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煌说《通鉴》
楼主：剑魔烨煌
时间：2021-03-25 11:48:03
三百三十二、收兵偃武
汝宁王延岑率成家诸臣投降，从大局上来看可以说蜀地已平，但具体到细节，还有收尾工作，以及将来的政权过渡和交接要去做。
收尾工作的第一个问题，是怎么处理投降的成家君臣，特别是公孙一家？如果照光武帝刘秀的套路，成家帝公孙述屡次拒绝投降，那是很可能要处决的——然而公孙述已经死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让光武帝亲自来，他一般也就会到此为止。
然而，实际上在成都这边的，并不是光武帝本人，而是——
大司马广平侯吴汉！
在吴汉看来，成家君臣面对天兵，非但不投降，竟胆敢接连刺杀我两员大将，还差点叫我吃瘪（这是最主要的原因），真是大大的坏！留你们有何用！
建武十二年冬十一月辛巳，吴汉将公孙家和延岑，族灭！
可怜延小强，虽然骁勇善战，但也只能在乱世中苦苦挣扎，屡败屡起，始终没法掌握自己的一席之地，最后还成为了陪葬者。
没办法，再骁勇善战又有什么用？谁叫他延岑是个草根呢？现在，可是豪强的时代！
不光如此，仿佛是为了要发泄自己在这里差点阴沟里翻船的怨气一般，吴汉竟然接着下令——屠城！
成都人民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摊上一个没啥能力、就是头铁的主君，结果这主君把对面治军严整的主帅还给暗杀了，换上一个屠夫成了占领者……
当然，说屠城其实是有些耸人听闻了，吴汉毕竟不像日本鬼子那样是个疯狂的野兽。他这把与其说是屠城，不如说是“掠城”，对普通百姓是抢东西为主，杀的人主要是那些有些势力的豪强。
但不管是真屠城还是掠城，这和光武帝最先的构想都是不一样的——我以后还要治理这里、还要收税的，你吴汉这么瞎搞，你到时候拍拍屁股走人，我还要费劲巴拉地重塑朝廷在当地的正面形象，你这不是给我找事吗！然而事情已经办下了，光武帝也不能说真的处理掉一个刚刚立下大功的人——特别是他很可能之前并没有下给吴汉不准他乱搞的诏书。当然那个时候还在打仗，他要真来道这样的诏书，显得皇帝对他们不信任，这不是打击前线的积极性吗？结果没想到吴汉根本没领会领导的精神（或者领会了但不想执行），还是我行我素。
所以最后光武帝对吴汉他们也只能斥责了事。然后还得给他们擦屁股，一面赶紧对掠城叫停，赈抚百姓，一面征用当地名士、公孙旧臣，以为拉拢，费了一番功夫，好歹把这里安抚下来了。
吴汉的这通骚操作，也开启了帝国时代的一个魔咒——在此之后，凡是征蜀的，在收尾时必然要出问题。
按说蜀地平，天下就应该一统了——不过且慢，还有一家，那就是河西的凉州牧窦融。
虽说窦融之前已经称臣，并派兵帮朝廷打朔宁王隗嚣，然而隗嚣也曾经和朝廷好得蜜里调油一般，结果说翻脸就翻脸，那么谁能保证窦融不会效尤呢？所以光武帝在平蜀后，立刻征召窦融与河西五郡太守入京，于是全天下都屏息凝视，要看河西会如何抉择。
当然前面已经分析过，窦融们都是老干部子弟，在政治上比隗嚣那样的土豪要拎得清。他们对自己的结局早有思想准备，一收到传召，二话不说就上京，而且把自己的官属手下也全都带上了——意思就是俺们无意割据河西，以后河西的官就由朝廷任命。
见窦融们如此上道，河西和平解放，光武帝当然很满意，于是投桃报李，先是任命窦融为冀州牧——这和凉州牧比起来可是个肥缺；然后在大司空空缺时，于建武十三年夏四月甲寅升其为大司空。当时窦融觉得自己最后才参加革命，官位比不少光武旧臣还高，不太好意思当这个官，就好几次上疏想辞掉，光武帝都打回去了。后来他想面见皇帝陈述，光武帝又不许；有次朝会结束，大家都散了，窦融在后面磨磨蹭蹭的，光武帝知道他又想趁机辞官，就又把他劝了回去。后来到了接见三公的日子，光武帝知道这下必须面见窦融了，于是上来就说：“日者知公欲让职还土，故命公暑热且自便。今相见，宜论它事，勿得复言。”于是窦融就不敢再提此事了。
前面老出现大司马、大司空之类的，这些官职的名称似乎和西汉的丞相、御史大夫之类的画风不一样？但其实，这只是名字变了而已，大司徒就是以前的丞相，大司马是太尉，大司空则是御史大夫，也就是以前的最高官职三公——所以窦融才会有自己的官太高了的说法。之所以要改名，其实是从成帝刘骜开始的，那时儒臣开始大行其道，于是什么都往《周礼》上靠，这些司什么的系列官名，都是出自《周礼》。当然皇帝也不是只改个名字而已，实际上三公的职权都有所改变，后面有机会也会说说到底哪里改了。
光武帝为什么要坚持重用最后才靠过来的河西豪强呢？他那么多南阳、河北功臣呢？
在任命窦融为大司空前，吴汉自蜀还京，光武帝大封功臣。到此，光武帝已经打了快二十年仗了，已经打疲了，所以除非警急，就不谈兵事。太子刘强曾向父亲请教军事，光武帝就说“此非尔所及也”。高密侯邓禹等一干功臣也探出了皇帝的心思，纷纷辞官，并把自己的私兵上交国家。光武帝也都同意了他们的辞官请求。
光武帝此举，一个用意自然是制衡——这些功臣即使不当官，在朝中、在老家的影响力就已经很大了，别忘了这可是豪强的时代。所以光武帝要用儒臣，以及像窦融这样的后发功臣，以起到平衡的作用。同时光武帝还有一个想法，那就是现在要转为治理国家，那就不能像以前一样，只抓大局，不拘小节，要逐渐精细化管理了。那样必然会出现各种琐碎的事，如果功臣们还在官位上，那么就要负责，不可避免地会犯一些琐碎的错误，为了帝国能够重建法制，就得处理他们，那多对不起这些曾经出生入死的老哥们们？索性干脆就不让他们当官，要是真遇到难题再找过来咨询，如此也能君臣全始全终，岂不美哉？
后来也果然如此，光武开国诸功臣，皆能保全福禄，无一人诛谴者，这在历史上可说是独一份了。
当然，这和这帮人本来就是董事会成员，也不无关系啊！
而河西豪强，也因为光武帝这种对功臣的处理方式，一举跻身帝国的中枢，这买卖性价比可是太高了。
要知道，窦家、梁家，后来可是出了好几个太后哟！
汝宁王延岑率成家诸臣投降，从大局上来看可以说蜀地已平，但具体到细节，还有收尾工作，以及将来的政权过渡和交接要去做。
收尾工作的第一个问题，是怎么处理投降的成家君臣，特别是公孙一家？如果照光武帝刘秀的套路，成家帝公孙述屡次拒绝投降，那是很可能要处决的——然而公孙述已经死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让光武帝亲自来，他一般也就会到此为止。
然而，实际上在成都这边的，并不是光武帝本人，而是——
大司马广平侯吴汉！
在吴汉看来，成家君臣面对天兵，非但不投降，竟胆敢接连刺杀我两员大将，还差点叫我吃瘪（这是最主要的原因），真是大大的坏！留你们有何用！
建武十二年冬十一月辛巳，吴汉将公孙家和延岑，族灭！
可怜延小强，虽然骁勇善战，但也只能在乱世中苦苦挣扎，屡败屡起，始终没法掌握自己的一席之地，最后还成为了陪葬者。
没办法，再骁勇善战又有什么用？谁叫他延岑是个草根呢？现在，可是豪强的时代！
不光如此，仿佛是为了要发泄自己在这里差点阴沟里翻船的怨气一般，吴汉竟然接着下令——屠城！
成都人民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摊上一个没啥能力、就是头铁的主君，结果这主君把对面治军严整的主帅还给暗杀了，换上一个屠夫成了占领者……
当然，说屠城其实是有些耸人听闻了，吴汉毕竟不像日本鬼子那样是个疯狂的野兽。他这把与其说是屠城，不如说是“掠城”，对普通百姓是抢东西为主，杀的人主要是那些有些势力的豪强。
但不管是真屠城还是掠城，这和光武帝最先的构想都是不一样的——我以后还要治理这里、还要收税的，你吴汉这么瞎搞，你到时候拍拍屁股走人，我还要费劲巴拉地重塑朝廷在当地的正面形象，你这不是给我找事吗！然而事情已经办下了，光武帝也不能说真的处理掉一个刚刚立下大功的人——特别是他很可能之前并没有下给吴汉不准他乱搞的诏书。当然那个时候还在打仗，他要真来道这样的诏书，显得皇帝对他们不信任，这不是打击前线的积极性吗？结果没想到吴汉根本没领会领导的精神（或者领会了但不想执行），还是我行我素。
所以最后光武帝对吴汉他们也只能斥责了事。然后还得给他们擦屁股，一面赶紧对掠城叫停，赈抚百姓，一面征用当地名士、公孙旧臣，以为拉拢，费了一番功夫，好歹把这里安抚下来了。
吴汉的这通骚操作，也开启了帝国时代的一个魔咒——在此之后，凡是征蜀的，在收尾时必然要出问题。
按说蜀地平，天下就应该一统了——不过且慢，还有一家，那就是河西的凉州牧窦融。
虽说窦融之前已经称臣，并派兵帮朝廷打朔宁王隗嚣，然而隗嚣也曾经和朝廷好得蜜里调油一般，结果说翻脸就翻脸，那么谁能保证窦融不会效尤呢？所以光武帝在平蜀后，立刻征召窦融与河西五郡太守入京，于是全天下都屏息凝视，要看河西会如何抉择。
当然前面已经分析过，窦融们都是老干部子弟，在政治上比隗嚣那样的土豪要拎得清。他们对自己的结局早有思想准备，一收到传召，二话不说就上京，而且把自己的官属手下也全都带上了——意思就是俺们无意割据河西，以后河西的官就由朝廷任命。
见窦融们如此上道，河西和平解放，光武帝当然很满意，于是投桃报李，先是任命窦融为冀州牧——这和凉州牧比起来可是个肥缺；然后在大司空空缺时，于建武十三年夏四月甲寅升其为大司空。当时窦融觉得自己最后才参加革命，官位比不少光武旧臣还高，不太好意思当这个官，就好几次上疏想辞掉，光武帝都打回去了。后来他想面见皇帝陈述，光武帝又不许；有次朝会结束，大家都散了，窦融在后面磨磨蹭蹭的，光武帝知道他又想趁机辞官，就又把他劝了回去。后来到了接见三公的日子，光武帝知道这下必须面见窦融了，于是上来就说：“日者知公欲让职还土，故命公暑热且自便。今相见，宜论它事，勿得复言。”于是窦融就不敢再提此事了。
前面老出现大司马、大司空之类的，这些官职的名称似乎和西汉的丞相、御史大夫之类的画风不一样？但其实，这只是名字变了而已，大司徒就是以前的丞相，大司马是太尉，大司空则是御史大夫，也就是以前的最高官职三公——所以窦融才会有自己的官太高了的说法。之所以要改名，其实是从成帝刘骜开始的，那时儒臣开始大行其道，于是什么都往《周礼》上靠，这些司什么的系列官名，都是出自《周礼》。当然皇帝也不是只改个名字而已，实际上三公的职权都有所改变，后面有机会也会说说到底哪里改了。
光武帝为什么要坚持重用最后才靠过来的河西豪强呢？他那么多南阳、河北功臣呢？
在任命窦融为大司空前，吴汉自蜀还京，光武帝大封功臣。到此，光武帝已经打了快二十年仗了，已经打疲了，所以除非警急，就不谈兵事。太子刘强曾向父亲请教军事，光武帝就说“此非尔所及也”。高密侯邓禹等一干功臣也探出了皇帝的心思，纷纷辞官，并把自己的私兵上交国家。光武帝也都同意了他们的辞官请求。
光武帝此举，一个用意自然是制衡——这些功臣即使不当官，在朝中、在老家的影响力就已经很大了，别忘了这可是豪强的时代。所以光武帝要用儒臣，以及像窦融这样的后发功臣，以起到平衡的作用。同时光武帝还有一个想法，那就是现在要转为治理国家，那就不能像以前一样，只抓大局，不拘小节，要逐渐精细化管理了。那样必然会出现各种琐碎的事，如果功臣们还在官位上，那么就要负责，不可避免地会犯一些琐碎的错误，为了帝国能够重建法制，就得处理他们，那多对不起这些曾经出生入死的老哥们们？索性干脆就不让他们当官，要是真遇到难题再找过来咨询，如此也能君臣全始全终，岂不美哉？
后来也果然如此，光武开国诸功臣，皆能保全福禄，无一人诛谴者，这在历史上可说是独一份了。
当然，这和这帮人本来就是董事会成员，也不无关系啊！
而河西豪强，也因为光武帝这种对功臣的处理方式，一举跻身帝国的中枢，这买卖性价比可是太高了。
要知道，窦家、梁家，后来可是出了好几个太后哟！
楼主：剑魔烨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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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三十三、卢芳的结局
蜀地平定后，按说光武帝刘秀就已经算是重新统一天下了，然而其实还留了个小尾巴——
那就是匈奴扶持的皇帝刘文伯，也就是卢芳。
在前面几期中，刘文伯的势力间或出场，比如征陇右的时候。然而这个政权说起来名头很高，还有个皇帝，但实际上不论是汉朝，还是汉朝的敌人们，似乎都没太把他们当回事，他们和汉朝之间的对战，一直处于更大战场的外围；汉朝的敌人们对和他们结盟，也都不太上心，就给人一种鸡肋的感觉。
究其原因，刘文伯的势力范围是在是太边缘了！刘文伯盘踞在九原一带，九原在现在的包头附近，归内蒙古管辖——这下应该能直观地感到这里的“边缘”地位了吧！话说在西汉初年，九原这里就是在匈奴人手中，如果那个时候高帝刘邦都算统一天下，如今这里在匈奴人的代理人手中，和西汉初的形势看起来没啥区别，那么此时的光武帝当然也应该算是已经统一天下了。
不过和西汉初不同的一点，刘文伯毕竟是个“皇帝”，所谓“天无二日”，汉朝无论如何都是不能容忍有另一个“皇帝”存在的，所以两方的冲突亦不可避免。同时如果让刘文伯占据这里，那么东汉就面临了和当初西汉一样的问题，那就是这里离关中太近，虽说此时关中已经不是首都了，但仍是华夏的一个重要核心区，老被外敌骚扰也不是事，再说要真让他们打下了关中，那可就是大麻烦了。
然而还是和西汉初一样，此时的东汉正是百废待兴之时，实在也没有办法组织起像武帝时期那样的远征军，只能以防御为主。建武十二年，刘文伯与匈奴、乌桓等联兵骚扰北境，光武帝派骠骑大将军杜茂等镇守北边，与之大小数十百战，但也只是堪堪将其阻住，并无大的斩获。
还好的是，此时汉朝面对的匈奴，并不是西汉初年那个刚刚由匈奴冒顿单于整合起来的草原大联盟，而是一个已经被打残、打散的匈奴，所以危害倒不至于像西汉初年那么大。
建武十三年春二月，刘文伯又去打云中，结果久攻不下；他以其将随昱留守老巢九原，结果这随昱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决定投降汉朝，还准备把刘文伯也抓起来当投名状。刘文伯先听到风声，知道自己腹背受敌，云中也不打了，带着十几亲卫投奔宗主匈奴而去，九原和平解放。
到这里为止，东汉在严格的意义上来说，终于算是一统天下了。
但其实这事还没完——因为刘文伯还活着，而且还是自称皇帝！在有匈奴人给他撑腰的情况下，还是会造成一定麻烦。建武十三年底，匈奴入寇河东。建武十五年春二月，由于匈奴劫掠日甚，光武帝只得将雁门、代郡、上谷吏民六万余人迁至长城以内，如此则匈奴左部在过了一百多年后，又占据了冀州北部、幽州西部的塞内之地，朝廷为了看住他们，又只能增加防守军力。
本年冬十二月，刘文伯在匈奴的支持下又占据高柳，原来负责盯这块的杜茂当年因为纵容手下杀人，刚被免职，朝廷以扬武将军马成代其负责此次的防守。杜茂的本军由骑都尉张堪统领，结果这张堪倒干得不错，把刘文伯又怼了回去。朝廷后来就以张堪为渔阳太守，张堪在任八年，匈奴根本不敢侵犯他的辖区，而且张太守在民事上也有一手，渔阳经济也搞得有声有色。当地百姓传出一句口号，曰：“桑无附枝，麦穗两歧。张君为政，乐不可支！”
——这也是成语“乐不可支”的来历。
建武十六年，刘文伯与闵堪向汉朝请降，光武帝就封刘文伯为代王，闵堪为代相。话说这刘文伯是想开了吗？倒也不是。原来汉朝在这个时期并不太想硬打，所以也一直在跟刘文伯背后的匈奴人斡旋——朝廷也知道那边谁才是真正的老板。朝廷的意思，只要匈奴人把刘文伯送回来，不管是活的还是死的，朝廷都给钱。单于见此时汉朝重新一统，以前设想的扶植亲匈奴皇帝的计划也没戏了，思路就又转变成从汉朝搞钱这上面来，所以就同意了。
当然刘文伯还是一如既往，跑得比谁都快，一听到风声，不等匈奴人来“劝”，主动就降了汉朝。
这下匈奴人就尴尬了，因为他们还没有开始“劝”呢……所以刘文伯就一直宣称自己是“深明大义，主动归降”，压根不提实际上是受到了匈奴的压力；而单于这边则深感自己是被刘文伯和汉朝给耍了，也耻于再提赏钱的事，而且还把朝廷给恨上了，从此变本加厉劫掠边境。
刘文伯这边则说要入朝觐见，朝廷让他明年正月来，但他跑得比谁都快，一路跑到了昌平（就是现在北京的那个昌平），搞得朝廷又下诏命令他不要再走了，明年正月再来。
朝廷可能是对刘文伯的这种毫无脸皮的骚操作也有所不满，所以才要压压他。不过这位爷后来到底也没去雒阳，从昌平回去后，刘文伯觉得皇帝不见自己，可能还是要对自己下手，于是在建武十八年夏又反了，和不愿和他一块反的闵堪打成了一团。后来也没打过，匈奴又派人把他接到了塞外。从此以后，刘文伯就再没掀起什么波澜，十几年后在匈奴病死。
就此，新末动乱留下的这个余波，也终于平息。
经过二十多年的征战，光武帝这个汉朝皇室支系的支系的支系，成功为大汉续上了命，他的王朝说是“中兴”，实际也与开国无异，历史上一开始被称为“后汉”，在以“汉”为名的政权越来越多后，为了更好地区分，又被称为“东汉”。相对的，王莽篡汉之前的，则被称为“前汉”、“西汉”。
前、后很好理解，西、东则是从首都的方位来的——之前的首都长安在现在的首都洛阳的西边。话说光武帝为什么不继续定都关中呢？一个是因为关中残破，一个是因为他的功臣们多是出自关东——但这都是表面的原因。要说西汉初年，咸阳被西楚霸王项羽一把火烧成了白地，也可说是“残破”，高帝刘邦的团队也是出自关东，但他还是定都关中了啊？而且从地理条件来说，关中确实是“四塞之地”，洛阳确实是“四战之地”啊？
其实，真正的原因还是前几期已经说烂过的——此时已是豪强的时代！当然这个问题贯穿了东汉王朝的始终，这里就先不展开说了。
另外，严格来说不是“洛阳”，而应该写作“雒阳”。本来这两个字在当时是通用的，不过以前在官方文书里多是用“洛”，之所以东汉要改用“雒”，又是跟神棍有关——根据“五德终始说”，秦朝是水德，土克水，所以继承了秦朝“正统”的大汉是土德。而到西汉末年，学术界的风向变了，都说“五德终始”应该是五行相生，而不是相克；同时秦朝太短又太残暴，不能算作“正统”，所以大汉继承的是周朝的“木德”，木生火，所以是“火德”。
这个学说非常流行，以致新帝王莽后来说自己是继承了汉朝的火德，火生土，所以自己是“土德”。如今光武帝恢复了汉朝，自然也要恢复为“火德”。而火怕水，首都的名字里有水多不吉利？所以“洛阳”就得改写作“雒阳”。
古人在某些地方还真是无聊。
蜀地平定后，按说光武帝刘秀就已经算是重新统一天下了，然而其实还留了个小尾巴——
那就是匈奴扶持的皇帝刘文伯，也就是卢芳。
在前面几期中，刘文伯的势力间或出场，比如征陇右的时候。然而这个政权说起来名头很高，还有个皇帝，但实际上不论是汉朝，还是汉朝的敌人们，似乎都没太把他们当回事，他们和汉朝之间的对战，一直处于更大战场的外围；汉朝的敌人们对和他们结盟，也都不太上心，就给人一种鸡肋的感觉。
究其原因，刘文伯的势力范围是在是太边缘了！刘文伯盘踞在九原一带，九原在现在的包头附近，归内蒙古管辖——这下应该能直观地感到这里的“边缘”地位了吧！话说在西汉初年，九原这里就是在匈奴人手中，如果那个时候高帝刘邦都算统一天下，如今这里在匈奴人的代理人手中，和西汉初的形势看起来没啥区别，那么此时的光武帝当然也应该算是已经统一天下了。
不过和西汉初不同的一点，刘文伯毕竟是个“皇帝”，所谓“天无二日”，汉朝无论如何都是不能容忍有另一个“皇帝”存在的，所以两方的冲突亦不可避免。同时如果让刘文伯占据这里，那么东汉就面临了和当初西汉一样的问题，那就是这里离关中太近，虽说此时关中已经不是首都了，但仍是华夏的一个重要核心区，老被外敌骚扰也不是事，再说要真让他们打下了关中，那可就是大麻烦了。
然而还是和西汉初一样，此时的东汉正是百废待兴之时，实在也没有办法组织起像武帝时期那样的远征军，只能以防御为主。建武十二年，刘文伯与匈奴、乌桓等联兵骚扰北境，光武帝派骠骑大将军杜茂等镇守北边，与之大小数十百战，但也只是堪堪将其阻住，并无大的斩获。
还好的是，此时汉朝面对的匈奴，并不是西汉初年那个刚刚由匈奴冒顿单于整合起来的草原大联盟，而是一个已经被打残、打散的匈奴，所以危害倒不至于像西汉初年那么大。
建武十三年春二月，刘文伯又去打云中，结果久攻不下；他以其将随昱留守老巢九原，结果这随昱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决定投降汉朝，还准备把刘文伯也抓起来当投名状。刘文伯先听到风声，知道自己腹背受敌，云中也不打了，带着十几亲卫投奔宗主匈奴而去，九原和平解放。
到这里为止，东汉在严格的意义上来说，终于算是一统天下了。
但其实这事还没完——因为刘文伯还活着，而且还是自称皇帝！在有匈奴人给他撑腰的情况下，还是会造成一定麻烦。建武十三年底，匈奴入寇河东。建武十五年春二月，由于匈奴劫掠日甚，光武帝只得将雁门、代郡、上谷吏民六万余人迁至长城以内，如此则匈奴左部在过了一百多年后，又占据了冀州北部、幽州西部的塞内之地，朝廷为了看住他们，又只能增加防守军力。
本年冬十二月，刘文伯在匈奴的支持下又占据高柳，原来负责盯这块的杜茂当年因为纵容手下杀人，刚被免职，朝廷以扬武将军马成代其负责此次的防守。杜茂的本军由骑都尉张堪统领，结果这张堪倒干得不错，把刘文伯又怼了回去。朝廷后来就以张堪为渔阳太守，张堪在任八年，匈奴根本不敢侵犯他的辖区，而且张太守在民事上也有一手，渔阳经济也搞得有声有色。当地百姓传出一句口号，曰：“桑无附枝，麦穗两歧。张君为政，乐不可支！”
——这也是成语“乐不可支”的来历。
建武十六年，刘文伯与闵堪向汉朝请降，光武帝就封刘文伯为代王，闵堪为代相。话说这刘文伯是想开了吗？倒也不是。原来汉朝在这个时期并不太想硬打，所以也一直在跟刘文伯背后的匈奴人斡旋——朝廷也知道那边谁才是真正的老板。朝廷的意思，只要匈奴人把刘文伯送回来，不管是活的还是死的，朝廷都给钱。单于见此时汉朝重新一统，以前设想的扶植亲匈奴皇帝的计划也没戏了，思路就又转变成从汉朝搞钱这上面来，所以就同意了。
当然刘文伯还是一如既往，跑得比谁都快，一听到风声，不等匈奴人来“劝”，主动就降了汉朝。
这下匈奴人就尴尬了，因为他们还没有开始“劝”呢……所以刘文伯就一直宣称自己是“深明大义，主动归降”，压根不提实际上是受到了匈奴的压力；而单于这边则深感自己是被刘文伯和汉朝给耍了，也耻于再提赏钱的事，而且还把朝廷给恨上了，从此变本加厉劫掠边境。
刘文伯这边则说要入朝觐见，朝廷让他明年正月来，但他跑得比谁都快，一路跑到了昌平（就是现在北京的那个昌平），搞得朝廷又下诏命令他不要再走了，明年正月再来。
朝廷可能是对刘文伯的这种毫无脸皮的骚操作也有所不满，所以才要压压他。不过这位爷后来到底也没去雒阳，从昌平回去后，刘文伯觉得皇帝不见自己，可能还是要对自己下手，于是在建武十八年夏又反了，和不愿和他一块反的闵堪打成了一团。后来也没打过，匈奴又派人把他接到了塞外。从此以后，刘文伯就再没掀起什么波澜，十几年后在匈奴病死。
就此，新末动乱留下的这个余波，也终于平息。
经过二十多年的征战，光武帝这个汉朝皇室支系的支系的支系，成功为大汉续上了命，他的王朝说是“中兴”，实际也与开国无异，历史上一开始被称为“后汉”，在以“汉”为名的政权越来越多后，为了更好地区分，又被称为“东汉”。相对的，王莽篡汉之前的，则被称为“前汉”、“西汉”。
前、后很好理解，西、东则是从首都的方位来的——之前的首都长安在现在的首都洛阳的西边。话说光武帝为什么不继续定都关中呢？一个是因为关中残破，一个是因为他的功臣们多是出自关东——但这都是表面的原因。要说西汉初年，咸阳被西楚霸王项羽一把火烧成了白地，也可说是“残破”，高帝刘邦的团队也是出自关东，但他还是定都关中了啊？而且从地理条件来说，关中确实是“四塞之地”，洛阳确实是“四战之地”啊？
其实，真正的原因还是前几期已经说烂过的——此时已是豪强的时代！当然这个问题贯穿了东汉王朝的始终，这里就先不展开说了。
另外，严格来说不是“洛阳”，而应该写作“雒阳”。本来这两个字在当时是通用的，不过以前在官方文书里多是用“洛”，之所以东汉要改用“雒”，又是跟神棍有关——根据“五德终始说”，秦朝是水德，土克水，所以继承了秦朝“正统”的大汉是土德。而到西汉末年，学术界的风向变了，都说“五德终始”应该是五行相生，而不是相克；同时秦朝太短又太残暴，不能算作“正统”，所以大汉继承的是周朝的“木德”，木生火，所以是“火德”。
这个学说非常流行，以致新帝王莽后来说自己是继承了汉朝的火德，火生土，所以自己是“土德”。如今光武帝恢复了汉朝，自然也要恢复为“火德”。而火怕水，首都的名字里有水多不吉利？所以“洛阳”就得改写作“雒阳”。
古人在某些地方还真是无聊。
楼主：剑魔烨煌
时间：2021-03-25 11:48:03
三百三十五、妖贼初现
上一期讲了匈奴、西域这些“外敌”，这期就讲讲几场汉朝内部的叛乱——是的，即使在政治相对清明的王朝初年，仍是会有内乱发生的，毕竟，中国实在是太大了。
第一场要讲的是建武十八年的成都叛乱。作为最后才被打下来的地方，蜀地的形势相对来说是最不稳的，当年春二月，蜀郡守将史歆反叛，逼走蜀郡太守张穆，宕渠杨伟等起兵响应史歆。光武帝刘秀还是派出了四川人民的“老朋友”、“成都的屠夫”大司马广平侯吴汉平乱。吴汉围困成都百余日，秋七月，攻克成都，平息叛乱。
这也是吴汉最后一次带兵出征。建武二十年夏五月辛亥，广平忠侯吴汉病逝，光武帝下诏其送葬如大将军博陆侯霍光之故事——也就是以天子礼仪下葬。从前面来看，吴汉的战绩其实并不多么出彩，经常关键时刻掉链子，还老是放纵手下烧杀抢掠，何以光武帝对他评价还这么高呢？
其实吴汉最大的作用并不是打胜仗，而是镇场面！我们知道光武帝是空手套白狼一步一步起来的，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小心翼翼地行走在刀尖上，团队里的大家伙心里总是绷着，一遇到些小挫折不少人就会慌。而吴汉本就是质朴少言之人，即使遇到危机也面不改色，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有次前方又作战不利，光武帝派人去看吴汉在干什么，发现吴汉仍然意气自若地整备战具、激励士卒，由于他的镇定表现，军队的惶恐就平息下来了。光武帝便感叹：“吴公差强人意，隐若一敌国矣！”——这里就是“差强人意”的出处，当然这个词本来是说吴汉善于给人打气，流传到现在意思早就变了……
上面这场叛乱，严格说起来还算一场“正常”的叛乱，这种地方官叛乱可谓中央帝国的传统艺能了，不足为奇。下面要说的叛乱，就有些不一样了。
建武十七年秋，妖贼李广（和西汉的著名倒霉蛋“飞将军”重名）攻没皖城，光武帝遣虎贲中郎将马援、骠骑将军段志讨之。九月，破皖城，斩李广。建武十九年春，妖贼单臣、傅镇等占据原武城。光武帝以太中大夫臧宫围攻，但数攻不下。光武帝召公卿、诸侯王问方略，都说“宜重其购赏。”独东海王刘阳（光武帝和阴丽华的儿子）说反贼中必有后悔的人，应该稍缓攻城，引诱他们逃跑；逃则散，散了以后，一亭长足可擒之。光武帝用其策，后来果然如此，夏四月，拔原武，斩单臣、傅镇等。
这两场叛乱规模都没有成都叛乱大，却出现了一个新词——“妖贼”。所谓妖贼，也就是妖言惑众以倡乱者。但要注意的是，现在说“妖言惑众”，大家可能以为妖言就是谣言，但在这个词第一次出现的时候，这个“妖”可就是字面意思上的妖，和“妖怪”里的妖差不多——也就是说，这李广、单臣等等，其实是靠着宗教、迷信等等手段，组织起的暴乱队伍。他们的这种性质有刘阳的原话为证——“妖巫相劫”。
如果用现在的话来说，所谓妖贼，就是邪教恐怖分子！
这对中央帝国来说，还是开天辟地头一遭。以前的叛乱，要么是上层的地方有势力者发动，如前面的成都叛乱；要么是下层百姓活不下去了揭竿而起，如秦末楚隐王陈胜起义。虽然他们有时也会用上迷信的手段，比如装狐狸叫“大楚兴，陈胜王”，但这往往只是起到一个导火索的作用，在拉起队伍后并没有人再用这种手段来组织维系造反队伍。
究其原因，中国在周朝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虽然也存在像祖先崇拜这样的宗教，但并没有后来像佛教、道教那样的教团组织——更严格地说，也不是没有教团组织，而是国家本身就是教团组织，“教主”就是天子！谁来祭祀天地日月山川？当然是天子啦！
而在民间，各种杂七杂八的信仰仍然存在，但大多都是原始巫术的孑遗，地方性颇强，都是小打小闹不成气候。西汉初年，统治者推行黄老之术，道家思想颇为流行；到了西汉中后期，谶纬之术又流行起来；再加上本来就十分流行的修仙以求长生的阴阳家方士，这些东西杂糅到一起，到东汉初年，已经逐渐形成了一批以所谓“道家神仙之术”为宗旨的教团组织了！
这个组织，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道教！
本来，道家最初是一个哲学流派，和神仙、长生之类的没什么关系，但他对宇宙有一种神秘主义的看法，再加上提倡“清静无为”、提倡养生思想，这就和追求长生搭上了关系了；最关键的是，他提出了一个概括世间万物的概念——道，虽说像其他哲学流派也有自己的宇宙观，但从来没有像道家这样这么简练，用一个字就能概括，这就给传教降低了门槛。
而武帝刘彻之后独尊儒术，儒家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对民间不可能不产生影响。其实儒家讲究经世致用，相当与时俱进，早已紧跟潮流，吸纳了不少道家、阴阳家的思想——比如谶纬之术就是从大儒们中流行起来的。而且儒家和别的流派最大的区别，就是他有一个以师承建立起来的组织体系，这就为民间宗教的组织化提供了范本。
道家的思想、阴阳家的手段、儒家的组织化，再加上各种民间信仰，多种因素相互影响下，一个本土的宗教，已经显现出了雏形。
遗憾的是，这个中国最大本土宗教的第一声啼哭，竟然是以类似邪教徒暴乱的形式发出的——然而，道家的经典著作里，有哪句话叫你搞暴动了？其实这些原始道教组织，毕竟尊奉的是道家的“清静无为”，不可能一上来就是冲着颠覆政权去的，最初都有一种民间互助组织的性质，比如抚养死去教众的亲人、为人治病等等。但宗教由于存在组织化的教团，利用他来组织起人来当然更方便，而且也更容易统一思想，加强团队的凝聚力，所以他们会发现自己的力量越来越大，这样自然就会产生自己的政治诉求；而当这种诉求与世俗政权出现冲突时，就会诉诸武力。
所以这里的关键并不是他们信什么，而是“组织化”和“统一思想”！——当然，更根本的问题，是世俗政权没有负起自己的责任，要是鳏寡孤独由国家来抚养，病人有国家兜底的话（尤其是出现瘟疫时），那这些宗教大多还是会停留在哲学层面，又怎么会和世俗政权发生冲突呢？（当然，即使这样，利用宗教的野心家还是会存在的，但不会成为主流。）
现在这股势力还很弱小，但在近两百年后，尤其是在参考了一家外来的成熟宗教——佛教后，道教将成长为一个足以颠覆四百年大汉，从而开启四百年大乱世的巨大力量！
上一期讲了匈奴、西域这些“外敌”，这期就讲讲几场汉朝内部的叛乱——是的，即使在政治相对清明的王朝初年，仍是会有内乱发生的，毕竟，中国实在是太大了。
第一场要讲的是建武十八年的成都叛乱。作为最后才被打下来的地方，蜀地的形势相对来说是最不稳的，当年春二月，蜀郡守将史歆反叛，逼走蜀郡太守张穆，宕渠杨伟等起兵响应史歆。光武帝刘秀还是派出了四川人民的“老朋友”、“成都的屠夫”大司马广平侯吴汉平乱。吴汉围困成都百余日，秋七月，攻克成都，平息叛乱。
这也是吴汉最后一次带兵出征。建武二十年夏五月辛亥，广平忠侯吴汉病逝，光武帝下诏其送葬如大将军博陆侯霍光之故事——也就是以天子礼仪下葬。从前面来看，吴汉的战绩其实并不多么出彩，经常关键时刻掉链子，还老是放纵手下烧杀抢掠，何以光武帝对他评价还这么高呢？
其实吴汉最大的作用并不是打胜仗，而是镇场面！我们知道光武帝是空手套白狼一步一步起来的，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小心翼翼地行走在刀尖上，团队里的大家伙心里总是绷着，一遇到些小挫折不少人就会慌。而吴汉本就是质朴少言之人，即使遇到危机也面不改色，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有次前方又作战不利，光武帝派人去看吴汉在干什么，发现吴汉仍然意气自若地整备战具、激励士卒，由于他的镇定表现，军队的惶恐就平息下来了。光武帝便感叹：“吴公差强人意，隐若一敌国矣！”——这里就是“差强人意”的出处，当然这个词本来是说吴汉善于给人打气，流传到现在意思早就变了……
上面这场叛乱，严格说起来还算一场“正常”的叛乱，这种地方官叛乱可谓中央帝国的传统艺能了，不足为奇。下面要说的叛乱，就有些不一样了。
建武十七年秋，妖贼李广（和西汉的著名倒霉蛋“飞将军”重名）攻没皖城，光武帝遣虎贲中郎将马援、骠骑将军段志讨之。九月，破皖城，斩李广。建武十九年春，妖贼单臣、傅镇等占据原武城。光武帝以太中大夫臧宫围攻，但数攻不下。光武帝召公卿、诸侯王问方略，都说“宜重其购赏。”独东海王刘阳（光武帝和阴丽华的儿子）说反贼中必有后悔的人，应该稍缓攻城，引诱他们逃跑；逃则散，散了以后，一亭长足可擒之。光武帝用其策，后来果然如此，夏四月，拔原武，斩单臣、傅镇等。
这两场叛乱规模都没有成都叛乱大，却出现了一个新词——“妖贼”。所谓妖贼，也就是妖言惑众以倡乱者。但要注意的是，现在说“妖言惑众”，大家可能以为妖言就是谣言，但在这个词第一次出现的时候，这个“妖”可就是字面意思上的妖，和“妖怪”里的妖差不多——也就是说，这李广、单臣等等，其实是靠着宗教、迷信等等手段，组织起的暴乱队伍。他们的这种性质有刘阳的原话为证——“妖巫相劫”。
如果用现在的话来说，所谓妖贼，就是邪教恐怖分子！
这对中央帝国来说，还是开天辟地头一遭。以前的叛乱，要么是上层的地方有势力者发动，如前面的成都叛乱；要么是下层百姓活不下去了揭竿而起，如秦末楚隐王陈胜起义。虽然他们有时也会用上迷信的手段，比如装狐狸叫“大楚兴，陈胜王”，但这往往只是起到一个导火索的作用，在拉起队伍后并没有人再用这种手段来组织维系造反队伍。
究其原因，中国在周朝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虽然也存在像祖先崇拜这样的宗教，但并没有后来像佛教、道教那样的教团组织——更严格地说，也不是没有教团组织，而是国家本身就是教团组织，“教主”就是天子！谁来祭祀天地日月山川？当然是天子啦！
而在民间，各种杂七杂八的信仰仍然存在，但大多都是原始巫术的孑遗，地方性颇强，都是小打小闹不成气候。西汉初年，统治者推行黄老之术，道家思想颇为流行；到了西汉中后期，谶纬之术又流行起来；再加上本来就十分流行的修仙以求长生的阴阳家方士，这些东西杂糅到一起，到东汉初年，已经逐渐形成了一批以所谓“道家神仙之术”为宗旨的教团组织了！
这个组织，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道教！
本来，道家最初是一个哲学流派，和神仙、长生之类的没什么关系，但他对宇宙有一种神秘主义的看法，再加上提倡“清静无为”、提倡养生思想，这就和追求长生搭上了关系了；最关键的是，他提出了一个概括世间万物的概念——道，虽说像其他哲学流派也有自己的宇宙观，但从来没有像道家这样这么简练，用一个字就能概括，这就给传教降低了门槛。
而武帝刘彻之后独尊儒术，儒家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对民间不可能不产生影响。其实儒家讲究经世致用，相当与时俱进，早已紧跟潮流，吸纳了不少道家、阴阳家的思想——比如谶纬之术就是从大儒们中流行起来的。而且儒家和别的流派最大的区别，就是他有一个以师承建立起来的组织体系，这就为民间宗教的组织化提供了范本。
道家的思想、阴阳家的手段、儒家的组织化，再加上各种民间信仰，多种因素相互影响下，一个本土的宗教，已经显现出了雏形。
遗憾的是，这个中国最大本土宗教的第一声啼哭，竟然是以类似邪教徒暴乱的形式发出的——然而，道家的经典著作里，有哪句话叫你搞暴动了？其实这些原始道教组织，毕竟尊奉的是道家的“清静无为”，不可能一上来就是冲着颠覆政权去的，最初都有一种民间互助组织的性质，比如抚养死去教众的亲人、为人治病等等。但宗教由于存在组织化的教团，利用他来组织起人来当然更方便，而且也更容易统一思想，加强团队的凝聚力，所以他们会发现自己的力量越来越大，这样自然就会产生自己的政治诉求；而当这种诉求与世俗政权出现冲突时，就会诉诸武力。
