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侧面》（83）

分辨“封建制”与“郡县制”的差别实在是一件麻烦事儿，因为历史的天空常常是疑云重重，而问题和麻烦却接踵而来。这就好比我们之前说过的那句话——如果在上个世纪20年代之前有人在公开场合下结论说：“秦至清”这段历史时期是什么“封建社会”、或者秦朝之前是什么“奴隶社会”，那么这样的论调在学术界会招来普遍的嘲笑。人们不是认为他疯了，就是感觉他脑袋让驴给踢了，要不就是脑筋秀逗了，反正感觉他精神不太正常。
为什么这么说呢？
难道是这段历史时期出现了什么大变故？或者，在这段历史时期在考古方面出现了大发现？
其实都不是。
主要原因是：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了一场学术大论战，最终导致“封建”一词涵义的异化。
然而，这场学术大论战还不是因为学术本身而发的，而是因为某一场历史性大事件才导致的。而这个历史大事件就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所谓“大革命”，指的是发生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由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革命战争，又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其主要斗争对象是当时的北洋军阀，包括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这些人。
为了达到革命目标，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建立革命军，并在广州成立了国民革命政府。等到1926年中旬，革命斗争如火如荼，革命形势达到了高潮，国民革命军在苏联顾问的指导下，正式开始北伐。
因为占据着天时、地利、人和，又是民心所向，“北伐战争”打得顺风顺水，势如破竹，一路上高歌猛进，取得惊人的战绩。8月攻克汀泗桥、贺胜桥，9月攻占湖北武昌，11月又占领了九江和南昌，一举歼灭了直系军阀孙传芳和吴佩孚的主力。到了1927年初，南京国民政府已经控制了南方省份的大部分地区，眼看就要饮马黄河、北望长城了。
可是，

《历史的侧面》（84）

可是，到了1927年的4月中旬，革命形势却急转直下。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公开发动反革命政变，公开叛变革命，不仅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甚至连国民党左派和普通革命群众也不放过。到了这一年的9月份，蒋介石控制的南京政府和汪精卫控制的武汉政府正式媾合，臭到了一块儿，史称“宁汉合流”。
就这样，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彻底失败。
其实，长久以来蒋介石都有一个理想，就是借助北伐战争的机会统一中国，然后做中国的大独裁者。但是，对于一个把个人权力置于民族大义之上的政治强人来说，理想从来都是服务于现实的。放眼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四分五裂，民不聊生，帝国主义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扶植自己的代理人。东北有奉系军阀张作霖，华北有直系军阀吴佩孚、华东有直系军阀孙传芳，西北有冯玉祥、阎锡山……
然而，在蒋介石看来，天下英雄皆鼠辈，这些人都不足为惧。张作霖虽然坐拥东北富饶之地，势力虽大，但少谋寡略，不过一土匪耳；直系的吴佩孚、孙传芳，地盘虽大，但内部矛盾重重，尔虞我诈，毫无理想可言；西北的冯玉祥属于典型的燕赵猛士，手下有十三太保，作风彪悍，但立场摇摆不定，很容易各个击破……
所有这些地方豪强在蒋介石看来，都成不了气候，所谓“世无英雄，唯使君与操耳”，那么这位“刘使君”是谁呢？当然是他共产党了。最令蒋介石头痛的，其实还是共产党人。
蒋介石曾于1923年造访过苏联，并参加了苏维埃成立六周年的红场阅兵，亲眼目睹了一个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和信仰体系的政党，组织严密且深植于军队之中。当他看到苏联红军号令统一、行动一致、其战斗力远超中国旧式军阀和旧式军队，而苏联人民同心协力、同仇敌忾、紧紧团结在以苏共（布）为核心的坚强领导集体周围、能够爆发出无穷的号召力和惊人的战斗力时，内心不禁感受到强烈的震撼，同时也大受启发。所以，他在回国之后便开始大力宣传“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独裁思想，“中国要革命，也要一切势力集中，学俄国革命的办法，革命非由一党来专政和专制是不行的”【35】。

