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大学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对“庙子沟文化”遗址的出土人骨，进行了C和N稳定同位素分析，并对该时期古代居民的食物结构进行复原，研究结果表明：

庙子沟先民食物结构以C4类食物为主，粟和黍等北方早作谷物很可能是庙子沟人日常种植的主要农作物。同时，庙子沟先民在日常饮食习惯中“动物性食物”摄入占有相当的比例，大量野生动物骨骼以及石镞、骨角箭头等“细石器”的发现，暗示了肉食的获取很可能来自“狩猎经济”，而遗址中发现的各种蚌、螺壳以及用其制成的装饰品，也暗示了“渔猎经济”与庙子沟人的生活相关

———————————
很显然，距今大约5500年前的“庙子沟文化”，其经济形态属于【粟作/黍作 + 狩猎/渔猎】，属于典型的【“北方狩猎者后裔”】所惯常采用的混合型经济模式！


这说明，

1、内蒙古中南部（长城沿线中段）的“庙子沟文化”，与差不多同时代的：

2、东北辽西地区（长城沿线东段）的“红山文化”；3、西北甘青地区（长城沿线西段）的“马家窑文化”

-----这三者皆为【“北方狩猎者后裔”】所习惯采用的（农耕+狩猎）组合式生业模式，也即【北方纯旱作 + 细石器狩猎】，而这三者皆地处“北方边缘化地带”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上～～～


而恰恰是这个【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自龙山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变成了“农牧交错地带”，这个被广大的国人一直都深深地看不起的北方边缘化地带！

这就是说，在中国的长城沿线地带（西段+中段+东段），全线皆属于“北方边缘化地带”，也都属于“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上半部分呢

而在“长城沿线”活跃着的新石器上古人群，在仰韶文化晚期之后（自“马家窑文化”起），基本上全都是【北方狩猎者后裔】，他们从事的都是【粟作/黍作 + 狩猎/畜牧】组合式生业模式～～

我们难道可以把这些兼有“细石器狩猎”经济的北方旱作人群（无稻作），全都称作是“偏南亚类型”的仰韶文化人群吗？

中国的学者们张口就说，内蒙古中南部的“庙子沟文化”是一支中原“仰韶文化”的地方性分支，谁给了他们不看考古证据就随意乱说的权力？

“分布于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庙子沟文化”，和分布于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均属仰韶晩期阶段考古学文化，作为两支地域性考古学文化，二者产生与发展的时间大致相同，而且所表现出的文化面貌有诸多相似之处。

“庙子沟文化”和“马家窑文化”在陶器、彩陶纹饰、房址以及聚落形态等方面具有相似之处，二者所处时代相当，气候等自然环境类似，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发展阶段也几乎相同。”

在中国学者们的眼里，

只要有“彩陶陶器”出现，那就必定是“仰韶文化”；

只要是个“东亚古人”，那就必定是“华夏先民”！


这种超级简单的思维，不觉得很“专家”吗？

根据古DNA的检测结果：

内蒙古中南部——长城沿线中段的“庙子沟文化”的遗址，单倍群N占100%

而在与之同时代的东北辽西地区——长城沿线东段的“红山文化”的牛河梁遗址里，6例古DNA中有4例属于单倍群N（“古东北类型”）；红山-小河沿文化”的哈拉海沟遗址里，12例古DNA全部为单倍群N（“古东北类型”）

——说明“北方长城沿线”的中段（内蒙古中南部）和东段（内蒙古东南部和东北辽西），两地的土著人群（北方狩猎者）成分比较相近～～

从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西周时期），单倍群N的分布范围从长城沿线的东段、中段直至西段（甚至包括青铜时代早期的新疆哈密遗址在内）都存在，Y-N应该是东亚北方地区比较活跃的北方古代人群之一，其中，长城沿线东段的辽西“红山文化”的成就是最高的～～

而Y-N也同样是长城沿线中段的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土著人群（北方细石器狩猎者的后裔），因而，他们必然会是后来在内蒙古北方长城沿线出现的「北狄人群」的不可低估的一个来源成分之一！

中原“仰韶文化”的古DNA的检测结果是：

Q-M120（迁徙来自于南西伯利亚的彩陶文化人群）+ O2a（移民来自于南方地区的古代南方农耕人群）


内蒙古中南部的“庙子沟文化”的古DNA的检测结果是：

清一色的单倍群N系



———这两支考古学文化之间的人群来源关系有何联系？

长城中段（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庙子沟文化”，和长城西段（西北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两者之间应该曾经有过直接或间接的相互文化交流，文化传播的通道当然是北方边缘化地带——「半月形文化传播带」

