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北美的“光荣革命”


在菲利普王战争的最后阶段，一些北方的印第安部落向北退却寻求加拿大的法国人的帮助，在法国人的庇护下，这些人持续的困扰了马萨诸塞人半个世纪。这个时候法国正在路易十四的统治下，变成欧洲头号强国，并开始努力开拓海外殖民地，法国人在加拿大巩固了自己的地盘，并迅速深入密西西比河流域。与此同时，英国人和荷兰人在贸易和殖民地方面的竞争日益激烈，西班牙也并未完全老朽，时不时的“雄起”一下。这样的情况下，英国的智囊团们提出了巩固北美殖民地的新“idiea”，那就是效仿西班牙的做法，把一些列小的殖民地整合成两到三个大的行政系统里，设立副王或者大总督来统治。
对于这样的点子，英王显然是欢迎的，因为它既有利于巩固英国的势力范围，也有利于扩大王权的力量——他承诺要和威斯敏斯特议会一起治理英国，但并没有承诺一起治理殖民地，尤其是他保留了任命殖民地总督的权力。国王巩固殖民地统治的手段主要是通过设立国王亲自任命的总督和扶植当地大富豪作为亲英势力。在这个过程中，南部相对容易，因为当地大土地所有者和英国的统治利益没有冲突，更愿意支持英国，而在马萨诸塞没有大土地所有者，最富有都是工商业和航运业的巨头，打击走私业就等于动了这些人的奶酪，所以马萨诸塞成了北美最硬的一块骨头。
当然能不能啃下这块硬骨头还需要试试才行。在这之前还需要履行一个程序，因为马萨诸塞并不是皇家殖民地，英王不能直接任命一个皇家总督。不过在这一点上，英王显然能够得到当时英国本土势力的大力支持，1684年，经过英国最高法院的审理，认为马萨诸塞殖民地在禁止居民到英国法院上述，反对国教，以及操纵选举权等方面违反了英国法律，因此马萨诸塞的特许状被吊销，把它变成直属的皇家殖民地。
然而就在这个胜利在望的关键时刻，查理二世去见上帝了。他54岁死于中风（希望不是马上风），这是色欲过度的男人（而且男女通吃）中年以后非常常见的疾病，他是一个机敏而有胆识的政治家，如果他生活在检点一点，如果再活十年也许英国和北美的历史就会大变样，因为当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对采取法国式的“朕即国家”的独裁君主制非常有利，采取适当的方法是可以找到通向这样模式的一条道路。
接替查理二世的詹姆斯二世是个急躁的家伙，在登位之前，他身为约克公爵和海军大臣时，就夺取了荷兰在北美的殖民地，命名纽约。1686年成立了新英格兰领地，包括马萨诸塞、新罕布什尔和缅因，后来又加上普利茅斯、康涅狄格、罗德岛、新泽西和纽约，为了实现这个计划，首要的任务是啃下马萨诸塞这个硬骨头，因为这里不仅是北美最大的工商业中心，而且也是航运中心和走私业中心，这里的商人公然践踏英国的航海条例，造成了大量税收损失。于是国王的心腹埃德蒙.安德罗斯被任命为总督，这个人成经在纽约总督的位置上显示了自己的才干。
新总督一上任就全力以赴的打击走私和海盗。对海盗的打击不仅减少了贸易和消费，而且很重要的是减少了金属货币的流入，造成当地的“钱荒”，再加上对走私贸易的打击，破坏了马萨诸塞的工商业供给，让殖民地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由于在审判走私犯时当地的陪审团总是宣布“犯罪嫌疑人”无罪，总督又不得不取消陪审团——这也是备受诋毁的独立战争前英国在北美设立的海事法庭的前身，这种法庭可以不用陪审团就可以定罪。

正当大洋这边的总督和马萨诸塞的走私商人们殊死搏斗的关键的时刻，大洋另一面的他的英国老板却出事了。詹姆斯二世羡慕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天主教独裁君主的地位，试图在英国也建立一个以天主教为信仰基础，以中央集权政府为核心的国家，这种倾向让很多英国贵族和富商们感到不安，于是勾引詹姆士二世的女婿——荷兰执政威廉率领军队入侵了英国。地方的乡绅们和高级军官们背叛了国王，威廉的军队长驱直入，詹姆斯二世逃离了英国，他“为了一台弥撒，丢掉了三个王位”。这件事以不曾流血而“光荣”，被称为“光荣革命”。不过如果按照“不流血”这个标准来看，现在发生在某些第三世界小国中的军事政变则更显得无比“光荣”——只需要一小队士兵把穿着睡衣的总统送上一架飞机，运到国外就宣布政府已经更迭了。
詹姆士二世“下课”的消息传到波士顿市，1689年4月反对者们发动了一次武装暴动，囚禁了总督埃德蒙.安德罗斯，紧跟着纽约市也响应波士顿赶走了他的副手。詹姆斯二世从还是约克公爵时开始经营的殖民地事业，到这里画上了句号，这件事被称为北美的“光荣革命”。
在詹姆斯二世下台后，女婿威廉三世和女儿玛丽联合即位，不明真相的威廉三世以为马萨诸塞是为了支持自己才发动暴动，为了答谢马萨诸塞打算发还特许状，但是前总督埃德蒙.安德罗斯回到了英国诉说了马萨诸塞公然藐视母国权威，鼓励走私破坏《航海条例》的事情，才如梦方醒。尽管如此，为了保卫自己的老家荷兰，他还是决定放松对北美殖民地的控制，以便集中力量在欧洲大陆上与路易十四进行战争。如果他不放弃加强控制北美殖民地的计划，日后的独立战争大有可能不会发生，因为1689年的时候反抗者大多数都是工商业者，船主以及码头上工作的城市贫民，而1775年的反抗则有更庞大的社会基础，1689年加强控制是绝对可行的。而一但控制开始，那么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殖民地的人就有可能逐渐习惯了英国政府的统治。
但是威廉三世毕竟是荷兰人，这个发誓宁愿“死在联合省的最后一条壕沟里”，也绝不投降的荷兰执政，在他的国家受到法国路易十四军事进攻的时候，首要任务是想尽办法把英国拖入欧洲大陆的战争冲突中。他对英国没有好感，对请他当这个的国王的英国议会也没有好感，甚至对他的英国老婆也没有太多好感——相比这个英国腐女，他更喜欢他的荷兰情妇——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取得英国的经济和军事资源，以帮助军事危机中荷兰。

十二 重商主义PK重商主义

作为对威廉三世入侵英国的回报，英国议会同意英国与荷兰组成军事同盟对抗路易十四的法国。这种政策一旦开始就很难调头，即便威廉三世死了之后也无法改变，因为战争的政府消费和巨额国债让大商人、军火商、金融家、英格兰银行的股东（英国王室也是股东）、以及形形色色的国债投机人大发市利，这些人都是当时控制议会的辉格党人中的核心人物，在欧洲大陆取得的军事胜利让英国的民族情绪高涨，使辉格党人的统治如日中天。英国的政治军事机器就像一架高速列车全速驶向欧洲大陆方向，当马尔巴罗公爵率领的英军穿越半个欧洲大陆，出现在多瑙河畔时，已经而把线路另一端的北美殖民地站台越甩越远。
北美的英国人也乐的摆脱母国的控制。来自英国的总督完全被当地人控制了，因为他不仅势单力孤，权力被架空，而且薪水要靠殖民地政府支付，稍有不服从就会被“扣发工资”。后来连英国本土的统治阶级也认为派往北美殖民地的总督毫无意义，这种职位通常被用来打发一些在政治斗争中失意的政客。
1714年安妮女王驾崩，英国斯图加特王朝绝嗣（刨除流亡欧洲大陆詹姆士二世那一支）。根据议会的安排，安妮女王“八杆子打不着”的远亲——德意志小邦汉诺威的统治者乔治.路德维格“奇迹般”继承了王位，称为乔治一世。就像“外来和尚会念经”一样，英国议会也从威廉三世身上领悟了“外来的国王好办事”的道理，因为这种“外援”国王在本地没有势力，也不了解本地情况，甚至连英语都不会说，力孤势单自然更愿意作出让步（出于同样的道理，波兰贵族总是邀请外国人当自己的国王)。这个乔治一世无疑是比威廉三世“更好办事”的国王，因为威廉三世毕竟是军事危机中领导荷兰走出险情的大国领袖，在欧洲的威望极高，他的老婆是地地道道的英国公主，可以帮助他和很多英国势力联谊。而作为英国新任国王的乔治一世，对这里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漠不关心，除非涉及到他自己或者汉诺威的利益，他放弃了对政府内阁的领导，很多的时间居住在德国而不是英国，从斯图加特王朝复辟开始，议会和国王在政府领导权上的持续了半个世纪的竞争，终于以议会的胜利告一段落。

议会的胜利标志着北美殖民地和英国本土更难共存于一个国家内，因为英王已经从是英国政府的领导人，退位为“形象代言人”。理论上威斯敏斯特的英国议会是统治所有英国人的最高权力机构，但是实际上它只代表英国本土的利益，在大洋的另一面，也有十三个议会代表当地人的利益。而且更糟糕的是在英国长期掌权的是辉格党人，它需要照顾作为本当支持者的工商业者和金融家的利益，而在马萨诸塞议会掌权的也是同样背景的人。
也许有人会说，这不是一个好消息吗？双方背景相同，沟通更容易，没事搞搞联谊，互相吹吹拍拍，其乐融融。不过有句话别忘了——同行是冤家。在17到18世纪的时候，重商主义是大西洋两岸的经济政策的指导性思想，在重商主义者的眼里，世界上的财富是有限的，你多了我就会少，为了争夺财富，一个国家出口的货物必须多于进口的货物价值，并努力让自己的商业在国际转口贸易中占据中心位置。在这这样的竞争中，南方殖民地主要生产英国急需的原料和经济作物，经济上有互补性，而在北方则对抗性更强。尤其是在新英格兰，这里的主要产品是渔产品和羊毛，而英国本土的产品也是渔产品和羊毛；英国在发展工商业和航运业，而新英格兰也在发展工商业和航运业；英国需要南方和加勒比海殖民地提供原材料和市场，而新英格兰的工商业也在这里竞争原材料和市场。新英格兰似乎天生就是老英格兰的敌人，被英国人称为“最有害的殖民地”。

英国政变给北美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他们被卷入了英荷同盟与法国的战争，紧靠法国在加拿大的殖民地的马萨诸塞变成了战争前线，在这之前英法两国的渔民就在这里常有摩擦，正式战争之后，这里就变成两国移民的角斗场。马萨诸塞人渴求征服加拿大，呼吁英国正规军能够提供支援，但是英国更看中经济价值巨大的加勒比海的蔗糖岛，所以很少给予支持，仅仅是偶尔派来一支小部队来“观战”，马萨诸塞人大多数时候都必须独立应付加拿大的法国人及其印第安盟友。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取得了两次了不起的战绩，一次是1702年占领了阿卡迪亚的罗亚尔港，另一次1745年夺取了路易斯堡，不过路易斯堡被英国在谈判桌又归还给了法国人，以换取欧洲和加勒比海上的利益，尽管马萨诸塞从英国政府得到了一些经济补偿来弥补军费开资，但是还是让他们感到非常失落。
在当时英法争霸的战争中，欧洲和加勒比海才是主战场，甚至来说包括后来的独立战争，主要战场仍然是在加勒比海（独立战争中的北美战场大致上可以比作太平洋战争中的中国战场，只是牵制了一些对方的兵力）。在争夺加勒比海上的法国人岛屿的战斗中，马萨诸塞的船主几乎变成了英国海军的敌人，这些来自新英格兰的商人们不顾英国的利益，在战争时不断的运输粮食、副食品和木材去敌方，以谋取暴利，严重破坏英国海军的封锁和孤立计划。
尽管有这样和那样的重重矛盾，但是有一些很重大的理由，让马萨诸塞依旧必须留在英帝国的体系内部：首先是它受到法国和印第安盟友来自陆地的威胁，需要英国提供武力支持；其次是荷兰人依旧是海上最有竞争力的船运商人，英国的重商主义贸易管制使他们免于竞争，同时又通过走私贸易来减少贸易管制造成的损失，这种走私贸易被称为老英格兰和新英格兰之间紧张关系的“减压阀”。而随着法国人威胁的消失，以及荷兰船运业的衰落，马萨诸塞越来越没有理由和母国共命运，在这个时候，英国又希望拧紧走私这个减压阀，于是冲突就在所难免。

