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地方政府竭泽而渔

地方政府竭泽而渔（一）

权力决定经济利益。当权力集中在体制手中的时候，整个经济就像养猪场养鸡场。养猪场将猪养肥了，目的是用来杀了卖钱或者直接吃肉。蛋鸡场则一般不杀鸡，让鸡能够持续产蛋，等鸡老了不能产蛋的时候，再杀鸡卖肉。如果鸡场急用钱，往往就得杀鸡取卵。

如果观察猪和鸡的行为，则是另外一种表现。猪在拼命吃喝长膘的时候，会非常感恩，歌颂养猪场有多么好，给自己好吃好喝让自己长肥。鸡则会骄傲地咯咯哒，说自己给社会创造了财富。

这时候如果有人说，赶快逃吧，你要被杀头的，猪不仅不听从，还会大声斥责吵醒自己的人，逃到哪里？哪里还有猪圈这么舒服的地方？而鸡则会说，我会下蛋，会被好好照顾的。

当肥猪被宰杀的时候，再大声哀嚎都为时已晚。而鸡，随着产蛋能力越来越低下，导致主人杀鸡取卵腾笼换鸡。

穷凶极恶是反复折腾后的结果。在1990年代，中央通过分税制，把大量的资金从地方抽走。从整体上，中央财政占财政收入比例从1994年的22%左右很快上升并稳定在50-55%。这样的结果是，地方政府的收入骤减，同时还需要承担自身城市的教育、医疗、养老、住房和地区运营，导致绝大多数地方政府陷入实际破产之中。

为了自身的生存，地方政府必须拓展财源。由于农民容易欺压，而且农民刚通过种粮有了一些钱。因此，拓展财源首先从农村展开，以血腥残酷的方式对农民征收农业税和计生罚款。

由于当时城市的地方政府相对温和，而且城市经济以国企为主，地方政府与国企基本属于同样性质，并没有进行大肆搜刮的概念。因此，当内地经济陷入困境后，很多机关干部不能全额拿到工资，两三年的医药费都无法报销。等中央开始大规模的国企解散拍卖（给关系户）、工人下岗之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开始分流。

国家实施教育、医疗、养老和房地产的产业化政策之后，支持各地政府开始对本地进行大肆搜刮。这意味着，必须让穷凶极恶的官员上台，而且需要异地做官（流官），才能推动本地搜刮的顺利进行。因为，只有流官无牵无挂，也才能无情无义，对当地人下狠手，敢想、敢说、敢干，或者被称为有魄力的人。

这些官员的特点是：1、只听从上级领导，按照领导的指令做事；2、维护体制，而不管民众死活；3、不顾一切肆无忌惮地捞钱。从1990年代到2000年代的将近20年的时间里，随着一轮轮的换人，在体制中获得升迁的人，越来越穷凶极恶。而且，买官卖官变得极为普遍，买官是为了捞钱，先投资再回报。

在穷凶极恶的官员推动下，体制越来越强势也越来越有钱。在1993、1994年，体制为了甩包袱号召人们下海，进入2000年代，随着房地产的发展，地方政府开始大建大拆，原因很简单，只有大建大拆，弄大工程面子工程，对上才有政绩可言；而且，大建大拆的过程中有巨额灰色收入。但是大建大拆有个关键问题，就是需要大规模的资金。2011年之后，随着社会资金链断裂，地方政府开始陷入资金危机，从开始的地方融资平台到后来的各种理财产品，终极目的都是缓解用钱危机。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实体经济就成了地方政府的猪和鸡。

地方政府竭泽而渔（二）

地方政府通过不同途径对实体经济进行全方位的压榨。大致上，压榨的方式包括几种，一是直接提高税费，包括提前征收税费；二是加强社会管控，从社会管控中获得财源；三是地毯式扫荡，全面实施增加收入的措施；四是腾笼换鸡，将收益微薄的实体赶走；五是关门杀猪，重点对一些特定实体进行宰杀。

税费是政府增加收入的最直接方式。税收包括在直接税收上、间接税收和其它隐藏税费。其中，直接税收指的是从经济中收税，可以直观看到的部分。而所有经济运行的结果，都要归结到实体税负上。人大所立的税法只有三部《个人所得税法》、《外国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税收征管法》。个人所得税和外企所得税之外的其他税种都是以条例的形式确立下来的。

中国财政、税务、海关等部门负责征收的法定税收共有22个税种：1.增值税；2.消费税；3.营业税；4.企业所得税；5.外企所得税；6.个人所得税；7.资源税；8.城镇土地使用税；9. 耕地占用税；10.城市维护建设税；11.土地增值税；12.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2000年1月1日起暂停征收）；13.房产税；14城市房地产税；15.车船税；16. 车辆购置税；17. 印花税；18. 契税；19. 筵席税（由各省决定是否开征，目前各省均已停征）；20.烟叶税；21. 关税；22. 船舶吨税。

从金额的角度，在1992年，中国的税收总收入将近3300亿元，同期GDP将近2.7万亿，税收占GDP比重为12%左右；1999年超过1万亿，GDP将近9万亿，比重超过11%。需要说明的是，这时国企倒闭和工人下岗已经完成，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产业化布局也已经完成，体制已经不负担国企和社会发展费用和相关责任保险，民众必须自己承担各种社会费用。在这样的情况下，税收比例仍然和1992年的比例持平。2003年达到2万亿元，GDP为13.5万亿，比例升至14.8%；2012年超过10万亿，GDP将近52万亿，比例进一步升至将近20%。

从可比较的数值不难看出，从1999年到2012年的13年间，税收占GDP比例增加了超过8个百分点。这个数字也反映出，中国的税收占GDP的比例在持续增长，也就是赋税持续压到实体经济的头上。要指出的是，从2003年到2012年的10年间，实体经济普遍因为物价持续上涨销售价格难以提升，因此利润越摊越薄，而这样的情况下，税收的比例仍然在继续增加，直接吞噬实体的利润。

除了税收之外，实体还必须缴纳各种非税收的费用。从政府的定义上，非税收入是指除税收以外，由各级政府、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依法利用政府权力、政府信誉、国家资源、国有资产或提供特定公共服务、准公共服务取得的财政性资金，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分类上，非税收入主要包括三大类：财政预算内收入，财政预算外收入，各种无理由的收入。

财政预算内的非税收入包括：(1)国有企业上缴利润；(2)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收入；(3 )各种专项收入，如教育费附加收入；(4)基本建设贷款归还收入；(5)国家预算调节基金收入；(6 )事业收入、公产收入；(7)罚没收入；(8)行政性收费收入。这部分预算内非税收入在项目、数量、管理上都比较规范。从统计数字来看，其在整个政府非税收入中比重不大，小于10%。

财政预算外的非税收入主要包括：(1)国务院或财政部、国家计委批准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基金；(2)由省级人民政府或省级财政、计划部门批准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基金。

预算外资金根据国家财政制度和财务制度的规定，不纳入国家预算，由地方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自收自支的资金。它是国家预算资金的必要补充，具有分散性、自主性、专用性的特点。分散性指的是，由多种项目构成，并由各地区、行政事业单位分别掌握使用。自主性的意思是，不由中央财政集中分配，支配权和使用权属于各地方财政和有关行政事业单位专用性的意思是，在多数情况下，是为了保证某些专项支出。新的企业财务制度规定，预算外资金在不改变资金性质（积累性和消费性或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前提下可以统筹使用。

无理由收入指的是，游离于财政之外的政府各部门进行的各种收费、集资和摊派。

地方政府竭泽而渔（四）

随着房价上涨，土地财政（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成为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的主要来源。 根据百度百科定义，土地财政是指一些地方政府依靠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收入来维持地方财政支出，属于预算外收入，又叫第二财政。

中国大陆搞城市经营和土地财政，最早是从香港学过来的。但香港是土地私有制，政府要先收购私有土地，进行初步开发后才能出让。而大陆是土地国有制，往往凭借公权力和专政机关力量强行征地拆迁，低价收购他人的土地使用权，并不是公平交易，以此牟取暴利，造成民怨沸腾。（其行政执法依据是国务院的《拆迁条例》，而不是全国人大的《物权法》。）

除了预算外收入之外，各地政府还积极扩展无理由收入。无理由收入可以看作由政府延伸出来，看上去不是政府，但是由政府控制的收入。国家《行政许可法》颁布后，许多政府部门在行政收费有所减少的同时，经营服务性收费却大幅度地增加。而且，2001年由财政部、国家计委发布的通知中竟然做出规定：在行政性收费转为经营服务性收费之后，其收费不再作为预算外资金，也不必再上缴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这等于中央政府部门在给自己的制度制造新的漏洞，使非规范的政府收费更加不规范，进而彻底沦为不可抑制的乱收费。例如政府设立一些经营性事业单位，包括燃气、自来水、公共交通、电信、公立医院以及公办学校等，通过这些单位收取费用。不少地方的中介服务机构大都是地方政府自己办的，工商、税务、建筑、国土等机关门口挂一块牌子就收费，这种情况在县一级政府更为突出，实际上都是政府部门在给自己创收。

另外，协会收费是政府收费失控的一个新动向。协会应当属于社会团体，收费行为应该是收付双方自愿的行为，但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协会都是官办的，收费也大多由各级政府部门自行下文规定。据统计，至2007年7月，全国涉及行政收费的法律文件约7600件，而严格意义上相关法律只有30条，行政法规400件左右，其余都是下红头文件就征收的项目。7100多件，就是7100多次各部门的自行其是。