所以这里的关键并不是他们信什么，而是“组织化”和“统一思想”！——当然，更根本的问题，是世俗政权没有负起自己的责任，要是鳏寡孤独由国家来抚养，病人有国家兜底的话（尤其是出现瘟疫时），那这些宗教大多还是会停留在哲学层面，又怎么会和世俗政权发生冲突呢？（当然，即使这样，利用宗教的野心家还是会存在的，但不会成为主流。）
现在这股势力还很弱小，但在近两百年后，尤其是在参考了一家外来的成熟宗教——佛教后，道教将成长为一个足以颠覆四百年大汉，从而开启四百年大乱世的巨大力量！
楼主：剑魔烨煌
时间：2021-03-25 11:48:03
三百三十六、伏波将军
继上期讲了几场叛乱（或者说起义，端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来看）后，本期继续讲一场有些奇特的叛乱。不过和上期初登场的“妖贼”不同，这场叛乱之奇，不是奇在它的性质，而是奇在它发生的地方——
岭南。
更准确的说，是交趾——也就是现在的越南北部。
由于越南现在已经是另一个国家，所以现在我们看在交趾发生的战争，更容易感觉是一场“外战”，就像对付匈奴一样。然而在汉代人看来则不一样，交趾这里还在南越割据岭南之时，就被南越吞并了；武帝刘彻打下南越后，当然也接收了南越的这份遗产，所以到东汉初年，交趾这里被华夏政权所控制的时间已经近三百年，中国都改朝换代了都没有丢掉这里，那在当时人看来，当然不会理解成像匈奴那样，而是不折不扣的“平叛”。
顺便说一下，交趾这里被中国统治了超过一千年，直到唐朝末年才得以借中国大乱而独立，因此现在的越南为了构筑自己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民族认同，对这段历史那是相当忌讳。
建武十五年，交趾麊泠县雒将女子征侧，由于其丈夫被交趾太守苏定以法定罪，心中甚是怨愤。这里解释一下，麊泠县就在今天的河内附近，所谓“雒将”是当地部族首领的汉译名。我们知道原始社会最早是母系社会，在汉代，即使在华夏核心区，女性虽然已经很难介入国家事务，但在一般家庭事务中仍然有很高的发言权；而交趾这里远离华夏核心区，文明进程相对落后，所以女性的权力更大，部族首领是个女人亦不足为奇。
那为什么征侧的丈夫犯法被制裁，征侧就不忿呢？啊你自己犯了法，被别人逮到判了刑，怎么你还怨起法官来了吗？那莫非是这苏定贪赃枉法，或者昏聩无能，搞了出冤假错案呢？其实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是苏太守以“汉法”判了征侧丈夫的罪。
帝国时代，在像交趾这样的边境地区，向来是采用羁縻手段，也就是对当地的土著民族，只要没有牵涉到汉人，那就用土著自己的“土法”来处理他们自己人之间的纠纷。汉人以“文明人”自居，视土人为“化外蛮夷”，所以对很多土著风俗、规矩内心是颇为鄙视的，比如他们的群婚制之类。但很多时候为了保持当地的稳定，只要你不惹汉人，汉人官员对此就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眼不见心不烦，这就是所谓“羁縻”。
虽说这样有些偷懒，只是把问题掩盖下来，但对当时人来说也是无奈之举，因为风俗习惯什么的实际上是由当地的生产状况所决定的，只要他们不是像汉人那样玩种田流，那习惯肯定就不一样，你硬要把他们掰得像汉人一样，由于和社会实际不符，最后肯定就要闹矛盾。所以你要真想成功推行汉法，釜底抽薪之策，就是把他们改造成和汉人一样的农耕民族；话又说回来，要是真的改造了，那他们也就成了汉人了，不是什么异民族了。
当然，也不能真的完全不管土著，不然他们可能又会认为你软弱可欺，蹬鼻子上脸，所以关键就是管理的尺度，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这就很考验当地官员的水平。
这位苏太守显然是没掌握好这个度，结果惹恼了征侧们。征侧本人“甚雄勇”，武艺不让须眉，她妹妹征贰亦是如此。于是在建武十六年春二月，征侧、征贰姐妹造反，九真、日南、合浦诸蛮俚群起响应，攻下六十五城，征侧遂自立为王，都于麊泠。交趾剌史及部内诸太守仅能于治所自守。
这里离帝国的核心实在太远，又向来不是帝国关注的重点，因此汉朝反应缓慢。建武十七年底，光武帝刘秀才命令长沙、合浦、交趾准备军需，以虎贲中郎将马援为伏波将军，南击交趾。
史上第一位“伏波将军”，乃是武帝朝平定南越的路博德，光武帝授予马援此号，显然是希望他再现路博德的功绩。马援之前长期在陇西当太守，对付当地的羌人，从来没有南方的经历。但他在陇西时，对羁縻异民族就颇有一手。他在当地“总大体”而已，除了“大姓侵小民，黠吏不从令”这样的问题，其它事务都交给下属——这些下属多是出自当地豪强，这当然对他们胃口，与马太守合作起来甚是愉快。
马援深知，要处理好边境上的民族问题，首先就要团结当地的汉人豪强；本来这些“豪强”和内地的豪强比实在名不副实，你要再压他们，他们撂挑子不干了，你咋整？光武帝对马援这方面的能力颇为看重，因此这回派他对付南边的异民族。
建武十八年春三月，马援缘海而进，历千余里，于浪泊与征侧等接战，大破之，征侧等溃散而逃，追至禁谿。
这禁谿乃是山中的一块小盆地，四周有高山合围，只有一狭小的谷口出入，征侧将口封住，汉军一时攻不进去，只好转而围困此处。但禁谿地方太小，补给有限，征侧等勉强支撑了近一年，终于粮尽，只好出来。建武十九年春正月，马援再次与征侧的饿兵大战，大获全胜，斩征侧、征贰。
随后，马援进击征侧余党，峤南悉平。为了警示越人，马援申明旧制，以越制为基础，采纳汉制进行了损益，令当地人心服口服；还在当地立了一根铜柱，以为誓约标志，越人对马援颇为敬畏，不敢违背誓约，自后此地就一直奉行马将军之故事。“伏波将军”之威名，亦传遍天下。
由于马援在此地威名甚盛，即使他走了以后很久，越人也不敢说把这根铜柱推了，而是每有人经过，就投块石头过去，过了数百年，硬是把这里堆出一座小山，好歹是把这对他们来说的“耻辱柱”给埋了起来——此所谓鸵鸟战术。
交趾、乃至岭南地区在帝国时代的第一场叛乱，就此平息。交趾姑且不论，岭南——也就是现在的福建、两广地区，虽然现在在中国大放异彩，但遗憾的是在漫长的古典时代，这里由于远没有得到开发，因此像征侧之乱这样有资格被史书记录下来的事件，屈指可数，更别说影响全国了。岭南地区甚至长期以来只有一座城市——番禺——也就是现在的广州，所以这里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也长期是个小透明、背景板。下一次这里再出现足以撼动全国的力量，得等到五百年后，然后再下一次，又得再等一千三百多年……
当年秋九月，马援自交趾还，平陵孟冀迎接。马援说道：“方今匈奴、乌桓尚扰北边，欲自请击之，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 孟冀感叹：“谅！为烈士当如是矣！”
——是的，“马革裹尸”就是马援说的。
当年冬十二月，马援果然自请北击匈奴，光武帝使其出屯襄国，诏百官送行。马援对送行者中的黄门郎梁松、窦固说道：“凡人富贵，当使可复贱也；如卿等欲不可复贱，居高坚自持。勉思鄙言！” 梁松是梁统之子，窦固是窦友之子，都是河西子弟，马援则是出自河西旁边的陇右，和他们父辈交情甚笃，这是把他们看作自己的子侄而做出的教诲。
在马援看来，自己有义务教育这些子侄辈，然而在这些小辈们看来，你又不是我爹，凭什么教训我？万万没想到，这却是埋下了一个祸根。
继上期讲了几场叛乱（或者说起义，端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来看）后，本期继续讲一场有些奇特的叛乱。不过和上期初登场的“妖贼”不同，这场叛乱之奇，不是奇在它的性质，而是奇在它发生的地方——
岭南。
更准确的说，是交趾——也就是现在的越南北部。
由于越南现在已经是另一个国家，所以现在我们看在交趾发生的战争，更容易感觉是一场“外战”，就像对付匈奴一样。然而在汉代人看来则不一样，交趾这里还在南越割据岭南之时，就被南越吞并了；武帝刘彻打下南越后，当然也接收了南越的这份遗产，所以到东汉初年，交趾这里被华夏政权所控制的时间已经近三百年，中国都改朝换代了都没有丢掉这里，那在当时人看来，当然不会理解成像匈奴那样，而是不折不扣的“平叛”。
顺便说一下，交趾这里被中国统治了超过一千年，直到唐朝末年才得以借中国大乱而独立，因此现在的越南为了构筑自己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民族认同，对这段历史那是相当忌讳。
建武十五年，交趾麊泠县雒将女子征侧，由于其丈夫被交趾太守苏定以法定罪，心中甚是怨愤。这里解释一下，麊泠县就在今天的河内附近，所谓“雒将”是当地部族首领的汉译名。我们知道原始社会最早是母系社会，在汉代，即使在华夏核心区，女性虽然已经很难介入国家事务，但在一般家庭事务中仍然有很高的发言权；而交趾这里远离华夏核心区，文明进程相对落后，所以女性的权力更大，部族首领是个女人亦不足为奇。
那为什么征侧的丈夫犯法被制裁，征侧就不忿呢？啊你自己犯了法，被别人逮到判了刑，怎么你还怨起法官来了吗？那莫非是这苏定贪赃枉法，或者昏聩无能，搞了出冤假错案呢？其实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是苏太守以“汉法”判了征侧丈夫的罪。
帝国时代，在像交趾这样的边境地区，向来是采用羁縻手段，也就是对当地的土著民族，只要没有牵涉到汉人，那就用土著自己的“土法”来处理他们自己人之间的纠纷。汉人以“文明人”自居，视土人为“化外蛮夷”，所以对很多土著风俗、规矩内心是颇为鄙视的，比如他们的群婚制之类。但很多时候为了保持当地的稳定，只要你不惹汉人，汉人官员对此就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眼不见心不烦，这就是所谓“羁縻”。
虽说这样有些偷懒，只是把问题掩盖下来，但对当时人来说也是无奈之举，因为风俗习惯什么的实际上是由当地的生产状况所决定的，只要他们不是像汉人那样玩种田流，那习惯肯定就不一样，你硬要把他们掰得像汉人一样，由于和社会实际不符，最后肯定就要闹矛盾。所以你要真想成功推行汉法，釜底抽薪之策，就是把他们改造成和汉人一样的农耕民族；话又说回来，要是真的改造了，那他们也就成了汉人了，不是什么异民族了。
当然，也不能真的完全不管土著，不然他们可能又会认为你软弱可欺，蹬鼻子上脸，所以关键就是管理的尺度，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这就很考验当地官员的水平。
这位苏太守显然是没掌握好这个度，结果惹恼了征侧们。征侧本人“甚雄勇”，武艺不让须眉，她妹妹征贰亦是如此。于是在建武十六年春二月，征侧、征贰姐妹造反，九真、日南、合浦诸蛮俚群起响应，攻下六十五城，征侧遂自立为王，都于麊泠。交趾剌史及部内诸太守仅能于治所自守。
这里离帝国的核心实在太远，又向来不是帝国关注的重点，因此汉朝反应缓慢。建武十七年底，光武帝刘秀才命令长沙、合浦、交趾准备军需，以虎贲中郎将马援为伏波将军，南击交趾。
史上第一位“伏波将军”，乃是武帝朝平定南越的路博德，光武帝授予马援此号，显然是希望他再现路博德的功绩。马援之前长期在陇西当太守，对付当地的羌人，从来没有南方的经历。但他在陇西时，对羁縻异民族就颇有一手。他在当地“总大体”而已，除了“大姓侵小民，黠吏不从令”这样的问题，其它事务都交给下属——这些下属多是出自当地豪强，这当然对他们胃口，与马太守合作起来甚是愉快。
马援深知，要处理好边境上的民族问题，首先就要团结当地的汉人豪强；本来这些“豪强”和内地的豪强比实在名不副实，你要再压他们，他们撂挑子不干了，你咋整？光武帝对马援这方面的能力颇为看重，因此这回派他对付南边的异民族。
建武十八年春三月，马援缘海而进，历千余里，于浪泊与征侧等接战，大破之，征侧等溃散而逃，追至禁谿。
这禁谿乃是山中的一块小盆地，四周有高山合围，只有一狭小的谷口出入，征侧将口封住，汉军一时攻不进去，只好转而围困此处。但禁谿地方太小，补给有限，征侧等勉强支撑了近一年，终于粮尽，只好出来。建武十九年春正月，马援再次与征侧的饿兵大战，大获全胜，斩征侧、征贰。
随后，马援进击征侧余党，峤南悉平。为了警示越人，马援申明旧制，以越制为基础，采纳汉制进行了损益，令当地人心服口服；还在当地立了一根铜柱，以为誓约标志，越人对马援颇为敬畏，不敢违背誓约，自后此地就一直奉行马将军之故事。“伏波将军”之威名，亦传遍天下。
由于马援在此地威名甚盛，即使他走了以后很久，越人也不敢说把这根铜柱推了，而是每有人经过，就投块石头过去，过了数百年，硬是把这里堆出一座小山，好歹是把这对他们来说的“耻辱柱”给埋了起来——此所谓鸵鸟战术。
交趾、乃至岭南地区在帝国时代的第一场叛乱，就此平息。交趾姑且不论，岭南——也就是现在的福建、两广地区，虽然现在在中国大放异彩，但遗憾的是在漫长的古典时代，这里由于远没有得到开发，因此像征侧之乱这样有资格被史书记录下来的事件，屈指可数，更别说影响全国了。岭南地区甚至长期以来只有一座城市——番禺——也就是现在的广州，所以这里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也长期是个小透明、背景板。下一次这里再出现足以撼动全国的力量，得等到五百年后，然后再下一次，又得再等一千三百多年……
当年秋九月，马援自交趾还，平陵孟冀迎接。马援说道：“方今匈奴、乌桓尚扰北边，欲自请击之，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 孟冀感叹：“谅！为烈士当如是矣！”
——是的，“马革裹尸”就是马援说的。
当年冬十二月，马援果然自请北击匈奴，光武帝使其出屯襄国，诏百官送行。马援对送行者中的黄门郎梁松、窦固说道：“凡人富贵，当使可复贱也；如卿等欲不可复贱，居高坚自持。勉思鄙言！” 梁松是梁统之子，窦固是窦友之子，都是河西子弟，马援则是出自河西旁边的陇右，和他们父辈交情甚笃，这是把他们看作自己的子侄而做出的教诲。
在马援看来，自己有义务教育这些子侄辈，然而在这些小辈们看来，你又不是我爹，凭什么教训我？万万没想到，这却是埋下了一个祸根。
楼主：剑魔烨煌
时间：2021-03-25 11:48:03
三百三十七、度田令
前两期讲的外敌内乱，要么在边境，要么规模小，其实并没有耗费光武帝刘秀太多的精力。在天下刚刚平定的一段时间，他真正倾注心血的是另一件事——
度田令。
前面已经说过，西汉之所以崩溃，根源在地方豪强做大，土地兼并严重，国家财政吃紧，加重小农赋税，导致大量破产，进一步加速土地兼并，从而陷入死循环。这个事吧，倒也没那么难看出来，然而天下事，往往是那些难找到原因的，只要找到原因就能很好解决，相反一眼能看出症结的，大家却反而束手无策。这不新帝王莽也看出问题来了吗？然后就在解决问题的道路上，越走越偏，最后把自己给解决了……
而在东汉初年，光武帝发现此时处于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窗口期：一方面天下大乱，人口锐减，一些豪强家族也确实在物理上被消灭了；另一方面，光武帝作为开国之君，其政治威望处于王朝的顶点。此消彼长，这自然是一个好机会。于是在建武十五年，光武帝颁布了“度田令”。从诏书上来看，发布这道命令的出发点，是因为“天下垦田多不以实自占，又户口、年纪互有增减”。
有王莽“珠玉在前”，光武帝对豪强们的能量已经深有体会，所以行事也异常谨慎。王莽当初可是一上来就宣布土地国有，限制每人名下田数，还配合以废奴；而光武帝只是先要求把户籍田产的现状给摸清楚而已。
当然，地方豪强们人也不傻。他们田产大，为了少交税，肯定会隐瞒田产，你政府现在虽然只说要查地，没说别的，但你查清楚了以后，下一步肯定就是以此为据来收税，要不然你费事查它干嘛？甚至更进一步，将来你也和王莽一样来搞个限田，那也是说不定的！
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何况，你现在断的可是一个阶级的财路！而且对光武帝更不利的是，此时的地方豪强虽然和西汉末比有削弱，但还远没有到崩溃、重新洗牌的程度，帝国的官员系统从上到下几乎都是他们的人，所以即使只是“查账”，他们也会变着法的怼你。
首先，你不是让我们查田产吗？那我就“用心”查！于是地方上的刺史、太守们，把百姓们召集起来，拿出度田的诏书，说朝廷现在要度田，你们名下有多少田，就是自家的房子、房子旁边的巷子，都得查清楚！百姓一听哗然，房子上又不能种地，凭什么也要算到税里？而且巷子也要算上，这也太黑了吧！然后那些地方官们两手一摊，说朝廷的诏书如此，我们也没办法啊！
其实朝廷的诏书，怎么可能写那么细，具体怎么落实本来就是地方官的工作。但那时的小老百姓们大多大字不识，见识又少，哪晓得这里面的门道，于是被当官的这么一引导，百姓们自然把怨恨的矛头，都指向了朝廷——这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还有一招“移花接木”，就是把豪强名下的田移到穷人名下，反正苦哈哈们也不识字，在文书上做点手脚糊弄他们，可不要太容易！
这些伎俩，其实在新朝时早就使出来了，而且在将来也会一直使下去，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当时诸郡派人汇报度田情况，光武帝有次发现陈留的汇报文书里夹了一枚简，似乎是误夹进去的，上面写着“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光武帝不解，讯问陈留奏事吏员是什么意思？哪知这吏员却推说是在街上捡的，不小心夹了进去，不知道什么意思。光武帝怒了，你莫非当朕白痴吗！时年十二岁的东海公刘阳，当时待在后屋，旁听父皇处理政事，于是对光武帝说出了自己的推测——这是郡里的上官，给这些基层吏员下的度田指令。
那光武帝又问了，要都是度田，为什么河南、南阳就不可问？东海公就说，河南是帝都（雒阳的行政长官不叫雒阳太守，叫河南尹），多天子近臣；南阳是帝乡，多皇帝近亲——故而地方官们不敢惹。光武帝便再次诘问陈留吏员，吏员最后还是说了实话，一如东海公所料。
这下光武帝就火了，这件事透露了两个信息：首先是地方官们没有严格执法，而是根据各地豪强们的势力大小看菜下碟。然后，颍川、弘农、河南、南阳的信息，怎么出现在了陈留官吏的手里？他们本身就查不到这四家啊？只有一个可能，这所有地方的主官们都已经串通一气了！
这怎么得了？光武帝立刻派出钦差，彻查各地的度田情况，一定要刹住这股歪风邪气！当年冬十一月甲戌，大司徒欧阳歙因为在之前汝南太守任上度田不实，涉案金额千余万而被捕——这可是官僚系统里排位第一的大司徒！要注意的是，这里未必是说欧阳歙“贪污受贿”了千余万，而很可能是他给朝廷造成了千余万的损失。因为这欧阳歙，乃是治《尚书》欧阳学派的传人，要说学问那是有的；能从地方太守被拔擢为大司徒，可见政绩也是有的；而且他还教出了数千学生，入狱后有千余学生为他求情，甚至有不惜剃掉头发以明志的（“髡剔”在当时可是一种刑罚），平原有个十七岁的学生礼震，还请求代老师受刑——能得到这么多学生的爱戴，看来欧阳歙的德行也值得称道。
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呢？按说欧阳司徒也算是饱学鸿儒，平常讲的也都是忠孝仁义，但在“度田”这种触动其阶级根基的事情上，他还是果断选择了自己的阶级，即使这个阶级才是造成社会矛盾的根源——毕竟，阶级里的个体，或许会有很高尚的人格，甚至可能背叛自己的阶级，但阶级本身，是不可能背叛阶级的！
所以欧阳歙只是选择了不背叛自己的阶级，如此而已。
当然，代人受刑这种事，哪朝哪代都不会允许的，所以欧阳歙到底是死在了狱中。
建武十六年秋九月，河南尹张伋及诸郡太守十余人也因为度田不实而被捕，死于狱中。搞掉这么多高级官员，光武帝也有些后悔，对时为虎贲中郎将的马援说“吾甚恨前杀守、相多也！”马援则说：“死得其罪，何多之有！但死者既往，不可复生也！”——给领导台阶下，这马援还真是职场老狐狸啊……
光武帝为了度田，杀得人头滚滚，豪强们见来文的不行，于是决定豁出去了——来武的！于是在建武十六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在没有天灾、没有饥荒、没有战乱的那一年，各地仿佛商量好了似的，突然冒出一群群的“大盗”。朝廷派人去剿，结果兵一到这些人一哄而散，兵一走他们就卷土重来，青、徐、幽、冀四州尤甚。要说这样的一群人后面没有人指使，那也太神奇了。
对此，光武帝在当年冬十月下令，允许盗贼们自相检举，若五人共斩一人而出首，赦其罪；捕吏不管什么原因一时放跑了强盗，也不问罪，唯以最后抓没抓到来论功过；牧守令长等主官亦如此，唯以抓到多少盗贼为考核指标，除了故意包庇，其余如有盗不捕、弃城逃亡之类一概不问。
这招非常高明，因为豪强们煽动起来的这些“盗贼”，显然大多是不明真相被裹挟的百姓；而这些幕后的豪强们本身，也并不是铁板一块。光武帝此策，就极大地分化了对手的阵营，最终很快平息了这场内乱——看来要对付顽固的既得利益集团，发动群众始终是最好的办法。
随后，光武帝将带头的豪强们迁到了异地——这是西汉的故技了。于是这场风波，总算以光武帝的暂时胜利而告终，随后几十年里，农业生产得到很大恢复，甚至出现“牛马放牧不收，邑门不闭”的景象。
但光武帝对豪强做的，也就到此为止了。豪强们经过这番试探，探出了光武帝的底线，因此乖乖交税；作为回报，光武帝或者说东汉朝廷，也就不会在别的方面再抑制他们了。两方都做出了妥协，皆大欢喜。
为什么光武帝要到此为止呢？对皇帝来说，打击地方豪强，加强中央集权，它不香吗？
因为，光武帝本身就是豪强的代言人，哪有自己革自己命的道理？
前两期讲的外敌内乱，要么在边境，要么规模小，其实并没有耗费光武帝刘秀太多的精力。在天下刚刚平定的一段时间，他真正倾注心血的是另一件事——
度田令。
前面已经说过，西汉之所以崩溃，根源在地方豪强做大，土地兼并严重，国家财政吃紧，加重小农赋税，导致大量破产，进一步加速土地兼并，从而陷入死循环。这个事吧，倒也没那么难看出来，然而天下事，往往是那些难找到原因的，只要找到原因就能很好解决，相反一眼能看出症结的，大家却反而束手无策。这不新帝王莽也看出问题来了吗？然后就在解决问题的道路上，越走越偏，最后把自己给解决了……
而在东汉初年，光武帝发现此时处于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窗口期：一方面天下大乱，人口锐减，一些豪强家族也确实在物理上被消灭了；另一方面，光武帝作为开国之君，其政治威望处于王朝的顶点。此消彼长，这自然是一个好机会。于是在建武十五年，光武帝颁布了“度田令”。从诏书上来看，发布这道命令的出发点，是因为“天下垦田多不以实自占，又户口、年纪互有增减”。
有王莽“珠玉在前”，光武帝对豪强们的能量已经深有体会，所以行事也异常谨慎。王莽当初可是一上来就宣布土地国有，限制每人名下田数，还配合以废奴；而光武帝只是先要求把户籍田产的现状给摸清楚而已。
当然，地方豪强们人也不傻。他们田产大，为了少交税，肯定会隐瞒田产，你政府现在虽然只说要查地，没说别的，但你查清楚了以后，下一步肯定就是以此为据来收税，要不然你费事查它干嘛？甚至更进一步，将来你也和王莽一样来搞个限田，那也是说不定的！
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何况，你现在断的可是一个阶级的财路！而且对光武帝更不利的是，此时的地方豪强虽然和西汉末比有削弱，但还远没有到崩溃、重新洗牌的程度，帝国的官员系统从上到下几乎都是他们的人，所以即使只是“查账”，他们也会变着法的怼你。
首先，你不是让我们查田产吗？那我就“用心”查！于是地方上的刺史、太守们，把百姓们召集起来，拿出度田的诏书，说朝廷现在要度田，你们名下有多少田，就是自家的房子、房子旁边的巷子，都得查清楚！百姓一听哗然，房子上又不能种地，凭什么也要算到税里？而且巷子也要算上，这也太黑了吧！然后那些地方官们两手一摊，说朝廷的诏书如此，我们也没办法啊！
其实朝廷的诏书，怎么可能写那么细，具体怎么落实本来就是地方官的工作。但那时的小老百姓们大多大字不识，见识又少，哪晓得这里面的门道，于是被当官的这么一引导，百姓们自然把怨恨的矛头，都指向了朝廷——这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还有一招“移花接木”，就是把豪强名下的田移到穷人名下，反正苦哈哈们也不识字，在文书上做点手脚糊弄他们，可不要太容易！
这些伎俩，其实在新朝时早就使出来了，而且在将来也会一直使下去，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当时诸郡派人汇报度田情况，光武帝有次发现陈留的汇报文书里夹了一枚简，似乎是误夹进去的，上面写着“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光武帝不解，讯问陈留奏事吏员是什么意思？哪知这吏员却推说是在街上捡的，不小心夹了进去，不知道什么意思。光武帝怒了，你莫非当朕白痴吗！时年十二岁的东海公刘阳，当时待在后屋，旁听父皇处理政事，于是对光武帝说出了自己的推测——这是郡里的上官，给这些基层吏员下的度田指令。
那光武帝又问了，要都是度田，为什么河南、南阳就不可问？东海公就说，河南是帝都（雒阳的行政长官不叫雒阳太守，叫河南尹），多天子近臣；南阳是帝乡，多皇帝近亲——故而地方官们不敢惹。光武帝便再次诘问陈留吏员，吏员最后还是说了实话，一如东海公所料。
这下光武帝就火了，这件事透露了两个信息：首先是地方官们没有严格执法，而是根据各地豪强们的势力大小看菜下碟。然后，颍川、弘农、河南、南阳的信息，怎么出现在了陈留官吏的手里？他们本身就查不到这四家啊？只有一个可能，这所有地方的主官们都已经串通一气了！
这怎么得了？光武帝立刻派出钦差，彻查各地的度田情况，一定要刹住这股歪风邪气！当年冬十一月甲戌，大司徒欧阳歙因为在之前汝南太守任上度田不实，涉案金额千余万而被捕——这可是官僚系统里排位第一的大司徒！要注意的是，这里未必是说欧阳歙“贪污受贿”了千余万，而很可能是他给朝廷造成了千余万的损失。因为这欧阳歙，乃是治《尚书》欧阳学派的传人，要说学问那是有的；能从地方太守被拔擢为大司徒，可见政绩也是有的；而且他还教出了数千学生，入狱后有千余学生为他求情，甚至有不惜剃掉头发以明志的（“髡剔”在当时可是一种刑罚），平原有个十七岁的学生礼震，还请求代老师受刑——能得到这么多学生的爱戴，看来欧阳歙的德行也值得称道。
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呢？按说欧阳司徒也算是饱学鸿儒，平常讲的也都是忠孝仁义，但在“度田”这种触动其阶级根基的事情上，他还是果断选择了自己的阶级，即使这个阶级才是造成社会矛盾的根源——毕竟，阶级里的个体，或许会有很高尚的人格，甚至可能背叛自己的阶级，但阶级本身，是不可能背叛阶级的！
所以欧阳歙只是选择了不背叛自己的阶级，如此而已。
当然，代人受刑这种事，哪朝哪代都不会允许的，所以欧阳歙到底是死在了狱中。
建武十六年秋九月，河南尹张伋及诸郡太守十余人也因为度田不实而被捕，死于狱中。搞掉这么多高级官员，光武帝也有些后悔，对时为虎贲中郎将的马援说“吾甚恨前杀守、相多也！”马援则说：“死得其罪，何多之有！但死者既往，不可复生也！”——给领导台阶下，这马援还真是职场老狐狸啊……
光武帝为了度田，杀得人头滚滚，豪强们见来文的不行，于是决定豁出去了——来武的！于是在建武十六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在没有天灾、没有饥荒、没有战乱的那一年，各地仿佛商量好了似的，突然冒出一群群的“大盗”。朝廷派人去剿，结果兵一到这些人一哄而散，兵一走他们就卷土重来，青、徐、幽、冀四州尤甚。要说这样的一群人后面没有人指使，那也太神奇了。
对此，光武帝在当年冬十月下令，允许盗贼们自相检举，若五人共斩一人而出首，赦其罪；捕吏不管什么原因一时放跑了强盗，也不问罪，唯以最后抓没抓到来论功过；牧守令长等主官亦如此，唯以抓到多少盗贼为考核指标，除了故意包庇，其余如有盗不捕、弃城逃亡之类一概不问。
这招非常高明，因为豪强们煽动起来的这些“盗贼”，显然大多是不明真相被裹挟的百姓；而这些幕后的豪强们本身，也并不是铁板一块。光武帝此策，就极大地分化了对手的阵营，最终很快平息了这场内乱——看来要对付顽固的既得利益集团，发动群众始终是最好的办法。
随后，光武帝将带头的豪强们迁到了异地——这是西汉的故技了。于是这场风波，总算以光武帝的暂时胜利而告终，随后几十年里，农业生产得到很大恢复，甚至出现“牛马放牧不收，邑门不闭”的景象。
但光武帝对豪强做的，也就到此为止了。豪强们经过这番试探，探出了光武帝的底线，因此乖乖交税；作为回报，光武帝或者说东汉朝廷，也就不会在别的方面再抑制他们了。两方都做出了妥协，皆大欢喜。
为什么光武帝要到此为止呢？对皇帝来说，打击地方豪强，加强中央集权，它不香吗？
因为，光武帝本身就是豪强的代言人，哪有自己革自己命的道理？
楼主：剑魔烨煌
时间：2021-03-25 11:48:03
三百三十八、强项令
为什么说光武帝刘秀本人就是最大的豪强呢？从两件事就可以看出来。
第一件事发生在建武十七年。话说怀县的“大姓”李子春，他的两个孙子故意杀人，怀县令赵熹一番审问后，这两个孙子竟然自杀了，而李子春也被抓了起来——看来这个杀人案很可能是李子春在背后指使的。按说这不过是一件“简单”的刑事案件，而赵熹能把案件真凶给挖出来，看来还是个能吏。
然而，由于案件牵扯到了一个“大姓”，简单的案件也就不简单了。尤其是这李子春还不是简单的“大姓”，而是攀到了一个更大的——赵公刘良。这位赵公大家可能毫无印象，这是因为这位的武艺稀松平常，在之前二十年的战争中无甚可称道之功绩。之所以还能受封公爵，乃是因为他是光武帝的叔父——而且由于光武帝父亲刘钦早亡，他们家兄弟姐妹其实是刘良养大的。所以刘良对光武帝，和父亲也没什么差别了。
李子春犯事后，不愧是大姓，雒阳城中数十家功臣贵戚到怀县求情（怀县离雒阳并不远），但赵熹都硬给顶住了。然而没想到的是，李子春的好友中，竟然还有刘良！建武十七年春正月，刘良病危，临终前光武帝问他有没有什么嘱托，刘良就为李子春求情。光武帝听后很为难，说“吏奉法律，不可枉也。更道它所欲。”结果刘良啥都不再说了。赵孝公刘良死后，光武帝对此颇为后悔，终究还是把李子春给放了。当然为了安抚赵熹，将其升为平原太守，从怀县调了出去。
为了包庇一个教唆杀人犯，竟然不惜随便就扔个太守的官位出去——这不就是在贿赂下属吗？一个“大姓”而已，对国家又没做出过什么贡献，至于这样吗？要换成西汉的几位皇帝，巴不得能干掉这些地方豪强呢！
这次虽然放了豪强，但好歹奉公执法的赵熹没因为得罪大姓而出什么事，下面这件就过分了。
建武十九年，湖阳公主家仆白日杀人，逃回公主府中，捕吏不敢进去拿人。湖阳公主浑不把这当回事，过了几天乘车出门，就又把这个家仆带上了。时任雒阳县令的董宣侦知后，带上一干捕吏，在夏门亭把湖阳公主一行给堵上了。董宣毫不理睬湖阳公主的威胁，以刀画地，大声数说公主的过失，厉喝杀人犯，命其下车。这家仆自恃有公主撑腰，毫不在意地下了车，结果刚一落地，董宣一声令下，捕吏们一哄而上，就将家仆摁在地上；然后董宣当街宣布其罪行，说完之后，毫不犹豫地将其正法！
说起来，这董宣也是个能吏，他显然早就在监视公主府的动静，所以对方一出动就能提前堵住对方；而且他选择的地点，是夏门亭，这里是城门之外的岗亭，进出城门的人都要从这里经过，董宣在这里将杀人犯明正典刑，就是要光明正大，湖阳公主再牛，毕竟她才是理亏的一方，只要事情摆到明面上，众目睽睽之下，她是不敢和董宣硬刚的；最后董宣将人犯速审速判，就是为了防公主回去后暗中运作，把事情又翻过来——你看当初赵熹如果也这么干，李子春还能逍遥法外吗？
但董宣这么不给湖阳公主面子，公主能咽下这口气吗？湖阳公主可是光武帝的大姐，她果然转身就跑到宫里找三弟告状去了。光武帝一听大怒，立刻把董宣叫进宫，当着大姐的面，说要把董宣棰死（原话）。董宣见状，说棰死之前能不能让自己说句话？光武帝说你有什么话说？于是董宣大声道：“陛下圣德中兴，而纵奴杀人，将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须棰，请得自杀！”随后，董宣一头撞向房柱！
光武帝没想到这董县令这么莽，一言不合就玩命，连忙叫旁边的宦官把他拉住，但董宣已经撞上了，血流满面。湖阳公主也被这哥们吓到了，变得有些虚，不再喊打喊杀，但仍坚持要董宣道歉。但董县令怎么可能干！于是光武帝又让宦官摁着他的脑袋让他给湖阳公主磕头道歉，但董宣两手撑着地，硬是梗着脖子不肯磕头！
湖阳公主见状无奈，转向弟弟抱怨：“文叔（光武帝之字）为白衣时，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门；今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光武帝笑道：“天子不与白衣同。”他见大姐这么说，知道大姐是服气了，遂对董宣说道：“出去吧，强项令！”
——脖子（项）很“强”的县令，这便是“强项令”一词的由来。前汉有朱云折槛，后汉有强项董宣，任何时代都不会缺这种硬骨头。
之后，光武帝赏赐董宣三十万钱，并将此事布告朝野，由此京师权贵为之震慑。
其实从光武帝在此事中的做派来看，他并不想真的“棰死”董宣，只是想让大姐顺顺气而已，因为刘良已经死了，不会说话了，而大姐却是个活的，天天在他耳边聒噪的话他也没面子——只是没想到董宣这么刚。或许董宣也不是不知道这一点，但他是个坚持原则的人，错的就是错的，我凭什么要配合你演戏——明明我就是按照你制定的法令办事的！
这里可以发现，对光武帝来说，家人的面子要大于法。当然在西汉的时候，皇帝也会包庇偏袒亲族，但还是那句话，这些都是潜规则，一旦问题摆到台面上，皇帝也就不会再偏袒，更不用说为此明着处理坚持原则的官员——但光武帝似乎并没有这个自觉。
按说光武帝并不是昏君，何以在这点上连西汉的平庸之君都不如？其实湖阳公主已经一语道破——你以前当老百姓的时候，不也像我今天一样包庇逃犯、对抗官府吗？光武帝以前的做派，不就是一个教科书般的地方豪强吗？
况且，光武帝能空手套白狼，赢得天下，没有各地豪强的支持，怎么能成？毕竟，当时的大部分土地、人口，可都是掌握在豪强之手！因此光武帝在上位后，深知自己和老祖宗高帝刘邦不同。高帝之时，先秦的贵族刚刚被打倒在地，豪强势力尚未崛起，正好是个空档。你看他当初封的异姓王，有一多半都是起自草莽，根基个个都不稳，也很快都被他翦除——没有被肉体消灭的赵王张氏和长沙王吴氏，则恰恰都是当时的豪强！
而反观光武帝，真定王刘杨都要怼到脸上了，他也只敢针对刘杨一个人，之后还是得乖乖让别人儿子继续当真定王，换成高帝，全家骨灰都给你扬了——是光武帝他不愿吗？实际上是不敢啊！
所以光武帝对自己的定位很清晰——就是个全国豪强的代言人、盟主，和秦朝、西汉那种言出法随的皇帝，已经开始产生了区别。
这就是历史大势，在历史的车轮面前，皇帝也做不得快意事！
为什么说光武帝刘秀本人就是最大的豪强呢？从两件事就可以看出来。
第一件事发生在建武十七年。话说怀县的“大姓”李子春，他的两个孙子故意杀人，怀县令赵熹一番审问后，这两个孙子竟然自杀了，而李子春也被抓了起来——看来这个杀人案很可能是李子春在背后指使的。按说这不过是一件“简单”的刑事案件，而赵熹能把案件真凶给挖出来，看来还是个能吏。
