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秋原（1910～2004）
著名史学家、政论家和文学家

《历史的侧面》（120）

胡秋原（1910～2004），原名胡业崇，又名曾佑，湖北省黄陂人（今武汉市黄陂区），著名史学家、政论家和文学家。
胡秋原一生极富传奇色彩，早年因为反对老蒋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而遭到白色恐怖的追捕。后来由于发表《阿狗文艺论》一文，又遭到“左翼作家联盟”的批判，被称为“第三种人”。1933年，因为参加"闽变"，参与“抗日反蒋”运动而遭到通缉。运动失败后逃往香港，后来又被香港政府所驱逐，流亡海外。此后，他长期流亡于南洋、印度、埃及、美、英、苏等国。1936年回国参加抗战，1949年抵达香港，50年代又去了台湾，60年代和李敖打过笔墨官司，70年代参与台湾“乡土文学”的论战，80年代他又无视李登辉之流的高压政策，突破层层阻挠，毅然跨过海峡来到大陆，与大陆领导人共同商讨两岸统一大业，被誉为“两岸破冰第一人”。
胡秋原的人生极其复杂，他是先学理、后学文，反对过共产党，硬抗过蒋介石，营救过瞿秋白，保卫过钓鱼岛，极力支持两岸统一，又率先垂范践行两岸和平。可以说，胡秋原的人生就是奋传奇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几乎没有缺席过任何一次思想和文化方面的论战。
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胡秋原与其他人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主要是因为他的观点不像其他人那样，是来自于苏联的一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经过他们改造之后的二手货，而是来自于普列汉诺夫。

《历史的侧面》（121）

我们知道，普列汉诺夫是俄国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被誉为“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之父”，又是列宁的导师。他的理论被公认为是比较纯正的马克思主义。他曾经在一百多年前留下一份政治“遗嘱”，这是一篇难得一见的政治奇文，它精确地判断了二十世纪苏联国运的走向以及兴盛成败的全过程。
因为有这样的师承关系，胡秋原的观点照比其他人来说，较少地受到苏联模式的干扰，更多的靠近马克思主义的原始理论。虽然不能说他的言论就是完全纯正的马克思主义，但是，相比于其他人来说，他的观点还是比较接近客观现实的，或者说，更加的“原教旨”一些。
比如说，胡秋原不承认“氏族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样一个直线演进、依次递进、不能颠倒、也不能跨越的社会形态发展演化模式，更不赞成把这一套模式强行套用到中国头上。特别的，他不认为中国历史上也曾存在过类似古希腊、古罗马那样的奴隶制社会，他认为：
（一）“封建社会继承原始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希腊罗马不也是先经过过封建社会，（然后才进入奴隶制社会吗？），后来的奴隶社会只不过是封建社会的变形（而已）。” 【63】
（二）应该存在一种“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可以被称为“专制主义（Absolutism）时期”。【64】“如果有人主张，不必在社会（是发展）阶段上（专门）设立一个专制主义时代，（并把）所谓的专制主义（认定）是封建社会的末期，……那么……（你们所谓的）原始共产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套说法也就没有什么必要了），因为（这套）公式（对于中国的特殊情况根本就）没有答复的能力。”

《历史的侧面》（122）

基于这样的看法，胡秋原认为，秦朝以后中国纯粹的封建制度就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应该是一种被他称之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专制主义社会”【65】。
这种社会形态的特点是：“商品经济发展，破坏封建政权的孤立性、分散性，促成专制君主的集权；官僚、常备军、货币租税构成专制君主制的三特征。”【66】
出于这种“自由派”思想，胡秋原创造性的提出了一个“专制主义社会时期”这样的论断，认为中国历史的分期应该是这样：
（一）商朝之前是“原始社会时代”；
（二） 商朝是“氏族社会时代”；
（三） 周及春秋战国时期是“封建社会时代”；
（四） 秦至清末是“专制主义社会时代”；
（五） 鸦片战争以来是“专制主义半殖民地化社会时代”【67】。
依据这样的理论分析，胡秋原认为，中国当时的社会应该称之为：“半殖民地的专制主义社会”才对，而中国革命的最终目标，也不应该是反对什么封建，而应该是反对“以官僚体制”为基础的“专制主义”！
这才是中国革命的最终目的！
而且，由于中国长期处于“专制主义社会”，所以自秦汉以来，中国社会总是不断重复着这样的循环：
（一）专制主义之成熟——剥削之加深——农民暴动——专制主义之崩溃；
（二）生产力之破坏——商品经济之破坏；
（三）暴动之渐次平息——专制主义之再建（然后再发展——崩溃）。
所以，要想跳出这样的历史循环，不仅要反帝，更要反专制（原文是反对“absolutism”)【68】。