协会收费不在行政事业性收费的管理范围，不必上交财政，完全是政府收费管理的盲区，所以不少政府部门在协会收费上打主意，以获取更多的部门利益，进一步增加纳税人的负担。而且，医疗和教育部门，也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根据媒体报道，山西省疾病控制中心2005年对原生物制品供应站进行调整，决定将该省二类疫苗全部由北京华卫时代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经营，每年交给省疾病控制中心380万元，作为基础费用。2006年7月，山西运城发生乙型脑炎，全市进行疫苗接种，规定全部用华卫产品。该产品出厂价每支9元，经省市县各级层层加码，最后的售出价格为每支28元。华卫每支可赚取利润7元，其余12元为各级政府瓜分。按实际接种192万支，华卫在运城脑炎事件中赚取1344万元，各级政府赚了2304万元。同一时间另一家企业的产品，每支16元，却根本卖不动。这种盈利模式就是实施医疗产业化的结果，让地方政府能够从中谋取暴利。

在其它领域，同样存在各种各样的无理由收费项目，支持地方政府的收入。

地方政府还出台各种政策，通过政策逼着人们出血。例如，摩托车是非常便捷、经济的交通工具，深受南方地区民众的欢迎。在广东经济增长的初期，无数小工厂的老板开着摩托车，完成了初期的原始积累。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摩托车都可以胜任载货人物。 尤其在临时购买配件工具、运输小批量配件或者产品时，摩托车的效益更加显著。社会对摩托车形成大量的需求，支持摩托车产业链的成长和发展。但是，各地政府以摩托车危险、噪音大、污染大等理由，逐渐开始禁摩令，禁止摩托车在市区行驶。另外，各地还实施禁微令（禁止微型汽车），也是同样的理由。这些禁令实施后，让很多企业被迫购买汽车，大大增加了运营成本。

而且，地方政府还出台各种条例，禁止人们拿自己的汽车载货、禁止人们合伙搭车等等，迫使更多的人买车、更多地单独用车。政府则可以从中得到更多的汽车销售费税、养路和管理费、油费、各种审验费，增加基础设施的收费。各地政府还到处安装摄像头、到处划线，征收交通罚款和停车费。通过这些条例的实施，极大地增加了人们的出行成本，还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

地方政府竭泽而渔（五）

同样道理，商业地产是地方政府收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包括土地收入和各种商业相关税收。由于各地方大拆大建和无度挥霍，导致欠债越来越多。虽然各地政府通过税收、非税收入等方式，持续增加各方面的收入；但是在收入增加的时候，地方政府大兴土木，导致债务规模急剧上升。

2008年经济危机后，中央提出4万亿刺激计划，各地也纷纷推出数千亿至数万亿的刺激计划。而当地政府并没有这么多钱，因此需要借钱花。在信贷开闸的2009年，各地政府直接从银行借钱，大规模进行拆和建，属于第一轮大规模地方借债潮。

2010后半年，银行信贷开始紧缩，不直接贷款给地方政府。地方开始通过城建投资公司的名义，通过抵押未来的各种收费权，继续从银行进行贷款。这些城建投资公司成为地方借钱的工具，也被成为地方融资平台，可以看作是第二轮大规模借债潮。

当银行进一步收紧，地方融资平台也难以借到钱之后，地方的资金更加匮乏。银行开始与地方进行合作，大规模推出理财产品，通过利诱和诈骗的方式卖给银行储户，这是第三轮大规模借债潮。

经过三轮借债潮之后，地方政府的负债规模有多大，已经没人知道。因为，各地政府虽然了解自己的情况，但是只关心自己弄钱，不关心其它地区的状况。各地政府以各种渠道暗地里借债，让中央也难以统计。所以，几乎所有人都是猜测数字，而且猜测的数字差异极大。

根据2013年6月底审计署的调查结果，全国各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约为20万亿元，此外各级政府还承担着9万多亿元的或有债务。2011年，审计署曾对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债务情况进行过全面审计。两次审计结果相比较，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增长较快，债务余额增加近4万亿元，年均增长近20%。截至12年底，有3个省级、99个市级、195个县级、3465个乡镇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债务率高于100%；从行业看，政府还贷高速公路和取消收费政府还贷二级公路债务偿还压力也较大。这个数字虽然不能准确评估地方政府的总体债务水平，但是能够反应地方政府的债务运行状况。

即使在地方政府疯狂卖地赚钱的时期，地方政府还在继续借债，债务规模仍在快速增长。债务增长的结果是，地方政府越来越困难，需要开辟更多的财源。于是，地方政府首先想出的办法就是腾笼换鸟。

从增加利税的角度，政府喜欢实体，能够增加地方的收入来源。在政府穷的时候，只要有实体到本地投资，能够雇佣劳动力，而且创造一些利税，政府就非常欢迎。但是，当政府开始富起来，或者进入的企业多了，政府就开始挑三拣四、欺贫爱富。政府首先吸引利税高的企业，而不喜欢利税低的企业。尤其当政府负债多的时候，政府会想法争取高税收企业，并且赶走低税收企业，地方政府称之为腾笼换鸟。

这种情况就像将新的产蛋鸡引进，然后将已经下蛋少的鸡赶走。例如，东莞最初都是按照血汗工厂的标准招商，吸引了大量中小工厂入驻。随着血汗工厂自身的利润越来越薄，而且地方政府越来越富裕，东莞地方政府看到低端工厂已经难以缴纳高税收，想着将这些低利税的血汗工厂赶走，换来新的高利税企业。但是，赶走低税收企业后，高税收的企业并没有到来。 因此，东莞开始加大支持利润更为丰厚的娱乐业，获得更多的税收来源。

从大的方面，不少地区积极引进高污染的化工项目，把世界其他地区禁止的项目搬到当地，因此获得高税收。另外，地方政府普遍支持黑工厂，纵容这些工厂生产有毒有害食品和其它产品。早在1980年代，温州地方政府就支持当地的小黑工厂生产假冒伪劣皮鞋，温州纸皮鞋的恶名远扬。随着地方政府和地方社会逐渐在经济上分离，地方政府越来越支持黑工厂生产有毒有害产品，以此支持工厂获得高利润，地方获得高税收。

不论地方政府赶走利税低的企业，纵容高污染高耗能工厂，还是支持生产毒害产品的工厂，最终结果都是加速正当经营的实体走向死亡之路。

地方政府竭泽而渔（六）

地方政府还加紧征税费、提前征税费，以填补自身的亏空。随着地方财政越来越紧张，地方政府通过提前征收税费，填补自身的费用窟窿。这种情况和大量卖地、将地都卖光是一个道理。只不过，地方政府提前征税，大多数征税征到未来的一到两年，而卖地则是将未来70年的地都卖完，让后任无地可卖。

除了提前征收之外，地方政府还以其它各种名目征收税费。根据“河北多地提前征税 地方政府称为支援钓鱼岛开战”（《新京报》2012年12月28日）的消息文章：企业主李建国也被要求再交税。李建国说，10月27日，他所在区域乡税务所一名负责人把几名企业主叫到一起开会，说《人民日报》之前发了篇社论，根据他的经验，他判断中日就钓鱼岛会有一战，因此希望献县的企业再交税，支援国家。从这个消息可以看出，各个地方政府为了征税，已经到了信口雌黄的程度。

当然，绝大多数地方连借口都不需要，而是直接问企业要钱。对于抗拒征税的企业，地方政府可以随时对企业进行查账。在中国经营企业，没有任何一个公司没有一点毛病。而政府可以通过查账，找到任何的问题，并且进行处罚。所以，绝大多数企业只能和政府讨价还价，缴纳不同的额外费用，以填补地方财政的亏空。

进入2014年，各地政府陷入更严重的财政危机。根据《每日经济新闻》2014年2月20日的消息“地方政府偿债高峰今年来临 卖地收入成应急主力”，记者日前发现，防控地方债不仅写到地方政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地方还出台了各类化解债务的管理办法，财政收入、政府性基金、融资平台、国企收益、投融资体制改革等偿债方式可谓五花八门。从公布的数据来看，地方政府的偿债压力不小。2014年，各地到期的债务也不少，以一线城市为例，各地审计部门公布的债务情况是，2014年北京要偿还1940多亿元，上海是2200多亿元，广州大约有500亿元债务偿还。在各地的债偿思路中，未来的土地出让收入则是政府还债的主力军。不过，在楼市增长预期下降的背景下，土地出让金的稳定性也考量地方政府。哈尔滨相关报告提到，作为政府债务主要还款来源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受国家政策影响，缺乏稳定性。

这篇报道的背景是，在2014年春节过后，国内的房地产氛围开始急转直下。由于银行大量存款流失，以及余额宝所代表的货币基金的迅猛增加，导致银行吸储成本急剧上升，进而迫使大多银行大幅收紧房地产贷款。银行整体开始意识到风险，限制房地产业务方面的贷款。

如果房地产市场低迷，则意味着土地难卖。对地方政府而言，土地出让金是政府债务还款的主要来源之一。到2014年，地方政府已经到了财源基本枯竭的境地。原本已经接近榨干整个实体经济，因此更依赖房地产的卖地收入和其它房地产税费，这间接依赖于房地产价格和销售，进而由印钞量决定。所以，地方政府迫切需要中央进行大规模印钞，尽可能稀释自身的债务。

问题是，如果进行大规模印钞，通胀将继续加剧，实体经济将经历更大规模倒闭。即使有的实体表面上活下来，实际上很多也脱离了实体生产和销售，变成买空卖空的投机经济。如果印钞减少，房价将面临下跌，导致地方政府收入显著减少，进而地方政府面临大规模的债务违约。

在2014年3月，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13%的印钞规模，也就是增加14万亿左右的货币。这个印钞比例的目的在于，以偏紧的印钞速度，控制一定的通胀率，同时部分托住铁公基和房地产。但实际上，这种走钢丝的策略在2012-2013年已经基本走到尽头，政府已经失去平衡空间。因为，通胀已经积累到接近失控的程度，同时房地产价格已经难以托住，任何印钞的比例都无法解决两者的矛盾。