然而，由于案件牵扯到了一个“大姓”，简单的案件也就不简单了。尤其是这李子春还不是简单的“大姓”，而是攀到了一个更大的——赵公刘良。这位赵公大家可能毫无印象，这是因为这位的武艺稀松平常，在之前二十年的战争中无甚可称道之功绩。之所以还能受封公爵，乃是因为他是光武帝的叔父——而且由于光武帝父亲刘钦早亡，他们家兄弟姐妹其实是刘良养大的。所以刘良对光武帝，和父亲也没什么差别了。
李子春犯事后，不愧是大姓，雒阳城中数十家功臣贵戚到怀县求情（怀县离雒阳并不远），但赵熹都硬给顶住了。然而没想到的是，李子春的好友中，竟然还有刘良！建武十七年春正月，刘良病危，临终前光武帝问他有没有什么嘱托，刘良就为李子春求情。光武帝听后很为难，说“吏奉法律，不可枉也。更道它所欲。”结果刘良啥都不再说了。赵孝公刘良死后，光武帝对此颇为后悔，终究还是把李子春给放了。当然为了安抚赵熹，将其升为平原太守，从怀县调了出去。
为了包庇一个教唆杀人犯，竟然不惜随便就扔个太守的官位出去——这不就是在贿赂下属吗？一个“大姓”而已，对国家又没做出过什么贡献，至于这样吗？要换成西汉的几位皇帝，巴不得能干掉这些地方豪强呢！
这次虽然放了豪强，但好歹奉公执法的赵熹没因为得罪大姓而出什么事，下面这件就过分了。
建武十九年，湖阳公主家仆白日杀人，逃回公主府中，捕吏不敢进去拿人。湖阳公主浑不把这当回事，过了几天乘车出门，就又把这个家仆带上了。时任雒阳县令的董宣侦知后，带上一干捕吏，在夏门亭把湖阳公主一行给堵上了。董宣毫不理睬湖阳公主的威胁，以刀画地，大声数说公主的过失，厉喝杀人犯，命其下车。这家仆自恃有公主撑腰，毫不在意地下了车，结果刚一落地，董宣一声令下，捕吏们一哄而上，就将家仆摁在地上；然后董宣当街宣布其罪行，说完之后，毫不犹豫地将其正法！
说起来，这董宣也是个能吏，他显然早就在监视公主府的动静，所以对方一出动就能提前堵住对方；而且他选择的地点，是夏门亭，这里是城门之外的岗亭，进出城门的人都要从这里经过，董宣在这里将杀人犯明正典刑，就是要光明正大，湖阳公主再牛，毕竟她才是理亏的一方，只要事情摆到明面上，众目睽睽之下，她是不敢和董宣硬刚的；最后董宣将人犯速审速判，就是为了防公主回去后暗中运作，把事情又翻过来——你看当初赵熹如果也这么干，李子春还能逍遥法外吗？
但董宣这么不给湖阳公主面子，公主能咽下这口气吗？湖阳公主可是光武帝的大姐，她果然转身就跑到宫里找三弟告状去了。光武帝一听大怒，立刻把董宣叫进宫，当着大姐的面，说要把董宣棰死（原话）。董宣见状，说棰死之前能不能让自己说句话？光武帝说你有什么话说？于是董宣大声道：“陛下圣德中兴，而纵奴杀人，将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须棰，请得自杀！”随后，董宣一头撞向房柱！
光武帝没想到这董县令这么莽，一言不合就玩命，连忙叫旁边的宦官把他拉住，但董宣已经撞上了，血流满面。湖阳公主也被这哥们吓到了，变得有些虚，不再喊打喊杀，但仍坚持要董宣道歉。但董县令怎么可能干！于是光武帝又让宦官摁着他的脑袋让他给湖阳公主磕头道歉，但董宣两手撑着地，硬是梗着脖子不肯磕头！
湖阳公主见状无奈，转向弟弟抱怨：“文叔（光武帝之字）为白衣时，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门；今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光武帝笑道：“天子不与白衣同。”他见大姐这么说，知道大姐是服气了，遂对董宣说道：“出去吧，强项令！”
——脖子（项）很“强”的县令，这便是“强项令”一词的由来。前汉有朱云折槛，后汉有强项董宣，任何时代都不会缺这种硬骨头。
之后，光武帝赏赐董宣三十万钱，并将此事布告朝野，由此京师权贵为之震慑。
其实从光武帝在此事中的做派来看，他并不想真的“棰死”董宣，只是想让大姐顺顺气而已，因为刘良已经死了，不会说话了，而大姐却是个活的，天天在他耳边聒噪的话他也没面子——只是没想到董宣这么刚。或许董宣也不是不知道这一点，但他是个坚持原则的人，错的就是错的，我凭什么要配合你演戏——明明我就是按照你制定的法令办事的！
这里可以发现，对光武帝来说，家人的面子要大于法。当然在西汉的时候，皇帝也会包庇偏袒亲族，但还是那句话，这些都是潜规则，一旦问题摆到台面上，皇帝也就不会再偏袒，更不用说为此明着处理坚持原则的官员——但光武帝似乎并没有这个自觉。
按说光武帝并不是昏君，何以在这点上连西汉的平庸之君都不如？其实湖阳公主已经一语道破——你以前当老百姓的时候，不也像我今天一样包庇逃犯、对抗官府吗？光武帝以前的做派，不就是一个教科书般的地方豪强吗？
况且，光武帝能空手套白狼，赢得天下，没有各地豪强的支持，怎么能成？毕竟，当时的大部分土地、人口，可都是掌握在豪强之手！因此光武帝在上位后，深知自己和老祖宗高帝刘邦不同。高帝之时，先秦的贵族刚刚被打倒在地，豪强势力尚未崛起，正好是个空档。你看他当初封的异姓王，有一多半都是起自草莽，根基个个都不稳，也很快都被他翦除——没有被肉体消灭的赵王张氏和长沙王吴氏，则恰恰都是当时的豪强！
而反观光武帝，真定王刘杨都要怼到脸上了，他也只敢针对刘杨一个人，之后还是得乖乖让别人儿子继续当真定王，换成高帝，全家骨灰都给你扬了——是光武帝他不愿吗？实际上是不敢啊！
所以光武帝对自己的定位很清晰——就是个全国豪强的代言人、盟主，和秦朝、西汉那种言出法随的皇帝，已经开始产生了区别。
这就是历史大势，在历史的车轮面前，皇帝也做不得快意事！
楼主：剑魔烨煌
时间：2021-03-25 11:48:03
三百三十九、刘秀生涯之耻
光武帝刘秀作为皇帝，绝不是心慈手软的“圣母”，该动手的时候绝不犹豫。之前带兵的时候就不用说了，那是一个杀伐果决；在治国上也是如此，为了推行度田不惜得罪一堆士大夫，杀得人头滚滚，而在保持自己豪强代言人的这件事情上也是非常有自觉。
但这些都是他身为政治家的一面，当剥离掉政治家这个标签后，他私底下还是比较平易近人的，和什么人都能谈笑风生，甚至开玩笑也不会介意。
比如在建武十七年冬十月甲申，光武帝回章陵，也就是他老家舂陵乡——此时已经被他升为县，改名章陵。他到了那里，修缮了下家庙，去旧宅看了一圈，然后就把他们舂陵侯一脉的族人都叫来开party。席上，各位大姑大婶们喝得高兴，互相打趣道：“文叔这小子小时候一直很乖，不乱结交狐朋狗友，也就一宽厚老实孩子，哪想到会有今天？”光武帝听后大笑：“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是的，和喝酒不给钱、惯会调戏良家妇女的老祖宗高帝刘邦比起来，光武帝确实老实得多，一如长辈们为他取的字——“文”。当初他大哥刘縯不就笑他只喜欢种地吗？在一般人的观念里，所谓英雄豪杰，更应该像高帝、刘縯那样，这样才能结识更多三山五岳的好汉，才更容易一呼百应——但这何尝不是一种刻板印象？像光武帝这样，你别看他平时文文静静的不说话，其实内心活动相当丰富，一直憋着，一出手那就是要放大招了——你不信？新朝的将军们也不信，然后光武帝就在昆阳给他们搓了个陨石出来……
所以说，光武帝啊，其实就是个闷骚！
建武十九年秋九月壬申，光武帝又去汝南南顿县舍。光武帝虽然籍贯是南阳章陵，但他爹刘钦是南顿县令，在任上生下的他，所以他的童年其实是在南顿度过的，更确切地说，南顿县舍才是他的第一个家。直到刘钦病死在任上，他们兄弟姐妹才被叔叔赵公刘良接回老家抚养。所以他对这里的感情自然不一般。
到了以后，他又和前年一样叫来当地父老乡亲摆酒宴，喝high了就免了南顿一年赋税。父老们叩头谢恩后，又请求光武帝，说陛下还记得我们这里，所以每次来都要加恩，不如就干脆免了老乡们十年赋税好了！光武帝一开始还推脱，说皇帝这活不好干，以我的水平，也就只能“日复一日”（又发明了一个成语），干一天算一天，哪里指望还能干个十年呢？
这里解释一下，光武帝的意思，如果他制定一条十年的政策，那就暗含他至少能再当十年皇帝，否则这条政策就没有意义——毕竟一朝天子一朝臣。而光武帝这里表示自己没那么大本事，就那么有信心能再干十年，表面上是自谦，实际上是委婉地拒绝老乡们的请求。（说话的艺术啊！）
然后这南顿乡亲们里也有妙人，故意抱怨道：“陛下就别自谦了，你就是舍不得咱们这点税罢了！”光武帝的“小心思”被“戳穿”，并没有尴尬，反而大笑起来，索性就真的又加免了一年赋税。
当然，光武帝也并不真的是道德人品上的完人，比如下面这件事，就是他生涯最大的污点。
——那就是废后、废太子。
光武帝的初恋是贵人阴丽华，这是确定无疑的。但自他称帝以来，皇后一直是郭圣通。郭圣通是真定王刘杨的外甥女，当初嫁给光武帝，是刘杨入股的先决条件。所以这场婚姻的政治意味更浓，况且此时光武帝已经娶了阴丽华，为了对刘杨表示尊重，就得让后来者郭圣通为正妻，阴丽华反而得屈居为妾。
由于真定王一系是河北最大的股东，光武帝在郭圣通的地位上那是没话说的，不仅立其为皇后，她的儿子刘强也被立为了太子——即使刘杨后来背叛了光武帝，也丝毫没有影响这对母子的地位。
但是，在夫妻感情上，光武帝也是人，不可能对这桩政治婚姻毫无芥蒂；另外，郭圣通很可能是那种标准的大小姐做派，对阴丽华恐怕没什么好脸，而阴丽华对此则一直忍让，这自然让光武帝对阴丽华越来越歉疚，但在地位上已经没法再找补，所以就只好在感情上多多补偿。
而这，显然也意味着逐渐疏远郭圣通。如果郭圣通能接受自己是政治联姻的工具人这点也就罢了，只要一直相安无事，将来必定能成为母仪天下的皇太后。然而麻烦的是，郭圣通对光武帝，那也是有感情的！再加上她的公主做派，怎么甘于只要一样？地位、感情，我全都要！
史书上对这段时间郭圣通做了什么，记载得比较隐晦，只说她“数怀怨怼”，然而随后就说光武帝“怒之”——能让光武帝发怒，恐怕不只是发发牢骚这么简单，被近几年的宫斗剧耳濡目染的人，可能已经脑补出一部几百万字的宫斗大戏出来了……
最终，在建武十七年，光武帝做出了决定——废后！冬十月辛巳，郭圣通被废，阴丽华被立为皇后。
但是，废后不是你皇帝说废就能废，你得有个理由，比如犯了大罪（巫蛊、谋反）。但光武帝在明面上给出的理由，也就到“数怀怨怼”——这种理由岂能服众？因此他随即下令，这次立皇后，是“异常之事，非国休福，不得上寿称庆。”
这个事按说是个大事，但朝中公卿们对此却反应不大，看来这郭圣通真的有什么问题，导致夫妻关系破裂了。虽说皇帝的婚姻很重要，但大臣们也是人，也有老婆，明白强扭的瓜不甜；如果夫妻真的闹僵了，对皇帝要离婚，也能理解，不会真的在这上面纠缠不休。比如郅恽的话就很有代表性，他说夫妻要离婚，亲儿子都劝不了，何况臣子呢？只是希望陛下把这事办体面些，不要让天下人议论。光武帝听了就感动地夸他“恕己量主”。
所以，之后光武帝封郭圣通之子右翊公刘辅为中山王，以郭圣通为中山王太后，也算是给“无罪被废”的郭圣通一点补偿吧！
在这个时点，郭圣通的儿子刘强仍然是太子。然而自古以来，从没有母亲被废，儿子还能继续安稳地把这个太子当下去的。郅恽也是刘强的老师，就拿这个道理劝刘强主动让位。刘强也晓得这回事，于是遵从了老师的意见，主动向光武帝请求让位。建武十九年夏六月戊申，在废后两年后，光武帝同意了，令刘强与阴丽华之子东海王刘阳互换，刘阳为新任太子，改名刘庄。
郭家如此就又受到了重大打击，为了补偿，光武帝以郭圣通之兄郭况为大鸿胪，并且玩命赏钱，以致京师称郭况家为“金穴”。
但不管再怎么找补，在天下人看来，皇后、太子“无罪被废”，光武帝这事还是办岔了！因此后世学者，袁宏、司马光等等，都纷纷对此吐槽，认为这是光武帝最大的污点。然而，这件事情里又有谁真的错了呢？一直忍让的阴丽华，显然没有错。郭圣通虽然刁蛮，但也是在维护自己的爱情，有错吗？就算是以现在的眼光，看起来是“渣男”的光武帝，如果当初他不娶郭圣通，失去刘杨的支持，他可能全家都挂了；后来如果不废郭圣通，以郭圣通的性子，在光武帝死后，阴丽华和太子刘庄，恐怕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反而是阴丽华上位后，包括她养大的太子，对郭圣通和刘强一家都很好。或许有人会怀疑，阴丽华和太子，内心是不是真的对郭圣通母子毫无想法？但你要知道，整个古典时代，太子被废向来伴随着腥风血雨，而在帝制被废除前，被废的太子能有好下场的，几千年只有两个人——刘强就是其中之一。而在刘强死时，光武帝可是早就病死了！
所以，你能说光武帝就做错了吗？
卷第四十三 汉纪三十五 大事记
世祖光武皇帝建武十二年（36）
秋，七月，冯骏拔江州，获翼江王田戎。
李通辞大司空，以其为特进奉朝请。
冬，十一月，戊寅，成家帝公孙述被大司马广平侯吴汉之护军高午重创，以兵属其大司马汝宁王延岑，其夜死。己卯，延岑以成都降，蜀地平。辛巳，吴汉族灭公孙氏、延岑，纵兵大掠成都。
十二月，辛卯，以扬武将军马成行大司空事。
山桑节侯王常、牟平烈侯耿况、东光成侯耿纯皆薨。
凉州牧窦融与河西五郡太守入朝，河西归附，天下一统。
建武十三年（37）
春，正月，庚申，大司徒侯霸薨。
二月，皇帝刘文伯（卢芳）之将随昱以其都九原来降，刘文伯逃入匈奴。
丙辰，长沙王刘兴、真定王刘得、河间王刘邵、中山王刘茂皆降爵为侯。丁巳，以赵王刘良为赵公，太原王刘章为齐公，鲁王刘兴为鲁公。
庚午，以殷绍嘉公孔安为宋公，周承休公姬常为卫公。
三月，辛未，以沛郡太守韩歆为大司徒。
丙子，以马成复为扬武将军。
夏，四月，吴汉率军凯旋，光武帝刘秀大封功臣。
光武帝尽去功臣职位，唯高密侯邓禹、固始侯李通、胶东侯贾复与公卿参议国家大事。
甲寅，以冀州牧窦融为大司空。
建武十四年（38）
秋，会稽大疫。
莎车王贤、鄯善王安遣使请复置西域都护，光武帝以中国新定，不许。
建武十五年（39）
春，正月，辛丑，韩歆以好直言免官。随后与其子韩婴被逼自杀。
以汝南太守欧阳歙为大司徒。
夏，四月，丁巳，封皇子刘辅为右翊公，刘英为楚公，刘阳为东海公，刘康为济南公，刘苍为东平公，刘延为淮阳公，刘荆为山阳公，刘衡为临淮公，刘焉为左翊公，刘京为琅邪公。癸丑，追谥皇兄刘縯为齐武公，刘仲为鲁哀公。
下度田令。
冬，十一月，甲戌，欧阳歙以前为汝南太守时度田不实，下狱死。
十二月，庚午，以关内侯戴涉为大司徒。
安平侯盖延薨。
建武十六年（40）
春，二月，交趾麊泠县雒将女子征侧与其妹征贰反。
秋，九月，河南尹张伋及诸郡太守十余人皆因度田不实，下狱死。
郡国群盗并起，青、徐、幽、冀四州尤甚。
冬，十月，群盗解散。自此牛马放牧不收，邑门不闭。
刘文伯请降，立其为代王。
以虎贲中郎将马援建议，重铸旧五铢钱。
建武十七年（41）
春，正月，赵孝公刘良薨。
夏，六月，癸巳，临淮怀公刘衡薨。
妖贼李广攻没皖城，遣马援讨之。秋，九月，破皖城，斩李广。
冬，十月，辛巳，废皇后郭圣通，立贵人阴丽华为皇后。进刘辅为中山王，以郭圣通为中山太后，其余皇子九国公皆进为王。
莎车王贤复请西域都护印绶，光武帝赐之，后以敦煌太守裴遵建议，收回印绶。贤由是与汉朝有隙，诈称大都护，震慑西域。
以马援为伏波将军击征侧。
建武十八年（42）
春，二月，蜀郡守将史歆反，以吴汉讨之。
三月，马援于浪泊大破征侧，追至禁谿。
夏，五月，旱。
刘文伯复反，逃入匈奴中，十余年后病死。
秋，七月，吴汉克成都，斩史歆等。
罢州牧，置刺史。
建武十九年（43）
春，正月，庚子，追尊宣帝刘询为中宗。
马援斩征侧、征贰。
妖贼单臣、傅镇等反于原武。夏，四月，以东海王刘阳建议，克原武，斩单臣、傅镇等。
闰四月，戊申，进赵、齐、鲁三公爵皆为王。
六月，戊申，以太子刘强为东海王；以刘阳为太子，改名刘庄。
雒阳令董宣被誉为强项令。
建武二十年（44）
夏，四月，庚辰，戴涉因错判人罪，下狱死。以三公连职，免窦融之官。
五月，辛亥，广平忠侯吴汉薨。
六月，庚寅，以广汉太守蔡茂为大司徒，太仆朱浮为大司空。
壬辰，以左中郎将刘隆为骠骑将军，行大司马事。
乙未，徙刘辅为沛王。
秋，九月，马援自交趾凯旋。
建武二十一年（45）
莎车王贤欲兼并西域，西域诸国遣使请援，仍不许。
建武二十二年（46）
秋，九月，戊辰，地震。
冬，十月，壬子，朱浮免官。
癸丑，以光禄勋杜林为大司空。
青州蝗灾。
匈奴单于舆死，其子匈奴左贤王乌达鞮侯立为单于；乌达鞮侯单于复死，其弟左贤王蒲奴立为单于。匈奴中连年旱蝗，人畜死亡大半。
乌桓乘匈奴之弱，击破之，匈奴北徙数千里，漠南地空。
莎车王贤，击破鄯善，攻杀龟兹王。鄯善王安再次请援，仍不许。鄯善、车师复附匈奴。
光武帝刘秀作为皇帝，绝不是心慈手软的“圣母”，该动手的时候绝不犹豫。之前带兵的时候就不用说了，那是一个杀伐果决；在治国上也是如此，为了推行度田不惜得罪一堆士大夫，杀得人头滚滚，而在保持自己豪强代言人的这件事情上也是非常有自觉。
但这些都是他身为政治家的一面，当剥离掉政治家这个标签后，他私底下还是比较平易近人的，和什么人都能谈笑风生，甚至开玩笑也不会介意。
比如在建武十七年冬十月甲申，光武帝回章陵，也就是他老家舂陵乡——此时已经被他升为县，改名章陵。他到了那里，修缮了下家庙，去旧宅看了一圈，然后就把他们舂陵侯一脉的族人都叫来开party。席上，各位大姑大婶们喝得高兴，互相打趣道：“文叔这小子小时候一直很乖，不乱结交狐朋狗友，也就一宽厚老实孩子，哪想到会有今天？”光武帝听后大笑：“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是的，和喝酒不给钱、惯会调戏良家妇女的老祖宗高帝刘邦比起来，光武帝确实老实得多，一如长辈们为他取的字——“文”。当初他大哥刘縯不就笑他只喜欢种地吗？在一般人的观念里，所谓英雄豪杰，更应该像高帝、刘縯那样，这样才能结识更多三山五岳的好汉，才更容易一呼百应——但这何尝不是一种刻板印象？像光武帝这样，你别看他平时文文静静的不说话，其实内心活动相当丰富，一直憋着，一出手那就是要放大招了——你不信？新朝的将军们也不信，然后光武帝就在昆阳给他们搓了个陨石出来……
所以说，光武帝啊，其实就是个闷骚！
建武十九年秋九月壬申，光武帝又去汝南南顿县舍。光武帝虽然籍贯是南阳章陵，但他爹刘钦是南顿县令，在任上生下的他，所以他的童年其实是在南顿度过的，更确切地说，南顿县舍才是他的第一个家。直到刘钦病死在任上，他们兄弟姐妹才被叔叔赵公刘良接回老家抚养。所以他对这里的感情自然不一般。
到了以后，他又和前年一样叫来当地父老乡亲摆酒宴，喝high了就免了南顿一年赋税。父老们叩头谢恩后，又请求光武帝，说陛下还记得我们这里，所以每次来都要加恩，不如就干脆免了老乡们十年赋税好了！光武帝一开始还推脱，说皇帝这活不好干，以我的水平，也就只能“日复一日”（又发明了一个成语），干一天算一天，哪里指望还能干个十年呢？
这里解释一下，光武帝的意思，如果他制定一条十年的政策，那就暗含他至少能再当十年皇帝，否则这条政策就没有意义——毕竟一朝天子一朝臣。而光武帝这里表示自己没那么大本事，就那么有信心能再干十年，表面上是自谦，实际上是委婉地拒绝老乡们的请求。（说话的艺术啊！）
然后这南顿乡亲们里也有妙人，故意抱怨道：“陛下就别自谦了，你就是舍不得咱们这点税罢了！”光武帝的“小心思”被“戳穿”，并没有尴尬，反而大笑起来，索性就真的又加免了一年赋税。
当然，光武帝也并不真的是道德人品上的完人，比如下面这件事，就是他生涯最大的污点。
——那就是废后、废太子。
光武帝的初恋是贵人阴丽华，这是确定无疑的。但自他称帝以来，皇后一直是郭圣通。郭圣通是真定王刘杨的外甥女，当初嫁给光武帝，是刘杨入股的先决条件。所以这场婚姻的政治意味更浓，况且此时光武帝已经娶了阴丽华，为了对刘杨表示尊重，就得让后来者郭圣通为正妻，阴丽华反而得屈居为妾。
由于真定王一系是河北最大的股东，光武帝在郭圣通的地位上那是没话说的，不仅立其为皇后，她的儿子刘强也被立为了太子——即使刘杨后来背叛了光武帝，也丝毫没有影响这对母子的地位。
但是，在夫妻感情上，光武帝也是人，不可能对这桩政治婚姻毫无芥蒂；另外，郭圣通很可能是那种标准的大小姐做派，对阴丽华恐怕没什么好脸，而阴丽华对此则一直忍让，这自然让光武帝对阴丽华越来越歉疚，但在地位上已经没法再找补，所以就只好在感情上多多补偿。
而这，显然也意味着逐渐疏远郭圣通。如果郭圣通能接受自己是政治联姻的工具人这点也就罢了，只要一直相安无事，将来必定能成为母仪天下的皇太后。然而麻烦的是，郭圣通对光武帝，那也是有感情的！再加上她的公主做派，怎么甘于只要一样？地位、感情，我全都要！
史书上对这段时间郭圣通做了什么，记载得比较隐晦，只说她“数怀怨怼”，然而随后就说光武帝“怒之”——能让光武帝发怒，恐怕不只是发发牢骚这么简单，被近几年的宫斗剧耳濡目染的人，可能已经脑补出一部几百万字的宫斗大戏出来了……
最终，在建武十七年，光武帝做出了决定——废后！冬十月辛巳，郭圣通被废，阴丽华被立为皇后。
但是，废后不是你皇帝说废就能废，你得有个理由，比如犯了大罪（巫蛊、谋反）。但光武帝在明面上给出的理由，也就到“数怀怨怼”——这种理由岂能服众？因此他随即下令，这次立皇后，是“异常之事，非国休福，不得上寿称庆。”
这个事按说是个大事，但朝中公卿们对此却反应不大，看来这郭圣通真的有什么问题，导致夫妻关系破裂了。虽说皇帝的婚姻很重要，但大臣们也是人，也有老婆，明白强扭的瓜不甜；如果夫妻真的闹僵了，对皇帝要离婚，也能理解，不会真的在这上面纠缠不休。比如郅恽的话就很有代表性，他说夫妻要离婚，亲儿子都劝不了，何况臣子呢？只是希望陛下把这事办体面些，不要让天下人议论。光武帝听了就感动地夸他“恕己量主”。
所以，之后光武帝封郭圣通之子右翊公刘辅为中山王，以郭圣通为中山王太后，也算是给“无罪被废”的郭圣通一点补偿吧！
在这个时点，郭圣通的儿子刘强仍然是太子。然而自古以来，从没有母亲被废，儿子还能继续安稳地把这个太子当下去的。郅恽也是刘强的老师，就拿这个道理劝刘强主动让位。刘强也晓得这回事，于是遵从了老师的意见，主动向光武帝请求让位。建武十九年夏六月戊申，在废后两年后，光武帝同意了，令刘强与阴丽华之子东海王刘阳互换，刘阳为新任太子，改名刘庄。
郭家如此就又受到了重大打击，为了补偿，光武帝以郭圣通之兄郭况为大鸿胪，并且玩命赏钱，以致京师称郭况家为“金穴”。
但不管再怎么找补，在天下人看来，皇后、太子“无罪被废”，光武帝这事还是办岔了！因此后世学者，袁宏、司马光等等，都纷纷对此吐槽，认为这是光武帝最大的污点。然而，这件事情里又有谁真的错了呢？一直忍让的阴丽华，显然没有错。郭圣通虽然刁蛮，但也是在维护自己的爱情，有错吗？就算是以现在的眼光，看起来是“渣男”的光武帝，如果当初他不娶郭圣通，失去刘杨的支持，他可能全家都挂了；后来如果不废郭圣通，以郭圣通的性子，在光武帝死后，阴丽华和太子刘庄，恐怕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反而是阴丽华上位后，包括她养大的太子，对郭圣通和刘强一家都很好。或许有人会怀疑，阴丽华和太子，内心是不是真的对郭圣通母子毫无想法？但你要知道，整个古典时代，太子被废向来伴随着腥风血雨，而在帝制被废除前，被废的太子能有好下场的，几千年只有两个人——刘强就是其中之一。而在刘强死时，光武帝可是早就病死了！
所以，你能说光武帝就做错了吗？
卷第四十三 汉纪三十五 大事记
世祖光武皇帝建武十二年（36）
秋，七月，冯骏拔江州，获翼江王田戎。
李通辞大司空，以其为特进奉朝请。
冬，十一月，戊寅，成家帝公孙述被大司马广平侯吴汉之护军高午重创，以兵属其大司马汝宁王延岑，其夜死。己卯，延岑以成都降，蜀地平。辛巳，吴汉族灭公孙氏、延岑，纵兵大掠成都。
十二月，辛卯，以扬武将军马成行大司空事。
山桑节侯王常、牟平烈侯耿况、东光成侯耿纯皆薨。
凉州牧窦融与河西五郡太守入朝，河西归附，天下一统。
建武十三年（37）
春，正月，庚申，大司徒侯霸薨。
二月，皇帝刘文伯（卢芳）之将随昱以其都九原来降，刘文伯逃入匈奴。
丙辰，长沙王刘兴、真定王刘得、河间王刘邵、中山王刘茂皆降爵为侯。丁巳，以赵王刘良为赵公，太原王刘章为齐公，鲁王刘兴为鲁公。
庚午，以殷绍嘉公孔安为宋公，周承休公姬常为卫公。
三月，辛未，以沛郡太守韩歆为大司徒。
丙子，以马成复为扬武将军。
夏，四月，吴汉率军凯旋，光武帝刘秀大封功臣。
光武帝尽去功臣职位，唯高密侯邓禹、固始侯李通、胶东侯贾复与公卿参议国家大事。
甲寅，以冀州牧窦融为大司空。
建武十四年（38）
秋，会稽大疫。
莎车王贤、鄯善王安遣使请复置西域都护，光武帝以中国新定，不许。
建武十五年（39）
春，正月，辛丑，韩歆以好直言免官。随后与其子韩婴被逼自杀。
以汝南太守欧阳歙为大司徒。
夏，四月，丁巳，封皇子刘辅为右翊公，刘英为楚公，刘阳为东海公，刘康为济南公，刘苍为东平公，刘延为淮阳公，刘荆为山阳公，刘衡为临淮公，刘焉为左翊公，刘京为琅邪公。癸丑，追谥皇兄刘縯为齐武公，刘仲为鲁哀公。
下度田令。
冬，十一月，甲戌，欧阳歙以前为汝南太守时度田不实，下狱死。
十二月，庚午，以关内侯戴涉为大司徒。
安平侯盖延薨。
建武十六年（40）
春，二月，交趾麊泠县雒将女子征侧与其妹征贰反。
秋，九月，河南尹张伋及诸郡太守十余人皆因度田不实，下狱死。
郡国群盗并起，青、徐、幽、冀四州尤甚。
冬，十月，群盗解散。自此牛马放牧不收，邑门不闭。
刘文伯请降，立其为代王。
以虎贲中郎将马援建议，重铸旧五铢钱。
建武十七年（41）
春，正月，赵孝公刘良薨。
夏，六月，癸巳，临淮怀公刘衡薨。
妖贼李广攻没皖城，遣马援讨之。秋，九月，破皖城，斩李广。
冬，十月，辛巳，废皇后郭圣通，立贵人阴丽华为皇后。进刘辅为中山王，以郭圣通为中山太后，其余皇子九国公皆进为王。
莎车王贤复请西域都护印绶，光武帝赐之，后以敦煌太守裴遵建议，收回印绶。贤由是与汉朝有隙，诈称大都护，震慑西域。
以马援为伏波将军击征侧。
建武十八年（42）
春，二月，蜀郡守将史歆反，以吴汉讨之。
三月，马援于浪泊大破征侧，追至禁谿。
夏，五月，旱。
刘文伯复反，逃入匈奴中，十余年后病死。
秋，七月，吴汉克成都，斩史歆等。
罢州牧，置刺史。
建武十九年（43）
春，正月，庚子，追尊宣帝刘询为中宗。
马援斩征侧、征贰。
妖贼单臣、傅镇等反于原武。夏，四月，以东海王刘阳建议，克原武，斩单臣、傅镇等。
闰四月，戊申，进赵、齐、鲁三公爵皆为王。
六月，戊申，以太子刘强为东海王；以刘阳为太子，改名刘庄。
雒阳令董宣被誉为强项令。
建武二十年（44）
夏，四月，庚辰，戴涉因错判人罪，下狱死。以三公连职，免窦融之官。
五月，辛亥，广平忠侯吴汉薨。
六月，庚寅，以广汉太守蔡茂为大司徒，太仆朱浮为大司空。
壬辰，以左中郎将刘隆为骠骑将军，行大司马事。
乙未，徙刘辅为沛王。
秋，九月，马援自交趾凯旋。
建武二十一年（45）
莎车王贤欲兼并西域，西域诸国遣使请援，仍不许。
建武二十二年（46）
秋，九月，戊辰，地震。
冬，十月，壬子，朱浮免官。
癸丑，以光禄勋杜林为大司空。
青州蝗灾。
匈奴单于舆死，其子匈奴左贤王乌达鞮侯立为单于；乌达鞮侯单于复死，其弟左贤王蒲奴立为单于。匈奴中连年旱蝗，人畜死亡大半。
乌桓乘匈奴之弱，击破之，匈奴北徙数千里，漠南地空。
莎车王贤，击破鄯善，攻杀龟兹王。鄯善王安再次请援，仍不许。鄯善、车师复附匈奴。
楼主：剑魔烨煌
时间：2021-03-25 11:48:03
三百四十、南蛮入侵
卷第四十四 汉纪三十六 世祖光武皇帝建武二十三年（47）~显宗孝明皇帝永平三年（60）
建武二十三年春正月，南郡蛮发生暴动，朝廷派武威将军刘尚讨伐，破之。其年冬，武陵蛮精夫（“精夫”是蛮人的部族首领）相单程等再乱，刘尚再次率军出击，溯沅水入武谿。然而这次刘尚犯了轻敌的错误，被武陵蛮打了埋伏，全军覆灭。
——这是“蛮人”在《资治通鉴》中的第一次亮相。古代中国人对四面八方的异民族起名字的时候，那是很有想象力的，即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一听就不是什么好名字。南蛮自然就是指南边的少数民族。不过现在大家对南方少数民族的印象，大多都是在云贵、广西一带，然而在东汉初年，“蛮”人的聚居范围，可远比如今要靠北。
因为前面已经多次提过，至少到东汉初年为止，中原对南方——更确切地说是长江以南——还远谈不上开发。武帝刘彻虽说将长江以南直至现越南北部的地区全都并入了帝国的版图，但实际上在这里，帝国只是占据了几个点、以及这几个点之间的通路；而其它的大片地盘，实际上是被这些中原人口中的“蛮”所占据的。比如前面暴乱的两家，一个在武陵，也就是现在的湘西一带；另一个在南郡，则更靠北，在现在的襄阳一带。
——是的，你没看错，在当时，襄阳这个地方，某种程度上居然也算是个边境。这从人口上就可以看出来，东汉初年，南郡的人口在八十万左右，而北边的南阳郡、也就是光武帝刘秀的老家，人口超过二百万；至于更南边的长沙一带——长沙、武陵、零陵、桂阳等几个郡，每个郡单看面积都和南郡差不多，但人口却暴跌，都只在十到二十万这个区间。所以汉朝封诸侯王，再南不会南过长沙，不然可就形同流放了。
话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南方的楚国被中原诸国蔑称为“南蛮子”，而楚国人在不爽的同时，转过身来却也称这些土著部族为“南蛮子”，可见这些人在汉人眼中，实在是蛮得不能再蛮了。汉人对他们采取的是应付土著的老办法——羁縻，而这些人并未像北边的同行们那样一搞就闹事，至少到西汉末年为止，这些蛮人和汉人似乎一直相安无事。
然而到了东汉初年，事情正在起变化，汉、蛮之间的冲突加剧，以致终于出现了开头所提的暴动。
相安无事了两百年，两边不可能说翻脸就翻脸，这后面一定是有原因的。而这其中的一个原因，其实前面已经提到过端倪了——还记得吗？在这段时间，羌人、匈奴人，都开始往塞内跑，哪怕硬顶着汉人的强弓硬弩也在所不惜，怎么突然都变得头铁了？
因为，到了小冰期了，全球气温都下降了，北边的部族们不往南跑，等待他们的唯一下场，只有灭族！待在原地必死——匈奴已经连年大旱蝗灾了，和汉人死磕虽然很难，但未必会死光，他们其实也没什么好选择。
而到了南方，事情就反过来了——汉人开始挤占蛮人的生存空间。以前汉人没法彻底征服南方和北方，最大的原因，当然是这些地方不适合农耕；但具体来看的话，这两边不适合农耕却各有各的原因。北方那是环境真不行，种啥啥死；而南方的环境，本来很适合动植物生长的——然而问题是，太适合了。适合动植物生长，那就意味着也适合寄生虫、病菌生长，而搞农耕意味着要集体劳动、要聚居，在这里自然就要面对传染病的威胁了。古人搞不清传染病的病理，而南方多山林，经常能看到林中冒出汽来（其实是水汽），于是就说成是山林中产生的“瘴气”所致——这就是所谓“烟瘴地面”的由来。
而在全球变冷的情况下，这原来的烟瘴地面，自然就没以前那么“烟瘴地面”了。于是汉人终于能在这些地方尽情发挥种族天赋——种地了。
这汉人越来越多，可不就挤占了原来蛮人的生存空间了吗？不过这么说也有些片面，如果种地能过得更好，蛮人们也可以加入汉人种地的大家庭里来嘛——事实上这样的也确实不少。但世界上的事情不可能十全十美，有合作，必然也会有冲突，冲突到了极致，就会爆发战争，既然是战争，就会被史书记录下来——而合作基本是和平的，很难有什么值得被记载下来的“大事”，史书上最多记几笔“土人之俗大转”云云。所以才会让后人产生一种印象，似乎中原政权总是和土著在打仗……
刘尚军万人尽没，这对帝国来说可是不可忽视的大败了，因此朝廷对此自然重视起来。建武二十四年秋七月，武陵蛮进犯临沅，朝廷再派兵马，仍不利。见屡次失利，一个人坐不住了——伏波将军马援。马援请战，但他此时已六十多了，光武帝不太放心。于是马援说道：“臣尚能被甲上马。”光武帝就让他试试，马援果然宝刀未老，利索地披甲上马，骑上去后还得意地转过头瞅光武帝。光武帝笑道：“矍铄哉是翁！”最终，光武帝便以马援为主将，以中郎将马武、耿舒等为副，率四万军兵，征讨五溪。
帝国时代的第一次“南蛮入侵”，开始了。
如果不考虑马援的年纪，他确实是最好的人选——毕竟，比武陵更“烟瘴地面”的交趾人家都搞定了，帝国中他这一层级的将军，没有比他更精通南方作战的了。
但他毕竟年纪大了，这回会不会出问题呢？像百年前的营平侯赵充国，七十岁还能上马平羌，这样的人毕竟是个异数。话说马援得令后，非常兴奋，出战前对友人杜愔道：“吾受厚恩，年迫日索，常恐不得死国事。今获所愿，甘心瞑目，但畏长者家儿或在左右，或与从事，殊难得调，介介独恶是耳！”
——马将军你在干什么啊！不要随便立flag啊！
卷第四十四 汉纪三十六 世祖光武皇帝建武二十三年（47）~显宗孝明皇帝永平三年（60）
建武二十三年春正月，南郡蛮发生暴动，朝廷派武威将军刘尚讨伐，破之。其年冬，武陵蛮精夫（“精夫”是蛮人的部族首领）相单程等再乱，刘尚再次率军出击，溯沅水入武谿。然而这次刘尚犯了轻敌的错误，被武陵蛮打了埋伏，全军覆灭。
——这是“蛮人”在《资治通鉴》中的第一次亮相。古代中国人对四面八方的异民族起名字的时候，那是很有想象力的，即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一听就不是什么好名字。南蛮自然就是指南边的少数民族。不过现在大家对南方少数民族的印象，大多都是在云贵、广西一带，然而在东汉初年，“蛮”人的聚居范围，可远比如今要靠北。
因为前面已经多次提过，至少到东汉初年为止，中原对南方——更确切地说是长江以南——还远谈不上开发。武帝刘彻虽说将长江以南直至现越南北部的地区全都并入了帝国的版图，但实际上在这里，帝国只是占据了几个点、以及这几个点之间的通路；而其它的大片地盘，实际上是被这些中原人口中的“蛮”所占据的。比如前面暴乱的两家，一个在武陵，也就是现在的湘西一带；另一个在南郡，则更靠北，在现在的襄阳一带。
——是的，你没看错，在当时，襄阳这个地方，某种程度上居然也算是个边境。这从人口上就可以看出来，东汉初年，南郡的人口在八十万左右，而北边的南阳郡、也就是光武帝刘秀的老家，人口超过二百万；至于更南边的长沙一带——长沙、武陵、零陵、桂阳等几个郡，每个郡单看面积都和南郡差不多，但人口却暴跌，都只在十到二十万这个区间。所以汉朝封诸侯王，再南不会南过长沙，不然可就形同流放了。
话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南方的楚国被中原诸国蔑称为“南蛮子”，而楚国人在不爽的同时，转过身来却也称这些土著部族为“南蛮子”，可见这些人在汉人眼中，实在是蛮得不能再蛮了。汉人对他们采取的是应付土著的老办法——羁縻，而这些人并未像北边的同行们那样一搞就闹事，至少到西汉末年为止，这些蛮人和汉人似乎一直相安无事。
然而到了东汉初年，事情正在起变化，汉、蛮之间的冲突加剧，以致终于出现了开头所提的暴动。
相安无事了两百年，两边不可能说翻脸就翻脸，这后面一定是有原因的。而这其中的一个原因，其实前面已经提到过端倪了——还记得吗？在这段时间，羌人、匈奴人，都开始往塞内跑，哪怕硬顶着汉人的强弓硬弩也在所不惜，怎么突然都变得头铁了？
因为，到了小冰期了，全球气温都下降了，北边的部族们不往南跑，等待他们的唯一下场，只有灭族！待在原地必死——匈奴已经连年大旱蝗灾了，和汉人死磕虽然很难，但未必会死光，他们其实也没什么好选择。
而到了南方，事情就反过来了——汉人开始挤占蛮人的生存空间。以前汉人没法彻底征服南方和北方，最大的原因，当然是这些地方不适合农耕；但具体来看的话，这两边不适合农耕却各有各的原因。北方那是环境真不行，种啥啥死；而南方的环境，本来很适合动植物生长的——然而问题是，太适合了。适合动植物生长，那就意味着也适合寄生虫、病菌生长，而搞农耕意味着要集体劳动、要聚居，在这里自然就要面对传染病的威胁了。古人搞不清传染病的病理，而南方多山林，经常能看到林中冒出汽来（其实是水汽），于是就说成是山林中产生的“瘴气”所致——这就是所谓“烟瘴地面”的由来。
而在全球变冷的情况下，这原来的烟瘴地面，自然就没以前那么“烟瘴地面”了。于是汉人终于能在这些地方尽情发挥种族天赋——种地了。
这汉人越来越多，可不就挤占了原来蛮人的生存空间了吗？不过这么说也有些片面，如果种地能过得更好，蛮人们也可以加入汉人种地的大家庭里来嘛——事实上这样的也确实不少。但世界上的事情不可能十全十美，有合作，必然也会有冲突，冲突到了极致，就会爆发战争，既然是战争，就会被史书记录下来——而合作基本是和平的，很难有什么值得被记载下来的“大事”，史书上最多记几笔“土人之俗大转”云云。所以才会让后人产生一种印象，似乎中原政权总是和土著在打仗……