《历史的侧面》（123）

胡秋原提出的这一个看法，正是阵疯最欣赏、也是最钦佩他的地方，因为他正好抓住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缓慢”和“一治一乱”问题的关键。
而这个关键之处不在于“反封建，而在于“反专制”，或者说，反对“君主专制”。
因为中国到了近代之所以会贫穷落后，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个“君主专制”上。正是由于它的长期存在（两千多年）并不断强化（到了明清时期达到巅峰并走进了死胡同），才使得中国在古代时虽然异常强大，但是到了近代却积贫积弱，被动挨打。
所以说，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应该是“君主专制”才对，而不是什么“反封建”。因为封建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结束了，你在近代中国去干反封建的事儿，那是犯了时空倒置的错误，相当于“关公战秦琼”、“郭靖打武松”，会搞乱斗争的方向。
关于这一点，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不过，胡秋原虽然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却没有完完全全跳出那个时代，而是或多或少地受到当时社会潮流的影响。因为人毕竟是“社会的的人”嘛，都会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胡秋原自然也不例外。
阵疯云：如果一个人不能够脱离自己所处的时代，那么他是一个普通人。如果一个人能够超越自己所处的时代，那么他是一个思想家。
而胡秋原距离思想家，显然还差那么一小步，因为他或多或少还是受到了当时流行的“五阶段论”的影响，自觉不自觉地偏向于这股思潮，将“封建”一词“经济学”化了。

《历史的侧面》（124）

胡秋原虽然不承认“秦-清”这一段历史时期是什么封建社会，而是专制社会，但是在经济层面，却不可避免地认为“秦—清”这一段历史的经济基础，是“封建的”。
比如，他指出：“农工业之直接结合”是“亚细亚底生产之经济底基础”。而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又是“封建制度之根本的基础”，所以，“亚细亚生产方式”其实也就是“封建式的剥削为基础”【69】。
这话听起来很绕口，主要是因为当时的普通话和现在的不大一样。如果把它翻译成现代汉语，意思如下：
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是中国古代经济的基础，同时也是中国古代封建经济的基础。而这种封建经济，就是以地租剥削为基础的剥削关系。
很显然，胡秋原还是受到不少流行于当时的思想风潮的影响，并没有完全跳出“封建”一词向经济学转义的时代潮流。不过在他看来，中国社会虽然仍以封建经济为基础，但绝对不能称其为封建社会，而应称为——“封建底专制主义社会”【70】。
那么，这个社会的特征是什么呢？胡秋原在《专制主义论》里回答说：
（一）封建政权与商业资本之融合；
（二）维持封建势力与商人势力之均衡；
（三）作为封建与商业资本之联合政权，镇压农民暴动武器。
总体说来，就是一种具有封建性质的“专制主义帝政”。
所以，在胡秋原看来，中国革命不仅要反对作为经济基础的——“封建经济”，更要反对作为上层建筑的——“专制主义”。
你看看，这已经非常接近历史的真相了！
胡秋原虽然没有完全跳出当时流行的“五阶段论”的干扰，但是不管怎么说，像他这样能够立足于本国现实，又将“马克思主义的原始理论”（非二手货）与“中国真正的历史实际”相结合，较少的受到政治因素干扰、更多从学术上进行考察研究，能够跳出“苏式公式”限制的人，还真是不多。
论战当中的“中间派”除了胡秋原之外，还有两个代表人物比较出名，一个是李麦麦，一个是王礼锡。