十三 清教的黄昏

1691年的新马萨诸塞特许状把马萨诸塞变成了一个具有高度自治权的皇家殖民地，马萨诸塞人给了宗主国一个面子，保留了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家总督，军政大权都掌握在议会手中。不过出乎意料，这个新特许状取缔了清教公理会的官方宗教地位的决定，被殖民地欢欢喜喜的接受下来，因为大部分人都已经对所谓的清教主义感到厌倦了——在哪个教派等同于政党的年月里，宗教和政党还是有区别的，那就是你不能像政党一样，感到它的主张已经过时了，就把它解散掉，宗教通过披着神圣的外衣让做这些事情的人感到很棘手，就像一个庙里供着一尊谁都不信的神一样，尽管都认为它不应该存在了，但是没有人愿意带头去动手砸掉它。
我们要了解之所以厌弃它，就要先了解开始时为什么喜欢它。英国清教徒起源于加尔文主义，它的最核心价值观就是预定论，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是有罪的，上帝可以救赎，但是不是救赎所有的人，上帝只救赎一小部分人——既选民。这一小撮选民是事先已经被预定好的，神不会公布这个选民的花名册，但是有种种迹象可以显示这些人的选民身份，最核心的标志就是这些人都勤奋节俭并且一天比一天更有钱。在确定了选民的特质后，他又把生活奢侈的贵族和旧式的城市大商人，以及众多的穷人都归为弃民。在新教的理论中，追逐利润不再是像过去的旧教说的那样可耻的，放高利贷也不是异教徒的行为，一个人如果沦落到被雇主剥削的地步只能说明他是上帝的弃民。这种理论就像一个声音在暗示哪些正在上升中的新兴资产阶级，“嘿！我亲爱的孩子，你已经被上帝老爹选中了，你即将变的更有钱并且去统治许许多多的穷鬼。”这些被归为弃民的人自然要反对清教徒，就像在玛丽一世的时代，把一大堆清教徒送上火刑柱，弃民们纷纷叫好一样，历史上对清教徒的迫害都是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的，因为它始终是一种少数人的宗教（就像犹太教一样）。
人类社会少数人可以统治的秘诀就在于他们要有充足的社会资源，并且最重要的是他们是有组织的，而且积极主动，他们的对手是消极的，一盘散沙。在16世纪的时候，无论是贵族、教会、还是旧手工业行会都处于腐朽而散漫的状态，几乎所有中世纪的旧势力都是在颓废的混日子，他们的无能让很多本来观望的群众变得愿意试一下“新教”的滋味。同时经济上的因素也是他们选择尝试新教的重要因素——因为教会不只是教会，实际也是非常重要的税收系统，它对所有的教徒征收十一税，这是当时最大宗的税种。可以说当时的国家公共开支分为两部分，军费和政府行政费用是又政府税收支付的，而社会福利、教育以及给公务员开资（当时的政府公务员都兼教职）是由教会十一税支付的。新兴资产阶级提出了教会税收不再为公务员开资，整治教会财务腐败而赢得了很多人的期待。
那么我们知道清教主义为什么兴起，那么也就明白它为什么消亡。清教主义的消亡第一个因素就是旧教在受到挑战后进行了改革和强化纪律，重新焕发了活力，可以把原来的中立分子重新吸引过来。而另一个原因就是作为清教主义的核心教众，新兴的资产阶级内部的分化。他们其中的以少部分人，变得非常富有，但是这些“选民”并不因此感谢上帝，相反他们愈加憎恨清教主义中的严苛纪律和节俭要求，他们渴求各种奢侈的享乐，就像马萨诸塞的清教牧师哀叹的“信仰带来的繁荣，繁荣却摧毁了信仰。”而大部分人都变得与大富大贵越加遥远，他们似乎越混越像“弃民”，这些人当然不会对清教满意。
在17世纪晚期时，传统意义上的清教已经土崩瓦解，残存的教会也越加态度柔软和“人性化”，像旧教一样习惯了“希马哈马”的和稀泥。除了少数二等富豪和中产阶级继续充当铁杆的清教徒之外，上流社会已经日益贵族化，而在乡村中，原来严格的清教徒已经消失殆尽，再也看不见原来那种严厉而野心勃勃的清教徒，取而代之的是精明而快乐的“扬基佬”。他们土里土气，不过都是精明的农夫兼工匠兼小商贩，他们熟练的打理自己的土地和牲畜，农闲时做手工业，并定期带着自己产品去集市换取各种生活和生产的必需品，生活的忙碌而殷实，但是已经很难变成真正的有钱人。他们继续信奉公理会，因为当地没有其他教会可去，不过习惯了在每周冗长而空洞无物的布道说教的时候打盹和的聊天；他们会在牧师的带领下嬉皮笑脸的重复当年清教徒从圣经旧约中精心挑选的好战选段，诸如“因为我们的神是烈焰”“不仅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但是不会像当年的祖辈一样，一面高声朗诵一面幻想自己变身以色列人，征服和统治异教徒。对待这样的“信徒”，原来的清教徒教会也自然要变得“宽容”，既不强调纪律，也有意无意的越来越少的提及所谓的“选民弃民”理论，因为“选民”已经离教会而去，再触怒了“弃民”们就真的没人信这个教了。

清教徒的神权政治走向了黄昏，但此后的二百多年里由经历了好几次复兴。第一次复兴是在美国独立之后，一大批中产阶级和二等富豪在这场斗争中终于如愿以偿的进入上层社会，其中一个还当上了总统（约翰.亚当斯），这些原本苟延残喘的“清教徒”利用自己的政治经济影响力对“清教文化”进行全新的包装和宣传，这种“老旧产品”换了新包装之后正好填补了美国从英国独立后造成的民族文化缺位的饥渴诉求，所以卖的不错，形成了一股清教复兴的潮流。但是到来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的美国进步运动时，历史学家对清教主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分析，认为它是一种用来维持社会中金钱势力统治的政教一体化专制系统，经过精心设计的“神权暴政”，受到学术和舆论的反复声讨。经历了如此“海扁”之后，清教主义依然有生命力，每隔若干年就经历一次复兴，并随着美国势力的全球化在某些国家的特定群体中形成了一批铁杆粉丝。究其原因可能有一下几点：

首先，清教主义虽然为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设计的思想体系，但是它却不是代表哪种垂死的无力面对挑战的老旧统治者，而是代表旭日东升的新精英，它总是能在上升中的中产阶级中间找到粉丝，尤其是在经济高速增长，机遇不断，中间阶层的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就要发达起来的时候，这种调调总是格外有吸引力。
其次，清教主义的繁荣期总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为清教徒翻案者总是可以通过偷换概念、无限扩大范畴的方式（就像佩里米勒那种人的手法一样），来把清教主义和一些列美好事务联系起来。
第三，清教主义是美国最古老版本的保守主义思想，也被认为是各种新老保守主义最重要的思想源泉之一，每当社会上的自由主义折腾的让人厌烦的时候，人们就自然而然的对清教的纪律主义和责任意识产生好感。
好了这段就写到这里，结尾有点“秃”，但是这个问题感觉有点谈的太严肃了，不知道怎么继续下去。不过在结束之前，有两个谎言还是要必须揭穿的：
第一个是美国人热衷于社会捐献是一种清教徒文化。从历史上看，清教徒并不比国教徒和贵格会教徒更热衷于社会慈善事业，实际上他们要比其后两者更“抠门”点。热衷于社会公益事业与其说是一种清教传统，不如说是一种英国传统，从中世纪晚期开始就有非常多的记录，记载贵族和乡绅们在地区自治社区内的各种捐赠和慈善活动——这种传统源于英国在中世纪的社会结构。中古时代的英国一直被认为是“最文明”的野蛮人，它比其他欧洲大陆国家落后，但是又不是像俄国那样落后太多，它的军事民主社会解体比较晚，决定了它没有太强大的贵族，而民众和民兵组织的力量很强。而诺曼征服的后果是国王和大贵族们大部分都呆在法国，他们对英国的管制非常有限。这样在英国没有任何一种势力占有绝对优势，任何势力都需要他人的采取合作的态度才能维护自身利益，用丘吉尔的说法就是在英国如果不争得被统治者的认同就没法统治——这也是为什么共和主义与社会契约论在英国深入人心的原因，这和他们漫长的历史文化有直接的联系。在这样的一种社会中，那么一个人或者一个家族如何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呢？如果是在中国的话，只要一个家族出几个当官的，那么这家就自然而然的变得非常显赫了，他们的影响力实际上来自于强大的官僚系统，而在英国的社会中则必须依赖于其他人的认同，你可以在战场上勇敢表现，亦可以在发生重大事件时展示才能，但是并不总有这样的机遇，在漫长而平淡的时期，那么最简便的方法是对公益事业捐款。

第二个谎言是扬基人精明而多才多艺的民风来源于“清教徒”传统。就像我在前面说过的那样，清教徒遍布整个英属北美和加勒比海，在南部他们一样经营奴隶种植园，所以扬基人的性格应该更多的从地理环境来解释。实际上如果我们考量和马萨诸塞相似环境的地区，就会发现他们的居民都拥有同样的特质，比如瑞士、浙江南部。这些地区的特点是多山、土地狭小，但是临近贸易路线，容易受到商业熏陶，这样的环境下的居民都善于从事工商业，利用灵活的头脑和双手来弥补农业资源的不足。也有人历史知识稍差一点可能会问，为什么瑞士位于欧洲内陆却易受商业熏陶——这里解释一下，如果你在相前追溯的话，就发现在航海技术有限，海上商路开辟之前，瑞士实际上是连接意大利、德国和法国三个欧洲最主要经济体的陆地商路的交汇处，阿尔卑斯山的隘口是当时最重要的商业通道，苏黎世、巴塞尔、洛桑、伯尔尼、日内瓦都处于这样的商路上。当然我这么说，可能有人会联想到阿富汗，确实如此，这里成经是亚洲大陆商道的十字路口，也是受过长时间商业的熏陶的。不过有一点不同的是，这里也是中亚游牧民族南下进入西亚和南亚的门户，历史上刀光剑影的日子过惯了，所以民风特别强悍。这强悍的阿富汗人的南面居住着世界上最“面”的印度人，所以南下抢劫成为非常有利可图的生活方式——有这么简单方式谋生，干嘛还自找麻烦呢？类似的原因，在瑞士的年轻人在16世纪纷纷去意大利当雇佣兵时，也给瑞士的经济带来非常不良的影响。

十四 糖与战争

18世纪初时，英属西印度群岛的糖厂主纷纷返回英国本土，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打拼后，是衣锦还乡享受生活的时候了。这些蔗糖百万富翁们一时间以“有钱加任性”风靡英国上流社会。当时有一则笑话说，英王国王一次在大街上看到一个西印度群岛的糖厂主乘坐一辆比自己的更华丽的马车招摇过市，生气的对首相说，“蔗糖！蔗糖！这么多蔗糖！我们政府的关税是怎么搞得。”这些回乡的蔗糖富翁们在英国形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政治势力集团，通过赞助选举，院外活动控制着很多议会议员。
在老板们在伦敦风光无限时，他们在西印度群岛的生意却遇到问题，由于多年的开垦导致土壤肥力下降，同时也是由于糖厂老板去英国把业务丢给代理人，导致了偷窃、腐败和生产管理不善，英属群岛的蔗糖生意被临近的法属西印度群岛赶超过去。法国岛屿上的生产商可以用更低的价格供货，北美的朗姆酒厂主和精炼糖厂主纷纷前往法国岛屿进货。而且在法国葡萄酒的酿酒业是非常强大的利益集团，很多酒庄主都是贵族，为了保护葡萄酒业，法国政府禁止从国外输入蔗糖酒，也禁止输入酿酒用的糖蜜，所以法国群岛的糖蜜严重滞销，不得不挥泪大甩卖，几乎北美所有的糖蜜都是从法国群岛来的。