刘尚军万人尽没，这对帝国来说可是不可忽视的大败了，因此朝廷对此自然重视起来。建武二十四年秋七月，武陵蛮进犯临沅，朝廷再派兵马，仍不利。见屡次失利，一个人坐不住了——伏波将军马援。马援请战，但他此时已六十多了，光武帝不太放心。于是马援说道：“臣尚能被甲上马。”光武帝就让他试试，马援果然宝刀未老，利索地披甲上马，骑上去后还得意地转过头瞅光武帝。光武帝笑道：“矍铄哉是翁！”最终，光武帝便以马援为主将，以中郎将马武、耿舒等为副，率四万军兵，征讨五溪。
帝国时代的第一次“南蛮入侵”，开始了。
如果不考虑马援的年纪，他确实是最好的人选——毕竟，比武陵更“烟瘴地面”的交趾人家都搞定了，帝国中他这一层级的将军，没有比他更精通南方作战的了。
但他毕竟年纪大了，这回会不会出问题呢？像百年前的营平侯赵充国，七十岁还能上马平羌，这样的人毕竟是个异数。话说马援得令后，非常兴奋，出战前对友人杜愔道：“吾受厚恩，年迫日索，常恐不得死国事。今获所愿，甘心瞑目，但畏长者家儿或在左右，或与从事，殊难得调，介介独恶是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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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剑魔烨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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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四十一、马革裹尸
伏波将军新息侯马援奉命征讨武陵蛮。建武二十四年秋七月，征讨军开拔；建武二十五年春正月，马援于临乡击破蛮兵，斩获二千余人，初战告捷。
马援进军至下隽，此时道路分为两条：若走壶头，路程短，但途中到处要趟水；若走充，路况要好得多，但路程曲折遥远。副将中郎将耿舒建议取充之道，但马援认为自己军粮可能撑不了那么远的路，而壶头除了近，也是蛮人的一处咽喉要地，若快速将其拿下，则据守充之蛮军亦会不战自溃；反之即使先拿下充，蛮人仍会退守壶头。
由于这是一个关键的决策，两人出现分歧后，先上报朝廷，光武帝刘秀最后同意了马援的路线，汉军便向壶头进军。这里果然是一处要害之地，蛮人可以乘高据险；也果然如之前预期的，这里水流众多。按说有水的话，虽然要不断趟水过河，但同时也可以利用河流来运粮草辎重。然而麻烦的是，对汉军的进军方向来说，这里都是逆流，且由于水流湍急、落差又大，根本没法行船——这很可能和季节有关，因为此时，已经进入了盛夏，南方正是雨水多的时节，河水暴涨也是题中应有之意。
然而，辎重难运什么的对此时的汉军来说都算不上第一位的麻烦，因为在这个时节，南方最可怕的敌人来了——瘴气！汉军中开始出现瘟疫，连马援自己都中枪了！闷热、疾病，加上进退不得，汉军一时陷入了困境，为了避暑，只得在河岸边挖地洞窝在里边。
——这实在是在南方行军最烂的季节，马援怎么就选在了这个倒霉时候呢？作为对比，他以前征交趾的时候，虽然用时一年，但最关键的两场决战，都是选在正月到三月之间。话说这次本来也应该是这样的——他打到下隽的时候还是在春天。问题是之后由于和耿舒出现分歧，上报朝廷定夺，这一来一回，显然是耗费了不少时间。这样一分析，马援坚持走壶头也很容易理解了——就是为了抢时间，在入夏前和蛮人决战，能一战而定最好，至少也要像征交趾一样，取得一场决定性的胜利。
然而，差之毫厘，谬以千里，马援就此陷入了进退不得的窘境。
对此最着急的，当然是马援。每当对面的蛮人乘高鼓噪时，马援都不顾左右的劝阻，忍着病痛拖着脚亲自去观察敌情，左右见此都暗中流涕。对此局面，耿舒当然很有意见，他给他哥好畤侯耿弇（是的你没猜错，他就是耿弇的弟弟）写信埋怨，说“我早就说了从充走，马将军非要走壶头，结果我军被困在这里。之前临乡一战，蛮人无故自溃，若我军乘夜击之，本可全歼，但马将军又不干。伏波类西域贾胡，到一处辄止，以是失利。”
在西域做生意的，搞的是一种接力生意，见到一城就要停下来，故而耿舒以此来吐槽马援——这哥们还挺能联想的。耿弇上报光武帝，光武帝不敢怠慢，赶忙派虎贲中郎将梁松赶赴前线责问马援，必要时代其监军。
其实，如果单是如此，对马援也不算什么大事——胜败乃兵家常事，以前高密侯邓禹、广平侯吴汉等等都吃过大败仗，光武帝也没说就把他们怎么样。再说马援这把虽没赢，但也还没输不是？他之前的路线选择到底有没有问题，以现在的情况来看也不好评断。
但马援的祸事，还是来了！
问题的关键，不是朝廷派人责问他，而是派来责问他的这个人！
梁松，太中大夫梁统之子。梁统就是大家熟悉的窦融的好基友、河西豪强的赤帜之一。光武帝出于势力平衡考虑，刻意拔高最后入股的河西豪强在朝中的地位，比如梁松就成了光武帝的妹夫。
而马援出自河西旁边的陇右，跟窦融、梁统等本就有交情。之前马援有次生病，梁松作为小辈来看望，拜于床下，马援却不回礼。梁松走后，马援的儿子们埋怨父亲，说梁松乃是皇亲国戚，贵幸无比，朝中公卿无不侧目，怎么大人（“大人”本来是对父亲的称呼）如此无礼？马援满不在乎地说道，他再牛也是小辈，我跟他爹那可是谈笑风生，和他平礼，那不就是长幼失序了吗？
马援的侄子马严、马敦，喜欢臧否人物、豪侠好义。马援对他俩的做派多有不满，之前征交趾时，特意写信告诫俩侄子，叫他们不要老论人长短是非。他还说，山都长龙述，敦厚周慎，口无择言，我爱之重之，你们也应以其为榜样。越骑司马杜保，豪侠好义，急人所难，我虽也爱之重之，但不希望你们学他。因为学龙述如果没学成，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若学杜保没学好，就会陷为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
是的，这两句话都是出自马援。
按说这老马教训自家子侄，本不干别人什么事，然而他写high了一顺手拿两个活人做例子，结果没想到却出了幺蛾子。原来，此时杜保正受其仇人攻击，这个仇人说杜保“为行浮薄，乱群惑众”，听说马援的这封信后，立刻拿出来当佐证——你看连马老将军都劝诫他子侄不要效仿杜保，而这杜保还和梁松、窦固结交，这帮人明显轻狡狂悖，将“败乱诸夏”。
窦固就是窦融的儿子，和梁松一样，都是官二代。这等“衙内党”，未必有什么真本事，只是因为父辈的关系无人敢得罪，就产生一种自己很牛逼的错觉；再和好游侠的杜保一结合，估计没少干些请托干谒、干扰司法的事情，故而此人有“败乱诸夏”之说。
光武帝得知后很恼火，就把这举报信和马援的信都拿出来给梁、窦看，让他们好好反省。两人叩头流血良久，才被光武帝放过——别忘了，光武帝可是豪强的代言人，而且正是要拔高河西豪强之时，因此并不会真的把他们的后代怎么样，只是让他们收敛收敛。
不过，梁松这个衙内，嘴上虽然认错，心里却一直不以为然——马援这个死老头子，仗着和自己爹平辈相交，就老教训自己，你以为你是我老子吗！现在机会来了，马援撞到自己手里，叫你尝尝小爷的厉害！
不过，严格来说，马援本人是不会被梁松怎么样了——因为，在梁松来到之前，伏波将军马援，已经于军中病逝……
马将军，还是老了啊！
马援在征交趾凯旋时曾说过：“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
没想到，竟一语成谶！
伏波将军新息侯马援奉命征讨武陵蛮。建武二十四年秋七月，征讨军开拔；建武二十五年春正月，马援于临乡击破蛮兵，斩获二千余人，初战告捷。
马援进军至下隽，此时道路分为两条：若走壶头，路程短，但途中到处要趟水；若走充，路况要好得多，但路程曲折遥远。副将中郎将耿舒建议取充之道，但马援认为自己军粮可能撑不了那么远的路，而壶头除了近，也是蛮人的一处咽喉要地，若快速将其拿下，则据守充之蛮军亦会不战自溃；反之即使先拿下充，蛮人仍会退守壶头。
由于这是一个关键的决策，两人出现分歧后，先上报朝廷，光武帝刘秀最后同意了马援的路线，汉军便向壶头进军。这里果然是一处要害之地，蛮人可以乘高据险；也果然如之前预期的，这里水流众多。按说有水的话，虽然要不断趟水过河，但同时也可以利用河流来运粮草辎重。然而麻烦的是，对汉军的进军方向来说，这里都是逆流，且由于水流湍急、落差又大，根本没法行船——这很可能和季节有关，因为此时，已经进入了盛夏，南方正是雨水多的时节，河水暴涨也是题中应有之意。
然而，辎重难运什么的对此时的汉军来说都算不上第一位的麻烦，因为在这个时节，南方最可怕的敌人来了——瘴气！汉军中开始出现瘟疫，连马援自己都中枪了！闷热、疾病，加上进退不得，汉军一时陷入了困境，为了避暑，只得在河岸边挖地洞窝在里边。
——这实在是在南方行军最烂的季节，马援怎么就选在了这个倒霉时候呢？作为对比，他以前征交趾的时候，虽然用时一年，但最关键的两场决战，都是选在正月到三月之间。话说这次本来也应该是这样的——他打到下隽的时候还是在春天。问题是之后由于和耿舒出现分歧，上报朝廷定夺，这一来一回，显然是耗费了不少时间。这样一分析，马援坚持走壶头也很容易理解了——就是为了抢时间，在入夏前和蛮人决战，能一战而定最好，至少也要像征交趾一样，取得一场决定性的胜利。
然而，差之毫厘，谬以千里，马援就此陷入了进退不得的窘境。
对此最着急的，当然是马援。每当对面的蛮人乘高鼓噪时，马援都不顾左右的劝阻，忍着病痛拖着脚亲自去观察敌情，左右见此都暗中流涕。对此局面，耿舒当然很有意见，他给他哥好畤侯耿弇（是的你没猜错，他就是耿弇的弟弟）写信埋怨，说“我早就说了从充走，马将军非要走壶头，结果我军被困在这里。之前临乡一战，蛮人无故自溃，若我军乘夜击之，本可全歼，但马将军又不干。伏波类西域贾胡，到一处辄止，以是失利。”
在西域做生意的，搞的是一种接力生意，见到一城就要停下来，故而耿舒以此来吐槽马援——这哥们还挺能联想的。耿弇上报光武帝，光武帝不敢怠慢，赶忙派虎贲中郎将梁松赶赴前线责问马援，必要时代其监军。
其实，如果单是如此，对马援也不算什么大事——胜败乃兵家常事，以前高密侯邓禹、广平侯吴汉等等都吃过大败仗，光武帝也没说就把他们怎么样。再说马援这把虽没赢，但也还没输不是？他之前的路线选择到底有没有问题，以现在的情况来看也不好评断。
但马援的祸事，还是来了！
问题的关键，不是朝廷派人责问他，而是派来责问他的这个人！
梁松，太中大夫梁统之子。梁统就是大家熟悉的窦融的好基友、河西豪强的赤帜之一。光武帝出于势力平衡考虑，刻意拔高最后入股的河西豪强在朝中的地位，比如梁松就成了光武帝的妹夫。
而马援出自河西旁边的陇右，跟窦融、梁统等本就有交情。之前马援有次生病，梁松作为小辈来看望，拜于床下，马援却不回礼。梁松走后，马援的儿子们埋怨父亲，说梁松乃是皇亲国戚，贵幸无比，朝中公卿无不侧目，怎么大人（“大人”本来是对父亲的称呼）如此无礼？马援满不在乎地说道，他再牛也是小辈，我跟他爹那可是谈笑风生，和他平礼，那不就是长幼失序了吗？
马援的侄子马严、马敦，喜欢臧否人物、豪侠好义。马援对他俩的做派多有不满，之前征交趾时，特意写信告诫俩侄子，叫他们不要老论人长短是非。他还说，山都长龙述，敦厚周慎，口无择言，我爱之重之，你们也应以其为榜样。越骑司马杜保，豪侠好义，急人所难，我虽也爱之重之，但不希望你们学他。因为学龙述如果没学成，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若学杜保没学好，就会陷为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
是的，这两句话都是出自马援。
按说这老马教训自家子侄，本不干别人什么事，然而他写high了一顺手拿两个活人做例子，结果没想到却出了幺蛾子。原来，此时杜保正受其仇人攻击，这个仇人说杜保“为行浮薄，乱群惑众”，听说马援的这封信后，立刻拿出来当佐证——你看连马老将军都劝诫他子侄不要效仿杜保，而这杜保还和梁松、窦固结交，这帮人明显轻狡狂悖，将“败乱诸夏”。
窦固就是窦融的儿子，和梁松一样，都是官二代。这等“衙内党”，未必有什么真本事，只是因为父辈的关系无人敢得罪，就产生一种自己很牛逼的错觉；再和好游侠的杜保一结合，估计没少干些请托干谒、干扰司法的事情，故而此人有“败乱诸夏”之说。
光武帝得知后很恼火，就把这举报信和马援的信都拿出来给梁、窦看，让他们好好反省。两人叩头流血良久，才被光武帝放过——别忘了，光武帝可是豪强的代言人，而且正是要拔高河西豪强之时，因此并不会真的把他们的后代怎么样，只是让他们收敛收敛。
不过，梁松这个衙内，嘴上虽然认错，心里却一直不以为然——马援这个死老头子，仗着和自己爹平辈相交，就老教训自己，你以为你是我老子吗！现在机会来了，马援撞到自己手里，叫你尝尝小爷的厉害！
不过，严格来说，马援本人是不会被梁松怎么样了——因为，在梁松来到之前，伏波将军马援，已经于军中病逝……
马将军，还是老了啊！
马援在征交趾凯旋时曾说过：“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
没想到，竟一语成谶！
楼主：剑魔烨煌
时间：2021-03-25 11:48:03
三百四十三、呼韩邪二世
新朝末东汉初，匈奴趁着中原战乱，东边结连乌桓、鲜卑，西边又开始逼西域交保护费，很是雄起了一把。但其实，匈奴这并不是要复兴的节奏，而更像是回光返照、垂死挣扎。在草原上，强者为王，一个部族若想要号令整个草原，就必须从胜利走向胜利，若稍显疲态，就会遇到挑战者。而经过汉朝一百多年的打压后，匈奴的威望早已不复当年。
就像被匈奴拉拢的乌桓、鲜卑，就是昔年被匈奴冒顿单于击败的东胡之后。但此时他们两家早已不复对匈奴的恭顺，和匈奴联合不过是因为有利可图。建武二十二年，当匈奴的地盘上发生大旱蝗灾时，乌桓还趁机攻击匈奴，逼得匈奴北迁数千里，以致漠南地空，也间接减轻了汉朝的边防压力。
这里说一下，乌桓和鲜卑这两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乌桓此时居于辽东，离汉朝更近，所以文明程度稍高，鲜卑的活动区域更靠东北，更原始一些。本来汉人以前接触的多是乌桓，很少见到鲜卑人，但在由于小冰期影响、游牧渔猎民族整体南迁的形势下，鲜卑也逐渐进入帝国的视野。
此时的汉人不会想到，这群连乌桓人都视为蛮子的鲜卑人，最终会成为华夏第二帝国的肇始者——此乃后话，按下不表。
所以匈奴的这针兴奋剂也就起了小二十年的作用，很快就又萎了。然后，每到这个时候，匈奴内部就开始上演传统戏码——内讧。建武二十二年，匈奴单于舆死，其子左贤王乌达鞮侯继位；乌达鞮侯很快也死了，其弟左贤王蒲奴继位。本来，单于的继承顺位，多是弟弟优先，按照这个惯例，当初舆的弟弟右谷蠡王知牙师本应该成为左贤王，再继承哥哥的单于位。
但是，舆想让自己的儿子上位，于是杀掉了知牙师——虽然舆看似成功了，但破坏了规则，这迟早是要付出代价的。三十多年前的老单于匈奴乌珠留若鞮单于有一个儿子叫比，时任右薁鞬日逐王，统领匈奴南边八部。他见舆如此操作，遂不满道：“若按兄终弟及，则知牙师当为单于；若父死子继，我才是老单于长子——舆凭什么这么搞！”因为这个缘故，比就经常借故拒绝参加匈奴各部的首领集会。舆见状当然也对其猜疑起来，遣两骨都侯到南部“帮”比带兵，实则就是监视。
到蒲奴继位，比见这单于位离自己这一系越来越远，愈发怨恨，以致当起了“匈奸”——他密遣汉人郭衡带上匈奴地图，和西河太守搭上线，希望内附。监视他的两骨都侯察觉了比的异动，建武二十三年夏五月，匈奴按例举行集会，比也“按例”没有去，但两骨都侯去了，都劝单于先下手为强，做了比；不过，比虽然没去，但他弟弟渐将王去了，而且很凑巧地偷听到了两骨都侯的汇报。于是渐将王立刻跑去通知哥哥，比赶紧动员南边八部兵马四五万人，准备等两骨都侯一回来就先干掉他们。两骨都侯走到半路听得消息，调头通知单于，单于遂率万骑来讨；结果到了地头一看，好家伙，比的兵马比自己多多了，自己兵没带够……所以最后单于没敢真打，又跑回去了。
不过单于显然会卷土重来的，比当然不能坐以待毙，最好的方法，当然是继续之前的路线，抱汉朝的大腿——谁叫他在匈奴的南边呢！建武二十四年，南边八部大人共立比为匈奴呼韩邪单于——使用这个称号，其政治信号实在不能再明显了。随后，他们立即到五原塞，说“愿永为籓蔽，扞御北虏”。
——这简直就是初代呼韩邪单于剧情的翻版！连名字都直接拿来用不带改的！
消息传到朝廷，朝中公卿都有些不太相信——因为前几年匈奴还一直不断扰边，突然服软，大家当然会怀疑。只有五官中郎将耿国认为应如“孝宣故事”，接受其内附，光武帝刘秀也认同此议。
当年冬十月，呼韩邪单于自称“南单于”，正式派人到汉朝表示称臣——这是“南单于”一词头一次出现，而这也意味着匈奴正式分裂为南、北两部。当然，北边的单于蒲奴仍然自称“单于”，不过汉朝既然承认了南单于为匈奴“正统”，所以之后就称蒲奴为“北单于”了。
有了汉朝的支援后，南单于一如初代呼韩邪单于，立马咸鱼翻身。建武二十五年春，南单于遣其弟左贤王莫率军万余攻打北单于之弟薁鞬左贤王，生擒之，北单于震恐，避地千余里，北部薁鞬骨都侯与右骨都侯率众三万余投奔南单于。三月，南单于遣使朝贡，请求汉朝派人来“监护”，以便其派出侍子（人质），重修旧约。
南单于看来是铁了心要抱汉朝大腿了，朝廷见他这么上道，遂于建武二十六年春遣中郎将段郴、副校尉王郁出使。段郴等到后，令南单于伏拜受诏，这令南单于很不能接受——不过他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形势比人强，也由不得他不低头，所以在磨蹭半天后，还是跪了下去。只是后来私下派翻译找到汉使，说南单于刚上位，在大庭广众之下伏低做小，难以服众，希望汉使能体谅体谅；段郴等听后笑笑，后来也果然没再当众让他行大礼。
为了自己和部族的生存，只能放弃尊严，想想也挺不容易的。
在这次的诏书中，传达了一条很重要的决策——“听南单于入居云中，始置使匈奴中郎将，将兵卫护之”。也就是说，汉朝决定，让南匈奴进入长城以内！
有人会说了，这不是引狼入室吗？西汉打了一百年，核心思想就是把匈奴人赶得越远越好，怎么东汉要反其道而行之？其实，你不要光看前面的“入居云中”，后面还有一条——“置使匈奴中郎将”。什么叫“使”呢？当然就是要“使用”匈奴啦——也就是说，此时的汉朝，决定用南匈奴作为雇佣军、仆从军，让他们来帮忙守边。
可能还是有人会怀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难道这南匈奴将来不会来个反戈一击吗？——然而事实是，这套体制居然运行得还挺好，甚至好到连大汉都亡了，居然又运行了一百年；而且虽然一开始他们还属于仆从军，但汉朝越用越顺手（因为省钱），到后来竟然渐渐变成了主力军，甚至被用来进行国内战争……
不过怀疑的人也并没有多虑，因为这套体制确实是有隐患的，只是这个隐患的爆发，还需要满足多个条件，理论上来说本来没那么容易引爆，所以光武帝及其后人才会如此放心地采用此策。
很不幸的是，三百年后，在某个垃圾政权的操作下（不是汉朝），这些条件居然让他们神奇地凑齐了，以致开启了一个黑暗时代。
而在此时，这个策略只显示了它的积极一面。当年夏，被南单于俘获的北匈奴薁鞬左贤王逃脱，带他的部众和南匈奴五骨都侯三万余人北逃，但却并未回归北单于麾下，而是自立为单于。月余，五骨都侯内讧，皆死，薁鞬左贤王亦自杀。其秋，南单于遣子入侍，汉朝为其支援大量粮食牲畜，并令使匈奴中郎将等直接参与南匈奴日常治理，南单于亦并未表示不满。从此，南单于每年终便遣使入贡，并更换侍子，以为常例——这和西汉初年的那些诸侯王，已然没有什么区别了。
既然汉朝的边境多了南匈奴这道防火墙，那么边境的汉民自然压力大减。于是朝廷命之前因为躲避匈奴侵扰而内迁的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代八郡之民回归家园。这里还有个小插曲，之前光武帝没料到匈奴分裂得这么快，结果当时内迁得太彻底，以致此时再返迁，发现当地的城池堡垒全都成了废墟，又得重新修，这很是让光武帝后悔了一阵子。
其冬，五骨都侯之子再次拥众南返，北单于派人追击，尽获之。南匈奴亦派兵出击，不利。光武帝便令南单于徙居西河美稷，命西河长史每年率二千五百兵马卫护南匈奴，冬屯夏罢，后亦为常例。南单于也很自觉地为汉朝巡逻边境。北单于之前虽然胜了一阵，但见这架势也明白不容易善了，颇为惶恐，主动交还了不少掳掠的汉民以示善意；每次他们侵扰南匈奴，遇到汉朝的亭候，就赶紧表示：“我们这是自家清理叛徒薁鞬日逐（也就是南单于），非敢犯汉民也。”
不过也和当年的匈奴郅支骨都侯单于一样，汉朝是迟早要对北匈奴动手的。
新朝末东汉初，匈奴趁着中原战乱，东边结连乌桓、鲜卑，西边又开始逼西域交保护费，很是雄起了一把。但其实，匈奴这并不是要复兴的节奏，而更像是回光返照、垂死挣扎。在草原上，强者为王，一个部族若想要号令整个草原，就必须从胜利走向胜利，若稍显疲态，就会遇到挑战者。而经过汉朝一百多年的打压后，匈奴的威望早已不复当年。
就像被匈奴拉拢的乌桓、鲜卑，就是昔年被匈奴冒顿单于击败的东胡之后。但此时他们两家早已不复对匈奴的恭顺，和匈奴联合不过是因为有利可图。建武二十二年，当匈奴的地盘上发生大旱蝗灾时，乌桓还趁机攻击匈奴，逼得匈奴北迁数千里，以致漠南地空，也间接减轻了汉朝的边防压力。
这里说一下，乌桓和鲜卑这两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乌桓此时居于辽东，离汉朝更近，所以文明程度稍高，鲜卑的活动区域更靠东北，更原始一些。本来汉人以前接触的多是乌桓，很少见到鲜卑人，但在由于小冰期影响、游牧渔猎民族整体南迁的形势下，鲜卑也逐渐进入帝国的视野。
此时的汉人不会想到，这群连乌桓人都视为蛮子的鲜卑人，最终会成为华夏第二帝国的肇始者——此乃后话，按下不表。
所以匈奴的这针兴奋剂也就起了小二十年的作用，很快就又萎了。然后，每到这个时候，匈奴内部就开始上演传统戏码——内讧。建武二十二年，匈奴单于舆死，其子左贤王乌达鞮侯继位；乌达鞮侯很快也死了，其弟左贤王蒲奴继位。本来，单于的继承顺位，多是弟弟优先，按照这个惯例，当初舆的弟弟右谷蠡王知牙师本应该成为左贤王，再继承哥哥的单于位。
但是，舆想让自己的儿子上位，于是杀掉了知牙师——虽然舆看似成功了，但破坏了规则，这迟早是要付出代价的。三十多年前的老单于匈奴乌珠留若鞮单于有一个儿子叫比，时任右薁鞬日逐王，统领匈奴南边八部。他见舆如此操作，遂不满道：“若按兄终弟及，则知牙师当为单于；若父死子继，我才是老单于长子——舆凭什么这么搞！”因为这个缘故，比就经常借故拒绝参加匈奴各部的首领集会。舆见状当然也对其猜疑起来，遣两骨都侯到南部“帮”比带兵，实则就是监视。
到蒲奴继位，比见这单于位离自己这一系越来越远，愈发怨恨，以致当起了“匈奸”——他密遣汉人郭衡带上匈奴地图，和西河太守搭上线，希望内附。监视他的两骨都侯察觉了比的异动，建武二十三年夏五月，匈奴按例举行集会，比也“按例”没有去，但两骨都侯去了，都劝单于先下手为强，做了比；不过，比虽然没去，但他弟弟渐将王去了，而且很凑巧地偷听到了两骨都侯的汇报。于是渐将王立刻跑去通知哥哥，比赶紧动员南边八部兵马四五万人，准备等两骨都侯一回来就先干掉他们。两骨都侯走到半路听得消息，调头通知单于，单于遂率万骑来讨；结果到了地头一看，好家伙，比的兵马比自己多多了，自己兵没带够……所以最后单于没敢真打，又跑回去了。
不过单于显然会卷土重来的，比当然不能坐以待毙，最好的方法，当然是继续之前的路线，抱汉朝的大腿——谁叫他在匈奴的南边呢！建武二十四年，南边八部大人共立比为匈奴呼韩邪单于——使用这个称号，其政治信号实在不能再明显了。随后，他们立即到五原塞，说“愿永为籓蔽，扞御北虏”。
——这简直就是初代呼韩邪单于剧情的翻版！连名字都直接拿来用不带改的！
消息传到朝廷，朝中公卿都有些不太相信——因为前几年匈奴还一直不断扰边，突然服软，大家当然会怀疑。只有五官中郎将耿国认为应如“孝宣故事”，接受其内附，光武帝刘秀也认同此议。
当年冬十月，呼韩邪单于自称“南单于”，正式派人到汉朝表示称臣——这是“南单于”一词头一次出现，而这也意味着匈奴正式分裂为南、北两部。当然，北边的单于蒲奴仍然自称“单于”，不过汉朝既然承认了南单于为匈奴“正统”，所以之后就称蒲奴为“北单于”了。
有了汉朝的支援后，南单于一如初代呼韩邪单于，立马咸鱼翻身。建武二十五年春，南单于遣其弟左贤王莫率军万余攻打北单于之弟薁鞬左贤王，生擒之，北单于震恐，避地千余里，北部薁鞬骨都侯与右骨都侯率众三万余投奔南单于。三月，南单于遣使朝贡，请求汉朝派人来“监护”，以便其派出侍子（人质），重修旧约。
南单于看来是铁了心要抱汉朝大腿了，朝廷见他这么上道，遂于建武二十六年春遣中郎将段郴、副校尉王郁出使。段郴等到后，令南单于伏拜受诏，这令南单于很不能接受——不过他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形势比人强，也由不得他不低头，所以在磨蹭半天后，还是跪了下去。只是后来私下派翻译找到汉使，说南单于刚上位，在大庭广众之下伏低做小，难以服众，希望汉使能体谅体谅；段郴等听后笑笑，后来也果然没再当众让他行大礼。
为了自己和部族的生存，只能放弃尊严，想想也挺不容易的。
在这次的诏书中，传达了一条很重要的决策——“听南单于入居云中，始置使匈奴中郎将，将兵卫护之”。也就是说，汉朝决定，让南匈奴进入长城以内！
有人会说了，这不是引狼入室吗？西汉打了一百年，核心思想就是把匈奴人赶得越远越好，怎么东汉要反其道而行之？其实，你不要光看前面的“入居云中”，后面还有一条——“置使匈奴中郎将”。什么叫“使”呢？当然就是要“使用”匈奴啦——也就是说，此时的汉朝，决定用南匈奴作为雇佣军、仆从军，让他们来帮忙守边。
可能还是有人会怀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难道这南匈奴将来不会来个反戈一击吗？——然而事实是，这套体制居然运行得还挺好，甚至好到连大汉都亡了，居然又运行了一百年；而且虽然一开始他们还属于仆从军，但汉朝越用越顺手（因为省钱），到后来竟然渐渐变成了主力军，甚至被用来进行国内战争……
不过怀疑的人也并没有多虑，因为这套体制确实是有隐患的，只是这个隐患的爆发，还需要满足多个条件，理论上来说本来没那么容易引爆，所以光武帝及其后人才会如此放心地采用此策。
很不幸的是，三百年后，在某个垃圾政权的操作下（不是汉朝），这些条件居然让他们神奇地凑齐了，以致开启了一个黑暗时代。
而在此时，这个策略只显示了它的积极一面。当年夏，被南单于俘获的北匈奴薁鞬左贤王逃脱，带他的部众和南匈奴五骨都侯三万余人北逃，但却并未回归北单于麾下，而是自立为单于。月余，五骨都侯内讧，皆死，薁鞬左贤王亦自杀。其秋，南单于遣子入侍，汉朝为其支援大量粮食牲畜，并令使匈奴中郎将等直接参与南匈奴日常治理，南单于亦并未表示不满。从此，南单于每年终便遣使入贡，并更换侍子，以为常例——这和西汉初年的那些诸侯王，已然没有什么区别了。
既然汉朝的边境多了南匈奴这道防火墙，那么边境的汉民自然压力大减。于是朝廷命之前因为躲避匈奴侵扰而内迁的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代八郡之民回归家园。这里还有个小插曲，之前光武帝没料到匈奴分裂得这么快，结果当时内迁得太彻底，以致此时再返迁，发现当地的城池堡垒全都成了废墟，又得重新修，这很是让光武帝后悔了一阵子。
其冬，五骨都侯之子再次拥众南返，北单于派人追击，尽获之。南匈奴亦派兵出击，不利。光武帝便令南单于徙居西河美稷，命西河长史每年率二千五百兵马卫护南匈奴，冬屯夏罢，后亦为常例。南单于也很自觉地为汉朝巡逻边境。北单于之前虽然胜了一阵，但见这架势也明白不容易善了，颇为惶恐，主动交还了不少掳掠的汉民以示善意；每次他们侵扰南匈奴，遇到汉朝的亭候，就赶紧表示：“我们这是自家清理叛徒薁鞬日逐（也就是南单于），非敢犯汉民也。”
不过也和当年的匈奴郅支骨都侯单于一样，汉朝是迟早要对北匈奴动手的。
楼主：剑魔烨煌
时间：2021-03-25 11:48:03
三百四十四、光武大帝
就跟当年的匈奴郅支骨都侯单于一样，北匈奴单于蒲奴见南匈奴呼韩邪单于比归附汉朝后，于建武二十七年亦遣使武威，请求和亲。朝中公卿对此议论不决。最后，太子刘庄认为，南单于刚刚依附，北虏怕我们带着南匈奴讨伐他们，故有此说。然而他们目下还是试探虚实，若我真与其和亲，尤其是未曾出兵打痛他们就和亲，则会被其轻视，且会让南匈奴产生不好的联想。光武帝刘秀也认同儿子的看法，遂命令武威太守拒绝接待北匈奴使者。
以这件事为引子，朗陵侯臧宫、扬虚侯马武上书，说北匈奴此时正是最虚弱的时候，咱们应该趁他病、要他命，否则，“福不再来，时或易失”！但光武帝仍然认为，中国还没有恢复到能翦灭北匈奴的地步，且北匈奴是否真的就虚弱不堪？是否有传闻的成分在里面？——这都是未知数。因此仍然驳回此议，此后诸将再不敢言出兵之事。
机会只会青睐有准备的人，否则就算机会再是千载难逢，自己没有准备好，亦是惘然。
至此，其实光武帝的统治，已经接近尾声。在其统治的末期，值得一书的大事，还剩下一件——封禅泰山。
虽然儒家总说上古之时封禅泰山者七十二君，但其实真实可考的封禅泰山第一人，还是秦始皇，第二人是武帝刘彻——到目前为止仅此二人。前面早就说过，对古代帝王来说，封禅泰山，是牛逼到不能再牛逼的一件事情。秦始皇统一华夏，汉武帝大破匈奴，他们两个搞这种行为艺术，也算实至名归。而光武帝，名虽为中兴，但实与开创无异，所以要是也来这么一出，也不算不自量力。
不过，光武帝本人最开始，对这事似乎并不怎么在意。建武二十八年秋八月戊寅，光武帝将其封王的诸子遣归就国。光武帝是一个对家庭特别看重的人，因此儿子们（也包括他两个死去兄长的儿子们）虽然都封了王，但一直没有按照西汉的惯例让他们去封地生活；只是到了晚年后，为了太子的将来考虑，才接受太尉赵熹的建议，将子侄们遣了出去。
当然，他心里还是相当挂念的，由于他们大多都被封在齐鲁之地，因此在建武三十年春二月，光武帝东巡，见见孩子们。而泰山，不就在这里吗？于是群臣就趁机鼓动，说陛下在位已三十年，是时候封个禅了。
但光武帝当时却说，我在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我封禅的话，是哄谁玩呢？“吾谁欺，欺天乎！”以后地方官若有再敢提此说的，统统派去北边屯田！结果大家就不敢再提这茬了。
然而，仅仅过了两年，光武帝的想法就变了。建武三十二年春正月，光武帝从《河图会昌符》看到一句话：“赤刘之九，会命岱宗。”——这《河图会昌符》，当然是本谶纬之书。于是，光武帝和虎贲中郎将梁松、司空张纯商议后，最终还是在当年二月，进行了泰山封禅大典，同时在夏四月己卯，宣布改元建武中元。
这里面有个插曲，按照元封时封禅的故事，皇帝祭天的文书，得压到两块方石底下——这可不是随便从哪找两块石头，其形制、重量，甚至颜色，那都是有讲究的。光武帝一听汇报，怎么这么麻烦，最后还不是得辛苦老百姓来准备这些，所以就想干脆直接把祭文塞到以前武帝的石头底下，省事——反正都是大汉的皇帝。梁松一听急了，您可是开国之君，怎么能蹭前朝的封禅石呢？也太寒碜了！最后讨论了一下，石头还是用新的，但规矩就不用太多了，尤其是颜色这块——这就方便了不少，颜色这块是最难满足的，因为按照武帝的搞法，得用所谓的“五色石”，这让人上哪去找啊！
可以看出来，光武帝对这些神神叨叨的东西，心里还是比较矛盾的。一方面，谶纬之说本就是当时的风气，光武帝年轻时候去长安留学，没少学这些个东西，新帝王莽靠这个改朝换代，甚至光武帝本人也是借着谶书《赤伏符》为由头称的帝；但另一方面，光武帝是真刀真枪拼下这个天下的，心里其实也明白，神仙什么的都是靠不住的。所以才会像现在这样拧巴，信这些东西，但又没那么信。
这从后面的事情也能看出来。封禅之后，按照“惯例”，各地“不约而同”冒出一堆“祥瑞”出来，群臣都说应该记到史书上，“以彰圣德”，但光武帝“自谦无德”，不许。
然而，他在封禅之后，又“起明堂、灵台、辟雍，宣布图谶于天下。” 给事中桓谭对皇帝老看谶书颇不以为然，屡次劝谏，引得光武帝不满；此时光武帝问他，起灵台按照谶书来弄，你看如何？桓谭默然，被问得久了，才说“臣不读谶。”光武帝问为什么不读，桓谭就力陈这些都是虚诞不经的骗人货。结果光武帝大怒，喝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吓得桓谭叩头流血，才被改为外贬——结果半道上还病死了。
其实，这里桓谭还是太缺心眼了。他也不想想，皇帝陛下登基，靠的是什么？——是，实际上靠的是兵强马壮，但在明面上，还是靠的谶书，毕竟大家都信这个。你现在说这些都是骗人的，那不等于说你这个皇帝也是假的吗！光武帝没把他弄死，已经很仁慈了好不好！
当然，光武帝对这些封建迷信如此前倨而后恭，最大的原因是——他病了！面对死亡，抓住每一根可能的救命稻草，也算人之常情。
但我们知道，这些都是没用的。
建武中元二年春二月戊戌，光武帝崩于南宫前殿，在位三十三年，享年六十二岁。太子继位，是为汉显宗孝明皇帝。
光武帝刘秀，就此走完了他传奇而精彩的一生。一个热衷于种田读书的文静孩子，在面对十几倍于己的敌军时，却爆发出令人咋舌的勇气和胆略，带领一帮各自为政、人心涣散的流民，硬是逆风翻盘，甚至引来陨石助阵，一战灭新。
本来给自己定位为大哥刘縯的辅助，结果大哥突遭横祸，不得不临危受命，在如履薄冰中，再次挽狂澜于既倒，拯救了家族的命运。
被恶意地派到河北，但愣是空手套白狼，以一介光杆司令之身，吞下了决定天下的胜负手——河北。
身居天下之中，四线作战，看似慌得一逼，实则稳如老狗，各个击破，稳固中原。
随后追亡逐北，平定天下。
天下安稳后，与民休息，推行度田，户口增加。他每天从早工作到晚，夜半才睡，明帝曾劝他不要这么辛苦，他却说：“我自乐此，不为疲也！”（是的，光武帝又双叒发明了一条成语。）故能“恢复前烈，身致太平。”
他未杀功臣，云台二十八将，均能善始善终，成为千古君臣嘉话。
他看重家庭，不惜在史书上留下一个污点，也要把初恋阴丽华立为皇后；而对为此受到伤害的沛王太后郭圣通，他也是极力补偿。在光武帝死后多年，明帝仍能梦到父亲和母亲生前的模样，醒后泪流满面——这和那些巴不得老子快点死自己好继位、甚至直接动手让老子快点死的皇子们，简直是天壤之别。
当然，这并不是说光武帝是个完人——在他的治下，也有被摁在地上的雒阳令董宣，也有被诬陷与侮辱的新息侯马援，也有被赶出朝廷死在半路的六安郡丞桓谭。
但是，本来就人无完人，何况，你也得考虑下历史进程，考虑下历史局限性。应该说光武帝已经竭尽全力，做到他的最好了。
最终，在家人、臣子们的簇拥下，这位戎马一生的开国皇帝，平静地闭上了眼睛，获得了永远的安宁。
就跟当年的匈奴郅支骨都侯单于一样，北匈奴单于蒲奴见南匈奴呼韩邪单于比归附汉朝后，于建武二十七年亦遣使武威，请求和亲。朝中公卿对此议论不决。最后，太子刘庄认为，南单于刚刚依附，北虏怕我们带着南匈奴讨伐他们，故有此说。然而他们目下还是试探虚实，若我真与其和亲，尤其是未曾出兵打痛他们就和亲，则会被其轻视，且会让南匈奴产生不好的联想。光武帝刘秀也认同儿子的看法，遂命令武威太守拒绝接待北匈奴使者。
以这件事为引子，朗陵侯臧宫、扬虚侯马武上书，说北匈奴此时正是最虚弱的时候，咱们应该趁他病、要他命，否则，“福不再来，时或易失”！但光武帝仍然认为，中国还没有恢复到能翦灭北匈奴的地步，且北匈奴是否真的就虚弱不堪？是否有传闻的成分在里面？——这都是未知数。因此仍然驳回此议，此后诸将再不敢言出兵之事。
机会只会青睐有准备的人，否则就算机会再是千载难逢，自己没有准备好，亦是惘然。
至此，其实光武帝的统治，已经接近尾声。在其统治的末期，值得一书的大事，还剩下一件——封禅泰山。
