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侧面》（148）

郭沫若此论一出，天下哗然，没有人能够弄明白他那一套“高深莫测”的理论究竟是从何处而来、又要到何方而去？只感觉他的论证逻辑行踪诡秘，走位飘忽，一会儿用“封建的论据”来证明“郡县”的观点，一会儿又用“郡县的论据”来证明“封建”的观点，神秘莫测、喜怒无常，已经到了神出鬼没的地步。
没人能够真正理解他究竟要表达什么，就像没人能够真正理解他的内心世界一样。大家只觉得他的理论就像一坨臭狗屎，污染了整个学术界，不但臭气熏天，而且臭名远扬。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一坨臭狗屎，不仅在社会学领域激起了民愤，更是惹恼了另外一个学术群体，就是——国学界。
按理说，国学界的大师们对于此次论战，一直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对于这帮“生瓜蛋子”【96】的讨论漠不关心，冷眼旁观。因为在他们看来，“封建”一词早已有了定论，根本没有争论的必要，指的就是“封邦建国”、“封土建侯”的意思，没有其它乱七八糟的意思。而当时参与论战的年轻人，大都是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刚刚走出学堂不久，还没有经严格的史学训练，对社会学的知识也是知之甚少。他们大都凭借一腔热血和两三本来自于苏联专家的参考书就厉兵秣马、磨刀霍霍、挥舞着刀枪，仓促上阵。这样的学术水平自然不会高到哪里去。所以，在当时史学家的眼里，这样的论战实在是太低端，也太没有档次，根本算不上是学术上的论战，只能算是一些网络喷子凭着自己有限的知识，敲敲键盘，打打嘴仗、放放嘴炮，过过嘴瘾。纯属吃饱了撑的，没事儿干，闲的蛋疼！按照胡适的说法就是：
“抓住几个抽象名词在那里变戏法”，说来说去都是“变名词的把戏”。
可是，郭沫若的论断一出，不一样了。因为他的观点实在是太古怪、太奇葩、也太气人了，居然把秦始皇说成“完成了封建制的元勋”？这不是瞪着眼儿说瞎话吗？
人可以无耻，但不能无耻到这种地步！
很多国学大师实在受不了了，纷纷站出来批驳郭沫若的奇谈怪论。
比如，

《历史的侧面》（149）

比如，钱穆先生。
钱穆于1939年写了《国史大纲》一书，对郭沫若以及当时流行的混乱的封建观进行了猛烈的抨击。钱大师说：
“近人好言中国为‘封建社会’，不知其意何居？如果从政治体制上说，中国自秦朝以来，就是大一统的局面，已经是郡县制了，已经没有世袭的封君，何来‘封建’？如果从学术上看，自先秦的诸子百家开始，学术已经流于民间，不是贵族阶层所独有的东西，普通百姓也可以做官（白衣卿相），这也不是‘封建’？”【97】
钱穆还质疑西方历史分期的普世性，他说：
“何必削足适履，谓人类历史演变，万逃不出西方学者此等分类之外？”
意思是说，你们这帮糊涂蛋，总是拿欧洲的模式来生搬硬套中国的历史，这样的行为你们不感到可耻吗？！
比如瞿同祖。
瞿同祖于1937年出版《中国封建社会》一书，广征博引中外关于“封建”一词概念的界定。并得出结论，“封建时代，应当从周代起”。

《历史的侧面》（150）

比如顾准。
大才子顾准，终身不承认中国存在过奴隶社会，他曾写道：“中国的历史学家闭起眼睛跟斯大林走，现在读郭沫若《奴隶制时代》、李亚农的《史论》，觉得他们实在可怜。”【98】
尽管顾准没有谈及中国是否存在过“封建社会”这样的问题，但他明确地称呼秦以后的中国为“专制主义国家”，拒绝使用“封建社会”这种似是而非的概念。
比如说胡适。
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里认定，“封建制”到了战国、秦汉时期就已经基本结束了，转而进入到“专制的一尊主义”的时代。
胡适还说：
“一班浑人专爱用几个名词来变把戏，来欺骗世人，这不是小事，故我忍不住舀之处他们的荒谬。”

