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之北——冀州.并州.幽州（1）
“冀”这个汉字，在中国几乎就是用来专指河北的，这里所说的河指的是“黄河”。 在东汉以前，“河”这个字原本专属于黄河。黄土高原在华夏文明的成长过程中，占据着核心地位，由此也导致了黄土高原的过度开发。这种过度性在地理层面最直接的反映，就是黄河之水开始变得浑浊，以至于在东汉时期开始出现“黄河”之说。“河”这个字则转而成为了一个统称。与之相类似的，还有“江”这个字原本是用来专指长江。在江、河二字扩展成为河流的通用名之前，河流的统称一般为“川”，并在名称后面加上“水”为后缀（比如：渭水、汉水等）。
虽然在东汉时期，开始出现“黄河”的说法，但三国人物口中的中“河北”、“河南”，地理上仍然是以黄河为界。其核心区应为黄河以北的这部分华北平原，这部分可单独称之为“河北平原”。然而在禹贡的设计中，冀州的设计实际还要大上许多。地理上不仅涵盖“河北平原”，还包含山西省所在的黄土高原东部（这部分可单独称之为“山西高原”）。
纵横于第二阶梯之上的黄河，在这片高地上几经转折，呈现为一个“几”字形结构。 “几”字形结构的东北角，是上游与中下游的分割点。向东流淌的黄河在此遇到“山西高原”的阻隔后，转而南流至陕西、山西、河南三省交界之处，直至受阻于东西向的“秦岭”，再向东奔流注入华北平原。这段充当了山西、陕西两省天然分割线的南北向黄河，在先秦及秦汉时期又被单独称之为“西河”。与之相对应的，在华北平原流淌的黄河下游，在当时则被称之为“东河”。
九州概念的最初设计者，试图将西河以东、东河以北的区域都归入“冀州”这个概念。这样做相当于将高原属性的山西，与平原属性的河北归入了一个行政区。分割两个地理单元的太行山，则成为了“冀州”板块的中轴线。这一构思的现实地缘政治背景，是春秋时期的晋国。发端于山西高原的晋国，在春秋时期向东在华北平原扩张了大片土地，并最终形成了一个横跨太行山春秋霸主。
曾经地域辽阔的晋国，在春秋末年被分裂为了：赵、魏、晋三个诸侯国。“三家分晋”事件亦成为了春秋、战国时代的分水岭。其中分得河北平原部分的主要是赵国。值得玩味的是，三个系出晋国的战国诸侯，虽然都起家于山西高原，但后来又都不约而同的将都城迁往了华北平原。赵都邯郸、魏都大梁（今开封）、韩都新郑，都身处黄河下游地区。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地形平整的华北平原，拥有更多的人口潜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山东半岛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已然纳入中央之国范畴的情况下，“得中原者得天下”的概念开始形成。
然而在纷杂的割据局面结束之后，试图将山西高原与河北平原整合在一起的努力，却遇到了现实的困难。原因在于山西高原在地理、地缘上太过独立。作为黄土高原的一部分，太行山脉与吕梁山脉，是它的东西地理屏障。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两大山脉之间，分布着一系列“高平原”属性的低地，由北向南包括：大同盆地、忻定盆地、太原盆地，以及运城盆地。以现在的数据来说，受益于这些“高平原”的存在，山西承载了相当于河北一半的人口（3700多万）。
将两片地理属性完全不同的单元归入一个行政区，并非没有可操作性。今天的河北省，也有将近一半面积的山地。只是要想保持结构稳定，身为核心区的一方在经济、人口等方面，必须具备绝对的优势。相对边缘一方的地理结构越封闭，核心区所需具备的优势也就要越大。如果山西高原是一片人口承载力很低的高地，那么它的确是可以接受成为“冀州”边缘区的定位。现在这种情况，将二者归并于一起着实是有些勉强的。
最初将“九州”设想落实在地缘政治层面的汉武帝，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存在。在“十三刺史部”的设计中，山西高原部分被单独建制为了“并州”。公元213年，曹操被汉献帝册封为“魏王”那年，曾经顺势做过一次行政区划上的调整，以为后来代汉之举热身。在那次调整中，并州一度按照“禹贡九州”的设计蓝图，被归并入了冀州。不过当7年后曹丕称帝之时，还是尊重了两大板块的独立性，并州又重新出现在了魏国的版图上。
去除掉地理上明显具备独立性的山西高原后，河北平原成为了冀州的唯一主体。结合“天然边界”原则，其地理范围应该为燕山山脉分水岭以南、太行两大山脉分水岭以东，及黄河下游以北的地区。然而将这样一块南北纵横千里的大平原整合在一起，同样存在难度。造成难度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太行山脉本质是中央之国内部的一条轴线，而燕山山脉则直接为中原政权承受“北方压力”。
“北方压力”一直是华夏农耕民族及中原王朝挥之不去的阴影。即便一个北方民族能够有幸入主中原，最终也还是要面对这一压力。总的来说，中原王朝所承受的北方压力分为两类：一类是来自东北森林地带的“森林渔猎民族”。其代表有女真、高句丽等；一类是来自蒙古高原的“草原游牧民族”，匈奴、突厥、蒙古等在中国历史中曾强势出镜的民族，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南接燕山山脉、北接黑龙江的“大兴安岭”，则是两大地理单元的分割线。
华北平原的地理位置，使得它的北方地区必须同时承受这两股北方压力。北承东北平原、南连太行山脉、西接蒙古高原、东抵渤海湾的燕山山脉，是华北平原在北方的地理门户。从蒙古高原的游牧者的角度来说，除了直接找寻道路跨越燕山山脉以外，最受青睐的入侵线路是燕山山脉与太行山脉之间的连接部。著名的八达岭长城和居庸关长城，便修建在这个连接部。
早在周王朝取殷商成为天下之主时，来自黄土高原的周人就已经意识到燕山南麓的重要性，并在燕山南麓的平原地带建制了姬姓的“燕国”。考虑到周王朝的最后一任天子，在公元前256年就已身死国灭，而燕国则延续到公元前222年，才遭遇了同样的命运。这个偏居一隅的战国诸侯，可以说是见证了整个周王朝的的兴衰史。能够坚持到最后才淡出地缘政治舞台，与其地缘位置息息相关。一方面，燕国的位置远离各方博弈的中心地带；另一方面，与边缘地区相接的位置固然是一种压力，同时也是一种空间。
公元前300年，燕国跨越燕山山脉击败“东胡”等马上民族，将属于东北版块的“下辽河平原”（辽河下游平原）及辽东半岛纳为燕国的领土。为护卫北疆而修建的“燕长城”，甚至还延伸入朝鲜半岛北部。需要说明的是，依据地形所做的“下辽河平原”及“辽东半岛”的分类，只是一个地理上的分类。历史上，参与这一地区博弈的各方力量，更多是以辽河下游为界，将之分割为 “辽西”、“辽东”两部分加以识别。无论从哪个角度进行划分，我们都可以将之合称为“两辽地区”。
燕国的这段存续史，不仅让河北地区有了“燕赵之地”这样的别称，更从地缘政治层面验证了华北平原北部的独立性。汉王朝在践行“天下九州”的设计理念时，亦没有将“燕地”归入冀州，而是单独建制了以燕国之地为基础的“幽州”。及至今日，大河以北的行政区划格局，依然与当年一脉相承。北京、天津这两个直辖市，取代了当年的燕国和幽州，与代表冀州的河北省共存于河北平原之上。只不过这种嵌入式的结构在设计上不甚合理，使得今天的河北平原在结构上支离破碎，难以形成合力。
“燕赵之地”当下的尴尬性，与北京的特殊身份有关。这座燕国原来的建都之地，历史上在成为整个中央之国的政治中心之后，就不能再直接承担抵御外部压力的职责了。有鉴于此，整个河北地区被定性成了护卫帝国中央的“直隶”区，而不是平级的行政区存在。当威胁北京的压力不再只来自北方，还来自于海洋之后。天津这个原本在历史上籍籍无名的“幽州”临海之地，也历史性的获得一个一级行政区的地位，从而使得河北地区的地缘结构进一步破碎化。
在东汉及三国时代，幽州之地远没有后来的地位那么重要。帝国中央的选择，还在长安和洛阳这两个更接近中央之国中轴线的位置摇摆。这意味着，幽州在设计上不会有今天的烦恼。不过这并不代表，幽州的设计完全与地理结构相契合。燕人在燕北地区的拓荒，以及汉帝国后来沿着相同路径的扩张，使得幽州的范围得以扩张到了两辽地区，乃至以大同江平原为核心的朝鲜半岛北部（也就是著名的“汉四郡”）。
两辽地区和朝鲜半岛北部所拥有的冲积平原，及其所具备的农业基础，是中原政权能够在此扩张并立足的基础。黄仁宇先生曾经提出“15英寸等量雨线”理论，来确定中央之国核心农业区的北方界限。15英寸相当于380毫米，年降雨量低于这个数字的话，农作物将难以生长。将这条等量雨线叠加到中国地图上，会发现它出长城的位置惊人的吻合。然而“15英寸等量雨线”理论却无法解释，东北地区长期不能被纳入中央之国的问题。
土壤、水、温度是影响植物生长的三个最重要因素。同处季风区的东北地区，年平均降水量并不比华北平原更低。对于东北地区来说，进行农业开发的最大障碍是温度。绝大多数农作物只有在日平均气温稳定上升到10℃以上时，才能够活跃生长。为此，农业专家们通常会把一年当中，日平均气温≥10℃的时段统计出来，再将这一时段日平均气温累加出一个总和，用以反映各气候带的热状况，这样累加出来的温度总和被称之为“活动积温”。据此为依据可以将地球表面划分为三个温度带，包括：寒带、温带，以及热带。以中国所处的北半球来说，越靠近北方气候越寒冷，反之则越温暖。
今天，中国的大部分领土都处在温带范畴。根据“活动积温”的不同，由北至南还可以分割：寒温带、中温带、暖温带、亚热带三个次一级的温度带来。粗略划分的话，秦岭-淮河以南，也就是气象意义上的中国南方地区属于亚热带；秦岭-淮河至长城一线的华北地区，则为暖温带覆盖；大部分东北地区则归于中温带。之所以说“大部分”，是由于“两辽地区”，因其相对较低的纬度及直面海洋的位置，能够跻身于暖温带范畴。
以汉代北方地区所主要种植的粮食作物：粟（脱壳之后就是小米）、冬小麦、大豆来说，本质都是暖温带作物。这意味着即使有良好的土壤和降水条件，在东北的中温带地区大规模推广暖温带作物，也是十分困难的。不过随着抗寒品种的选育及新作物的引入，东北地区的这块短板早已被补上。比如曾经只能在热带、亚热带生长的水稻，现在已经能够在黑龙江流域大规模种植。只是在包括汉代在内的大部分历史时期，中央之国在北方的扩张，还是会受限于这条中温带与暖温带的分割线。
有一个简单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在地图上定位这条温度线，那就是燕山北麓画出“北纬42度线”这条纬度线。这条从“两辽地区”及朝鲜半岛北部穿越的直线，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这两个地区在历史上能够进行大规模农业开发，并因此与中原政权关系紧密。当然，在漫长的历史中，地球表面的温度并非是一成不变，而是会周期性的进入温暖期和寒冷期。从燕国在两辽地区扩张开始，一直到东汉后期，东亚大陆的温暖都处在上升阶段，整个时段的平均气温要比现在高出1度左右；进入东汉末年则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寒冷周期，这使得三国时代最寒冷的年份，气温要比现在低上1.5度左右。
温暖气候成为了燕国和后来的汉王朝，开拓燕山以北地区的催化剂。由此也引发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本来就具备地理独立性的燕北地区，在经济上也有了脱离华北平原控制的基础。在王朝稳固时期，将燕山南北划入一个行政区，有助于共同应对来自边缘民族的压力。然而在各自为政的大分裂期，具备地理、经济独立性的两辽地区，将很容易脱离幽州本部的控制，或自行割据，或为边缘民族建立政权提供农业基础。
以三国时代的情况而言，在燕山南北建立割据政权的，是两个有着相同姓氏的诸侯，分别为控制幽州本部的公孙瓒，以及苦心经营辽东的公孙度。至于辽西地区，则为内迁的游牧部族“乌桓”所控。关于他们的故事，相信熟读《三国演义》的人都会有印象。尤其是身为赵云旧主的公孙瓒，出镜率颇高。顺便说一下，公孙瓒和公孙度虽然同姓，但并没有证据表明两人间有亲属关系。两人分据幽州两端，只能说是一种巧合吧。
这些英雄人物之间的纠葛，在正式进入历史线后将逐一展开。当下的任务，还是先把各行政区的宏观地理关系理顺。这片“大河之北”的故事还远没有结束。下一节，我们将揭晓幽燕二州的地理分割线在哪里。最有读者缘的赵云，他的故乡在地缘位置上又有什么独特之处。

大河之北——冀州.并州.幽州（2）

在一片平原上，分割两个行政区的最好地理特征是什么？答案是河流。幽、冀两州，或者说燕、赵两地也需要这样一条河流，来帮助二者做一个分割。这条河流大家应该非常熟悉，那就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名句中所提到的易水。公元前227年，在秦国一统天下之势已然势不可挡之时，燕国试图用刺杀秦王的手段，延长自己的国运。荆轲在易水边告别了燕太子丹和高渐离等送行之人，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之所以在此告别，是因为这条不起眼的河流是当时的燕赵分割线。为了防御来自南方的压力，燕人甚至沿易水一线修筑了一道长城。
易水源出太行山脉东侧，分水北易水、中易水、南易水三个源流。今天你还能在河北境内找到北易水、中易水，南易水则已经更名为“瀑河”。然而两千多年前承担燕赵之地分割任务的，恰恰是这条“南易水”。说起来南易水的发源地在中国更为知名。相信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中国人，应该没有人不知道“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是的，你猜的没错，今名瀑河的“南易水”就是发源于狼牙山。
狼牙山当下在行政上属于河北易县，瀑河进入平原地带之后，从原来的河北徐县县城（2015年后并入南部的保定市，更名为徐水区）穿城而过，向东注入当下河北平原最大的湖泊——白洋淀。由此看来，这个今天被成为雄安新区选址的湖泊，在2000多年前应该是燕、赵分割点了。然而情况并非如此，在战国时代，南易水并非注入白洋淀，而是从它的北部向东注入黄河，再由今天津市的位置入海。
历史上黄河曾经多次改道，在分割两汉的“新莽”时期，黄河下游已经向南位移至了今天的位置，也就是山东东营一带入海。流经天津的这段黄河故道，则整合华北平原北部那些脱离黄河控制的河流，最终成就了独立的“海河水系”（海河口目前建有天津港）。如果你想在今天的地图上，找到东汉时期大致的幽、燕两州分割线，可以有两个简单的方法：一种是从保定市北的徐水区，向东划一条连接线至天津港。另一种则是找到瀑河与海河水道，然后在白洋淀之北脑补一下二者曾经的连接线。
用第二种方法，你得到的分割线相对更为精确些。需要注意的是，在战国乃至两汉之时，渤海湾的海岸线要比现在更偏西。天津市区至天津港这段宽约40公里的陆地和狭义的海河河道实际是不存的。在当时真正承担黄河入海口功能的，是海河上游的“子牙河”。此外，你千万不要以为黄河在进入东汉以后，就老老实实的呆在现在的位置上了。在兖州部分我们会详细解读，这条喜怒无常的母亲河，曾经在华北平原变过多少次道，又曾经对这片土地的历史造成过多么深远的影响。
东汉时期的幽、冀两州分割，直接继承了当年的燕赵在河北平原的分割线，只是在刚延伸入平原地带时做了一点调整。向弯出了个突出部，将现在的保定市区划入了幽州范围。在当时，从这条分割线一直到北京最南端的房山区止，在行政上都归属于幽州治下的涿郡。之所以在这里要特别提一下这个二级行政区，是因为三国英雄中有两个非常核心的人物：刘备和张飞都是涿郡人。
知晓了涿郡属于幽州，而幽州又属于燕国故地。你就应该明白，为什么在《三国演义》中，张飞要自称“燕人张翼德”（虽然历史上他很可能没这样自称过）。那么，自称为 “中山靖王之后”的刘备，也算是燕人吗？这个就说来话长了。刘备用来彰显身份的这位先祖，是汉武帝的异母兄。从封号可以看出，他的封地应该被称之为“中山国”。那么作为中山靖王之后的刘备，又是怎么成为涿郡人的呢？答案并不复杂，因为涿郡以南就是中山国。
在战国群雄里，如果要再评定一个第八诸侯的话，中山国无疑是最有力的人选之一。建立这个诸侯国的民族并非华夏正统，而是一支被称之为“白狄”边缘部族。在由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华夏所组成的五方格局中，“狄”被归类为北方边缘民族。晋国在山西高原的扩张，主要就是与各种以“狄”为后缀的部族博弈。在晋国的重压之下，原本在山西高原北部农牧的白狄被向太行山地迁徙（更早则在陕北高原）。三家分晋之后的公元5世纪末，一支名为“鲜虞氏”的分支，沿易水之南的另一条黄河支流“唐河”而下，在太行山东麓建立“中山国”。为与汉之中山国区别，可称之为“鲜虞中山国”。
沿唐河渗透入河北平原的鲜虞中山国，在站稳脚跟之后持续向南扩张，将控制线延伸入了另一条黄河左岸支流——滹沱河。这也就说，鲜虞中山国覆盖了以唐河、滹沱河流域为核心，北至保定、南至邢台北部的大片河北平原。这样一个出身不那么正统的边缘部族，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成为一方诸侯，在于其在制度上效法华夏诸国，同时又没有放弃其原本具备的优势。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原本在山地活动的鲜虞白狄，在开始筑城为国之时，仍然会更愿意将都城放在山地与平原相接的丘陵地带。城中有山的独特设计，使之得到了“中山国”之名。一旦受到致命打击，其残余势力会战略退入太行山地休养生息，然后再卷土重来（凭借这一优势，历史上中山国曾经两度复国成功）。
如果鲜虞中山国能够撑到秦国横扫六合之时，也许“战国七雄”的说法就将变成“战国八雄”了。然而将河北平原视为经略重心的燕、赵两国，显然不会愿意看到中山国在他们中间立国。公元前296，通过“胡服骑射”军事改革，学习到边缘民族军事优点的赵国，不仅向河套地区扩张成功，更一举拔掉了中山国这个心头大患，将自己的疆土扩张至了南易水一线。
之所以在三国时代回顾“鲜虞中山国”的历史，是因为在地理环境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的情况下，历史总是会出现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举个西方的例子，欧盟的前身是1965年成立的“欧洲共同体”。创始国为：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如果你把这6个国家在地图上圈起来，再与公元9世纪初，日耳曼人建立的“查理曼帝国”相对照，会发现它们的范围如出一辙。而“查理曼帝国”仅存在了一世，就分裂为了西法兰克王国、中法兰克王国、东法兰克王国三部分（分别对应现在的法国、意大利、德国三国）。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今天的欧盟无非是在新瓶装旧酒式的，重复查理大帝在1000年前的努力。
在三国时代，同样有这样一支不那么正统的割据力量，依托太行山地为其加成的防御优势，重复中山国曾经的历史。这支力量就是“黑山军”。黑山军源出于“黄巾之乱”，是黄巾军中势力最强者。在袁绍与公孙瓒争夺河北的战争中，曾经作为重要的第三方力量参与。公元205年，在曹操清剿完袁绍军事集团在大河之北最后的残余之后，这支最后的黄巾军，在其首领张燕的率领下，审时度势成为了曹魏阵营的一份子。
“家国天下”的社会结构，使得中国历史上那些试图在乱世中谋得一席之地的军事集团，都带有浓厚的地域色彩。而一支军队的背景，又往往与其创始人的生长地有关。黑山军最初是由两股力量结合而成，包括在唐河流域起事的“张牛角”，以及在滹沱河流域举兵的张燕（原名褚燕，张牛角死后为统合两股力量，改名为“张燕”）。在了解到这一南一北的两股力量，都处于鲜虞中山国故地的背景之后，你应该不会对他们的结合感到惊讶。
只是需要注意的是，鲜虞中山国故地在汉代并没有全部被分封给刘备的那位先祖。汉之中山国，保留的是中山国最初的核心之地——唐河流域。至于其西南部的滹沱河中上游地区，被另行分割为了“常山国”（期间曾两次废常山国为“常山郡”）。也就是说，从汉朝的行政区划来说，张燕及其所代表的力量源出常山国，而张牛角则属于中山国。
广义来说，黑山军的范畴可以包括活动于整个冀州境内太行山地的各股黄巾军势力（依历史记载，至少包含25股）。以常山、中山这两块“鲜虞中山国”故地为根基之地的张燕，则相当于这个松散联盟的盟主，也是狭义的“黑山军”。至于帮助黑山军躲避官军围剿的“黑山”，则位于滹沱河北岸的太行山地之中，今归属于河北省平山县。距离其首领张燕的生长地，身处滹沱河平原的“正定”，仅数十公里的距离。目前在这片山地之上，还有黑山关、黑山关村、黑山大峡谷等以“黑山”标识的地名。
以实力来说，拥有精兵数万的张燕，也算得上是三国初年的一方诸侯。后来归顺曹操之后亦封侯拜相洗白了身份（并得到了善终）。从这点看，如果毗邻的正定和平山两县想拉个历史名人打旅游牌，张燕和他的黑山军倒也是个选择。只是最起码对于正定来说，应该是不屑于这样做的。因为如果要打旅游牌、三国牌，正定人有一张更具知名度的王牌——赵云。在三国演义中，通常向敌将通名为 “常山赵子龙”的赵云，与张燕一样，都是常山国真定县。再往上追溯的话，秦末汉初在岭南之地建立“南越国”的赵陀，同样也是真定人。
这里所说的“真定”就是现在的正定，在汉代以前的名字为“东垣”。清雍正帝胤禛继承皇位时，为了避他的名祎，这个叫了二千年的名字被迫更名为现在的“正定”二字。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历史长河中，真定不仅名字发生了变更，位置亦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原址本在滹沱河南岸，今河北省会石家庄市东北郊的东古城村。赵云身后又过了300多年（南北朝的北齐时期），真定城被迁至滹沱河北岸现在的位置。
在滹沱河之南时，真定城就已长期被定位为常山郡的政治中心，迁至北岸之后，更是进一步的坐实了自己滹沱河流域地缘中心的地位。只是风水轮流，20世纪的一场技术革命，再次让滹沱河的权力重心位移到了南岸。1904年，正太铁路修建。所谓“正太铁路”，意指从正定通往太原的铁路。在地理层面上，相当于一条穿越太行山脉，连通山西高原与华北平原的大动脉。与先一步开工的“京汉铁路”（北京到武汉）的相交的位置，将使得已经更名为“正定”的真定城，在铁路时代升级为中央之国的交通枢纽。
然而在勘测之后，工程师们发现经由滹沱河南岸修建“正太铁路”的方案，施工难度要更低。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选择是将这个两线相交的枢纽点放在河的南岸（否则还得建一座滹沱河大桥）。最终，正太铁路的起点，放在了与虽为正定所辖，但与城市隔河相望的一片农地之上。由于这片农地归属于两个村庄：石家庄和休门村，所以这座因铁路而兴起的城市被命名为了“石门市”。
1947年，出于某种跟上时代步伐微妙的心理，进入解放序列的石门市被更名为了“石家庄市”。至于“石门”二字，倒也没有完全成为历史。最起码在喜欢用地名命名道路的魔都上海，还有两条以之为名的道路——石门一路、石门二路，可供凭吊这段历史。理清这一切后我们知道了，真定（正定）的历史地位，大部分是在滹沱河北岸筑就的，但大家喜欢的赵云，按属地化原则的话，还真如网络调侃的那样是“石家庄赵子龙”。
好吧，我承认，这种叫法我个人也接受不了。好在正定当下在行政上归属于石家庄，这座省会城市看起来也不好意思跟自己下属的一个县，去争夺这位三国名人的归属。不过话说回来，无论从恢复历史本来面目，还是更发展的角度来看，将“正定”升级为石家庄的一个区，然后再将整个石家庄市更名为“真定市”，都能够更好的利用这笔重要的历史遗产。不过要真要让石家庄人去选择的话，应该会有些人更喜欢“常山市”这个名字。一则历史上常山的行政地位要更高；二者赵云是自称的是“常山赵子龙”。悲剧的是，在浙江已经有了个“常山县”的情况下。“常山”这笔历史遗产，看起来更难在河北平原重现。
一座城市是否要更名，取决于现实的需求，并不是这里所关注的。吸引我们目光的，是“常山”背后的地理因，。“常山”之名源出于一个中国人都很熟悉的地标——北岳恒山。是不是很奇怪？北岳恒山位于山西高原北部，与太行山东麓的“常山国”相隔数百里，它们之间怎么会发生联系。这是因为尽管“五岳”包括以恒山为北岳的说法，早在周代就已经出现，但现在我们看到的位于山西省浑源县境内的“北岳恒山”，却是在明末清初才接受任命的。在此之前的大部分历史中，北岳恒山被定位在今河北省阜平县东北的太行山脉上（今名“大茂山”）。
当你在地形图上找到“古恒山”的位置上后，很容易感觉到这座承担唐河与滹沱河分水岭任务的历史名山，当年曾经是鲜虞中山国的一部分。至于说为什么3000年前定位的“北岳恒山”，后来要位移到现在的位置，其实也很好理解。毕竟随着中央之国范围的扩大，太行山脉上的这座古恒山，无论从地理还是地缘位置来看，都已有些偏向东南方向。
现在问题又来了，就算古恒山位于鲜虞中山国境内，汉代一分为二之后，又成为了常山国/郡名字的由来，那么这个行政区也应该叫“恒山”才对。情况果真如此，汉初在此所设计的行政区的确叫“恒山郡”。只不过后来为避汉文帝刘恒的名讳，不得不更名为“常山”。如果不是这一变化，我们在三国演义里所看到的，应该就是“恒山赵子龙”了。只是果真如此的话，恐怕又会有人误会，赵云会是山西省浑源人。顺便说一下，受同一避讳事件影响的，还有一位著名的传说人物——恒娥。恒娥这个名字看起来颇为陌生，不过说起她后来的名字“嫦娥”，在中国应该还要比赵云高些了。
通过对中山国、常山、真定等地缘标签解读，相信大家对河北平原中部的情况已经有所了解。更进一步感受到了山脉河流的存在，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下一节我们将继续把视线南移，去看看冀州南部的地缘政治格局，又是怎么形成的。最起码大家应该有兴趣知道，从地缘背景上看，前几年被热炒的曹操墓，可信度到底有多高。

大河之北——冀州.并州.幽州（3）
北京应该是河北平原最得意的城市，不仅2000多年来始终是幽州地区的中心，更有机会升级为整个中央之国的政治中心。不过3000年前，周人开始在幽州地界上封建燕国时，燕国的都城是在北京南郊靠近河北的房山区琉璃河镇一带。当时的北京市区，则由早在殷商之时就已存在的蓟国所控制。春秋中期，燕国在吞并蓟国之后，旋即将都城迁至了这个更接近太行山脉与燕山山脉相接处的位置。
大部分城市的诞生都与一条河流有关，北京也不例外。能够被称之为北京母亲河的河流是“永定河”。这条发源于山西高原北部的河流，是整个河北平原北部最大的河流（上游主源为桑干河）。不过也正是因为它的体量较大，使之在历史上有“小黄河”之称。不仅河水浑浊，亦同样经常改道。在三国之前，永定河的河道多在现在的北京市区变换位置，三国之后则开始转向南郊的卢沟桥一带。一直到17世纪末的康熙年间，其水道才通过水利工程固定了下来，并取名“永定河”。而此之前，这条变换无常的河流，则被称之为“无定河”。
当年在战国群雄中，实力排行较后的燕国，应该没有想到自己的都城，后来会成为几个朝代的都城。同样，作为战国后期唯一能和强秦硬碰硬的赵国，也不会想到自己所选定的都城邯郸，日后会和燕都的政治地位相差如此之远。比较之下，唯一值得邯郸骄傲的是，北京的地名在历史上经常变化，曾用过：蓟、燕都、大都、北平，甚至“南京”（辽代）等二十多个名称，而2000多年之后，邯郸依旧是邯郸。
如果说北京的崛起，与燕山两侧的复杂地缘结构有关，那么邯郸的衰弱以及石家庄的崛起，则与太行山脉西侧的山西高原有莫大的关系了。山西高原内部最精华的部分，是由东北向西南延伸的一系列盆地。其中从地理地缘位置上看，最核心的是居中的“太原盆地”。赵国的起家之地“晋阳”、现在的山西省会“太原”，便位于这个盆地的西北部。从太原向东有一条接近直线的古道——井陉，连通滹沱河南岸的古真定城。沿这条古道修建的“正太铁路”，后来帮助“石家庄”这个小村庄升级成为了河北政治的中心。
赵国是在公元前386年将都城从晋阳迁至邯郸的，其王城的具体位置，位于今邯郸市的西南角（目前有赵王城遗址）。此时的滹沱河两岸，正由“鲜虞中山国”所据。这意味着如果中山之地一开始就为赵国所有，当时名为“东垣”的真定/石家庄，也许在一开始就可能成为赵国的新都城。反观邯郸的位置，则有一些不理想。山西高原内部面积最大的高地，是位于高原东南部的，地理地缘结构复杂“上党高地”。邯郸如果想与山西高原那些核心盆地交流，困难要大上许多。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上党高地”之于邯郸来说，更多充当的是一个缓冲之地的角色，特别是压力来自于西边的秦国之时（先秦最为惨烈的秦赵“长平之战”即发生于这片高地之上）。只不过当对抗成为过去，交流成为主线之时，这片高地的存在，就成为邯郸提升地缘价值的拦路虎了。
关于到底有哪些古道，能够帮助连通太行山两侧的交通，后面会结合具体的三国战例释读。从宏观地理位置上看，我们知道了邯郸最起码在充当山西、河北两地交通枢纽的问题上，较赵云的故乡来说是处于劣势的。较之后者，邯郸所具备的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离兵家必争的“中原”之地更近，或者说更靠近华北平原的中心。然而要是从这一战略价值来说，邯郸的位置又稍微偏北了点，最起码它南边的“邺城”要更有优势。
在三国的故事中，作为曹魏的大本营，邺城的地位可以说相当的高。2009年，曹操墓（高陵）的发现，更是将古邺城推到了世人面前。那么邺城的地缘位置又有什么独特之处呢？这一切都要从一条河流——漳河说起。漳河古称“漳水”，其上游分为两支：北部的“清漳水”及南部的“浊漳水”。这两条支流的源头，都不在太行山脉的东坡，而是位于“上党高地”的腹地。范围更大的集水区，使得流入河北平原的漳水，在体量上会更具优势。
事实上，将分布于河北平原的河流做一个比较，你会发现：北部的永定河、中部的滹沱河、南部的漳河，地缘位置最为重要，历史上都属于所谓“兵家必争之地”。这三条河流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都是因为它们不仅仅属于河北，也不仅仅属于太行山。其延伸入山西高原腹地的上游水系，不仅能够提升下游的体量，更加强了山西、河北两地的地缘联系。
流经邯郸的滏阳河，属于漳河左岸的一条支流。赵国之所以没有选择在漳水北岸建都，是因为这条黄河的重要支流，当时是赵国防御南部压力的天然防线。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将自己的王城放在边境线上，显然都不是一个好的想法。即便如此，赵都邯郸与漳水之间的直线距离也仅有70里。为了巩固自己的南境，也为了保证都城的安全，赵国人同样在河流的北岸修筑了一道长城，就像燕国在南易水北岸所做的那样。
既然漳水成为了赵国在南部的天然边界，那么漳水之南在战国时期又属于哪个国家呢？答案是魏国。魏国在山西高原的根基之地，是位于高原西南部的“运城盆地”，国都为盆地东北部的“安邑”（今山西夏县）。其在华北平原的经管重心则在黄河以南，并以“大梁”（开封）为东迁后的都城。然而对于魏国来说，在河北平原拿一块地同样是一种客观需要。否则它将难以把自己在山西高原的领土，与所控制的黄河以南地区连成一片。在中国历史上，这块承接魏国东、西领土地缘政治板块，有一个专属名词——河内。
南北向的太行山脉在进入河南、山西两省交界之地后，开始向西南方向有了个明显的转折。这段位于山西高原东南部的太行山脉，与黄河之间的平原地带，就是古人所称的“河内”地区。如果再往前探究的话，漳水与黄河之间的这片河内之地，还曾经是商王朝的根基之地。商纣王兵败身死的都城“朝歌”，以及甲骨文的发现地“安阳殷墟”都位于此。
靠近天下中心的位置，使得“河内”之地在地缘政治板块划分之时，往往不会被归入“河北”的概念，而是被归入“中原”板块。尤其是当一个王朝，将都城选定在黄河南岸的：洛阳——开封一线时，它需要将黄河以北的这块土地定位为自己的近畿之地，以护卫政治中心的安全。正因为如此，你会看到今天代表“中原”概念的河南省，与河北省之间的分界线，并非是黄河（也不是某一条黄河故道），而是靠近漳河一线。
之所以说靠近，是因为现在河北、河北两省在河北平原的分割线，绝大部分并不是漳河本身，而是顺着漳河与安阳河的分水岭走的。“安阳河”顾名思义是流行河南省安阳市的一条河流，在三国及其之前的时代名称为“洹水”。在秦统一天下之后，位于漳水南岸的邺城被归入了以邯郸为中心的“邯郸郡”，而洹水流域及其以南的河内地区，则设置成为了“河内郡”。
河流与水系之间的分水岭，都是最典型的“天然边界”。相较而言，以流域为设置行政区的地理基础会更加合理一些。最起码整个地区的内部，可以通过水路结合得更加紧密。只是在对抗时期，大型河流因其本身所具备的天然防御功能及明确性，会使之更容易成为一条势力分割线，尤其是分水岭普遍缺乏识别度的大平原地区。就像秦、汉两代在切割燕赵之地时，也都把南易水流域，整体划给了北方行政区。以此来说，无论是秦统一六国之后还是当下，将漳水归入河北之地的做法，都有其合理性。
由于缺乏足够明显的分水岭，以及河道变迁的原因，大平原地区的行政区域分割历来是存在变数的。比如同处中欧的德国和波兰两国，在中欧平原的分割线，历史上就曾多次东西向大幅移动过。对比之下，河北、河南两省的分割线是放在漳河主河道，还是往南偏上个几公里，对整个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影响都算是很小的。然而具体到三国时代，漳水流域行政归属的变迁，却不是一个小问题。因为这一变迁，直接影响到了三国格局的形成。
进入汉代之后，秦王朝所设置的邯郸郡变身成为了郡国性质的“赵国”。如果漳水和邺城一如前朝所设定的那样，与邯郸处于同一行政区，那么选定邺城作为根基之地的曹操，所建立的政权就不会被称之为“魏国”而是“赵国”了。之所以三国中的最强者以“魏”而不是“赵”为名，是因为进入汉代之后，邯郸与安阳之间的漳水流域，被单独分立出来，建制了以邺城为中心的“魏郡”。正是基于这一背景，公元213年，汉献帝在将邺城封建给曹操之时，所册封的爵位为“魏公”（3年后晋封为魏王）。此后继承这一爵位的曹丕在代汉之时（公元220年），所建立的新王朝也因此被称之为“魏”。
“魏郡”之所以会出现在汉朝的行政版图之上，与汉王朝行政区划的的碎片化有关。以郡一级的行政区来说，秦王朝素有“36郡”之说；而无论东汉还是西汉，郡、国相加的数量都超过了100个。尽管秦王朝后来到底设置了多少个郡，在数量上不太确定；汉王朝设置郡、国的核心区也比秦王朝略大，但依然可以看得出，“郡国并行制”的实施，让汉朝的行政区划变得更加的复杂。这也是为什么，当王朝进入第二个“地缘量变期”后，汉武帝一定要在中央与地方之间，设置“十三刺史部”这样一个监察区辅助管理。
就具体的行政区域来说， “郡国并行”体制下的汉帝国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犬牙交错。郡、国相杂的局面，使得这些行政区在客观上互相牵制；二是中央直属地（司隶）的外围，均统一设置由帝国中央委派官员进行直接管理的“郡”，以将之与那些在法理上，有争夺帝位可能性的封国隔离开。在“河内”被划入央直辖的“司隶”范围，邯郸及其周边地区又被封建为“赵国”的情况下，将邯郸以南的漳水流域分离出来，以之为核心建制“魏郡”，便是基于上述战略设计。至于说为什么以“魏”为名，原因很简单，因为被定位为魏郡郡治的“邺城”在战国时代属于魏国。
邺城被定位为“魏郡”的政治中心，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基于其位置的重要性，当年的魏国甚至将之定位为陪都。在三家归晋之后，为避讳西晋最后一位皇帝晋愍帝司马邺的名讳，邺城被更名为“临漳”。这个名称一直使用至今，成为了河北省最南端的“临漳县”。不过现在的临漳县城，并非是当年邺城的所在位置，其遗址位于县域的西南端“邺镇”，共分为：邺北城、邺南城两部分。其中曹魏所据的是北半部“邺北城”部分（邺南城为南北朝时期的“东魏”政权所建之国都）。
一座城市的选址在一定区域内移动，在历史上是一个常态。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邺城位置，似乎与刚才的解读有所冲突。因为无论“邺北城”、“邺南城”，还是现在的临漳县城，都是位于漳河以北。而刚才说到，赵、魏两国是以漳水为界，邺郡又是魏国的北方重镇，这意味着古邺城又应该位于漳水之南才对。2009年，曹操墓在漳水之南的安阳市西高穴村被发现，看起来更证实了古邺城应该在漳水之南的历史记载和考古发现。当然，处在这样一个两省交界的敏感位置上，由此引发的猜疑和口水在所难免。最起码一直认定自己完整拥有邺城遗址及那段灿烂历史的部分河北人，应该很难接受曹操最后葬在的一步之遥的河南。
那么，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说起来也很简单，因为漳水改道了。以上党高地为集水区的漳水，固然因此而增加了自己在河北平原的存在感，但上游来水的增多，同时也增加了水患的风险。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如果能够通过水利工程加以人工干预，这些上游来水将成为开发漳河两岸的加分项。早在战国时期，魏国就曾经在此兴建了名为“引漳十二渠”的水利工程，大规模开发漳水以南的农地。这项工程的主导者“西门豹”，甚至因为这一功绩而进入了当代中国的小学课本（《西门豹治邺》）。
曹操在经营邺城之时，同样非常重视水利工程的建设（在兖州部分会有详细解读）。问题在于，漳河两岸并不总是处在和平状态。一旦进入战乱时期，那些缺乏维护的水利工程，将很难抵御自然力的冲击。隋朝末年，受战乱影响，原本从邺城北部而过的漳水，就因此而改道从城南穿城而过。这一变故不仅造成了邺城的衰弱，更将古邺城由漳水之南，“移动”到了漳水之北。而原本位于邺城西南郊的曹操高陵，则继续留在了漳河以南，并在后来的行政变迁中成为了河南南阳的一部分。
如果你去观察河北、河南两省，在太行山东麓低地区的分割线，就会发现这一切是多么的有戏剧性了。穿出太行山脉的这部分漳河之水，绝大部分都流淌于河北境内，只有在曹操墓所在的西高穴村以北，有一段约12公里的河道为两省所共有。这其实也是为什么，历史上那么多人对曹操墓的位置感兴趣，却一直到今天才通过考古发现确定它的具体位置。即使你能够推测到，曹操墓可能因为漳水改道被留在了漳水的南岸，也很难想到，它就如此凑巧被划入了河南的境内。
从分割“十三刺史部”的层面来说，邺城、邯郸、真定，及它们所代表的：魏、赵、中山三项战国地缘政治遗产，都属于冀州范畴。然后作了这一系列解读之后，你一定发现了一个问题。整条地理线，都是沿着太行山麓而下的。而无论是冀州还是现在的河北省，在这三个城市所组成的轴线以东，一直到海岸线都还有着广阔的辖区。这部分土地又是什么情况呢？不要着急，基于这一地区的特殊性，将会放以兖州部分一起解读。接下来，我们将把视线先转移到太行山以西，去看看同处大河之北的“并州”，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构，又诞生了哪些名扬三国的英雄人物。