《历史的侧面》（85）

正因为如此，蒋介石对于孙中山那一套“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从骨子里认为只是权益之计，而国民党放低姿态与共产党合作也不过是一时的无奈之举。这些不过是为了获得苏联的援助，而“党外无党，帝王思想”才是他的毕生所求。
但是，蒋介石也是明白人，有一点他心知肚明，就是苏联那种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下塑造出来的军民精神风貌，绝非他那种旧式官僚、以及旧作派的统治秩序所能培养出来的，而共产党强大的生命力、革命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更是远在国民党之上，尤其是在军队的建设和战斗指挥方面，更是达到了令他恐惧的程度。
他曾亲眼目睹北伐战争中共产党军队所爆发出来的恐怖战斗力。当时的叶挺独立团由中共直接指挥，并以共产党员为骨干，从北伐战争一开始，便展现出惊人的效率。首战碌田，力克平江，奇袭汀泗桥，大战贺胜桥，攻进武昌城，剑锋所指，所向披靡，一往无前，势不可挡，立下了赫赫战功，为北伐军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称号。

《历史的侧面》（86）

蒋介石可以对各路军阀采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进行分化瓦解，也可以对各股政治势力耍弄权术手腕进行威逼利诱，但是，对于这样一个由理想和信仰武装起来的、具有实干主义精神的军政团体却无能为力，更无所作为，所有这一切都让他深感忧虑。
当然了，此时的苏联也并非尽善尽美，当时的苏维埃政权也是矛盾重重，列宁病重，斯大林清党，托洛茨基和他的拥护者们正日益遭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批判。俄罗斯出于“嗜土”的民族本性、以及“大国沙文主义”思想，对中国边疆地区虎视眈眈，苏联红军赖在外蒙不走，并积极策划外蒙古与新疆独立。所有这一切都给蒋介石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这也是他疯狂反共的原因之一。
可以这样说，“大革命”的过程是壮烈的，它所经历的经验、教训也是值得总结的，其中的各种成败得失更是值得标榜史册。只不过，当时的人们还来不及顾及这些，也无暇顾影自怜，因为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就是——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和教训，并为将来的革命寻找出路。

《历史的侧面》（87）

也许是对“大革命”的失败心有余悸吧，也许是认为中国革命不是打倒几个军阀那么简单，应该有更深层次的敌人，所以，各派势力在重新探索革命的出路问题时，都表现的相当谨慎，谁也不敢轻言冒进。所谓“大批热血学者不得不返回书斋”【36】，大家都试图从学术方面给出科学的解释，而其中最亟待解决的问题又有两个：
一个是：“中国到底要不要继续革命？”
另一个是：“如果要继续革命，到底要革谁的命？”
而这两个问题又可以合二为一，就是——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是什么？或者说，当时的中国还处于什么样的历史阶段？
因为只有弄清楚这些问题，中国革命才有出路，只有弄清楚这几点，中国革命才能够有的放矢。
由此也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
只不过让人颇感意外的是，这场论战不是由中国学术界自身引发的，而是从国外进口而来的。如果从学术渊源上讲，“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最初只是苏联和共产国际内部的一些争论，然后通过一些留苏人员带回到国内，从而强化、突出和引爆了这一本非热门的话题。

