郡和江夏郡分处江汉平原两侧相对应的是，武陵郡和长沙郡同样分割了洞庭湖平原。至于零陵郡、桂阳郡，则均处于此二郡之南。由于赤壁之战时，刘备是驻军于鄂东南地区，如果要取荆南四郡的话，显然是应该先取长沙郡，再继续向西、南方向推进。
通过对江汉二郡的解读，一个地缘现象引发了我们的关注，那就是长江虽然在两湖平原境内总计有800公里，并且是上述两大平原的地理分割线，但这段归属长江中游范围内的长江，却没有天然成为一条行政分割线。南郡和江夏郡分别在洞庭湖以西及幕阜山脉以北，将控制线延伸入了长江南岸。时至今日，情况依然如翻版般的存在，真正充当湖南、湖北两省分界线的，只有洞庭湖所对应的一段长约180公里长江。以此来说，以洞庭湖而不是长江为参照物命名出湖南、湖北两省，倒是十分的贴切。同时也喻示着长江在两湖平原所充当的地缘角色，并非一道天堑。
解读荆南四郡或者说湖南地区的地理密码，并不在于其与长江的关系，而是在于其内部的山形水势。水势是随着山形走的，那些地表突起在帮助关联地区获得更多降水的同时，也决定着水流的方向。整体来说，湖南的地理位置不似江西那么封闭。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其北部没有大别山脉的影响，东西两侧山地在长江沿岸的距离也足够宽。如果说江西的地形更像是一个盆地，那么湖南就是一个北部开口的簸箕形。在东、西、南三个方向为这个簸箕围边的，分别是：西江南丘陵、武陵山区，以及南岭。
关于“西江南丘陵”部分，在江西部分已经做过解读。当下的解读重点是洞庭湖平原之西的“武陵山区”，以及管辖这片山地的“武陵郡”。与大多数行政板块一样，当年武陵郡的范围也包括平原和山地两部分。其东部的平原部分为“西洞庭平原”，西部的山地部分则被称之为“武陵山区”。当年崛起于西江汉平原楚人，最先向南征服的便是武陵地区。只不过当时的楚国还没有使用“武陵”一名，而是将之命名为“黔中郡”。后来统一天下的秦国依然继承了这个名称，并进一步扩张了黔中郡的范围。直至西汉开国之后，方改名为“武陵郡”。
顺便说下，“黔中”之名在唐朝曾经以“黔中道”的形式被重新启用。虽然不管是黔中道还是武陵郡，在范围上都地跨了：湖南、湖北、重庆、贵州四省市，并且贵州最终继承了“黔”这个名称，但考虑到柳宗元当时是被贬在湖南南部的永州，他在著名的寓言故事《黔之驴》中所描述的那头驴，应该是在湖南境内被放生并被老虎吃掉的。
唐朝时，武陵山区到底有没有驴还很难说（华南虎是肯定有的），但无论对于最先征服这一地区的楚人，还是对于创立“武陵郡”一名的汉王朝来说，武陵山区实是一片开发价值不大的蛮夷之地。以至于汉代对分布于这片山地的土著居民，有一个“武陵蛮”的泛称。不过及至东晋之后，武陵山区的形象却因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变成了世外桃源的所在地。只是无论是被视为蛮夷之地还是世外桃源，背后的推手都是武陵山地的边缘性。
尽管武陵山区的农业开发价值不大，但在区位上却非常重要。地理上，这是一片位于四川盆地、两湖盆地、云贵高原、两广丘陵之间的连片山区；行政上则涉及有：湖南、湖北、重庆、贵州四省市。在两湖盆地纳入中央之国的范畴之后，如果想进一步在西南方向扩张，这片面积相当于一个中等省份的山地，是怎么也绕不过去的。对于湖南来说，武陵山区同样有着重要意义。很多省份都有一个别样的代称，比如山西的“三晋之地”、河北的“燕赵之地”，而湖南则是被称为“三湘四水”。这当中的“四水”意指哺育了湖南的四条河流。这四条从不同方向注入洞庭湖的河流中，除湘江以外，资江、沅江、澧水的河流都与“武陵”有关。由此可见，不了解武陵和武陵山区就无法解锁湖南。
由于历史、地理原因，确定武陵山区的范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从地理层面来说，武陵山区的定义应该为：武陵山脉及其延伸山地，问题在于哪里才是武陵山脉。狭义的“武陵山”发源于贵州东北部的铜仁，东北向在湖南境内延伸约300公里，直至消失在湖庭湖平原。这条绝大部位于湖南境内的山地，西半部为沅江上游的辰水和酉水所覆盖，东部部则为澧水和沅江的分水岭。当下整个武陵山区中最知名的城市——张家界市正位于武陵山北麓。
帮助成就澧水与沅江的这条“武陵山”并不是武陵山地的全部，与其西北部那些被统称为“武陵山区”的山地相比。这条“武陵山”甚至可以说是体量最小的一条。然而这其实也是个优势，对于力量渺小人类来说，那些高大山脉的延伸部分，反而更容易进行开发及承载人口。与江汉平原一样，洞庭湖平原原也极易遭遇水患。这使得无论自先秦直至两汉三国时，无论是武陵郡还是长沙郡，绝大多数城邑都是设立在有山地、丘陵可依的河谷，而不是洞庭湖平原腹地。位置最靠近江汉平原的澧、沅两水，尤其是靠近山地部分，很自然的成为了地缘中心（大部分县级行政区都设置于此）。与它们交织在一起的这条山体，亦因此而成为了狭义的“武陵山”。
然而回归地理层面，这条武陵山却又显得非常的弱势。武陵山区整体上可以视为云贵高原的延伸，其主脉自乌江下游开始，沿长江东南岸向东北方向一路延伸至长江三峡。这部分高地之所以没被认定为高原，是因为其具备明显的山脉特征。你很容易在地形图上感受到，整个山区是由一系列“西南-东北”向走势的山地纠合在一起所组成的。相比之下，云贵高原核心部分顶面的地势要平缓的多，虽然也被河流切割出许多深谷，但仍保留着相对平整的高原面。
遵循着中间高、两侧低的地理规律，武陵山脉在两侧亦衍生出了大片密度和高度较低的山体。在山脉的西侧，那些衍生山地的分布异常有规律。如果说武陵山主脉的结构，就像是一把纠缠在一起的湿面条，那么这些分布在四川盆地东部，总计有30多条的山体，就好像把一根根的面条平行排列在了盆地腹地。基于这一形态，这片山地被命名为“川东平行岭谷”。当下这片岭谷除西北部为四川所有以外，大部成为了重庆市的核心部分（重庆主城区位于岭谷南端）。
由于长江的分割及地势的明显差异，川东平行岭谷在地理、地缘上都没有被归入武陵山区。不过在武陵山脉的东部，也就是湖南方向情况就有所不同了。你会发现武陵山脉在这个方向上，海拔并没有出现像在四川盆地方向那样的骤降现象，而是呈缓慢下降的趋势。这种走势所带来的地理影响就是：武陵山区所收集到的雨水，大部分都向东注入了两湖盆地的江南地区。除了刚才提到的澧水、沅江、资江这三条为洞庭湖平原和湖南作出贡献的河流以外，在整个山地的北部还有一条发源于湖北恩施地区，横穿整个山地北部，从宜昌之南接入长江的河流——清江。
由于一出山地就接入长江，清江所辐射的山地并不属于洞庭湖流域的一部分。基于湖北地区在两湖平原的强势地位，以及控制长江三峡的需要（三峡为通往四川盆地的主通道），无论是在两汉三国时期还是现在，清江流域在行政上都与江汉平原的捆绑在一起。当下，这一地区在行政上为宜昌和恩施两地区所辖，在湖北内部被称之为鄂西南。而在我们正在推进的时代，清江流域则是南郡的组成部分。
流域属性使得武陵山区的命运更多与两湖地区，尤其是湖南捆绑在一起。当然，也并不是所有与武陵山区有关的河流，都是向东流淌。在武陵山脉的南端，源出贵州高原西部的乌江，在横穿整个高原腹地之后就没有继续东流，而是在贵州东部遇到一座海拔2493米山峰——梵净山之后（铜仁境内），转而向北切割武陵山地，并最终从位于重庆主城区东北部的涪陵区（注意这个字念fú不念péi，并且吃方便面时放涪陵榨菜太咸了！）汇入长江。
乌江的这种流向，使得它下游地区与四川盆地东部的在地缘上的结合更为紧密。并导致重庆在建市之时，能够因这层地理、地缘关系，在武陵山脉延伸出一个触角。仔细观察重庆的轮廓，会发现有如一个变形的“人”字。而这个“人”字的一捺就是以乌江下游为核心的武陵山区了（一撇则主要为“川东平行岭谷”部分）。基于同样的原因，这部分隶属于重庆的武陵山地，在当年亦没有成为武陵郡和荆州的一部分，而是归属了益州治下的巴郡。
如果没有梵净山的阻挡，乌江很有可能会与沅江上游的辰水相连，变成洞庭湖水系的一部分。这样的话，今天的重庆估计就很难介入武陵山区了。值得注意的是，梵净山不仅是乌江与沅江分水岭，还可以被视为武陵山地的起点，以及与云贵高原的分割点。正是在这座佛教圣地以东、以北地区，地球的隆起开始呈现出明显的山脉走势。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武陵山区的结构做一个概括：整个山区是由一系列起于梵净山、止于三峡，西以长江为界，东至洞庭湖平原的，东北走向山体纠结而成。其整体呈现出西高东低的走势，西侧最密集、海拔最高的主脉部分，成为了湖北、重庆、贵州三省市武陵山区的主体。反观湖南部分不仅海拔更低，而且山脉间的河谷也更为开阔。
换句话说，之前说的到狭义“武陵山”及其周边山地，在地理层面上其实只是武陵山脉的延伸部分，甚至可以说是武陵山脉最边缘、体量最小的一条山体。尽管如此，基于历史、地缘原因，湖南“武陵山”及其周边地区，反倒是最有资格继承“武陵”之名。不过这并不代表武陵山区的其它地区，就不会觊觎与“武陵”相关的地缘遗产了。比如重庆方面就在乌江下游开发了名为“武陵山大峡谷”的旅游景区；而最有经济价值的“桃花源”，更是在湖南、重庆、贵州所属的武陵山地中，都有所“发现”。
21世纪初，中国政府将武陵山区列入了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并加以政策帮扶。表面看，这个善意之举第一次让整个“武陵山区”拥有了自己的行政边界。以这个基于地理、地缘关系，并带有行政偏差的归纳法来说，能够被称之为“武陵山区”的行政区计有有：隶属湖北省宜昌市、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11个县级行政区；隶属湖南省邵阳市、常德市、张家界市、益阳市的37个县级行政区；隶属重庆市的7个区县；以及隶属贵州省遵义市、铜仁市的16个县级行政区。为了将之与地理上的“武陵山区”区别开来，我们可以将之称为“武陵山片区”。
整体来说，武陵山片区的归纳法还是比较属合地理背景的。其与汉之武陵郡所指向的“武陵山地”部分的区别主要有二：一是让乌江下游那部分，在汉代未划入武陵郡、当下基本为重庆所有的山地，回归了“武陵”的范畴；二是在东南方向，将武陵山和沅江之南的雪峰山地区，也纳入了“武陵山片区”。相比之下，后者在地理、地缘上所造成的争议要更大。至于为什么这样说，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荆襄九郡6
雪峰山是一条位于武陵山之南，并与之平行的山体。从它的走势和位置来说，的确也是云贵高原在东北方向的延伸，这一点与整个武陵山地的情况相同。然而雪峰山要比沅江北岸的武陵山海拔要更高些，并且与之拉开了一定距离（正常情况下，应该越来越低）。这种情况下，雪峰山又往往被当成一条独立的山脉。不管雪峰山在地理层面到底应不应该算武陵山区的一部分，上述共性都使得整个湖南西部的山地，在地理、地缘上被视为一个整体。而被列入扶贫划片性质的“武陵山片区”，正是这一地缘共性的体现。
仅以武陵山、雪峰山为核心的这片位于湖南西部的山地来说，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地缘标签——湘西。与鱼米之乡感觉的洞庭湖地区不同的是，湘西给人的印象往往是神秘、浪漫，甚至带有一丝杀气。神秘感源出于这一带的奇山秀水、多民族混杂的社会结构，乃至坊间流传的湘西赶尸人的传说；浪漫气息很大程度是因沈从文的《边城》一书而为世人所知；至于杀气则是由湘军和土匪一体两面式的共同铸就。
湘军在近代史上的战斗力毋庸多言，以至于有“无湘不成军”之说。不太为人所知的，则是“无竿不成湘”的说法。所谓“竿”意为“竿军”，指的是湘西凤凰古城的民军（凤凰古称“镇竿城”）。凤凰古城位于武陵山的西南麓，沅江支流的沱江河畔，《边城》一书的作者沈从文便是凤凰人。只是这个湘西地缘属性的典型代表，如今引发世人关注的，却往往是与旅游业相关的负面新闻。
由于地理、地缘结构复杂，以凤凰为代表的湘西地区自古以来民风强悍，但整个地区的地缘位置却又显得非常重要。这一重要性，很大程度又是通过沅江展现出来的。从长度看，这条古称“沅水”的河流，是三湘四水中唯一一条总长度超过1000公里的河流。更为重要的是，沅水上游的：清水江、舞水两源，能够从南面绕过樊净山，深入贵州高原腹地。这意味着，沿沅江水系所形成的水、陆通道，能够成为两湖盆地与云贵高原的连接主线。
公元前280年，已经占据四川盆地的秦军，由巴蜀顺江而下进攻楚国。楚国在竭力抵抗的同时，派遣将领庄硚率军穿越武陵山区远征云贵高原，试图在四川盆地之南打开一个新的战场。只是当庄硚领军攻至云南境内的滇国，并遣使回楚复命时，现秦军已经占领了两湖盆地，以至于不得不滞留于云南境内称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庄硚入滇”事件。以楚国当时的地理位置来说，庄硚很有可能就是沿沅水进入贵州，并最终进入云南境内。
在秦汉之际，横穿整个武陵山区的这条沅江通道，成为了武陵郡的南部领地。这意味着，设置武陵郡的战略任务之一就是沟通云贵。为了完成这一战略任务，汉朝在整个沅水流域设置了：汉寿、临沅、沅南、沅陵、酉阳、迁陵、辰阳、镡成等八个县，其中位于沅水下游的汉寿，在天下大乱前甚至还是整个荆州的治所驻地。要知道，东汉时期整个武陵郡所建制的县不过十二个，仅沅水上下游就占据了3/4。由此可见沅水无论在地理还是地缘政治层面都是武陵郡的核心。
地理上看，沅水在湘西境内是从武陵山、雪峰山之间穿越而过进入洞庭湖平原。需要说明的是，雪峰山在它的西北部还延伸出了一段海拔略低，但看起来有一定独立性的山体。这段山体因为被传说曾有“圣人”居住（至于是哪个圣人有不同的说法），而被当地之人称之为“圣人山”。沅水在武陵山地中的最后一段行程，便是从圣人山与武陵山之间走完的。而圣人山与雪峰山主脉之间裂隙，则帮助三湘四水中的另一个成员——资水，走完了最后一段山路。
汉之武陵郡在将沅水流域纳入行政范围之后，并没有继承向南扩张领地。 这意味着雪峰山（包括圣人山）北麓成为了武陵郡的南部边界。要是从这个历史源头看，当下被划入“武陵山片区”的雪峰山，最初倒的确没有被视为武陵地区的一部分。江南丘陵在地理上一般被认为起自雪峰山以东。要是雪峰山即不被认定为是武陵山区的一部分，又独立于江南丘陵之外，以“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的姿态，作为二大板块的地理分割线，倒也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
当然，不管你在地理上把一片山地归类于哪个地理单元，对它本身都不会有什么影响，也不是我们需要去钻牛角尖的问题。雪峰山对湖南地区做出的最大贡献，是帮助生成了的资江。这条在三湘四水中排名最末的河流并不是发源于武陵山地，而是源起于南岭。在向北穿越雪峰山北部后，向东从主脉与圣人之间穿出，最终从洞庭湖平原南端注入湖区。
尽管资水在在三湘四水中的流程最短，但它却有一个独特的优势，那就是完全属于湖南。其余三水中，澧水流域有小部分位于湖北境内；沅水的上源则在贵州境内可以这样说；即便是承担为湖南代言责任的湘江，它的源头其实也是在广西境内。不过这样一条完全湖南属性的河流，在两汉时却并没有如沅水、澧水那样，近乎全流域的被划入一个行政区，而是分属长沙、零陵两郡。未能被整合入一郡之地的不仅仅是资水，还有湖南最核心的河流湘水。不同之处在于，湘水上游分别为零陵、桂阳两郡所有。
资水和湘水上游被独立建制行政区，地理上的起因是它们均源起于南岭。所谓“南岭”并不是一条有明显线性特征的山脉，而是横亘于长江中游右岸支流（直接点说就是：资水、湘水、赣水三水），与珠江流域间诸分水岭的统称。这一属性使得北方政权，有机会通过资水和湘水打通跨越南岭，通过岭南地区的通道。关于这些通道具体是怎么分布的，在零陵郡和桂阳郡部分会详细解读。现在，还是让我们回到资、湘两水的下游部分，去看看长沙郡的地缘结构。
无论是解读湘江还是“长沙郡”的行政概念，长沙都是当仁不让的主角。在两汉时期，当下长沙市的名字原本为“临湘”。从这个名字也可以看出它的湘江属性。之所以由临湘变为“长沙”，理由和后来“江陵”变身“荆州”、“彭城”化身“徐州”相同，都是因为是对应行政区的治所。日后即便这个行政区成为历史，这笔遗产的继承者往往也是它的治所。
在被自然经济主导的古代社会，地缘潜力往往是由农业和人口潜力所代表。单从这个角度来说，能够统辖资、湘两水下游的长沙郡，在整个荆南四郡中的地位也不会低。虽然境内有资、湘两水，但和武陵郡的情况类似，两水在区域内亦有主次之分。湘江在整个三湘四水中的流域面积最大，将近有9.5万平方公里。其流域在湖南国土面积中的占比达到40%，正是依托这一背景，“临湘”而建的长沙城才有机会成为整个湖南的政治中心。
问题在于，就算湘江在荆南地区的核心地位，使得依附于其流域的城市更有机会成为地区政治中心，但也并不意味着这个机会就一定属于长沙。在这个问题上，与湖南地缘关系紧密的江西，可以再次出场做一个对比。前面我们说了，除了北部更为开放以外，整个湖南的地理结构与江西有很大相似之处。同时长沙与南昌担当整个地区中心的时间都非常的长。其中南昌最起码在汉朝设置豫章郡时，就已经是整个鄱阳湖流域的中心了；汉初以“临湘”为政治中心所设置的“长沙国”，亦包含湖南全境（后因削藩渐变为四郡）。然而观察两座古城的位置你会发现，它们所位于的板块位置似乎有所区别。
简单点说，南昌位于鄱阳湖平原西侧，而长沙却位于洞庭湖平原之南的丘陵地带。后者的选择看起来出乎意料，但又在情理之中。要知道冲积平原的前身都是湖泽或者湿地，紧邻长江这样一条流量能在全球范围内排名前四的大河，无论是两湖平原还是鄱阳湖平原，都随时面临着水患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想要长治久安的话，将城址与丘陵、台地相依将是最好的选择。
比如前面曾经说过，看起来身处江汉平原之上的武汉，其实正处在鄂东南丘陵的延伸部分中（武汉最有名的丘陵为汉阳境内的龟山，以及武昌境内的蛇山）；至于南昌，你会发现它的西侧有一座形态与庐山颇有些类似的山体——西山（以至于又被称之为“小庐山”，甚至让我在做图之时两次误标为庐山）。这些与主城相依的丘陵本身，虽然于承载农业和人口无益，但它们的存在却抬高了相邻平原地区的海拔，使得这些地区中心能够抵抗住水患的洗礼，将城市的历史延续下来。
洞庭湖地区在三国时代所面临的变数比现在还要更大些。在长江北岸的云梦泽，因湖底淤高而被迫缩小水域面积时，帮助长江分洪的任务，转身更多的压在了长江南岸的洞庭湖平原之上。对比古今，你会发现源出湘西山地的澧水、沅江、资江等三条河流，其在洞庭湖平原的河道位置，都发生了大范围的位置。比如在东汉时期，澧水与沅江是在洞庭湖平原的北部接入湖庭湖，今天则是在南部汇流成湖。在一片大平原之上，河道受洪水和地势变化影响发生位移，是一件很正常的事。那些低洼之地也正是在这种变化中逐渐成陆。奇怪的是，之另外三水相比，湘水的位置却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这又是为什么呢？
湘江的稳定性，与“幕九连山脉”的存在有关。上述三条河流的下游总体都是由西向东流淌，只有湘江是沿着幕九连山脉西麓北流。由于这条山脉的存在，与之平行北流的湘江干流，在东线几乎没有变道的空间。与此同时，“幕九连山脉”在与“武陵山地”的博弈中却又处于下风，使得洞庭湖平原呈现出“西高东低”的走势，压缩了湘江向西改道的空间。在这两大高地的共同作用之下，湘江下游河床的地势要略高于洞庭湖，并能够稳定的沿“幕九边山脉”西麓一路北行。
基于上述特征，湘江很大程度可以被视为在洞庭湖地区一条地理分割线。其西面为极易蓄积成湖的低洼地势，东面则是地势略高于洞庭湖面的丘陵地貌。如果洞庭湖水域面积大涨，那么湘江河道将与之融为一体。一旦湖面缩小，湘江河道则会分离出来单独入江。二者只在接近长江之时有一个稳定的连接点。
很显然，这样一个能够稳定连接洞庭湖与湘江，并且无限接近长江的连接处，不可能为政治家和军事家所忽视。只需在这长江、洞庭湖、湘江三水交汇之处，选址建立一个城邑，便可打开通往整个湖南地区的大门。那么，拥有这样一个“江湖要冲，三湘锁钥”地位城市，到底是谁呢？顺着刚才的画像，大家应该很容易在地图上认出，它就是以范仲淹《岳阳楼记》而闻名天下的湖南省岳阳市。
岳阳成为军事重地并开始筑城，正是始于三国时代。赤壁之战后，为适应新的形势。周瑜受命将驻地从鄱阳湖侧的柴桑移至洞庭湖地区，以与曹、刘两家争夺荆州的控制权。区位优势显著的这个三水交汇之地，成为了周瑜完成这一战略意图的支点。只不过在当时，岳阳一名要迟至宋朝才出现，在三国时代它的名字是 “巴丘”。在孙刘两家于荆州暂时达成和解之时，巴丘和湘江一度成为了两家的政治分割线。周瑜本人亦是病逝于巴丘。顺便说下，若是从地缘政治角度来回首公瑾一生，其功绩相当于帮助主公，将控制线从鄱阳湖口推进至洞庭湖口。
从“巴丘”之名亦可看出，这个重要的战略据点并不在洞庭湖平原，而是在湘江东岸的丘陵之间。这样的地势保证了800多年后的范仲淹能够登临岳阳楼，抒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感叹”，亦能让岳阳一直承担东洞庭湖平原中心城市的职责。而在巴丘因区位崛起前的两汉时期，帮助长沙郡经营洞庭湖平原的是另两个城邑：罗县和益阳。前者位于汩罗江下游，对应现在的汩罗县；后者位于资水下游，对应现在的益阳市。