由于不能在经营上和法国人竞争，这些糖厂主们开始动用自己的政治势力来想办法，糖厂主和英国的糖经销商，以及奴隶贸易商人（没有糖的生产就没有奴隶市场，大部分辉格党贵族都从这项贸易中受益），形成了庞大的政治利益集团。1733年他们促使英国议会通过了《糖类法》，这部法律规定了一切从非英国殖民地输入的糖、糖蜜都必须课以重税，以保护西印度群岛的英国糖厂的利益。不过像以往一样，要把这部法律落到实处需要发挥北美的皇家海关的作用，但是这些海关就是没法工作起来，据当时有人估计说，波士顿输入的糖蜜至少有四分之三是非法输入。作为另一项英国议会对“蔗糖利益集团”财政让步是在1739年时，蔗糖被从《列举商品法》中划了出去，从此英属西印度群岛的蔗糖可以不经过英国，直接销往其他市场了——这等于是一项减税政策。
按理说对外国商品增税，对本国商品减税，已经可以保护他们的了，不过遗憾的是无论增税还是减税都无法发挥作用，因为新英格兰船主们的生意是从不受海关管控的，残酷的现实表明，如果不对这些刁民采取措施，西印度群岛的生意就完蛋了，大英帝国的王冠上的宝石（顺便说一句，后来这个称呼是属于印度的）就会黯然无光。18世纪40年代时，蔗糖利益集团的政治影响力达到历史的顶峰，无论是蔗糖利益集团还是英国的其他工商业利益集团，都有动机来促使英国政府加强对北美贸易的管控，这本来是避免后来独立战争的最后一次机会，因为法国在北美的军事威胁一日不解除，那么北美殖民地就不会冒险进行“分离”。
不过英法在18世纪的激烈对抗却让蔗糖利益集团认为可以用更简便的方法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那就是对法国宣战，在战争期间通过海军封锁，制造饥荒饿死他们的奴隶，最好是能直接登陆，烧毁甘蔗田，破坏糖厂来彻底摧毁法国岛屿的蔗糖产业。他们鼓动英国议会在1743年决定加入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尽管由于新英格兰船主冒险在战争期间向法国岛屿输入粮食，法国的蔗糖岛没有被饥荒彻底毁灭，但他们的目的已经到达了，法属西印度群岛被削弱，好几年都没恢复元气。

《亚琛和约》结束了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不过更像是一个休战协定，而不是和平条约。奥地利年轻的女大公渴望收回被她哪个挨千刀的表兄腓特烈二世抢走的西里西亚，秘密外交搅动着欧洲大国之间的脆弱的利益分配格局。这这样紧张的气氛中，在北美一个弗吉尼亚的民兵中校在俄亥俄的旷野中让一个法国外交使团“见了红”，于是所有的好战分子都有了战争的理由，蔗糖利益集团认为机会又来了，鼓动英国议会再次参加战争，期望于削弱已经逐渐恢复元气的法国蔗糖岛。
经过初期的失利后，英国庞大的经济机器在专横而神经质的新领导人威廉.皮特操控下疯狂的运转起来了，不计成本的战争让法国人逐渐吃不消，胜利的天平向英国倾斜，但是西印度的糖厂主们却笑不出来，因为胜利并没有摧毁法国的蔗糖业，因为——法国人主动投降了——获得了和英国蔗糖业同样的权力，大量廉价的法国蔗糖充斥着英国市场，让他们苦不堪言。不过后来在签订巴黎合约时，通过政治活动，终于让英国政府把这些法国糖岛送还给它的母国，以换取当时还是不毛之地的加拿大，一些美国通俗历史把这个功绩记在富兰克林等积极呼吁兼并加拿大的北美政治家头上，实际上这是往自己脸上贴金。因为法国政府渴求西印度群岛的贸易收入，新的英国政府力图摆脱皮特政府留下的巨额军费负担，为了尽快达成和平协议，加上西印度群岛商人的反对，总算是把这些法国糖厂主请回了他们的母国。

战败的法国从印度东部撤退了，东印度公司直接占有三分之一的印度土地，并控制着其他部分的对英帝国的贸易。于是七年战争产生了一个间接的结果，东印度公司势力为代表的新辉格党寡头们的崛起（威廉.皮特就是这些人中的一员）。这些人逐渐和以奴隶贸易为利益来源的老辉格党寡头们对经济问题有不同的见解。这时候他们还没有发现最赚钱的是向中国贩卖鸦片，所以渴求通过推销印度和中国的精纺棉布、红茶和瓷器来获利。无论是精纺棉布、红茶和瓷器都需要一个自由人的消费群体来购买，这些东西都是奴隶不消费的。通常奴隶只消费食品和粗制的布料（由于是热带，所以做衣服用的布料也很少）。东印度利益集团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哪里有奴隶制那里的自由人工作机会就会减少，最后消费市场也会减少——大英帝国内的奴隶制至少让她减少了五十万人的消费市场。
这一点赢得了也赢得了国内的工商业者的支持，因为他们的各种纺织品、日用品、五金用具都需要自由人的消费，要求废除奴隶贸易的呼声逐渐高涨起来，西印度群岛的糖厂主和奴隶商人们依然是很有力量的政治势力，但是已经日薄西山了。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标志着断断续续持续了二百多年的蔗糖革命逐渐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以蔗糖生产——奴隶贸易为核心的大西洋经济体系，开始向更复杂的商品生产和消费转变，预示着产业革命的到来。
七年战争让英国占有了大半个北美，印度东部，以及许许多多的岛屿和贸易站，英国人用半个世纪多一点的时间把自己从一个普通国家升级为帝国，而即便是伟大如罗马人也用了三百年时间。这一点几乎是最迟钝的英国人也能感受得到，他们正处于一个双重转折的核心位置上，从一个欧洲边陲的小王国，变为世界性的日不落帝国；从一个旧的生产革命的日落处，目睹新产业革命的曙光。在这样的一个伟大的背景下，英国的政治家们开始思考如何治理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应该说在这些年里英国新一代政治家们决策是更少被各种利益集团所左右，前所未有的以公平和公正为出发点。然而历史这东西就是这么“操蛋”，并不是你渴求用公正的方法做事，就可以取得好的结果。

新的内阁的首要任务是偿还威廉.皮特政府留下的一亿三千万英镑的巨额国债，为了偿还国债就必须增加税收。旧的英国扭曲的财税体系是这样运作的，只对国内的固定资产征税，而对金融和商业资本只征收少量的进出口关税——而且经常享受很多免税项目，对关系百姓生活的大众消费品征收大量货物税，也就是说掌握制定税收法案的辉格党人基本上免税的，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托利党人在赶走了詹姆士二世后，又密谋帮助他的后代重返英国——因为辉格党人们用从他们的土地上争得的税款进行战争和贸易补贴，以谋取利益。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是“无代表不纳税”，但是最后的得到的结果是“有代表就可以不纳税”。
为了公平和公正让帝国的各个阶层和各个部分，分摊维持帝国军事和战争的费用，英国政府在哪些年里的税收政策包括：在几乎所有的进出口货物中都开征5%左右的附加税，与此同时却把原来负担过重的土地税从20%降低到15%，同时向殖民地征税——那时候的北美殖民地有300万人口，相当于英国四分之一，人均经济产值和英国相当或者略高。对殖民地的税收包括印花税法——这种税法在英国已经实行很多年了，各种进口货物关税开征附加税——这一点也和英国本土关税政策和额度相同（唐森税法），此外还有新的《糖税法》——和1733年的版本相比，每加仑糖蜜的税收从6便士降低到3便士，英国政府希望把这项税收降低到一个合理的水平来让北美人——尤其是朗姆酒酿造中心的马萨诸塞人理解这项税收政策。但是新的税法显然是要不打折扣的执行下去的，为此北美的海关被整顿的更加廉洁，一些经过考验的海军军官被委任为新的海关负责人，并配备了缉私船。但是这场对北美皇家海关进行的反腐行动，演变成了一场巨大的骚动，最终引爆了整个北美殖民地的反英斗争。

（感觉写多了，正文就没什么好写了,马萨的前传就到这里）

第二章 弗吉尼亚前传


一 保皇党的“胜利大逃亡”

1651年的时候，英国生活着“一个高尚的绅士、一个最好的主人、最好的朋友、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父亲，而且是这个时代可以产生的最好的基督徒”，不过遗憾的是，这个人是蹩脚的国王，所以他在这一年挂掉了——这个人就是查理一世。
随着查理一世的脑袋被斧头砍落，英国内战的尘埃落定。保皇党人在这场斗争中无限失意，在过去的近十年时间里，这些保皇党们先是出钱招兵买马支持国王查理一世，然后战败导致血本无归。紧跟着是被敌人克以罚款，大片土地被没收，再加上在内战中被毁坏的各种房屋财产，保皇党们的经济地位一落千丈。陷于穷困的保皇党们仔细的检查自己剩余的财产，他们意外的发现手中还有一片大得惊人的地产。
话说当年伦敦弗吉尼亚公司在开拓美洲殖民地时，放出大量利好消息，引得英国富人们纷纷入股。在没有盈利可以分红的的情况下，公司别出心裁的按照每股1英亩的比例，给所有股东发放了“土地分红”，所以这些股东们拥有了弗吉尼亚的大片土地——当然，有钱人没人愿意抛弃英国的舒适生活去北美拓荒——这些土地在当时看来纯属“鸡肋”。随着弗吉尼亚公司的倒闭，这些股东们自然认为自己血本无归，也许某一天他们会拿着自己在美洲的地契，教育自己的儿女，“记住呀！股市如赌场，投资需谨慎，你看你老爹，投进去多少真金白银，还回来的出了这些毫无价值的废地。”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晃三十年过去后，英国移民在弗吉尼亚不断开垦和经营，经济大有起色，尤其是烟草经济显示了巨大的发展前景和让人一夜暴富的魅力。在弗吉尼亚土地升值的时候，这些弗吉尼亚公司的前股东们却在内战中“贬值”了，他们再也不能在英国当养尊处优的老爷公子们了。
除了经济拮据，作为在内战中站错队的人，他们不仅承受着经济损失，还被剥夺了大量政治权利，在英国本土混得非常“憋屈”。而从四十年代开始掌权的弗吉尼亚总督威廉.伯克利是一个机敏而野心勃勃的人，同时也是一个铁杆保皇党，他一直积极的招募英国保皇党来弗吉尼亚创业，给予他们官职和各种特权，并以各种理由把大片土地分配给他们。尽管迫于《航海条例》的压力，伯克利不得不下台——因为弗吉尼亚拒绝效忠共和国的话，那么他们的烟草就没法进入英国市场——但是这里依然是保皇党的乐土。在这种情况下，到美洲去，到弗吉尼亚去变成一条重振家业的光明大道。

在此后的十年中，有1600多名保皇党人从英国移居弗吉尼亚，在国教保皇党移居弗吉尼亚的同时，还有很多信奉天主教的保皇党移居马里兰。在这些保皇党人中间，有一个叫约翰.华盛顿的，就是后来大陆军总司令、美国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的祖上，当然这个时候他显然不知道会有这么出名的后代，他那时主要目标是为了恢复在内战中被摧毁的家业。
正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昔日贵族绅士们即使再破落，也比移民海外的穷人有钱的多，战败的保皇党人的到来，为殖民地带来了大量的资本。同时这些名门望族的移民还会带动其他人的效仿，在十年中，弗吉尼亚的人口就翻了一番，从不足8000人到达16000人。保皇党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所以他们的移民还带来了人才。由于大量的资本、人力和人才的输入，本来已经进入发展快车道的弗吉尼亚迅速腾飞起来。