大河之北——冀州.并州.幽州（4）
如果按照“禹贡九州”的划分原则，从冀州中分离出来的“并州”板块，应该与现在的山西省大体重叠。即西隔黄河与雍州相望、东以太行山分水岭为界，俯视幽、冀二州。但具体到东汉的行政区划却并非如此，在三国群雄并起的年代，并州的范围已然向西跨越黄河，延伸到了陕西北部及内蒙古南部；与此同时，高原南部地区却并没有成为并州的一部分，而是纳入了中央直属的“司隶”范围。这一调整所导致的后果就是：你可以说关羽、徐晃这两位三国大将是山西人，但却不能说他们是并州人。反而被网络戏称为内蒙古包头人的吕布倒是并州人。想要了解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就得先看看山西的地缘结构到底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
高原的标准定义是：海拔高度在500米以上的地区，地势相对平坦或者有一定起伏的广阔地区。无论是山西还是并州的概念，在地理上都属于高原。不过高原跟高原的差异还是很大的。在整体降水、温度能够满足农业要求的情况下，一片高原的人口潜力大小，取决于它内部冲积平原面积的大小。从这个角度来说，山西高原算得上是得天独厚了。前面内容已经提到过，这片高原从北向南，分布着五个大型盆地，分别是：大同盆地、忻定盆地、太原盆地、临汾盆地，以及运城盆地。每个一个盆地的名称，都得自于它的中心城市（其中“忻定盆地”取自于忻州、定襄两城）
这五个型盆地并非是由一条河流串连而成的，北部的“大同盆地”归于桑干河流域，向东穿越太行山脉与燕山山脉的接口，汇入河北北部变身成为幽州的永定河；中北部的“忻定盆地”则是滹沱河的发源地，在穿透太行山脉之后，成为了河北平原的中轴线。从流域角度来说，在黄河还在天津一带入海之时，上述两大盆地在流域上归属于黄河下游；而在黄河从山东北部入海的东汉、三国时期（包括当下），包含永定河、滹沱河在内的那些，摆脱黄河影响的华北北部河流，则被统称为“海河水系”。
相比之下， “太原”、“临汾”、“运城”三大盆地，与黄河的水系关系就要稳定多。发源于吕梁山脉北端的汾河，在向南流淌串连太原、临汾两大之后，一直稳定的向西南方向注入了黄河中游的西河段。而与临汾盆地关系紧密的“运城盆地”，所收集淡水同样透过一条东西向的河流——涑水河，向西注入西河。这意味着单从水系角度来看，大河向东流的山西高原北部，与大河向西流的南部地区，看起来并不像地势那样混然一体。
实际上，从地形角度来看，你会发现山西高原的西南部的临汾、运城两大盆地跟一河之隔的“关中盆地”更像是一个整体。同样如果不是黄河分隔，加上分属秦晋两省，你会很容易认定这三个地理单元的盆底就是一整块大平原。由于黄河西侧的渭河、东侧的汾河在这块平原的形成中起到了核心作用，它们在地理学上又被共同称之为“汾渭平原”。这块弦月形平原在地理环境上的共性，以及黄河在当中起到的明显分割作用，使得历史上秦、晋两地的地缘关系，一直处于非常微妙的境地。你即能看到两地在春秋时诞生了“秦晋之好”这样寄托美好愿望的成语；又能看到战国时代，秦魏两国都在努力将自己的领土延伸到黄河对岸（最后的胜利者当然是秦国了）。
按照禹贡九州的划分，包括关中平原在内的西河以西部分，也就是秦岭以北的陕西省，都应该归属于“雍州”范畴。然而问题在于，西汉的政治中心“长安”正处在关中地区。这意味着关中地区的政治地位必须要高于其它以“州”为名的大区，同时又必须有自己的外围。在这种情况下，临汾、运城两大盆地并没有因黄河之隔，而被归入“并州”大区，而是基于“汾渭平原”的共性，以“河东郡”之名成为了帝国中央直属的“司隶”的一部分。
在认定汉之“并州”是从九州概念中的“幽州”分离出来的情况下，并州的地理范围所对应的本来应该就是现在的山西了。那么将南部两个盆地划归中央之后，山西剩下的地理单元，还有没有可能支撑一个州的建制呢？答案是肯定的。去除掉这两块南部盆地，山西高原还剩下：太原、忻定、大同三个盆地，如果再加上土地虽然略显贫瘠，但核心区同样是小型盆地（长治盆地）的“上党高地”，山西的剩余部分依然具备支撑一个州存在的体量。
在“雍州”方向，情况就不那么乐观了。关中平原是秦岭以北唯一的大型冲积平原。在关中盆地的北部，是两片河谷纵横的高原地带。分别是西侧为泾水流域所覆盖的“陇东高原”，以及东侧由北洛河流域为经脉的“陕北高原”。前者今天在行政上归属于甘肃，后者则为陕西所有。然而上述两条渭河的一级支流，虽然在这两片黄土覆盖的高原上纵横切割出了上百条河谷，但却没有能够造就出盆地属性的冲积平原。这意味着它们无法独立支撑起一个州部的建制。
当然，将关中平原之北这两片高原归入“司隶”范畴也是一种选项。这种做法相当于只是把“雍州”更名为“司隶”，并赋予更高一级的政治使命。不过考虑到它们的北方，就是草原游牧民族的优势区（秦长城即是沿陕北、陇东两大高原的边缘修筑的），这种设计等于让帝国中央也必须承担外部防御任务，这种做法显然是不会被接受的。有鉴于此，在为帝国核心属性的汾渭盆地，留下部分提供缓冲的高地之后，陕北、陇东两个高原还是被重组进了其它的州部。在东汉时期，这一方案体现为将陕北高原归入“并州”范畴，而将陇东高原归入“凉州”板块。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基于为都城提供多重保护的需要，原本以“西河”为界的纵向切割原则在东汉时期被彻底放弃。无论是中央直辖地属性的“司隶”还是北境守护者身份的“并州”，都成为了跨越黄河而存在的行政区。这种情况与北京在升极为中央之国首都之后，对河北原有地缘政治结构的破坏如出一辙。只能说，在帝国中央被定位于关中平原之时，这种选择有其合理性。同时这一变化，也让出生于运城盆地的关羽（山西运城人），以及临汾盆地的徐晃（山西洪洞人）幸运拿到了“首都户口”（虽然这在当时应该没什么用）。
追根溯源的话，并州版图的确立，始于战国时代赵国的扩张。尽管一提到赵国，大家心中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河北”，但这个以武力见长的战国诸侯，根基之地却是在山西太原，并在在太原盆地以外扩疆千里。可以这样说，在东汉时期被划入并州范围的诸地理单元，除刚才我们说到了陕北高原和陇西高原属于秦国以外，在战国时代几乎都是属于赵国的版图。
在赵国乃至之前以晋国名义向北扩张的过程中，“恒山山脉”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地理分割线。所谓“恒山山脉”，指的是恒山所处的一条西连吕梁山脉、东接太行山脉东西向山脉。这里指的恒山是现在大家所认知的“北岳恒山”，而不是太行山东麓的古恒山了。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在如珍珠般串连在一起的山西五大盆地中，恒山山脉以南的四个盆地，都有相对宽阔的谷地相连。这使得由南向北扩张的华夏政权，可以沿着河谷低地，一路向北开垦农地至忻定盆地的北部，直到遇到恒山脉的阻隔。
恒山山脉的问题在于，它真的很完整。你无法从这条分隔大同、忻定两大盆地的山脉中，找到一个相对宽阔的断裂口。不过这样的地形，固然为赵国在向北扩张之时制造了障碍，但也为后世中原王朝应对北方压力时，增加了一条天然防线。比如同样发际于太原的唐王朝，就在恒山山脉的西段的交通要道上修筑了著名的“雁门关”；后来的明王朝，更是在恒山山脉之上打造了一条被称之为“内长城”的防线。以在山西、内蒙交界线上的“外长城”失守之后，阻止蒙古人长驱直入。
然而恒山防线固然重要，但它始终还是一条退而求其次的候补防线。赵国之于中央之国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在于，早在秦统一六国之前，就已跨越恒山山脉，将控制线延伸到了黄土高原与蒙古高原间的分割线——阴山山脉一线，并用长城标定了中央之国核心区的北部边界。只不过在历史上，这条长城边界并非一直处在稳定状态。出现这种情况，与这一地区的地理、气候有关。
先来看看恒山山脉以北地区的地理特点（以下简称“恒北地区”）。整个区域在地理位置上属于：吕梁山脉、太行山脉、燕山山脉、阴山山脉相接之地。这些山脉延伸山地，在此相杂形成了一系列盆地。大同盆地只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个。这种复杂地形所导致的一个后果，是你很难判断山西、河北、内蒙古这三个一级行政区，今天在这一地区到底是依据什么样的原则来区分彼此的。放在战国至三国时段，上述地缘政治关系的复杂性则体现在：幽州、并州如何在此分野，以及这两个为中原王朝护卫北方的行政区，与蒙古高原的游牧者之间的平衡线又在哪里。
“十五英寸等雨线”理论看起来能够帮助我们解释，历史上华夏农耕民族与草原游牧民族，在恒北地区的进退问题。如果只是想感受一下它的大致位置，可以在地图上找到内蒙古地区与山西、河北两省的行政分割线。而如果你想进一步了解这条分割线形成的地理背景，还可以有一个方法，那就是标出永定河上游的流域范围。纵横于河北平原的永定河，在太行山以西有两条上游河流，分别是南源“桑干河”与北源“洋河”。前者发源于吕梁山脉东坡，后者则源出阴山山脉最东端的丘陵地带，两条河流在今河北涿鹿-怀来两县相合成为“永定河”，再穿越太行山脉流入北京地区。
将永定河的流域范围重叠在恒北地区的行政区划图上，你会发现无论是桑干河还是洋河，都只有很少一部分源头被划入相邻的内蒙古地区。具体来说，代表内蒙古自治区获得这部分永定河流域的，是地级市属性的乌兰察布市。从地理角度来说，除了北部与蒙古国相邻的戈壁地区以外，乌兰察布地区的地理特征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那就是“阴山丘陵”。其内部又可根据河流的流向，分为“阴北丘陵”、“阴南丘陵”两部分。相对来说，后者的降水要更多些，尤其是滋生了洋河水系的阴南丘陵东部。
然而并不是所在降落在阴山丘陵之上雨水，都有机会透过永定河水系奔向大海的。在这片土地上，大部分的河流都呈现出内流状态。那些相间于丘陵之间的湖泊，才是它们最终的归宿。在乌兰察布，这些内流湖中最大的有两个都位于阴南丘陵部分。包括丘陵中部的“黄旗海”以及西部的“岱海”。
“十五英寸等雨线”不仅是一条农牧分割线，同时还可以用来帮助判断河流的属性。一般来说，如果一个流域的年平均降水长期处于100—400毫米之间，那么这个流域内的河流，将很难获得机会外流入海。阴山丘陵的情况便是如此，那些不能稳定突破“十五英寸等雨线”的丘陵地带，所收集的降水只够形成一个个内流湖（包括季节性河流）。换而言之，如果以黄旗海、岱海为代表的，分布于阴山南丘陵的内流湖，降水能够常年稳定在400毫米以上的话，将是很有机会透过永定河水系出海的。其中黄旗海将有机会与洋河水系连成一片；岱海则有机会跨越与桑干河之间低矮的分水岭。
事实上，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一个地区的降水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一定幅度的变化对于降水过多或者过少的地区来说，并不会产生在地缘结构层面产生质的影响，但对于“阴南丘陵”这类，身处季风气候与大陆性气候相接之地的来说，影响就显得比较大了。以岱海在20世纪的降水数据来看，其年均降水量就显得非常的不稳定。降水多的年份能够达到650毫米左右，低的年份则只有200毫米。这也使得历史上，15英寸等雨线和长城的位置，在阴山丘陵一带长期处于变化之中。
就总体情况来说，中央之国几千年来的降水整体呈现下降的趋势。以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修筑长城的明王朝来说，其存续期内全国范围内的年平均降水，较之汉代就下降了100毫米左右。与此同时，温度亦呈现相似的趋势变化。这点倒也不难理解，如果一个历史时期，温润的东南季风能够更据优势的话，那么从海上而来的季风带来的将不仅仅是降水，还会有热量。反之，如果干冷的西北季风肆虐的时间更高，那么降水和热量自然会相应减少。一直到20世纪，中央之国在降水和温度这两项指标上，才出现明显的向上趋势。在了解这一气候背景后，当你看到明长城的位置较之汉长城要更为偏南时，相信会多上几分理解。
现在我们知道了，在赵国和汉王朝存续期间，中原政权会更有机会将控制线向北延伸。以长城在阴南丘陵的位置来说，大体上位于黄旗海与岱海之间。2300年前，赵国翻越恒山山脉，控制这片原本为游牧民族所据的土地之后，在此设立了雁门郡与代郡两个行政区。其中洋河上游与相邻的桑干河下游属于代郡所有。大同市及其以西地区则归属于雁门郡。两个行政区在恒山山脉上的地理分割点便是北岳恒山。及至汉代，大体上仍然继承了赵国当年在此的行政设置，只是将雁门郡西部不属于桑干河流域的“浑河”流域（今天山西右玉县及内蒙古清水河县境），拆分出来建制了“定襄郡”。
在三国英雄中，与关羽交好的大将张辽便是雁门马邑人氏（今山西朔州）。不过两人籍贯一南一北相隔千里，加之在东汉时期并不属于一个州部，所以张辽和关羽之间的友情并非一些人所认为的，有山西同乡的因素在里面，而纯粹是一种“英雄惜英雄”的友情。真正与张辽有同州之谊的，是按籍贯地应该被归类为内蒙古人的“包头吕布”。由此你也应该明白，为什么张辽最初是吕布的得力干将，并且二人原本都为“并州刺史”丁原的部下。
然而我们仍然需要一个解释：为什么一个内蒙古包头人士，与一个山西朔州人氏，在1800年前会成为同乡。关于这个问题，下一节将揭晓答案。

大河之北——冀州.并州.幽州（5）

在三国英雄中，吕布一直被认为是战力最强者，今名“包头”的九原县是他的出生地，以至于网络上会有“包头吕布”的戏称。不过素有“米脂婆姨绥德汉”之说的陕北地区，可能不会认可吕布是内蒙古人的说法。“米脂婆姨绥德汉”的说法，意指的是陕北米脂县盛产美女，与之相邻的绥德县则好汉辈出。用来验证这种说法的最重要证据，是《三国演义》中的貂蝉是米脂人，而吕布则是绥德人。考虑到貂蝉这个人物本属虚构，史书中又明确记载吕布是九原人氏，这种说法很多时候被认为只是传说。然而有一点倒是可以肯定，南北相隔将近千里的包头和绥德，在东汉末年都属于“并州”的范畴。这一行政建制的形成，到底有什么样的地缘背景，一切的一切都要从“河套”两个字说起。
在中原王朝与边缘民族的地缘政治博弈中，大抵有四个板块可以做为影响天平倾斜方向的关键砝码，由东向西依次是：两辽、河套、河西、河湟。能够稳定控制以下辽河平原为核心的两辽地区，中原王朝就可以减轻来自东北方向的威胁；得到河西走廊，就是得到通过西域的战略通道；占据深入青藏高原东北部的河湟谷地，能帮助中原王朝对抗来自世界屋脊的威胁。至于河套地区，则可以视作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者博弈的胜负手。验证一个中原王朝是否强大，河套地区的控制权将是最关键的指标。
说起河套，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一片富庶的平原。所谓“黄河百害，唯富一套”，这里说的“百害”主要指的是黄河下游变化无常，在华北平原经常造成水患。而在中游地区，被周边高地束缚的黄河，看起来性格要温顺的多，受其滋养生成的“河套平原”，成为了各方争夺的焦点。不过河套平原并非一整块平原，能够被纳入这个概念的总计有三个地理单元。：前套平原、后套平原，以及西套平原。这三处平原的生成，又与两座山脉：阴山山脉、贺兰山脉有关。其中前套、后套平原的都位于阴山山脉之南，今天都归属于内蒙古；贺兰山则成就了西套平原和宁夏这个中国面积最小的自治区。
我们很容易在地形图上，找到阴山山脉与贺兰山脉的位置，并感受到黄河于它们之间的紧密联系。发源于青藏高原的黄河，先是沿黄土高原的边缘，东北向切入贺兰山脉东麓，然后北流受阻于阴山山脉后转而向东，直至遇到吕梁山脉后再次南流。受到这几处山地的阻滞，黄河水的流速开始变慢，并将山麓地带漫灌而成了河泽之地。也可以说说，如果没有山脉的阻滞，黄河在这片高原之地所切割出的只会是一条单纯的河道。
阴山山脉与贺兰山脉同时也是黄土高原与内蒙古高原的地理分割线。这意味着，河套平原及整个黄河“几”字湾所圈定的这片腹地，应该都属于“黄土高原”的范畴。如果简单以“蒙古高原”对应草原游牧经济、“黄土高原”对应种植经济的划分法来看，河套地区应该天然属于华夏文明核心区的范围。2000多年前，赵、秦、汉等政权构筑于阴山之上的长城，似乎也向世人证明了这一点。然而今天整个河套地区在行政上的“自治区”属性，让人隐隐觉得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根据经验来看，如果历史上中原政权能够稳定控制这片土地，河套地区在当下的行政区划类别更应该是“省”。
地理环境的影响不能只看地面的情况，还要结合气候条件来看。对于农牧两种生产方式来说，最主要的分割线依然是“十五英寸等雨线”。不幸的是，这条农牧分割线并没有把整个黄河几字湾置于身后，而是以近乎对角线的形式，对这片几字湾腹地做了一个分割。将对角线西北包括三个河套平原在内的区域，整体贴上了干旱的标签。地形能够帮助我们更精确的找到这条分割线。事实上，这条等雨线就是沿着陕北和陇东两个高原的西北边界在走的。在这两个地形起伏较大的二级高原上，来自东南方向的季风有机会留下更多的降水，并因此让它们被那些黄河支流所覆盖。
在“十五英寸等雨线”的西北方向，地势要平缓的多。由于这块介于黄河与陕北高原、陇东高原之间的高地，大部为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所辖，因此被称之为“鄂尔多斯高原”。从“河套”一词的本意和历史解读来说，鄂尔多斯高原亦被归于河套地区的范围。需要注意的是，行政上的鄂尔多斯地区与地理上的“鄂尔多斯高原”并不能完全划等号。你会看到鄂尔多斯地区的东北部，涵盖了陕北高原的东北角。鄂尔多斯市区则正好在陕北高原的边缘。这一位置将鄂尔多斯市本身定位成为了一个降水分割点。在它的东部，年平均降水能够稳定高于十五英寸，越往西则降水越少。此外，鄂尔多斯高原西南部，也并没有被归入鄂尔多斯地区，而是成为了宁夏的一部分。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在凉州部分会具体解读。
河流的属性同样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到鄂尔多斯高原的干旱情况。在这片高原上的低洼之处，散布着很多内流湖属性的小型湖泊，以及一些长年干旱，只有夏季有机会蓄水的季节河。尽管降水达不到农耕需求，同时也无法长成森林，但100-400毫米的降水量却还是可以生长牧草。有鉴于此，从地缘角度看，我们更应该把“鄂尔多斯高原”称之为 “鄂尔多斯草原”。只不过由于生态环境脆弱，如果人为活动过多，鄂尔多斯草原将很容易出现沙化现象。大约在战国时期，靠近后套平原高原西北部开始沙化形成“库布齐沙漠”；此后在隋唐交会之际，高原南部的情况也开始恶化，并开始形成“毛素乌沙地”。值得欣慰的是，经过多年的治理，目前降水条件相对较好的毛素乌沙地，已经开始重新变成一片绿色之地。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鄂尔多斯高原与陕北、陇东两块高原之间的分割线，与“十五英寸等雨线”高度重合，但并不代表在这条雨线以西，就完全不存在能够跨越这条等雨线的地点。在前套平原，由于这段阴山山脉呈“西北-东南”走向，并且位于更为偏东，因此在靠近山麓的部分地区，会受益于地形雨的补给而使得年平均降水超过十五英寸（约合380毫米）。虽然如此，整个河套平原的农业潜力，本质还是得益于黄河漫流为本地区所带来的水资源补充。当然，归根结底的说，河套平原能够在一片游牧之地的包围之下，有机会一展农耕潜力，还是得归功于阴山及贺兰山脉的存在。这两条山脉不仅和黄河一道，合力打造出了三块不缺水的平原，更帮助阻挡了部分来自西北方向的干旱季风，使得河套平原的积温亦较周边地区有所提升。
如果不加以人工干预的话，河套平原的条件将使之成为一片水草丰美的草原。就像大家所熟知的北朝民歌所描述的场景——“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要知道，在没有山脉和黄河加成的鄂尔多斯高原，牧草的高度一般最多只有2、30厘米。这样的高度甚至连牛羊的小腿也覆盖不了。而如果对河套平原的天然水网加以疏导，打造成人工灌溉系统的话，这些水草丰美之地将很有机会变成一片片农田。
现在我们知道了，河套平原及鄂尔多斯高原在地理属性上都属于“黄土高原”版块，但由于处在“十五英寸等雨线”以外，使得这一地区整体为游牧优势区。今天，三个河套平原及鄂尔多斯高原，在行政区划上被纳入“自治区”的阵营，便是这种自然属性的映射。然而从河套平原本身来说，又是具备农业开发基础的。这意味着中原政权如果能够控制这三个平原，将有机会把把整个河套地区纳为自己的领土，进而实现对黄土高原及黄河中游地区的全覆盖。
从地理位置上看，以大同盆地为核心的恒北地区，与阴山山脉庇护的前、后套平原处于同一平面。吕梁山脉的北延伸段——“管涔山”，负责将两大地理单元分割开来。东西向横穿管涔山的注入黄河的“浑河”，能够帮助打通一条跨越山脊的天然通道。今天，你在电子地图上找到山西境内的“右玉县”，以及内蒙古境内的“和林格尔县”，然后标定出二者之间的公路线来，就能够感受到这条通道的存在了。
很显然，在这样一条重要的线路上，军事家们不可能不依托山地修筑一个关口。这个关口就是著名的“杀虎口”。“杀虎口”中的“虎”字，最初胡人的“胡”字。只是后来有很多游牧民族顺着这个关口控制大同盆地，甚至进而入主中原。这样一个带有明显歧视色彩的名称，用起来多少有些别扭。最终在满州人入主中原建制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时，老虎得以取代了胡人，背上了这口带杀伐之气的黑锅。
实际上，即使河套平原与大同盆地分属不同民族所有，也并不代表杀虎口就必须一直体现它的战争属性。当和平来临之时，于杀虎口穿行的更多是来自山西高原的商人。以至于杀虎口还有一个大家更加耳熟能详的名字——西口。西口以西的那片游牧之地，亦因此被称之为“口外”。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人口迁徙事件之一的“走西口”，便是由此而得名。如果吕布果真是九原人氏，那么他当年很可能就是骑着他的赤兔宝马，从杀虎口进入山西登上人生巅峰的。
最先代表中央之国跨越杀虎口的，依然是在北方锐意进取的赵国。当时占据河套平原的正是后来汉王朝的最大对手——匈奴人。在击败匈奴人之后，赵国一方面在阴山山脉之上构筑长城（后来成为秦长城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还在这块新征服的土地上建制了“云中郡”。在汉朝得到河套地区之后，依照山川形便原则，云中郡的中西部被进一步拆分出了：五原、朔方二郡。
说到这里，你可能会有一个疑惑。既然地理上，阴山之南的河套平原被分为：前套、后套两部分，那么为什么汉王朝在此设立了三个郡？这其实跟阴山山脉的走势有关。所谓“阴山山脉”是一个统称。其内部共分为三部分：被称之为“狼山”的西段、名字为“大青山”的东段、以及位于当中的，狭义概念下的“阴山”。其中“狼山”是一段与黄河呈完美平行状态的弧状山体，与黄河一起共同造就弯管形的“后套平原”；大青山和与体量较小的阴山，而与黄河造就了三角形的前套平原。
简单点说，狼山所对应的后套平原被建制为了“朔方郡”，大致与现在的巴彦淖尔呼应；大青山所庇护的前套平原主体继承了“云中郡”的名称，其领地大部为现在的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所有；位居其中的阴山所对应的则是“五原郡”，对应的则是包头。吕布所出生的九原县，便是五原郡的郡治所在。历史上，即使没有诞出吕布这位猛将，九原这个点也颇为引人注目。不仅因为它居于前后套平原之中的位置，更因为阴山、大青山的西端，以及黄河河道在此包夹而成了一个背山临水的完美三角形地形。无论从小气候还是防御角度，都很适合定位为河套地区的中心。历史上，包括匈奴在内的游牧者，曾经多次将王庭布设于此。
实际上，赵国对河套平原的控制仅仅持续了几十年时间。由于在长平之战中损失了大量有生力量，赵国不得不将李牧率领的北地边军主力调回，以至于匈奴人又重新控制了河套地区。及至秦统一六国之后，名将蒙恬率30万秦军方又重新夺回了河套地区。然而秦军同样没有能在河套平原呆太久。秦末诸侯并起的乱局，不仅让秦国在河套平原的防线土崩瓦解，更使得那些之前被强制迁徙进这片土地实边的人口，很快逃离了这片是非之地。以至于在汉王朝建立初期，重新控制河套平原的匈奴人，成为了这个新生帝国的安全最大威胁。
根据我们刚才所做的地缘分析，你很容易想象得到，匈奴人在控制河套平原后，将会经常性的透过杀虎口入侵相邻的雁门郡。关于匈奴入侵雁门或者说大同盆地的最著名事件，是差点让汉高祖刘邦命丧疆场的“白登之围”（公元前200年），与后来由汉武帝策划，但以失败而告终的“马邑之围”。“白登”是一座山名，位于时称“平城”的今大同市东北；马邑即是现在的山西朔州，位于大同盆地的西南角。两城一南一北、互为依托，拱卫沿桑干河谷延伸的大同盆地。一直到公元前127年，卫青方率大军重新击败匈奴人，夺回了河套平原的控制权。大同盆地和山西高原，才算解决了来自侧翼的威胁。
顺便说一下，“马邑之围”是汉武帝所策划第一场大规模对匈战役，虽然由于消息走漏，而未能完成诱歼匈奴主力的战役任务，但却拉开了汉帝国对匈战略反击的序幕。这场战役的方案提供者，世居马邑的富商“聂壹”则是张辽的先祖（后世为避祸而改姓）。可以这样说，无论是张辽还是吕布战斗力的形成，很大程度与地处边地的复杂环境有关。尤其是在临死前对曹操说出“明公将步，令布将骑，则天下不足定也”的吕布，其之所以能够在乱世安身立命，所凭借的正是从河套这片胡汉相杂之地，带出了一支强悍的骑兵部队。至于说吕布所骑乘的赤兔马到底是何马种，这个就很难猜测了。只能说，以他的生活环境来说，在万千战马中挑出一匹好马来，比那些生活在内地的将领们要容易的多。
从上述历史还可以看出，中原政权对于河套平原的控制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每当内部陷入战乱，这片可农可牧的土地便会被第一时间被放弃。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河套平原虽然可事农稼，但在位置上却是一个危险的突出部。抛开位置上更加孤立西套平原暂且不说，即使中原政权能够控制前、后套平原也会发现，在鄂尔多斯高原自然降水，不足以支撑大规模农业开发的情况下，云中、五原、朔方三郡，实际是处于两面承压的危险境内。游牧者不仅会在阴山长城以北的草原上游弋寻找机会，还会从狼山与贺兰山之间的缺口处，跨越黄河进入鄂尔多斯草原，从后方进行攻击。正因为如此，汉朝也在杀虎口两侧分拆出“定襄郡”，以在河套有失的情况下，为雁门郡和大同盆地的安全，增加一层缓冲。
那么，在群雄并起的东汉末年，包括两汉交会之时，河套平原有没有再一次被放弃呢？应该这样说，情况比想象中的还要复杂些。关于河套地区控制权的转换，其影响力也远不止于三国时代。下一节的内容将揭开这个迷团