由于洞庭湖区的不稳定，使得汉之长沙郡虽然在地域上包含了半个洞庭湖平原，但其城邑却均选址于边缘的丘陵之上，罗县与益阳两县也不例外。如果你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两个点其实都是位于边缘的丘陵冈地中，并非真正的大平原之上。其中益阳还可向西南方向，辐射资水下游，而罗县则可通过汩罗江及“汩修走廊”，穿越幕九连山脉与时称豫章的江西相通。
之前的内容中曾经提到，刘表之侄刘磐曾多次领军沿“汩修走廊”进攻孙吴治下的豫章。在正史中，刘磐被记录为“初与南阳人黄忠共守长沙、攸县”。这里所说的长沙（临湘）和攸县，仍然存在于当下湖南的行政版图中，但却都不在洞庭湖盆地之中。若从上述历史来看，刘磐最起码在攻掠豫章时，已经驻守于汩罗江下游的罗县了。只不过无论是正史还是演义，都没有交待他的最终结局，而人物的命运，也不是我们所关心的。将之引出，只是为了通过具体事件加深大家对这一地区的结构的理解。
演义中，刘备得荆南四郡后，在黄忠的推荐下曾以刘磐为长沙太守。果真如此的话，这位刘氏家族成员接下来应该在顶着长沙之名的“临湘”延续他的政治生命。下一节，我们就将把视线南移，去看看长沙及其所属的地理单元，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使之能够压倒洞庭湖地区成为整个湖南的地缘中心。

荆襄九郡7 关羽与孙权的选择
作为一座拥有3000年建城史的湖南中心城市，长沙并不处于洞庭湖平原之上。“环城皆山”是长沙的地形特点，基于这样的地形长沙所处的地理单元被称之为“长沙盆地”。不过视角抬高后你会发现，这并不是长沙独有的现象，而是湖庭湖平原以南地区的整体地理特点。顺着湘江和资水南下，接下来我们将步入一片由山地、平原相杂的盆地区。
这片在流域上覆盖大部分湘江和资水流域的盆地区，地理上被称之为“湘中盆地”。为其围边的是：雪峰山、南岭、幕九连山脉及罗宵山脉。不过这四大山体并非各守一边，而是在盆地腹地延伸了许多丘陵。这使得整个盆地腹地没有形成像鄱阳湖、洞庭湖那样的，而是被分割成一个个的小型盆地。从这个角度说，所谓“湘中盆地”更准确的称呼应该是“湘中盆地群”。需要注意的是，这个以“湘中”为名的地理概念，并非只位于湖南中部，而是包含整个湖南中、南部地区。
在“湘中盆地”浮出水面后，湖南内部大的板块结构也就明晰了。总得来说，整个湖南可以依地理特点分割为三大区块，计：武陵山区、洞庭湖区，以及湘中盆地区。与“四水”的明确指向相比，“三湘”到底是如何划分的，一直以来众说纷纭。若是以此三大区块来对应三湘，倒是很贴合湖南的地理基本面。当然，古人最初在划分三湘时，还没有如此明晰的地理知识。纠结于“三湘”的原始本意如何并没有太大意义。就像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所说的“三江五湖”，其实亦只是一个虚指。借由这些耳熟能详的概念，加深对相关地理、地缘结构的理解才是最重要的（为避免争议，可将上述三大地理单元合称为“地理三湘”）。
当下湖南总计被分为十四个地区，其中属于洞庭湖区的有：常德、岳阳、益阳三地区；处在武陵山区的同样有三个地区，包括：张家界、怀化、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其余的：长沙、湘潭、株州、娄底、邵阳、衡阳、永州、郴州等八个地区，都处在湘中盆地区的范围内。加之政治中心及湘江作为主线的存在，更让人意识到，这片土地才是湖南的核心所在。
基于湘中盆地群的地理结构，可以说板块内每个地区中心城市，都代表着一个四面环山、内有冲积平原的小型盆地。由于分割盆地的并不是高大、连续的山脉，而多是些低山、丘陵，因此这些盆地在地缘交流和融合上的问题，要小于身处湘西的武陵山区。在整个湘中盆地群中，长沙盆地处在最北端。这样一个区位无疑是一个优势，如果你即想北控江（长江）湖（洞庭湖），又想向中南部辐射影响力，长沙盆地将是最好的选择。
贯穿城中的湘江，无疑是长沙最重要的河流。无论是秦朝时的名称“湘县”，还是汉朝时更名后的“临湘”，无不在强调这座城市的湘江属性。不过比起这两个“湘”味十足的名字，还是长沙这个名字更有识别度，毕竟湘水滋养的可不止这一个城。鉴于当下临湘之名，已经被岳阳治下的一个并不与湘江相依县级市所取，作为长沙郡郡治身份的“临湘”，在后面的行文中将以“长沙城”代之。如果说“荆州”作为一个城市名，会因荆州刺史部的治所几度迁徙而在三国引发冠名权之争，那么无论是长沙国还是长沙郡时代，都稳坐地区政治中心地位的“长沙城”，倒是完全不会有此顾虑。
一个城市要想成为一个地理枢纽点，仅仅依附一条干流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次一级的支流，帮助将影响力辐射出去。大多数时候，一个临河而居的城市，会选择一个干支相交之地作为起点。从长沙城与湘江相依的位置来看，最起码还应该有一条湘江支流，与之一起做最初的城址定位。那么，这条湘江一级支流属性的河流又是谁呢？以长沙城现在的城区范围来看，备选项一共有四个，包括：从西侧武陵山地延伸丘陵流出的“龙王港”和“靳江河”；从东侧幕九连山脉流出的“操刀河”与“浏阳河”。
对于最初的选择者来说，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到底是向东，还是向西。最终的答案是湘江东岸。选址于湘江之东，是因为就长沙盆地的结构来说，湘江以东以地区要开阔的的多。西岸则散布着密度更高的丘陵。当然，这些丘陵也自有用处。除了依托它们构筑护卫长沙的戍城以外，还承担着兴建王陵（汉长沙国诸王均葬于湘江西岸）的任务。北宋以降，湘江西岸的岳麓山更是因为“岳麓书院”的存在，而跻身中国“四大书院”之列。
现在，只剩下浏阳河和操刀河两个选项了。在上述四条河流中，体量和名气最大的当属因同名歌曲而广为人知的“浏阳河”。不过浏阳河的重要性，并不是在红色革命之后才开始凸显。因为最初的长沙城乃至现在的长沙老城区，正是选址于浏阳河以南、湘江以东的三角地带。鉴于浏阳河的这一地位，长沙盆地还被叫作“湘浏盆地”。
河流除了在下游地区创造易于人类开发的冲积平原以外，还承担着通路功能。以浏阳河的位置来说，它应该能够帮助长沙打通一条连通江西的通道。顺着浏阳河上溯，你会发现它是由“幕九连山脉”中的连云山、九岭山共同造就的；而在江西方面，同样源出二山间裂隙的是修水的南源（位于江西省铜鼓县境内）。这意味着如果沿浏阳河上溯寻路进入鄱阳湖平原的话，最大可能还是回到幕阜山南的“汩修走廊”。事实上，如果说要借助这条宽阔的战略走廊连通湘赣，浏阳河北的捞刀河河谷，会更有机会发挥作用。
捞刀河之名与三国有关。传说中，关羽在攻取长沙之时，曾经不慎将他的青龙偃月刀掉在此河中。很显然，这是一个由演义而附会而生的故事。不过，如果当年长沙真的是关羽攻取的，并且是通过陆路进军的话，捞刀河河谷倒接待过关羽。之前的内容虽然未能解决赤壁的地望问题，但最起码已经明确了当时的战场是在鄂东南三角区的西侧。在这种情况下，脱离主战场的关羽可以选择溯后更名为陆水的“隽水”而上，进入隽水上游的山间盆地。
在幕阜山间包夹而成的河谷盆地中，隽水上游这个是最大的一个。由于今天在盆地南北分别建制有隶属湖北的：通城县和崇阳县，我们可以称之为“通崇盆地”。之前曾经说过，容易受长江水患影响的隽水下游，是在陆逊为东吴夺取荆州之后，才建制了“蒲圻”县，反而被山地保护的“通崇盆地”，却在两汉时就已建制有“下隽”县。不过当时没有说明的是，下隽或者说“通崇盆地”其实并不是江夏郡，而是长沙郡的一部分。从这个建制也可以看出，隽水上游在当时与长沙的地缘关系更为紧密，并且有顺畅的通道。
与隽水南北相对的，是汩罗江的右岸支流。这意味着一支从下隽出发的军队，在南出 “通崇盆地”之后，将很快转入“汩修走廊”。不过以“汩修走廊”位于幕阜山与连云山/九岭山间的间隙这一地理定义来看，通道西端所指向的正是长沙盆地。然而整个战略通道的最西段其实并不是为汨罗江所有，而是滋养了捞刀河。原本西南方向流域的汩罗江，则在今湖南省平江县东南30里处的安定镇，转向西北注入洞庭湖平原。这意味着，假如关羽当年真的从赤壁战场直取长沙的话，他可以借助隽水进入汩罗江河谷，然后再通过捞刀河谷兵临长沙城下。
这样一条路线，今天仍然在发挥着作用，如果你在这一地区定位106国道的位置，就能够理解当年的长沙城，是如何管理身在幕阜山中的“下隽”的。不过当年进占长沙的刘备，实际却没有办法对下隽行使管辖权。因为在诸葛亮引军攻取“荆南四郡”时，早已控制江西的孙吴政权并没有坐视自己的既得得益受损，而是透过长江和诸多山间走廊，将控制线越过“幕九连-罗宵山脉”的分水岭，向湘江流域进军。换句话说，刘备所得到的荆南四郡并不是完整的。最起码之前荆、扬两州的天然边界，在一开始就已经成为了孙权的囊中之物。
为了稳固这一成果，孙吴政权在湘水与湘赣分水岭之间做了一系列军事和行政布局。在三水交汇之地建 “巴丘城”，便是这些布局中的重要一环。在“汩修通道”的西侧，泗罗江与捞刀河源头相接地，也就是汩罗江在平江县东南的拐弯之处，孙权则以“汉昌”为名分设了一个县，以觊觎刘备控制下的长沙城（称帝后改名为“吴昌”）。在浏阳河上游，步步为营的工作同样也在展开。这条长沙第一大内河，原本的名字其实是“刘河”。由于孙权在刘河上游所兴建的城邑位于刘河之北，并依水北为阳的通例命名为“刘阳”（当下仍为浏阳县），这条原本顶着皇家姓氏的河流，才逐渐以地为名变成了“浏阳河”。
另一个被历史记录下来的细节，亦能证明上述三个新据点的战略重要性。赤壁之战后，孙权在拜周瑜为偏将军、领南郡太守屯据江陵的同时，将巴丘、汉昌、刘阳三个在争夺荆南地区控制权的进程中，具有桥头堡性质的新行政区，与位于长江北岸，与赤壁之战有着密切关系的州陵县（具体关联在历史部分会详细解读），赐给了周瑜作为奉邑（奉邑指以收取赋税作为俸禄的封地）。很显然，这一做法的目的是为了将周瑜的个人利益，与主公紧密捆绑在一起。
尽管在受命后第的二年，周瑜就病故于巴丘，但孙权在湘江以东的这些卡位，所发挥的地缘政治作用却不会受到影响。这些打入长沙郡境内的钉子，使得刘备方面无法依照原有的地缘政治格局，将来自扬州的势力阻挡于分水岭以东。由于双方还没有撕破脸，用军事手段恢复荆扬两州原有的地缘平衡亦不可取。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再选一条天然边界的维持平衡的话，湘江成为了唯一的选择。公元215年，也就是赤壁之战结束后的第七年，孙刘两家达成以湘江为界分割荆州协议，史称“湘水划界”。
回到长沙的的话题上来。了解长沙盆地的结构，才算刚刚进入了湘中盆地区的大门。一般情况下，了解一个地理单元的结构，总是要找到它的中心。既然长沙盆地已经承担了门户的职责，显然就不再会是整个湘中盆地群的板块中心。不过也不用担心又要面对一个陌生的名词，因为在此充当地理中心的是一座你肯定听说过的山体——南岳衡山。
衡山的意义不仅在于它代表着中央之国的南方，还在于它被直接用来定位荆州的方位。《禹贡》中概括荆州地理方位时所说之“荆及衡阳惟荆州”中的“荆”和“衡”二字，所指的分别是荆山和衡山。问题在于，以荆山和衡山的位置，参考“山南为阳”方向批示，荆州的范围看起来都不会包括南阳盆地。更让人疑惑的是，衡山已然位于湖南的南部。以《禹贡》成书的年代来推断，即使要用它来定位荆州，也应该是将之作为南部的参照物，认定荆州处在荆-衡之间才对。
事实上，衡山并不止一处。比如秦统一六国之时，曾在后来汉之江夏郡的东部建制有“衡山郡”（后为汉之衡山国）。身处这个行政区内的衡山，曾在公元前106年接待过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只是就这个地理上归属于大别山脉的衡山，亦有两个争论不休的备选项，一说是是位于山脉东南边缘、安徽省潜山县境内的“天柱山”（又名潜山或皖山）；一说是山脉东南边缘、安徽霍山县境内的“霍山”。使得两地都认定自己才是最初的南岳。一直到后来隋文帝时诏定湖南境内的衡山为南岳，方算结决定了南岳的归属。
如果认定禹贡中所指的“衡山”位于大别山脉的话，那么吴头楚尾属性的江西就应该是荆州的一部分了。其实这些衡山都不一定是最初的衡山，最初的衡山位置有可能会更为偏北。五岳之于地缘政治上的意义，在于标定“天下”的范围。随着中央之国核心区的范围向南、北两个方向扩张，基于这个需求出现位移实属正常。就像北岳恒山同样从河北中部移到山西北部一样。从这个需求来说，湖南境内的衡山倒是比安徽境内的衡山更合适，最起码它可以帮助中央帝国的概念，扩张到更遥远的南方。
虽然与湘江相邻的衡山是不是最初的南岳存疑，但它在整个湘中盆地区的中心位置却是肉眼可见的。与周边方圆百里那些海拔数百米的丘陵相比，主峰高度达1300米的衡山，很难不被经略这片土地的人所重视。前面说过，所谓“湘中盆地区”实际是包含整个湖南中、南部地区。如果要进一步做地理分割的话，衡山将是一个很好的地理分割点。其南部为衡阳、邵阳、永州、郴州四地区所覆盖；北部除身为省会的长沙以外，还分布有湘潭、株洲、娄底三个地区。
当长沙、株洲、湘潭三个名称放在一起时，一些对中国城市化进程有所了解的朋友的脑海中估计会闪现出一个词——长株潭一体化。在地区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每一个自认为有潜力的城市，都在尽力做大做强自己。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兼并重组周边城市成为了一条捷径。类似的概念还有陕西的“西咸一体化”（西安、咸阳融合）、广东的“广佛同城”（广州、佛山融合）、河南的“郑汴一体化”（郑州、开封融合）等等。
不管什么形式的融合，相近的地理位置、共同的地缘背景都是基础。下一节我们将聚焦衡山以北、长沙以南的这片土地，去看看东汉末年这一地区的地缘结构，与现实的规划之间有没有相合之处。

荆襄九郡8



对于一条河流来说，蜿蜒曲折是一种常态，在这点上湘江自然不会例外。在湘江所有的曲折中，造就湘潭和株州的这个弯曲是最有特色的。从浏阳河口溯湘江而上40公里，你就能领略到这个河弯的真容。怎么来形容它的走向呢？如果你把一个英文字母S逆时针90度躺倒，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由此形成的两片U形水道，从湘潭、株洲两城穿城而过。其中西面成就湘潭的这片河湾地，我们可称之为“湘潭湾”，将东面成就株洲的命名为“株洲湾”。
湘江在这个点位上的S形走势，让株、潭两城即可以将湘江当成内河，又同时隔江相邻。基于如此密切的地理关系，即使没有“长株潭”一体化的愿景，通过建设多座湘江大桥也可自然融合。只是这河湾双城与长沙的距离稍微有点远，以至于“长株潭一体”化进程，当下推进的并不算十分顺利。相比之下，围着T字形河口而兴的武汉三镇，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经典案例。在各大省会都还在考虑如何兼并重组，跻身特大城市行业之时，武汉则早已在城市建成区的面积上遥遥领先国内其它城市。以至于早在20世纪初就享有“大武汉”的美名（只是一度被戏称为“中国最大县城”）。
在交通手段发达的今天，数十公里的距离并非是同城化不可逾越的障碍，城市圈也不是不能线状扩张。不过在两汉及先秦时期，这片看起来应该挺有枢纽价值的河湾地，却并没有成就一个重要的城邑。一直到公元214年，为向刘备施压，孙权在株洲湾东岸建制“建宁县”，方让这片河湾地正式登上地缘政治舞台（次年双方达成湘水之盟）。
受水患影响，地形、水文情况复杂大江大河之侧，并不是筑城天然之选。很多时候古人更愿意选择开发与之相通，但流量较小河流依附。基于各自的位置，湘潭湾所对接的是来自雪峰山地的河流，其中从湘潭湾注入湘江的“涟水”是最重要的一条；在湘江东岸，株洲湾承接的则是来自“西江南丘陵”的来水。发源于幕九连山脉与罗宵山脉之间的 “渌水”，最终在株洲湾之南与湘江相汇。
先来看看湘潭方向的情况。说起涟水来很多人可能会感到陌生，这条湘江支流当下所成就的最大城市，是位于上游山前盆地的娄底市。不过提到韶山冲估计就很少有中国人不知道了。韶山本是一座山名，更准确说是一处由雪峰山向湘江方向延伸的小丘陵，而韶山冲中的“冲”意指的是山前平地。以此类推，发源韶山的小河自然也叫韶河了。由于在近代史中的特殊贡献，身处韶河源头的韶山，得以在20世纪升级为一个县级市。
相比韶河上游姗姗来迟的历史机，韶河下游登上地缘政治舞台的时间，要早上两个千年。西汉初年，韶河汇入涟水之处，就已设立归属于长沙郡的“湘南县”。公元3世纪中，东吴曾将自己管辖之下的荆州，由6郡进一步拆分成了11个郡。其中长湘水以西部分的原长沙郡部分，绝大部分被建制为了新的“衡阳郡”。这个以衡山之南为名的郡，郡治却不是衡阳附近而是在湘南。
除湘南以外，两汉还沿涟水设置了：湘乡、连道等县。其中前者今天还叫湘乡（县级市），在当时被划入了零陵郡；后者则位于今娄底市与涟源市中间，属于长沙郡的一部分。上述行政区的设置，足可见连接湘江与雪峰山地的涟水流域当时已经被开发，使得中央之国的实控线，得以进一步向南继续推进。
后面我们会说到，无论是零陵还是桂阳郡的设立，都与中央帝国对岭南的征服有关。而长沙郡又是对接两湖盆地与这些征南通道的枢纽。换句话说，如果云贵高原在当时更重要的话，那么控守武陵山地的武陵郡，地缘政治地位将会更重要；反之如果今称“两广”的岭南地区对帝国更有价值的话，那么长沙郡的区位优势就显露出来了。
以当时的地缘政治格局而言，在秦末汉初成就过“南越国”的岭南地区，显然对中央帝国更为重要。以至于汉王朝在天下九州之外，为岭南地区独自建制了一个“交州”。相比之下，云贵地区就要显得边缘一些。以至于在金庸以宋朝为背景的构建的武侠世界中，你还能看到“大理国”这样的独立政治体存在。
即使没有南部通道的存在，长沙郡与那两个吴头楚尾地区，尤其是江西方向的紧密地缘关系，也能够为其加权不少。前面已经解读过多条连接江西的地缘通道，在长沙郡的行政范围内，其实还有多条这样的通道。株洲湾之南所连通的“渌水”，就是其中一条通道的组成部分。
罗宵山脉与幕九边山脉被我们合称为“西江南丘陵”。既然被认定为两条山脉，彼此之间总会有一条较大的裂隙。“渌水”就是这条裂隙的西段所成就的。至于东段则滋养了赣江支流属性的“袁水”。这条具备战略通道性质的谷地，可称之为“袁渌走廊”。能够彰显这条湘赣通道地位的，是两座2000年前的名字和现在一样的城市。其中在渌水河边的，是以盛产烟花、礼炮著称的“醴陵”；袁水河边生成的则是“一座叫春的城市”——宜春。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蹒跚开启工业之路时，煤炭是当时最重要的资源。处在袁渌走廊中部的萍水（渌水上游）流域，被发现了大量煤炭资源，并因此成就了又被称为“萍乡煤矿”的“安源煤矿”。为了将这些煤炭资源，更便捷的送往向处长江之北的工业中心汉阳，在中国当时最杰出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的主持下，由株州通过萍乡煤矿的“株萍铁路”开始修建（1899年开工，1905年通车）。
此后，沟连北京与汉口“京汉铁路”（1906年通车）；打通武昌与广州的“粤汉铁路”（1936年通车）；以及连通杭州与萍乡的“浙赣铁路”（1937年通车，旋即因战争而遭遇破坏，直至1948年全线修复）相继通车，使得这条穿越“袁渌走廊”的铁路，成为了中国最早干线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处在这一纵一横（京广、浙赣）两条干线交汇点的株洲，一如有类似机遇的：哈尔滨、石家庄、郑州等城市一样，迅速成长为新兴的枢纽城市。
一般情况下，以湘潭和株洲的距离来说，是很难同时诞生两个同级别城市的。换句话说，在这个点位上，正常情况只需要一个中心。事实也的确如此，尽管孙权在1800年前就已经在株洲湾建县，而湘潭则要迟至隋唐建城（同期撤并建宁），但此后大部分历史时期，这个节点的中心是在湘潭湾（株洲因铁路而兴之前，是湘潭县下属的一个乡镇）。
在浙赣铁路向东、西两端延伸变身成为“沪昆铁路”之后，株洲的交通枢纽地位变得更加的显著。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袁渌走廊和铁路加成奠定的基础，长沙在为自己争取一个特大城市的地位时，未必会南向选择。当然，对比那些因铁路而升级为省会的城市，株洲自然也会有些许遗憾。
在大兴高铁、扩容干张网的今天，长株潭所代表的这段湘江走廊，内部并非只有融合，还会有博弈。只是这已经不是我们当下所要继承讨论的问题了。探讨株洲的前世今生，是为了加深对这个枢纽点的了解。地理位置上，袁渌走廊打通的是鄱阳湖平原与湘中盆地间的战略通道。就长沙郡所对应的湘赣边境来说，最起码还有一条战略通道，可以帮助孙权达到施压的目的，那就是由西面的“洣水”及东面的“禾泸水”所组成的战略通道。其一头指向南岳衡山，另一头则接入江西境内第二大平原——吉泰盆地。