所以，地方政府为了自身的生存，必然会杀鸡取卵，对实体进行更重的课税，即使明知道课税会导致实体处境更加艰难，地方政府也在所不惜。因为，在体制自身生存和实体生存两者之间进行选择，体制必然选择自身生存，置实体的生存于不顾。

因此，从2014年开始，在地方体制杀鸡取卵的行动中，大量实体在资金已经极度紧张利润极为微薄的情况下，又被加上一捆苛捐杂税的稻草。

第二节 经济信用系统瓦解

经济信用系统瓦解（一）

信用是现代经济社会的基础。在一个社会中，经济信用体系是就像是空气，虽然看不到摸不着，但是决定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当经济信用系统败坏，就像空气被毒化和无氧化。

在败坏的信用系统中，绝大多数企业只能采取现金交易，才能够保障自身的利益。现金交易意味着，整个经济进入的粉碎性雪崩阶段。从个体角度，除了针对欧美日一些信誉卓著的企业客户之外，任何企业的信用销售都可能意味着血本无归。所以，每个企业都需要严格控制信用销售，不少企业完全实施现款现货的方式，以保护自己的现金流，防止企业因为赊销而被拖垮。从社会角度，整个社会实体经济已经变成一盘散沙，信用关系快速败坏和瓦解。

大致上，经济信用系统瓦解的主要方式有三种：1、政府印钞和毁约赖账：政府通过印钞，逐渐毁灭货币价值，让实体无法赚钱。另外，政府毁坏契约，不将应付的款项付给实体经济。2、熟人系统的信用担保和毁约：包括产业链内的信用交易和非产业链的相关担保，因为某个企业或者某些企业无法付款而导致信用链垮塌。3、高利贷、理财信托等欺诈系统全面渗透整个社会，加速整个实体经济系统的溃败。

政府主要通过两个方式破坏经济信用系统，一是通过印钞的方式缓慢侵蚀经济信用，二是通过毁约的方式规模化破坏社会信用。印钞就像北京的灰霾，让人们持续呼吸有毒气体。在短时间内，灰霾给人们的感觉是，身体有少许不舒服、或者轻度疾病，并且在心理上产生反感和恐惧情绪。随着时间的推移，灰霾在人们的肺部沉积、并且部分进入血液（尤其是PM2.5以下的微粒），破坏整个肺部功能，导致肺癌等不治之症。由于不同人具有不同的身体状况和保护措施，因此即使人们得癌症，也在不同阶段、以不同的癌症方式表现出来。

同样道理，在短时间内，印钞（通货膨胀）会造成社会民众的普遍生活水平下降，让民众产生怨恨恐惧等心理。不过，这种情况并不会直接导致民众的陷入饥饿，实体经济表面上也能够因为通胀而多赚一些钱，只不过企业的实际利润因为钞票的内在价值贬值，而实际上变得更少。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胀越来越严重，开始进入中度至恶性通胀区间。在这个时候，一方面各种物价提高和民众工资上涨，不论物价还是民众的工资，都因为通胀的积累效应，导致上涨速度越来越快；另一方面迫使民众节衣缩食，减少一切非食品类消费。成本持续上涨和消费持续减少，让实体的销售和利润越来越少，实力较弱的实体企业首先倒闭。

进入2014年初，中国积累的通胀已经不可阻挡，绝大多数中低收入人群陷入生存困境。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对于大中城市的中等收入的人群，水果已经开始变成奢侈消费。当这个群体开始出现吃饭问题的时候，意味着宏观经济进入癌症晚期，各种提振消费都是空话。而绝大多数实体面对日益萎缩的市场，只能眼看着自身的现金流收入急剧减少。而且，由于通货膨胀，即使获得现金流，支撑日益高昂的成本也是个沉重负担，这导致大量企业不得不减产甚至关门了事。

经济信用系统瓦解（二）

另外，由于央企和地方政府赖账，因此央行必须通过印钞解决赖账的问题。随着资金链断裂的深入，铁道部（中国铁路总公司）等央企和地方政府都已经负债累累，而且毫无还债的希望。在2014年两会期间，审计署直接提出，地方政府盲目举债，借时根本没想还。

政府赖账可以分为三部分：一是拖欠实体企业的欠款，从实体企业赊账给政府时，政府已经开始赖账。被赖账的企业要不回自己的钱，结果不是元气大伤，就是直接被拖垮，进而拖垮相关企业。进入2014年，以较高比例赊账给政府的企业，绝大多数将因为收不回钱而倒闭。二是地方政府以各种方式发行理财信托产品，通过银行等渠道进行销售。三是拖欠银行的贷款，也就是借债就不准备还钱，国家必须通过持续印钞来掩盖相关债务。其中，最主要的是第三部分，影响整个宏观经济。

如果任由央企和地方政府对银行赖账，会直接导致债务危机，引发所有银行破产，也就是金融危机，导致宏观经济停转，进而对实体造成毁灭性打击。因此，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13%的印钞目标，也就是在货币总量M2在110万亿的水平上，2014年继续印钞14万亿。因为，只有保持13%的印钞量，才能够掩盖央企和地方债务的呆坏账。

而对于绝大多数实体企业，继续大规模印钞正在产生致命结果。因为，即使保持13%的印钞速度，也仅仅能够掩盖银行中的坏账，已经被欠债的实体企业难以拿回自己的钱，绝大部分赊账给央企和地方政府的企业仍然不可避免地倒闭。即使对于外贸等实体企业，虽然不赊账给政府、不和政府发生业务关系，本身并不直接受到政府坏账的影响。但是，当坏账影响到银行，进而促使政府印钞的时候，意味着这些企业也难以逃脱。因为，在2014年初物价已经极高的基础上，再进行13%的印钞，必然进一步推动通胀。社会民众更加穷困，人们只能节衣缩食，意味着实体进一步受到打击。

更重要的是，印钞问题已经涉及到人民币汇率，随时整体摧垮实体经济。按照美元对人民币的1：6.05的汇率，人民币总量M2到2014年底将达到20万亿美元的水平（124万亿人民币/6.05）。与之相对比，2014年初，美国国内的美元总量M2为11万亿美元，而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粮食出口国、科技创新国、和跨国公司总部。人民币和美元的差异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就是美国的肉蛋奶、水果蔬菜、服装鞋帽、汽油柴油、住房等价格，远远比中国的绝对价格低，更不要说美国人的平均收入比中国人的高数倍以上。在购买力差距极为明显的背景下，人民币汇率随时可能出现贬值，不少国人开始拿人民币换美元进行保值。

进入3月，虽然中国央行调动外储抛售美元，维持人民币的汇率，但是央行的外储毕竟有限。一旦普遍预期人民币贬值，大规模的产业资金和投机资金就会从中国撤出，意味着央行无法撑住，人民币将开始大幅贬值。由于中国三分之一的粮食（按照热量值计算）依靠进口，石油、铁矿石、煤炭等各种能源和原材料需要进口，各种核心零部件需要进口。

或者说，在整个出口产成品中，中国人的利润已经被压缩得极为微薄。一旦人民币汇率贬值，国内农产品价格将大幅上涨，加剧已经形成的恶性通胀，按照人民币计价的人工费用和其它相关产品涨幅将更大。从这个角度，当人民币大幅贬值后，其按照美元计价的产品成本不会降低，反而可能更高。届时，实体经济手中的人民币因为加速贬值而失去购买力，难以支付人工工资上涨、各种原材料和零部件涨价、以及其它相关的费用增长。

所以，在人民币印钞已经达到极限的情况下，整个社会经济形势已经如同肺癌晚期。一旦出现加速印钞、大规模赖账、或者人民币汇率大幅贬值，都会导致大规模经济危机，绝大多数实体遭到毁灭打击。

经济信用系统瓦解（三）

同时，熟人信用关系也威胁着实体企业的生存。在中国，企业间的信用关系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商业信用关系具有显著的差异。

在西方发达国家，商业信用关系的基础是商业能力，以及基于商业基础上的负债及还款能力。在C和D两个企业之间进行信用销售的时候，在卖方C赊账给买方D的时候，必然对D进行商业信用调查，并且随时了解D业务运营状况以及负债状况。如果发现业务状况变差，或者负债急剧增加，C往往会缩短账期，甚至停止销售，并且加速回收过去的资金。这种依赖于对方信用付款能力的关系，叫做商业信用关系。

在这里，信用销售的基础是商业能力，而不是个人之间的熟识程度。如果C和D两人关系较好，同时不希望因为生意而伤了两个人感情时，C经常会说，It’s business, not personal（生意归生意，感情归感情）。这样的方式经常显得过于理性、甚至不近人情。但是，在经济运转中，商业信用关系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保护C的利益，限制D的借款能力，商业信用关系实际上也在保护D的利益，防止D为维持生意，向周边的人过度负债。

而在中国，因为人们缺乏理性的商业意识，经常缺乏生意与个人感情之间的界限，因此普遍形成熟人信用关系。熟人信用关系的意思是，C在赊销/借钱/担保给D的时候，并不真实了解D的商业状况，只是从表面认为D有能力偿还欠自己的钱。很多时候，C甚至感觉到D无法还自己钱，但是为了人际关系而把钱借给D。这种情况实际上，C被所谓的人情绑架，必须在人情和金钱之间进行二选一，最后为了维护所谓的人情而失去了金钱。当然，这种人情关系可以因为D的恶意欠债而导致C既失去金钱，也无法得到人情。

大致上，实体企业间的熟人信用主要包括两种：一是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因为产业链上下游的合作关系而相互熟识，并且因为熟识而进行相应的信用销售和借贷；二是地域类企业，因为都是同地或者同乡而熟识，进而进行相应的借贷和担保。而当整个社会处于熟人信用关系的情况下，随时会给C带来额外的经济风险。

