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长城地带”这是一个区域性的地理概念，它主要泛指我国华北、东北的长城沿线及其邻近地区。在本文中仅就内蒙古地区而言，可以把内蒙古长城地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内蒙古长城地带的中段即内蒙古中南部，它包括鄂尔多斯高原、乌兰察布草原部分地区；另一部分是内蒙古长城地带的东段即内蒙古东南部，它包括地处燕山南北的内蒙古赤峰地区和辽宁西部地区。

在内蒙古长城地带的中段即内蒙古中南部，石城址及其建筑最早起源于仰韶文化晚期的庙子沟文化,以准格尔旗百草塔遗址为代表。【而石城的广泛发展则是在阿善三期文化时】，至今发现的遗址包括阿善遗址、西园遗址、莎木佳遗址、黑麻版遗址、威俊遗址、寨子塔遗址、寨子上遗址、小沙湾遗址、清水河县的马路塔遗址、后城嘴遗址。在这些遗址中发现的石城建筑，不同于百草塔遗址中单一的石墙建筑，而是出现了双重的石墙或是相伴石质房址同时出现。

此一阶段，在内蒙古中南部的岱海西北岸石城也发展起来，它包括老虎山遗址、西白玉遗址、板城遗址、大庙坡遗址。在魏峻的《内蒙古中南部史前石城址的初步分析》一文中，他针对环境变迁这一因素对内蒙古中南部的石城进行了初步的分析，他认为内蒙古中南部石城的选址和结构特点并不仅仅是处于【军事防御性质】，而是受当时坏境气候的变迁的影响。当时自然环境的退化使人们赖以生存的资源匮乏，不同聚落的人们为争夺资源而使社会矛盾逐渐显现出来。因而有的聚落的居民放弃了适宜生产的平原地带，反而把聚落选择在地势险要的背山或者临河的高台地上。同时开始广建石墙、寨门等防御性设施。这不但有利于他们保护和利用水资源，而且也有利于他们的防御作战。在魏峻和赵辉合作的《中国新石器时代城址的发展与研究》一文中，再次强调了自然环境的变化和资源的短缺对内蒙古中南部石城选址的重要性。

内蒙古中部的石城址从规模上讲，各个遗址间的差异明显，面积不等，小的仅4千平方米，最大的25万平方米，一般的城址都在3、4万平方米左右。

内蒙古中南部石城址均为依据山势而建，其中阴山南麓的石城址面积均较小，最大者面积仅5万平方米；而岱海地区石城址面积较大，最小者面积即有10万平方米；而黄河沿岸地区与阴山南麓地区相似，最大者面积不超过5万平方米，最小者面积仅4000平方米。

内蒙古长城地带中段的石城址，在空间范围上分为了三组，这三组从地势地形上讲，都具有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均依山傍水，这不但有利于当时的居民利用附近的天然资源，还使城址具有强烈的军事防御色彩。

内蒙古长城地带的东段以辽西地区为主，从行政区域来看，包括内蒙古今赤峰地区、辽宁西部。涉及到的河流包括西辽河、老哈河、大小凌河等水系。根据我们现有的考古资料发现在今内蒙古东南部和辽西地区是典型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布区域。在这些区域内,大大小小的遗址有几十个。

经考古调查发掘发现，在内蒙古长城地带东部石城址部分分布在起源于辽河水系的老哈河支流英金河沿岸的坡岗地带。其中以锡伯河、半支箭河和阴河这三条河流为主，而在昭苏河流域发现的则极少。

至今经过中美联合考古调查发现，在这一地带，含有夏家店下层文化陶片的遗址有379处，最大的面积达23公顷，各个遗址分布密度大，几乎是每两平方公里就有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

经考古调查发掘发现，在内蒙古长城地带东段石城址除了分布在起源于辽河水系的老哈河支流英金河沿岸的坡岗地带，还有一部分遗址分布在辽西地区的大小凌河流域。这一系列的石城遗址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均分布在河谷两岸，地势十分险要。