湖南部分的洣水及其北源茶水沿线，在两汉时期已经建制：阴山、茶陵等县。稍显复杂的是江西方面，因为禾泸水实际是由两条单独穿出罗宵山脉的河流：北面的泸水及南面的禾水所组成，二者是在山脉东麓才汇合在一起，共同在现在的吉安市位置上注入赣江。使得曾为孙权所用的这条，连接江西、湖南中部的湘赣江通道，实际是由“茶泸走廊”与“茶禾走廊”两部分所组成。
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到这一点的，是两汉沿泸水（时名庐水）建制的安城、平都两县，以及在禾水下游建制的庐陵县。其后在湘水划界时（公元215年），孙权又在禾水中游建制永新县，以进一步巩固对这条战略通道的控制。当你知晓赤壁之战后的孙权，以江西为基地，在湘江之东做了那么多布局后，相信已经对刘备方面是否能够守得住荆州不抱太大希望。以刘备当时的兵力来说，在同时起跑的情况下，能够抢到荆南四郡的中心城市已是幸事。之后接受湘水划界的方案，乃至最终彻底失去荆州，实是大概率事件。
上述贯穿“西江南丘陵”的湘赣通道，在三国时代所发挥的作用，并没有被演义所渲染。不过在上世纪2、30年代，这些通道及其所依附的山地，却第一次以独立地理单元的面貌，成为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1927年8月，作为南昌起义的后续，围绕着这片山地爆发了著名的“秋收起义”。关于这次起义的历史地位，相信毋庸多言。如果观察起义者们进军路线，就会发现诸如：修水、浏阳、萍乡、永新等地名，都已经在前面的内容中出现过。而最终建立的“井冈山根据地”，则正处于“洣禾走廊”南侧的山间盆地中（当时隶属永新县，现建制为井冈山市）。
让我们再次将视线拉回到那个群雄并起的年代。基于精耕挖潜的目的，鼎立格局形成之后，三国都对原先两汉设置的行政区，做了进一步的细分。前面说了，东吴曾将荆州原来的七郡分割为了十一郡。这当中南郡及江夏各自一分为二，荆南地区则增加了三个郡。所以的调整中，被一分为三的长沙郡的变化是最大的。除了湘江以西大部被建制为“衡阳郡”之外，湘江之东还以洣水河谷为核心生成了湘东郡。由此也可看出，长沙郡原本较大的人口潜力及战略地位的重要。
看到衡阳郡从长沙郡中裂出，大家应该已经意识到作为湘中地理中点的衡山，赤壁之战前后应该是长沙郡的一部分。不过造就这一行政格局的并不是衡山本身，而是与之依的诸多河流。其中能够帮助连通湘赣的洣水，正是在衡山东侧注入湘水。当东吴于湘江西岸分建“衡阳郡”时，衡山与洣水河口之间亦建制了 “衡阳县”。不过此前已经说过，东吴衡阳郡的郡治是在湘南。换句话说，这个与郡同名的县并没有获得与这个名字相适配政治地位。
另一个容易让人产生误会的问题在于，衡阳县的位置并不是在衡山之阳（南），而是在衡山的东部。这对于在命名上态度严谨的中国人来看，看起来多少有些别扭。在历史推进到三家归晋阶段后，这两个问题通过为变更地名得到了完美解决。这片位于衡山之东的土地被重新命名为“衡山”（今天仍为衡山县）。考虑到时下很多地方政府领导，都认为以名山为名能够带来更多的政绩和经济得益，相信这个代表南岳所有权的名字，仍然有时候继续留在行政版图上。
那么，在衡阳更名为衡山之后，这笔富贵的地缘政治遗产就消失了吗？当然不会。大家应该记得，在湘中盆地群的八个中心城市中，衡阳之名赫然在列。如果对抗战史有所了解的话，还应该知道发生于1944年的“衡阳保卫战”。这场惨烈的战役，是整个中国战场上，日军伤亡最大的战役之一。既然能够成为日军的势在必得的城市，衡阳的位置想来是十分重要的。
位置上看，现在地级市属性的衡阳市，的确是在衡山之南。而它两汉三国时期的名字要生僻的多，叫作“酃县”。一直到隋朝时期，才依据山南为阳的命名法则，名至实归的取得了“衡阳”之名。再往前追溯历史的话，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就已经在衡山之阳建制了与长沙同为江南重镇的“庞邑”，。
成就衡阳地缘政治地位的依然不是衡山，而是与湘水及其右岸最大支流——耒水。在水系结构上，耒水河口所在的位置被认为是湘江中下游的分割点。这个分割点于地缘政治层面最大的意义在于，其南部包括耒水在内的多条湘水源流、支流，都源出于南岭。这意味着无论是最初的楚国还是后来中原王朝，如果想从荆州方向打通前往岭南的通道，他们在衡阳以北地区并不会面临选择困难，都是沿湘江经长沙至衡阳。而在衡阳以南，则必须在众多水路间做出选择了。如果你仔细研究日军在衡阳保卫战前后的进军方向，会发现依然遵循着这一地缘选择。
很多时候，水系都遵循着对称原则。一条从干流东岸汇入的河流，往往在西岸也能找到另一条支流与之相对。衡阳这个点也是如此，除东岸耒水以外，湘水西岸在此还一条名为“蒸水”的河流，帮助衡阳地区沟通身处雪峰山麓的邵阳地区。事实上，从历史文化角度来说，被认定为是湘水节点的并不是耒水河口而是蒸水河口。关于“三湘”的来历，历史上有一种说法是：湘水上游的潇水段被称之为“潇湘”；潇水至蒸水的中游段为“蒸湘”；蒸水至与沅江合流断为“沅湘”。江河、蒸湘、沅湘遂合称为三湘。
当然，以蒸、耒相对的位置来说，认定谁是地理节点都不会有实际影响。基于蒸-耒河口的重要性，荆南核心属性的长沙郡，亦将管辖范围延伸至酃县，以掌握这个能够连通多条战略通道的节点。由于两汉时期的酃县，是建筑于河东的耒水河口。在孙刘两家隔湘水对峙之时（实际时间还要早于湘水之盟），酃县很自然的为孙吴所据。此后当东吴从长沙郡分割出：衡山、湘东两郡之时，耒水河口属性的酃县亦随之成为了湘东郡的一部分。
以“蒸耒河口”的战略位置来说，正处在长沙、零陵、桂阳三郡相接的节点之上。也可以说，衡阳地区正好是突出南部两郡之间的突出部。如果你想用一支军队同时支援三郡，没有比衡阳更合适的了。对于同样希望控制荆州的刘备一方来说，这样一个重要位置，显然是不可能割舍的。在孙权于湘江东岸步步紧逼之时，为刘备督管上述三郡的诸葛亮，在入蜀之前就是将自己的驻地屯驻于蒸水河口。这个诸葛亮驻军之地，当时被称之“临烝（蒸）”。东吴在控制荆州之后，则顺势于此建制了“临烝县”，使之成为衡阳郡的南部终点。
一个战略节点上并行两座同级城市并非常态。不过当下衡阳市倒并没有株洲、湘潭两市的烦忧，已然成为了一个横跨湘江、覆盖两个河口的地区中心城市。至于说这个在湘中盆地区承上启下的城市，今后到底是南向还是北顾，就要等解读完零陵、桂阳两郡后，大家自己去做出判断了。

荆襄九郡9

如果说在三国时代，时名巴丘的岳阳是长沙郡的北方门户，长沙是整个板块的地缘中心，那么衡阳所控的“蒸耒河口”就是南大门了。不过这个“南大门”，只能说是长沙郡的南大门，不能说是荆州的南大门，更不能说是中央帝国的南大门。要论荆州的南方门，这个称号应该授予接下来将要展开的：桂阳郡与零陵郡。前者主要包括湖南省的永州地区及邵阳地区的南部（邵阳市本身归属于武陵郡）；后者则以湖南省郴州地区为核心，向南延伸至广东省的韶关地区及清远地区北部。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先来看看桂阳郡的情况。帮助衡阳提升江湖地位的耒水，无疑是整个地区的地理、地缘轴线。与衡阳以南的其它湘江支流相比，耒水从走势上看更像是湘江的正源。鉴于耒水发源于南岭北麓，并且与湘水直线对接。如果想从洞庭湖平原打通一条前往南岭的水路，溯湘水-耒水而上的距离将会是最短。
通过秦汉几次征伐南越，上述地理特点已为中央帝国的管理者们所知晓。为此，汉朝在桂阳郡境内的耒水沿岸，分别设置了郴县、汉宁、便县、耒阳等县，与耒阳河口的“酃县”一起，拱卫着这条通往南岭的战略通道。其中位于南岭北麓的郴县，更是成为了整个桂阳郡的郡治，并最终演化为现在的郴州市。
除耒水以外，在耒水西南方向还有一条南北向的河流，与之具备相似的优势，那就是又名“钟水”的舂陵水。两条相距仅30公里左右的河流都是源出南岭，然后向北汇通湘江。如果说汉朝对耒水源头节点的标定，是通过设置郴县，那么舂陵水河源重视，则体现在设置“南平县”上（现为湖南省永州市蓝山县）。
找到两河能够从北面接近南岭的河流之后，接下来需要确定的是，它们与珠江水系的分水岭是哪座山体。前面说过，南岭只是分隔长江与珠江水系的一系列山岭的统称。这些山岭并没有形成连续性的山脉，而是各自成独立、半独立状态。具体来说，舂陵水所指向是又名“苍梧山”的“九嶷山”东部；耒水所指向的山岭则是著名的骑田岭。
之所以说后者著名，是因为被统称为“南岭”的这些山岭中，有五条山岭最为知名。这些被合称为“五岭”的山岭，由西向东分别为：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需要注意的是，五岭虽然经常被用来代指南岭，但并不是南岭的全部，它们之所以著名，并不是因为海拔和体量特别突出，而是因为它们均对应着跨越南岭的重要通道。所以就这条分割长江、珠江水系的分水岭来说，最严谨的地理称呼还是称之为南岭。
五岭当中的大庾岭位于江西省与广东省的分界线上；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分割的是湖南省与广西省；到于现下解读的骑田岭，则是湖南与广东的分水岭。此外，东西走向的九嶷山正处于湘、桂、粤三省相接点上。其西部位于湘桂边境、东部位于湘粤边境。这意味着，无论是耒水还是舂陵水所打通的，都是一条从湖南通往广东的战略通道。套用“吴头楚尾”的说法，现在的湖南省永州地区，可以被称之为“湘头粤尾”。
不过真要用“湘头粤尾”一词来概括一个行政区地缘特点，当年的桂阳郡可比现在的永州地区要更加的名符其实。这是因为，骑田岭并不是桂阳郡的南部天然边界，而是位于整个行政区的中部。换句话说，桂阳郡的行政范围不仅包括分水岭以北的湖南部分，还包含分水岭之南的广东部分。
将湖南和广东，乃至将两湖与两广部分地区放置于一个行政区，历史上并非只发生了一次。不要忘了，除了“山川形便”这一天然划界原则以外，还有“犬牙交错”的制衡机制在。跨越天然分割线设置行政区，让远离政治中心的板块，与更具核心属性的板块捆绑在一起，有助于淡化那些天然边界的隔离作用，加速边缘板块融入核心区进度。一旦一个边缘地区开始具备核心区的属性，天然边界的作用和“山川形便”原则往往又加突显出来，使得行政区划与地理格局更加的贴合。
提到两湖地区与两广地区的行政渊源，最容易让人想到的是“湖广”一词。在中国近代史上，“湖广总督”一职可谓是声名赫赫。晚清名臣林则徐、李鸿章、张之洞曾曾经出任这一职。明初为补充四川人口所产生的人口迁徙现象，亦被称之为“湖广填四川”。明清相接之际，更是有“湖广熟，天下足”的民谚，来证明这一地区的农业发达程度。
所谓湖广二字的“湖”，指向的便是两湖地区；“广”字则主要指向的是广西地区。然而无论明朝所设立的一级行政区“湖广承宣布政使司”，还是在清初的“湖广省”（康熙年间分为湖北、湖南两省，以“湖广总督”督辖两省），其辖区范围都是确指两湖地区，而不涉及两广地区。之所以会以“湖广”为名，是因为这一名称沿袭于元朝所设立的“湖广”行省（全称“湖广等处行中书省）。
元朝之于中央之国在行政上的最大贡献，是“行省”一名的出现，及作为一级行政区的制度化。上述制度的确立，对于后来明清两代的中央集权起到了强化作用。然而作为一个原始属性为游牧的政权，元朝在具体行政区的规划上却显得十分杂乱。或者说，更多基于异族统治需要，更多遵循着“犬牙交错”而不是“山川形便”原则。体现在南岭南北，就是元朝所设置湖广行省，其范围与大家所熟知的“湖广”存在很大区别。
元朝的“湖广”剥离了大部分的长江以北地区，同时向南向南延伸至广西及当下隶属广东的雷州半岛和海南岛。正因为如此，才会有湖、广二字联用的命名之法。（此外还将广东大部纳入“江西”行省的范畴）。后来的明清两代，虽然将重新以两湖地区基础建制行政区，但却沿用了“湖广”一名。
回到桂阳郡的话题上来。如果说两个地区归入不同的行政区，是因为地理分隔，那么打通人流、物流通道，就是它们归并为同一行政区的前提。以桂阳郡的具体来说，是需要在骑田岭和九嶷山之南，找到属于珠江流域的水道。说到这里，我们必须先要了解一下珠江水系的基本结构。
珠江水系总体上分为西江、北江及东江三部分。这三条江水分别指向广东省的三个方位，在珠江三角洲合流成为“珠江”。就长度和流域面积来说，西江是整个珠江水系的干流，其源头指向于云贵高原腹地（云贵两省交界处）。水系可连通云南、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等省；北江和东江相对比较简单点。前者指向广东与湖南、江西两省的交界处；后者源出粤、闽、赣三省边界。
桂平郡所对应的这部分珠江水系属于古称“溱水”的北江水系。北江上游共分为两源。西源“武江”指向骑田岭南坡，与耒水对接；东源“浈江”指向大庾岭，与赣江源流“贡水”相望。这样的水系结构，意味着北江最少能够打通两条沟连南北的古道。事实上，就北江所指向的古道及关口来说，并不止于两处而是三处。之所以说是三处，是因为除了武江、浈江两条北江源流以外，还有一条从中游处注入北江的右岸支流——连江（古称洭水），可以承担连通湖南的重任。而连江注入北江的河口“连江口”（今广东省清远市英德市连江口镇），亦因此成为了桂阳郡的最南点。
连江发源于九嶷山的东南端，看到这里你应该已经意识到，它所对接的将是郴州境内的舂陵水。这意味着，耒江与武江在骑田岭西段、舂陵水与连江则在九嶷山的东端，组成组成了两条条跨越南岭的通道。整个桂阳郡的骨架，亦是由这两个通道搭建而成。在这条两条湘粤通道之上，东汉王朝在桂阳郡范畴内一共设置了11个县。除了耒水、舂陵水流域的五个县以外，还包括连水上、下游的：桂阳、含洭；武江上游的临武，武、浈两江交汇处的曲江，以及下游的浈阳等五个县（另一个为洣水下游的阴山县）。
需要说明的有两点，汉朝记录中所说的“浈水”，并不是现在于韶关与武江合流的浈江，而是在下游英德汇入武江的“滃江”。正因为如此，在这个点位上的行政区才被命名为“浈阳”。现在我们所见到的这条北江东源性质的浈江原名保水，在唐朝时方易名为浈水。同样发生位移的，还有郡县同名的“桂阳”。汉时的桂阳现为广东连县，而现在的桂阳为湖南郴州所辖。
类似的地名易位，在历史上可谓司空见惯。名字只是一个代号，抛开这些受人为因素一直在变的标签，从地理本质上研究会更容易一个地区的地缘结构。因此如果实在觉得前面那些历史地名太过繁杂，大可略过不看，把注意力放在山形水势之上。
从军事地理角度来说，上述河流、水系相接之地，都可以成为战略节点，成就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雄关。以最早代表中原政权向岭南扩张的秦王朝来说，在攻入岭南之后便在北江流域选择了三个点构筑关城。包括大庾岭上的“横浦关”（后称“梅关”）；骑田岭南、连江之侧的“阳山关”（今广东阳山县境内）；连江口的“湟溪关”（秦时连江名为“湟水“）。
上述早在秦代就设置的三关，合称为“岭南三关”。除横浦关为豫章郡所辖以外，其余两关均位于桂阳郡境内。在后来汉朝征讨南越国的战争中，这三关所代表的两条分别由湘、赣连通广东地区的战略通道，再次发挥重要作用。汉朝五路南征大军中，就有两路是经由上述三关。此后汉朝将能够锁定这两条南北通道的连江口，作为桂阳郡的南部顶点，足以看出对帝国来说，桂阳郡的得失关乎到岭南，尤其是处于广东地区的控制权。
接下来把视线西移，再来看看零陵郡的情况。与桂阳郡相同的是，零陵郡同样控制着两条沟连岭南的通道，并且在珠江水系有所延伸。不同之处则在于两点：一是零陵郡所控制的是通往广西的通道，打通的是西江水系。以此来说，可以将它的属性概括为“湘头桂尾”；二是越岭通道的地理特性，决定了它的人流、物流所采取的是“水-陆-水”式联运方式。即你如果想把货物从一端运输到另一端，最经济的方法是先沿水路运至分水岭处，然后再由陆路翻越分水岭，在对面相向而行的河流中再行装船运输。通道之外零陵所控制的这条通道中，除了一条与其它，还有一条可以连接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的水路通道。然而零陵郡所控制的两条通道中，却有一条完全的水路。
既然零陵郡与桂阳郡一样，都属于横跨南岭，将通道节点控扼在手的行政区，那么接下来同样要将之切割南、北两部分，分别予以解读。先来看看湖南境内，都有哪些河流能够帮助接近南岭，并尽量接近分水岭之南的珠江水系。在分水岭以北，能够在地理做到这一点的总共有三条河流，包括资水东源性质的“夫夷水”、湘江正源，以及湘江东源属性的“潇水”。
先来看看资水的情况。与湘江相比，位置更偏西的资水与雪峰山的结合更为紧密。整个资水流域中最大的一个地理单元，是由资水上游在雪峰山东麓滋养的一片山前盆地——邵阳盆地。邵阳盆地得名于当下建制于盆地北部的邵阳市，行政上与邵阳地区的范围极度吻合。而在荆南四郡的建制中，邵阳市以南的大部分盆地区都归属于霍陵郡。
湘中盆地群内部诸盆地中，邵阳盆地的面积算是最大的，只是因为与山脉的距离过近，腹地地表不够平整，一定程度限制了它的农业程度。不过决定一个区域地缘政治地位的，不仅仅是地势和农业潜力，还在于有没有通道优势。在这个问题上最典型的成功者，就是有“山城”之称的重庆。以资水和邵阳盆地的位置来说，能够成为零陵郡的核心，取决于它能不能担起连通湘、桂的重任。至于到底做到没有，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荆襄九郡 10

资水在雪峰山东麓其源头分为两支，一支为发源自雪峰山南部的“郝水”；一支为发源于雪峰山与越城岭之间的夫夷水。相比前者，后者的位置要更偏南一些。并与珠江水系属性的“漓江”隔分水岭相望，且距离十分接近。这意味着，越城岭与雪峰山之间有成就战略通道的潜质。
然而作为南岭起点的越城岭，与雪峰山之间的结合过于紧密。使得两山之间的夫夷水水道，难以为人类所利用，其沿岸通道在开发和维护起来亦颇有难度。当然，如果没得选择的话，人类在利用起此种通道上并非没有办法克服。以后的内容中会解读到，就算是秦岭、大巴山内部那些完全没办法形成天然沿河通道的河谷，都可以通过在崖壁上开凿“栈道”来打通道路。问题只在于，左近位置上有没有更好的选择。
对于生活在资水沿岸，希望借助湘桂通道的身份，提升地缘潜力的人来说，不幸之处在于，在越城岭之东，湘水打通了两条技术上更易通行的通道。这两条通道中的一条，借助的是湘水西源，其最上游部分被称之为“海洋河”（广西兴安县境内），位于越城岭与在东汉时被称之为“阳海山”的“海洋山”之间；另一条为东源属性的潇水（汉时名为“深水”），起至都庞岭与萌渚岭。这两条从南岭流出的湘水上源，最终成今天永州市霍陵区合流，然后再东流至衡阳。
就名气来说，潇水显然要更大些。以至于“潇湘”一词与“三湘”一样，成为了湖南的代名词。不过历史上，指向海洋河的西源才被认定为是湘水的正源。以至于在地图上，兴安以北至潇、湘合流处的150公里河段，能够被标注为湘江。值得一提的是，有水利数据，东源的长度和流量实际是要超过西源的，以至于当下湖南省认定湘江源在源出湘水的湖南省永州市蓝山县境内。
从湖南的角度来说，希望自己的母亲河源于自己境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种有客观数据支撑的正名，看起来也并没有什么不妥。以古人的技术手段来说，其实是很难确定某一条大河的源头究竟在哪里。人文角度认定的源头，与“河长为源”的地理标准不相符的情况比比皆是。最典型的是关于长江源头的认定。历史上曾长期认定滋养了成都的岷江为长江源头，一直到徐霞客通过实地考察之后，方明确金沙江是长江地理意义上的正源。
古人认定岷江为长江正源，是因为成都平原的开发，使得中央之国很早就熟悉的岷江的走向。相比之下，在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蜿蜒折行了3000多公里，一直到四川盆地边缘才与岷江相汇的金沙江，则很少有契机让古人揭开它的神秘面纱。以此来参考，海洋河所指向的湘江西源，能够压倒潇水被认定为湘江正源，应该也是因为它在地缘政治层面发挥着更为显著的作用。基于两条河流所比拼的是通路价值，这意味着西源比之东源，在这个问题上更为价值更高。
事实的确如此，海洋河所指向的湘桂通道，在中国地缘史上曾经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这一作用是通过一条叫作“灵渠”的水利工程具体体现出来。至于灵渠的具体功用，简单点说就是连通珠江与长江水系。类似的工程大家并不陌生，典型的如在兖州部分解读的：连通河、济、淮三水的“鸿沟”工程；及连通江、淮两水的“邗沟”工程。
这些沟通南北的运河工程，最早都是源自于诸侯相争的春秋、战国时期。鉴于先秦时中央之国的博弈舞台，主要限于长江、黄河流域，岭南还属于化外之地。连通长江与珠江水系的运河工程当时并没有动力计划和开挖。一直到秦统一中国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才通过一场战争凸显出来。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征召数十万人力，征伐越系民族所占据的东南丘陵地带。其中瓯越和闽越很快就平定，但在岭南地区秦军却遇到了大麻烦。 对于秦军来说，最大的问题在于岭南的气候已经开始向热带过渡。由此带来了两个直接影响：一是热带气候容易产生很多北人无法适应的传染病。中国古代认为，这些传染病是通过丛林间蒸发出来的湿热雾气传播的，因此将此类地区称之为“烟瘴”之地；二是当地丛林密布。即便凭借军事优势攻占了那些重要城邑，那些不愿意臣服的越人部落，仍然可以依托这些丛林不断的袭扰秦军，尤其是截断秦军的补给线。