《历史的侧面》（151）

比如王亚南。
王亚南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早年曾翻译过《资本论》，对于马恩的原始教义具有很深的造诣，所以，对于郭沫若那一套反马克思主义的奇谈怪论一向是嗤之以鼻。他说：
“言中国封建制度，以见于周室者为代表……”【99】
也就是说，中国的封建制度在周秦之际就已经慢慢解体了，如果将周代的“封建”覆盖到秦汉以下，是犯了时空混淆的错误。
比如说严复。
严复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翻译家，教育家，“信达雅”翻译标准的制定者。他翻译了很多西方名著，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自然科学类别的著作。比如，赫胥黎的《天演论》、孟德斯鸠的《法意》（也就是赫赫有名的《论法的精神》）、以及亚当•斯密的《原富》（原名《国富论》）。
严复早年在翻译亚当•斯密的《原富》时，将西欧“feudalism”的概念首次引入到国内。不过，在选择中文名词与之相对译时，却犯了难。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你实在是找不出一段历史时期能够与之相对应。如果非要找出这样一段，那么西周时期无疑最为典型。
所以，一向以严谨著称的严复在翻译此书时，不得不采取了音译的方式，也就是将“feudalism”直接翻译成“拂特”，或“拂特之制”。

《历史的侧面》（152）

后来，严复先生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发现feudalism（或feud）含有“封土”、“领地”、“采邑”的意思，而这个意思正好与中国先秦时期的那种“封建制度”相类似。所以，到了1903年，他在翻译另外一本著作《社会通诠》时【100】，有意识地将feudalism翻译成“拂特封建”，或干脆翻译成“封建”。由此也拉开了中国“封建”与西欧的feudalism相对译的序幕。
据说，严复为此还颇费了一番心思，用他的话来讲，就是——扔掉手中笔，还直叹息，满屋子乱转，不知如何翻译是好（“掷笔太息”，“绕室疾走”）。
在严复看来，中国的封建时代上起唐虞（尧舜时代），下迄周代，秦朝以后就不是了。不是封建又是什么呢？按照严复先生的说法叫做：“霸朝”（即专制帝制）【101】
但是，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严复发现封建的政治制度虽然到了周代就已经结束了。但是，维系西周封建的那一套“宗法制度”却顽强地存活下来，并在秦朝之后的两千年里，一直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从政治制度到经济运行，再到人们的思想意识，都没有摆脱封建宗法制度的影响。所以，严复先生又认为，中国四千多年的宗法社会实际可以分成两段：
一段是秦朝以前的封建时代；
一段是秦朝以后逐渐向“军国社会”转变的时代。
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

《历史的侧面》（153）

除了这些学者之外，阵疯还可以列出一长串的大师名单，包括著名的国学大师和知名学者，比如：王国维、顾颉刚、陈寅恪、章太炎、梁启超、李剑农、周谷成、熊十力、梁漱溟、侯外庐、季羡林等人，他们几乎无一例外都不承认“秦至清”这段历史时期是什么“封建社会”，更不承认商周时期是什么“奴隶社会”。
至于赞同郭沫若那一套奇葩理论的大师级人物，阵疯可以负责任地跟你说，一个都没有！
因为这是学术，不是搞笑。
我们不能总是自娱自乐！
除了这些国学大师之外，还有一些外籍专家和一些研究中国历史的汉学家。比如，英国的李约瑟、美国的费正卿（J.Fairbank）、日本的西周、德国的韦伯（Max Weber）等等，他们不管是出自于恶意、还是善意，都拒绝承认“秦至清”这段历史时期是“封建社会”这样的论调，而是全都斩钉截铁地认为中国真正的封建社会要么没有、要么只存于秦朝之前。
当然了，持相同观点的还有一个文化圈子，就是当代海外的华人圈，比如：黄仁宇、唐德刚、王元化、林志纯等人，至于他们理论上细节，阵疯在这里就不描述了，读者可自行查阅。
好了，说完了这么多的学术专家，我们再提一位大人物，这位大人物是一位革命者，他的名字叫做孙中山。

钱穆（1895—1990）
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

顾准（ 1915－1974）
经济学家、会计学家，当代学者，思想家

严复（1854—1921）
启蒙思想家，教育家，翻译家

《历史的侧面》（154）

中山先生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也是中国共和制度伟大的开拓者，作为中国人民的国父，他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操碎了心，也耗尽了毕生的精力。
然而，在他光辉而灿烂的一生当中，却从未提出过类似“反封建”这样似是而非的口号。虽然他也曾经呼喊过很多革命口号，比如“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三民主义”……可唯独没有呼喊过“打倒封建主义”这样的口号，也从未将“封建”作为斗争的对象。即使是在“五四”时期那个最火爆的年代，中山先生也保持了刻意的清醒，从未改变过自己的初衷。
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晚年仰慕俄国革命，称列宁为“人师国友”，但是对于从苏联那里下载而来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说法，却丝毫不感兴趣。他只采纳了后者（当时称“次殖民地”），果断放弃了前者。
中山先生终身不承认“半封建”这样的说法。
这主要是因为，孙中山是一位革命家，而不是寻常的机会主义者或者政客。他深知中国的国情，也精通中国的历史，当然知道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是谁，以及应该革谁的命！