《历史的侧面》（88）

当时关于中国“大革命”失败的问题，首先在苏联和共产国际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以斯大林和布哈林为首的“多数派”认为，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应该是“两半社会”，也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因此，中国的革命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
而以托洛斯基和拉狄克为代表的“少数派”（“反对派”）则认为，中国已经不是什么封建社会了，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无条件的占优势和占直接的统治地位”，中国已经“发展到资本主义国家了”【36】。
其实，以今天“事后诸葛亮”的观点来分析，这两派的理论都有所偏差。
对于“两半”观点来说，中国早已不是什么封建社会，狭义的封建制在秦朝时就已经结束了，广义的封建制到了明朝初年也寿终正寝。等到清末民初，又何来封建之有呢？
对于“资产阶级占优势”观点来说，中国到了近代社会，民族工业虽有一定的发展，但总体水平不高，资本主义成份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也很低。如果硬要说中国已经发展到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在中国“无条件的占优势”，似乎也有一些过度拔高，根本就达不到那样的层次。
另外，近代中国一直饱受帝国主义的入侵，是他们的原材料供应地和产品倾销地。所以，将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定义成“半殖民地社会”，大体来说是确定无疑的，至于“另一半”是什么，直到今天仍然是个“谜”。

《历史的侧面》（89）

不过，争论毕竟是存在的，按照历史学家何干之的说法，这样的争论“在苏联已经闹了好几年，尤其在国民革命时代，争论得特别起劲，特别严重。紧接着这些不同的见解，又传到了中国。”【37】
等到传入中国以后，这两派的争论又被中国的两大派别所继承。至少在1928年前后，中国革命者大体接受了斯大林、布哈林的看法，认同“两半社会”的学说，认为当时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他们组成了“多数派”、或者称“干部派”。
而托洛斯基的一些追随者，主要认同“资本主义占优势说”，并带回国内一些托氏本人的著作，比如《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回顾》、《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等等。
等到这些材料传递到陈独秀手里，一下子激起了他的共鸣，也让他兴奋不已。陈独秀的思想本来就倾向于“取消革命”，放弃革命的领导权，托洛茨基的观点一下子让他找到了理论的依据。
知音啊！总算是找到理论上的拐杖啦！
后来，托氏的理论与陈氏的主张相结合，最终形成了“托陈取消派”（或称“少数派”）。
为了系统驳斥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的“托派”主张，“多数派”特意创办了《新思潮》杂志，并邀请当时著名的理论家和“笔杆子”们一起撰写文章抨击陈氏的投降倾向。由于他们是以《新思潮》杂志为主要阵地的，所以，他们这一派又被称为“新思潮派”。
而论战的另一方、也就是“托派”，自然也不会甘拜下风，他们创办《动力》杂志，以严灵峰、任曙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学术打手和得力干将连续发表文章抨击“新思潮派”的观点，对他们的理论冷嘲热讽，申明自己的理论和主张。因为他们是以《动力》杂志为主要阵地的，所以他们这一派又被称为“动力派”。

《历史的侧面》（90）

其实，在论战刚开始的时候，主要也是在革命者之间和内部进行的，和学术界沾不上边儿。然而，随着斗争面的扩大、问题研究的深入、思想的更新和论战的升级，许多新观点、新思潮、新主张、新看法、新的学术思想都被扒了出来，开始触及到历史领域，社会上也开始出现一些不同的声音。这些声音大都不同意上述两派的观点，觉得他们的理论都有失偏颇，于是纷纷另起炉灶，畅所欲言，各自发表自己独自的见解。
而引爆这个“第三方介入火药桶”的正是后来被称为蒋介石“文胆”的陶希圣。
1928年，陶希圣在其《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一文中，首先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周代才是真正的封建社会（“与公社制结合的封建制”）。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不过是“与公社制结合的封建制”。后来秦灭六国，“废封建而置郡县”，中国社会性质由此一变，封建制度遭遇分解，从此不得再称封建社会【38】。
赞成此类观点的还有一批学者，因为他都是以《新生命》杂志为主要阵地的，所以，他们这一派又被称为“新生命派”。
另外，还有一批刊物，比如《读书杂志》也站出来发表文章，探讨这个越来越热的话题。他们这些人阵疯姑且把他们统称为“中间派”吧。
由此，江湖上便出现了四大门派，啊不！是学术界啊！是学术界出现了四大门派，分别是：新思潮派、动力派、新生命派和中间派。
他们各自在自己的领域搜集材料，寻找证据，力图证明自己的主张。
就这样，以革命者内部的论战为肇始，关于中国到底是个什么性质的论战被引向了全国，在整个思想界引发了一场大论证，史称“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