综合以上对内蒙古长城地带东段的石城址的介绍，不难发现这一区域城址属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在空间上的分布上以点、带状分布在河流、山脉、冲沟等具有天然屏障的显要地形，体现了它建造的区域色彩。

分布在内蒙古长城地带中段的石城址，其地理位置靠近赵长城沿线。而内蒙古长城地带东段的石城址，其地理位置亦分布在后世所建秦汉长城地带沿线。这就说明内蒙古长城地带的石城址，从营建的地理位置和方式看，每座石城址都是一个防御单位，那么每组石城也就形成了一个防御链条，这点和后世的长城的防御作用是一样的。

中段石城址与东段石城址的关系

上述介绍的内蒙古长城地带中段和东段两个这个时期和两个地域的石城址，无论从城址的建筑方式还是从城内房址排列的格局来看，均存在许多共性，尤其内蒙古长城地带中段的岱海地区遗址群（老虎山文化）和东段的石城址完全一致。

依据田广金先生的意见，内蒙古长城地带中段与内蒙古长城地带东段的石城址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1。时代上首尾相继

内蒙古长城地带中段石城址流行的年代为距今4800~4300年，而内蒙古长城地带东段的石城址流行的年代为距今4300年~1600年，二者年代首尾相接，在年代上存在着前后相承的可能性。

2。建造工艺上的一致性

两个区域的石城址在建造工艺上存在一致性。在城的形状、布局、功能方面也存在着共性。故此两个区域的石城址的兴建可能源于相类似的建筑技术。鉴于长城

地带中段的石城址出现的年代早,故此种建筑技术具有东传的可能性。分布于内蒙
古长城地带东段的石城可能源于内蒙古中南部。

3。两地考古学文化的密切联系

自新石器时代起，内蒙古长城地带中、东段的考古学文化就发生了密切的联系。特别是距今5500年~5000年期间,分布于内蒙古中南部的庙子沟文化即与分布于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交往非常频繁。三者在彩陶纹饰、器型方面相互融合、借鉴，共同造就出灿烂的考古学文化。正是由于它们之间不断的文化交流，成为石城出西向东传播的文化基础。而且进入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分布于内蒙古中南部的朱开沟文化的很多文化已传播至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布区域，这种传播并不是偶然的，应同石城的东传具有相同的文化积淀。

内蒙古长城地带石城址的性质

在内蒙古长城地带发现的早期石城址，略成东西向曲线分布，基本上和历史时期的长城分布路线平行，只是更往北迁移而已。那么，这也就说明了这些石城的功能和长城的功能是一样的。其主要功能的军事防御，综合其兴建的地势和特点，可以看出这些石城址可以说是一定意义上的“军事城堡”。这就显然与一般意义上的城有着显著的差别。

内蒙古长城地带的石城，它是历史时期长城的原型。内蒙古长城地带中段的石城址呈现一线分布，而东段的石城分布更为密集，同时也是呈一线性分布。这两部分的石城跨越了龙山时代和青铜时代，但均分布在历史时期的长城沿线地带。石城虽然属于聚落性质的遗址，但是多建筑在地势险要的位置上，这就明显的带有军事防御色彩，所以苏秉琦先生形象地把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石城称为【长城的原型】。

【长城的原型】，其实就是「北狄人群」的石城址文化～～～～

只不过，“石城”这种文化的本身，并非是源自东亚本土的，而是传播来自于邻近的“欧亚大草原”！

现代的中国人绝对想不到，“华夏文明”的一个典型象征——长城，其“原型”居然会和欧亚草原上具有【军事防御性质】的石城文化扯上关系！


「公元前三千纪后期，从图瓦至贝加尔湖一带，阿尔泰山林区牧民与渔猎社会盛行在山上营建兼具宗教与防御功能的【石城】，其中遗物属于【“奥库涅夫”】物质文化传统。这些山城是林中百姓举行仪式聚会与祭祀的重要场所，其中包括人兽牺牲，以及将石雕人像、人头、浮雕立石筑入石墙的传统。 」