凭借人力和资源优势，占据核心河谷地区的秦军，并非不能打赢这场战争。然而在当地部族激烈反抗的情况下，秦军所需要的补给几乎不能从当地获取，需要从长江流域输入。问题在于，“水-路-水”的转运方式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以及更多的时间。更何况沿途还有土著部族的袭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够选择一条北流的长江支流，和一条南流的珠江支流用运河将之对接，将极大的提高后勤保障效率。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运河的选址工作开始沿南岭一线展开。技术上看，打通这样一条运河要比之前的鸿沟、邗沟工程难度更高。这是因为，在黄河、济水、淮河、长江等四渎的合力作用下，华北及江淮地区的平原实际已经连为一体。这种地势固然让四渎水系在历史上频繁变道（尤其是受黄河影响的区域），但也让运河工程的开挖变得相对简单，最起码不用考虑翻越分水岭的问题。
在与山地相依的小型河谷平原，分水岭的问题会更容易凸显出来。此前解读过的“胶莱运河”就遇到了这个问题。尽管胶莱平原的南北纵深，看起来已经足够摆脱山地的影响，但这样一条贯穿山东半岛的运河，实际挖通后还是会遇到分水岭附近河段水位不足的困扰。以至两度开通，两度被放弃。当然，以现在的技术手段来说，克服这一障碍并非难事。类似的运河工程是否开通，更多是要算生态和经济帐。
以南岭的结构来说，选址打通一条运河的难度肯定是还要高于山东半岛的，毕竟山东两大丘陵之间的距离算是宽的。但由于南岭本身也非连续性山脉，内部各部分相对独立的结构，又让连通两大水系的想法具备可能性。至于能不能把可能变成现实，说到底要看地球有没有在地质运动中，在南岭中抹平一条分水岭。幸运的是，越城岭与海洋山的相接处，在地势上能够满足挖通运河的条件。而海洋河所指向的湘江支流能够在历史上被认定为湘江正源，正是因为它处在这条通道的北端：
与海洋河隔分水岭相望的，是西江支流属于的“漓江”。提到“漓江”相信很少有中国人不知道。所谓“桂林山水甲天下”，成就桂林山水盛名的正是漓江以及海洋山。向南流淌的漓江，下游部分被称之为桂江，在当下的广西省梧州市汇入西江。“灵渠”工程的具体施工方案，是在海洋山与越城岭之间，挖通一条连通海洋河与漓江的运河。由于自宋朝开始至今，覆盖灵渠工程的行政区被命名为“兴安县”，这条具备重要战略意义的运河又被称之为“兴安运河”。
兴安运河的成功，不仅得益于大自然的恩赐，让这一个点位的地势不至于高到无法蓄水，还在于创造性的使用了 “水闸”。这些当时被称之为“陡门”的水闸，在功能和使用上与现代船闸无异。分布于灵渠中的36个陡门，能够帮助整个运河调蓄水量，保证船只顺利的通过。之前的内容还曾经提到过，汉王朝在改造汴渠工程时，就曾经借鉴了灵渠的“陡门”。使得这一原本受黄河水、沙困扰的运河工程，在维护和运营上变得更加的便捷。
灵渠运河是在公元前214年被成功修通。当年，在前线苦战5年的秦军便完成了对南越的征服。为了巩固这一胜利果实，秦王朝又强制征召了大量移民，沿诸主要交通线开发土地、构筑城邑。及至后来赵佗因秦王朝覆灭而闭关建独立性质的“南越国”，以及汉武帝再次征伐南越，将之重新纳入中央帝国的版图，都使得包括灵渠运河在内的主要越岭通道，进一步得到了开发。
为了有效管理这条运河，汉王朝并没有依分水岭原则切割荆、交两州的分界线，而是将整个运河工程及漓江上游的（桂林-阳朔段），划入了荆州治下的零陵郡。沿整个水路交通线，汉王朝在现下桂林的位置上设置了“始安”倒，灵渠之北设置了“零陵”县。后者最开始被认定为整个零陵郡的政治中心。与之相依的海阳山在三国时期亦因此而被称之为“零陵山”。事实上，“灵渠”一名也是始于零陵县的建制，用的是零陵二字中的“零”字（最初的名称为“秦凿渠”）。随着后来汉王朝将零陵郡的治所，迁移到潇湘河口的“乐陵”，并在隋朝年间正式将乐陵更名为“零陵”。与零陵一名渐行渐远的运河，也逐渐在口口相传中演化成了现在的“灵渠”之名。
变化的不仅仅是灵渠之名，在汉王朝以九州格局为基础划分天下时，岭南之地还属于未成消化的边缘之地。这使得包括：零陵、桂阳、豫章在内的长江中下游行政区，控制线都跨越分水岭向珠江流域有所延伸，以将那些重要的交通枢纽掌控在更核心的行政区手中。及至后来岭南彻底成为中央之国核心区的一部分后，更为符合地缘规律的分水岭原则，则又重新成为了各行政区之间划界的基本原则。只是在兴安运河这个点位上，情况却出现了逆转。
公元265年，距离三国时代结束还有15年的时候，东吴将灵渠运河南北从零陵郡分割出来，以现在的桂林为郡治建制出独立的“始安郡”。正是源于这一设置，身处珠江水系的桂林，开始从身处湘江的零陵（永州）接过了灵渠及其周边地区的管辖权。后来桂林亦凭借这一优势，一度成为了整个广西的政治中心，并进一步强化了其对湘江上游地区的管辖权。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大家会看到，广西或者说桂林地区，能够辖有湘江上游属性的：兴安、全州两县。
在所有翻越南岭的通道中，能够水路直通岭南的灵渠无疑是最重要的一条。但却并非是零陵郡所包含的唯一南下通道，在它东侧的潇水，还在以“水-陆-水”的转运方式发挥着辅助通道的作用。依照这样的通路原因，我们需要在潇水之南的对应方向，找到一条通向珠江的支流。整个潇水的源头，位于西侧的都庞岭与东南侧的萌渚岭之间。这两个声名显赫的分水岭，并非只孕育出了潇水的源头，还滋生了珠江水系属性的贺江。
贺江更准确的属性，是西江左岸支流。当下其大部分河道位于广西贺州地区，下游及河河口则位于广东境内。其下游汇入珠江的贺江口，与西侧的桂江口仅20公里。基于漓江的核心交通线身份，使得后者而不是前者的河口，成为了整个岭南的地缘中心，并以之为中心建立的隶属交州的苍梧郡。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在漓江口所建制的县级行政区名叫“广信”。所谓广东、广西之名，实际就是以广信为节点进行划分的。只不过在后来的历史中，与大多数具备同样身份的城市一样，顶着郡治之名的广信顺理成章的继承了“苍梧”之名，并演化现了现在的梧州。以至于很多人并不知道两广之名究竟因何而来。不过漓江口作为一个点，固然可以算得上是两广的分割点，但要是依地理位置来看，贺水却更像是一条两广的地缘分割线（虽然不是沿河道进行分割）。
不管贺水客观上有没有成为岭南的一条中轴线，由潇水与贺水共同组成的“潇贺古道”在两汉时期都已成为了一条成熟的南北通道。透过东汉王朝在潇、贺两水的行政区设置，也可以看出这条通道的重要性。在潇水流域，除了在潇湘河口设置承担郡治职责的“泉陵”县以外，还在潇水上游建制了营浦（今湖南道县）、冷道、营道等县；贺江沿线亦设置了谢沐、冯乘、富川、临贺（今广西贺州）、封阳等县。
参照其它古道节点的行政归属，为了加强对更具边缘属性的珠江流域的控制，都庞岭、萌诸岭，以及贺江大部应该归入零陵郡的范围。不过当时的汉王朝并没有这么做，而是大体依照分水岭原则进行了切割。即绝大部分处在潇水流域的县归于荆州治下的零陵郡；处在贺江流域的县成为了交州的一部分（甚至包括潇水源头处的冯乘县）。
不过后来控制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孙吴政权，显然更倾向于掌控这条战略通道。公元226年，原先控制交州并表示归附孙权的士燮病逝。孙权旋即以平叛为由，直接占领交州并作出了两个重大行政调整。一是将汉之交州北部分割出新的“广州刺史部”；二是将潇贺古道分水岭一带，及贺水中上游地区从交州分拆出来，单独建制为以“临贺”（今贺州市）为中心的“临贺郡”，并归入荆州治下。由此，荆州渗入珠江流域的最后一块拼图。
零陵郡在进入唐朝之后被易名为“永州”。柳宗元流传千古的《捕蛇者说》一文，让人隐约这是一片直到唐朝时还是一片毒蛇猛兽出没之地。事实上，永州或者说零陵之地的山中，固然能够出产异蛇，但依托区位优势，其在两汉时期就已进行了深度开发。除了那些建制于零陵郡的县级行政区以外，更直接的证据是被史书记录下来的人口数量。
东汉后期，在整个荆南四郡中有两个郡的人口能够超过百万（以公元140年），具备江南中心地位的“长沙郡”毫无例外的占据了一个名额，另一个便是由零陵郡获得。而武陵、桂阳两郡人口相加还不到八十万，整个交州被计入户籍的人口亦不过百万。要知道，当时整个中央之国100多个郡国中，人口能达到百万的屈指可数。灵渠和潇贺古道的加成作用可见一斑。
人口是衡量地缘权力的重要指标，尤其是在严重依靠人力资源的自然经济时代。能够拥有两个百万人口的郡级行政区，足以证明当年曾经成为屈原放逐之地的楚之江南地区，已经不再是一片蛮荒之地。然而真要论及人口，百万级别长沙和零陵虽然在中央之国范围内，已经是排名前十的优秀成绩，但却还不是最优秀的。下一节将要出场的荆州最后一个成员——南阳郡，在人口上才是真正一枝独秀的存在。

荆襄九郡11
如果说荆州是三国故事中最知名的州部，那么“南阳郡”应该是荆州最引人注目的郡了。如果为人所关注很大程度是因为，诸葛亮在出师表那句引发了无尽争议与口水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相比诸葛亮到底是南阳人还是襄阳人的千年公案，鲜为人知的一点是：南阳郡是东汉所有郡国中人口最多的郡级行政区，以公元140年的数据来说，高达243万。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这一年东汉的在籍总人口为4900万出头，仅南阳一郡就占了5%，与在十三刺史部中人口排名第十的幽州刺史部相当。荆州亦依托南阳郡的存在，成为了天下第一大州（人口总数为628万）。
农业和区位是人口增长的催化剂，先来看看南阳郡在区位上都有哪些特点。以板块来说，这个人口大郡主要包含有两部分：南襄盆地（南阳盆地）及随枣走廊。行政上大致对应现在的河南南阳地区、湖北随州地区，以及湖北襄阳地区的北部。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位于汉水之南的襄阳市本身并不是南阳郡的南大门，而是南郡的北大门。
水系归属是划定行政归属的重要标志。那些地理相邻、地形相似，又可以通过水路连接的板块，更容易在地缘属性上趋同。南襄盆地能够被认证为是荆州的一部分，地理原因在前面的内容中已经解读过，在于其整体为汉水及其支流所覆盖。源出秦岭与大别山脉之间的汉水，在盆地西南侧的丹江口市境内流出山地，然后东南向经襄阳市，由荆山与绿林山之间的汉水走廊，注入江汉平原和长江。而整个南襄盆地所收集的雨水，又通过：丹水、淅水、湍河、白河、唐河、滚河等河流，呈放射状的在襄阳汇入汉水。
上述这些河流的存在，将整个南襄盆地结合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并且强化了与两湖平原的地缘联系。不过光看它们，还不足以认识到南襄盆地的区位优势。作为一个盆地形板块，它的周边必定围绕着一圈山地。只有透过这些边缘山地中的通道，连接重要板块，才能够算得上是有区位优势。
对于一个板块来说，周边山地的存在有利有弊。山地的存在，可以增强板块的独立性，使之能够更多按照自己的轨迹发展。而如果山地过高、过密，又会影响到它对外交流的效率。如果将南襄盆地视为一个独立行政区，它的位置正处在：陕西、河南、湖北三省相接之地。这意味，理论上南襄盆地可以融入上述三个省份。然而就像刚才说的那样，边缘山地的形态会影响到交流的效率，进而影响到融合度。以围就南襄盆地的山地形态来说，总体呈现出：西-北密，东-南疏的形态。秦岭和大巴山脉这两个巨大山体的存在，极大阻碍了南阳盆地与陕西方向的融合。
相比之下，在南襄盆地东北和东南两个方向，情况就要微妙许多。在南襄盆地的南面，是我们已经花了5万字解读的两湖盆地。独立丘陵属性绿林山并没有成为一道难以逾越的天险，依托它而生成的两条河谷地带（汉水通道和随枣走廊），帮助南阳盆地和江汉平原建立了及其密切的地缘联系。楚人当年能够将南阳盆地变成楚国核心区，包括汉朝将南阳郡归属于荆州，都是这一地缘联系的体现。
如果说有一个行政板块，有机会与江汉平原争夺南襄盆地的话，那肯定是其东北方向的中原板块了。至于结果，相信大家已经看到了，南襄盆地在两千年前是荆州的一部分，而现在绝大部分则是河南的一份子。一如之前曾经说到过的，气候类型在这场历时两千多年的竞争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尽管南襄盆地在水系上，与江汉平原属于同一体系，但却正好处在南北气候分界线的北部。这使得整个地区的生产、生活习惯，更多与其东、北方向的中原地区趋同。
南襄盆地融入河南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个地理单元与中原之间的阻隔力同样很弱。从地理本意来说，所谓“中原”指向的是秦岭以东、山东丘陵以西、黄河以南、淮河以北的这片位于天下之中的大平原。以南阳盆地在东面所直接的这部分“中原”来说，属于淮北地区。在两汉的行政建制中，这一地区所建制的正是几乎可以被认定为 “中原”代名词的“豫州”。
淮亲地区与南襄盆之间的地理分割线，是桐柏山脉与伏牛山脉之间的一连串丘陵。桐柏山脉本身属于大别山脉在东北方向的延伸，伏牛山脉亦属于秦岭在东部的延伸。两段延伸属性的山脉本身，就不会过于高密。它们再向外延伸的丘陵，虽然可以充当汉水和淮河之间的分水岭，但注定不会天然具备“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属性。关于这条分水岭，我们有一个看起来不那么地理的名称——方城夏路。
“夏路”又名“夏道”。指的是“诸夏”进入南襄盆地的道路。所谓“诸夏”意指是先秦时源出周王室的同姓诸侯国。在周人入主中原之后，即与关中平原隔秦岭相望，又能直通中原的南襄盆地，成为了周王朝扩张的重点地区，并在江汉流域分封了一批以姬姓诸侯为主的诸侯国。由于楚人的活动范围是在南阳盆地西侧、汉江通道及西江汉平原。这些由“夏路”进入江汉流域的诸侯国，主要分布于汉水东北-随枣走廊一带，史称“汉阳诸姬”。这当中，当下最为知名的当属出土了“曾侯乙墓”的随国（目前认为，曾国就是随国）。
除了战略上压制楚人以外，周人如此重视汉阳地区的经营，还有一个更直接的经济原因，那就是“铜”。是自殷商开始，鄂东南丘陵东部的大冶境内就是重要的铜矿出产地（目前有大冶市铜绿山古矿遗址）。青铜在当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为了获取这些重要资源，无论是当日的殷人还是后来的周人，都有很大的动力维护一条从中原通往鄂东南地区的战略通道。
正是因为有铜矿这一重要战略物资的催化下，先秦时才形成了汉阳诸姬的地缘政治格局。而兴起之地缺乏铜矿的现状，也让最初还不那么强大的楚国，没有成为周人必须征服的对象。这些珍贵的矿石正处在前面解读过的鄂国境内。公元前9世纪，攻灭鄂国后的楚国开始成为周王朝那些嫡系诸侯的强劲对手。直至公元前7世纪，史书记录下了“汉阳诸姬，楚实尽之”的文字。
再来说说什么是“方城”。如果说夏道指的是穿越这条分水岭的诸多道路，那么方城则是楚国在控制南襄盆地后，沿淮、汉水岭而修建的，拥有很多方形城池防御工事。这样一套依托山势而构筑的防御体系，通俗点说就是楚长城。此后，那些曾经帮助周人进入江汉之地的“夏路”，变身为楚国的“方城”，并成了楚国争霸中原的坚强后盾。
研究汉阳诸姬的分布，会发现与南阳郡一样都包括随枣走廊与南襄盆地两个地理单元。可以说，南阳郡的范围确定，源头便在于周人对这一地区数百年的经营。如果当时让周王朝来以九州格局划分天下的话，这片土地大概率会和中原地区划分在一起。只是前面我们也说了，战国后期所形成的地缘政治格局，对汉王朝的行政划分影响深远。楚人的地缘政治遗产，不仅让荆楚之地得到淮源属性的信阳地区，更将同属汉水流域的南阳地区纳入自己的范畴。
同样基于这段历史，南阳地区成为了最早被中原王朝所开发的长江流域板块。相近的气候类型，不仅让南襄盆地成为华夏文明进入长江流域的桥头堡，亦使得这一地区在消化北方所导入的农业技术时，较之长江流域的其它地区要更为容易。由此亦使得南阳郡在两汉时期，能够成为了人口第一大郡。当然，后来随着铁器的普遍使用，及受衣冠南渡的影响，长江乃至珠江流域的地缘潜力得到释放。南阳地区在人口潜力上的优势也就不复存在了。
如此之长的开发史，使得南阳地区在东汉时期能够领有36个县，仅次于与之隔方城夏路相望的豫州汝南郡的37个（汝南郡人口210万，人口排名第二）。可以说，汉水和涢水以及它们的每一条支流边上，都分布有县治。只是就算拥有再多的行政区，也总是要选出一个政治中心来的。以南襄盆地的结构来说，百川归一的襄阳看起来倒是很有机会。然而襄阳并没有成为南阳郡的政治中心，原因在于南阳郡与南郡之间的分界线，在这个位置上是以汉水为界，使得位于汉水之南的襄阳被定位为了南郡的北方门户。今天襄阳归于湖北，而大部分南襄盆地归于河南的南阳地区，与当年的设定遵循着同样的逻辑。
如果在水系结构上占据优势的襄阳不能成为南阳郡的中心，那么谁又能担当这个职责呢？答案是三国演义中称“宛城”，行政上为 “宛县”，后来因此而得到南阳之名的河南“南阳市”。实际上，“南阳”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止一处。现在大家看到的“南阳”，名字源起于秦国占据此地后所设置的“南阳郡”。伏牛山脉以南、汉水以北的位置，是其得名的依据。而在此之前，南阳一名更多指向的是春秋时晋国所控制，后来为韩国所继承的，太行山以南、黄河以北的“南阳”地区。
最终得到“南阳城”之名的宛城位于汉水支流白河西岸。这条源出伏牛山南的河流，在南襄盆地的中部接纳了一条由西北方向而来的支流“湍河”。其后在接近汉水之时，又与东北方向而来的“唐河”合流而成“唐白河”，最终在襄阳北部注入汉水。如果你仔细观察，会发现湍、白河口正位于南阳城与襄阳城间的中点之上。之所以要提到这个点位，是因为建制于此的行政区你一定不会感到陌生。它就是当年刘备为刘表镇守北境时呆了七年的“新野”县。
现在大家应该明白了，如果中原政权想染指荆州，最佳的攻击线路是先攻取南阳城属性的宛县，然后再顺白河而下进攻襄阳。而在这样一条攻击线路上，位于南、襄两城之间的新野，就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不过在这样一条攻击线路上还缺少一个环节，那就是“方城夏路”与宛城之间的连接线。以方城夏路所位于的这条丘陵链来说，并不缺少可供穿越的天然通道。问题在于，一个板块的守护者并不需要开发和维护那么多的通道，更多的选择只会增加防御成本。
最先将南襄盆地作为一个整体经营的是楚国。楚人所选定的这个出入南襄盆地和中原的隘口，被称之为“缯关”（又称“大关口”）。值得一提的是，这条连接桐柏山脉与伏牛山脉的丘陵本身，在结构上并不是单线而是呈现复线结构。也就是说，这串山体总体上呈现为内外两层。其中充当淮、汉两水的分水岭的是西南方向的内层，丘陵线。而出于增加防御纵深目的，当年的楚长城主要依托的是东北方向的外层丘陵修筑。这使得后来荆州的控制线在此实际向分水岭以东延伸了一点。
扼守主通道的“缯关”则处于内层丘陵之间。从地理上看，这个位置可以被认定为是桐柏山脉与伏牛山脉的分割点。在诸多穿行于丘陵之间的“夏路”中，缯关所指向的通道不仅较宽，而且位置最靠近北方。无论是从洛阳盆地，还是郑州-开封所代表的中原腹地，打通一条连接南阳盆地的交通线，缯关所代表的隘口是最为便捷的一条，前者可沿经平顶山、汝州所处的汝-颖河谷直通洛阳；后者则经由被曹操定为根基之地的许昌中转。
缯关所处的位置，在汉朝时建制有名为“堵阳”的县级行政区。基于其位置，当年楚长城沿线修筑的方形城池中，缯关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以至于到了北魏时期，这一地区的行政名被更名为“方城”，其后几经废置演变成现在的河南省方城县。可以这样说，狭义的“方城-夏路”指向的就是这个枢纽点。
在这个枢纽点与宛城之间，还有一个大家所熟知的三国地标——博望坡。三国演义中，博望坡之战被认定为是诸葛亮登场后的第一战。不过在历史上，博望坡之战发生于公元202年，而诸葛亮是在公元207年才被刘备请出山的。所以这场战争其实与诸葛亮无关。
当下在方城之东是颖河南源（淮河支流），西侧则是唐河源头属性的潘河。而在两千年前，潘河更有可能是在博望坡之南与白河相连。由此打造出以白河沿线的：缯关-宛城-新野-襄阳这四个战略要点为依托的，贯穿整个南襄盆地的水、陆通道。当下由丹江口取水的“南水北调”工程，在南阳-方城段的走向，能够帮助我们还原这条战略通道当年的风采。
另一个能够让大家感受到缯关历史地位的，是帮助荆州确定方位的“衡山”。以“衡阳”来定位荆州的方位，地处湘中的“衡山”显然是没办法自圆其说的（如果用此衡山定位应该描述为“衡阴”）。这意味着，在九州概念设计者的认知中，衡山并不是后来被认定为南岳的湖南衡山，而更可能在南阳盆地北部的伏牛山脉中。那么这样一个很可能是最早南岳的古衡山，位置究竟在哪呢？