《历史的侧面》（91）

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阵疯不想说的太多。因为这场论战的起源就不太正规，是政治干预学术而引发的一次争论。
当时在苏联内部存在两大山头：一个是以斯大林、布哈林为首的“多数派”；一个是以托洛斯基、拉狄克为代表的“少数派”。两派在思想、理论和革命观点、路线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一直争吵不休，特别是在有关中国革命方面，分歧更大。而这两派又都是在没有经过多少调查分析、也没有多少中国具体的生活经验的情况下，仅凭来自于中国的几本教科书、以及中国留学生口传心授的历史“常识”，再结合一些“苏联革命的具体实际”的情况下，就匆匆给中国革命下了结论。所以说，他们的结论都是有失偏颇的，在某些方面也是极端谬误的，在学术上更是没有太多可供参考的价值。
但是，这一帮子苏联“专家”可管不了这些，在他们看来，理论的正确还是错误都毫无所谓，只要自己的理论观和点能够在中国的革命实践中贯彻下去就行，就算是自己的大功一件！换句话说，他们把中国革命当成了“小白鼠”和“试验田”，是他们实践革命理论、积攒斗争经验、打怪升级的副本。
好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方面的内容，阵疯实在不想说得太多，因为多说无益，反而会招来无穷的祸患，阵疯还想多活几年呢，不想这么容易就被有关部门请去“喝茶”，牢里的饭不好吃啊，哈哈，还是不惹为妙。
我们将主要精力都集中在“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讨论上，因为这才是我们所要讨论的主要内容。

《历史的侧面》（92）

实际上，由“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也必然会衍生出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因为你要得到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样的论断，就必须要以——近代之前的中国是“封建社会”——这样一个理论为大前提，否则的话，你前边不“封建”，后边不“封建”，中间突然横插进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论断，估计连傻子都能知道你的理论是错误的。
所以，要想证明“两半社会”的正确性，就必须想方设法证明民国之前（也就是秦朝到清朝这段历史时期）的社会是“封建”的才行，否则的话，就不能自圆其说。
可是，“封建”一词用于修饰先秦时期（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的制度已经有两千多年历史了，这样的概念可以说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深入人心，童叟无欺，并不是哪个政治家高喊几句革命口号或者某位“理论家”耍弄一下笔杆子，就可以轻轻松松化解的。
这可如何是好呢？

《历史的侧面》（93）

好在，办法总比困难多。没有理由，可以创造“理由”，没有原因，可以制造出“原因”。
而政治的精髓向来正在于此。

阵疯云：政治是主观的，它不是客观的，它不追求客观真理，也不追求科学规律，它的一切目的只是为了“需要”。只要有了“需要”，没有真理，可以创造“真理”，没有理由，也可以制造出“理由”。

于是乎，在学术界还没有给出确切的答案、也没有争论出最终的结果的情况下，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就于1928年的夏天在苏联国内匆匆结束。共产国际在没给出多少令各方都很信服的论据的情况下，就直接否定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直接将它纳入到苏联人提供的“一般性”之中，然后正式下达给中国革命者，让他们去执行。
不要问为什么，只要跟着老大干就行，信我的，没错的！我会对你负责的！
而这个所谓“一般性”，就是斯大林等一批人后来搞出来的那套“五阶段论”的雏形。
所谓“五阶段论”，指的是：任何国家和民族的社会形态都必须依次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这样一个单线演化的过程，顺序不能变，也不能跨越，必须按部就班依次递进，而且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能例外……
可以想象，这样一种集武断、鲁莽和“一刀切”于一身的采取行政重压式的推行学术主张的方式，会招来后世学术界多大的反弹。
至于斯大林的头号政敌托洛茨基，因为与斯大林在理论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坚决反对斯大林的修正主义、以及对中国革命的瞎指挥，结果被斯大林开除出党籍，1928年遭到流放，1929年被驱逐出境，1932年又被取消苏联国籍，并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在墨西哥被苏联特工暗杀。
政治又一次战胜了学术。