进入2014年，随着经济环境持续恶化，熟人之间的信用关系加速瓦解。在熟人信用关系中，经济越恶化，会导致越来越多的欠债人D失去还债能力，进而引发更大数量的C亏损和倒闭。随着政府印钞和赖账，整个社会经济环境加速恶化，中国绝大多数的实体企业已经陷入亏损状态。其中，大量企业本身已经无法依靠自身的能力经营运作。这些企业主在亏损之后，不甘心企业关门，或者因为债权债务关系而难以退出，结果通过借债经营而维持运转。

其中，能够借到钱的往往是表面实力较强，似乎经营状况较好的企业。因为，在经济环境持续恶化的情况下，人们已经自动规避看上去经营不好的企业，避免借钱给这些企业。同时，人们似乎反而更容易相信表面上业务兴隆的企业，更轻易借钱给这些企业。所以，一些企业为了更多地借债，甚至可能在表面上扩张，显得整个生意热火朝天。企业在做好表面后，就会大规模向周围的熟人借钱。当人们看到表面情况的时候，就会消除自身的疑虑，愿意赊销或者借钱给这些企业。

在这时候，商业信用关系和熟人信用关系的差别就明显表现出来。以商业信用关系为主导的C企业，在经济越差的时候，对于欠债人D的商业调查更加严格：一方面评估D的业务风险、毛利率等等状况，另一方面了解D的负债情况。而具备一定商业知识和经验的人，只要进行相对简单的调查，就能够发现D的异常，规避几乎所有的信用风险。当然，熟人信用只是看人，而不是通过了解企业运转而规避风险，因此基本都在这些很显而易见的风险上亏钱。而当欠债企业在负债过多、无法翻本的情况下，往往会突然关门。其中，有的是预谋跑路、有的是无能为力，结果让借出钱的企业血本无归。而且，当一个D关门的时候，影响的往往不是一个C，而是往往拖垮一大批C。

经济信用系统瓦解（四）

从2011年开始，欠债倒闭的企业开始急剧增多，持续拖垮越来越多的相关企业。拖垮的方式，主要分为产业链信用关系瓦解和地域熟人关系瓦解。

在产业链信用关系瓦解的过程中，龙头企业和关键企业起到主要的作用。一般来说，龙头企业具有带动效应，表面实力也更强，因此很容易被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认为具有信誉。而次要、从属、较小的企业，则因为人轻言微，很难负债经营。即使负债经营，能够借到的钱也有限。即使企业跑路，影响也更加有限。同时，龙头企业往往综合成本更高，在经济形势恶化的时候，本身抗风险能力更弱。因为，龙头企业每天天亮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欠下大笔债务。当经济形势转差、收入下降的时候，每天的债务并不减少、甚至还在持续增加。当收入无法抵消债务，企业陷入亏损中。当经济加速下滑，龙头企业的债务也加速积累，甚至债台高筑、资不抵债。当这些企业关门跑路的时候，直接拖垮产业链内的大量相关企业。

在任何一个产业链中，都有龙头企业和一些关键企业。这些企业倒闭/跑路的结果是，不仅会导致相关企业的损失、拖垮相当一部分企业。而且企业倒闭之后，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可能造成整个产业链的损失，甚至引发整个产业链的信用瓦解。

例如，（根据《法治周末》2014年3月5日“浙江美女老板俞优静卷款上亿跑路 四大行受波及”的报道）2007年以来，百舸公司的外贸出口额一直排名浙江金华永康市的前列，被金华市政府评为外贸出口优胜单位。2011年自营出口超5000万美金，名列金华地区自营出口企业前30位、永康市流通企业第3位。一名国有银行信贷负责人称，申报企业的现金流是最关键的考核指标，曾登上某刊物封面永商的百舸公司老板俞优静，在当地有着不错的美誉度，再加上公司有着庞大的现金流，肯定是银行想要争取的优质客户。

但是，到2014年2月，在拿到银行的3000万元贷款后，百舸公司的老板俞优静突然消失了。与百舸有业务往来的大大小小的企业主们，谁也没有想到俞优静会跑路。据统计，百舸公司外贸业务款项超过2000万元，另外俞优静向四大国有银行及浦发银行贷款1.5亿元，债主中还有一些市担保公司和民间借贷掮客，这个数字暂时还无法统计。据了解，浙江奥锐工贸公司就帮俞优静及百舸进行银行担保贷款和个人借贷7000万元，单纯银行担保的资金就达到5700万元。一名担保人无奈地说：“还不是冲着她的名头去的，谁不想多赚点钱呢？”

俞优静案件的发生，显然对当地的国际贸易以及金融业态产生一定的影响。浙江一家进出口公司负责人介绍，进出口公司有着巨大的现金流，俞优静肯定在做其他的投资，并且投资并不顺利，最终导致其资金链断裂。一些小微企业主，眼见境外货款打进百舸的账户，可就是无法提取，也不知道有些合同能否履行下去。雪上加霜的是，一些供货商听说企业主们被卷款，因害怕无法收回资金，要求现金交易，甚至原料价格上涨。不少小工厂面临资金链断裂，生产无法继续继而可能倒闭。

在俞优静卷走的巨额款中还包括许多银行贷款，民间借款。为她做了银行巨额担保的企业因为银行担保责任很有可能也会跑路，殃及更多的企业，由此产生的多米诺效应会对永康经济造成非常巨大的冲击。俞优静的出逃给永康带来一场信任危机，没有了信任还如何做生意？

经济信用系统瓦解（五）

地域熟人信用关系中，大企业同样起到关键的瓦解作用。非上下游产业链中，因为不涉及交易，信用销售的情况较少，而熟人信用关系往往直接涉及到钱，也就是担保和借款。熟人信用关系的特点是，人们为了能够发挥集体的力量，实现相互帮忙、共同发财的目标，同区域的人组织起来相互借钱、相互担保贷款。通过这样的方式，企业能够借到更多的钱，获得更快的发展。

当然，更快的发展往往处于经济扩张期，熟人信用关系推动经济扩张，让熟人圈之内的人得到明显的好处。但是，熟人信用关系本身并不能创造实际的价值，而只是赚钱效应的放大器。 当人们赚钱的时候，熟人信用放大赚钱效应，形成一荣俱荣的状况。而问题主要出在经济收缩期，也就人们开始出现亏损的时候。熟人信用将亏钱效应放大，引发一损俱损的亏钱结果。

尤其在2011年社会资金链断裂后，大多数熟人信用关系圈没有意识到社会资金链断裂的后果。熟人们不是及时撤出，保住既有的利润，或者及时止损；而是希望抱团取暖，通过熟人信用关系的作用，借更多的钱维持生意。但是，随着资金链断裂越来越严重，抱团取暖的亏损额也急剧扩大。

到2014年，也就是社会资金链开始断裂的3年后，熟人信用关系中的自己开始全面资金，熟人信用也走向彻底崩盘。其中，熟人信用关系可以包括两个主要类型，一是同业担保和贷款，以福建人的钢贸圈担保贷款最为知名。具体特点是，同地域的熟人共同进入一个行业，通过相互担保将某个行业做大，当该行业开始下滑的时候，担保和贷款也走向崩盘。二是非同业担保和贷款，主要以温州企业互保为代表。这些企业并没有在同一个行业中，自身也进行独立运营。

当资金紧张的时候，这些企业因为熟人的关系，缺乏对风险的认识，相互进行担保，很多企业不知不觉中被拖下水。温州的相互担保在一定程度上，则是受银行的诱导而进行。结果，当一些负债累累的企业亏损倒闭后，很多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也受到牵连被拖进泥淖。

钢贸圈担保贷款从2009年4万亿开始爆发。4万亿推动钢材价格暴涨，市场上开始大规模囤积和炒作钢材，也就是被称为钢材贸易。由于潜在的需求预期，钢贸企业开始一窝蜂大肆囤积钢材。同时，由于钢材囤积炒作需要大量资金，尤其需要大规模流动现金，银行也参与到钢贸贷款中。

为了确保贷款的安全，银行推出名为“联贷联保”的贷款融资模式。这种模式的含义是，将多个钢贸商结成小组，联合从银行申请贷款额度。每个企业都对贷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通过这样的方式降低银行的贷款风险。由于钢材行情火爆，以及流动资金贷款的安全和快速获利，各银行积极给钢贸企业，支持钢贸企业的囤积和炒作。

不过随着行情逐渐到顶，钢贸企业自身感觉到利润空间减少，因此，钢贸贷款开始明显贬值，从贷款购买钢材，变成尽可能从银行套取贷款。以福建人为主的钢贸圈，通过建立担保公司，进行内部复杂的相互担保，再将已经重复质押的钢材再抵押给银行，从银行套取贷款。套到贷款后，钢贸商开始大肆消费，购买豪车等奢侈品。更重要的是，这些钢贸商还将主要的资金投入楼市，试图通过房地产增值赚钱。钢贸商表面的繁荣，更刺激银行加速给钢贸圈贷款，贷款规模急剧扩大。

从2011年社会资金链断裂开始，钢贸贷款开始受到限制。在2011年底，第一批钢贸商开始倒下。无锡一洲集团老板骗贷后跑路，旗下公司宣告破产，涉案金额高达10亿元，钢贸的信贷开始垮塌。但是，当时绝大多数银行和企业都没当回事，认为只是少数钢贸圈不正规操作引起。随着社会资金链断裂加深，以及钢铁行业产能过剩，结果导致钢价大幅跳水。钢贸商因为囤积钢材而出现大幅亏损，引发银行加速进行抽贷。但是，钢贸商将资金投入到楼市，很难快速变现，导致大批钢贸商资金链断裂和倒闭。银行突然之间极为恐慌，全面停止钢贸贷款，并且加速抽贷，引发钢贸圈进一步破除和老板跑路，形成快速的螺旋下降局面。