有古代高速公路之称的“秦直道”为什么被放弃
大河之北——冀州.并州.幽州（6）
在赵人代表中央之国进入河套平原之时，他们为这片土地打上的标签是颇具浪漫色彩的“云中”二字。而在汉朝重新进入河套地区之后，“朔方”开始取代“云中”，成为整个河套地区最引人注目的行政标签。狭义的“朔方”，指的是在汉武帝夺取河套之地后，在后套平原所设立的“朔方郡”；广义的“朔方”，则是汉武帝在20年后（公元前106年），创建“十三刺史部”时，扩张成为的“朔方刺史部”。
“朔方”意指“朔气覆盖的北方”。“朔气”在古汉语中指的是北方的寒气。气候是帝国在这片土地的最大障碍，这一标签的出现，表明当时的汉王朝对这一点已经有了深刻感受，而整个河套地区在气候上的纠结，又与“季风”有关。所谓“季风”指的是：以一年为周期，大范围的冬夏季风向相反现象。受来自太平洋的暖湿气流影响，每年夏季，东亚大陆每年夏季都会从东南方向迎来夹杂着大量降水及热量的“夏季风”；而到了夏季风消退的冬天，控制东亚大陆的则是由大陆冷高压吹出的“冬季风”。这种受季风现象影响明显的地区被称之为“季风区”。在地球上，东亚、东南亚，以及南亚三个板块都属于季风区。其中东亚季风区是唯一处在温带的季风区。
如果不考虑东北地区的话，无论是用长城还是“十五英寸等雨线”来划定中央之国核心区，或者说农耕区的边界，都会发现它们其实都是与东亚季风线相合的。冬季寒冷干燥、夏季高温多雨，是东亚季风区的最显著特点。这一特点带来的一个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效应，那就是“雨热同期”。作物的生长即需要降水也需要热量。如果这两项条件能够同期出现，自然是极好的。与这一特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亚大陆西端的情况。在欧洲，气候最宜人的区域是地中海周边。然而“地中海气候”的一大问题就是“雨热不同期”，夏季少雨、冬季多雨。这也造成了地中海周边虽然是欧洲气候最好的区域，并且催生了古希腊、罗马文明，但从人口潜力来说，却始终无法与处在季风气候区的东亚、东南亚、南亚相比。
1935年，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通过分析中国各地的人口密度，在地图上划出了著名的“胡焕庸线”，这条从东北黑河延伸到云南腾冲的对角线，将中国切割成了两部分：东南部的人口高密度区与西北部的人口低密度区。当我们把人口角度的“胡焕庸线”放在气候角度上审查，就会发现它本质就是条“东亚季风线”。只需把受温度限制，当时难以进行大规模农业开发的东北地（两辽地区以北部分）去除掉，这条季风线就足以用来解释华夏文明在古代的边界问题。
由于海洋距离过远，并受到山脉阻隔，在东亚季风线以西以北的大陆腹地，海洋性夏季风的作用开始减弱，大陆性影响扩大。夏季依然炎热温润，但降水较季风气候区低；冬季则更加的干冷。这种气候条件影响下的地区，气候类型被称之为“大陆性气候”。不幸的是，正如我们之前所分析的那样，河套地区正处在两处气候区交汇之处，由季风区而来戍边的战士和农夫明显能感觉到，这一地区的气候与自己的家乡存在本质区别。
对于中原王朝来说，无论采取何种手段控制河套平原，都必须要面对鄂尔多斯草原横亘其间的问题。虽然中原王朝同样可以利用这片草原放牧，将之定位成为自己的畜牧基地，尤其是用来饲养马匹，但却没有办法开展大规模农耕经济以固定人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秦、西汉、东汉三代王朝，尝试了三种方案。其中西汉王朝的解决办法，就是将三个河套平原、鄂尔多斯高原，以及大部分的陇东、陕北高原放置在了一起，组合而成了“朔方刺史部”。
技术上看，这一方案相当于把关中平原从“雍州”概念中剥离后，补充河套平原。问题在于，关中平原是整个雍州板块的核心，并对境内其它板块辐射影响力和资源。反观河套平原则无法承担这个任务，更因为地处边地的原因，需要从其它地区调配资源。为此，西汉王朝在设立“朔方刺史部”时做了两个补救措施：一是将西河两岸的高地，包括部分陕北高原和吕梁山地，设立为“西河郡”并归属于并州刺史部。这样设计的好处，在于让来自山西高原的力量，更多参与对前、后套平原的战略支援上来；二是延续秦王朝时的做法，将西套平原与陇东高原东部组合而成了“北地郡”，以让孤悬于西陲的贺兰山麓，更多得到来自关中方向的支撑。
容易被人忽视的，是两世而亡的大秦帝国，在这个问题上所做的前瞻性设计。笃信自己强大中央控制力的秦帝国，并没有在中央与地方诸郡之前设立“州”一级的连接层。在河套平原，除了保留云中郡的建制以外，汉朝后来所分立的朔方、五原二郡，在秦王朝都属于九原郡辖区。换句话说，整个前、后套平原的行政建制，在赵、秦、汉三代，经历了一拆二、二拆三的变化。吕布的出身地，今名包头的“九原城”，在变身成为汉“五原郡”郡治之前，则是秦“九原郡”的郡治所在。
在战略支援河套平原的问题上，崛起于关中平原的秦王朝，更多将担子压在了陕西部分。以陇东高原为核心的“北地郡”覆盖了西套平原，以及大部分鄂尔多斯高原的中西部。其北境直接与九原郡相对接；以陕北高原为核心的“上郡”，则向北与云中郡接壤。然而不管在地图上怎么调整，都无法解决鄂尔多斯草原的阻隔问题。尤其上郡、北地两郡的地缘潜力有限，秦帝国更多希望在得到预警后，利用关中平原的力量对阴山防线进行支援。
想要做到点，秦帝国首先要在陕北或者陇东高原上修建尽量便捷的道路。沿河谷修建道路是最常见的通行方式。纵横于陇东高原的水系是“泾河水系”，这条夹杂着大量黄土的河流，在关中平原与水质较清的渭河相交之时，还造就了一句著名的成语——泾渭分明。覆盖陕北高原的水系则稍显复杂些。这是因为，陕北高原向北一直延伸到前套平原南部，没有一条河流能够纵穿其间，串连起分布于高原的所有河流。其与陇东高原相接的南部，为“北洛河”水系所覆盖。而自延安及其以北的延伸部分，则渐次分布着很多独流向东，注入西河的河流。如滋养了红色圣地延安的延河、留下“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这一千古绝句的无定河（米脂和绥德及榆林属于无定河流域）；以煤矿资源丰富而闻名于世的窟野河（诞生了鄂尔多斯和神木两座黑金之城）。
整个陕北高原位置最北端的河流，是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旗政府所在的“塔哈拉川”。这条横穿县城注入黄河的河流，长度还不到20公里，与河套平原的直线距离只有30公里。理论上，如果能够打通一条纵穿陕北高原的道路，秦军就可以避开鄂尔多斯草原，从关中一路向北直达前套平原。只是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那样，陕北高原并没有一条纵容整个高原的河流。在沟壑纵横的陕北高原上，修筑一条横切诸多河谷的道路，在技术上的难度可想而知。
高原东侧被称之为“西河”的这段黄河，看起来倒是可以承担这样一个任务。由于身处晋陕两省之间，这段西河河谷又被称之为“晋陕大峡谷”。从位置上看，这样一条近乎直线的峡谷，就像是一条天然通道般的存在。2017年8月，沿晋陕大峡谷修建的公路开通。这条南起华山，北至陕西最北端的府谷县，全长800多公里的沿黄公路，一经开通便以其沿途串连起诸多自然、人文景观，而引发了世人的关注。
如果秦人当年也能够沿晋陕大峡谷修建一条不间断道路，那么关中平原与河套平原之间的连接问题将完美得到解决。更重要的是，这是一条完全处于农业区内部的道路。然而“沿黄公路”的开通时间，其实已经告诉了我们，这在这两千多年前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使不考虑峡谷沿岸有很多断崖式的地形，秦人也很难在每一个支流河口修筑一座桥梁。就算秦人能够做到，对于一条纵横千里的快速通道来说，任何一座桥梁的受损（尤其是在山洪爆发的夏季）也都可能让整个行动陷于瘫痪。
当然，如果不考虑快速机动问题，在诸河谷中不断切换的方案，还是足以帮助秦人打通一条，连接关中与河套的交通线的。问题只在于，秦帝国需要的是让帝国中央直接对河套平原的安全负责。那么，这项任务在技术上就真的完全无解了吗？最起码对于自认“德兼三皇，功盖五帝”的始皇陛下来说，没有什么是不能完成的。公元前212年，距离帝国陷入崩溃还有两年时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东巡期间驾崩），帝国开始着手修建一条始无前例的古代高速公路——秦直道。
秦直道在设计上的巧妙之处，在于它选择了一个能够避免河谷切割的筑路方案。两片相连的土地，之所以会被分割为两个地理单元，在于它们在地势上能够自成体系。水系结构是这种自成体系的直接映射。在陇东高原及陕北高原南部，泾河与北洛水会通过各自独立的水系，将降落在各自覆盖范围内的降水，汇集起来送往关中平原。找到这两大水系的分水岭，不仅意味着找到了两大高原的分割线，更意味着找到了一条不会被河谷切割的天然路基。
并不是所有的分水岭，都可以承担这项任务。能够这样做的分水岭，在海拔上不能够太高。帮助秦军由关中进入河套地区的分水岭，名字叫作“子午岭”。其延伸路径，大体与今甘肃庆阳与陕西延安两地区的分界线相近。从“岭”这个后缀上，你应该也能感觉到它的海拔并不算太高。1300～1800 米的高度，能够保证秦直道这项伟大工程得以实现。
在秦汉之际，子午岭被称之为“桥山”，被认为是轩辕黄帝氏族部落的起源之地。至于说当年的黄帝部落，有没有顺着子午岭通道南下，已经无从考证了。可以推断的是，最初利用这条快速通道的，应该是南下侵扰关中的游牧者。只不过在中央之国的力量第一次被强力整合在一起之后，这条天然通道反过来成为了帝国中央，将力量延伸入草原地带利剑。在子午岭上修筑的“直道”并不是“秦直道”的全部，进入鄂尔多斯高原之后，道路开始向东北方向延伸，以贴合陕北高原西麓，直至抵达九原。这样做的好处是即能避免跨越河道，又能与让道路接近水源地，以利于沿途补给。
从长安与九原之间的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最终打通的“秦直道”，交通距离则超过了1000公里。能够在2200年前做到这点，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然而在后来的历史中，这条构筑于山脊之上的古代高速之路，虽然一直到清朝都还有使用过的痕迹，但却没有再发挥直通河套的快速通道作用。究其根源，在于以当时的机动条件来说，横跨1000公里调动军队和补给的想法还是太过超前。更何况秦直道的后半段处在鄂尔多斯草原的边缘。那些远离农业区的补给点，在为过往人员提供保障的同时，也必定吸引着游牧者的目光。这意味着即使河套平原处在中原王朝的控制之下，你也很难保证这条穿越游牧优势区的交通线，不被驰骋于此的游牧者所切断。
如果连“秦直道”这样的史诗级工程，都不能解决连接关中与阴山防线的战略任务，那么汉武帝将河套地区与子午岭两侧高原，组合在一起建制“朔方刺史部”的做法，实际作用也就不大了。真正能够在帝国控制前、后套平原问题上发挥关键作用的，还是来自山西高原的力量。技术上看，东汉王朝将陕北高原的北部与黄河以东的吕梁山地组合在一起，建制成“西河郡”，并与剩余的陕北高原（上郡）一起纳入“并州”板块的做法，不仅能够扩张山西高原与河套地区的连接面，将大同高原的防御压力分散到高原的中南部。更为关中地区的安全又增加了一层保障。
必须正视的是，不管是秦直道的修筑，还是两汉在河套地区的行政调整，本质都只是在优化内部资源，以增强对这片农牧相杂之地的控制力。这些做法固然能起到作用，但无助于解决根本。从地缘角度来说，最根本的解决办法是将鄂尔多斯高原变成一片农耕之地。当来自中央之国的农民，能够将整个河套地区都开发成农田之时，即便王朝陷入内乱，它的土地性质日后也会帮助这片土地，留在中央之国的概念中。只是“人定胜天”永远只是一个相对概念，最起码在降水这个问题上，工业时代的现代人亦无法有太大的作为。鄂尔多斯高原的地势，又使得当时的人类无法通过灌溉工程，引黄河之水进行开发。
那么，真的就没有办法缓解鄂尔多斯草原的游牧威胁吗？暂时还是不要那么悲观。在没有办法改变土地性质的情况下，折中的解决方案是在鄂尔多斯草原，引入一支愿意接受中原政权领导的游牧势力。在汉王朝，具体被用来落实这一方案的游牧势力，是著名的南匈奴。
崛起于战国末期的匈奴，是第一个完成蒙古草原统一工作游牧帝国。只是没有哪个政权能够长盛不衰。在西汉王朝的持续攻击之下，被压缩至漠北草原的匈奴人，内部矛盾逐渐激化。及至公元前一世纪中，以匈奴为标签的北亚游牧联盟开始出现“五单于争位”混乱的局面。在这场争斗中落败的一支匈奴部落，跨越蒙古高原中部的大漠戈壁，向被汉帝国控制的漠南地区迁徙，并试图得到汉朝的保护。这使得 “南匈奴”的称号第一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对于西汉王朝来说，并没有理由拒绝这样一支前来投诚的游牧部落。在得到汉朝的支援之后，南匈奴得以击败北匈奴，成为漠北的统治者（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的亲事件——“昭君出塞”，对象即为南匈奴单于）
进入公元1世纪中，相似的一幕再次出现。匈奴内部又一次以大漠戈壁为界分裂为南北两部分。新生的“南匈奴”政权仍然希望通过向汉帝国称臣的举动，赢得这场内部战争。然而这一次，东汉王朝的创建者“汉光武帝”的想法却有些不同。具体来说，游牧于阴山北麓的南匈奴并没有像100年前的“南匈奴”一样，在汉帝国的支援下重返漠北，而基于分而治之的原则，安置到了河套地区。
最开始，南匈奴的王庭被允许驻扎于长城之南的阴山山脉中（今内蒙古固阳县境），属五原郡辖区。与汉朝在河套地区的地缘枢纽“九原”相隔仅80里。对于游牧者来说，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安置点，尤其五原郡一带向来是游牧政权在漠南地区的活动中心。只是这样的安排，并不能让汉帝国感到安心。毕竟这种做法，相当于把河套平原，变成了一片胡汉混居的农牧相杂之地。即便不考虑这南匈奴的忠诚度，这种格局也不利于管理。
很快，随南匈奴内迁的游牧部落，被进一步内迁安置在了鄂尔多斯草原之上，其王庭则被允许设帐于降水条件相对较好的，陕北高原最北端的西河郡美稷县（今内蒙古准格尔旗纳林乡，西距鄂尔多斯约90公里）。在这里，南匈奴的核心部落可以沿一条名叫“湳水”的黄河支流放牧。而在湳水下游，今陕西府谷县古城镇，汉朝当时还设置了一个县——富昌县。1999年之前，准格尔旗的旗政府亦同样设置湳水中游的沙圪堵镇（后北迁至今址）。由此可见，汉朝是有意识的将一块有农业开发潜力的土地，交付给南匈奴设立王庭。这种做法即可显示对南匈奴贵族的优待，又便于就近管理。回想之前对于鄂尔多斯市地理结构的解读，你会发现它的设置几乎就是当年安置南匈奴内迁事件的翻版。
没有人生来就是劫掠者，游牧民族对农耕区的侵扰，初衷是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劣，使之缺乏度过困难时期的能力。与农耕民族可以储存粮食以备不时之需不同的是，游牧者的财富和食物来源很大程度依赖畜群。一旦因天灾造成牲畜大范围死亡，劫掠农耕区便成为了一种自救手段。只不过，当游牧者发现将分散的力量集合起来，能够让他们轻易从农业区获取资源时，他们也会很愿意在秋高马肥之时，将这种行为作为一种正常的渔猎活动。
无论对于东汉王朝与南匈奴来说，这看起来都是一个双赢的局面。获准进入长城以南的南匈奴部落，能够从汉王朝那里得到粮食安全。而在东汉王朝抵御其它游牧者入侵的战争中，接受汉朝调度的南匈奴部落，则可用来冲抵对方的马上优势。然而这种平衡的前提，是汉朝能够稳定控制三个河套平原。一旦中央帝国因为内乱而无力控制这三个战略要点，那么无论是内附于鄂尔多斯草原的南匈奴人，还是那些在长城以外虎视眈眈的游牧部落，都有可能主动出击打破这一平衡。
在了解河套地区在东汉时期的地缘政治格局后，相信即便对历史不够了解的人，也能预感到在诸侯并起的东汉末年，河套地区将会发生些什么。不过这一切的展开，要等我们顺着“十三刺史部”的脉络，将中央之国的基本地缘结构过一遍之后，再会沿历史线逐次展开。下一节，我们将把目光再次转回山西高原的北部，去探究一下幽并两州是以什么样的原则进行分割的。

大河之北——冀州.并州.幽州（7）

并州不是唯一替汉王朝承受北方压力的州部，与之相邻幽州在这个问题上的贡献，并不比并州要低。客观上，幽州所面对的局面要更为复杂，不仅要代表华夏文明承压来自草原的游牧文化，还在与来自东北地区的渔猎文化碰撞。鉴于两州地理相连，如何分配防御面，即是摆在东汉王朝面前的一个课题，同时也是历代中原王朝所必须面对的。往前溯的话，这是一个燕、赵分野的问题；放在现有行政区划框架来讨论，则是河北与山西两省的分割问题。
在赵国跨越恒山山脉向北扩张，建立代郡、雁门两郡之时，燕国也在穿越燕山山脉与太行山脉的接口处向西北方向扩张。在这个位置上，燕国所建立的边郡被命名为“上谷郡”。及至秦汉两朝，这一建制仍然被延续了下来。从地理角度看，上谷郡位于燕山山脉与太行山脉之间，覆盖了一系列以“洋河-永定河”为连接线的盆地。如果以地名为命名这些小型盆地的话，由西向东可分为：张家口盆地、宣化盆地、涿鹿盆地、怀来盆地，以及延庆盆地。
张家口盆地是这一系列盆地的起点，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盆地。盆地的东北部是燕山山脉的西部起点——大马群山，西南部则是阴山延伸至此地“阴南丘陵”地带。之所以说它重要，是因为张家口盆地不仅与游牧优势区的阴南丘陵相接，更因为其北部的分水岭，同样是一条十五英寸等雨线。今天，这条分水岭以北的土地，建制了隶属张家口市管辖河北省张北县。而这个位置燕山分水岭以北的县，还有一个颇具旅游价值的别称——张北草原。
历史上，来自汉地的农民有将草原游牧区称之为“口外”之说。如果说山西人所说的口外，主要指的是杀虎口这个“西口”以外的河套地区，那么河北人所说的“口外”，更多指的就是张家口以北地区了。换句话说，在燕山与太行山脉之间，张家口盆地已是位置最北的农耕区。如果游牧入侵的话，张家口盆地不可避免的会成为桥头堡。更为重要的是，在洋河-永定河水系的冲刷之下，沿河分布的这一系列盆地，封闭性都不算太好，彼此间都有较为宽阔的通道。
整个太行山脉与燕山山脉相接的这个位置，真正称得上天然屏障的，只有最东端那段厚约17公里、长约24公里，被称之为“军都山”的山体。这意味着，如果任由游牧民族进入洋河上游，他们下一步必定会顺“洋河-永定河”而下，觊觎富庶的华北平原。除非你把抵御游牧民族入侵的希望，都寄托在军都山之上，否则无论你要护卫的是燕国、幽州还是北京，最好的办法都是在军都山以西，在“洋河-永定河”流域，建立一个边疆行政区。即便不考虑这一点，整个区域适宜农耕的特性，对以农为为本的中原政权来说，也有着足够的吸引力。
在地缘环境没有发生大变化的情况下，行政区划往往具有惊人的连续性。两千年前，这样一个边疆行政区被命名为上谷郡，而在今天则是地级市属性的河北张家口市。当然，随着历史的变迁，这两个相隔两千年的行政区之间，并不能完全划等号。比较重大的变化是，今天张家口市的辖区，较之当年的源出燕国的上谷郡更向西扩张了些，得到了原为赵国代郡领地的怀安、阳原、蔚县三县之地。
追根溯源的话，这一变化的源头正是被东汉重新规划过的“十三刺史部”。在西汉初设“十三刺史部”时，代郡原本与同属赵地的雁门郡一起，属于并州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了拆分朔方刺史部，将前、后套平原归入并州范围的东汉时期，为了缓解并州的压力。位于并州东北的代郡被划入了幽州板块。应该说这种划法在地理上也不无道理，毕竟代郡的领地包括洋河上游及桑干河中游。一旦有失，游牧者沿河而下进攻幽州方向，要比攻掠恒山南北的可能性要更大。将代郡与上谷郡放置在一个行政大区，最起码可以保证处在前线位置的洋河流域处在同一行政大区。在抵御游牧入侵时，能够拥有更高的效率。
鲜卑人的选择，可以帮助验证张家口盆地及代郡，在地缘位置上的重要性。公元一世纪末，蒙古草原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受到东汉军队的连续攻击，北匈奴被迫远遁中亚。然而已经归附汉朝的南匈奴，却没有能够填补北匈奴留下的空间，而是继续留在河套之地。填补北匈奴留下空间的，是从大兴安岭走出来的鲜卑人。慑于鲜卑人的强悍，许多原本隶属匈奴的游牧部落，在这一阶段转而自称为鲜卑，让这个原本臣服于匈奴的部族得以迅速壮大。
鲜卑人最辉煌的阶段，是公元5世纪中入主中原建立“北魏”王朝。值得玩味的是，与此同时一支以“匈人”为号的亚洲游牧民族，也在欧洲刮起了一场黄色旋风。如果说鲜卑人的收获是得到了半个东亚，那么匈奴人的战果则是搅动了半个欧洲。以至于从此在欧洲有了被形容为“黄祸”的亚洲恐惧。然而从北匈奴西迁，到匈人攻掠欧洲文明之间相隔了3个多世纪。鉴于西迁的匈奴人在这个过度期，并没有与农业文明做大规模接触，加之中央之国以外的地区，对于记录历史这件事情的热情远不如中原王朝那么高，以至于“匈人”是否就是匈奴问题，一直以来都有着不同的说法。考虑到鲜卑人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以同样的地缘路径，在同样的时段完成了同样的工作，这种情况的发生最起码在时间逻辑上有其合理性。
关于匈奴人与鲜卑人之间的恩怨，以及蒙古草原的基本地缘结构，以后在曹魏北征乌恒、鲜卑的过程中会有详细解读。现在我们要知道的一个历史事实是：在三国时代即将开启之时，鲜卑已经取代匈奴，成为中央之国在长城一线的承压对象。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公元一世纪末，鲜卑就开始填补北匈奴西迁之后所留下的权力真空，但这并不代表一个强大而又统一的草原帝国就此诞生。在草原上，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并不一定天然就是政治联盟。像大家所熟悉的成吉思汗，在崛起时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外交和军事手段统一蒙古诸部。
公元2世纪中，鲜卑首领檀石槐第一次以部落联盟的形式，将分散于草原各地的鲜卑诸部统一在一起。从经济角度看，游牧者内部之所以愿意结成同盟，除了可以减少彼此的消耗以外，更强烈的动机是可以整合力量，向富庶而又人口众多的农业区发起进攻。在亚洲的北部，这意味着一个草原首领要想赢得尊重，就必须有能力带领大家向中原王朝发起挑战。
公元156年，檀石槐率领数千铁骑对云中郡发起攻击，拉开了鲜卑与中央之国长达数百年地缘博弈的序幕。当然，鲜卑与中央之国之间的关系，不能仅用“博弈”二字来形容。众所周知的是，公元6世纪末，当时的北魏孝文帝曾经主导过一场汉化改革，被视为民族融合的典范。不过在此之前的大部分历史时期，包括整个三国时代，我们仍然需要将鲜卑视为草原文化的代表，而不是华夏文明的一份子。
对云中郡的攻击只是一个开始，此后东起辽东，西至河西的整个长城沿线，都成为鲜卑诸部的攻击目标。为此，檀石槐做了两个重大决定。其首先做的，是将王庭从漠北迁至紧贴长城的“弹汗山”。“弹汗山”现在的名字叫作“大青山”。一般提到这个这个名字，大家首先想到的会是位于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北部的“大青山”。作为阴山主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处“大青山”同时也是前套平原庇护者。不过鲜卑人所看中的“大青山”却不在阴山主脉，而是位于阴南丘陵地带，今河北省尚义县与内蒙古自治区兴和县交界处，与张家口盆地紧密相连。
这样的位置，让你很容易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选择，尤其是在看到弹汗山同时也是洋河上游之一的“东洋河”的发源地时。以此为基地，鲜卑人即可向东沿洋河而下攻掠隶属幽州板块的代郡、上谷郡；又可向南进攻击并州的门户雁门郡；同时还可以向西觊觎河套平原。为了对东汉王朝全面施压，檀石槐作出了第二项重大决定，依汉帝国边地的行政区划，将整个战场划分为三个战区，并分别设立首领统辖所在区域的军事行动（首领称“大人”）。其中两辽地区为东部战区。在这一地区行动的鲜卑部落，所面对的主要是汉朝在此设立的辽东、辽西两郡；辽西郡以西、上谷郡以东的燕山主脉地区则为中部战区，针对的是汉朝在此设立的：渔阳、右北平两郡；上谷郡及其以西地区，则设置为西部战区，与王庭一起对汉朝设置在第二阶梯上的州郡发起攻击。
鲜卑人的全面进攻，对东汉王朝造成了巨大压力。在内部同样有巨大矛盾需要化解的情况下，帝国中央曾经尝试过外交解决方式，来降低鲜卑崛起带来的威胁。包括以封王的形式，承认檀石槐草原之主的地位，以及用和亲的手段缔结同盟。历史上，这些方式在针对匈奴的博弈中曾经多次运用。然而势头正盛的鲜卑人，并不认为与汉朝达成和解有什么必要性。每年秋高马肥之时，那些生活在帝国边境的军民们，依然不得不面临鲜卑铁骑的入侵。
在外交和解无望，又一直疲于救火的情况下，汉王朝不得不主动出击，试图以一场决定来解决这一战略威胁。公元177年，帝国集结了数万军力（包括南匈奴所提供的骑兵）由云中、雁门、代郡三路出击，试图一战拔除掉鲜卑人的王庭。而为了应对汉军的攻击，檀石槐也调集了左、中、右三个战区的军力前来增援。这场战役最终以汉军的惨败而告终，出关而战的汉军能够生还者只有十分之一。此时距离触发帝国内部结构解体的“黄巾之乱”只有7年时间。如果照这个局势发展下去，东汉末年的地缘政治格局，也许就不仅仅是分三国的问题了。
然而客观上，相比已经拥有一套成熟管理体制的中原王朝，居无定所的游牧民族，在内部整合的问题上面临的困难要更大一些，彼此间的竞争更多取决于氏族力量的大小。公元181年，鲜卑力量的初代整合者檀石槐离世。这使得他名字没有能够出现在三国时代。在继任者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原本已初具雏形的游牧帝国瞬间瓦解。那些沿长城分布的鲜卑部落，又重新开始各自为战。
不过檀石槐对鲜卑诸部的统一工作虽然一世而亡，但鲜卑内部力量还是一定程度被聚合起来。檀石槐死后，其所设立的“大人”一职，亦成为了各板块鲜卑部落进行整合的权力象征。如果把檀石槐之前的鲜卑诸部，比照为“春秋”时代的话，那么之后的鲜卑部落联盟，则算是进入了“战国”时代。这一局面，对于即将开启的三国时代来说，是幸也是不幸。幸运的是，那些专注于内部竞争的三国英雄们，还不用最面对最强大的游牧联合体。甚至可以从中吸收部分力量，增强自己在内部竞争中的实力；不幸的是，在英雄们专注于争夺中央之国的控制权时。以鲜卑为代表的诸边缘势力，也在内部博弈中进一步完成内部整合，并为将来的“五胡乱华”时代做战略准备。
顺便说一下，吕布的出生年份并没有明确的历史记载。不过从他与刘备相会时称后者为“弟”来看，应该是比刘备要长几岁的。考虑到刘备出生于公元161年，而鲜卑开始攻略河套之地的起始时间是公元156年，这意味着吕布自出生时起，他的家乡就处在一级战备状态。整个长成阶段都处在鲜卑攻势最盛时期的吕布，能顺利存活下来实属不易。反过来说，能在这一恶劣环境生存下来的吕布，亦因此较之那些在内战或与其它边缘势力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将领，拥有更强的战争经验。这也使得吕布作为北方边地军事力量的代表，能够在三国英雄中脱颖而出，并获得同样崛起于边地的董卓的青睐。