由于目前缺少西北“马家窑文化”的古DNA检测结果，只能从文化特征上看，“马家窑文化”也属于北方狩猎人群后裔（有细石器存在）的文化

故而，我们暂时还无法判断西北甘青的“马家窑人群”，对于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庙子沟文化”人群的血统影响到底能有多大～～

但是，有一点可以基本确定的是，继西北“马家窑文化”（甘肃彩陶文化）沿着「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东传至内蒙古中南部地区之后，接踵而至的，则是西北的“古羌系人群”——-说“汉藏语系”的O3系人群！

由于“马家窑文化”和“庙子沟文化”，两者之间应该曾经有过直接或间接的相互文化交流

而宁夏和陇东（“古羌系人群”发源地）作为以上两种文化、传播交流的必经之地，其陶器显示出过渡地带的特色

随着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西北甘青“马家窑文化”向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东传，西北甘宁的【“古羌系人群”】，在进入到龙山时代以后也加入东迁（同样是沿着“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并开启了西北诸“古羌系人群”对于北方长城沿线地带连续的东进浪潮，以及在这一大背景之下北方地区诸文化（北狄文化）的形成过程～～

下图中以“蓝色圈”标记的，就是自仰韶时代晚期起的，在“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上的几个北方边缘地带的考古学文化（都有“细石器”说明皆是北方狩猎者后裔的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影响～～

但是，从随后的“龙山时代”开始直至青铜时代，以“红色标记”的西北古羌系人群也加入到“东迁的浪潮”，并由此产生了「北狄文化」！

在西北【“古羌系人群”】（说“汉藏语系”的O3系）开启了【东迁浪潮】之前，

在整个北方长城沿线（西段+中段+东段）的考古学文化及人群构成是如何的，不妨对“北方边缘化地带”——-「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上半部分，先作一个如下的小结

因为只有先熟悉和了解之前的长城沿线地带的情况，才能更进一步地领悟到，西北“古羌系人群”的东迁浪潮，是如何导致了“北狄文化”的最终形成，以及“中原华夏青铜文明”在河南中原二里头的诞生！


这就是说，“华夏文明”的产生，居然是和北方长城沿线的“北狄人群”大有关系？

——-当然啦，无非是我们愿不愿意承认而已呢

在西北“古羌系人群”的【东迁浪潮】之前，“北方边缘化地带”——-「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上半部分的古代人群构成，先作一个如下的小结：

1。【北方长城沿线西段】（西北甘青地区） ——马家窑文化（父系单倍群未知）

由于缺乏古Y-DNA的检测结果，“马家窑文化”的人群构成难以明确。不过，从马家窑文化的“早期”偏农耕种植、“中期”农耕与狩猎/畜牧并重，“晚期”则明显偏狩猎/畜牧的经济形态变化过程来看，在马家窑文化人群的构成里，“北方狩猎者后裔”的成分应该是不断增多的，这也可能是“马家窑文化”虽然早期脱胎于黄河上游地区的“仰韶文化”，却和“仰韶文化”人群渐行渐远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另外的一个外来的影响就是，地处西北河西地区的“马家窑文化”还可能受到了来自于邻近的“中亚草原文化因素”的明显影响！

因此，“马家窑文化”总体上应是偏古西北人群的一个考古学文化，对于“马家窑文化人群”的体质特征的研究也验证了这一点

“早在20世纪20年代，加拿大学者步达生(Da-vinson Black) 就曾对瑞典学者安特生从河南渑池和甘肃永登等地收集到的史前人骨进行过研究。但是由于他将不同地点、不同文化的人骨混合到一起，影响了其研究结论的科学性。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类学家颜闾对甘肃齐家文化的人骨进行了研究；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又先后对青海民和阳山墓地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人骨、民和核桃庄墓地辛店文化人骨、柳湾墓地出土的马厂类型和齐
家文化人骨、甘肃玉门火烧沟和民乐县东灰山青铜时代人骨等进行了研究。另外，宁夏海原菜园村马家窑文化人骨也得到了研究。这些研究表明，【黄河上游史前及青铜器时代居民的体质特征有着明显的一致性。如长而狭的头型狭而高的面型、较高的头高、中等鼻型及眶型等，同现代华北和东亚人种接近，但与有阔鼻倾向的仰韶文化居民有明显区别】。”