这样一座与荆州位置定位有着密切关系的衡山，位于当下的河南省南召县与湖北省方城县交界之处。属于颖河源头之一的“澧水”（又作沣水或酆水）与白河的分水岭。由于行政上为白河上游的南阳郡雉县所辖，在当时又称为“雉衡山”。地理上看，雉衡山正是伏牛山脉的最东端。再往它的东南方向，便是缯关扼守的“方城夏路”。古人在认定名山之时，山势是否险峻、风景是否壮丽并不是衡量标准，而是需要它们在地缘政治层面成为一个坐标。能够被赋予特殊含义的山体，无一不是能够俯瞰一条重要的战略通道。从这个角度来说，雉衡山如果当年南下的周人认定为南岳，是符合地缘政治逻辑的。
好了，关于南阳郡和整个荆州的解读，至此告一段落。由于除了扬州以外，荆州周边的：豫州、司隶、梁州、交州等部分还未展开，荆州板块能够连接上述地区的战略通道（尤其是西、北方向），即使有部分位于荆州部分，也没有在这部分详细解读。不过不要紧，随着这些州部的展开，这些问题都会在相应部分揭晓答案。下一节，我们就将越过方城夏路，前面有天下之中美名的“豫州”。去看看当时的豫州与现在的河南省，究竟有多大的区别。

天下之中 豫州1 汝南袁氏之迷
在禹贡的描述中，豫州的地理特点被概括为“荆河惟豫州”。这个范围是比较含糊的。秦岭以东、山东丘陵以西、黄河以南、淮河以北的这片，包括洛阳盆地在内的中部平原地区，甚至黄河以北的河内地区，实际都被包含在了中原范畴中。由于东汉的都城设立在了洛阳，并向东扩张了中央属地性质的“司隶”，加之在司隶对应的位置上，兖州向也南发生的位移，所以汉之“豫州”只统辖了：西起“方城夏路”、东至山东丘陵、南抵淮河、北临嵩山的半个中原。
豫州的地域于水系上，基本都为淮河左岸支流所覆盖。以其方位来说，属于“淮北”地区。广义的说，整个隶属于淮河水系的淮河以北地区，都属于淮北的概念中。在当下的行政建制中，这一名词一般指向的是安徽境内的淮北地区。更具体的话，则指向的是位于安稳东北部，在两汉三国时名为“相城”的淮北市。而豫州所指向的这部分淮北地区，大体包括今天江苏省以西，隶属安徽、河南的部分。与之地域相接淮南地区，则建制有隶属扬州的庐江、九江两郡（属于淮南板块的“淮西”部分）。
以此方法来标定一个行政区域的地理属性时，需要注意的只是在实际行政切割中，汉王朝很多时候并不会以河流主航线为界，而是会将一部分河道归于同一行政区以利于管理。这种做法在淮河尤其明显。以豫、扬州的情况而言，真正充当分界线的只有位于中部的一小部分。在分界线的西部，豫州的范围延伸到了淮河南岸。在东部，扬州则同样在淮河北岸建制有县。
如果说“扬州”一名总会让人想到江南，那么一提到“豫州”，大家首先想到的肯定是河南，毕竟现在河南省的简称就在“豫”。然而刚才也说了，豫州的范围还包括有安徽的淮北部分，并不能被视为河南省的一部分。总体来说，主要包括河南省东南部的：商丘、周口、许昌、平顶山、漯河、驻马店四地区；安徽的：淮北、亳州、宿州、阜阳四地区，以及蚌埠、淮南两地区在淮河以北的部分。
另一个比较特别的部分，是位于山东丘陵腹地，以曲阜为中心的鲁国。这片泗水上游的土地（具备包括现在的曲阜、泗水、平邑、滕州四县市），在西汉时期是徐州的一部分，在东汉则是豫州的一部分。尽管从结构上，鲁地无论归于徐州还是豫州，都像插入兖州的一个突出部。不过考虑到无论豫州还是徐州的大部，在流域上都属于淮河水系，而泗水亦是淮河的重要支流，这种划分并非没有地理上的理由。
熟悉三国故事的人同样不会对豫州感到陌生。刘备曾先后被陶谦、曹操举荐任“豫州牧”（后一次算是得到了正式任命）。这也是为什么，刘备经常被时人称之为“刘豫州”。然而刘备实际上并没有统治过豫州这片土地。也许有人会为刘备没有坐实这片天下之中的土地略感遗憾，不过当你知道曹操为东汉王朝选定的都城许昌（今河南省许昌市东），以及他的老家谯县（今安徽省亳州市）都在豫州境内时，应该就不会再认为刘备有机会真正做豫州牧了。
如果要为豫州的地理特点做一个总结的话，那就是“平”。除了西北和东北部，包含了部分伏牛山余脉和山东丘陵以外，整个行政区都为平原地区。在这样一个低平的行政区中，河流成为了绝对主角性质的地理核心。将泗水以西的那些淮北支流，一根根的梳理清楚，整个豫州的地缘脉络自然明晰。
依照由西至东的顺序，先来看看位于最西侧的汝水和颍水。汝、颍二水在中国古代的地缘格局中占据很重要的位置，都属于“四渎八流”中的八流之一。当年东出“方城夏路”的楚人，最先看到的河流就是汝水，如果再向东扩张的话则进入颍水流域。对于争霸中原者来说，汝水和颍水最大的优势在于，它们都源出于洛阳盆地东部的山地。
在中原板块中，有山地和黄河保护的洛阳盆地，一直拥有着最高级别的地缘政治地位。成为这个核心板块与淮河间的连接线，是汝颍二水能够跻身“八流”之列的根本原因。汝、颍二水的地缘地位，也成功的使得它们被标注在行政区名之中。在豫州的西侧，由北向南排列的是：颍川、汝南二郡。不过汝南郡并非包括汝水下游，还包含有颍水下游乃至更东面的涡水中游；颍川郡同样不单在地理上指向颍水上游，亦包括有汝水上游地区。
另一个能够证明汝、颍二水地缘政治地位的，是它们的行政性质。在豫州所辖的6个郡级行政区中，只有颍川郡和汝南郡是郡，其余的四个都是封国，包括：陈国、沛国、梁国以及鲁国。秦统一天下之后，在行政上做出的最大改变便是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技术上说，两种体制的区别在于：前者的最高管理者是由中央政府派驻，并且可以随时更换；而后者的权力则可以世袭。很显然，郡县制的设计服务于集权体系，更利于中央对地方的管理。后来明清二朝在西南地区所推进的“改土归流”，将世袭的土司制改为委派政府官员（所谓“流官”）管理的政策，本质与当年秦国所做的变革是一样的。
然而郡县制并不是秦王朝的创新。这是一种在春秋战国时就已经在各诸侯国中有所实践的制度。为了应对贵族战争向全面战争转变的历史潮流，当时各大国在兼并扩张的同时，普遍产生了不再将新扩张的土地按旧例分封给各级贵族，而是作为王室直属地的想法。这样做的最大好处，是王室能够集中更多的资源，无论应对内部矛盾还是外部危机时，都拥有更高的效率。在这种趋势之下，秦国首先创造的“郡”的概念，而楚国则创造了“县”的概念，将那些新征服土地变成了中央直属的郡、县行政区。
在秦、楚两国首创郡、县之后，这两个概念也被其它诸侯国借鉴过去。只是在实际使用当中，郡、县之间并没有形成两级行政区关系，亦不是所有诸侯国都遵循着将郡、县作为王室直属领地的原则。直至秦统一天下之后，才正式确定了两级行政区属性的“郡县制”。及至汉朝，总结秦王朝覆灭的经验教训，认定子弟分封对于巩固王权还是有积极作用的，所以在郡县之间又夹杂了封国。
回顾过郡县制的产生原因后，大家应该对汝、颍流域的地缘政治地位，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接下来，先来看看颖川郡的情况。对应现在的行政区划，两汉的颍川郡倒是完全位于现在的河南省境内，其范围大略对应：许昌、平顶山、漯河三地区。在豫州的六个郡国中，除掉归属摇摆不定的鲁国以外，直接对接洛阳盆地的颍川郡，几乎可以算是唯一拥有山地的郡国。以“中岳”之称和少林寺而闻名天下的嵩山，是颖川郡与洛阳所属的司隶河南尹之间的地理分割线。
嵩山及其南部丘陵，地理上被统称为嵩山山脉。除颍水便直接发源于嵩山之外，汝水的北源亦位于嵩山山脉的南部的箕山。对于一座城市和一个地区来说，有山有水可是一个重要的地缘加分项。颍水在东出嵩山山脉之后，所遇到的第一个城市，是两汉时期颍川郡的郡治——阳翟。对应现在的建制，是县级市属性的“禹州市”。这们位于颍水上游的古老城市之所以能够“禹”为名，是因为根据历史记载和考古发现，大禹的儿子“启”很可能就是在此建立夏王朝的。考虑到这个点位的地理位置，这片土地曾经有过大禹足迹的可能性，要远高于站在宁绍平原背后的会稽山。
即使没有大禹的光环加持，背山临河及连接洛阳盆地与淮河流域的地理位置，也足以使得阳翟成为一个战略要地。然而整个颖川郡在三国时代最为人所熟知的却并不是阳翟，而是其东南方向50公里处的“许昌”。公元196年，在曹操以洛阳遭受破坏为由，“帮”汉朝迁都于此前，这里还只是被称之为“许县”。遂跨越式升级为国都的许县，因此在三国时代升级为了“许都”。
曹丕代汉之后，虽然将都城迁至了更具王气的洛阳，但仍然没有放弃这个见证了汉朝衰亡、曹魏崛起的宝地。除了将之定位为陪都以外，还以许都见证了曹魏兴起为由将之更名为“许昌”。需要说明的是，当下许昌市的中心城区“魏都区”在东汉时期并不是许县的地望，而是颍水之北的“颍阴县”，在2016年以前为许昌县属地。好在随着许昌县撤县建区，成为许昌市的“建业区”，这笔三国遗产算是完美的实现了古今合一。
关于曹操为什么选择许昌为都，历来都有颇多猜测。毕竟在此之前或者之后，许昌都再没有机会成为过政治中心。回顾奠定中央之国核心区基本格局的春秋战国时期，许昌及颍川地区所成就的，也只是一个被郑国和楚国两面侵蚀的小国——许国。另一个不太有利的情况是，历史上固然有“得中原者得天下”的说法，但中原之地同样是一块四战之地。如果只能控制中原，必定会四面受敌。
幸运的是，在迁都许昌后的第五年（公元200年），曹操便击败了他在北方的最大对手袁绍，解除了后顾之忧。而从许昌及颍川郡的具体位置来说，最起码还有一个原因，使得曹操愿意把经营重心放置于此，那就是南阳郡和汝南郡的资源。前面说过，在东汉上百个郡、国当中，人口最多的就是这两个郡。前者人口在公元140年为243万，后者为210万。是当时中央之国仅有的两个人口超200万的郡。以许昌和天子为后盾，控制这两个郡不仅可以收获更多的人口和资源，还可进一步染指江汉、江淮两大板块。
在荆州部分，南阳郡的情况已经粗略进行过介绍。接下来要关注的是与南阳、颖川呈品字形排列的汝南郡。熟读三国的人，一定不会对汝南感到陌生。在那个群雄并起的年代，“汝南袁氏”原本是最有资本逐鹿天下的一股势力。如果说庶子出身但能力更强的袁术，施展才能的舞台是在大河以北地区，那么留在祖地及其周边地区经略的，就是后来在寿春称帝的，以嫡子而自傲的袁术了。
行政上看，汝南郡对应的是河南省的驻马店地区、周口地区西南（不包括周口市），以及安徽省的阜阳地区、亳州地区大部（除亳州市本身）。而以水系归属来说，汝南郡西半部的汝水下游地区基本属于河南省范围，身处东半部的颍水下游，及涡水中游地区，则属于安徽省范围。那么四世三公的袁氏家族，到底是算是河南人还是安徽人呢？ 答案是河南。
在两汉时期，汝南郡的郡治是在汝水流域的“平舆”（今河南省平舆县北）。今天，在平舆之西是与之一同归属于驻马店地区及汝水流域的“汝南县”。以至于在网络段子中，“驻马店袁绍”成为与“包头吕布”、“石家庄赵子龙”、“保定张翼德”齐名的，因城市更名而英气顿失的三国四大名将。然而事实上，要是以此标准来定性的话，袁绍其实不是驻马店而是周口人。
现在的汝南县并非是袁绍家族的兴起之地，县级行政区属性“汝南”之名也只是在民国时期才变更的。东汉时兴起的袁氏家族，真正的世居之地在当时名为“汝阳县”，位于北距周口市20公里的河南省商水县（袁老乡）。与现在的汝南县相距约60公里。更容易引发误会的是，身为汝南袁氏祖地的“汝阳”，以及当时名为“汝阴”的安徽省阜阳市，其实都不是在汝水之侧，而是位于颍河之侧。这又是为什么呢？
究其根源，是因为这两条地理位置相近，且水量巨大的淮河支流，在历史上的流域结构极其混乱。以至于每个时代在认证汝、颍二水的位置时都有所偏差。如果夏王朝果真将最初的都城定位于“禹州”，那么这个都城的选址很可能跟治理汝、颍二水有关。另一个可以佐证汝颍二水剪不断，理还乱关系的证据，是公元14世纪中叶时，为了缓解汝水下游的水患，当时的元朝政府将古汝水于现在的漯河市一带截断，将其上游之水向东在周口市西引入颍水。
这一工程使得古汝水的上游事实上成为了颍水上游的一部分。由于这段被引来的汝河上游之水，被命名为“沙河”，所以重组后的颍水也被称之为“沙颍河”。古人在进行类似水利工程时，一般都是利用旧有的河道，全新开挖的工程量实际是较小的。换句话说，时下“沙颍河”很有可能更接近上古之时这一地区的水系结构，并被认定为最早的“汝水”。同时早期的颍水则仅指向周口以北的颍水上游。这也是为什么，汝、颍二水在汉代已经各自独流入淮，但明明生成于颍水中、下游的商水、阜阳两地，却仍然遵循前例以“汝”为名。
在厘清汝、颖二水的地理渊源，并为汝南袁氏找到真正的地望后，有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历史巧合倒是可以提一下。汝南袁氏虽然没能在三国时代抓住机会成为天下之主，但在1800年后，却还是出了一个比袁术和袁绍更接近龙座的人物——袁世凯。一般人只知道袁世凯的籍贯地是同属周口市的项城县，但却鲜有人知道他同样是汝南袁氏的后裔。后来袁世凯并没有将他家族墓，选定在世居多代的项城，而是在当年的汝阳境内、后来的商水县境内，根本原因便在于此（具体在商水县平店乡白塔市）。只不过细究起来，袁世凯应该不是袁绍和袁术两兄弟的直系后裔。

天下之中2
在了解过汝、颍二水的前世今生后，接下来将登场的，是另一条纵横豫州的淮河支流——涡水。整个淮河北岸最重要的几条一级支流，由西至东包括有：汝水、颍水、涡水、睢水、泗水。其中汝水、颍水、泗水，乃至泗水支流属性的沂水，都位列于“八流”。这些河流能够得到这个仅次于“四渎”的称号，在于它们都能够指向一片重要的山地。其中汝、颍二水能够打通洛阳盆地与淮河的通道，而泗、沂二水的上游，则分别指向山东丘陵东、西两面，或者说齐、鲁二地。
反观位于中间的涡、睢两水，几乎就是全程在平原地区流淌了。两相比较的话，由于泗水下游能够通过邗沟运河连通长江，使得一端能汴渠连接河、济，一端注入泗水下游的睢河，更有机会成为南北运河的一部分，并因此而提升自己的地缘政治地位（隋朝的大运河有部分便利用了睢河河道）。相比上述几条兄弟河流，涡水在历史上算是在淮河左岸支流中最为低调的。然而所谓低调是放在整个历史长河中看，在三国时代涡水可是着实风光了一回。豫州部分的开篇说过，曹操的祖地“谯县”也是在豫州。州”。这个谯县对应的当代行政区，为地级城市属性的安徽省“毫州”，从其北缘而过的涡水，正是这座古老城市的母亲河。
谯县在三国时代的政治地位有多高呢？答案是都城，更准确说是“陪都”。鉴于中央之国地哉辽阔，在都城之外再设置陪都的情况在历史上并不鲜见。这种政治体制被称之为“复都制”，一般以两京或五京（都）为多。比如汉唐以长安、洛阳为二京，辽、金在中国北方设立五京。曹丕代汉之后设立的则是五都，除了将都城定在“洛阳”之外，还同时确定了四个陪都。包括：见证汉室衰亡、曹魏兴起的“许昌”；曹操晋封为魏王时所受封的“邺城”；以及地缘政治地位无可动摇的“长安”。此外便是涡水河畔“谯县”。
以涡水的位置来说，可以算得上是豫州的一条地理中轴线。在东汉王朝的行政区划中，涡水贯穿了豫州的：陈国、沛国、汝南郡，最终在扬州的九江郡境内入淮。其中谯县属于沛国范围，与袁氏家族所在的汝南郡相邻。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曹、袁之争也可以算得上是沛国和汝南郡之间的一场博弈。要是袁绍和袁术笑到了最后，在政治上得以升级的就是汝阳城和汝南郡了。
然而就曹氏家族所处的沛国来说，其实早在400年前就已经有了帝王之气，并籍此得到了政治红利。提到“沛”字，很多人马上会想到诞生了刘邦的“沛县”。历史记载，刘邦是泗水郡沛县丰邑人氏，后在沛县泗水亭任亭长。在刘邦建立汉朝之后，原本在秦王朝时隶属沛县的丰邑得以升级为独立的县，并割取原泗水郡中部之地建制“沛国”。时至今日，当年的沛国的早已不存在了，但丰、沛二县却由于这段值得大书特书历史沿袭至今。至于说刘邦到底是丰县还是沛县人，就要看怎么算了。
相比名人之争，更为值得关注的是城市的地理、地缘位置。丰沛之地南距彭城约60公里，同样属于泗水流域。就其地缘位置来说：即与山东丘陵相接，又处在中原板块的边缘，水系上则是淮河水系的一部分。以两汉十三刺史部的格局来说，丰、沛两县正处于兖州、徐州、豫州三个州部交界之地；以当下的行政区划来说，两地划给山东、河南、安徽、江苏中的哪个省，看起来都不算违和。基于这一与各方都有些关联的地缘位置，丰沛之地在两汉之时被认定为是豫州的组成部分，宋元之时却又划归给了山东，而在当下则是江苏省西北角。
丰沛之地划入江苏，源于其处在彭城的辐射范围，而彭城自成三国时代升级为徐州城之后，就牢牢的将城市的命运，沿泗水及南北运河，与江淮地区锁定在了一起。说到这里，就得再提下徐州的地理优势。理论上，山东丘陵是中原板块的地理东界。这片丘陵在淮河流域的最深延伸，到就是徐州南北。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山东丘陵自枣庄而下，向南延伸了一个长约120公里的细长丘陵带。其中睢水从丘陵带的南麓擦肩而过，而泗水则是由丘陵带中部的缝隙穿越。正是这样一个山、河相交的枢纽位置，造就了徐州长盛不衰的政治、军事地位，并最终得以将周边地区纳为自己的地缘辐射区。
在三国时代，丰沛之地的多重属性同样帮助其在地缘政治舞台，显露过存在感。刘备在投奔当时的徐州牧陶谦之后，被安排驻军的“小沛”所指的是沛县。换句话说，陶谦并没有把刘备放在徐州境内，而是让刘备呆在这个行政上隶属豫州，却又能为徐州抵御北方压力的前线位置。这种安排表面看起来，与后来刘表让刘备囤兵于新野，有着相似的动机。
客观上说，陶谦在自知无力独自抵御曹操的情况下，更希望刘备能够成为“豫州牧”，与之一起互为倚角。之后吕布在占得徐州之后，依旧遵循同一逻辑将刘备安排在了小沛。在袁术遣纪灵攻击刘备之时，原本一直忌惮刘备的吕布，并没有听从部下将领的建议借刀杀人，而是以“辕门射戟”的传奇手段施以援手，除了认为刘备的存在能够帮助其分担压力之外，更因为丰沛之地的位置极其重要。如果让袁术得到了这块战略要地，就可以打通沿泗水而上进入山东丘陵的战略通道。一旦袁术或兼并、或结盟的控制了山东之地，吕布纵然成为徐州之主，也会为袁术所包围陷入死地。
回到谯县和涡水的话题上来。既然刘邦在当了皇帝之后，可以将自己祖地在行政上升级，那么代汉的曹魏自然也可以这样做了。将谯县升级为陪都只是第一步。任何一个都城，都需要有一片以之为中心的直属之地。具体来说就是以谯县为中心，建制新的“谯郡”。鉴于汉、魏两朝易代，名义上为和平交接属性的“禅让”，所以在魏王朝建立之时，具备象征意义的“沛郡”并没有简单易名为“谯郡”，而是将范围缩小至丰、沛两县周边地区继承保留
由于谯县原本位置沛郡的最西北角，在获得沛国的大部分土地的同时，新建制的谯还从相信的陈郡（东汉的陈国）、汝南两郡中，拿到了部分隶属涡水流域的县。也就是说“谯郡”在地理上，是以涡水为核心所组建的一个新行政区。这一地理背景，亦为当下的安徽省亳州地区所继承。不过被划入谯郡或者说毫州的并不是涡水的全部，它的上游部分在两汉三国时期，为豫州的另一个成员——陈国（郡）所有，当下则大致对应河南省周口地区。其东南方向与汝南郡隔颖水相望，东北方向则与覆盖睢水中游地区的梁国相邻。
上述三个涵盖地处中原，涵盖汝、颍、涡、睢四条重要淮河支流的郡国，地缘政治史都最起码追溯到周王朝开国分封诸侯之时。其中位于汝南郡的主要是蔡国，始封之君为周武王之弟叔度。至今仍然存在于行政版图上的新蔡、上蔡等县，能够帮助大家追忆这段历史；陈国之名源出于在先秦时的同名之国。区域政治中心为“陈县”（现在河南省淮阳县）。这个周代封国并非属于姬氏，但却被认定为是舜的直系后裔。将之分封于在此，便是为了奉祀舜帝；至于以商丘（时名睢阳）为中心梁国，对应的则是更为知名的宋国。在周王朝取代商朝成为天下之主后，部分顺从的先商遗民，在纣王长兄微子的率先下，被受封于商朝旧都商丘一带，形成了后来一度有机会争霸的宋国。
这些历史背景不仅影响到了汉之豫州的行政规划，还让大家看到了华夏文明从黄河流域，向淮河流域扩张的路径。正是在这些淮河左岸支流帮助下，黄河文明和周王朝得以向淮河流域扩张。而周王朝在3000年前的封建之举，甚至对当下淮北地区的行政结构依然有着深远影响。豫州开篇时说过，总的来说淮北属性的豫州之地，主要分布于河南、安徽两省。如果加上东汉时加入的鲁国，以及刚才解读的丰、沛两县，还涉及到了山东、安徽两省。那么，最终取代“豫州”成为天下之中代言人的河南，与几个邻省尤其是安徽，在淮北地区的分割线形成，形成的幕后地缘因素到底又是什么呢？
事实，后来河南省在淮北地区的行政范围，很大程度就是对当年周王朝分封范围的一种继承。或者说，周王朝当时在东南方向的扩张，基本都是在现在的河南省境内。这一规律，同样适用于当下归属河南的南阳和信阳地区一旦进入安徽和江苏境内，就很难找到直接受封于周天子的诸侯国了。植根地区的族群及政治势力，总是难免会被那些来自北黄河流域的“诸夏”打上蛮夷的标签。这也是为什么，在春秋战国时代，北方诸侯们虽然已经不再听从周天子号令，但还是最多只敢以“公”自称。楚、吴、越三国却自称为王的地缘背景。
先秦那些逝去的往事，对于我们了解整个地区的地缘史有着很重要的意义，但对于当年占据于此的曹魏政权来说，更重要的还是利用豫州对孙权占据的荆、扬两州施压。有鉴于此，将谯县升级为陪都，并以涡水为核心建制“谯郡”，并不仅仅是一个衣锦还乡之举，还是一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设计。如果没有这层意义，即便是勉强进行政治升级也很快会被放弃。典型的案例是后来朱元璋基于同样的理由，将地位淮西的凤阳升级为“中都”，但这样一座对朱明皇室有特殊意义的城市，对当时已经统一的中央之国来说，却没有那么重要的价值，以至这个陪都很快便被放弃。