到2013年上半年，曾经大量支持钢贸的上海，成为钢贸贷款的案件集中高发区，钢贸贷款也走向末路。根据据媒体报道，上海地区涉及钢贸业务的贷款金额已经接近1500亿元，而且这还是相对保守的数字。

2014年，钢贸大王肖家守的近10亿资产被查封冻结，另一个钢贸主力周华瑞也遭多家银行的诉讼。在其它地区，福建人在资金链断裂无法获得贷款后，会选择在某天夜里集体跑路。

当钢贸圈的主力倒下的时候，意味着钢贸圈基本全军覆没，同时也吞噬了巨额资金。而且，钢贸圈的兴衰，直接影响到各个钢厂的经营。2013年下半年，山东钢铁因为给钢贸企业做贷款担保，被兴业银行和民生银行发起了近20起关联诉讼，涉案金额近10亿元。随着钢贸企业的倒闭，很多钢厂失去重要的销售渠道。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导致钢厂的销售更是雪上加霜，加剧整个钢铁行业的系统危机。

与福建钢贸圈相比，温州很多企业无意中受到牵连。2008年之后，4万亿刺激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对私营实体经济放松贷款，甚至上门推销低利率贷款。不少实体企业得到突然而来的资金，开始进行盲目扩张。但是，从2010年底开始，随着国家收紧资金，银行开始对这些企业进行抽贷。仅仅2年的放贷和抽贷周期，让大多数实体企业措手不及。银行为了降低自身的风险，开始帮助这些贷款企业，说服其他熟人企业进行担保。而寻找的担保企业，往往是经营状况良好、经营谨慎、尽量少借贷的企业。银行利用这些企业缺乏警惕性的特点，表示担保只是一个形式，诱使这些企业在担保书上签字，给欠贷企业做担保。

这些担保企业忽略了担保的风险，轻易给熟人企业做担保。在多数情况下，一家企业从银行贷款，会找数家企业进行担保。同时，一家信用状况良好的企业，可能会对数家企业进行担保。这种一家欠债企业找数家企业担保、一家企业担保数家企业的情况，就形成了相互交织的担保圈。

在2011年社会资金链断裂后，银行加紧对欠贷企业进行抽贷。当欠贷企业没钱的时候，银行首先诱骗这些欠贷企业借高利贷，承诺很快再进行贷款。当贷款企业借了高利贷后，银行不再贷款，让企业陷入高利贷的生死债务中。对于不借高利贷、或者借了高利贷也还不上钱的企业，银行则开始对担保企业进行追溯。也就是一家企业还不上钱，银行要多家担保企业负责还钱。

这样的结果是，相当一部分经营稳定的企业，也被持续抽取资金，陷入被拖垮的境地。按照温州熟人社会的模式，几乎所有企业都牵涉到担保圈之中。进入2013年，温州的资金链断裂已经蔓延到整个地区经济，绝大多数成规模的企业随时被担保链拖垮。温州企业已经进入完全沉默状态。

在沉默中，企业主为了避免担保造成自己的财产全军覆没，开始减少业务往来，处理资产和负债。由于担保圈相互重叠，所以各企业都在实施类似的措施。问题在于，当首要担保企业在进行资产和债务处理之后，其担保能力变弱无法替被担保企业偿还贷款的时候，银行就会追溯第二、第三担保企业，这些企业也基本失去担保能力。一旦某个担保圈因为银行追溯债务出问题，就会影响到所有担保企业，而这些担保企业又是其它担保圈的成员，进而影响其它担保圈。

进入2014年，已经坚持了将近3年的温州担保圈基本走到尽头，部分企业已经接近倒闭，结果将引发担保圈的连锁爆破，就像多米诺骨牌。

经济信用系统瓦解（六）

随着社会资金链断裂，高利贷和理财信托等信用欺诈手段开始迅猛发展。大致上，高利贷和理财信托投向两个领域：一是与地方政府密切相关的铁公基和房地产，二是进入一些实体经济，支持实体的运营。

在2011年，经济从表面上仍然火爆的时候，一些规模较大的工矿类实体企业以年利率5-7%的水平，大规模发行理财产品，银行在辅助发行的时候，也能够获得至少3-4%佣金，这既规避了银行贷款的风险，又获得足够的返点手续费。

进入2014年，这些理财产品开始陆续到期，却纷纷爆出违约的消息。同时，由于很多企业纷纷陷入困境，从民间借高利贷维持运营，这些企业无法承担高利贷的利息，因此也纷纷倒闭。随着这些企业的违约和倒闭，社会对实体经济的信任程度持续降低。

与此同时，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各种高利贷集资在各地泛滥。其中，一些高利贷号称投入到房地产中，获得房地产增值的成果。

在这些金融欺诈骗局中，因为给投资者承诺足够高的利率收益，因此吸引大量民众的参与。其中，实体企业在主业日益艰难的情况下，也积极投钱参与到相关的骗局中。尤其是进入2010年，房价暴涨之后，实体企业感受的对比更明显。很多企业主辛苦维持了企业运转十多年后，最后发现企业并没有赚多少钱，最后还是工厂占用的土地增值，让自己能够在卖企业/卖地的时候有所收获。而在2013年上半年，北京上海等地房价再猛涨一波后，大量陷入亏损的企业落差更加显著。有的企业主在2003年前赚了钱之后，出于习惯的置业观念，按揭在北上广深等城市买了几套房子。到2013年，这些房子变得非常值钱，反而企业基本不值钱。

这种差异的对比，让越来越多的企业主从实体抽取资金，投入到炒房、理财和高利贷中，希望能够赚快钱赚轻松的钱。既然有简单方便的赚钱方式，谁还去做辛苦的风险高的赚不到多少钱的实体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大量实体已经不是为了运营赚钱，而仅仅是作为大量借钱的平台。当企业主通过实体借钱后，将钱都投入上述骗局中。

可以说，实体经济越困难，投入到上述骗局中的资金也就越多，支持金融骗局的扩张。反过来，金融骗局规模越大，越吸引实体企业老板往骗局中投钱，也导致实体经济越困难。

通过这种实体困境-骗局火爆-实体更困难-骗局更火爆的螺旋推进模式，大量实体经济的资金涌入房地产以及支持房地产的理财和高利贷骗局中。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绝大多数人炒房炒成房东，不论房价上涨还是下跌，因为银行严控二手房贷，绝大多数炒房者已经卖不掉手里的房产。而且，大多数高利贷在持续爆破，每一地区的高利贷爆破之后，都让相当一部分民众直接返贫，也让不少实体企业老板损失惨重。

这些炒房和投入金融骗局的实体企业，往往都背负沉重的债务。进入2014年，随着经济形势恶化，负债炒房和投机实体企业将全面倒闭，而这些企业倒闭则进一步拖垮更多的相关企业。

综上所述，在地方政府欠账并加速通胀、熟人信用系统解体以及金融骗局爆破的局势下，不仅因为负债过多而陷入困境的企业加速倒闭，而且大量本身经营相对稳定的企业也被拖入泥潭。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表面上状况良好的企业，突然之间选择跑路，留下巨额的债务，并且直接将众多相关企业拖垮。

在这样的情况下，整个社会的信用关系实际上已经瓦解。很多企业在过去哪怕有一点点不谨慎，结果都导致损失惨重、甚至被拖垮倒闭。在市场中，那些仍然维持运营的企业，已经难以分辨熟人企业的信用状况，因此只能进行更多的防备，也就是更多地实施现款现货的模式。

另外，一旦人民币汇率开始明显贬值，将助推通胀，对绝大多数企业形成更进一步打击。这种打击会加速经济信用关系的瓦解，让大量的实体企业无法生存。

第五章 产业链破碎

随着社会经济形势日益恶化，企业之间贫富悬殊的状况也日益加剧。 即使到2013年底，在中国金融系统挤压、市场衰落、人口红利耗光、政府无信和竭泽而渔、信用系统瓦解的重重压力下，很多企业已经倒闭、绝大多数企业已经亏损和绝望，但是仍然有一些企业在赚钱、有的企业还在赚大钱。 在企业之间贫富悬殊的情况下，不同企业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以坐井观天的方式，思考经济现状，并且对未来产生不同的预测。

产业链是造成不同企业贫富悬殊的基础原因。 每个企业都是特定产业链上的一部分，产业链是企业收益的基础。 产业链差异和产业链位置，决定企业的收益多少。 不同的产业链具有不同的盈利能力，因此不同产业链中的企业生存状况显著不同。 在获利丰厚的产业链中，企业普遍日子好过；在衰落亏损的产业链中，企业都非常艰难。 在相同产业链中，处于高端重要地位的企业盈利能力强，底层企业收益能力弱。 在经济形势恶化的情况下，亏损产业链中处于底层的企业，已经亏损严重，而且往往负债累累；同时，在高收益产业链中的高端企业，仍然获利丰厚。

在中国，中央政府主导经济方向，进而决定产业形态/模式。实体经济在政府的指挥棒下运转，根据政府政策，形成相应的发展方向。如果从产业的角度，所有的政府政策都在一定时期具有连贯性，然后突然之间转向。而政府能够从中获利，是政策连贯性或者转向的选择标准。只要政府能够从某个产业形态中持续获利，就会持续加强相关产业模式。政府通过经济利诱、法律威逼、宣传引导等方式，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相应产业链中。当产业链再也维持不下去，发生崩溃的时候，政府被迫进行转型，政府称之为“改革”。 改革的意思是，遗弃过去的旧产业链，寻找新的产业模式，鼓励新的产业发展，并从中获得收益。