《历史的侧面》（125）

历史哲学家李麦麦（原名刘胤，曾在复旦大学执教，抗战中期英年早逝于重庆），早年曾经短暂地加入过“托派”，但是很快就发现其中的理论多半是在胡扯，所以很快就脱离了，没有在错误的道路上迷失太远。
李麦麦的观点在此次论战当中，也属于“中间派”的类别，只不过他比胡秋原走的更远，探讨的也更加深入。
李麦麦认为：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并不是封建制，而是专制君主制。”【70】
因为君主专制表现为“官僚的统治”，所以“君主专制”也可以称为：“官僚制”。
“任何国家的政治制度（就其）发展来说，由封建制度（过渡）到资产阶级民主制（时），中间都（要）经历（一段）专制君主制（的时期）。”
而欧洲相对于中国的主要区别在于，他们的这段过渡时期非常的短。
“在欧洲，……他们的专制君主制，寿命不过四个世纪（15世纪——18世纪），在中国，（因为没有发生工业革命的原因），……专制君主制（一下子）延长了一千多年（也就是由秦始皇一直到满清）。”【71】
如果说，在上层建筑方面，李麦麦与胡秋原的观点基本相同，那么在经济基础方面，二人的观点则完全相反。李麦麦完全跳出了苏联模式的干扰，认为古代中国随着封建制度的解体，与之相适应的“封建经济”也随之消亡了。后世虽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曾短暂复活了一段时间，但“并不纯粹”。

《历史的侧面》（126）

在李麦麦看来，所谓的“封建经济”其真正的特点是：“割据、孤立、彼此不相关联”，“自给自足”，“交换关系不发达”。
可是经过他对中国各个朝代经济状况的一系列考察和分析，认为自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中国便慢慢形成了统一的市场，商品经济虽然不发达，政府也大力推行不利于商品交换的重农抑商政策，但是，商品在全国范围内的流通并没有受到太大的限制，至少在官方的政策里没有。而且随着“技术专门化，生产和销售市场的扩大，使得商业资本得到飞快的发展。商业资本的发展，又使得固步自封的封建经济联合成为民族经济。”【72】
从这些描述我们不难看出，李麦麦不但否认了秦朝之后在政体上仍然是“封建”的说法，而且在经济领域也不承认什么“封建经济”。因为封建社会早在秦朝时，就已经基本结束了。封建社会里那种分散的、孤立的、相互隔绝的“农村采邑经济”也随之遭到破坏。商人资本虽然日益雄厚，但是因为科学技术不发达，工业革命迟迟没有到来，导致商人的资本不可能及时转化成工业资本，只能在纯粹的商业领域流通。所以，李麦麦也采用了当时比较流行的“商业资本”这样的说法，认为秦至清这段历史时期是：“商业资本社会”。
李麦麦的观点虽然也有欠妥当之处，但在当时那种思潮涌动、思维混乱的历史大背景下，已经非常难能可贵了。他的观点也是最接近历史真相的。

明天开始讲那个大奇葩理论，绝对颠覆三观。

《历史的侧面》（127）

最为奇葩的观点

说完了这些比较正统的学术观点，我们再看一个奇葩观点。这个观点如果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完全可以当成笑料来对待，如果送给德云社，可以上台表演相声。
注意啊，前方高能，那些心理承受能力差、笑点低、嗓子眼浅的同学请自觉拿出塑料袋，准备呕吐。
虽然说，参加社会史论战的“四大门派”在关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上，存在着巨大争议，但总体说来，他们还是维持了“封建”一词的原始古义不变。就算是力图将“封建”转义的“新思潮派”，也没有人敢站出来公开的、明目张胆地改变“封建”的原始本意，仍然认为西周是封建制。
比如，“新思潮派”里边最有影响力的两位大佬吕振羽和翦伯赞先生，他们在谈及“封建”概念时，也是出言谨慎。吕振羽明确提出了“西周封建论”，认为西周是“领主制的封建社会”，秦朝以后的社会是一种“变种的”封建社会，后来他又做了一些改动，认为秦-清这段历史时期是“专制主义封建社会”。
而翦伯赞先生与他的观点大体相当，同样认为西周是封建制，但是对于秦朝之后这段历史时期，则有一些细微的差别。翦伯赞同样认为西周是封建制，而秦朝之后被他定义成封建制度的一种“变态或延长”。
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他们二人都保留了“封建”一词的原始古义，并希望在古义与苏联传过来的“新意”之间做出一种调和，尽量把双方都照顾到。
可俗话说的好，“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
那么“不要命的”怕什么呢？
答案是：怕不要脸的！
就在大家争得不亦乐乎的时候，一个最奇葩的声音出现了，它就如同一颗深水炸弹被被扔进了茅房，一下子激起了民愤（粪）。而制造这种声音的人，就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臭不要脸的御用文人——郭沫若。