在一片大平原之地，河流的作用显得更为重要。曹魏经营豫州和涡水的具体措施，在兴修水利和开挖运河。兖州部分已经解读过鸿沟的走向。这一工程以现在的开封为枢纽点，向西以原名“汴渠”，又名“官渡水”的运河，连接了河、济两水；向南则以时名“狼荡渠”的运河，向南连接了：汳水、睢水、涡水、颍水等淮河一、二级支流。在整个淮北水系打造出了一张沟通南北的水上交通网。
鸿沟工程的南部终点，位于汝南郡与陈国交界之处的“项县”，也就是以现在河南省项城市（当时为汝南郡地）。对这一工程的修复，使得曹魏能够将征调于北方的资源，透过颍水和涡水越过淮河，再沿东淝河等淮河右岸支流运送至淮西前线。比如公元前213年，曹操就曾经循这一路线南征东吴，并于战后返回谯县休整。在祭祀完曹氏先祖之后，曹丕还写下了名为《临涡斌》的文章（曹丕继位后，亦沿涡水而下南征过）。
除了对鸿沟主线的修复以外，曹操还曾着手疏通了开封至商丘的睢河上游部分，以便这条淮北大河能够与运河主线水路相通（由于商丘时名睢阳，因此被命名为“睢阳渠”）、然而修复这些纵横于豫州的水网，固然为豫州的发展及曹魏的扩张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能够同时用来对荆、扬两州渗透的汝水，看起来却还缺少一条与整个水网横向相连的运河。
不过我们都能想到，当时的曹魏政权也能想到。尤其是许昌看起来与汝水近在咫尺，如果两河之间的漕运只能转道淮河，显然是不能被接受的。公元225年，曹丕下令修通了连通汝水与颍水之间的“讨虏渠”。为从许昌征讨东吴，增加一条可供选择的水运通道。这条带着杀伐之气的运河，起自现在的漯河市郾城区（时名召陵），终于袁绍故里汝阳（今为商水县）。与1100年后元朝截断汝水北流，以“沙河”之名引入颍水的工程如出一辙。都可以被认为，是对上古河道的一种修复。
在进入历史部分后，会有具体的战例来帮助大家理解这些运河的作用，也会有更多在过往人文解读中被忽视，但却发挥着重大作用的运河工程，呈现在大家面前。下一节，我们将前往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天下之中，也就是汉朝的“司隶”板块，去看看它又能带来什么新的知识点。

京畿之地 1
严格来说，“东汉十三州”的说法并不严谨。这是因为东汉实际只划定了十二个州，外加一个环卫中央性质的“司隶校尉部”。尽管负责监察司隶地区的“司隶校尉”在职级上与各州刺史相当，但终究负责的是环首都地区，在官名和权力上都有所差异。一直到曹魏代汉之时，司隶校尉部才算是真正易名为“司州”，并根据新的地缘政治需求在范围上做了调整。正因为如此，将汉家天下称之为“十三州部”的说法会更为严谨些。不过这些名称上的变迁，并不妨碍行文中提前使用“司州”一名，来代指将要展开的这个特殊政治板块。
无论是封建体制还是集权体系，在都城之外打造一个能直接为王权所控的近环首都圈，都有其现实意义。这样一片靠近国都的土地，在古汉语中被称之为“畿”。与都城合在一起，被称之为“京畿”。从承接这一职能的板块角度来说，京畿板块的嵌入，一定程度意味着对旧有地缘政治格局的破坏。最现实的案例是当下由于北京的存在，河北的地缘结构变得支离破碎。以至于除了寄希望于首都反哺之外，没有办法完全立足自身需求而进行规划。
在两汉时期，因京畿之地嵌入而受到最大影响的是雍州，它的存在直接导致雍州之名从行政版图上消失，除划归中央的部分以外，其余大部整合成了凉州。另一个受到重大影响是的豫州。这个原本应该以洛阳盆地为起点，向东拥有大片河淮之地的中州，最终只能变身成为一个淮北属性的监察区/行政区。包括并州部分，其实也被挖走了西南方向的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
之所以一片京畿之地，会造成如此之大的行政区划变动，是因为汉朝所实施的是以长安、洛阳都所实行的“两京制”。每一个都城都代表着一个地缘地位极其重要的地理单元。其中长安所代表的是面积约1.7万平方公里的关中平原，滋生洛阳的是则平原面积仅为1000平方公里的洛阳盆地。仔细观察司州的轮廓，会发现很像热带鱼中的代表鱼种“神仙鱼”。要是用简笔画的方式来描绘的话，就是一个充当头部和身体的大三角形，加上一个充当尾部的小三角形。其中关中平原及其周边地区对应着西侧的大三角形，洛阳盆地及其周边地区则对应着东侧的小三角形。
再往深层次探源的话，这种将东、西两个重要地理单元，同时视作中央之地的做法，又与华夏文明的扩张路径，以及中央之国的地理结构有关。汉王朝并不是第一个在关中平原及洛阳盆地建都的王朝。以洛阳盆地来说，即便夏王朝的存在有疑问，但商、周二代在此建都无论从史料还是考古发现都是没有异议的。至于位于关中平原的长安，最初出现在政治舞台上时，则是以周王朝所建的丰、镐两城的形象示人（合称“丰镐”）。当然，不管是两京还是五京，总归还是要有个主副关系的。如果要从名字上争个短长，就是谁是首都、谁是陪都。
巧合的是，长安、洛阳两京在周、汉两朝的地缘政治地位，遵循着相似的演化路径。在王朝的前半段，无论是周王朝的丰镐还是汉王朝的长安，都更多充当着首都的职责，并且都已将洛阳定位成另一个都城。在经历一场剧烈的变故之后（周朝为“犬戎之祸”，汉朝为“王莽篡汉”），又都选择了在洛阳重建王朝。由于关中平原在西、洛阳盆地在东，将决策中心放在前者的这段历史，被后世称为西周和西汉；以后者为国都的历史，自然就是东周和东汉了。
从上述历史可以看出，无论对于周王朝还是汉王朝来说，关中平原和洛阳盆地都具备同等的价值。换句话说如果失去对任何一个板块的控制力，都意味着王朝的完整性受到破坏。从周、汉两朝的历史对比中，依然能够体会到这点。公元前710年，移驻洛阳的周天子，将西线抗击边缘民族的压力托付给了秦人。与此同时，也移交了关中平原的经营权。对于秦人来说，这是机遇也是挑战。苦心经营数百年后，秦人得以复制当年周人的扩张路径成为天下之主，并在丰镐之地打造自己的都城。
反观涅槃重生的东汉王朝，却并没有被迫放弃长安和关中的控制权，而仅仅是根据王朝重建的需要把首都职责偏向了洛阳。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东周时代的周天子很快就退化为一个吉祥物属性政治象征，以至于后世更愿意把这段历史个时代称之为“春秋战国”时代；东汉则被视为一个经历过：出生、高潮、衰亡等完整过程的王朝。
这段周、汉两朝的比较，让我们意识到长安与洛阳之间并非“瑜亮之争”，而是相辅相成的。政治意义上的中央之国源起于黄土高原，然后先东向往华北平原扩张。其后再逐步扩张至山东丘陵、江淮等地区，整个个过程中吸收了各地区的文明、文化因子，成就了今天的模样。从经营黄土高原的角度来说，平原面积最大、土地肥沃的关中平原条件得天独厚。这使得关中平原不仅成为周人的兴起之地，在进入中央帝国时代之后，亦成为秦、汉、唐等王朝的核心板块。
然而以身处第二阶段上的关中平原，经营以华北平原为核心的第三阶梯却会有力不从心之感。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洛阳与长安之间以三门峡为中心的300余公里黄河水道，正处于中条山脉与秦岭之间。河道比降大、水浒湍急，通航条件非常差，当中尤以三门峡段最为凶险。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想办法用技术手段整修航道以外，于三门峡以东定位一个有山河之险的地理单元，作为统御东部的基地是最好的选择。
正是在这一战略思维指导下，周王朝在代商之后，旋即在洛阳盆地营建新都，以确保自己天下之主的地位。此后承袭周王朝两京格局，同时又进入帝国时代的汉帝国，在以“司隶校尉部”之名围绕长安、洛阳划定中央直属区时，一共建制了七个郡级行政区。包括地处关中、合称“三辅”的：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位于西河以东，合称“三河”的：河东郡、河内郡、河南尹。此外还有一个处在洛阳、长安两地中间地带，战略上负责管理两京间战略通道的“弘农郡”。
尽管关中盆地和洛阳盆地，看起来是两个独立的地理单元，并且分别位于中国地形中国第二、第三阶梯之上，但这并不代表彼此间就没有共同的地属性。纵观两大低地乃至整个司州地区，除了以黄河为地理联系纽带以外，背靠秦岭亦是这一地缘政治板块最大的特点。所谓“秦岭”，顾名思义是秦地之岭。人们最熟悉的一点，是它与淮河一起充当中国的南北气候分割线。而今天我们所要关注的，秦岭在地缘政治和文化上所发挥的作用。
公元前207年，项羽在率军攻入咸阳族灭嬴氏之后，将关中盆地分割为了三部分，分封给了三个秦国降将（章邯 、董翳、司马欣），这片土地因此又被称之为“三秦”。在种三分关中的做法，成为了汉朝在关中盆地设立“三辅”依据。从这个角度说，秦岭之名也可以被认定为是“三秦”之岭。不管秦岭的“秦”字源出于秦国还是三秦，它都是关中盆地的坚强后盾。在三国时代，围绕着秦岭中的那些古老栈道，更是发生了一系列三国迷们耳熟能详的故事。可以说，如果没有秦岭的保护，诸葛亮很可能就不会有“出师未捷身先死”的遗憾了。
秦岭的主峰为陕西省宝鸡市境内的“太白山”，海拔高大3771.2米（太白山）。在中央之国核心区的范围中，太白山可以算得上是第一高峰。以此来说，将整个山脉称之为为“岭”着实也是有些委曲。好在于“秦岭”一名之外，对应关中盆地的这部分秦岭还有一个又仙又大气的名字——终南山。
在中国文化中，终南山一名始终笼罩着一层神秘面纱，被视为隐居修道的绝佳场所。由此诞生出了寿比南山、终南捷径等寄托着长生不老愿景的成语。险峻的山势加上延绵了两千多年的神秘感，甚至使得当下的终南山中，仍然隐居有数以千记因各种原因而遁世的“隐士”。然而将“终南山”与地理意义上的秦岭简单对应并不正确。广义的秦岭，更应该被称之为“秦岭山脉”。
山脉属性的秦岭，西接青藏高原、东入中原腹地，在它的北面对应的是整个黄土高原。整条山脉可分为西、中、东三段，依序可命名为：西秦岭山脉、中秦岭山脉，以及东秦岭山脉。其中“西秦岭山脉”之北的，是黄土高原最西端的部分——“陇西高原”；“中秦岭山脉”即为直面关中平原的终南山；而“东秦岭山脉”则由一系列呈手掌状延伸的支脉所组成，包括有：崤山、熊耳山、外方山、伏牛山、蟒岭等等。
在关中平原的东、西两端，有两段秦岭向北伸展的突出部，能够帮助大家确定关中平原的东、西边界，并以之为参照物，将秦岭山脉分割为三部分。其中位于关中平原之西的这段支脉整体较为细长，山体由陕西省宝鸡市，一路向北延伸至宁夏南部的固原。这当中，位于宁夏境内的北段主峰为“六盘山”；位于陕西和甘肃两省相接之地的南段，名字为“陇山”。
受限于视野，古人将一条山脉或者大河的不同段分别命名实属常态。当人类需要从地理层面为之选定一个统称时，有一个通行的基本标准。河流的话，往往会选择最下游河段的名称。比如珠江就是这种情况，狭义的珠江其实还不到100公里，但却因位置原因而得以为整个水系冠名；山脉的话，一般会选择整个山脉中最为著名的那段山体之名，来为之代言。秦岭的概念得以向东、西两端扩张，正是遵循着这一原则。
以陇山和六盘山在历史上的出镜率来说，直面关中平原的陇山要高得多。陇山又被古人称之为“陇坂”、“陇坻”。最初为周王室牧马的秦人，其牧马之地便是位于陇山之中。历史文献及诗词中，关于“陇山”的文字不胜枚举。与之相依的两块黄土高原，亦因之命名为：陇西高原及陇东高原。值得一提的是，根据古人“坐北朝南，左东右西”的命名原则，陇山以西地区往往不被称之为“陇西”而是“陇右”。相信最近看过热播剧《长安十二时辰》的观众，一定不会对这个地名感到陌生。
反观六盘山之名，在历史中的出镜率就要低的多了，其最原始的指向是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境内的一座山峰。对于六盘山来说非常幸运是，它在1935年成为长征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并得到了一阕名为《清平乐•六盘山》的词为之背书。受这一事件影响，原本声名不显的六盘山，得以压倒声明显赫的陇山，在地图上成为整条山脉的代言人。只是就当下所论及的历史背景来说，以陇山之名为命名整条山脉显然要更为适合。
在东汉十三州部的划分中，陇山成为了司隶与凉州的地理分割线。包括西秦岭山脉、陇西高原，以及陇东高原大部都被划入了凉州。真正成为司州靠山的是中、东两段秦岭山脉。即将出场的另一个秦岭突出部，可以帮助我们定位这两段秦岭的分割线。与陇山延伸成支脉状不同的是，这个位于关中平原东部的山体，在地图上所显现的轮廓更像是一个馒头。
这个馒头状的秦岭突出部，主峰的名气并不比秦岭要小，它就是享有“西岳”身份的“华山”。提到华山，大家脑海中估计会闪现出“自古华山一条道”这句，用来感叹华山之险的评语来。不过山势是否高大险峻，从来不是评定名山的唯一标准，甚至也算不是重要标准。何况华山2000出头的海拔，也算不上特别高大。
华山能够成为“西岳”，在于它能够直面黄河，并与之形成一条进出关中平原的隘道。黄河自流过前套平原之后，就开始转为南北向，一直在遇到华山之后才开始继续它东流入海的旅程。这一地理结构，使得这段段被称之为“西河”的南北向黄河，与华山一起成为关中平原的东部边界。
军事上看，如果在华山与黄河之间的隘道上构筑一道关城，便可成为扼守关中东大门的锁钥。依照这一思路，你可以在相关位置上找到一个以关为名的县——潼关县。没错，历史上筑就于此的关城，就是著名的“潼关”。在先秦两关的历史记录中，你会无数次的看到疑似以潼关来定位的名词。比如东汉末年，为征讨董卓而集结的各路将领，会被统称为“关东诸侯”。
然而在那个时代，这个频繁出镜的“关”字，指向的并不是潼关。虽然地理层面的“关中平原”一名，的确可以被认定为以潼关为参照物，但先秦两汉所说的“关东”、“关内”、“关中”等词，参照物却是位于关中平原与洛阳盆地之间的函谷关。由于先秦的函谷关背后所依托的山地名为“崤山”（秦晋于此发生过著名的“崤之战”），连接关中平原与洛阳盆地的古道，亦因之被称为“崤函通道”。相比在先秦就已闻名天下的函谷关，潼关诞生的年代要晚得多。其产生年代，正是烽火连天的三国时代。公元196年，曹操将汉献帝迎往许都的同时，决定将扼守崤函通道的关口，从靠近洛阳盆地一侧函谷关，向西移至关中平原一侧，以在第一时间阻止关中平原的乱军出关。
这个日后声名远扬的关口，在历史中的第一次亮相也非常的引人注目。公元212年，领军攻入关中的马超在潼关一带与曹操交战。这场史称“潼关之战”或“渭南之战”的战役，在《三国演义》中被极尽渲染。演义中的马超甚至一度逼的曹操“割须弃袍”保命。不过这一情况节其实只是虚构，倒是曹操的确在此战中点赞马超称——“马儿不死，吾无葬地也”。
另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曹操能够在此战中击败马超、韩遂联军，除了大家所熟知的离间之计以外，还与他先知先觉的将崤函通道的节点移至漳关有关。关于这部分的解读，将在进入历史线后再行展开。下一节，我们将把视线越过华山之巅，去看看“东秦岭山脉”在地理、地缘层面上，又将呈现出什么样的状态。

京畿之地2 秦岭与渭水
在中国中东部的山脉中，秦岭几乎是最“厚”的一条山脉。这样的山势，使得秦岭很适合做一个安全的“靠山”，同时还可以阻止北方冷空气南下。对比秦岭和淮河的纬度，你会发现中国的南北气候分割线，在秦岭一线其实是向北偏移了不少，而这就是秦岭之功。
然而凡事都是“有一利必有一弊”。反过来说，想要沟通秦岭的厚实也为它的南北交通平添了障碍，尤其当你面对的是其核心部分的终南山时。想从其北麓的关中平原，进入南麓的汉中平原，至少要在终南山的峡谷中穿行100公里，并且没有办法依常规手段，于河岸边修筑道路（只能于崖壁上修筑栈道）。及至诸葛丞相北伐之时，这些让李白发出“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感叹的道路，将逐一展示在大家面前。
相比之下，余脉属性的“东秦岭山脉”对人类要更为友好。秦岭在这一地区的走势可以用一句成语——“开枝散叶”来形容。通过这些余脉之间的谷地，关中平原与第三阶梯之间的交通要顺畅的多。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呈放射状向东辐射的山地，还塑造了洛阳盆地这个自华夏文明伊始，就占据极其重要地位的板块。
围就洛阳盆地的山体，由西向东主要包括：崤山、熊耳山、外方山以及嵩山四条规模较大的秦岭支脉。可以说，每座山体背后都是沉淀淀的历史。除了这四条支脉以外，秦岭还在东南方向延伸了：蟒岭、流岭、伏牛山等支脉，与大巴山脉、桐柏山脉一起打造出南襄盆地。这样的地理格局，意味着关中地区至少能够通过东秦岭山脉之间的谷地，分别打通两条通往洛阳盆地与南襄盆地的战略通道。
连接关中平原与洛阳盆地的战略通道，就是前面提到的“崤函通道”；而关中平原通往南襄盆地的主通道，则是依托丹江水系形成的“丹江通道”。鉴于洛阳盆地是通往中原的门户，而南襄盆地对接的是两湖之地，这两条战略通道显然会非常有机会，在历史上展现它们的价值。然而此时，还不到这些通道出现在视野范围内的时候。因为在此之前，我们需要先解决一个问题：为什么历史会选择长安和洛阳。以前者来说，整个关中盆地内的平原加上边缘的台塬，总面积达到1.7万平方公里。想从这片沃野上中脱颖而出，在地理位置上必得有过人之处。
周人最初定都之处并不是在后来长安所处的位置，而是在整个盆地的西端，今陕西省凤翔、扶风一带的“周原”。“周原”的本意为“周人所聚落的黄土塬”。这个带土字旁的“塬”特指的是黄土高原中，位于山地和平原间过渡带的一种桌状台地。之所以说它是桌状，是因为它呈现出顶面平坦、四周沟谷纵横形态。
在原始农业阶段，这种即有利于农业开发，又可规避水患的黄土塬，能够帮助人类积累出深入大平原地区开发的人口和农业技术。即便在大平原地区成为农业和人口重心时，这些黄土塬也依然没有为人类所放弃，甚至成为黄土高原形象代言人。除了历史久远的周原以外，很多当代中国人应该还通过小说《白鹿原》，了解到了这一地貌，以及围绕它所产生社会形态。
一直到周文王时期，熟悉了关中平原整体地形的周人，才开始在后来的长安地区建筑名为“丰京”的都城，其后的周武王又在丰京之侧建筑了名“镐京”的城邑，并以“丰镐”为基地完成了代商大业。顺便说下在西周的历史中，丰、镐两城有着不同的分工。具体来说，丰京主要是用来承载宗庙，镐京则是天子居住和理政的地方。从行政属性上看，镐京算是西周真正的首都。
当然，这并不是说丰京就不重要了。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意思是说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最大的事就是祭祀与战争。用现代语言来解释的话，祭祀之事对应的就是“意识形态”工作。一个国家或者社群如果想要形成合力，需要有一个具备广泛认同基础的意识形态。于华夏文明来说，一以贯之的“祖先崇拜”意识，是其有别于其它主要文明的重要标志。以此来说，丰京在现实政治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镐京要小。
不管周朝在关中平原的都城，到底应该是“镐京”还是“丰镐”，它们所指向的都是一个区位。实际上，历代的长安城的城址位置都不尽相同。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洛阳城，也同样不都是原址重建。在一片平原之上，这样的小范围的位移是非常正常的。尤其对于喜新厌旧的天子们来说，并不是谁都愿意直接住到前朝的宫室之中。重点不在于找到这些都城在历史上的具体点位，而在于搞清到底是什么样的地理因素，促成了整个区域的地缘政治地位。
当下这些历代都城的城址都位于西安市境内，这一问题实际成为了探讨西安区位优势的问题。居中的地理位置，看起来是成就西安3000年建城史的根本原因。从西安驱车前往关中平原最西端的城市宝鸡，车程为150公里；前往最东端的潼关，车程为140公里。这使得西安几乎可以算得上是整个关中的地理中心了。不过中国人虽然在追求对称感上，有着完美主义者倾向。礼制上也希望都城能有着地理中心的地位，但具体到选择上肯定是不会那么理想化的。更何况真要如此去确定关中平原地理中心的话，位于西安西北方向的咸阳，无论从东西还是南北方向来看，都更有资格称这中心。
历史上，咸阳只是在秦国迁都于此的公元前350年后的130年间，算得上关中平原的政治中心。而它真正成为整个中央之国政治中心的历史，仅仅只有秦帝国存续的13年（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7年）。有人可能会认为，如果秦王朝不是那么短命，能够让咸阳以帝都的身份经营个两三百年的的话，后世准备在关中平原定都的王朝，应该也会遵循这一传统。