改革之后，不同产业形成冰火两重天的状况。 当旧产业对政府无利可图的时候，就说明其已经开始衰落，本身需要政府的更大帮助。 但是，中央政府实施改革的意思是：政府不是以雪中送炭的方式，对产业进行帮助；而是放弃旧产业链的支持，甚至对旧产业进行杀鸡取卵、落井下石。 同时，政府对新产业进行扶持，对新产业进行锦上添花的宣传，然后等待对新产业进行获利收割。 政府的行为促进了新旧产业交替：旧产业中的企业大量倒闭、投资者亏损严重、从业者大量失业失去生存基础，陷入生活困境，并且被媒体和社会所遗忘；同时，新产业中的企业获利丰厚、富人辈出，受到媒体和社会的追捧。 而在“由来只有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产业转换中，社会总是看到新的产业兴起、新的赚钱机会。 当无数中国人以看客的角度，只关注新的热点、新的刺激时，并且希望从新热点中赚钱。 所以，人们只看到政府扶持形成新产业，而且政府似乎总是立于不败之地。 即使60年饿死数千万人、1990年代数千万工人大规模下岗，人们都看到政府并没有倒。 无数人形成政府万能论，认为中国政府有超强的控制能力，因此中国没有经济危机。

旧产业不会束手待毙，仍然会挣扎生存下来。当中央政府抛弃旧产业的时候，旧产业不会立即消失。每个产业都是利益综合体，涉及到无数人的饭碗和投资。中央政府可以随时抛弃旧产业，进行“价格闯关、国企闯关、XX闯关……”但是，地方政府不能随意抛弃旧产业，因为当这些产业倒闭后，会拖垮周边的服务行业，无数人下岗，政府利税骤减，甚至发不出来工资。 所以，地方政府会组织各种资源，尽量维持相应产业的生存。 即使这些产业没落，仍然在社会上有一定位置。 由于中央政府根据不同时期需要，采取不同的产业政策，因此形成相应的产业遗留。随着政府抛弃一个又一个产业后，社会中遗留的产业形态也在逐渐增加。

根据不同时期的中央政策，中国实体经济主要形成以下产业形态：

1、进口替代产业，在1993年之前，中央一直主推的产业链模式。 其主干是传统的国企系统。 在国企解散和下岗后，除了100多家垄断央企之外，绝大多数国企已经在被遗弃后消亡。不过，仍然有一部分产业链生存下来，甚至一度重新兴起，但是很快重新衰落。 以彩电为代表的中国家电业，就是这个产业链模式的代表。

2、血汗工厂的组织加工系统：1993年开始确立，从2003年后开始衰落。 当个人在中国急需外汇是，廉价出卖苦力是最快的来钱方法。 血汗工厂利用中国的廉价资源环境和人力，为西方企业生产服装鞋帽等简单廉价产品，或者是以三来一补的出口加工贸易企业，这些产品的品牌、设计和市场都在国外，中国企业只负责简单的产品生产，其组成以港台韩等小商人和中国本土企业主为主富士康则是出口加工贸易的代表。

3、本土品牌：随着生产加工的发展，一些本土工厂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开始建立销售渠道、进而拓展市场，并且通过宣传建立品牌，形成本土品牌。

4、山寨产业链：大致从2005年开始兴起，以中国本土企业为主，通过模仿、低端制造、以及假冒伪劣，获得一定的利润。山寨手机是典型代表，假冒名牌服装箱包也是山寨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5、引进外资产业链：以“市场换技术”的口号，引进外资产业链占领中国市场。 在中国进入WTO之后，开始越来越多。 主要包括外资在中国的各种工业品和消费品生产和销售，其中部分产品出口；

金融危机只是一种确认，反映实体经济已经无法维持。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整个世界的实体经济进行预警和修正。 但是，各国政府为了所谓挽救经济，大规模进行救市，也就是给经济系统继续打兴奋剂维持。 在中国，从“4万亿”开始，政府通过金融手段，试图进行救市。 确切地说，金融危机并没有结束，只是在印钞和房地产的支持下被延缓发生，而且金融危机的状况更深入。需要说明的是，房地产并不是实体经济，而是金融手段（我在《2010年经济分析-11大难题》中，对房地产的金融手段特性进行过分析）。随着时间的推移，扭曲的实体经济更加扭曲。一部分早已经应该淘汰的产业形态，通过借贷和炒作房地产维持生存，实际已经变成靠金融输血存活的单位。另一部分实体本来能够生存下来，但是被印钞所压垮。还有一部分实体应该得到正常利润，但是因为过度的销售和利润，反而促进企业扩张。从2014年开始，随着社会资金链枯竭，金融刺激手段基本失效，金融危机到达无法修复的程度。 随着新一轮金融危机的逐渐爆发，实体经济将经历更大规模的反向运动。 中国的实体产业链开始轰然倒塌，并且走向完全破碎。

在上述五大产业形态中，一部分产业将在负债累累的情况下倒闭，将其它产业形态拖入泥潭。只有极少数企业依靠产业链能力和自身的产业链地位，能够实现自保。 最为致命的是，一旦外资产业链看到中国无利可图，开始撤出在中国投资，把手里的人民币换美元离开时，中国的外储将快速被清空。 随后，完全依赖美元的中国实体经济将完全停转，所有实体经济部分都将开始重组，也意味着“中国大物理”拉开序幕。

可以这样定义，产业链是专业化分工协作的动态生产系统。 专业化、分工和协作，是产业链的三要素，决定某个产业链的发展扩张、或者退化消亡。专业化的意思是以先进的方式进行运作，持续提升工作效率和效果。 分工指的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将所有的事情做到最好，因此需要在每个环节，运用不同的专业个人或者专业企业进行负责。协作则是不同企业和个人，在产业主导者（产业链龙头）的组织下，以责任共担、利润共享的方式，共同实现产业链的最高价值。

产业链的专业化分工协作主要涉及整体产业链，包括产业链组织、产品设计研发、生产组织与运营管理、营销推广和服务系统等四大功能部分。在每个功能部分的不同企业中，又存在企业间的专业化分工协作。在每个企业内部，又进行不同部门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协作。

产业链的运转依赖于三要素的组合。 产业链运转就像一辆汽车，由众多零件组成。 汽车的意义在于高速运输（相对于走路、骑车和马车等），跑不起来的汽车毫无存在的价值。 当产业链运转起来，就需要有效地对三要素进行组合。

首先，三要素的任何一个要素缺乏，都会导致整个产业链的缺陷，引发产业链效率降低，或者造成产业链的损毁。三要素缺失的情况就像一个设计上的四轮汽车，实际只有三个轮子、或者没有刹车，并且进行高速奔跑。

其次，三要素必须进行有效组合，也就是产业链内不同层级之间、不同功能之间，都需要进行系统的专业化分工协作。当三要素缺乏有效组合的时候，就像高速行驶的汽车，突然之间整体散架，其零部件四分五裂。

第三，产业链的性质不同，三要素的侧重点也不同。例如，越是需要系统、复杂的成熟行业，分工协作的重要性比重越高；越是创新性行业，需要的专业化能力越强。 如果产业链的侧重点错误，结果只能将产业链导向失败。 这种情况就像一辆汽车的方向错了，即使汽车本身再好，结果也是南辕北辙，或者掉到沟里。

从产业链的三要素组合角度分析，就可以看出中国产业形态正在走向完全破碎。

丰田汽车产业链是典型的产业链形态。 2013年，丰田汽车（トヨタ自動車株式会社，Toyota）以998万辆的销量，占据世界销量第一的位置，而且是世界第一个产量超过1000万辆的车企。丰田旗下有丰田、雷克萨斯、Scion等直属子品牌，另外控股大发、日野和Subaru等品牌。在以丰田公司命名的日本丰田市（原名：举母市），丰田汽车有400多家相关协作企业。 从管理的角度，丰田有联合结算子公司共523家（日本国内292家、国外231家），控股相关公司共56家（日本国内37家、国外19家）。 通过联合结算、控股和紧密战略合作，丰田保持对这些协作厂商的控制权。丰田汽车产品的特点是平庸、省油（经济）、质量可靠。 而丰田产业链也反映出丰田汽车的特点。

丰田与协作企业紧密合作，形成高效、高质量的产业链。丰田汽车只向这些协作厂商订货，保障协作厂商的业务量；而协作厂商必须优先满足丰田的订单，而且价格比市场价便宜很多。丰田还插手主要协作厂家的管理，包括派技术人员到协作厂商管控质量，派财务人员管控成本。另外，丰田还插手企业的经营理念和日常运营，保障协作厂商与丰田保持一致。在细节上，丰田知道每个零件的具体成本，并且不断推动协作厂商降低成本。 通过这样的方式，协作厂商和丰田精益管理思想相吻合，也就是尊重和不断改进。 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另外，丰田通过插手协作厂商的运营，更好地管理物流链，更好地贯彻精益生产（Lean Production）和看板管理（Just-In-Time）。 通过如此紧密的合作方式，丰田汽车在研发、生产、售后服务过程中，都有协作厂商的紧密配合。 丰田的产业链能够实现低成本、高效、高速、可靠等效果，保障丰田的产品特点稳定。

在日本本土生产有效组织的基础上，丰田实施外部的产业链扩张。 丰田不仅在日本生产，还在世界多国建立生产企业，将丰田产业链延伸到其它国家。 而且，丰田走到哪里，这些企业也跟到哪里。 通过追随扩张的方式，一些日本的小型零件供应商跟着丰田发展起来，虽然卖给丰田的产品价格低，但是能够越做越大。 通过产业链的紧密协作，丰田将销售额和利润都保持在协作厂商手中，并且防止日本的商业技术外泄。 丰田这种起源于日本、全球复制的紧密合作产业链模式，让丰田能够在大规模生产和众多产品种类配置的情况下，能够高效和稳定地进行着生产，而且保持这较为稳定的质量。 而且，丰田在全球进行均衡布局，不像通用汽车过度依靠北美市场，或者大众汽车过度依赖中国市场这样，出现一国市场独大的情形。