——-这些欧亚草原上的文化特点，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石峁古城”！

石峁古城，在石城的墙体发现众多“石雕人面像”，初步证实古城曾在原始宗教信仰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石峁石人像在形态上和俄罗斯西伯利亚的奥库涅夫文化早期及我国新疆北部的切木尔切克文化具有很多相似处】，而且这两处文化形态在年代上比石峁稍早，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继承关系。石峁遗址恰好位于欧亚草原与中国黄河流域之间的文化传播的中间环节，因此石峁的石人像可能来源于北方的欧亚大草原。

石峁遗址发现的石人和“奥库涅夫”早期的石人较为接近。石峁遗址发现的石人和新疆北疆的石人也有相似之处。新疆类似的石人一般认为属于切木尔切克文化。石人是新疆早期文化切木尔切克文化中重要的构成因素，颜那亚文化的石人有可能是新疆早期石人的渊源之一，也不排除奥库涅夫的石人对切木尔切克文化出现石人的影响。

新疆石人

在西北【“古羌系人群”】（说“汉藏语系”的O3系）开启【东迁浪潮】之前，整个北方长城沿线（西段+中段+东段）——-也即北方边缘化地带「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上半部分的古代人群构成，基本上是以“北方狩猎者”的后裔为主体人群，尤其是在北方长城沿线的“中段和东段”，绝大部分的当地土著居民属于“单倍群N”，而他们并不是偏南亚类型的“仰韶文化”农耕人群后裔～～


但是自“龙山时代”起，不断地迁徙来自于北方长城沿线西段（西北陇东高原+甘青和关中地区）的“古羌系人群O3”的东迁浪潮，必然会对北方长城沿线的“中段+东段”的原有土著居民的人群构成（原本是以“单倍群N”为主体），产生了很明显的基因和文化上的双重影响！

从而导致了北方长城沿线的“中段+东段”的人群构成，变成了以【“单倍群O3+N”】为主要成分、且以【“陶鬲”】（空三足器）为主要炊具、并拥有一定【畜牧文化】的北狄农牧人群～～～


这就是说，『北狄人群』绝对不是什么”南方纯粹农耕人群”的出身背景！

而后来成功地入主了中原的“商人和周人”，这两者均与『北狄人群』有着很密切的亲缘关系～～

下面，楼主就从北方长城沿线“中段”——【内蒙古中南部】的考古学文化的角度，来描述一下「北狄人群/文化」的大致形成过程


1。在仰韶时代的晚期，（北方长城沿线中段的）内蒙古中南部的土著文化是——“庙子沟文化”（100%的单倍群N），它与（北方长城沿线西段的）西北甘青的彩陶文化——“马家窑文化”，有着相互之间的交流与影响；同时也与（北方长城沿线东段的）辽西地区的土著文化——“红山-小河沿文化”（以单倍群N为主体）也有着相互之间的文化影响

距今大约5500年前的内蒙古中南部【“庙子沟文化”】，可以划分为“庙子沟类型、阿善二期类型、海生不浪类型”这三种区域类型：

【庙子沟类型（和阿善二期类型）】
➔
【阿善三期文化（即阿善文化）】——绝无三足器


【海生不浪类型】
➔
【老虎山文化】——开始出现“空三足器”（鬲文化）！

2。在“庙子沟文化”（距今5700-5000年）之后出现的——“阿善文化”（距今5000-4500年）和【“老虎山文化”】（距今4800-4500年）属于“龙山时代”了，前者仍以当地土著居民为主体，而后者则出现了一些新增加的文化元素和人群——比如“空三足器”（斝式鬲）、窑洞式建筑， “白灰面”装饰风格！

另外，两者均出现了“石城”这种源自于邻近的北方欧亚草原上的一种军事防御性文化～～

楼主需要着重强调的是，【“老虎山文化”中三袋足“斝式鬲”和甗的出现】，改变了前一个时期完全以“平底器”作为炊具的局面，显示了划时代的一种变革，“鬲文化”成为了中原商周青铜文明的主要象征之一！