随着大量“有钱人”到来的不仅是繁荣，还有冲击。烟草产量的增加会导致价格下降，烟草的平均收购价格从罗尔夫时代的24便士一磅，一直降到70年代的2便士一磅，在这种情况下大种植园凭借更高的生产效率，更雄厚的资本，以及市场信息，让小农们越来越难以竞争，他们的小种植业不断破产被吞并，他们变成无地的雇佣劳工。

当经济分化时，政治权力上也会分化，少数有钱人把持着政府的立法和行政，而制定出更有利于大种植园主的法律和政策，这样会导致经济上进一步分化。有钱人为了保持自己的权力，防止为他们制定的法律和政策被推翻，必须和他们对立的穷人清除出政治选举，那么这种方法就是对投票权设定一个财产限额。在过去弗吉尼亚的投票权属于每一个可以扛枪的成年男子，无论他是富翁，还是小农，甚至是签过卖身契的长工，都可以拥有投票的政治权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投票权则需要一定的财产资格。
这种做法并非独特的创造，而是更符合英国传统的方式，因为在英国政治权利是和财产资格相挂钩的，必须拥有一定财产资格的人才能拥有投票权。但是有一点不同的是，在英国投票权和保有枪支的权力是挂钩的。比如说某个时期要求只有拥有100英镑以上不动产的人才能拥有投票权力，那么同样可以合法持有枪支的人的财产资格也是这样。
而在新大陆，面对着的是和土著印第安人无休止的游击战争，这需要所有的人都必须武装起来保卫定居点的安全。这也是大多数民主制度的起源，也就是当一个地域社会被放置在高密度的战争状态下，它就需要群体中的每一个进行武装并加入军事组织来应对这种状况。而当每一个人都是有武器并被有效组织起来的时候，那么他们就很难被社会上的少数人所任意欺压——就像罗马的农夫带着武器涌向罗马城集会时，元老院的贵族们就知道需要作出让步了——那么就必须允许平民以某种型式参与到国家政治的管理中，政治权利不会被少数人垄断。相类似的军事需求在中世纪的城市共和国，古罗马和希腊民主制度，以及原始军事民主都可以看到。

通常民主国家在战争中要比规模和经济相似的非民主国家更有优势，民主国家往往更容易战胜自己的邻居，但是当他们进一步发展自己的军事红利的时候，就会从民主国家转入君主制国家。因为更大规模的战争和远距离投放军事力量，需要更加集权的领导体系，并且一套官僚系统来维持后勤补给，而这两者为个人谋求至高无上的权力提供了操作平台，一旦有非常优秀的人物出现在这种国家中，就很容易做到这一点。雅典哲学家色诺芬在他的《少年居鲁士的教育》（有人说不如叫少年居鲁士的崛起）一书中，虚构了一段居鲁士如何把波斯从共和国变成帝国的历程，非常传神的描述了人类社会中的这种矛盾进化，古代军事帝国亚述和罗马都经历过这样的蜕变。
而一个民主国家在经历了漫长的和平和繁荣之后，一旦人民从有组织的军事机制中解脱出来，他们就会发现无论他们如何努力，权利总会从他们的手指缝中一点点的流逝，他们无法在政治和经济游戏中和更富有金钱和时间的阶级竞争，国家往往会向寡头制转变。一般来说，低强度高密度的战争更容易催生民主制度。而当时的北美殖民地正是处于这种状态，当弗吉尼亚的精英们剥夺了人民的选票，但是却留给他们枪，那么会发生什么呢？

二 培根起义

1660年，英国斯图加特王朝复辟，查理二世登上王位。在共和时期不得不下台的前总督威廉.伯克利终于咸鱼翻身，重登弗吉尼亚总督宝座。伯克利统治的政权基础是弗吉尼亚的大种植园主，这些弗吉尼亚的精英阶层垄断了议会参事和各级官员，制定各种有利于自己的政策，并且施行内部通婚，逐渐形成一个封闭的利益集团。

伯克利政权的统治产生了两种矛盾：
第一种是大种植园主和中小种植园主的矛盾，随着烟草价格的下降，中小种植园主利润越来越微薄。而在这种时候，总督威廉.伯克力图在弗吉尼亚实现“城市化”，并鼓励“文化”和“艺术”。为了总督大人的形象工程，政府提高了税收，搞得中小种植园主们更是雪上加霜。

第二种矛盾很大程度上源于第一种矛盾，大种植园主利用自己的经济优势和政治地位，将东部沿海的土地瓜分殆尽。小农们和后来者不得不向西发展，这就要求不断夺取印第安人的土地。而以伯克利为首的东部精英们希望和印第安人进行毛皮贸易，这是一种暴利行业，让人难以割舍，所以东部精英们主张和印第安人和睦相处，并保护印第安人的狩猎地。这就在东部和西部之间形成了一种矛盾，也同时在无地渴求获得新的土地的雇工，和已经占有大量土地的富人们形成了矛盾。

——是的你没听错，渴求杀光印第安人并占有他们土地的不是美国的大资产阶级，而是美国的穷人。这是整个美国历史上和印第安人关系的一种典型错位，大多数富有阶层和印第安人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对待印第安人更加友善，而真正穷凶极恶的是恰恰是美国的穷人，为了摆脱东部已经被富人们分割殆尽的各种财富和机会的社会，他们不得不向西进发，需求新的土地、资源和机遇。

当时弗吉尼亚的矛盾，就是富人与穷人的矛盾，东部与边疆的矛盾，而东部的富人控制着政府，穷人和边疆人的不满不断积累。在这样紧张的气氛中，又有新的不稳定因素加入了进来，因为当地的土著印第安人的版图是不断随着斗争变迁的，几个新的部落从其他地方迁移过来，相对于过去已经被打怕了的弗吉尼亚原住民来说，这些新来者对白人并不太敬畏，这样边疆上的冲突逐渐升级。

在这样的舞台背景下，一个来自出身高贵的英国青年作为舞台上的主角闪亮登场了，这个人就是纳撒尼尔.培根。他出生于富有的家庭，毕业与剑桥大学，能文能武，极有领袖气质。1673年（一说1674年）他带着妻子和1800英镑巨资于来到弗吉尼亚，据说是在英国惹了一些麻烦来弗吉尼亚避祸。因为他是弗吉尼亚总督伯克利妻子的表弟，所以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既可以避祸，又可以寻找发展机遇。

个人有才，家里有钱，还有一个在当地掌权的姐夫“罩着”，按理说应该很容易混个风生水起。但是非常不巧，虽然他很快就被伯克利提名进入参议院（好吧，那时叫参事会），但是在经济上他并不成功，因为他来的太晚了，东部的土地都被先来者瓜分殆尽，他只好去西部发展。在这里白人和印第安人混杂相聚，为了土地问题互相仇杀，虽然他是富人，但是独特的地位让他和其他边疆白人一样，认为东部精英们制定的政策是对西部的歧视，他主张对印第安人进行战争，驱赶和杀戮印第安人。当然也有著作认为培根和伯克利这对姐夫和小舅子之间，还有其他不得不说的故事，比如为了垄断毛皮贸易伯克利和他的小集团利用政府法令来限制自由贸易商进入，而后来者的培根认为自己也有资格参加这个暴利小集团，但是没被接纳。

1775年注定是个不平静的年份，烟草市场的不景气让弗吉尼亚的气氛变得紧张而压抑。在这种气氛中，殖民者和原住民（他们是北美的原住民，却不是弗吉尼亚的原住民，他们实际上也是入侵者）的谈判在夏天展开。但是谈判还没有开始，弗吉尼亚民兵就杀害了来谈判的五位印第安酋长，于是印第安人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300多名边疆殖民者被杀，包括培根在内的很多边疆种植园主的受到严重损失。

这样的结果自然是没得继续谈了，但是伯克利为了保护自己一伙人的毛皮生意，断然拒绝了用兵的请愿，决心“重启和谈”（如果当时有诺贝尔和平奖的话，可以给他提名了）。同时他准备修建一些边境堡垒进行防御，这些堡垒还可以用作保护贸易通道。为了这套防御计划，他需要扩大税收，并征用民兵防守。这种不靠谱的政策当然不能让人满意，原本渴望夺取新的土地的无地者和少地者，和承受损失的边疆种植业主的愿望不仅没有得到满足，而且还要为伯克利的计划出钱出人。失望、愤怒、继而是谣言四起，说这是东部富豪们的阴谋，他们要用征税的方式压垮西部的中小种植园主，好吞并他们的土地“把我们所有的烟草都抢到他们自己的手里。”

弗吉尼亚的精英们在一个适合民主制度的社会里，建立了一个寡头政府。这种后果很快就显现出来，那就是政府的管控开始失灵了。穷人们拒绝政府的命令，不断进行武装集会，政府却没有什么手段可以约束他们。在这些集会中，培根成为了明星，他出身高贵，在一群穷人中显得鹤立鸡群。他慷慨大方，能言善辩，而且他的主张驱逐印第安人和谴责社会的不公正，得到了热烈的拥戴，他被民众推举为首领，民众希望他能带领他们甩开政府单干。

培根显示了高超的政治手腕，他已经成为一个政府失灵的社会里最有权力的人，但是并不想和伯克利的东部精英集团彻底闹僵，他向伯克利表示尊重总督和参事会，并诉说对印第安人用兵的好处——对印第安人用兵可以缓解弗吉尼亚紧张的局势，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并请求得到正式的军事授权。但是东部精英们已经从这种桀骜不驯的举动中嗅到了极其危险的苗头，坚决拒绝这样的提议，并称培根的军队是一帮卑贱无耻的穷鬼。

被拒绝的培根决心用暴力破局，一面和伯克利和参事会讨价还价，一面径直对印第安人发动进攻，所过之处无不残灭。东部精英们慌了手脚，试图和培根进行妥协，但是培根的要的条件已经由于胜利而坐地起价，由于要求太高双方再度破裂，培根被剥夺了参事职位，并宣布培根和他的追随者为叛乱分子。为了安抚弗吉尼亚的紧张局势，伯克利决心对社会上的中小种植园主作出一些让步，进行了一次扩大投票范围的下议院的改选，结果让他吃惊的是，被剥夺了参事会资格的“叛乱分子”培根意外的在新举行的下议院选举当选议员。

培根带着五十名的武装人员者前往殖民地政府所在地的詹姆斯敦参加会议，刚一进入詹姆斯敦，伯克利就下令逮捕培根，当然他没有能力抓住培根，而被追随者护卫着的培根也不打算“投案自首”。紧跟着2000多人在詹姆斯敦举行了武装游行，声援培根。和现代的游行示威不一样，弗吉尼亚殖民地没有警察也没有正规军，而每个男人手里都有枪，当看到这么多人都支持培根后，伯克利明白自己已经没戏了。稍后培根和伯克利两人达成了戏剧性的和解：培根向伯克利递交了一份悔过书，承认自己的错误，而伯克利满足对方的条件，恢复他参事席位并授予他军事指挥权。实际上这是培根的胜利，他达成了自己的全部要求，而伯克利只是保全的自己的面子。

心满意足的培根带着自己的队伍离去，静观焦头烂额的伯克利应对新议会中的反对派。在这次议会中，通过了一系列反对伯克利和他的统治集团的法律：包括废除财产资格限制给予全体自由人（只包括男人）以选举权，废除参事会成员的免税权利，降低平民赋税，限制总督任命官员的权力，并通过了一系列的反印第安人法案，满足了以培根为首的边疆派的利益。尽管培根并没有参加会议，但是这届议会中，培根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一种强有力的政治符号，因而被称为培根议会。