2。【北方长城沿线中段】（内蒙古中南部）——庙子沟文化（100%的父系单倍群N）

从文化特征的相似性来看，内蒙古中南部的“庙子沟文化”与西北甘青的“马家窑文化”，两者之间应该曾经有过直接或间接的相互文化交流，而文化传播的通道当然是沿着“半月形文化传播带”～～

“庙子沟文化”的人群构成是可以通过古Y-DNA的检测结果而得知的，那就是清一色的父系【单倍群N】。很显然，这个N系古人群应该就是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北方长城沿线中段）当地北方土著人群（北方狩猎者后裔）的主要成分，以【“平底器”】（而不是三足器）作为炊具

“庙子沟文化”人群的体质特征，比较接近于“东亚类型”中的古华北类型～～

3。【北方长城沿线东段】（内蒙古东南部和东北西辽河流域）——红山-小河沿文化（以父系单倍群N为主体）

根据古Y-DNA的检测结果，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两者的人群构成比较相近，都是以父系【单倍群N】为主体，这应该就是东北地区的北方土著人群（北方狩猎者后裔）的最主要来源成分，以【“平底筒形罐”】（属于“平底器”）作为炊具

“红山-小河沿文化”人群的体质特征属于“东北亚类型”，也即“古东北类型”

北方长城沿线东段（辽西地区）的“红山-小河沿文化”，与北方长城沿线的中段（内蒙古中南部）的“庙子沟文化”，不仅在土著人群构成的来源和“平底器”炊具上具有较多的相似性，而且，两地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文化交流与相互影响

也许在商周人的眼里，现代的中国人不过是满世界地“认贼作父”、嫌贫爱富、翻脸不认祖宗的、没有任何感恩之心的一群白眼狼！

居然还有大把的中国人非要认“古埃及人”为祖先，人家古埃及人自己都抢不到一块大好地盘，只能死守着高温干旱的沙漠化土地，却大发善心地要把世界上最好的一块地盘，无偿白送给“华夏民族”，天底下最大的“傻瓜”，非古埃及人莫属呢～～～～～～～～～

以上的小结，就是在仰韶时代晚期（西北“古羌系人群”开启【东迁浪潮】之前），在整个北方长城沿线（西段+中段+东段）的考古学文化的大体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的北方长城沿线活跃着的仰韶时代晚期人群，基本上都是以“西北或北方人群”为主体人群，基本上都兼有“北方旱作 + 细石器狩猎”的这种组合式生业模式！

他们算“纯粹的农耕民族”吗？

当然不是了～～～

那么，从之后的“龙山时代”开始，西北“古羌系人群”开启的【东迁浪潮】将给整个的北方长城沿线地带，带来了怎样的一种冲击和变化呢？

而这种变化，又将导致了在“龙山时代”之后的“夏纪年”，大约距今4000-3500年前发生了一场「东亚大变局」～～～

同时也导致了，“中原华夏青铜文明”在河南中原地区的正式登场！

不太愿意相信，是吧？

距今4000-3500年前发生的一场「东亚大变局」———

1。东亚传统核心区的衰落

2。欧亚草原“畜牧/青铜”浪潮的冲击

3。北方边缘化地带——“半月形地带”的兴起

4。青铜文明分别在河南和成都两地产生

5。在中原地区“东亚类型”替代“南亚类型”

1。在仰韶时代晚期，

【北方长城沿线西段】（西北甘青地区） ——马家窑文化（父系单倍群未知）

2。在龙山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

【北方长城沿线西段】（西北甘青地区） ——齐家文化（100%父系单倍群O3）

实际上，就是“齐家文化”自东向西的强烈扩张，将“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从甘肃中部和青海东北部逐渐排挤出去，从而获得了“马家窑文化”的甘青地盘～～

1。在仰韶时代晚期，

【北方长城沿线中段】（内蒙古中南部岱海地区）——庙子沟文化（100%父系单倍群N），炊具“平底器”

2。在龙山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

【北方长城沿线中段】（内蒙古中南部河套地区）——朱开沟文化（父系单倍群O3+N），炊具“陶鬲”（空三足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