虽然儒家总说上古之时封禅泰山者七十二君，但其实真实可考的封禅泰山第一人，还是秦始皇，第二人是武帝刘彻——到目前为止仅此二人。前面早就说过，对古代帝王来说，封禅泰山，是牛逼到不能再牛逼的一件事情。秦始皇统一华夏，汉武帝大破匈奴，他们两个搞这种行为艺术，也算实至名归。而光武帝，名虽为中兴，但实与开创无异，所以要是也来这么一出，也不算不自量力。
不过，光武帝本人最开始，对这事似乎并不怎么在意。建武二十八年秋八月戊寅，光武帝将其封王的诸子遣归就国。光武帝是一个对家庭特别看重的人，因此儿子们（也包括他两个死去兄长的儿子们）虽然都封了王，但一直没有按照西汉的惯例让他们去封地生活；只是到了晚年后，为了太子的将来考虑，才接受太尉赵熹的建议，将子侄们遣了出去。
当然，他心里还是相当挂念的，由于他们大多都被封在齐鲁之地，因此在建武三十年春二月，光武帝东巡，见见孩子们。而泰山，不就在这里吗？于是群臣就趁机鼓动，说陛下在位已三十年，是时候封个禅了。
但光武帝当时却说，我在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我封禅的话，是哄谁玩呢？“吾谁欺，欺天乎！”以后地方官若有再敢提此说的，统统派去北边屯田！结果大家就不敢再提这茬了。
然而，仅仅过了两年，光武帝的想法就变了。建武三十二年春正月，光武帝从《河图会昌符》看到一句话：“赤刘之九，会命岱宗。”——这《河图会昌符》，当然是本谶纬之书。于是，光武帝和虎贲中郎将梁松、司空张纯商议后，最终还是在当年二月，进行了泰山封禅大典，同时在夏四月己卯，宣布改元建武中元。
这里面有个插曲，按照元封时封禅的故事，皇帝祭天的文书，得压到两块方石底下——这可不是随便从哪找两块石头，其形制、重量，甚至颜色，那都是有讲究的。光武帝一听汇报，怎么这么麻烦，最后还不是得辛苦老百姓来准备这些，所以就想干脆直接把祭文塞到以前武帝的石头底下，省事——反正都是大汉的皇帝。梁松一听急了，您可是开国之君，怎么能蹭前朝的封禅石呢？也太寒碜了！最后讨论了一下，石头还是用新的，但规矩就不用太多了，尤其是颜色这块——这就方便了不少，颜色这块是最难满足的，因为按照武帝的搞法，得用所谓的“五色石”，这让人上哪去找啊！
可以看出来，光武帝对这些神神叨叨的东西，心里还是比较矛盾的。一方面，谶纬之说本就是当时的风气，光武帝年轻时候去长安留学，没少学这些个东西，新帝王莽靠这个改朝换代，甚至光武帝本人也是借着谶书《赤伏符》为由头称的帝；但另一方面，光武帝是真刀真枪拼下这个天下的，心里其实也明白，神仙什么的都是靠不住的。所以才会像现在这样拧巴，信这些东西，但又没那么信。
这从后面的事情也能看出来。封禅之后，按照“惯例”，各地“不约而同”冒出一堆“祥瑞”出来，群臣都说应该记到史书上，“以彰圣德”，但光武帝“自谦无德”，不许。
然而，他在封禅之后，又“起明堂、灵台、辟雍，宣布图谶于天下。” 给事中桓谭对皇帝老看谶书颇不以为然，屡次劝谏，引得光武帝不满；此时光武帝问他，起灵台按照谶书来弄，你看如何？桓谭默然，被问得久了，才说“臣不读谶。”光武帝问为什么不读，桓谭就力陈这些都是虚诞不经的骗人货。结果光武帝大怒，喝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吓得桓谭叩头流血，才被改为外贬——结果半道上还病死了。
其实，这里桓谭还是太缺心眼了。他也不想想，皇帝陛下登基，靠的是什么？——是，实际上靠的是兵强马壮，但在明面上，还是靠的谶书，毕竟大家都信这个。你现在说这些都是骗人的，那不等于说你这个皇帝也是假的吗！光武帝没把他弄死，已经很仁慈了好不好！
当然，光武帝对这些封建迷信如此前倨而后恭，最大的原因是——他病了！面对死亡，抓住每一根可能的救命稻草，也算人之常情。
但我们知道，这些都是没用的。
建武中元二年春二月戊戌，光武帝崩于南宫前殿，在位三十三年，享年六十二岁。太子继位，是为汉显宗孝明皇帝。
光武帝刘秀，就此走完了他传奇而精彩的一生。一个热衷于种田读书的文静孩子，在面对十几倍于己的敌军时，却爆发出令人咋舌的勇气和胆略，带领一帮各自为政、人心涣散的流民，硬是逆风翻盘，甚至引来陨石助阵，一战灭新。
本来给自己定位为大哥刘縯的辅助，结果大哥突遭横祸，不得不临危受命，在如履薄冰中，再次挽狂澜于既倒，拯救了家族的命运。
被恶意地派到河北，但愣是空手套白狼，以一介光杆司令之身，吞下了决定天下的胜负手——河北。
身居天下之中，四线作战，看似慌得一逼，实则稳如老狗，各个击破，稳固中原。
随后追亡逐北，平定天下。
天下安稳后，与民休息，推行度田，户口增加。他每天从早工作到晚，夜半才睡，明帝曾劝他不要这么辛苦，他却说：“我自乐此，不为疲也！”（是的，光武帝又双叒发明了一条成语。）故能“恢复前烈，身致太平。”
他未杀功臣，云台二十八将，均能善始善终，成为千古君臣嘉话。
他看重家庭，不惜在史书上留下一个污点，也要把初恋阴丽华立为皇后；而对为此受到伤害的沛王太后郭圣通，他也是极力补偿。在光武帝死后多年，明帝仍能梦到父亲和母亲生前的模样，醒后泪流满面——这和那些巴不得老子快点死自己好继位、甚至直接动手让老子快点死的皇子们，简直是天壤之别。
当然，这并不是说光武帝是个完人——在他的治下，也有被摁在地上的雒阳令董宣，也有被诬陷与侮辱的新息侯马援，也有被赶出朝廷死在半路的六安郡丞桓谭。
但是，本来就人无完人，何况，你也得考虑下历史进程，考虑下历史局限性。应该说光武帝已经竭尽全力，做到他的最好了。
最终，在家人、臣子们的簇拥下，这位戎马一生的开国皇帝，平静地闭上了眼睛，获得了永远的安宁。
楼主：剑魔烨煌
时间：2021-03-25 11:48:03
三百四十五、孝廉茂才
明帝刘庄刚刚上台，就遇到了一件不大不小的麻烦事——他弟弟、山阳王刘荆“临丧不哀”。不仅如此，刘荆还让人假冒大鸿胪郭况的字迹，致信东海王刘强（郭况是刘强的舅舅），说大哥你无罪被废，母后（沛王太后郭圣通）被黜，如今正是报仇的时候，应速速东归（东海国在雒阳东边），“举兵以取天下”，“当为秋霜，无为槛羊。”
虽说皇太后阴丽华、明帝母子一直待刘强不错，但刘强毕竟是废太子，纵使明帝心无芥蒂，刘强自己对这事肯定还是相当敏感的。他收到信后大为惶恐，立刻把信连带送信人都扭送到明帝处，刘荆的阴谋自然就败露了。
刘荆来这么一出，或许大家会猜，这刘荆应该和刘强一样，也是郭圣通的儿子吧？——然而事实却让人大跌眼镜，此君就是阴丽华的儿子、明帝的亲弟弟！所以他搞这么一出就着实让人迷惑，也无怪乎刘强会惊疑不定，他搞不好还以为这是明帝兄弟在给自己玩仙人跳呢！
还好，事实证明明帝对此并不知情，刘强就此放下心来，不过明帝就很尴尬了——怎么处理这个愚蠢的亲弟弟呢？光武帝刘秀很看重家庭，这对明帝影响很大，所以为了不让母亲伤心，他最后还是和稀泥，将此事按下，于建武中元二年春二月“派”刘荆去河南宫，实际上是半软禁了起来。
不过，刘强被刘荆这个活宝来了这么一出，虽然没有出事，但很可能被吓出了毛病。第二年，永平元年夏五月戊寅，东海恭王刘强病逝，年纪才三十出头（他爹三十三年前才娶的他娘）。明帝大恸，与阴丽华亲为其发丧，又令司空持节操持其丧事，“赠送以殊礼”，在京师之诸王、亲戚皆来会葬，令将作大匠为其起陵庙。
这里插一句，光武帝时期的三公最开始是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后来他又改成了司徒、太尉、司空。从名义上看，司徒、太尉和司空对应西汉时的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但实际上此时这三公的职权已经基本相同了，这个排位只影响到上朝时的站位而已。这当然是为了削弱三公的权力——以前丞相最大，太尉和御史大夫加起来还不一定能与其相当，何况太尉又不常设；而现在三个人一般大，对更上面的皇帝来说当然更好管了。当然，三个人平级，也必然会降低决策效率，容易陷入扯皮，这对皇帝本人施政水平的要求也就高了。
另外，明帝还非常创造性地以另一个同母弟东平王刘苍为骠骑将军辅政，位三公上。这在两汉四百年都是绝无仅有的，虽然汉朝不像宋、明两朝那么忌惮宗室，宗室当大官、甚至当宰相的都有，但基本都是远支旁系，还没有 的亲弟弟当宰相的。
从后面发生的事情来看，对明帝的皇位有想法的恐怕不止刘荆一个，这主要还是和他爹废立皇后有关，所以他才要拉一些靠谱的弟弟来帮忙，尤其是同母弟——只是没想到还会有刘荆这样的奇葩货。
刘强几乎是被“吓死”的，而作为始作俑者的刘荆，倒是活得好好的，而且又开始搞起小动作来。当时，陇西的羌人又双叒反了，朝廷派兵搞了一年才搞定。刘荆觉得这是个搞事的好时机，遂在永平元年秋暗中找到一些占星术士，可能是搞了什么法事，希望天下有变——还是巫蛊那一套。结果事情再次败露，明帝还是没有处理他，只是把他改封广陵王，扔到南边去了（广陵就是今扬州）。总之，刘荆还是活蹦乱跳的。
倒霉的总是老实孩子。
在施政方面，明帝继承了他老爹的思路——与儒家士大夫共治天下。光武帝封禅泰山后不是起了明堂、灵台、辟雍吗？只是还没来得及启用光武帝就死了，明帝就在永平二年春启用了明堂、灵台、辟雍。当年冬十月壬子，他又按照儒家古礼，在帝国时代头一次行了“养老礼”——就是以两个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三老”“五更”，象征天下老人，天子亲为其祝酒奉食，以示天下孝敬养老之意。儒门向来讲究以孝治天下，这个举动传达出的讯号不言而喻。
不光如此，在行礼后，明帝还在现场“自为下说”，“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引得“冠带搢绅之人”亿万人围观。后来，明帝还经常去他的老师太常桓荣府中亲自上课。按儒门教学的套路，通常在老师讲完后，老师会提出一个主题要大家讨论（也就是“下说”），讨论通常是一种质疑、辩论的方式进行（也就是“问难”“发难”）。辩论时两人当然要面对面，但一般学生可不敢和皇帝面对面，一开始都是“避位发难”，但明帝则说“太师（桓荣）在是。”——课堂上老师最大，要“避位”也是避老师，我此刻也只是一个学生，也该遵守课堂的规矩。
可见明帝对儒家的重视，比他父亲更近了一步。其实儒臣在西汉末年已经开始取代政法系出身的“文法吏”，成为朝臣主流，只是后来他们膨胀了搞原教旨儒家，结果搞砸了。光武帝父子吸取了新朝的教训，改良了用儒家的思路——也就是强调儒家意识形态的一面，并以经学取士，但决策权还在皇帝手中，儒臣只有行政权，尽量避免被狂热的“儒教”信徒又把国家的路子给带偏了。
然后问题就来了，“以经学取士”，具体怎么“取”？现在大家看到这个问题，肯定会说简单——高考啊！然而，科举可是要在五百多年后才被发明出来哟！再说此时是豪强的时代，作为豪强盟主的皇帝，一定得考虑他们的情况。所以此时的“取”法，是“察举制”，也就是各地官员推举本地的知名学者、优秀官吏为“孝廉”“茂才”（本来是秀才，避光武帝名讳改为茂才）。当然，被推举后还要考试，通过了才能做官（或者升官）。
发现没有，虽然都是考试，但科举制最大的进步，就是去掉了“官员推举”这个环节，直接由国家组织统考——以现在的话来说，也就是察举制得有介绍信做敲门砖，而科举制只看分数！
其实察举制从西汉时就已经开始了，并不是光武帝父子的发明，但那时并没有制度化、常态化，都是皇帝觉得需要了才临时下诏来“举”一把；而光武帝明确每年都要“举”，还规定了各级官员必须察举的人数。到此，大家应该能看出门道了吧？新的官由现任的官来推荐产生，那么时间长了，岂不自然而然就“结党”了吗？
光武帝们未必就看不出这里的弊病，但要明白，此时天下实际上是豪族说了算，所以他们肯定会掌握一定的权力，既然如此，与其要和豪族硬顶，伤害自己的基本盘，那还不如主动做出一定的妥协，从而换取把这种权力的掌握制度化，以达到一定程度的约束。你想在印刷术还没有发明的当时，谁更容易接触学习到儒家经典？——自然是财力雄厚的豪族，所以这种察举制下必然是豪族出身的人会占据官僚系统的大头。但另一方面，他们虽掌握了权力，但同时也就被官僚系统本身给框住了，他们的追求就会被自然而然地引导向在官僚系统里往上爬——因为这种上升路径，比造反更容易、更安全。同时，他们要通过察举，必须学习儒家经典，不管真心还是假意，必然受到儒家“忠孝仁义”价值观的影响，而这种价值观，显然是有利于统治者的。
因此东汉皇室通过这种方法，就和天下豪族达成了妥协——官可以都让你们来当，但同时你们也得听话。
然而任何政策，肯定是有利有弊。这个政策看似巧妙，但也只是把豪族霸占土地、结党营私的问题暂时压下而已，问题本身并没有解决。因此在经历两百年儒家经典的熏陶后，豪族蜕变成了一个新的存在——士族；而且由于察举制，士族占据了整个官僚系统，织成了一张巨大的蜘蛛网，最后就冒出 “四世三公”出来。
其实光是如此还不足以颠覆帝国，只要皇帝本人够合格，这套办法实际上是能运行很久的，应该远不止两百年——但天下事向来都是你不想来什么就偏来什么，令光武帝万万没想到的是，事情坏就坏在“皇帝不合格”这个问题上。而且这个“不合格”还大多不是皇帝本人的主观原因，而是他们想合格也合格不了——
三十出头就死了，怎么“合格”得起来？
是的，从第三代开始，东汉皇帝寿命的极限，是三十六……
——哦也有例外，那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倒霉孩子——献帝刘协……
明帝刘庄刚刚上台，就遇到了一件不大不小的麻烦事——他弟弟、山阳王刘荆“临丧不哀”。不仅如此，刘荆还让人假冒大鸿胪郭况的字迹，致信东海王刘强（郭况是刘强的舅舅），说大哥你无罪被废，母后（沛王太后郭圣通）被黜，如今正是报仇的时候，应速速东归（东海国在雒阳东边），“举兵以取天下”，“当为秋霜，无为槛羊。”
虽说皇太后阴丽华、明帝母子一直待刘强不错，但刘强毕竟是废太子，纵使明帝心无芥蒂，刘强自己对这事肯定还是相当敏感的。他收到信后大为惶恐，立刻把信连带送信人都扭送到明帝处，刘荆的阴谋自然就败露了。
刘荆来这么一出，或许大家会猜，这刘荆应该和刘强一样，也是郭圣通的儿子吧？——然而事实却让人大跌眼镜，此君就是阴丽华的儿子、明帝的亲弟弟！所以他搞这么一出就着实让人迷惑，也无怪乎刘强会惊疑不定，他搞不好还以为这是明帝兄弟在给自己玩仙人跳呢！
还好，事实证明明帝对此并不知情，刘强就此放下心来，不过明帝就很尴尬了——怎么处理这个愚蠢的亲弟弟呢？光武帝刘秀很看重家庭，这对明帝影响很大，所以为了不让母亲伤心，他最后还是和稀泥，将此事按下，于建武中元二年春二月“派”刘荆去河南宫，实际上是半软禁了起来。
不过，刘强被刘荆这个活宝来了这么一出，虽然没有出事，但很可能被吓出了毛病。第二年，永平元年夏五月戊寅，东海恭王刘强病逝，年纪才三十出头（他爹三十三年前才娶的他娘）。明帝大恸，与阴丽华亲为其发丧，又令司空持节操持其丧事，“赠送以殊礼”，在京师之诸王、亲戚皆来会葬，令将作大匠为其起陵庙。
这里插一句，光武帝时期的三公最开始是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后来他又改成了司徒、太尉、司空。从名义上看，司徒、太尉和司空对应西汉时的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但实际上此时这三公的职权已经基本相同了，这个排位只影响到上朝时的站位而已。这当然是为了削弱三公的权力——以前丞相最大，太尉和御史大夫加起来还不一定能与其相当，何况太尉又不常设；而现在三个人一般大，对更上面的皇帝来说当然更好管了。当然，三个人平级，也必然会降低决策效率，容易陷入扯皮，这对皇帝本人施政水平的要求也就高了。
另外，明帝还非常创造性地以另一个同母弟东平王刘苍为骠骑将军辅政，位三公上。这在两汉四百年都是绝无仅有的，虽然汉朝不像宋、明两朝那么忌惮宗室，宗室当大官、甚至当宰相的都有，但基本都是远支旁系，还没有 的亲弟弟当宰相的。
从后面发生的事情来看，对明帝的皇位有想法的恐怕不止刘荆一个，这主要还是和他爹废立皇后有关，所以他才要拉一些靠谱的弟弟来帮忙，尤其是同母弟——只是没想到还会有刘荆这样的奇葩货。
刘强几乎是被“吓死”的，而作为始作俑者的刘荆，倒是活得好好的，而且又开始搞起小动作来。当时，陇西的羌人又双叒反了，朝廷派兵搞了一年才搞定。刘荆觉得这是个搞事的好时机，遂在永平元年秋暗中找到一些占星术士，可能是搞了什么法事，希望天下有变——还是巫蛊那一套。结果事情再次败露，明帝还是没有处理他，只是把他改封广陵王，扔到南边去了（广陵就是今扬州）。总之，刘荆还是活蹦乱跳的。
倒霉的总是老实孩子。
在施政方面，明帝继承了他老爹的思路——与儒家士大夫共治天下。光武帝封禅泰山后不是起了明堂、灵台、辟雍吗？只是还没来得及启用光武帝就死了，明帝就在永平二年春启用了明堂、灵台、辟雍。当年冬十月壬子，他又按照儒家古礼，在帝国时代头一次行了“养老礼”——就是以两个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三老”“五更”，象征天下老人，天子亲为其祝酒奉食，以示天下孝敬养老之意。儒门向来讲究以孝治天下，这个举动传达出的讯号不言而喻。
不光如此，在行礼后，明帝还在现场“自为下说”，“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引得“冠带搢绅之人”亿万人围观。后来，明帝还经常去他的老师太常桓荣府中亲自上课。按儒门教学的套路，通常在老师讲完后，老师会提出一个主题要大家讨论（也就是“下说”），讨论通常是一种质疑、辩论的方式进行（也就是“问难”“发难”）。辩论时两人当然要面对面，但一般学生可不敢和皇帝面对面，一开始都是“避位发难”，但明帝则说“太师（桓荣）在是。”——课堂上老师最大，要“避位”也是避老师，我此刻也只是一个学生，也该遵守课堂的规矩。
可见明帝对儒家的重视，比他父亲更近了一步。其实儒臣在西汉末年已经开始取代政法系出身的“文法吏”，成为朝臣主流，只是后来他们膨胀了搞原教旨儒家，结果搞砸了。光武帝父子吸取了新朝的教训，改良了用儒家的思路——也就是强调儒家意识形态的一面，并以经学取士，但决策权还在皇帝手中，儒臣只有行政权，尽量避免被狂热的“儒教”信徒又把国家的路子给带偏了。
然后问题就来了，“以经学取士”，具体怎么“取”？现在大家看到这个问题，肯定会说简单——高考啊！然而，科举可是要在五百多年后才被发明出来哟！再说此时是豪强的时代，作为豪强盟主的皇帝，一定得考虑他们的情况。所以此时的“取”法，是“察举制”，也就是各地官员推举本地的知名学者、优秀官吏为“孝廉”“茂才”（本来是秀才，避光武帝名讳改为茂才）。当然，被推举后还要考试，通过了才能做官（或者升官）。
发现没有，虽然都是考试，但科举制最大的进步，就是去掉了“官员推举”这个环节，直接由国家组织统考——以现在的话来说，也就是察举制得有介绍信做敲门砖，而科举制只看分数！
其实察举制从西汉时就已经开始了，并不是光武帝父子的发明，但那时并没有制度化、常态化，都是皇帝觉得需要了才临时下诏来“举”一把；而光武帝明确每年都要“举”，还规定了各级官员必须察举的人数。到此，大家应该能看出门道了吧？新的官由现任的官来推荐产生，那么时间长了，岂不自然而然就“结党”了吗？
光武帝们未必就看不出这里的弊病，但要明白，此时天下实际上是豪族说了算，所以他们肯定会掌握一定的权力，既然如此，与其要和豪族硬顶，伤害自己的基本盘，那还不如主动做出一定的妥协，从而换取把这种权力的掌握制度化，以达到一定程度的约束。你想在印刷术还没有发明的当时，谁更容易接触学习到儒家经典？——自然是财力雄厚的豪族，所以这种察举制下必然是豪族出身的人会占据官僚系统的大头。但另一方面，他们虽掌握了权力，但同时也就被官僚系统本身给框住了，他们的追求就会被自然而然地引导向在官僚系统里往上爬——因为这种上升路径，比造反更容易、更安全。同时，他们要通过察举，必须学习儒家经典，不管真心还是假意，必然受到儒家“忠孝仁义”价值观的影响，而这种价值观，显然是有利于统治者的。
因此东汉皇室通过这种方法，就和天下豪族达成了妥协——官可以都让你们来当，但同时你们也得听话。
然而任何政策，肯定是有利有弊。这个政策看似巧妙，但也只是把豪族霸占土地、结党营私的问题暂时压下而已，问题本身并没有解决。因此在经历两百年儒家经典的熏陶后，豪族蜕变成了一个新的存在——士族；而且由于察举制，士族占据了整个官僚系统，织成了一张巨大的蜘蛛网，最后就冒出 “四世三公”出来。
其实光是如此还不足以颠覆帝国，只要皇帝本人够合格，这套办法实际上是能运行很久的，应该远不止两百年——但天下事向来都是你不想来什么就偏来什么，令光武帝万万没想到的是，事情坏就坏在“皇帝不合格”这个问题上。而且这个“不合格”还大多不是皇帝本人的主观原因，而是他们想合格也合格不了——
三十出头就死了，怎么“合格”得起来？
是的，从第三代开始，东汉皇帝寿命的极限，是三十六……
——哦也有例外，那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倒霉孩子——献帝刘协……
楼主：剑魔烨煌
时间：2021-03-25 11:48:03
三百四十六、云台二十八将
明帝刘庄继位时二十九岁，老婆孩子早都有了，所以继位不久后皇后太子也该跟着安排起来了。永平三年春二月甲子，立马贵人为皇后，皇子刘炟为太子。
这个马皇后是谁家的女儿？
正是那个被人诬陷，死后被一撸到底的马援！
而且，她就是被光武帝刘秀给选到儿子那里的。
没想到吧！
看来对马援的案子，光武帝其实心里是很清楚是怎么一回事的。
马援其人其实对人情世故很有一套，平时也是这么教育子孙的；结果他临到老了稍微放纵了一把，就被人给阴了，马家的后辈们对此心有戚戚焉，从此更加遵守马援以前的教诲。马皇后也是如此，她进了明帝宫中后，“能奉承阴后，傍接同列，礼则修备，上下安之”，这让明帝很满意。因此到立皇后的时候，明帝自己还没表态，太后阴丽华就先投了马皇后一票——父母之命，马贵人自然就成了马皇后。
马皇后正位后宫后，反而“愈自谦肃”。她好读书，平常多穿粗布衣服，也没什么装饰。每月月初月中按例后宫诸姬要朝见太后、皇后，远远看到马皇后的没什么修饰的粗衣服，还以为穿的是绮縠——在她们的观念里，绮縠就是最高级的衣料，因此反而不需要加什么花纹之类的来装饰了。结果走近了一看才知道就是最普通的布料，姐妹们里面穿得最差的都比皇后好，所以大家都纷纷窃笑，怎么皇帝陛下对自己大老婆那么抠门？马皇后见了也不以为意，只是解释道“此缯特宜染色，故用之耳。”
而成为太子的刘炟，并不是马皇后的儿子——虽然他确实和马皇后也算亲戚。马皇后的母亲是马援续娶的，马援前面还有一个妻子，可能是死了或者离婚了（汉代人离婚很正常，不用大惊小怪）；这个前妻的姐姐的女儿贾氏也在明帝的后宫里，太子就是她生的。马皇后无子，明帝为将来考虑，特意让马皇后抚养太子——因为按汉家传统来看，皇帝大多活不过皇后（目前只有武帝刘彻一人例外，而且他的皇后还是被他逼死的，非正常死亡），那么之后肯定会成为太后，而且还有一定几率“垂帘听政”。如果太后和新皇帝的关系不好，很可能发生龃龉，甚至演变为政治动乱，对整个皇室不利，所以明帝才要如此做。
不过嘛，马皇后对太子倒是非常好，而且由于自己没有儿子，反而更是尽心抚育，太子也投桃报李，非常孝顺马皇后，始终如一——相对地对自己生母反而不怎么亲近了。非常遗憾，为了帝国的稳固，贾氏的母子天性就被剥夺了，这也算是历史局限性吧！
另外，明帝子嗣不多，马皇后还鼓励后宫中人努力为明帝诞育后代——这可谓完美符合古代士大夫塑造的“贤后”人设。这在现代人看来实在是违反“人性”，但正如前面所说，历史局限性是始终存在的，当时人观念就是如此，甚至马皇后本人都未必是在装模作样，而是真心这么想的，我们还是应该批判地看待这种事。
而且，马皇后乃是将门之女，其实并不是那种只懂得操持家务的“家庭妇女”。当时群臣奏事有难平者，明帝经常去找她商量，马皇后都能分析得一清二楚——但只有丈夫发问她才会帮忙处理，丈夫不问她绝不会主动干政——这表明她其实在政治能力上和丈夫不相上下，又懂得分寸，明帝不是把她看作“保姆”，而是“事业伙伴”，所以她才能越发受到丈夫宠敬，否则也很难被丈夫另眼相看。实际上她和明帝的夫妻感情非常好，明帝去世后，她整出了史上第一部帝王起居注《显宗起居注》，主要内容嘛，就是记录明帝的各种善政，然后吹“看我老公多棒！”
在立皇后的同时，明帝又把父亲的功臣二十八位图画其像，挂于南宫云台，即著名的“云台二十八将”。后来又加进去四位，合计三十二位。这里给他们列个表，让大家也看看光武帝都是靠哪些人成功上位的。
一、高密元侯邓禹，南阳新野人。更始元年自南阳来投，曾任大司徒，后与贾复、李通三人参与国政，以太傅终。永平元年病逝。
二、广平忠侯吴汉，南阳宛人。更始元年以淮阳王刘玄之安乐县令率幽州突骑来助光武帝，建武十二年灭成家。以大司马终。建武二十年病逝。
三、胶东刚侯贾复，南阳冠军人。更始二年以汉中王刘嘉之校尉，被刘嘉推荐给光武帝。曾任左将军，后与邓禹、李通三人参与国政，以特进终。建武三十一年病逝。
四、好畤愍侯耿弇，扶风茂陵人。更始元年来投，同年率幽州突骑来助光武帝，建武五年灭齐，建武十年平陇右。曾任建威大将军。永平元年病逝。
五、雍奴威侯寇恂，上谷昌平人。更始元年以淮阳王之上谷功曹率幽州突骑来助光武帝。以执金吾终。建武十二年病逝。
六、舞阴壮侯岑彭，南阳棘阳人。更始元年以新之棘阳县长降于淮阳王之大司徒刘縯，更始二年以淮阳王之颍川太守降于光武帝，建武五年平荆州、扬州、交趾。以征南大将军终。建武十一年被成家帝公孙述派人刺杀。
七、阳夏节侯冯异，颍川父城人。更始元年以新之颍川郡掾降于光武帝，建武三年大破赤眉，平关中。以征西大将军终。建武十年病逝于平陇右军中。
八、鬲侯朱祐，南阳宛人。新之始建国地皇三年与刘縯兄弟一同起兵反新，建武五年灭楚黎王秦丰。曾任建义大将军。建武二十四年病逝。
九、颖阳成侯祭遵，颍川颍阳人。更始元年以新之颍阳县吏来投。以征虏将军终。建武九年病逝于平陇右军中。
十、栎阳侯景丹，冯翊栎阳人。更始元年以淮阳王之上谷长史率幽州突骑来助光武帝。以弘农太守终。建武二年病逝于平弘农军中。
十一、安平侯盖延，渔阳要阳人。更始元年以渔阳太守彭宠之营尉率幽州突骑来助光武帝，建武三年灭梁。以虎牙大将军终。建武十五年病逝。
十二、安成忠侯铫期，颍川郏人。更始元年由冯异推荐。以卫尉卿终。建武十年病逝。
十三、东光成侯耿纯，巨鹿宋子人。更始元年以淮阳王之骑都尉率宗族宾客来投，建武二年杀真定王刘杨。以太中大夫终。建武十三年病逝。
十四、朗陵愍侯臧宫，颍川郏人。更始元年以下江兵之校尉来投，建武十二年灭成家。以左中郎将终。永平元年病逝。
十五、杨虚侯马武，南阳湖阳人。更始二年以淮阳王之振威将军来投。以捕虏将军终。永平四年病逝。
十六、慎靖侯刘隆，南阳安众人，汉室宗亲。更始二年以淮阳王之骑都尉来投，建武十七年平交趾征侧。曾任骠骑大将军，行大司马事。建武中元二年病逝。
十七、全椒侯马成，南阳棘阳人。更始元年以新之棘阳县吏来投，建武六年平淮南。曾任扬武将军，行大司空事。建武三十二年病逝。
十八、阜成侯王梁，渔阳要阳人。更始元年以淮阳王之狐奴令率幽州突骑来助光武帝。曾任大司空，以济南太守终。建武十四年病逝。
十九、祝阿侯陈俊，南阳西鄂人。更始元年以刘嘉之长史，被刘嘉推荐给光武帝，建武六年灭淮西王董宪、东平王庞萌。以强弩将军终。建武二十三年病逝。
二十、参蘧乡侯杜茂，南阳冠军人。更始元年来投，曾任骠骑大将军。建武十九年病逝。
二十一、昆阳威侯傅俊，颍川襄城人。新之始建国地皇三年以新之襄城亭长来投，建武三年平扬州。以积弩将军终。建武七年病逝。
二十二、合肥侯坚镡，颍川襄城人。更始元年来投。以左曹终。建武二十六年病逝。
二十三、淮陵侯王霸，颍川颍阳人。更始元年来投。以上谷太守终。永平二年病逝。
二十四、阿陵侯任光，南阳宛人。更始二年以淮阳王之信都太守助光武帝。曾任信都太守。建武五年病逝。
二十五、中水侯李忠，东莱黄人。更始二年以淮阳王之信都都尉助光武帝。曾任豫章太守。建武十九年病逝。
二十六、槐里侯万脩，扶风茂陵人。更始二年以淮阳王之信都令助光武帝。以右将军终。建武二年病逝于平破虏将军邓奉军中。
二十七、灵寿侯邳彤，信都郡信都县人。更始二年以淮阳王之和戎太守助光武帝。曾行大司空事，任左曹。建武六年病逝。
二十八、昌城侯刘植，巨鹿昌城人。更始二年以昌城助光武帝。以骁骑将军终。建武二年与郾王尹尊作战时战死（这位也是二十八人中唯一战死的）。
然后是第二批进云台的四人：
一、山桑节侯王常，颍川舞阳人。建武二年以邓王，淮阳王之廷尉来降。以横野大将军终。建武十二年于驻屯防御匈奴军中病逝。
二、固始恭侯李忠，南阳宛人。更始元年与刘縯兄弟相约起兵，更始二年以西平王，淮阳王之大将军受光武帝征召。曾任大司空，后与邓禹、贾复三人参与国政，以特进终。建武十八年病逝。
三、安丰戴侯窦融，扶风平陵人。建武五年以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向光武帝输诚，建武十二年以凉州牧入京。曾任大司空，以特进终。永平五年病逝。
四、褒德侯卓茂，南阳宛人。建武元年受光武帝征召。以太傅终。建武四年病逝。
可以发现，上面三十二人，基本来自三个地方：南阳、河北和颍川，尤以南阳、河北为最。颍川比较特殊，是因为刘縯兄弟曾经在颍川待过一段时间，结下了一些善缘。由此名单，也可一窥东汉王朝的权力构成。
不过嘛，这份名单里，有两个论功业也应该上榜的却没有上榜——那就是来歙和明帝的老丈人马援，特别是这二位都是“马革裹尸”还的，名落孙山就非常扎眼。马援没有入围，是被他女儿“连累”的，西汉亡于外戚，光武帝惩其之毖，不想再传达出一个“重用外戚”的信号，所以阴家在光武帝时非常收敛；明帝继承了父亲的政策，自然对马家也是如此。而来歙则很可能又是被马援“连累”的，因为他俩都是出自陇右，功业亦差相仿佛，若一个人进一个人没进，也说不过去，所以索性都不进了……
卷第四十四 汉纪三十六 大事记
世祖光武皇帝建武二十三年（47）
春，正月，南郡蛮叛；遣武威将军刘尚讨破之。
夏，五月，丁卯，大司徒蔡茂薨。
秋，八月，丙戌，大司空杜林薨。
九月，辛未，以陈留太守王况为大司徒。
冬，十月，丙申，以太仆张纯为大司空。
武陵蛮精夫相单程等反，遣刘尚发兵万余人击之，兵败尽没。
右薁鞬日逐王比怨恨匈奴单于蒲奴，叛之。
鬲侯朱祐薨。
建武二十四年（48）
春，正月，乙亥，赦天下。
匈奴八部大人共议立比为匈奴呼韩邪单于，请求内附。
秋，七月，武陵蛮寇临沅，遣伏波将军新息侯马援讨之。
冬，十月，比自立为南匈奴呼韩邪单于，遣使称臣。
建武二十五年（49）
夏，马援死于军中，被虎贲中郎将梁松诬陷，爵位被夺。
谒者宗均监马援军，矫诏招降蛮人。冬，十月，蛮夷共斩其大帅而降。
辽西乌桓大人郝旦等率众内属，以司徒掾班彪建议，复置乌桓校尉于上谷宁城。
建武二十六年（50）
春，听南单于入居云中，始置使匈奴中郎将。
夏，南单于所俘获北匈奴薁鞬左贤王，与南部五骨都侯叛归北匈奴，途中自立为单于，月余后自相攻击，皆死。
冬，五骨都侯之子率余众南归，被北单于追击，南单于迎击，不利。复令南单于徙于西河美稷。南单于助汉卫戍北边，北单于震恐。
建武二十七年（51）
夏，四月，戊午，王况薨。
五月，丁丑，司徒、司空并去“大”名，改大司马为太尉。骠骑大将军刘隆罢行大司马事，以太仆赵熹为太尉，大司农冯勤为司徒。
冬，以赵熹之议，始遣鲁王刘兴、齐王刘石就国。
建武二十八年（52）
春，正月，己巳，徙刘兴为北海王；以鲁国之地益东海国。
夏，六月，丁卯，沛王太后郭圣通薨。
秋，八月，戊寅，遣东海王刘强、沛王刘辅、楚王刘英、济南王刘康、淮阳王刘延就国。
以博士张佚为太子太傅，博士桓荣为太子少傅。
建武三十年（54）
夏，四月，戊子，徙左翊王刘焉为中山王。
五月，大水。
冬，胶东刚侯贾复薨。
建武三十一年（55）
夏，五月，大水。
蝗灾。
建武三十二年（56）
春，二月，辛卯，封泰山；甲午，禅梁阴。
三月，戊辰，张纯薨。
夏，四月，己卯，赦天下，改元建武中元。
建武中元元年（56）
夏，六月，辛卯，以太仆冯鲂为司空。
乙未，冯勤薨。
秋，三郡国蝗灾。
冬，十月，辛未，以司隶校尉李䜣为司徒。
甲申，上薄太后尊号为高皇后，迁太后吕稚之庙主出高帝庙。
起明堂、灵台、辟雍。
南单于死，其弟左贤王莫立，为南匈奴丘浮尤鞮单于。
建武中元二年（57）
春，二月，戊戌，光武帝崩于南宫前殿，在位三十三年，享年六十二岁。太子刘庄即皇帝位，是为汉显宗孝明皇帝，尊皇后阴丽华为皇太后。
山阳王刘荆密谋拉拢刘强造反，被刘强告发，明帝将刘荆软禁。
夏，四月，丙辰，以高密侯邓禹为太傅，东平王刘苍为骠骑将军。
秋，烧当羌豪滇良反。冬，十一月，遣中郎将窦固监捕虏将军马武讨之。
南单于死，其弟汗立，为南匈奴伊伐于虑鞮单于。
显宗孝明皇帝永平元年（58）
夏，五月，高密元侯邓禹薨。
戊寅，东海恭王刘强薨。
秋，七月，马武等击烧当羌，大破之，余众降散。
刘荆私招占星者谋议，事发，徙封广陵王。
好畦愍侯耿弇薨。
永平二年（59）
冬，十月，壬子，初行养老礼。
十二月，护羌校尉窦林坐欺罔及脏罪，下狱死。明帝切责安丰侯窦融，窦融谢罪，归家隐居。
南单于死，以呼韩邪单于之子適立，为南匈奴䤈僮尸逐侯鞮单于。
永平三年（60）
春，二月，甲寅，赵熹、李䜣免官。
丙辰，以左冯翊郭丹为司徒。
己未，以南阳太守虞延为太尉。
甲子，立马贵人为皇后，皇子刘炟为太子。
图画中兴功臣二十八将于南宫云台，后又加四将。
夏，四月，辛酉，封皇子刘建为千乘王，刘羡为广平王。
雒阳及七郡国大水。
莎车王贤以兵威逼夺于窴、大宛、妫塞王国。于窴人杀贤之守将君德，立大人休莫霸为王。贤率诸国兵击之，为休莫霸所败。休莫霸进围莎车阵亡，于窴人复立其侄广德为王，广德使其弟仁攻贤。贤与广德和亲。
明帝刘庄继位时二十九岁，老婆孩子早都有了，所以继位不久后皇后太子也该跟着安排起来了。永平三年春二月甲子，立马贵人为皇后，皇子刘炟为太子。
这个马皇后是谁家的女儿？
正是那个被人诬陷，死后被一撸到底的马援！
而且，她就是被光武帝刘秀给选到儿子那里的。
没想到吧！
看来对马援的案子，光武帝其实心里是很清楚是怎么一回事的。
马援其人其实对人情世故很有一套，平时也是这么教育子孙的；结果他临到老了稍微放纵了一把，就被人给阴了，马家的后辈们对此心有戚戚焉，从此更加遵守马援以前的教诲。马皇后也是如此，她进了明帝宫中后，“能奉承阴后，傍接同列，礼则修备，上下安之”，这让明帝很满意。因此到立皇后的时候，明帝自己还没表态，太后阴丽华就先投了马皇后一票——父母之命，马贵人自然就成了马皇后。
马皇后正位后宫后，反而“愈自谦肃”。她好读书，平常多穿粗布衣服，也没什么装饰。每月月初月中按例后宫诸姬要朝见太后、皇后，远远看到马皇后的没什么修饰的粗衣服，还以为穿的是绮縠——在她们的观念里，绮縠就是最高级的衣料，因此反而不需要加什么花纹之类的来装饰了。结果走近了一看才知道就是最普通的布料，姐妹们里面穿得最差的都比皇后好，所以大家都纷纷窃笑，怎么皇帝陛下对自己大老婆那么抠门？马皇后见了也不以为意，只是解释道“此缯特宜染色，故用之耳。”
而成为太子的刘炟，并不是马皇后的儿子——虽然他确实和马皇后也算亲戚。马皇后的母亲是马援续娶的，马援前面还有一个妻子，可能是死了或者离婚了（汉代人离婚很正常，不用大惊小怪）；这个前妻的姐姐的女儿贾氏也在明帝的后宫里，太子就是她生的。马皇后无子，明帝为将来考虑，特意让马皇后抚养太子——因为按汉家传统来看，皇帝大多活不过皇后（目前只有武帝刘彻一人例外，而且他的皇后还是被他逼死的，非正常死亡），那么之后肯定会成为太后，而且还有一定几率“垂帘听政”。如果太后和新皇帝的关系不好，很可能发生龃龉，甚至演变为政治动乱，对整个皇室不利，所以明帝才要如此做。
不过嘛，马皇后对太子倒是非常好，而且由于自己没有儿子，反而更是尽心抚育，太子也投桃报李，非常孝顺马皇后，始终如一——相对地对自己生母反而不怎么亲近了。非常遗憾，为了帝国的稳固，贾氏的母子天性就被剥夺了，这也算是历史局限性吧！
另外，明帝子嗣不多，马皇后还鼓励后宫中人努力为明帝诞育后代——这可谓完美符合古代士大夫塑造的“贤后”人设。这在现代人看来实在是违反“人性”，但正如前面所说，历史局限性是始终存在的，当时人观念就是如此，甚至马皇后本人都未必是在装模作样，而是真心这么想的，我们还是应该批判地看待这种事。