郭沫若（1892一1978）

“铁骨铮铮”

《历史的侧面》（128）

据说，此人以虚伪、狡猾、软弱、不负责任和没底线而闻名于世。
从1929年开始，郭沫若以“杜衎”为笔名，连续在《东方杂志》发表《〈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的生产》、《〈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等一系列文章，开始对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进行探讨。到了1930年底，郭沫若又将之前发布过的文章汇编成册，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为名，出版发行。有一种观点就认为，正是由于郭沫若这部著作的出版，才导致此次大论战的爆发。
只不过与其他“新思潮派”那种遮遮掩掩、欲说还羞的态度不同，郭沫若一上来就开门见山、直截了当，而且表现的毫无底线。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经过他的“考证”，当时大家还没有弄明白的商朝，被他直接定义为：“母系中心的社会”。
那个因“封建”而立国的西周被他定义为：“奴隶社会”。
秦朝以后一直到鸦片战争之前这段历史时期被他定义为：“封建社会”。
……
啥玩意儿？秦朝以后是封建社会？
这怎么可能呢？大脑错乱了吧！
可以说，这样的论断远远超出了当时学人的想象力，也与大家的传统观念背道而驰，更与“封建”的原始古义相去甚远，完全超出了当时人所能够达到的认知程度。
所以，此论一经提出，立即遭受到学术界普遍的反对，连带郭沫若本人也成为当时舆论的焦点。如果放到今天，郭沫若绝对可以成为网红一枚，因为他的理论实在是太奇葩、太古怪了，如果放到新闻里滚动播出，绝对可以上头条。只不过，不能放在学术板块里播出，只能放在娱乐版里播出，因为实在是太幽默、太搞笑了，就怕一般人承受不住。

《历史的侧面》（129）

可能有人会说，阵疯你的嘴是不要太损了好不好，好歹郭大文豪也是你的本家啊，一笔写不出两个“郭”字，怎么能这样埋汰他捏？
其实，阵疯贬损郭大文豪，主要是因为他进行了一次历史性大翻案，把“封建”这个极其重要的历史学术语给完全搞乱了，结果导致现在的中国人完全不知道“封建”一词的真实含义，而一些别有用心之人也趁机掩盖了很多历史真相。
除此之外，郭大文豪还望文生义、将那个“废封建，置郡县”、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君主专制制度的秦始皇认定为“完成封建制的元勋”！又说，“中国的社会固定在封建制度之下已经二千多年”了，还说，“中国的封建制度一直到最近百年都是很岿然的存在着的”【73】。
……
这都哪儿跟哪儿呀？什么玩意儿？
至于他给出的理由则更加搞笑。他说，中国社会的发展应该遵从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性”。
什么普遍性呢？
当然是“五阶段论”的普遍性了，除此之外他还能找出什么像样的理论依据？
郭沫若说：“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国不应该有什么不同”……这就像“是一个人体，无论是红黄黑白，大抵相同”……那些认为我们“国情不同”的想法是一种“民族偏见”……
什么！不相信五阶段论，就是一种民族偏见，面对这样的论证神逻辑，我也是醉了！