事情到此本来就应该是一个结局了，培根名利双收，大获全胜。但是人的是永远不会满足的动物（好吧，别太贬低人性，实际上所有的动物都是无法满足的，这是生物进化的规律，只是人类具备进一步扩大追求的能力），培根对自己的取得的胜利并没有满足，局势对他来说一片大好，为什么不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他决心追求更大的权力。

6月22日（一说23日），培根重返詹姆斯敦，这次他带来了压倒性的军事力量，有500名全副武装的支持者。他要求伯克利授予他佛吉尼亚民兵总司令的职位，而且拥有不受限制的指挥权，不用听从总督调遣，并且可以自由的征集自己的部队。如果拥有这些权力的话，那么显然总督对于这个武装部队总司令就完全是个摆设了。伯克利暴怒了，要求和培根进行决斗解决问题（一个土埋半截的七旬老头子和年轻人决斗，他真的是很有勇气），但是培根拒绝了（要是我也会拒绝，杀一个老头子不能满足自己目的，只能让自己丢脸而已），最后伯克利在压力下不得不同意，新当选的议会也拥护培根，通过法令肯定了培根的权力。

培根又一次胜利了，但是任何胜利都是有代价的。物极必反，为了扩大支持者，他的部队里满是社会上最穷困的人，志得意满的胜利者在去边疆的路上，抢劫了伯克利的支持者的产业。抢劫事件引起弗吉尼亚的有产者恐慌，培根由为民请命的英雄形象，变成暴民领袖。总督伯克利获得了更广泛的支持，宣布培根所取得的权力是用武力威胁而来，因而是不合法的，并且再次宣布他为叛乱分子。

闻讯的培根再度向詹姆斯敦进军，并于7月30日发布了《人民宣言》，谴责了伯克利一伙的腐败政治和弗吉尼亚的贫富不公，称他们是“蛀虫”，全部有罪，并勒令他们立即投降。总督伯克利一面组织富人们战斗，一面向英国本土求援。但是远水救不得近火，9月19日培根攻陷詹姆斯敦，他手下的贫民们在这座首府里大肆掠夺。事件的高潮是乱兵劫掠中引起的一场火灾，这场大火把詹姆斯敦烧成一片白地，所以后来弗吉尼亚的首府转移到威廉斯堡。而总督伯克利退到切萨比克湾的另一面，据险防守，等候英国正规军的支援。

詹姆斯敦的那场火之后，培根挥师东进，企图彻底解决伯克利，正在这个关键时候，他染上了赤痢暴亡在军中（这一点不意外，军营本身就是容易引起传染病的地方，而第一代移民普遍对当地疾病抵抗力不足）。伯克利趁机反扑，陷入混乱培根军队被打散，不久之后英国援军到来，伯克利平定了弗吉尼亚，并对培根的支持者大肆报复，处死了很多人，引得英王查理二世的不满，说“哪个老笨蛋在哪个光秃秃的地方杀的人，比我为了我父亲的事（指查理一世被克伦威尔砍头）在英国杀的人都多。”罢免了伯克利的总督职务，在回到英国后不久，老头子伯克利也死掉了。

三 算算奴隶制的经济帐

培根起义虽然被扑灭了，但在弗吉尼亚的历史上形成的阴影持续了20年之久，因为这场起义中培根的力量源泉来自于大量没有土地的白人支持，所以起义后弗吉尼亚对白人移民持谨慎态度，担心形成大量的无地的白人造成社会动荡。但是烟草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没有充足的劳动力支持就很难发展。为了解决这种情况，种植园主们开始全力引进黑奴来代替白人契约仆。

说道奴隶制，绝大多数人脑海里都是一群衣不遮体的人在辛苦劳作，旁边一个满脸凶狠的监工挥舞着皮鞭。然而你要是真的不小心“穿越”了，会发现要找到上述义务教科书里描述的情况真的是很难。尤其是你如果穿越到18、19世纪的弗吉尼亚，你就会发现这里几乎所有的奴隶主都比你的老板要通情达理的多。

在我们的教科书里，被定义的奴隶制实际上包括三种风马牛不相及的社会关系。一种是发生在生产力较低的社会奴隶制度，一些无法独立生存的人作为主子家庭的一部分，为他劳动、处理家务，发生战争时还追随他上战场，在部族内发生权力争斗时充当打手。几乎所有的民族都经历过类似的时期，在不同的民族中他们不同的称呼，被翻译为奴隶实际上是不完善的，它实际上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或者说庇护制，主人对于这些依附者存在剥削关系，但是也有一种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合作关系，所以这种依附者不一定是被迫的，也有主动投靠的——这也是为什么在蒙元和满清时官员如果可以自称是皇帝的奴才都感到无比光荣，这说明他们之间还有一种更亲密的关系。第二种是所谓的“亚细亚模式”（确切地说是“非欧洲”模式），奴隶以血缘关系结成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大部分内部事务自我管理，但是要以群体为单位，按照要求为主人提供某些产品或服务，这种模式大多起源于一种征服——纳贡模式，我国西周社会里这种制度非常普遍，这种模式也是印度种姓制的滥觞。

第三种奴隶没有其他属性，仅仅作为一种财产或生产资料来使用。这种也就是被当作最典型奴隶制度，但是实际上它却是整个人类历史上出现少见的一种关系。即便是被认为这种关系最发达的古希腊罗马社会，奴隶也只是全部人口中的很少一部分，因为奴隶劳动并不一定总是合算，它始终要和自由雇佣的劳动力相互竞争。当然所有人都会说，奴隶只要管吃饭穿衣就行了，而支付雇工的薪水不仅要满足吃饭穿衣还有让人家有点结余。但是帐却不是这么算得，比如说你需要支付购买奴隶的钱，而且是提前支付，也就是说你如果不把这笔钱用于购买奴隶，也可以用于放贷，所以在日后折旧这笔成本时别忘了你还损失了利率——当然你也可以这样操作，放贷给一个明显还不起钱的人，让他用身体做抵押，如果到期还不了钱就把他变成债务奴隶。（不过这么做一定要注意政治风向的哦，有时候政府会禁止这种行为，并会出台法令释放债务奴隶。）

通常采购奴隶会是一笔可观的支出，很多“创业者”都会陷入融资的困难，所以在市场上还有其他选择，比如有专门出租奴隶的奴隶主，你可雇佣奴隶劳动。当然对于“长线投资者”来说，你的奴隶也可以是用上一代奴隶“繁殖”的，但这种奴隶如果不考虑技术培训的话，往往比购买奴隶成本更高，它的成本包括女奴因为怀孕而无法工作造成的损失，奴隶成长过程中的养育费用等，所以成本最低的方式还是实行“猎奴”，直接用军事手段获取成年劳动力。

为了监视奴隶劳动，你还必须雇佣监工，或者自己充当监工，这样你就不能去做其他工作，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成本支出，当然雇佣自由人也可能偷懒，但是管理自由劳动者要容易一些，使用奴隶劳动管理成本更高。此外你还要承担奴隶的养老成本，即便是在最冷酷无情的社会，人类的法律和道德也不允许把丧失劳动能力的奴隶直接“处理”掉。而且奴隶有可能生病，你还要提供医疗保障，而且不能让他过度操劳，不然你的投资就可能随着奴隶的疾病和死亡打水漂。奴隶不仅可能生病，也可能反抗，但是最有可能会逃跑，所以逃奴造成的风险成本也是必须计算的。此外，奴隶可能是一个从很远的落后地方掠夺来的，所以更有可能是一个牧民或者猎人，所以必须进行很多的培训才能具备农业和手工业的劳动技能，所以还必须记入一笔不菲的培训费用。所以这样算下来，使用奴隶劳动的成本实际上是很高的。

下面我们推演一下，假设总成本是Z：X为奴隶的日常生活费用，P为奴隶采购成本，F为逃奴等现象造成的的风险成本，C为奴隶的培训费用，N为奴隶的有效使用寿命，M为分摊到每个奴隶劳动者身上的管理费用。

那么Z=X+M+（P+F+C）/N，那么假设一个自由人的工资是X1，管理成本是M1。那么只有X+M+（P+F+C）/N<X1+M1时奴隶劳动才是合算。
所以真正适应使用奴隶劳动能符合经济的行当是很少的，大体上主要集中在矿山和手工业作坊，因为这些工作自由人不愿意做——矿业危险而劳累，这一点就不多说了。而手工业作坊的工作在农业社会里并不受欢迎，因为散漫的农业劳动者并不喜欢作坊里有时效和纪律的机械劳作，这一点就提高了用工成本。而且技术熟练的工匠要价非常高，如果自己培养的话就必须对他进行约束，不能随便跳槽，从这一点来说，农业时代的手工业作坊都有强烈的试图控制劳动者的企图，在奴隶制无法维持下去时，他们会通过学徒制度或者让工匠负债，充当债权人的方法来实现这一点。而且这些地方劳动力非常集中，可以用很少的管理者可以管理一大群劳动力（M变小），所以在这些行业里使用奴隶劳动是算的，同样的原因，中世纪的威尼斯共和国使用很多奴隶作为地中海上的划桨船桨手。

所以我们看的的是，一般来说，奴隶适应于这样的情况：自由人不愿意干的工作，要求的工资非常高，远远高于一个人的日常生活费用，并且行业的劳动场所人员密集，便于用较少的监工进行管理。但是仅仅是这些也只是形成了使用了奴隶的需求，并不能真正造成奴隶制度，如果仅仅是这些需求的话，那么我们应该看的在矿业和手工业作坊里的奴隶使用应该是一直是有利可图的，它从经济角度来看应该是持续，而不是随着其他行业的奴隶制一起崩溃。

那么我请大家注意上述公式中的F一个项目，造成这个成本的最主要是由于奴隶逃跑造成的损失。我们现在假设你是一个奴隶主（好吧，我知道你不是奴隶主，拜托带入一下角色），现在你的一个奴隶逃跑，你打算怎么来追回这件会走路的“财产”。

选项A：听之任之，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后果是你损失了一大笔财富。
选项B：带上亲戚朋友，去追捕奴隶，这个过程中你要请客吃饭，还要支付各种差旅费用，如果找到了最好，如果找不到你的损失会比A更大。

选项C：登个悬赏广告，让“专业人士”去处理——会有专业的逃奴追捕人员去应对这种情况。这种专业人士不仅经验丰富，而且有一点非常大的优势，那就是他们会同时接下很多奴隶主的委托，比如一个奴隶A向东方逃窜，但是追捕人员H错误的向北追捕，结果失去了奴隶A，但是却捕获了另一个委托人要求追捕的奴隶B，而另外一个追捕人员在追捕逃奴C的时候捉住了奴隶A。简答的说，专业人士的优点就是，专业化的社会分工产物与规模经济的良好结合，它的成本要比你自己客串追捕人员效率高得多，成本也低得多。也就是说，奴隶制经济必须达到一定的规模，在一定区域内有一大堆奴隶主，逃奴追捕业务足以养活一些专业人士，这样才能控制逃奴成本，所以一旦社会上的其他行业已经放弃奴隶制，那么剩下的行业就很难生存。

而且要非常注意的一点，那就是如果有人蓄意藏秘逃跑奴隶，那么就会给追捕工作带来很大麻烦。这些藏秘行为有一部分是由于好心人的同情心，但是大部分是出于一种卑鄙的目的——获得廉价的劳动力，就像现代发达国家雇佣和藏秘非法移民一样。所以立法非常重要，必须有严格的《逃奴法案》来惩治这种行为——而要社会通过这样的法案，必须是奴隶主们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比如你在一个中世纪的农业社会中的一个矿山经营者，你跑到国王和贵族们的会议上，要求通过一条《逃奴法案》，他们一定会觉得你脑子进水了。如果《逃奴法案》不能在全社会通行的话，那么后果就会很糟糕，就像美国的南北关系经常引起争执的问题，就是双方政治家达成的《逃奴法案》到底是不是违宪，南方的“专业人士”到底有没有权利在北方的自由州中追捕逃跑奴隶。