而且，马皇后乃是将门之女，其实并不是那种只懂得操持家务的“家庭妇女”。当时群臣奏事有难平者，明帝经常去找她商量，马皇后都能分析得一清二楚——但只有丈夫发问她才会帮忙处理，丈夫不问她绝不会主动干政——这表明她其实在政治能力上和丈夫不相上下，又懂得分寸，明帝不是把她看作“保姆”，而是“事业伙伴”，所以她才能越发受到丈夫宠敬，否则也很难被丈夫另眼相看。实际上她和明帝的夫妻感情非常好，明帝去世后，她整出了史上第一部帝王起居注《显宗起居注》，主要内容嘛，就是记录明帝的各种善政，然后吹“看我老公多棒！”
在立皇后的同时，明帝又把父亲的功臣二十八位图画其像，挂于南宫云台，即著名的“云台二十八将”。后来又加进去四位，合计三十二位。这里给他们列个表，让大家也看看光武帝都是靠哪些人成功上位的。
一、高密元侯邓禹，南阳新野人。更始元年自南阳来投，曾任大司徒，后与贾复、李通三人参与国政，以太傅终。永平元年病逝。
二、广平忠侯吴汉，南阳宛人。更始元年以淮阳王刘玄之安乐县令率幽州突骑来助光武帝，建武十二年灭成家。以大司马终。建武二十年病逝。
三、胶东刚侯贾复，南阳冠军人。更始二年以汉中王刘嘉之校尉，被刘嘉推荐给光武帝。曾任左将军，后与邓禹、李通三人参与国政，以特进终。建武三十一年病逝。
四、好畤愍侯耿弇，扶风茂陵人。更始元年来投，同年率幽州突骑来助光武帝，建武五年灭齐，建武十年平陇右。曾任建威大将军。永平元年病逝。
五、雍奴威侯寇恂，上谷昌平人。更始元年以淮阳王之上谷功曹率幽州突骑来助光武帝。以执金吾终。建武十二年病逝。
六、舞阴壮侯岑彭，南阳棘阳人。更始元年以新之棘阳县长降于淮阳王之大司徒刘縯，更始二年以淮阳王之颍川太守降于光武帝，建武五年平荆州、扬州、交趾。以征南大将军终。建武十一年被成家帝公孙述派人刺杀。
七、阳夏节侯冯异，颍川父城人。更始元年以新之颍川郡掾降于光武帝，建武三年大破赤眉，平关中。以征西大将军终。建武十年病逝于平陇右军中。
八、鬲侯朱祐，南阳宛人。新之始建国地皇三年与刘縯兄弟一同起兵反新，建武五年灭楚黎王秦丰。曾任建义大将军。建武二十四年病逝。
九、颖阳成侯祭遵，颍川颍阳人。更始元年以新之颍阳县吏来投。以征虏将军终。建武九年病逝于平陇右军中。
十、栎阳侯景丹，冯翊栎阳人。更始元年以淮阳王之上谷长史率幽州突骑来助光武帝。以弘农太守终。建武二年病逝于平弘农军中。
十一、安平侯盖延，渔阳要阳人。更始元年以渔阳太守彭宠之营尉率幽州突骑来助光武帝，建武三年灭梁。以虎牙大将军终。建武十五年病逝。
十二、安成忠侯铫期，颍川郏人。更始元年由冯异推荐。以卫尉卿终。建武十年病逝。
十三、东光成侯耿纯，巨鹿宋子人。更始元年以淮阳王之骑都尉率宗族宾客来投，建武二年杀真定王刘杨。以太中大夫终。建武十三年病逝。
十四、朗陵愍侯臧宫，颍川郏人。更始元年以下江兵之校尉来投，建武十二年灭成家。以左中郎将终。永平元年病逝。
十五、杨虚侯马武，南阳湖阳人。更始二年以淮阳王之振威将军来投。以捕虏将军终。永平四年病逝。
十六、慎靖侯刘隆，南阳安众人，汉室宗亲。更始二年以淮阳王之骑都尉来投，建武十七年平交趾征侧。曾任骠骑大将军，行大司马事。建武中元二年病逝。
十七、全椒侯马成，南阳棘阳人。更始元年以新之棘阳县吏来投，建武六年平淮南。曾任扬武将军，行大司空事。建武三十二年病逝。
十八、阜成侯王梁，渔阳要阳人。更始元年以淮阳王之狐奴令率幽州突骑来助光武帝。曾任大司空，以济南太守终。建武十四年病逝。
十九、祝阿侯陈俊，南阳西鄂人。更始元年以刘嘉之长史，被刘嘉推荐给光武帝，建武六年灭淮西王董宪、东平王庞萌。以强弩将军终。建武二十三年病逝。
二十、参蘧乡侯杜茂，南阳冠军人。更始元年来投，曾任骠骑大将军。建武十九年病逝。
二十一、昆阳威侯傅俊，颍川襄城人。新之始建国地皇三年以新之襄城亭长来投，建武三年平扬州。以积弩将军终。建武七年病逝。
二十二、合肥侯坚镡，颍川襄城人。更始元年来投。以左曹终。建武二十六年病逝。
二十三、淮陵侯王霸，颍川颍阳人。更始元年来投。以上谷太守终。永平二年病逝。
二十四、阿陵侯任光，南阳宛人。更始二年以淮阳王之信都太守助光武帝。曾任信都太守。建武五年病逝。
二十五、中水侯李忠，东莱黄人。更始二年以淮阳王之信都都尉助光武帝。曾任豫章太守。建武十九年病逝。
二十六、槐里侯万脩，扶风茂陵人。更始二年以淮阳王之信都令助光武帝。以右将军终。建武二年病逝于平破虏将军邓奉军中。
二十七、灵寿侯邳彤，信都郡信都县人。更始二年以淮阳王之和戎太守助光武帝。曾行大司空事，任左曹。建武六年病逝。
二十八、昌城侯刘植，巨鹿昌城人。更始二年以昌城助光武帝。以骁骑将军终。建武二年与郾王尹尊作战时战死（这位也是二十八人中唯一战死的）。
然后是第二批进云台的四人：
一、山桑节侯王常，颍川舞阳人。建武二年以邓王，淮阳王之廷尉来降。以横野大将军终。建武十二年于驻屯防御匈奴军中病逝。
二、固始恭侯李忠，南阳宛人。更始元年与刘縯兄弟相约起兵，更始二年以西平王，淮阳王之大将军受光武帝征召。曾任大司空，后与邓禹、贾复三人参与国政，以特进终。建武十八年病逝。
三、安丰戴侯窦融，扶风平陵人。建武五年以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向光武帝输诚，建武十二年以凉州牧入京。曾任大司空，以特进终。永平五年病逝。
四、褒德侯卓茂，南阳宛人。建武元年受光武帝征召。以太傅终。建武四年病逝。
可以发现，上面三十二人，基本来自三个地方：南阳、河北和颍川，尤以南阳、河北为最。颍川比较特殊，是因为刘縯兄弟曾经在颍川待过一段时间，结下了一些善缘。由此名单，也可一窥东汉王朝的权力构成。
不过嘛，这份名单里，有两个论功业也应该上榜的却没有上榜——那就是来歙和明帝的老丈人马援，特别是这二位都是“马革裹尸”还的，名落孙山就非常扎眼。马援没有入围，是被他女儿“连累”的，西汉亡于外戚，光武帝惩其之毖，不想再传达出一个“重用外戚”的信号，所以阴家在光武帝时非常收敛；明帝继承了父亲的政策，自然对马家也是如此。而来歙则很可能又是被马援“连累”的，因为他俩都是出自陇右，功业亦差相仿佛，若一个人进一个人没进，也说不过去，所以索性都不进了……
卷第四十四 汉纪三十六 大事记
世祖光武皇帝建武二十三年（47）
春，正月，南郡蛮叛；遣武威将军刘尚讨破之。
夏，五月，丁卯，大司徒蔡茂薨。
秋，八月，丙戌，大司空杜林薨。
九月，辛未，以陈留太守王况为大司徒。
冬，十月，丙申，以太仆张纯为大司空。
武陵蛮精夫相单程等反，遣刘尚发兵万余人击之，兵败尽没。
右薁鞬日逐王比怨恨匈奴单于蒲奴，叛之。
鬲侯朱祐薨。
建武二十四年（48）
春，正月，乙亥，赦天下。
匈奴八部大人共议立比为匈奴呼韩邪单于，请求内附。
秋，七月，武陵蛮寇临沅，遣伏波将军新息侯马援讨之。
冬，十月，比自立为南匈奴呼韩邪单于，遣使称臣。
建武二十五年（49）
夏，马援死于军中，被虎贲中郎将梁松诬陷，爵位被夺。
谒者宗均监马援军，矫诏招降蛮人。冬，十月，蛮夷共斩其大帅而降。
辽西乌桓大人郝旦等率众内属，以司徒掾班彪建议，复置乌桓校尉于上谷宁城。
建武二十六年（50）
春，听南单于入居云中，始置使匈奴中郎将。
夏，南单于所俘获北匈奴薁鞬左贤王，与南部五骨都侯叛归北匈奴，途中自立为单于，月余后自相攻击，皆死。
冬，五骨都侯之子率余众南归，被北单于追击，南单于迎击，不利。复令南单于徙于西河美稷。南单于助汉卫戍北边，北单于震恐。
建武二十七年（51）
夏，四月，戊午，王况薨。
五月，丁丑，司徒、司空并去“大”名，改大司马为太尉。骠骑大将军刘隆罢行大司马事，以太仆赵熹为太尉，大司农冯勤为司徒。
冬，以赵熹之议，始遣鲁王刘兴、齐王刘石就国。
建武二十八年（52）
春，正月，己巳，徙刘兴为北海王；以鲁国之地益东海国。
夏，六月，丁卯，沛王太后郭圣通薨。
秋，八月，戊寅，遣东海王刘强、沛王刘辅、楚王刘英、济南王刘康、淮阳王刘延就国。
以博士张佚为太子太傅，博士桓荣为太子少傅。
建武三十年（54）
夏，四月，戊子，徙左翊王刘焉为中山王。
五月，大水。
冬，胶东刚侯贾复薨。
建武三十一年（55）
夏，五月，大水。
蝗灾。
建武三十二年（56）
春，二月，辛卯，封泰山；甲午，禅梁阴。
三月，戊辰，张纯薨。
夏，四月，己卯，赦天下，改元建武中元。
建武中元元年（56）
夏，六月，辛卯，以太仆冯鲂为司空。
乙未，冯勤薨。
秋，三郡国蝗灾。
冬，十月，辛未，以司隶校尉李䜣为司徒。
甲申，上薄太后尊号为高皇后，迁太后吕稚之庙主出高帝庙。
起明堂、灵台、辟雍。
南单于死，其弟左贤王莫立，为南匈奴丘浮尤鞮单于。
建武中元二年（57）
春，二月，戊戌，光武帝崩于南宫前殿，在位三十三年，享年六十二岁。太子刘庄即皇帝位，是为汉显宗孝明皇帝，尊皇后阴丽华为皇太后。
山阳王刘荆密谋拉拢刘强造反，被刘强告发，明帝将刘荆软禁。
夏，四月，丙辰，以高密侯邓禹为太傅，东平王刘苍为骠骑将军。
秋，烧当羌豪滇良反。冬，十一月，遣中郎将窦固监捕虏将军马武讨之。
南单于死，其弟汗立，为南匈奴伊伐于虑鞮单于。
显宗孝明皇帝永平元年（58）
夏，五月，高密元侯邓禹薨。
戊寅，东海恭王刘强薨。
秋，七月，马武等击烧当羌，大破之，余众降散。
刘荆私招占星者谋议，事发，徙封广陵王。
好畦愍侯耿弇薨。
永平二年（59）
冬，十月，壬子，初行养老礼。
十二月，护羌校尉窦林坐欺罔及脏罪，下狱死。明帝切责安丰侯窦融，窦融谢罪，归家隐居。
南单于死，以呼韩邪单于之子適立，为南匈奴䤈僮尸逐侯鞮单于。
永平三年（60）
春，二月，甲寅，赵熹、李䜣免官。
丙辰，以左冯翊郭丹为司徒。
己未，以南阳太守虞延为太尉。
甲子，立马贵人为皇后，皇子刘炟为太子。
图画中兴功臣二十八将于南宫云台，后又加四将。
夏，四月，辛酉，封皇子刘建为千乘王，刘羡为广平王。
雒阳及七郡国大水。
莎车王贤以兵威逼夺于窴、大宛、妫塞王国。于窴人杀贤之守将君德，立大人休莫霸为王。贤率诸国兵击之，为休莫霸所败。休莫霸进围莎车阵亡，于窴人复立其侄广德为王，广德使其弟仁攻贤。贤与广德和亲。
楼主：剑魔烨煌
时间：2021-03-25 11:48:03
三百四十七、白马驮经
卷第四十五 汉纪三十七 显宗孝明皇帝永平四年（61）~永平十八年（75）
明帝刘庄用的年号是“永平”，他在位期间，天下也确实如这个年号一样，非常“平”，并没有留下太多值得记载到史书里的事情。也许有些人会觉得这太无聊，但我想，在经历了2020年初的这场疫情后，相信大家应该对“天下太平，国泰民安”这句话有了更深的感触吧！
当然，明帝朝记到史书里的东西还是有的，只是大多不怎么劲爆，特别是和光武帝朝比起来。
上回说的云台二十八将是一件。而在上一回中，也提到了马援因为女儿是皇后的原因，并没有被明帝算入云台将中；但是，这并不表示明帝一点都不在乎他这个已经死去的老丈人。
马援被诬陷，始作俑者是虎贲中郎将陵乡侯梁松，他自然有他们梁家撑腰，而与其同出陇西的窦家，由于同气连枝，很可能也在背后推波助澜。永平二年冬十二月，护羌校尉窦林因犯欺罔罪和脏罪，被逮捕后死于狱中。窦林乃是安丰侯窦融之从子。当时窦氏一门，有一公、两侯、三公主、四二千石，“自祖及孙，官府邸第相望京邑，于亲戚功臣中莫与为比。”明帝就借窦林的事，斥责窦融不好好管教后辈，吓得窦融借病在家归隐了。
窦融长子窦穆本是内黄公主的驸马。永平五年，窦穆矫称太后阴丽华之诏，强令六安侯刘盱休妻，硬把自己女儿嫁给了刘盱；刘盱前妻家不服上告，明帝大怒，遂罢免窦家除窦融外所有人的官职，并尽遣其回乡，只允许安丰戴侯窦融一人留在雒阳——窦融一老头哪受得了这个，结果不久病死了。又数年，窦穆又因事与其子窦勋、窦宣皆下狱死。窦家经此一打击，消声敛气，直到十年后才被明帝允许重新出来做官。
而在此之前，梁松就因“怨望、悬飞书诽谤”，下狱而死。发现没有，不论窦家还是梁家，他们的罪名看起来都很小，还有像梁松这样感觉是被人阴了的；而明帝对他们的处罚却很都重，牵连也很广。为了对比，这里有另外一个例子，永平二年，新阳侯阴就之子阴丰和妻子郦邑公主不和，一怒之下将其杀害，最终的处理结果是阴丰被诛，阴就夫妇自杀，此事到此为止——与窦家的那些所谓“罪”比起来，这可是正儿八经的谋杀重罪，杀的还是皇帝的家人，但阴家并没有受太多牵连。所以要说明帝不是故意针对窦、梁两家，实在也说不通。这里面明帝固然有为老婆出气的因素在里面，但更多的是打压这两家——因为他们的势力扩展太大了！你看看窦家的“一二三四”，这让明帝如何睡得好觉！
当然，明帝也只能打压打压他们，并不能真的将其翦除——因为他们乃是豪族，其根基并不是皇帝的信任，大不了不做官，后面真有事皇帝还得来求他们。
实际上，这两家不仅仅是豪族，后面还将成为东汉最牛的两大外戚家族。
梁松案中有一个人值得说一下。明帝还是太子时，听说太中大夫郑兴之子郑众以通经书知名，便和广陵王刘荆通过梁松请郑众来讲课——当时郑众是梁松家的门客。但郑众听明原委后却拒绝道：“太子储君，无外交之义。汉有旧防，蕃王不宜私通宾客。”梁松劝他：“长者意，不可逆。”郑众则回道：“犯禁触罪，不如守正而死。”因为这事，郑众就被明帝注意到了，所以梁松坏事的时候，其宾客多受牵连，唯郑众“不染于辞”。
永平七年，北匈奴的势力又起来了，寇边次数增多，同时还在求和亲互市；明帝希望能让他们消停些，终于还是同意了。他想起了郑众，于是在永平八年，以其为越骑司马出使北匈奴。郑众到后，北匈奴单于令其下拜——这郑众怎么会肯？向来只有单于拜汉使，哪里有汉使拜单于？不干！北单于遂将其圈禁，并禁止向其提供水火；郑众也不含糊，“拔刀自誓”，这把北单于给唬住了，明明是自己求和亲，要是一开始就搞死对方的使者，那可就是干了蠢事了，所以还是服软，随后派使者和郑众一起去汉朝。
之前，大司农耿国曾上言，说为了防止南匈奴之人逃亡，应于五原置度辽将军，但当时朝中公卿大多不同意，此事便被搁置；此时南匈奴须卜骨都侯等听说朝廷和北匈奴又在商议和亲，果然如多年前司徒掾班彪所虑，“内怀嫌怨”——因为这令他们有种被汉朝出卖的感觉。于是这些人就秘密联络北匈奴，说是想投靠过去，求他们派兵接应。
郑众此次出塞，正是须卜派人串联北匈奴的时候，这让郑众察觉到了风声；于是郑众此行也多了个心眼暗查此事，结果果然抓到了须卜的密使。于是郑众立刻上书报告此事，并建议“宜更置大将，以防二虏交通。”这回朝廷终于意识到了危险，始置度辽营，以中郎将吴棠行度辽将军事，为实际上的第一任度辽将军。
当年冬十月丙子，为了充实新建的度辽营，以脱罪减刑为条件招募死罪系囚赴度辽营，同时允许天下逃犯出钱赎罪，作为度辽营的启动资金。谁知道，这里面却冒出一个本来不相干的人——楚王刘英。刘英在听说朝廷颁布赎罪令后，就拿出自家的黄缣、白纨，找到楚国相，说他“托在籓辅，过恶累积，欢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
——是不是觉得有些莫名其妙？你刘英要是想给朝廷捐钱，那捐就好了，怎么没头没尾地说自己“有罪”，自己这次是来花钱“赎罪”的呢？
别急，继续往下看。
楚国相把刘英的想法上报朝廷，然后明帝果不其然地谢绝了；而在谢绝的诏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齐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
——“浮屠”！这下该明白，刘英的所谓“罪过”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了吧？
而这件小事，却揭开了中国宗教史、也是世界宗教史的一件大事——佛教东传！大家都知道佛教起源于印度，中国本是没有的。正是在明帝之时，传说明帝一晚做梦，梦到一金甲神人，第二天向大臣们提起，有大臣就说听闻西方有神曰“佛”，似乎就是陛下梦到的神人。明帝于是派人去天竺打探，后来就带回了中国最早的佛经，随行的还有一些天竺僧人——也就是“沙门”。佛教“其书大抵以虚无为宗，贵慈悲不杀；以为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生时所行善恶，皆有报应，故所贵修练精神，以至为佛；善为宏阔胜大之言以劝诱愚俗。精于其道者，号曰沙门。”从那个时候起，佛教才在中国流传起来。不过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还是儒家占绝对主导地位，当时的拜佛还多是一些王公贵族赶时髦，其中以刘英最为虔诚。所以刘英才会用这么一种“佛系”的语言来和朝廷说话，而明帝当然也知道自己这个弟弟的癖好，所以才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另外说一下，据说天竺僧是用白马驮着佛经来中国的，后来明帝为他们建了中国第一座佛寺，专门供他们翻译佛经之用，并以驮经的白马命名——这便是洛阳白马寺的由来。所以白马寺虽然没有少林寺、灵隐寺等等寺庙有名，但在我国佛教界却有一种超然的地位，被称为汉传佛教的“祖庭”。
卷第四十五 汉纪三十七 显宗孝明皇帝永平四年（61）~永平十八年（75）
明帝刘庄用的年号是“永平”，他在位期间，天下也确实如这个年号一样，非常“平”，并没有留下太多值得记载到史书里的事情。也许有些人会觉得这太无聊，但我想，在经历了2020年初的这场疫情后，相信大家应该对“天下太平，国泰民安”这句话有了更深的感触吧！
当然，明帝朝记到史书里的东西还是有的，只是大多不怎么劲爆，特别是和光武帝朝比起来。
上回说的云台二十八将是一件。而在上一回中，也提到了马援因为女儿是皇后的原因，并没有被明帝算入云台将中；但是，这并不表示明帝一点都不在乎他这个已经死去的老丈人。
马援被诬陷，始作俑者是虎贲中郎将陵乡侯梁松，他自然有他们梁家撑腰，而与其同出陇西的窦家，由于同气连枝，很可能也在背后推波助澜。永平二年冬十二月，护羌校尉窦林因犯欺罔罪和脏罪，被逮捕后死于狱中。窦林乃是安丰侯窦融之从子。当时窦氏一门，有一公、两侯、三公主、四二千石，“自祖及孙，官府邸第相望京邑，于亲戚功臣中莫与为比。”明帝就借窦林的事，斥责窦融不好好管教后辈，吓得窦融借病在家归隐了。
窦融长子窦穆本是内黄公主的驸马。永平五年，窦穆矫称太后阴丽华之诏，强令六安侯刘盱休妻，硬把自己女儿嫁给了刘盱；刘盱前妻家不服上告，明帝大怒，遂罢免窦家除窦融外所有人的官职，并尽遣其回乡，只允许安丰戴侯窦融一人留在雒阳——窦融一老头哪受得了这个，结果不久病死了。又数年，窦穆又因事与其子窦勋、窦宣皆下狱死。窦家经此一打击，消声敛气，直到十年后才被明帝允许重新出来做官。
而在此之前，梁松就因“怨望、悬飞书诽谤”，下狱而死。发现没有，不论窦家还是梁家，他们的罪名看起来都很小，还有像梁松这样感觉是被人阴了的；而明帝对他们的处罚却很都重，牵连也很广。为了对比，这里有另外一个例子，永平二年，新阳侯阴就之子阴丰和妻子郦邑公主不和，一怒之下将其杀害，最终的处理结果是阴丰被诛，阴就夫妇自杀，此事到此为止——与窦家的那些所谓“罪”比起来，这可是正儿八经的谋杀重罪，杀的还是皇帝的家人，但阴家并没有受太多牵连。所以要说明帝不是故意针对窦、梁两家，实在也说不通。这里面明帝固然有为老婆出气的因素在里面，但更多的是打压这两家——因为他们的势力扩展太大了！你看看窦家的“一二三四”，这让明帝如何睡得好觉！
当然，明帝也只能打压打压他们，并不能真的将其翦除——因为他们乃是豪族，其根基并不是皇帝的信任，大不了不做官，后面真有事皇帝还得来求他们。
实际上，这两家不仅仅是豪族，后面还将成为东汉最牛的两大外戚家族。
梁松案中有一个人值得说一下。明帝还是太子时，听说太中大夫郑兴之子郑众以通经书知名，便和广陵王刘荆通过梁松请郑众来讲课——当时郑众是梁松家的门客。但郑众听明原委后却拒绝道：“太子储君，无外交之义。汉有旧防，蕃王不宜私通宾客。”梁松劝他：“长者意，不可逆。”郑众则回道：“犯禁触罪，不如守正而死。”因为这事，郑众就被明帝注意到了，所以梁松坏事的时候，其宾客多受牵连，唯郑众“不染于辞”。
永平七年，北匈奴的势力又起来了，寇边次数增多，同时还在求和亲互市；明帝希望能让他们消停些，终于还是同意了。他想起了郑众，于是在永平八年，以其为越骑司马出使北匈奴。郑众到后，北匈奴单于令其下拜——这郑众怎么会肯？向来只有单于拜汉使，哪里有汉使拜单于？不干！北单于遂将其圈禁，并禁止向其提供水火；郑众也不含糊，“拔刀自誓”，这把北单于给唬住了，明明是自己求和亲，要是一开始就搞死对方的使者，那可就是干了蠢事了，所以还是服软，随后派使者和郑众一起去汉朝。
之前，大司农耿国曾上言，说为了防止南匈奴之人逃亡，应于五原置度辽将军，但当时朝中公卿大多不同意，此事便被搁置；此时南匈奴须卜骨都侯等听说朝廷和北匈奴又在商议和亲，果然如多年前司徒掾班彪所虑，“内怀嫌怨”——因为这令他们有种被汉朝出卖的感觉。于是这些人就秘密联络北匈奴，说是想投靠过去，求他们派兵接应。
郑众此次出塞，正是须卜派人串联北匈奴的时候，这让郑众察觉到了风声；于是郑众此行也多了个心眼暗查此事，结果果然抓到了须卜的密使。于是郑众立刻上书报告此事，并建议“宜更置大将，以防二虏交通。”这回朝廷终于意识到了危险，始置度辽营，以中郎将吴棠行度辽将军事，为实际上的第一任度辽将军。
当年冬十月丙子，为了充实新建的度辽营，以脱罪减刑为条件招募死罪系囚赴度辽营，同时允许天下逃犯出钱赎罪，作为度辽营的启动资金。谁知道，这里面却冒出一个本来不相干的人——楚王刘英。刘英在听说朝廷颁布赎罪令后，就拿出自家的黄缣、白纨，找到楚国相，说他“托在籓辅，过恶累积，欢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
——是不是觉得有些莫名其妙？你刘英要是想给朝廷捐钱，那捐就好了，怎么没头没尾地说自己“有罪”，自己这次是来花钱“赎罪”的呢？
别急，继续往下看。
楚国相把刘英的想法上报朝廷，然后明帝果不其然地谢绝了；而在谢绝的诏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齐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
——“浮屠”！这下该明白，刘英的所谓“罪过”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了吧？
而这件小事，却揭开了中国宗教史、也是世界宗教史的一件大事——佛教东传！大家都知道佛教起源于印度，中国本是没有的。正是在明帝之时，传说明帝一晚做梦，梦到一金甲神人，第二天向大臣们提起，有大臣就说听闻西方有神曰“佛”，似乎就是陛下梦到的神人。明帝于是派人去天竺打探，后来就带回了中国最早的佛经，随行的还有一些天竺僧人——也就是“沙门”。佛教“其书大抵以虚无为宗，贵慈悲不杀；以为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生时所行善恶，皆有报应，故所贵修练精神，以至为佛；善为宏阔胜大之言以劝诱愚俗。精于其道者，号曰沙门。”从那个时候起，佛教才在中国流传起来。不过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还是儒家占绝对主导地位，当时的拜佛还多是一些王公贵族赶时髦，其中以刘英最为虔诚。所以刘英才会用这么一种“佛系”的语言来和朝廷说话，而明帝当然也知道自己这个弟弟的癖好，所以才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另外说一下，据说天竺僧是用白马驮着佛经来中国的，后来明帝为他们建了中国第一座佛寺，专门供他们翻译佛经之用，并以驮经的白马命名——这便是洛阳白马寺的由来。所以白马寺虽然没有少林寺、灵隐寺等等寺庙有名，但在我国佛教界却有一种超然的地位，被称为汉传佛教的“祖庭”。
楼主：剑魔烨煌
时间：2021-03-25 11:48:03
三百四十八、一个佛教徒之死
上回说到楚王刘英乃是个佛教徒，其实他甚至是中国第一个被明确记载下来的佛教徒——当然，从常理来说，他应该不会真的是第一个信佛教的汉人，只是在他之前的没有被记在史书上，而且，此时在中国也还没有剃度出家这一说。
至于明帝刘庄，虽然佛教东传是他首肯的，但他似乎并未对此教另眼相看，所以他自己应该并没有成为佛教徒。
佛教讲究慈悲为怀、因果报应，总之是劝人向善的；然而虔信这一“善教”的刘英，其结局却并不怎么“善”。
他很可能还是被那个作死小能手广陵王刘荆给害的。话说刘荆都被大哥贬到南边了，但还是不死心，有次找到个算命的，问“我貌类先帝，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亦三十，可起兵未？”算命先生一听这大逆不道之言，回头就把刘荆给告了。刘荆这哥们刚吹完牛逼，结果自己就怂了，主动把自己关了起来……
明帝还是想放他一马，仍然不发其事，只是命他完全不能参与广陵国的治理了，当然广陵国的赋税还照吃不误。结果刘荆被关了一阵发现大哥也没什么大动静，故态复萌，又搞起了扎皇帝小纸人这一套，然后又被发现了……
明帝终于不愿再姑息，永平九年，派长水校尉樊鯈等调查此案。审问完后，樊鯈向明帝请示，将刘荆诛之！明帝此时倒也还没起杀心——毕竟是亲弟弟，所以本来只是想给刘荆一个教训；结果臣子给定个死罪，这就让他下不来台了。明帝质问樊鯈，是不是因为广陵王只是我弟弟，你们才敢喊打喊杀；要是我儿子，我看你们还敢这样吗！樊鯈从容回道：“天下者高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秋》之义，君亲无将，将而必诛。就是因为刘荆是陛下母弟，陛下平时对其也多有恻隐，所以臣等才特来请示陛下；若是陛下之子，君亲无将，臣等哪里还需要来请示，直接将其诛之！”
明帝听后怅然许久，最后还是同意了。永平十年春二月，广陵思王刘荆自杀，国除。
一个月后，夏四月戊子，明帝就宣布大赦天下，可见广陵王之案对明帝的触动很大。从此开始，他的心境发生了变化，对诸侯王的态度越发复杂。一方面，亲手杀弟弟，让他久久不能释怀。永平十一年春正月，东平王刘苍等来朝（他已于永平五年春二月庚戌辞去骠骑将军就藩），他们走后，明帝送别回宫，闷闷不乐，独坐许久——可见，他和兄弟们的骨肉亲情还是挺深的。
但另一方面，刘荆是自己亲弟弟，他都能反，其他的异母弟，心里又会怎么想呢？
所以，刘英就要倒霉了。
话说刘英和几个方士混到一块，做了些金龟、玉鹤，还刻上文字，以为符瑞。刘英到底怎么想的，我们不得而知；但中国人都知道，龟、鹤，那可是有特殊涵义的东西，因此有心人对此就能做出无数种解释。果然，永平十三年冬，一个叫燕广的告发刘英和渔阳人王平、颜忠等造作图书，有逆谋。明帝派人审讯，结果审问官最后定的也是“英大逆不道，请诛之。”
明帝一开始也没同意，但他对刘英，比当初对刘荆可就严多了。十一月，废刘英王位，迁于丹杨泾县，赐汤沐邑五百户。刘英的子女倒是没受牵连，他母亲楚王太后许氏也仍然是太后，允许其继续住在楚王宫。
在刘英案发前，已经有人私下向司徒虞延告发，但虞延觉得刘英乃皇帝之弟，平常也没见有什么龃龉，应该不至于，就不以为然，也没上报；结果刘英案发后，虞延的事也被捅了出来，明帝下诏切责之。
汉朝的高官们，都晓得皇帝的这个举动代表着什么意思，于是在永平十四年春三月甲戌，虞延自杀。刘英听说这个事都死了一个宰相了，大哥的真实想法已经不言而喻——好吧，那就如你所愿！夏四月，刘英刚到丹阳，便自杀了。
明帝封燕广为折奸侯，同时即使“主犯”刘英死了，但对此案仍然穷追不舍。此案迁延累年，“自京师亲戚、诸侯、州郡豪桀及考案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数，而系狱者尚数千人。”
然后刘英这哥们还曾经偷偷记下了天下名士的姓名事迹，搞出一个名录，结果现在明帝就拿着这个名录去抓人——这不是躺着都中枪吗！名录上有吴郡太守尹兴之名，结果吴郡官场上至尹兴、下至写字的文书，统统被抓了起来，共五百余人，可谓一网打尽——谁叫吴郡离楚国近呢？在明帝看来，这可是妥妥地“结连地方，阴谋造反”！
这些人都在廷尉接受拷问，大家都受不了拷打，死了一大半；只有吴郡门下掾陆续、主簿梁宏、功曹史驷勋，“备受五毒，肌肉消烂”，仍始终喊冤。陆续之母从老家来京城看儿子，牢里不允许她探望，她就做好饭托狱卒带进去。严格来说这也是违反规定的，所以狱卒虽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带进去了，但也不敢告诉陆续他母亲来了。然而，陆续在接受拷打时，脸不改色，是条汉子；但每到吃饭时，却悲不自胜。治狱使者问其故，他说“母来不得见，故悲耳。”使者又问他怎么知道的？他说，我母割肉从来都是方方正正，切葱也是一寸一寸的，我一看饭菜就知道了。使者听了也深感同情，回去禀报明帝，明帝是个孝子，有所触动，最后赦免了尹兴等人，但禁锢终身，到死不得为官。
颜忠、王平的供词扯到了隧乡侯耿建、朗陵侯臧信、护泽侯邓鲤、曲成侯刘建，但刘建等否认，说见都没见过颜、王二人。当时，明帝震怒，所以底下的审问官员，只要是供状攀扯到的人，不问青红皂白，统统入罪。只有侍御史寒朗觉得这样太过了，于是就在单独审问颜、王二人时，问讯刘建等人平常的穿戴、家里的物色等等，这两人果然答不上来。
这下寒朗明确了这两人就是在胡乱攀咬，在面见明帝时，就说刘建等是被诬陷的，而且此案中的大多数人恐怕都是如此。明帝反问，那凭什么颜忠、王平不攀扯别人，就攀扯刘建他们呢？寒朗答道，颜、王自知不免，所以才胡乱攀扯，扯的人越多、地位越高，他俩的罪就越被“稀释”了。明帝又质问，若真是如此，那为什么你之前不说！寒朗心道，这不是因为怕你吗？但他还不敢明说，只好说：“臣恐海内别有发其奸者。”明帝大怒，说你这是首鼠两端，拉下去，捶他！
寒朗也是普通人，本来也只是基于良知为刘建们伸冤，并没有什么视死如归的觉悟，所以前面才会那么说；但到了这个地步，他终于也豁出去了。眼看左右侍卫就要把他拉出去，寒朗大叫：“臣死之前，尚有一言！”于是明帝继续质问，这审讯结果你是和谁一块弄的？——他还是在结党造反这个思路上。但寒朗为被诬陷的人伸冤，当然不会自己诬陷别人，说这就是我自己的主意，没人指使！明帝又问，这种大事，为什么不先请示你的上司三公府？寒朗回道：“臣自知当必族灭，不敢多污染人。”
明帝见寒朗辞气愈壮，也渐渐平静下来，继续问，为什么就会族灭？寒朗回答道：“臣查案一年，反为罪人伸冤，故当族灭！然臣如此，是希望陛下能有所开悟。臣的同僚，平常都说此谋逆大罪，臣子当共诛之，因此出罪不如入罪，以免后责。是以考一连十，考十连百。又朝会时，陛下询问此案，公卿们朝堂上都说‘陛下只制裁这帮乱臣贼子本人，不牵连他们家人，已经很仁慈了！’但他们心里却都清楚这些人大多都是被冤枉的，回家后莫不长吁短叹。臣今所陈，诚死无悔！”
人人皆知其冤，人人皆不敢说！而寒朗终于捅破了这层窗户纸！明帝听后大愕，无言以对，只是先让寒朗回去。过了两天，明帝亲自去雒阳狱审问，当天就放出了千余人。当时正好天旱，而刚放出犯人，老天就下起雨来——古人认为天人感应，导致天旱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地上有冤狱！明帝回宫后，马皇后也来劝说，明帝“恻然感悟”，晚上睡不着，起来彷徨多时，终于决定，减小“楚狱”的规模。
除了寒朗之外，楚郡太守袁安也是一个仗义执言的。他从任城令升任，刚到郡里，不进太守府，先到监狱审问楚王案的人犯，随后上报请求放出被冤枉者。下属们见了慌忙拦阻，说“阿附反虏，法与同罪，不可。”袁安则说，要是有罪，一切都由我来承担！还是毅然上报了。明帝得报后最终还是同意了，由是又放出四百余家。
寒朗一言活千人，后来八十四岁而终，终于善有善报。
而袁安则更不得了，他们汝南袁家由此兴起，以致“四世三公”。
是的，他就是袁绍的祖先！
上回说到楚王刘英乃是个佛教徒，其实他甚至是中国第一个被明确记载下来的佛教徒——当然，从常理来说，他应该不会真的是第一个信佛教的汉人，只是在他之前的没有被记在史书上，而且，此时在中国也还没有剃度出家这一说。
至于明帝刘庄，虽然佛教东传是他首肯的，但他似乎并未对此教另眼相看，所以他自己应该并没有成为佛教徒。
佛教讲究慈悲为怀、因果报应，总之是劝人向善的；然而虔信这一“善教”的刘英，其结局却并不怎么“善”。
他很可能还是被那个作死小能手广陵王刘荆给害的。话说刘荆都被大哥贬到南边了，但还是不死心，有次找到个算命的，问“我貌类先帝，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亦三十，可起兵未？”算命先生一听这大逆不道之言，回头就把刘荆给告了。刘荆这哥们刚吹完牛逼，结果自己就怂了，主动把自己关了起来……
明帝还是想放他一马，仍然不发其事，只是命他完全不能参与广陵国的治理了，当然广陵国的赋税还照吃不误。结果刘荆被关了一阵发现大哥也没什么大动静，故态复萌，又搞起了扎皇帝小纸人这一套，然后又被发现了……
明帝终于不愿再姑息，永平九年，派长水校尉樊鯈等调查此案。审问完后，樊鯈向明帝请示，将刘荆诛之！明帝此时倒也还没起杀心——毕竟是亲弟弟，所以本来只是想给刘荆一个教训；结果臣子给定个死罪，这就让他下不来台了。明帝质问樊鯈，是不是因为广陵王只是我弟弟，你们才敢喊打喊杀；要是我儿子，我看你们还敢这样吗！樊鯈从容回道：“天下者高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秋》之义，君亲无将，将而必诛。就是因为刘荆是陛下母弟，陛下平时对其也多有恻隐，所以臣等才特来请示陛下；若是陛下之子，君亲无将，臣等哪里还需要来请示，直接将其诛之！”
明帝听后怅然许久，最后还是同意了。永平十年春二月，广陵思王刘荆自杀，国除。
一个月后，夏四月戊子，明帝就宣布大赦天下，可见广陵王之案对明帝的触动很大。从此开始，他的心境发生了变化，对诸侯王的态度越发复杂。一方面，亲手杀弟弟，让他久久不能释怀。永平十一年春正月，东平王刘苍等来朝（他已于永平五年春二月庚戌辞去骠骑将军就藩），他们走后，明帝送别回宫，闷闷不乐，独坐许久——可见，他和兄弟们的骨肉亲情还是挺深的。
但另一方面，刘荆是自己亲弟弟，他都能反，其他的异母弟，心里又会怎么想呢？
所以，刘英就要倒霉了。
话说刘英和几个方士混到一块，做了些金龟、玉鹤，还刻上文字，以为符瑞。刘英到底怎么想的，我们不得而知；但中国人都知道，龟、鹤，那可是有特殊涵义的东西，因此有心人对此就能做出无数种解释。果然，永平十三年冬，一个叫燕广的告发刘英和渔阳人王平、颜忠等造作图书，有逆谋。明帝派人审讯，结果审问官最后定的也是“英大逆不道，请诛之。”
明帝一开始也没同意，但他对刘英，比当初对刘荆可就严多了。十一月，废刘英王位，迁于丹杨泾县，赐汤沐邑五百户。刘英的子女倒是没受牵连，他母亲楚王太后许氏也仍然是太后，允许其继续住在楚王宫。
在刘英案发前，已经有人私下向司徒虞延告发，但虞延觉得刘英乃皇帝之弟，平常也没见有什么龃龉，应该不至于，就不以为然，也没上报；结果刘英案发后，虞延的事也被捅了出来，明帝下诏切责之。
汉朝的高官们，都晓得皇帝的这个举动代表着什么意思，于是在永平十四年春三月甲戌，虞延自杀。刘英听说这个事都死了一个宰相了，大哥的真实想法已经不言而喻——好吧，那就如你所愿！夏四月，刘英刚到丹阳，便自杀了。
明帝封燕广为折奸侯，同时即使“主犯”刘英死了，但对此案仍然穷追不舍。此案迁延累年，“自京师亲戚、诸侯、州郡豪桀及考案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数，而系狱者尚数千人。”
然后刘英这哥们还曾经偷偷记下了天下名士的姓名事迹，搞出一个名录，结果现在明帝就拿着这个名录去抓人——这不是躺着都中枪吗！名录上有吴郡太守尹兴之名，结果吴郡官场上至尹兴、下至写字的文书，统统被抓了起来，共五百余人，可谓一网打尽——谁叫吴郡离楚国近呢？在明帝看来，这可是妥妥地“结连地方，阴谋造反”！