《历史的侧面》（130）

可能有人会问，郭沫若说了这么多“论据”，那么这些“论据”与他的“论点”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逻辑关系呢？
答案是：没有关系。
因为他实在找不出其中的逻辑关系。
比如，在论证西周社会是奴隶制社会时，郭沫若说：周王室在古时虽然号称“封建”，但是在西周，官有“乡”、“遂”、“县”、“鄙”之分，并不是全无郡县。而秦以后虽然号称郡县，但汉有诸王，唐有藩镇，明初有诸王，甚至连清朝初年的“三藩”、以及像年羹尧这样的行省总督，也可以号称“封疆天子”，所以依然是封建制。“到了现在，即使说中国的封建社会在秦时就崩溃了，那简直是不可救药的错误”……
看到这里，明眼人已经能够看出来了，郭沫若给出来的论据恰好能够说明西周是封建的，而他拿“汉之诸王”、“唐之藩镇”、“清初三藩”这些东西来做对比，反过来又能证明“封建”一词确实是“封邦建国”的意思。由此看来，他所有的论据，都与他想要证明的结论完全相反、背道而驰、南辕北辙，根本不在一个调上，一点儿逻辑相关性都没有。
但是，郭沫若可管不了这些，他也没有心思去搞真正的学术研究，他的真实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需要。
为了政治的需要！
所以，在郭沫若的体系里，他会尽可能的抛弃“封建”一词的原始古义，也不再顾及“西欧封建”（feudalism）的古典含义，而是热烈响应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号召，把“发明”当“发现”。为了达到将“封建”一词“转义”的目的，什么奇招、怪招、损招都敢用，而且无所不用其级。有道是，有证据要往上靠，没有证据，创造证据也要往上靠。即使成为千古罪人也在所不惜。当然，他可没有那么高尚，因为他根本就没有道德。
所谓“没有最不要脸，只有更不要脸。”
那么，郭沫若不要脸到什么地步呢？

《历史的侧面》（130）

在当时的社会史论战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是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本来是马克思在1859年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提到的概念。
原话是：
“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本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后来，在1867年的《资本论》里，马克思叔叔又谈及了一次。因为该题目并非马克思叔叔所关心的主要议题，所以马、恩两人对于这段话并没有给出进一步的解释，在后续的著作中也没有展开进一步的说明。
按照马恩的原意，“亚细亚的（泛指亚洲国家，比如中国、印度等国的社会形态）、古代的（一般指古希腊、古罗马那样的奴隶制）、封建的（指西欧中世纪）、现代资产阶级（近代西欧）”这样的说法仅仅是一种列举，相互之间没有特定的内在联系、也没有严格的递进关系。但是，郭大文豪望文生义，硬是把它们看作是一种有顺序的、相互递进的排列，并把它们当成一种普世的价值观、妄图套用到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头上。这当中，自然也包括我们中国。
有了这样的政治需求，剩下的就是改造的过程。
因为要证明“秦朝至清朝”这段历史时期是“封建”的，那就必须证明之前是“奴隶制”的。根据“阶段论”的理论，“资本主义”之前必须是“封建制”，“封建制”之前又必须是“奴隶制”（也就是那个“古代的”），而“亚细亚”还要排在“奴隶制”的前边，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哈哈！“亚细亚生产方式”你就屈尊一下吧，跟在“原始社会”后边为伍，封建制也只能给奴隶制让路。
于是乎，郭大文豪大笔一挥，把“亚细亚”指定为“古代的原始共产社会”，商周则变成了“奴隶社会”【74】。

《历史的侧面》（131）

不过，郭沫若本人也深知这样的理论有悖于历史常识，也违反人们的传统认知，所以过了一段时间，马上做了一些修正，将封建社会的建立时间往上调了调，调到先秦的战国时期，也就是后来的“战国封建论”。
他指出：
“旧时说夏、殷、周三代为封建制，以别于秦后的郡县制，这是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历史事实，从来不曾有人怀疑过，也是不容许人怀疑的。但近年来因封建制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因而三代是封建制之说便发生了动摇。”【75】
那么是谁动摇的呢？明明是他自己嘛！别人谁也没动摇过，都是他自己在动摇。
真是“贼喊捉贼”！
而郭沫若此观点一经抛出，立即招来学术界普遍的反对。很多学者抓耳挠腮，冥思苦想，挠破面皮，绞尽脑汁也不得其要领。
一些学者纷纷猜测，郭大文豪是怎么了，是不是疯了，要不就是在日本呆傻了，或者是猴子请来的逗比，看到大家论战的太辛苦，特意从天上派下来，负责给大家搞笑的、是专门来娱乐大众的！
比如，“动力派”的李季就讽刺郭沫若，说他：“孔趋亦趋，孔步亦孔”，也不管实际情形是怎样，就“削足适履”地把自己的理论生搬硬套地塞进苏联模式里。“看见马克思把‘亚细亚的’放在‘古代的’之后，就把‘亚细亚’放在西周之前。”然后又劝告别人说，“不要为文字所拘泥”。……他想要证明西周是奴隶制社会，又不给出详细而严谨的正面论证，“仅举些没有用的例子，或恰好是封建制度特征的反例”【76】。
这些例子反过来又恰好证明西周是封建的。