而在中国市场，丰田汽车基于自身的产业链组织，也形成与德国大众汽车显著不同的经营模式。 德国大众是首先进入中国的西方汽车厂家，其标准是将巴西的落后淘汰生产线搬到中国，生产当时中国最为知名的桑塔纳轿车。 这个生产线是汽车的组装线，而各种零部件开始都需要通过进口解决，也就是德国大众在卖汽车的时候，还赚零部件的钱。 丰田则是较晚进入中国市场的汽车厂家，而且并不先建立汽车组装钱。 丰田先通过贸易部门进入中国，进而在中国设立零部件生产厂。 虽然丰田的整车生产基地进展缓慢，但是丰田控股和参股的上游零部件生产线默默发展，获利丰厚。当丰田开始建立组装线时，可以很快成批生产汽车，并且直接实现中国要求的“70%”国产化的要求。这种方式让丰田在高价卖车时，同样实现低成本，也就是较高的利润。 同样，广州本田也是采取类似方式，在建立组装厂的时候，同时引进自己的零部件生产商。

在维修服务环节，丰田对下游的经销商进行参股，并且提供严格的管理和服务支持。 而且，丰田尽力让经销商保持较高的单车利润，以培养经销商的忠诚度，增强终端销售能力。即使是利益上比较松散的经销商，丰田本田也进行严格的管控。在丰田紧密整合和控制整个产业链的模式下，各个环节的运作极为紧凑，共同朝着持续改进的方向发展。 这种合作越来越紧密的状态，也可以被称为凝聚力。

在产业链发展扩张的过程中，丰田尽可能考虑合作伙伴的利益。 一般人难以进入丰田的产业链中，因此认为丰田过于封闭，对丰田较为讨厌。但是，一旦进入丰田的产业链组成部分，就能够获得稳定的收益，又对丰田产生忠诚度。 例如，在丰田和通用汽车在美国合资建厂，由丰田对工厂进行管理。通用汽车希望通过合资厂学习丰田的管理，而丰田则希望将合资厂作为跳板，熟悉美国问题，在美国开始大规模汽车生产。 结果，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合资厂成为丰田精益系统的优秀企业。 在生产组织、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等方面，都达到令人极为满意的程度。在传说中，美国人和日本文化不兼容、美国工人不好管、美国人随意和粗线条等等传言，在合资厂中再次被打破。“再次”的意思是，丰田同样对美国经销商/维修店进行全面系统的管理，支持美国经销商持续改善服务。 尤其在雷克萨斯品牌店，顾客感受到最细致周到的服务，比奔驰宝马等服务强很多。 而美国人之所以按照丰田的模式进行改进，也是因为丰田将经销商/工人都看作合作伙伴，与合作者共同协作和努力，并且让这些合作者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好处。 这种紧密合作的模式，是傲慢的通用汽车管理层/长期致力于罢工和破坏的工会无法达到的。所以，通用汽车只能通过合资厂近距离观察，但是永远学不会。而丰田则总结成功的经验，开始在美国大规模设厂生产。随着丰田在美国产业链建设日益完善，丰田汽车的（美国）国产化率达到最高，比美国本国品牌的产品国产化率都高，也因此争取到无数忠于美国的美国消费者。

丰田的产业链紧密管控模式，是日本企业普遍采用的模式。在日本产业链中，龙头企业对整个产业链进行严密监控和管理，协作厂商积极支持配合。因此，只要日本人开始在一个产品领域进行发展，往往会通过具有凝聚力的方式，获得生存和发展。 例如，本田在中国市场的发展，比丰田的产业链整合速度更快，而且以更强有力的方式进行整合。 因此，当广州本田从摩托车生产转向汽车生产时，其速度和效果水平都非常高，利润收益极为丰厚。 而且，本田经销商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经常采取加价买车的获利手段，一辆本田车可以加价2万元。而本田纵容、甚至暗中支持这种卖车方式，让经销商尽快收回投资。 其他人看到本田经销商的收益，也都急迫地希望成为本田经销商。

日本人做生意严肃认真，同时尽可能让协作厂商获得稳定、合理的收益。协作厂商只要能够保质保量为日本企业提供产品或者服务，日本企业也尽量保证供应商的利益，很少更换合作伙伴，因此形成极为紧密的关系。所以，即使日本经历海啸、导致零部件供应不上而大量减产，中国多次出现反日砸车事件，导致日本汽车销量急剧下滑。 但是，经历这些事件后，中国经销商并没有选择离开，而是与公司共进退。 当这些事件过后，日本车能够以较快的速度恢复销量，并没有出现产业链破裂的问题。

产业链发展取决于产业链的主导者。产业链主导者主要包括两个层面：

一是政体结构：包括国家或者地区的政府集权程度、法律系统中的行业规则、金融系统状况（受政府管制）、政府的具体政策等等。

在发达国家中，大萧条前美国和日本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状态。 在美国的政体结构下，产业以自由发展为主导，企业的特点是自生自灭、自主竞争。随着美国政经体制越来越大政府化-也就是社会主义化，美国政府也开始直接插手企业-产业链-运作。 例如，2008年美国出资救助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反映出美国政经体制的显著变化。 与之相对比，日本的政体结构则是政府、金融机构（财阀）、企业、工会相互捆绑，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

二是产业链的龙头企业，在政体的影响/不影响的情况下对整个产业进行组合。对于产业链龙头企业，最核心的部分是产业链组织和产品设计研发，其行为模式决定整个产业链的成败。

绝大多数人能够直观地看到直接的主导者，也就是产业链龙头企业。 例如，丰田、本田这些产业链龙头，就是直接主导者。 这些产业链龙头经过自身的发展，逐渐组织其产业链，并且决定产业链的生存发展状况。人们也因为丰田、本田这些主导者（品牌），而购买其汽车、希望成为这些品牌企业的员工、或者能够和这些主导者合作，也就是加入到产业链中，共同发展产业链。 所以，主导者决定产业链的发展方向，进而决定产业链中不同企业的生存。

同时，人们普遍忽略的产业链龙头企业背后的政经体制。 任何一个产业链都受当地经济模式左右，而经济模式由其政治体制所主导。 例如，丰田能够发展，自身依托于日本的经济模式。 从历史沿革上，日本的政府、金融机构（财阀）、企业和工会的捆绑型工业体制，是日本封建等级制度的变形体。 1950年后，丰田遭遇经营危机，帝国银行（现在的三井住友银行，也就是三井财阀）和东海银行（现在的三菱东京日联银行，三菱财阀）对丰田进行融资，救助丰田公司。 而帝国银行作为第一融资银行，也反映出丰田的归属。 虽然丰田家族一直牢牢掌控着丰田的发展方向，但是总体属于三井财阀。 而三井财阀的背后，是日本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

总的来说，财阀是在日本封建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近代企业财团。 虽然在二战后，美国解散了日本的财阀体制，打散日本的军国主义基础，并且完全禁止日本发展重工业。 但是，在朝鲜战争后，财阀在社会传统的基础上重新建立起来，形成以金融和基础设施为基础的、相对松散的企业财团。 这些企业财团是支持政府的主要力量，并且与政府共同支持日本工业产业链的发展。

产业链是以产品为主导，纵向进行整合的生产与收益系统。 其中，最典型的产业链发展案例之一，是二战后日本的电子产业链兴起。 在美国允许日本重新进行工业品生产之后，日本政府以产业兴国的思想，实施日本的产业发展计划。其中，家庭录像机成为一个重点发展的领域。在录像机的研发过程中，日本政府制定产业倾斜政策，并且集中金融资源，以巨资支持松下、索尼、JVC和先锋等企业，对家用录像机等未来产品进行研发。 当时，美国首先发明录像机，而且电视机巨头RCA等公司也对录像机进行巨额研发投入。但是，RCA等美国公司的研发投入不到10年后，随后纷纷退出研发，巨额研发投资打了水平。而RCA也从录像机研发失败开始，逐渐走向没落。日本人则坚持投入，经过十几年终于生产出商用的量产机器。 随后，日本家用录像机占据95%以上的市场份额，并且通过持续发展升级，建立起家庭录像机产业链，获得巨额的投资回报。 而录像机的发展，成为日本经济腾飞的主要代表之一。

产业链概念因为录像机的竞争而变得清晰起来。 在打败美国公司后，日本公司之间开始进行录像机市场的争夺。 从产品的角度，索尼的Beta录像机的技术更加优越，而JVC的VHS录像机则技术性能相差较大，看上去似乎索尼很容易获胜。 但是，松下幸之助主推VHS录像机，将录像内容资源整合进来，通过内容的强势弥补VHS录像机的技术弱点。 当松下与绝大多数影视公司建立联盟，这些影视公司以VHS录像带出品影视产品后，家用用户纷纷选址VHS录像机，索尼的Beta机被家庭所抛弃。家用录像机市场的主要利润被松下幸之助带领录像机设备与内容整合的产业链所垄断；而索尼Beta只能凭借更强的技术性能，使用在小众专业录影广播领域。 在VHS录像机获得竞争胜利后，产业链组织整合受到政经界和商业界的空前重视。