四 算算奴隶制的经济帐2——奴隶制农业

假设你现在有一大片地，你打算如何经营它？你说你打算盖楼做房地产商——抱歉，在这一节里我只能让你从事农业，你必须把这块地用于农业，现在你有如下选择：

A、把地租出去，然后按年头收钱，也就是货币地租形式。这种方式是最简单省事，你躺着数钱就可以了，当然也是最腐朽和没有进取心的，任何一个朝代如果发现地主们都热衷于收取货币地租的话，那么说明这个阶级已经走向没落了，等待他们都不是被经济革命淘汰，就是被政治革命要了小命。

B、把地佃租出去，然后和佃户进行产品分成，也就是实物地租模式。可能有人要问它和货币地租有区别吗？答案是区别大了，在实物地租里，地主往往要非常积极的参与到农业的经营里，以确保土地的长期产出最大化。地主必须和佃户一起确定种植的农作物品种，也许还要提供种子、农具和耕牛，以及改善土地的灌溉系统，以及制定各种土地改良计划。当然还要准确估计每块地的产出，不能让佃户少报产量，黑了你应得的那部分。最后你还要和商人和市场打交道，把收获的作物卖掉（或者以物易物）。总的来说，地主是劳心者，在从宏观上管理着土地，而佃户则是劳力者，从细节上操劳，所以实物地租要求一个经验丰富，有领导能力的地主才能胜任。

C、把土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土地连成大片的作为自己的收入，另一部分分成小块交给农民去耕种，作为对他们的报酬——要求他们抽出部分时间为你工作，也就是劳役地租形式。这种模式的好处是简单易行，因为他不用为农民们的日常劳作操心，也不用评估当年的收成情况，因为你的收入非常明确，都在你属于的地里。当然大部分人可能会说，这种模式一点也不简单，因为你要亲自监管一大片土地，这不比和农民“联营”的模式更省心。但是实际上这种地租模式农业的经营都相当粗旷，基本上一年三次农活，春天播种，秋天收获，中间进行一次除草，所以你一年只要组织好三次“户外活动”就可以了。

这种情况都是发生在地广人稀，商业又不发达的时代。因为地广人稀，所以土地不是稀缺资源，没必要精耕细作，同时没有商业市场，收获的粮食只要够吃就可以了，不管是地主和农民都没有提高农业单产的驱动力。所以你没必要逼着农民拼命种田，因为收获过多只能是在谷仓里烂掉，还不如让你的农民们劳役时间做点其它事情，比如为你修建城堡，维护周围的道路、桥梁和渡口。在哪种商业往来非常有限的时代里，领主们丰富自己生活的各种需求都要靠附近农民们的劳动去解决满足，需要木材就要农民们去砍，需要羊毛也要农民们去剪，然后还要征用他们的妻子和女儿纺成线和织成布，所以劳役地租非常符合你的心意，而实物地租只会造成粮食浪费。当然如果你需要女人了，也可征用你的“初夜权”，不过如果你的领地里有威廉.华莱士那样的刺头就麻烦了。总之，在哪种经济条件下，地主（或者领主）的需求很多，但是唯独他们没有要求农民提高农业产量的需求。

如果你的农场处于商业程度非常高的环境里，迫切的需要提高单产的话，那么最好的模式不是和佃户进行联营（实物地租），因为以家庭为单位的土地经营并不能达到最佳效率，所以我们推举D模式，也就是你直接经营所有的土地。

因为农业是靠天吃饭的，有农闲和农忙季节之分，所以在一年之中对劳动力的需求是不同的，通常在D模式的经营中，需要两种劳动力，一种是常年在农场劳动，另一种是在农忙季节临时雇佣的。我们国家在土改之前地主家有长工短工之分，就是指这种情况，长工在地主家吃住，通常他们都是社会上最贫穷的出身，和地主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不仅要料理农活，还要从事雇主的家务劳动。而在古罗马的农业中，长工的工作则经常是由奴隶来完成的。

如果不考了劳动力价格的话，那么长工比奴隶要有优势的多，因为雇主对长工有有效的惩罚措施，他们很容易被监管，并且在没人监督的情况下也会努力工作，因为一旦偷懒被逮住就有可能被辞退。而奴隶则是花钱买来的，他不用担心被辞退的问题，离开监工的眼睛就有肯能偷懒，除了偶尔给一两鞭子，主人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惩罚他的。买到特别顽劣的奴隶是尤其令人头痛的事情，因为这种买卖没有试用期，也没有无理由退货，所以你只能认栽，唯一挽回部分损失的办法是把这个奴隶带到远远的地方，找一个不知底细有爱贪便宜的买主卖掉，比如乔治.华盛顿就曾经把自己的一个不服管教奴隶委托给去巴巴多斯（英属西印度群岛之一）的船长去卖，并告诉他可以随便卖任何的价格。

那么为什么不采用长工而使用奴隶，这通常是由两种情况引起的，一种是奴隶的价格非常便宜，比如在古罗马时期，罗马人战胜对手后经常把全城的人都卖为奴隶，这样市场上充斥着大量廉价奴隶，奴隶的价格比使用长工要便宜的多，所以即便效率低一点也是合算的——当然这种情况是比较反常的，很难持久。另一种是劳动力非常稀少的情况下，为了保证农业生产的进行，你必须尽可能的买断劳动力的所有权，就像当年在美洲发生的情况。如果是像中国和印度这种到处是廉价长工可以雇佣的地方，只有脑子进水的人才想要使用奴隶——除非是家仆和性奴（荷兰人曾经打算在东南亚引进奴隶经营蔗糖业，不过后来发现中国移民比奴隶好用）。所以说刨除古罗马那种反常情况，奴隶制就是当商品经济遇到了劳动力短缺的后果。中世纪早期时，欧洲劳动力缺乏，但是没有人想要实行奴隶制，因为没有商品经济的市场，采用劳役地租更符合利益。

应该说，农业并不是使用奴隶作业的好行当，不仅仅因为相当多的农业生产是分散进行的，不利于监管，而且农业是靠天吃饭的，有季节性的，农闲对于你重金购买的奴隶来说，等于是闲置资产，只会不断提取“折旧”，而不会产生利润，损失会很大。

大部分采用奴隶制经营的农业实际上都很少是单纯的农业，都带有工业和手工业的性质，比如前文提到的蔗糖业，此外如橄榄油业、葡萄酒业，靛蓝业都需要投入很大劳动力进行作坊内的压榨发酵等劳动。另一个特点是农闲的季节相对较少，比如烟草和靛蓝的种植，它需要先育种、整地、种植、繁琐的田间管理，然后最绝妙的是这些作物的收获方式，它们不是一下子进行的，而是一点一点的进行，比如烟草它是成熟一片收获一片，靛青也是一点点的每个月采摘一次，所以这些行业里奴隶资产闲置率是比较低的，不像种植粮食作物，春播秋收两个月忙完一年闲。

即便是这样的行业里，农业劳动对于奴隶的闲置还是有很多的，为了降低劳动力浪费的方法是采用多样化的经营，在农闲的日子里种植一些别的作物，最常见的方式是种植粮食和蔬菜，这样你的种植园可以减少外购这些食品的费用，降低成本。但是问题来了，这些农业并不是劳动力非常密集的，分散劳动的话有限的监工们无法监督这些工作，那么怎么样才能防止奴隶偷懒呢？所以你需要一些经济措施来激励奴隶利用自己的闲置时间，比如说你可以把一些闲置的土地分成小块分配给奴隶们，然后降低日常的粮食和蔬菜的配给，让他们在空闲时自己种田来养活自己。从理论上说奴隶们的劳动量增加了，但是实际上这种措施对于绝大多数奴隶来说更受欢迎，因为如果份地经营的好的话，就会有很多剩余产品，可以拿到市场上去出售，换取自己喜欢的东西，比如一件漂亮衣服，一件给孩子的玩具等——这些东西都是奴隶主不可能发放给奴隶的。

我写道这里，有人可能会感到诧异，为什么这些奴隶可以自由的去市场做生意，但是事实上就是如此，很少有奴隶制像我们教科书里描述的那样用手铐脚镣严密监管的，大部分奴隶的自由程度不会低于我们旧社会的长工，而且待遇肯定比长工要好，在南北战争前废奴主义者和南方论战的时候，南方就说这里的奴隶的待遇都比北方的雇佣奴隶（工人）要好。而弗吉尼亚奴隶主更是以对待奴隶友善而著称，当然我们不应该认为就是他们所宣扬的英国绅士精神的产物，而是经济环境的产物，因为侍候烟草是一项玩弄手指的相当精细的活，你挥舞鞭子不会提高生产效率，怀柔手段更有效果——不管是什么时代，要想发财就就不能任性，别跟“钱途”过不去，哪些标榜自己“很任性”的，要么是富二代，要么是穷光蛋，没有需要靠自己赚钱的。

大部分奴隶都可以自由的在主人所居住的地区自由活动，并且不同主人的奴隶之间存在一种社会交往，所以逃跑并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防止奴隶逃跑，完善的逃奴追索机制和高水平的“专业人士”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奴隶制经济必须达到经济规模才能生存。

五 算算奴隶制的经济帐3——奴隶制为什么不流行了

如果按照上述分析，就现在来说，仍然有很多的行业和地区是适合奴隶制劳动的，但是为什么现在奴隶制不流行了呢？马克思认为奴隶制妨碍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所以被淘汰了。但是我们如果审视西印度群岛和北美的奴隶制生产，就会发现他们的生产力始终在提高，当然我不得不说个人对历史的了解还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有限，不敢和先贤理论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把西印度群岛的蔗糖生产，卡罗来纳的靛蓝生产和弗吉尼亚的烟草生产都看作是特例，而不是通例。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发现除了妨碍生产力的提高，还有很多因素导致了奴隶制的消失。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劳动力的供给。随着时间的继续，人口越来越多，需要找工作的人也越来越多，相对来说生产资料反而短缺了，那么到处都是廉价劳动力，谁还搞奴隶制。奴隶制如果我们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的话就等于是终身雇佣制，它的成本是相对较高的，而且不利于惩罚哪些偷懒耍滑者。所以在人类社会早期，地广人稀，容易催生奴隶制度，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有钱有势的人就会发现，只要紧紧握住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就会有无数的穷鬼自动送上门了让你剥削了。就像我们说旧社会的地主对佃户很刻薄，现在的老板对员工很坏，但是没有佃户愿意退佃，也很少有员工愿意被炒鱿鱼一样，但是如果你是在当年的北美就不一样了，天地无限（我喜欢这部电影），到处是生存和发展的机遇，如果没有某种强制措施防止“员工自主创业”的话，那么雇主们很快发现自己成为光杆司令了。

当然如果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奴隶制都是被廉价劳动力打败的。其中一些原因我们上面以及提高过，那就是奴隶制要有规模经济，不然没办法控制奴隶逃跑造成的损失，而在人类社会中的很长一段时间经济的主体是农业，而农业并不是适合开展奴隶制的行业，大部分时间，奴隶制被限制在茫茫农业社会中的少数工商业密集地区，这些孤岛经济体往往会由于战争、商路改变而消失，到中世纪时奴隶制整个的从欧洲社会中消失了，这种消失并不是作为奴隶反抗的成果（斯巴达克起义都没能终结奴隶制的发展），也不是社会的进步，它最主要原因是当时商业往来被战争和动乱打破了，各地区进入自给自足的状态，专业的大型工商业区域无法生存，剩余的地区性的小工商业没法达到奴隶制的规模效益，因而也无法生存。