《历史的侧面》（94）

可是，这种政治的手腕最多也只能糊弄一下自己的“圈里人”，对于圈外的学术界的人却依然无能为力，因为政治这玩意儿就像哄老婆，或者男人哄女朋友，一个会骗，一个乐意被骗，但是在局外人看来却是语无伦次和逻辑混乱，根本无法服众。所以，当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下达到中国以后，又遭遇到了那个难题，就是：凡是有一点儿中国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封建”一词用于修饰先秦时期的社会制度已经有两千多年了，并不是那么容易被改变过来的。而且，等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废封建，置郡县”，封建时代就已经基本结束。按道理，中华大地已经进入到“郡县制”为主的时代，哪里还有什么“封建社会”的影子呢？到了清末民初，又何来“封建”之有呢？
这种“古典封建论”就像一座大山一样横亘在革命者面前，让他们无法逾越。
怎么办呢？
好在，当时的一股风潮帮了他们。

《历史的侧面》（95）

我们知道，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一直处于受苦受难、积贫积弱、被动挨打的状态，中国人在世界人民面前始终抬不起头来。但凡有一点历史责任感和爱国之心的仁人志士，都在努力追寻强国救民之路。比如，他们先后引进过“君主立宪”、“改良主义”、“资产阶级革命”、“实业救国”等理论和方法，但是都没有取得良好效果。
就在这个时候，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的成功，给我们指明了一条救国救民的新路，从此之后，中华民族才真正走上复兴之路。
但是，这里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当年传播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大都不是马克思叔叔本人的著述（当时由德文直接翻译成中文的马、恩著作很少），而是从苏联那里转达过来的二手货，是从苏联进口来的经过二次加工的“二手理论”。这里所谓的“二手理论”，指的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俄国以后，经过俄国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改造和发挥、并结合俄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衍生出来的新理论。
这些新理论如果放置在俄国、用于指导俄国革命，应该没什么问题。可是，这些理论如果不加改造地、硬生生地直接照搬过来用于指导中国革命，那么问题可就大了，尤其是在“社会史”的研究方面，问题表现的尤为突出。
比如，

《历史的侧面》（96）

比如，马克思叔叔曾经说过一段话，这句话大致描述了一种社会形态的历史演进模型：
“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39】
这句话被大多数“五阶段论”的拥护者们奉为终极武器和理论源泉，似乎可以包打一切。
但是，这样的理论是马克思叔叔在研究西欧历史之后得出的结论，并没有把它视为是一种普世的价值观、还可以套用到任何国家和民族头上。马克思叔叔也从未试图将这种模型强加给任何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另外，马克思叔叔很忙，他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地球上每一个角落、包括所有国家和民族的社会历史，对于中国历史的关注度就更少了。而且，每当涉及中国问题时，马克思叔叔（包括恩格斯叔叔）总是出言谨慎，并喜欢用“亚细亚生产方式”或“东方专制”这类含糊的字眼来概括和总结，对于所谓的几个“社会形态”，也从未给出任何进一步的解释。
可以这样说，这句话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孤本”来看待，在马克思叔叔和恩格斯叔叔的其他著作里，几乎再也找不出相对应的解释，也没有与之相配合的其他范本的存在。而在史学研究当中，“孤本不立”又是一个普遍的共识，只不过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选择性地忽视掉了而已。