产业链开始成为各国经济竞争的主导方向。 不论各国政府还是大型跨国公司，都开始以技术技术创新为发动机，以产业链组织整合为方向盘、实施各自的发展战略。 到1990年代中期，日本的电子产业变得空前强大，而且日本汽车在美国市场也将美国车打得节节败退。 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试图将电子产业链进行深度发展和延伸，因此向亚洲国家灌输工业发展的“雁行模式”。 其中，日本做排头雁，由日本公司做产品研发和技术标准化，由日本公司进行产业链控制、并生产核心零部件，其他亚洲国家则主要生产周边产品，并且进行产品的加工组装。 如果产业链的角度，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日本倡导的雁行模式的实质贴的。 美国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竞争，大量企业亏损，苦苦寻找新的方向。在老布什时代，美国加强互联网发展，并且提出互联网的发展战略。 克林顿和戈尔以“信息高速公路”计划，进一步推动互联网发展，逐渐发展为互联网狂热。 小布什时代承接互联网泡沫的破裂，但是互联网也逐渐开始借出丰硕的结果。互联网从思想上推动平等、分享和协作精神，从技术上改变产业链的竞争模式。 而基于互联网技术的产业链发展，成为世界经济新的驱动力。 在互联网思想和技术的推动下，日本的大量技术遭到淘汰，雁行产业链模式也不再被提及。

随着竞争的升级，产业链变得更加庞大和复杂。 庞大指产业链合作规模越来越大；复杂指产业链竞争开始分层，可以分为表层和基础层。 在产业链日益庞大和复杂的情况下，产业链竞争日益表现出整合竞争和立体竞争的格局。

首先，表层产业链规模日益庞大，推动整合竞争：一方面，产品的产业链管理范围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上下游产业链关系日益紧密。 在产品生产的产业链中，产品设计研发、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生产组织和运营管理、市场营销推广和售后服务等等环节，都需要归入生产系统中，进行完善的生产系统组织与管理。 而且，产业上下游的合作关系日益密切，形成更完善、更高效的庞大系统产业链。 例如，在丰田汽车产业链日益庞大的情况下，上游的新日铁公司也在加强与丰田的产品衔接，在上下游的不同产业链之间，实现更加紧密的合作。 新日铁（住金）不仅生产粗钢，而且随着日本产业的发展，还为下游提供涂层板、电工钢、汽车用特殊钢、棒材和盘条等高附加值的钢铁产品，并且逐步减少热轧卷、建材和普通盘条等普通钢材的生产。随着日本车企在中国销售量扩大，新日铁与宝钢合资成立宝钢新日铁汽车板有限公司，并且在2013年进一步扩建，专门为日本汽车提供高质量板材。 新日铁与日本汽车厂越来越紧密的合作，不仅增加自身的利润，也提高日本汽车的国际竞争力。

其次，产业链竞争越来越深入到基础层，实现产业链的立体竞争：其中，生产设备和工具是产业链的重要基础部分，支持产业链。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现代产业链中，生产设备系统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竞争的日趋深入，产业链竞争的重点也越来越深入，越来越聚焦于生产设备的水平。 在多个主要产业中，装备制造业已经成为产业链竞争的主导产业。 谁能够制造出出更好的生产设备，谁就能够获得明显的竞争优势。 而在主要产业中，产业链龙头不仅本身生产产品，也在加强生产设备的研发和制造。例如，丰田汽车也通过投资等方式，参股或者控股生产设备供应商，专门为自己研发和生产相关设备。在2013年宝钢新日铁的扩建中，新日铁住金工程公司（2013年9月12日）接下了宝钢新日铁汽车板有限公司的汽车专用熔融镀锌钢板生产线（CGL）订单，新生产线“No.4CGL”拥有42万吨/年的生产能力。 当新日铁掌握了钢板生产线的技术，就等于掌握了主要的盈利能力。 在生产线装好后，工厂只需要根据生产线的设计进行生产。 当生产线出问题时，由新日铁公司的人进行维修。 在新日铁研发出性能更好、寿命更长、或者成本更低的方案后，仍然由新日铁的人进行生产线的调整。 或者说，只要整个生产线在运转，新日铁就实际牢牢掌控着这个生产线。

欧美日的产业链发展造成了中国体制的生存危机，也因此改变了中国的经济模式。

生存危机的意思是，既有死亡的风险，也有生存的机会。 1993年中国面临巨额贸易逆差，实际意味着体制已经出现生存危机。为了生存下去，就必须解决贸易逆差，赚更多的钱，而且是快速赚更多的钱。

体制的危险在于，过去的工业系统已经完全没有国际竞争力。 由于中国既有的生产体系都是1950年代从苏联继承的、30年不变的傻大黑粗工业系统，而欧美的持续产业升级已经实际上淘汰了这套苏联工业系统。 所以，这些生产体系已经不能为体制赚取外汇，无法支持体制的生存。所以，体制必须从头开始，以白手起家的方式，尽快赚钱。

体制的机遇也显现出来：由于全球化产业升级，发达国家开始将部分生产转移到落后国家，给了中国赚钱、而且是赚快钱的机会，让体制有机会生存下来。 体制自然开始实施以血汗工厂为基础的出口导向政策。

从现代生产的角度，血汗工厂的意思是，没有机器设备、没有知识技术，只能靠最原始的的人力赚钱。 而且，由于需要赚很多钱，加上赚钱的急迫性，就需要动用大量人力，以加班加点、没日没夜的方式工作。 而如果了解中国共产经济的历史，就会很容易看出来，这种方式是共产体制从开始就经常用到、反复用到的“人海战术”。

就像中共的国歌里唱到的，“用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而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则强调，用知识和技术，筑起产业链的钢铁长城。

中国产业形态简述（二）

中国体制采取出口的血汗工厂模式，意味着采纳日本人提出的雁行模式。

对于中国体制来说，将日本作为领导者，自己跟在日本产业链的最后，是能够最快得到收入的方式。 因为，排在最后的大雁最省力，而且能够跟着行动。 从产业链的角度，在其它国家持续向产业链高端升级的过程中，开始放弃一些工作条件差、工作辛苦，而是收入低的产业部分。例如，当日本、韩国、台湾和香港的人均收入水平开始急剧上升后，生产服装鞋帽等产品，对于这些地区已经无利可图，甚至开始亏本。 中国的血汗工厂将这些工作接过来，让数千万奴工拼命进行生产。 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日本很多电子生产厂从东南亚国家撤出。 中国的血汗工厂承接了这些工作，为体制赚了外汇，并且因为更便宜的人工而为日本人节约了成本。

就这样，在雁行模式中，中国选择做排在最末尾的位置，承接日韩港台、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转移。 虽然上亿奴工做着极为辛苦的工作，但是政府却最轻松、最容易赚到外汇、来钱最快。

血汗工厂模式涉及到整个中国经济。 人们说到血汗工厂，往往会想到具体的生产厂家。 但实际上，血汗工厂代表着整个中国经济的模式，反映出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重点。 没有整个经济做支持，血汗工厂也无法生存。 而中国体制为了赚取外汇，推动整个中国实施血汗工厂模式，进而支持具体的血汗工厂。 血汗工厂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涉及到整个中国经济，其开端是通过人民币汇率贬值，让中国在整个世界中都变得极为廉价，为具体的血汗工厂运营提供社会基础。 二是，血汗工厂的作用在于，将廉价的中国经济进行加工，以加工成品的方式进行贱卖，而且是贱价卖血。 因为血汗工厂不考虑产业链发展，而只考虑以卖血的方式，贱卖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 而这种贱卖的方式，是典型的“拆机器、卖零件”的贱卖行为（参见我写的《拆机器、卖零件》分析）。

从产业链角度，血汗工厂居于产业链的最底层，生产技术要求低的产品，或者对较高附加值的产品进行简单的组装加工，以获得廉价的劳务收入。从价值获取上，组装加工工厂是整个产业链中的低级价值部分，而血汗工厂则是最廉价产业链中的最低级部分。

在具体的操作中，血汗工厂顾名思义，其特点要钱不要命，以及谋财害命。 在血汗工厂模式确立后，企业运营都建立在血汗工厂的经济基础之上。不论进口替代产业、血汗工厂组装加工、本土品牌发展、山寨产业还是外资品牌企业，基础都是在血汗压榨制度，表现出血汗工厂的特征。

中国的血汗工厂模式呈现出横向运营的特点。

在中国血汗工厂的产品中，产业链龙头企业都在国外。 中国工厂只是为国外的产业链龙头提供最低级的自然资源消耗型和人力消耗型服务，主要以低价产品生产和组装加工为主。 进入21世纪后，媒体高调强调“中国制造业”，无数人也模仿媒体的语言说制造业。 但是，中国的血汗工厂的组装加工模式，与真正的制造业相去甚远。

另外，媒体上经常鼓噪，中国要发展某某产业。 当媒体说产业的时候，指的是产业链。 但是，中国几乎所有的行业都没有建立起产业链，即使表面上功能齐全，实际上也属于伪产业链。 根据产业链的状况，中国的产业只能说是政府控制下的产业形态，或者叫做产业链碎片。

中国产业形态的特点与日本产业链形成关键的不同。 日本政府和财阀建立整个社会经济基础，在此之上建立和发展产业链。 发展产业链的方式，也是按照纵向线性的方向发展。 而且，日本集中资源，主要针对具有未来发展前途的产业，进行大规模的研发和产业链建设。 针对汽车、家用电子、计算机电子、机械、化学等等行业，各自进行大规模长期投入，获得产业竞争优势，然后全面发展产业链，从产业链发展中获得高额利润。

而中国血汗工厂则不考虑行业、产业链，而是横向接受所有产业链中的最低端部分。只要能够出口赚钱，不管什么行业、什么功能部分，中国都愿意接受。 当然，中国的血汗工厂只能接受血汗类型的工作，也就是只能用低知识、低技术的人力赚钱的工作。欧美日韩等企业将产业链的低收入部分转到中国生产，自己节约大量的金钱，也让血汗工厂能够得到微薄的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