河济之间（1）
经过之前的解读，禹贡九州中所设计的“冀州”板块，在两汉时期的变迁脉络已然大致清晰。这个板块中最核心的部分，无疑是最终继承“大河之北”这一冀州原始地理标签的河北省，及其所处的河北平原。然而当把思绪从燕山、阴山上的边塞烽火移开，再次投向这片古冀州的核心之地时，蓦然发现我们对它的了解实在还是太少了。将之前内容中涉及到的一些身处河北平原的重要城市，如：北京、保定、石家庄、邯郸、安阳串连起来，你会发现它们所覆盖的区域，只是沿太行山麓延伸的狭长地带。
无论从规避水患还是军事防御角度来说，将地势略高的山麓地带，作为开发大平原地区第一站，都是一个正确且自然的选择。问题在于，太行山麓并非河北平原的全部。上述城市中与海洋距离最近的北京，其市中心与渤海之间的距离也在150公里左右；曹操当年精心选定的邺城，与海洋的直线距离更达到370公里。如此广袤的平原腹地，在秦汉和三国时代究竟经历了些什么，将是接下来内容所要解决的问题。而想要了解这一些，则可以从两个今天已经十分模糊的地缘概念：“兖州”与“河间”入手。
先来看看兖州。在三国故事中，被曹操谋士荀彧认定为“天下之要地”的兖州，是曹操的龙兴之地。正是凭借在兖州击败黑山军的功绩，曹操才有资格作为一股独立势力，出现在中央之国的地缘政治舞台上。其后那位武功第一的吕布，在诛杀董卓之后，同样选择了兖州作为晋升为一方诸侯的根基之地。只不过被迎立为兖州牧的吕布，很快在与曹操的对抗中落败，不得不向南遁入当时为刘备所染指的徐州。
在天下九州的设定中，兖州的范围被设定为“河济之间”。河指的是黄河，济指的是济水。黄河大家都很熟悉了，但济水又在哪里呢？按照变水为河的惯例，古时的济水现在应该叫“济河”，然而事实却是，中国现在并无一条自然河流叫作“济河”。换句话说，这是一条消失的河流。这看起来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因为济水并不是一条普通的河流，而是中国古代最神圣的四条河流——“四渎”中的一条。
所谓“四渎”之说出现于先秦（不晚于战国时期），指的是“江、河、淮、济”这四条由西向东、独流入海的河流。其中“江”对应的长江、“河”对应的黄河、“淮”对应的淮河，当下都还在中国的版图内发挥着重要作用，唯有“济”所对应的济水，不见了踪迹。这并不是济水留下的唯一谜团，事实上从华夏先民识别出这条河流时起，它的身上就笼罩着一层难以用常理解释的迷雾。
济水被认为发源于太行山脉最南端的“王屋山”。整体呈南北向延伸的太行山脉，在它的最南端开始向西北方向偏移。这段连接“河东”、“河内”两大地缘板块的，横向延伸的太行山脉就是王屋山。在愚公移山的故事中，太行、王屋两山被认定为原本横亘于黄河之北，阻挡着冀州通往江汉平原的通道。如果按照故事中所描述的场景，两山被搬离之后所腾挪出来的空间，意指的就是彰河以南的河内之地。
在王屋山东麓、河内地区的西端有一座隶属河南省、被称之为“济源”的城市，能够帮助我们找到济水的发源之地。按照古人的理解，自王屋山而下的济水，先是东南向流经现在的济源、温县两地之后进入荥阳境内，在荥阳市北部蓄积成为了一个湖泊——荥泽，然而再继续接下来的旅程。不过与济水一样，作为济水重要组成部分的荥泽也已消失在沧海桑田的变迁中。在古荥泽的位置上，当下还有一个名叫“唐岗水库”的当代水利工程，可以帮助我们一探古荥泽的大致位置。
经停荥泽之后，济水开始向正东方向流淌并横穿整个河南省。进入山东境内的济水，又一次在今菏泽市南、定陶县北再次因地势低洼而蓄积成一个名叫“菏泽”的湖泊（菏泽地名便源于此）。从菏泽穿出的济水，流向开始向东北方向偏移。在这个方向，它将遇到一片横亘于华北平原和山东半岛之间的山地——山东丘陵。这片山地的存在，使得济水有机会与从丘陵腹地西流的河水，共同蓄积成一个当时华北平原最大的湖泊——大野泽。
大野泽又名“巨野泽”，位于今山东：巨野县、郓城县、梁山县、汶上县、嘉祥县五县相接之地。这个上古大湖在宋朝时曾经变换为了一个大家更熟悉的名称——梁山泊。对，你没有猜错，就是在《水浒传》中有“八百里水泊”之称的梁山泊。至于梁山则只是位于现在梁山县城中的一处很小的丘陵。之所以成为那108条好汉的聚义之所，是因为当时的大野泽又向北扩张了一点，恰好将现在的梁山县城和这座小丘陵，纳入了怀抱。好汉们要是想在这片低洼之处寻个制高点安身立命的话，梁山是唯一的选择。只是现在你要是想去怀古，在梁山境内已经看到到任何湖泊了。
从大野泽流出之后，济水继续向东北方向流淌。身处泰山北麓的山东省会之所以被命名为“济南”，便是因为当年济水从它的北侧流淌而过。如果再顺着济水向东北方向前行30公里，你还会发现另一个因济水而得名的城市——济阳县。在中国古代的方位观中，素有“山南水北谓之阳，山北水南谓之阴”之说。遵循这一规律，你可以解开很多城市的地理密码，比如：江阴、汉阳、华阴、淮阳等等。又比如刚才提到的菏泽城，因为在济水之北，在东汉时的名字为“济阴”。至于济阳的位置，自然是在济水之南。
与泰山擦肩而过而过之后，济水继续向东北方向延伸，最终从今山东省东营市境内注入渤海。如今你仍然能够在自济南与济阳之间，看到一条沿相似路径奔腾而过的大河。只不过这条河流并不是济水而是黄河。也就是说，今天的贴近山东丘陵的这部分黄河河道，实际是侵夺济水下游河道而形成的。需要注意的是，这条中国人的母亲河实在是太没定性了。在大野泽北侵夺了济水的下游河道之后，它并没有完全尊重济水的河道，而是在济南以东重新规划了最后的入海路线。
今天的黄河入海口，较之当年被黄河侵夺的济水入海口，向北偏移了约50公里。而位于济南以东的这段济水下游故道，在摆脱黄河的控制后，变身成为一条名为“小清河”的独立河流，被侵夺的河道则被称之为大清河。考虑到济水向以水质清澈与水质混浊的黄河形成鲜明对比而闻名于世，清河之称实属名至实归。
济水并不是唯一受到黄河影响的河流。在低平的华北平原之上，上游得青藏高原之水、中游受黄土高原补给的黄河，每每在下游河道被泥沙淤塞之后，便漫流而出任意侵夺其它河流的河道和入海口。在四渎当中，唯有与黄河一样，都是发源于第一阶梯长江能够不受其影响。而被认为发源于太行山麓的济水，以及发源于桐柏山脉的淮河，本质都只是一条纵横于第三阶梯的河流。同处一片大平原的悲惨位置，使得它们在历史上经常被黄河破坏旧有的水系结构。
然而济水与黄河之间的问题，却并不仅仅是黄河改道、侵夺河道的问题。因为这条河流从诞生起，就与黄河之间存在一个结构性问题。接下来，我们再将视线拉回到济水的发源地王屋山，从地理关系上看看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王屋山以南，是一条与之平行的山脉——中条山脉。奔腾的黄河之水便是这条山脉的西端，遇到秦岭阻挡之后转而向东，然后沿中条山脉与秦岭间的缝隙东行注入华北平原的。
黄河开始放纵自己，始于它摆脱山地的束缚之后。最后一段能够影响黄河走向的山地，是一处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山——嵩山。从地理结构上看，这个被定位为天下之中，并以少林寺闻名天下的名山是秦岭东延伸段的终点。黄河从它的北方流过之后，便进入了开阔的华北平原腹地，从此开始按照自己的想法任意改道。而这个变与不变的关键节点，正是在“荥泽”的东北部。
荥泽之所以形成，是因为它正处在嵩山北麓的台地之上，这片台地也是县级市荥阳的区域范围。因此，我们可以将之命名为“荥阳台地”。请务必在地图上找到荥阳的位置，并且从地形角度感受一下荥阳台地的存在。后面你会发现，这片台地不仅是黄河改变流向的重要节点，同时也是西入洛阳的门户。《三国演义》中所渲染的“三英战吕布”，便是发生于台地西缘的虎牢关前。尽管这场沙场血拼的情节是罗贯中虚构的，但虎牢关和荥阳的战略枢纽地位却是肯定的。
荥阳台地并非完全向北逐渐走低，在它的最北端形成有一条东西长约20公里、南北宽约5公里，海拔200米的山梁。这条被当地人称之为“三皇山”的山梁，宛如一条天然大坝，不仅与嵩山主脉一起，将身后的台地围就成了盆地地形，更将之与汹涌的黄河之水隔开。由于整个台地内部呈现西高东低的走势，从嵩山东北坡流淌下来的雨水，在台地之北蓄积成古荥泽之后，并没有就近注入黄河，而是转而向东流入现在的郑州境内。
在整个华夏文明史中，黄河曾经多次在荥阳台地的东北部改变流向。时而向东北方向由渤海入海，时而向东南方向由黄海入海。但无论是在禹贡九州概念形成的战国时期，还是正在解读的三国时代，黄河都是从三皇山之北流过，再向东北方向注入渤海的。这意味着，如果济水的源头真的是在王屋山，它势必会面临一个与黄河相交的问题。实际上，即便黄河变道南流，其与由山东北部入海的济水也会出现一个相交的问题，只是这个相交点不会在荥泽一带罢了。
那么发源于王屋山，横穿整个河内地区的济水，是如何跨越黄河的阻拦，抵达荥阳台地的呢？古人对此的解释是“潜行”。即清澈的济水在与浑浊的黄河交汇之时，没有与之相融，而是从黄河的下面穿行而过，然后在荥泽重新露出地面。这种说法看起来十分神奇。在云贵高原的喀斯特地貌区，的确有地表河流借助溶洞潜行的情况发生。然而很难想象，这种现象会发生一片被疏松黄土覆盖的平原之上。顺便说一下，在当代实施的“南水北调”工程中，借助现代工业手段在黄河河床之下铺设管隧，人类已经实现了让另一条河流，从黄河底下潜行而过的设想。
然而在古代，潜行的思路只能算是脑洞大开的想法。类似的想象并非只在济水的流向中浮现。代表西汉王朝打通丝绸之路的张骞就认为，纵横于塔里木盆地的塔里木河其实是黄河的上游。塔里木河南源所指向的山脉，则是上古名山“昆仑山”。这一认定固然在地缘政治上有着积极意义，能够让隶属于中亚板块的塔里木盆地，与身处东亚的华夏文明，通过同一条母亲河联系起来。并且“昆仑山”一名，亦因此而成为塔里木盆地南缘那条巨大山脉的名称。但很显然，这是一个错误的认知。
塔里木河与黄河在2000年前的误会告诉我们，古人在地理认知上存在很大缺陷。受限于当时的认知条件，这本身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只是在崇古心理严重的中央之国，即难以证实，又难以证伪的情况下，很多人会更愿意相信，已经消失的济水真的有过这样一段神奇的经历。从感官和心理角度看，造成古人形成这一错误认知原因有两个。首先从王屋山上下来的济水在黄河的交汇口，与出口朝东的荥泽正好隔黄河相望。
客观说，这种现象并不常见。因为一条大河即使在同一位置恰好对应着两条河流，这两条河流也是分别从左右两岸汇入干流。这样相对而行的流向，不会让人产生它们是同一条河流的错觉。而荥阳台地的特殊地势，使得与黄河一山之隔的荥泽之水未能注入黄河，在流向上与黄河对岸的济水流向恰好一至。加之黄河水浊，济水与荥泽水清，如果站在荥阳台地的边缘山地上，你很容易在视觉上产生一种错觉：清澈的济水与同样清澈的荥泽是一体的。黄河虽然从它们之间穿越而过，却并没有影响二者之间的联系。
其次，济水穿黄河而过却仍能保持清澈的想象，符合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激浊扬清的精神追求。事实上为了让济水变得更神奇，古人还为济水在王屋山上寻找到一个，与之与没发生地表联系的水潭作为源头；并且在位于中原腹地的济水（原阳-定陶段）因为干旱而断流时，将之视为再一次的潜行。使得济水不仅拥有潜行于黄河之下的神秘能力，还进一步升级为了一条 “三隐三现”的神秘河流。这些神奇性，亦让济水成为了当时被祭祀最多的河流。
现在，通过地理分析我们已经清楚，古人所认定的“济水”实际是三段受益于不同山地的河流：一是发源于王屋山、止于黄河北岸的西段；二是发源于嵩山，向东横穿中原腹地的中段；三是发源于山东丘陵腹地，经大野泽转而由丘陵外围注入渤海的东段。这三段济水中的中、西两段，大部分时候时相连的，西段与中段的连接则完全出自于古人的想象。
不管古人对于各段济水连接性的想象是否合理，它们都曾真实存在于历史当中。在需要济水来帮助定位兖州南部边界的两汉时期，济水也并没有湮灭。然而尽管在禹贡九州的设计理念中，兖州被设定为“河济之间”，但西汉王朝在具体规划兖州之时，却并没有完全遵循这一原则。兖州在西汉时期的北界的确大致是以黄河为界，南界则跨越延伸到了淮河流域北部。这使得济水在兖州的地理定位，更像是一条中轴线而不是边界。及至东汉时期，兖州的地理范围就更显得让人捉摸不定了。如果出身于并州的吕布，在入主兖州时才开始研究这个行政区的山川地势，他会发现此时黄河也已不再是兖州的天然边界，而是同济水一样成为了一条横贯兖州腹地的河流。
从根源上看，是黄河而不是济水触发了这一系列的混乱。虽然黄河从黄土高原上带来的泥沙，为华北平原的形成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前文已多次述及，这条阴睛不定的母亲河实在太喜欢改道了。这一现象的产生同样源自于它的高含沙量。每当黄河所带来的泥沙将河床垫高至一定程度后，满溢而出的河水就会冲破堤岸的束缚另寻出路。在这个时候，诸如济水、淮水这样原本自成体系的河流，就很容易成为牺牲品，被侵夺部分河道及出海口。至于说下一次到底轮到谁，在人类有力量干预黄河走向时，实在是很难判断的。
黄河改道并非一蹴而就的，往往会经历一个漫流期，在故道与新道之间冲刷出连接线后，再慢慢归于平静。受此影响的区域被称之为“黄泛区”。在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出现“黄泛区”的概念是在抗日战争初期。1938年6月9日，为了迟滞日军南下的速度，当时的国民政府下令在郑州以北的花园口炸开大堤。奔涌而出的黄河水随之向南漫游，在河南东部、安徽北部形成了大面积的“黄泛区”，造成了巨大的人员、财产损失。
这一历史背景下“黄泛区”可以被称之为狭义的“黄泛区”。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接下来所在展开广义“黄泛区”。下一节内容，我们将继续探讨，黄泛区的范围与“兖州”、“河间”两个地缘概念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纠葛。

河济之间（2）
广义“黄泛区”，指的是历史上会受到黄河泛滥影响的区域。这是一个以荥阳台地为起点，向东北和西南方向延伸的扇形地区。在西南方向，黄泛区的边界穿越河南中部、淮河干流，直抵安徽西南部的大别山北麓，覆盖整个淮河中下游流域；在东北方向，黄河在历史上最北端的出海口，位于天津市的东部。这意味着之前我们描述的：北京-保定-石家庄-邯郸-安阳这条太行山麓城市带以东地区，历史上都曾经受过黄河的直接影响。
在这样一个面积巨大的扇形区域里，并非没有幸存者。这个幸运儿就是与济水擦肩而过的山东丘陵。在华夏文明的历史上，山东丘陵地位即独特又重要。围绕这片高地诞生了对华夏文明的形成影响至深的“东夷”文化。尽管在争夺中央之国控制权的博弈中，最终的胜利者是来自于西部黄土高原的华夏部落，并且让带着黄土气息的“华夏”一词，成为了整个文明的代名词，但这并没有削弱山东丘陵的地缘重要性。位于整个丘陵地带最西端的“泰山”不仅在中央之国得到“东岳”的尊贵身份，封禅泰山更成为了历代帝王彰显文治武功的标志。
山东丘陵之所以能够成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在于较高的地势能够使其免受黄河之水的困扰。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类对于水的感情是复杂的。开阔、肥沃的温带平原地区，固然在农业和人口潜力上，较之高地有着明显优势，但低流的河水同样有可能在平原地区酿成灾害。在人类的力量还很渺小的时候，出于趋利避害的考虑，总是会倾向于在高地上生存，在掌握自然规律或人工干预的手段后，再进入低地区发展壮大。
4000年前的大禹治水，是人类第一次对以黄河为核心的华北平原水系进行治理。去除掉当中的传说、演绎成本，整个治理工作的地理脉络还是十分清晰的。具体来说，以大禹为代表的华夏先民，是对黄河在山东丘陵以西、以北的河道做了一个疏导工作，设立一个范围可控的泄洪区。这个黄泛区的西界被称之为“禹贡黄河”，正它保障了我们刚才所说的，沿太行山麓城市带的安全；南界则控制在山东半岛的北缘，今黄河河道之北。
在这样一个喇叭形的区域里，黄河拥有多条可供选择的入海河道（比如滹沱河下游），这些黄河下游支线被统称为“九河”。实际上，正是因为这些黄河下游分支的存在，“河”这个原本专属于黄河的标签，才开始被作为后缀（比如徒骇河）用在每一条黄河下支的名称中，并进而取代“水”成为一个通用名。需要注意的是，“九”只是泛指，并是说一定只有九条河道。在“水”还是河流通用名时，在这一区域以“河”为后缀的水道多达十余条。这样一个最终以渤海为出口的黄泛区，我们可以称之为“北黄泛区”，而向南向受黄河影响的区域，则可称之为“南黄泛区”。
从地缘结构上看，大禹治水的主要目标，是保障中原的安全。在禹贡九州的设计中，豫州因其居于九州之中的位置，又被称之为“中州”，其在地理上的设定为大河之南。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中原”的概念虽然已经扩张到了部分黄河以北地区，但仍然会以“河南”为标签。将黄河泛滥的区域，疏导、固定到北黄泛区，最大的好处就是让居于天下之中的“中州”，不再遭受灭顶之灾。控制这个枢纽板块的族群，亦可以此为基地向河北、山东、江淮地区辐射影响力。有鉴于此，大禹在完成治水功业之后，由他的儿子启建立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的说法，最起码在地缘政治角度是符合逻辑的。
在大禹所疏导的下游分支中，最西侧以今天津为出海口的这支属于干流，被后世标定为禹贡黄河。这也是为什么，民间一直有“九河下梢天津卫”之说；最南端的一支则是位于今天黄河下流河道之北的“徒骇河”。这样一片禹贡黄河以东、徒骇河以北的北黄泛区，有一个很简单明了的地理名词来进行覆盖，它就是“河间”。

“河间”一名，当下仍然在中央之国的行政序列中，是河北省沧州市下属的一个县级市。在汉代，归属于冀州范围的河间，在行政地位上则要更高一级，只是在“河间国”与“河间郡”的建制中转换，东汉末年的建制为“河间国”。其境大致相当于现在沧州地区的西半部，大致以“禹贡黄河”为界，与隶属幽州板块的涿州相邻。在三国时代，原本为袁绍手下，后来归顺曹操的大将张郃便是河间国人。不过行政意义上的汉代河间国，只是九河支撑的河间板块的一部分。在归属于冀州的这部分古河间地区，东汉王朝最起码还封建有：勃海、安平、清河四个封国。
探究古河间地区的原始属性，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兖州板块的形成，以及今天河北、山东两省的分野问题。利用一块低地做泄洪区，即便在当代防汛预案中也是很常见的方案。一旦那些平时用来固定河流流向的堤坝，在大洪水来临之时无法继续支撑，那么洪水就会被有意识的导入之前设定好的泄洪区。在开闸泄洪之前，原本居住于这片土地上的居民，会按照预案撤离到安全地区。等到洪水退却之后，再回到重建家园。4000年前的华夏先民，显然不具备这样的预警和组织能力。因此从本质上来说，大禹的方案是牺牲掉河间地区的开发，将之设定为一个从一开始就被牺牲掉的泄洪区。
应该说，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大禹所设计的方案是最为可行的。此后3000年间，黄河都是在河间地区入海。期间虽有几次小规模的向南分流事件，但都很快止拔乱反正。然而到了公元1128年，黄泛区的概念开始出现历史性的南移。这一年冬天，在前一年被金军攻破东京汴梁并失去两位皇帝的宋王朝，决定弃守中原退入长江流域偏安。为了阻滞金军南下，黄河南岸的堤坝被扒开，这条大河的流向随之发生重大改变，开启了长达700余年的“夺淮入海”历史。一直到公元1855年，黄河方因在河南兰考境内向北决口，改道现在的路线重回渤海。
南宋王朝这次的“以水当兵”之举，很容易让人想到800年后发现在花园口的一幕。事实上，这一幕在历史上曾经多次上演，对整个南黄泛区的地缘稳定性，造成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不过在我们现在所处的年代，遭受这一影响的还是北黄泛区。作为一个天然泄洪区，尽管会有多条水道帮助导流，但黄河的高含沙量以及整个九河地区低平的地势，注定了这些河流也不会稳定的保持同一路线。
稳定是发展文明的基础，鉴于这种不稳定性，古河间地区一直到春秋时期都没有得到开发。直至战国时代，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从地缘政治结构上看，战国时代与春秋时代相比，一个突出变化在于各自独立的诸侯国数量，由140余个锐减为十余个。其中最大的七个，就是大家所熟知的战国七雄了。这一变化，使得各主要诸侯国在客观上具备了改造自然的基础和动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占据中原之地的魏国。
有关魏国兴修水利的典故主要有三：一是之前在解读邺城时，提到过的“西门豹治邺”。这位被载入小学课本的魏国人，通过在漳水南岸修建十二道引水渠灌溉农田，夯实了魏国在邺城的统治基础；二是开挖连通黄河水系与淮河水系的“鸿沟”，第一次通过人工运河而不是河流泛滥打通两大水系，让中央之国的南北方在地缘上结合得更加紧密；三是为境内的河道，尤其是黄河加高堤岸，以降低洪水威胁并从泛滥区获得更多的土地。
然而改变自然注意会打破原有生态平衡。不是所有人都认可魏国的这些水利措施，尤其是为境内河道加高堤岸的做法。客观上，魏国加高自己境内的堤岸的做法，并不能减少丰水期的水量。换句话说，那些固定在河道中的黄河之水，如果不能在魏国境内泄洪的话，自然就会更加猛烈的倾注在下游国家境内，这也就是“以邻为壑”这句成语的由来。在提出这一批判意见的孟子看来，当年大禹制定的疏导策略，才是顺势而为治理水患的根本之道。问题在于，从魏国的角度来说，这种做法似乎也没有错。毕竟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口的增长，国家需要开发更多的土地（尤其在面临国家竞争时）。保留泛滥区的做法，虽然看起来更顺应自然之道，但在生存权和发展权面前，却难免被认为与现实需求相矛盾。
魏国的想法并不能算自私，在这个中原之国魏国开始通过兴修水利扩张可居住面积时，其它诸侯国也在做着同样的努力。就黄河下游的情况而言，在河道被逐渐固定之后，河间地区的稳定开发成为了可能，并使得这片土地成为了与之相邻的：燕、赵、齐三国的瓜分对象。其中燕、赵两国主要在现在的河北省境内展开争夺。前者越过禹贡黄河的最后一段，将燕长城向沧州方向延伸；后者则向东将衡水地区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至于山东境内则主要为齐国所觊觎，并与燕、赵两国在河间地区呈鼎力之态。这也是为什么在战国期，身处北方的燕国会与身处东方的齐国发生战争，并发生乐毅合纵攻齐事件。
就禹贡九州设计者的初衷来说，它所设计的兖州范围应该是“禹贡黄河”与济水之间的这片区域，我们可以统称为“河济平原”。换句话说，我们所释读的古河间地区，被包含在兖州板块，并且占据了核心地位。以今天的行政规划来说，你把河北省的沧州、衡水两地；山东省的滨州、德州、聊城三地的辖区在地图显示出来，大抵也就知道“兖州”在草图上的范围了。
从以天然边界确定行政边界的角度来看，兖州的设定有其合理性，前提之一是黄河和济水真的能够充当一条天然边界。问题恰恰在于，黄河并不是一条稳定的黄河；勉强拼凑在一起的济水，也不是一条稳定存在的河流。以黄河干流的走向来说，在九州理念得以践行的西汉时期，它的位置就已经向南偏移到了现在的：沧州、德州、濮阳一线，由河北黄骅市境内入海。为和最早的“禹贡黄河”做区别，这条成型于战国后期，在西汉成为主线的黄河下游被后世称之为“汉志河”（又称“西汉故道）。
在黄河下游被固定在“汉志河”的情况下，再以禹贡黄河作为兖州北界已是不可能。最终 “汉志河”的部分河道，成为了兖州刺史部确认北方边界的依据，而汉志河以北至禹贡黄河之间地区，则依禹贡九州的设计原则，成为了冀州的一部分。汉代的“河间国”之所以能够得到“河间”之名，盖因为它正位于这两条黄河河道之间。然而事情并没有完结，在王莽终结西汉建立“新朝”的第四年（公元11年），黄河在邺城一带决口再一次向南改道，让兖州的存在又一次面临尴尬。
对于兖州和济水来说，幸运的是这次改道所形成的下游河道，虽然离现在的黄河河道及济水很近，但却没有侵夺济水的河道，而在夺取了济水之北的另一条古河流——漯水的河道，由山东利津一带入海。又过了仅仅12年（公元23年），王莽所建立的新朝政权便被怀念汉朝的力量所颠覆。只是不管你认为这在政治上是拔乱反正，还是改朝换代，都已经无法改变黄河改道的现实。
如果一定要遵循兖州在“河济之间”的设定，那么平原属性的兖州将变成一条东西纵横约700公里，南北宽仅数十公里的蛇状行政区。很显然，这种设计在地理、地缘层面都不具备合理性。既然古冀州的设计，可以变通的切割为：燕、并、幽三州，那么在地理环境出现大的变化时，兖州也没有必要一定要遵循它的原始设定了。
实际上，即便在河济平原的范围没有那么怪异的西汉时期，兖州的设计实际也已脱离“河济之间”的设定。换句话说，我们在理解兖州的地缘位置时，并不能按照它的原始设定来理解，那么到底哪里才是“兖州”呢，我们下一节再揭晓答案。

河济之间（3）
黄河的向南改道，以及燕、赵、齐三国在战国时代对河济平原北部的瓜分，使得将古河济平原的地缘完整性遭遇了破坏。在西汉首创十三刺史部概念时，幽、冀、青三州在古河济平原的存在，基本就是对战国格局的继承。即代表燕国地缘政治遗产的幽州，得到了沧州及其以东部分。汉朝据此设立了勃海国；在代表赵国地缘政治遗产的冀州，汉朝在禹贡故道与汉志河之间，设立了安平国、河间国两个行政区；汉志河之南、泰山之北，则与代表齐国地缘政治遗产的青州融为一体。在山水之间建制了：平原郡、济南国及乐安国三个行政区。及至东汉时期，所做的调整主要是将勃海国归入冀州，以让幽州回归到其燕山之南的地理定位。今天山东、河北两省在泰山以北地区的分界线，仍大致遵循着这一分割原则。
上述调整，相当于把西汉地理背景下的河间地区及河济平原东半部，彻底从兖州概念中剥离出去。那么，到底在哪里才是兖州呢？如果从现在的行政区划来说，它的西部在河南境内。包括濮阳、开封两地市的辖区，以及新乡地区的东部（延津、封丘、长垣三县）；中东部则在山东境内，主要覆盖泰安、莱芜、济宁三地（归属济宁所辖的曲阜、泗水为豫州板块）。上述对照只是一个粗略对应，具体有哪些县市在东汉后期是被归入兖州板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结合附图去识别（本系列的附图时间点为公元140年）。在这里，我们更关注的是大的板块划分原则。
依地势来看兖州板块同样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大野泽以东的丘陵地带；二是大野泽以西的华北平原地带。上述设定使得摆脱“河济之间”束缚的兖州，最终演变成了一个不与边地相接的内地板块。要知道，在十三刺史部的设计中，只有与之东面相接的“司隶”板块，以及三国相争的焦点板块“荆州”享有这个样的设计。从内部相争的角度来说，这种区位意味着此类板块不可避免的成为各方争夺的焦点。
如果说荆州板块是争夺长江流域控制权的关键先生，那么司隶与兖州板块则是北方地的枢纽板块。将它们连接在一起，你会发现两大板块所覆盖的是一条横贯中央之国中轴线。洛阳-郑州-开封这些拥有古都光环的城市，都位于这两个州部之中。所谓“入主中原”一说，在地缘政治上的象征就是控制这条中轴线。这也是为什么，荀彧认定为兖州为“天下之要地”，并希望曹操加以重视。
把视线拉回到兖州的地理面上来。尽管摆脱了“河济之间”的设定，但济水仍然是兖州板块设定的重要依据。其在山东丘陵部分的辖区，很大程度是靠济水最大的支流——汶水来延伸的。这条济水最大支流在西出山东丘陵之后，在大野泽的北部注入济水。在大野泽以西的济水河道，被黄河切断之后，汶水曾经与济水下游组合在一起，成为一条完全依附于山东丘陵而存在的河流——大清河。以至于在1855年，黄河侵夺大清河部分水道入海之前，很多世代生存于此之人只知有大清河，并不知道他们身边的这条河流，在很久很久以前曾经是一条能够与黄河、长江、淮河齐名的重要河流。
当下还能够被称之为“大清河”的河段，只剩下济水下游那段长约百公里的河道。水系归属屡遭变迁的古汶水，最终在泰山西南部汇入一个被认定为古大野泽遗存的湖泊——东平湖之后（目前归属山东省东平县），再向北注入黄河。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最起码在三国时代乃至后来的北宋时期，梁山之北的东平湖还不是这个上古大湖的一部分。它的形成是因为后来屡次向南决口的黄河，将大量泥沙带入大野泽并淤平其湖盆。此后河水不得不转而向地势更为低洼的北部地区蓄积，形成了现在的东平湖。在这沧海桑田的变化中，古汶水的河口亦发生了北移。
虽然说你可以从旅游开发的角度，将这种变化理解为湖泊在向北移动，但一定要把大野泽或者梁山泊边上发生的故事，安置在东平湖畔就不仅是一个牵强的问题了。要是追根溯源的话，这件事情说到底还是要怪宋江，如果不是他执意被招安，并且被朝廷当枪使的去征伐另一股农民起义军方腊，说不定北宋政权就会完成内部更迭。然后锐意进取的新政权，也许就能北上打败金人，夺回幽云十六州。那样的话，也不会有准备偏安的南宋政权引黄河水南流阻滞金兵的事件发生。如果不开这样一个恶劣先河，也没有后面700多年黄河“夺淮入海”的历史，更不会有当地政府做旅游开发时，只能在梁山脚下围就两个小型人工湖思湖的窘境。所以，最后的问题归于，为什么宋江为什么要喂张三这条白眼狼（不然也就没有杀阎婆惜这一段，也就不会被逼上梁山了）。
好了好了，这段插科打混的题外话至此结束。这段玩笑除了用来加深大家对古大野泽的存废史的印象以外，更多是是想说明一个道理：虽然我们都很喜欢由英雄人物们所串连起来的“历史”或者演义，但历史大势是在诸多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放在大历史和地缘视角看你会发现，很多英雄人物的成败，仅仅是因为他在客观上顺了势或者逆了势。而无论顺还是逆，大部分身处其中之中其实是没有意识到的。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的宏观视角，能够帮助我们从底层逻辑上理解已经、现在乃至将要发生的一切。
回到正题上来。既然兖州和济水的生成，都与山东丘陵这个地理概念有关。那么接下来就需要具体了解一下，这片重要山地的地理、地缘结构了。整体来说，山东丘陵可以再细分为两个独立部分：一是位于山东中南部的“鲁中南山地丘陵”；这部分丘陵整体呈现一个开口向西的半圆形，由北向南依次分布着：泰山、鲁山、沂山、蒙山、尼山等著名山地；二是位于广义山东半岛东部的胶东半岛，被称之为“胶东丘陵”的山地。蓬莱、威海、烟台、青岛等著名的山东滨海城市，都是胶东丘陵的产物。
先来解释下什么是广义山东半岛。通常情况下，一提到山东大家就会想到山东半岛一词。不过你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并非所以归属于山东的地区，都能够被称之为半岛。一定要这样扩张山东半岛概念的话，我们只能将之称为广义山东半岛。至于地理上的山东半岛，你可以先找到山东在渤海湾的海岸线北点，以及在黄海的海岸线南点，然后在二者之间拉一条直线。直线以东就是狭义层面，也就是地理层面的山东半岛了。其与胶东半岛之间的差别，在于包含了山东丘陵东、西两部分之间的“胶莱平原”地带。
从地理层面的联系来看，腹地朝东的“鲁中南山地丘陵”，阻挡了黄河向山东半岛腹地渗透，其分水岭本身也是一道地缘分割线；而“胶东丘陵”的作用则是阻止海洋侵蚀，以维持山东的半岛特性。地理属性上的差异，使得山东在地缘结构上最起码可以被分为两部分。映射到中央之国内部地缘结构形成期的东周时期，就是齐国与鲁国之间不同。只是需要注意的是，齐、鲁之间的势力分割线，并不是狭义山东半岛的陆地边界。在这个问题上， “鲁中南山地丘陵”本身会更适合作为一条天然边界。
基于上述特征，“鲁中南山地丘陵” 分水岭以西的鲁文化区，在地缘上与黄河流域及与之相接的中原地区关系紧密；以东的齐文化区则拥有更多的海洋气质。就二者在先秦的力量对比来说，能够在春秋称霸、战国与秦国并称东西二帝的齐国，无疑会更占优势。越过山脉分水岭的齐国，最终将兖州板块中归于山东的部分，蚕食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与此同时，板块中的河南部分则为另一个大国——魏国的扩张方向。原本在这个区域内享国已久的小国，比如以濮阳为中心的卫国；几度尝试称霸中原的宋国，则成为了大国相争的牺牲品。
在未能跻身七雄之列的战国诸侯中，鲁国算是支撑时间最久的。以周公旦当年的设计来说，在秦岭山脉最东端的洛阳盆地，修建被称之为“洛邑”的王城，再把自己的封地放置在山东丘陵最西端的台地之上，可以在战略上保障周人对中原腹地的控制。从结果来看，这一设计似乎也的确帮助“周”这个朝代，能够在名义上享有800年的国祚。然而鲁国能够留存在最后，倒不是说因为它有多强大，更不是因为地缘政治上的设计，而是因为它作为周公旦的封地，是周礼的直接继承者和最忠诚的维护者，并且让鲁国与在洛阳的周天子一样，成为周朝存在的象征。这种捆绑意味着，除非你完全拿掉周天子这个虚设已久的神主牌位，否则尝试吞并鲁国将承担非常大的外交风险（会被竞争对手以不义之名围攻）。
在竞争进入白热化的战国末期，周天子还是渐渐丧失了它存在的最后一点价值。公元前256年，最后的周天子周郝王崩，宣告了周王朝的的终结。7年之后，强大的秦国将天子后裔的在洛阳的最后一点土地并入秦国。同样在这一年，鲁国亦为北上争霸的楚国所灭。就鲁国的地理定位来说，它的政治中心曲阜并非处于济水流域，而是淮河支流属性的泗水上游。这一地理定位，加之它长期存亡期间的特殊经历，使得两汉在以曲阜为中心分封刘氏鲁国之后，没有将之纳入兖州板块而是归入了豫州。也可以这样说，除了当下包含曲阜、泗水、滕州四平邑三地的汉代封国“鲁国”以外，其它“鲁中南山地丘陵”腹地的土地，都被划入了兖州。
鲁国因文化而彰显的特殊地缘地位，甚至在当代仍有痕迹显露。你会发现，山东的简称并不是曾经强大的“齐”而是“鲁”。对于山东来说，能够诞生出孔子这样的古圣先贤鲁国，要比实力强大的齐国更能引以为傲。这件事告诉我们，在地缘竞争的问题上不能单纯比较硬实力，文化软实力的作用也是挺重要的。
现在，我们大致知道了兖州的位置和范围了。这个与初始设定有较大变化的板块，实际与世人所理解“中原”范围有很大的重叠之处。反观原本被设定为“中州”的豫州板块，则被向南挤压成为了一个完全的淮河流域板块。当然，豫州板块在汉代退出黄河流域，并不完全是兖州南侵造成的。原本也应该被纳入豫州范围的，洛阳-郑州-开封这条中原轴线中的西半部（开封以西部分），因洛阳政治中心的地位被剥离出了豫州，归入了中央直属的司隶板块。
不考虑司隶板块的政治地位，单从地缘位置来说，兖州在区位上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前者，着实当得起“天下要冲”的名号。无论是河北地区与江淮地区的沟通，还是黄土高原通往山东丘陵的通道，都必须经过兖州。基于这样一个战略枢纽地位所产生的道路，战国时期曾有一个被称之为“午道”的专用名来概括。之所以取“午”这个字，概应为其字形有纵横相交之意。虽然随着历史的变迁，我们已经无从知晓2000多年前，这些道路在陆地上是具体如何修建的，但却可以从水路的角度，去探究兖州的交通地位。
如果从水系角度定位中原的话，其天下之中的定位很大程度体现在，它的范围包含有黄河、济水、淮河三大水系。而这些特点，在兖州身上都得到了完整的体现。基于古代社会的生产力水平，能够承载大宗货物运输的水路交通，在战略上较之陆路交通要更为重要。在粮食和人口是最基础性战略资源的自然经济时代，水路交通的价值则主要体现在粮食运输上。可以这样说，一座需要额外蓄养大量非农人口的城市，如果没有通畅的水路帮助它从外部调动粮食，是没有机会被选定为地区政治中心的。
然而上述三大水系虽然在中原地区，特别是兖州板块毗邻，却并没有相交。从为物流服务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那些通过水路转运的人员和物资，将不得不在三大水系中进行水路切换，以至于严重影响效率。幸运的是，这三大水系的距离都很近。像济水与黄河的距离，在荥阳台地一带甚至近到只有一山之隔。更加让人欣慰的是，从大禹治水时起，华夏先民已经初步掌握了水利技术，并体验过了技术改善地缘结构的成果。在这一大背景下，战国时代控制兖州西部的魏国，开启了一项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运河工程——鸿沟。关于鸿沟及其相关工程，对三国时代乃至整个中央之国的影响，将是我们一节的解读方向。