现代的中国人往往呈现出一种“非常自相矛盾”的心理状态：

商人和周人所创造出来的辉煌“青铜文明”，以及商人所发明的自源文字，周人所倡导的“周礼”文化，以及建立于古汉字之上的所有先秦典籍文献（甚至包括百家争鸣），这些先进的文化元素我们照单全收，一个都不拉下哦！

但是，对于“商人和周人”其本身的北方农牧者来源身份，我们却持相当程度的排斥态度，尤其是对于具有暴力因素的商人

也许在我们的心目之中，“文明成就”可以由北方异族创造出来，但是，所有好的“名声”则必须由我们来承担～～～～


天底下竟会有这等“天下掉馅饼”的好事出现吗？

如果在古代就有“现代发明专利”出现的话，谁才有权力合法地使用“古汉字”呢？～～～～～～～～～～～～～

北方边缘化农牧交错地带人群的“鬲文化”，到底重不重要？

当然非常之重要啦～～～～～

因为中原“华夏青铜文明”的产生，其实就是来自于北方长城沿线的、爱用陶鬲的“北方青铜/畜牧人群”，最终战胜了来自于东部的、爱用陶鼎的“南方北上农耕人群”～～～～

【陶鬲】（空三足器），对于研究“中原商周青铜文明”而言，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最早出现了北方“鬲文化”的龙山时代【“老虎山文化”】，为何能与西北地区的“古羌人群”的不断东迁产生关联呢？


其一，因为“陶鬲”后来成为了几乎所有的“戎狄人群”（分布于整个长城沿线的中段、西段和东段）的主要炊具，其中就包括了成功地入主了中原的“商人、周人和姜戎”在内

——而“饮食文化和主要炊具”的相似性特点，经常是可以用来判断“族群”的来源的！

其二，在内蒙古中南部的“老虎山文化”中，还发现了最早出现于仰韶时代晚期的甘肃庆阳（陇东高原）的【“窑洞式建筑”】（也即“穴居”），以及在室内墙壁或地面上常用的一种“白灰面”装饰风格

——-在宁夏南部的“菜园文化”和甘肃庆阳的“常山下层文化”里，均可同时见到西北黄土高原沟壑里的这种“窑洞式建筑”和“白灰面”装饰风格～～～

我们知道，“商人”的祖先就是“穴族”（住窑洞一族），因为“商”这个象形字的字面造字意思，就是——“凿（字的上半部分）+穴（字的下半部分）”


“周”的祖先“不窋”，意思同样也是“穴族”，不”通“丕”，是大的意思；“窋”通“窑”，就是洞穴（窑洞）的意思

当然了，周人一向比较好面子（故而后来要讲“周礼”的），自从古公亶父率周人迁居岐山之下，并与姜戎联姻，周人就开始自称“周”了，意思是“圈地种满庄稼”，很容易让人误以为周人是“农耕民族”。但即便是如此，也掩盖不了周人的早期先祖“不窋”原本就是穴族出身，并率周人部落“自窜于戎狄之间”——在地理上指的正是甘肃陇东的庆阳地区！

再次强调一下，与【“西北古羌人”】的发展早期有着直接关系的几个常见考古学文化的年代顺序，因为很多国人过目就忘了呢！


1。北方长城沿线西段——-宁夏南部的“菜园文化”和甘肃庆阳的“常山下层文化”，始于距今大约5000-4900年前，从仰韶时代晚期至龙山时代

2。北方长城沿线中段——-内蒙古中南部岱海地区的“老虎山文化”，距今大约4800-4300年，属于龙山时代

3。北方长城沿线西段——-关中地区的“客省庄文化”和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始于距今大约4300-4200年前，属于龙山时代晚期至夏代

4。北方长城沿线中段——-内蒙古中南部河套地区的“朱开沟遗址文化甲类遗存”（含“石峁古城”在内），距今大约4200年-3600年前，属于龙山时代末期至夏代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