《历史的侧面》（155）

在中山先生看来：
中国革命的首要目标应该是——反专制！
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废除帝制，实行共和”——也就是废除自秦朝以来实行了两千多年的专制帝制，建立近代的共和制。
因为这才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方向，只有消灭了“专制帝制”，我们这个民族才有出路，才能够真正摆脱“一治一乱”的朝代循环，最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所以，孙中山一生都在反专制，或者说，在反对“君主专制”，而不是反对什么早已消失了的“封建”！
另外，孙中山是一位革命家，同时也是一位文学发烧友，有事没事总是喜欢写上那么两笔。但是在他的个人文献和著述当中，你永远寻找不到有关“反封建”的内容。按照他的标准：
“满清政府者，是君主专制之政府，非国民公意之政府也。”【102】
至于对中国历史的架构，孙中山看得也很清楚，他说：
“欧洲两百多年以前还是在封建时代，和中国两千多年前的时代相同。因为中国政治的进化早过欧洲，所以中国两千多年以前，便打破了封建制度……”【103】
在孙中山看来，所谓的“封建之制”在两千多年之前就已经基本结束了，现在又何来封建之有呢？我们现在闹革命，不能想一出是一出，一定要瞧准革命的对象，不要像公牛闯进瓷器店，不管好东西坏东西，一通胡撞乱砸，那样做只会扰乱斗争的方向，是对革命事业的一种干扰。

孙中山（1866—1925）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

《历史的侧面》（156）

然而，斗争归斗争，论战归论战，此次“中国社会史论战”在没有得到令各方面都很信服结论的情况下，就匆匆结束了。这倒不是各派的战士们不用心，而是抗日战争爆发了，整个中华民族都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当中。
至于那些参与论战的队员，也都一哄而散。他们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全都偃旗息鼓、收兵回营。在这些人员当中有参军的、有参政的、有参战的，当然还有不少当汉奸的。至于秦朝之后究竟是个什么类型的社会，似乎成了一个难解的话题，被无限期搁置。
然而，要问“封建社会”的概念在49年之后的中国大陆是如何被最终定型的，也许何怀宏先生的一句话说的特别好。他说：
“决定大陆后来几代人对中国历史的封建社会的概念，并不在上海的阁楼上，而是在延安的窑洞里。在这一过程当中，毛泽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04】
这段话后面还有很多，但是我们就不再引用了，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到他的著作里自己去寻找。
一般认为，今日在中国大陆流行的封建观（指：认为秦朝至清朝这一段历史时期是封建社会），是一批大陆历史学家（比如范文澜、翦伯赞、郭沫若等人）遵照毛泽东的最高指示，然后在学术方面有所“发挥”才最终形成的。然而，经过武汉大学冯天瑜教授的长期研究，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准确。

何怀宏（1954～）
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北大教授

《历史的侧面》（157）

实际上，这种封建观的形成，并不是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形成的，与之相反，毛泽东在其中只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按照冯教授的说法，这种“泛封建观”，先是由郭沫若等一批人首先阐发，使之成为一种论调，然后由一些喉舌机关在社会上广泛传播，使之成为一种潮流，最后，毛泽东又采纳其说，使之得到强化，再通过毛泽东本人的影响力和示范作用，使这种“泛化”了的封建观（冯天瑜语）最终成为49年之后中国大陆学者普遍接受的“常识”。为此，冯教授还举了一个有关“资本主义萌芽”例子。
冯教授说，在1939年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原文上，并没有“资本主义萌芽”一说。这样的提法是在建国之后重新修订《毛泽东选集》时，才后加进去的。当时一批专家学者对该文进行重新修订，建议增加一些“资本主义萌芽”的内容，后来，这个建议得到了毛泽东的许可。而“泛封建观”的形成也是如此，并非是出自于毛泽东的授意，而是毛泽东被动的接受了这种观念，反过来又使其扩大化【105】。
其实，像毛泽东这样的领袖级人物，对理论本身谈不上任何兴趣，他们更在乎的是权变，因追逐权力而做灵活的变化，因灵活的变化而又获得更多的权力。理论对于他们而言，永远都只是工具而已，合适就拿过来用一用，不合适就一脚踢开。和所有的政治家一样，他们不需要太过高深的理论造诣，也不需要成为该领域的专家，他们必备的只是深刻的洞察力和敏锐的辨别力，可以在纷繁复杂的言论当中，及时捕获正确的声音。
这种人思想敏锐，灵活机变，悟性奇高，可以在没有系统的专业知识的情况下，一下子抓住问题的本质。这种人在对话里学习，在提问时思考，在辩论中升华，在实践中顿悟，可以在政治领域得到让普通人无法接受的、剥离了道德和七情六欲之后的“客观”事实。
而领袖这样的作风，反过来又深深影响了新思潮派的学者们。