《历史的侧面》（97）

我们知道，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一直处于受苦受难、积贫积弱、被动挨打的局面，没人觉的中国人优秀的种族，中国人在世界人民面前也始终抬不起头来。在当时，但凡有一点历史责任感和爱国之心的仁人志士，都在努力追寻强国救民之路。比如，他们先后引进过“君主立宪”、“改良主义”、“资产阶级革命”、“实业救国”等理论和方法，但是都没有取得良好效果。
就在这个时候，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的成功，给我们指明了一条救国救民的新路，从此之后，中华民族才真正走上复兴之路。
但是，这里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当年传播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大都不是马克思叔叔本人的著述（当时由德文直接翻译成中文的马、恩著作很少），而是从苏联那里转达过来的二手货，是从苏联进口来的经过二次加工的“二手理论”。这里所谓的“二手理论”，指的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俄国以后，经过俄国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专家的改造和发挥、并结合俄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衍生出来的新理论。
这些新理论如果放置在俄国、用于指导俄国革命，应该没什么问题，可是，要是不加改造地、硬生生地直接照搬过来用于指导中国革命，那么问题可就大了，尤其是在“社会史”的研究方面，问题表现的尤为突出。
比如，

《历史的侧面》（98）

比如，马克思叔叔曾经说过一段话，这句话大致描述了一种社会形态的历史演进模型：
“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39】
这句话被大多数“五阶段论”的拥护者们奉为终极武器和理论源泉，似乎可以包打一切。
但是，这样的理论是马克思叔叔在研究西欧历史之后得出的结论，并没有把它视为是一种普世的模型、可以套用到任何国家和民族头上。马克思叔叔也从未试图将这种模型强加给任何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另外，马克思叔叔很忙，他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地球上每一个角落、包括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社会历史，至于对中国历史的关注度就更少了。而且，每当涉及到中国问题时，马克思叔叔（包括恩格斯叔叔）总是出言谨慎，喜欢用“亚细亚生产方式”或“东方专制”这类含糊的字眼来概括和总结，对于所谓的几个“社会形态”，也从未给出任何进一步的解释。
可以这样说，这句话说得很突兀，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孤本”来看待，在马克思叔叔和恩格斯叔叔的其他著作里，你几乎再也找不到与之相对应的其他解释，也没有与之相配合的其他范本的存在。而在史学研究当中，“孤本不立”又是一个普遍的常识，只不过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选择性地忽视掉了而已。

《历史的侧面》（99）

可是，这句话到了苏俄的一些“理论家”那里就不是这样了。这些人少了马克思叔叔的睿智，多了一些功利主义思维。在他们看来，自己在理论建设方面一定要有所建树才行，如果不在原有理论上有所发挥、有所创新、有所超越，就好像对不起自己“理论家”的名头似的，自觉矮人一头，出门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比如，普列汉诺夫、狄拉克、布哈林、托洛茨基、包括列宁、斯大林这些人，他们在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同时，不可避免的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俄国本土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同时，也夹带着大量的私货。
就好比革命导师列宁同志在研究俄国革命问题时，一开始时也是出言谨慎，认为“封建的手工业时期”这样的概念“对于俄国是最不合适的说法”，应该用“半农奴制”来表述俄国革命之前的社会形态【40】。
可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列宁关于“封建主义”的认识，与马、恩本人的原始涵义开始出现严重偏差，甚至是背道而驰。当然了，这与俄国一团乱麻的古代史也有一定关系。