这些人都在廷尉接受拷问，大家都受不了拷打，死了一大半；只有吴郡门下掾陆续、主簿梁宏、功曹史驷勋，“备受五毒，肌肉消烂”，仍始终喊冤。陆续之母从老家来京城看儿子，牢里不允许她探望，她就做好饭托狱卒带进去。严格来说这也是违反规定的，所以狱卒虽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带进去了，但也不敢告诉陆续他母亲来了。然而，陆续在接受拷打时，脸不改色，是条汉子；但每到吃饭时，却悲不自胜。治狱使者问其故，他说“母来不得见，故悲耳。”使者又问他怎么知道的？他说，我母割肉从来都是方方正正，切葱也是一寸一寸的，我一看饭菜就知道了。使者听了也深感同情，回去禀报明帝，明帝是个孝子，有所触动，最后赦免了尹兴等人，但禁锢终身，到死不得为官。
颜忠、王平的供词扯到了隧乡侯耿建、朗陵侯臧信、护泽侯邓鲤、曲成侯刘建，但刘建等否认，说见都没见过颜、王二人。当时，明帝震怒，所以底下的审问官员，只要是供状攀扯到的人，不问青红皂白，统统入罪。只有侍御史寒朗觉得这样太过了，于是就在单独审问颜、王二人时，问讯刘建等人平常的穿戴、家里的物色等等，这两人果然答不上来。
这下寒朗明确了这两人就是在胡乱攀咬，在面见明帝时，就说刘建等是被诬陷的，而且此案中的大多数人恐怕都是如此。明帝反问，那凭什么颜忠、王平不攀扯别人，就攀扯刘建他们呢？寒朗答道，颜、王自知不免，所以才胡乱攀扯，扯的人越多、地位越高，他俩的罪就越被“稀释”了。明帝又质问，若真是如此，那为什么你之前不说！寒朗心道，这不是因为怕你吗？但他还不敢明说，只好说：“臣恐海内别有发其奸者。”明帝大怒，说你这是首鼠两端，拉下去，捶他！
寒朗也是普通人，本来也只是基于良知为刘建们伸冤，并没有什么视死如归的觉悟，所以前面才会那么说；但到了这个地步，他终于也豁出去了。眼看左右侍卫就要把他拉出去，寒朗大叫：“臣死之前，尚有一言！”于是明帝继续质问，这审讯结果你是和谁一块弄的？——他还是在结党造反这个思路上。但寒朗为被诬陷的人伸冤，当然不会自己诬陷别人，说这就是我自己的主意，没人指使！明帝又问，这种大事，为什么不先请示你的上司三公府？寒朗回道：“臣自知当必族灭，不敢多污染人。”
明帝见寒朗辞气愈壮，也渐渐平静下来，继续问，为什么就会族灭？寒朗回答道：“臣查案一年，反为罪人伸冤，故当族灭！然臣如此，是希望陛下能有所开悟。臣的同僚，平常都说此谋逆大罪，臣子当共诛之，因此出罪不如入罪，以免后责。是以考一连十，考十连百。又朝会时，陛下询问此案，公卿们朝堂上都说‘陛下只制裁这帮乱臣贼子本人，不牵连他们家人，已经很仁慈了！’但他们心里却都清楚这些人大多都是被冤枉的，回家后莫不长吁短叹。臣今所陈，诚死无悔！”
人人皆知其冤，人人皆不敢说！而寒朗终于捅破了这层窗户纸！明帝听后大愕，无言以对，只是先让寒朗回去。过了两天，明帝亲自去雒阳狱审问，当天就放出了千余人。当时正好天旱，而刚放出犯人，老天就下起雨来——古人认为天人感应，导致天旱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地上有冤狱！明帝回宫后，马皇后也来劝说，明帝“恻然感悟”，晚上睡不着，起来彷徨多时，终于决定，减小“楚狱”的规模。
除了寒朗之外，楚郡太守袁安也是一个仗义执言的。他从任城令升任，刚到郡里，不进太守府，先到监狱审问楚王案的人犯，随后上报请求放出被冤枉者。下属们见了慌忙拦阻，说“阿附反虏，法与同罪，不可。”袁安则说，要是有罪，一切都由我来承担！还是毅然上报了。明帝得报后最终还是同意了，由是又放出四百余家。
寒朗一言活千人，后来八十四岁而终，终于善有善报。
而袁安则更不得了，他们汝南袁家由此兴起，以致“四世三公”。
是的，他就是袁绍的祖先！
楼主：剑魔烨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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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四十九、王景治河
上回的楚王之狱，在《资治通鉴》中占据了大量篇幅，看似声势浩大、牵连甚广，但究其实质，不过是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也就是朝廷里死了一个王爷、撸掉了几个官罢了，和自己没有半毛钱关系。真的和天下普罗大众息息相关的，其实是下面这件事情——
治理黄河。
还早在平帝时期，黄河、以及与其连接的汴水，都决口了。黄河决口的危害自不用说，这条汴水，也叫做汴渠，从名字上就能看出来，这是条运河——当然严格说起来，它是在上游连接黄河的一段才是人工开凿的运河，下游连接泗水的一段是利用的天然河道。泗水是淮水的一大支流，如此汴水就把黄河流域和淮河流域勾连起来了。这条运河的开凿要追溯到战国时期的魏国了，而它上游的名字大家一定也都很熟悉——鸿沟。
淮河流域乃是当时帝国重要的粮仓之一，汴水泛滥，自然会影响通航。不过，西汉和新朝时期，帝国的政治中心是关中，此时的关中还算是“天府之国”，对淮河流域的粮食需求还没那么大，而且新帝王莽一直在忙于篡位、改制，后来又天下大乱，一直也没人顾得上去治理黄河。而现在，帝国的中心已经转移到关东，黄河、汴水近在咫尺，朝廷不能再视而不见了。
建武十年，光武帝刘秀就曾动过治水的心思，不过当时浚仪令乐俊谏言刚打完仗，得先让老百姓喘口气——浚仪就是后世大名鼎鼎的开封、汴水的关键节点，乐俊作为本地的父母官都这么表示，那说明比起水患，当时的本地百姓更需要休养生息。光武帝很重视他的意见，于是此事就搁置了。
凡事有利就有弊，随着时间的流逝，汴渠日渐东侵，兗、豫两州深受其害。到了明帝时，当地百姓就转而开始抱怨，说朝廷就知道先搞别的工程，这种老百姓急需的偏偏却不搞。恰在此时，有人向朝廷推荐了一个治水专家——乐浪人王景。乐浪就是今天的朝鲜，所以广义上来说，这位王专家还是个朝鲜人（当然，现在的朝鲜人，其实并不算是当时的朝鲜人的后代）。于是永平十二年夏四月，朝廷派王景和将作谒者王吴修复汴渠堤，自荥阳东至千乘之黄河入海口千余里，“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无复溃漏之患。”一年以后，永平十三年夏四月，工程竣工，黄河、汴水恢复旧道。王景颇具巧思，工程中尽量将工程费用简省到了最低，但大工程嘛，最后花费仍以百亿计。
不过，这钱花得相当值。
因为从此开始，八百年内，黄河再未大泛滥！
如此说来，这位王景，竟是位不亚于大禹的大英雄！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大英雄，历史对他的记载却甚少，《通鉴》里总共才两百多字，连上期那个楚王案的零头都不到……因此，对王景治水法里最关键的“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到现在大家也搞不清到底是个什么操作。
按说这是不应该的，尤其是对编写《资治通鉴》的司马光来说。既然说王景后八百年黄河无大害，换句话说就是八百年后黄河又开始闹腾了。而从王景往后数八百年，正是北宋——司马光所生活的时代！光司马光本人，在其有生之年，听说过甚至亲身经历过的黄河水患，恐怕都不下五十次，他难道不会感同身受吗？
其实，这未必是怪司马光疏漏、或者不重视治河。其实北宋时期，朝廷上上下下对治河都重视得不能再重视了，连皇帝都能针对治水的技术细节，随口说个一二三出来；一发大水，皇帝晚上就睡不好觉，一夕数惊乃是常事。因此宋人对他们自己怎么治水，记载得那叫一个详细，更遑论司马光这个大史学家了。
所以真正的问题，不在八百年后编书的司马光，而是出在八百年前的汉朝史官上——是他们的原始记录太简略了！司马光一个八百年后的人，什么原始材料都没有，总不能瞎编吧？我估计司马光反而是最想搞明白王景到底是怎么治水的……
或许是汉朝史官看不起王景这样的技术专家吧！不过，影响两代史官对此事不同态度的真正原因，也许是这个——
想想看，北宋的首都在哪里？
开封！
黄河、汴水出事，对北宋朝廷，那可不就是生死存亡嘛！
上回的楚王之狱，在《资治通鉴》中占据了大量篇幅，看似声势浩大、牵连甚广，但究其实质，不过是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也就是朝廷里死了一个王爷、撸掉了几个官罢了，和自己没有半毛钱关系。真的和天下普罗大众息息相关的，其实是下面这件事情——
治理黄河。
还早在平帝时期，黄河、以及与其连接的汴水，都决口了。黄河决口的危害自不用说，这条汴水，也叫做汴渠，从名字上就能看出来，这是条运河——当然严格说起来，它是在上游连接黄河的一段才是人工开凿的运河，下游连接泗水的一段是利用的天然河道。泗水是淮水的一大支流，如此汴水就把黄河流域和淮河流域勾连起来了。这条运河的开凿要追溯到战国时期的魏国了，而它上游的名字大家一定也都很熟悉——鸿沟。
淮河流域乃是当时帝国重要的粮仓之一，汴水泛滥，自然会影响通航。不过，西汉和新朝时期，帝国的政治中心是关中，此时的关中还算是“天府之国”，对淮河流域的粮食需求还没那么大，而且新帝王莽一直在忙于篡位、改制，后来又天下大乱，一直也没人顾得上去治理黄河。而现在，帝国的中心已经转移到关东，黄河、汴水近在咫尺，朝廷不能再视而不见了。
建武十年，光武帝刘秀就曾动过治水的心思，不过当时浚仪令乐俊谏言刚打完仗，得先让老百姓喘口气——浚仪就是后世大名鼎鼎的开封、汴水的关键节点，乐俊作为本地的父母官都这么表示，那说明比起水患，当时的本地百姓更需要休养生息。光武帝很重视他的意见，于是此事就搁置了。
凡事有利就有弊，随着时间的流逝，汴渠日渐东侵，兗、豫两州深受其害。到了明帝时，当地百姓就转而开始抱怨，说朝廷就知道先搞别的工程，这种老百姓急需的偏偏却不搞。恰在此时，有人向朝廷推荐了一个治水专家——乐浪人王景。乐浪就是今天的朝鲜，所以广义上来说，这位王专家还是个朝鲜人（当然，现在的朝鲜人，其实并不算是当时的朝鲜人的后代）。于是永平十二年夏四月，朝廷派王景和将作谒者王吴修复汴渠堤，自荥阳东至千乘之黄河入海口千余里，“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无复溃漏之患。”一年以后，永平十三年夏四月，工程竣工，黄河、汴水恢复旧道。王景颇具巧思，工程中尽量将工程费用简省到了最低，但大工程嘛，最后花费仍以百亿计。
不过，这钱花得相当值。
因为从此开始，八百年内，黄河再未大泛滥！
如此说来，这位王景，竟是位不亚于大禹的大英雄！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大英雄，历史对他的记载却甚少，《通鉴》里总共才两百多字，连上期那个楚王案的零头都不到……因此，对王景治水法里最关键的“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到现在大家也搞不清到底是个什么操作。
按说这是不应该的，尤其是对编写《资治通鉴》的司马光来说。既然说王景后八百年黄河无大害，换句话说就是八百年后黄河又开始闹腾了。而从王景往后数八百年，正是北宋——司马光所生活的时代！光司马光本人，在其有生之年，听说过甚至亲身经历过的黄河水患，恐怕都不下五十次，他难道不会感同身受吗？
其实，这未必是怪司马光疏漏、或者不重视治河。其实北宋时期，朝廷上上下下对治河都重视得不能再重视了，连皇帝都能针对治水的技术细节，随口说个一二三出来；一发大水，皇帝晚上就睡不好觉，一夕数惊乃是常事。因此宋人对他们自己怎么治水，记载得那叫一个详细，更遑论司马光这个大史学家了。
所以真正的问题，不在八百年后编书的司马光，而是出在八百年前的汉朝史官上——是他们的原始记录太简略了！司马光一个八百年后的人，什么原始材料都没有，总不能瞎编吧？我估计司马光反而是最想搞明白王景到底是怎么治水的……
或许是汉朝史官看不起王景这样的技术专家吧！不过，影响两代史官对此事不同态度的真正原因，也许是这个——
想想看，北宋的首都在哪里？
开封！
黄河、汴水出事，对北宋朝廷，那可不就是生死存亡嘛！
楼主：剑魔烨煌
时间：2021-03-25 11:48:03
三百五十、再击匈奴
明帝朝的大事，除了治理黄河、汴水之外还有一件，就是再次出击匈奴——由于南匈奴已经内附，所以更准确地说是出击北匈奴。
匈奴自分裂后，本来北匈奴元气大伤，很是消停了一会，但过了几年后，又开始闹腾起来，甚至出现了咸鱼翻身之势，以致汉朝设置护乌桓校尉，拉拢乌桓、鲜卑，降低匈奴对这俩的影响；又设置度辽将军，隔断南北匈奴。
之前北匈奴又说要和亲，明帝刘庄派越骑司马郑众出使。结果北匈奴虽然表面上遣使随郑众来朝贡，但另一面却仍然在边境上抄略不止。永平八年冬，明帝准备再遣郑众出使，质问北匈奴这帮人何以表里不一。郑众上次出使时，已经发现北匈奴实际上并无诚意，而是借此离间南匈奴，同时坚定西域三十六国归顺北匈奴之心——因为他们只要释放出“汉朝与我们讲和”的信号，那刚归顺汉朝、同时和北匈奴有龃龉的南匈奴肯定会寻思，汉朝这是不是要出卖我们？同时由于之前光武帝刘秀曾对西域表示，如果撑不住匈奴的压迫，任他们臣服于匈奴，汉朝一切不问，那西域当然也会狐疑，看来这汉朝老大哥真的不要我们了，那就只能跟着匈奴混了？
郑众于是向明帝指出了这一点，实际上也是在说答应和亲是错误的。但明帝仍坚持让他出使，他只好又说上次出使，北匈奴单于一定要让我跪拜，我不干他还用兵威胁我，这次估计要故技重施。如果我这回还不拜，使命大概就会泡汤；我要是拜了，又伤了我大汉的脸面。但明帝还是坚持前令——谁叫你郑众已经去过一次，轻车熟路了呢？郑众不得已只好上路，但在路上仍然接连上书争执，最后明帝火了，还是把他追了回来关到廷尉问罪——此所谓不听上命之罪。当然，由于没有更好的人选，这次出使到底还是黄了。
结果恰逢朝廷大赦，郑众又被放了出来——但要注意这是“赦免”，也就是认为他本来还是有罪的，所以虽然出狱，但官自然也就丢了。不过后来明帝从北匈奴过来的人那里了解到了郑众和北单于争礼的事件，也醒悟了郑众并不是因为自己不愿出使而在胡吹法螺，他对北匈奴的分析看来是对的！因此郑众又被任命为了军司马。
郑众的分析，已经指出了北匈奴何以死灰复燃的原因——西域！西域那可是丝绸之路，虽然当地国家打仗不行，但经济上非匈奴可同日而语，若他们全面倒向北匈奴，那么北匈奴就等于有了个大金库，那可不就东山再起了吗？更麻烦的是，如果西域倒向北匈奴，则西北的羌人又会和北匈奴接合；若羌胡联合，则河西腹背受敌，很可能不保；若河西不保，则关中将再一次如两百年前一样，直面匈奴的威胁！武帝刘彻开边所作出的努力，可就全白瞎了！这样看来，当初光武帝的西域政策真是犯了个大错——你可以因为国内要休养暂时搁置西域，但你不应该传递出一个“放弃西域”的讯号啊！
当然这个锅全让光武帝一个人来背也确实有点冤，这实际上是当时朝廷的共识！而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共识，当然与朝廷的重心转到关东、朝中高位基本被关东豪族把持有关——你们河西、关中人的死活，关我们屁事！
但作为皇帝，还是得有全局眼光，光武帝之前做错了，明帝现在反应过来，终于准备弥补这个漏洞。但此时时间已经拖得太久，这纠错的难度自然也提升了。
谒者仆射耿秉多次上言请击匈奴，永平十五年，明帝终于同意了他的计划。经过郑众的分析，明帝已经明白了这次出击的关口，乃是西域。然而，耿秉乃是出自东北边境的（一看就知道是好畤侯耿弇的亲戚），对西北这边没那么熟，还是得找个西北方面出身的。于是，明帝将视线投向了已经禁锢十年的窦家。明帝唤来显亲侯窦固，与耿秉、太仆祭肜、虎贲中郎将马廖、下博侯刘张、好畤侯耿忠等共议此事。
祭肜是长年驻守辽东的边将，马廖是马援之子，耿秉是耿国之子（耿国是耿弇之弟），耿忠是耿弇之子。可以发现，除了刘张代表汉室宗亲出席外，其他人要么是边将，要么是边境豪族出身，朝中公卿无一人参会，可见关东豪族们对此事的态度究竟如何。
会上，耿秉就明确指出了，当年武帝开河西四郡，一大目的就是隔绝羌、胡；之后又凿空西域，断匈奴右臂。以今日之势较之，咱们缺的就是西域，因此此役的重点，就是西域！具体战略， “当先击白山，得伊吾，破车师，通使乌孙诸国以断其右臂；伊吾亦有匈奴南呼衍一部。破此，复为折其左角，然后匈奴可击也。”
明帝认可此策，之后大家又认为，若只出击一路，匈奴必定来援，因此应同时出击匈奴东部，以为牵制。永平十六年春二月，遣祭肜与度辽将军吴棠率河东、西河羌、胡及南匈奴单于之兵一万一千骑出高阙塞，这一路就是牵制匈奴本部力量的；遣骑都尉来苗、护乌桓校尉文穆将太原、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定襄郡兵及乌桓、鲜卑一万一千骑出平城塞，这一路是牵制匈奴东部的。而此役的关键西北方向，遣窦固、耿忠率酒泉、敦煌、张掖甲卒及卢水羌、胡一万二千骑出酒泉塞，耿秉、秦彭率武威、陇西、天水募士及羌、胡万骑出张掖居延塞，分两路出击。
可以发现，和西汉不同，这回出击，很大一部分都是异民族仆从军了——这再一次体现了关东豪族的态度——你想打就打你的，但别指望咱们出钱出人了！
窦固、耿忠进至天山，击破呼衍王，斩首千余级；追击至蒲类海，取伊吾卢地，置宜禾都尉，留吏士屯田伊吾卢城。耿秉、秦彭击败匈林王，追入大漠六百余里后，至三木楼山而还，斩获不多。来苗、文穆这一路进至匈河水上，当地北匈奴部族早都跑光了，一无所获。祭肜与仆从军的南匈奴左贤王信不相能，出高阙塞九百余里后，见一小山，信就骗他说是涿邪山；真正的涿邪山在北匈奴腹地，祭肜见到此都没发现敌人踪迹，就回军了。
要注意，祭肜这一路看似和来苗那路作战成果相同，但来苗是到达了预先规定的行军极限才回来的，所以算无功无过；而祭肜由于被骗了，所以算是“提前回军”，这就犯了“逗留畏懦”之罪了！所以他们回来以后，祭肜与吴棠因此下狱，但随即可能是明帝知道了原委，将其赦免。
然而祭肜自恨无功，出狱数日后，竟吐血而死！临终之时，他对儿子祭逢说：“吾蒙国厚恩，奉使不称，身死诚惭恨，义不可以无功受赏。死后，若悉簿上所得物，身自诣兵屯，效死前行，以副吾心。” 祭肜卒后，祭逢上疏报告其遗言。明帝素来看重祭肜，正准备大用的，闻之大惊，嗟叹良久。祭肜在辽东，威震东胡，乌桓、鲜卑对其又敬又畏。这些人倒也有可爱之处，平时凶神恶煞，你要真把他们打服了，他们还就真的对你敬若天神。因此祭肜死后，乌桓、鲜卑人每到京师，必到祭肜之冢拜谒，仰天号泣。辽东吏民也为祭肜立祠，四时奉祭。
祭肜真是可惜了。
此次四路出兵，平白折了一员大将不说，三路都无功而返，唯有窦固建功，因此窦家终于借此重回朝廷。但也要注意，窦固拿下的伊吾卢地，在如今新疆的哈密附近，离今敦煌五百公里，才刚刚进入西域而已。然而，汉军似乎也到了本次的攻击极限，那么更西边的广大区域，又该怎么拿下呢？
这就轮到一位亡命之徒的出场了。
明帝朝的大事，除了治理黄河、汴水之外还有一件，就是再次出击匈奴——由于南匈奴已经内附，所以更准确地说是出击北匈奴。
匈奴自分裂后，本来北匈奴元气大伤，很是消停了一会，但过了几年后，又开始闹腾起来，甚至出现了咸鱼翻身之势，以致汉朝设置护乌桓校尉，拉拢乌桓、鲜卑，降低匈奴对这俩的影响；又设置度辽将军，隔断南北匈奴。
之前北匈奴又说要和亲，明帝刘庄派越骑司马郑众出使。结果北匈奴虽然表面上遣使随郑众来朝贡，但另一面却仍然在边境上抄略不止。永平八年冬，明帝准备再遣郑众出使，质问北匈奴这帮人何以表里不一。郑众上次出使时，已经发现北匈奴实际上并无诚意，而是借此离间南匈奴，同时坚定西域三十六国归顺北匈奴之心——因为他们只要释放出“汉朝与我们讲和”的信号，那刚归顺汉朝、同时和北匈奴有龃龉的南匈奴肯定会寻思，汉朝这是不是要出卖我们？同时由于之前光武帝刘秀曾对西域表示，如果撑不住匈奴的压迫，任他们臣服于匈奴，汉朝一切不问，那西域当然也会狐疑，看来这汉朝老大哥真的不要我们了，那就只能跟着匈奴混了？
郑众于是向明帝指出了这一点，实际上也是在说答应和亲是错误的。但明帝仍坚持让他出使，他只好又说上次出使，北匈奴单于一定要让我跪拜，我不干他还用兵威胁我，这次估计要故技重施。如果我这回还不拜，使命大概就会泡汤；我要是拜了，又伤了我大汉的脸面。但明帝还是坚持前令——谁叫你郑众已经去过一次，轻车熟路了呢？郑众不得已只好上路，但在路上仍然接连上书争执，最后明帝火了，还是把他追了回来关到廷尉问罪——此所谓不听上命之罪。当然，由于没有更好的人选，这次出使到底还是黄了。
结果恰逢朝廷大赦，郑众又被放了出来——但要注意这是“赦免”，也就是认为他本来还是有罪的，所以虽然出狱，但官自然也就丢了。不过后来明帝从北匈奴过来的人那里了解到了郑众和北单于争礼的事件，也醒悟了郑众并不是因为自己不愿出使而在胡吹法螺，他对北匈奴的分析看来是对的！因此郑众又被任命为了军司马。
郑众的分析，已经指出了北匈奴何以死灰复燃的原因——西域！西域那可是丝绸之路，虽然当地国家打仗不行，但经济上非匈奴可同日而语，若他们全面倒向北匈奴，那么北匈奴就等于有了个大金库，那可不就东山再起了吗？更麻烦的是，如果西域倒向北匈奴，则西北的羌人又会和北匈奴接合；若羌胡联合，则河西腹背受敌，很可能不保；若河西不保，则关中将再一次如两百年前一样，直面匈奴的威胁！武帝刘彻开边所作出的努力，可就全白瞎了！这样看来，当初光武帝的西域政策真是犯了个大错——你可以因为国内要休养暂时搁置西域，但你不应该传递出一个“放弃西域”的讯号啊！
当然这个锅全让光武帝一个人来背也确实有点冤，这实际上是当时朝廷的共识！而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共识，当然与朝廷的重心转到关东、朝中高位基本被关东豪族把持有关——你们河西、关中人的死活，关我们屁事！
但作为皇帝，还是得有全局眼光，光武帝之前做错了，明帝现在反应过来，终于准备弥补这个漏洞。但此时时间已经拖得太久，这纠错的难度自然也提升了。
谒者仆射耿秉多次上言请击匈奴，永平十五年，明帝终于同意了他的计划。经过郑众的分析，明帝已经明白了这次出击的关口，乃是西域。然而，耿秉乃是出自东北边境的（一看就知道是好畤侯耿弇的亲戚），对西北这边没那么熟，还是得找个西北方面出身的。于是，明帝将视线投向了已经禁锢十年的窦家。明帝唤来显亲侯窦固，与耿秉、太仆祭肜、虎贲中郎将马廖、下博侯刘张、好畤侯耿忠等共议此事。
祭肜是长年驻守辽东的边将，马廖是马援之子，耿秉是耿国之子（耿国是耿弇之弟），耿忠是耿弇之子。可以发现，除了刘张代表汉室宗亲出席外，其他人要么是边将，要么是边境豪族出身，朝中公卿无一人参会，可见关东豪族们对此事的态度究竟如何。
会上，耿秉就明确指出了，当年武帝开河西四郡，一大目的就是隔绝羌、胡；之后又凿空西域，断匈奴右臂。以今日之势较之，咱们缺的就是西域，因此此役的重点，就是西域！具体战略， “当先击白山，得伊吾，破车师，通使乌孙诸国以断其右臂；伊吾亦有匈奴南呼衍一部。破此，复为折其左角，然后匈奴可击也。”
明帝认可此策，之后大家又认为，若只出击一路，匈奴必定来援，因此应同时出击匈奴东部，以为牵制。永平十六年春二月，遣祭肜与度辽将军吴棠率河东、西河羌、胡及南匈奴单于之兵一万一千骑出高阙塞，这一路就是牵制匈奴本部力量的；遣骑都尉来苗、护乌桓校尉文穆将太原、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定襄郡兵及乌桓、鲜卑一万一千骑出平城塞，这一路是牵制匈奴东部的。而此役的关键西北方向，遣窦固、耿忠率酒泉、敦煌、张掖甲卒及卢水羌、胡一万二千骑出酒泉塞，耿秉、秦彭率武威、陇西、天水募士及羌、胡万骑出张掖居延塞，分两路出击。
可以发现，和西汉不同，这回出击，很大一部分都是异民族仆从军了——这再一次体现了关东豪族的态度——你想打就打你的，但别指望咱们出钱出人了！
窦固、耿忠进至天山，击破呼衍王，斩首千余级；追击至蒲类海，取伊吾卢地，置宜禾都尉，留吏士屯田伊吾卢城。耿秉、秦彭击败匈林王，追入大漠六百余里后，至三木楼山而还，斩获不多。来苗、文穆这一路进至匈河水上，当地北匈奴部族早都跑光了，一无所获。祭肜与仆从军的南匈奴左贤王信不相能，出高阙塞九百余里后，见一小山，信就骗他说是涿邪山；真正的涿邪山在北匈奴腹地，祭肜见到此都没发现敌人踪迹，就回军了。
要注意，祭肜这一路看似和来苗那路作战成果相同，但来苗是到达了预先规定的行军极限才回来的，所以算无功无过；而祭肜由于被骗了，所以算是“提前回军”，这就犯了“逗留畏懦”之罪了！所以他们回来以后，祭肜与吴棠因此下狱，但随即可能是明帝知道了原委，将其赦免。
然而祭肜自恨无功，出狱数日后，竟吐血而死！临终之时，他对儿子祭逢说：“吾蒙国厚恩，奉使不称，身死诚惭恨，义不可以无功受赏。死后，若悉簿上所得物，身自诣兵屯，效死前行，以副吾心。” 祭肜卒后，祭逢上疏报告其遗言。明帝素来看重祭肜，正准备大用的，闻之大惊，嗟叹良久。祭肜在辽东，威震东胡，乌桓、鲜卑对其又敬又畏。这些人倒也有可爱之处，平时凶神恶煞，你要真把他们打服了，他们还就真的对你敬若天神。因此祭肜死后，乌桓、鲜卑人每到京师，必到祭肜之冢拜谒，仰天号泣。辽东吏民也为祭肜立祠，四时奉祭。
祭肜真是可惜了。
此次四路出兵，平白折了一员大将不说，三路都无功而返，唯有窦固建功，因此窦家终于借此重回朝廷。但也要注意，窦固拿下的伊吾卢地，在如今新疆的哈密附近，离今敦煌五百公里，才刚刚进入西域而已。然而，汉军似乎也到了本次的攻击极限，那么更西边的广大区域，又该怎么拿下呢？
这就轮到一位亡命之徒的出场了。
楼主：剑魔烨煌
时间：2021-03-25 11:48:03
三百五十一、投笔从戎
奉车都尉显亲侯窦固拿下伊吾卢地，才刚刚打开西域的大门。此时，西域与中国已经隔绝了六十五年，那边到底是个什么情况，汉朝这边可谓一抹黑，所以在下一步行动之前，窦固决定先派几个人去探探路。
派谁去了呢？
假司马班超与从事郭恂。
这两位的“司马”、“从事”，表明他们都是“奉车都尉”的佐官。这两个官基本是平级的，不过班超前面的“假”，表明他是窦固在前次作战行动中提拔的，尚未得到朝廷的正式批准，法律上属于代理官，因此这支探路小队名义上的主官，自然是已经正式当官的郭恂。
不过嘛，这种探路的差事风险颇大，所以实际上谁能占主导，那就要靠个人奋斗了。
其实说起来，班超也勉强算个外戚——他爹班彪的姑姑，就是成帝刘骜的妃子班婕妤。不过皇后赵飞燕姐妹姐妹很快就把当时的许皇后和班婕妤挤了下去，班婕妤为了保命，进入半隐居的状态，因此班家也并未像很多外戚家族那样气焰熏天。
到了东汉，班家更是泯然众人，族人最多当个中下层官吏，这种状况直到班彪出现才有所改善。班彪文才好，又锐意于史学，立志续写司马迁的《史记》，因此又逐渐被世人所知。
可惜班彪和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一样，续《史记》才刚开始着手，就病逝了；不过也和司马谈一样，他有一个好儿子——班固。班固继承家学，不论在文学上还是史学上，都取得了比父亲更高的成就：文学上他是“汉赋四大家”之一，史学上则完成了评价仅次于《史记》的《汉书》。
班家不光这两父子，班固、班超的小妹班昭也不得了。后来和帝刘肇对付外戚时，班固因牵连入狱，其时《汉书》尚未完成，最后就是由班昭补完的，班昭也成为编写《二十四史》的唯一的女作者。
按说在这种家庭中长大，班超应该很容易就成长为一名文士，但奇的是，他还就偏偏意不在此。永平五年，班固到京里当校书郎，班超和他们母亲也搬到了雒阳。校书郎俸禄微薄，为了贴补家用，班超经常受雇于官府抄写文书。
但这实在是一件机械而毫无建设性的工作。一日，班超抄到一半终于不耐烦了，扔下笔叹道：“大丈夫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于异域，安能久事于笔砚之间！”同僚闻言，都笑他白日做梦，班超嗤道：“小子安知壮士志哉！”
于是班超找人算命，算命的说他面相“燕颔虎颈，飞而食肉”，乃是万里封侯之相，班超听后，终于下定决心，不再埋首于文牍，而是遵从自己的内心，到军队中讨功名。
——此所谓“投笔从戎”。
就这样十年过去了，终于让班超等到了机会。
班超一行先到了离伊吾卢地最近的鄯善。鄯善王广刚开始对汉使还挺恭敬，但过了几天忽然变了张脸，各种怠慢起来。班超相当敏锐，对手下们说：“没觉得广这家伙越来越怠慢了吗？他不可能无缘无故如此——定是匈奴人也派使者来了，这家伙是在首鼠两端！”属下们均半信半疑，班超就找来广派来服侍他们的鄯善人，诈他道：“匈奴使者来了几天了？”侍者被唬住了，还以为已经露馅，就老老实实说了，果然一如班超所料。
那现在汉使团可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了——因为鄯善人随时有可能把他们砍了，作为纳给北匈奴的投名状。亏得班超机警，不然大家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然而他们使团除了两个头头，只有三十六个人，这么点人，又该如何应付当下局面呢？
班超思忖一阵，有了主意。他把那三十六人都叫来喝酒，酒酣之际，故意激怒大家，说道：“我等到这绝域来，就是为了立下大功，图个富贵。现下匈奴使者已经来了，看广的态度，怕是要把我们送给匈奴人当见面礼，大家说怎么办？”众人酒气都上来了，纷纷叫到：“司马（班超）说怎样就怎样，咱们这条命就交给司马了！”
班超见人心可用，就说出自己的计策：“不入虎穴，不得虎子（这是此成语的出处）。为今之计，只有趁夜火攻匈奴使团，他们夜里摸不清咱们的虚实，必然混乱，咱们趁势做掉他们。匈奴人死光了，鄯善人肯定也会吓破胆，到时大事可成！”
大家本以为班司马要带大家突围搬救兵什么的，没想到是这样大胆的主动进攻计划，登时有几个人酒都被吓醒了。有人问道：“要不要和从事（郭恂）商量一下？”班超怒道：“吉凶就决于今日！从事一介文吏，闻此计必然惊恐，必然要讨论；讨论越久，越容易露馅，到时吾属必死！”
这可是生死关头，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大家终于被班超说动，纷纷表示同意。当夜，班超率三十六勇士直奔北匈奴营地。此时刮起了大风，班超命十人拿着鼓藏于北匈奴营地之后，但见火起，就敲鼓大呼。剩下二十六人，班超叫他们准备好刀弩，藏于营地大门两侧。班超安排停当后，亲自顺风放起火来，后面的人一见火起，果然敲起鼓来，前面的人也一齐大喊。
北匈奴人睡得正香，突然被这动静惊醒，但见周围全是火，外面又是战鼓又是呐喊，正不知有多少兵马，立时慌了头脑，都往门口跑，正撞上班超等人。班超手杀三人，手下们干掉了三十来人，北匈奴人见状，还以为门口埋伏下了千军万马，不敢再往这里走，只好像没头苍蝇般在营地乱跑，结果百十来人的使团，竟然全都被烧死在了营中！
而班超以下三十七人，毫发无损。
天亮后，班超才把上项事告诉郭恂。郭恂先是大惊，“既而色动”——班超一看就明白了，此君没参与此事，因此起了嫉妒之心。班超可不想平白给自己找个政敌，于是主动说道：“班超并无独擅此功之心。” 郭恂这才欢喜起来。可见班超不光胆大，也心细，对各种人的心理摸得透透的。
随后班超将北匈奴使者之首级向广展示，鄯善一国果然“震怖”。他们见汉人才三十八个人，就敢干掉一百多人的北匈奴使团，莫不是后面还跟着数万大军，才这么嚣张？再者北匈奴人既然死在了鄯善人的地盘上，这下鄯善人可就得罪了北匈奴，也只好跟汉人绑在一起了。于是广就向班超俯首，还向汉朝派出了自己儿子当人质，表示效忠。
班超还奏于窦固，窦固大喜——他本来只是派班超们去探探风声，没想到这班超搂草打兔子，一条龙全搞定了！窦固就向明帝刘庄为班超请功，同时请求派人来继续经营西域。明帝批示道，干嘛还要另择人选？还叫班超去就行了！于是班超又踏上了西域，窦固想给他加派人手，班超却拒绝道：“还用那三十六人就行，此去前途难测，人多反而累赘。”
班超深知，真要和西域诸国撕破脸，就是带上千八百人也根本不济事；但朝廷现在还处于试探阶段，也不可能上来就派出几万大军，所以还不如只带上这三十六勇士。在鄯善一役，这三十六人和班超同生共死，现在无疑都成了他的心腹，指挥起来如臂使指。
当时西域的形势，嚣张多年的莎车已经被于窴王广德击破，于窴成为了丝绸之路南道上的一霸。班超第一站就先到了于窴，广德当时已经抱上了北匈奴的大腿，自然没有好脸色。广德信任的一个巫师也是亲北匈奴的，就说神灵对我们接待汉人很不满，要求把汉人的马抓了当祭品。广德派人找班超要马，班超早就探听出来这背后是巫师在捣鬼，就佯装答应，但要巫师自己来取马。
巫师还真跑过来了——然后就被班超砍了！
班超又拎着巫师的脑袋去见广德，广德这才明白，传说班超率三十六人在鄯善人眼皮子底下尽杀北匈奴使团，竟是真的！他立刻也怂了，主动干掉北匈奴使团（北匈奴人果然也来了），俯首称臣，南道遂平。
在另一个方向上，龟兹王建受北匈奴支持，攻破疏勒，杀其王，以龟兹人兜题为疏勒王，雄踞丝绸之路北道。永平十七年春，班超派手下田虑先去疏勒劝降兜题。兜题当然不干，没想到班超的手下和班超一样胆子大，田虑趁人不备，单枪匹马劫持了兜题，疏勒人本来就还没有完全归附兜题，见状作鸟兽散。田虑把兜题带了回去，班超就扶立了老疏勒王的侄子忠为王。受疏勒人邀请，班超驻扎进了疏勒的盘橐城，镇守北道。
班超以区区三十六人，横行于西域，至此南北道皆通。同年冬十一月，明帝重设西域都护府，以陈睦为都护。西域与汉断绝六十五年，至是复通。
奉车都尉显亲侯窦固拿下伊吾卢地，才刚刚打开西域的大门。此时，西域与中国已经隔绝了六十五年，那边到底是个什么情况，汉朝这边可谓一抹黑，所以在下一步行动之前，窦固决定先派几个人去探探路。
派谁去了呢？
假司马班超与从事郭恂。
这两位的“司马”、“从事”，表明他们都是“奉车都尉”的佐官。这两个官基本是平级的，不过班超前面的“假”，表明他是窦固在前次作战行动中提拔的，尚未得到朝廷的正式批准，法律上属于代理官，因此这支探路小队名义上的主官，自然是已经正式当官的郭恂。
不过嘛，这种探路的差事风险颇大，所以实际上谁能占主导，那就要靠个人奋斗了。
其实说起来，班超也勉强算个外戚——他爹班彪的姑姑，就是成帝刘骜的妃子班婕妤。不过皇后赵飞燕姐妹姐妹很快就把当时的许皇后和班婕妤挤了下去，班婕妤为了保命，进入半隐居的状态，因此班家也并未像很多外戚家族那样气焰熏天。
到了东汉，班家更是泯然众人，族人最多当个中下层官吏，这种状况直到班彪出现才有所改善。班彪文才好，又锐意于史学，立志续写司马迁的《史记》，因此又逐渐被世人所知。
可惜班彪和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一样，续《史记》才刚开始着手，就病逝了；不过也和司马谈一样，他有一个好儿子——班固。班固继承家学，不论在文学上还是史学上，都取得了比父亲更高的成就：文学上他是“汉赋四大家”之一，史学上则完成了评价仅次于《史记》的《汉书》。
班家不光这两父子，班固、班超的小妹班昭也不得了。后来和帝刘肇对付外戚时，班固因牵连入狱，其时《汉书》尚未完成，最后就是由班昭补完的，班昭也成为编写《二十四史》的唯一的女作者。
按说在这种家庭中长大，班超应该很容易就成长为一名文士，但奇的是，他还就偏偏意不在此。永平五年，班固到京里当校书郎，班超和他们母亲也搬到了雒阳。校书郎俸禄微薄，为了贴补家用，班超经常受雇于官府抄写文书。
但这实在是一件机械而毫无建设性的工作。一日，班超抄到一半终于不耐烦了，扔下笔叹道：“大丈夫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于异域，安能久事于笔砚之间！”同僚闻言，都笑他白日做梦，班超嗤道：“小子安知壮士志哉！”
于是班超找人算命，算命的说他面相“燕颔虎颈，飞而食肉”，乃是万里封侯之相，班超听后，终于下定决心，不再埋首于文牍，而是遵从自己的内心，到军队中讨功名。
——此所谓“投笔从戎”。
就这样十年过去了，终于让班超等到了机会。
班超一行先到了离伊吾卢地最近的鄯善。鄯善王广刚开始对汉使还挺恭敬，但过了几天忽然变了张脸，各种怠慢起来。班超相当敏锐，对手下们说：“没觉得广这家伙越来越怠慢了吗？他不可能无缘无故如此——定是匈奴人也派使者来了，这家伙是在首鼠两端！”属下们均半信半疑，班超就找来广派来服侍他们的鄯善人，诈他道：“匈奴使者来了几天了？”侍者被唬住了，还以为已经露馅，就老老实实说了，果然一如班超所料。