然而事实却是，即便秦始皇真的能够长生不老，抑或秦人在进入帝国时代之后，能够平衡的渡过第一个“地缘量变期”，秦帝国的选择也不会和它的前后两朝有什么。辨别一座城市是否具备首都地位，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它是否为行政中心。放在中国古代，则以它是否为天子居住、办公的宫殿所在地。如果你知道秦始皇征召70万人力，为自己打造的阿房宫是位于现在的西安境内，就应该能够明白为什么这样说了。
那么西安与咸阳，地缘理位置上的本质差异究竟在哪呢？要知道当下这两座城市之间的距离，可以用近在咫尺来形容。从西安城的西三环前往咸阳的距离，甚至比前往东三环的距离还近些。由此导致的地缘政治后果，是在各地区中心城市，纷纷通过兼并重组的方式做大自身体量的情况下，“西咸一体化”的愿景成为了西安保住中西部中心城市的重要手段。
由于阿房宫在西安境内，近年来西安在宣传自己为几朝古都时，有时会将秦朝也列入。当年秦王朝的国祚能够延长到阿房宫完工，并正式入住一个皇帝的话，这种宣传会更加的名正言顺。如果历史真出现这一幕的话，旧都咸阳有可能会定位为类似丰京的地位，即成为宗庙所在地。虽然将地级市属性的咸阳，吸收为西安的一部分，看起来巧妙的解决了秦都之争，但即便这一天真的到这，这种立足于当下需求，打破旧有地缘政治格局的重组之举，也并不妨碍我们将咸阳与西安作为两个独立城市拿出来对比。
“咸阳”之名，很容易让人感觉到，它南面有一条叫作“咸水”的河流。只是在关中平原并没有一条叫作“咸水”的河流，定位咸阳城与西安城原始位置的都是渭水。虽然受益于工程技术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需要，很多城市包括西安、咸阳，现下都已经将城区从原始位置扩大到了河流的对岸，两城以后说不定也会合体，但这些变动都不会改变，咸阳的原始位置在渭水之北，而西安所代表的那些古都，都是位于渭水之南的历史事实。
至于渭水之北的这座城市，为什么叫作咸阳而不是“渭阳”，被普遍认同的说法是，咸的本意“皆是”、“都是”。咸阳因同时具备“山南水北”的特质，所以被称之为咸阳。只是位于关中平原中心的咸阳，周边并没有山地存在，甚至可以说是关中诸城市中离山最远的一个。一定要对应“山南”的位置，就只能一路向北至40公里处，才能看到一座名为“九嵕山”的山体。“九嵕山”后来曾被唐太宗选定营造召陵，使之看起来风水颇为不错，但用它来为数十公里外的咸阳命名，着实还是有些牵强的。
不管咸阳到底是不是依据“山南水北”的规则来命名，渭水都肯定是城市选址的重要依据。正因为渭水的存在，咸阳在进入西汉之后被更名为了“渭城”（当下的咸阳市建制有“渭城区”），以淡化秦王朝的政治遗产。相比政治遗产属性的咸阳二字，渭城之名显得更为浪漫。虽然渭城在唐代已恢复了咸阳之名，但唐代诗人王维所做的《渭城曲》一诗中，还是用“渭城”代指了咸阳城。
从“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诗句中，你除了感受到渭城春色和浓浓的友情，还能体会到咸阳与长安间的地理关系。对于从长安出发前往西域守护边疆的人来说，渭水之北的咸阳将是他们旅途的第一站。
尽管将咸阳城的兴建与山联系起来非常勉强，但那些兴建咸阳对岸的历代国都，在选址上却的的确确受到了一座山的影响。这座山在中国历史上同样非常知名，它就是骊山。与左近的华山一样，骊山也是终南山在关中平原所延伸的突出部，只是规模要小一些，也没有那么的险峻。然而骊山在地缘政治舞台上的表现，却比俯视关中平原东大门的华山，要更加的亮眼。从周幽王的峰火台、秦始皇的陵寝、杨贵妃的华清池、再到西安事变中的“兵谏亭”，骊山见证了太多的历史大事件。
骊山之所以能够见证如此之多，是因为正是这座突兀于关中平原中南部的山体，与渭水一起定位了关中平原的地缘政治中心。在关中平原周转所有的山地突出部中，骊山可以说是最显眼的一个。它的存在，使得原本东流的渭水，在西咸之间开始向东南方向偏移，并与骊山、秦岭之间，拉开了一块背山面水的三角形平原带。
你会发现无论是周明的丰镐两京，还是汉唐的长安，再到现在的西安，其城址都处在这个三角平原中。鉴于渭水和骊山是这片低地的重要参照物，我们可将之命名为“骊渭平原”。即使没有地缘或者风水知道，普通人也很容易看出“骊渭平原”的地理优势。从山形水势的角度看，你会发现“骊渭平原”与“洛阳盆地”在地理上的共同点，是都属于秦岭山脉的凹陷处。区别只在于，在洛阳方面配合这个凹陷处聚拢王气是黄河；在长安方面则是渭水。
无论对于骊渭平原还是整个关中平原来说，渭水都发挥着地理核心的作用。这条由西向东流淌的河流，在横穿整个关中平原之后于华山脚下注入黄河，使得关中平原还有一个更具地理属性的名称——渭河平原。不过滋养关中平原的这段渭水，并不是渭水的全部，而只是渭水的中下游，其中关中地理中心属性的咸阳是其中下游的分割点。至于上游部分，则向西穿越陇山与秦岭之间的缝隙，向西一路上溯至青藏高原的边缘。换句话说，整条渭水其实就是沿着西秦岭山脉和中秦岭山脉北麓在流淌。
在东秦岭山脉，渭水其实还在沿山麓一路向东延伸。问题只在于，从青藏高原奔流而下的黄河，在兜了几个大弯之后，穿越南北向的“晋陕大峡谷”，在华山脚下与渭水相会。鉴于双方的体量差距，渭水失去了对华山以东河流的命名权。此后沿着东秦岭山脉北麓奔流的河水，开始以黄河之名一路向东，直至在嵩山外延丘陵属性“三皇山”以东，彻底摆脱了秦岭的约束，走上了一条上下摆动、变化无常的不归路。正因为如此，作为秦岭最东端延伸点的“三皇山”会被认定为黄河中、下游的分割点（因此山上有“桃花峪风景区”，也有称此分割点为“桃花峪”的说法）
华山——嵩山北麓的这段东西向黄河，我们可以将之称为黄河“华嵩段”。正是在渭水与华嵩段黄河不仅与秦岭一起，打造出了一第贯穿第二阶梯的东、西地理中线，更形成了一条沿秦岭北麓东行，将整个黄土高原与华北高原连接在一起华夏文明的扩张线。不过渭水虽然是关中平原的主线，但光靠它的干流也是撑不起整个关中平原的。那些分布于渭水两岸的支流，不仅与之共同哺育了关中平原，还能够将关中平原的地缘影响力，辐射向周边乃至更远的板块。下一节，我们就将把这些河流中最重要的几条，展现在大家面前。

京畿之地3 八水绕长安
没有一座城市的存在离得开水，对于一座都城来说，这个要求会更高些。历史上，位于关中平原的这个都城区一直有着“八水绕长安”之说，这八条河流分别名为：渭、泾、沣、涝、潏、滈（镐）、浐、灞。这些能够帮助大家更精确定位长安的河流中，有六条位于“骊渭平原”之上，由西向东包括：涝水、沣水、潏水、滈水、浐水以及灞水，我们可将之统称为“骊渭六水”。
骊渭六水中位于最西侧的是现名“涝峪河”的涝水。如果说骊山确定的是整个古都区的东界，那么在咸阳西南方向汇入渭水的涝水，确定的就是古都区或者说骊渭平原的西界。一般情况下，能够带来肥沃冲积平原河流下游总是更容易受到关注，只是受地形和人为干扰，河流的下游往往处在不稳定状态。比如涝水下游就曾经在北魏时期断流，成为其它入渭支流的二级支流。
相比平原地区下游河道，河流们在峡谷中的行进方向要稳定的多，除非发生大的地质灾害，否则当下我们看到的流向，与几千年前并没有什么区别。对于生活在盆地中的人来说，这些上游河道虽然农业和人口潜力有限，但却是走出盆地时必须依靠的天然通道。基于开发和维护成本，只有很少数峡谷有机会成为交通干线。从这个角度说，涝峪河是幸运的。当下的北京到昆明的“京昆高速”（G5），在穿越秦岭时就是先借助涝峪河谷，然后再经由汉水左岸支汶水河及隧道，接入秦岭南麓的汉中盆地。
然而涝峪河的幸运并不等于是涝水的幸运。借助现代桥隧技术，横切了多条河流的京昆高速路线，历史上并未成为穿越秦岭的选择。而涝水东侧的“沣水”，不仅在下游地区成就过骊渭平原国都史开端的“丰京”，其上游峡谷亦成为著名的“子午道”的北段。熟读三国的人都知道，魏延曾向诸葛亮献计，通过子午道奇袭长安。虽然这一建议并未被采纳，但却让这条古道为众人所熟知。时下，作为210国道的组成部分，沣水上游峡谷及大部分子午道，依然在发挥着重要的交通作用。至于子午道的具体走向，以及子午道奇谋的可行性，就要留待进入历史线后再行解读了。
离开沣水继续向东，接下来映入眼帘的是与之相依的滈水。顾名思义，滈水下游的历史，是由“镐京”所打开的。从位置上来说，滈水北出秦岭的峪口，正对着西安市的中轴线。只是在进入骊渭平原之后，其流向开始向西偏转向沣水方向贴近。这也是为什么，丰镐两城如此的接近。然而与涝水一样，滈水下游河道亦在历史上发生过变化。不同之处在于，涝水现在尚能独流入渭，滈水则变成了沣水的支流。
与滈水同样命运的，还有在它东侧流淌的潏水。这条从汉长安城穿城而过，为长乐、未央等汉代宫阙供水的河流，当下也在西安城南绕城而过，向西流淌成为沣水的一条支流。而上述两水都是在隋唐时期失去了独流入渭的资格。可以这样说，长安城的开发的扰动，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如果一定要找个“罪魁祸首”的话，这个锅应该由汉武帝来背。
公元前120年，为了将云贵高原和南越之地纳入帝国范畴，汉武帝下令在长安城西引沣、滈、潏三水兴建名为“昆明池”的人工湖，以训练水军。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此前出使古滇国的使者，在滇国看到了又名“昆明湖”的滇池，并将信息汇报给汉武帝。虽然这一工程的修建，对中央之国的版图扩张起到了推动作用，但客观上却是打乱了沣、滈、潏三水的水系结构。及至唐代昆明池干涸成陆后，三水遂彻底变成了一水。当下滈水上游河谷亦成为了一条高等级公路——G65高速公路（包头-茂名）的组成部分，至于潏水则暂时还没有受到命运的垂青。
骊渭六水中的最后两个成员，是发源于骊山之南的浐水和灞水。其中更靠近骊山的灞水，由于集水区面积更大而拥有更高的水量，并县很早就在下游接纳了浐水的汇入。同时骊山的存在，还为浐灞两水的中游，营造了更多的黄土塬地貌。通过小说而扬名天下的“白鹿原”，便是位于浐灞两水之间。对于当年生活在这片京畿之地的富贵人家来说，浐灞两河最吸引人之处是依山傍水、风景秀丽。如果想在城外建处别院修生养性的话，没有比浐灞河畔更惬意的选择了。
然而对于要额外承担大量人口的都城来说，增添的诗情画意只是河流的一个副产品。除了为居民提供生活用水以外，将从外部调集的物资，利用水路输往都城各个角落，是河流的另一项重大作用。为了做到这点，汉长安城在骊渭平原上，修筑了以西起昆明池、东至灞河河口的“昆明渠”为主线，辅以数条支渠的漕渠工程。只不过，随着历史的变迁，这些古代工程都已经成为了遗址，甚至很少有人知道他们曾经存在过。
无论是一条天然河流，还是一项人造工程，要是有机会被文人所称颂，甚至引申出成语来，那么被后人所知晓的概率将会大大提升。比如由于灞水水深，颜色浓厚深沉；浐水水浅，水色素白淡雅。古人就用了“玄灞素浐”四个字来概括这两条河流的特点。只是这四个字并没有升级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成语。要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四字词都能够被认证为耳熟能详的成语，想要做到这点，必得在本意之外还有用来喻指它事的价值（因此而被多多引用）。
“玄灞素浐”的悲剧，很大程度是因为在这两条河流之侧，诞生了一个内涵相似，但却更容易引发视觉冲击力的地理现象——“泾渭分明”。泾渭分明的本意，是指泾水在注入渭水时所形成的虽同处一河，但却互不相融的景象。对于自视清高的古代文人来说，这种现象代表着一种明辨是非的品质。疑问之处在于，在不同时期的人观察下，泾渭分明有时显现为“泾清渭浊”，有时却又变成了“泾浊渭清”。
戊戌六君子中最为知名的谭嗣同在实地考察后认为，两河在丰水季的水都很混浊，而在枯水季时则都很清澈。由于两河上游所流经的区域不同，进入丰水期会有个时间差。在这个时间差内就会形成“泾渭分明”的景象。渭水上游经行的是陇右高原，而泾水上游覆盖的则是陇东高原，上游的板块差异，使得这种时间差成为可能。至于到底是谁清、谁浊，就要看陇东、陇右两大高原谁先迎来雨季了（先迎来更多降水的河流水色先变混浊）。
位于陇山之东、子午岭之西的陇东高原，与相邻的陕北高原及终南山一起，共同围就关中平原。泾水一头覆盖陇东高原、一头对接骊渭平原的地理位置，使得以定都于西安地理的王朝，在控制这片屏障之地时会更为的便捷。回到春秋战国时期，征服那些生存于关中平原周边高地上的边缘部族，则是决定秦国能否集中力量应对关东六国的前提。
以：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居于华夏周边的“华夷五方”视角来说，生活在中央之国西部的边缘部族被统称为“戎族”。历史上，对秦国造成过最大威胁的戎族，就是控制了陇东高原的“义渠戎”（后为秦国的宣太后所灭）。由此也可看出，泾水和陇东高原的地缘重要性。
既然已经说到了泾水，就不能不提与之在关中地区具备同等地理、地缘地位的另一条渭水支流——北洛水了。之所以在这河流前面加注一个方位词，是因为在洛阳盆地之中，还有一条名为洛水的河流。与泾水对陇东高原的全覆盖不同，北洛水所覆盖的只是陕北高原的南部。这个顽强向前套平原延伸的高原，在延安及其以北地区，是由一系列包括：延河、清涧河、无定河、窟野河等河流的独立河流所覆盖。这些河流的共同特点，是并没有成为渭水支流，而是由晋陕大峡谷直接注入黄河。
没有能够对陕北高原进行全覆盖，使得北洛水无论从流域面积还是流量来说，都要远小于泾水。以年平均径流量来说，泾水要超过北洛水一倍有余。更大的水量及流域面积，意味着更大的影响力。而这一影响力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巨大的水量，一方面让丰水期的泾水成为了关中平原最大的水患威胁；另一方面，也让泾水为关中平原的农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为关中平原提供充沛的灌溉用水以外，即便是那些让泾水变得混浊的泥沙，也并非一无是处。早在先秦时期，生活在关中平原的华夏先民就已经发现，在洪水漫灌土地之后，泾水所带来的大量黄土会沉淀于河岸的农田之上，客观上为农田定期补充肥力。换句话说，只要因势利导，泾水可以同时在农业上发挥灌溉和增肥的作用。这与万里之外的古埃及人，利用尼罗河洪水的做法如出一辙。
另一个利用泾水的案例，是秦国所修筑的郑国渠。公元前246年，秦国的实力已然膨胀到能够以一国之力，横扫关东门国的程度。横亘崤函通道的韩国，将是秦国统一天下所以扫清的第一个障碍。为了延缓秦国的战略进攻时间，韩国主动向秦国建议修筑沟通泾水与北洛水的灌溉工程，并派出了名为“郑国”的水利专家前往秦国服务。这一水利工程亦因此被命名为“郑国渠”。
在陕北高原与陇东高原的南部边缘，具体负责围就关中盆地的这部分山体被统称为“北山”。郑国渠的施工位置，即是位于泾水与北洛水之间的北山南麓。由于关中平原整体呈现出“西高东低”的地势，泾水河谷的海拔较北洛水要更高些。这使得郑国渠能够将部分泾水引入北洛水下游。如此设计的一大作用，在于可以帮助流量巨大的泾水，在丰水期将部分洪水分流至北洛河下游。由于北洛水的入渭之口，与渭水入河之口无限接近，这部分相当于直接接入黄河的泾河之水，还能够大大降低渭河在洪水期的压力。
位于渭北之北、泾洛之间的这部分关中平原，我们可以称之为“泾洛平原”。 除分洪之外，沿北山南麓东西横流300里的郑国渠，还相当于为泾水以东、洛水以西、渭水以北的“泾洛平原”地区，设置了一个位于高位的水塔。利用天然落差所形成的自流现象，通过郑国渠干流向南挖掘的众多支渠以及水门，关中之民能够精准调节汇入泾渭平原的水量，打造出一张帮助“泾洛平原”增产的农业灌溉网。鉴于“泾洛平原”的面积约占整个关中平原面积的1/3，提升其农业潜力对秦国的影响力之大可想而知。
公元前236年，经过十年的修筑，郑国渠开始投入使用。以郑国渠的完工为起点，秦国正式开启了统一天下的进程。顺便说下，事实上秦国在修筑过程中已经发现的韩国的阴谋。只是这的确是一项对秦国有利的战略工程，所以秦国并没有停止工程，而是继续让郑国负责完成了整个工程。至于韩国，则在郑国渠完工后的第6年，成为关东六国中第一个为秦国所灭的诸侯。
进入汉代之后，郑国渠依然在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了完善整个灌溉网，武帝时期在郑国渠之南又修筑了一条仍为东、西走向，名为“白渠”的辅线，与郑国渠合称为“郑白渠”。及至唐朝，地势最高的郑国渠逐渐被放弃，白渠则演化出：太白渠、中白渠和南白渠三渠，并称为“三白渠”。不过泾河高含沙量虽然可以用来肥田，但也容易淤塞渠道。以三白渠为例，每二十年需要全面疏浚一次。而郑国渠和白渠在东汉将政治重心迁往洛阳后，曾一度因疏于管理而能效大减。
好了，通过对骊渭平原和泾洛平原的解读，大半关东平原的地理、地缘结构已然浮现在我们眼前。就当下正在解读的历史来说，剥离出两个地理单元的意义还在于明晰“三辅”的位置。大略对应的话，三辅或者说三秦中的“京兆尹”，包含的是以骊山为地理中心，从骊渭平原至华山渭河以南地区；泾洛平原直至黄河的部分，则属于“左冯翊”的范围。除了充当核心区的平原部分以外，前者还包括所对应的北山地区，后者亦相应向秦岭延伸了行政范围。
在三辅中两个成员的地缘脉络逐渐清晰后，接下来进入视野的自然是右扶风了。如果以现在的行政区划来大致对应的话，京兆尹和左冯翊所对应的主要是：西安、商洛、铜川、渭南四地区，二者以渭水为界；宝鸡、咸阳两地区则对应右扶风。需要再次强调的只是，无论以地理单元还是当代区划来对应古人的行政切割，都只能是大致对应。受限于篇幅，除非是牵扯至某桩公案，比如事关诸葛亮结庐之地的南襄之争，一般情况下并不会去详解每条行政边界的具体位置。透过这些板块对应关系，摸清背后的规律性才是最重要的。

京畿之地4 周原与关中四塞
以方位来说，三辅中的“京兆尹”、“左冯翊”对应的是关中平原的东南部和东北部，右扶风则独自对应关中平原的西半段。这看起来倒是与三国鼎立的格局颇有些相似。区别在于，在三国格局中独占北方的曹魏政权，同时也控制着中央帝国的政治中心。而在这三辅当中充当政治中心的是面积最小的“京兆尹”。
虽然京兆尹地区凭借骊渭平原的地理优势，成为了整个关中平原的地缘政治中心，但右扶风地区却是关中地区进入文明序列的起点。无论是周人还是秦人入主关中平原的第一站，都是在右扶风地区，更具体来说是位于宝鸡地区北部的那片黄土塬之上。这片如今沟壑纵横的黄土塬，就是广义概念下的“周原”。整个周原地区北依陇东高原边缘的“岐山”、南至渭水；西起陇山脚下的千（汧）河，东达岐山东部的漆水流域。以当下的行政区划来说，涉及隶属宝鸡地区的：凤翔、岐山、扶风三县，以及被划归咸阳的武功县。
作为一块黄土塬，周原并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平原。其形成与这一地区的地理结构有关。在关中平原的最西端，围就关中平原的三大山地：北山、终南山、陇山之间的关系显得异常亲密。使得这部分相对低地的平均南北纵深只有25公里。反观关中地理中心属性的咸阳，这一数字则能够增长到75公里。与此同时，由于没有骊山这样的突出部影响，渭水在这一区域内更多是贴着秦岭在流淌。受这两大地理因素的影响，一方面渭水之北的周原成为了关中平原西端最大的低地板块；另一方面周原地区的海拔又整体要高于关中平原腹地，并被周边河流切割成桌状台地状。
注入周原的河流即滋养了这片土地，也破坏了整个台地的完整性。由于水土流失严重，当下的周原地区内部沟壑纵横，被分割的支离破碎，但在周人和秦人兴起的年代，周原地区的水土流失现象还没有现在看到的那么严重，更具整体感的桌状台地顶部，让周人能够在此聚落成长、发展农业，并籍此跨入文明的门槛。之后入主关中平原的秦人，同样遵循着周人的足迹。区别在于，秦人在进入关中平原之前，并不是在陇东高原定居。出身于东夷体系的秦人，在殷商和西周前期的农牧范围，一直是在陇西高原。
从水系上看，覆盖周原地区的河流虽然源出于陇东高原，但却并非属于泾水水系，而是各自独自注入渭河。在一个树状水系的下游地区，分布有部分流程较短，同时没有被收编的小型河流属于常态。通常情况下，这些小型河流并不会引发特别关注，甚至在流域划分时被直接纳入左近大河的范围。除非这条河流以在地缘上有什么特别的贡献。
帮助周原确定东西地理边界的漆水和千水，就是这样两条有贡献的河流。如果说两河之间的岐山，充当的是周人进入关中平原的地标，那么可能抬高漆水身位的则是华夏民族的人文始祖黄帝。传说中，黄帝部落最初是在姬水流域繁衍生息，漆水则被很多研究者认定就是姬水。考虑到周人源起自岐山一带是可以确定的，而周人又视黄帝部落为父系来源，这种推断还是符合地缘逻辑的。
至于位于周原最西端的千水，同时也是渭水在关中平原所纳入的第一条支流。地理位置上看，千水干流的经行路线，是陇山与陇东高原之间的夹缝。这条发源于陇山东坡，在宝鸡市境内入渭的河流，是秦人先祖进入周王朝封建序列时的始封之地。公元前9世纪初，善于养马的秦人获准跨越陇山分水岭，在千水上游地区专事为天子养马。对于秦人来说，陇山并不是一条地理障碍。他们在关中平原最西端获得立足点的同时，也并没有放弃在陇右高原的经营。