《历史的侧面》（100）

我们看一下俄国的国情哈，它地跨欧亚两个大洲，国土广袤，民族众多，各地的风土人情不尽相同，社会形态也呈现出“半欧半亚”，“非欧非亚”，“不东不西”，“不是东西”的状态。农村公社长期存在，土地公有私耕，同时还存在大量的农奴，“封土封臣”的封建等级关系形成的较晚，等到彼得大帝时，又开始确立了沙皇专制的政治制度，这又无限的接近于亚洲的专制君主制。与此同时，发源于西欧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又慢慢渗透到沙皇俄国，资本家在俄国开设工厂，建立近代工业，培养了一大批产业工人，同时也给自己培养出一大批掘墓人（无产者）……
可以说，俄国革命之前的社会成份是复杂的，形态是各异的，就像一锅大杂烩，什么玩意儿都有，可哪一项又不完全占据绝对的优势。
所以，列宁在研究俄国革命理论的时候，就不能再那么教条了，不能再以西欧的“封建”概念为蓝本顽固地强调“封土封臣”、“采邑领主”这些封建一词的最原始含义，而是立足于本国现实，将“封建”的概念逐渐宽泛化、经济学化。按照列宁的说法：一切以“地租剥削”为主要形态的君主压迫制度和剥削制度都属于——“封建主义”【41】。
于是乎，“封建”一词的含义也悄悄发生转变，由原来专门修饰西欧中世纪、中国的先秦时期、以及日本的幕藩体制的政治制度的专有名词，转变为一个政治经济学领域里的一个混合术语。即：
“封建”=“地租剥削”
由此也开启了“封建”一词转义的滥觞。

《历史的侧面》（101）

当然，这种“转义”你也不能说它完全就是错的，至少在修饰俄国国情时，你不能说它完全是错的。因为俄国特殊的历史和国情，什么经济成分（生产关系）都有，是个大杂烩。你说它是农奴制吧，它还有农村公社的成分；你说它是封建制吧，他的专制程度又非常高；你说它自然经济占比大吧，它的资本主义经济又有了极大的发展（至少比中国有更大的发展）……
反正用什么的政治经济学术语来形容都不恰当，都不全面，还不如直接用列宁那种“万佛朝宗”的方法来的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这对于宣传革命思想，动员人民闹革命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
你总不能天天耳提面命、教导那些目不识丁的大老粗们什么是农奴、什么是公社、什么是封建、什么是专制吧？就算你耐着性子教导他们，他们也要有耐性去听啊！就算有耐性去听，他们也要听得懂才行啊！就算他们最后听懂了，革命的时机也早已过去了。
所以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曲调太高，和者弥寡。不通俗的文学很难被世人所传诵，过于高深的革命理论，也很难被革命群众所接受。就算强迫他们去学习、去体会，也只能一个头，两个大，稀里糊涂，最后成了“二把刀”，那就得不偿失了。
所以，我们也不能总是责怪那些革命先驱，这也是当时历史环境下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
但是，

《历史的侧面》（102）

这种“泛化了的封建观”（冯天瑜语），如果仅限于苏联国内传播，是苏联学术界内部的自娱自乐，那也没什么不妥，反倒可以为人类社会的演进过程提供一种理论模型和一种解释的方法。但关键问题是，这种泛化了的封建观很快就向国外扩散了，特别是扩散到中国，最终形成一个大奇葩理论——“五阶段论”，那么问题可就大了。
因为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水土不服问题，而是漏洞百出。
要知道，“封建”一词在中国史学界已经有了明确的含义，指的就是西周时期那种“封邦建国”、“封土建侯”的制度，没什么其他乱七八糟的含义。而五阶段论的传入，立即打乱了这种习以为常的认知，使得“封建”一词的含义也开始宽泛化，杂牌化，最终导致在中国的学术界掀起一场轩然大波，而一场大的论战，也就不可避免。
由于中国缺乏像列宁那样的伟大的革命理论家，关于如何将“外来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这样高深的理论问题，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没法做出令各方都很满意的回答，所以，当年的很多理论问题也遗留至今。不过，对于苏联“二手理论”当中那个最显著的特点、也就是将“封建”一词“经济学化”的这个特点，却被我们不经意的继承下来，并且影响深远。从此之后，中国人在研究历史问题时，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只是拘泥于“封建”一词的原始古义，而是自觉、不自觉地运用起这种“二手理论”的方法，更多地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审视这个问题，开始将“封建”一词向经济学领域转化。
比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