当然也有人会提到一些反例反驳我常规农业领域内不宜用于大规模奴隶制劳动的说法，比如斯巴达的希洛制和古罗马的奴隶制农业。对于希洛制它是农奴制还是奴隶制至今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性，如果就它的运作模式来看，属于劳役地租和实物地租的结合体。而古罗马的奴隶制农业产生的几个因素是军事掠夺带来的大量奴隶供给，地中海发达的商业往来，这样促成了橄榄油和葡萄酒种植园内大规模的奴隶使用。另一个因素罗马本土被征服地区的纳贡，使罗马城市的奢侈品消费变得非常繁荣，在市郊农庄里饲养孔雀、种植花卉等奢侈品农业变得非常有利可图。随着奴隶价格的上涨，本土的橄榄油业和葡萄酒业奴隶庄园很快就被行省的产品竞争压垮，到公元一世纪时，隶农制就基本取代了奴隶制在农业中的劳动。

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来自外部要求废除奴隶制的压力。因为奴隶制会极大的压制一部分劳动者的消费能力和消费多样性，所以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奴隶制就会限制市场需求的增长，而没有市场需求，生产就没法扩大。而没法扩大生产，最终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也就没法提升——这一点要非常注意，大多数人都喜欢那种戏剧性的历史情节，所以流传了太多的关于发明家企业家的传奇故事，但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更依赖于建造产业链中不断的改进和积累，发展到一定程度，不管有没有这么一个人推动一下，也会一切都水到渠成。（这些发明家之所以传世，关键不在于他发明了什么，而是他在第一大堆同时代的发明家中能够早一步，抑或是仅仅是打赢了专利官司——就像瓦特和贝尔）

而且这种对消费的限制不仅仅体现在消费品领域，而且也体现在生产工具领域。比如澳大利亚的羊毛农场，早期剪羊毛用的动力剪刀价格不菲，而且并不能提高生产效率，但是澳大利亚的剪羊毛工们在这种工具出现不久就纷纷购买，因为它能让他们的工作时感觉轻松些。大量的剪刀销售又会刺激规模化的生产，进一步降低成本，并且也有足够的利润进行产品的改进，这些技术改进既能运用与剪刀本身，也可以运用于其他生产领域，最终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提升都会得到好处。如果这些剪羊毛工都是奴隶的话，那么奴隶主肯定不会掏钱购买这些不能提高劳动效率的工具。在西印度群岛的蔗糖种植园里，奴隶主甚至很少给奴隶配备犁，比照蔗糖业庞大的投资，采购几部犁花不了几个钱，但是因为甘蔗是多年生植物，每年只要新种植很少一部分就可以了，所以工作量不大，让奴隶在农闲时节慢慢挖坑就可以了。在人类的技术发展历上，提高生产效率并不生产工具的改进的最重要目标，大部分的改进都是让使用者更舒适，如果少了这个目标就会让技术的发展失去动力。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废除奴隶制可以释放出巨大的市场潜力，这样当少数废奴主义者指出这些事实的时候，就会得到大量工商业者支持，而获得巨大的力量。所以在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奴隶制就会树下很多敌人，这些人的利益需求可以让他们采取包括政治和军事手段去努力终结奴隶制。

六 弗吉尼亚的“上等人”

在奴隶制度逐渐稳定下来的弗吉尼亚，大种植园主们自称为“上等人”。

那么什么样才是上等人呢？上等人首先必须是一个绅士。

提到绅士这个词，大多数人脑海中首先浮现的是一个彬彬有礼的形象，但是这对于成为绅士则是次要的，这里是的绅士是来自英国的概念，绅士这个词纯属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这种社会地位的第一定义就是不用劳动也可以过上富裕的日子的人。比如在19世纪以前，一个英国人如果在填写表格时在工作一栏里这样写“一个靠工资以外收入生活的绅士”，那么你就知道，这个人是上流社会的一员。一个绅士不应该工作，所有工作对于一个绅士来说都是不体面的，除了从军和担任官职，这不视为工作，而被视为实现抱负和为公共事业献力。实际上在当时大多数官职都是没有工资的，这起到了一种让少数垄断权力的模式——因为当官不发薪水，普通人当不起官，只有不用工作也有钱花的“绅士”才能当官，而当官之后制定对自己阶级更有利的公共政策，于是他们变得更有钱，也就更稳固的处于“绅士”状态。同样在弗吉尼亚也重复这样的状态，理论上中小种植园主和自耕农们也有选举和被选举权，但是潜规则却是只有绅士才能当选公职，其他人也不会去竞选公职，因为竞选需要花钱请客，担任公职还影响自己照顾自己的田地的时间。

其次，一个上等人必须是独立和不依赖他人的人。在弗吉尼亚东部河流纵横，而且水量都很充沛。在帆船时代，外洋的帆船可以直入这里，所以每个大种植园主都有自己的私人码头，并且和一个位于英国的贸易公司签订代理合同，烟草收获后直接运上帆船发往伦敦，由代理商销售，需要采购的外国商品也由代理商负责采购然后用船直接发到码头上来，每个大型种植园就像一个独立的国家一样，直面大西洋的国际市场。其它周围的中小种植园都必须借用大种植园的码头和销售渠道才能把烟草买到市场上去，同时如果他们想购买点先进的英国工具，或者添置点外国奢侈品的话，也必须求助于他们富裕的邻居在采购时帮忙带一点。这样一种依附性的关系的存在，在法律和理论上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但是实际上大种植园主认为自己是上等人，拥有一些列的特权，其他人也默认这种“潜规则”的存在，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的人都认为弗吉尼亚实际上是一种贵族制度。

在崇尚民主的美国，这样少数人垄断一切权利的模式却很少受到反对（相对比的是在马萨诸塞，贵族统治从一开始就不得不和小农们民主思潮不断斗争），这其中一点是，大种植园主们主动承担了很多社会责任，为周围的中小种植园主提供了很多帮助，当然这样也是有社会原因的，因为他们必须确保自己在周围是受到欢迎的，这样自己的奴隶造反时才能确保他的穷邻居们能带着枪来帮忙，奴隶制的存在调节了白人之间的贫富关系，让白人们更加紧密而一致。

当然仅仅是这样并不能让一个社会如此稳固，帕累托说过“历史是埋葬贵族的坟墓”，他著名的精英循环理论用来演示社会统治阶层的变迁。他把精英定义为能力超越社会大多数成员的个体，在这些人中只有一部分处于统治阶级被成为统治精英，另一部分在统治阶级之外，处于被统治地位并努力向上爬的地位，或者说处于挑战者的地位。一个社会要想稳固必须确保统治阶级在智力和能力上的优势，但是如果他们是贵族式的封闭的，那么不断的内部繁殖，就会造就一大堆纨绔子弟，造成统治阶级的能力不断下降。而统治阶级之外的精英人数越来越多，却无法进入统治阶级，那么他们就会系统有组织的从整体上反对统治阶级，并在有机遇的时候通过革命、暴力等方式摧毁并取代旧的统治阶级。

一个稳固的社会体系，必须保证社会充分纵向的流动性，社会下层的精英分子必须有途径不断向上伸张，并且进入统治阶级内部，而统治阶级内部必须有一种机制不断淘汰内部能力不足的分子，把位置留给后起的精英，这样统治阶级的智力和能力都比其它阶层更有优势，才能继续维持统治。而每段时间，新进入统治阶级的精英相对于旧有的统治阶级成员数量都属于少数，所以他们必须接受旧的统治理念（至少是接受大部分理念），逐渐被同化，所以社会总体上的管理模式是保持平稳而连续的，这种平稳和连续也有利于社会经济活动的开展。

在地广人稀，气候适宜，机会遍地的英属北美洲，是当时最容易出人头地的地方，而且只要你的土地、奴隶和财富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可以像一个绅士一样穿衣说话花钱跳舞娱乐，学习各种繁文缛礼，那么很快就被接纳为上流社会的一员；当然同样如果你的家业败落到需要你亲自下地干活的时候，你就不再是社会上统治阶层的那一小撮只人了。英国人对来自中世纪的传统进行了成功的改装，是它适应资本主义的时代，这样的机制在弗吉尼亚运作的比英国更加有效率。

因为这里最重要的产业是烟草生产，而烟草的生长非常消耗土地肥力，而当时的北美的农业又非常粗旷，不重视施肥和土地改良，所以通常一块肥沃的烟草地只能长四茬烟草，然后在生产几茬粮食和蔬菜，就得抛荒十几年以上才能恢复肥力。也就说假如在你儿子出生那一年，你非常幸运的得到一块新开垦的烟草地，那么等你孙子可以打酱油的时候，这块地可能还没法再次种植烟草。在弗吉尼亚为了生产烟草，即便是拥有上万亩土地的大种植园主也必须不断寻找适宜的土地。而且这种生产精细的农业最佳的规模是一个拥有四五个劳动力的小种植园，理想的状态是一个主人带着它的几个奴隶一起干活，如果更大的地产，也需要分成若干这种规模的小组，每个小组有一个白人监工或者心腹奴隶带领。所以大种植园并不比小种植园更有效率，相反，无论监工还是心腹都没有主人亲自带队干活用心，所以说如果不考虑个体差异的话，小种植园的效率可能更高一些，不存在所谓的规模优势降低生产成本的情况，大种植园必须和小种植园在同样的市场上竞争。所以不存在其它社会经常出现的哪种情况，因为幸运而挖到一桶金，就可以用规模优势的门槛限制其它竞争者，然后傻逼家族也可以潇洒几辈子。

另一个让上等人不断淘汰的因素是多子化，造成遗产的不断分割。在当时的弗吉尼亚也按照英国法律那样有限定继承权法，但是似乎从来没有被认真遵守过。这种继承法起源于军事采邑制度，为了确保贵族和绅士们的后代有足够的财力物力提供全副武装的骑兵，家族的大部分财产都必须由长子继承（因为只能有男性可以继承，所以会出现《唐顿庄园》哪种没有儿子的家庭需要亲戚继承的事情），庶子们只能得到很少的财产，所以小儿子们长大之后只能揣着分到的有限钱财，出去自谋生路，有的经商、有的从军、有的当海盗、有的出家当教士，当然也有很多来到了弗吉尼亚，早期的开拓者中很多都是这种人，也许正是出于这种原因，弗吉尼亚对这种继承制度格外的痛恨，也从来没有认真遵守过。比如乔治.华盛顿作为第三子，从他父亲死的时候留下的一万多英亩土地，49个奴隶和一所铸铁厂（因为土地大部分都在抛荒蓄养肥力，所以对49个奴隶经营一万亩土地并不需要太惊讶）的遗产中，他从中分得了4400英亩和十个奴隶。乔治.华盛顿的父亲是标准的弗吉尼亚上等人，拥有大片土地，成群的奴隶，拥有自己的码头和在伦敦的代理商直接贸易，但是到他儿子这一代的财产一分割就已经大打折扣了，我们假设如果乔治.华盛顿也有三个儿子（按照新大陆的出生率，华盛顿家算是人丁单薄的了），那么他的财产没有在他的儿子成年之前增值的话，那么他的儿子们铁定会被“剔出”上等人的行列。像杰斐逊家族祖上是在北美和加勒比海殖民过程中有头有脸的人物，但是到了他父亲这一代只是稍微富裕一点的自耕农，而且位于烟草产区之外，后来才逐渐在烟草产区内置业，在杰斐逊的回忆里他的父亲被认为是白手起家的典范。在世界其他地方，富不过三代无非是没钱人“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而已，而弗吉尼亚这句话却是铁一般的事实（除非你爷爷是“王者”卡特哪种极少数的首富等级）。在这里不存在那种可以躺在祖先遗泽上享清福的人，每个上等人都必须为了自己的地位时刻奋斗。在美国开国的头五位总统里，有四位是弗吉尼亚的人，被称为弗吉尼亚王朝，这绝非是偶然，这里的种植园主阶层一向是人才济济，一直到南北战争中被摧毁为止。