“官渡”原来是一条河。。。
河济之间（4）
鸿沟一词在中央之国的知名度，是在楚汉相争时被打响的。当时的西楚霸王项羽，与后来的汉高祖刘邦约定以鸿沟为界分割天下（鸿沟以西为汉地，以东为楚地）。这条实际没有发挥作用政治分割线，在后世被用来形容事物间明显的界线，甚至被视为不可逾越的象征。只是对开始挖通这条运河的魏国来说，初衷绝对不是打造一条水上长城。恰恰相反，魏国是希望这条打通三大水系的运河，能够加强自己领土间的连接性，并据此增强自己在中原地区的话语权。
公元前361年（魏惠王十年）鸿沟工程开始修建。魏国并不是第一个有类似想法的国家。早在春秋末年（公元前486年），北上中原争霸的吴王夫差就已经用两条分别叫作“邗沟”和“深沟”的运河，将长江、淮河以及济水连接了起来。其中沟连淮齐的“深沟”正位于兖州的中南部。大家应该还记得，横穿中原地区的济水在向东北方向转折时，曾经蓄积成为一个湖泊——菏泽。其实在荷泽的东南方向不远处，还有一条名叫“菏水”的河流，是淮河下游最重要支流——泗水的南源。
在用深沟将菏泽与菏水连接起来后，由长江经“邗沟”进入淮河，再溯泗水而上的吴军，便能够通过济水进入中原争霸。问题在于，尽管吴人留下的运河工程，打通了江、淮、济三渎，但对魏国来说却用处不大。由于位置原因，这条在中原东部沟通南北的水上通道，主要是齐、楚两国争霸的战场。对于在山西高原和中原腹地都拥有领土的魏国来说，它更急迫的是打通一条连通河、济，兼顾淮水的漕运通道。
基于这一要求，魏国与当年的吴国一样，最起码要选择两个地点挖通运河。相对而言，黄、济相交这个点比较容易选择。虽然济水在荥泽一带穿黄河而过的想象，是古人的一个美丽误会，但黄河与济水在这一带无限接近却是客观事实。这意味着，魏人只要在三皇山（又名广武山）北的黄河南岸寻找一个点，用很小的工程量就能够真正打通完成沟连河济的水道（这段运河大致对应的现在荥阳北——郑州北的这段黄河河道）。做到这一步之后，鸿沟工程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再修建一条连通济水与淮河的运河。从位置上看，这样一个连接点已经深入中原腹地。考虑到中原争霸的需求，魏国最起码需要在这样一个枢纽位置上，修建一座城邑以提供战略保障。
公元前339年，处在鼎盛时期的魏国将都城从位于山西高原的安邑（今山西省夏县北），迁至今河南开封西北部的大梁。正因为如此，此后的魏国经常会被记录为“梁国”。做出这项决定的魏惠王亦因此被称之为“梁惠王”。是的，你没有猜错，大梁城就是沟通淮、济的枢纽点。从荥泽北的黄河南岸一直到大梁城西，直线距离大约为80公里，大部分借助了一条叫作“汴水”的古河道（最早写作同音的“汳”字）。因此这段西接黄河、东连大梁的鸿沟运河，也被单独称之为“汴渠”。知道了这一点，你应该会突然明白，为什么把都城定在开封的北宋王朝，会将自己的都城称之为“汴梁”。
如果要在当时中央之国的所有河流中评选一个最重要者，连通司隶、兖州两个州部的“汴渠”无疑是最有力的竞争者。那么，这样一条在战国时代由魏人开挖的运河，在三国时代还存不存在呢？答案是肯定的。而且它在当时还有一个大家听完后，会恍然大悟的名字——官渡水。对的，历史就是这么吊诡。500多年前魏国开挖的运河，后来成为了另一魏国的崛起之地。再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待当年的“官渡之战”，你会发现这就是一场，大河南北在中原地区的决战。谁是最终的胜利者，谁就将手握统一天下的钥匙。
回到鸿沟的问题上来。东西向的汴渠只是整个鸿沟工程的一部分。大梁城在位置上的重要性，并非体现在它与济水或者黄河地理接近，而是在于它的东、南方向，有许多淮河左岸水系的上源。其中与大梁城位置最近的，是两条淮河二级支流——获水与睢水。两条河流在斜穿现在的河南省东南部之后，都汇入了源出山东的淮河一级支流——泗水。前者在当时的战略要地彭城，现在的江苏徐州市接入泗水中游；后者则在更南一点的安徽睢宁县东，接入泗水下游。这意味着，魏国不用经过深沟，也有机会将势力范围延伸入泗水，进而觊觎江淮下游地区。
不过从战国格局来看，魏国更现实的想法还是将扩张方向，更多锁定在河南省的西部。因此自大梁南下的鸿沟工程，并没有在对接获水和濉水之后止步，而是继续南下，利用淮河水系纵横交错的河道，又连接了涡水的上游，并在河南省项城市（袁世凯的老家）汇入了颖水的中游。上述两条河流是淮河左岸的一级支流，最终都在安徽境内汇入了淮河中游。这意味着，这段自开封而起，经通许、淮阳，直至项城的南北向鸿沟，与四条淮河一二级支流一道，编织一张覆盖中原地区的水上交通网。
然而这些造就了大梁城的人工运河，固然为魏国开拓中原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也为它带来了安全隐患。公元前225年，秦军在攻灭魏国之时便以水代兵的堵决了这些运河，让整个城市毁于一旦。以至于后来在汉代，被重建的大梁城暂时丧失了地区中心的地位，被重新命名为“浚仪”，成为了兖州西端的一个县。
魏国这样开挖运河，却在最后的决战中反受其害的事例告诉我们：凡事都是有一利必有一弊。人类固然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一定程度改变地形地貌，以满足当时的需求，但也要对这种改变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有充分的考量和心理准备。客观上，人工水利工程的的存在多少有些违背自然规律，即便不考虑生态再平衡的问题，也需要不断的进行疏浚、维护。比如让成都平原享有天府之国美誉的都江堰工程，如果不是每年整修的话，设计得再巧妙也不可能维持运转。
让人无奈的是，一旦进入战乱时期，这种必须的维护工程几乎必然会被迫中断。在鸿沟工程开通400年后，受西汉末年-东汉初年这段动荡时期的影响，整个黄河下游及对接黄河的汴渠工程，便遭遇到了一次重大威胁。不仅黄河河堤岌岌可危，汴渠也经常因黄河漫灌导致无法使用。公元69年，东汉王朝开始了一项针对黄河和汴渠的整治工程，由于主持工程的官员名叫“王景”，因此后世将此项治河工程称之为“王景治河”。
在针对汴河的整治工程中，除了疏浚河道之外，之前曾经被秦人运用在灵渠的一项技术创新，被运用在了汴渠的修复工作中。灵渠是秦帝国在征服南越过程中，于湖南与广西交界之地，打通长江、珠江水系的运河工程。关于它和邗沟的具体解读，在相关板块都会展开。在灵渠修筑过程中所使用的新技术被称之为“陡门”。所谓“陡门”又称“斗门”，通俗讲就是用砖石构筑活动船闸，以调解运河的水量。这一方法在现代水利工程中，同样被广泛使用。区别之在于，现代人用机械闸门取代了古人以人力或畜力升降的石门。
在汴渠中修建的十几处斗门，不仅让东汉王朝可以方便的调节被引入的黄河水量，更为定期的清淤工作提供了便利。每当进入农闲季节之后，官府便可封闭石门，组织人力对河道进行疏浚。需要说明的是，这次整修并不意味着整个鸿沟工程的全面恢复。从技术角度看，以鸿沟打通四条淮河支流的工程有些过于复杂。如果一定要选一条沟通淮济的节点重点维护的话，那么获水将是最好的选择。它的源头不仅与汴渠最近，而且末端对接的彭城，就是徐州的政治中心。在东南地区开始成长为中央之国的经济重心之后，这样一条线路也是洛阳、长安这些政治中心，与东南地区间最接近直线线路。
有鉴于此，整个打通黄河、济水、淮河的运河工程，在王景治河之后，逐渐简化成了一条由汴渠与获水相连，西起黄河、东至泗水，西北-东南向斜穿中原腹地的水上交通大动脉。这一变化还使得受黄河水影响较大的古获水上游（商丘至开封段），在东汉时期被更名为了“汴水”。及至隋朝，这条被重新疏浚的这条大动脉，又被重新命名为了“通济河”，与在贯穿河北地区的“广济渠”一道，开启中央之国大运河时代。一直到十三世纪之后的元、明、清三代，由于北京取代西安、洛阳、开封这些位于中西部的古都，成为中央之国的政治中心，整个沟通中国南北方的大运河，才向东位移到贴近山东丘陵的位置，向华北平原北部延伸，而鸿沟工程亦渐渐湮没于历史。
现在我们知道了鸿沟工程的前世今生，以及大家耳熟能详的“官渡”，原来是这样一条无比重要的运河，并且在曾经利用“陡门”这样巧妙的方法加以维护。然而这些用在运河维护上的方法，在“王景治河”时却没有办法用来治理千里黄河。以当时的技术水平而言，即不可能在宽阔的黄河中构筑陡门，更没有力量彻底清淤黄河河床。加高堤坝几乎是阻止黄河决堤的唯一手段。只是考虑到黄河的含沙量，逐渐变身成为地上悬河的黄河，尽早有一天会突破堤坝的束缚另寻出口。而乱世对于堤坝的疏于维护，更多是让这一天更早的来到罢了。
既然对堤坝的修补，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汉志河河床高出地面的问题，那么还有没有什么办法来稳定黄河呢？答案是有。具体的做法就是主动引黄河改道，进入一条河床较低的河道。这种疏导法其实就是当年大禹治水之法的延续。只不过随着堤坝技术的成熟，此时的华夏先民们已经不再需要一个宽阔的“九河”泄洪区，而是能将黄河固定在新的河道之上。
通过疏导之法，在“王景治河”之后，黄河开始从兖州与冀州分界处的“汉志河”河道位，南移到了靠近今黄河的位置之上。虽然从更长的历史跨度来看，这种做法还是治标不治本。东汉黄河迟早有一天，还是会被那些从黄土高原而下的泥沙所淤平，但新的河道仍然为华北平原带来了800多年的稳定期。一直到北宋初期，方因泥沙的累积及北宋王朝建立之前，那个被称之为“五代十国”的那个乱世所催化，出现大范围的改道位移现象。
特别提醒：东汉初期的“王景治河”，为黄河带来了长达800余年的稳定期，但请记住这里说的稳定只是一个相对概念，并不代表黄河就不会再小范围的泛滥，也不代表黄河下游的某些河段不会出现小范围的位移。根据历史记录统计，仅在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间，黄河下游的决口次数1590次；局部或大改道26次。以至于有黄河“三年一决口，百年一改道”之说。具体到我们正在展开的三国时代，虽然因距离黄河上一次改道时间尚短，河床的高度还不至于造成黄河下游全面改道的现象，但包括黄河堤坝在内的很多水利工程的日常维护工作，还是受到了很大的程度干扰。这其中尤为让人忧心的，就是与黄河血脉相连的汴渠运河。
作为一项有逆自然规律的人工工程，鸿沟需要它的使用者，倾注较天然河道更多的精力加以维护，尤其是直接与黄河对接的汴渠。一旦那些用来调解黄河水量的陡门，因年久失修而无法发挥作用的话，那么自汴渠而下直至颖河中下游都会受影响。更重要的是，修建这些水利设施，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一条通畅的水路。在打通漕运的同时，还会与周边的农田水利工程相配套。也就是说，如果这些运河达不到原有的设计要求，那些受原本受益于此的农田也将受到影响。东汉末年的诸侯纷争，再一次让整个鸿沟工程陷入了缺乏维护的窘境。泛滥的黄河水经常让被鸿沟串连起来的兖、豫两州遭受额外的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统一北方曹魏曾经对这项工作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维护，而这一工程的实施，又与一位在三国后期登上历史舞台的英雄人物——邓艾有关。关注三国故事的人，都知道邓艾在征服蜀汉时的功绩，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在此之前写过一篇《济河论》。在邓艾的建议之下，魏国重新修复了汴渠之上那些充当水闸的石门、清淤了河道，恢复了整个运河系统的漕运功能。并且在颖河以东至泗水的淮北地区广开河渠、屯田积谷，为后来晋国对吴国的征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并不是所有的政治家，都能够在权衡之中作出正确的抉择。这是由于兴修运河等水利工程，需要非常高的人力物力投入。一旦这些资源被用为修建基础设施，势必暂时会影响其它方面，尤其是正面战场上的投入。历史上甚至出现过，韩国为让秦国无暇东征而主动送上水利专家，帮助秦国修筑“郑国渠”的做法。然而任何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都会衡量清楚其中的利弊，就像战国时代的秦国，纵然识破了韩国人的诡计，却依然将郑国渠修筑完毕。因为秦国人知道，虽然进行这项规模浩大的水利工程，会迟滞自己的东征计划，但完工之后却能够帮助关中平原的农田大量增产出，进而增强秦国的国力。事实也的确如此，公元前230年，在郑国渠完工后的第六年，自以为聪明的韩国成为了关东六国中，第一个被秦国所征服的国家。
好了。通过上述解读我们全面了解了。河流及运河是兖州板块的灵魂。济水及淮河水系，通过其境内的“鸿沟”、“深沟”，成就了一张四通八达的水路交通网。你会发现放在东汉王朝的行政格局中，所世所称的“得中原者得天下”，很大程度可以变化为“得兖州者得天下”。至于这当中的关键先生“大梁城”，则可以被认定为是一个由运河而兴的城市。这与2000多年后，郑州因铁路修建取代开封成为河南政治中心，俨然基于同一逻辑。只不过这次以工业革命为背景的转移，让因水运而兴的开封城，无奈的退化成为了一个二线城市。
解读至此，兖州部分便告一段落。下一步，我们的视线将向东转移，去看看曾经为曹操提供的“青州兵”军团的青州，以及一度有机会为刘备所有的徐州，在地缘结构上又呈现什么样的特点。

海岱之间——青州
哪里是青州？按禹贡九州的设定是“海岱惟青州”，“海”自然指的是大海，“岱”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东岳泰山。地理上看，则是“鲁中南山地丘陵地带”以东的地区。与冀州因范围太广，被分割为：冀、幽、并三州；兖州因河、济两水的不稳定性，最终大范围位移不同的是，青州的范围可以说是相当忠实于它的初始设定。其范围由西至东大致对应现在的：德州、济南（不包括2019年并入济南的莱芜市）、滨州、东营、淄博、东营、潍坊、青岛、烟台、威海，等十个地级市的辖区相重叠。
在春秋时代率先称霸、战国时代一度与秦国并称东西二帝的齐国，是青州板块的地缘政治缘头。公元前11世纪，崛起于关中地区的周王朝，取代从河北平原方向入主中原的商王朝，成为中央之国的主人。总得来说，在以“封建”为基本制度的周王朝，被分封的诸侯国依据血缘关系远近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与周天子源出同一氏族的“姬”姓封国。如晋国、燕国、鲁国、郑国这几个著名诸侯国。在西周初年，约占诸侯国总数的3/4。这些与王室亲缘关系最近的诸侯国，范围从黄土高原一直向东漫延至秦岭、太行山以东的平原地区，占据了最易耕种的黄土地带及最重要的位置；二是异性诸侯国。这些诸侯国有旧地缘政治遗产的延续，如为夏、商两朝君主延续祭祀的杞国、宋国。也有在灭商之战中建立卓越功勋的亲密氏族。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齐国。
齐国的始封之祖在中国应该很少有人不知道，他就是《封神演义》一书中的姜子牙。虽然这本书是虚构的神话小说，但这位姜太公在灭商之战中所发挥的作用，却并没有夸大。之所以把这位最重要的军事家封建于此，很大程度是基于山东丘陵地带，在地理、地缘结构上所呈现的复杂性。复杂地形所对沟通交流所平添的障碍是显而易见的。这种障碍在所造成的地缘后果可以表现为语言，比如一些中国南方丘陵地带，所呈现出的“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语”现象；也可以显现在民族认同上，比如位于欧亚相交的高加索山地，3000万的人口总量就拥有50多个独立民族。
在周人入主中原成为天下共主之后，整个山东丘陵地带还存在有大量原属东夷体系小国。齐国的都城临淄城现在是山东省淄博市的一个区，地理上位于“鲁中南山地丘陵”中的鲁山北部。以周王朝封建的初衷来说，是希望齐国能够背靠“鲁中南山地丘陵”，向东辖制整个青州地区（以西面向中原的地区，则由鲁国负责）。从结果来说，齐国的确做到了。只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事情的演化已经超出了周初的设想。进入东周乱世之后，齐鲁两国作为独立的诸侯国，不可避免的成为地缘政治对手。战国之时更出现了由田齐取代姜齐的“田氏代齐”事件。
抛开谁主导齐国这点不说，青州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单元的存在，与兖州所主导的鲁中南山地丘陵以西地区比，还是显得更为强势的。这种强势性，甚至在当代地缘政治中亦有体现。在文化上胜出一筹的“鲁”成为了整个山东的标签，而省会却还是落在的齐地和青州属性的济南身上。此外，2019年1月，原本位于兖州范围内的莱芜，由地级市变身成为了济南的一个区。虽说现代交通能够很大程度接近距离感，但当你在地形图上看到，直线距离达70公里的两座城市，中间还间隔着泰山山地时，应该会觉得这种合并多少有些违背地缘规律。毕竟地缘差异、心理距离，并不仅仅决定于地理距离或者交通距离。考虑到齐国在春秋战国时，同样越过自己在山地分水岭之上修筑的长城向西扩张，今天济南的这种做法倒也不算太违和。
“鲁中南山地丘陵”之于青州来说，更多是一道将之与黄、淮流域隔离开的屏障。青州内部板块则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胶东丘陵所覆盖的胶州半岛；另一部分则是鲁中南山地丘陵与胶东丘陵之间的平原地带。后者也是当年齐国的核心之地，依托这块大平原，齐国得以向东西两大丘陵地带扩张。除了西部被归入河济平原的部分，这块平原的主体可以被标注为“胶莱平原”。
所谓“胶莱平原”，意指的莱州湾与胶州湾之间的大平原地带。前者属于渤海的一部分，后者则与黄河相接。河流是平原内部的大动脉，胶莱平原的河流大都是发源鲁中南山地丘陵的北坡，北向注入隶属渤海的“莱州湾”。如：流经临淄的“淄水”、从潍坊穿城而过的“白浪河”等河流；南向注入胶州湾的河流，则主要有发源于胶东丘陵的大沽河。
对于当年的齐人来说，这样一块为山、海包夹的大平原地带，算得上是一块天赐之地。不仅能够让平原上的农田免于成为黄泛区的一部分，还能够依托山、海的存在，获得防御力加成。当然，这种防御力的加成，主要是由华夏文明重陆轻海的地缘属性，以及长久以来缺乏海外威胁所导致的。这使得齐国和后来的青州，只需沿鲁中南山地丘陵的分水岭修筑一道长城，而不需要为它漫长的海岸线倾注太多的防御资源。
不仅如此，山海共存的地理结构，还让齐国与当时的其它诸侯国相比，更平添了一份优势。以海洋来说，带来的并不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浪漫想象，而是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海洋不仅拥有丰富的渔业资源，还能够出产每个人生存都离不开的“盐”；此外，那些看起来无法拓展为耕地的山地丘陵，同样有着重要的经济价值。作为地质时代的产物，铜、铁等自然经济时代最为倚重的矿物，又总是生成于山地之中。同时拥有大平原、丘陵及海洋线，意味着齐国和青州能够在粮食、盐、矿产等三方面都表现良好。在自然经济时代，这三项优势相叠加足以让之在地缘政治竞争中占据明显的优势。
山海并存的地理环境，还让青州之地为中央之国政治史作出了一项重要贡献，那就是“盐铁专卖”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中央政权进行集权管理的一个核心手段就是实施“盐铁专卖”制度。其中“盐”的专卖，是因为它是人类生存的必须品且用量较小，对之进行专营，可以较为方便的将税收隐藏于盐的价格当中。即减少了强行课税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又可以最大程度的扩大税基；对铁的专营除了利益驱动以外，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它是提升生产力和军力的基础资源。而这一制度的起源之地，便是春秋时代的齐国（具体来说始于管仲）。
需要注意的是，盐并非只产生于海洋之中，内陆地区同样有可能通过地表盐湖或者抽取地下的卤水来制盐。另外，并不是所有的海洋线都能够生产海盐。在古代真正被大规模开发成盐厂的，是那些平原与海洋相接的滩涂之地。具体到当年的齐国来说，适合大规模开辟盐田的地点是潍河、白浪河、大沽河等河流，在胶、莱两湾的河口地带。制取海盐的做法，则是在高于低潮水位、低于高潮水位的滩涂之上，用半尺高的池梗围就一个个盐田，同时用堤坝阻挡海水的入侵。然后涨潮时放开堤坝上的水闸，借助沟渠将海水引入盐田，再经过阳光曝晒慢慢结晶成盐。
说到这里，你是不是发现一个问题，对于齐国来说，只需控制胶莱平原及两侧的山地，并不需要深入胶东半岛就可以获取盐、铁、粮食资源。至于海岸线在当时的作用，并不如今天所显现的那么大。一统天下的秦帝国在征服齐国之后，亦没有想过利用齐国的海洋属性进行海外扩张。帝国对齐所所带有的些许海洋气质，更多从神秘的方士们身上所感受到的。这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便是以为秦始皇获取长生不老药之名出海的徐福。
当然，徐福能够出海，显然是因为齐境之内的这些海港已经得到的初步开发，并且开拓了海上贸易路线。从发展海洋经济的角度来说，背山造海的地势有助于获得天然良港。这一方面是因为沿海山地所造就的海岸线蜿蜒曲折，那些深入陆地且有山地保护的海湾，有助于靠港的船舶躲避恶劣的海上气候；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缓缓延伸入海洋的平原，会在海岸线上造成大范围的滩涂地。虽然这些滩涂地有机会被开发为盐田，但却无法为大型船只停靠所用。而对于与海相接的山地来说，就不存在这种现象了。今天分布于胶东海岸线上的：青岛、威海、烟台等中国北方著名海港城市，无不显现出上述特点。
以胶东半岛的地缘位置来说，如果开展海上交流，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当是其三个主要目的地。历史亦有记载，曹魏在征服辽东之时，大连一带的吏民，因躲避战乱而渡海移民山东。然而在人口还不足以填满所有土地的情况下，即使在进入两汉及三国时代，青州的核心之地仍然是更容易进行农业开发的胶莱平原及河、济两岸的平原之地。就像这批从辽东而来的移民，后来亦是安置于现在的淄博市淄川区境内。
在三国朝代，海洋在地缘政治博弈中并非完全没有一席之地。公元233年，为了共同应对来自曹魏的压力。孙权曾经派遣使者领军一万前往辽东，与当时占据辽东的公孙渊结盟。应该说，在中央之国的历史上，合纵连横之举虽然非常常见，但像这样跨越海洋的结盟仍然是极具想象力的。如果结盟成功的话，那么曹魏打破这一联盟的最好办法，就是以胶东半岛为基地打造一支水师，阻断二者的人员、物资往来。其实早在春秋时代，类似的一幕其实就已经上演过了。公元前485年，志得意满的吴王夫差为了北上中原争霸，曾经派遣舟师沿海岸线而上进攻齐国，而齐国则派遣水师于海面拦截。双方在黄海海域所进行的这场海战，也被认定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场海战。
2500年前的这场南北海战，最终以山东半岛的胜利而告终。而1700多年前，类似的一幕却没有发生。因为辽东方面对能否维持这条海上交通线，心存很大的疑虑，至使这次结盟胎死腹中（具体细节以后会有解读）。纵观整个三国时代，尽管具备许多天然海港，包括有齐、吴海战的先河在，但青州在三国的地缘政治舞台上所展现的属性，与其它内陆板块却并无二至。被曹操视为私兵的“青州兵”军团，在运作上所循的仍然是传统的耕战模式。并没有充分利用青州的海洋属性，打造出一支海上奇兵，用来南下进攻东吴。
基于当时的技术条件，这种选择并不算错。毕竟掌握大规模海上运输能力的东吴，也没在像800年前的前辈那样，再次尝试跨海攻击。究其原因还是在于，与西方文明初始时那种“地中海”格局不同的是，中国近海的海况要复杂的多。在后来的历史中，历代王朝并非没有想过利用海路发动军事行动或者运输物资。只是海洋的不确定性，让这些尝试的成本都显然过大，使其更多只能作为偶尔使用的辅助手段。
时光荏苒，当西方通过地理大发现，而进入迫使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之后，不管古老的中央之国愿不愿意，都必须正视海洋的存在了。正是基于这一大历史背景，不仅青州沿海的那些天然海港，在新的时代焕发了勃勃生机，就连陆地属性的胶莱平原，也开始尝试通过海洋加成，提升自己的地缘潜力。这一尝试就是“胶莱运河”。
从字面上理解，胶莱运河是一条打通胶州湾与莱州湾的运河。最初有这一想法的，是有些异类的元朝。元朝与同样首都定位于北京的明、清两代，都面临着同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当时的经济和农业重心已经转移到了江南地区。这意味着帝国政治中心所额外消耗的那些粮食，必须从江南地区调运。后来事情大家都知道了，从山东丘陵西侧擦肩而过而过的“京杭大运河”成为了最后的解决方案。然而在此之前，已经拥有海洋视野的蒙古人，曾经设想过通过海运而不是漕运解决“南粮北调”的问题。
在海运方案中风险最大的一段，是从山东半岛的东端绕入渤海的海路。由于位置关系，这一海域遭遇恶劣海况的风险要比其它海区要大得多。有鉴于此，元朝希望从胶莱平原的腹地选定两条分别注入胶州湾与莱州湾的河流，将之相连构成一条能够截弯取直、连通黄、渤两海的水上通道（公元1280-1282年）。被勘测人员所选定的两条河流，分别是：北向流淌的“胶河”，与南向流淌的大沽河下游部分河道。前者被称之为“北胶莱河”，后者则对应为“南胶莱河”。
让人颇感无奈的是，元朝所挖通“胶莱运河”仅仅运行的数年，便和整个活动线路一起被放弃。250多年后的（公元1538年）明朝政府，一度再次疏通运河。只是在运行几年之后也被放弃。这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山东丘陵并不能为这条运河提供足够的水量，其地势亦无黄淮海平原那么平整。要知道黄河之所以能够像一把大刷子一样，在黄、淮海地区任意改道，在于这几大水系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分水岭。相比之下，虽然胶莱平原也算平整，但于运河在翻越南、北胶莱河分水岭时，仍然会遇到高程略高影响通航能力的问题。
另一个问题在于海上航段的不安全性，这一不安全性不仅仅体现在海况的影响，还在于海上地缘威胁的逐渐显现。以明朝来说，倭寇对中国沿海地区的侵扰，是整个海运航线被放弃的一个重要原因。有鉴于此，大陆文明属性的中国人，还是更愿意把安全系于脚下这边土地之。京杭大运河遂成为了连接中国南北的交通干线，并对运河两岸的地缘生态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当下，重开胶莱运河的声音在民间仍然不时出现。只是这一设想的目的，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打通一条南北运输线，而在于打通胶莱平原的海上窗口，使之更好的通过海洋融入全球经济。类似的想法并非异想天开，很多半岛结构的国家和地区都有过类似设想。与胶莱运河类似的还有韩国曾经设想的，横贯朝鲜半岛的大运河项目。
这些项目的可行性，并不是今天要讨论的，只是为了帮助大家了解了青州地区的基本地理、地缘特点。总体来说，由于即无外患之忧，又不是内部枢纽板块，整个青州地区在三国时代的表现有点不温不火。而下一节即将展开的徐州板块，地缘位置就要敏感得多了。