事实上，陇山本身就蕴含有优质的草原。这片位于千水源头、陇山之上的草原，现在的名称是“关山草原”。自秦国的始封之祖“秦非子”在此为周王朝牧马之后，历代王朝都将这片草原作为重要的马匹供应基地。从周王朝的角度来说，将秦人引入陇山之东的目的，并不仅是为关中平原提供稳定的马匹来源，还在于可以利用这些勇猛的牧马人抵御那些戎族的侵扰。其动机与后世诸中原王朝在农牧交界之地，吸纳一些游牧部族戍边并无二至。
然而这种做法本身也是双刃剑，一旦双方的平衡关系被打破，这些王朝的守卫者亦有可能成为王朝的掘墓人。好在2000多年前的秦人，还是忠实的履行了他们的职责，并成为了华夏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千水上游为西周王朝牧了一个多世纪马后，秦人再次迎来了一次历史机遇。公元前771年，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为犬戎部落所杀，继任的周平王被迫东迁洛阳开启“东周”时代。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的秦人得以正式进入诸侯序列，被分封于千水与渭水交汇之处。
秦人随之在“千渭之会”所兴建的都城，不仅成为了秦人正式进入关中平原的标志，亦成为了今天宝鸡市的城市史开端。此后一路向东的秦人，又花了5个半世纪时间成为天下之主。将千河与关山草原呈现在大家面前，并不仅仅是为了追忆秦人是如何融入华夏的，而是因为它们还代表着一条进出关中平原的重要通道。无论是当年的秦人，还是后来经营这片土地的王朝，如果想从陇右进入关中地区，使用最多的路线都是在溯渭水上游支流翻越陇山分水岭后，再沿千水而下进入周原地区。这条位于甘肃省张家川县与陕西省陇县境内的线路，被称之为“陇关道”。后世王朝为扼守这条通道而构筑于分水岭之上的关口，亦因此被统称为“陇关”。
然而当我们沿着千河及陇山西麓的对应河谷，在地图上画出一条沟通关中、陇右的通道后，就会发现这条线路相当于跑到陇山中部绕了一个大圈子。之前的内容曾说过，沿秦岭北麓流淌的渭水，能够直接串连起来陇右高原和关中平原。这条水路连接线，在陇山与秦岭之间的部分被称之为“渭河峡谷”。以几何原则来说，渭河峡谷才应该是最好的选择。
那么渭河峡谷有没有可能成为这样一条交通干线呢，答案是肯定的。今天，利用现代工程技术，沿渭河峡谷已经打通了310国道和G30高速两条交通干线，将陇山之西的甘肃省天水市，与陇山之东的陕西省宝鸡市串连起来。只是在没有这一技术能力的古代，山高水急的渭河峡谷不仅难以行船，同时也难以开辟沿河道路。虽然历史上，有过在渭河峡谷的崖壁之开凿栈道的做法，但这一高建造、维护成本的方案，并没有成为最终的选择。
渭河峡谷没能成为主通道，是因为陇山之上存在着成本更低的替代方案。作为秦岭支脉的陇山，其最宽处也就是与秦岭主脉分离的位置，之后越往北部走势越弱。秦人于陇山中所走出的这条“陇关道”不仅更易于通行，在陇山分水岭一带还有优质的天然牧场，能够经济上额外加分。此外除千水以外，泾水也同样发源于陇山山脉的北部。这意着着沿着泾水的源头上溯，同样有可能打通一条勾连陇山东、西两侧的道路。
历史上，遵循上述线路被打通的道路，被称之为“萧关道”。顾名思义，扼守萧关道的关口是“萧关”。其位置位于今宁夏自治区固原市南约40公里处。在水系上东接泾水源头，西接时称“瓦亭水”的渭水左岸支流葫芦河。由于同样是在扼守陇山，唐朝时的萧关被称之为“陇山关”。当然，如果一定将整条山脉依南、北分割为陇山和六盘山的话，那么萧关和萧关道所指向的算是六盘山部分。
位置上看，千河源头所指向的“陇关”，主要是负责关中平原与陇右高原之间的交通；萧关则更偏向于连通陇山东、西两大高原腹地。在丝绸之路开通后，这两个紧要关口都成为了进出长安的选项。现在问题来了，既然陇关道和萧关道所打通的都是陇山山脉的孔道，那么谁的地缘政治价值要更大些呢？或者说，谁才更有资格被认定为是关中地区在这个方向的大门。
历史上，在保护关中盆地安全的问题上，向有“关中四塞”之说。在陇关和萧关当中，能够跻身其中的是与关中平原距离更远的萧关。之所以能够挤掉有秦人背书的陇关，是因为萧关除了能够连接陇山东西以外，还必须面对来自西套平原的压力。在西套平原屡屡成为中原王朝与边缘民族争夺焦点的情况下，守住萧关的意义显然要更大些。也正因为如此，萧关在“关中四塞”中的定位并不是西大门，而是北大门。
陇关与萧关两关在地缘位置上的差异，同样体现在东汉王朝的行政归划中。这当中直接负责关中平原安全的陇关，被归入了司州范畴，而萧关及其所直面的陇右高原、西套平原、以及北山以北陇东高原，都属于凉州的范围。等到凉州部分展开，相信大家无论对陇关道还是萧关道的地缘政治价值，都会有更深刻的理解。
既然位于陇山之上的萧关成了关中地区的“北大门”，而在方位上看起来有资格做西大门的陇关，又没能成为“关中四塞”的成员，那么到底谁得到了这个称号呢？答案是“大散关”。而它所指向的战略通道，被称之为“陈仓道”。提到陈仓，大多数人马上会想到一个典故——“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公元前206年，从鸿门宴脱身的刘邦，接受了前往秦岭之南的汉中盆地就任“汉王”安排。在穿越秦岭之后，刘邦下令烧毁了栈道，除了防止被再次追杀外，更是让项羽相信自己没有反意。
刘邦当时前往汉中时所使用的越岭通道被称之为“褒斜道”，其在关中平原的入口，位于隶属宝鸡地区的眉县。在终南山的通道部分，由北部的斜水及南部的褒水两条河谷所组成。所谓“明修栈道”，指的就是修复褒斜道上的栈道。不过史书中其实并没有汉军“明修栈道”以迷惑对手的记录。至于褒斜道本身，如果你知道斜水河谷又被称为“斜谷”，斜水在渭水之南所对应的黄土塬叫作“五丈原”的话，相信就会明白今后有足够重头的三国故事，来帮助我们了解它的一切。
虽然“明修栈道”事件到底有没有发生过存疑，但汉军在韩信的率领下，由陈仓道攻入时名“陈仓”的宝鸡却是史实。这条从陈仓出发向西南方向穿越秦岭的通道，绝大多数时候是依嘉陵江源头身份的“故道水”而行。知道嘉陵江的人，大抵都知道它的下游与长江一起造就了重庆。这意味着沿故道水一路南行，最终能够纵穿整个四川盆地。单凭这一点，陈仓道及扼守这道古道北端的“大散关”，便有资格跻身关中平原的门户之列。
另一项能够为陈仓道加分的地理因素，是故道水正位于中、西秦岭山脉之间的夹缝。尽管同样通行艰难，却胜在不用开凿栈道也能够穿越秦岭。在栈道技术被开发出来之前，包括终南山中那些依靠栈道通行的峡谷无法通行时，陈仓道几乎成为了由关中平原直入蜀地的唯一选择。然而困惑在于，无论是陈仓道的行进方向，还是四川盆地与关中平原的相对位置，指向的都是南方。换句话说，大散关看起来更应该被称为为关中地区的南大门。
之所以没有这样定位，是因为在骊渭平原南部有一条帮助长安城，东南向连通南襄盆地的通道——武关道，被认定为南出关中的通道。考虑到骊渭平原的中心位置，以之为参照物定位的话，位于武关道中间的“武关”的确会更有资格被认定为关中地区的南大门。除了“武关道”之名以外，这条东南向通道在历史还拥有：商於道、商山道、蓝田道、等名。由于这条重要战略通道的西半部是沿丹水（丹江）而行，东半部亦依托了丹水的左岸支流，因此从地理角度也可将之命名为 “丹江通道”。
武关道的行政起点是位于西安市东南方向的蓝田县，然后向东南串连起了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以及隶属河南省南阳地区的西峡县、内乡县。在秦末战争中，项羽曾与诸将约定“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刘邦之所以能够抢在项羽之前入主咸阳，便是因为绕道秦军防御薄弱的武关道。
作为关中四塞的成员，秦军不可能不知道武关道的价值。之所以没有在武关布以重兵，是因为秦军的防御重心是在关中四塞中，地缘位置最为显赫的函谷关。考虑到在这个方向进攻的是项羽，秦军的这种做法看起来并不算错误。虽然即便如此，秦军也还是未能阻止项羽攻入关中。而秦军这种顾此失彼的选择，所造成的最重大后果，是让刘邦抢先一步进入关中，并通过“约法三章”笼络了秦地的民心。
在潼关取代函谷关成为崤函通道的节点后，关中四塞东大门的称号也随之转移到了潼关头上。相比另外：北萧关、西散关、南武关这三个在对应方向上有些偏差关口，无论是函谷关还是潼关，被定位为关中的东大门都算得上是名符其实。作为发生过很多三国故事的主通道，在摸透洛阳盆地的地理结构后，崤函通道及其各关口的前世今生，将会成为解读的重点。

京畿之地5 伊洛盆地与京洛五都
纯粹从地理角度看，“洛阳盆地”更应该被称之为“伊洛盆地”。发源于东秦岭山脉腹地的洛水和伊水，东南向斜穿盆地之后，在归属洛阳的偃师市境内汇聚成为一河，最终由划归郑州市的巩义市境内注入黄河。就对整个板块的地理贡献来说，伊、洛两水实在难以分出个高下，以至于两河并流后的下游河道被合称为“伊洛河”。
基于伊洛两水于整个盆地的核心地位，“伊洛”二字常常被用来代指洛阳及其整个盆地区。此外由于“洛水之阳”的位置，同时也是黄河之南。历史都城选址于洛水之北的客观事实，使得古人亦常以以“河洛”（黄河与洛水之间）之名代指这片土地。考虑到无论是狭义的洛阳城范围，还是广义的洛阳地区都不能覆盖整个盆阳盆地，而黄河之于这片土地虽然重要，但位置又过于边缘， “伊洛盆地”这个地理标签看起来会更容易表明整个板块的地理属性。
尽管伊水和洛水的下游共同成就了伊洛盆地，但一定要从地缘政治层面，在两河中分出个高下的话，还是北边的洛水更重要一些。史记中有着“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论述，意指夏、商、周三代都曾经在“河洛”地区建都。事实上，三代建都只是一个开始。关于洛阳到底成为过多少朝代的都城，一直有着不同的说法，有说是十三朝，有说是十五朝的，涉及到夏、商、西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朝、唐朝、武周、后梁、后唐、后晋等等。
由于洛阳城在东汉及魏晋时期都充当着都城的职责，对于洛阳及洛阳盆地的解读，会更为的细致一些，也不会仅限于三国时代。好在并不是所有的政权都会营建新都，很多王朝会继续使用前朝所留下的都城，尤其是那些处在割据状态，无暇大拆大建的王朝。以城址来说，伊洛盆地总计分布有：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东周王城遗址、汉魏故城遗址、隋唐洛阳城遗址等五大都城遗址。而这些都城的共同特点是沿洛水构筑。正因为如此，不管将这片土地用“河洛”、“伊洛”还是“洛阳”代指，这个“洛”字肯定是不能缺席的。
历史上“京洛”一词曾经作为国都身份的洛阳城代名词。据此我们可将伊洛盆地的五个都城遗址称之为“京洛五都”。作为京洛五都的1.0版本，二里头遗址很有可能是夏王朝所营造的都城，后来被商朝沿用了一段时间再被废弃。之所以说很可能，是因为部分研究者认为，位于洛阳偃师市西南的二里头遗址，虽然在时间上横跨夏、商两代，但夏王朝是否真实存在过，还缺乏殷墟甲古文那样的直接证据。
即便不能被正式确定为夏都，通过丰富的考古发现，二里头遗址曾矗立过一个国都级城市，却是没有疑问的。相比为其的身份正名，更加吸引我们目光的是它的选址。这座最早能追溯到3800年前的都城，虽然是伊洛盆地都城史的开端，但观察过遗址的位置后，它是否能算作“洛阳”的起点却是有些疑虑的。这是因为当下的二里头遗址主体并非位于“洛水之阳”，而是位于洛水之南、伊水之北。考虑到伊洛盆地中的后四个都城选址，都符合“洛水之阳”的定义，这个最初的选择看起来的确有些奇怪。
其实最早在二里头定都的不管是夏朝、商朝，还是其他政权，这个选择都是与后世一脉相承的，引发混乱的是洛水的河道变迁。换句话说，现在能看到的洛水并不是古洛水的走向。在二里头被选定为都城时，洛水还是在二里头的西部而不是东部与伊水相汇，然后从二里头之南流淌而过。这也意味着这座都城仍然是位于古洛水的北岸（更准确的说法是“伊洛河”北岸）。考虑到伊洛两水在整个板块中的核心地位，这样一个能够同时控制伊洛两水的位置，的确有理由被选定。
那么二里头的选址是不是最佳的选择呢？关于都城的选址，先秦著作《管子》中曾设定过一个客观标准“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意思是说：国都的选址就算不能在山麓，也要在河流近旁。但选择依山的话，地势不能高到干旱无水，要保证有充足的供水；选择河边的话，也不选择在低洼之地，以避免要再修筑沟渠防止水患。
选定二里头作为都城的王朝，便是遵循这后一个标准，选址于古伊洛水北岸的一块地势略高的台地。在历经3000余年的风霜岁月后，今人依然能够在地面挖掘二里头遗址，证明的这一选址的确有他的道理。后来控制二里头的商朝，则依照前一个标准于二里头东北向约7公里处依山兴建新都，这就是“京洛五都”2.0版本——偃师商城。之所以用的是“商城”这个笼统的称呼，是因为商朝是一个很喜欢迁都的王朝。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还不能十分确定这座都城对应的是哪座商都。
偃师商城位于偃师市区的西侧，其与二里头在位置上最大的区别，是除了南向直面洛水以外，背面直接依托了一条历史名山——邙山。如果说一提到骊山，大家就会想到长安，那么最能被洛阳引发联想的山体，应该就是邙山了。如果说骊山俯视的是长安城“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世间百态，那么邙山为京洛所青睐，则是因为它成为了太多帝王将相的最终归宿。
唐诗有云“北邙山头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旧墓人家归葬多，堆着黄金无买处”。由于风水实在是太好，在当时即便是肯出高价，想在这块被视为风水宝地的山岭中觅得一块归处，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至于说邙山的风水到底怎么样，这个要风水大师们去解读了。不过从地理角度看，邙山的确有其独到之处，甚至可以说它的存在，保护了伊洛盆地的安全。
一个标准盆地的四周都有要山体存在。在低比例尺的地形图上审视伊洛盆地，很容易认定这是一个三面被山地所包裹，一面与黄河相接的不那么标准的盆地。再放大看会发现，其实黄河与盆地之间，还横亘着一条东西长约百里的山岭，这条山岭就是“邙山”。在地理上，一般被认定为崤山在黄河与伊洛河之间的延伸。
基于身处洛阳之北的位置，邙山又有着：北邙山、北山、北邙等不同的名称。不管叫什么名字，围就伊洛盆地的所有山体中，平均海拔仅有300米的邙山都是体量最小、海拔最低的一条。不过要是换个角度，把邙山视为阻挡黄河水南侵的天然大坝，这个高度就是顶级水坝的高度了。较小的体量还带来一个好处，那就是邙山本身所收集的降水，不至于对构筑于山麓的城市，造成水患威胁。
邙山的另一个作用，是抬高了伊洛盆地西北部的地势，在周边其它山体的配合之下，固定住伊水和洛水在盆地内的走向，让伊洛之水能够稳定的从邙山东端，与嵩山延伸山地间的缝隙流出注入黄河。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三面环山的江汉平原和洞庭洞平原，一直以来都面临着较大的防洪压力。云梦泽的存续史以及荆江的不稳定，都是因为长江之水在这一地区缺乏地势的约束。从这个角度说，洛阳盆地较小的体量，倒也算得上是一个优势。至于将二里头遗址移到洛水之南的那次大改道，后面我们会解读到，那其实并非自然之力，而是受到了人力的干扰。
对比伊洛盆地以东、以北那些在历史上同样有机会竞争国都，但却没有这层天然大坝保护的板块，邙山的贡献会更加的明了。以三国时代的情况来说，曹魏在选择首都之时，最起码有：洛阳、长安、邺城、许昌、谯五个选择。也就是之前曾经说过的曹魏“五都”。这当中，曹操在晋升魏王之时为自己选定的根基之地“邺城”，是洛阳延伸首都之位的有力挑战者。
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被汉献帝封建为魏王的曹操，在将邺城选定为自己的根基之地时，就开始着手进行过一系列基础建设，以提升邺城的地缘竞争力。最先开启的是一项连通漳水与黄河的运河工程——白沟运河，以打通邺城与黄河乃至济水、淮河之间的水上交通。实际上，齐桓公在公元前7世纪始建邺城之时，这本来完全不是问题。因为漳水只要向东再流淌50公里左右就可以汇入禹贡黄河。到了汉志河走向的西汉时期，漳水与黄河的相交点虽然北移到沧州的西部。使得漳水与黄河之间的交通距离，骤然增加了差不多300公里，但最起码二者之间的水道还是可以连通的。
然后到了黄河进一步南移的东汉时期，情况就发生质的改变了。随着黄河的离去，漳水开始开拓自己的河道独立北流，并在汇合滹沱河之后，利用汉志河的入海口成为了一个完全独立的水系。这意味着选定邺城为自己根基之地的曹操，虽然南距黄河仅6、70公里，但却没有办法将之与黄河连接在一起。更别说利用鸿沟、邗沟等前人留下的运河工程，打通邺城与济水、淮水，乃至长江之间的漕运网了。
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办法，仍然是开挖新的运河。和漳水强势向北开通自己河道不同的是，与之近在咫尺的洹水（安阳河）仍然按照最初的路径，向东老老实实的注入禹贡黄河的南段，而这段后来被命名为“白沟”的黄河故道（现在的为卫河所用），与黄河新道的距离最近处仅有十公里（在今河南浚县一带）。
有鉴于此，曹操先是向南就近挖通了漳水与洹水（安阳河）之间的运河，再打通了白沟与黄河之间的水道。使得邺城能够成为整个中央之国内河交通网上的一个点。然而漳水及华北平原水系的不稳定，使得依附其存在的邺城始终有点先天不足。与连通四渎的运河工程相比，一定要用两个条人工运河将之与黄河沟通，倒不如直接选择不受黄河改道影响，但又有水道与黄河相连的洛阳作为政治中心。在曹丕代汉之后，已认定自己是天下之主的曹魏也的确这样做了。
究其根源，邺城在后世政治地位的下降还受到了太行山和漳水水势过大的影响。尽管人类可以利用运河一定程度改变地理环境，但这种改变在自然力之前要显得弱小许多。由于在上党高地蓄积了太多能量，漳水的频繁改道不仅让活着时做了多年河北人的曹操，戏剧性的在死后为河南省GDP和文化事业做贡献，更对一个与“大野泽”一字之差的上古大湖——大陆泽，造成了致命影响。
大陆泽又名“巨鹿泽”，故址在今河北省邢台市东北部。在禹贡黄河时代，自大陆泽以西而下的太行山之水，会在穿越山前平原之后先汇入这个大湖，然后再变身成为黄河之水。秦统一天下之后，原为赵国故地的巨鹿泽周边地区被建制为了“巨鹿郡”（项羽破釜沉舟战胜秦军之地，便是在巨鹿）。这一建制在两汉时期得到了延续，并依地理、地缘关系被划入了冀州板块。
大野泽一样，今天我们也已然看不到巨鹿泽的存在。不过这事倒是怪不到宋江也怪不到南宋头上。因为隋朝的那次漳水改道，不仅将古邺城一分为二，还将原本从大陆泽东流淌而过的漳水，转移到了湖泊的西侧。这一改变帮助漳水截流了那些原本注入大陆泽的太行山之水，使得这个黄河下游最大的湖泊因缺水而面积迅速缩小（在唐代仅余东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的水域）。
把视线拉回到伊洛盆地和偃师商城上来。在邺城和大野泽沧海桑田式变迁的映衬下，伊洛盆地的地理稳定性显得更加的珍贵。在可以选择的情况下，背山面水的选择会更加的安全。透过二里头遗址与偃师商城的命运也可以看出这点，仅仅在河岸边选择了一块地势略高处的二里头，在古洛水向北改道之后，不仅主体变身到了洛水南岸，还有少部分被隔离到了新洛水的北部（包括被河流损毁了部分）。反观战略性向邙山靠拢的偃师商城，今天却得以完整的留存于洛水之北。
喜欢迁都的商王朝，并没有将都城一直固定在偃师商城。这座都城由兴到废，时间跨度约200年（公元前1600年——前1400年）。在武王伐纣之时，商王朝的最后的都城，已经移至黄河北岸的河内地区。周人伊洛盆地选址兴建王城，作为控制中原地区的跳板时，并没有跟前朝一样选择在邙山脚下，而是将向西迁至洛阳市市区内。这就是“京洛五都”的3.0版——周王城。
以偃师商城和周王城的位置来说，相当于将伊洛盆地的地缘中心从盆地的东北部，转移至盆地的西南角。帮助周人作出这项决定的是两条河：谷水和瀍水。在一条河流之侧择地筑城的话，干流与重要支流相接之地会是比较好的选择。谷水和瀍水就是洛水最重要的支流。古人在描述长安水系结构之时，有“八水绕长安”之说。以同样逻辑来描述洛阳地区的水系结构，除了河、洛、伊三水以外，还可以加入谷、瀍两水，并称为“五水绕洛城”。
以当代谷、瀍两河在洛河的河口位置来定位，两河下游的直线距离仅有不到八公里。由周公旦在西周初年在洛水之北所督造的王城，便位于谷水的谷、瀍两水之间。更具体来说，是位于谷水的东岸（目前原址兴建有“王城公园”）。根据历史记载，当时的周王朝选择在谷瀍两水之间构筑王城，并移入周人，而将殷商遗民安置在瀍水以东以便就近监视。不过，这些政治举措并不能用来解释，为什么谷、瀍两水的下游在3000年前会被周人选定为王城所在，当下的洛阳城亦仍然位于这个区位上。在下一节，这些问题都将一一揭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