七 老殖民地的土地饥渴

弗吉尼亚被英国王室称为老殖民地或者老自治领，“老”这个词的含义不是老迈无能的意识，老这词在英国人的哲学里代表历史悠久，内容深邃，这算是对弗吉尼亚在英国内战中忠于王室，此后的一百多年里始终愿意配合英国本土的政策一种对褒奖。当然这很大程度上是和弗吉尼亚是做烟草生产的，这在当时是竞争很激烈的行业，它的主要市场就是英国本土，英国的贸易政策确保了其他国际竞争者的烟草不会卖到英国市场上。

不过正是因为烟草生产，这种作物严重的消耗土地的肥力，再加上发展历史较长，人口众多，弗吉尼亚患上严重的土地饥渴症，需要不断的向西部扩张，以获取新的土地。对于穷人来说，可能是凑一伙人，带着枪去西部找块地方就地开荒，而对于弗吉尼亚的有钱人来说，他们有更大的计划。通常采取大规模土地投机的方式，从印第安人手中“购买”大片的土地，然后等待移民到来，土地升值后在卖出或者作为自己的种植园。他们从弗吉尼亚西部向各个方向扩张，向西南是现在的田纳西，向正西是现在的肯塔基州，不过最吸引人的是向西北的俄亥俄，因为这里土地最肥沃，而且位于阿巴拉契亚山脉的大缺口位置，移民时不用翻越大山。不过这里也是法国的殖民地新法兰西和路易斯安那的连接点，法国人不会把这样的战略要地让与英国人，于是英法两国在这里展开了一些列的争斗，最终这些争斗变成了欧洲列强之间脆弱和平的最后一根稻草，引爆了英法七年战争。

七年战争的胜利让英国从法国人手里夺取了俄亥俄谷底以及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大片土地，弗吉尼亚的大种植园主们以为自己垂涎已久的土地很快就要到手了，掀起了一股投资西北土地的热潮，纷纷成立公司进行土地投机，当年的弗吉尼亚革命元勋们大多数都是这些土地投机公司的股东，其中华盛顿还出任一家很大的公司——俄亥俄公司的总裁。不过英国政府对这样的企图并不满意，因为让不愿意为大英帝国事业纳税的北美殖民者随便占据西部土地，就会激怒印第安人，引发争端，增加北美的防务成本。英国政府希望能够对西部土地进行详细的勘察和丈量，然后有计划的出售，而不是让北美人随意侵占。

同样英国的胜利也让法国的毛皮商人退出了北美大陆，英国的商人们也摩拳擦掌准备在法国商人留下的空缺中开展业务，他们提出了应该限制移民，把土地留给印第安人作为狩猎地，这样就可以减少冲突——这样的计划显然也是符合英国政府的利益的，因为毛皮商人会给政府纳税，这样既增加财政收入，也会更好的处理和印第安人的关系，减少防务成本。而且当时的欧洲舆论也非常有利于英国商人们，欧洲的知识分子们高度赞赏北美印第安人那种原始公社生活中的各种美德，用这些来抨击当时欧洲人道德的堕落，北美的印第安人不再被当作危险的异教徒，而是作为“高贵的野蛮人”看待，要求保护印第安人利益的呼声很高。无论哪个计划都必须立即阻止非法移民入侵西部，于是英国政府沿着阿巴拉契亚山脉划了一条线，派驻军巡逻，禁止移去西部垦殖。

但是英国的这种政策，触动了三种北美英国人利益，以至于他们觉得不愿意在当英国人了：第一种是已经越过“令谕线”在西部安家的移民，这使他们从印第安人手中抢到的土地不受英国法律保护。第二种是北美的本地毛皮商人，在这条产业链的一端是在纽约、费城、波士顿等地的收购商，另一端是一群深入内地的亡命之徒，他们负责从印第安人手中收购（兼抢劫和骗取）毛皮，然后带出来出售。而英国人的贸易方式是倾向与采取“垄断公司”制度，成立若干家垄断公司，这些公司出钱给政府买断一个区域内的贸易权利，收购到的毛皮也不会经过北美商人的手中，而是直接进入英国本土市场。而为了保护自己已经出钱买下的贸易权，这些公司势必对无牌照经营的北美本地皮毛商进行打击。第三种人，就是成立了公司进行土地投机的人，据西方作家研究当年在独立宣言上签字的一半多代表们都是这些土地投机公司的股东，其中北美名人本杰明.富兰克林参股的万达利亚公司是资本最雄厚的一家，它包括纽约和宾夕法尼亚的很多有钱投资者，这些投资被“套牢”的人都变成了英国政策的激烈反对者。不过其他殖民地的土地投机热情显然都没有弗吉尼亚人高涨，几乎是所有的大种植园主都参加了这场狂热的投资，而且他们准备最充足，涉入的深度也更深，所以也被更死死的“套住”。他们已经组织人手进行了土地和道路勘测，从印第安部落手中“购买”了大量土地，就等英国政策一落地就可以赚大钱了。但是等来的却是英国禁止移民的法律，这等于一大笔投资都打了水漂，于是老殖民地不再忠于他们的母国，变成反对英国的中坚力量。

八 大“负”翁

16世纪西班牙人对印加帝国的征服，为他们带来了巨大的银矿资源，从此人类的经济开始进入“银本位”时代，在二百多年里，墨西哥和秘鲁的银矿山成为世界经济体最主要的货币供应源。最开始的一百年巨大的银矿产出让世界经济进入了大规模的货币通胀，引发了欧洲的价格革命，但是大西洋经济体的繁荣让贸易规模越来越大，以银币为贸易媒介的体系开始由通胀进入通缩，在大西洋市场上，以物易物往往成为比货币交易更常见的模式，这场大通缩一直持续到拿破仑战争时期，各国政府为了应对庞大的军费负担都采取了发行纸币进行通货膨胀的策略，然后是19世纪连续好几处大型金矿的发现（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南非、巴西南部），贵重金属的大量投入流通，可以在不放弃贵重金属为本位的情况，增加货币数量，世界也从金银复本位时代进入金本位时代。

在“大通缩”的年代里，所有人都发现保有贵金属硬币是非常划算的事情，因为社会上的产品越来越多，而货币的数量则增长缓慢，所以货币一直在增值。各国政府也发现努力把硬通货留在国内是非常划算的事情，因为这不仅保证了国内的经济交易不会由于硬币缺乏而陷入麻烦，而且充足的货币可以让本国变成国际金融信贷和贸易的中心，从而赚取大钱。于是英国政府也像其他国家一样制订了阻止贵重金属外流的法律，却不允许殖民地制定同类型的法律，这样在母国和殖民地之间的贸易，让北美的贵重金属货币不断外流，造成了社会上交易媒介的严重缺乏。在北美那些货币缺乏的年月里，不得不寻求其他中介物来代替贵金属，其中包括谷物、鳕鱼、烟草、大米、靛蓝、皮草、朗姆酒、甚至是木桶板——除了太重之外木桶板实际上是非常好的代替品，因为当时大西洋市场上的木桶都已经型号标准化，所以木桶板是大小一定的，而且不像其他代替品那样容易腐败。

当然还有一种更轻便的交易媒介，那就是信用，在北美人民习惯于互相赊账。比如你从乡村商人手中购买了一件东西，标价两先令，但是你不需要付给他两个银币，而是在账目上记下你欠了他两个银币。可能有人要问，如果所有人都记账，那么他还哪有钱采购商品，不过要紧，因为他也可以在批发商那里记账赊购商品，比如你是在宾夕法尼亚呀，这些商品可能都是他从费城商人手中赊购来的。等到秋收时节，你在市场上出售自己的小麦，一个人从费城来收购小麦，你卖掉小麦，得到一些银币，然后赶快挨家挨户的把自己一年记得账目都结清，等到结清了，你的钱也就都用光了（所以信用对于一个美国人来说非常重要，想想失去信用的后果——你下次逛街时需要背着一大堆木桶板了）。而乡村商人又拿着结清的钱去费城把一年赊购商品的钱都结清，这样银币由流回到费城。

所以在那种缺少货币的年代里，要想保证自己成为贸易中心，必须要确保手里有充足的货币才行，有了这些，你就可以控制你的下游的小商人，做大生意赚大钱。当然这也是为什这些小商人在独立战争中都坚定站在革命派一边，因为大批发商凭借有利的地位，把流通环节中的风险都推到小商人身上，时间长了由于积压、损坏等原因，小商人们普遍欠大批发商的钱，而当经销英国货的大批发商们变成保皇派（亲英派）时，他们就可以用参加革命的方式，以爱国主义的名义进行赖账了。

在弗吉尼亚也流行这种信用模式，不过这里的上等人们记账不是在乡村商人的账目上，也不是在费城和纽约的商人账目上，而是在伦敦商人的账目上。就像今天中国的中产阶级热衷于日本的马桶盖一样，弗吉尼亚的上等人们也同样看不起粗陋的国货，一向以消费英国商品为荣，比如一个种植园主需要一件家具和几件衣服，那么就给伦敦的代理人写信，代理人采购之后用船直接发到他的私人码头上，然后在账本上记下他各个项目花了多少钱，（打个比方，伦敦商人就像现在的淘宝网，不仅提供商品，还提供“花呗”），在烟草收货之后，种植园主把烟草发到伦敦，代理商卖掉烟草之后，把获得银币数量对冲这个弗吉尼亚人的账目。因为英国的货币供应充足，物价也相对较高，所以用银币结算的国际贸易对弗吉尼亚的英国货消费者非常不利，在加上生活普遍奢侈，种植园主们的账目上往往常年都是负值。虽然弗吉尼亚的主顾总是欠账，但是伦敦商人们还是非常欣喜，因为他们一旦欠账，就没法变更代理商，只能和自己做生意了，而且这个生意是稳赚不赔的。因为他们叫代理商，而不是经销商，他们不承担市场风险，比如今年弗吉尼亚人发过来一批烟草，无论市场价格如何变化，烟草生产的收益如何，他们都收取固定比例的佣金（一般来说是2%），同时弗吉尼亚人采购英国商品时，他们也要加上固定的佣金，这样一进一出，每年的进账就不菲，多一个签约的弗吉尼亚种植园主就每年稳稳的多赚一笔钱（尽管赚到的钱往往都是账本上的赤字）。

而对于弗吉尼亚人来说，尽管他们在本地拥有大量的田产和奴隶，但是这些东西的内部交易往往不是用银币计算的，而且用其他东西计算，所以他们手头总是缺少银币，总是欠着伦敦的代理人的钱，对此他们心中是怨恨英国的货币政策的，但是这种怨恨还不会让他们行动起来去打倒“汇率操纵国”。

不过这种情况在18世纪50年代时反生了变化，在这个时代欧洲经济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而且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之后，各国的军事投入都削减了，减税政策刺激了消费，民间消费一片繁荣，对各种嗜好品的需求增加，弗吉尼亚的烟草销路非常好，价格也高，所以弗吉尼亚的种植园主们在英国代理人的账本上结余都是正值，由种植园主欠代理商的钱变成代理商欠种植园主的钱。这种情况持续了十年光景，烟草的热销让一时间弗吉尼亚上上下下一片繁荣，成为弗吉尼亚的黄金时期。这黄金十年带来了一个后果就是，在独立战争开始前，像华盛顿那样的老一代则明白黄金十年只是一个反常时期，他们更倾向于展示一下美国人的肌肉，然后和英国坐下来谈条件的方式，而这个时代成长起来的像托马斯.杰斐逊、理查德.亨利.李这样的弗吉尼亚新一代，错误的认为黄金十年的弗吉尼亚才是正常的弗吉尼亚，而把弗吉尼亚在六七十年代遇到的经济困难一律归咎为英国的政策作祟，从而变成激进的独立运动人士。这些激进的新一代和铁了心要独立的马萨诸塞人内外呼应，最终把弗吉尼亚“展示肌肉”的行动变成真正的独立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