泗水之滨——徐州（1）
提到徐州，大家首先想到的应该是江苏北部的中心城市，地级市属性的“徐州”。其实在两汉及先秦时期，这座历史名城的名字并不是徐州而是“彭城”。根据传说，那位活了八百岁的彭祖曾在4000年前受封于此建立“大彭氏国”，后世遂以“彭”为名命名这座城市。可以肯定的是，彭祖并没活八百岁。这个始于唐尧时代，被商王武丁灭于公元前12世纪的国家，存续时间约为八百年。所谓八百年指的应是大彭氏的国祚。
作为兵家必争之地，彭城历史上发生了许多著名的故事，也与许多英雄人物发生过联系。其中最让人感叹的当属曾希望以此为都，建立一番霸业的“西楚霸王”项羽。在西汉时期，则以彭城为中心建制了“彭城郡”，并划入徐州刺史部的辖区（东汉时则转建为“彭城国”）。作为一个监察区，州部在行政上原来只是虚设，受命于皇权的刺史，在监察范围内并没有常驻的治所。进入东汉之后，出于管理的需要始有常驻的治所，并在东汉末年演化为诸侯割据的行政基础。
不过徐州刺史部最初的治所，并不在江苏境内的彭城，而是在今山东境内的临沂市郯城县。其后是曹操将徐州刺史部的治所迁至彭城，徐州之名遂取代彭城之名，被传承了下来。由此看来，我们将要展开的徐州刺史部，最起码应涉及江苏、山东两省。以今天的行政区对应，其境大致对应山东境内的：日照、临沂两地区及枣庄地区的南部；江苏省的长江以北地区。
依旧从从山形水势入手，会更容易理解古徐州的内部结构。在禹贡九州的设计中，徐州的概括性范围被总结为“海、岱及淮惟徐州”。与青州的地理范围相比，徐州除了海、岱之外还多了一个“淮”。相当于北至鲁中南山地丘陵地带、东至东海、南至淮河的这样一个区域。观察地势你会发现，发源于“鲁中南山地丘陵”南部，向南注入淮河下游的泗水，是禹贡徐州的地理轴线。其境之所以能够向北延伸入山东，亦是因为泗水上游在山东境内。
虽然说基于地势和气候差异的原因，并不是说同一流域处在同一行政区的划分方法就会更合理，但作为一条地缘连接线，泗水的存在至少为这种划分提供了地理上的依据。纵观淮河的诸多支流，泗水应该是最大、最重要的一条。其主源被认定为发源于蒙山西麓，在向西流经鲁国的都城曲阜之后，西南方向弯转至彭城，再向东南方向于今天的洪泽湖位置注入淮河下游。
在这样一条线路上，你很容易注意到紧贴着“鲁中南山地丘陵”西南麓，有一个南北长约110公里，总面积不亚于古大野泽的湖泊——微山湖存在。由山东丘陵腹地西流而出的泗水，在经过微山湖的洗礼之后，便进入了江苏境内。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在我们所展开的时代，微山湖还是不存在的，泗水在这个位置上的河道，整体也比现在的微山湖要略微偏西一点。
由于黄河自南宋时起一直南向泛滥，造成了很多原本通畅的河道、湖泊被淤塞成平陆。多余的河水另寻低洼之地开辟出新河道或者蓄积成新湖。像之前解读过的东平湖，就是在古大野泽被淤平之后，由黄河水帮助生成的新湖。微山湖的情况亦是如此，明朝万历年间的一次黄河决口形成，让这片靠近山麓的低洼之地变成了一个大湖，也使之成为了泗水南流线路上的一个中继湖。可以想见的是，无论泗水的流向有没有偏移，抑或有没有微山湖中继，它的走向都使之能够成为一条连接南北的大动脉。战国末期，向东扩张至江淮下游，融合吴越地缘政治遗产的楚国，最终便是顺着这样一条路径攻灭了鲁国。后来的京杭大运河，亦充分利用了泗水河道及微山湖。
仅仅拥有这样一条沟通南北的天然路径，还不足以彰显泗水的重要性。通过之前的兖州部分的解读，泗水干流之西还有一条被称之为“菏水”的支流，能够深入华北平原，并在吴国的努力下通过“深沟”运河连接了济水。而身处中原腹地的开封之东，更是有获水、睢水这两条泗水支流，帮助魏国打通沟连河、济的鸿沟。也就是说，泗水几乎凭借一己之力，便为中央之国打通了三条南北交通线。要知道从地理位置上看，淮河左岸的支流除了泗水以外，包括涡水、颖水、汝水都发源于秦岭山脉的东端。单看天然流域范围，泗水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撑起了淮北的半边天。
以东汉的州部划分来说，即使不考虑那些运河的加成，上述泗水支流也可以打通兖州、豫州、徐州三国的水上交通。如果再把视线向东偏转，你会发现泗水在这个方向上还有两条发源于“鲁南丘陵”的重要支流——沂水和沭水。能够帮助徐州将疆域延伸至青州南境。在这里，需要解释一下什么是“鲁南丘陵”。总的来说，反C状排列的“鲁中南山地丘陵”内部还可以切割为“鲁中丘陵”和“鲁南丘陵”两部分，其中“鲁中丘陵”包括：东西向排列的泰山、鲁山山地；“鲁南丘陵”则南北向排列的沂山、蒙山，以及与曲阜相接，地势稍低的尼山。
这两条帮助徐州顽强向北延伸领地的河流，并非只是鲁南丘陵的产物。细分的话，山东丘陵内部实际还可分出第三个成员——鲁东丘陵。仔细观察地形你会发现，山东半岛东南沿还有一条与海岸线平行的山地存在。其地理上即不与东北部“胶东丘陵”相接，又不与西部的“鲁中南山地丘陵”连片。整个山地及其所对应的海岸线，当下大部为山东省日照地区所辖。而这条山地就是“鲁东丘陵”。由于与山东丘陵的另两个成员相比，鲁东丘陵的体量实在过小，因此往往在地图上被标注为“五莲山”。
为了壮大这个鲁东丘陵这个概念，鲁东丘陵的范围往往还会沿海岸线，扩张到胶州湾北部的青岛境内。在这个位置上，那片一提到名字就让人想到道士的“崂山”，也与胶东丘陵主体也有点若即若离的感觉。说起来，作为苏北地区唯一的天然海港“连云港”，依托的也就是鲁东丘陵的延伸部分，被命名为“云台山”。其之于丘陵主体的存在，与崂山类似。如果不是因为位置原因被划入了江苏境内，实际也是鲁东丘陵的一部分。
鲁东丘陵范围到底应该怎么定义，并不是我们所关心的。如果说崂山、云台山的存在，造就了青岛、连云港两个海港城市，那么五莲山的存在所造成的影响则要更大些。不仅在山海之间，造就了日照这座海滨城市，更阻挡从沂蒙山东流而下的沂水和沭水，使之受山势阻挡不能直接入海，而是必须在接受五莲山西坡之水后，向西南方向由山东邳州与江苏宿迁之间注入泗水。基于沂、沭两水的存在，这条东西宽约30公里，受鲁南、鲁东丘陵包夹而成的低地带，我们可以命名为“沂沭河谷”。
从山形的角度来看，沂沭河谷更应该和山东丘陵所影响的其它地理单元一样，成为山东的一部分。而从水势的角度来说，与泗水下游一起被归入徐州，也是无可无不可。古人对这一点，其实并不十分确定。这当中根本性的原因，在于沂水和沂沭河谷在地理上，具备独立属性。关于沂水在古代的地位，可以从“四渎八流”的概念窥探一二。所谓“八流”，是指在江河淮济这四条独流入海的河流之下，还有八条重要支流，包括：黄河支流属性的“渭水”、“洛水”；长江支流属性的“汉水”、“沔水”（西汉水）；淮河支流属性的“汝水”、“颖水”、“泗水”以及“沂水”。
在地图上找寻“八流”的位置，你会发现这“八流”的地理地位并不平等，有些是四渎的一级支流，有些则只是汇入一流支流的“二级支流”。比如泗水支流属性的沂水，就是这样一条淮河的二级支流。这些二级支流能够与一级支流并列，本质在于它们所属的流域，在地缘生态上较少受到所对应一级支流的影响。具体到沂沭河谷上，你会发现依托鲁南、鲁东丘陵，以及沂沭河谷与胶莱平原之间的分水岭，整个沂沭河谷在地理上颇具独立性。在大分裂时期，使之有机会诞生一个能反应这一地理特点的政治体。
沂沭河谷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归属问题，可以帮助理解这一推论。之前我们说了，整个山东丘陵地带原本存在有许多东夷体系的部族。在将这些部族纳入封建序列的同时，周王朝还在此封建了齐、鲁两个重要国家，以监控这些与自己在文化上存在一定差异的诸侯国。在这些旧地缘政治残余中，最为强大的国家叫作莒国。今天，你依然能够在五莲山西麓的沭河河谷找到一个名叫“莒县”的县级行政区，帮助回忆一下这个逝去2500年的诸侯国。
莒人在周初的聚落之地并不在沭水河谷，而是在胶州湾西侧的胶州市一带。胶莱平原的地理属性，使得这一时期的莒国无力抵御齐人东扩的压力。春秋初年，莒国迁徙至沂沭河谷，依托有利地形逐渐融合周边的东夷系部落发展壮大。成为整个山东地区，仅次于齐鲁两国的第三股势力。这种格局颇有些三国鼎立的态势，“鲁中南山地丘陵”则是三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天然边界。只不过，即使在我们现在正在展开的三国时代，三国的实力亦有强弱之分。一定要做对比的话，独占青州地区的齐国无疑就是后来控制中国北方的曹魏，其实力相当于另外两国相叠加。
与公认的三国时代相比，这场发生在先秦山东境内的三国博弈，最大的不同在于山东半岛只是整个中央之国内部地缘博弈的一部分。以莒国的位置来说，不仅要应对来自齐鲁两国的压力，还要提防来自泗水下游的攻击。在春秋后期的大国兼并浪潮中，内忧外患的莒国先是沦为齐国的附庸，后为溯泗水而上的楚国所灭。只是发端于长江中游汉水流域的楚国，将势力范围扩张到淮河流域的泗水上游，已是能力的极限。进入战国时代之后，沂沭河谷最终还是成为了齐国的领地。公元前284年，燕将乐毅率领五国联军攻齐。节节败退的齐国在失去70余座重要城邑之后，仅余下即墨、莒两座城邑。前者位于胶莱平原东北部的大沽河畔（今天平度市古岘镇境内），后者即为沂沐河谷之中的莒国故都。
在三国时代，同样有让人印象深刻的历史事件，帮助我们理解沂沭河谷之于徐州的地缘位置。公元192年，曹操在兖州击败由青州方向前来进犯的黄巾军。大胜之后的曹操，不仅将收降黄巾军中的精锐编制成了私兵属性的“青州军”，还取得了兖州的主控权。在曹操开始建立霸业之时，曹操父亲曹嵩正携家眷在“琅邪郡”躲避战乱。在听闻曹操控制兖州之后，很自然的决定前往兖州投奔曹操。
通过《三国演义》的描述，整个事件相信三国迷们都已经很熟悉了。投奔曹操的曹嵩，在徐、兖两州交界之地，为徐州刺史陶谦部下将领所劫杀。其后在曹操针对徐州的报复性军事行动中，除当时作为郡治的郯城没有被攻破以外，包括彭城在内的五个周边城邑都所曹军所破，并进行了惨烈的屠杀。史载“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
这一事件中，曹蒿及其家族的出发地“琅邪郡”，所对应的核心地理单元就是“沂沭河谷”。其境向东延伸到五莲山以东，以日照市为中心的沿海地区，向南则止于今山东省临沂市南。经过刚才的分析，大家应该知道琅邪郡在当时属于徐州境，与曹操当时所控的兖州仅隔鲁南丘陵相望。在与琅邪郡相对应的位置上，兖州设置了一个将“鲁中南山地丘陵”腹地大部覆盖的行政区“泰山郡”进行管理。也就是说，曹嵩当时是试图从琅邪郡西入泰山郡之时，在两郡及两州交界之处为陶谦部下所劫杀，并由此导致后来的徐州大屠杀事件。
在这里，我们可顺着这一历史事件，释读一下沂沭河谷与鲁南丘陵地带的地缘政治关系。事实上，曹嵩事件并不是这一地区，第一次与重要历史人物发生关联。很多人都知道，出身于鲁国的孔子曾经想在母国施展他的政治抱负，而其所遇到的最大对手，就是架空鲁国公室的三大家族：孟氏、叔孙氏、季氏。由于这三大家族均为鲁桓公之后，遂时称为“三桓”。三桓之中最为强大，也最让孔子不满的是季氏。以至于还留下了一篇千古传诵的对话题文章——季氏将伐颛臾。
在分封体制之下，每一个有力量进入地缘政治博弈舞台的角色，都拥有自己的封地。季氏亦不例外，其核心封地“费”，处在尼山与蒙山之间，两山之间流淌着一条发源于蒙山西南，纵穿整个谷地的沂河支流——浚水。在整个“鲁中山地丘陵”中，尼、蒙两山之间的距离是最为开阔的（低地带宽约10公里），这意味着浚水河谷不仅是勾连鲁南、鲁东地区的交通要道，更有机会进行大规模农业开发，成为了一个具备独立性的政治单元。
可以这样说，浚水河谷之于“鲁中山地丘陵”的存在，一如沂沭河谷之于整个山东丘陵的存在一样。后者帮助莒国一度与齐、鲁两国相抗衡；前者则帮助控制它的季氏，成为了鲁国内部封建领主中的最强者。在三桓势力走弱，季氏无法取鲁国公室而代之之后。依托浚河河谷的独立性，季氏后代退而求其次的在此建立了一个独立小国“费国”。今天，你能够可以在相应位置到，找到一个为临沂地区管辖的县级行政区“费县”，帮助定位这个2000多年前的小国及浚水河河谷的位置。
当天下归一，整个中央之国开始按九州模式划分行政大区时，类似沂沭河谷、浚水河谷这样的小型地理单元，肯定是没有机会进入一级行政区的序列。不过对这些历史渊源及相关地理结构的释读，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的理解，那些将要展开的历史事件，到底是在什么样的地缘背景下发生的。
下一节，我们将要把视线南移，去看看淮河以南又是什么情况。千万不要以为，徐州的故事已经暂时告一段落。如果你足够细心的话应该会发现，在这部分内容开篇时曾经说过，汉之徐州的南界是长江，而不是禹贡九州所设定的淮河。这一切又是因为什么，将会在下节节揭晓。

泗水之滨——徐州（2）
禹贡九州对徐州的设计是“海、岱及淮惟徐州”，岱很显然不能单指泰山，而是整个“鲁中南山地丘陵”。从这个角度说，无论是将徐州的范围向北延伸至沂沭河谷及鲁东丘陵，还是像今天的江苏省这样，止步于鲁东、鲁南丘陵的边缘，都算是符合了这个初始设定。然而在汉之徐州的南境，情况却发生了南的改变。因为两汉所设之徐州并没有止步于淮河，而是一路延伸到了长江口。
徐州之南是扬州，这一调整使得原本用来分割徐、扬两州的天然边界，由淮河变成了长江。以至于身处长江北岸，后来继承扬州之名的“扬州市”，无奈的成为了徐州的一部分。在汉代，现在的扬州市还叫作“广陵”。以之为中心建制的“广陵郡”，覆盖了徐州所拥有的江淮之地大部。当然，既然在禹贡九州的设计中，徐、扬二州的分割线就是淮河，从这个原教旨的设定来说，广陵在隋唐之际更名为扬州，也算是一种拔乱反正吧。
沧海桑田，世异时移。根据地缘政治需要和环境的变化，对行政区设定做一些调整，本来也是很正常的事情。需要正视的是，在祖先崇拜思维深厚的华夏文明，理想化古人的一些做法，并希望恢复“古制”的思维还是很有市场的。至于这个古制到底合不合现在的时宜，抑或只是古人的一个设想，反倒不重要。在两汉更叠之际，曾经出现了一位著名的崇古政治家，他就是那位在互联网时代被很多人认定为“穿越者”的王莽。在王莽式的“文艺复兴”运动中，汉王朝修正过的“十三刺史部”，被重新按禹贡九州的设计合并为“九州”。
后面的事情，相信大家都是知道的。王莽那不适配环境的改制，让他所建立的“新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笑话。重新恢复汉室江山的“东汉王朝”，则重新恢复了“十三刺史部”的设定，并根据西汉的运营情况做出了一定调整。这其中最大的调整，是撤销了无力支撑一个州部设定的“朔方刺史部”。至于现在正在展开的徐州，则继承沿用了之前的设计。从这个角度说，徐州的范围能够跨越淮河、延展到长江，必定得到地理基础的有利支撑。
连接长江、淮河两水的“邗沟”运河，是造成徐州概念南延的重要原因。吴王夫差的北上争霸之举，让汉朝在设立徐州刺史部的时候，能够顺着水运交通线，将徐州的范围由淮河一路向南延伸至长江北岸。只是说到这里，你可能又会有一个疑问，那为什么不能是位置更南的扬州，顺着同一条路径向北扩张领地。最起码当年挖通邗沟的吴国，所期冀的就是这样一种结果。有句话叫作“存在既是合理的”，这句话更准确的表述应该是“每件事物存在的背后，都有其存在的道理”。除了邗沟这条人式工程的助力以外，今人之所以难以理解这一变迁，更多是因为地理环境的变迁。在山形水势中，山地的存在是最为稳定的。类似愚公移山的故事，只能存在人类的想象之中。相比之下，水势的变化则要复杂的多。以汉之徐州境内的变化来说，2个千年的时光最起码改变了三点。
首先是海岸线的变迁。徐州所对应之北起山东半岛南缘、南至长江口的这部分海区，属于黄海的一部分。在两汉时期，整个黄海海岸线的江苏部分，比之当下要更为偏西，大体在连云港、盐城市、南通三市的连线之东。在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河流所带来的泥沙共同助力下，江苏的海岸线在两千年间向东平均扩张了约40公里。至于山东部分，在丘陵阻挡和庇护之下，海岸线的位置倒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其次是淮河的变迁。在两汉三国时期，淮河还能够享受着大禹治水所带来的福泽，免受黄河夺淮入海之苦。只是800年后随着南宋王朝人为开启黄河南流时代，淮河的好日子算是到头了。事实上，仅仅在南宋存续期间，黄河水就三次卷入战争中，被当成攻击对手的武器。除了南宋王朝彻底放弃中原南撤那次以外（公元1128年），南下的蒙古军队在进攻金朝和宋军之时，还曾先后两次主动决堤黄河，致使黄河彻底变成了一条南流之河。
黄河南侵的历史，对淮河水系结构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几乎所有的左岸一级支流都曾经被迫接受过黄河水。最终黄河选择的入淮口，是泗水与淮河相接之地（与西汉的时泗水河口的位置，有些许东移）。在这个位置上，你能看到一个面积仅次于鄱阳湖、洞庭湖、太湖的中国第四大淡水湖——洪泽湖。不过洪泽湖在三国时代并不存在。正是因为黄河后来夺取了淮河下游河道，使得原本分布于淮河中下游相接之地的一些小型湖泊，得以在黄、淮两水的共同作用下连片形成了洪泽湖。
中国向有“五大淡水湖”之说，从水系划分角度来说，上述排名前三的三个淡水湖，以及排名第五的巢湖都属于长江水系，只有位于江苏中西部的洪泽湖属于淮河水系。然而要是严格从这点来认证的话，洪泽湖的水系归属还真有值得商榷之处。在黄河夺淮入海期间，洪泽湖和淮河实际被迫成为了黄河水系的一部分。尴尬之处在于，在黄河自主结束南流时代，重新在山东丘陵以北入海（1855年）之后，淮河水系依然没能恢复自由身。
鉴于黄河下游的含沙量，但凡被黄河长时间占用过的河道，都逃脱不了河床抬高的命运。黄河之所以在南流700余年后，再次通过决口的方式改道北流，归根结底是因为把能利用的淮河水道，都淤塞的差不多了。只是黄河倒是可以另寻出路，留下来的淮河却无力打通被黄河淤高的下游河道。失去了出海口的淮河，看起来只能将洪泽湖当成最后的归宿。
这并不意味着洪泽湖所收集的淮河之水，就必须就地消化。事实上，这种情况在多雨的季风气候区也不可能发生。但凡一个地区的降雨超过“十五英寸等雨线”，雨水总是会找到路径奔向大海的。那么被黄河废掉入海通道的淮河之水，又是从哪里入海的呢？答案是长江。不要忘了，2500年前的吴王夫差，曾经打通了沟连江淮的“邗沟”，这段河道后来又变成了“京杭大运河”的一部分。在淮河之水没有办法东向入海之后，理论上可以通过这段运河将淮河之水导入长江。假使这种情况得以发生，原本被迫委身于黄河的淮河，等于又变成了长江的一条支流。
可以明确的是，一个半世纪以前这种情况的确发生了。无法东流入海的洪泽湖，被迫将更多的淮河之水向南倾注。一如洪泽湖的生成一样，泛滥的淮河之水将运河周边原本分布的数十个小型湖泊合并成为了一个新的湖泊——高邮湖，然后再打通水道由扬州东南方向注入长江。说起来如果不是一定要合“五湖四海”之数，排列出“中国五大淡水湖”。面积仅比巢湖面积小一点的高邮湖（巢湖为780平方公里，高邮湖为760平方公里），完全可以因跻身“中国六大淡水湖”之列而更著名一点。
实际上，即使没有运河的存在，在淮河之水必须寻找出路的情况下，淮河南流入江的情况也是大概率会发生。运河的存在，更多是验证了这一地区的地形足够低平，能够成为淮河的泄洪通道。只是说淮河之水虽然可以从借助长江口入海，但作为中国流量最大的河流，长江在多雨季节的泄洪压力也很大。在洪峰到来之际，南流的淮河之水很难在不影响两岸安全的情况下，转移到长江之中。与此同时故淮河下游地区，却又因失去了上游来水的补给，而陷入了缺水的境地。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最好的做法是以人力重新为淮海打通一条入海通道，而这需要强大的组织力及人力、物力支持。黄河改道北流的1855年，正值清朝历史上最混乱的太平天国运动时期（1851-1864）。此后一直到1949年的将近百年，内外交困的中央之国都没有精力去操作新的水利工程。1951年10月-1952年5月，当秩序重新回到这片土地上之后，战天斗地的中国人再次以运河的形式，挖通了全长168公里，被命名为“苏北灌溉总渠”的淮河入海通道。半个世纪后的2006年，又修通了一条新的“淮河入海水道”，进一步疏导淮河之水。尽管如此，目前仍有大约有三分之二的淮河之水是由长江入海。
在人力的干涉下，变化的不仅仅是淮河水系的归属问题。同一时期，作为淮河下游最重要支流的泗水流域，地理归属亦发生了微秒的变化。淮海下游水道并不是黄河夺淮入海的唯一牺牲品。要想让黄河水注入淮河干流，还需要借助一些淮河支流的河道。自江苏宿迁以下的泗水下游河道，便是这样一个牺牲品。黄河之水及其所带来的泥沙，不仅淤塞了淮河下游河道、造就了洪泽湖，还在侵入泗水河道的位置上，再次蓄积出了一个新的湖泊——骆马湖。
在下游河道为黄河所侵占，并在中下游的节点上蓄积出骆马湖后，剩余的泗水部分和沂水、沭水一样，成为了三条独立注入骆马湖的河流。为了进一步缓解淮河的泄洪压力，当洪泽湖之水开始通过“苏北灌溉总渠”入海的同时，承接了泗、沂、沐三水骆马湖，也修通了被称之为“新沂河”的东向入海通道。这条入海通道，等于让那些自山东丘陵河水摆脱淮河水系，成为一条被称之为“新沂河”的独立水系。
对于一条河流来说，独流入海其实是一件幸事。唯一对此感到失落的可能是原本在整个水系中，发挥主角作用的泗水。如今，除了没能成为新水系的代言人以外，泗水还失去了它的大部分河道。如今，宿迁至淮安的这段泗水下游故道被人们称之为“废黄河”；骆马湖至微山湖之间的泗水中游河道，被认证的标签又是“京杭大运河”。只有微山湖以东，流经泗水、曲阜、兖州三个区县的泗水上游部分，还在以“泗河”之名讲述着过往的历史。
新沂河的开通，以及淮河之水的重新入海，并不意味着沟连沂淮的“废黄河”及洪泽湖的入江通道就此放弃。在现代水利技术的控制之下，这些水道的存在可以为人类调配水资源提供更多的解决方案。往上追溯的话，从吴王夫差开通“邗沟”运河之日起，淮河及其支流的命运就已经与长江交织在了一起。如果不是黄河硬性插入，江淮两水之间的关系要和谐稳定的多。
好了，现在我们知道了。在黄河这个破坏者的作用下，淮河水系不仅诞生了包括：微山湖、骆马湖、洪泽湖、高邮湖在内的一系列湖泊，还迫使人类为淮河修复新的入海通道，及把古泗水流域从淮河水系中剥离出去。只是不管是淮河水系在公元12世纪之后的变化，还是海岸线的变迁，都还不足以解释为什么是徐州借助邗沟向南延伸，而不是扬州向北扩张的问题。对比古今地理结构，你会发现除了上述两点以外，长江口的形态看起来也有很大的不同。而这第三个穿越两千年历史的变迁，才是解锁这一谜题的钥匙。
黄河并不是唯一将泥沙带入下游的河流，理论上每一条河流都会将中上游泥沙带入下游地区，只是这些泥沙的量，通常不足以像黄河那样，多到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淤平一段河道罢了。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泥沙会在江河入海口处遇到水质和密度不同的海水，沉积为沙洲，然后渐渐扩大并与大陆连成一片。“沧海桑田”这句用来形容世事变化的成语，原意所指的就是这一江河造陆现象。这意味着，两千年多年前的长江口，势必要比现在的位置更为偏西。
今天长江的江口湾位于上海与江苏省南通地区之间，中间还夹着一个即将与北岸连成一片的崇明岛。而在吴王夫差打通邗沟运河的春秋时代，南通地区及上海市区都还在海平面之下，长江口则位于现在的扬州与镇江之间。一直到两汉、三国时代，长江口的位置都没有发生明显的东移。扬/镇以东这段整体呈东-西走向的长江下游河道，当时都是宽广的喇叭形河口湾。
受古长江河口湾的阻隔，镇江以北直至淮河下游的这部分江淮平原，与河口湾以南的苏南地区，天然地缘联系较之现在要弱上许多。尽管吴王夫差在当时的长江口，也就是现在扬州市的位置，修筑了一条邗沟运河以连通长江南北的水路交通，但仅凭这样一条水上通道，长江南北的地缘联系并没有得到太大的改善。更大的问题是，作为一条人造工程，邗沟并不总具备通航能力。它的南部河道需要在喇叭形的河口湾涨潮之时，借助潮水倒灌抬高水位之后，才能用来行船。一直到东晋时期，邗沟才通过坝堰和水闸，做到了对水位的控制。即便如此，如果不定时加以疏浚，脆弱的运河仍然会面临淤塞断航的风险。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淮河的地缘隔断效应却要弱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将广陵所代表的这部分江淮平原划入徐州，而不是遵循禹贡九州的设计初衷留在扬州，要更为合理。此一时，彼一时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长江口的位置也在逐渐向东推移。在两汉先秦时被视为天堑的古长江河口湾，后来慢慢萎缩成了能够正常横渡的河道。同时随着江南地区的深度开发，整个中央之国的经济中心开始向长江以南地区转移。在此基础上，情况开始发生逆转。苏南、苏北开始结合成了一个以苏南为地缘重心的行政区。
顺便说一下：较之长江，黄河在为中央之国扩张土地的问题上贡献更大。这一是因为黄河的含沙量大；二是由于黄河下游河道变迁频繁，今天渤海湾及黄河的海岸线，都成曾经是黄河泥沙输送的对象。其中山东省东营市境内，那个明显向渤海突出的“黄河三角洲”，便是近代黄河的贡献。
下一节，我们将继承把视线南移。去看一下东吴的根基之地，江东地区又与扬州有着什么样的地缘联系。

“江东”与“江南”到底有什么区别
何处是扬州（1）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唐宋诗人笔下这些耳熟能详的诗句，让古今多少人对扬州产生了憧憬。那么，何处是扬州呢？按照禹贡的设定是“淮海惟扬州”。以此来说，淮河以南一直到海的区域应该都是扬州的范围。要是严格按照这个设定来规划，扬州的范围将涉及到：江苏、安徽、上海、浙江、江西、福建、广东七省市。
以两汉时扬州的设定来说，除了江淮地区的东部被划给徐州，以及在禹贡设计九州概念时，还未纳入中央之国范畴的岭南地区，另行建制了“交州刺史部”之外，基本算是遵循了最初的蓝图。对应现在的行政区划，扬州刺史部的范围包含有：安徽的淮河以南部分、江苏的长江以南部分，以及上海、浙江、江西、福建全境。
每一个板块都有它的核心区，在农业就是生产力的自然经济背景下，这样的核心区通常会是板块内部的一处大平原。扬州刺史部的核心区则是长江下游与南部丘陵之间，以“太湖”为核心的一片平原之地。在三国时代，这片两面环江、一面临海，背靠山地，行政上对应现在苏南、浙北、上海的大平原被称之为“江东”。遵循这一历史名词，我们可以将之命名为“江东平原”。作为吴国的根基之地，“江东”二字在三国的出镜率不可谓不高。只是你很容易发现，三国之人口中的江东，为什么与1500多年后，乾隆眼中的江南重叠度那么高？这是因为所谓的“江东”其实就是“江南”。之所以用不同的方位命名，概因地理环境的变化，所引发的的主观认知差异。
长江虽然不像黄河那样享有“九曲十八弯”之名，但也绝非一条直线东流的河流。地理上长江上、中、下游的划分节点，分别为重庆与湖北交界处的湖北宜昌市；江西、安徽、湖北三省交界处的江西湖口县。其中湖口之名，得自于其鄱阳湖口的地理位置。每一个节点，长江的流向都发生了重大改变。在鄱阳湖口以东，这种改变尤为明显。受江南丘陵地带的山势影响，长江下游开始向东北方向流淌。尤其芜湖以北至南京段，长江的流向几成南北向。
今天，湖口至南京的这段南北向长江，大部分位于安徽境内。有鉴于此，这段长江现在还有一个名称——皖江。至于南京以东这段东流的长江，则拥有一个更古老的名称——扬子江。近代在中央之国的国门被迫打开之后，扬子江畔因其地理位置优势，成为了整个长江流域对外贸易的窗口，并在近代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占据了核心位置。正因为如此气扬子江的音译“Yangtze River”，成为了长江英文名。然而在两汉三国时代，正在发育初期的扬子江，更多还只是作为一条难以逾越的天堑，存在于地缘政治舞台。皖江才是整个长江下游的关键先生，及划分地缘板块的主参照物。以之来做参照物的话，所谓的“江东”的定义应该是“皖江之东”；而后来的江南，则可以被认为是“扬子江之南”。
尽管“江东”与“江南”的地理指向一致，但二者的地缘气质却不尽相同，甚至可以说是完全相反。一提到江南，大家脑海中会浮现出一幅富有诗意的画面，以及诸如：天堂胜景、鱼米之乡、吴侬软语等带着富足和休闲意味的词藻。不过提到江东，画风就为之一变了。无论是春秋时争霸于江东的吴越两国，还是三国时鼎立于江东的孙吴政权，都自带一股任侠之气。若以宋词的流派来比拟，“皖江之东”时代就好比气象恢弘、视野广阔的“豪放派”；进入“扬子江之南”阶段后，则似婉转含蓄、儿女情长的“婉约派”。
江东子弟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在楚汉相争中落败的项羽。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举事。项羽和他的叔父项梁随后在江东响应，并率八千子弟兵渡江向西。八年之后，孑然一身的西楚霸王留下“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的遗言，自刎于乌江。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乌江并非指长江，而是长江西岸的一个渡口名（乌江浦），故址在今苏皖两省交界的安徽省和县乌江镇。
那么任侠之气的“江东”，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向诗意“江南”转换的呢？这个过渡大抵是在隋唐时期完成的。隋炀帝不惜民力的开挖大运河之际，当时的江都（现在的扬州市）之南已经出现了一个重要渡口——扬子津，一般认为“扬子江”之名便直接源出于此。不过这段江面当时还稍显太宽，其后在中唐之际，原本横亘于扬州市与镇江市之间的沙洲——瓜洲，开始与北岸连片成陆。依托“瓜洲”开发的渡口，大大缩短了横渡扬子江的难度。至于长江口则由两汉时期的扬州一线，进一步东移至今天的江阴市一带。当人们开始习惯于从扬子江渡江之时，再来表述这片土地的地理方位时，江东就不及江南那么准确了。
东西向的扬子江开始成为南北水上交通的主通道，并不代表这片土地的气质就一定会发生改变。这种气质改变，更多是因为随着历史的推移，江南地区得到了更深度的开发。这当中有铁器大规模运用的技术原因（相比北方疏松透气的黄土，长江流域的土壤粘性太大）；亦有中原长期战乱，北方人口和人才“衣冠南渡”的因素。当一片有天险庇护的土地开始变得富足之时，人的思维也会发现一些微妙变化。最起码对于用武力改变命运这件事情，江南之民不会有当年的江东之民那么高。
说起江东、江南之别，还有一个地理标签不得不提，那就是“江左”。看过热播电视剧《琅琊榜》的观众，一定会对男主角“江左梅郎”的名号印象深刻。依剧中情节，此处所指的“江”应是指长江，只是观剧之人未必知道，所谓“江左”到底指的是长江周边的那个地理单元。与“东南西北”这样明确的客观标准相比，左、右标注法看起来有些不那么客观。不过人类在定位时掺入自己的一些感知也是常事。只要掌握它的命名规律，就可以解开很多地名之迹。比如在了解“山南水北谓之阳，山北水南谓之阴”的认知之后，便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有些地名会含有“阴”、“阳”二字了。
此前行文中多次出现的“左岸”一词，则源出于另一种在地理层面比较常见的辨识之法。具体做法是：顺着河流流淌的方向，面向下游而立，左手方向即为左岸，右手方向即为右岸。著名的巴黎“塞纳河左岸”是此类划分法中的典型代表。当你看到塞纳河在巴黎市区的蜿蜒曲折状，应该会感觉到在这种情况下，以左、右而非“东南西北”来标注河岸的位置，意思表达要精确的多。依据这一划分原则，要是“江左”之地定位于长江下游的话，那么它所指向的应该是皖江以西地区。
不过这个推断并不正确，因为顺水势而判定左、右岸的方法来自于西方。中国人对左、右划分并非是顺着水势，而是有着固定的方位对应。在中国文化中，最为尊贵的朝向是“坐北朝南”。反之，朝北的象征看起来就没那么美好了。在古汉语中，“北”与背后的“背”相通，失败之后向后转身逃跑即为“败北”一词的本意。这一认知的地理背景，在于中央之国在这个星球上的区位。由于身处北半球，朝南可以让房屋或者端坐之人，享受更多的阳光。假定中央之国处于南半球，基于同样的理由，“坐南朝北”将会成为最好的选择
当一个人背向北方、面朝南方，他的左、右手会对应自然是东和西。也就是在说，所谓“江左梅郎”中的“江左”，其实指的就是“江东”。类似以左、右替代东、西用在地名之中的情况还有很多。比如将山东称之为“山左”、江西称之为“江右”、陇西称为“陇右”等等。要是按这种对应之法，与江左地区隔皖江相对的是江右地区。这个江右还可以被称之为“江西”。
很显然，这样一个区位上属于安徽中部的“江西”，与大家所熟悉的江西之间并不是一个概念。今天的“江西”，其名源出于唐代在此设立的“江南西道”行政区（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在江东地区建制“江南东道”），也就是说是“江东”向“江南”概念转换之后出现的。而在江东时代的人看来，“江西”这个词广义来说可以代指长江以北的所有地区；狭义来讲，则可指向长江下游至淮河之间的区域。需要注意的是扬子江段彼此大部还是江口湾状态，这里所说的江淮之间“江西”地区，并不包括那部分依“禹贡九州”的设计，本应划入长江，却在汉朝被划给徐州的部分。
对于不熟悉这一变迁的人来说，两个“江西”的出现极易产生混乱。好在处于江淮之间的片土地，在包括三国时代在内的大多数历史时期，是以淮河而不是长江为参照物命名。广义的讲，整个淮河以南至长江之间，包括扬子江北的区域，则都可以被称之为“淮南”；狭义的讲，淮南可以用来特指皖江之西的这片江淮之地。在两汉时期，皖江之西被归入扬州刺史部并设置了两个郡，包括西侧的“庐江郡”及东侧的“九江郡”；扬子江之北的这片淮南之地，之前已经解读过，建制的是归属于徐州的广陵郡。
在扬子江的助力“江东”向“江南”转变的隋唐之际，整个淮河以南地区基于江淮之间的共同地理背景，被整合为了名为“淮南道”的行政区。其后在北宋之时，又进一步根据二者的地缘差异，分割为了 “淮南西道”、“淮南东道”两个部分。时至今日，淮西成为了安徽的一部分；淮东则成为了江苏的中部。
从成就割据政权的角度来说，淮南远不如拥有巨大防御优势的江东。提到“淮南”，熟悉三国历史的人脑海中很快会浮现一个悲剧人物——淮南袁术。作为一手好牌打得稀烂的典型代表，袁术在淮南的称帝之举是其失败的根源。不过这一结果与淮南板块本身的潜力和位置无关。在汉室民心未失的情况下，不管是袁术还是其他人，也不管在何地称帝，都难免成为众矢之的。相比之下，千年之后同样以淮南为根基之地的朱元璋，就审时度势的多。“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使之得以开创大明王朝。
假如袁术没有同意孙权独立前往江东发展，而是自己进驻江东，他应该还不会那么早从三国政治舞台消失。当然，对于一个自认为能成为天下之主的人来说，江东的位置的确偏了点，不似淮南那样直接与中原之地对接。而对于苦心经营江东的孙吴政权来说，淮南之地的得失同样重要。在扬子江还未发育成型的时代，这一重要性更多显示在淮西板块。无论是北方政权想觊觎江东，还是江东政权想入主中原，淮西都是必争之地。
三国时代，淮西之于魏吴博弈中所显现地缘政治价值，与魏蜀之间的汉中地区相当。蜀汉政权建立之后，诸葛亮曾经数次以汉中为目标或跳板北伐。在三国演义中，这段历史被极尽渲染为“六出祁山”的故事。与之相比，孙吴在淮西的五次北伐战争，在演义中的着墨就要少得多了。那么，除了区位原因，淮西又有哪些地理特点，使之能成为南北博弈的焦点呢？其与淮东地区最终不同的行政归属，难道仅仅是由长江的走势所决定的吗？这些问题，我们留待下一节再进行解读。