《历史的侧面》（158）

作为“新思潮派”的主将，吕振羽、翦伯赞这两位历史学家向来主张“西周封建论”，也就是承认西周是封建社会，同时又认为从西周一直延伸到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全都是“封建社会。
当然了，西周是封建社会，这一点确定无疑，但关键问题是：如何处理秦朝至清朝这一段历史。因为从历史的表现来看，这一段历史并不是封建的，而是皇权专制的，如何处理这一段历史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为了迎合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最高指示，吕、翦二人不得不做出妥协，在原有理论上进行二次改造，使之务必“封建”起来才行。
那么如何才能使之封建起来呢？
吕、翦二人采取的方式就是——“和稀泥”
也就是居中调和，我们承认西周是封建社会，同时又认为秦朝以后的社会形态是西周封建的一种“变态或延长”，或者“变了种的封建社会”。这样一来，既可以保持“封建”一词原始含义的不变，又可以和苏联那一套二手理论相配合，也算是一种无奈的折衷吧。
这样一来，就有了毛主席那句著名的论断：
“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106*】
你看，毛主席也是认同“西周封建说”的，并不认同郭沫若那一套奇谈怪论。
不过，吕、翦二人的“西周封建说”虽然在学术上打了马虎眼，却也有其自身不可逾越的障碍，就是他们把西周定义为“封建社会”，这是从“封建”一词的政治含义出发的，可是到了“秦清封建”那里，如果也从政治含义出发，那就行不通了。因为，先秦是封建制，秦朝之后是郡县制，这是古人早已规定好了的，你没法质疑，也没法改变。
怎么办呢？

《历史的侧面》（159）

有办法，吕、翦二人采取了当时很多人都使用的一种颇为流行的方法，就是将“封建”一词向“经济学”转化，认为——一切建立在“土地私有制”基础上的“剥削关系”，都可以笼统地称之为“封建经济”。
大家注意啊，这里碰到问题的关键啦！
在这些人看来，凡是建立在“土地私有制”基础上的“剥削关系”都可以认定是封建社会的“本质”。
如果单从逻辑上说，这样的说法也许就是“对”的，因为不管是先秦的领主制、还是秦朝之后的地主制，都是封建领主或者郡县的地主，通过对土地的私人占有来剥削劳动者。不管是最早的劳役地租、实物地租、还是后来的货币地租，都体现了这样剥削关系。
可问题在于，既然你要强化和突出这种关系，为什么不另造新词儿，比如“剥削社会”、“土地剥削社会”这样的词汇来形容呢？为什么偏要把一个已经固化了两千年的词语强行拉过来，夺人所爱，用它来称呼呢？这不是半路里截胡、洞房里抢亲吗？也太让人反感了吧！
这也难怪大学问家胡适，称这场论战为“变名词的把戏”，算不上是学术的论战。
然而，当初的革命者之所以还会这么做，自然也有他们的道理。关于这一点，除了必须要跟上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节奏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样的做法——非常有利于革命的动员。

《历史的侧面》（160）

我们知道，发动群众起来闹革命是一件非常劳心费神的事儿。除了要凝聚社会的共识之外，还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鼓舞大众。
当然了，仁义道德可以包打天下（干戈载戢）这样的鬼话最多可以骗一骗自己人，对于社会群体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要晓之以利害关系，只有“利益”才能最终打动绝大多数人，尤其是对于“农民”这个最难被发动、也最难被组织的群体来说，更是如此。你要想把他们发动起来闹革命，就必须有一套过得硬的利害关系来说服他们才行。让他们明白自己的处境，以及造成这种处境的最根本原因。这在革命战争年代是很不容易的。而且，当时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都很低，理解不了太过高深的革命道理，你跟他们讲什么是封建，什么是郡县、什么是领主、什么是地主，他们也不爱听啊，就算他们爱听，他们也能理解才行啊。就算给他们讲明白了，革命的时机也早就过去了，得不偿失。
所以，切实而可行的做法是将革命的理论简单化、精炼化、朴实化，使革命理论简单易行，革命口号朗朗上口，这在革命年代显得尤为的重要，也可以把它当成一种斗争的策略吧。所以说，对于那些革命先烈我们不能完全地责怪他们，认为他们有意歪曲历史事实。他们这么做，也有那个时代的不得已。
人都有时代的局限性嘛，任何人都一样，包括你和我。
所以说，“西周封建论”的历史地位也不能一概的抹杀。