《历史的侧面》（132）

而嵇文甫先生（历史学家，郑州大学首任校长）说的更绝，他在谈到当时一些学者的看法时，说道：
“郭先生（最近）有一个特别奇特的论断，就是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完成者。他不承认西周的封建制度，他说东周才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代，而秦汉以后才是真正封建社会。我们知道现在各家各派在论及中国社会史时，不管他们说秦始皇以后中国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也好，说秦始皇并未破坏封建的基础也好，但是，秦始皇对于封建制所起的作用是破坏的而不是完成的，这一点大家都没有异义，郭先生根本翻过来了。”【77】
甚至连“新思潮派”的内部人士何干之先生也看不下去了。他说：“在过去的八九年里，附和他的人极少，反对他的人极多。……但是自从1935年以来，郭沫若的中国历史观，好像复活起来。”【78】
作为中间派的王礼锡（《读书杂志》主编），对于郭沫若那一套论证逻辑，感到莫名其妙。他质问郭沫若，你的那个理论，即——“秦以后是号称为郡县，但汉有诸王，唐有藩镇，明末有三藩，清朝有年羹尧，就是一般的行省总督都号称为‘封疆天子’”——的观点，到底想说明什么？是想拿“统一”来作为封建的证据呢？还是想拿“诸王”、“藩镇”来当作封建的证据？既然都“统一”了，怎么还能有“封建”呢？既然说是“封建”，又何来“统一”呢？如果你要证明秦朝以后是“封建”的，那就应该前后一致。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难道就是你所标榜的“辩证法”吗？【80】
和胡秋原一样，王礼锡也不赞成“五阶段论”，而是倾向于“专制主义时代”这样的说法，认为在先秦封建制与近代资本主义之间应该有“一段专制主义时期的存在”。按照王礼锡本人的说法，秦朝至清朝这段历史时期的社会，是“中国社会发展中谜的时代”，并认为，这段时期是“专制主义政权的建立，是地主资本与商业资本的结合。”【81*王礼锡《中国社会型态发展史中之谜的时代】

《历史的侧面》（133）

后来，郭沫若的观点，就连有心偏向“新思潮派”的历史学家王亚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看不下去了。
王亚南说，如果将汉朝的诸侯、唐朝的藩镇也归结为封建制，这纯粹是“牛头不对马嘴”！【82】西汉分封诸侯、西晋分封宗室、唐代分封藩镇、以及民国开始时的各省都督，都没有封建的经济基础，只不过是一种“政治花样”，而且这些花样或多或少的最后都会演变成祸患。“如果你硬是要将它们称为封建制度，那也无妨，毕竟每个人都有遣词造句的自由。”可是你在运用这些词语时，一定标记清楚：“那是与周代封建制度截然两样的东西”才行，否则的话，就会出现歧义。所以，在王亚南看来，秦以后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封建社会了，因为“封建制度自有它独特的特征”【83】。
比如：
（一）封建制度主要以封土为基础；
（二）受封者对于封主，必须保有一种从属关系，且负有一种义务；
（三）领受封土时，必须经过一种称臣受职的义务仪式；
（四）受封者得以封土为财产，永远传授于子孙；
（五）封建制度最重等级，首长之下有附庸，附庸之下又有从者。从者对于附庸……如金字塔然；
……
王亚南还特别强调中国的封建制度是以“井田制”为经济基础的，所以，
“中国（自）井田制开始破坏那天，即是中国封建制开始崩溃的那天。井田制破坏完事了，封建制也就随之告终”。

王亚南（1901-1969）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历史学家，
曾翻译过《资本论》，并著有名篇《中国官僚政治研究》，WG时被迫害致死。
他有一句名言：“专制制度下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哑子，一种是骗子。我看上海就有专制制度的味道，上海就是少数骗子在统治多数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