何处是扬州（2）
公元1368年，发迹于江淮的朱元璋将南京定为大明王朝的政治中心。为了护卫京师，相当于今天：江苏、安徽、上海三省市的南京周边地区，升级为了“直隶省”。后明成祖朱棣虽然将帝国首都迁往北京，并将河北定位为新的“直隶”，但之前的建制并没有被改变。为示区别，二者依地理方位被分别称之为：南直隶和北直隶。明亡清兴之后，依旧定都北京的清王朝，最初只是将“南直隶”更名为了“江南省”。顺治十八年（1661年），富庶的江南省被分割成了西部的“安徽省”与东部的“江苏省”。
相较南北向的切割，这种划分看起来颇有些别扭。地理角度看，长江和淮河两条大河自两省腹地横穿而过，使得它们在地理上都包含有：淮北、淮南、江南三个地理单元；地缘角度看，同样呈现出三种地缘文化形态。映射在最能反映社群属性的方言上，则是都含有归属于北方范畴的“中原官话”、江南色彩的“吴语”，以及二者间的过渡形态“江淮官话”三种成分。
如果让行政区划尽量贴合地缘文化背景的话，横向切割“江南省”的方案会更为适合。然而不要忘了，地缘因素还包含有“地缘政治”成分。对于一个政治中心在北方，而经济中心在南方的帝国来说，一个一头在北方，另一头在南方的省份，能够让帝国内部粘合的更为紧密。即便从政治传承的角度来说，这种纵向切割的方式也并非无迹可循，最起码在两汉三国时代，徐州的西部边界，看起来与苏皖两省的分界线有很大的重合之处。
以清朝分割江南省时的现实需求来说，这样划分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管理优点，那就是使得京杭大运河的南段，都处在江苏省境内。这与之前我们分析的，汉朝在设定徐州时，没有遵循以淮河为南界的初始设定，而是沿“邗沟”将之扩至长江长江口的做法，遵循着同样的地缘逻辑。如果说长江、淮河，客观上成为了是分割中国南北的天然边界，那么运河在客观上则起到了打破这种分割的作用。让人感到敬畏的是，这种改变完全是在人力的作用之下。正是这些努力，帮助形成了今天的中央之国
中央之国不是一天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有融合，还会有矛盾和对抗，尤其容易体现在南北关系上。之所以在解读三国之时，将1000多年后 “江南省”的行政变迁拿出来做参照，是因为这个行政区的变迁与矛盾，包含了淮南地区的分合问题。简单点说，身处江淮之间的淮西与淮东地区，到底是合在一起更合理，还是在地缘属性上存在明显差异，以至于划入不同的行政区亦有其道理。
先来看看整个江淮之地的地理位置。整个地区的西侧，是在红色政权的革命史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大别山脉。淮河的源头，亦位于大别山脉的西北延伸部分——桐柏山脉之上。整个大别山区，南北向最宽处约200公里，东西长约380公里，主脉海拔约为1500米。类似这样体量和海拔的山地，在地缘关系中更多是以天然屏障，而不是战略要点的面目出现。同时这一地理特点，亦使之极易成为切割行政板块的天然边界。你很容易在地形图上发现，大别山脉在隔离江、淮两水的同时，还充当着鄂、豫、皖三省的分割点。
真正在南北博弈中被反复争夺的，是大别山以东、黄海以西、淮南以南、长江以外的这片低地区。这片你可以称之为“淮南”，也可以叫它作“江淮”的土地，在地理学上的名称是“江淮平原”。然而江淮平原并非完全是一片平原。狭义来说，所谓“平原”应该是一片没有可视起伏的平整之地。比如有“天府之国”之称的“成都平原”；广义来说，这一概念也会包含散布于平原之中的低矮丘陵。而江淮平原就是这样一种情况，你会发现在它的西部，也就是淮西部分，由于大别山脉的延伸，散布着大量海拔在200米上下的丘陵。其整体覆盖面积约2万平方公里。
这片位于淮西的大别山丘陵，地理学上名称是“江淮丘陵”，其向东一直延伸到洪泽湖与南京之西，恰好对应着“皖江之西”的地理方位。而远离大别山脉的淮东部分，则是一片标准的平原之地。换句话说， “扬子江北”的淮东地区，与“皖江之西”的这两片江淮之地，除了与长江的位置关系存在差异以外，另一个重要的差异就是地形上的差异。
淮东的平原地形，使之在水系结构上呈现出极端不稳定状态。洪泽湖的出现、淮河入海水道的变迁，以及运河的修建，本质都是这种特征的体现。以至于你很难在淮东地区，分辨出哪片土地属于淮河流域，哪片土地属于长江流域。很显然，上述地理差异，一定会在地缘属性上体现出来。在地缘政治层面上，除了扬州市这个运河与长江交汇的点，能够两千年多年如一日的，保持战略枢纽地位以外，淮东地区其它城市，在中国历史上的战略地位都并不显著。
拥有长达500里的海岸线是淮东地区的另一个特点。然而这些海岸线却更像是一道海上长城，即不能让其拥有海上交通优势，亦使其东线无需承受防御压力。究其原因仍在于淮东的低平地势。与背山临海的海岸线相比，平原在没入海洋之时，呈缓缓入海状态。这种地势使得淮东的海岸线呈现为滩涂状态。在青州部分我们已经解读过了。这些滩涂在古代经济中最有价值的一点，是可以用来晾晒海盐。以至于早在两汉时期，淮东就因其海岸线遍布盐场而单独设立了名为“盐渎”的县（也就是今天盐城市的前身）。
与淮东相比，淮西地区则呈现出差异化的地理属性。江淮丘陵在整体充当江、淮两水分水岭的的同时，也让淮西地区的地理和水系结构变得更加稳定。今天，在归属于安徽省的淮西地区，建制有：六安市、淮南市、蚌埠市、合肥市、滁州市五个地级市，单纯看这五个地区中心的市区位置，其中：六安、淮南、蚌埠三市属于淮河流域；合肥与滁州则属于长江流域。基于地形，这些淮西城市都有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依山傍水”。虽然这些所谓的“山”，其实只能算一些小丘陵，但于一座城市的存在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纵观历史，那些有山可依的城市，无论在位置还是历史传承上，总体都要比无山可依的城市更为稳定。
在江东时代，淮西因其位置和地形原因，往往在南北博弈中被视为胜负手。对于北方政权来说，如果能控制地形复杂的淮西地区，接下来势必能够拿下无山可依的淮东地区；而在对于南方政权来说，能否拿下淮西地区，同样是能不能将防线推至淮河的关键所在。由此甚至诞生了一个战略名词——守江必守淮。对于一个偏安政权来说，能够将防线稳定在淮河一线的话，进可保留北伐的中原的希望；退可让自己在长江中下游的核心区，处于大后方的位置。反之，如果只能以长江为界，那么北统南的结局将指日可待。
上述形态最为典型的，是东晋及其之后更迭的宋、齐、梁三个南方政权。从公元317年晋王朝弃守中原，到公元557年南陈取代南梁成为南朝的最后一个朝代止，这四个有连续性的南方政权，在守住淮河防线的情况下存续了整整240年时间，期间甚至有能力进行北伐至黄河一线。而迫于北方压力，退守长江防线的南陈政权，则仅仅存续了32年，便为代表北方政权的隋朝所灭，让中央之国重新归于一统。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条逻辑线：在南北地缘博弈的模式中，江淮地区的得失至关重要。而江淮地区的博弈重心，最起码在江东时代，又在于地形更为复杂的淮西丘陵地区。那么在江东时代，就淮西板块的争夺来说，还有没有一个中心点来帮助政治家和军事家进一步聚焦呢？答案是有的。这个中心点就是今天的安徽省会——合肥。历史上，合肥一带曾经多次爆发决定南北政权命运的战争。孙吴政权在存续期间五次在淮西地区发动的大规模战役，也都是以合肥为攻击目标，史称“合肥之战”。
从“合肥”这个名字入手，可以帮助我们找到解惑的方向。提到合肥之名，很多人脑海中会浮出两个胖子的形象，甚至好事者将这了联想加工成一个谜语。不过合肥的得名，肯定不是因为它在历史上诞生过两个著名的胖子。追根溯源的话，这个“肥”字还应该有个三点水旁。所谓“合肥”，指的是两条叫作“淝水”的河流在此交汇。这两条淝水一条名曰“东淝水”，一条名叫“南淝水”。说它们交汇其实并不准确，更准确的说法是它们共同起源于合肥市西北的“将军岭”。两条淝水中的“东淝水”向北流淌，在今安徽省寿县境内注入淮河。
说到这里，一定重点关注一下这个名叫“寿”的县级城市。虽然现在寿县为其东部的淮南市所辖，但淮南其实是1949年之后，因煤矿而兴起的一座新城。历史上真正在这个区位上发挥战略节点作用的，正是东淝水河口的“寿县”。只不过在隋朝之后，它的名字叫“寿州”，在此前则叫作“寿春”。听到寿春之名，是不是觉得有点耳熟了？在淮南称帝的袁术便定都于此。如果再往前追溯的话，战国后期的楚国，在为秦国攻占两湖之地后，亦曾迁都于寿春（公元241年），将之作为最后的楚都。
另一段与寿春和东淝水相关的历史，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战例——淝水之战”（战场位于寿县东）。在这场针对淮西地区的争夺战中，处于弱势的东晋政权，在淮河前线抵御住代表北方的前秦政权的攻击，为南朝200余年的延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地理位置上看，寿春城之所以为历代政权所重视，是因为一旦控制它之后，便可顺东淝水而下进攻合肥。与“东淝水”不同的是，同样发端于合肥的南淝水，是向东南方向注入长江。这意味着，拿下合肥相当于打开了通往长江的大门。这对于江东政权的压力可想而知。
通过上述解读我们了解到，以合肥为淮西战略中心的意义在于：无论是试图建立淮河防线的东南政权，还是希望进抵长江的北方政权，都可以借助淝水进行后勤保障角度。如果在两条淝水的源头之间再挖通一条运河的话，洞穿淮西的水路交通线将会更加的通畅。在两河的源头如此接近，所谓的“将军岭”亦基本看不到山岭的存在的情况下（可在地图上定位“将军岭村”，寻找相应位置），开挖运河的话工程量其实并不算大。事实上，曹操在占据合肥之后，的确在此开挖了一条被后人称之为“曹操河”的运河。曹魏及后来的代魏的司马氏，之所以能够在合肥顶住东吴的五次进攻，这条水上生命线的存在功不可没。
现在问题来了，以江淮丘陵的分布范围来说，寻找两条源头相近且分别淮河与长江的河流并非难事。为什么最终的战略节点落在了合肥身上呢？这是因为，除了源头相近、分水岭地势低平之外，东、南两条淝水还有一个地区内其它江、淮支流都没有的优势，那就是与一个大湖相连。其中南淝水在向南流出合肥城之后，会先注入面积在中国天然淡水湖中排名第五的巢湖，然后再向东在与芜湖相对的长江西岸注入长江。
之所以要强调巢湖的天然身份，是因为在唐代以前，东淝水的西侧存在一个与之相连，且面积与巢湖相仿的巨大人工湖——芍陂。这个人工湖是公元6世纪初，由当时控制淮西的楚国所挖（主导工程的为楚国名相公孙敖）。楚国在这片低洼之地开构筑堤坝、打造人工湖，一方面是在雨季时蓄洪；另一方面则是在旱季为周边农田灌溉补水，其功能与现代水库无异。只是沧海桑田，这个曾经在历史上发挥重要作用的人工库，在唐代之后已逐渐被淤平。取而代之的是在东淝河下游河道基础上，扩张而成的“瓦埠湖”。
不仅仅在于蓄洪和灌溉，增加周边地区的农业和人口潜力之外，政治家和军事家还会关注到芍陂和巢湖的军事价值。在河道纵横的江淮地区，左右战局的关键因素，更多系于水上而不是马背之上。三国时期，魏、吴两国曾多次将芍陂和巢湖作为战场。孙吴每每发动合肥之役，亦都是先凭借水上优势先攻入巢湖，然后再溯南淝水而上进攻合肥。
单从交通角度来说，淮西境内的这条“淝水走廊”，并不比淮东境内的“邗沟运河”更为通畅，“曹操河”在历史上使用的时间也很短。然而正是地理上的复杂性，使得淮西地区的地缘环境，呈现出更复杂的状态。不仅使之成为南北博弈的焦点地区，地区内部亦经常动荡不安。至于其在三国时期的拉锯状态，在进入历史线之后会进行详细解读。下一节我们将跨过长江，去揭开江东的神秘面纱。

何处是扬州（3）

几乎每一条大河的下游，都是一个潜力股。一方面，上游来水会在河流入海处，沉积大片平坦而又肥沃的土地；另一方面，沟通海陆的河海交接之处，是天然的贸易枢纽。无论是海外商品想溯江而上输入内地，还是内陆产品出海，都必须经过这个中转站。只是这两个地缘潜质，并不一定会同时展现出来。这片江海之间的土地，在历史上所赢得的美誉度，更多是基于其第一个特质。以至于大家一提到“江南”，便会联想到农耕属性的“鱼米之乡”一词。而当古老的中央之国开始被迫打开海外贸易之门，并探索工业化道路时，以区位为基础的第二特质开始显现出威力。通江达海的优势，使得古老的长江下游地区，在近现代依然延伸了其经济重心的地位。
每一个时代，江海之间的这片低地区，地缘标签都会有一些微妙的改变。无论是用“江东”还是“江南”来代指，长江都是核心参考物。这一地理定位，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两个时代的大陆属性。在中国开始通过海洋与世界相连之后，“江南”一词实际上渐成过去式，取而代之成为这片土地代言人的，是更据开放气息的“上海”。虽然从行政角度看，直辖市属性的上海并不是江东平原的全部，不过扩张到“上海大都市圈”或者“大上海”的概念，三个标签在地理范围上的重合度，以及彼此间的继承与变化关系，便一目了然了。
江东-江南-上海，相比江南时代的繁花似锦、大上海时代的摩登时尚，很多人对于江东时代的意气风发，反而要更加的向往一些。如果说唐人杜牧笔下的“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还是在缅怀逝去的江东时代；那么宋人王安石的“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则是在表达对“江东”向“江南”转换结果的一种无奈了。每一片土地，在每一个时代所承载的使命都不尽相同。对于我们来说，更多是应该探知这背后的转换兴衰规律。好在就影响地缘环境变化的诸多因素来说，地理这个基本面是最客观和有可循的。对于喜好记录历史的中国人来说，亦有足够的史料帮助理清这一切的前因后果。
事实上，“江东”一词并非是这片土地最早的地缘标签。这个带方向性的标签，出现在秦王朝统一中央之国之后。项羽是最先使用“江东”一词，并被历史记载下来的人。而在列国相争的先秦时代，为整个地区代言的是那些控制江东的诸侯们，具体来说则是吴国和越国。这一初始设置影响深远，以至于今人仍然会使用“吴越之地”来代指这片土地。
在中央之国的地缘版图上，类似“吴越”这种关系紧密，却又相爱相杀的的板块还有很多。比如今天同属山东的“齐鲁”，以及分家仅20多年的“巴蜀”之地（重庆、四川）。至于江东板块所涉之吴、越两地，其地缘属性上的差异，在大部分历史时期亦都能在行政区划体现出来。今天，江苏、浙江两省可以被视为吴、越文化的继承者。而在两汉时期，二者的核心之地则被分别设立了：吴郡和会稽郡。
当然，单从管辖范围来说，先秦的吴/越两国、两汉的吴郡/会稽郡，以及今天的苏/浙两省并不完全重合。剥离出这两个板块概念的地理核心，才能够找到它们并存理由。那么从地理角度看，吴地和越地的初始指向又是哪里呢？遵循地缘原则，我们应该先看看整个区域内，有哪些“水”最为引人关注。纵观整个皖江以东，除了充当板块北部边界的长江口以外，最引人注目的水域有两个：一是在中国淡水湖水域排名第三的“太湖”；二是对接钱塘江的“杭州湾”。总体来说，以太湖为核心的“太湖平原”，对应的是吴地；而钱塘江——杭州湾之南，以宁波和绍兴两城为核心的这条狭长平原带——宁绍平原，则是越地的核心。
先来看看太湖的情况。你很容易发现，长江口与杭州湾之间包夹而出了一片以太湖为核心的平原之地。这片三角形的平原之地，与扬州以东直至南通的长江北岸地区，都是由长江口沉积的泥沙沉积而成，整体名称为“长江三角洲”。在这当中，以太湖为中心的皖江以东，以太湖为核心的平原部分成陆较早（距今7500～6000年前即已成陆）。经过数千年的人类开发，江东地区的水系都已与太湖连成一片，以至于我们可以将这部分平原称之为“太湖平原”。只不过，相比太湖这个前缀，长江的格局显然要大的多。所以今天在对这一地区进行战略规划时，通常会用到“长三角”而不是“环太湖”的概念。
观察太湖，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它的外形。在周边丘陵的支撑下，太湖的西半部轮廓呈现为完美的半球状。更让人感叹的是，数千年来，太湖的形态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相比之下，长江中游的另两大淡水湖：鄱阳湖和洞庭湖，外形甚至位置的变化就要大的多。就洞庭湖所处的位置来说，长江在先秦时还更多是在江北蓄水，并因此形成著名的上湖大湖“云梦泽”；至于古名“彭蠡泽”的鄱阳湖，直至两汉时期的核心部分都还是在江北。一直到三国时期，彭蠡泽江北部分才开始与之分离，并逐渐将赣江下游扩张为了现在的鄱阳湖。
“只有稳定，才能有发展”。对于依附太湖发展的吴人来说，太湖的稳定性是一笔弥足珍贵的财富。时至今日，2200年前的海昏侯墓，因其和海昏侯当年的封地一起，曾没入鄱阳湖而得以幸存；而吴国在2500年前所营造的姑苏城，却还依然在新时代，展现着重要的经济价值。至于太湖为什么稳定，究其根源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自然因素。太湖本身并不是一条大河的中继湖或者终端湖。并且进入文明期之后，太湖周边已然淤平出大纵深的陆地，使得湖体本身得以远离长江（今天太湖与皖江或扬子江的直线距离，与三国时期都没有什么差异）。这样的位置，可以保证太湖水域的面积即不为长江水倒灌，又不至于受上游来水的洪峰所影响。
第二个原因是人类影响。人类对于湖泽之地的开发，本质是在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水利改造工程。围湖造田和筑渠引水，是两种基本手段。就太湖的情况而言，先民们的改造行为主要是兴修如蛛网般密布于平原之上的水网，将太湖之与皖江、扬子江、杭州湾乃至东海相连，并且随着长着长江三角洲的扩大，而不断向东延伸。比如成就上海的苏州河与黄浦江来说，就是两条在先秦时就已经开挖，并在后世不断疏浚、延伸的太湖出海通道。时至今日，这一以太湖为中心，通江达海的水网建设依然还在进行中。打开“太湖流域图”，你在太湖平原上所见到的流域结构，所呈现的是如城市街道般形态的棋盘状。甚至可以这样说，在经过数千年的人力干涉后，整个太湖平原上已经见不到天然河流。
然而并不是所有皖江以东、山地以北的低地区，都能够被纳入太湖平原的概念。以当下的行政区划来说，属于太湖平原范围的地区，除了东端较晚成陆的上海以外，还包括太湖东、北部，江苏境内的：苏州/无锡/常州（包括为镇江所辖的丹阳县）地区，以及太湖南部归属浙江的：杭州（钱塘江以北部分）、嘉兴、湖州三地区。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很多时候会看到“苏锡常”、“杭嘉湖”这两个，由三地并联组成的地缘板块概念。
将上述行政概念地理化的话，可以进一步将之命名为：苏锡常平原和杭嘉湖平原。抛开处于太湖平原边缘，最终在近现代依托江海之利崛起的上海不说，无论在江东还是江南时代，真正展现太湖平原竞争力的，是苏锡常平原和杭嘉湖平原。只是你同样很容易发现，如果我们把江东定位为“皖江以东”，并且认定山地以北的低地区，才是江东概念的话，太湖平原也并不是江东的全部，并不是皖江与海洋之间这片低地区的全部。
一如江淮之间的“淮南”地区，内部依地形和位置可以分为：淮西、淮东两部分一样，杭州湾以北、以太湖为地理中心的为片低地区，同样可以分为东、西两部分。与江北的情况相对应，皖江与太湖平原之间，同样呈现出平原与丘陵相杂地形结构。基于其区位，我们可以称之为“江东丘陵”。其行政上涉及：南京、镇江两个江苏城市，以及安徽境内的芜湖、马鞍山、宣城、铜陵、池州等皖南城市。上述城市地区在长江以东所辖的低地区，都属于“江东丘陵”的覆盖范围。
与江淮丘陵一样，江东丘陵地区依然是以平原地形为主。丘陵所起的作用，主要是地理分割及为地区安全增加一层保障。区别在于，江淮丘陵在地理上算是大别山脉的延伸；而江东丘陵则是覆盖长江中下游的“江南丘陵”，在江东低地带的延伸。需要说明的是“丘陵”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讲，丘陵指的是：地表起伏和缓，海拔在500米以内 ，相对高度不超过200米低矮山丘。不管是江淮丘陵还是江东丘陵，都符合这一定义。
然而在中国的地理命名中又有三大丘陵之说，包括分列于渤海湾南北的：山东丘陵和辽东丘陵，以及包含长江中下游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的“东南丘陵”。后者内部又可分为与长江流域密切关联的“江南丘陵”、覆盖浙南/福建的“浙闽丘陵”、以珠江水系为脉络的“两广丘陵”。这些所谓丘陵的主体海拔均超过500米这个阀值，更生成有诸多超过千米的山脉和山峰，如：泰山、武夷山、庐山、井冈山等等。以此来说，其实是完全不能用刚才的地理定义来涵盖的。在没有更准确的通用名，将之与真正的丘陵区别开之前，我们可以将之定义为广义的“丘陵”。
回到当下的主线上来。淮西与淮东两个江淮地区之间的地理差异，使之在行政有了不同的归属。在东汉末年，这一差异体现为淮西划给了扬州、淮东归入了徐州。前者设置了九江、庐江两郡，后者则主要为广陵郡所覆盖；而在皖江以东，帝国中央同样大体依丘陵、平原体质，分割出了：丹阳和吴郡两个二级行政区。单就扬州的情况而言，覆盖太湖平原的“吴郡”无疑是核心区，这一地位早在吴越争霸时期就已经奠定。
以吴国或者说太湖平原的地理地缘位置来说，当时如果想走出江东进入中央之国内部地缘博弈的主战场，有两条路线可供选择：一条是向西横穿江东丘陵、长江，然后进入淮西的江淮丘陵，然后再向北跨越黄河进入中原；另一条是向北从正在发育中的扬子江渡江，纵穿淮东的平原地带，最终借由泗水上溯至中原。对于后一条路线，我们在徐州部分已经解释过了。由：邗沟、泗水、深沟所组成的南北水上大动脉，成为了后来吴越两国北上争霸的主通道。这样一条连续在2500多年时间发挥作用的战略通道，也成为了后来建制江苏省的地缘大背景。
性质上来看，北上线路更多是一条可供选择的进攻通道，真正为吴越及孙吴政权提供安全保障的，还是连接江淮、江东两块丘陵之地的西向通道。无论是春秋战国，还是三国时代，江东之地最直接的竞争板块，都是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在先秦，这一地区的代言人是“楚”，而在三国时代则是以“荆州”形象出现在地缘政治舞台。对于立足于荆楚之地的政权来说，沿江淮而下控制江淮丘陵之地后，即可向北图谋中原，亦可向东觊觎江东。
春秋时代的吴楚两国曾经对淮西地区展开激烈的争夺。在场竞争中，一位出身于楚国，最终为复家仇投奔吴国的著名将领——伍子胥，曾经成为江淮地缘政治舞台上的关键先生。关于伍子胥的故事，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在这里自不必多言。鲜为人知的，是他对江东地理结构的改造。公元前6世纪末，主政吴国的伍子胥帮助这个后起诸侯，在太湖与皖江之间，挖通了一条东起宜兴、西至芜湖的人工运河——胥溪，同时又通过另一条名为“胥江”的运河，将连吴都姑苏与太湖连接在了一起。
这一东西运河工程，使得精于水战的吴军，可以从姑苏城出发，通过太湖-胥溪-直达长江，并在巢湖与渗透至此的楚军展开争夺。及至邗沟运河进一步连通江淮之后，源自太湖的军事力量，更可从长江、淮河两线对江淮地区施压。然而类似的人工水利工程，一定要定期维护才可堪大用。历史上，胥溪曾因时局和补水问题几度存废。在明朝迁都北京，北向的京杭大运河成为渡江主线之后，胥溪的运河功能被彻底放弃，以至于你今天甚至很难找到它的准确位置。
胥溪的开通，很大程度是因为当年吴国的都城定位于苏州。问题在于，无论从防御还是进攻的角度来说，身处皖江、扬子江交汇处，且背山临江的南京，都会更适合做江东政权的都城。这也是为什么，自孙吴政权起，南京前后成为了十个政权的政治中心。其中除了偏安东南的政权以外，还包括明朝、民国这样的全国性政权。至于愈发富庶的苏州，则淡出了政权中心的争夺。
不过在三国时代，孙吴政权在国都选址上的选择，并不会动摇太湖平原之于江东的核心作用。无论出于争夺江淮还是荆州的目的，孙吴政权都需要将太湖平原所产出的粮草和兵员，源源不断的通过胥溪运河输送至前线。在这种情况下，太湖平原之于东吴来说，起到的是一个大后方的作用。事实上，如果不是因为背后还有越国为患，春秋时期的吴国就很可能作出类似的选择了。下了节我们就将详细解读，吴、越之间的异同点到底在哪里。在江东被冠以“吴”地之名的三国时代，究竟还有没有“越”这个概念的存在。

何处是扬州（4）
在江东占据核心地位的“太湖平原”并不是江东平原的全部。无论从位置还是彼此间的地理、地缘关系来说，杭州湾以南的“宁绍平原”都算得上是江东平原的另一个核心之地。如果说春秋时期，太湖平原支撑吴国成为了一方霸主，那么宁绍平原则帮助越国拿到了挑战者的资格。在两汉时期，江东吴越分野的地缘特点依然得以体现。整个宁绍平原及其背后的浙闽丘陵，被建制而成了会稽郡。“越”文化是这片土地被整合在一起的核心原因。这个“越”可以是文化的，也可以是政治的。具体来说，与当年越王勾践所复兴的“越国”有着密切的关系。
想要了解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就得先回到一切的起点——宁绍平原。从山形角度来说，宁绍平原背后所依托的，是东南丘陵中的“浙闽丘陵”，而太湖平原背后的山地，则是东南丘陵中的另一个成员“江南丘陵”。每年农历八月十六日至十八日，都会因大潮而见诸新闻的钱塘江，是两片丘陵的地理分割线。不过钱塘江并非长江的支流，从江南丘陵和浙闽丘陵收集到足够的雨水之后，钱塘江水最终接入的是杭州之东那个巨大的喇叭状海湾——杭州湾。这意味着位于钱塘江之东的宁绍平原，乃至整个浙闽丘陵都不归属于长江流域。
鉴于长江口一直在向东南方向生长，钱塘江也在努力东延伸。也许某一条杭州湾会在两江的共同努力下，淤塞成一片平原，让钱塘江变身成为长江入海前的最后一条支流。不过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种情况还不会发生。尤其杭州湾两侧的陆地并不只是在增长。在引潮力、季风，以及地转偏向力的作用下，杭州湾的北岸一直在受到海浪的侵蚀。以至于对于现在和东汉末年的海岸线你会发现，在南岸宁绍平原面积，大幅向海洋淤涨的情况下，北岸却因为受到海浪侵蚀不退向后退缩。
杭州湾两岸这种此消彼涨的地理变化，对两岸的地缘环境造成了深刻影响。很显然，相比北岸，依托南岸宁绍平原发展的族群和政权，会更加的稳定。更为有利的是，宁绍平原背后所依靠有浙闽丘陵。在亚热带热风气候影响下，无论是太湖平原还是宁绍平原，都存在很大的洪涝风险。对于人类的祖先来说，最为安全生存之法是依附于高地，然后由山麓向平原地区渗透，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摸索出治理水患，将湿地改造成居住和农业用地的技术。
整个宁绍平原背后由西向东排列着的：龙门山、会稽山、四明山、天台山，四条南北向的山体。这些山体在为浙闽丘陵明晰北部地理边界的地时，也庇护着在宁绍平原进行开发的吴越先民们。从此来说，与山地关系更为紧密的宁绍平原，要比地域广阔的太湖平原，更容易为人类所开发利用。如果要为吴越先民们在宁绍平原上找一个文化上的起点，距今约5000-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应该是很有资格承担这一重任的。
宁绍平原东西宽约170公里，南北的平均纵深则为20余公里。西部的绍兴与东部的宁波，是宁绍平原上的两个中心城市。鉴于山海之间的距离如此之近，绍兴与宁波之间，并没有一条东西向的河流将它们串连起来。整个地区最大的两条河流，是分别从绍兴和宁波两城向北注入杭州湾的：曹娥江、甬江。其中流域面积最大的甬江，是由两条上游河流：南边的奉化江、西侧的余姚江，在宁波市区汇集而成的。
在宁绍平原的开发史上，曹娥江、甬江畔都书写过重要一笔。春秋越国的最初兴起之地，就是曹娥江畔、会稽山脚下的绍兴（时名“会稽”），而余姚江河谷则是河姆渡文化的中心区。从抵御水患、开拓生存空间的角度来说，余姚江河谷比之宁绍平原的其它地区要更有优势。这是因为除了背后能依靠四明山之后，它与杭州湾之间还额外多出了一条东西宽40公里、海拔约400米的丘陵。这条丘陵能够帮余姚河谷助抵御海侵的风险。正是在两山夹一谷地势的余姚江河谷，积累出最初的农耕经验之后，以水稻为主要作物的吴越先民们，才逐渐进一步开发了整个宁绍平原，直至跨越钱塘江进入太湖平原流域。
在吴越先民跨越钱塘江，进入太湖平原的过程中，有一个最近因申遗成功而大热的文化遗址——良渚，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良渚文化生成于距今4500-5300年前的时间段。如果说河姆渡文化，还只是属于处在渔猎经济向农耕经济过渡阶段的初级文化体，那么已经开始筑城并产生阶级差异的良渚文化，无疑已经具备了文明体的特征。以至于在它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后，有观点认为中华5000年文明史终于为世界所认可，甚至希望将良渚至于夏王朝之前，正式认定为华夏文明的开端。然而必须正视的是，无论是河姆渡文化还是良渚文化，与华夏文明的主线本身并不存在继承关系。它更多是吴越之地文化发展的产物。
天目山可以解释为什么良渚遗址，能够被认定为吴越转换的枢纽点。从地理位置来看，天目山是整个“江南丘陵”地带的最东点，它所延伸出的那些单体丘陵，帮助围就了太湖。位于天目山西南麓、行政上归属于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遗址，正好位于太湖水系与钱塘江水系的相接之处。也就是说，吴越先民们在这里经营一段时间后，可以沿着天目山档麓向北扩张至太湖之滨，直至通过兴建排水工程，将太湖周边的湿地开拓成为肥沃的农田。
在后来的历史中，这样一个承上起下的的枢纽点，位置向东南方向发生了一点位置。同样位于钱塘江与天目山之间杭州，成为了连接太湖平原与宁绍平原新连接点，并将这一优势延续至今。对于历史上的以江东为核心的南方政权来说，如果更有进取心一点，可以选择长江之滨的南京为都；而如果只想偏安的话，能够沟通两大平原的杭州则会更有优势（杭州曾为五代时吴越国及南宋政权的都城）
在良渚文化兴盛时期，除了在太湖平原繁衍生息以外，这一原产自江东的上古文化，还曾经跨越长江在江淮地区有所扩张。不过事情总是双向的，在江东文化向外扩张的同时，来自中原和其他地区的文化，也必定会向江东地区输入。基于位置原因，太湖平原会更容易受到外来文化、文明的冲击。当然，在外来文明更为先进的情况下，这种冲击将让太湖平原能够先于宁绍平原，在技术和政治上获得优势。这一特点在信史中的体现，就是成长于太湖之滨的吴国，要较之越国更先崛起并觊觎中原。
无论从地理还是血源、文化角度来说，吴越都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亲缘关系。太湖平原与宁绍平原在流域上的差异，虽然让它们之间始终存在一定的地缘差异，但历史上宁绍平原与太湖平原之间的交流，在难度上要远低于江东地区与江淮地区的沟通。如果吴人的先民，可以从宁绍平原进入太湖平原，并因与中原文明交流而升级的话，那么那些还生活在宁绍平原和背后山地上的越人，也同样可以复制这一路径。只不过，当他们以“越”为名来做这一切时，势必与那些以“吴”政治标签的远亲们发生碰撞与博弈。
关于春秋时吴越两国之间的恩怨，即使不关注历史的人也能够通过“西施”的传说了解一二。越国先是在太湖平原南部、杭州湾以北的“杭嘉湖平原”渗透，与吴国发生摩擦。后一度为吴国所败，成为吴国的附庸国。而未能有效解决来自宁绍平原威胁的情况下，就致力于北上争霸的吴王夫差，最终又被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逆袭成功。此后“越”成为了整个江东地区的政治标签，并且在地缘政治上完全继承了吴国的扩张路径，在江淮地区与楚国、齐国等诸侯展开博弈。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吴越两国在春秋时期的这段博弈，让吴、越两地终成一体。此后的历史中，吴越之地开始以：江东、江南之名，共同出现在了中央之国的地缘政治舞台上。“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说法，亦为太湖和钱塘江，在吴越之地的地理核心地理作用做出了注解。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从语言角度来印证二者间紧密的地缘关系。
基于中央之国长久以来的北统南历史，被视为标准语的“官话”都属于北方的方言。作为汉语的基础方言，比如当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的“普通话”，就是在北京官话的基础上，进行规范后修定而成的。。漫长的历史中，整个秦岭-淮河以北的北方地区，以及地理上归属南方的：江淮、西南地区，在语言上逐渐融合而成了在语言上大同小异的“官话区”，而地区的方言则一度被以“官话”之名，归类为一种大的方言。其下又可进一步分割出：中原官话、东北官话、江淮官话、西南官话等基于不同地理背景所产生的二级方言类型。
如果将官话区从中国的汉语语言板块上剔除出去，你会发现剩下的其它方言区，与“江南丘陵”及其所辐射平原区，几成重叠状态。那些纵横的丘陵，不仅帮助保留了一些地域性的语言元素，也造成了更复杂的局面。吴语、徽语、赣语、闽语、粤语、湘语等等一级方言，完全不足以用来释读这片丘陵内部，在语言上所呈现的繁杂之处。以吴越之地的方言来说，当下它们的一级方言标签为“吴语”或者“吴越语”。受地理位置和地形的影响，其内部又可分为数个二级方言片区，乃至更为细分的三级方言小片。其中覆盖太湖平原、宁绍平原的这部分吴语类型，被归类为二级方言属性的“太湖片”。考虑到其范围并不仅仅覆盖太湖周边地区，亦有将之命名为“浙太片”的说法。
通行于江东平原的这部分吴语方言，其内部虽然仍会因区位不同，再细分为几个三级方言小片，但彼此间基本不存在交流障碍。相比之下，那些覆盖山地的吴越语类型，与之的差异就要大得多，以至于你会怀疑他们到底应不应该被归为一种类型。很显然，这种现象的产生与地势有关。在地势低平的江东平原，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社群互通及融合要容易的多，以至拥有共同的语言基础。而在山地密集的浙闽丘陵地区，“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语”，是很多地区语言形态的真实写照。
关于中国的方言应该如何分类、命名（比如“官话”的命名是否合时宜），一直以来并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答案。除了技术标准以外，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无论是民族还是语言划分，都不可避免的受到主观因素影响。基于江东平原在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地位，有时候通行于这一地区的吴语方言，会被认定为是狭义的吴语，并被视之为“江南”身份的核心象征。顺便说一下，假如将当下上海在《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中，所展示的“上海大都市圈”蓝图描绘在纸上，你会发现这个都市圈与江东平原及狭义吴语区，几乎是重叠的。
如果将广义吴语定名为“吴越语”的话，覆盖江东平原的这支吴语方言，因其强势地位而垄断“吴语”一名倒也不至于引发混乱。不过在命名上，将其与地势结合起来的选择，看起来倒也不错。事实上，系出同源的语言因覆盖地区的地势不同，而产生分化是非常常见的事。比如德语就可以大致分为：高地德语和低地德语两种类型；苏格兰语同样可分为高、低两种类型。至于哪种类型更有可能成为标准语，或者说更为强势倒是不一定的。以此来说，我们可以依地势将狭义吴语称之为“低地吴语”，这种划分方法最起码能够显示出它的地理背景。
从地理关系来说，低地吴语在太湖平原之外，最有可能覆盖的应该是江东丘陵地区。然而在历史上，从中原败退的政权往往会以江东地区，作为偏安政权的核心之地。基于长江和江东丘陵在保障江东安全问题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从镇江、南京，一直到安徽境内的整个长江东、南岸地区，在历史上多次大量迁入以军、政人员为主的北方之民。由此带来的一个地缘后果是：扬州、南京、芜湖等位于江东的沿江城市，在语言上却是为“江淮官话”所覆盖。
所谓“江淮官话”，本质是吸收了一定吴语成分的北方官话。江淮地区在南北方间过渡区的地缘定位，是其形成的根本原因。有趣的是，江淮官话在淮西、淮东地区的分布，呈现明显的差异。在淮西地区，江淮官话大体就是以淮河为界。淮河以北地区，则归属于中原官话区。而是淮东地区，江淮官话区的范围却跨越淮河，向北延伸至连云港。只有洪泽湖西北，也就是古泗水流域的：宿迁、徐州两地属于中原官话覆盖区。这一分布特点，体现了在南北博弈中，与中原直接对接的淮西地区实际承受了更多的压力。这种压力最终又透过皖江，渗透到了江东丘陵。
关于江淮与江东的压力传导问题，在进入历史线后会有具体的三国故事来帮助呈现。下一节我们要展现的板块，是在三国时代远离博弈焦点，却也并没有缺席的板块——浙闽丘陵。