那现在汉使团可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了——因为鄯善人随时有可能把他们砍了，作为纳给北匈奴的投名状。亏得班超机警，不然大家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然而他们使团除了两个头头，只有三十六个人，这么点人，又该如何应付当下局面呢？
班超思忖一阵，有了主意。他把那三十六人都叫来喝酒，酒酣之际，故意激怒大家，说道：“我等到这绝域来，就是为了立下大功，图个富贵。现下匈奴使者已经来了，看广的态度，怕是要把我们送给匈奴人当见面礼，大家说怎么办？”众人酒气都上来了，纷纷叫到：“司马（班超）说怎样就怎样，咱们这条命就交给司马了！”
班超见人心可用，就说出自己的计策：“不入虎穴，不得虎子（这是此成语的出处）。为今之计，只有趁夜火攻匈奴使团，他们夜里摸不清咱们的虚实，必然混乱，咱们趁势做掉他们。匈奴人死光了，鄯善人肯定也会吓破胆，到时大事可成！”
大家本以为班司马要带大家突围搬救兵什么的，没想到是这样大胆的主动进攻计划，登时有几个人酒都被吓醒了。有人问道：“要不要和从事（郭恂）商量一下？”班超怒道：“吉凶就决于今日！从事一介文吏，闻此计必然惊恐，必然要讨论；讨论越久，越容易露馅，到时吾属必死！”
这可是生死关头，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大家终于被班超说动，纷纷表示同意。当夜，班超率三十六勇士直奔北匈奴营地。此时刮起了大风，班超命十人拿着鼓藏于北匈奴营地之后，但见火起，就敲鼓大呼。剩下二十六人，班超叫他们准备好刀弩，藏于营地大门两侧。班超安排停当后，亲自顺风放起火来，后面的人一见火起，果然敲起鼓来，前面的人也一齐大喊。
北匈奴人睡得正香，突然被这动静惊醒，但见周围全是火，外面又是战鼓又是呐喊，正不知有多少兵马，立时慌了头脑，都往门口跑，正撞上班超等人。班超手杀三人，手下们干掉了三十来人，北匈奴人见状，还以为门口埋伏下了千军万马，不敢再往这里走，只好像没头苍蝇般在营地乱跑，结果百十来人的使团，竟然全都被烧死在了营中！
而班超以下三十七人，毫发无损。
天亮后，班超才把上项事告诉郭恂。郭恂先是大惊，“既而色动”——班超一看就明白了，此君没参与此事，因此起了嫉妒之心。班超可不想平白给自己找个政敌，于是主动说道：“班超并无独擅此功之心。” 郭恂这才欢喜起来。可见班超不光胆大，也心细，对各种人的心理摸得透透的。
随后班超将北匈奴使者之首级向广展示，鄯善一国果然“震怖”。他们见汉人才三十八个人，就敢干掉一百多人的北匈奴使团，莫不是后面还跟着数万大军，才这么嚣张？再者北匈奴人既然死在了鄯善人的地盘上，这下鄯善人可就得罪了北匈奴，也只好跟汉人绑在一起了。于是广就向班超俯首，还向汉朝派出了自己儿子当人质，表示效忠。
班超还奏于窦固，窦固大喜——他本来只是派班超们去探探风声，没想到这班超搂草打兔子，一条龙全搞定了！窦固就向明帝刘庄为班超请功，同时请求派人来继续经营西域。明帝批示道，干嘛还要另择人选？还叫班超去就行了！于是班超又踏上了西域，窦固想给他加派人手，班超却拒绝道：“还用那三十六人就行，此去前途难测，人多反而累赘。”
班超深知，真要和西域诸国撕破脸，就是带上千八百人也根本不济事；但朝廷现在还处于试探阶段，也不可能上来就派出几万大军，所以还不如只带上这三十六勇士。在鄯善一役，这三十六人和班超同生共死，现在无疑都成了他的心腹，指挥起来如臂使指。
当时西域的形势，嚣张多年的莎车已经被于窴王广德击破，于窴成为了丝绸之路南道上的一霸。班超第一站就先到了于窴，广德当时已经抱上了北匈奴的大腿，自然没有好脸色。广德信任的一个巫师也是亲北匈奴的，就说神灵对我们接待汉人很不满，要求把汉人的马抓了当祭品。广德派人找班超要马，班超早就探听出来这背后是巫师在捣鬼，就佯装答应，但要巫师自己来取马。
巫师还真跑过来了——然后就被班超砍了！
班超又拎着巫师的脑袋去见广德，广德这才明白，传说班超率三十六人在鄯善人眼皮子底下尽杀北匈奴使团，竟是真的！他立刻也怂了，主动干掉北匈奴使团（北匈奴人果然也来了），俯首称臣，南道遂平。
在另一个方向上，龟兹王建受北匈奴支持，攻破疏勒，杀其王，以龟兹人兜题为疏勒王，雄踞丝绸之路北道。永平十七年春，班超派手下田虑先去疏勒劝降兜题。兜题当然不干，没想到班超的手下和班超一样胆子大，田虑趁人不备，单枪匹马劫持了兜题，疏勒人本来就还没有完全归附兜题，见状作鸟兽散。田虑把兜题带了回去，班超就扶立了老疏勒王的侄子忠为王。受疏勒人邀请，班超驻扎进了疏勒的盘橐城，镇守北道。
班超以区区三十六人，横行于西域，至此南北道皆通。同年冬十一月，明帝重设西域都护府，以陈睦为都护。西域与汉断绝六十五年，至是复通。
楼主：剑魔烨煌
时间：2021-03-25 11:48:03
三百五十二、耿恭守疏勒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上面两句是不是看着很眼熟？这乃是出自岳飞脍炙人口的词作《满江红》。
大多数人都能看出来，这是岳飞在表达“驱除金虏，克复中原”的豪情壮志，但大多数人可能不知道的是，岳飞并不完全是凭空写出这两句的。
因为，这两句讲的，可是真实发生过的事。
岳爷爷其实是在用典！
而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故事。
军司马班超在西域初步打开局面后，汉朝再接再厉，于永平十七年冬十一月，遣奉车都尉显亲侯窦固、驸马都尉耿秉、骑都尉刘张出敦煌之昆仑塞，率骑兵一万四千击西域。首战于蒲类海（今巴里坤湖）击破白山虏，遂进击车师。
这里要说一下，此时班超已经经营到了疏勒、也就是今喀什一带，再往西迈一步，就要跑到如今的国境之外了；而车师，则是今吐鲁番一带，东距疏勒近三千里，而西距敦煌不到两千里。可能有人就疑惑了，班超都跑那么远了，怎么汉朝还在家门口打仗呢？
其实，班超能做到如此，实在是个异数，整个朝廷从上到下都没有想到他能跑那么远，所以压根就跟不上他的步伐……要注意，班超手里的汉军力量，只有那三十六勇士！他手里的大部分军队，都是班超连蒙带吓，忽悠起来的当地“仆从军”——虽然这些个“仆从”们人数是班超这个“主人”的数百上千倍……
另外，班超经略的地方，都已经出了天山，北匈奴的影响相对就小了一些，班超就更容易忽悠当地人。而车师所盘踞的天山一带，则是从河西走廊入西域的第一站，北匈奴离此地更近，也深知此地乃是汉朝入西域的要害所在，所以在这里投放的力量远非疏勒等地可比，汉朝要控制这里，就不能再单纯靠忽悠了，至少得真刀真枪地干他一炮才行。
而此时的车师，势力分跨天山南北，因此也分为了南麓的车师前王和北麓的车师后王两部，车师前王是车师后王安得的儿子，两部相距五百余里。窦固之前设置的宜禾都尉，在天山南麓，因此窦固本来决定稳扎稳打，先拿下同在南麓的车师前王；但耿秉则认为应先击车师后王，则车师前王将不战自降——因为这样他就被汉军南北夹击了。
窦固正在犹豫，耿秉却等不及了，上马就走，窦固见状，也只好跟上——因为若不管耿秉，万一其败阵，影响全军士气不说，敌人可能还会趁势打过来，如此形势危矣。幸运的是，这招打了安得一个出其不意，车师后王军阵亡数千，当场就降了。而车师前王听闻后，果然也降了，车师遂定。其后，应窦固奏请，朝廷复置西域都护及戊、己校尉。以陈睦为西域都护；以司马耿恭（又是耿家人！）为戊校尉，屯车师后王之金蒲城；谒者关宠为己校尉，屯车师前王之柳中城，两屯各置数百人。
六十多年了，西域都护终于重现西域！
另外为什么要叫“戊己校尉”？因为在十天干中，戊和己没有对应的方位，而为了适应西域的特点，这两个校尉也是没有固定驻地的，所以以此命名。
从此战中，似乎可以发现汉朝的一些问题——首先窦固和耿秉显然不相能，耿秉此举明显是战场抗命，要不是最后赢了，完全可以军法从事的！所以耿秉不一定就单纯是头铁，更有可能因为他俩的矛盾，不仅仅是两个人的矛盾，而是河西豪族和幽州豪族两族的矛盾！对西域，显然是河西窦家更有发言权，那么幽州耿家想取得主导，自然要做出一些更激进的举措。
同时还可能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朝廷的动员力量不够，所以要速战速决！一个很好的证明，就是仅仅刚过了年，永平十八年春二月，朝廷就下诏窦固班师了！而且，留给耿恭和关宠的，加起来还不到两千人。看来，中心从长安挪到雒阳的东汉，关东豪族盘踞朝中的东汉，果然对经营西域兴致缺缺。若在西汉之时，要是出了班超这么一尊大神，那是怎么也不可能不管他，就任由他一个人在数千里之外空手套白狼的，后续肯定会跟上。
另外说一下，班超虽然老家关中，但新末的时候和很多关中老干部世家一样，跑到陇右、河西避难了，所以他家和窦家其实算是一派的。
窦固撤军后，很快，北匈奴单于就派二万骑军来打车师，耿恭派出一半兵马支援，但显然是杯水车薪，全军尽没。北匈奴军击杀安得，进击金蒲城；耿恭在箭矢上涂抹毒药，随后扬言，汉家有箭神护佑，中者必有异！北匈奴军人中箭后，发现伤口就跟水烧沸了似的不断起泡，他们哪晓得还有这种化学武器，还真以为有“箭神”；此时又出现暴风雨，这对守城有利，北匈奴伤亡惨重，纷纷传言“汉兵神，真可畏也！”于是撤围而去。
但耿恭知道，所谓“箭神”云云，只能唬住一时，北匈奴在了解了底细之后，定会卷土重来。经此一战，耿恭发现，金蒲城并不是一个理想的防守点——这里要发挥作用，就必须和车师后王配合，而如今安得已死，显然已经不能满足这个条件了。于是，耿恭决定移驻疏勒城，此城地势险要，旁有山涧，水源不愁，故引兵据于此地。
注意，此疏勒城和班超所在的疏勒不是一个地方——耿恭不可能突然瞬移到三千里之外。按“疏勒”在突厥语中是“有水”之意，所以这就和汉地起的“靠山屯”之类的地名是一个意思，重名亦不足为奇。
虽然如此，但耿恭的弱点始终存在——那就是兵力不足！疏勒城是离水源不远，但就是再近，那也在城外，而耿恭只剩三四百人，他分不出人手防守水源！果然，当年秋七月，北匈奴再来，一上来就断绝了涧水。耿恭对此毫无办法，只能在城中掘井。然而，挖了十五丈（约五十米）深，仍没出水，士兵们口渴了，只能榨马粪挤出点水来喝。眼看大家就要崩溃，耿恭亲自动手挖井——奇迹发生了，不一会，泉水喷涌而出！汉军高呼万岁，随后便在城头上洒水，让城外的北匈奴人看看，你切断水源，随便，反正咱们不缺水！北匈奴又以为汉人这是又得了神明相助，于是再次撤军。
但是，这两次能逼退北匈奴，赌的成分很大，而好运是不可能永远降临的。耿恭唯一的生机，就是朝廷派来援军。首先，离他最近的是关宠，但关宠的人也很少，而且还在山的另一边，没法指望他；同时耿恭以下汉家将士，他们对国家的责任感、他们身为军人的自尊，也不允许他们在没得到朝廷指示的情况下，擅自撤离此地——况且即使他们真的临阵脱逃，在没有接应的情况下，最终还是会被北匈奴军追击消灭的。
因此，耿恭一面加强城防，一面派出信使告急，焦急地等待朝廷的支援。
然而万万没想到，意外却发生了。
在这个节骨眼上，明帝刘庄，驾崩了！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上面两句是不是看着很眼熟？这乃是出自岳飞脍炙人口的词作《满江红》。
大多数人都能看出来，这是岳飞在表达“驱除金虏，克复中原”的豪情壮志，但大多数人可能不知道的是，岳飞并不完全是凭空写出这两句的。
因为，这两句讲的，可是真实发生过的事。
岳爷爷其实是在用典！
而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故事。
军司马班超在西域初步打开局面后，汉朝再接再厉，于永平十七年冬十一月，遣奉车都尉显亲侯窦固、驸马都尉耿秉、骑都尉刘张出敦煌之昆仑塞，率骑兵一万四千击西域。首战于蒲类海（今巴里坤湖）击破白山虏，遂进击车师。
这里要说一下，此时班超已经经营到了疏勒、也就是今喀什一带，再往西迈一步，就要跑到如今的国境之外了；而车师，则是今吐鲁番一带，东距疏勒近三千里，而西距敦煌不到两千里。可能有人就疑惑了，班超都跑那么远了，怎么汉朝还在家门口打仗呢？
其实，班超能做到如此，实在是个异数，整个朝廷从上到下都没有想到他能跑那么远，所以压根就跟不上他的步伐……要注意，班超手里的汉军力量，只有那三十六勇士！他手里的大部分军队，都是班超连蒙带吓，忽悠起来的当地“仆从军”——虽然这些个“仆从”们人数是班超这个“主人”的数百上千倍……
另外，班超经略的地方，都已经出了天山，北匈奴的影响相对就小了一些，班超就更容易忽悠当地人。而车师所盘踞的天山一带，则是从河西走廊入西域的第一站，北匈奴离此地更近，也深知此地乃是汉朝入西域的要害所在，所以在这里投放的力量远非疏勒等地可比，汉朝要控制这里，就不能再单纯靠忽悠了，至少得真刀真枪地干他一炮才行。
而此时的车师，势力分跨天山南北，因此也分为了南麓的车师前王和北麓的车师后王两部，车师前王是车师后王安得的儿子，两部相距五百余里。窦固之前设置的宜禾都尉，在天山南麓，因此窦固本来决定稳扎稳打，先拿下同在南麓的车师前王；但耿秉则认为应先击车师后王，则车师前王将不战自降——因为这样他就被汉军南北夹击了。
窦固正在犹豫，耿秉却等不及了，上马就走，窦固见状，也只好跟上——因为若不管耿秉，万一其败阵，影响全军士气不说，敌人可能还会趁势打过来，如此形势危矣。幸运的是，这招打了安得一个出其不意，车师后王军阵亡数千，当场就降了。而车师前王听闻后，果然也降了，车师遂定。其后，应窦固奏请，朝廷复置西域都护及戊、己校尉。以陈睦为西域都护；以司马耿恭（又是耿家人！）为戊校尉，屯车师后王之金蒲城；谒者关宠为己校尉，屯车师前王之柳中城，两屯各置数百人。
六十多年了，西域都护终于重现西域！
另外为什么要叫“戊己校尉”？因为在十天干中，戊和己没有对应的方位，而为了适应西域的特点，这两个校尉也是没有固定驻地的，所以以此命名。
从此战中，似乎可以发现汉朝的一些问题——首先窦固和耿秉显然不相能，耿秉此举明显是战场抗命，要不是最后赢了，完全可以军法从事的！所以耿秉不一定就单纯是头铁，更有可能因为他俩的矛盾，不仅仅是两个人的矛盾，而是河西豪族和幽州豪族两族的矛盾！对西域，显然是河西窦家更有发言权，那么幽州耿家想取得主导，自然要做出一些更激进的举措。
同时还可能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朝廷的动员力量不够，所以要速战速决！一个很好的证明，就是仅仅刚过了年，永平十八年春二月，朝廷就下诏窦固班师了！而且，留给耿恭和关宠的，加起来还不到两千人。看来，中心从长安挪到雒阳的东汉，关东豪族盘踞朝中的东汉，果然对经营西域兴致缺缺。若在西汉之时，要是出了班超这么一尊大神，那是怎么也不可能不管他，就任由他一个人在数千里之外空手套白狼的，后续肯定会跟上。
另外说一下，班超虽然老家关中，但新末的时候和很多关中老干部世家一样，跑到陇右、河西避难了，所以他家和窦家其实算是一派的。
窦固撤军后，很快，北匈奴单于就派二万骑军来打车师，耿恭派出一半兵马支援，但显然是杯水车薪，全军尽没。北匈奴军击杀安得，进击金蒲城；耿恭在箭矢上涂抹毒药，随后扬言，汉家有箭神护佑，中者必有异！北匈奴军人中箭后，发现伤口就跟水烧沸了似的不断起泡，他们哪晓得还有这种化学武器，还真以为有“箭神”；此时又出现暴风雨，这对守城有利，北匈奴伤亡惨重，纷纷传言“汉兵神，真可畏也！”于是撤围而去。
但耿恭知道，所谓“箭神”云云，只能唬住一时，北匈奴在了解了底细之后，定会卷土重来。经此一战，耿恭发现，金蒲城并不是一个理想的防守点——这里要发挥作用，就必须和车师后王配合，而如今安得已死，显然已经不能满足这个条件了。于是，耿恭决定移驻疏勒城，此城地势险要，旁有山涧，水源不愁，故引兵据于此地。
注意，此疏勒城和班超所在的疏勒不是一个地方——耿恭不可能突然瞬移到三千里之外。按“疏勒”在突厥语中是“有水”之意，所以这就和汉地起的“靠山屯”之类的地名是一个意思，重名亦不足为奇。
虽然如此，但耿恭的弱点始终存在——那就是兵力不足！疏勒城是离水源不远，但就是再近，那也在城外，而耿恭只剩三四百人，他分不出人手防守水源！果然，当年秋七月，北匈奴再来，一上来就断绝了涧水。耿恭对此毫无办法，只能在城中掘井。然而，挖了十五丈（约五十米）深，仍没出水，士兵们口渴了，只能榨马粪挤出点水来喝。眼看大家就要崩溃，耿恭亲自动手挖井——奇迹发生了，不一会，泉水喷涌而出！汉军高呼万岁，随后便在城头上洒水，让城外的北匈奴人看看，你切断水源，随便，反正咱们不缺水！北匈奴又以为汉人这是又得了神明相助，于是再次撤军。
但是，这两次能逼退北匈奴，赌的成分很大，而好运是不可能永远降临的。耿恭唯一的生机，就是朝廷派来援军。首先，离他最近的是关宠，但关宠的人也很少，而且还在山的另一边，没法指望他；同时耿恭以下汉家将士，他们对国家的责任感、他们身为军人的自尊，也不允许他们在没得到朝廷指示的情况下，擅自撤离此地——况且即使他们真的临阵脱逃，在没有接应的情况下，最终还是会被北匈奴军追击消灭的。
因此，耿恭一面加强城防，一面派出信使告急，焦急地等待朝廷的支援。
然而万万没想到，意外却发生了。
在这个节骨眼上，明帝刘庄，驾崩了！
楼主：剑魔烨煌
时间：2021-03-25 11:48:03
三百五十三、壮志饥餐胡虏肉
永平十八年秋八月壬子，明帝刘庄驾崩，在位十八年，享年四十八岁。这个岁数绝谈不上高寿，但也算是达到了西汉皇帝的平均水平。相比于他的父亲，明帝执政的这十八年，在历史上几乎毫无存在感，似乎是完全继承了光武帝刘秀的各种政策，这导致很多人可能会产生一种错觉，觉得此人看来也不过就是个平庸之才而已……
恰恰相反！
正是因为明帝在任期内没什么大事，才显出这个人的高明了。
通常来说，一个政权在第二、第三代时，是最危险的时候，经常会出幺蛾子，一个不小心甚至就此挂掉。
到底有多危险呢？
这么说吧，从夏朝开始，四千年间，华夏大地上出现的各种大小政权，平稳度过第二、第三代，中间没出什么大波澜的，只有一家——
正是东汉！
现在，还会觉得明帝是个“平庸之才”了吗？
事实上，永平年间，“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
百姓们最向往的生活，不过如此。
至于明帝继承的“光武制度”到底是个怎么回事，由于他的继承者仍然“萧规曹随”，所以就留待之后再讲。
而他的继承者，当然是太子刘炟，也就是汉肃宗孝章皇帝。
明帝驾崩，对仍然死守疏勒城的戊校尉耿恭来说，无异当头一棒——虽然他未必收到了这一消息。在古代，一直有国丧期间不出兵的说法。这个事情表面上是出于“孝道”——你老爹尸骨未寒，孝子贤孙现在该做的是哭丧，怎么还能有心思动刀动枪呢？但实际上，其背后却隐含了这么一个问题——所谓“国丧”，必然也就意味着政权交接；而此时的政权肯定是最不稳固的时候，即使是在和平时期。况且，帝国时代是血缘继承，越是承平之时，新皇帝本身就越没有什么机会在继承前就建立功勋、树立威望，凭借的仅仅是血统；而朝中大臣们的地位可不是靠继承得到的（至少不全是靠继承），论智慧、阅历、和威信，比新皇帝只会高不会低，那新皇帝何以服众？因此，新皇帝或者靠逐渐历练提高威望、或者干脆换上自己的心腹，但不管怎么搞，如果不想出岔子，最好都得有个平稳过渡的过程。而在所有的政治活动中，战争的风险无疑是最高的，在这种时候当然要尽量避免了。
问题是，在明帝驾崩之前，北匈奴的战争机器就已经开动了，不光耿恭退守疏勒城，在西边，焉耆、龟兹攻杀了西域都护陈睦，驻守柳中城的己校尉关宠也被北匈奴军围困，更西边的军司马班超，那情况更是不明。一时之间，西域刚刚有起色，竟然眼看就要全线崩溃了！这显然不是派几支偏师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得全面出击，然而偏偏又恰逢国丧，没法出兵。
所以最终朝廷决定，还是都撤回来吧！
然后问题来了，现下正陷在西域的几支人马，该怎么办？
具体来说，就是耿恭、关宠、和班超。班超虽然最远、人也最少（还是三十六人），但反而最安全——因为也离北匈奴远，而且目前没有被围攻。关宠可以经过同在天山南麓的宜禾都尉去接应。所以最危险的，就是被困在天山北麓的耿恭！
到本年冬十一月时，耿恭已经死守疏勒城数月，虽然掘出了泉水，但粮草可没得补充，士兵们只能煮起了皮铠、弩弦——在古代这都是用动物的筋、皮做的，当然也能吃。但要注意，这些可是作战的家伙事，但凡有得选，战士们都是不会去动的，可见形势危急到什么程度。
虽然如此窘迫，但耿恭素来和战士们同甘共苦，所以大家都无二心，并力守城。如此逐渐减员到几十人，北匈奴单于对他们的顽强不屈，也起了佩服之意，于是派使者到城下劝降。耿恭见状，并没有严辞驳斥，而是叫使者上来细细商量；使者感觉有戏，于是就真上去了。
——哪知刚上了城墙，耿恭就亲手把使者给砍了！
随后，这几十条汉子，就在城墙上，把使者给烤了、吃了！
这就是“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来历！
吃完以后，大家还在城墙上大笑道：“谢单于赐肉！”
城墙下的北单于被深深震撼了——自己面对的，都是些怎样的对手啊！
看来他们是不可能降了，于是北单于下令增兵急攻，誓要把这些嚣张的汉人消灭！
但就算只有几十人，小小的疏勒城，仍然坚守。
不退！
那么，到底对耿恭该怎么办，朝廷又是怎么想的呢？
司空第五伦提出，咱们现在手里关于耿恭的消息，已经是几个月前的了；他们数十百人，被数万人围攻，过了这几个月，恐怕已经全军覆没，朝廷的援军，去了也是白去。
所以，还是算了吧！
这种言论是不是看着很令人气愤？然而要说的是，这位拥有奇特姓氏（第五）的大臣，在当时的公论中，可并不是一个奸臣；相反，他是因为“在郡公清，所举吏多得其人”，从蜀郡太守升任宰相的——蜀郡在当时属于远郡，按当时的习惯，一般是从离首都近的地方拔擢官员进中央，第五伦却直接以远郡太守入中央，可见确实是个有本事的。
然而也正因为这样，说明此时朝中绝不止第五司空一个人是这么想的！
还是那个老问题，重心东移以后，以关东人为主的朝廷，对经营西域没什么兴趣了。
在这个时候，同为宰相的司徒鲍昱毅然反对！
“今使人于危难之地，急而弃之，外则纵蛮夷之暴，内则伤死难之臣”。
如果今后边疆无警，也就罢了；否则，万一边境有事，到时候陛下还能使得动谁呢？
更何况，耿恭、关宠，两部各才数十人马，匈奴却数旬不能克，可见匈奴人也到了强弩之末。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率精骑二千，多张旗帜以张声势，倍道兼行接应耿、关，匈奴兵疲，必不敢当，有四十日，足以还塞。
鲍昱的一番慷慨陈词，章帝听后，为之动容，遂决定，出兵、救人！
于是，酒泉太守段彭与谒者王蒙、皇甫援发张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七千余人，援救关宠、耿恭。
只要还有一个人没有抛弃朝廷，朝廷就不能抛弃他们！
卷第四十五 汉纪三十七 大事记
显宗孝明皇帝永平四年（61）
秋，九月，戊寅，千乘哀王刘建薨，无子，国除。
冬，十月，乙卯，司徒郭丹、司空冯鲂免官，以河南尹范迁为司徒，太仆伏恭为司空。
陵乡侯梁松坐怨望、悬飞书诽谤，下狱死。
于窴王广德诱杀莎车王贤，并其国。北匈奴发西域诸国兵围于窴，广德降。北匈奴立贤之质子不居征为莎车王，广德又攻杀之，立其弟齐黎为莎车王。
骠骑将军东平王刘苍辞辅政。
永平五年（62）
春，二月，庚戌，刘苍归籓。
安丰戴侯窦融家因罪尽被免官，窦融寻薨。
永平六年（63）
南匈奴单于適死，南匈奴单于莫之子苏立，为南匈奴丘除车林鞮单于；数月后复死，適之弟长立，为南匈奴湖邪尸逐侯鞮单于。
永平七年（64）
春，正月，癸卯，皇太后、光烈皇后阴丽华崩。
与北匈奴恢复和市。
以东海相宋均为尚书令。
永平八年（65）
春，正月，己卯，范迁薨。
三月，辛卯，以太尉虞延为司徒，卫尉赵熹行太尉事。
依越骑司马郑众建议，始置度辽营，以中郎将吴棠行度辽将军事，屯五原之曼柏，隔绝南北匈奴。
秋，郡国十四大水。
佛教东传。
永平九年（66）
大丰收。
赐皇子刘恭号为灵寿王，刘党号为重熹王，未有国邑。
广陵王刘荆有不逊之语，事发。
永平十年（67）
春，二月，广陵思王刘荆自杀，国除。
夏，四月，戊子，赦天下。
永平十二年（69）
春，哀牢王柳貌率其民五万余户内附，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
夏，四月，遣乐浪人王景与将作谒者王吴治理黄河、汴渠。
秋，七月，乙亥，伏恭罢官；乙未，以大司农牟融为司空。
永平十三年（70）
夏，四月，王景治河成功，从此黄河八百年无大患。
楚王刘英私作符瑞、图书，被告发谋逆.冬，十一月，刘英被废。
永平十四年（71）
春，三月，甲戌，虞延受刘英案牵连，自杀。以太常周泽行司徒事；顷之，复为太常。夏，四月，丁巳，以巨鹿太守邢穆为司徒。
刘英自杀。
刘英案牵连死者众多。受侍御史寒朗、楚郡太守袁安、马皇后劝谏，明帝刘庄赦免部分罪囚。
夏，五月，封刘荆之子刘元寿为广陵侯。又封窦融之孙窦嘉为安丰侯。
永平十五年（71）
夏，四月，封皇子刘恭为巨鹿王，刘党为乐成王，刘衍为下邳王，刘畅为汝南王，刘昞为常山王，刘长为济阴王。
乙巳，赦天下。
永平十六年（72）
春，二月，四路伐北匈奴，以驸马都尉耿秉、奉车都尉显亲侯窦固为主力。窦固取伊吾卢地，置宜禾都尉。
假司马班超以三十六人威震西域，以其为军司马，继续巡行西域诸国。西域与汉绝六十五年，至是复通。
淮阳王刘延被告发行巫蛊。夏，五月，癸丑，邢穆受此牵连而死。
六月，丙寅，以大司农王敏为司徒。
秋，七月，贬刘延为阜陵王。
永平十七年（73）
春，正月，北海敬王刘睦薨。
二月，乙巳，王敏薨。
三月，癸丑，以汝南太守鲍昱为司徒。
班超收服疏勒。
冬，十一月，遣窦固、耿秉、骑都尉刘张出击西域。复置西域都护及戊、己校尉。以陈睦为西域都护，司马耿恭为戊校尉，谒者关宠为己校尉。
永平十八年（74）
春，二月，诏窦固等罢兵还京师。
北匈奴破杀车师后王安得，攻耿恭于金蒲城；耿恭以毒矢还击，北匈奴撤军。
夏，六月，耿恭移驻疏勒城。秋，七月，北匈奴复来攻，断绝水源。耿恭亲自掘井，发现泉水，北匈奴再次撤军。
八月，壬子，明帝驾崩。
太子刘炟即位，是为汉肃宗孝章皇帝。尊马皇后为皇太后。
冬，十月，丁未，赦天下。
以节乡侯赵熹为太傅，牟融为太尉，并录尚书事。
十一月，戊戌，以蜀郡太守第五伦为司空。
朝廷决定西域撤兵，第五伦认为无必要援救耿恭、关宠，鲍昱反对，章帝最终决定救援。
京师及兗、豫、徐州大旱。
永平十八年秋八月壬子，明帝刘庄驾崩，在位十八年，享年四十八岁。这个岁数绝谈不上高寿，但也算是达到了西汉皇帝的平均水平。相比于他的父亲，明帝执政的这十八年，在历史上几乎毫无存在感，似乎是完全继承了光武帝刘秀的各种政策，这导致很多人可能会产生一种错觉，觉得此人看来也不过就是个平庸之才而已……
恰恰相反！
正是因为明帝在任期内没什么大事，才显出这个人的高明了。
通常来说，一个政权在第二、第三代时，是最危险的时候，经常会出幺蛾子，一个不小心甚至就此挂掉。
到底有多危险呢？
这么说吧，从夏朝开始，四千年间，华夏大地上出现的各种大小政权，平稳度过第二、第三代，中间没出什么大波澜的，只有一家——
正是东汉！
现在，还会觉得明帝是个“平庸之才”了吗？
事实上，永平年间，“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
百姓们最向往的生活，不过如此。
至于明帝继承的“光武制度”到底是个怎么回事，由于他的继承者仍然“萧规曹随”，所以就留待之后再讲。
而他的继承者，当然是太子刘炟，也就是汉肃宗孝章皇帝。
明帝驾崩，对仍然死守疏勒城的戊校尉耿恭来说，无异当头一棒——虽然他未必收到了这一消息。在古代，一直有国丧期间不出兵的说法。这个事情表面上是出于“孝道”——你老爹尸骨未寒，孝子贤孙现在该做的是哭丧，怎么还能有心思动刀动枪呢？但实际上，其背后却隐含了这么一个问题——所谓“国丧”，必然也就意味着政权交接；而此时的政权肯定是最不稳固的时候，即使是在和平时期。况且，帝国时代是血缘继承，越是承平之时，新皇帝本身就越没有什么机会在继承前就建立功勋、树立威望，凭借的仅仅是血统；而朝中大臣们的地位可不是靠继承得到的（至少不全是靠继承），论智慧、阅历、和威信，比新皇帝只会高不会低，那新皇帝何以服众？因此，新皇帝或者靠逐渐历练提高威望、或者干脆换上自己的心腹，但不管怎么搞，如果不想出岔子，最好都得有个平稳过渡的过程。而在所有的政治活动中，战争的风险无疑是最高的，在这种时候当然要尽量避免了。
问题是，在明帝驾崩之前，北匈奴的战争机器就已经开动了，不光耿恭退守疏勒城，在西边，焉耆、龟兹攻杀了西域都护陈睦，驻守柳中城的己校尉关宠也被北匈奴军围困，更西边的军司马班超，那情况更是不明。一时之间，西域刚刚有起色，竟然眼看就要全线崩溃了！这显然不是派几支偏师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得全面出击，然而偏偏又恰逢国丧，没法出兵。
所以最终朝廷决定，还是都撤回来吧！
然后问题来了，现下正陷在西域的几支人马，该怎么办？
具体来说，就是耿恭、关宠、和班超。班超虽然最远、人也最少（还是三十六人），但反而最安全——因为也离北匈奴远，而且目前没有被围攻。关宠可以经过同在天山南麓的宜禾都尉去接应。所以最危险的，就是被困在天山北麓的耿恭！
到本年冬十一月时，耿恭已经死守疏勒城数月，虽然掘出了泉水，但粮草可没得补充，士兵们只能煮起了皮铠、弩弦——在古代这都是用动物的筋、皮做的，当然也能吃。但要注意，这些可是作战的家伙事，但凡有得选，战士们都是不会去动的，可见形势危急到什么程度。
虽然如此窘迫，但耿恭素来和战士们同甘共苦，所以大家都无二心，并力守城。如此逐渐减员到几十人，北匈奴单于对他们的顽强不屈，也起了佩服之意，于是派使者到城下劝降。耿恭见状，并没有严辞驳斥，而是叫使者上来细细商量；使者感觉有戏，于是就真上去了。
——哪知刚上了城墙，耿恭就亲手把使者给砍了！
随后，这几十条汉子，就在城墙上，把使者给烤了、吃了！
这就是“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来历！
吃完以后，大家还在城墙上大笑道：“谢单于赐肉！”
城墙下的北单于被深深震撼了——自己面对的，都是些怎样的对手啊！
看来他们是不可能降了，于是北单于下令增兵急攻，誓要把这些嚣张的汉人消灭！
但就算只有几十人，小小的疏勒城，仍然坚守。
不退！
那么，到底对耿恭该怎么办，朝廷又是怎么想的呢？
司空第五伦提出，咱们现在手里关于耿恭的消息，已经是几个月前的了；他们数十百人，被数万人围攻，过了这几个月，恐怕已经全军覆没，朝廷的援军，去了也是白去。
所以，还是算了吧！
这种言论是不是看着很令人气愤？然而要说的是，这位拥有奇特姓氏（第五）的大臣，在当时的公论中，可并不是一个奸臣；相反，他是因为“在郡公清，所举吏多得其人”，从蜀郡太守升任宰相的——蜀郡在当时属于远郡，按当时的习惯，一般是从离首都近的地方拔擢官员进中央，第五伦却直接以远郡太守入中央，可见确实是个有本事的。
然而也正因为这样，说明此时朝中绝不止第五司空一个人是这么想的！
还是那个老问题，重心东移以后，以关东人为主的朝廷，对经营西域没什么兴趣了。
在这个时候，同为宰相的司徒鲍昱毅然反对！
“今使人于危难之地，急而弃之，外则纵蛮夷之暴，内则伤死难之臣”。
如果今后边疆无警，也就罢了；否则，万一边境有事，到时候陛下还能使得动谁呢？
更何况，耿恭、关宠，两部各才数十人马，匈奴却数旬不能克，可见匈奴人也到了强弩之末。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率精骑二千，多张旗帜以张声势，倍道兼行接应耿、关，匈奴兵疲，必不敢当，有四十日，足以还塞。
鲍昱的一番慷慨陈词，章帝听后，为之动容，遂决定，出兵、救人！
于是，酒泉太守段彭与谒者王蒙、皇甫援发张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七千余人，援救关宠、耿恭。
只要还有一个人没有抛弃朝廷，朝廷就不能抛弃他们！
卷第四十五 汉纪三十七 大事记
显宗孝明皇帝永平四年（61）
秋，九月，戊寅，千乘哀王刘建薨，无子，国除。
冬，十月，乙卯，司徒郭丹、司空冯鲂免官，以河南尹范迁为司徒，太仆伏恭为司空。
陵乡侯梁松坐怨望、悬飞书诽谤，下狱死。
于窴王广德诱杀莎车王贤，并其国。北匈奴发西域诸国兵围于窴，广德降。北匈奴立贤之质子不居征为莎车王，广德又攻杀之，立其弟齐黎为莎车王。
骠骑将军东平王刘苍辞辅政。
永平五年（62）
春，二月，庚戌，刘苍归籓。
安丰戴侯窦融家因罪尽被免官，窦融寻薨。
永平六年（63）
南匈奴单于適死，南匈奴单于莫之子苏立，为南匈奴丘除车林鞮单于；数月后复死，適之弟长立，为南匈奴湖邪尸逐侯鞮单于。
永平七年（64）
春，正月，癸卯，皇太后、光烈皇后阴丽华崩。
与北匈奴恢复和市。
以东海相宋均为尚书令。
永平八年（65）
春，正月，己卯，范迁薨。
三月，辛卯，以太尉虞延为司徒，卫尉赵熹行太尉事。
依越骑司马郑众建议，始置度辽营，以中郎将吴棠行度辽将军事，屯五原之曼柏，隔绝南北匈奴。
秋，郡国十四大水。
佛教东传。
永平九年（66）
大丰收。
赐皇子刘恭号为灵寿王，刘党号为重熹王，未有国邑。
广陵王刘荆有不逊之语，事发。
永平十年（67）
春，二月，广陵思王刘荆自杀，国除。
夏，四月，戊子，赦天下。
永平十二年（69）
春，哀牢王柳貌率其民五万余户内附，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
夏，四月，遣乐浪人王景与将作谒者王吴治理黄河、汴渠。
秋，七月，乙亥，伏恭罢官；乙未，以大司农牟融为司空。
永平十三年（70）
夏，四月，王景治河成功，从此黄河八百年无大患。
楚王刘英私作符瑞、图书，被告发谋逆.冬，十一月，刘英被废。
永平十四年（71）
春，三月，甲戌，虞延受刘英案牵连，自杀。以太常周泽行司徒事；顷之，复为太常。夏，四月，丁巳，以巨鹿太守邢穆为司徒。
刘英自杀。
刘英案牵连死者众多。受侍御史寒朗、楚郡太守袁安、马皇后劝谏，明帝刘庄赦免部分罪囚。
夏，五月，封刘荆之子刘元寿为广陵侯。又封窦融之孙窦嘉为安丰侯。
永平十五年（71）
夏，四月，封皇子刘恭为巨鹿王，刘党为乐成王，刘衍为下邳王，刘畅为汝南王，刘昞为常山王，刘长为济阴王。
乙巳，赦天下。
永平十六年（72）
春，二月，四路伐北匈奴，以驸马都尉耿秉、奉车都尉显亲侯窦固为主力。窦固取伊吾卢地，置宜禾都尉。
假司马班超以三十六人威震西域，以其为军司马，继续巡行西域诸国。西域与汉绝六十五年，至是复通。
淮阳王刘延被告发行巫蛊。夏，五月，癸丑，邢穆受此牵连而死。
六月，丙寅，以大司农王敏为司徒。
秋，七月，贬刘延为阜陵王。
永平十七年（73）
春，正月，北海敬王刘睦薨。
二月，乙巳，王敏薨。
三月，癸丑，以汝南太守鲍昱为司徒。
班超收服疏勒。
冬，十一月，遣窦固、耿秉、骑都尉刘张出击西域。复置西域都护及戊、己校尉。以陈睦为西域都护，司马耿恭为戊校尉，谒者关宠为己校尉。
永平十八年（74）
春，二月，诏窦固等罢兵还京师。
北匈奴破杀车师后王安得，攻耿恭于金蒲城；耿恭以毒矢还击，北匈奴撤军。
夏，六月，耿恭移驻疏勒城。秋，七月，北匈奴复来攻，断绝水源。耿恭亲自掘井，发现泉水，北匈奴再次撤军。
八月，壬子，明帝驾崩。
太子刘炟即位，是为汉肃宗孝章皇帝。尊马皇后为皇太后。
冬，十月，丁未，赦天下。
以节乡侯赵熹为太傅，牟融为太尉，并录尚书事。
十一月，戊戌，以蜀郡太守第五伦为司空。
朝廷决定西域撤兵，第五伦认为无必要援救耿恭、关宠，鲍昱反对，章帝最终决定救援。
京师及兗、豫、徐州大旱。
楼主：剑魔烨煌
字数：806923字
帖子分类：煮酒论史
发表时间：2016-10-10 03:54:00
更新时间：2021-03-25 11:48:03
评论数：1341条评论
帖子来源：天涯 访问原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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