《历史的侧面》（161）

但是，郭沫若那一套理论就不一样了，他那一套乱七八糟的东西完全可以用学术垃圾来形容。因为实在是太古怪、太诡谲、太奇葩了，完全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力，也完全地超越了那个时代人类应有有的逻辑认知。它既不是学术的，也不是历史的，甚至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它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讲究真理、追求实事求是的真精神，对后世可谓遗害无穷。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按照他的逻辑，“封建”一词的原始古义（封土丰臣、领主采邑）被完全被抛弃，从西欧、日本那里逆向传过来的含义也被完全否决掉，然后再从实际的政治需要出发，生编硬造出来一大堆神一般的逻辑。
按照冯天瑜教授的说法，此种理论的推导过程是这样：
先将本来“依实定名”形成的关键词“封建”的固有概念加以剔除，然后根据所论时段（秦汉至明清）的社会特征概括出若干个标准来，然后加给“封建”一词充其内涵，再把这种重新制作的“封建”名号，冠于秦汉至明清这段历史之上。这种关键词内涵的异动，事关重大：由于“封建制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中国历史的宏大叙事相应发生剧变。【107】
和他的“老战友”陶希圣一样，郭沫若关于中国古史的分期也做了多次修改。在1930年之前，他将殷商列为母系氏族社会、将周代列为奴隶社会。到了1945年，他在《十批判书》里又将殷商重新划归为奴隶制社会。等到20世纪50年代，他又提出“战国封建说”。不过，无论怎么改变，万变不离其宗，都离不开一个大前提，就是：
“封建”非指一种国体或政制，不再取“封土建国”之义，而指一种社会形态，其特点约为苏俄理论界提出的封建社会三条标准（农奴制、农业自然经济、超经济掠夺），从而确认战国至明清两千余年为封建社会。【108】

《历史的侧面》（162）

由此，中国的历史学界也发生了一次乾坤大挪移，其造成的损害不亚于自然界的一次大规模海啸和地震。它将本来用于修饰先秦时期政体制度的名词，彻彻底底地转变成经济学的术语，然后再强加给秦汉之后。
这种“概念上的误植”和“时空上的倒置”，使得后世的学者在研究中国历史时，总是遇到各种难以名状的困难，乍听起来言辞凿凿，细究起来却似是而非，宣传起来信誓旦旦，可一归结到学术领域又模棱两可，总是让人摸不着头脑。比如，“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近现代中国的社会性质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等等。不但学生学起来困难，学者们研究起来困难，就连授课的老师、学背书的生，也是神经错乱的一塌糊涂。
当然了，这些还都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这种封建观的提出，掩盖了后世的很多事情，使得中国制度里的很多顽疾都被有意无意的掩盖了。
比如：
“封建”——这个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消失了的东西，我们今天还在不遗余力的反对着，这是选错了目标、找错了对象、树错了敌人，是重拳击打在棉花上。
“专制”——这个两千年来，对中国伤害最深的东西、也是最亟待解决的问题，却很巧妙的躲过了一劫，躲在黑暗角落里偷偷的笑。
“贵族”——这个秦汉以后逐渐消失了的物种，其“名称”却顽强的存活着。君不见，中华大地有那么多贵族学校、贵族子弟。素不知，秦汉之后无贵族，又何来贵族子弟和学校之有？难道有了点儿骚钱就可以称贵族吗？
“官僚”——这个自秦汉以来实际统治中国的政治集团，一直长盛不衰，直到今天仍然顽强的存活着，虽然他们换了一个新马甲，称作“人民公仆”，实际上仍然是人民的主人，可以骑在人民头上拉屎，任意的作威作福。
……
我们甚至无法通过“借古”来“讽今”，也无法对我们的现实生活做出正确的指导和恰当的评价，其用心之险恶真是昭然若揭。