何处是扬州（5）

将北起淮河、南至五岭、东及大海、西止罗霄山脉的汉之“扬州”，在地形图上勾勒出来，你会发现这片土地大部为山地丘陵所覆盖。将视线聚焦于大平原地区，有助于迅速找到一个板块的核心之地。问题只在于，那些看起来除了山还是山的土地，是否真的一无是处。要知道，汉之扬州完整的包含有今天的福建省。这个在地形图上几为山地完整覆盖的省份，能够称的上平原的土地仅有10%，且大都散布于沿海诸河的河口地带。能够勉强为人类所利用的丘陵，占比亦只有15%，山地的面积则高达75%。
需要认识到的是，即便是那些整体被定性为山地的地缘板块，真正聚落大量人口的，依旧是板块中的低平之地。这意味着，我们仍然能够通过寻找平原的方式，在一个山地属性的板块，找寻到它的关键点。这些小型平原如果分布于山地之中，会表现为被山体包夹而成的河谷平原；而如果是在沿海的话，则主要以背山面海的三角洲平原形式呈现出来。以吴、越两个江东地缘标签的原始属性来说，“吴”的气质里包含有更多的“水”和“平原”的气息。相比之下，“越”则因为位置原因，带有更多的山地和海洋元素。
上述地缘差异，在三国时代亦有很明显的展现。在江东开始以“吴”为名，参与到三分天下的事业中以后，当时的东吴政权遇到了一个与春秋吴国类似的问题，那就是在北伐西进的过程中，需要考虑“越”人在自己大后方制造的战略威胁。难道说，在东吴政权建立之后，宁绍平原还生成有一个越国？并非如此。在春秋越国取代吴国，统一整个江东之后，中间并无山体阻隔的太湖、宁绍平原两大平原，在地缘文化上已深度融合，并不再具备成就两个割据政权的基础。为患东吴的“越”并不是一个政权，而是指分布于整个江南、浙闽丘陵境内，那些不愿接受政府管束的山民。
这些各自聚落、自给自足，依托山险以武力对抗东吴政权山民，在当时被笼统的称之为“山越”。尽管没有聚合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控制的也只是山地，但这些山越武装对东吴政权的威胁还是很大的。比如孙策在渡江收伏江东之时，就曾经在丹阳郡境内遭遇一支“山越”武装的袭击，差点丢失了性命。事实上，纵观三国时代，每一个割据政权其实都在内部整合时会遇到相似的问题。“山越”于东吴政权，一如纵横太行山脉的“黑山军”，在北方地区的存在；孟获所代表的西南山地部落，之于蜀汉政权的影响。
这些被称之为“山越”的武装集团，有多大成份是当年的越人遗民并不确定。这一命名的存在，最起码能够透视出“越”这个标签与山地间的关联度。也可以这样认为，以当时中央之国的开发进度来说，江东平原之已经被认为是核心板块的一部分。与之相应的，“吴”这个字在当时亦成为了开化的象，反之“越”则还带有一定的边缘色彩。不过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即便在看起来结合紧密的山地之中，各方所争夺的仍然是那些河谷盆地。接下来，我们可以从地理基本面入手，看看在这些山地中，有哪些山间低地会成为东吴与山越之民博弈的焦点。
前面已经说过，整个江东平原背后所依靠的山地，可以被分为两部分：江南丘陵及浙闽丘陵，将两片丘陵地带连接起来的是钱塘江。钱塘之名始于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当时的秦帝国在杭州湾口，也就是现在杭州市的位置上设置了名为“钱塘县”的行政区。此后江水下游逐渐被冠以“钱塘”之名。不过“钱塘”二字中的“塘”字，原为唐朝的唐。，及至唐朝，为避讳国号改为池塘的塘。事实上，钱塘江在此前还有一个更知名的名称——浙江。是的，你没有看错，就是为浙江省命名的那两个字。也就是说，今天浙江省的行政名正是源自于这条江。之所以有这样一个名称，是因为古人在杭州湾看到大潮由海及江，折返倒涌的现象。为与行政上的浙江省区别，我们可以河流属性的浙江称之为“浙水”。
以流域面积来说，浙水是浙江境内最大河流。其流域覆盖了西起天目山、东至天台山的浙北山地。如果将杭州湾视为钱塘江的延伸，那么宁绍平原及为曹娥江、甬江集水的山地，亦可认定为浙水流域的一部分。实际上，随着钱塘江的延伸，哺育了绍兴地区的曹娥江，已经在地理上成为了钱塘江流域的一部分。顺着钱塘江水系上溯，你会发现这条大河在浙北山地中造就了很多的小型河谷盆地。几乎每一个河谷盆地，又都成就了一个或数个县市的中心。
在所有位于浙水上游的河谷盆地中，最大的有两个，分别是是位于新安江上游的“徽州盆地”；以及由衢江、金华江所滋养的“金衢盆地”。解读至此，局面看起来越发复杂，刚刚理解了钱塘江与浙江的关系，又多出了两条新的河流来。其实也并没有那么复杂，因为新安江和兰江都是钱塘江水系的一部分。在浙北山地中蜿蜒纵横的浙水，每一部分都有自己的名称。狭义的说，钱塘江指向的只是流经杭州所在下游平原地带的那部分。其在山地之间那段，长约110公里中游部分被称之为“富春江”。
听到富春江之名是不是有点耳熟？在中国的传世名画中，拥有传奇历史，当下又为海峡两岸各拥一部分的 “富春山居图”，绝对可以排名前十。对于游客来说，将黄公望的画作富春江的实景相对照，相信会别有一番感受。而如果你在观察过富春江美景之后意犹未竞，再想至上游部分继续游玩的话，接下来就要面临一个选择了。因为在你面前将呈现出两条上游大河：由西向东注入富春江的“新安江”，以及由南至北接入富春江的“兰江”。你必须做出选择，到底先去欣赏哪条上游河流的美景。
大多数抱着旅游目的游客估计会选择“新安江”。因为这条河流的下游河谷，在上世纪50年代末被蓄积成为了“新安江水库”，用以防洪、发电，以及增加航道的通行能力。这个水库之所以成为著名的旅游目的地，是因为它还有一个诗意的名称——千岛湖。被拦蓄的河水在淹没了山间的低平之地后，那些露出水面的丘陵便成为了散布于湖中的岛屿。由“水库”升级为“湖”，是不是瞬间感觉高大上了许多。当然，如果仅仅是改个名就能够提升知名度，也是太容易了。千岛湖的景色、鱼头，乃至可以被直饮的水质，才是其竞争力的所在。
然而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千岛湖成为一个知名自然景观背后，是被牺牲掉的人文历史。在蓄积成水库之前，新安江下游河谷中曾经存续有两座始建于秦汉的古城：淳安城与遂安城。为配合新安江水电工程的实施，两县并成为了新的“淳安县”，并在搬迁后安享千岛湖之名带来的旅游红利。只是代表这一地区人文气息的两座古城，却不得不静静的躺在千岛湖的水底，无声的记录着逝去的历史（2011年2月《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曾刊发了一组水下淳安古城的照片，使之一度成为关注热点）。
与位处下游的千岛湖地区相比，新安江上游的“徽州盆地”还是要幸运许多，最起码没有被江水所淹没，并且仍然为世人所关注。在中国历史上，如果论及人文地标，“徽州”绝对可以位列第一档。鲜为人知的是，这个如今大部归属安徽的地缘概念，在流域上属于“浙水”的一部分。“新安”之名，最早也是徽州的曾用名（除此之外，整个钱塘江水系的其余都为浙江所有）
先来看看徽州和徽州盆地的地理位置。从大的分类来说，被归入“江南丘陵”范畴的山地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南北向纵横于湖南、江西、湖北三省的交界之地。依整体方位可命名为“西江南丘陵”，其主体包含北段的“幕连九山脉”和南段的“罗宵山脉”，庐山与井冈山是上述两大山脉所派生出来的知名山体；另一部分便是当下正在解读的，涉及苏皖浙赣四省的这部分山体，可将之概括为 “东江南丘陵”。
每一片山地，都是周边低地的集水区，“东江南丘陵”亦不例外。其西南方向与赣江水系相接、东北方向与太湖相邻；西北麓及东南麓则分别为皖江与浙水相依。如果这是一片高不可攀的山地，功能上至多只是充当一下周边低地间的天然屏障，包含赢得一个天然水塔之名。不过这片以“丘陵”为名的山地，虽然不那么名不符实（太高了），但其间却存在许多海拔较低，且地势相对开阔的河谷低地。徽州盆地就是当中最大的一个，其海拔最低点还不到200米。在周边那些海拔超过千米的山脉衬托之下，看起来天然具备成为世外桃源般的潜质。
徽州并不是一直叫徽州，也不是一开始就呈现出我们现在见到的气质。其名始于那位以书画见长的宋徽宗时期，之前的建制名为隋代所设立的歙州。再往前追溯，则可指向秦代在此设立的“歙县”。考虑到“钱塘”二字中的塘，在唐代因避讳国号而改字，徽州的这次得名很容易让人产生联想，是不是源自一份特别的恩宠。让人失望的是，这个“徽”字虽然是宋徽宗时期所变更，但却不是得自于这位亡国之君的恩赐。所谓“徽宗”是庙号，是他在金国不堪折磨身故之后，南宋朝廷依例为之上的“庙号”。
事实上，对于宋徽宗和当时的北宋朝廷来说，非但没有给徽州这份荣耀的理由，反倒还有惩戒之意。改名的导火索是在千岛湖一带起事的方腊。作为歙州籍人士的方腊，在攻陷整个钱塘江上游诸府县之后，还曾一度顺富春江而下攻入杭州建立政权。这一成就，帮助他与宋江成为北宋时期最著名的两位反叛者（不过宋江肯定没征方腊了）。 至于“徽”字的本意其实并不美好，而是指：三股黄麻交织而成的绳索，进而引申为捆绑囚徒之意。用在一个造反者和一个被敌国俘虏的君主身上，其用意不言而喻。
发生于北宋时期的这次民变，再次验证了这片山地强悍基因。不过在在宋朝将歙州改名为徽州之后，这个二级行政区的气质逐渐像江东之于江南的转变那样，渐渐发生了变化。文化和商业属性，开始成为徽州的显性基因。与之相适应的，是徽州的管理范围亦在700余年间都没有发生过，一直到上世纪，这种地缘稳定性才遭遇人为的破坏。
作为“东江南丘陵”地带的核心，古徽州治下有：歙县、休宁、黟县、祁门、绩溪、婺源六县。当中位于徽州盆地的有：休宁、歙县两县（府治则位于歙县境内）。黟县、绩溪两县，则分布于更上游河谷盆地中。比较特别的是婺源、祁门的归属。从水系的角度来说，婺源、祁门并不属于新安江流域，而是与之隔分水岭相望的赣江水系。具体来说属于赣江右岸支流昌江的上游地区。这一差异，使得婺源在上世纪30年代被划归给了江西。
将婺源划归江西，在徽州和婺源曾一度引发非常大的反弹。要知道“安徽”的省名，使是由徽州及皖江之侧的安庆两地，各取一字组合而成的。离开安徽，不仅意味着婺源再使用徽州这张名片时将变得有些尴尬，更意味着徽州的地缘完整性受到了破坏。更为悲剧的是，上世纪80年代末，为了拉动旅游经济，徽州之名甚至被地方政府丢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古徽州被迫接受“黄山”这张以自然景观著称的新名片。
在江南丘陵内部，最为知名的山体当为北部的“黄山”及东北部的“天目山”。前者直面江东丘陵，并因明代旅行家徐霞客的一名“黄山归来不看岳”而名动天下；后者则凭借与太湖和钱塘江相依的位置，成为了对江东平原影响最大的山脉。位置上看，黄山山脉即是钱塘江流域与皖江的分水岭，同时也帮助围就了南麓的徽州盆地。当地方政府希望透过黄山在自然景观上的知名动，来带动当地经济时，与之相依而生的“徽州”便不幸成为了牺牲品。
更为无奈的是，更名为“黄山市”的徽州地区，当下只辖有古徽州范围内的四县之地。除婺源被划给江西以外，位于黄山山脉东端的绩溪，亦被划给了地处江东丘陵的宣城市所辖。这一不尊重历史及地缘背景的做法，无疑为徽州文化的复兴平添了一道新障碍。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许“徽州”之名仍然有机会回到这片土地上，毕竟比起已经被已经新安江水淹没的那段历史。改换地名虽然也需要耗费不少成本，但还是要容易的多。尤其对那些渴求政绩和经济利益的人来说，人文和历史这类“群体心理”属性的地缘要素，在当下的作用日趋重要，同样能够为他们带来这些利益。只是即便如此，将文化上的徽州与行政上的徽州合体，仍然是一个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
客观的说，如果徽州之名是由于三国时代的“山越”或者宋代的方腊所成就的，它的存亡问题并不会引发那么大的关注。在文化和商业上的成就，才是徽州为人所怀念的原因所在。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徽州的区位优势和地理环境有直接关联。如再把视角抬高一点，你会发现徽州盆地正处在处在“东江南丘陵”地区的中心位置。利用好这个区位优势，徽州之民可以将向以富庶著称的：“苏浙皖赣”四地当成自己的商业辐射地。封闭的地缘背景，又使得徽州人拥有与被辐射地区，不尽相同的独特地缘基因，从而容易在商业和文化上自成一体。
独特地缘基因在很多方面都有所体现，比如依山就势、布局精巧的徽派建筑；独特的汉语方言类型“徽语”。以徽语来说，这一以徽州盆地为中心，覆盖大部分“东江南丘陵”地带的方言，在语言上兼具吴语和赣语的特色。只不过与通行于江东平原上的“低地吴语”相比，徽语内部因山地阻隔，彼此间的差异要更大一些。这些特点显然是这一地区，地理结构和区位的直接映射。
此外，徽州之人之所以利用区位优势走出山地经商，归根结底是因为本地区生存空间有限，当人口繁衍到一定规模，背井离乡成为了一种不得以的选择。与此同时，中央之国的经济重心，在唐宋以降向东南方向的转移，让这种人口流出获得了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契机。当这种不得以而为之的举动，帮助探寻出一条商业经济之路后，其在外收获的财富又会因为华夏文明的耕读基因，而反哺徽州所处的这片山地。由此造就了独特而又包含富庶气息的徽州文化。
反观在三国时代，徽州及其所处的这片山地，暂时就还不具备这种走出去的动机。对于当时那些被视为“山越”的山民来说，利用山势的保护远离中央之国内部地缘政治博弈的漩涡，才是最大的渴求。这种心理并不仅仅存在于内陆属性的江南丘陵地区，同样存在于拥有漫长海岸线的浙闽丘陵地区。这片山海相接之地，又有什么样的前世今生，将是下一节的解读方向。

何处是扬州（6）

地处“东江南丘陵”地带核心的徽州盆地，因其处在四大地缘板块相接的位置，其行政归属曾多次发生变化。在两汉时期，包括徽州盆地、千岛湖库区在内的新安江流域，都属于丹阳郡的一部分。这一归属，凸显了这一地区其与皖江的地缘关系；而在东吴正式割据江东之后，新安江流域则被单独分割出来，独立建制了名为“新都郡”的行政区。这一变动让人们意识到了这片山地的地缘独立性；当唐朝以江南西道、江南东道，分割长江中下游地区时，徽州又因其流域属性成为了江南东道的一部分；乃至宋朝以“两浙路”的概念，将整个江东平原的从“江南东道”概念中分离出来时，在流域上看本应为浙江一部分的徽州盆地，却留在了以皖东丘陵地带为地理标志的“江南东路”概念中。并让徽州，最终成为了“皖南”概念的一部分。
与徽州盆地在地缘政治归属上的不确定性，浙水上游的另一个大型盆地——金衢盆地的地缘归属就要确定的多。其在地缘属性和政治上，一直与宁绍平原紧密结合在一起（两汉三国时共同归属 “会稽郡”）。金衢盆地之名源自于两条江与两座城。这个狭长盆地的西部是由“衢江”所滋养，并据此生成了以衢为名的城市“衢州”；东部则为“金华江”水系冲积而成，地区中心为以火腿著称的“金华”。两条江水在盆地中心汇合之后变名成为 “兰江”，并在北出盆地之后与新安江融合而成“富春江”。直至在靠近杭州湾时，定名为“钱塘江”。
单从平原的面积来说，金衢盆地大体与宁绍平原相当，都为4000余平方公里。考虑到宁绍平原的面积已经在处在持续增长状态，其在春秋、两汉时期的面积，实际比金衢盆地要小许多。只是比拼一个板块的重要性不是单看面积的，比之周边皆为山地的金衢平原，即拥有海岸线又可北谋太湖的宁绍平原，在区位上优势要大得多，这使得后者一直在区域内占据着主导地位。
金衢盆地并非是“钱塘江-杭州湾”流域地带所生成的唯一盆地。整个浙闽丘陵的地势呈现出“北疏南密”的结构。处在宁绍平原与金衢盆地之间的：龙门、会稽、四明等小型山脉，大体都呈南北向走势。山势间的结合，亦不是十分的紧密。这使得两大平原之间，还大大小小存在着十余个小型盆地（如诸暨盆地、嵊州盆地）。沿着山脉之间的缝隙，这些盆地内的河流不仅都北流入了钱塘江或者杭州湾，还为浙水以东诸盆地的沟通，提供了通畅的天然路径。
就地缘政治上的层观的功用来说，金衢盆地及其左近的其它山间小型盆地，充当的是宁绍平原的大后方作用。不过宁绍平原与海洋相接的位置，虽然让它拥有了更多的可能，同时却也意味着海侵的风险加大。在进入中央之国的地缘政治舞台之前，为了规避海侵带来的危险，越国的都城一直在宁绍平原背后的山间盆地中迁徙。一直到公元5世纪初，越国在勾践的带领下开始与吴国争夺江东平原的控制权时，才真正将都城建立在了宁绍平原上的“会稽”（今绍兴）。
让越人真正能够在宁绍平原立足的原因，是他们掌握了相关的治水技术。提到治水，就不得不提一下大禹与会稽山的故事。在大禹治水的故事中，“会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根据传说，大禹是在巡视“会稽”之时身死，并葬于会稽山上。越国的统治者，亦自认为是大禹的后代，并以夏人的王族之姓“姒”为姓。要是按这个说法，越人的治水技术应该是传自于大禹了。然而考虑到大禹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势力，当时的活动范围不可能超出黄淮流域。即便传说确有其事，杭州湾南的这个会稽山也不会是大禹曾经去过的那个。
类似名人争夺战在中央之国的很多地方都在上演，比如炎地陵就最少有三个。与现在争夺名人拉动旅游经济的动机不同，古人的这种做法更多是基于地缘政治需求。基于中央之国“家国天下”的属性，当一片原来的边缘之地，试图成为这一体系的一部分时，将自己的历史与一位人文始祖联系在一起，有利于摆脱原本的蛮夷身份。于个体和整体来说，亦并无坏处。至于开发宁绍平原的水利技术，实是土著居民千百年来的实践积累所得。具体的做法是湿地的边缘筑起低坝，然后将其中的水排干。这一围堰筑塘工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在征服吴国之后，大批吴人曾被征用至会稽，从事这项工程。
在吴越争霸中，越国之所以能够笑到最后，背后有山可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保证了越人即使国都沦陷，也有机会翻盘。换句话说，就算在对手的攻击下，在太湖平原甚至宁绍平原立足，越人也大可以退入背后的山地，在那些河谷盆地中延续他们的族运。公元前333年，这种情况终于发生。越国在与楚国的博弈中落败，使得整个太湖及钱塘江-杭州湾流域成为了楚国的一部分。此后，包括江东、淮东在内的吴越故地，被打上了“东楚”的标签。这也是为什么，一个世纪后出生的项羽，会自认为楚人。
然而与吴国的故事伴随着夫差的自焚，而宣告终结不同的是，越国的故事并没有就此终结。历史上一提到越，往往会在前面加一个“百”字，将之称为“百越”。在当时的华夏诸国看来，从浙闽丘陵一直到两广丘陵的东南沿海山地中，分布着各种互不统属，但又看起来族源相近的部族。春秋战国时代的越国，只是这些越人部族中成就最大的一支。这部分曾经跻身先秦地缘政治舞台的越人，在族属上又被称之为“于越”。
在被挤出中央之国地缘政治博弈的中心舞台后，已经在长江下游学习了一个半世纪的于越人，理论还可以把身后那片广阔的山地作为退路。战略层面看，这种做法颇有点像后来满清入关时，将起家的东北地区封禁起来以为退路的谋划。不确定的是，当时的越国有没有预先制定过类似的计划。实际情况很可能是没有，因为对于这于越来说，北向的诱惑实在是太大。即使不考虑北入中原争霸的野望，仅就整个江东平原所展现的农业和人口空间，也足以让越国为之侧目。
在败于楚国之后，无论事前有没有过计划，越国都必须把延续国运的希望，放在身后这片山地之上。然而顺着：浙水、曹娥江、甬江这三大河流的河谷，向身后的金衢盆地等山间盆地转移，并不是安全的选择。身处长江中游的楚国同样具备驾驭内河的能力。如果越国只是将上述三大河流的上游河谷盆地作为退路，那么无论是越国在兴盛时期构筑于这些地区的城邑，还是在败退之时新建的据点，都免不了遭遇楚人的进一步进攻。在有过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先例之后，楚人并不会放任宁绍平原的后方，还存在越国的残余势力。
上述已经与华夏文明接触、融合，地理上属于宁绍平原及其天然辐射范围的区域，因其更为开化的地缘属性被称之为“内越”。与之相对应的“外越”概念，是那些不能通过天然河道与宁绍平原相连通的，浙江东南部的丘陵之地。具体来说包括浙江省的温州和台湾地区。整个外越地区在地理结构上的特点主要有二：一是整体为山地所覆盖，缺乏大面积平原；二是并没有一条大河，将整片山地串连起来，而是由北向南分布有多条，东西向独流入海的河流。
在必须放弃内越之地以后，越国王族可以率领部分不愿意接受楚国统治民众，和世代累积的财富东出杭州湾，然后于舟山群岛转而向南沿海岸线而下，在外越地区的海岸线，选择一片较大的河口三角洲登陆。在控制河口之后，这些拥有制度和技术优势的于越人，可以逐步融合或征服河流上游的土著百越部落。至于海上运输能力，则完全不存在问题。当日控制长江口的吴国，已经具备了沿海上通道北上进攻山东半岛的能力。基于地势原因，后来取而代之的越国，驾驭海洋的能力较之吴人要为强大。对于即将南迁的于越之民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到底有哪些地点适合登陆。
地理环境没有发生大变迁的情况下，古人和今人的选择并不会有太大差异。换句话说，那些在2000多年前能够支撑越人异地建国的地点，今天仍然很有可能是一个重要城市。依照这个思路，首先可以在浙江境内找到两个沿海中心城市——台州和温州。没错，就是这两个以民营制造业而闻名天下的浙江沿海城市，成为了当年越国后裔异地建国的选择。其中成就台州的河流叫作“椒江”（又名“灵江”），成就温州的河流叫作“瓯江”，两河入海口则分别被命名为台州湾与温州湾。
椒江、瓯江两条河流的名声并不算大。相较之下，两河所依附的括苍山和雁荡山，知名度要高得多。前者不时以配角的身份出现在武侠小说中（虽然括苍派不是什么大门派）；后者则以其奇秀风景，让众多文人墨客为之留下了诗文。整个以椒江、瓯江为为核心的浙东南水系，与“钱塘江-杭州湾”水系之间的分水岭，被统称为“仙霞岭”。其东北方向起自舟山群岛、西南方向至浙、闽、赣三省交界处（东段和中段，又单独被称之为天台山、大盘山）。
事实上，在统治江东时期，越国就已经将外越之地，作为了自己的间接统治区。那些来自外越地区的沿海之民，成为了越国海上力量的有力补充。这片位于仙霞岭与海岸线之间的外越之地，还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称——瓯越。2300年前，战略性向外越地区转移的于越之民，在一支越国王族的率领在瓯越地区建国。只是考虑到这片山海相接之地，在地理结构上的破碎性，如此建立起来的“瓯越国”，在内部结构上势必是松散的，其地缘潜力亦十分有限。好在沿长江而下攻占江东之地的楚人，并没有驾驭海洋的经验，并且要应对来自秦国的巨大压力。这些退入外越之地的越国遗民，同样没有能力对楚国在江东的统治构成威胁。这一切，都让这种平衡能够维持至战国时代结束。
除了瓯越以外，越国王族还继续沿海岸线向南，在福建沿海地区登陆，建立了以“闽越”为名的新越国。与瓯越地区的情况一样，闽越地区同样没有连片的大型冲积平原，并且拥有多条独流入海河流。北接仙霞岭、南接五岭的“武夷山脉”，将福建地区与“江南丘陵”地区隔绝开来。这片身处武夷山脉与海洋之间的山地，地缘政治范围是如此的稳定。以至于自东吴在此单独建制“建安郡”起，整个行政区的边界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很多时候，福建地区会被用“八闽”一称代指。一般认为，这个名称源于宋元明时期起，将福建地区分割为八个行政区的设计。比“八闽”概念更早的，是出现在汉代史料中的“七闽”之说，意指福建地区存有七支不同的部族。1684年，收伏台湾的清王朝，一度将台湾及其附属岛屿作为一府，变身成为了福建治下的一个行政区，八闽之称因此也一度变成了九闽，只是随着台湾独立建省，九闽很快便成为了历史。今天的福建省，下辖有：福州、厦门、泉州、漳州、莆田、龙岩、三明、南平、宁德等9个地级市，要是按照上述命名逻辑，倒是还可以再次被称为“九闽”。
不管叫几闽，这个名称背后所隐藏的，都是福建地区复杂的地缘结构。在这片几乎看不到平原的土地上，由北向南分布着：交溪、闽江、晋江、九龙江、汀江等于多条独立河流。其中除了最南端的“汀江”是从广东潮汕地区入海（下游部分被称为“韩江”）以外，其余各大水系全境都处于福建境内。在所有的河流中，最大的一条是居于其中的闽江，其流域面积约占福建全省的一半。这使得闽江河口的福州平原，自越国后裔在此与当地部族融合建制闽越国以后，在绝大多数历史时期，都占据着八闽之地政治中心的地位。
整个闽越地区最有农业潜力的，是沿海岸线分布于各条河流入海之处的三角洲平原。以地名来做前缀，计有：福州平原、莆田平原、泉州平原、漳州平原等“四大平原”。只是当你了解到，这四大平原中面积最大的漳州平原，亦不过566平方公里，仅相当于宁绍平原的1/9时，就会明白用来描述福建地形的“八山一水一分田”说法，绝无夸张之意。
由于地形、地理位置相近，瓯越和闽越地区又被合称为“东越”，以与两广丘陵地带的“南越”相区别。在秦军向南征服“南越”之后，已经呈孤岛之势的东越之地，也顺势为秦军所征服。秦人在整个东越之地建制有“闽中郡”，闽越和瓯越王城（分别位于福州和温州），则变成了秦人的：东冶和东瓯两城。及至秦末天下大乱，东越地区很自然的脱离中央政权的统治，再次在山海之间延续着自己的独立，以至于后来的汉朝，必须在国力强盛的汉武帝时期，再次征服这片土地。
征服东越之地在技术上说难也难，说易也易。说难是因为如果你想跨越崇山峻岭，从陆地征服这片土地，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说易是因为，整个地区的关键点，都在以温州湾、福洲平原为代表的几个河口地区。只要有足够海上运输能力及压倒性优势的后勤保障，便可很快迫使上述地区的越人归降。问题在于，对于征服者来说，这片浙闽丘陵到底有没有吸引力。其复杂的地理环境、过于偏远的位置，以及有限的地缘潜力，都将增大长期统治的风险。
为了降低统治成本，汉朝在重新征服东越之地后，一度将被征服地区的越人，大规模的迁往了江淮地区。在“人”是最大生产力的自然经济时代，这种取其民而弃其地的做法实是常规操作。甚至在17世纪清朝征服台湾之时，亦一度因为这种思维，而准备放弃这个与大陆相隔并不遥远的岛屿。只是无论如何，你也不可能将一片山地清空。在沿海地区被迁空之后，那些生活在山地中的居民，很快便会顺流而下，填补这些对他们来说已是上上之地的沿海平原
长期统治要花费高昂的成本，收益却又有限。有鉴于此，秦汉两朝对百越之地的征服，重心都是放在岭南地区。这是因为，在南越的中心地带生成有面积较大的珠三角平原。开发这片土地的潜力，可以减轻帝国在这一地区的统治成本。而一旦南越之地稳定纳入中央之国的范畴，被包夹在当中的东越之地，自然是再无独立的可能。一直到专心经营东南一隅的孙吴政权时期，情况才发生了微妙变化。为了充分挖掘有限的地缘潜力，东吴政权的统治触角开始溯瓯江、闽江等水而上，深入到内陆地区。比如在福建地区所建制的“建安郡”，其政治中心就是建制于闽江上游的“建安”（今福建省建瓯市），与闽江河口的传统政治中心“东冶”（现在的福州，东吴时名为“侯官”），连成了一条八闽地区的统治轴线。
在三国时代，凭借强大的水上力量，孙吴政权最起码在名义上，将整个百越之地纳入了自己的统治范畴。不过从三国博弈的角度来说，无论是正在解读的东越，还是后面会具体解读的南越之地，都游离于地缘政治中心之外。以对三国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来说，同样隶属扬州范围的武夷山以西地区，得失的影响要远大于武夷山以东的这片山地。这部分在东汉末年被称之为“豫章郡”，唐之后以“江南西道”或“江西”为名的土地，将是我们下一节的解读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